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论文篇1

河洛大鼓起源于20世纪初，是以洛阳方言为载体，以说唱为表演形式的兼顾视觉与听觉的民间艺术。在表演的过程中一边说唱、一边表演，观众不仅可以得到一场视觉盛宴，而且可以收获听觉享受。可以说河洛大鼓是洛阳琴书和南阳鼓儿词的结合体，它不仅具有洛阳琴书的优雅，同时融入了南阳鼓儿词的通俗，因此，河洛大鼓也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河洛大鼓表演所需的设备极其简单，舞台布置也少了现代表演中所饱含的奢华。一张桌子、一把折扇、一个钢板、一面书鼓便构成了一个简单的舞台，并不需要太多的现代化乐器伴奏，可以没有伴奏直接开始表演，也可以简单地以秦琴、三弦作为伴奏，质朴的舞台设置、简洁的伴奏、通俗易懂的说唱、熟悉而又亲切的腔调都传递着一种劳动人们的质朴，透露出洛阳人民的直爽。河洛大鼓主要通过说唱的方式讲述人们生活中的小事，也讲述古人历史，更多的且最受人们欢迎的是讲述历史发展中的那些英雄豪杰的历史传奇。不仅可以娱乐大众，还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向人们渗透美好的传统道德观念。然而，随着普通话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更好地顺应时代的要求，赶上时代的步伐，逐渐摒弃了家乡方言，遗忘了此类古老的民间艺术，使得河洛大鼓跟其他民间艺术一样，逐渐被世人遗忘，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

（二）河洛大鼓的文化价值

河洛大鼓近年来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原因就在于河洛大鼓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诸如民族文化价值、民俗文化价值、语言学价值等，并且其传承已经受到威胁。首先，河洛大鼓具有较高的民族文化价值。河洛大鼓以说唱的形式和生动形象的语言进行讲述，而讲述的故事大多数传扬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好德行。举例而言，河洛大鼓中有一个叫作《慈母经》的曲目，用生动形象的故事、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诫人们要孝敬父母。再比如一名为《酒色财气与名利》的曲目，用质朴的语言向人们传达正确的价值观以及健康的人生追求。其次，河洛大鼓具有较高的民俗文化价值。所谓的民俗是指民间风俗，包括当地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河洛大鼓中的《朱买臣休妻》曲目，讲述的是朱买臣的妻子嫌贫爱富，强迫朱买臣休掉自己，然后再转嫁给一个比较富有的石匠的故事。故事生动形象，使人们在听表演者说唱的过程中既能够对该地区嫁娶方面的一些风俗有所了解，还能向人们传递传统嫁娶观念。又比如《兰老汉拾钱》曲目，这个尤为简短的故事包含了当地关于丧礼的一些风俗习惯。由上述例子可以得知，河洛大鼓的民俗价值不可小觑。除此之外，河洛大鼓还具备一定的语言学价值。河洛大鼓说唱时以洛阳方言为主要载体，而洛阳方言中的诸多词汇存在着古音的痕迹，腔调与众不同，语法也不同于现在的普通话。因此，河洛大鼓一方面使听众在欣赏该艺术时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洛阳民俗的质朴，另一方面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二、河洛大鼓的生存现状

河洛大鼓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鼎盛时期，该时期较为有名的河洛大鼓大师，往往会受到人们的喜爱，甚至有些表演者只要上台，无需多讲便能使现场观众欢呼雀跃。当时由于一些地区比较偏远落后、经济欠发达，河洛大鼓是人们少有的娱乐方式之一，所以受到追捧，还有些地区办丧事或者喜事都请大师来进行河洛大鼓的表演。但是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娱乐方式趋于多样化，人们被眼花缭乱的各种表演所吸引，逐渐开始追求奢华的表演，从目前河洛大鼓的发展来看，其生存环境令人担忧。河洛大鼓的发展和传承之所以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原因大体涉及三方面：其一，缺乏优秀的领军人物；其二，缺乏优秀的传承人选；其三，缺乏变化和创新。河洛大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受到人们的追捧，到七八十年代达到鼎盛，当时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说唱表演者，如今这些表演者大多已经年迈，无法再继续登台表演。而近年来，学习河洛大鼓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数量无法保障，人员的表演质量也就无从谈起。河洛大鼓缺乏优秀的继承人。河洛大鼓是一种优秀的民间艺术，不仅传承着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记录了河南洛阳的一些风土人情、民风民俗。河洛大鼓以洛阳方言为载体，以生动形象的故事为讲述内容，通俗易懂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使听众倍感亲切，这是河洛大鼓受到人们喜爱的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娱乐方式单一，部分人因单纯的喜欢而选择学习河洛大鼓的表演，部分人因河洛大鼓表演可为其带来理想的经济效益而参与学习。现如今，娱乐方式多种多样，喜欢这种传统艺术的人越来越少。河洛大鼓简单的道具和单一的表演方式决定了要想切实学好河洛大鼓，务必要靠勤奋来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而有天分又肯努力学习河洛大鼓的年轻人则少之又少。除此之外，在当今这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岗位可供年轻人选择，这些岗位带来的经济效益远比靠表演河洛大鼓带来的经济效益多得多，种种原因导致学习河洛大鼓的人逐渐减少，而现在能够欣赏河洛大鼓这门艺术的人也越来越少，使得河洛大鼓的表演者缺乏表演机会，无法获得丰富的表演经验，这些因素造成的结果就是河洛大鼓缺少优秀的继承人，使这门艺术濒临失传。河洛大鼓缺乏变化和创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要想不被社会淘汰，人们只能加快脚步跟上时代的步伐，而河洛大鼓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多的娱乐诉求，无法吸引年轻人的注意，无法使其喜欢上这门艺术。如果想要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目光，促使他们去了解河洛大鼓进而喜欢上河洛大鼓，就必须改变河洛大鼓的传统表演模式与表演内容，使其蕴含现代气息，实现河洛大鼓的传承与发扬。

三、河洛大鼓的保护和发展

河洛文化论文篇2

1.气候因素对洪水的影响

1.1气候与洪水产生

距今5000到2000年之前，地球处于全新世大暖期阶段，地表平均温度较高，在此阶段，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希腊都出现了相应的文明，而在此之后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降温事件。这次大降温对古文明产生了巨大打击，古埃及、美索不达比亚古文明，古印度，古希腊都因此产生了衰落，中国对于此次降温也有相关记载，《竹书纪年》中有“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的记载。现代研究也证实了这个说法。贵州董哥洞，湖南莲花洞，湖北神农架山宝洞，辽宁本溪水洞的石笋记录都显示这个时间段有一个弱季风期。[1]很多其他古气候证据也都说明这个时间有一次大的气候变化。

降温影响的不仅仅是温度，还有季风环流。按照现代季风理论进行推测，降温导致了东亚夏季风强度减弱，季风北界南移，导致黄河和珠江流域江水减少，同时黄淮和长江流域降水增加，呈现南北旱，中间涝的格局。黄淮长江流域受季风影响，雨量增多并集中在夏季，势必形成洪水。因此可以推测，居住在河洛地区的原始居民曾经历频繁的洪水灾害。

1.2气候与洪水治理

尧之时，浩浩荡荡的洪水包围了山岭，淹没了平原和庄稼，人们居无定所，深受其害，面对洪水肆虐，尧在四岳的推荐下先后任用了鲧和禹治水，并取得了成功治水的成功，气候好转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前文提到的降温事件过后，气候随之复苏，时间上降温事件的结束时间恰好对应于夏朝的始建时期，二者在发生时间上的一致性表明大禹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制服洪水可能得益于气候的好转。一般认为从暖期向冷期的气候转变往往是相对缓慢、逐渐的， 而从冷期向暖期的转变则是快速的、突变的， 一旦气候好转， 气候带北移， 季风降雨正常化， 植被恢复。洪灾灾害自然随着气候的好转而好转[2]。但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 先民可能并不知道气候突变与洪水灾害之间的关系； 相反由于饱受洪水灾害， 先民可能更注重结果。大禹是当时的部落首领， 领导他们治水， 将功劳归功于他自然比较合情合理。这可能是鲧、禹治水传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2.地理因素对河洛文化发展的影响

河洛文化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 河洛地区，地处中原腹地，历史上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古有“居天下之中”的 说法。河洛地区古代文化博大精深，而该文化的繁荣兴盛与衰落，与地理环境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地理位置来看，中原地区，尤其是以嵩山南北为中心的颍河上游和伊洛河流域地处我国中部，中原地区是我国古代各民族交汇，冲突，杂居和融合同化的重要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原地区有条件从周边文化中汲取营养，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从地势、地貌上来看，中原地区可以划分成三个地理单元，西部处于黄土高原的东南院，中部豫西地区处于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东部为广阔平坦的华北大平原。复杂多样的地貌结构，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4]

中原地区位于北温带，大致处于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的范围内，呈现出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冬季受高空西风环流控制，天气晴朗，寒冷干燥少风雪。夏季季风盛行，从太平洋带来的暖湿气流与北方冷空气相遇，形成多雨季节。雨热同季，足以满足两季作物生长的需要。

此外，中原地区水系发达，河湖众多，除黄河外，还有许多重要河流分布其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利交通网络。黄河水系作为先民重要的水源，不仅可提供饮水之需，也为早起农业灌溉提供了便利。

中原地区大多呈黄土分布，适于粟作农业的生存和发展。黄土可以把下层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便于原始住民开垦土地，又便于农作物的浅种直播。中原地区大面积的黄土分布，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自然条件。[5]

居中的地理位置，复杂多样的地貌结构，适宜的气候水文条件以及大面积的黄土分布，构成了中原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中原地区古文化的形成、发展、变迁、和夏文明的兴盛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地理因素对夏朝发展的影响

3.1地理环境与夏朝建立的关系

大禹治水成功，对于国家的形成，夏王朝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河洛地区的地理环境因素对于早期国家形成来说也无疑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影响因素。

首先，河洛地区的环境最适宜于早期人类的定居和从事农业生产。河洛地区近似于西亚地区的新月形地带，温暖湿润的气候、星罗棋布的河汊湖泊，肥沃疏松的黄土地以及处于亚热带边沿的生物地理特征，既有益于聚落的发展，又有利于农业的产生。

