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协会本学期篇1

责的态度做好办公室关于协会经费的管理、协会相关事的通知、协会工作任务的安排等相关工作。

当然，本学期的主要精力主要是放在协会的档案的制作上。协会的相关规章制度的确定、执行等。对于协会成员参加活动等信息我们都会及时记录，为以后的评奖评优进一步完善。

同时，我们会加强我们办公室和协会的凝聚力从而促进协会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办实事，讲效率！

2.调研部计划

一、日常事务

1 每一个月出一期调研报告，报告具体内容由职业与就业发展协会指派任务或内部自行考虑决定，内容具体为关注同学们的生活，学习，思想动态，社会就业形势，行业动态，就业先锋动态等方面。继续完善本部与其它职能部门的交流和合作。2 部门例会每一到两周一次，具体时间和地点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二、内部建设

1调研员培训：关于培训方面，在积极配合学校内部专业培训的基础上，我们将定期在每次例会上邀请往届部长，优秀调研员与大家见面交流，做经验之谈。

2 调研报告的推陈出新：调研报告的风格和形式，力争简洁全面，新颖，报告所关注的对象主要仍是同学们的衣食住行，校园动向及社会就业形势，行业剖析等。另可在校网站或以海报的形式向同学征集调研主题。

三、外部合作

1加大调研部与协会其他部门的交流合作，与各部门相互合作，多加交流。

2本学年要加强与其它学校相应部门的交流联系，有时间要经常做工作交流。

3 积极参加协会《前程》报纸的、宣传栏板块的工作，积极参加协会组织的活动。

四、扩大调研部的影响力

本年度本部应加大宣传力量，本部所做出的的报告，所得反馈信息尽量投向校网站，校报和本部bbs，必要的话以海报形式张贴于众。同时相关调研的方式可以通过网络的力量来进行跟多的调研。

重视网络版块，加强对已有邮箱的宣传，让更多同学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们，同时向同学们经常浏览的星光论坛和校内网（人人网）内建立调研部自己的天地，在网友有一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建立调研部自己的贴吧，让同学们畅所欲言。（将由专人负责本部网络工作）

3.宣传部计划

本学期，我们部主要的工作还是橱窗栏和每月的《前程报》。

关于宣传栏的更新问题，我们这学期争取多出去寻找最新的招聘资讯，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电脑来源，使得我们宣传栏的最新动态消息时刻灵通、准确。

最重要的就是《前程报》。由于这份报纸才刚出来不久，我们部门软件方面的人才紧缺，因此现在最紧迫的要求是我们部的部员要尽快掌握出报纸所需的基本软件技能，尽量在不需要别人帮助的情况下也能熟练完成整份报纸的排版与视觉欣赏要求。同时，我们将会与各个部门相互合作，扩大《前程》报纸和协会的对外影响力。

制作协会的博客，加大协会的对外影响力！

总之，在新的学期里我们会尽量完善我们自身的不足，同时保持住以往的优点，让我们在今后的工作更加顺利，也更具魅力与成效。

4.活动部计划

上学期中活动部成绩斐然，我也希望这个学期中能够让活动部更多的为协会出谋使力，让活动部更好的发挥出应有的火光。

初步计划，在本学期中，活动部要组织参与好以下几个工作和活动：

一、协会的纳新工作。为了协会能注入新的活力，有更多优秀的人加入我们的协会，我们会积极做好纳新的相关工作。

二、协会全体纳新工作并在纳新之后搞一次全员活动，让大家都相互了解熟悉以方便以后的工作。同时，我们也会邀请协会以前的元老们参加活动，促进协会的融洽性以及经验等的交流。

三、准备组织一次外出采风活动，以活动部成员为主，欢迎其他部门的成员们一起，主要是在边玩边学习的过程中对摄影方面进行一些指导。

四、如果协会人力等资源充足的情况下，我们计划本学期搞一次小型的活动，主要是关于就业知识的讲座。

同时，我们会尽可能与其他兄弟协会的联谊活动，促进与其他协会的交流与合作。

5.外联部计划

外联部在本学期将会充分把“走出去”和“请进来”结合起来，做好关于人才招聘会的相关信息的手机、采访、反馈等工作，具体如下：

一、借助《前程》报纸的制作和发行途径，可以适当的展开一些关于小广告的拉赞助的工作。虽然可以去拉赞助，但要严格把关赞助的相关内容，不能把报纸作为盈利的工具。

调研协会本学期篇2

农业科技创新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关系到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增收等重大问题。龙头企业协同创新是农业科技创新进程中最有活力的创新方式之一，因而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学界的关注，然而，现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协同创新的驱动因素方面，关于协同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作用机制的研究却较少。本文以承诺为视角，研究协同创新与龙头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作用机制，以期対相关理论和实践发展起到一定参考作用。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 协同创新与农业龙头企业绩效的关系。1965 年，Ansoff首次提出协同的概念。在之后的二三十年间，国内外的大批学者对协同创新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关于协同创新的概念却始终未能达成一致。一种普遍认可的观点认为，协同创新是指创新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既相互竞争、制约，又相互协同、受益，通过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企业自身所无法实现的整体协同效应的过程。新经济时代的特征之一是科技与科技间的不断融合，为获取成功，创新型企业必须形成与上游或下游企业的垂直或水平的外部联系。一般而言，协同创新比独立创新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协同创新可以集中不同企业的研发资源，整合它们的研发特长，分担彼此的研发风险，提升每个企业的研发能力。Agusti等人研究发现，供应商和客户、大学和科研机构、企业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协同创新关系有利于提高组织的创新绩效。协同创新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提高创新的速度、质量，提高创新的运作效率[8]，供应商、制造商、销售商、物流服务提供商和客户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上的全方位协同创新，可以更好地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缩短响应时间，从而提高成员企业以及整个价值链的竞争力。协同创新可使企业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竞争优势：获得外部经济、降低研发成本、促进知识和技术的溢出、培育根植性、降低企业采用新技术风险、促进企业二次创新和专业的市场配套。

近几年，我国的农业龙头企业发展较快，不论在企业规模上还是产品质量上都获得了很大进步，而这些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则得益于协同创新。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基地+高校”、“龙头企业+上下游企业”、“龙头企业+竞争对手”或“龙头企业+顾客”等协同创新模式，不断挖掘外部的创新资源，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协同创新模式不仅有利于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而且还有利于促进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协调平衡发展。可以说，农业龙头企业依靠协同创新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由此，提出假设：

H1 a～b：农业龙头企业协同创新与其经济绩效、社会绩效正相关

2. 承诺的调节作用。尽管协同创新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利益，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协同创新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企业获得满意的预期效果。换句话说，成功的协同创新需要一定的条件。国内外学者认为影响协同创新的因素主要有：信任、互补性资产、参与程度、合作动机、客户需求、组织柔性、高层管理者的支持等。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合作关系中资源互补的特点会促使合作伙伴做出对应的承诺投入，在一个相互承诺的循环中，合作双方的资源投入都会达到较高的水平，同时，承诺可以减缓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这是因为，情感承诺体现了一方对另一方的目标和价值观的认同和情感依恋，因此有利于保持双方志同道合的合作关系（Morgan & Hunt，1994；Wetzels et al，1998），而计算性承诺是合作方对合作关系的利益和成本的认同，这种基于现实利弊考虑的承诺也会将合作双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持久的承诺是合作双方之间关系连续性的保证，是长期关系成功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在对主要龙头企业负责人访谈的过程中，本文发现，在创新合作中，龙头企业及其合作伙伴的情感承诺和计算性承诺的确发挥着作用，由此，提出假设：

H2a～b：情感承诺、计算性承诺在协同创新与经济绩效关系中有正向调节作用；

H3a～b：情感承诺、计算性承诺在协同创新与社会绩效关系中有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二、 实证分析和假设检验

1.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数据收集包括两个阶段：预调研阶段（2012年7月）和正式调研阶段（2012年8月～2013年2月）。预调研在北京2家农业龙头企业进行，通过对核心管理者进行访谈并发放问卷，剔除不合适的题项，完善研究结构和问卷设计。正式调研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农业龙头企业，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8份，有效回收率为66%。

2. 信度与效度分析。本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常用的AMOS7.0软件对正式调研的198份问卷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NFI=0.906，GFI=0.902，RMSEA=0.056，说明模型拟合较好，各个建构的Cronbach α系数和综合信度系数均大于0.7，符合Nunnally（1978）关于探索性研究的内部一致性要求，表明量表的信度较高。在收敛效度上，几乎所有测量条目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6，符合Hair等人（1992）建议的门槛值0.5。在判别效度上，各变量的AVE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关系，符合Fornell和Larcker（1981）的要求，表明判别效度较好，详见表1。

3. 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本研究运用层次回归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1）因变量对控制变量和直接效应的回归。模型1和模型3是龙头企业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分别对控制变量和直接效应做回归，由表3得知，协同创新与龙头企业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H1a、H1b得到验证。

（2）因变量对控制变量、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回归。本文根据 Baron和Kenn以及温忠麟、张雷和侯杰泰所建议的程序来检验调节效应。首先，为防止多重共线性，我们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控制解释变量（包括控制变量和自变量），检验因变量对交互效应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如果显著，表明有调节作用，否则没有调节作用。模型1和模型3已经分别对控制变量和直接效应做了回归，模型2和模型4分别加入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互动因子（协同创新和承诺的乘积项）。与模型1相比，模型2中的R2增加了2.9%（p

三、 结论、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1. 结论与讨论。本文以承诺为视角，研究了协同创新与龙头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1）协同创新与龙头企业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均存在这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龙头企业参与协同创新有利于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评价。进一步，协同创新与龙头企业的经济绩效关系更为强烈，这是因为协同创新的科技成果能使龙头企业生产出更多适销对路的产品，从而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而良好的社会效应则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与相关创新合作伙伴保持持久良好的合作关系仍是提升企业绩效的有效方式之一。

（2）情感承诺、计算性承诺在协同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中发挥正向的调节作用。进一步，计算性承诺的调节作用比情感承诺的调节作用更为强烈，这一结论显示了在当前的龙头企业协同创新过程中，与情感认同相比，合作双方对合作利弊的计算更能促进双方的稳定合作。这可能是由于本文选取的样本多为短期合作的企业。事实上，在访谈中，本文也发现，长期合作的企业双方会对彼此的价值观更加认同，从而产生情感承诺，而这一心理契约所产生的关系粘合作用更为持久稳定。

（3）情感承诺与计算性承诺在协同创新与企业社会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差异较大。情感承诺发挥正向的调节作用，而计算性承诺是负向的调节作用。企业的社会评价来自于利益相关者，其中包括创新合作伙伴，因而彼此之间良好的情感依恋有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社会评价，而对合作利弊的过多计算则会影响双方的信任关系和正面评价。

2. 局限性与论文研究方向。本文在探讨农业龙头企业协同创新与其绩效的关系以及承诺的调节作用方面做了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有需要完善之处，今后的研究或许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完善：（1）协同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之间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囿于篇幅，本文只从承诺的视角进行了分析，今后的研究或许可以从其他视角展开；（2）为了保证数据获取的有效性和真实性，本文只选取了我国部分省市的部分龙头企业进行研究，因此，研究成果的普适性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

1. Ansoff I. Corporate Strategy.New York：McGraw Hill，1965.

2. 胡恩华，刘洪.基于协同创新的集群创新企业与群外环境关系研究.科学管理研究，2007，（6）：23-26.

