改革开放论文篇1

二、倡导深学：围绕核心价值观要义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髓

加强学风建设必须大力倡导深学之风，力求真懂、真信。真懂，就是主要观点懂、精神实质懂；真信，就是思想深处信、灵魂深处信。倡导深学之风，必须改变学风建设中的满足于一知半解、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囫囵吞枣的态度。因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能担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重任的。”倡导深学的着力点，在于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义，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髓。党的十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价值表达。邓小平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因此，倡导深学之风，必须围绕核心价值观的要义，来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表达。因此，倡导围绕核心价值观要义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髓的深学，就要深化对中国体制机制的认识。目前，我国已有一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的制度体系。深学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要清醒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和体制，深化对中国体制机制变革的认识。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现有体制机制的特点和优势；另一方面，要清醒认识到现有体制机制的弊端和不足。“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要通过深化对我国体制机制的认识，努力在创新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上取得新进展，着力制定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政策措施，不断用好的政策措施来革除不好的体制机制，用好的制度变迁来替代不好的制度环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更加规范进步的体制机制保障。深学的一个重要方式，是积极开展理论研讨。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髓必须加强研讨，“理论研讨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为解决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逐步推广使用的一种方法。”理论研讨的实质，是采用研究、探讨的方式来进行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的方法。理论研讨有利于学习的深化，也有利于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启发。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把“加强和改进务虚研讨，深入研究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作为创新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重要举措。实践也一再证明，加强研讨是优化学风，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髓的有效方法。广东省委从2009年10月开始，新增每两个月一次的省委常委集中学习讨论会，在专家授课的基础上，展开互动交流，探讨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分别就“深化粤港澳合作”、“建设广东现代产业体系”、“节能降耗和资源环境保护”、“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加快自主创新”、“提升广东文化软实力”等重点课题，及时召开调研成果交流会，坚持边研讨、边决策、边落实，迅速将调研成果转化为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的政策和举措。深学必须高瞻远瞩，以世界眼光和发展眼光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髓。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全党同志特别是中青年领导干部务必加强学习和实践，使自己具有开阔的视野，学会敏锐地观察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种变化，始终走在时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要以宽广的视野，在全球的发展潮流中顺势而为，及时了解和分析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发展变化，应对风险挑战，抢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机遇。要加强战略思维，积极在大背景下思考本地本单位的科学发展。从思想深处彻底摒弃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心态，既要立足当前，脚踏实地干好本职工作，更要着眼长远，坚定不移地抓好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多干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的事，推动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深学必须建立完善学习机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管理，两者相互渗透，互为基础，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建立完善学习机制，是充分发挥管理制度在学风建设中的功能。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优化学风要靠自觉，更要靠制度。优良学风的一个重要指标，就要看是否有科学完备、行之有效的学习制度。学习涉及价值追求、习惯养成、精神感悟和实践运用，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沉淀，必须靠制度来保障，坚持用制度管学习、促学习。实践表明，建立健全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学习制度，对优化学风和促进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髓，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学习缺乏制度性保障，很容易造成应景式的短期行为，难免不流于形式、走过场。因此，倡导深学之风要在健全制度、完善制度，提高制度执行力上下功夫，通过督促检查、考核考评等形式，使学习由“软任务”向“硬约束”转变、由“抓活动”向“促常态”转变。

三、倡导善学：善于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积极反思治国理政得失

加强学风建设必须大力倡导善学之风，做到“善始善终、善做善成”。善学的关键，是坚持学以致用，把所学到的本领应用到实践中去。列宁曾经指出，“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迫使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一代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在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时，把“勤奋好学、学以致用”作为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首要方面加以强调。当前学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是不善学，有些党员干部食而不化、学用脱节。因此，我们要按照关于党的作风建设要“善始善终、善做善成”的基本要求，在学风建设方面既要有强烈的求知欲，也要有善于学习的本领。学习方法影响学习效果，善学必须改进学习方式。在对比中学就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对比是将两种不同现象或事物的属性、特点进行比较鉴别，引出正确的结论，寻求改革发展的新路。通过比较提高思想认识，是思想政治教育常用的一种方法。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比较才能知长短、见优劣、辨方向。通过比较可以积极反思治国理政的得失，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失误。“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起来的。”对比有多种具体方法，既可纵比，也可横比。纵比具有重要史实价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横比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有不断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中的精华，不断丰富自己，才能使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越来越科学。历史证明，通过善学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治国理政取得巨大成功。回顾我国的历史，从秦汉、隋唐、宋元一直到明成祖都是开放的，吸收了许多国外优秀文明成果。今天，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注重从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中学习提高，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注重借鉴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注重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得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结论，不断改进社会管理，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正是边实践边认识、边总结边探索、边借鉴边创新，“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而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就。同样，我们注重了治国理政的比较与反思，及时总结了经验与教训，发现和避免了工作中不必要的失误，少走了许多弯路。纵观古今中外历史，让我们清醒地看到，封闭致使泱泱中华这个领先世界的国家在近代大大落后，甚至导致挨打。痛定思痛，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实践中，看到市场在发达国家运行中的缺陷，我们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看到盲目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立即引以为戒，在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看到社会上出现了鼓吹“全盘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思想言论，进而导致1989的教训，因而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断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力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承继中华民族注重“和合”传统，及时借鉴国外社会阶层对立的教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这“既是对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外一些执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借鉴。”

改革开放论文篇2

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光辉历程中，统一战线是党团结和领导全国一切积极力量，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重要法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的重要作用，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创统一战线的新局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指出，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必然要求，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国际环境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发展的创新，对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统一战线的功能不断提升，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具有独特优势

1.凝聚功能不断提升

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就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了“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错误口号，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还要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是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技术和资金。统一战线包括了各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集中了许多文化名人、科学技术专家、学者等方面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集中全体人民聪明才智的智力库。为了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党和政府制定并落实了一系列提高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政策。迎来了又一个春天的广大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工作热忱，他们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有的创办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培养出大量社会急需的人才，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原工商业者、台胞台属、港澳同胞、侨胞侨属具有广泛的海内外社会关系，他们通过这些社会关系，为吸收建设资金、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牵线搭桥，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大旗，实行大团结、大联合的原则，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倍增器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把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各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意志、智慧和力量都凝聚到经济建设上来，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大大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民族凝聚力是维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是实现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团结合作的内在动力，它体现为中华民族对各民族的吸引力，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整体的向心力，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进入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成为突出的时代特征。资本的跨国流动和企业的无疆界经营，诱发了文化观念上的“全球主义”，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部分公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淡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剧变”以后，国际敌对势力以民族、宗教问题为突破口，通过多种途径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和破坏。西方发达国家还利用传播的网络化，通过国际文化交流，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很大威胁。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速转型的阶段，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使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经受严峻考验。统一战线的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几乎可以将所有阶层的代表人物吸引进来，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包容并协调各民族、各阶层、各行业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面对世情和国情的新变化，统一战线通过发挥其政治整合和利益协调功能，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提升的重任。

2.整合功能更加凸显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建设和社会其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也正趋于多样化，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必然导致许多新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出现，从而使得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急剧增多，并表现出政治参与的高涨，给现有的政治系统带来压力。近年来，我国群体性冲突事件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些新情况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发展时期，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及时反映社会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而根据不同利益群体反映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政策，有些人就有可能谋求政治体系外的利益表达渠道，从而直接危及到整个社会的稳定。这就给我们党提出了对正在变化的社会进行新的政治整合的历史性任务。“所谓政治整合，是指政党把有共同利益与共同目标的社会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形成协调稳定的相互关系，以实现党的政治目标。”这一政治整合任务完成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我们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和执政地位的得失，从而进一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成败。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组成的政治联盟，是党实现政治整合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和手段。

建立一个适合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能力的提升也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训练过程。在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的迅速增长和民主制度建设的循序渐进往往发生矛盾，导致国家政治的动荡，从而延缓现代化的步伐。我国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是一个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联盟。为了实现最大范围的大团结、大联合，统一战线能够求大同存大异，最大限度地包容各种社会群体的不同政治诉求，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我国各派的成员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有着理性的认识，对民主的本质和程序也有着较为客观的认知，他们代表和联系着特定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派作为参政党，可以广泛收集本党所联系的群体的意见和建议，并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等渠道，有效地把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要求通过体制内的途径表达出来，为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政治基础，从而增强了党的政治整合能力。

