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博士论文篇1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CNI}I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检索策略为“学科专业名称=情报学not学科专业名称=军事情报学(模糊匹配)”，时间限定为2006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检索范围也包括“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和“图书馆学”专业的论文，共检得论文2930篇。将论文的作者、关键词等题录信息以txt的格式下载保存。文献检索的时间为2016年1月19日。

1.2 研究方法    

将保存的数据输入到文本挖掘软件BICOMB中，对关键词的频次进行统计，共有12342个关键词，篇均关键词为4.21(12342/2930)个。统计分析关键词的过程中，本文发现同一个关键词的中英文表述(“语义Web”和“语义网”"Ontology”和“本体”)、英文大小写形式不同的关键词(如WEB2.O,Weh2.0和weh2.0 , H指数和h指数)以及中文同义词(如“开放存取”与“开放获取”“知识信息服务”与“知识服务”“信息素养”与“信息素质”)都分别作为不同的关键词进行统计，这样会影响频次统计的结果。因而，本文将这些词进行合并处理，然后重新统计频次。    

为了客观地确定高频词的阂值，本文采用词频g指数法[f37，即将统计后的关键词按频次降序排列，计算关键词的累计频次，前g个关键词的累加频次大于g2次，而g+1个关键词的累加频次却小于(g+1)2次。经过计算，得出临界值g=42，即高频关键词词频临界值为42个。这42个高频关键词(见表1)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情报学领域博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核心。    确定高频关键词后，运用BICOMB软件的“矩阵”功能生成词篇矩阵。通过统计高频关键词在各篇论文的出现情况.最后生成42x1384的词篇矩阵.见表2。

表2中的行是高频关键词，列是论文序号，矩阵中的“0”表示文献的关键词字段没有这个关键词，"1”则表示文献的关键词字段含有这个关键词。双向聚类是一种新型的数据分析方法时从矩阵的行和列2个方向对数据进行聚类可以同.与传统的单向聚类方法相比，聚类效果更好。因此，本文选取双向聚类分析法对情报学领域的论文进行主题可视化分析。将词篇矩阵导入到软件gCLUTO 1.0 ,根据聚类效果不断调整类的数目、聚类参数及算法。最后选取重复二分法、余弦函数、I2判别函数进行聚类分析，聚类的数目设定为7类，其他参数默认。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将聚类的数目设定为7时，双向聚类的效果最好，可视化山峰图见图1，类内对象的平均相似度较高，类间对象的平均相似度较低。图1中，山峰的高度与类内相似度成反比，类内相似性越大，山丘越陡峭;山峰的体积与类内包含的对象数量成正比。山峰用5种深浅不一的颜色表示，山峰颜色与类内相似性的标准差成反比，颜色最深，标准差最低，相似底最高，从可视化山峰图的整体效果来看，所有山峰体积适中，形状较为陡峭，说明类内相似性较高，即主题一致性较高，聚类较为理想。其中，山峰0和山峰2的峰顶颜色最深，说明类内相似度标准差最小，类内相似度最高，即主题分布集中。    

CLUTO生成的可视化矩阵见图2。行聚类(矩阵图左侧)显示的是对高频关键词的聚类，并在图的右侧列出所对应的关键词。列聚类(图上方)显示的是对论文的聚类，图的下方列出相对应的论文序号。在可视化矩阵图中矩阵原始数据的值用颜色来表示，颜色的深浅代表高频关键词在文献中出现频次的高低，颜色越深代表该词出现的频率越高;颜色越浅代表该词出现的频率越低，即白色代表接近零值。    

通过分析，本文发现国内情报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7个方面。

2.1 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研究   

在网络大数据时代.数字图书馆已经取代了传统图书馆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热点，在理论探索、技术研究和实践应用方面，已经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王任栋等人提出了基于本体的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模式和流程，为知识组织在语义层而上拓展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滕广青[5]!闰述了基于概念格的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研究。吴煌煌将本体和概念格互补融合，构建了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体系。近年来，随着Web2.0的兴起及语义网络的发展，开放式语义网络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成为研究的焦点。目前，学者们正在不断地尝试整合语义学、文献计量学、人工智能、数据挖掘和可视化技术等多学科的方法来开展研究，进而提升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的质量和知识服务的能力，以更好地满足用户的知识需求。

2.2 用户信息行为研究    

国内对用户信息行为的研究最早始于1996年，林平忠教授对用户信息行为概念进行了正式论述。至今，信息行为研究一直是图书情报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学者们集中于对不同类型用户的信息行为展开研究。例如，王中尧对农民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行为进行研究川，杨刚等研究了在读研究生的信息行为。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开始探寻移动终端用户的信息行为.如杨蜻等人基于微信的用户信息行为研究，陆凡凡的移动图书馆用户信息行为研究。

2.3 信息素养评价研究  

信息素养评价是信息素养研究内容中极其重要的部分。目前，信息素养评价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高校大学生、研究生、高校教师及中小学教师等。国外很多学者还专门为高校学生的信息素养建立了较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信息素养评价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评价标准的制定和评价实践上。我国关于信息素养评价标准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没有统一的、比较权威的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学者们多数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的研究相比，目前关于评价实践的研究相对较少，采用的方法主要有调查问卷法、测试法、观察法等。

2.4 知识转移研究   

知识转移作为知识管理活动过程的重要一环，是实现知识创新和知识增值的重要前提。知识转移的研究对象与应用主要在跨国公司、企业、战略联盟等领域，已经形成一套成型的方法。在图书情报领域内，知识转移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图书馆知识转移，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严贝妮等人基于认知结构的图书馆隐性知识转移研究郭琼对高校馆员隐性知识转移的研究，胡虹等人应用数据挖掘技术挖掘图书馆数据资源的研究，都对图书馆知识转移起到促进作用。

2.5 知识产权研究

图书情报领域对知识产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数字图书馆为主题的知识产权研究，涉及的内容主要是著作权、版权、传播权等。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与数字图书馆管理和资源数字化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及对策;图书馆在开展信息服务、文献传递等各项服务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图书馆与信息网络传播的相关研究;从法律、制度、技术等方面寻求知识产权相关问题的解决途径。随着云计算在数字图书馆的广泛应用，已有学者开始关注云计算环境下产生的新知识产权问题，并针对如何防控侵权行为提出了相应对策。

2.6 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研究

在知识经济时代，竞争情报和知识管理已成为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竞争情报是通过对竞争环境、竞争对手的分析来为企业提供决策支持;知识管理是以知识的生产、加工、传播和应用为研究对象，对知识进行管理，实现知识创新。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将两者有效整合，可以提高企业知识创新能力和竞争情报工作效率，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现有研究主要致力于将知识管理的理念、方法和手段应用到竞争情报中。例如，刘振华等以竞争情报作为信息搜集、信息分析的核心，同时充分发挥知识管理在知识共享、知识创新中的优势，构建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的集成系统模型。

2.7 图书馆开放存取信息服务研究    

开放存取的发展，对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开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近年来，在开放存取运动的影响下，我国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如何更好地开展图书馆开放存取信息服务。学者们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例如，整合开放资源与馆藏资源，加强开放资源的搜集与揭示，转变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模式、开展个性化信息服务;加大对开放存取信息资源的宣传力度等。

3 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

3.1 研究热点    

从关键词频次统计及双向聚类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国内情报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信息服务、用户研究(类1)及信息素养研究四大方面。其中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是近年来情报学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在高频关键词列表中，“知识管理”出现114次，排名第一;“竞争情报”出现99次，排名第三。而且本文发现，随着时间的发展，知识管理的研究内容不断细化，具体到知识组织、知识转移、知识共享等方面。信息服务一直是图书情报学的主要研究领域，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顺应新背景、新技术的发展，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知识服务，满足用户的知识需求。用户研究是图书情报界的永恒主题，用户信息行为作为用户研究的重要领域，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把握用户的信息检索、查询、利用等行为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最终目的也是满足用户需求，提高信息服务的质量。在信息时代，信息素养已成为公民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能力，不仅关系到公民个人能否有效地获取和利用所需信息，还决定着全社会公民素质的高低，因而信息素养研究成为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热点是题中应有之意。

3.2 发展趋势    

从分析结果来看，我国情报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1)偏向应用实践研究。透过热点及“实证研究”“企业”“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信息化”等高频关键词，可以发现情报博硕士学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深入，涵盖图书情报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实践和应用，在计算机科学、管理学、法学，以及商业和政务领域都有研究成果，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日益加深;研究方向更多地开始偏向于情报工作实践与应用，知识管理、竞争情报、信息服务这些热点也可以体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情报学研究者能够与时俱进，积极开展顺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研究。    

(2)注重新技术、新媒介的运用。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情报学界正在发生技术性变革，通过“云计算”“数字图书馆”"Web2.0"“本体”“社会网络分析”“数据挖掘”“微博”这些高频词，我们发现学者们在对情报学应用展开研究的同时更加注重新技术、新媒介的运用，并且数字图书馆已经成为图书情报界主要的研究对象，如数字图书馆的知识产权研究、知识组织研究。    

国内博士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4-0209-04

一、博士生创新能力现状分析

1.基本概况。①博士论文“六多六少”现象。笔者在十几年的博士生指导工作中，每年都要组织或参与若干个博士论文的答辩，逐渐认识到，目前国内博士生论文具有“六多六少”特点，即：证实国外学者观点多，自己独创观点少；重复前人工作者多，独辟蹊径者少；包装成果多，原创成果少；基础工作数量多，巧思奇想创意少；名词和概念创新多，系统的实用创新少；论文成果结论多，科学论证证据少。一句话，创新成果不多。②博士论文普遍鲜有公认的创新成果。在不同单位博士论文评审或答辩时很少见到突出的创新认识或创新成果，要么是难以找到创新点，要么是成果最多达到有新意的程度，同行们实际上很少见到真心认可的创新论文。博士论文创新程度总体偏低。③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以量取胜，创新成份较少。大部分博士论文的基础工作量还是比较充分的，相当数量的博士生在论文期间要完成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处理分析和实验测试以及图件编制等工作，大部分博士生也是比较敬业的，主要精力投入在博士论文工作中。但是可以看到，许多工作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博士论文的创新成果十分稀少。④大部分博士生在硕士阶段并未打开思路。大部分博士生在硕士阶段只是学会了如何开展研究工作，极少具备创新素养。到了博士生阶段才开始学习如何创新，博士论文创新度不可能很高。加上只有三年博士培养时间，相当一部分博士生无法取得创新性成果。

2.本学科概况。“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一级学科目前各培养单位的博士论文一般需要填写不止一个创新点，最多大概要填写四个创新点。大部分博士生通常也能填出四项创新点来。但论文评阅和答辩时评委往往会对已填的创新点提出较大异议或删减，真正得到认可的创新成果较少。①大量论文创新点比较肤浅，缺乏深度。在博士论文评议中最常见的情况是许多博士论文并非毫无新意，而是只发现了一些问题或有意义的线索，或仅仅做出了概念上的改进，并没有深入追索形成系统的创新成果，就草草结束了论文工作，留下许多遗憾，造成大量浪费。②本学科许多博士论文成果科学依据不足，可信度较差。突出现象就是博士论文中经常出现“从结论到结论”的长篇论述，翔实的科学数据或资料分析不够，证据可信度差，让后人难以定论。③公认的创新性成果不多。较多的博士论文虽然被评议出若干创新点，但通常明显缺乏与世界最高成果水平的对比。因此得不到同行特别是国际同行的认可，结果必然是论文质量远远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

二、博士论文创新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

1.我国博士论文创新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综述。前人关于国内博士生培养质量普遍较低的原因有广泛的总结和讨论。马陆亭在2007年指出，造成我国博士生创造力不足，并影响其整体声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博士培养制度中存在一些违背博士生培养本质特征的因素，包括僵化的学习期限、宽松的论文评审制度、较多的项目任务、越来越多的博士生数量。张德祥等（2008）总结了教学研究型大学博士生创新能力不高的四个主要原因，即学科点和学位授予点数量和规模限制了高质量的博士生源、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水平不高与此同时特色不显著、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团队缺乏、博士生的创新机制和监管机制存在不足。董泽芳（2009）认为我国当前博士生创新力不强主要受到现行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即：①培养观念相对滞后；②培养目标存在偏颇；③培养主体规范不够；④培养对象选淘不严；⑤培养方式缺陷甚多；⑥培养评价忽视创新。周萍等（2010）指出五个因素影响了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依次为受博士招生制度制约，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博士生导师指导不力、教学管理过程控制不足、学位论文质量把关不严、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学术氛围欠缺。这五个方面影响我国当前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