3. Teece，D.Capturing value from knowledge assets： The new economy， markets for know-how，and intangible assets.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98，40（3）：55-79

4. 赵伟莉.协同创新，寻找危机中的机会.新华日报，2012-03-02.

5. Prahalad C.K.，Hamel G.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s.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0，（68）：275-292.

6. Agustise Garra B.， Josep Maria A.C.Sou- rces of innovation and industry-university interaction Evidence from Spanish firms.Research Policy，2008，（37）：1283-1295.

7. Kuen Hung T.， Jiann C.B.External technology sourcing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LMT sector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aiwane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rvey.Research Policy，2009，（38）：518-526.

8. 全利平，蒋晓阳.协同创新网络组织实现创新协同的路径选择.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5）.

9. 张巍.供应链企业间的协同创新模型研究.重庆大学学位论文，2009.

10. 张哲.基于产业集群理论的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研究.天津大学学位论文，2008.

11. 王慧军.企业间合作创新运行机制研究.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10.

12. 董广茂，李恒.承诺与学习能力在建立合作——竞争关系中的作用.管理科学学报，2006，9（1）：20-28.

13. 常爱华等.产学合作创新中的学习和承诺.科技管理研究，2009，（2）.

14. Morgan R.M.， Hunt S.D.The commitment- trust theory of relationship marketing.Journal of Marketing，1994，58（3）：20-39.

15. Wetzels M.， Ruyter K.D.， Birgelen M. V.Marketing service relationships： the role of commitment.The Journal of Business & Industrial Marketing，1998，13（4/5）：406-423.

16.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2004，36（5）：614-621.

17. 罗力.信任和关系承诺对第三方物流整合与绩效的影响.华南理工大学学位论文，2010.

调研协会本学期篇3

(一）描述性统计法

这是西方学者早期采用的比较简单的方法（EvansandTaylor1982Nobes1987)通过计算样本中符合相关准则规定的公司数目或所占百分比来衡量协调度，数目或百分比越大，协调度越高。但是，这些研宄都没有给出总体的协调度，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跨年度的，也没有对衡量结果进行定性分析，后来这种方法逐渐被指数法和统计模型法代替。

(二）指数法

1988年VanderTas首开指数法研宄之先河，他借用了经济学中行业集中度指数来衡量会计协调程度。就行业集中度而言，最大值代表行业垄断，市场中只有一家企业，最小值代表完全竞争状态，市场上有为数众多的同类企业，中间值代表不完全竞争状态。应用到会计协调中，指数的最大值代表不同的企业仅使用一种会计处理方法（绝对统一）最小值代表每个企业都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绝对多元）中间的指数取值代表允许选用的会计处理方法的多寡。VanderTas提出了三个指数：H指数、C指数、I指数。其中，H指数和C指数用来衡量国内的协调程度（在不考虑国界的情况下，从国际投资者或信贷人的角度，也可用于衡量国际协调度)，I指数用于衡量国与国之间的协调程度。

1. H指数

赫芬达尔指数（HefndahlIndex)简称H指数。在会计协调中，“H指数用于衡量财务报告中每一项目的可比程度，这种衡量建立在可以对该项目进行比较的财务报告数量的基础上”（Vande「Tas1988)H指数的计算公式为：H=fp，其中：n=备选会计方法数；Pi=第i种会计方法i=i的使用频率。

2. C指数

H指数法的优点是计算简单，缺点是没有考虑多重报告（MuftipleReporting)的情况，因为它假定每一个企业只能选择备选方法中的一种。而实际上未必如此，有的公司会同时采用几种备选方法并相应编报多重报告，在此情况下可以采用C指数法。

如果两个公司使用同样的会计方法，或者是其中一个公司（或两个同时）提供附加信息使之可比，那么这两个公司就称为可比“公司对”。通过可比的“公司对”与那些可能的“公司对”相比较，衡量会计实务的协调程度。C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i=备选会计方法数，Xj=采用第j种会计方法的公司数，Xjk=同时采用第j种、第k种会计方法多重报告的公司数，Xjkl……，Sj……依次类推，CX采用第j种会计方法的可比“公司对”，c2jk……，q……依次类推，C〖=可能的“公司对’，n=公司总数。

Vande「Tas所提出的C指数实际上是一种不区分国界的公司会计处理方法的测量，可比的“公司对”和可能的“公司对”可能来自于同一国家，也可能来自于不同国家。这种方法淡化了国界概念，虽然能从总体上把握国际协调度，但不能确定一国之内和国与国之间的会计协调度。为了克服这种缺陷，A「che「等（1995)将C指数分解为国内C指数（within—country)与国际C指数（between—coun¬try)

3.i指数

从准则制定者的角度来看，有意义的国际协调应当是在国内协调的基础上国与国之间的协调。无论H指数还是C指数，都不能很好地将国内协调与国际协调结合起来进行衡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VanderTas提出了I指数。I指数是每一种会计方法在各国应用频率之积的加总。公式

式中：m=备选的会计方法，n=国家，M=备选的会计方法总数，N=国家总数，Pmi=第m种会计方法在第n个国家的使用频率，1/(n—1)是修正因子。

I指数能够客观合理地量度会计实务的国际协调度，但也存在缺陷。与H指数使用简单加法不同，I指数是乘积之和，对0值非常敏感，计算中一旦有0值出现，将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作为一项修正，Herrmann等（1995)提出用0.01代替可能出现的频率0值，用0.99代替可能出现的频率1值，提高了计算的精度。

国外学者围绕指数法的应用开展了一系列的研宄。E-menyonu等（1992)以英国、法国、德国78家公司的1989年年报为对象，运用I指数衡量国际协调度；Archer等(995)采用C指数检验了英、法、爱尔兰、比利时、荷兰、瑞士、瑞典、德国的国家协调度。Hermann等（995)应用I指数、校正I指数、卡方检验等方法衡量了英、丹麦、法、比利时、爱尔兰、荷兰、葡萄牙、德国（欧盟国家）的国际协调度。

然而，这些研宄都只是依据样本计算了各种指数值，没有给出相应的标准差和总体的置信区间，从而无法在统计意义上进行协调度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影响了结论的可靠性。Canibano等(2000)和Taplin(2003)的研宄填补了这项空白，与前者使用复杂的计算程序检验C指数的变化相比，Taplin提供了一个较简单的估计H、C指数标准误差的公式。

(三）统计模型法

指数法和统计模型法是国外衡量会计协调的两种主要方法，这两种方法反映了对待协调的两种观点。主张统计模型法的学者（Aiwidi，1992;McLeayetal..1999;Rah¬manetal.，2002)批评指数法过于简单，只考虑了协调的国别差异，而忽视了企业面临的环境和经营特点。“实证会计研宄表明，会计政策选择不仅受准则的约束，还受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包括经营环境和管理偏好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会计处理的多元化”（WattsandZimmerman1990)他们认为只有在可比的经营环境下，会计信息才具有协调的意义。比如存货计价，有的企业可能适合采用先进先出法，而有的企业可能只适用后进先出法。如果认为所有企业都采用先进先出法才算协调，显然是武断的。可比性首先要求企业的会计处理方法要适合其经营环境。进而，他们提出，协调是指相似经营环境中的企业对相似交易事项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在经济结构不同的情况下，容许各国会计处理方法的分布存在差异，但只要这种差异分布与环境差异分布一致，会计就是协调的。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他们又分析了影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具体因素。Rahman等（2002)通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对比研宄发现公司所处的行业部门是影响会计实务协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企业规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有证据表明大型公司愿意披露更多的信息(Cooke，1992Meeketal.，1995;Ashbaugh2001)Leuz等（2000)证明规模、财务需求、绩效都影响企业的国际财务报告战略。

既然国别差异不是会计协调要考虑的唯一因素，那么就有必要把其他影响因素引入到会计国际协调衡量当中。Mcleay等(2003)设计了一套logit模型，形如：logit(p)==0+P1X1i+(32X2i+…+PkXki并把国家和行业部门作为主要因素（maineffects)把上市状态、规模、时间作为交互因素（interactioneffects)主要因素和交互因素均为模型的解释变量，逐一回归分析。作者将拟合概率p值作为国家内部或行业内部协调度的指标，但并没有计算一个综合的协调度（事实上也无法给出，至多能计算分因素的协调度）只是从实证的角度得出结论，国家与行业部门是影响会计协调的最重要因素，上市状态、规模也能显著地解释会计处理的差异，但同时也承认，国家差异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行业部门的影响。作者最后强调，协调的努力应当考虑部门差异和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其他企业特征。

(四）净利润双重披露差异分析

西方学者曾围绕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需编制的表格20-F对同一公司运用两套准则产生的净利润差异进行分析，但这些研宄并非出于检验会计国际协调的目的。我国学者借鉴了这种思路，所开展的研宄几乎都是对同时发行AB股的上市公司净利润双重披露差异分析来确定我国的国际协调程度。李树华（997)通过计算1996年AB股公司的双重净利润差异率，发现按国内会计准则编报的净利润与按国际会计准则编报的净利润存在巨大差异。Chen等(999)针对1994~1997年AB股公司的双重净利润，均值差异用参数T检验，中位数差异用非参数Wilcoxon检验，证明差异显著。蒋义宏（2001)利用Wilcoxon检验表明1997、1998、1999年我国的AB股公司净利润双重披露差异显著，并用Mann—Whitney—Wilcoxon检验对比了深沪两地的差异。Chen等（2002)通过参数和非参数检验，证实了1998年《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实施后，AB股公司会计实务协调程度并没有显著提高。徐经长等（2003)运用类似的统计检验发现2000、2001年的AB股公司净利润差异显著，2002年的差异不再显著。王跃堂等（2003)则非参数检验证明《企业会计制度》实施后的2001年和2002年，净利润差异均不再显著。

通过分析净利润双重披露的差异来衡量会计国际协调程度固然提供了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这些研宄都以同时按两套准则提供报表的公司即AB股公司为研宄对象，这些公司毕竟在上市公司总体中只占少数，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值得怀疑。研宄者虽然对净利润的差异和影响净利润差异的会计事项进行了分析，但只是利用统计检验来证明其显著性，并不能精确计量整体的协调度和特定会计处理方法的协调度，而且某些会计处理方法的替换并不影响净利润，单单分析净利润可能无法判断其协调程度。