3.协调功能日渐强化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包括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还应该包括建立反应灵敏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以消除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两极分化的弊端。为了降低前期改革的阻力和风险，我国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改革的路径是先试点后推广、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沿海后内地。率先改革的地区和行业获得明显的政策优势而先富起来，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不断扩大，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在跨入新世纪后，我国出现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社会和谐又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达到均衡、协调发展的状态。统战工作的基本职能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事”，从本质上说，是做人的工作，是开展利益协调，从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各阶级、阶层、团体的团结，调动最大多数人的工作积极性。因此，统一战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很大的优势和作用。

“所谓统战工作开展利益协调，是指为使广大利益主体的求利活动受到适当制约所需的统战工作条件及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其目的在于促使各种利益主体普遍、长期、自觉地选择和坚持那些不损害并能有利于其利益主体获得正当利益的求利方式，使每一利益主体的求利活动都在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方向上进行，从而促使和确保各种利益主体的正当利益得以长期、持续地实现和较快的增长。”统战工作通过发挥民间社团、行业协会、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管理中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有效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劳动关系以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的主要途径。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扬“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扶危济困、共同致富、义利兼顾、德行并重、发展企业、回馈社会”的光彩精神，到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建功立业，是促进我国东中西部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的有效办法。团结教育战线上的广大知识分子，全面落实素质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优化教育结构，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变人口压力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发挥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加强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是加快建设有限、服务、高效、廉洁型政府的理性办法。随着国内矛盾减少，中华民族凝聚力就会不断增强，我国就能够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权，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二、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新的社会阶层成为新世纪新阶段统战工作的着力点

1.革命统一战线转变为爱国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与其他阶级、阶层、集团、党派和社会力量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结成的政治联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是不同的，统一战线的对象构成也会因此发生一定的变化。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括两个联盟，一个是劳动者(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联盟，另一个是劳动者与剥削者(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这是一个为社会主义改造服务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这个统一战线，领导全国各阶层各族人民，通过和平的方式，完成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70年代后期，我国国内阶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已经大大加强，农民已经成为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移到国家，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已经被改造成社会主义劳动者。各派由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转变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并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历来是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统一战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人民政协应当积极开展工作，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台湾早日回归大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1979年9月，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称为“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正式称为“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名称的变动，反映了国内阶级状况和整个形势的根本变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把国内外、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充分调动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和壮大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范围应以宽为宜，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

2.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两个联盟”的形成

1982年5月，全国第十五次统战工作会议把爱国统一战线的统战对象列为十个方面：派；无党派知名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干部；起义和投诚的原军政人员；原工商业者；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爱国的宗教领袖人物；去台湾人员的家属和亲友；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归国侨胞和国外侨胞。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统一战线的范围和规模得到扩大，形成了两个范围的联盟：一个是由大陆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一个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两个联盟的形成，使统一战线完成了新旧两个联盟的转换，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统一战线也存在两个联盟，即劳动者(工人和农民阶级)之间的联盟、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如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革命统一战线是阶级联盟，从本质上讲，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是政治联盟，从本质上讲，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大陆内部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个体劳动者、私营工商业者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的联盟构成爱国统一战线的主体。大陆以外的港澳台胞、国外侨胞可能是不接受社会主义的，但他们在向往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赞成“一国两制”，拥护祖国统一，并在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客观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新时期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把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团结起来，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3.新的社会阶层成为新世纪新阶段统战工作的着力点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渐进式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就是使农民成为自主安排生产的市场主体。从计划经济束缚中解脱出来的亿万农民焕发出巨大的热情和活力，有效地解决了自身的温饱问题。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为我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并不断深入发展，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经济利益、政治权力、社会声望在全社会重新分配，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兴阶层。在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对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产生影响。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新世纪新阶段的爱国统一战线表述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2006年全国第20次统战工作会议将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扩大十五个方面：各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原工商业者；起义和投诚的原军政人员及眷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去台湾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成为新世纪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

“科学地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状况，历来是党制定统一战线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建立、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的基本前提。”在我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之前，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阶级联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以其非凡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指出统一战线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统一战线的范围和规模得到扩大，形成了两个范围的联盟：一个是由大陆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一个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给统一战线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使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世纪新阶段的统一战线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统战工作的范围日益出现由小到大、由窄到宽、由上层人物到下层人物的扩大的趋势。统战工作从政治领域日益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领域，从大中城市不断延伸到农村和基层，从公有制领域越来越扩展到非公有制领域、从海内延伸到海外，也由此引起统战工作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

三、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不断创新，呈现出开放性、社会化、网络化特点

1.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是解决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推动统战工作发展的“跨江之桥”和“渡河之舟”，是统一战线运行机制的外在表现形式。内容决定形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性质的变化决定了统战工作方式的转变。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正在逐步消失，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统一战线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等等，还是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只能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法来解决。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概括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一团结”。1957年以后，由于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被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使统一战线受到严重的损失。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虽然落后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但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已经不再存在，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统一战线内部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总的说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是统一战线内部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和根本愿望。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总题目，按照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坚持正面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积极帮助各方面的党外人士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取得新的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改革开放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拉开了收入差距，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打破大锅饭的同时，又出现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的问题。由于收入分配的持续扩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内部结构和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从中产生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拥有相当财富的高收入企业主阶层。社会流动的加快，阶级阶层的分化，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产生，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人民内部的关系和矛盾趋于更加复杂和紧张，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新问题。近年来，我国群体性冲突事件成高发态势，数量不断上升，规模不断扩大，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表现。这些矛盾的产生，不排除境内外主义敌对势力从中利用、策划、挑拨的可能，但主要还是物质利益分配不公正及其由此引起的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宗教意识的冲突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通过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筹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遵循“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用民主的、讨论的、批评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统一战线人民内部矛盾中的思想问题，还是行之有效的。

2.统战工作的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协商的方式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不仅包括祖国大陆拥护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而且还包括拥护祖国统一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但他们并不一定就认同社会主义。统战工作要根据“一国两制”的要求，树立求大同存大异的观念，善于求祖国统一之同、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异，因此，平等商量、互相切磋的民主协商就成为达成共识、增进团结的主要方式。“民主协商是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主要方式，是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重要原则，也是统一战线开展工作和活动的主要方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多样化方向发展，新的利益阶层和组织群体不断涌现。市场经济中的各种主体都应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参与政治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与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民主协商成为我国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现当家作主的一条重要途径。

“民主协商的要旨在于决策前的充分协商和讨论，特点是尊重各方，照顾少数。协商前认真做好准备工作，使参加协商的各方面人士全面了解有关情况，并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考虑和酝酿。协商中从善如流，凡是能够采纳的意见都采纳，不能采纳的说明情况和原因。”中国共产党和个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就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不仅重视决策的结果，更加重视决策过程的商讨，为社会各阶层、团体以及个人的利益诉求提供民主选举之外的另一条渠道，扩大了政治参与的途径，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合法性。《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对民主协商的形式作了具体规定。政治协商有两大类：直接协商和间接协商。直接协商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民主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三种形式讨论大政方针，听取意见。间接协商就是中国共产党与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在人民政协中的合作协商。人民政协是我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在人民政协中，各党派以政党的名义参加会议，发表意见，提出提案。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并对民主协商的内容和程序作了具体规定，使民主协商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3.统战工作开始呈现出开放性、社会化和网络化特点

改革开放论文篇3

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成绩和经验的洞明，又是对深化改革、更好地开放的深刻揭示。

一、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我们特别怀念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特别思念它的带头人邓小平同志。诚如同志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在复出后，首先身体力行的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

十年的那场浩劫，使我国经济走上了崩溃的边缘，各级政府已几近瘫痪。内乱造成的危难局面、人为形成的各种矛盾加暴举，让不少人肉体和灵魂莫名地受到极大的摧残，还有不少人冤死在执行错误路线的“自己人”手里。人们惊恐万状，人际关系隔阂。尤其是思想的禁锢，人们变得圆滑世故、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只说粉饰太平、不关社会痛痒的大话、套话和大言欺世的空话，而社会正义不得伸张，是非曲直无处倾诉。忧国忧民的人心急如焚，刚直不阿的人敢怒不敢言，唯恐投机分子给上纲上线，抓辫子、打棍子。一时间，观望派、逍遥派比比皆是，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地被削弱挫伤。粉碎“”后，全国人民重新获得了解放，人们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希望尽快改变国家混乱不堪的局面，能放开手脚去大干社会主义。而“两个凡是”又画地为牢、深闭固拒，严重阻碍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又一次大伤了中国人的元气和魄力，人们的思想再一次陷入迷茫的泥淖。邓小平同志复出领导岗位后，直面人们的大喜大悲与怒不可遏，忧愤地顶着“”的高压，毅然决然地实行全面整顿。他利用各种工作时机，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精辟明快、高屋建瓴的话语，深入浅出地启迪人们去思维，用一系列谈话解放人们的思想。以提高认识为突破口，探索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对于解放思想的目的性和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断在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是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以他勇于斗争、善于内省的独立思考精神，用解放思想为先导，扭转了局面，摒弃了墨守成规、执迷不悟者的错误。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地评价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号角。