2.中西方博士生培养模式对比的启示。同时，国内不少学者对比和探讨了我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差别，提出了重要的启示：①美国博士生培养启示。孙希在2007年指出，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一直在不断改革和演变，有七个环节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即重视综合素质和研究能力，改革“应试型”选拔方式、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促进学位类型多样化、优化课程设置、改进课程质量、建立导师组，实现指导方式的多样化、引进“淘汰制”，保障学生质量、加强科研能力锻炼，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大博士生教育投资，发展多种投资的渠道。张凌云等（2009）总结了美国高校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深层经验，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包括：博士生教育根植的土壤，即理念、精神和文化、只招收最有能力的本意学习者有助于培养目标的顺利达成、“问题为本”的课程学习，繁重的课程任务，确保博士生真正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与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开放的培养形式能够保证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李云鹏在2010年对比了我国和美国博士生课程的特点，明确指出我国博士生课程存在两个严重的不足，其一是对博士生课程不够重视，总学分很低，课程总量很少、其二是博士生课程不系统，课程结构非常单一，缺乏系统性和创新性，专业选修课开设数量不足，没有跨学科课程，没有专门的方法课程，没有跨院选课、跨校选课。②日本博士生培养特点。姜星海等（2008）专门对比了中日博士生学位论文的指导差别，发现：日本博士生论文选题的自由度高于中国博士生，文科生半数以上能够确定博士论文的题目、超过半数的日本文理科博士生的研究题目只是导师课题的一部分、日本博士生与导师交流很频繁，与导师探讨频率高于中国博士生与导师的情况、日本博士生对导师指导的认可程度更高。③法国博士生培养启示。王冕等（2009）探讨了始于中世纪的法国博士学位培养特点，指出了法国在培养博士生创新性方面的独到之处，即：严格的招生制度、阶段式教育和淘汰制度、团队式培养模式、形式丰富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新型的博士教学研究团体――“博士学校”。

3.我国博士生创新能力较低的最根本原因分析。作者经过较长时间的分析，认为我国博士生创新能力较低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而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国家博士培养的初级阶段决定了博士质量总体偏低。①博士生培养只有30年的时间，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我国在1980年建立新的学位制度以来，博士生教育发展迅速。我国自1978年第一批18名博士生入学，而美国在19世纪初至19世纪60年代，就已是博士生教育的萌芽时期，至今美国的博士生教育已积累了近两百年的历史。法国的博士学位出现于中世纪，至今已历经了8个世纪之久，在漫长的岁月中，法国不断地对其博士生教育方法和教育模式进行改革与完善，现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体系和方法。②中国博士生培养与发达国家存在全方位的差距。中国博士生培养质量较低可以在各个培养环节找到缺陷：在指导思想方面，美国博士强调“需要做出公认的原创性知识贡献和创造性思维”，而中国博士还停留在“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和“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这种相对低层次的要求水平；在招生方面，招生制度落后，以应试招生为主，复试把关又不够严格，存在走形式的现象，部分被录取生实为“高分低能”者，而一些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考生却可能由于一定原因（如英语成绩达不到规定分数线等）无法通过考试选拔的关口；在培养时间方面，中国只有三年时间，美国是四年以上，德国则需要8年时间；在培养方案方面，培养方案本身缺乏创新，与硕士生没什么差别，同时培养方案单一，无法实现个性化培养；在课程体系方面，课程总量太少，选修课极少，跨专业课程基本没有，方法课极少，课堂教学本科化，实践环节欠缺；在培养环节（模式）方面，淘汰率极低，无资格考试等；在论文评价体系方面，原创新成果查新不够翔实，不同学科共用一套评价标准，论文评价宽松，有时论文答辩讲关系讲面子，而鲜讲原则。③中国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决定了博士生培养的特色。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学术风气。由于目前社会上诚信的价值观淡薄，会让许多人误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运作”出来，博士生入学成绩可以运作，创新点可以运作，甚至博士论文都可以运作。如果这样的话，怎么能让所有的研究生去潜心钻研学问呢？经济（物质）高速发展首先要求的是人才数量而非质量。现阶段国家经济和社会均要求高速度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大量的专业型研究和技术人才，首先要突出数量和规模，而且培养时间要短一些。现有的博导水平有限，部分博导自身创新能力不高。更重要的是，现有的博导水平不高，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目前的现状，与之有关的博士生评价体系中各项指标的要求也难以达到很高的水平。强调团队多于提倡个人创业，个性化培养基本不存在。博士生在三年时间里无法学到更多的选修课，短时间内提出创新认识也比较困难。显然，三十年的博士培养经历无法与几百年的培养积累来相提并论。那种梦想短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做法是不现实的。所谓超越式发展也只是努力去缩短这个时间罢了。

三、灵感思维培养实践过程简述

1.在实际工作中体会到形式化灵感思维的重要性。从2001年指导博士研究生以来，作者逐渐认识到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艰巨性。绝大多数博士研究生学习很刻苦，工作很投入，完成的实物工作量也比较繁重。但是从他们提交的论文初稿中往往看不出创新点来。作为博士生导师，有责任帮助研究生运用创造性思维开展研究工作，用创造性思维来总结成果。笔者认为有必要总结形成一套易于传授的形式化灵感思维方法，便于博士生学习和掌握，从而加快创新成果的获取。

2.编写《地质思维科学与实践》专著。2005年作者向石油工业出版社申请出版《地质思维科学与实践》专著。很快得到了石油工业出版社的批准，专著初稿于2006年底提交到出版社。2007年专著出版，在油气勘探领域第一次见到关于创新思维方式的系统性论述和大量创新思维的实践范例。

3.为博士研究生开设地质思维专题课。自2006年以来，每年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主讲专题报告《第三种思维――灵感思维科学的应用》，获得师生的广泛好评。同时，也应邀去中海石油、中石油华北油田公司等企业做学术报告，宣传地质灵感思维的应用方法。2006年春，本校安排作者为博士研究生主讲了《灵感思维与石油地质》专题课，共用6个学时，系统讲解了灵感思维的方法与特点，并展示了典型的石油地质应用实例。

4.实践效果分析。通过向博士生讲授“灵感思维与石油地质”后，不断反馈汇总各方面的意见，得到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其一，《灵感思维与石油地质》专题课让博士生感到创新思维一点也不遥远，增强了自己具有创新思维潜质和能力的信心，认识到只要坚持学习和模仿，就一定能取得创新成果和认识。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听课博士生都豁然开朗，信心倍增，普遍表现出高昂的兴趣。其二，《灵感思维与石油地质》专题课为博士生提供了可以模仿学习的形式化创新思维方法。长期以来，不少博士生认为创新思维需要长年积累后才能具备。很少有人相信培养创新思维存在具体的方法，特别是存在形式化显著的不同创新思维方式，可供大家学习和运用。有了形式化的工具，博士生们找到可靠的方法，不再担心做不出创新成果。

四、推广的必要性

1.创新思维的科学方法可以传授。①在博士生课程教学中应该打破三个认识误区。误区之一：长期以来，师生普遍认为创新思维需要长年科研的艰苦积累后才能形成，而通过课堂教学不可能培养创新能力。这也是目前国内博士生培养不重视课程学习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博士生课程学习阶段不仅学习补充了专业知识，同时也学到了创新思考的方法和经验。误区之二：许多人认为创新能力与智商有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创新成就。有的人在科研工作中遇到挫折后，自信心受到打击，误以为自己太笨，不适合做创新研究，误认为只有极少数天才才有可能完成创新研究。误区之三：大多数人认为灵感是来去无踪的，产生灵感是随机的，是毫无规律可寻的。因此认为在课程学习阶段是学不到灵感的。②形式化的灵感思维便于在课堂中传授。在课堂上讲解思路一直是研究生教学的基本要求。但极少有课程教学可以做得很好，通常研究生会认为自己在课程中学到的主要是知识性的内容，而关于思路之类的东西很少或没有。既然在课程中主要是学习知识，那还有什么必要去上课呢，自己在网上就可以学到类似的知识。显然，关于专业思维的教学光讲创新结果即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讲如何发现问题，如何灵巧地解决难题，如何重新认识旧的观点。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在课堂上只是讲解创新体会和经验，而不总结创新思考的方式的话，所讲解的内容会很单调，会很不系统，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作为教学内容，如果把创新思维方式进行形象化或形式化，教学时就会很容易讲解，而且可以对不同形式化的创新思维进行区分和深入分析，达到系统性的教学。③形式化的灵感思维便于博士生学习。研究生作为初始接触创新思维科学的客体，零星的、不系统的、经验性的创新方式不足以引起高度的兴趣和注意，而且非形式化的创新思维方式不容易去模仿和学习。相反，高度形式化的灵感思维把创新过程形象化和简单化，便于研究生快速掌握和体验。

2.建议在各个学科的博士生课程体系中加强灵感思维的教学。作者在“地质资源和地质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生培养中探索了“地质灵感思维科学”的教学，取得了良好的初步效果。实际上，各个学科在创新思维科学方面是相通的，是可以借鉴的。因此，作者建议在各个不同的学科中，把形式化的创新思维科学内容加入博士生专业课程的教学体系中，增加博士生创新思考能力，加快创新成果的获取速度。

参考文献：

[1]马陆亭.以提高博士生创新能力为宗旨的机制建设[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教育学刊），2007，22（1）：1-3.

[2]张德祥，刘凯峰.教学研究型大学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的建立[J].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7（5）：88-110.

[3]董泽芳.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提高与培养模式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2009，30（5）：51-56.

[4]周萍，盛亚.论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0，100（1）：93-96.

[5]孙希.美国高校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探析及启示[J].高校教育管理，2007，1（2）：48-52.

[6]张凌云，贾永堂，张晓明.美国高校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深层经验[J].外国教育研究，2009，36（9）：67-86.

[7]李云鹏.由美国博士生课程看创新人才培养[J].中国高等教育，2010，（11）：38-41.

[8]姜星海，葛军娜.中日博士生学位论文指导的比较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8，222（7）：61-65.

[9]王冕，赵映年.浅谈法国博士生创新性培养及启示[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09，（1-2）：58-60.

[10]刘震，李潍莲，梁全胜.地质思维科学与实践[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7.

国内博士论文篇3

1986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的《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为了尽快开辟一条培养具有高水平的实际工作者获得学位的渠道，要扩大在职人员申请学位的试点”，其中就包括“论文博士”，条件是“凡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前提下，通过本人的工作实践和刻苦自学钻研，在教学、科研或专门技术上作出成绩，提高了业务、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可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博士学位的试行办法’，向具备条件的学位授予单位申请‘论文博士’”。

事实上，“论文博士”并非不经任何审核考试，门槛也远没有网友们想得这么低。据中央教科所所长袁振国介绍，“论文博士”也要通过部分考试。即使在试点之初的1986年亦不例外。资料显示，1986年，清华大学招收的第一届论文博士是组织了入学考试的。事先由导师负责调查或审阅材料，考查其业绩、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并写出书面审查报告，然后由3到5名专家教授组成考试小组，以笔试或面试的方式，考查其业务水平。对于外语水平，允许通过其译文或用外文撰写的文章、报告等考查。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论文博士’本身是好事，但目前社会追逐学历蔚然成风，高校已经无法独善其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杨德广亦曾公开坦言：招收部分“特殊学生”，确实可能带来资金和项目。

事实上，对于这一现状，教育部早已觉察。在“论文博士”试点12年后的1998年，教育部学生司2号文件明确指出，我国目前博士生招生和培养形式只有三种，即正规入学考试、提前攻博和硕博连读，“论文博士”并不在内。因为少数研究生招生单位不顾及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把“论文博士”变为“人情博士”、“权力博士”和“金钱博士”，把招收“论文博士”工作变成了降低要求的代名词。

相比之下，“论文博士”这一“舶来品”在原产地（国外）则一直保持着“原生态”，申请人大多在教学科研领域成绩显赫，其科研学术水平已超过普通博士生。比如日本，“论文博士”专门为在职人员设立，要求极其严格。东京大学对此制定了17项条例，并要参加考试，“考试必须以论文为中心”。

国内博士论文篇4

(一)美国博士招收规模 与我国的情况类似，并非所有美国高校都具有会计学博士学位授予资格。根据Hasselback的教职员工目录所提供的资料，全美3500多所大学中只有73所学校设有会计学博士点。另外还有少数一些学校则提供会计方向的商科博士学位(如杜克大学和佐治亚科技大学等)。在过去的15年中，获得会计学博士的人数呈逐年递减的趋势。上世纪90年代初时，大学每年有200名左右的会计学博士毕业，而到2002-2004年，每年只有不到100名左右的博士毕业，到2003年毕业生人数只有69名(如图1所示)。

与我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会计学教师近几年来出现了短缺。2005年，一项由美国会计学学会和Accounting ProgramsLeadership Group (APLG)主持的调查显示：2005至2008年，会计学博士毕业生只能够满足教育行业49.9％的需求，而高校急缺的审计和税务方向博士，仅仅能够满足22.8％和27.1％的需求，以至一个刚毕业的会计博士、新的助理教授的工资比一个大牌的生物、化学、或经济学教授的工资还高。导致该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近几年大批教授退休，另一方面是由于越来越少的会计学专业人士选择学术研究作为他们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职业。

(二)我国博士招生规模　与美国高校近年来基本保持在百人的招生规模相比，我国的会计学博士招生规模则略显庞大。截至2008年，在我国1089所高校中，有508所开设会计学专业，其中有35所高校或研究所拥有会计学二级学科博士点。从1982年我国恢复学位制后设立首批会计学博士点以来，这些机构已为我国培养了上千名会计学博士。本文根据教育部网站以及各大高校、研究所的招生主页披露的信息搜集整理出的结果显示，2009年会计学博士研究生的招生人数将达290人左右，统计情况详见表1。