二、会计准则协调的衡量

相对于会计实务协调的衡量，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量化研宄所受关注较少。Nair等(1981)和Doupnik等(1985)的研宄都是利用普华永道的调查数据，将每种会计处理方法的使用情况分为若干等级，各国按其准则规定分别划入对应的等级中，不同时期等级的变化意味着协调程度的变动。不过，Nair等运用方差分析，而Doupnik等采用了Kruskal—Wallis和Mann~Whitney非参数检验。后来，Rah~man等（996)和Street等（1999)的研宄发现，过去三十年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程度都有了明显的提高。Garrido等（2002)提出了一种新方法，对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ASC)成立以来的会计国际协调努力进行衡量，结果表明ASC通过其发布的国际会计准则，在准则协调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仍需进一步推进准则的国际协调。Garrido等的研宄具有重要意义，为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指明了方向。长期以来会计界忽视了准则协调衡量的研宄，现存文献中与此有关的研宄成果也很少，但在当前会计国际协调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这种趋势应当加以扭转，会计准则协调的衡量的确能够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各国准则制定机构提供重要依据和数量支持。

国内学者鲜有从定量的角度对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程度进行研宄。王静等（2003)详细对比了我国己颁布实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基本内容，确立每一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对比点，再根据对比点的差异程度计算得出此项准则的国际协调度，将每一项具体准则的协调度加权平均后即是我国会计准则总的国际协调度。尽管这种方法有其独到之处，但其以每项准则的对比点数量作为权重的合理性却值得怀疑。

三、对我国会计国际协调衡量的构想

近年来，在改组后IASB的领导和主要国际组织的推动下，会计国际协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最近的一个例子是，OECD于2004年4月22日修订发布的公司治理准则中明确支持公司要么采用国际公认会计准则要么采用与国际准则一致的国内会计准则。面对这股强劲的国际化浪潮，冯淑萍部长助理（2004)清醒地指出，我国的会计环境决定我国现阶段全面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时机尚未成熟，我国现有的交易事项可以分为四类：形式不相同、实质相同，形式不同、实质不同，国外成熟、国内起步，国外没有、我国特有，对不同种类的交易事项应当采取不同的国际化策略。这种分类协调的思想标志着我国会计协调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凸显了对我国会计国际协调进行量化研宄的必要性，为此，我们构建会计国际协调的量化思路：

调研协会本学期篇4

摘　要：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1990~2012年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和评价，以期考察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和相互影响程度。研究发现：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耦合协调度偏低，且耦合协调度类型主要是金融发展滞后型，但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呈逐步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不断改进和提高。建议加强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并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促使金融与基本养老保险有效融合与优质协调发展。

关键词 ：基本养老保险；金融；熵值法；耦合协调度；协调发展水平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5－0060－05

收稿日期：2015-04-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4YJA630096）；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3ZDIXM015）；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KYZZ-01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51304066）；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BJJ058）

作者简介：赵湘莲（1966-），女，河南许昌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财务与金融；田月红（1982-），女，湖北咸宁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财务与金融。

一、引言

关于养老保险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和融合问题，国内外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Holzmann通过对智利的实证分析，认为养老金制度改革对金融市场发展有促进作用[1]。Landerretche阐述了不同养老金制度对金融市场的影响[2]。Davis采用1996~2005年的数据对荷兰企业养老基金的融资和投资进行了研究，发现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密切相关，养老资产的增长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3]。Achim针对经合组织的公共养老保险改革，构建世代层叠模型，通过分析公共养老金与储蓄、消费的关系，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养老保险改革具有促进作用[4]。章萍认为养老保险基金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能够保证养老基金的安全运营[5]。韩立岩、王梅通过比较研究国际养老基金投资的两种管理模式，认为法人机构投资者模式比法定机构投资者模式更有利于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实际情况，提出促进养老基金入市的政策建议[6]。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金融发展的内在联系已备受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但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不同养老金制度改革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养老资产的增长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以及养老基金投资资本市场的策略等方面，较少涉及养老保险与金融发展互动、融合机理、机制等问题。本文以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耦合协调度为切入点，基于1990-2012年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的发展状况，构建两者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各评价指标进行赋权；基于协同理论构建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耦合协调度模型，设定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进而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和评价，以期考察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的协调发展水平和相互影响程度。

二、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综合已有研究成果[7-10]，构建目标层、系统层、功能层和指标层组成的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注：全部金融资产总量包括广义货币M2、债券余额和股票市值三部分。

（二）基于熵值法的指标权重确定

熵值法是根据评价指标信息熵来确定指标的权重。相对变化程度较大的指标，熵值较小，说明该指标提供的有效信息量较大，其权重应较大；反之亦然。该方法用客观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权重，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评价指标权重计算的主观因素，使得评价更贴近现实，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运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的计算步骤如下：

1.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

“耦合”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从协同理论角度看，系统内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是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关键，可以用耦合度度量。为揭示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系统耦合共振的协同有序状态，引入耦合的物理概念，并基于协同理论，构建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系统的耦合度模型为：

其中，C为耦合度且0≤C≤1。C值越大，表示系统间协同作用越明显，耦合作用越强烈。

（二）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由于耦合度只能说明系统间或要素间相互作用的强弱，无法反映协调发展程度的高低。而耦合协调度可以定量刻画系统间或系统内部要素间耦合作用的有序程度。因此，为揭示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之间协调发展程度，构建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

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T=λf(x)+μg(y)为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的综合评价指数；λ，μ为待定系数，且λ+μ=1。尽管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的相互作用具有不对称性，但两者对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故取λ=μ=0.5。

（三）耦合协调度等级与类型

耦合协调度D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该值越接近于1，说明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越高；该值越接近于0，说明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越低。本研究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进行耦合协调度判别和等级划分，如表2所示。

四、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测度

选取1990-2012年的年度数据，利用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发展判别标准，对其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判别。测度数据中的广义货币M2、股票市值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其余数据源自《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一）无量纲化数据与指标权重

根据式（1）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利用式（2）和（3）计算各评价指标的熵权，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二）耦合协调度测度

结合无量纲数据和各评价指标权重，运用式（4）-（6）计算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耦合协调度；根据表2中的耦合协调度等级与类型划分标准，确定其对应的等级与类型。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和金融的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测度结果如图1所示。

（三）测度结果分析

1.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分析

图1表明，1990-1998年，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均处于较低的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很低，处于中度失调状态。1999-2008年，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状态由轻度失调过渡到濒临失调。2009-2012年，基本养老保险综合发展水平快速上升，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也稳步提高，两者耦合协调度进一步改善，2009-2011年处于勉强协调状态；2012年进入初级协调行列，耦合协调度达到0.6260，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值，两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仍偏低，尚未形成高水平的互动协调发展关系。

2.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析

图1表明，1990-1994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滞后于金融的发展，两者耦合协调度类型属于基本养老保险发展滞后型；1995-2012年，金融发展滞后于基本养老保险，两者耦合协调度类型一直处于金融发展滞后型。

为揭示金融发展滞后因素，对金融部门的发展进行单因素协调性研究。金融发展指标的单因素对基本养老保险的协调度测度结果如图2所示。

图2表明，在样本期间，除了金融结构指标在2010-2012年达到勉强协调状态，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指标均处于失调状态，说明我国金融对基本养老保险发展的协调性支持还不足。尤其是金融效率指标基本处于严重失调和中度失调状态，说明资金短缺对基本养老保险发展的消极作用和影响，金融体系面临着较大的效率改进需求。

3.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耦合协调发展趋势分析

从图1可见，虽然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但在整个样本期间，两者耦合协调度一直保持稳步上升趋势。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耦合协调度从1990年的0.1900稳步提高到2004年的0.3417，之后呈快速增长趋势，2012年上升至0.6260；耦合协调度等级由最初的严重失调经过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逐步提高到初级协调，说明金融与基本养老保险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

从图2可见，金融效率指标（y3）对基本养老保险的协调度一直处于缓慢上升趋势；金融规模指标（y1）在整个样本期间（除2008年外）呈现出稳定较快上升态势；金融结构指标（y2）在样本期前半段呈波动式滚动上升，2005年以后呈快速增长趋势，说明金融体系在规模、结构和效率上对基本养老保险的支持和协调作用在不断增强，金融体系对基本养老保险发展的协调性支持正逐步加大。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规模的结构优化和效率改进将更有效地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促进金融与基本养老保险的协调发展。

五、结论与对策

本文通过构建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偏低，目前处于初级协调状态，尚未形成高水平的互动协调发展关系。2.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耦合协调度大多是金融发展滞后型，我国金融对基本养老保险发展的协调性支持还不足，尤其是金融效率指标基本处于严重失调和中度失调状态，金融体系面临着较大的效率改进需求。3.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耦合协调度呈逐步上升趋势，两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不断改进和提高。

为加速实现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的有效融合和优质协调发展，今后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1.加强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提升金融发展水平。由于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绝大部分属于金融滞后型，尤其是金融效率滞后，应加强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效率，提升金融发展水平。2.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积极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市场化、专业化投资运营，引导金融与基本养老保险的融合与协调发展。截至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与金融的协调发展水平仍较低。应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创新金融工具，拓宽养老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积极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市场化、专业化投资运营，促进金融与基本养老保险的同步发展，实现金融与基本养老保险的有效融合与优质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HOLZMANN R.. Pension Reform,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Preliminary Evidence from Chile [J].Staff Papers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7,44(2): 149-178.

[2] LANDERRETCHE O.M., MARTINEZ C.. Voluntary Savings, Financial Behavior, and Pension Finance Literacy: Evidence from Chile [J]. 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3,12(3): 251-297.

[3] DAVIS E.P., HAAN L. D.. Pension fund finance and sponsoring companies[J]. 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2, 11(3): 439-463.

[4] ACHIM K., MICHAEL N.. Financial market lobbier and pension reform[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9, 25(2): 163-173.

[5] 章萍．养老保险基金指数化投资策略研究——基于资本市场良性发展视角[J]．经济体制改革，2013，(4)：146-149.

[6] 韩立岩，王梅．国际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模式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12，(9)：52-61.

[7] 穆怀中，陈曦．城乡养老保险梯度协调系数及其社会福利改进效应研究[J]．经济学家，2014，(9)：33-40.

[8] 谢志超，杜江．中国保险市场与金融发展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6，(5)：54-59-126.