解放思想，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批判“唯生产力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全国各行各业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闸门。使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确立起来。获得新生的干部群众在科学战线，文艺战线以及各行各业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智慧，新思想、新举措、新成果层出不穷，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来没有这么昂扬，这么意气风发。

回首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正是人们思想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活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思想转变过程。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践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里程碑和重要标志，成为粉碎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并获得巨大成功。它为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以及而后的农村经济改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股份制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提出，实现“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发展的条件。

二、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快速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坚持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应该吸收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指出要不囿于姓“社”和姓“资”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谋求发展。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坐地保守到改革开放，这是粉碎之后我党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其间确立的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是解放思想获得的巨大收获。它和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成为90年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回答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的思想创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实现了从邓小平到再到几代领导集体传承力持的求真务实谋发展，推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炬接力。

由于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加到26269亿美元，GDP增长了12.3倍，年均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速，人均GDP已达2010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了法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四。从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沿的国家变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由于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全球影响力大大提升，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已达70多个。我们在30年的时间里城镇人口达到近6亿，有2亿农民摆脱了贫困，13亿人初步达到了温饱和小康，实现了从贫穷一温饱一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部分领域进入世界前列，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我们的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公布的，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上年的第17位升至15位。我国的香港、澳门也极尽自己的优势、海峡两岸的互利合作捷报频传。外商投资、外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骤然增多，“复关”与“入世”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已成定局。改革开放不但促进了经济、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其他领域的国际化进程。中国从封闭、贫穷、落后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充满活力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谁都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是我们国家振兴的活力源泉。

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符合党心民心，合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也让我们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与所有国家和地区普遍交往和合作，有利于我们知此知彼，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寻找更多的机遇，更能发挥中华民族的创造、奋斗精神，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旧观念和不合时宜的思维框架。在十七报告中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

1.新时期仍然要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采取怎样的行为路径，对改革开放认识的高度和广度。将决定革故鼎新的强度和热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史无前例的，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我们只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甚至螳臂当车。为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上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去积极探索，兴利除弊。“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

2.在深谙世情、国情、党情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同志继续解放思想的召唤，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决新课题，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境界的关键，是对党的政治智慧、决策能力的新考验。

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情形长期存在，我们的机遇和挑战都在增加。我们应认真地与世界飞速发展的情势相对照，与中外反差相比较，通观国情。明察于外。在了然把握世界态势的情况下给自己找方略、寻空间，与他国合作互利，优势互补，积极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参与世界分工。面对国际市场的掣肘，我们更要抓核心产品、要害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发展，主动、尽快地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不受别人牵制，除了扬长避短，转化劣势，寻找差距和不利因素外，更要从13亿人的可持续发展找出路，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出台培育国际化人才的机制，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利用，开发高科技产品。

改革开放论文篇4

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理论依赖于实践的角度来讲，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立足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革命。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述了改革开放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

一、改革开放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开拓性的伟大实践，不断创造和积累着加快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鲜经验。这就为我们党据此作出合乎规律性的理论创造、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不竭源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建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国有企业改制。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正是这些伟大创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不竭的源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深层的根据，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历史再一次说明：丰富多彩、生动变化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保持蓬勃生机和活力的永恒源泉。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在这一实践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一实践中，人民群众为了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必然要以当年马克思所赞赏的那种首创精神进行探索，不断创造和积累各种新的经验，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提供鲜活生动的“原材料”。邓小平曾说过，改革开放中许多新东西、新经验，都是群众自己创造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东西拿来进行概括和提炼，使之上升为理论，用以指导全局。改革开放越是深入，人民群众创造和积累的经验就越丰富，我们党就越有条件作出新的理论创新，就越能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篇章。二、改革开放增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优势

改革开放构筑了联通中国与世界的广阔平台，有利于我们党在广泛吸收当代人类社会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情作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概括，不断增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优势。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理论，它在本质上是整个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意味着仅仅依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它广纳博采世界优秀的文化遗产。合理吸收当今世界先进文明成果。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大功绩，就在于它把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历史地联通起来，使我们更有条件去接触和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科学的新思想、新成果，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我们一方面研究、分析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吸收和借鉴了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提出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既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同时也包含着当今世界进步人类的智慧。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时代性和开放性特点，展现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今天，我国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改革开放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道路上，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才能不断增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优势。

改革开放论文篇5

政治文化是围绕当代社会政治、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过程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与社会心理反映，它包括政治意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道德、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等方面。每个国家都有与自己的政治体系和历史发展阶段相关的政治文化系统，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

政治文化是由多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在整个系统中各种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有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政治文化居于从属地位或次要地位。我们将政治文化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主导政治文化，居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政治亚文化。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为整个政治文化体系摄定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使整个政治文化形成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倾向，并因此而影响整个政治文化的面貌。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各种政治亚文化间的认同和共识得到有效的发展，各种政治亚文化有了协调的基础。

建国以后，在文化上我们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适合了时代的要求以及新中国政治文化转换的需要，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凝聚和整合功能，主导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断探索、试验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所包含的集体主义观、民主观、法治观和爱国主义等构成了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应当说，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是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加上建国以后所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严重的个人崇拜使得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蒙上了传统专制主义的阴影，等级观念、人治观、义务观等等封建政治文化的观念大量沉积，造成了主导政治文化的严重扭曲，给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害。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使过去曾一度被扭曲的政治文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轨，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成为人们解放思想的理论动力，凝聚人心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在肯定邓小平理论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同时，在党章中载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明确提出了在新的世纪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目前，邓小平理论已成为我们的主导政治文化，这种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它对其他政治文化的指导作用体现出来的。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观点上的统一作用。政治文化就其性质而言，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它必然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现象，并提出有关的政治观点。在我国的现有政治文化体系中，多种学说并存。针对一定的政治现象，各种学说必然会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因此就有必要对这些学说在政治观点上加以统一。在当代中国，我们是用邓小平理论来加以统一的。这就是说，对于其他各种学说，在重大的基本政治方面必须要求它们跟邓小平理论保持一致。比如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第二，政治文化活动方面的规范作用。政治文化是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背景，因此，政治文化不仅仅表现于理论观点方面，而且表现于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活动方面。这种政治文化活动通常具体表现为具有不同思想意识的人运用不同的观点对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政治文化活动还具体表现于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在多种学说并存的条件下，必须要求有一种主导政治文化来对政治文化活动发挥一种规范作用。正如伊斯顿所说：“任何系统都具备一定的主导政治价值，它们会给政治行为规范和结构排列确定基调和方向”[1]。在当今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才能起到这种规范作用。第三，方法论上的引导作用。邓小平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学说或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对其他学说均具有引导作用。例如，邓小平理论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利益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全面看问题的方法等等，都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科学方法，这些方法对其他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社会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政治合法性的变迁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权威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适当的决策及政策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适应环境变化，保持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做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赢得广泛的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民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因此，政治合法性表现为人们对政治体系、政治权威的认知、评价和态度等方面，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研究合法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国政治合法性经过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其合法性类型的更替经过了大致封建社会身份趋向的传统合法性到建国后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魅力型合法性基础，再到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的以经济增长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合法性类型，最后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代中国领导层一方面继续巩固邓小平时代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探索新的合法性基础等几个不同的阶段。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政权都是建筑在传统合法性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合法性危机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也动摇了王朝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身份取向的传统合法性。但从破坏传统合法性到建设理性-民主型的合法性，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新中国建立前，民族独立与国家的统一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势力不得不从民族主义中寻求合法性的来源，但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是我们党要求民众支持和统治合法性的支柱。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过程中，由于长期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人的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问题，而忽视经济建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单纯化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调控，这一合法型诉求加之对领导人个人魅力和威望的盲目崇拜，终于导致了“文革”的混乱。“文革”结束后，随着传统合法性的消失，“两个凡是”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形势的发展表明，执政党的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深切地感到我们党统治的问题。早在1979～1980年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就强调了经济成就对于政治稳定的关键作用：“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他就站不住。”“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方面的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2]显然，经济增长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途径，被邓小平视为新时期我们党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没有忽视既有的意识形态基础。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他明确提出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的底线，即无论经济增长有多重要，它必须与此原则保持不冲突的状况，这就是以经济增长为合法性来源与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