其次，地理环境是国家形成的直接因素。尽管河洛地区以外的其它地区在古文化的发展上也呈现出较高的水平。但因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其社会发展速度和水平是不同的。况且在没有铁器的情况下，能够使农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出现国家的自然条件，只存于黄土层地带。河洛地区的远古居民，正是仰仗大自然的优厚赐予，仅利用木石农具从事农业生产，获得一定的剩余产品，才能够率先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6]。

3.2气候变迁与夏朝衰亡的关系

大量学者的研究和历史证据表明，龙山文化晚期气候逐渐转为干旱，夏王朝建立以后，这种干旱化趋势似乎一直在延续，直到夏代末年，气候的干旱化加剧，甚至出现了“伊、洛竭”的情况。夏末气候干旱化加剧，引起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民不聊生，再加上夏代晚期诸王昏庸腐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最终导致了夏王朝的灭亡。下面是一些详细分析：

第一，随着气候干旱化加剧，人们深受旱灾之苦，农业歉收，夏王朝的经济基础有所动摇。气候的干旱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人们深受其害。自古以来，农业的丰歉都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夏末旱灾造成的农业凋敝，直接动摇了夏王朝的经济基础。

第二，气候恶化的情况下，统治者本应体恤民情，励精图治，而夏代后期的几个王，要么昏庸无能，要么荒淫暴虐，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夏王朝岌岌可危。

第三，气候变迁引起商人南下，为商灭夏提供了有利契机。

第四，面对大旱，相较于夏桀的荒淫暴政，商汤却能以德服人，“以宽治民而除其邪”，人们纷纷弃夏奔商，夏王朝的灭亡成为历史必然。[7]

综上所述，大量证据表明，龙山文化晚期气候干旱化趋势不断加大，夏末河洛地区气候干旱化加剧，随着气候的逐渐恶化，人们饱受旱灾之苦，农业歉收，夏朝的经济基础随之动摇，再加上统治者的昏庸腐朽，最终导致了夏朝的灭亡。

4.结束语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诞生基点，对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文化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研究这段文化中包含的人地关系，对于我们现今社会的未来发展，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要以史为鉴，从历史遗产中汲取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利的思想和方法，致力于建设在科学发展观思想指导下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社会。

参考文献：

[1]孙淼.夏商史稿[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2]王星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文明[J].史学月刊，2005（4）：29-37.

[3]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J].四川文物，2007（1）：16-17.

[4]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35-37.

[5]李学勤，范毓周.中国早期文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0）：31-32.

[6]吴文祥，葛全胜.夏朝前夕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J].第四纪研究，2005（6）：30-33.

河洛文化论文篇3

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没有衰落的大河文明,尤以黄河文明最为光彩夺目。

黄河文明的形成期大体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前后经历了两千年之久。在这一时期,神州大地出现了许多地区性文明,如在长江流域有成都平原文明、江汉文明、太湖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在黄河流域有甘青文明、中原文明、海岱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在东北有燕山地区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红山文化。各个地区性文明都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学术界都给以高度评价,但是到后来有的文明中断了,有的文明走向低谷,只有黄河文明如中流砥柱,朝气蓬勃,吸纳、融合了各地区文明精华,向更高层次发展。

黄河文明的发展期是它的升华阶段,从时代来说主要是夏商周三代。这时的黄河文明主要凝聚在黄河中下游的大中原地区,大中原地区文化是黄河文明的中心。在大中原域内的河洛地区文化是黄河文明的核心。考古学家发现了属于王朝性质的都邑有登封王城岗原八方遗址古城、新密新寨古城、偃师二里头城址、郑州商城、偃师尸乡沟商城、安阳殷墟和洹北商城,以及在陕西和洛阳发现的西周、东周都城遗迹,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均在河洛地区。因此,河洛文化不仅是一个地区性文化,而且是延续约两千年的王都文化,是黄河文明最核心的载体。

二、从“河图洛书”的产生条件看其与大河文明起源的关系。

先说明中国的文明是黄河文明,中国文明的产生都是由水而生的。因此这个至今还充满神秘感的“河图洛书”的主要特点就是源自于水文化,从它的传说中也透露出水文化的气息。

(一)从远古传说看,人对自然的需要促使了“河图洛书”的产生。

相传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为《周易》来源。又相传大禹时,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如《竹书纪年》记载:“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气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言:当禅禹。”这是说禹执掌天下,是在舜设坛沉壁祭天之后,河图传达的天命。还说:“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讫,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退入于渊。治水既毕天赐元圭以告成功。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至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禅即天子位。洛出龟书是为洪范。”这一段话,除反映君权天授外,值得注意的是提到河图是言治水之事,提到的洛书(龟书)是洪范,而洪范是治国的大法。显然,在这些中国古文化最权威的经典看来,“河图洛书”应是远古东方庄严而崇高的法典,是华夏传说中祥瑞而神秘的圣经。另外,《春秋运斗枢》言及黄河出图,在场者有帝舜及大司空禹;《尚书》称“天乃赐禹洪范九畴”;汉代孔安国称:“天癸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第之,以成九类常道。”《广物博志》亦述及“禹授河图”之事。“河图洛书”的产生都与大禹有关,与战胜自然灾害有关。从诞生来讲,重点提到了黄河与洛河,从而也说明了它与水的紧密联系,与人类的母亲河――黄河的关系。

(二)“河图洛书”为何诞生于黄河流域。

“河图洛书”最早诞生于河、洛两条河流,也同样说明了它与水的密切关系。“河出图,洛出书”,明确地告诉了我们黄河、洛河与“河图洛书”的关系。远古时代,“河图洛书”作为传授“天命”的重要方式,为什么会与水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呢?如前所述,它源于当时严重的洪患灾害。人们为了谋求生存,不得不长期与洪患灾害抗争。在原始社会,人们过着渔猎、游牧的生活,“逐水草而居”,“择丘陵而处”,以逃避洪水。到了传说中的神农时代,有了农业,有了一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需要保护,采取了“潺”和“堙”,防止洪水入侵,即以挡水的办法来防止洪水灾害。到了尧舜以后,大禹首先使用了“疏”和“分”的方法,即以宣泄减免水患。另外,也说明了河洛地区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考古专家已经证实,夏禹宇宙期后,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部族逐渐向黄河流域集中,河洛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史记》语),即夏、商、周三代皆建基于此,“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在这里产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从“河图洛书”的产生地――洛I看,“河图洛书”的产生有何特殊条件。

“河出图,洛出书”为什么会发生在“洛I”?“洛I”之名最早见于先秦文献,是传说中黄帝“修坛沉壁”的地方(《水经注异闻录》载:“黄帝东巡过洛,修坛沉壁,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字。”),尧、舜、禹、汤等也都在此举行祭天仪式,并接受“河图洛书”。《尚书・禹贡》说大禹治水,“东过洛I,至于大邳”。“洛I”位于巩义市境内的黄河、洛河交汇处。那么,这个地方在远古时期为什么会像秦以后泰山那样引起古人和古代帝王的高度重视呢?这是与当时“洛I”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河、洛交汇后在这一带发生的河势变化等有着密切关系的。一是“洛I”周围早在远古时期便是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地方。裴李岗遗址、仰韶遗址、龙山遗址,以及夏商周各代遗址等都是在这一带被挖掘发现的。发展到中古时代,这里曾一度是政治、军事战略要地,也是水运交通的枢纽。洛口仓、洛口屯、洛口城、洛口驿等,都先后出现在这里,可见“洛I”的重要历史地位。二是“洛I”在古代还曾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有许多传奇性的故事发生在这里。如,《尚书・夏书》中记载:“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I,作五子之歌。”太极图、河图、洛书、八卦等这几项享誉中外古今的传统文化,也都与“洛I”有关。有人认为太极图虽然含有深奥的哲理,但它的图像源于自然界,是受河、洛在“洛I”两水相撞,形成漩涡,清浊分明的启发而构思出来的。邙山上“伏羲画卦台”的存在,更有力地证明了八卦的产生也始于“洛I”。三是与“洛I”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水情有关。据专家考证,远古时期,黄河、洛河交汇的地方有着广袤的水面,特别是在汛期。从华阴、砥柱一泻东下的黄河,在这里南纳入伊洛河水,北接入济水、沁河后,忽被横亘在面前的大邳山阻挡,于是湍悍之水涡漩,抬升而形成巨大、宽广的水面。因此,也就有了“沉壁祭天”、“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洛I”作为这一神话传说的诞生地,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

三、剥离“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色彩,或可以将其看作黄河文明起源的侧记、缩印。

传说,往往是一个民族古老的记忆,“河图洛书”也不例外。深入研究“河图洛书”及与此伴生的古代水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它对后人治黄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大禹治水的精神,始终是后人治黄、战胜严重的黄河洪水灾害的动力和源泉。我国是一个水利大国,也是一个水利古国。中华民族的治水传统与华夏文明一样源远流长。

“河图洛书”传达了古人什么样的治水信息呢?“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是讲大禹受“天命”而治水的事。大禹成功治理水患,既是上天的安排,又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三过其门而不入”。因此,他也就成了人们永远敬仰的英雄。另外,在《尚书・顾命》篇中将“河图洛书”与“大玉、夷玉、天球”等并列,似乎其应该是玉类宝器,故元朝人俞琰的《周易集说・系辞》中推测“河图”是刻有文字的宝器,南宋人薛季宣的《河图洛书辨》中推测“洛书”是古地图,“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类似《禹贡》、《山海经》一类图书。

到了现代,更有人把“河图洛书”推测为我国游牧时代的气候图和罗盘。但深究起来,“地图”说更为可信。远古时期,人类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居所不定是其最大特点,长途跋涉在所难免。在和大自然的抗争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地图的重要性,地图成了人们战胜自然,获得生存的重要工具。当然,地图也被首领和古代帝王视为神授之物,拥有了它,也就拥有了一切。然而,在众多的文献记载中,“河图洛书”为什么又成为代表神意,是“圣人”得到“天命”的征兆,相当于符命一类的东西了呢?“凤鸟不至,河图不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等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符命又是什么呢?它是被歪曲了的自然现象。如果我们剥去它的宗教神话外衣,便显现出一个核心观念:文化起源于人类模仿自然。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河图、洛书、八卦,都是初民图绘自然界物象,用以说明事理的,现在虽然所绘的物象已不可见,但在传说中还保留着这个图绘记事的面影。”不难看出“河图洛书”的出现与古人治水的密切关系。因此,如果说它是一种文化现象的话,它首先应该是水文化。水文化起源于“河图洛书”,后人在治水中所创造的灿烂文化都是这一现象的继续和延伸。

参考文献:

[1]杜学知.河图洛书八卦与图绘记事.《大陆》杂志,VOL8,(2).