调研协会本学期篇5

一、积极组建社团主要部门，面向全校04、05级有志向于服务本社团工作的同学招聘社团主要部门负责人，认真完成社团内部重组，保证社团的顺利运转。目前这项工作已经作为这学期的工作重点来抓，从目前的工作情况来看已经接近尾声，并且能够得到大多数同学的支持与积极参与，这也为我们社团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二、在社团内部重组还未完善的情况下，协会与研究生共同举办了面向我校广大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调查”，积极拓展了协会活动面。在调查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本协会在调查，分析方面的优势，达到了调查的目的，并对得到的资料进行了初步分析。目前这项活动已接近尾声。

三、着手创新本协会，扩大本协会在同学，特别是在社会学同学中的知名度与认可度。积极同老师进行沟通，加强我校社会学教研室的指导。协助人文学院教授进行了“柞水县瓦房口乡农户可持续生计社会考察”，邀请部分优秀研究生作了“社会调查方法（pra）交流会”让我们协会的会员学有所用，学有所得。增加他们对本协会的认同感。

四、为了扩大协会的宣传我们举办了“关注那些为生计而辛劳的人们”主题摄影图片展,获得了一定好评，同时也为协会在自身性质上的定位更进了一步。

有了以上几点工作经验，相信社会学苑能够运行得更加顺利。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也发觉我们的工作中存在一些不足，如协会成员之间的了解不是很深入，缺乏必要的积极性，对协会工作性质认识不是很清晰等等这方面的问题都是我们协会工作的不利造成的。

鉴于以上工作中的不足，以及对下学期协会的期望，从实际出发，面向未来，特有以下几点下学期工作展望”

一、进行社团整体改革，突出协会特色，扩大协会的影响力度，让有志向服务于本协会地同学能够得到更好的锻炼机会。

二、做好内部调整工作，采取理事会制。培养内部人员的原则立场，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增强协会的凝聚力。

三、做好新会员的纳新工作，突破专业限制，把本协会推向全校。

调研协会本学期篇6

*本文为广东省教育厅一般项目“基于协同创新的提升我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研究”（项目批准号2012WYXM-0009）阶段性成果。

摘 要：作为知识资源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托，高校同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同创新成为学术界研究内容，同时在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教育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本文认为协同创新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多元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协调问题，并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探索推动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 协同创新；利益协调；共生理论

一、引言

创新是指人们为了发展的需要，运用已知的信息，借助不同生产要素组合不断突破常规，发现或产生某种新颖、独特的有社会价值或个人价值的新事物、新思想的活动。因此从本质上说，创新是不同要素或资源所有者之间的融合。因此高效的创新建立在不同要素主体协同之上，是一个协同系统。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之后，协同创新引起了高校研究者和管理者的极大关注。教育部、财政部于2012年启动实施“2011计划”，提出了以机制体制改革引领协同创新，以协同创新引领高校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的要求，提出要大力推进高校和高校、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以及高校和区域发展、和国际合作的深度融合，力争突破高校内部以及与外部的机制体制壁垒，改变“分散、封闭、低效”的现状。

我们认为，要实现高校内部资源和外部创新力量的有机融合，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不同个体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和协调问题。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了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存在的多元利益冲突问题，然后介绍共生理论，最后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探索推动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有效方法，以期有效地推进协同创新的发展。

二、协同创新利益冲突分析

随着外部环境竞争的加剧，无论是高校、科研机构还是企业，竞争的实质已成为其知识创新能力的竞争。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进行知识创新的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单靠自身力量已很难获得知识创新所需的全部资源来推进知识创新全过程，协同创新活动在这种矛盾局面中产生。[1]然而，协同创新中各方的关系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2]，由此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问题，如各方目标定位偏差、研究方法的选取矛盾、合作成果及产权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等问题。在参与协同创新活动时，合作契约虽然可以限制各类冲突的发生，但是契约具有不完备性，因此在合作中可能无法控制创新活动的进行，使创新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与自主创新相比，协同创新的利益冲突将主要集中在知识逃逸、风险承担和收益分配等方面。

知识逃逸是指协同一方知识在创新过程中，因为将知识共享给其它方而造成自身知识流失，并且未能获得足够经济补偿的现象，而目前各界对知识定价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因此在实际操作上存在诸多困难，从而导致知识产权纠纷问题层出不穷。经济活动一般具有不确定性，即具有一定风险。协同创新过程也不例外，知识创新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失败。因此风险承担是协同创新中产生利益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进行利益协调时重点解决的问题。同时协同创新的目的是通过获取协同链的创新资源，进而从中获利。收益分配作为参加协同创新的预期，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的资源投入、合作组织的长短期利益等因素，因此在协同创新的不同阶段，均有可能出现各种利益纠纷。

由于在协同创新活动中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和意见分歧，因而容易引发各种利益冲突。这些冲突归纳起来主要有目标冲突、过程冲突和关系冲突。其中，目标冲突是指成员间由于所处的角色和自身需求不同，从而对协同创新目标的看法不同而产生的冲突；过程冲突是指在协同创新活动中，对如何完成预期任务所产生的与组织成员之间的责权利相关的意见分歧，例如资源的投放、市场的定位、研究方法的制定等，由于各成员的文化、自身定位和资源上的差异，难免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产生分歧；关系冲突是指成员之间由于人际关系不协调而导致的各企业之间情感与信任方面的紧张与摩擦，是一种比较危险的冲突，因此需要通过沟通消除误会。具体而言，这些利益冲突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

1.高校协同创新活动目标冲突。参与协同创新的各成员追求的目标不尽一致，高校注重产出科研成果，企业注重追求经济效益，地方政府注重GDP增长，这容易导致各协同单位各说各话，对自己有利的就积极参与和推动，对自己无利的则消极对待，甚至产生内耗。

2.高校协同创新活动利益分配冲突。即使是协同创新中心，也有“牵头者”和“协同者”的区别，但现有的利益分配机制，往往只重牵头者而忽略协同者，甚至利益分配由牵头者决定，极易形成有损于协同方的现象，极易诱发协作各方的矛盾和分歧，容易导致协同创新难以持续或强强联合的平衡被打破的局面。

3.高校协同创新活动考核体系弊端。现在不少高校在职称评聘、工作量考核、导师遴选时，只认可项目负责人或成果第一作者，对参与者或一概不计，或只承认前几名，结果是每人都要当主角，都不愿意做协同者。

4.高校间协同创新活动竞争冲突。目前高校教师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对政府需求、对企业需求考虑不多，与其他高校、研究机构更多的是一种竞争关系而非协同关系，从而不利于发挥高校整体的协同关系，进而阻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应该说，在各高校的科研实力均明显增强，国家急需集中力量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时候，教育部提出的“2011计划”正当其时，现在各高校也热情高涨，纷纷为成立协同创新中心进行各类前期工作，但国内外创新管理体制改革实践都证明，协调多元利益是实现协同创新的关键，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协同创新也只能是高调开场，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所以，要推动我国高校的协同创新，需要协调多元利益。

三、基于共生理论的协同创新利益协调机制探索（一）共生理论

“共生”原是生物学专业术语，最早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1879）提出。生物的共生现象可以简单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叫做偏害共生；第二类叫做偏利共生；第三类叫做互利共生。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共生现象不仅仅存在于自然界，同样存在于社会科学系统和领域中。20世纪中叶以来，“共生”的概念和理论开始被广泛借用到社会科学领域。

上世纪80年代，基于共生思想的日本企业的分包制生产模式曾经推动日本制造业的快速成长，带动了日本经济的腾飞，后来被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所学习。韩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一直在学习日本模式，宣扬企业之间要从竞争走向共生，共生共荣、共同发展，从而有了韩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快速成长。而美国硅谷成功的关键在于区域内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行业协会乃至政府等形成了扁平化和自治型的“联合创新网络”，使来自全球各地的创新创业者到此能够以较低的创新成本，获取较高的创新价值。

同时，社会科学领域“共生理论”框架也已经基本形成。袁纯清（1998）和吴飞驰（2002）将生物学中的共生现象拓展为经济学中的“共生理论”，建立了经济学领域共生分析的理论框架。[3][4]袁纯清（1998）最早借鉴生物学的共生概念及相关理论，运用数理分析，构建了经济学分析的“共生理论”框架：以共生三要素（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描述共生的本质，以共生密度、共生界面、共生组织模式（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共生行为模式（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和对称性互惠共生）分析共生关系状态。[5]他也应用共生理论对日本、德国、美国、意大利、韩国和印度的小型经济进行了对比分析。后来，袁纯清（2002）又将共生理论引入金融领域，研究了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他在共生分析中得出一些基本结论：共生的本质是协同与合作分工，协同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互利共生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共生现象的必然趋势等，将给人们提供一种对于自然、社会现象认识的新的境界、新的思维和新的方法。[6]

（二）协同创新利益协调机制探索

根据教育部“高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 协同创新需要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大力推进高校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外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实现创新要素最大限度的整合。

但国内外创新管理体制改革实践都证明，协调多元利益是实现协同创新的关键，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协同创新也只能高调开场，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所以，要推动我国协同创新的发展，需要相关政策的配套和落实。本文认为，共生理论与协同创新的内在联系是两者相结合的根本原因，其实质是协同创新所应遵循的理念，这些利益协调机制都可以通过共生理论来予以解决。

1.协同创新共生系统的构建

根据袁纯清构建的 “共生理论”框架[7]，本文从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探索协同创新共生系统的构建，以期更好地解决多元利益协调机制问题。

（1）共生单元选择

高校协同创新项目中，在关注评判共生单元选择质量好坏的因素-研发实力的同时，也应着重考虑企业文化的相容性，比如说共同的战略目标、相似的管理方式，如果企业文化融合恰当，那么成员间会向共同的目标去努力，从而减少矛盾的发生，促进协同创新活动良好的发展；相反，如果联盟内出现明显的文化冲突时，比如企业价值观和工作方式格格不入，各方都会产生抵触情绪，进而会导致协同创新活动的不稳定，乃至破裂与失败。因此，企业文化的相容性在构成组织间共生关系中起着关键和主导作用，在组建时一定要考虑选择具有相似价值观和战略目标的成员，增加员工之间的磨合，为协同创新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保证。

（2）共生模式选择

相对于偏害共生和偏利共生，协同创新组织运行的理想模式是互利共生模式。在互利共生模式下运行的协同创新容易产生共生能量，且存在双向的利益交流机制。也可以将既得的利益在成员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这种既利己又利他的共生模式是协同创新得以存在的客观要求。

首先，各成员要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8]比较优势理论最早是针对两国贸易关系提出来的，后来拓展到其他方面的应用。本文认为协同创新活动在比较优势的原则上构建，整合优势资源，可以使各个成员扬长避短，进行合理的分工合作，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寻求一种共生关系，以便获取共生效益。

其次，各成员要遵循互利的原则。从前可知，共生可泛指在一定环境中具有有机联系的同一类型的不同对象之间、不同类型的对象之间相互承认、利益互惠的共存关系，他们彼此形成一个共生体，结构元素各自之间的协调、协作可以形成拉动效应，推动合作组织共同前进，使个个获益，整体加强，共同发展。