经济的增长所提供的合法性资源适应了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客观需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所提供的政治合法性是有限的，这是因为经济的增长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使其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成比例的迅速膨胀。许多“政治系统不能很快提高满足要求的能力以适应来势快的多的政治抱负和期望的高涨，这样就使政治体系陷入了困难”[3]。事实上，许多政府保持了较高的政绩，但其政权合法性还是受到了削弱，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中民主化、社会公正、自由等价值观目标受到了忽视，这种代价与该政权有关，从而减少了公众对该政权的支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自由、民主、契约、公正等价值观正在上升为人们的普遍追求、信仰的东西。加之政治世俗化对人精神的解放，“人民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4]。因此，经济增长所能提供的合法性资源可以说在逐渐削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继续维持合法性现状，另一方面则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进程明显加快。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大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治国”的方略是我们党适应时代要求，探索建立现代法理型合法性的一项重要举措。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法理型合法性基础正在建立。

三、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世俗化的政治文化是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对称，是根据现代社会模式实施自我民主性更新的政治文化。帕森斯认为，世俗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世俗文化用明确的方式而不是用笼统的方式、用中立的方式而不是感情的方式来观察客观事物，世俗文化向普遍性的标准和概念而不是与某些单一独特的标准看齐，在评价和录用个人担任社会角色时世俗文化重视成就，而不重世袭地位[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越来越移向世俗化、理性化的端点。

1.公民民主法制观念增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强调各市场主体依照规律平等竞争、公平交易。随着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意识逐渐增加。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6]“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7]。社会主义民主成为新时期人们的共同理想和追求。与社会主义民主观相适应，人们的法治观也逐步增强，社会生活法律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诉诸解决问题的方式逐渐由找“长官”转向找“法官”，这表明公民开始确立依法有序表达意志和要求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2.政治价值观念日益世俗化，利益成为人们判断事物的主要价值尺度。在个人方面，人们更倾向于追求知识、财富和个人的自我实现；随着经济与科技的进步，人们拥有更多的信息、机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化渠道；公众对政府的评价更具有现实性，更看重政府的实际作为；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不再盲目绝对服从。

3.公众的政治心态日趋理性化。人们逐渐摆脱“文革”中那种浪漫与激进的政治心态，政治稳定成为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政治发展主要追求的目标，我国政治进入理性发展时期。邓小平说：“稳定压倒一切”，政治稳定关系到每个公民个人的利益，因此，大多数人都能认识到政治稳定是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带有战略性全局的根本问题。于是“重秩序”成为人们的主要政治心态之一。这种“重秩序”的理性心态有利于人们摆脱影响政治发展的各种“左”的和右的激进非理性观念的束缚，自觉吸收主流政治文化，维护政治权威。

四、政治文化的分化

伴随着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表现的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种功能上的离析性和质太上的异质性，这便是政治文化的分化。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文化分化。

1.主导政治文化面临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毫无疑问，邓小平理论是我们新时期的主导政治文化。但在社会变革所引发的社会利益格局大变动的面前，主导政治文化对社会的整合作用受到极大的冲击，目前在不少人中间存在的“信仰危机”和“理想淡化”就是其表现。其一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和以专制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其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其精华部分将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中得以弘扬；而其糟粕部分也将顽强地寻求合理性，并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二是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大量外来思想涌进国门，其必定是良莠参杂的。外来文化中有关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在被我们吸收和借鉴的同时，也会有一些与我国社会变革不相协调，阻碍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方面。改革开放中，我国社会中竞相登场的许多思潮，无不印有西方政治文化的痕迹。

2.政治心理复杂多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在社会变革过程所进行的对通过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群体利益机制的调整，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中的影响作用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作为个人而存在的利益群体，更因其利益的千差万别而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反映。不同的利益群体存在不同的心理取向，因此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人们的政治心理是复杂多样的。伴随着政治心理的复杂多样化，是人们政治心理的失衡和矛盾状态。社会变革深刻地影响着不同利益群体在社会利益格局中的定位。在变革完成之前，不同利益群体既有对以往利益配置机制的留恋，又有对新的利益机制的期望。即便是同一利益群体，也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要求，而对同一利益配置机制的利弊表现出不同的认同倾向。比如，一项关于腐败问题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对腐败现象表示“痛心疾首”或“比较痛恨”，但当问及“如果行贿能够解决你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您是否会行贿”时，竟有不少人表示“肯定会”或依情况而定[8]。

3.政治价值取向不一。政治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是改革过程中政治文化分化又一重要特点。在对自我价值取向上倾向于自我实现和绝对自由。传统的“完全贡献型”和“偏重于贡献型”在减少，“交换型”和“索取型”在增多，注重集体行为规则约束的在减少，主张个人绝对自由的在增多。在对政权的价值取向上也各异。除了一部分肯定现行体制外，还有的留恋我国上世纪50年代的体制，有的主张效仿亚洲新兴国家的政治制度，也有的明确主张西方的政治制度，如“西方的政治民主”、“多党制”、“分权与制衡”制度在不少人中特别是年轻人中还有一定的市场。在意识形态政治价值方面表现为对理想和主义追求的淡化，对金钱和个人名利的追求有所增强。由于片面的利益驱动，“人生信仰是金钱”、“最高理想是金钱”等成为愈来愈多人的价值追求。又如，由于价值观念淡漠，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跑官要官，为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

政治文化的分化是社会变革进程中的一种伴生物，具有其必然性。不可否认，政治文化的分化在某些方面对政治发展具有某种正功能，但就其主要方面而言，负面的影响是主要的，它阻碍政治文化的凝聚和整合功能的发挥，尤其是阻碍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文化的分化，这种分化是在强大的主导政治文化的指导下进行的，是主导政治文化的指导和支配下进行的，是主导政治文化之下的政治亚文化，因此它必然处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整个来说，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也必然是次要的和局部的。

【参考文献】

[1]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32.

[2][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1、195、231、311、322.

[3][5]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80、56.

改革开放论文篇6

通信实验室建设的原则为了不断提高通信人才培养水平，近年来我院先后投巨资资用于实验室建设。在实验室建设过程中，更新观念，以培养动手能力强，具有实践创新精神的人才为出发点，以建设综合性、系统性和适用性的通信实验室跟踪世界前沿的实验室技术，为了跟踪知识前沿，激发学生对实验课的兴趣，我们对原有的实验教学内容进行了优化整合及合理取舍，既保留传统的实验内容，又在充分利用我们以功能块模式组建的专业实验室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系统实验、综合实验。如移动用户与固定用户之间呼叫处理实验，就是在移动实验室和程控交换实验室进行的。学生必须在掌握程控交换和移动通信两门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两实验室硬件设备的连接及软件数据的创建，最终完成实验。这种综合性、系统性的实验，加强了学对专业知识体系的把握，加深了学生对通信系统组网构成的理解。

2.加快实验教学手段改革，提高实验效率

将计算机信息技术引入实验教学，自制教学课件，丰富实验教学课堂。增加现场观摩教学。我们与电信公司和通信工程局联系，带领学生到通信机房参观，请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给学生讲解通信设备的日常维护与故障查找知识。在通信工程施工现场，请工程人员讲解通信线路勘查设计与工程施工知识。把学生置于实际工作环境中，并请工作人员在现场亲自指导实践，保证了我们的教学与现场实际不脱节，增加了学生对知识的感观认识和对未来工作环境的了解，达到了学校与市场“零距离”培养人才的目的。

3、探索多媒体实验教学方法

我们系开设了通信设备测量与检验课，在这门课程里，主要向学生介绍常用通信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如何使用这些仪器仪表来对通信设备和通信线路进行测量的知识。为了便于学生随时掌握每个仪表的性能，我们把整个教学内容制作成学习软件，采用语言讲述、文字说明及视频图像演示的方法来介绍每一种仪器仪表的功能、使用方法、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并把制作好的学习软件上传到网络中，供学生上网来学习。这种教学方法突破传统的面对面课堂教学方式的限制，将授课课堂由教室和实验室延伸到因特网所覆盖的任何一个场所。通过网络学生可以自主学习，相互交流，真正体现了学生的主导地位。

4、改革实验教学模式

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从设计实验内容到指导学生做实验再到评定实验报告，始终以教师为核心，学生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这种单一教学模式不但不能充分发挥实验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压抑了学生参与实验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而且限制了实验室的发展和师资水平的提高。

二、改革实验教学模式，培养创新型教师

1、抛开理论课与实验课界限，采用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以往，理论课与实验课是分开来上的，由于实验课时相对较少，在课内要完成所有实验项目是不可能的。改革教学模式后，我们将一些课程如移动通信直接搬到实验室来上，压缩过去课堂上对理论过程繁琐冗长的推导过程，挤出更多的时间来让学生在实验中理解理论。每讲到一个问题，如时分多址，先讲它的原理，接着就做实验来验证。采用这种方式教学，不仅减少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增加了学习兴趣，学习效果显著改善，而且解决了实验课时少，实验项目开出率低的问题。