[2]李雪格.探寻黄河文明[M].东方出版社,2004.

河洛文化论文篇4

在周成王时代，河图洛书还在皇宫里陈列着，经幽王之乱，西周国宝被犬戎劫掠一空，河图洛书从此流落民间不见踪影。孔子一直等到晚年，也未能见到河图洛书，于是发出“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一千古慨叹。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虽未言及河图洛书问题，但肯定知晓河图洛书，只是没有明言而已。有人据此而言“老子和孔子是那个时代两位学识最渊博的人，如果他们解决不了这一问题，其他人就更无从谈起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河图洛书蕴涵着生命数理，通晓之人秘不示人。所以随着岁月的不断流逝，河图洛书问题竟成为千古难解之谜。

关于河图洛书用途的记载最早见于《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则记载同时指出了河图洛书的出处和用途，在一般人看来，既然古代圣人都以河图洛书作为某种行为的准则，说明河图洛书应是至高无上的圣物，除了天赐或自然存在之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释。

古代也曾有几位学者对河图洛书做了比较客观推测，如汉代郑玄认为河图洛书是帝王传授之物；元代俞琰认为是刻有图文的玉器；南宋薛继宣认为是记有当时疆土国界之类地图的文物，被作为王位传授的象征物。这些推测虽然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但也没有超出《尚书・顾命》和《易・系辞》所论述的范畴，因为这些物品确有帝王可藏，圣人可则之处。

对河图洛书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西汉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刘歆。刘歆认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刘歆的论述提供了两条重要的信息，在伏羲继天而王之前已有河图，到禹治洪水时，仍在使用洛书。

在河图洛书中取得重要进展的首属张仲景及其先师张伯祖等民间高手，到宋代陈抟处传出河图洛书图式。张仲景及其先师根据河图洛书和八卦撰著了千古不朽巨著《伤寒杂病论》。而陈抟在《龙图易》中提出龙图三变的三组易学图式，其第三变的两幅图，就是后来被刘牧称为洛书与河图的图式。这两个图式究竟是陈抟自己由《周易》悟出来的，还是确实看到古代的实物，陈抟没有说，他托伏羲之名，又将河图洛书与周易及“龙马负图，神龟供书”拉到一起，河图洛书之谜并未明言，反而使清初一些学者认为河图洛书是纯系陈抟伪作，其实陈抟传出的河图洛书八卦图式是仲景时代的河图洛书八卦历代秘传的结果。

现代考古学的进展为河图洛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77年，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上所刻的数字和文字内容，分别与由陈抟处所传出的洛书及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灵枢经・九宫八风篇》完全相同，他说明宋代所传的洛书图式并非陈抟伪作，而且这些图式在战国时已经流传着，但它还不足以证明这种图式在上古时代就已经存在。

令人惊讶的是，1987年6月在安徽省含山县长岗乡凌家滩一处新石器时代墓地上，出土了一件5000年前的玉器（习惯上称之为含山玉片），有的考古学家曾对玉片做过考证，认为玉片周围一圈的圆孔可能与古代的洛书有关，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洛书在上古时代有什么用途，所以这一研究结果并未引起学术界普遍重视。

河洛八卦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古人高度智慧的结晶，明其理则上可知天文，下可知地理，中可通人事，其精于此道者，代不乏人。黄帝族的风后“演河图法而为式用之，创十八局”，就是将河图的数字打乱，重新编出十八种图式，用来传递军事情报信息。医圣仲景先师之河洛八卦昭示下的仲景方术，推演河洛八卦图式为十八种，创立人体三阳三阴配脏腑六病天度气数图、人体三阳三阴配脏腑六病部位图、阴阳九型十八种人类个体差异气质分型、人体三阳三阴配脏腑六病生成演化耗散结构图等20多种图式，以数定象，因数明象，务穷宇宙人生造化之秘，在此基础上撰著了千古不朽医著《伤寒杂病论》16卷396 条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人体生命演化过程中疾病产生的本质和演化转变规律。

仲景方术其理论溯源本于河图洛书，物生谓之化―河图形圆，阴阳合一，五行一气，十月怀胎先天生成无为顺生自然之道；物极谓之变―洛书形方，阴阳错综，五行克制，九九八一后天变化有为逆运自然之功。人禀天地阴阳五行之气数而生，病乃先天，先天生成病，医乃后天，后天变化证，六病辨病位，九纲定病性，观其病证，知犯何逆，随病证而治之。

隐秘千年而不传的张仲景术大白于天下，争论千年不休的《伤寒杂病论》真面目也终于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中医之振兴指日可待，避世高人将复出以济世，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而衰落多年“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的道家文化会再次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其道法自然，顺其自然，回归自然思想将会更加深入人心，大行于世。

生命圆圆一个圈,

河洛文化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嵩阳书院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存在，它是历史久远、丰富复杂的河洛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地域上河洛文化指古代黄河、洛水交汇地区的文化；时间上指鸦片战争以前河洛地区的传统文化。河洛地区“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1]《河图》、《洛书》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第一经《周易》源于河洛地区；河洛地区是道家文化生成与发展的重要源地。[2]

1 嵩阳书院文化的特质与河洛文化精神的契合

河洛地区是河洛文化的起源地，儒学、佛学、道学三者均起源于此地。《易经・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相传伏羲氏根据“河图”、“洛书”做八卦，即为后人所说《周易》。后有周文王做卦辞，共同构成了《易经》。《周易》为周代重要典籍，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载周公曾营建雒邑，周公在雒邑地区“制礼作乐”，洛邑地区成为中国最早的礼乐文化发源地，春秋时期有孔子“入周问礼”之说。周公制礼，辅国理政，为一代楷模，成为后世儒家奉尊的“元圣”。道家元老老子曾长久居住洛阳地区，做过周朝“守藏书史”，即管理图书的官吏，《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金德建也认为：“老聃学说的来历，大约是因为做周史的缘故。”[3]

历史上的嵩阳书院曾经是佛教、道教场所，又是新儒教重要发源地之一，儒、佛、道三教合流、交汇一体的特点，正是河洛文化精神的缩影。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境内嵩山南面，位列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公元48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始建成嵩阳书院，当时名为嵩阳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寺庙建造蔚然成风，嵩阳寺为生禅师所建，是一个佛教活动的场所。据记载：“大德沙门生禅师，以此山，先来未有塔庙，禅师将欲接引四生，卜兹福地，创立神场。北背高峰，南临广陌，西带浚涧，东接修林。于太和八年岁次甲子创造伽蓝（寺院），筑立塔殿。”[4]嵩山寺碑文记载了嵩阳寺的初建情况：“禅师构千善灵塔一十五层，始就七层，沙门统伦、艳二僧成之。”[5]嵩阳寺建成之后，佛事活动频繁，寺庙香火繁盛，“梵宇之胜，甲于中土”[6]是对当年嵩阳寺盛况的生动描述。“北魏司空裴衍隐居嵩山，继生禅师之后主持建造嵩阳寺，曾为寺主，僧徒多至数百人。”[7]唐代道人韦善俊曾在嵩阳观修道，《唐书本传》记载：韦善俊“京兆人，在嵩阳观。事黄元颐，参佩道法。”[8]

公元255年后周世宗柴荣将嵩阳观改名为太乙书院，并建有藏书楼、斋房等，成为文人读书讲学之所，一批文人聚集于此，读书授课，如郑遨、种放曾授学于此，吕蒙正、滕子京则受学于此。此时太乙书院兼容并包，既有倾向佛道的人士，又有肩负儒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治国之士。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曾讲学于此，此处成为新儒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除了“二程”在此讲授理学、著书立说之外，司马光与范仲淹等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亦讲学于此，司马光曾隐于此修著《资治通鉴》，可见嵩阳书院文化积淀之深厚。

此外，嵩阳书院居中原之中部的“五岳”之一的嵩山之阳，紧邻多代洛阳，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优越性，曾被道教称为“第六小洞天”，受到名士们的青睐。《说嵩》中记载：“室之为言，藏也。嵩当土中，天地所合，阴阳所会，四时所交，风雨所和，故称室焉”。[9]又载：“少室。亦嵩也，一名季室。与太室接趾。有十八叠，周百里，高十六里。胜在西南。望之如莲花亭亭，唐人石淙序，有少室若莲之句。又若忠靖冠，宋人谓之冠子山，元杨奂有‘方若植巍冠，森若削寒玉’之句。汝阳道上瞻视，峰峦层叠，如千叶舒萼，两肩削直，耸出云表，华秀之色目不暇给。”[10]

2 嵩阳书院的儒学承创为河洛文化注入了新质

宋学大师程颢、程颐二兄弟曾在嵩阳书院著书讲学十年，入其门的求学者最多，成名者亦很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11]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各派学说、各方观点的包容互鉴，丰富充实了各自的学术见解与学术思想，对于新儒学的形成与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来此听讲学者佛道人士亦有不少，这为程颢和程颐研究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修正、丰富、改造儒学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以后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程门弟子杨时，曾两番求教于程氏兄弟，杨时回到福建后潜心研究与传播程学，对于闽中理学兴起功不可没。

程颢、程颐传承了儒家文化，并加以改造，对于佛教与道教进行了批判式吸收，将佛教中的“心性”学说与“道教”中的“宇宙本源”理论加以改造利用，融入自己的理学体系之中，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二程理学”，即宋代新儒学，为河洛文化增添了新质，促进了河洛文化向前发展。

程颢、程颐二人曾师从周敦颐。《宋史・道学传序》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13]周敦颐融道于儒学的作风，对于程颢、程颐的思想有重要的影响，如程颢提出“有理而后有气，有气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二程集・经说》卷一）之说，正是对于周敦颐“无极而太极”之说的变通，又与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之说相通。程氏的“理气说”是理学的宇宙观之说，“理”即“天理”，是天地自然万物之理。“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二程遗书》卷二）“气”即阴阳之气，《周易・系辞上》中说“精气为物”，是构成万物的原始因子。与世界本源的状态“无极”与构成万物的“太极”相对，是对宇宙本体的阐述。