自1998年教育部明确设立“财务管理”本科专业以来，各高校已相继开设财务管理硕士点与博士点，然而人们对财务管理学科内容的认识却产生了较大的困惑与分歧。这种现象很大程度是源于国内学术界对“finance”学科内涵的不同认识，也就导致了国内的财务管理专业在系所设置、任课教师、专业名称、课程安排上产生了差异。鉴于我国财务管理学科设置的特殊性，本文还对各个高校的财务管理专业的博士生招生情况进行了统计。在这35所高校、研究所中，单独进行财务管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的学校并不是很多。另外，本文的统计数据并未包括企业管理或金融学等学科下的财务管理专业或财务投资方向的招生情况。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公开披露的会计学博士研究生招生数量为223人。如果按照已披露招生计划的高校平均每位博士生导师招收一至两名的平均水平，估计未公开披露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41名博导的招生计划约为60人，则每年会计学博士生招生数量应该在280人左右。这个数字约是美国招生数量的三倍。另一方面我国的博士生导师的数量增长也比较迅速，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004年底评选出的博士生导师共计100名，而近四年间这一数据又翻了一倍。近年招生规模和师资力量的迅速扩容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稳步发展的我国会计教育已进入了跨越式的发展阶段。

二、生源结构

(一)美国的生源情况　根据美国会计学会／APLG研究显示，现在就读的博士研究生中大约46％都有1至5年的工作经验，其中38％的人拥有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据一项调查问卷显示，在美国90％的学校都要求学生在在论文开题之前必须脱产学习，因为他们必须注册所有的博士课程，同时选择教学或研究助理的工作。有些学生会中途退出博士研究生项目，而选择在另外一个大学担任助教或讲师，但是在兼任教职员工的职位的情况下，想要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还是相当困难的，所以美国的高校并不推荐以兼职的方式完成学业。

(二)我国的生源情况　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博士招生中在职的生源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东北财经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厦门大学公布了博士录取的详细类别(见图2)，其他院校并未对此信息进行详细披露。在以上五所高校中，非定向类博士生的比重平均为44.8％。尽管已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继宣布停止招收在职博士研究生，但广泛的市场需求和会计学教师队伍整体研究素质的提升要求使得其他院校不得不在此方面做出平衡。从长期来看，就会计学博士的培养目标而言保持高的在职博士生比例仍然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如图2所示。

三、入学方式

(一)美国博士的入学方式　美国大学博士项目的录取标准因学校的不同而各异，但大部分的学位项目都会重点考评申请者在本科或硕士期间的成绩单，自我陈述、推荐信以及GMAT(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部分学校还会考察申请者的职业经验、职业证书，如注册会计师证(CPA)，注册管理会计师(CMA)等。在各项的考察指标中，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国际学生来说，GMAT成绩是评价申请者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主要侧重考查申请者的抽象逻辑思维、数理分析以及阅读和写作的基本能力，此外再加上自我陈述材料和知名教授的推荐信，使得各个学校得以较全面了解申请者的基本素质。

(二)我国博士的入学方式　国内各高校、研究所招生考试普遍采用笔试加面试的形式。笔试科目的不同设置体现了各个学校会计学的办学思路和研究方向，其中对于两门专业课的要求以经济学和会计、财务理论最为常见，但也有不少高校选择会计学加管理学或会计学加财务管理学作为考试科目。在命题方式上，大多数学校都以学院为单位统一命题，极少数学校如厦门大学则由导师依据各自研究方向，自主命题。另外，在35所高校、研究所中，只有财政部财政科学所在英文与专业课考察之外要求申请者加试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余学校对于政治类课程均不做要求。

四、培养模式

(一)美国博士的培养模式　在美国，获得会计学博士学位平均需要4.8年的时间，其中修学课程需要2.5年，完成论文需要2.3年。尽管有更长的学习期限和更严格的课程压力，但是大约82％的学生还是能够获得博士学位。

(二)我国博士的培养模式 由于会计学博士教育与国际接轨，国内会计学博士教育与培养发展至今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文献回顾研讨课程，需要选修的研究领域，同时还有一些统计和计量研究的方法课。达到课程的要求之后，学生必须通过其相关领域的综合考试。然后进人了论文撰写的阶段。学生首先提出自己的研究设

想，在得到答辩委员会的同意之后，才能开题，继续论文的完成。毕业时，的质量和数量上，国内高校的要求不尽相同。另外，国内一些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采取美国的博士生培养体制――导师组制，即招生时不再分导师、分方向的单独招生，而是统一招生、统一培养，到博士生二年级或三年级时，学生根据个人学术兴趣，选择该领域内的导师进行论文辅导，但其他高校仍然以导师制的培养模式为主。

五、资助与补贴

(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资助与补贴方式 在美国，机会成本是很多人不愿意攻读博士学位的原因，而且商业界的薪酬增长会更加加剧这种机会成本。AAMAPLG研究显示，每一所大学都会以某种形式为学生减免学费。平均每人每年的学费减免额为16559美元，从公立学校到私立学校的金额不等。同时，学校还会为学生提供助学金和担任教学工作与研究助理的补偿。其中奖学金额度的差距非常大，受访的大学平均每年提供13132美元的奖学金，但最少的只提供3000美元，而最多的提供28000美元。部分学校也为学生提供健康保险。另外一个补助来源则是教授夏季课程，申请合格的博士生大致能获得3000美元，从1000美元到9000美元不等。其他的助学基金来源还有两项最著名的专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的AICPA奖学金和毕马威奖学金。除去生活花费之外，学生们还需要为学生活动、教材、研究材料和统计研究软件付费。大多数的学校不会为学生提供医疗保险，所以学生们需要自己支付保险金。参加学术研讨会的大部分费用也需要学生自己支付，学校只会提供很小的一部分补助。

(二)我国攻读博士学位的资助与补贴方式 目前我国博士生培养方式分为计划招生、自筹经费、委托培养等多种方式。其中，占研究生主体的国家计划招生的“公费生”，由国家下拨培养费，不仅学费免收，并且每月配有基本生活费。但在各高校为博士研究生所提供的补助无论是以奖助金形式还是减免学费的形式都相对较低。有的学校在经过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后，补贴形式由减免学费转换为奖助金的形式。评选的标准则是基于学生在上一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但由于现有的生活补助对于平均在学年龄较大的博士研究生来讲依然相对较低，目前各高校内非定向的全脱产博士研究生到外实习、兼职已成为普遍现象。博士研究生资助的主要性质，应当是研究生参与劳动的工资，而不应仅仅因为研究生这一身份。研究生资助来源，应当是研究生劳动的受益方，即如果能够按照恰当的方式向博士研究生提供足额、适量的资助金，一方面可以减轻在读生的生活负担，全身心的投入自己的学术研究当中去；另一方面也可以为高校和研究所吸引更多的优秀的人才，让一些优秀学生不会因为经济条件所迫而放弃选择本来更适合他们的发展道路。现阶段各高校博士研究生在招生和培养中存在的差异，归根结底是对于培养目标上的界定仍然不够清晰。博士阶段的教育应专注于培养学术、研究型的人才，从而实现教育资源更好的配置、促进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良性健康发展。

六、结论与建议

(一)适当延长博士生培养年限　如将现阶段大多数高校三年学制扩展到四至五年学制，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种隐性的选拔机制，一开始就保证对某领域有研究兴趣的人才进入，令很多不够坚定者“望而却步”。另一方面适当延长学制我国当前流行的硕士生两年制培养模式相契合。2002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纷纷改制，绝大部分文科专业都改为两年，理科专业介于两年和三年之间。依照国际惯例，硕士学位是高等教育中的过渡性学位，学制一至二年。尽管我国目前才刚刚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本科教育普及率与国外的一些国家仍有较大差距，然而随着近年来高校的不断扩张，我国的本科教育普及率正在逐步提升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研究生改制与国际接轨是一个大趋势。许多实行硕士两年制的高校也表示，缩短学制不仅可以节省国家教育资源，培养更多高层次的人才，还可以改善研究生教育结构，重新定位硕、博培养功能。培养年限的延长使得博士生入学后有机会接受更为扎实的系统学术训练和相关领域知识的完善，以适应当前国际上会计研究对基础文献、数理分析与实证研究的重视。

(二)控制招生规模与在职人数比例 在对2008年各院校招生数量的统计中，可以看到部分博士生导师一年招生人数多至四到五名。博士生的“批量式生产”使得人均占有教育资源的不足，而终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学术研究水平。根据财政部副部长王军(2008)的观点，现在会计理论文章发表的不少，但真正有深度、有见地、达到国际学术水平的文章却不多；会计审计著作越写越厚，越写越多，但真正能影响广泛、影响长远、影响国际的却不多。因而，国内的会计系和教授应该有意识地在博士招生和培养过程中贯彻会计博士项目以培养会计教师和开展会计学研究为目标，并为博士生创造研究的环境和生活上的保障。所以，会计博士项目应该本着小而专、少而精的标准，宁缺毋滥。

国内博士论文篇5

（四）法学学位论文数据库 国家法定的学位论文收集机构有：国家图书馆收藏包括全国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部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和海外留学生学位论文（近年来也开始收藏硕士论文）；中国科学院收藏自然科学领域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收藏社会科学领域的硕士学位论文。国家图书馆、社科院都建立了各自的学位论文数据库，只是论文收录范围不再局限于原规定，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此外，还有一些机构和商业性数据公司也建立了学位论文库，如CALIS的高校学位论文库、CNKI的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库。目前，还没有专业性学位论文数据库，所以笔者只能就这几较大的综合性学位论文数据库作一简单介绍： 1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资源》数据库[32]。迄今为止，该库已收藏1981年我国实施学位制以来的博士论文（包括所有博士授予单位及其专业）8万余种，收藏率高达98%；收藏硕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万余种。此外，还收藏有1992年以来自海外征集到的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千余种。 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学位论文》数据库[33]。1984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发文指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为收集全国各学位授予单位通过的社会科学硕士学位论文，并建立全国社会科学硕士学位论文库。后来又收藏了部分博士学位论文。现在已收藏博士、硕士论文书目8万种，通过分类号检索方式查询到法学类学位论文9052条。 3《中国学位论文文摘》数据库[34]。始建于1995年，由万方数据公司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联合制作。收录了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研究论文的文摘信息，至 2009年4月3日，总计437，324条数据，每月更新。 4《CALIS高校学位论文》数据库[35]。收藏了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著名大学在内的83个CALIS成员馆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文摘，到目前为止收录加工数据7万条。 5《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是目前国内相关资源最完备、收录质量最高、连续动态更新的全文数据库，迄今已完成2000-2009年8万本论文的数据加工与入库。该库每年收录全国300家博士培养单位的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约28000篇 ，分为包括经济、政治及法律在内的九大专辑。网上数据每日更新，专辑光盘每季更新。 二、上述数据库简评 我国纸质期刊的电子化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且进展较快。经过十余年发展，已基本上改变了手工作坊式的资源制作方法及纸制媒介的单一检索方式，提供了更为便利、快捷、准确的检索手段，使得研究人员足不出户就可浏览全国乃至全球的学术论文，这当然极大地便利了学术思想的广泛传播，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学术繁荣。而西方发达国家纸质资源电子化进程则起步比我们要早。早在1973年，Lexis公司就进入米德（Mead）数据中心，提供俄亥俄州的法典、案例、美国法典以及部分联邦判例法的全文。1975年，该数据开始在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启用。同年，Westlaw公司开发了首家在线检索数据库——WESTLAW数据库[36]。LexisNexis公司与Westlaw公司是英美法系国家中规模最大、数据最权威的两大商业巨擘。其涵盖范围不仅包括法律（法规）、判例等原始资源（既有美国各州、联邦的判例和法规，也有英国、加拿大、法国、欧盟等二十五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资源），还有期刊、报纸上的学术论文以及法律新闻等二次资源。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多层次、多侧面的法律资源体系，能同时检索多种不同数据库，可谓相当便利。不仅如此，两大数据库在 功能上也各具特色，难分轩轾。如，Westlaw数据库有关键引用（keyCite）、主题摘要（West Topical Highlights）、在线服务、PDF格式文档等特色功能；LexisNexis数据库中依个体需求特设的Shepard报告、案例摘要和核心概念、电子剪贴服务（Eclipse）、实务领域页面等功能也独具特色[37]。相形之下，我们国内的光盘数据库就要逊色许多，总的来说就是缺乏特色、功能单一、大同小异、较少独创性。如法律（规）、判例光盘数据库与学术论文光盘数据库总是单独分开做，而未能将理论与实务相链接，同时满足使用者的不种需求。当然，要想将两者合二为一，就国内现有条件而言确实难以为之；而且，规模的过分庞大必然给质量的把关和内容的精致提出更高要求，做得不好效果将大打折扣，人力和物力自然有付诸流水之虞。再者，内容雷同，缺少特色。纵观我国各个光盘数据库，除个别的在制作技术或信息含量大小方面有所不同外，几乎可以说是千人一面，大同小异，缺乏创新。这种重复在网络学术论文资源中尤为严重，法学界知名学者的学术文章在各大网站几乎都能看到。所以，缺少原创性是网络学术论文的致命硬伤。与成熟的外国同行相比较，我国国内网络数据库无论在种类和内容上、还是在制作技巧上都有不少差距。下面笔者将从宏观上就目前我国网上学术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谈几点看法：