2、在教学计划外的时间，对所有学生以预约方式开放部分实验室，为学生从事科技活动、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全国电子设计大赛等提供实验场所和实验设备。通过开放实验室，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自选课题或自命课题进行设计和实验，这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挥学生个性与特长，同时也提高了专业仪器设备的利用率。

3、创办研究性实验室，培养创新型教师。加强实验教学队伍的培养和建设长期以来，大多数教师只重视理论教学，而轻视实验教学。培养“双师型”教师，是高职院校未来师资培养的关键，教师不仅要懂理论，而且要有较强的实践能力。为了使我系教师的实验技术水平迅速提高，我们首先采用了“送出去、请进来”的方针，一方面分批向外派送教师参加进修、培训、研讨、考察等，不断提高教师的实验学识水平；另一方面，与企业合作，成立校企共建实验室，利用企业合作伙伴的智力资源，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其次，将实验教学与业务考核和职称评定挂钩，要求理论课教师必须参与实验教学，这样不仅加强了实验技术力量，提高了自身的动手能力，也促进了理论教学效果的提高，从而闯出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改革新路。此外，实施奖励政策，鼓励教师积极开发高水平的实验设备，改进和完善实验室建设。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教学实验设备必须适时更新，完全依靠购买是不现实的，因此，自行开发一部分实验设备，已经成为实验室建设的经常性任务。通过开发工作，不仅有益于教师对有关技术的理解，大大提高其科研开发能力，同时也给了教师施展才华的机会。

三、改革实验室管理方式，培养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

通过对移动通信的终端实验室的开放，会引发新一轮的创新产品的诞生，这就必须要加快技实验室对一线技术人员的开放。

1、改革实验室开放程序

改革实验室开放流程，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首先要让科技人员了解实验流程，然后参与实验的准备工作。开放实验室，不能盲目地开放，不是把实验室门打开了，就可以随时进入实验室，开放实验室之前，要把移动通信的终端系统的实验流程弄清楚，首先对学生进行实验室管理有关规定的教育，要教会他们对实验过程的相关规范操作、相关实验仪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其次，让他们学会实验课的基本实验技能与方法，参与实验的准备工作。我们的做法是：先找相关资料，依靠实验指导教材写好实验开题报告，详细叙述实验流程及注意事项，交实验指导教师审批合格后方可进入实验室。

2、提高综合设计性实验能力

开放移动通信实验室提高综合设计性实验，综合设计实验是教学评估教学的一个重要指标，完成这类实验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开放性实验教学。开放性实验教学，首先要开放实验室。开放性实验项目是通过一定的程序按规范产生的。在实验选题和实验方面，充分考虑了改革的成果，改变了过去主要是对一些理论的验证，现在要重点培养学生动手能力，要把实验的重点放到新一代移动终端的设计、创新上来。转向重视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通过开放实验室，进行开放性实验教学，使学生实验过程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从而让学生发现许许多多当初没有预见的问题，经过分析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提高了实验技能，也激发了技术人员参与的兴趣。

3、改革实验的管理模式，培养学生参与兴趣

改革开放论文篇7

1、以改革促开放阶段。

(1)先看1978—1992年的第一个小阶段。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1980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全面启航的标志。国家对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营管理体制,对特区的外商投资给予较大优惠和方便。1984年5月,开放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实现十二大对外开放目标的重大举措。1985年2月,分两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1988年4月,设立海南省,同时兴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并给予了较大的政策倾斜。1990年4月,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政策。1991年,开放满洲里等4个北部口岸。同年,国务院批准在沿海重要港口设立保税区,发展保税仓储、保税加工和转口贸易。

另外,在这一阶段,国家明确提出,沿海开放地带特别是沿海各大开放城市,应当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逐步转到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轨道上来。为此,国家加快了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例如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由地方政府向国家承包出口创汇任务和上交外汇额度,财政对外贸的补贴实行自负盈亏,超额创汇实行中央与地方二八分成,从而推动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的承包,从根本上解决吃“大锅饭”问题(田纪云,2008)。在外贸体制改革中,最为核心和最为重要的是不断下放外贸经营权(贸易权)。1985年国务院决定将从事外贸经营许可的审批权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审批。此外,为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以吸收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十三大提出要“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并对一些陈旧的规章制度和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

(2)再看1992—2001年的第二个小阶段。党的十四大以后,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实行的一系列开放措施和优惠政策,逐步推广到广大内陆省份,对外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1992年,扩大开放上海浦东等6个沿江城市和三峡库区,同时,开放哈尔滨等4个边境和沿海地区省会城市。开放珲春等13个沿边城市,鼓励沿边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和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1996年,开放太原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随后几年,又陆续开放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县市。2000年,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至此,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这一时期,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还体现在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上。1992—2001年左右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时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并满足加入WTO的要求,外资政策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政策透明度不断提高。1992—1993年两年内,国务院先后批准出台了赋予各类企业进出口权的四个文件,随后在外贸体制和外汇体制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为中国扩大出口贸易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1998年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是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要举措,该战略目的在于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陈文敬,2008)。在2000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同志再次强调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努力掌握主动权,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之后,国务院相关部门又分别制定了具体实施的配套措施,包括设立外贸发展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等,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不仅成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转折点,而且成为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举措。

2、以开放促改革阶段。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第一阶段中所实施的区域性推进的对外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并且对外开放成为国内经济体制进一步朝市场化方向改革的外部动力。

2001年以后,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环境也随着一系列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和完善而更加透明和规范。例如中国政府在加入WTO前后,根据WTO规则和所作承诺,在集中清理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对与贸易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进行了调整。

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中国加入WTO后也加快推进,入世后使中国直接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一部分,并面临着与机遇共同存在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表面看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但背后却是政府管理方式、机制、职能和效率的竞争(李晓西,2008),因此必须重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影响。为此,2002年3月,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新定位,即“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总之,为了适应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需求,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进行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进一步理顺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围绕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WTO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制定对外开放政策。加入WTO以来,中国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大幅提高。《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使立法公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2003年制定的《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出了更加严格和具体的要求,成绩显著。

二、对外开放经验总结

1、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没有对外开放,我国国民经济和对外经贸事业都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在聚精会神搞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把立足国内、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的同时,又必须打开大门,学会充分利用外部条件搞建设,大胆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2、正确把握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对外开放在引进国外资金与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国内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每一步重大改革,又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张小济,2003)。

3、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早在1988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4、在对外开放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搞经济建设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力量,但闭关锁国却不是中国的选择。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外部因素的影响将会明显增大,面临的经济风险也会显著增加。为此,外经贸工作必须讲政治,讲大局,始终注重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邹东涛,2008)。

5、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中国政府既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而集聚了短缺的资金,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又部分程度地以市场换来了技术,同时又积极的走出去,通过兼并、贴牌生产以及合资等形式发展外向型FDI,进一步促进了对外开放的发展。

三、未来对外开放的展望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继续向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扩展,我国同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和相互影响力越来越大,使我们在迎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例如,国际经济风险不断加大、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和外贸出口增长面临巨大挑战等(董文,2008)。为此,展望未来,为了更好地把对外开放向前推进,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工作。公

1、健全对外开放风险防范机制。严格控制对外商业借款,审慎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有效监管国际短期资本的进出。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有效防范外汇市场风险。灵活运用世贸组织规则和贸易救济措施,防止国内产业受到严重冲击。深化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不断增强微观经济主体的国际竞争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刘力,2008)。

2、切实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在继续扩大出口规模的同时,要通过提高企业技术能力,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的产品出口。出台政策鼓励加工贸易在稳定发展的同时,逐步实现升级。完善出口预警机制,完善战略性资源的进口体制和政策,加强国内外协调,有效规避市场风险。

3、积极推进南南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基于很多互补条件的考虑,中国应该进一步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关系,对其提供援助优惠关税待遇,并明确双方合作的总体战略和重点领域(隆国强,20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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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文敬:中国对外开放三十年回顾与展望(二)[J].国际贸易,2008(3).

[3]董文:新时期对外开放特点和新突破[J].财经界,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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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隆国强:中国:崛起中的贸易大国及其对外开放战略展望[N].中国经济时报,2004-03-25.

[6]刘力:我国对外开放三十年的回顾和展望[J].对外经贸实务,2008(10).