理学本身的产生、发展及与佛、道的融合都契合了河洛文化的包容与融合精神。程颢、程颐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与佛教的“世界别无法，唯是一心作”（《法华玄义》卷二）有相同旨意。“理学所要去除的‘人欲’并非像现代文学家过敏地理解的那样特指，更不是指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因此把理学叫做禁欲主义是完全不恰当的。”[14]《河南程氏粹言・论道篇》中记载了关于程氏原话：“子曰：天下之害，皆以远本而末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伐。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王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人欲以复天理，圣人之教也。”这段话可以清楚看到程颢、程颐二人要灭的人欲是后代君王们热衷的“峻宇雕墙、酒池肉林”、“淫酷残忍”、“穷兵黩武”等浮糜奢华的欲望和人性中的残暴欲望，存的天理是崇尚质朴、远离浮华、固本去末、不穷兵黩武、远离淫酷残忍的“理”。可见“损人欲”，“复天理”是对君主的劝诫，是让君主遵循的有利于平民百姓的道德法则，是儒家思想“仁”的一种具体体现。这种道德法则的实现是靠“心性”来完成的，“只心便是天，尽之便是性”，“能尽心，则自然知性知天矣。”（《遗书》卷2上）程氏不是引导人们对社会进行客观分析认识，认识社会的根本性质，掌握社会的规律，而是把人们引向内心，面对社会进行内心的自我调整，做出适合社会道德人伦的价值观调适，进行内心的精心修炼，即所谓的“明理”，和佛教中的“明心见性”有相同的旨归。禅宗六祖惠能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义。”[15]与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巧妙暗合。二程在先秦儒学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提出了“诚敬”，程颢说：“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二程集》）即要做到真实无妄，不欺人，不自欺，诚信乃做人之根本，“不信不立，不诚不行。”（《明道语录》卷一）程颢又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二程集》）“诚者天道，敬者人事支之本，敬则诚。”（《明道语录》卷一）这些是对于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创新。

理学与以往儒学所不同的是由儒家的三纲五常之说，转而到太极与无极等哲学本体论上来，由汉儒的“神意”转变到了“天理”，把儒学由汉代的谶纬神学转到了哲学化的儒学上来，这是对于两汉儒学拨乱反正，同时也发展超越了先秦儒学。理学由过去的神是一切的主宰变为理是万物的主宰，是无神论的。它摆脱敬神的愚昧落后状态。

嵩阳书院所坚持的知识分子独立自主的治学精神、民主自由的学术气氛，也为河洛文化精神注入新风，这种精神至今仍是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

3 嵩阳书院与河洛文化转型发展

以嵩阳书院观照河洛文化，一方面是对于河洛文化的深情回顾，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河洛文化的无情审视。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取狭义中原文化，指河南地区文化）内核，研究河洛文化有解剖麻雀以代整体之义。通过对河洛文化的深度剖析，探讨其生成规律及发展变化的原因，进而把握中原文化的内质，发现中原文化之美，也观察中原文化的积弊，找出其新的生长点，使它在这个不断变幻的时代面前焕发新的生机，这是研究河洛文化的重要价值之一。

任何地域的文化都是经过了继承与变革的过程，后代人总是在前代人创造的文化基础上有所取舍，有所增减，这是文化的变革。而前代的文化无论做出多大动作的变革，总是有主导因素遗留下来，传之后代，这是文化的承继。河洛地区文化悠久是不争的事实，但河洛地区的发展在中国并不处于前列，也有目共睹，原因何在？河洛文化是中原人民与自然发生关联的产物，反之，河洛文化又深深影响着中原人民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行为特点等。这些在河洛作家刘震云、阎连科与张宇等人的创作中都有所揭示，如刘震云在《故乡相处流传》里，对于河洛地区人民的坚韧的生活态度与顽强的生命力都有所描述，而对于河洛地区人们的从众心理、唯上心里则又描述得入木三分。阎连科的瑶沟系列作品与耙耧山系列作品，对于洛阳地区的人们那种在日常生活中顺天安命、在灾难面前又自强不息的性格描述得也比较充分，同时对于人们那种官本位心理、奴性心理也刻画得入木三分。可见，地域文化对于一个地区人们的文化性格影响深远。

河洛文化因其源远流长而积淀深厚，却也因此积累了更多的尘垢，这正是事物发展的两面性。重塑河洛人的文化人格，重树河洛人在全国人面前的形象是中原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因为文化性格，对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从文化上寻根溯源，找出文化性格形成的关键因素，利于采取针对性措施。嵩阳书院凝聚了河洛文化精神，儒、佛、道相交织，儒家文化中的积极进取精神，佛教文化中的宽恕忍耐精神、道家文化中的天人和谐精神给了河洛人深厚的精神滋养，同时，这些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性格发展。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佛教文化中的无限度忍耐、道家的消极无为思想容易造成人的精神麻痹，从而形成封闭、惰性、缺乏变革力等消极性格，这种性格往往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因此，今天我们需要对河洛文化精神进一步挖掘整理，根据时代需要对河洛文化做出清理与审视，并进行现代性转换，去除其消极因素，大力弘扬与激发这种文化中富有活力的东西，清除阻碍文化发展的东西，坚持开拓、开放精神，坚持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为中原地区文化进一步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朱绍侯.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J].文史知识，1994，3.

[2]史善刚.河洛文化源流考[J].河南人民出版，2009（12）：339.

[3]金德建.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J].求是学刊，1980，3.

[4][5]中岳嵩山寺碑[M].公元535年即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刻立.

[6]郑州市图书馆文献编辑委员会.嵩岳文献丛刊・第3册.说嵩[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10（47）.

[7]宫嵩涛.嵩阳书院[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5）：2.

[8]郑州市图书馆文献编辑委员会.嵩岳文献丛刊・第3册.说嵩[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10）：427.

[9]（清）景日畛撰.说嵩・三十二卷[M].齐鲁书社影印本，1996.

[10]（清）景日畛撰.说嵩・六卷.少室山[M].齐鲁书社影印本，1996.

[11]宋史[M].中华书局，1977.

[12]张国臣.中国少林文化学[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8（212）.

[13]孔令宏.道教新探[M].中华书局，2011（11）：128.

河洛文化论文篇6

“河洛地区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至郑州、中牟一线，西抵潼关、华阴，南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脉为界，北跨黄河，以汾水以南的焦作、济源、沁阳一线为界”。[1]河洛文化是河洛地区创造出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作为区域文化，它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与地方特色；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它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又占有重要的根源性文化地位，长期以来曾是华夏文化的根基、源泉与纽带。随着文化热的升温、区域文化的方兴未艾，河洛文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显现于世人面前。河洛文化研究欣欣向荣，河洛文化保护、开发、利用研究得到一定的重视，但鉴于河洛文化的博大精深，河洛文化保护、开发、利用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我们在其保护、开发、利用中应注意遵循以下几方面的原则。

一、层次性与针对性

河洛文化源远流长，涵盖内容丰富。从“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2]的说法到老子朴素自然的思想；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宋代洛学；从夏、商、周的青铜文化、礼乐制度到当今河洛文化的丰厚意蕴。面对历史跨度绵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河洛文化我们不能采取一刀切的保护、开发、利用模式，而是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载体对象进行层次划分，实施保护、开发与利用方法也需要分级分层。1.对于历史留存资料较多的河洛文化我们应该做好文献搜集、整理工作，并在保存文本、实物资料同时，注意运用数字化手段进行永久性保存。2.对于一些民间传说、民俗风物等文献记载不多而一直活跃在民间的河洛文化，如饮食文化、节日文化、婚俗文化等应采取田野调查方式搜集、汇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说:“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民间的河洛文化虽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如果没有人采取有意识的保护措施，那早晚有一天会淹没无存，成为历史长河中的记忆。3.对于一些历史遗存、遗迹，它们存世数量相对较少，且具有不可再生性。应把它们列为重点、濒危对象来做以重点保护。针对这三种情况都应建立电子档案，随时了解它们情况，把保护工作做到位。

不同的河洛文化具有不同的人文价值，各级部门对其保护、开发、利用也应分阶梯进行。在具体实施中，应严格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适当开发的原则，形成国、省市、县、镇、村阶梯式层次，可以申非遗的积极申非遗，进入部级别的保护视域。省、市、县、镇、村应逐级建立河洛文化名录体系，按照河洛文化人文价值大小进行备案。河洛文化可以带来很多的经济利益，为防止对个别机构、个别人对河洛文化的滥用与过度开发，还应在省、市、县、镇、村逐级设置监督机构，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情况不时进行监督、监管，以保证河洛文化的来日方长，持续发展。

二、及时性与适时性

河洛文化作为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文化指向性，因而对其保护、开发、利用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重视，生活在这一区域之中的个别有识之士的关注。但毕竟因为河洛文化存在的分散性、零散性、杂乱性，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仍存在很多的盲区与空白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是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应注重及时性与适时性原则。1.及时性。早发现早抢救及时处理。对河洛文化的保护是争分夺秒的大事，应广泛查阅典籍，民间走访调查，发现一项，记录一项，汇总一项，研究一项，尽量全面收集相关真实资料。只要具有全面而真实的资料才能进行恰当的保护、开发与利用。2.适时性。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无客观现实条件的，需要等时机成熟再做。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是一项庞大而琐碎的工程，千万不能为了一时的名誉与经济利益提前或过度的开发、利用。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三、合理性与科学性

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不是个别人、个别政府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行为，而是一项有规划有系统的工作，需要遵循科学合理的原则。1.河洛文化种类、内容众多，搜集到的资料可能杂乱无章，这需要对获取的资料进行仔细的辨别、整理、归类、分析，使之条理有序。2.河洛文化的开发、利用需要广泛征求意见，进行合理的论证才能进行，尤其是对历史遗址遗迹的开发。对于这方面，洛阳市政府做出了有效的尝试与努力。一经确立把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放入市“十二五”发展之后，即邀请知名城市发展战略策划机构王志纲工作室进行设计规划，并组织各方面专家参与论证，从而确定一些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是否实施。洛阳这一做法值得其它地方政府效仿。3.合理规划，统筹组织。对一些大的重点遗址、遗迹、产业园开发、利用，各级政府部门要相互协调，不能各自为政，文物局、旅游局、规划局等部门不能为各自政绩，各搞一块或相互推诿，应相互通气沟通。4.河洛文化是河洛人创造出来辉煌而灿烂的文化，对其保护、开发、利用应遵循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合乎人们的美好愿望，迎合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符合区域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为营造良好社会文化氛围服务。