（3）共生环境的构建

目前我国政府积极倡导国内进行技术创新，在政策和经费投入上大力支持，鼓励高校、企业和研究院所组建“产学研结合”等各种形式的协同创新活动来进行技术合作创新，对协同创新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的是正向作用。但是也应看到我国协同创新活动所处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还存在不完善的一面，制约了协同创新活动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劳动力市场、相关法律不健全不完善和信息不充分等方面。

本文认为，在改善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方面，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尤为关键。我国政府应加强宏观层面的政策指导和协调，设立相关的国家机构，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劳动力市场和相关法制建设，为协同创新的有机运行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另外，建立广泛的信息交流制度，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信息服务，从各个方面不断改善协同创新活动的社会经济环境。

2.协同创新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

协同创新的利益协调机制贯穿于整个创新活动，因此相关成员之间的信任、有效沟通以及有效的调解对于协同创新活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首先应建立信任机制，抑制个别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成员间协同的有效性，比如建立健全信任评估审核体系等措施。其次应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比如搭建平等的沟通平台等措施，通过对相关成员的协调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促进企业积极参与协同知识创新，同时在利益冲突出现时，也应尽最大努力去沟通协调，减少对于协同创新活动的损失。最后也需要建立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当冲突出现时选择恰当的协调方式进行及时、有效的调解，保障创新活动不因个别成员间的利益冲突而停滞不前。

四、高校参与协同创新多元模式的构建

高校参与协同创新活动中，在与其他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合作模式中，应突破单一模式的限制，通过各种灵活的模式探索更加适合自身特点的合作模式。其中，根据主导成员的不同可以分为高校主导型模式、科研院所主导型模式、企业主导型模式和政府主导型模式等类型。[9]各种模式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适用条件，例如政府主导型在涉及公共项目和高额研究经费的情况下占有优势，企业主导型在市场定位和市场投放方面占有明显优势，因此在合作中可以根据项目和自身特点，积极探索适应协同创新的多元化模式，更好的推动协同创新的发展。

五、总结

从本质上说，创新是不同要素或资源所有者之间的融合。因此高效的创新建立在不同主体协同之上，是一个协同系统。本文首先分析了影响协同创新发展的核心问题，即利益协调机制问题，进而探讨了共生理论，最后通过共生理论视角，从协同创新共生系统的构建、协同创新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和高校参与协同创新多元模式的构建三个方面，探索推动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有效方法，以期突破高校内部以及与外部的机制体制壁垒，改变“分散、封闭、低效”的现状，真正有效地推进高校协同创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炜，徐升华.协同知识创新研究综述[J].情报杂志，2009， 28（9）：131-134.

[2]黄利萍，李朝明.企业协同知识创新中知识共享的演化博弈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7（18）：115-118.

[3]张坚.企业技术联盟的利益分配机制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8，28（3）：167-169.

[4]陈劲.新形势下产学研战略联盟创新与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98.

[5]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9.

[6]何卫平.基于共生理论的企业技术联盟发展问题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08（8）.

调研协会本学期篇7

【中图分类号】G25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09－0190－02

我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发轫于清末，草创于民初。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由于认识到现代图书馆在教育人才、开启民智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一些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介绍下，经洋务派的考察、维新派的倡导，自清末开始，现代西方图书馆思想逐渐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各地陆续创办起一些西方式的现代图书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也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各地新型图书馆成立以后，学界中人纷纷开始筹备成立专业性质的社会团体，以交流新兴图书馆事业的建设经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客观上要求有图书馆学术组织来统一领导图书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作为第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界社会团体，中华图书馆协会自1925年成立以后，在其存续的20多年的时间内，为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创立过程

1．早期图书馆学术团体

早在1918年12月21日，袁同礼和高罗题、等在北京大学文科事务室发起成立了北京图书馆协会。当日，北京地区图书馆界代表20人到会，议决并通过会章及附则各6条。袁同礼、高罗题分别被推举为会长、副会长，、吉菲兰分别担任中、英文书记。协会旨在谋北京各图书馆之间协助互益，并规定各馆互借图书、互换出版物，费用由各图书馆均担。1920年冬，全国教育界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该社以调查教育情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进行为宗旨，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教育学术团体。由于认识到图书馆对于教育的重要性，中华教育改进社特别设了图书馆教育组，每届年会均邀请部分图书馆界知名人士参加，讨论图书馆需要迫切解决的难题，并通过决议若干条。在山东济南第一届年会上还成立了图书馆教育研究委员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研究委员会有组织大纲6条，以研究图书馆教育问题为宗旨，是图书馆界研究图书馆学术的共同组织，并定有“共同研究”和“分组研究”两项研究计划。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前，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研究委员会实际上发挥了全国图书馆协会组织的作用。1924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敦请时任清华学校图书馆馆长的戴志骞发起成立北平图书馆协会。北平图书馆协会成立之后，鉴于各地发展图书馆事业必须要有图书馆协会的组织、协调，于是致函各地图书馆，分别从速成立图书馆协会，因此各地纷纷成立图书馆协会。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各地图书馆协会纷纷成立，又为全国性的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2．韦棣华女士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创立

提到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许多大事必须和在当时时任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韦棣华女士联系起来。将庚子赔款用于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以及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都是她最显著的功绩。韦棣华女士又于1923年和1924年先后两次赴美，就庚子赔款部分用于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一事游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并参加美国图书馆协会第46次年会，呼吁退还庚子赔款部分用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建设，建议美国图书馆协会派一位图书馆学专家到中国考察中国的图书馆事业。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赋予总统全权处理退还庚子赔款余额于中国，美国图书馆协会也决定派遣美国图书馆协会前主席、圣路易斯公共图书馆馆长鲍士伟博士于1925年4月到华考察图书馆事业。为接待鲍士伟来华考察图书馆事业，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委员会函请各省教育厅，转饬各地图书馆负责接待，同时函请各地图书馆协会主持，如还未成立图书馆协会的地方，则由图书馆负责主持。北京图书馆协会有鉴于此，认为必须在鲍士伟抵华之前组织全国性的图书馆协会，由该图书馆协会设专门委员会负责筹备和接待鲍士伟来华有关事宜。在此背景下，1925年，北方图书馆界在北京筹备成立全国性图书馆协会，同时，上海也发起成立全国图书馆协会。4月24日，18个省代表聚集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次日即在广肇公学召开了成立会，并定于6月在北京正式举行仪式。1925年6月2日，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仪式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举行。

二 中华图书馆协会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卓越贡献

中华图书馆协会依据学会宗旨，围绕“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间之协助”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举凡图书馆经费之确定专门人才培养与保障、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课程的拟订与增设、省立图书馆辅导工作的推进、县立图书馆及民众教育馆工作标准、防止古籍及古写本出国、各地版片之调查、地方文献保存、各馆图书互借与流通、复本书刊交换、联合目录编辑、工作报告编制，专门图书馆设立，或呈请政府采择实行，或通告全国各馆办理，做了大量工作，成为全国图书馆界的领导机关。具体说来，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研究和活动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发展图书馆事业

中华图书馆协会自成立开始，就致力于将庚子赔款余额用于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抗战前，先后有退还庚子赔款部分用于建设国立北平图书馆、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抗战期间，西南各省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由于图书馆事业落后，严重影响社会教育的发展。协会建议国民政府及各庚子赔款管理机关设法予以补助。协会还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恢复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建等，此外还在西南、东南及华中各区增设国立图书馆，以促进学术研究，提高教育水平。抗战胜利后，虽然有社会动荡、经费匮乏、内战爆发等不利因素，但协会仍积极协助整个图书馆界的复员搬迁和恢复重建工作，进行协会会员总登记，协助国民政府进行对日战争索赔，参与各地筹建新的图书馆，如湖南常德图书馆、南京中正图书馆等，特别是恢复和加强了与国际图联以及英国、美国图书馆协会的联系，冀望有助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恢复重建。

2．研究图书馆学术

中华图书馆协会诞生之时，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虽然已有一定规模，但中国传统的图书编目方法，已然不能适应当时图书馆发展的需要，开展图书馆学的研究已成为时代的需求。1925年9月，协会执行部下设图书馆教育委员会、分类委员会、编目委员会、索引委员会和出版委员会五个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开展专题学术研究。第一次年会后，又增设检字委员会、编纂委员会、建筑委员会、宋元善本调查委员会、版片调查委员会等，第二次年会后，再增设图书馆经费标准委员会、审定杜威分类法关于中国细目委员会等。为了发表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在协会的倡导下，全国创办了许多图书馆学专业刊物。这些刊物刊登了大量图书馆学、目录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以及有关图书馆和图书的通讯报道、图书评论文章，并介绍各国图书馆情况和经验，这些刊物是当时图书馆界交流学术思想、探讨技术方法的园地，学术讨论活跃，对指导图书馆工作，促进图书馆学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协会出版委员会除编辑出版机关刊物《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外，还编印了大量的协会丛书、目录索引以及调查报告等。

特别是由于传统的四部分类法难以类分“西学东渐”而产生的文献，杜威十进分类法也无法处理历代留存下来的大量古代典籍。因此，研制新的图书分类法、确定新的编目规则以及解决汉字的排检问题，是当时图书馆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当时图书馆学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为倡导新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研究，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之初即设立分类委员会，高度重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研究。由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大力提倡和协会会员的共同努力，新的图书馆分类法大量出现。其中以刘国钧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杜定友的《世界图书分类法》、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为大多数图书馆采用影响较大。

3．培养图书馆人才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要有一批掌握图书馆学理论和技术的专门人才。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前，我国大学仅武昌文华大学及上海国民大学有正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正规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每年毕业人数极其有限。自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来，就设立图书馆教育委员会，在历次年会上都对图书馆教育进行讨论，1925年6月，中美合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同管理退还庚子赔款的使用后，鉴于图书馆学专门人才缺乏，1926年2月基金董事议决，从8月开始至1929年6月止，每年设立图书馆学助学金1万元，辅助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并扩充其课程；给予助学金额名额25名，以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培养图书馆人才方面，以主持图书馆学校和短期讲习班等方式，培养图书馆学人才，主要成绩在举办各类短期讲习班。协会除将举办暑期学校登报并刊发章程外，还通过各省教育厅及地方图书馆学会，要求推荐保送学员。受此启发，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短期图书馆培训班。八年抗战期间，中华图书馆协会在文华图专之外，继续以各种专修班的形式，推动图书馆学人才的培养。这些形式多样的短期培训班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