改革开放论文篇8

二、流行演唱风格的发展

除了民族传统的演唱风格和美声演唱风格，这一时期席卷中国大陆的声乐演唱风格就属流行演唱了。这种演唱风格当下备受人们关注。它虽起源于欧美，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声乐演唱风格的发展。“全国青年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大选赛”、“全国青年电视大奖赛（通俗唱法组）”等，将流行音乐演唱风格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潮。在这些比赛中，流行演唱被确定为与民族演唱风格、美声演唱风格相平等和独立的一种风格，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大陆的音乐舞台。最初人们习惯称之为“通俗唱法”，它的特点是更加强调用自然、本真的嗓音和口语化的语言来演唱。流行演唱之所以能够让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接受，就在于它自身的音乐风格更加贴近生活，更加平民化，容易理解和传唱。在物质条件逐渐满足、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已显著提高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精神需求越来越强烈，流行音乐文化、流行声乐表现形式的出现正好迎合了普通大众的精神审美需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流行演唱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深入到人民生活的各个角落，自身在不断的改革、发展和演变，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每一位流行歌手都有着不同于他人的演唱特点，例如：港台歌手邓丽君、齐秦、小虎队、王力宏、SHE、张信哲、蔡依林、周杰伦等；大陆流行歌手刘欢、毛阿敏、那英、韦唯、孙悦、孙楠、韩红、谭晶等。他们的演唱被广大听众欣赏，演唱歌曲被广泛传唱，有的甚至成为经典之作。改革开放初期，邓丽君的歌曲传遍了大街小巷，一首《甜蜜蜜》让人百听不厌；《在水一方》用独特的音色和柔软清晰的吐字把每一个聆听的人带入了一个天地苍茫、水域无边的画境之中，让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都沉浸在那种柔软的声音中无法自拔。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音乐演唱风格，在新时期占据了国内声乐舞台和市场，影响了国内外一代又一代的流行音乐人。台湾流行歌手周杰伦也以其独特的流行唱法和音乐风格，形成了自身巨大的音乐影响力和号召力。《千里之外》、《青花瓷》等作品，成为家喻户晓、老少皆宜的歌曲。大陆实力派歌手孙楠演唱的作品《拯救》、《你快回来》、《I　believe》等等，他以高亢嘹亮的音色、宽广的音域、激昂振奋的演唱风格，刮起了大陆流行演唱舞台的新一轮风暴，受到广大流行音乐声乐爱好者的追捧和模仿。著名歌手谭晶，取得了国内第一个通俗唱法的硕士学位。她演唱《爱在心间》、《远情》、影视插曲《一爱到底》、《蔓延》等，都是将多种声乐技巧，巧妙的融合运用，使得声音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和好评。

改革开放论文篇9

第三、政府功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的变化。

第四、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对政治结构的作用。

第五、民主进程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第六、政治决策机制的变化。

第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

第八、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从100多年以前开始的。1840年以后，中国就开始了这一艰难的历程。但是，一直到1978年以前，都还只是为现代化提供某些条件和基础，而没有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则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而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是计划经济、权威政治、人治国家、单一文化、封闭社会。因此向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先后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逐渐地展开，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弄清楚这些变化的状况及其发展的脉络，对于今后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走得更好，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这个过程是从经济生活中开始的，尤其是从经济生活的最深刻的层次即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变动开始的。

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以1978年为界限，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许多文章中做过阐述，这里可以简单地说一说。

在1978年以前的30年间，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是一种整体性的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个体利益绝对地服从整体的利益，同时，个体之间在国家的控制与调节之下，实现平均化。而整体利益实际上是由几个大的板块构成的，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所谓利益的平均化则是在各个板块内部实现的。

在这种利益结构中，国家所有制以及从属于国家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制构成了人们追求利益的唯一源泉，离开了这个唯一的利益源泉，人们就会丧失一切利益，从而失去生存的条件。为了维持这个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国家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手段对个人利益进行压制，使人们逐渐忘掉了个人利益，从而使社会处于失去动力的状态。再加上的破坏，便使国民经济衰落到崩溃的边缘。这便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

因而，改革开放以后的首先也是最大的变革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出现开始的：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发展起来以后，中央的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允许在公有制之外的多种所有制的存在。这样便造成了利益源泉的多元化，使人们有可能摆脱公有制的束缚而到体制外去追求利益。同时，原有的对个人利益的压抑政策也开始松动了。这样，就在人们的观念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原有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便崩解成无数个小碎片，造成了社会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也就是说，，社会利益结构从几个板块构成的整体性结构变成了原子结构。从而使个人利益问题被提上日程，使得个人利益的追求变成合理、合法的事情了。

而当长期被压抑的利益意识一旦觉醒，就如洪水决堤一样产生了普遍而强烈的利益饥渴现象。人们开始如饥似渴地追求利益，而且这种追求向各个领域中迅速展开，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正是这股浪潮便给整个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的一切成就,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都是靠这种活力和动力的支撑才取得的。这是主鞯囊幻妗?nbsp;

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动又是十分复杂的，它不能抛开原有的控制体系从新开始，那样它将会因为完全打破已有的平衡而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减少成本的办法则是从原有控制体系出发，把变革中的失衡保持在局部的、可控的状态之下。这就是渐进改革的道路。然而，渐进改革虽然具有这样的优点，但它必然要在改革过程中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许多旧体制的成分及其影响，形成新旧体制并存的局面。另外，在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中没有调节利益竞争的规则，而要建立这样的规则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再有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有落后于现实。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影响，便造成了许多负面的现象，例如：不择手段的无规则竞争，甚至恶性竞争；人际关系的商品化；体制内外利益差距的加大，使体制内的人们产生严重的利益丧失感，从而把权力与职业方便转化为利益源泉；体制内的懒惰的竞赛；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犯罪的普遍化；对公共事务的冷淡，甚至产生损人不利己的社会破坏行为，等等。

其次，这种社会变动在经济生活变动的推动下，也逐渐在政治领域中展开。这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

一般地说，政治权威结构有四个层次：法的权威、机构的权威、职位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这四个方面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有所不同。在现代的代议制民主的政体中，法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是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再其次是职位的和人格的权威。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所不同。当一个领导者的人格魅力非常强的时候，人格的权威会高于职位的权威，而在一般情况下，则职位的权威高于人格的权威。在高度集权或全能主义的政体中，权威结构则是另一种情况。在这里，政治领袖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是职位的权威。因为领袖们的人格权威一般也需要通过职位来表现。再其次才是机构的权威和法的权威。法的权威之所以处于最低的地位，是因为法律的制定包括宪法的制定总是在一定机构的主持下实现的，因此这些机构便总会在事实上把自己的地位置于法律的地位之上。这两种典型政体的权威结构，形成了权威结构的两个极端，其它政体的权威结构便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一定位置上。

中国的政治权威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前，完全是全能主义的权威结构。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此相联系的是职位的权威，它仅次于人格权威，并与人格权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再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因为机构中的关键的职位是和人格权威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一定的职位虽然在机构之内，其权威却又高于机构的权威。而法的权威则处于最低的地位。因为，如果主持制定法律的机构都认为自己的权威比法的权威高，那么，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自然就更高于法的权威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政治的权威结构。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便开始逐渐有所改变。

推动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由于的结束以及对所造成的灾难的反思使中国人民从政治迷信中摆脱了出来。这就使人格权威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次，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过程也推动了这个变化。第三，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使人们的利益追求逐渐超越了意识形态，这样便从根本上拆除了政治迷信的精神基础。第四，政治信息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现代政治的权威结构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大大增强了对政治权威的理性认识，等等。

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个的权威结构便逐渐地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小平，虽然仍有很高的人格权威，即仍是那种超越职位权威的人格权威，但这时的人格权威已不再靠政治迷信来支持，而是靠政绩来支撑了。而到第三代领导人的时期，则人格权威已基本上与职位权威结合在一起了。这方面已基本上与民主政体的情况相同了。然而不同的是，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与人格权威相结合的职位权威仍占居权威结构的首要地位。但是，由于强调建立法治国家，法的权威已逐渐上升到第二位。而机构权威则处于最低的层次。中国的权威结构的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要使法的权威上升到第一位，而且是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中国的权威结构便与现代民主制政体的权威结构一致了。应当说，中国正处在这个变化当中，只是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第二、意识形态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意识形态是中国原有政治结构的精神支柱和灵魂。也可以说是政治结构的黏合剂。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整个的政治结构就会瓦解。这个最基本的方面，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意识形态自身的状况却已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而这种变化便不能不影响到政治结构。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总的说来，意识形态是在逐渐趋向于淡化。过去作为一个全能主义的政权，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就是靠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实现的。特别是对人们的利益意识的控制更是要靠意识形态来形成人们对利益要求的自我抑制。但是，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利益追求已经成为社会上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这就使意识形态逐渐退出对个人生活的控制，从而使社会开始产生了个人生活的领域，并不断扩大。