四、综合性与特色性

综合性即从宏观上审视河洛文化，着眼综合性保护、开发与利用，兼顾河洛文化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河洛文化是河洛地区最突出的名片，地方政府应从广阔的视野，兼顾全局的视点进行河洛文化建设。1.以“人为本，河洛文化为魂”的理念规划城市建设，积极推进种种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整合各种文化资源，综合整治名人故居、文化遗址、历史遗迹、历史街区、古建筑等，打造特色文化示范区，将城市建设与文化旅游相结合，进而达到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三者的相辅相成。2.围绕河洛文化开展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积极宣传、提升河洛文化保护、开发与利用。河洛文化的精髓是精神性财富，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带给人们精神愉悦与享受的。在政府牵头、民间力量支持下诸如各种民俗馆、博物馆的展出、庙会、花会的举办、直观呈现各种艺术工艺、艺术技巧、涉及文学、历史、艺术、政治、民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这些活动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享受与丰美的精神盛宴，也是河洛文化的多种形式与品质要素的展现，使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不知不觉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特色性则从具体微观细微河洛文化点入手，进行深入探讨挖掘。河洛文化特色鲜明，如洛阳牡丹花会、牡丹文化节虽以花为媒，观赏牡丹为主，但实际上却是融游园赏花、观光旅游、经济洽谈、文化传播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活动。2012年牡丹文化节活动包括了龙门魏牌国际书法节，关林国际朝圣大典，伏牛山红叶节，洛阳美食节，黄河奇石展，秋季牡丹精品展等众多活动。一个花会、文化节涵盖众多的文化内容，以小见大、知微见著、以管窥豹了解感受河洛文化的精彩与精妙。牡丹花会、文化节的举办既是对牡丹文化的保护也是对牡丹文化的开发与利用。因其良好的社会效果对其它河洛文化诸如豫剧、书画等提供了个案与范本。

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相辅相成，开发利用的前提是保护，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开发利用。面对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遵循以上四条原则，守护好、利用好这笔珍贵的财富，不愧对那些逝去的河洛人的馈赠，不愧对将来生活在河洛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参考文献：

[1]薛瑞泽.河洛地区的区域范围研究.洛阳示范学院学报，2005（1）.

河洛文化论文篇7

洛阳是东汉的都城，张衡发明地动仪在洛阳，洛阳洛河之畔矗立着地动仪模型。《洛阳晚报》编辑部认为，网上热议不仅把地动仪推向风口浪尖，也把洛阳置于尴尬之境，必须尊重历史，如实报道。于是，洛阳晚报派出5人报道组，分赴北京、偃师等地，采访并请教有关专家学者。不久，真相浮出水面：张衡是我国东汉伟大的科学家不容置疑。他发明地动仪、浑天仪等在正史《后汉书》上有明确记载，就安放在洛阳东汉城的灵台（天文台）上，后毁于战火。现国家博物馆的候风地动仪确实是“赝品”，但它是中国古代科技史学家、原国家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王振铎按照历史文献、倾尽十余年心血复原出来的，具有重大价值。至于它被选入教材，其注解即为“模型”，谁以为它是“原装”那是谁自己的事。采访结束成稿，编辑部以《揭开候风地动仪的“前生今世”》为总题，刊登《风起》、《寻迹》、《溯源》、《评价》一组有理有据的文章，同时上网，驳斥了对中国古代科学发明的质疑，合理解释了候风地动仪的古代用途及原状、现状，不久，关于候风地动仪的网上争辩烟消云散。

防守反击 以正视听

地动仪事件是《洛阳晚报》坚持正本清源责任的成功案例。其实，《洛阳晚报》对正本清源一以贯之，类似的成功尚有许多。

2010年4月，国家邮政部发行了《闻鸡起舞》成语邮票。河北保定市率先召开新闻会，声称保定为成语发生地。邮票是国家名片，弄清名片之内涵十分重要。洛阳晚报记者采访考古专家、集邮专家，得知“闻鸡起舞”成语的故事原地在洛阳偃师。《晋书・祖逖传》说“祖逖……与刘琨俱为司州（治所洛阳偃师）主簿”，“中夜闻荒鸡鸣”，“因起舞”。《洛阳晚报》及时刊登《闻鸡起舞“舞”在洛阳，确定无疑》一文，抵消了保定新闻会的影响。

洛阳晚报认为，坚守正本清源的责任，需要防守反击，以正视听。但谬误、偏见、曲解等往往不是凭空而来，也不一定是故意为之，而是对事物缺乏全面了解，因此，释疑解惑是正本清源的重要内容。

古文献有“天子驾六”的记载，说的是夏、商、周朝天子要乘六匹马拉的车。但过去一直未发现实物，有的人便对古文献的记载有所怀疑，称此为“千古之谜”。2003年，洛阳发现了周期“天子驾六”车马坑，专家称此举“可与西安兵马俑媲美”，《洛阳晚报》及时全方位报道相关文章，引起国内外强烈关注。

过去，不少人提到大运河，只知北至北京，南达杭州，为京杭大运河。2005年，中国大运河申遗目录把洛阳段作为重要内容，引起许多人不解。《洛阳晚报》陆续刊发《洛河：中国大运河的中枢》等文章，详细叙述了隋炀帝从隋都洛阳开凿大运河的过程，并一一介绍了洛阳的大运河遗存、名胜，如洛河大码头、洛口仓、孝义堡、“天津晓月”、“洛浦秋风”等，并首度公开最新考古发现，现洛河市区段即是古代大运河，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

扎紧篱笆 应对“文化蚕食”

有位专家曾说：“有一种现象叫‘文化蚕食’，你不继承发展，别人就要从你的缸里舀一杯羹。”的确如此。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盘根错节。由于受利益驱动，现在不少地方为争名人、名胜大动干戈。《洛阳晚报》坚持正本清源责任，是为了捍卫中国文化、捍卫洛阳城市荣誉，同时也是扎紧篱笆，应对“文化蚕食”。

洛阳上清宫是道教始祖老子的修炼之地，唐高宗曾大规模扩建为皇家道观。可惜历经战火，繁盛不复存在，只余数间殿堂。然而，这里出去的道家南无拳第30代传人刘成庄却勇夺1992年全国武术散打擂台赛65公斤级冠军，现任海南省海口市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刘成庄成名后，台湾成立南无拳协会，邀请他主持；西安策划开发南无拳，也邀他坐镇。《洛阳晚报》记者闻讯采访，刊发《归来兮，道家南无拳》，引起洛阳各界的强烈反响。有关部门表示要尽快开发上清宫，并将南无拳作为洛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上报，刘成庄也表示“根在河洛”，以后当重返上清宫。

众所周知，传说中的洛神是洛河之神，必在洛阳。然而，洛阳东面有一地声称洛神是他们的。西晋都城洛阳有“竹林七贤”，史籍上有明载。然而，洛阳北面有一地说“竹林七贤”在他们那里。类似的情况现有许多，《洛阳晚报》都依据史实，进行了充分报道。现在，洛阳在洛河畔建成了“洛神苑”，并排演了大型剧目《洛神》公演。

河洛文化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6000108

不久前，在成都民间收藏者的家中，笔者看到了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一组玉器，上有古文献中所描述的《河图》与《伏羲八卦》，并有古文字相伴（在八卦处）。这一发现，将彻底颠覆历史文献中所谓“河出图，洛出书”的传统观点。所谓的“河出图，洛出书”的叙述（论述），可能都是历史上的误传。当一个误传（讹传）被现实的实物否定后，就应回归到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关于“河图”的史料简介

在《尚书·顾命》[1]中说：“赤刀、大训、宏壁、王宛、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这是《河图》一词最早的出处。对于这里的“东序”和“西序”，有学者认为其是当时国家存放国宝的仓库（或厢房）。但从字面上来说，“东序”也可理解为东边墙内的厢房，西序亦同。

在《汉书·五行记》有云：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这使学者们把《河图》与《伏羲八卦》联系了起来。

在《中华始祖·大昊伏羲》一书中[2]有云：“《河图》是黄河上游的古天文星像图，是天自然气数所赋于而成的自然之像，象征一天体，因是玉质的故又称‘璇玑玉衡’，是浑天仪，天球仪，是天球河图，因以龙马为座架，又名《龙图》，史称《龙马负图》”。这里所谓的《龙马负图》，是指在黄河里跃出了一匹龙马（龙头马身的一种动物），它的背上旋纹斑点之图（从一到十），就是《河图》（图1～4）。

这是文献[3]一书中公布的《龙马负图》的马背的《河图》形状，在此《龙马负图》的上端该书作者补充画了一个伏羲八卦图

这是文献[4]一书第二十五页上公布的《龙马负图》的马背上的《河图》。比较图1与图2的《河图》可以看出，此二图形，一为方图，一为圆图，二者白点与黑点分明，后者在其说明中：“河图数从一到十，奇数，偶数各五个，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阴为天，阳为地，奇数之和为二十五，为天数，偶数之和为三十，总和为五十五，为天地日、月之全数”。这个“龙马负图”是不是也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呢？白点与黑色应当是古代哲学家把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融合了进去的结果。在我们公布的《河图》中，根本没有白点黑点之分。

这是文献[6]中提供的《龙首马身图》在此图上并未绘出有《河图》出来，此图是来自明朝的蒋应镐绘图本

上述二个《龙首马身图》也是文献[6]提供的，其中左边的龙首马身是来自清朝的汪绂绘图本，右边是来自清朝的《神异典》一书。在图3、图4的龙首马身图身上均未见有《河图》，这是为何呢？

文献中说：宋朝的陈抟传出了《河图》、《洛书》和《先天图》等，自陈抟之后，传到刘牧，刘据此写出《数易构隐图》，才为一般学者所知，后又得到朱熹（宋代哲学家）肯定，此时所谓《河图》，是指用一至十个数字点组成的图式。

汉代孔安国认为，《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以画八卦，谓之《河图》。

唐代的孔颖迏认为：“《河图》八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这与汉代孔安国的看法一致。这是学者们把《八卦》与《河图》联系起来的又一例证。由于《河图》出现在马背上，故又称为“马图”。

《叙本论》[3]说：《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是故全七之三以为“离”，奇以为“巽”；全八之三以为“震”，奇以为“艮”；全六之三以为“坎”，奇以为“乾”；全九之三以为“兑”，奇以为“坤”，这里把《河图》与八卦的具置配置在一起，即是《河图》与八卦具体化了。