国内博士论文篇6

关键词：

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改进措施

0引言

在信息化浪潮的促动下，我国软件工程学科高层次人才队伍培养经历了跨学科培养、海（境）外引进、相近专业转行等方式。2001年12月，教育部首次批准全国35所高校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教高[2001]6号）[1]。以2011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学位[2011]11号）[2]为起点，软件工程专业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脱胎”出来，正式成为一门新的学科，标志着我国软件工程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完成了由学科从属型向学科独立型的跨越。这一跨越无论对于软件工程的学科建设，还是对于其高层专业人才的培养都具有顶层设计意义。正是由于这一顶层设计的作用，2011年8月教育部首次在我国48所高校增设了软件工程一级学科的博士点和硕士点[3]。截至2015年，全国拥有软件工程学科“博士一级”授权的高校已达52所，具有“博士二级”授权和硕士授权的高校达到106所。我国软件工程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撑了国家信息产业的发展，基本适应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缩短了我国此学科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由于软件工程学科高度的交叉性、领域的渗透性以及需求的无限性，我国软件工程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无论在基础理论、课程设置，还是在培养方式、评价体系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1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学科课程体系特色不彰显

我国软件工程学科是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分化而来的，虽然已经独立为一级学科，但由于其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紧密联系，在博士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置中，仍然有很多内容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下的二级学科“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和“计算机应用技术”极为相似。根据对国内60所具有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39个单位）和一级学科硕士点（21个单位）的高校官网上所公布的研究方向和培养方案进行的统计分析，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二级学科和软件工程一级学科相似度高于70%的研究方向占到了25%，相似度低于20%的研究方向仅为8.33%。从两个学科开设课程相似度的比较来看，同一课程类别开设学校比例相似度高于70%的占80%之多[4]。这些统计数字表明，当前我国对软件工程学科和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二级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在课程设置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博士生相比，软件工程教育的核心是能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生要熟悉一个或数个应用领域的相关知识，并强调综合应用各种软件工程方法与技术[5]。他们在软件工程知识广度和深度、工程实践能力、沟通表达能力等方面比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博士生要更加优秀。但在目前软件工程学科课程体系下，软件工程学科博士并没有显著特色与优势，这将影响本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1.2科研考核指标缺乏本学科特点

为了保证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我国各大高校都相继出台了博士生研究生考核指标体系。博士研究生依靠发表“垃圾论文”，以“论文灌水”等方式蒙混毕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一般来说，规定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或在国际SCI检索期刊上是博士生毕业并取得学位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些科研考核指标的制定给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划定了红线。但这一考核体系仍具有“重期刊、轻会议”“唯SCI检索”等特点。笔者认为，这种机械式照搬的考核体系挤压了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学术空间。软件工程是一门知识更新非常迅速的学科，通常情况下，每3~5年就会有一轮知识热点的更新。对软件工程学科而言，国际会议是最新颖、最优秀的论文展现舞台。学者们通过这个学术交流舞台，与国际同行近距离交流最新、最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从而达到掌握该领域学术前沿的目的。如果一味地要求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只能通过发表国内一流学术期刊或者国际SCI期刊作为毕业条件，将导致两方面问题。一方面，SCI国际期刊或者国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周期相对较长，从投稿到出版一般需要1~2年的时间，有些国际顶级期刊则需要2~3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出版周期。我国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学制一般为3~4年，时间窗口有限，致使不少博士研究生放弃从事创新性强但有一定失败风险的科研课题，而愿意选择创新性较低但比较稳妥的科研课题去做，从而确保早日发表期刊论文而尽早获得学位。另一方面，即使软件工程国际一流学术会议可以代表该学科一流的学术水平，但仅发表国际会议论文往往并不能满足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毕业的基本条件，导致一些博士研究生不愿将最新最好的成果在一流国际会议上发表，而宁可选择一些水平一般的期刊。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我国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与国际同行们的交流，实际上造成了我国高档次研究成果的流失，对培养优秀的软件工程人才得不偿失。

1.3对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

软件工程学科本质上是一门工程科学，要求学者们运用数学、工程和管理方法去解决软件工程实践中所遇到的人力所无法解决或者很难解决好的问题。因此，软件工程学科与工程实践问题具有高度的结合性。在软件工程领域，除了少数的博士研究生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外，大部分研究课题是与具体实际相关的产业化问题。这就需要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具备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将理论概念转化成为原型系统或者用实证实验验证理论、方法的动手能力。在实际过程中，一些单位对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有的博士生在攻读学位期间编写程序的代码行数不超过1000行，有的甚至没有编写过代码；有的博士生导师或博士研究生认为编写程序不是创新性的工作，工程实践是浪费学生或自己的宝贵时间；有的博士生由于在本科及硕士阶段没有打下良好的工程实践基础，导致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其能力不能胜任工程实践。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工程实践能力的不足给博士研究生及其所在课题组的科研工作都会带来负面影响。其结果是，博士研究生所提出的方法、理论无法得到工程实践检验，导致科研成果无法落地；另外，缺少原型系统或者实践验证的研究论文也很难在国际高水平会议或者期刊上发表，造成科研工作成为无果之花。

1.4博士生导师指导时间尚显不足

博士生导师对博士生的悉心指导是提高培养质量的关键。相比发达国家，我国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生导师指导的博士生数量普遍较多，甚至出现一位导师一届招收3~4位博士生的现象。有的博士生导师担任单位的行政职务，因此普遍感觉“日常杂事较多”“工作压力较大”，这些因素从客观上使得博士生导师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指导每一位博士生，为数不少的博士生在读期间感到与导师间的交流时间较少。有的博士生反映“长期见不着导师的面”，甚至“一个学期没有和导师单独交流”。这种“放养”现象有悖于对博士研究生的精心指导原则，对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十分不利。

2改进措施

2.1构建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体系

软件工程的学科内涵是：“以计算机科学理论和技术以及工程管理原则和方法为基础，研究软件开发、运行和维护的系统性、规范化的方法和技术，或以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为软件系统，学科涵盖科学与工程两个方面。”据此，我们建议培养单位应当反思当前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生课程的知识体系，明确该学科博士研究生所应该掌握的学科基础知识和学科特定的高级知识，构建以数学、计算机科学、系统科学、管理学为基础，以软件需求、软件设计、软件构造、软件测试、软件维护、软件配置管理、软件工程管理、软件工程过程、软件工程方法和工具、软件质量等[6]为架构的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生课程体系，使之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培养真正能在软件工程学科内进行创新性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

2.2鼓励博士研究生向国际一流学术会议投稿

目前，在软件工程学科领域，国际一流学术会议的学术水平已与国际一流学术期刊相当。建议有关主管部门适时修改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的论文考核体系，不再将“国内一流学术期刊”或者“国际SCI期刊”作为博士研究生论文考核的唯一硬性指标，而将国际一流学术会议论文的发表也纳入可选的硬性指标之一。博士研究生通过参加国际一流学术会议，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而且更能向本学科的权威专家请教和学习。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博士研究生还可以提高自身的外文水平，扩大学术交流圈。笔者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QueenslandUniversityofTechnology,QUT）信息系统系访学期间，了解到该系的博士研究生每年均有一次参加所在领域国际一流学术会议的机会，费用可通过博士研究生所在系的培养部门和研究生导师所在课题组协商解决。这种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2.3将工程实践能力纳入博士生入学和毕业的考核体系

将实践动手能力纳入博士生入学和毕业的考核体系，有利于培养更高科研素养的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譬如，QUT信息系统系的每位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除了开展理论研究外，还须将自己的理论研究内容通过工程实践实现出软件原型系统。这种做法的益处是：一方面，可促使博士生研究出真正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高质量科研成果，杜绝了空洞而无实际价值的所谓成果；另一方面，因为博士研究生在各高校院所中实际上已是科研的生力军，由他们动手实践得出的原型系统，对于课题组高质量地完成科研课题也极为有益。建议将工程实践能力的考查纳入博士生入学考试的评价体系中，对于工程实践能力欠缺的考生，要提前排除；同时建议博士生导师高度重视对博士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不能将形成的理论进行原型系统实现或者进行实证实验的博士研究生，在毕业环节上要严格把关。应当鼓励博士研究生在发表科研论文的同时，申请软件著作权或发明专利，从而形成理论研究紧密联系实际应用的良好培养机制。

2.4建立博士生培养的导师组制度

实行导师组制度不仅可以有效弥补博士生导师由于精力不足无法有效指导博士生的问题，而且还有利于形成知识结构合理、思维方式相互补充的导师指导团队，这对培养博士生的团队精神和发散性思维都十分有利。笔者在QUT访学时，校方给我安排了由三位导师组成的导师组。两位副导师很好地配合了第一导师的工作，整个导师组对我进行了非常有效的指导。其中，第一导师负责访学期间学术研究方向的制定及总体研究方法的确定，主抓研究的方向；两位副导师各负责一部分研究细节的指导，主抓研究的具体工作。通过导师组的指导，使我在访学期间不但在学术上有较大的进步，而且还对国外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方法有了一定的切身感受。事实上，导师组指导制在英式或美式的博士研究生培养中是很常规的做法。在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建立导师组制度对于多方面利益群体均有益处。第一，对博士研究生而言，可以接受由两（或多）位导师构成的导师组的指导。由导师组构成的更加丰富的知识平台，可以给予博士生更加全面的指导；第二，对博士生导师而言，导师组制度有可能使主导师从指导工作的细节问题中升华出来，而将有限的精力更加聚焦于宏观上的指导和学术方向上的把握；第三，对副导师而言，通过指导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工作，也可以促进自身学术素养的提高，在丰富学术成果的同时汲取主导师的经验，为未来的学术道路打好基础。与主导师不同的是，副导师一般聚焦于从学术的细节上对博士生给予指导。副导师不一定要求具有高级职称，只要能力具备即可，与博士生的关系更加接近于合作者之间的关系，而与主导师的关系可以定位为助理的关系。

3结语

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所引发的问题，既有应当提请教育主管部门加以研究的共性问题，如我国博士阶段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服务面向等宏观方面的问题，更多的则是各培养单位在实践中所需认真解决的具体问题。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创新成果已经深度融合于软件工程的学术研究与产业实践中，这就预示着我国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将更加国际化、工程化。教育主管部门和从事软件工程学科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必须牢记历史责任，认真研究“互联网+”时代下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积极的应对措施，使我国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迈上新的台阶。

作者：冯在文 何敏 何克清 单位：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 国防信息学院信息管理中心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批准有关高等学校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的通知（2001年）[EB/OL].[2016-03-05].

[2]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EB/OL].[2016-02-28].

国内博士论文篇7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国内博士论文篇8

清华大学教授陈皓明指出创新型人才应具备下列三个素质第一，对什么都能够产生兴趣；第二，要有坚定的毅力和执著的精神，第三，获取知识的能力，包括与社会上各种人打交道的能力。这就要求博士生要在学习过程中注重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探索提升创新能力的方法。

导师在培养博士生过程中，要围绕以上三点素质精心引导博士生。第一，要加强博士生的思考、分析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用多种形式包括课外活动、专题学习、各种成功和失败的个案以及专门设计的科研任务，引导博士生产生科研兴趣，学习如何把创新应用于科研工作上。第二，利用学科建设和发展机会，培养博士生创新能力。学科交叉的地方是创新人才最容易产生的地方。博导应建议并积极鼓励博士生参与交叉学科课题研究，培养他们探索新问题的勇气和热情，锻炼他们的毅力和执著精神。使博士生在交叉学科课题研究过程中，迸发出新的思路、新的想法，创造出新的知识体系。第三，培养博士生广泛涉猎知识的能力。应带领博士生参与科研项目洽谈，使他们学会如何抓住问题的本质，锻炼与人沟通的能力，能够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抓住对方，用最短时间把问题的核心点提出来，展现一个博士生应具备的素质。

二、开展学术论坛．营造激发博士生创新思维环境

博士生论坛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很好的手段。论坛中通过与同行和非同行之间的交流，活跃博士生思想，激发参与科研兴趣、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通过专家的点评，总结各方经验，升华学术思想。在交流中不但认识了许多学术界的朋友，活跃了科研思维，并且能够了解自己与别人的差距，激励自己不断进取。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储备，拓宽了他们的学术视野，启发了他们的科学思维。激发了他们的创新热情。要鼓励博士生自己组织、管理、开展学术论坛，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对进一步激发博士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非常重要。论坛的举行也有助于推动国内高校对研究生教育创新、培养创新的深层次思考，进而为全面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进行有益的探索。

三、加强创新实验平台建设，提高博士生创新能力

按照北京市教务部署，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进行了研究生产学研基地创新实验平台建设。搭建平台后使博士生的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产品，这有效地提高博士生独立进行创新性研究的素养和能力以及从事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能力；平台实施开放教学体系，让博士生根据科学研究需要自主选择实验内容、设计实验方案流程、独立完成实验操作，发挥他们独立思考的主动性、探索问题的敏锐性和思维缜密性；一个产品的发明产生需要多学科知识，产学研实验平台成了多学科研究领域博士生相互交流的聚集地，很好地培养了博士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四、建立激励机制，激发博士生创造潜能

国内博士论文篇9

二、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点(方向)建设现状

 

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建设与教育技术前辈们的努力，伴随着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深化与改革、学位授权审核体系的改革与调整、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等动因，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点的数量与规模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到优的发展历程。

 

1993年是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建设与发展史上重要的分水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教育技术学专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一年，教育部(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简称国家教委)正式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教高[1993]13号文件)[3]，将“电化教育，’专业正式更名为“教育技术学”，归属于教育学科门类，并注明可授教育学或理学学士学位。还是这一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第五批学位授权审核中，正式批准北京师范大学建立我国第_个教育技术学博士点，何克抗先生成为我国第_位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之后的几年中，条件逐渐成熟的几所师范类高校相继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得教育技术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其中包括华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除此之外，2005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进行博士学位授权审核体制改革，《关于委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展自行审核—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试点工作的通知》，北京大学获得自行审核增列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_级学科点的权利，同时具备教育技术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全国非师范类高校建立的第_个教育技术学博士点，但目前为止并未招收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