同时，个人隐私开始被社会所承认。而“单位”对个人控制的范围和程度也在逐渐减少，使个人对单位的从属性不断地有所减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和学术研究中的思想自由度也不断有所扩大。有的人认为这种情况预示着中国的市民社会的产生，也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但这一切无论如何总是反映出政府对社会生活干预的程度与范围的重大的变化。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还表现在其对社会公共事物的控制也有所减弱。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在经济生活中，经济的决策和经济的运行现在已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和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对于这种情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在其它许多方面也显示出意识形态对公共生活控制的减弱，例如在科学、技术、教育、环保、卫生、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等等方面，意识形态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置于人们的视线之外了。

甚至在政治领域中的某些方面，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有所减弱。例如，在日常的行政事务中、在一般的政治规则中、在法律事务中等等的各种问题上，人们已很少将其提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去认识和对待了。所有这些变化都显示着意识形态逐渐淡化的趋势。

这种情况说明，原有的意识形态强控制的状况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的形势。必须以意识形态的淡化来适应之。

但是，意识形态的淡化并不否定中国的政治结构需要意识形态来支撑的事实。实际上，意识形态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基本制度方面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这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决定的。这一点并没有变化，也不能变化。如果变化了就要影响到政治结构的合法性问题，从而引起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与意识形态淡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负效应，即社会道德的真空和社会生活规范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因为在原来意识形态强控制的时期，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都依赖意识形态的渗透来维持。从而保证社会上的多数人能够在这些方面不逾矩。但是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意识形态对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方面的控制也就随之而极大地减弱，从而产生了上述的负效应。因此，在意识形态淡化的过程中如何针对这种负效应来加强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对于政治结构的正常运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政府功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的变化。

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政府功能也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

这种变化总的说就是政府对社会干预范围的减少和干预方式的转变。例如上面所说的个人生活的领域，已基本上处于政府的直接管理的范围之外。

更重要的是政府干预方式的转变，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经济生活中。这就是政府从许多微观管理的领域中逐渐退出，而转向宏观的控制。例如对企业经营、市场运作、价格形成、证券交易、金融信贷等等方面，都从过去的微观控逐步制转变为宏观控制。有些方面还正在转变的过程中。推动这一转变的，一方面是一系列的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则是一次接一次的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的改革。政府干预状况的这种变化，则构成了政治结构变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里所体现的并不是权力结构的静态方面，而是权力结构的动态方面。从动态方面来把握政治结构的变化则是对政治结构的问题的更深刻的理解。可以明显地看出，政府功能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乃是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直接结果。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政府干预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也发生了一些负面的问题。即政府在其应当起控制作用（宏观的或微观的）的领域中，往往产生控制能力下降或控制失效，以及行政执法部门腐败等等问题。这样便使政府在其应该强有力地起作用的时空范围内，未能有效地起到这种作用。这方面问题的产生也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说前一方面的变化是适应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要求的话，那么后一方面的变化则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

这是一种原因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结果。因此，需要在促进政府功能从微观控制向宏观控制转变的同时，通过行政体制的改革来不断地解决政府行为优化的问题，以便政治的动态结构能够顺利地运行。

第四、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对政治结构的作用。

在社会利益分化的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在利益结构中处于地位相同的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同程度地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了层次不同的社会团体。

但是这种社会团体还只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利益集团，到现在为止，它们还没有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或者可以称之为准利益集团。因为按照中国社团法的规定，所有的社团必须要挂靠一个行政主管部门。而行政主管部门的某些干部实际上就担任社团的领导人。这样就使所有的社团都带有程度不同的官方性。所以，中国目前的社团是具有民间和官方的二重性。所以说它是准利益集团。这种状况虽然使这些社团表达自身利益的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使各个社团只能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控制下活动。但另一方面又有助于这些社团的成长，使它们在力量十分弱小的情况下能有行政主管部门作为自己的依托。

中国目前的社会团体（指基本上从社会中生长出来的社团，而区别于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社团）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即行业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公益性社团和联谊性社团。就其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潜在的影响来说，最重要的是行业性的社团。这种类型的社团已初步具备了利益集团的特征，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已经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行业协会的领导人在社会和政治地位方面也大有提高，他们在政协或人大中往往担任一定的职务，使他们不仅在维护行业利益方面能起更大的作用，而且上升到了参政的层次，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有可能施加一定的影响。

总的说，目前社团的作用，从内部来说，主要表现在行业中的自我服务，利益协调和行为自律方面。而对外则是与各种行政执法中的不公正行为进行交涉，来维护行业的利益。尽管中国的利益集团还刚刚萌芽，但它已预示着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因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最终将有可能导致政治生活的多元化，直至政治结构的多元化。因此，这个问题是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不能不涉及的重要问题。

第五、民主进程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民主的发展，从制度层次来说便涉及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也是动态的权力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通过对民主发展的影响而改变着社会政治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民主从操作的意义上说，就是人民对政府的制约，即处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数人对于处于管理者地位的少数人的制约。这种制约的实质是人民对政府的一种利益表达。也就是说，所谓制约就是要想办法使政府维护人民的某种利益，或不要损害人民的某种利益。因此当我们不谈作为目的的民主而是考察作为手段的民主时，我们就会看到，民主不过是人民向政府表达利益的一种方式。而通过民主来表达利益则是要以社会结构的某种变化为前提的。我们知道，民主所要表达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个体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也是以个体的利益为基础和归宿的。因此，民主所涉及的利益表达，是以个体的利益意识的成熟、利益表达要求的相当强烈、对利益表达方式具有较好的选择能力、对利益问题解决的时效具有相当的承受力、与其它利益主体之间能够平等相待并尊重彼此的权利、对解决利益过程所产生的利益矛盾善于协商与妥协、对政府的合法性有必要的认同、对法律和各种社会规范有高度的共识，等等为前提的。而所有这一切前提都是由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利益结构的变化所逐渐提供的。很显然，由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从根本上为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个人利益被社会所承认也才会有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只有个人成为社会的本位，个人的权利才会为国家和社会所尊重。正是在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上，才形成民主运作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土壤。而在这个土壤中所生长出来的各种前提条件，便组成一种制度化的结构，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所以，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对民主发展的推动，从它为民主的发展创造前提的角度，正在引起中国政治结构的深刻变化。

第六、政治决策机制的变化。

中国在原有的政治结构下，政治决策虽然从形式上看是一种集体决策的模式，但实质上却是领袖个人说了算。当然，作为领袖个人来说，其决策也不是凭空作出的。决策的动机仍然是来自某些渠道的有关社会或政治问题的反馈。并且这些反馈信息按照程序也会在领导核心中进行必要的讨论。但这种讨论实际上是领袖的决策意图在领导核心中贯彻和被接受的过程。也就是说，领导核心的这种讨论，其结果只能是大家理解和接受领袖的意志，而不能允许否定领袖的意志。如果在这种讨论中产生了否定领袖决策意图的结果，那就会被看作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会被看作是。当然，在这种讨论中，领袖个人如果在某些问题上根据大家的意见作出一定的妥协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也算是正常的。但是，如果领袖不作任何妥协，那么，决策的集体便只能服从领袖的决策，而不能有任何异议。这些大体上就是原有的决策机制的状况。但是，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后，一方面由于对的反思，否定了领袖独断专行的个人决策模式，而开始强调集体决策；与此同时由于权威结构的变化，使得原来那种对领袖的迷信已完全消失，从而使集体决策从可能变为现实。另一方面由于民主的发展使原来并不被重视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形式有了实质性的意义。例如，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集体决策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规则、与派和民主人士之间的政治协商与互相监督的原则、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与对话的原则等等，都逐渐成为领导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实行的实质性的东西了。这些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政治决策的机制。而决策机制的改变，又反映出政治领导层内部的权力动态结构的变化。即变成一种比较能体现现代民主精神的权力结构。这也是中国政治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第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政治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主要的经济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一方面是支配各种经济资源的权力即所谓支配“人、财、物”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支配经济运作的权力即所谓支配“产、供、销”的权力。对于这些方面，地方政府基本上处于没有支配权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缺乏积极性。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当时是有着具体的历史原因的。但是，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每当这方面的问题变得比较严重的时候，中央政府便不得不适当地下放一些权力、出让一些利益，以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然而在权力下放了一个时期之后，中央政府又会感到中央的权力和统一的计划受到一定的威胁，而且特别担心导致经济秩序的无政府状态，于是便又收回权力。而权力收回之后，又会因为过分地集中而伤害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于是便又会有新一轮的下放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循环：权力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在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循环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后，情况才开始转变。在社会利益结构变化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分化。在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带动之下，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在各地也迅速的发展起来。这就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这种发展对全国的发展大局来说便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性。而所有这些发展主要是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仍然没有积极性，那么一切就将无从谈起。于是，放权让利就成为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根本办法了。在这种情况下，从8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便采取措施将许多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包括对各种资源的支配权、对建设与经营方面的一系列审批权、对划归地方政府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权、财政与税收方面的优惠权等等，使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大大地增长起来。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格局。使地方政府成为国家发展中的主角。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及其特区在中央的倾斜政策所带来的有利条件的支持下，发展得更快。但是这种发展很快又暴露出问题来，这就是投资过热、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地方保护主义，以及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等等。从而使中央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加以调节。但这种调节和过去的“收”是不同的。它们并不改变中央与?胤街涞男碌母窬郑鞘怪涞酶侠怼5较衷谖梗醒胝氲胤秸墓叵邓淙换勾τ诓欢系牡鹘谥校庵质沟胤秸S薪洗笕Φ母窬质遣换岣谋涞模彩遣豢赡芨谋涞模蛭丫哂辛瞬豢赡嫘浴5比幌钟械母窬植⒚挥懈谋湔迳系闹醒爰ǖ男灾剩淹械闹醒爰ㄖ朴辛酥实那稹？梢运凳窃谥醒牒偷胤街湫纬傻囊恢中碌恼谓峁埂?nbsp;