4．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为了建设我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需要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图书馆经验，保持并加强与西方图书馆界的交流与联系，是我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协会十分注重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积极参加国际图书馆界的组织与活动。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对外学术交流，主要包括与国际图联和美国图书馆协会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1927年秋，英国图书馆协会50周年庆典在苏格兰爱丁堡举行。会议首日即组建一委员会专门讨论“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成立事宜。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挪威、瑞典、瑞士、美国、中国15个国家的图书馆协会代表共21人参加。韦棣华女士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出席，并在发起成立“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议案上签字。因此，中华图书馆协会是国际图联的发起者之一。中华图书馆协会除派出代表参加国际图书馆及目录学大会外，还派出代表出席国际图联―国际图书馆委员会年会多次。鲍士伟来华直接加速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诞生，美国又是当时世界上图书馆事业最为发达的国家，而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事业则刚刚起步，因此加强与美国图书馆界的交流与合作，对刚成立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促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此后，中华图书馆始终与美国图书馆协会保持密切的学术文化交流。中华图书馆协会除了与美国图书馆协会、国际图联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外，与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图书馆协会之间也有学术文化往来。

5．调查图书馆及相关资源

为了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中华图书馆协会曾以多种形式对全国图书馆的发展情况以及书店、新书、期刊、善本、雕版印刷文献的版片等进行调查。对图书馆的调查有重要都市图书馆调查，全国图书馆调查，各省图书馆调查，全国图书馆概况调查，全国图书馆战后工作概况调查，中等学校图书馆之调查，欧洲图书馆概况调查。为了对各图书馆采访业务提供帮助，中华图书馆协会从1926年3月开始，陆续在协会会报上登载国内有关书店的信息，如北京、山西、杭州等地书店一览。关于期刊的调查，1934年2月到1935年12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期刊编辑组，以馆藏期刊为依据，在协会会报上连载“中文期刊生卒调查表”，提供有关期刊的创刊及停刊信息。第一次学术年会之后，中华图书馆协会专门组织了善本调查委员会，调查宋元善本。首先完成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山东省文化委员会图书馆、江苏省立图书馆之善本调查。之后又调查了嘉业堂藏书楼、松江韩氏藏书、南海康氏藏书等。

中华图书馆协会生于忧患，长期处于战事频繁、内外交迫的局势，而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虽在政局影响和战火影响下，仍能默默持续地发展，并有丰硕的成果，令人感到敬佩。在上个世纪初期，中华图书馆协会于中华民族经受侮辱与侵略的狭缝间开拓了良好的先机，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天，新的世纪的图书馆事业面临着新的变革，21世纪需要一个新的建设图书馆运动，图书馆事业将会有一番新的发挥空间。创新也需要从传统学习，学习那时的图书馆人的精神，缅怀上个世纪初期中国图书馆人的事迹，不仅令我们感到敬畏，而且深有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华图书馆协会80年，不该忘却的纪念. publis hblog. blogchina. com /blog/tb. b? diarID=2435887

调研协会本学期篇8

、培训班的筹备工作做得较好。为了把这次委员培训班举办成功，政协机关和统战部机关的同志精心安排，把工作做细、做深、做实，每个环节都周密安排，环环相连，使得培训班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

、这期委员培训班委员到训情况较好。由于我们的委员大部分都是兼职，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委员们能妥善安排自己手中的工作，按时到训，说明我们委员整体素质较高，我很满意，很高兴。 、这期委员培训班内容安排得较为充实。培训班既安排了时事政治知识讲座，又有适应时展需要的创新能力讲座；既有统战知识讲座，又有人民政协理论及业务写作知识的讲座；还安排了向委员征询的几个课题，本来应当安排政协委员在培训期间进行讨论，由于时间关系，未作安排，我认为同样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这期培训班掀起了新一届政协加强学习的热潮。新的一届政协，要履行好政协职能，我想首先是要熟悉了解政协的理论和业务知识，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这期培训班为委员学习人民政协理论和业务知识起到了引路的作用，政协办公室结合培训班的内容，编印了《政协委员学习文件摘编》，供委员业余进行学习。我相信，本届政协委员在这次培训班结束后一定会更加努力学习时事政治，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学习政协理论和业务知识。

培训班结束后，委员们又要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为把本届政协工作做得更有特色，我借此机会向委员们提出四点希望：

调研协会本学期篇9

一

建制化首先体现在“组织”和“人力构成”上。经过多年探索和调整，人民政协组织建构已经定型，这为协商民主建制化搭建了平台。人民政协组织建设主要体现为三方面。

（一）政协委员界别的构成。一届政协经过协商由46个单位组成。二届政协调整为28个单位和特邀人士：中共、民革、民盟、民建、无党派民主人士、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青年团、工会、农民、妇联、青联、合作社、工商联、文联、自然科学团体、社会科学团体、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对外和平友好团体、社会救济福利团体、少数民族、华侨、宗教界和特邀人士。三、四届政协界别设置变化不大。五届政协撤销合作社，增加体育界。六届政协增设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和港澳同胞两个界别，改农民界为农林界，从而构成31个界别。七届政协增加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八届政协设34个界别：中共和8个民主党派、共青团、总工会、妇联、青联、工商联、科技协会、全国台胞联谊会、文化艺术界、科学技术界、社会科学界、经济界、农林界、教育界、体育界、新闻出版界、医疗卫生界、对外友好团体、社会救济福利团体、少数民族、归国华侨联合会、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宗教界和特别邀请人士。九届政协将香港同胞、澳门同胞界改为特邀香港人士、特邀澳门人士，农林界改为农业界；十届政协改社会福利界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至此，全国政协的界别名称和数量固定下来，并一直保持至今。

（二）政协工作机构的设置。一届全国政协的工作机构分三级：政协全体会议、政协全国委员会和政协常务委员会；二届政协取消全体会议，只设全委会和常委会。全委会全体会议正常时期每年召开一次，平时由常委会主持会务。常委会由政协主席、副主席若干人、秘书长和常务委员若干人组成，他们同时组成主席会议，主持下一届一次全会的预备会。

政协常委会下设两类机构。一是工作组（委）、专委会。一届政协设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国防、民族事务、华侨事务和宗教事务8个组。二届政协设国际问题、工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社会福利、华侨、宗教、医药卫生、民族、妇女、学习委员会、地方工作委员会和全国政协会刊编委会等14个组（委）。三届政协增设联络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化组教育组合并，撤销社会福利组（1965年11月以后有调整）。四届政协撤销地方工作委员会、联络委员会、全国政协会刊编委会。五届政协把文化组和教育组分开，另设法制、对台宣传、经济建设、城市建设、体育和农业各组。六届政协改国际问题组为国际问题研究组，撤销城市建设和对台宣传组，设立祖国统一工作组、外事工作组、提案工作委员会。从七届政协开始统称专门委员会（下设服务性办公室），当时共设提案、学习、文史资料、经济、教育、科技、医药卫生体育、法制、民族、宗教、妇女青年、华侨、祖国统一联谊、外事14个专委会。八届政协调整为8个专委会：提案、文史和学习、经济、科教文卫体、妇青和法制、民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九届政协设9个专委会：提案、经济、人口资源环境、教科文卫体、社会和法制、民族和宗教、文史资料、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十届政协改文史资料委员会为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至此，专委会设置固定下来。二是秘书处和办公厅（室）。一至五届政协期间设秘书处，在秘书长领导下处理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来往文电，负责会务开展，组织委员参观、视察，保管文档，联络地方政协等。一届政协期间，秘书处下先后设立过处长办公室、秘书科、行政科、人事科、财务科、组务科、联络科、地方科、警卫科、资料室、研究室和文化俱乐部等。二届政协至五届政协前期，秘书处先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下设各科室，后改为直接设立办公室与各科、室、组，名称变化较大。1980年12月30日之后，秘书处改为办公厅（不设主任，只由秘书长、副秘书长）并固定下来；办公厅下设研究室、秘书局、联络局等。

（三）政协地方机构设立。一届政协期间就在中心城市、重要地区及省会设立了政协地方委员会。二届政协会议以后，按照首部政协章程的规定，除了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设政协地方委员会，“其他地方”在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设地方委员会。此时的“其他地方”包括自治州、县、自治县和市辖区等。当时除少数县在有必要时可设地方委员会外，大部分县均不设；在有些市，如因人口少，社会关系比较简单，也可以考虑不设地方委员会[2]。1982年修订的政协章程规定，在自治州、设区的市、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凡有条件的都可设立地方委员会”[3]。此后，政协地方委员会在县（市、州、区）级行政区域普遍建立起来。

二

建制化的第二层内容涉及“行为规则、社会规范、习俗和传统构成”，即规章制度的构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制化涉及的规章制度包括四个层面，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规约着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开展，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保障。

（一）国家宪法。一届政协经过协商制定的《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1954年宪法是民主协商的产物，它强调“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82年宪法及其修正案既是民主协商的结果，又强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二）党和国家政治文件。一是党代会文件。如八大要求“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4]；十三大报告规定“人民政协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代表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要加强政协自身的组织建设，逐步使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经常化”。此后，每次党代会报告都明确强调要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推进人民政协建设。二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文件。如1956年制定了《关于加强政协地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1979年制定了《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最为重要的还有《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发〔2005〕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发〔2006〕5号文件）等。三是国务院文件。主要是2005年颁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2007年颁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两个白皮书。

（三）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讲话。包括在各种政协会议、统战工作会议以及其他场合的讲话。如毛泽东在二届政协召开前的讲话《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1962年周恩来在三届政协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邓小平1979年在五届政协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在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时的讲话《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江泽民《在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党员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在庆祝政协成立50周年时的讲话《人民政协继往开来的方向和使命》；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成立5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

（四）人民政协规章制度。一是政协章程。一届政协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起了政协章程的作用。二届政协通过了首部政协章程；1978年五届政协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二部政协章程；1982年五届政协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章程。这部章程经过1994年、2000年和2004年的修改一直沿用至今。二是关于组织建设的制度。如1958年制定《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组组织简则》，1988年制定《政协全国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组织通则》等。三是关于工作的制度。如1949年10月制定《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条例》，1951年制定《关于处理人民意见的试行办法》，1988年制定《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规则》（1996年和2005年修订）、《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视察工作条例》（2005年修订），1991年制定《政协全国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1994年、2005年和2011年修订），2005年制定《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会议工作规则》、《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会议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工作规则》。四是关于政协职能的制度，如政协全国委员会1989年制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简称《暂行规定》，1995年颁布《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简称《规定》）。

三

从学术研究来看，“建制化历程不但涉及到学术专业团体或机构、学术刊物的组建，也涉及到学术纲领的确立或重建”[5]。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建制化必然要求研究人民政协理论，而这种研究现已经实现专门化。