 

面对社会对教育技术学博士生人才需求持续增长、学科授权体系改革的机遇，以及学科发展的前期积淀，使得教育技术学博士点数量与规模快速发展。浙江大学于2010年被批准设立博士点[5]。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了《关于下达2010年审核增列的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_级学科名单的通知》，审核批准增列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14所院校具有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教育技术学二级学科点同时获得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除此之外，根据国家教育发展总体规划和调整结构、优化布局的实际需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08年10月《关于做好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工作的指导意见，尝试将学位授予权部分下放到省级学位委员会和省级政府，允许以立项建设方式审核批准增列一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授权学科。其中，浙江师范大学与新疆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成为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其教育学学科成为博士学位授权学科。2013年这两所高校顺利完成了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的验收，获批教育学_级学科博士点，教育技术学专业随之获得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迄今为止，我国共有27所高校获得了教育技术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根据各高校相应网站公布的2015年博士招生简章及专业目录信息，北京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虽已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但仍未有招收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的计划。所以，截至2015年，共有18所高校招收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

 

生。教育技术学博士学位授予点数量的大幅增加，这与学科发展的前期铺垫、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和前辈们的努力密不可分。

 

三、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点(方向)分析

 

二十多年来，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点建设走过了辉煌的历程，以下从地域分布、高校类型与研究方向聚焦等方面分析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点的总体情况。

 

(_)地域分布

 

从27所教育技术学博士点高校所属地区来看，既有地域分布的广泛性，又存在地域之间的数量不均衡性、区域发展的不协调性。地域分布的广泛性体现在，这些高校广泛分布于我国七大地理分区：华东地区(7所)、华北地区(7所)(注：内蒙古自治区横跨华北、西北、东北地区。由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所在地呼和浩特地处华北地区，故此处将内蒙古师范大学划归华北地区)、华中地区(4所)、西北地区(3所)、东北地区(3所)、西南地区(2所)、华南地区(1所)，涉及全国4个直辖市和16个省、自治区。地域之间的数量不均衡性与区域发展的不协调性体现在，华东地区与华北地区博士点数量较多，占总数的_半。华东地区的博士点分布在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福建省等地，大多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地域优势使得这些地区的高校易于汇聚人才资源、科研资源及充裕办学经费，学科建设与发展较为迅速。华北地区的博士点主要分布在北京与天津，其中北京市就有5所，数量也最多，原因可能是，北京市是我国政治与文化中心，各大重点高校云集于此地，地域优势再加上国家扶持、政策倾斜等多种因素，使得教育技术学科在北京高校中的发展较为迅速。而另一方面，中西部很多省份、自治区没有教育技术学博士点。虽然说教育技术学博士点的建设、培育与发展不能搞平均主义，但也应在注重因势利导、培育重点的同时，兼顾分布协调、均衡发展，只有在全局规划的协调性上做好文章，才能真正有利于教育技术学学科的长远、科学发展。

 

(二)高校类型

 

目前，具有教育技术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机构都是局等院校。从局校层次上看，有“985工程”局校8所，“211工程”高校1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11所，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高校1所，省部共建高校5所，说明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教育起点较高、实力较强，有较深厚的学科积淀。从高校类型来看，师范类高校多达19所，综合类高校7所，理工类高校1所。这说明师范类高校是培养教育技术学专业人才的主要阵地，综合类高校、理工类高校也已成为培养教育技术高端人才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综合类高校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科研实力强劲，研究领域宽广，更利于教育技术学科建设的交叉性与多元化发展。而师范类高校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面临着转型，正在由过去培养单一人才向更为全面的综合性大学拓展，不仅担负着培养高水平师资的使命，更被赋予了一种全新意义的综合性人才培养基地的标识，所以师范类高校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也要注重其实践性、综合性等，将创新培养模式作为推动改革的着力点。

 

(三)研究方向聚焦

 

教育技术学博士点的研究方向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与核心内容，代表了学科的研究取向、特色及发展趋势。有些研究方向，如北京师范大学的“远程教育学”经过多年学术积累，凝聚了成熟的学术梯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有些研究方向，如北京师范大学“知识科学与工程”、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电视”与“教育传播”、西北师范大学“信息技术与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科学与技术设计”、南京师范大学“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内蒙古师范大学“技术史与教育技术史”等，依托博士生导师的学术专长和培养单位的条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知名度，具有鲜明的优势与研究特色。

 

根据各高校招生网站公布的2015年博士招生简章及专业目录信息，把相近研究方向进行归类分析，其中有8所院校设置了“计算机教育应用”方向，占总数的12.3%;其次是“现代远程教育”、“数字化学习技术与环境”方向，占10.8%;“学习科学与技术设计”、“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SCL)”占9.2%;“教育技术基本理论及其应用”、“信息技术与教育”占7.7%;“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教育信息化系统工程”、“教育信息化”，各占3.1%。还有一些方向，如“技术环境下的教学模式和学习策略研究”，“信息化教学环境、信息技术教学法”，“教育信息资源设计与开发”，“教育软件”，“信息化教学设计”，“知识媒体设计与开发”，“学习分析技术”以及“知识服务与管理”等，名称上依旧沿袭教育技术学常规研究方向。还出现了一些随着新媒体、新技术的发展而设置的研究方向，比如“新媒体阅读、知识交流”，“新媒体技术与艺术应用研究”，“新媒体与教育”，“教育云与数字校园”以及“云计算与教育公共服务”等。总体来讲，各高校研究方向设置较为分散，重合率相对较低，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近年来，有些研究方向也比较注意培育学科新的生长点与新的博士生导师，以形成新的学术梯队与研究方向，从而有效避免了稳定研究方向“飘移”现象。所谓“飘移”现象是指由于老一代学科带头人退出、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同时肩负繁重行政管理工作以及后备学术梯队不稳定或未培育起来等因素，致使学科建设停滞不前而导致的学术滑坡。学术梯队建设与培育是实施研究方向的保障，教育技术学博士点研究方向建设必须依据社会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需求，坚持高水平和优势特色，形成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推动力，将教育服务模式创新作为研究和培养的新重点，以助力教育信息化事业发展。

 

四、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培养

 

从系统论视角看，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是由诸多环节、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结构系统，是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从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及运行机制来看，大致可以概括为培养目标、培养方式与培养考核三大部分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指通过培养活动使作为培养对象的博士研究生在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上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和规格标准，包含着特定的价值目的和价值判断，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博士”这一问题，是整个博士研究生培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授予博士学位要求培养对象“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培养定位基本上都是学术型博士，强调了科学研究能力提升的重要性，突出了创造性、独立性、自主性。这与美国教育技术学学术型博士层次培养定位较一致，如教育技术老牌名木父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层次培养目标是为了培养教学技术领域的研究者，通过基础研究发现新知识和通过应用研究解答特定的实际问题，博士一般在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或者在和教育技术相关的私人部门、公共研究部门、开发中心担任研究者气但美国有的高校，比如雪城大学教育技术学博士培养分为偏学术研究与偏职业研究两个方向，虽然这两个方向都是研究导向，但偏学术研究主要针对研究性大学或高校，偏职业研究主要针对政府、K-12教育、工商业、非营利组织、军队对教育技术博士生的需求，在课程安排上也更注重项目经验、团队工作、管理及领导能力的训练。美国研究生教育追求的目标是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兼具理论性(或基础性)与应用性的双重性质，这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二)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是根据培养目标及要求，针对培养对象所采取的基本教育方法或教育形式。培养方式回答了“怎样培养”的问题，一般包括招生与录取、课程设置、科学研究、导师指导等诸多要素。培养方式是否科学，关键在于各构成要素之间是否优化组合。招生与录取是培养工作的起点，是研究生培养模式和社会大环境的中介，具有很高的灵敏度;课程设置、科学研究是主要的培养方式;导师指导则贯穿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始终。

 

1.招生与录取

 

在博士生培养中，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是重要的起始环节，招生质量直接影响培养质量。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招生有直接攻博、提前攻博、硕博连读和公开招考多种形式。公开招考_般实行各校自主命题、自主划线、自主录取，大多采取初试(笔试)+复试(面试)的“考试入学制”，对于有效选拔具有科研潜力的生力军进入博士队伍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然而“考试入学制”可能带来诸如导师自主权缺失等问题，难以有效选拔具有科研潜力的人才。为了弥补功能短板，近年来一些高校开始试行“申请一审核”制，以对申请材料的审查代替初试，通过学校自主组织的综合考核来考查申请者的培养潜力与学术创新能力。“申请一审核制”有利于申请者和导师之间的双向了解，能够使导师更好地了解申请者的全面素质，从而遴选出最适合培养的申请者。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学院从2013年在公开招考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时开始试行“申请一审核制”选拔博士生制度，即申请者提交申请，然后经过初审和面试两个环节择优录取，给其他高校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申请一审核制”创新了博士生招考理念，将选拔的重点落在了对申请人创造能力、探索精神、批判能力与科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考查，赋予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招生选拔中更大的自主权。因此，提升博士生招生制度本身的科学性，渐进地将“申请一审核制”引入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生招生选拔中，逐步由目前“考试入学制”和“申请一审核制”并存的双轨制走向单轨的“申请一审核制”是必然趋势。

 

2.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与教学是实现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培养目标、完成教学任务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拓宽博士生的知识面，加深专业知识掌握，提高科研能力，使博士生掌握较宽广、系统、深入的理论基础知识起着重要作用。目前，教育技术学博士生课程设置普遍实施学分制，大多规定博士生修读学分在20学分左右，由学位课、选修课和实践环节三部分组成。学位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和学位专业课，其中公共必修课为政治理论课与外语类课程，由学校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要求统_设置，选修课是为拓宽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加强研究方向的深度而开设的课程，实践环节包括参加学术活动、作学术报告等。

 

但从目前各高校设置课程科目和实施方式来看，仍然存在_些问题，诸如课程设置缺乏层级性，课程名称、内容体系、教学方式、考核要求等与本科、硕士研究生差别不大，未能突出学术性。从课程体系的编制来看，存在随意性，部分高校课程设置仅考虑博士生指导教师研究方向，因人设课。笔者以为，由于博士研究生的学术旨趣各异，博士生课程应当是“自助餐”式的，体现个性化，内容注重基础性与前沿性的协调统_，学习应重在获取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质量，围绕学位论文、根据需要有针对性地学习。

 

3.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关键与中心环节。_般高校都鼓励博士生积极参加导师的科研项目，参与国内外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研究，以科研项目为载体，培养博士生的科研能力。鼓励博士生积极参加校内外有关学术活动，加强学术交流与协作，提高博士生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服务能力。英国学者E.M.Phillips认为，博士生培养过程就是使学生“在研究领域里，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研究者的过程”[12]。大多数高校对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都有的要求。除此以外，博士学位论文是综合评判与衡量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水平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依据，是对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创造性、批判性与科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生独立完成。论文应体现在学科研究方向上的前沿性、独创性和系统性。教育技术学博士学位论文工作过程包括选题、开题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学位论文标准、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阅以及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

 

4.导师指导

 

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大多数实行导师制，博士生导师作为教育技术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是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关键人物，同时也是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培养链条中最关键的节点。博士生导师受到学科的特殊性、学生的研究与能力、学校研究条件及经费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对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方式也因人而异。从教育学角度来看，导师对博士生指导与培养过程是一个教与学的互动过程。对处于学科前沿、以研讨精深学术为主的博士生培养来说，这个互动过程更为明显，意义更重大，更多表现出教学相长的特点。在美国的大学，博士生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是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的。其_，组合式、套餐式指导制度。博士生入学以后，建立一个以导师为主，另外至少三名教师组成的指导小组，按照培养方案，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专业咨询、讨论和指导，共同负责对博士生的研究工作进行监督和把关，为博士生的研究提供了_个求教、切磋学术的正式专家网络，使博士生增加了研究选择的余地和发展空间。目前，我国一些学校开始采取导师负责和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其二，导师指导培训制度。虽然“有些导师天生就具有教导的能力和兴趣，但是他们很少发展自己的教导技能以更好地促进这种能力和兴趣”P3。导师指导方法的培训得到美国许多大学的认同，这些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三)培养考核

 

培养考核的目的是通过评价考核的调节与反馈，促进培养模式各环节的优化组合，进而保障并提高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培养考核的范围涉及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各个环节，主要包括课程考核、中期考核、开题报告、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阅和学位论文答辩等。课程考核主要针对第一学年的学位课程进行考核，在课程学习完成之后展开，大多以读书报告、论文、项目开发等方式进行。中期考核是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管理与质量保障的一个重要环节。博士研究生在进入学位论文工作之前，培养单位对其思想品德、学业成绩、业务能力等进行全面考核，对不宜继续培养者终止其学业，以保证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博士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开始博士论文的选题;确定选题后，可申请博士学位论文开题，

 

需要提交开题报告;学位论文科研过程中，需要提交学位论文中期报告，院学位委员会进行中期检查或根据需要组织研讨;通过学位论文评阅，达到博士学位论文水平的博士生，导师组织博士生论文预答辩;通过预答辩即可匿名送审(俗称盲审，是一种组织专家组评审的制度);盲审通过之后，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即培养考核的最后环节。答辩内容涉及论文存在的问题、疑点和与论文相关领域的知识，由学位委员会投票决定学位论文是否通过。总之，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在规定年限内修满规定学分，通过思想品德考核和学位论文答辩，准予毕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有关规定，达到学校学位授予标准，通过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方可授予博士学位。