第八、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

所有以上的变化归结到一起，就是整个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决策机制和政府功能的变化是属于政治控制主体结构的变化。而意识形态作用的变化、利益集团产生及其作用、与民主发展相联系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的变化等等，则属于政治控制客体方面的变化。这两方面的变化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政治结构变化的基本状况。但这还只是政治结构总画面的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这种变化对原有政治结构的质的规定性究竟改变到什么程度？它们是否已经改变了原有政治结构的质的规定性了呢？我们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所有的政治结构的变化基本上说来，仍然是在原有的结构框架之内的变化，基本上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框架的质的规定性。

再其次，这一社会变动还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展开，这可以表现在俩个方面，即社会在精神上的解放和人性上的解放。

所谓精神上的解放，是指人们摆脱精神压抑的状况。过去，尤其是在期间，由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泛滥，使人们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作为个人，人们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有精神上的追求，没有人格的尊严，没有个人的权利，一种宗教式的政治迷信充满了人们的头脑，使人们完全变成了政治的附属品而失去了精神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改革开放不仅促使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也促进了人们精神上的解放。使人们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制而获得一定的精神自由。这表现在：对政治迷信的摒弃；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对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追求；对人类尊严的的重视；对个人权利的渴望，等等。

由于人们在精神上的解放，使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另一方面，在人们追求精神解放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结果，例如：1，绝对自由的倾向。表现在人们想摆脱一切束缚，包括必要的社会规则。因而在许多人中产生了对一切社会规则的虚无主义态度；2，与此相联系的是对法律的轻视。一些人甚至以超越法律为荣。这种情况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相结合，便造成法律的虚置状态；3，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信仰和做人的准则，使机会主义盛行；4，拜金主义的泛滥，等等。

所谓人性的解放，指的是人们摆脱对人类感性满足的压抑的状况。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不仅表现在精神上的满足，而且表现在人类感性器官的满足上。这也就是作为一个肉体的人的人性的要求。这方面过去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的压抑和禁锢。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与人们在精神上获得解放的同时，人们的感性满足也得到了解放。表现在：1，人们在生活中有了对美的追求；2，人们也有了对娱乐和休闲的追求；3，人们还有了对个人兴趣和爱好的追求，等等。

正是这些追求使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使社会文化形成了多元发展的局面，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大为提高。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结果，例如：享乐主义即对感性满足的过分的追求；低俗文化的流行；色情、、吸毒等现象的大量出现，等等。

改革开放论文篇10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建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科学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原理，是最能体现中国国情、体现中国民情和体现中国文化道德价值观念准则的理论框架，也是最能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代表中国社会的人文道德观念、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思维理念的理论体系。

一、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推进新时期的伟大进程中，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第二次革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取得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丰硕成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关于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关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论断；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思想；关于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根本标准的思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关于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思想；关于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共同发展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观点；关于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观点；关于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关于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思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关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等，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同这条路线相适应，我们党还形成了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党的十五大在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正确决策。邓小平理论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二、我们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增添了新的伟大理论成果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在充满挑战的21世纪，把我们党建设成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它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又一次新的伟大理论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新的实践，科学总结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根据实际制定和实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战略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关于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等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根本要求是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执政为民。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在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卓有成效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表明邓小平理论在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获得了丰富和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进一步提高。

三、我们党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不懈奋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创造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主题进行理论创新取得的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回答了我国发展“为谁发展、发展什么、如何发展”的根本问题。“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就是要着眼于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回答了我国“为谁发展”的问题；“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回答了我国“发展什么”、“如何发展”的问题。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超级秘书网

改革开放论文篇11

本报讯由上海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解放日报理论评论部、文汇报理论部主办的第十二届“如何切实有效地推进改革开放”优秀论文评奖日前揭晓。本次活动共收到各地应征论文190余篇。经专家评审，《中国农村改革路径问题初探》（王咏梅）、《破除中国模式迷思坚持市场导向改革》（田国强）、《中国经济转型的取向与路径选择》（易小平）、《党内民主：从革命到治理的历史塑形》（孙力）、《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阈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刘芳）、《中国崛起的文化准备与核心价值构建》（吴海江）、《如何看待并消除贫富极化现象》（陈金华）获优秀论文奖。（章建文）

改革开放论文篇12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合法性的变迁、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文化的分化等几方面。改革开放20年也是人们政治文化发生急剧变迁的时期。

【关 键 词】中国/政治文化/演进

政治文化是围绕当代社会政治、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过程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与社会心理反映,它包括政治意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道德、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等方面。每个国家都有与自己的政治体系和历史发展阶段相关的政治文化系统,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显着的变化。

一、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

政治文化是由多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在整个系统中各种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有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政治文化居于从属地位或次要地位。我们将政治文化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主导政治文化,居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政治亚文化。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为整个政治文化体系摄定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使整个政治文化形成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倾向,并因此而影响整个政治文化的面貌。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各种政治亚文化间的认同和共识得到有效的发展,各种政治亚文化有了协调的基础。

建国以后,在文化上我们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适合了时代的要求以及新中国政治文化转换的需要,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凝聚和整合功能,主导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特别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断探索、试验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所包含的集体主义观、民主观、法治观和爱国主义等构成了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应当说,以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是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加上建国以后所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严重的个人崇拜使得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蒙上了传统专制主义的阴影,等级观念、人治观、义务观等等封建政治文化的观念大量沉积,造成了主导政治文化的严重扭曲,给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害。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使过去曾一度被扭曲的政治文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轨,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成为人们解放思想的理论动力,凝聚人心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在肯定邓小平理论是“作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同时,在中载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明确提出了在新的世纪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目前,邓小平理论已成为我们的主导政治文化,这种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它对其他政治文化的指导作用体现出来的。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观点上的统一作用。政治文化就其性质而言,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它必然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现象,并提出有关的政治观点。在我国的现有政治文化体系中,多种学说并存。针对一定的政治现象,各种学说必然会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因此就有必要对这些学说在政治观点上加以统一。在当代中国,我们是用邓小平理论来加以统一的。这就是说,对于其他各种学说,在重大的基本政治方面必须要求它们跟邓小平理论保持一致。比如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第二,政治文化活动方面的规范作用。政治文化是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背景,因此,政治文化不仅仅表现于理论观点方面,而且表现于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活动方面。这种政治文化活动通常具体表现为具有不同思想意识的人运用不同的观点对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政治文化活动还具体表现于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在多种学说并存的条件下,必须要求有一种主导政治文化来对政治文化活动发挥一种规范作用。正如伊斯顿所说:“任何系统都具备一定的主导政治价值,它们会给政治行为规范和结构排定基调和方向”[1]。在当今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才能起到这种规范作用。第三,方法论上的引导作用。邓小平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学说或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对其他学说均具有引导作用。例如,邓小平理论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利益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全面看问题的方法等等,都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科学方法,这些方法对其他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社会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政治合法性的变迁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权威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适当的决策及政策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适应环境变化,保持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做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赢得广泛的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民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因此,政治合法性表现为人们对政治体系、政治权威的认知、评价和态度等方面,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研究合法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