人民政协理论研究长期从属于统战理论研究，其主要平台一是中共统战部门。共和国头30年，统战部的基本职能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调整关系，安排人事”；进入新时期，其首要职能是“调查研究统一战线的理论和重大的方针政策，组织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开展统战工作的意见和建议”[6]。为搞好理论研究，新时期以来中共统战部门经常召开理论工作会议。1983年4月召开十省市统战理论座谈会，1985年2月召开首次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议，并同时成立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会议还制定了《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章程》。此后，各地方纷纷成立统战理论研究会。统战理论研究会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理论研讨活动。二是社会主义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创办于1956年，“文革”时期停办，新时期得到恢复发展，并成为“学习、研究和宣传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和政策的阵地”[7] 。2003年11月制定了《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暂行条例》。现今，市级以上普遍成立了社会主义学院，其中副省级以上城市往往是独立的，市级以下则和党校、行政学院是三校合一。此外，各级人民政协和高校、社会科学院等其他机构的理论工作者也纷纷开展统战理论研究。

新时期以来，党中央逐步提出了专门研究人民政协理论的任务。1985年9月全国政协秘书长会议就要求政协研究室研究“有关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理论”[8]。其后，许多地方政协积极开展人民政协理论研究活动。中发〔1989〕14号文件出台前，黑龙江就召开了政协工作理论研讨会；文件出台后天津、江苏等许多省市纷纷召开此类会议。李瑞环在1993年5月指出，要搞好政协工作“就必须从基本理论上对人民政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9]。次年，《人民政协报》和深圳市政协联合举办了全国性的“新时期人民政协理论研讨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赛福鼎?艾则孜在会上指出：“加强政协理论研究工作，是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9]41此后，各地纷纷成立政协理论研究会并开展相关活动。2004年8月，全国政协举办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暨邓小平关于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贾庆林在会上肯定“人民政协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人民政协理论的指引下前进的”。他还阐述了人民政协理论的概念和基本框架。胡锦涛在庆祝政协成立5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工作”。

在这一思想指引下，2006年12月20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正式成立。研究会采取了三大举措以推动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一是颁布《研究会章程》。章程规定研究会是在全国政协领导下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主要职责是制定人民政协理论研究规划，确定理论研究方向和课题；组织、推动人民政协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建立和扩大人民政协理论研究队伍；组织会员之间的协作，交流学术思想和理论研究信息，评选优秀研究成果；开展人民政协理论政策的宣传，编辑出版刊物和资料；反映人民政协理论工作者的要求，维护会员的正当权益；接受委托开展咨询和培训工作；开展对外交流和国际学术活动”。它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主管，实行单位会员制，主要包括地方政协设立的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或相关组织。研究会设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理事会包括名誉会长、会长、顾问、副会长、秘书长。理事会日常工作由秘书处负责，下设办公室、调研部、会员部。二是出版刊物。2007年2月，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主管、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主办，中国政协杂志社出版了《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刊》。它是首个在全国公开发行的研究人民政协理论的学术刊物，经过一年试刊，2008年2月更名为《中国政协理论研究》。三是2009年12月制定《关于加强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规定了研究会的性质、工作基础，研究会有关负责人列席政协相关会议，秘书处内设机构管理、工作人员管理、研究会工作经费、秘书处工作人员经费、办公用房用品、工作指导等问题。此外，全国和地方各级政协理论研究会、各级各类理论研究者还积极研讨人民政协产生的理论依据、人民政协和中国的民主建设、人民政协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职能、自身建设等。

四

经过探索，关于人民政协的诸多共识已经达成，这为协商民主建制化提供了基本规约。

（一）明确了性质任务。一届政协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在普选的全国人大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大的职权。一届人大召开后，它演变为“党派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2]。1954年政协章程规定，政协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通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更广泛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克服困难，为贯彻宪法的实施，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进入新时期，统一战线演变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人民政协也成为有广泛代表性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其任务“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10] 。1994年修改后的政协章程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1995年《规定》把人民政协定性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至此，对人民政协性质的表述固定下来。新世纪新阶段其任务是“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事业、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把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团结起来，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奋斗”[11]。

调研协会本学期篇10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及影响因素：一个文献综述

收录日期：2017年1月11日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过程（于合军，2015）。从改革开放前，主要实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着力促进沿海和内地的均衡发展，到改革开放初期，主要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重点支持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再到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再到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至此“四大板块”+“三大战略”就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格局。中国区域发展总体上呈现出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基本格局还没有实质性改变，区域发展差距过大的主要矛盾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有的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有的是近年来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的大背景下，一些问题的严峻性不容低估。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始终是影响区域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研究文献看，近年来国内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研究视角多种多样、研究范围比较广泛，为国家区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对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能够将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引向深入，为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演化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符合中国社会现实国情的重要战略，也是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演进的一种必然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也经历了区域均衡发展、区域非均衡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演变。从空间特征看，全国经济发展重心从沿海转向内地，再从内地向沿海转移，然后转向东、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阶段（范恒山等，2012）。

（一）1979年以前的均衡发展战略。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地区经济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缩小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及考虑当时的国际形势，从“一五”开始，均衡发展成为产业布局的重要战略导向；“二五”时期，国家大型项目的投资明显向内地转移，其中包括大庆油田、江汉油田、贵昆铁路等就是这一时期建成的；“三五”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三线”建设的高潮期，国家在内地的投资上升至75.1%；“四五”时期还在继续进行“三线”建设，内地比重持续维持较高水平。总之，改革开放前，中国以实现均衡发展为基本导向，产业布局宏观上基本采取分散布局方式，以省区市为单位，均衡分布。同时，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萌芽也是在这段时间出现的。

（二）1979～1995年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探索中，认真总结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1978年开始实施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即充分利用沿海地区工业基础和区位优势，面向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使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使国民经济整体有很大提高，但是区域差距扩大、区域间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地区保护主义等问题相继而来，逐渐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在“六五”计划后，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思想，但首次体现区域协调发展是在“七五”计划提出的正确处理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带的关系；“八五”计划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新的指导原则：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利益兼顾、共同富裕。

（三）1995年以来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从“九五”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开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九五”时期从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到“十五”时期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到统筹区域发展，再到“十一五”时期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和“十二五”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新阐述及对“十三五”的区域规划，表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演进路程，突出区域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提出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开发结构。

三、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从“八五”时期开始，中国实施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取得显著成效，但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第一，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地区发展差距问题也日显突出。从人均GDP来看，2014年东部地区的人均GDP为1.096万美元，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6，241美元、6，118美元、8，524美元，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57%、56%、78%。部分省份的发展差距尤为明显，如2015年上海市的人均GDP为109，465元，而云南省的人均GDP仅为29，102元，前者是后者的3.76倍。并且省域间的基础设施、教育水平、科学技术、公共安全的基尼系数依然较大，地区差距明显，社会保障的空间非均衡性也在逐年提高。如上海市2013年在公共安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的人均财政投入为6，254元，而贵州省仅为3，039元，不足上海的50%；第二，地区间不当竞争和重复建设问题。如地方官员为了在任期内做大本地区的GDP，通过人为扭曲市场价格、变相地转移国有资产、税收优惠等方式吸引外资企业投资。国有企业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或竞争而盲目地重复引进项目，如能源重化工成套设备；第三，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同步小康难度大。从总体进程看，2011年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为83.1%，民族八省区为70.9%，其进程大体比全国平均滞后5年左右。如果按照2000～2010年平均每年提高1.91个百分点的速度推算，到2020年民族八省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只能达到86%左右。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与全国同步小康的难度更大；第四，主体功能区建设推进较慢。目前，国家主体功能区制度的综合政策体系还未形成，各项政策在各个部门分散，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全国主体功能区建设仍处于试点示范阶段，有关部门对试点示范的技术规范、标准和考核指标缺乏明确规定，缺乏一套高效的执行程序；第五，生产力和人口布局与环境生态承载能力存在不协调。目前，中国实行的是由各个地方自身来承担本地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但由于地方区域规划协调不足、环境政策执行不力等，造成了生产力布局与各地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致使资源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损失，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还存在产业梯度推移受阻、制度障碍、区域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严峻、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于娟，2010；刘水林，2005）

诸多国内外学者研究了人力资本、FDI、基础设施和中央财政支出等因素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如Belton Fleisher et al.（2009）、Roberta Benini et al.（2007）及Rodriguez Oreggia（2005）；国内主要有赵霞、陈学志（2007），徐康宁、韩剑（2005）和沈桂龙等（2004）。还有学者认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受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生产要素、创新能力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范恒山，2011）。另外，万广华（2004）发现乡镇企业、教育水平、资本投入是Q定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其他一些研究如Litwack and Qian（1998）、Demurger et al.（2002）、Yang（2002）、Renard（2002）还发现中国的区域性发展战略、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国有企业改革、财政分权、公共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都是促使中国地区差距加剧的重要因素。徐盈之、吴海明（2010）运用DEA方法研究了在环境约束下中国各地区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得出外资水平对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效率有积极的影响，而能源消耗、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技术水平却有负面的影响。

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

总结国内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和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当前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已全部完成，但要想使主体功能区规划真正落地，还需要编制实施县级主体功能区规划，这个任务更加复杂艰巨（于合军，2015）。同时，还要根据中国各区域发展情况，对四大经济区域的发展进行战略定位，即东部领跑、中部强化、西部开发、东北转型，尤其要加大对中西部发展的支持力度（王园林，2005）。而魏后凯（2007）认为主体功能区并非是针对区域协调发展而设计的，单纯依靠主体功能区建设并不能较好地解决区域协调发展，尤其是地区差距扩大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还会进一步加剧空间不均衡。因此，必须在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基础上，科学划分关键问题区域，并据此调整和完善国家区域援助政策体系，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促进人口和产业活动分布的适度空间均衡。

第二，加快创新驱动和产业转移。加快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大城市科技创新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大对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在科技资源配置、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制度创新等方面的支持力度（王业强、魏后凯，2015）。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落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步伐。龚勤林、陈说（2012）从马克思利润率平均化的视角提出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结构、以产业转移为契机努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切实推进欠发达地区的体制机制创新、健全区域要素协调机制等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而姜文仙、覃成林（2009）从引导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合理分工、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促进要素合理流动、重新划分经济区域，优化空间结构，发挥规划和法律作用等四个方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第三，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十分重要，我们需要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政府管理的机制。范恒山（2012）认为中国应当完善区域的互动机制和完善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陈斐、陈秀山（2007）认为要抓好两大重点：一是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二是健全区域之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等四大区域协调互动机制。邵晖（2011）提出改革干部政绩考核标准，建立科学规范的政绩考核机制，正确处理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建立适合不同经济区特征的区域协调机制等建议来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

第四，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法律体系。中国一些学者在对国外发达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基础上，借鉴别国立法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一些有利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如刘水林、雷兴虎（2006）借鉴发达国家在区域发展中成功的立法经验，指出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体系：一个由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法、落后地区开发法及特别政策措施法等不同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体系。陈瑞莲（2006）通过对欧盟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的经验分析，提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基础，探索新的区域划分框架和多元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模式，采用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区域协调手段等建议来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还有学者王霞、孙中和（2009）在全面考察美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基础上，认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要坚持立法先行、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体系、以严谨的法律语言取代抽象的表述、创新区域间协调机制。