 

五、讨论与思考

 

笔者试图通过剖析我国目前教育技术学博士点建设与博士研究生培养现状，找到发展壮大教育技术学科、扩充学科生存空间的途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教育信息化建设。对于从这个角度求解“南国农之问”，结合前文的分析有以下讨论与思考。

 

(—)加强整体规划，做好博士研究生教育顶层设计

 

二十多年来，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教育走过了辉煌的历程。近年来已渐进地从外延式发展进入到内涵式发展的阶段，正努力实现从规模发展到质量提升、从量的扩充到质的提升，这就需要按照拓展学科领域、丰富学科内涵、增强学科特色、提高学科水平的总体要求，科学地处理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四者的相互关系，在学科布局和结构优化方面加强整体规划，做好顶层设计，推进协调发展。可以考虑区域内教育技术学博士点联合培养，共享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彼此之间加强合作交流，聚合区域内高校的优势学科资源，共同提高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推进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设置与国际接轨的研究方向，开阔学科视野的同时，扩充学科的生存空间。

 

(二)完善管理机制，构建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新框架

 

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生教育为教育技术学领域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教育起点较低、历程较短，尤其是近年来博士点数量快速增加，发展步伐过快，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逐步扩张，而相应的培养支撑条件尚未完全到位，博士研究生的质量问题随之凸显。研究生培养支撑条件是制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它是指参与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各种相关硬件与软件资源的综合。各高校应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和自身实际，确定博士生适度发展规模，加强对人才培养过程的管理和指导，从硬件和软件两大方面完善严格的管理机制，建立有效的教育质量管理系统，构建科学的博士生培养质量监督与评估体系，才能更好地保障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在教育信息化事业红火的今天，亟待将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同时作为培养目标，创新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使其兼具理论性(或基础性)与应用性的双重性质，并将应用性作为研究和培养的新重点，以更好地服务于教育信息化事业。

 

(三)调整培养定位，适应教育信息化实践的需求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同时需要理论研究型与实践应用型两大类人才，但对实践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大大高于理论研究型人才。而在我国目前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中，注重学术型博士即理论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忽视了对实践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也存在着学术型博士理论基础不深厚、创新潜力不足的问题。我们的确需要培养以知识创新、科学研究为目标的学术研究型人才，同时更需要培养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满足教育信息化实践需求、具有_定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及较强实践能力的人才。所以笔者认为，为了适应社会需求，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应该在保持学术型博士规模的同时，尝试招收一些实践应用型博士，推进博士研究生培养定位多元化。是否效仿美国雪城大学教育技术学博士培养分为偏学术研究与偏职业研究两个方向，这也是未来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与充分论证的问题。

 

国内博士论文篇10

应该说，从“文革”后1978年博士教育起，至今34年来，我国的博士教育教学取得了一些成就，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等各行业的改革与发展，输送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但是，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正视的是：近年来，随着民众对博士教育及其公平公正需求的不断增长，博士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教育部对各招生单位年度博士生招生人数的限制，使得考博成为高考之外的新独木桥。另一方面，民意焦虑于为何一些人却不需要真才实学，就能被名校录取为博士生，而且能轻松获得毕业证与学位证。此外，博士教育的其他问题，比如“种蘑菇”一样的粗放型培养，早已引起一些有识之士对博士教育质量的严重担忧。

 

就徐景颜厅长读“论文博士”这一事情而言，在民意的高度焦虑之下，有关方面目前亟须彻查与公开的有五大方面。首先，清华大学及其他大学、科研院所等招生单位的“论文博士”，是否获得教育部的授权、备案与认可;其次，这些招生单位的“论文博士”，目前一共招多少生了，毕业了多少，现在就读的有多少以及这些人在被录取时的职业与工作单位分别是什么;再次，这些“论文博士”的招生录取，是否占用了当年全日制博士与在职博士的招生录取名额;复次，“论文博士”的招生标准和毕业标准，是否严格得到了执行;最后，为何绝大多数人(包括高等教育、科研领域的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论文博士”这么一种博士教育的制度?这些问题，正是困扰公众的几大待解的谜团。

 

“论文博士”，是欧美等国比较通行的一种成熟的博士教育制度，其学术要求与全日制博士与在职博士相同，甚至更高。按理说，我国也完全可以有这种博士教育的制度。事实上，2004年8月28日起施行的国家法律《学位条例》不但没有禁止“论文博士”，而且还为“论文博士”的发展预留了很大的空间。虽然现在我国到底有没有公开的“论文博士”这一博士教育的制度，由于相关信息有限，且已有的信息相互矛盾，我们目前尚难以断定，但是，这并不影响“论文博士”应该是目前全日制博士和在职博士之外的另一种可行的博士教育制度。当然，这一制度若要实行得好，就必须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以及招生录取的公平公正。否则，就会沦为“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的工具，成为不学无术之人登入学术殿堂的绿色通道。

 

学者张鸣认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多年来招收“论文博士”，无论官方核查结果如何，都是学术向官僚和权力献媚，有违清华百年学术传统。他指出，长期以来，清华相当重视与官方的联系。清华的文科院系起步较晚，为强化其毕业生在党政系统的数量优势，很多年前清华大学就开始面向副厅级以上干部招收文科“论文博士”。在张鸣看来，清华的“论文博士”，一般都是面向副厅级以上干部的，而且都是不需要参加统考的免试入学，不怎么需要上课，投入极少，颁发学位证和毕业证，非常不公平，“无异于向官员送文凭”。毫无疑问，如此的“论文博士”，一方面势必造成了权力对优质公共高等教育资源的侵蚀，严重危害博士教育的公平;另一方面也会危害博士教育的整体质量。

 

近年来，官员读博蔚然成风，与高校滥发文凭的现象合流。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就曾感叹道：“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据《重庆晚报》2009年报道，西南大学研究生部相关人士曾透露，重庆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而财新网最近的报道《新任各省常委博士学位一览》说，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本轮中共省级党委换届的有19个省份'一共产生省级党委常委250人，但由于换届后中央调整河南、安徽、江西、西藏等省区部分省委常委，导致上述19省份现任省级党委常委实有24队，其中简历公开明确有博士头衔者6031，占24.19%。这意味着近4个省级常委中就有1个博士。60位省级博士常委中，包括6名正省级高官，其余54位为副省级高官。其中，山西省纪委书记李兆前既是工学博士，又是管理学博士。

 

官员读博，按理说，只要目的纯正，程序公正合理，学术水平达标，公开透明，当然是可以的——官员作为公民，有接受博士教育的合法权利。但是，众所周知，在目前的国情下，官员读博，混学历和文凭的恐怕是不在少数，因为他们往往公务缠身，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繁重的博士课业学习和博士论文写作。这就催生了种种走形式与系统造假。这种乱象，是双方造成的。对于博士招生单位而言，为了谋取部门或领导个人的利益，把学位拿来换取资源的利益驱动非常常见，有些高校甚至主动拉官员来读博。在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位身为副市长的全国政协委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曾有几所高校邀请他读博，有的学校甚至告诉他连考试都不用考。另一方面，官员为了在激烈的干部晋升中获得有利的竞争优势，也迫切地需要高学历，特别是光鲜耀人的博士头衔。互相需求，在一拍即合之下，“论文博士”就悄然诞生了。

 

一些高等教育的外行认为，要遏制高校滥发文凭、防止学历腐败，就必须堵塞通道——取消“论文博士”，因为它的存在，为权力寻租、权学交易、钱学交易，提供了便利，危害甚大。但高等教育的业内人士却认为，“论文博士”不能因噎废食。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步入终身教育的时代，今后的教育形式一定会越来越开放和多元，论文博士作为博士教育的一种培养方式，本身无可厚非。而要防止“论文博士”成为学历腐败的通道，显然就应该在公开与透明上做文章。官员读博的信息一定要公开、透明，包括原有学历是什么，有哪些学术成果，申请学位时提交了哪些资料，学校的评审结果是什么，招生录取时都应该向社会公示。录取后，学费从哪里支出，选了哪些课程，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什么，凡不涉密的，都应当向社会公开——只有全面公开，才能遏制学历腐败。

 

有良心的高等教育专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2009年在其《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中，呼吁对高等教育进行一次彻底整顿。他指出，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对官员和老板考博更是一路绿灯。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院士指出，“必须考虑社会需求、科研投入、导师力量、学校办学条件等因素，要加强对博士生教育规模的宏观调控。同时要以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为中心，促进博士生教育的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而对官员混文凭早已深恶痛绝的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春时，2010年就在全国“两会”上提交提案，建议国家整治这一现象，清理官员读博，维护高等教育的纯洁性及公平公正。据他所知，国内有不少高校招收“论文博士”，如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

 

国内博士论文篇11

一、入学方式比较

（一）申请程序

若有意申请就读佐治亚大学的学前教育专业的博士课程，先要完成以下几个程序：首先申请博士学位者必须在佐治亚大学研究生院的网站上提出申请。申请者在递交申请的同时，要附有一些相关的材料，包括两份官方的成绩单，五年内的GRE考试成绩以及三个推荐人（包括推荐信）；其次，所有的申请者都需要将相关资料以电子邮件的形式进行发送，包括阐述自己申请博士学位的原因、近期和在博士课程阶段的研究计划、选择佐治亚大学的学前教育专业的缘由以及自我介绍；此外，对于国际申请者还需要提交托福或雅思（两年之内）考试成绩。

而对于华东师范大学学前，其申请的程序略有不同。申请者需要先在其研究生院网站上报名、注册、填写信息、下载表格；其次，要将相关资料进行寄送。这些材料包括网络报名时系统打印的《报名登记表》二份、两份专家的推荐信、体检表、身份证复印件、应届毕业生还提交学生证复印件；硕士学位正式复印件、1寸彩色证件照、写有本人收信地址的信封两只。

与佐治亚大学不同，华东师范大学在申请的形式上是首先要参加全国的统一考试，考试通过这一门槛之后才能够进行申请，同时华东师范大学还要求身份证复印件以及近期的证件照片。

（二）申请标准

佐治亚大学的学前教育专业对于申请条件有以下几点要求：（1）获得由一所被认证的机构所授予的学士学位，并且GPA最低为3.0；（2）获得由一所被认证的机构授予的硕士学位，且GPA最低为3.5；（3）GRE总分1000分，口试和笔试成绩每项均不得低于450分；（4）拥有至少三年的幼儿教学经验。

而对于华东师范大学则首先要求初试者的英语成绩不得低于45分、专业成绩不得低于60分；其次，实行在专业内按照导师对拟录取的考生进行排序，即对考生的初试成绩、复试成绩、科研能力、论文水平等进行综合评定后给出排序，排序工作由院系所组织进行。

（三）比较分析

从申请华东师范大学和佐治亚大学的学前教育博士的情况来看，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首先需要参与全国统一考试，这一点是不同于美国的申请制度的。虽然对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来说也同样具有申请的步骤，但这也是以初试通过为前提的；并且在申请之后，学生需要参加复试。对于博士课程的学习，首先需要申请者拥有较好的学习能力和优秀的知识储备，因而对于申请者而言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以及获得学位时的GPA则是作为衡量其能力和知识的标准。

另外一点较大的差异是佐治亚大学的学前教育博士申请者需要有三年或以上的幼儿教育经验。可见他们更加希望来攻读博士的学生是拥有相关方面的经验，是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带着疑问和经验来进行研究；而相比之下，华东师范大学就相对忽视了经验的作用。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偏向应用的专业，实践经验的作用尤为重要，因而幼儿教学的经验能够在博士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更好地从实际问题出发，更具有针对性地进行学术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

二、人才培养

（一）培养目标

佐治亚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教育博士学位课程是为教育工作者拓展他们的知识，教学实践以及对于复杂的、动态的儿童、家庭成员、教师以及外部的教育机构的了解。该计划的重点是对于理论的研究以及对早期儿童教与学的研究。早期儿童教育博士课程的目的是发展对儿童早期教育的研究能力，提升对于早期儿童教育和相关领域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培养聪慧的领导能力。

华东师范大学的培养目标略显中国特色，“培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理论素养高，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前教育教学、科研和管理的专门人才。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和方法论精髓，深入了解国内外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最新成果，全面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系统掌握国内外学前教育理论及其发展前沿，并在其中一个方向上研究深入，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德才兼备，身心健康。毕业后能独立从事学前教育理论研究和学前教育改革探索性实践，能胜任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

佐治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虽然是不同国家的两所学校，同样的博士培养课程设置不同，但是人才培养的目标却是相同的，概括说来，是希望能够培养教育、科研、管理的专门人才。

（二）课程设置

佐治亚大学的学前教育博士课程设置，主要有研究方法论、基础课程、专业课程、论文和其他研究时间这几项课程。研究方法论一共要修满至少六门课程，包括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基础课程可以从院系内部或者全校中其他学院提供的课程中进行选择，基础课程需选择至少三门；课程的内容可从人类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妇女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和社会学课程等当中任意选择。至于专业课程，需修满六门课程，并且这六门课程须得从本院系内部进行选择；论文和其他科研时间的课程内容，主要有研讨会三小时、写作研讨会三小时以及研究实习三小时。