此外，在《隋书·经藉志》和朱仓著的《河洛解》中，都有《河图》的论述。

在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一书中，曾多处提到《河图》与《洛书》。

二、相关实物描述

民间收藏的浮雕有《河图》的玉器，这是一种组合型玉器，即是由好几种器物组成一个整体出现的（图5～6）。这类器物共有3套，其用途尚不可知，器物的最外部是一个玉琮，四周有纹饰，规格是29cm（29cm，外径26cm，厚度2cm，从左到右圆筒的外径为24cm，20cm，16cm，12cm，8cm和3.5cm（圆柱）。它们均按大小一一放置在玉琮之中，构成一个组合件整体，《河图》就是在浮雕的第二个圆筒外侧上，其对应方向是浮雕的伏羲先天八卦（图7）。八卦的中心是《太极图》，每一个卦位下有一个古文字，《河图》四周有四个古文字（图8），《河图》是按1-6，2-7，3-8，4-9，5-10来排列的。

这是一套不知用途的组合型玉器分开来的形状，这种组合玉（石）器共七件，按大小分别放在玉琮之中就成了一个整体。每个园形套筒上的侧面均浮雕了纹饰和古文字，《河图》出现在最大的套筒的外侧，其对应方向有伏羲八卦，右边是玉琮的一个侧面，上面有太极图（左）与星星（右），侧面是箭射鱼（右）和凤鸟（左）。

这是组合型玉（石）器组合在一起的整合起来的形状（这是另一套组合器）的顶视图，四边的太极图为动物图像，其文化内涵值得深思。

这是在图3的对应位置上的伏羲八卦，每一个卦位有一个古文字，八卦的中间是太极图，在鱼眼的位置上一只是凹下去的，一只是凸出来的，前者为阴鱼的眼，后者为阳鱼的眼，再看看图3中的小圈并未有凹凸之分，即阴、阳（黑、白）之分，故而可以肯定，现今所有的《河图》的黑、白乃后人加上去的，如果古人要把《河图》的圆圈做成凸凹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此套组合玉器中的第二个套筒侧面浮雕的一个园形物体上的《河图》，它的排列方式是：1-6，2-7，3-8，4-9，5-10，在此图的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个方位上浮雕了四个古文字，可见原始的《河图》是园形的，而不是方形的，而且都是白点，并无黑、白之分，黑、白点之分可能是在传播过程中，后人把“阴阳五行学说”掺进了进去，故而出现了现今《河图》的白点与黑点之分，从而演化成各种研究的观点来解释《河图》。

这是此组合型玉（石）器上圆筒上的纹饰，其中（上图）是动物—古文字—太极图组合（其余的待以后公布）在一起，而（下图）是太阳神鸟—古文字—圆圈图组合在一起，其深刻含义有待专家去解读。

这是该组玉器中心的“芯”柱上（图5）的16个古文字的原大摹本，这些古文字的风格与神韵与我们早前公布的古蜀国的古文字基本上是一致的，左一行四个古文字可能是“众伐蜀妥”（？），“芯”的长度（高度）11cm，直径4.5cm。

左边的两个图是图5的“芯”柱子上的顶部（左）与底部（右）的“星星”图案与“太阳”图案。

每一个套筒的外面均有图形与古文字及动物纹饰。在图形中有天象图与动物的组合，有天象图与古文字的组合，其深刻的含义有待专家们去研究。图9和图10是其中的二种图饰。

这种组合器共发现有3套，其是祭祀之用？抑或是供摆设之用，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分析与讨论

如本文第二部分所公布的实物那样，《河图》与八卦出现在四川广汉的古蜀国是不争的事实，全国其他考古遗址中均无此类实物发现，古文献中所描述的“河出图，洛出书”，可能是一种误传，黄河里怎么会无缘无故发现一匹身上有数字符号的图形的非龙非马的动物呢？古代是否有一种龙马的动物呢？查《山海经》中的“中次九经”得知[5]：“凡岷山之首，自女儿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此处的“岷山”应当指四川省西北部的岷山山脉；这里所说的“神”是指山神，“状”是指形状，归纳起来就是山神的形状（样子）。三星堆的玉边璋上有古蜀国人祭山的图形，我们在《古本山海经》中查到有“龙首马身”的图形[6]，书中把它称为“中山神”，即“龙首马身”的这个非龙非马的动物，是一种神物。在此动物身上并没有《河图》的数字图形。此外，我们在另一位三星堆玉器收藏者家中看到一种“龙首龟身”的龙龟玉器实物，在此龙龟的背上有25个古文字，分布在龟壳的边缘，中间是凤鸟形状，未见有《洛书》的数字图形（图11～12）。由此我们不得不怀疑，“河出图，洛出书”是谁提出来的呢？

图11

这是另一种《河图》形式，其数字组合是1-6，2-7，3-8，4-8，5-10，按传统应是4-9，此处少了一个数字（圆圈）是古人忘记了，还是另有他意？此《河图》上的古文字与图8中不同，上面二个古文字在三星堆博物馆中有，下面二个古文字，右边是个“蜀”字，左边文字不认识。

这是图11对应方向上的太极八卦图。

查史料得知（我们的知识水平有限），孔子曾说过：“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子乃春秋战国时鲁国人，出生在公元前482年，他70岁时说：“吾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才研究《易》。“河出图，洛出书”，是不是孔子在学《易》时所说的呢？孔子那个时代与《山海经》成书时代大致相当，他学《易》是否知道《山海经》的“中次九经”中有“龙首马身”的神物？孔子的那句“河出图，洛出书”是否是后来的学者强加在他身上、或者压根儿孔子就根本没说过这句话呢？孔子那个时代离古蜀国的那个时代相距甚远，他不可能看到我们现在公布的《河图》与《八卦》的实物。其实在汉代，学者们就知道有《河图》、《洛书》了。在常璩的《华阳国志》中多处就提到《河图》、《洛书》，其中第十卷有“三志泱泱，实作父师”的记载：“杨统，字仲通，四川新都人也。事华里先生炎高，高戒统曰：汉九古王出图书与，卿适应之”[7]。此处的图即《河图》，书即《洛书》。杨统的父亲杨青卿，精通《河图》。他在临死前告知杨统说：“吾绨巾失中有先祖所传秘籍，为汉宗用，尔其修之”。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我们家中用丝绸做成的那个套子（可能是枕套或被套）中，藏有祖先的秘籍（可能指《河图》——本文作者注）是我们汉室家中留用的，你要好好保存它”。

在《华阳国志》卷十中还有“广汉士女”一节，其内容：“杨宣，字君纬，什邡人也，少学于楚国王子强，天文、图纬于河内郑子候，师杨翁叔，能畅鸟言，长于灾异，教授弟子以百数……”。此处的图纬即是《河图》，这段话的大意是：“这个名叫杨宣的什邡人（什邡是广汉的邻县，均属现今德阳市管辖），少年时从楚国王子强学习，后来又师从河内（地名）的郑子候学习天文知识和《河图》，郑的老师是杨翁叔，此人能懂鸟语，善于预测国家大事，学生有数百人之多”。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河图》在什邡、广汉早已流传开来。

《华阳国志》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志，记录的是晋代以前在四川、云南等地发生（出现）的事物，其资料应当可信，学者评价极高。由此可见，《河图》出现在四川广汉古蜀国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广汉离新都、什邡很近，杨统家中得到或接触到《河图》完全是有可能的，那么《河图》怎么又会跑到中原地区的黄河里出现的龙首马身的动物身上去呢？而且从古本《山海经》中的“中次九经”出现的龙首马身动物的身上也不见有《河图》，故而此“龙马负图”可能是历史学家杜撰出来的故事，此图在清朝的一位学者江慎修著的《河洛精蕴》[3]一书中有，在北宋的陈抟和邵雍原著的《河洛真数》[4]一书中也有，后者是由现代学者以现代手法诠释易学第一神数的书。在书中第25页称：陈抟有五大贡献（这是后人写的，不是陈抟写的），其中之一是“创造了‘太极图’”，其中之二是“公布了‘河图’图示”（双引号是我们加的——本文作者注）。但这二者均已被我们提供的事实否定，《太极图》与《河图》早在伏羲时代就出现在广汉古蜀国了，在汉代的文献中也早就有记载。孔子和陈抟可能都不曾见到古蜀国玉器上会出现有《河图》和《太极图》，《河图》是从伏羲时代一直流传下来至今。今天我们看到了具体的实物，就应当重新审视以往文献论述的正确性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至于陈抟是如何得《太极图》与《河图》的，则有待专家们作后续研究。

广汉鸭子河古称“名隹河”，此“名隹”字与“洛”字同音，但字不同。为了某些目的，现今有的地方政府及某些学者，却硬要把“洛出书”中的“洛”说成是在中原地区河南省洛宁县的洛水，这可能是“黄河文明”的概念根深蒂固地扎根在脑子里的结果。所以，“河出图，洛出书”就无形中成了“中原文明（黄河文明）论”的支柱，再加上有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根据（论据）更多了。更有甚者，洛宁县某些官员说，在洛宁县的某个地方（长水村）有记录《洛书》之源的两块石碑作为“物证”，来“证明”《洛书》的确是出自洛宁。我们现在只看到了广汉古蜀国有《河图》出现，至于有无《洛书》出现，还有待后续发现。

根据孙国中（1989）提供的资料：“1977年，在安徽阜阳县双古堆村发掘西汉汝阳候墓时，在出土文物中有一个‘太乙九宫占盘’，其正面是按八卦位置和五行属性排列的（水、火、木、金、土），九宫的名称和各宫的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首图完全一致。小园盘的刻划则与《河图》、《洛书》完全一致”。他认为：“此图上数字的排列九上一下，三左七右，以二射八，以四射天，这与《洛书》的字数排列一样，故证明《洛书》确实存在”。他还认为：“《洛书》有出土见证，而《河图》还未出土见证。”我们现在在四川广汉古蜀国发现了《河图》，把《河图》的原产地找到了，其理论意义不言而喻。

孙国中（1989）在《浅谈“河出图，洛出书”的可信性》一文中指出（见文献[3]附录）：“在汉代就早已经有《河图》图式了，不必等到宋代才出现，此图古来有之……”这种观点与我们的看法一致。其实，早在汉代之前的伏羲时代，古蜀国的器物上就出现有《河图》了。《河图》出现在龙马身上，而《洛书》出现在神龟身上，这些都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实不可信（图13～15）。