第五，健全区域协调管理体制。美国、日本和德国在解决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时都建立了专门的区域发展管理机构，如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日本的北海道开发厅、德国的区域经济政策部际委员会等。这些专门的区域管理机构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的落实（杭海等，2011）。中国要走一条具有特色的、有效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之路，有必要建立综合性区域协调管理权威机构。刘银等（2014）通过介绍欧盟国家在组织架构、财政税收、区域合作、法律法规等方面建立的一套有效制度体系，也提出中国应建立健全区域协调管理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探索形成区域互利机制、加快完善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有学者提出在加大对西部等落后地区、粮食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的扶持力度的同时，应当完善区域管理架构（李华、王青云，2015）。

五、文献评述

本文通过整理现有的有关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演化、思想内涵、机制构建、评价标准、存在问题和影响因素及战略决策等方面的文献，希冀对开拓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思路及正确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有所帮助。学者们站在多种视角研究中国应如何推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并给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唯有将这些理论性的意见和建议结合中国国情、结合地方实际，并落实于行动，积极实施，方可真正地发挥指导性作用，真正地走向中国区域科学协调发展之路。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区域协调会经历不同的阶段，而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区域协调的内容和手段等也会有所差异。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今后一个时期特别是“十三五”时期，国家应当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加快创新驱动和产业转移、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体系、健全区域协调管理体制，在抓好已出台的重大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贯彻实施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完善区域政策体系，落实相关配套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也将紧紧围绕促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新要求，主动适应新常态，着力推进“四大板块”+“三大战略”，充分挖掘区域发展的效率潜力，促进区域间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和交换，激发各地区和整体的发展活力，努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高区域协调程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1]于合军.新常态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考[J].理论视野，2015.9.

[2]孙久文.新常态下的“十三五”时期区域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区域经济评论，2015.1.

[3]范恒山，孙久文，陈宣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研究[M].北京：商务出版社，2012.

[4]于娟.新r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J].宏观经济管理，2010.1.

[5]刘水林，雷兴虎.区域协调发展立法的观念转换与制度创新[J].法商研究，2005.4.

[6]万广华.解释中国农村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一种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J].经济研究，2004.8.

[7]王园林.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05.47.35.

[8]魏后凯.对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冷思考[J].中国发展观察，2007.3.

[9]龚勤林，陈说.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8.

[10]姜文仙，覃成林.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进展与方向[J].经济管理与研究，2009.10.

[11]陈斐，陈秀山.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两大重点[J].生产力研究，2007.13.

[12]邵晖.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障碍[J].经济体制改革，2011.6.

[13]刘水林，雷兴虎.论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理念[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1.

[14]陈瑞莲.欧盟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经验与启示[J].政治学研究，2006.3.

[15]王霞，孙中和.美国区域协调发展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J].国际贸易，2009.7.

[16]杭海，张敏新，王超群.美、日、德三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1.

[17]刘银，刘慈航，梁倬骞.欧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制度及启示[J].经济纵横，2014.9.

[18]李华，王青云.“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思路研究[J].宏观经济管理，2015.10.

[19]Belton Fleisher，Haizheng Li，Minqiang Zhao.Human Capital，Economic Growth and Regional Inquality in Cnin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9.1.

[20]Eduardo Rodrigues-Oreggia.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Determinants of Growth in Mexico[J].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05.39.

[21]Roberta Benini，Adam Czyzewski.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ussia：New Growth Patterns and Catching up[J].Economic Change，2007.40.

[22]Litwack，J.M.and Qian，Y.Balanced or Unbalanced Development：Special Economic Zones as Catalyst for Transition.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8.26.

调研协会本学期篇11

回顾这一个学期以来的工作，协会进行了维持社团良性运行的一些工作，总结起来由以下几点:

一、积极组建社团主要部门，面向全校04、05级有志向于服务本社团工作的同学招聘社团主要部门负责人，认真完成社团内部重组，保证社团的顺利运转。目前这项工作已经作为这学期的工作重点来抓，从目前的工作情况来看已经接近尾声，并且能够得到大多数同学的支持与积极参与，这也为我们社团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二、在社团内部重组还未完善的情况下，协会与研究生共同举办了面向我校广大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调查”，积极拓展了协会活动面。在调查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本协会在调查，分析方面的优势，达到了调查的目的，并对得到的资料进行了初步分析。目前这项活动已接近尾声。

三、着手创新本协会，扩大本协会在同学，特别是在社会学同学中的知名度与认可度。积极同老师进行沟通，加强我校社会学教研室的指导。协助人文学院教授进行了“柞水县瓦房口乡农户可持续生计社会考察”，邀请部分优秀研究生作了“社会调查方法(PRA)交流会”让我们协会的会员学有所用，学有所得。增加他们对本协会的认同感。

四、为了扩大协会的宣传我们举办了“关注那些为生计而辛劳的人们”主题摄影图片展,获得了一定好评，同时也为协会在自身性质上的定位更进了一步。

有了以上几点工作经验，相信社会学苑能够运行得更加顺利。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也发觉我们的工作中存在一些不足，如协会成员之间的了解不是很深入，缺乏必要的积极性，对协会工作性质认识不是很清晰等等这方面的问题都是我们协会工作的不利造成的。

鉴于以上工作中的不足，以及对下学期协会的期望，从实际出发，面向未来，特有以下几点下学期工作展望”

一、进行社团整体改革，突出协会特色，扩大协会的影响力度，让有志向服务于本协会地同学能够得到更好的锻炼机会。

二、做好内部调整工作，采取理事会制。培养内部人员的原则立场，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增强协会的凝聚力。

三、做好新会员的纳新工作，突破专业限制，把本协会推向全校。

四、做好本协会后备人员的准备工作，积极接应新老生的交替工作。

调研协会本学期篇12

行走是人体运动功能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作为研究下肢运动和受力情况的步态分析在康复和康复评定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通过步态分析可以对人体运动系统和神经系统疾病的病因进行分析和诊断并对功能、疗效进行评定，还可以用于指导骨、关节假体与假肢的设计以及对截瘫患者的行走功能进行重建，同时对于体育学和航天学也有重要的价值。目前在康复医学领域。步态分析已经成为康复医学评定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力地辅助了临床运动功能评定，思维能力评定等主流康复医学评定方法。步态分析方法也在综合了临床分析、运动学分析、动力学分析、肌电图分析等方法之后有了更长足的发展。通过长期的临床经验，很多病理步态有了充分的实践依据。

二、正常步态运动协调实验研究

1.实验目的与对象

自然步态(或正常步态)是指健康人用自我感觉最自然、最舒适的姿态行进时的步态，是周期性的，具有协调和均衡的特点。研究正常人的步态特征。建立正常步态的协调控制模式，不仅能给康复医学领域的诊断疾病、确定康复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而且对拟人机器人和智能假肢的运动规划和设计控制均有重要意义。

特别是在摆动期，通过实验分析可知，在摆动期初期有一个明显的膝屈动作，该动作对产生摆动过程最低点的脚尖与地面间隙尤为重要。Winter指出，正常摆动期的平均脚尖与地面间隙仅为1.29cm。而且该间隙对膝关节的角度变化非常敏感。如果没有足够的膝屈。摆动过程中脚尖就会触地，为了完成摆动期，必须有额外的提髋或大腿外摆动作，增加了步态周期的能量消耗，也使步态显得笨拙难看。可以看出。在摆动期要求整个下肢三关节、多肌肉之间的协同动作，本节将以此为对象对其协调控制机理加以研究。

关于在摆动期中肌肉的参与情况和肌肉力对摆动的作用已有一些研究，但是研究者的结论也不尽一致，Yamaguichi(1990)1通过减少或增加某块肌肉的神经激发信号，研究了摆动期中肌肉对屈膝的影响，认为肌肉力或者肌肉活性很小，Moehon(1980)和Collins(1995)通过优化分析和实验研究。认为在摆动期确有较强肌肉活动存在，王人成等人选用6种最优化准则并考虑关节被动力矩求解了下肢摆动期冗余肌肉力的分布，认为适当的肌力对于完成有效、低能耗、自然的步行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建模仿真预测肌肉激励的协同性问题。

但是，人体采用何种方式控制迈步，在单腿支撑时神经系统如何调节保持身体的肌肉协调动作。利用什么样的性能指标函数来表示人脑协调控制所追求的目标等问题仍不清楚。本节通过实验和模型分析相结合重点研究摆动期的肌肉力协调和动力学协调控制模式。

2.实验方法

(1)实验任务和受试者

实验过程中，要求受试者在平地路况下正常行走。在数据采集前每个受试者，均行走3～5遍，充分适应设备和熟悉行走要求。实验开始后，为了保证受试者姿态自然、速度稳定，数据采集在不知会受试者的情况下开始。实验要求每个样本进行8次自然行走。

本实验共有53名志愿者参加，其中包括黑龙江工程学院田径队、篮球队。由于实验过程中部分受试者动作变形较大(运动员有伤)，我们从中选取了19名有代表性的运动员，男14名女5名，进行正常步态行走实验的数据分析。其中田径运动员的专项分别为三级跳和5 000米长跑，有一名男子三级跳运动员为运动健将，其他人为一级运动员，健康状况良好。

实验中受试者下身穿紧身运动短裤，以保证肌电信号电极不受影响和明确标示运动中肢体的位置。受试者相关生理参数如表1―1所示。

通过最优控制计算，可以了解实现正常步态摆动期各肌肉的协同关系和控制模式。

图1-1是模型计算的肌肉活性与样本测量的EMG模式比较，可见理论计算和实验结果还是基本相符的。上述肌肉模式分析结果也表明。模型采用能量消耗最少为优化目标求解符合人体正常步态摆动期的控制模式。

三、步态参数模型的应用

步态分析采用的方法众多，涉及的参数也有很多种，如何从这些参数中提取出稳定可靠的参数对分析也是至关重要的，有人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R.White等人认为为了确保数据的再现性每种数据应该重复测量35525次，在他们的实验中测量分三天进行，每天测量三次。他们引入了变化率的概念

他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实验中测得的足地垂直方向的力具有相当好的可重复性，前后方向力的可重复性稍差，左右方向力的可重复性最差。因而要想对整个力一时间曲线进行分析需要有更先进的统计学方法，在分析过程中对参数的选择也要慎重考虑。

对于不同目的的实验，实验要求和数据的选取原则也是不同的。例如AlanCrowe等人在研究人体质心运动时提出的有效实验选取原则。

1.足应落于特定区域。

2.为满足对z方向运动的要求。剔除一次实验中左右侧z方向峰值的平均值与体重的差异超过1.5％的实验。

3.为了确保步速的一致性，需剔除两次实验中时间周期差异超过扬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