在华东师范大学则是以学分来规定课程的安排。其分为必修课程、选修课程以及实践和科研训练三大类，一共20个学分。在必修课程中，学位公共课共7个学分，包括政治理论和第一外国语两门课程；学位专业课共6个学分，包括学前教育理论的新发展、科学哲学与儿童哲学以及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选修课程一共有6个学分，其中专业选修课不少于2分，共有3门课可供选择；另外跨学科或跨专业课程也必须修的2个学分。而实践和科研训练一共占一个学分，要求完成相关的学术演讲、学术报告以及科研、教育时间即可。

两所学校的课程设置基本来说差别不大，而华东师范大学则多出了政治理论和第一外国语的课程要求，并且要求学生在攻读博士课程期间要有一定的实践训练，然而这一实践训练并非与学前教育相关，而只是担任助教的工作即可。

（三）比较分析

虽然华东师范大学和佐治亚大学官方的学前教育博士的培养目标基本一致，概括来说就是要培养三种人才：学前教育教学人才、学前教育研究人才以及学前教育管理人才。而由招生时佐治亚大学强调需要有三年的幼儿教学经验来看，可以推测他们则更加偏向于培养学前教育的教学人才。然而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

而对于现行的课程设置，与个别华师大的博士们交谈中，发现他们更加愿意从事科研活动而不去从事一线教学活动，所以认为“修行靠个人”，所以对现行的课程设置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满或是改革的建议。

三、博士论文的研究热点

（一）博士论文研究热点

对于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本研究中将其归类为实践研究、理论政策两大类。在对佐治亚大学的图书馆的资源中得到了2002～2009年10篇博士论文[8]归类后以发现，实验研究的论文有7篇，而剩下的3篇则是研究学前教育相关理论的。可见他们更加关注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如何在一线的教育中使得教育的效果达到更好，如何能够更好地促进儿童的发展。例如，博士中有部分韩裔的学生，他们就很关注韩裔儿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在幼儿园中的教育情况。

相应的对于华师大学前教育的博士论文也选取了2002～2009年答辩的论文，共计19篇。在对其关键词以及摘要的阅读之后，同样对其进行分类，涉及教学的论文有7篇，理论研究的有8篇，其他是关于一些政策等的研究。

（二）比较分析

同样是优秀的学前教育博士培养的机构，培养目标也基本相似，然而博士生对于实际研究的关注点却相差较多。佐治亚大学的学前教育博士生更加关注从实践出发，解决实际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而华师大的博士生们则是实践教学内容与理论探讨较为均衡，这或许是由于佐治亚大学在招收博士时要求教师拥有3年以上的幼儿教育的经验。

四、结论与启示

中、美两国的博士课程在申请程序上总体要求差异较大，在细节上的规定两国都有着各自的本国特色。美国习惯于使用参考GPA等的申请模式，而在中国各大高校之间GPA的计算方法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而统一的全国考试正如高考一般，虽颇受争议但确实是目前最为公正公平的选拔方式。

对于人才的培养，两国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都较为接近，而我国则要求博士生们在完成理论、方法论课程的学习的同时，还需要有所实践。而这里的实践并不是相关专业的实际操练，而是完成一定的助教工作；美国则是在一开始就设定了门槛，要求学生有三年以上的教育经验。两国同样是有关于实践的要求，只是一为入门门槛、一为出门栅栏，同时两个“实践”的内容却也相差较远，可见两国对博士生的培养目的略有不同：美国更加偏向于将博士生培养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线教师或者是结合相关理论解决教学中实际问题的学者；而中国则更加偏向于培养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虽说在科研中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也是颇为重要的，然而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传承社会文化、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基本途径”[9]。若能够用更加严谨的手段、结合理论，则能够在育人的过程中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是学前教育阶段，儿童的心性还未完全成熟，若能够合理利用儿童心理学的理论，了解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特性，四两拨千斤也未尝不可。

两国在招生以及课程设置上的差异虽然不是非常显著，但或多或少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表现则是在博士生们所完成的论文上。虽然论文并不能完全表现出博士生们的心中所想，且本文中用来分析的博士论文数量有限，但毕竟论文是其所感兴趣之所在，由此或多或少窥知一二。由这两所学校的博士研究方向来看，美国的博士生们也更加的关注于“实践”，而中国则是实践与理论并重的局面。这也正与两国在招生以及课程设置上的差异相吻合。诚然在一个学科中，研究方法是重要的，而对于教育这类学科而言，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也是十分有必要的。因而，对于我国高校中的教育类的专业来说，应该更加关注实践的重要性，从实际经验中发现问题，并结合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解决问题，理论和实践两面兼顾，既发展学科同时也能够更好地为教育事业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国内博士论文篇12

中国元杂剧自18世纪早期伴随着《赵氏孤儿》的西传并于英语世界的传播至今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英语世界元杂剧的早期传播多为单纯的译介以及简单的内容概要介绍，而英国则是早期元杂剧传播的中心。但自20世纪中后期西方汉学中心移至美国后，美国遂成为英语世界元杂剧传播的中心，传播形式亦由先前单纯的译介为主转变为译介与研究并重。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有像杜为廉（William Dolby）、柯润璞（J.I.Crump）、奚如谷（Stephen H_West）、伊维德（Wilt L idema）、马克林（Coin Mackerras）、时钟雯（Chung-wen Shih）、刘君若（Chun-jo Liu）等人的综合性研究，他们的研究广泛地涉及元杂剧的诸如兴起原因、作家作品（人物、主题、语言）、艺术特征、舞台表演及其他（音乐、演员、演出、剧团、服饰、化妆等）、功用等诸多方面；亦有如章道犁（ Dale R.Johnson）（曲律研究）、彭镜博（Ching-Hsi Perng）与海登（George A.Hayden）（公案剧研究）、夏颂（Patricia A.Sieber）（传播研究）以及诸多博十论文一般，针对元杂剧的某一方面而展开的专论。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方法新异，对我国国内学界而言极具借鉴性意义与价值。篇幅所限，本文不便一一展开详述，拟只详细梳理和探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管中窥豹，以期概括呈现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的独特研究特征、方法以及意义与价值。

本文所梳理的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的相关博士论文共计37部，时间上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新世纪的2011年；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大、清华、北师大图书馆，英国布鲁内尔大学图书馆，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亚利桑那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凡英语世界有关元杂剧公开发表的博士论文，笔者相信均已搜罗完毕，这37部博士论文，研究内容迥异、研究视角独特、研究方法多元、研究价值与意义巨大，它们已充分体现了20世纪以来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较高水平，其中有些还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在英语世界影响很大，因而很具代表性，亦突出呈现了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的总体特征与价值。

一、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

为便于总体把握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亦为随后更直观生动地呈现、分析归结其写作时间、内容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及特征，笔者遂按时间顺序，首先绘制“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一览表”如下：

纵观上表中所列37部博士论文，我们可将其具体的研究内容概括为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以元杂剧文本为主要考察、解读对象，针对元杂剧的语言、音律、作家作品及作品中人物的研究，剧类（题材类型）研究以及元杂剧的总体研究。这其中，针对元杂剧宾白进行语言分析的有博士论文1、5，音韵方面的研究则有专论《中原音韵》的博士论文6以及涉论《中原音韵》的博士论文4，章道犁的《元曲韵律学》，后经增编以专著《元代北曲之结构与曲律及全元戏曲北词谱》（1980）①出版，该文为英语世界首次亦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对包括元杂剧曲牌联套、宫调以及曲谱等方面内容在内的元曲曲律研究。英语世界有关元杂剧作家作品研究的博士论文，所涉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及白朴等人，而他们的代表剧作特别是王实甫的《西厢记》无疑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这其中论及关汉卿及其作品的有博士论文8、9、11，专论马致远及其作品的有博士论文18、27，而白朴的研究专论则有博士论文12。博士论文14、17、26②、34是英语世界的4部《西厢记》研究专论，另有涉论《西厢记》的博士论文31。元杂剧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众多、特征鲜明各异，他们共同点缀装成了元杂剧这一丰富多彩的艺术画卷。英语世界中论及元杂剧人物的，多为博士论文，所涉人物包括吕洞宾、关羽、杨贵妃、女性、张飞、鬼魅等；这其中有博士论文3、13、20、23、28、35等。英语世界对元杂剧剧类（题材类型）的研究亦多为博士论文，这主要有博士论文19所论之“才子佳人剧”，博士论文10③、15④所论之“公案剧”以及博士论文36所论之“边疆跨境剧”等三类。英语世界针对元杂剧总体研究的博士论文则以刘君若的《中国13世纪杂剧研究》为代表。

第二，以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学）、戏剧传统入思，对元杂剧包括悲喜剧维度、中西比较等在内的异质文明间的横向考察，这其中有博士论文16、29、32、21的悲喜剧维度考察以及博士论文24、25 .26的中西戏剧间的比较研究。

第三，从中国古典戏剧发展史的角度，就元杂剧与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诸方面关系以及戏曲文物此类戏剧史现象的纵向研究；这其中有博士论文22⑤、30、33、37等。

二、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研究的总体特征与方法

（一）研究的总体特征

通过考察上表，我们可以看出：首先，从时间上来看，本文所论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的博士论文在时间跨度上为1952年至2011年，时限约60会年；从各时期创作的数量上来看，上世纪50年代的3部、60年代的6部、70年代的6部、80年代的7部、90年代的14部，新世纪以来的博士论文1部。我们可以看出，如果80年代以前的博士论文15部、以后的博士论文21部，它们在数量上还大致相当的话，那么新世纪以来的博士论文仅1部，则明显与先前相比存有巨大差距。其次，从地域上来看，上述所列37部博士论文中，仅一部博士论文出自英国，即杜为廉的《关汉卿和他的作品研究》；其余皆

①D.R.Johnson， Yuarn， Music Dramas .studies in Prosody and Strcture an，plete Catalogue of Northem， Arias in the Dra-matic Style，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0.

②后以专著《元杂剧和伊丽莎白时期戏剧中的一般戏剧符码》（Common， Dranatic Codesi。Yüand Elizabean TheatersCharacterization in Western， Chamber and Romeo and Juliet），于1997年由埃德温一梅伦出版社出版。

③后经增编以专著《中国中世纪戏剧中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nent in Medieval Chinese Drama Three Jadge PaoPlays），于197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④后经增编以专著《双难：评七部元代公案剧》（DoubLe Jeopardy：A Critique of Seven， Yuan， Courtroom Dramas），于1978年由密歇根大学中文研究中心出版。

⑤后经增编以专著《欲望的戏剧：作者、读者及早期中国戏剧的复制生产1300-2000》（Theatre of Desire：Autrors，Readersrs，and the Reproduction， of Early Chinese Song-Drama ，1300-2000），于2003年由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为美国高校的博士生所作。因而，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创作中心主要在美国，这显然是与二战后西方汉学中心移至美国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的。而就其所属高校而言，博士论文篇数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与华盛顿大学（并列第一，皆为6篇）、密歇根大学（4篇）以及斯坦福大学（3篇）；这些高校无疑是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再次，从作者构成来看，英语世界本土作者17人，华裔作者20人；其数量大致相当。但如果我们结合创作时间来看的话就会发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15位博士论文作者中，英语世界本土作者共计10人，约占67%，而华裔作者只有5人，仅占33%；而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22位博士论文作者中，华裔作者共计15人，约占68%，而英语世界本土作者却只占32%。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的14位博士论文作者中，华裔作者就占了10人，为该期总人数的71%，明显占绝大多数。我们据此可知，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多出自英语世界本土作者之手；而80年代以来至今特别是90年代的博士论文则多为华裔作者所作。最后，从博士论文的选题或研究内容来看，同样以上世纪80年代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时期。80年代之前的博士论文选题多为元杂剧语言、音韵、作家作品及人物研究等传统的元杂剧文本分析，其更侧重于元杂剧文本的文学性研究；而80年代以来的博士论文选题在继续元杂剧作家作品及人物研究的同时，却又将其研究的视域横跨中西、纵贯古今，更注重中西戏剧间的比较研究、悲喜剧考察以及中国戏剧史现象背后的权利、政治与文化精神层面的开掘，其更侧重于以异域他者的眼光审视元杂剧，专注于元杂剧与西方戏剧总体特征层面的暗合及其背后更深层的文化意蕴的挖掘。

对此，必须从美国汉学发展的总体历史背景中予以考察。我们知道，美国汉学的早期发展是在美国传教士、欧洲传统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促成的。受其影响，美国早期汉学主要侧重于中国语言、古典哲学、古典文学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而且研究路数与欧洲的古典汉学可谓一脉相承；而且由于战后冷战时期造成的中美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的全面阻隔，以及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而导致的费正清所开启的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发展的中断，遂使得美国的汉学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传统的欧洲古典汉学的研究模式。直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特别是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美间各层面交流的日益频繁，美国汉学遂于80年代以来于内外两方面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内部而言，前期受阻的美国现代中国学逐渐取代传统的欧洲古典汉学而成为美国汉学发展的主流，其所开启的文化研究、跨学科研究及其受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的浸染而生发的诸多全新的研究理念与方法亦深深地影响了同期的古典汉学研究；就外部而言，随着中美邦交正常化、双方科教交流的恢复与发展，中国赴美留学或访问的学生或学者日益增多。“在中美建交后的前10年内，到美国学习访问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约有3万人，超过了从1860年到1950年赴美人数的总和。据中国教育部统计，1978年，美国只有50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而从1978年到2002年，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数超过了38万人，美国已成为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仅2001年一年，就有大约7.8万人在美国留学，其中多数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①这些数量可观的赴美学者或学生，遂成为美国汉学特别是传统古典汉学研究的一支不容忽视的生力军。