至于“人面蜘蛛”的出现是生物进化的问题。在2009年8月11日，英国《卫报》报导，在尼泊尔一个偏远的山村一名妇女生下了一个四腿四手的婴儿蜘蛛人，人们称他为神灵转世，名字叫做刚尼许（Ganish）神。其实这是一个未发育成功的连体婴儿。

图13

这是龙首龟身的龟背上的古文字顶视图，龟背壳的中心是两只浮雕凤鸟，其排列方式是对称的，四周浮雕的古文字清晰可见，下图是龟尾部古文字的放大，其中可看出有二个“蜀”字（上与下）和一个“凤”字（尾尖处）

这部分古文字的放大，在放大的七个古文字中，从左边开始，是“蜀”、“？”、“鱼”、“燕”、“蜀”、“鸟”，鸟后一个字在《三星堆玉器上的古蜀文字》一书第三册第10页的雌雄同体人背上就有此古文字（放大部分见该书102页）。这个“鱼”、“燕”和“鸟”三个古文字比甲骨文更早，也特别形象，演变到甲骨文时，就变了样子（形状）了，可见，当原始出现的古文字演变到后来时，都会或多或少走了样。

这是文献[3]中的书中的神龟背上的《洛书》，白点与黑点十分明显。龟背上的“回形纹”与真实龟背上图形是绝不同的，这是不是故意杜撰出来的“回形纹”？而是自然界龟背上真的有此种“回形纹”？但从生物来讲是无此“回形纹”的。

这是广汉古蜀国发现的真实的龙首龟身玉器（侧视图），其背上有25个浮雕古文字，并未有《洛书》出现，《洛书》是否一定要在神龟背上出现？是否一定要出现在河南（中原地区）？此龙首龟身玉器重约40kg。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内外研究《易经》的专家对“河出图，洛出书”的经典理论均不敢提出出处的怀疑，现今我们公布了《河图》的实物出处，并证明《河图》不是出现在黄河，而是在四川广汉古蜀国。

“神龟贡书”从洛水出，把《洛书》献给大禹，这可能性更小。禹本是四川省北川县人，该县有禹里乡（禹里即大禹的故里之意），禹里乡的九龙山脚下的山崖上有“禹穴”二字，山上有洞数处，其中有一个洞似脚盆，其中有泉水清彻见底，盆底面呈红色，名曰“洗儿池”。禹穴之上有“刳儿坪”三字，传说是禹母在生禹时的洗浴之处。禹长大之后娶都江堰一女子为妻，此女子姓凃，文献中说禹妻凃氏即此女子。当禹受命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这可能就是指他在治理当时岷江水灾时的描述。禹是尧、舜时代的人物，为何会到中原地区而遇到神龟并得到《洛书》献给他呢？最大的可能是，他应该在四川得到《洛书》，而不可能在中原得到《洛书》才去治水，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岷江流经现今的都江堰，而都江堰离广汉很近，三星堆古蜀国是黄帝以前的远古国家，禹是黄帝时代以后的人物，而“洛出书”的洛水很可能就是现在广汉的鸭子河，如前所述，它在古代叫“名隹 ”水，“名隹 ”与“洛”同音，广汉古代叫做名隹城。如果说禹是在中原地区得到《洛书》，倒不如说当时古蜀国已经有《洛书》了（汉代文献有记载），只是人们未看到而已，所以最大可能《洛书》的出处应当是在广汉地区的古蜀国，因为《河图》就已经在那里被发现了。

禹是个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是古羌族人（伏羲，炎帝，黄帝据研究也是古羌人），历史上关于他的出生地众说纷纭。《蜀王本纪》中曾说他生于四川汶山郡的石纽；《晋书·地道记》中说他出生在今甘肃临夏县东南某地。《太平御览》中说他生于安徽省怀远县东南某地，此外还有学者“考证”（引号是笔者加的）“大禹生于东北吉林省的集安”。笔者认为，只有《蜀王本纪》说的比较靠谱，其他的都不足信。故而我们在对历史书上记载的史料进行引用时，应当进行筛选和考证，不能人云亦云。我们绝不能像某些学者那样，把黄帝原配夫人嫘祖（本是四川省盐亭县人）说成是河南省西坪县人，从而成为笑柄；也不能像某些泰斗那样，把现今三星堆博物馆所在地，说成是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

四、结语

四川广汉古蜀国发现《河图》与《伏羲八卦》的组合，再次证明该地区存在着大量远古信息。该地区还发现了周文王后天八卦（1）、大量的有文字的金器、象牙，等等，这非常值得历史学、考古学专家关注和研究。尤其是该地区出现了大量古文字在玉（石）器上、树皮上、玉简上、竹简上、甲骨上、蛤壳上、龟壳上、动物牙齿上和八卦上，等等，这更应当引起文字学家的注意，一旦人们能够破译出这些古文字载体上20%～30%的古文字，中国古史的真面目则将会更加清晰明了。

当一件新生事物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有的人不去研究它，而是一味地排斥它，生怕这个新生事物对自己以往的研究工作不利，甚至可能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专家为何不去研究民间收藏的古蜀国玉器及其上的古文字，而是直接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呢？

关于“河出图，洛出书”出处在中原的这一观点，可能是那些“黄河文明”的支持者的“尚方宝剑”，他们把它与殷墟甲骨文结合起来，把“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起源的观点强加在人们头上，现今《河图》在广汉古蜀国被发现，由此促使人们应当重新思考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

2007年12月，《香港大公报》采访笔者并观看了数百件玉器之后，他们曾用：“三星堆玉器改写中国历史，副标题——古蜀文明或为中华文明之源”的醒目红色标题做了报导（见该报2008年3月7日36版）。

“中国之始”在何处？答曰：“在四川的‘阆中-盐亭-广汉’。”我们在讨论“中国之始”时不要局限于出土的陶器研究上，其遗址也不要局限殷墟、二里头等地方，而应把视野放在更宽的范围内去考虑，尤其是把器物（国家的、民间收藏的玉器、青铜器、陶器等等）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绝不能排斥民间收藏家的器物。什么叫创新？“创新就是敢于研究前人未研究过的问题”，中国航天人就是我们时代创新事业的榜样。

探讨中国文明之始，离开了古蜀国器物尤其是玉器的研究，恐怕很难讲清楚，为什么泰斗们在讨论（论述）中华文明之源时，总是避开三星堆文化，而只谈“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当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当时早已有了文字，青铜器和城池）时，而“红山”和“良渚”还是一个部落集团。总之，《河图》、《洛书》不能否认，但其出处不在黄河地区。陈抟不是《太极图》、《河图》最初的创造者，但他对保护、传承、宣扬中国原有的传统文化功不可没。

我们不是历史、考古方面的专家，而是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文中不妥之处敬请国内外专家批评指正。本文只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1）参见张如柏：《广汉三星堆发现周文王后天八卦实物及意义》一文。

参考文献：

[1]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2]杨复峻.中华始祖大昊伏羲[G]//中华远古文明探源（上）.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

[3][清]江慎修.河洛精蕴[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

[4][北宋]陈抟，邵雍.河图洛书（以现代手法诠释易学第一神书）[M].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2011.

河洛文化论文篇9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接到通知，“经编委会鉴定、指导委员会确认，《大河报》‘客家迁移万里寻踪’作为主题报道策划方面的唯一案例，已入选即将的中国政府首部报业发展蓝皮书――《中国报业发展报告2004》之《2003中国报业经典案例》卷”；

――用互联网任何搜索引擎查“客家迁移万里寻踪”，都有许许多多链接，最多的达到1600个，链接的绝大部分都是对《大河报》这次大型报道的原文转载。其中，“客家人”网站“客家论坛”的超级版主夏荷先生将报道论坛中对河南报业网的报道进行了即时转载，又在2004年8月下旬进行了整理后的重新，一时跟帖众多，讨论交流中也给予了很高的赞誉，有说“多数写得情真意切，最有价值的是客家本土的文字”，有说“这是值得每一位客家人详细拜读与认真思考的一组好文章”，等等；

――2004年8月初，“客家迁移万里寻踪”被评为“2003年全国省级晚报（都市报）一等奖”；

――2004年7月上旬，“客家迁移万里寻踪”被评为“第二十一届河南新闻奖一等奖”；

――2004年4月初，回收到12万份读者调查问卷的“2003，我评《大河报》”活动，《从洛阳到“洛阳”・客家迁移万里寻踪》当选“年度十佳报道”；

…………

作为这一大型主题报道策划的参与者和执行者，生发出一种喜悦感是自然的；回望那一年中为报道所进行的先期筹划和一个多月的南北跋涉，也不由得感慨良多。站在一定的时间距离上，对这个大型主题策划报道作一番梳理归结，应当是具有新闻文化意味的――

2003年10月25日，“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开幕前一天。

世界范围138个客属社团的2600余名代表汇集郑州，参加在客家祖居地举行的这次盛会。

那天下午，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厦广场，大河报社与河南大学出版社向大会组委会赠送了1000套联手打造的“客家文化研究丛书”。丛书由《客家迁移万里寻踪》、《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漂洋过海的客家人》构成。其中25万字篇幅的《客家迁移万里寻踪》，是大河报“从洛阳到‘洛阳’・客家迁移万里寻踪”特别报道组大型主题报道结集，世界客属恳求大会的发起者，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总执行长、会长、香港（港澳）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会长黄石华先生赞叹道：“你们重走了一次（客家）南迁之路呀！这的确很好，说明你们非常重视客家的历史文化。报道很系统、全面、及时，我表示钦佩。”

与此同时，福建泉州的洛阳江畔，一位客家人、宋代郡守蔡襄主持修造的洛阳桥头，“客家迁移万里寻踪”特别报道组领队捧出一瓶自河南洛阳带来的杜康酒，对参加报道活动结束仪式的当地群众和领导说：“明天，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就要在河南开幕了。受报社委托，我们将这瓶河南洛河之水酿造的美酒融入福建的洛阳江中，以祭祀在这儿披荆斩棘开拓创业的客家先民们。”酒香洋溢，掌声四起。福建省5家新闻媒体对特别报道组进行了采访报道，随之包括新华网在内的多家门户网站了《杜康酒洒入洛阳江中原闽南血脉相连》等。