结合上述背景而论，我们很易得知，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以上世纪80年为界而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乃是与上述美国汉学的发展历程完全吻合的。首先，就作者构成而言。前期以英语世界本土学者为主而后期却以华裔作者为主，这主要是由于二战后至80年代以前这段时期，中美间的冷战对峙遂使得双方间的各种交流包括科教交流几无可能，即使此期有赴美的中国学者或学生，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去美国的，抑或是香港、台湾的学者或学生。而80年代以来伴随着①黄育馥：《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的几点变化》，《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新时期改革开放而来的赴美留学或访学大军的涌现，在美国各高校或科研机构学习或从事科研工作的华裔学者的人数必然亦会随之陡增。而这一变化在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作者身上，无疑得到了最充分地体现。其次，就研究内容而言，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前期主要是传统的语言、以文本分析为主的文学性考察，这非常符合传统欧洲古典汉学注重语言研究、古典文学（化）的研究模式。比如，有关元杂剧的语言研究的2部博士论文，就受到了当时在美任教的中国学者赵元任、杨联陛的语言学研究的深刻影响，其研究架构就直接源于赵、杨二人的语言学理论。而后期的研究内容由于研究者视域的转变而导致的诸如中西比较、悲喜剧之维的考察以及文化转向，一方面与研究主体的上述转变密切相关；作为后期研究主体的华裔学者，由于横跨两种异质文明，独特的双重身份必然会生发出独特的研究视角，中西比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而以异域的美学观念或研究方法来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亦在情理之中，如前述英语世界的3部元杂剧与英国戏剧间的比较研究以及4部悲喜剧维度考察元杂剧的博士论文。而另一方面则无疑是受到了美国现代中国学以及各种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后期无论是占绝对多数的华裔作者抑或是少数英语世界本土作者，他们的研究内容均亦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影响，即侧重文化研究、跨界（学科）研究，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艺术甚至考古、宗教、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或领域的内容融合一体，再加之各种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催生下的各种新近的文学、文化批评手段的运用，从而使其研究内容获得了巨大的文化信息量，呈现了一个立体多维的文化世界；他们似不专注于文学本身，而是探究其后隐匿或折射出的独特文明与文化意义。在此过程中，元杂剧文本分析只不过是他们借以探究还原历史真相、开掘文本的文化能量的一个手段而已。

至于上文所提到的，新世纪以前和以后的博士论文数量存有巨大差距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考察2000年以来英语世界中国传统戏曲研究概况的话，或许会得到部分解释。郭英德在其《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述评（1998-2008）》一文中，就详细的梳理了北美英语世界1998-2008年间的博士论文研究状况；笔者通过仔细考察发现，在其梳理的2000年以来的15部博士论文中，其研究内容多为明清（包括京剧）以来的中国传统戏曲（现象），共有10部，其余有关宋金时期戏剧l部、传奇剧1部、中西戏剧总体比较1部、有关戏曲演出的2部；①其中华裔作者11人。我们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国传统戏曲研究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中国明清以来传统戏曲的探讨，这也与之前专注于元杂剧研究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其原因，这一方面是对先前过于专注元杂剧研究现象的一种学术研究方向的纠偏，元杂剧固然为中国传统戏曲的典型代表；但明清以来的戏曲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理应值得学术界深入细致的探究和开掘。另一方面，就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状况本身而言，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它已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其的研究亦相当系统而深入了，没有相当扎实深厚的文献与理论基础，已很难有所突破，特别是对于有些初涉此领域学者而言更是如此。

除上述基于研究者而考虑的主观因素外，客观方面，其一，英语世界有关中国古典戏曲包括元杂剧的英文文献积累亦相当有限，除了早期翻译的一些经典元杂剧作家的经典作品外，对于其他方面的文献却很少译介，这势必会影响到新世纪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即使有这方面的博士论文，如上所示，亦多为华裔作者所作。其二，就国内外元杂剧研究的整体状况而言，自20世纪初王国维开创了元杂剧研究的历史先河以来，直至“20世纪90年代，一直是中国戏剧研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但近二十年来元杂剧研究却日益冷清。……与宋元戏剧相比，明清戏剧研究方面则产生了更多的研究成果。”①新世纪以来国内元杂剧研究的这种“日益冷清”的状况必然亦会影响到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当新世纪国内明清戏剧研究相对活跃、硕果频出时，英语世界此期的明清戏剧研究亦会如此，从上述占其总数67%的英语世界明清以来戏剧研究的博士论文数量上即可见出。

综上考虑，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仅出现1部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似也不难理解了。

（二）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由于前期的元杂剧研究多受欧洲古典汉学的影响，研究内容主要为基于文本分析的语言、音韵及作家作品研究，因而其研究方法就是传统欧洲汉学的研究路径：语言分析、音韵考察以及文献搜集整理基础上的细致地文本分析、考证、注释与译介，这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学与文学性研究，亦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比如，此期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在文本分析的同时，更注重于文末对元杂剧作品的译介及剧作家本人的常识性介绍；因为在元杂剧研究的早期阶段，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元杂剧知识的普及手段以及基础性工作。《中国13世纪杂剧研究》文末译有《窦娥冤》、《梧桐雨》、《李逵负荆》三部元杂剧，《元杂剧中的吕洞宾》文末附有马致远《岳阳楼》译文以及吕洞宾本人的生平年表，《关汉卿批评性研究：其人其作》文后附有关汉卿新近生平研究概览，《元代剧作家白朴的剧作》一文后附有作者自译的《梧桐雨》与《墙头马上》、并有详细的文本注释，《戏剧中的关羽：两个元剧本的翻译和批判性探讨》中第二部分即为文中所析两出元杂剧的《关云长千里独行》、《单刀会》的译文，而《一个13世纪中国剧本（西厢记）研究》一文，文后则附有《两厢记》的详细分折的内容概要，等等。后期博士论文中虽亦有此类内容，如《性别倒置：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戏剧中的女性》一文后附有所论元杂剧《窦娥冤》、《汉宫秋》等9部杂剧的详细分折内容介绍，《（西游记）杂剧中的喜剧因素》文后附录中附有该剧六本24出的剧情梗概，以及《爱情偶像的表述：（两厢记）爱情故事与（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比较》中文末附有《西厢记》分折详细的内容概要；但总体数量明显不及前期，且多为介绍性内容而无全文的翻译。

如果我们说前期的研究方法偏重于元杂剧的基础性研究、关注于人文现象的特殊性考察的语；那么后期的研究方法则由于受到前述美国现代中国学以及20世纪特别是战后西方各种哲学、美学思潮的影响而更趋多元化，也更具现代性，这也是导致后期的元杂剧研究内容更关注于诸如社会、政治、文化、宗教、历史等人文现象的普遍性探讨的主要原因。就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的后期博士论文而观，这种影响的印迹甚为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取自于西方文论资源或哲学美学思想的研究方法大都为此期的华裔学者所用，比如西方悲、喜剧维度关照下的4部博士论文，中西比较视域下的3部博士论文；再如援用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批评理论，聚焦于亚文类“才子佳人剧”研究的《才子佳人：元明清时期的爱情剧》；采用符号学与女性主义、新批评细读分析、中西比较等研究方法的《性别倒置：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戏剧中的女性》；倚重于区域田野调查方法的《元杂剧的仪式方面》与《戏剧维系精神：金元时期平阳的艺术、仪式和剧场，1150-1350》；再如运用“电影女性主义理论”考察元杂剧的《历史化的中国戏剧：元杂剧的权力和政治》；《边疆故事：中国传统戏剧中的性别和汉蛮的跨文化冲突》一文，则以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和后殖民话语为考察视角，探讨“跨境剧”的理论和历史背景及其总体历史和文化特征。以上诸文均为华裔作者所作，他们以新奇的视域关注异域的美学思想、文论资源，并于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运用的恰到好处，显示了这种取自他者的研究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这也是他们有意摆脱国内的元杂剧研究模式，拓展新的研究视域、发掘文本新的审美意蕴的大胆尝试，体现了他们锐意进取的学术思维与创新精神。①解玉峰：《近十年中国古典戏剧研究述略》，《民族艺术》2011年第1期。

而前述美国现代中国学所开创、热衷的跨学科研究，亦深刻地影响了此期的博士论文创作。如本土作者如夏颂的《修辞、传奇和互文性：关汉卿在中国元、明时期的构造和重构》一文就采用了现代传播学的方法探知关汉卿及其作品于后期传播文化中的建构，而麦卡琳的《元杂剧中的鬼魅形象》一文则用社会宗教学的方法，探讨元杂剧中鬼魂与仪式、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他还有上文所提到的对政治学、哲学、民族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诸多学科领域资源的运用，不一而足。

三、意义与价值：英语世界与国内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比较研究

如前，笔者已对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总体特征（包括内容）与方法及其形成原因作了初步地梳理和探讨，那么它们与国内的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在选题内容、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方面又有何异同呢？从中又能揭示出它们怎样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呢？为了更能体现当今中国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现状，笔者拟将其创作时间范围限定在新世纪2000年以来至2013年间的十多年里，经笔者搜集整理，共得国内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21部，很有代表性。为便于展开探讨，笔者亦将这21部博士论文绘表统一整理如下：

如上所示，就新世纪以来国内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内容而言，大致涉及元杂剧语言、音韵研究（博士论文13、17、19、21）；作家作品及人物研究（博士论文3、5、6、12、20）；悲剧性探讨（博士论文4、8）；元杂剧传播、批评史研究（博士论文l、2、10、14）；文化包括宗教层面探析（博士论文7、9、11、15、16、18）等几方面。通过与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二者至少在以下儿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第一，文献基础不同。二者虽然会有相似的研究内容，如都涉及元杂剧语言研究，剧作家关汉卿、白朴研究，悲剧维度的探讨，元杂剧传播以及文化、宗教层面的研究等，但是双方据以展开研究的文献材料基础却明显不同。国内作者一般都是在尽可能最广泛地占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展开研究，从而使其元杂剧研究具有夯实的文献基础，博士论文显得很有厚度，如《元杂剧语气词研究》、《元刊杂剧复字词汇研究》等；而英语世界的博士论文作者一般都是以其占有的少量文献、在对其文本细读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相关研究的，于细微处出灼见，如罗伯特.P.米勒的《元杂剧宾白中的虚词》一文仅主要以武汉臣的《老生儿》、詹姆斯.E.迪尤的《元杂剧对话中的动词短语结构》也只是依据关汉卿的三部剧作《窦娥冤》、《救风尘》和《单刀会》为对象展开研究。如果上面所列英语世界元杂剧博士论文作者均为本土作者，可能存有因阅读、理解中文文献困难而导致的文献占有较少的话，那么不存在中文文献阅读与理解困难的华裔作者的博士论文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只需对其稍作考察便知：由于受西方学术思维与研究路径的规训，他们亦是不重广博文献搜集整理基础上的综合分析，而是着重于少量文献（本）基础上的细读深究。贺尚仙、王炯、叶坦的《西厢记》研究便是典型的单一文本的细读分析，姚舒华的《才子佳人：元明清时期的爱情剧》即是对以《西厢记》、《牡丹亭》为主的戏剧文本的细读，张炳祥的《元杂剧中的情节剧与悲剧》则是对作为情节剧代表的《灰阑记》、悲剧的代表《梧桐雨》的文本分析，任友梅的《（西游记）杂剧中的喜剧因素》是对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的细致分析等等。它们均是以少量文献占有为基础并进而展开文本细读分析、但却能以不同的独特视角切入而探讨元杂剧不同层次文化与美学意蕴的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代表作。对于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这种文献基础薄弱的状况，国内学者郭英德认为是“论文作者无暇顾及全面搜集与广泛阅读第一手戏曲文献”①；当然，由于各种历史（如中美对峙）与现实（资讯条件）原因会不同程度影响到英语世界博士论文作者对相关资料的广泛搜集，但笔者窃以为不是“无暇顾及”而是“不愿顾及”。我们知道由于中西方之间文化（明）的差异，人类间的思维方式亦是迥乎不同。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重直观体现、总结综合；而西方人则讲究科学实证，重条分缕析、事无巨细。所以，从不同的文化传统上来讲，中国学人非常善于在大量的文献搜集的基础上，进行相关的系统总结与综合分析，即为实证性的材料整理；或者直观体悟式的评点、诗话，即为阐释性的理论批评。而西方学人包括深受其影响的华裔学者则更擅长于细微处详细探究、条分缕析，于文本细读中通幽洞微。所以，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的不同的学术思维特质，是造成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不重文献搜集整理、重细致的文本分析的根本原因。

第二，研究路径不同。通过考察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有两种大致的研究路径，要么是偏重于相关文献的钩沉辨疑、致力于全面而系统的文献整理工作，要么是对既存的大量戏剧史实或现象进行相关描述性的系统梳理；而绝少如英语世界博士论文那般，探讨文本中的深层文化或美学意蕴、揭示史实或现象背后的诸如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现代传播学等意义上的新的理论阐释和解读。就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双方所处不同的文化语境及其影响下的不同学术思维、学术训练而导致的；其中最主要的莫过于由其而导致的双方研究方法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