不是巧合，一个大型报道活动如果不在“时间表”的设置上缜密细致，其传播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的。从河南郑州到福建泉州，一天之内的两个仪式远隔万里遥相呼应，完结了一个在当代时空中对西晋末年以来与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沿革嬗变有着密切关系而影响力直至当代国际社会的重要民系“客家”迁移历史的主题报道策划活动。

这个名为“从洛阳到‘洛阳’・客家迁移万里寻踪”的主题报道策划，缘起2002年1月1日河南省申办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的成功；其宗旨在于以新闻的眼光、文化的视角、学者的思维进行新闻创新，提升强化报纸的文化生命力和文化关怀；其目标指向是通过主题报道策划的完满实现，彰显自身新闻文化实力，并作为献给在客家祖根

宗源之地举办的恳亲大会的一份厚礼。

新闻在寻访“从洛阳到‘洛阳’”的客家迁移轨迹中运行

当今时代的媒体竞争，除了在信息传播技术高度发展情势下日渐珍稀的独家新闻，更多的是“同题作文”的实力比拼，而大型主题报道策划更有着“见报之后无秘密”的相互砥砺追赶，如此方形成兴旺繁荣的传媒业发展态势。就大型主题报道策划而言，策划的意识高度、完备程度和对策划的实践落实，便显示出一家媒体的综合素养。

对“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2003年10月在郑州举办”这样的重大题材，各家媒体都提前制订着自己的报道方案。只因这届客属恳亲大会的举办地有着非常的意义，单凭举世公认的“唯唯客家，系出中原”就足资佐证，更何况这是1700年来世界范围的客家人第一次相约“回家”寻根问祖，9600万河南人等待着一亿多客家人的代表相约中原、同叙亲情。这种“千年等一回”的聚首具有的新闻价值自不待言。

到了9月25日，一家报纸在其“今日评报”中写道：“今日‘大河’用大量篇幅报道，主题是《从洛阳到‘洛阳’》。封面是大河报‘客家迁移万里寻踪’特别报道组出征的消息；A03版‘客家迁移万里寻踪采访日志’《先民打从这里过》，记录采访行踪，表达感受，同时给读者以真实感；A05版《我愿顺流而去找寻你的方向》用煽情式的语言，唤起读者以的共鸣和追随感；A06至A10版为《千年一梦洛阳桥》……从‘大河’首日报道来看，‘大河’前期做了详细准备。为了出‘新’，文章刻意写了记者行踪，同时也增加了可信度。由于记者尽情表现文采，同时尽量添加故事，这使得文章的可读性增强。”

当初，得到河南申办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成功后，《大河报》的“新闻神经”便开始了跟踪捕捉。第一步的认知定位于“是个重大新闻题材”，随之便是“谁来做”和“怎么做”的问题。

具体工作落实到了机动记者部，这是一个综合新闻素质相对较好的部门，负责国内重大新闻事件随时出动采写特稿的任务。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时这个部门正在进行《大河报》的一项新闻体裁创新实践――“基于报纸的介质特性，依照新闻的运作规律，把握现在的时空坐标，运用传媒的报道语言，对厚重的中原历史人文给予报人的解构”的“厚重河南”大型系列报道采写，已发表的近30万字报道得到了充分的社会肯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客家”报道和《厚重河南》报道具有同质性。

但是，作为中华大历史1700年来重要组成部分的客家迁移史，时间之久远，地域之广大，包容之丰厚，都是新闻报道遇到的严峻课题――在一个什么样的时空坐标上怎样整合与客家相关的中国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移民史、地理史、谱牒史等，给予新闻的观照和呈现。

报社要求参与“客家”报道的编采人员2003年5月底前用半年时间初步完成案头准备工作。参与主题报道策划的编辑、记者到各图书馆、书店和客家联谊会进行资料收集，从数百字的短文到百万字的著述凡关系到“客家”的都实行“拿来主义”，进行“强力充电”，对《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导论》、《中国移民史》、《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中国建筑史》、《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姓氏寻根》等进行了重点研读，那一个时期机动记者部的例行业务会有半数时间成了“客家研讨会”。

广搜典籍是“请进来”，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更应当“走出去”。特别报道组开始在求教洛滨、问学汴梁过程中对洛阳、开封这两个客家迁移重要起始点的实地踏勘，一边向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大学、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的专家、教授就“客家迁移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客家话与中原古音韵”、“客家姓氏源流”进行请教，一边对两地的文博单位和古迹存留进行探访。

从现实出发，向历史提问，是法国年鉴派史学家们的著名口号，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一言以蔽之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其实并没有成为历史，它会沿着岁月的长河不时地飘落到我们身边，成为永不褪色的厚重新闻，如何把握这类新闻报道，让历史与现在贴得更紧，正是《大河报》在2003年上半年对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先期报道策划所苦心追求的，并试图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变成“一切历史与当代的契合都能成为新闻”，因为一切新闻都是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中发生的，如鲁迅所说：“历史上写着中国人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方向。”

新闻终究不是典籍中的历史，没有“物证”便会流于空泛，不从现实时空切入便会间离排斥读者，使读者感到所“报道”的是悬在半空的事儿。对客家的报道如果从姓氏寻根开始未免笼统且失于矫情；如果从河南固始县开始，虽然很多客家人的家谱都记载着“先祖来自光州固始”，但固始作为一个“小地方”则难以统领宏大叙事性的主题报道策划。那就从古都洛阳、开封开始吧，但找来找去，在这两个古都，客家人迁移的“物证”似乎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了。

在与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专家们交谈时，关于客家人第一次大迁移如何由洛河逐水而行的一席话，如电光石火使报道组找到“破题”的契机，撞开了主题报道策划的第一扇大门，形成了“客家迁移万里寻踪”开篇之作《千年一梦洛阳桥》中的报道提要：“在‘河出图，洛出书’中所说的洛河的下面，潜伏的是1000多年前的隋唐洛阳桥桥墩。桥墩下游400米处傲然挺立的，是新中国建造的两座洛阳桥。往下游50米，是宋代的天津桥（洛阳桥）遗址。再往下游50米，则是民国洛阳桥残桥。”“尽管谁也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洛阳河，历史却在洛阳桥无数次地简单地重复着――建了毁，毁了建。如此循环往复，盖因中原逐鹿，内忧外患――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黄巢造反……”“在动荡中，一个民系，一个汉族民系――华夏文化的传承者客家人，从洛阳、从中原，一路被动南撤，至赣闽粤，至东南沿海，至台湾，至南洋岛，至东南亚，至世界各地，由此在安土重迁的汉民族中孵化出一群不惧大海的客家人，‘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一个大型主题策划报道也是讲究“起、承、转、合”的。报道客家尤其是系统地报道客家迁移的历史，如果就客家写客家，要么陷入浩若烟海的史料中难以自拔而充当“抄书匠”，要么盲目猎奇不加思辨地人云亦云难以有超越的新闻文化境界。到了2003年7月底，“客家迁移万里寻踪”特别报道组的报道理念基本成型，即依凭本省和沿途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智力支持，以实证精神沿西晋末年以来客家先民在中国大陆5次大迁移的基本路径，进入赣粤闽客家聚居地，在中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探寻客家文化精神，用历史说明客家而不是用客家说明历史。随之，敲定了“从洛阳到‘洛阳’”的报道起始点和完结点，这两个“点”既有客家迁移史的照应意味，同时又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文化缘系，其物化表征是河南洛阳河与福建洛阳江上的两座洛阳桥。起始和完结的两个“点”有着首尾照应的亮色，其间便以“长藤结瓜”的方式组织稿件，“藤”是万里寻踪路途上的“采访日志”，“瓜”为客家先民迁移史上有过重要活动的地域的长篇报道。

精神和物质的筹备都在有步骤按计划地进行。特别报道组的出征时间定在9月25日，报道活动必须10月25日在福建的泉州完结――如此主题报道历时一个月是比较合理的，从报道题材、报道内容的发稿量考虑，版面调配和稿件配置相对集中，“长藤结瓜”的发稿节奏既能不断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又考虑到阅读承受能力；更重要的一条是与10月26日客属恳亲大会开幕有机衔接，读者的需求和媒体的职责要求使得报纸乘势转入对恳亲大会的报道；再就是报社与河南大学出版社商定联合打造“客家文化研究丛书”，《客家迁移万里寻踪》是其中一道亮色，既是向万里归家的海内外客家亲人献礼，又彰显大河报将报道、图书出版和社会活动整体策划运作的综合实力。

报社为这次主题报道新购置越野车3辆，配备车载对讲机、笔记本电脑8台并配置无线上网卡。特别报道组一分为三，相互策应分工合作，重点地域合力强攻，一乡一镇分兵拿下，“长藤”则在二三百公里的幅度“拉网”，“结瓜”处就联袂而入阶段总结并商讨前行，总编辑助理刘书志和随行指导专家、人文民俗学者孟宪明统筹协调，文字记者于茂世和许笑雨、齐岸民和李红军各为一组，摄影记者朱清河根据整体部署随机“串车”。报社本部由副总编辑王守国“坐镇中军”协调版面组织编排，机动记者部主任郭传廉和编辑王占营、李春负责稿件处理。

9月25日，《大河报》以7个版的篇幅推出了《从洛阳到‘洛阳’・客家迁移万里寻踪》的首日报道，第二天又是5个版。以报道的规模效应构成了所谓“‘大河’的巨大冲击”。

以今探古回视中原贯通“万里寻踪”主题报道与恳亲大会报道

文章结构方法所讲究的“虎头、猪肚、豹尾”，对于大型主题报道的整体策划同样适用。“客家万里寻踪”之所以在第一天发稿就以7个多版的篇幅轰然推出，也是基于办报多年形成的一个新闻认知，即媒体所追求的信息量在数量累积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强量或质量的追求，也可说是以强量或质量的支撑推出数量优势达到止于至善的信息传播效应。

9月25日《大河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是《循先民迁移长途探客家文化源流（引题）从洛阳到“洛阳”（主题）本报“客家迁移万里寻踪”特别报道组出征（副题）》，300多字的消息配以时任《大河报》总编辑马国强为特别报道组送行的大幅彩色图片，形成有力的视觉冲击。

随后，除A03版“客家迁移万里寻踪采访日志”栏目下的《先民打从这里过》，从A05版至A10版，用一个版刊发文化思辨性言论《我愿顺流而去找寻你的方向――写在“从洛阳到‘洛阳’・客家迁移万里寻踪”启程之际》呈示主题报道策划的意旨，配以特别报道组采访路径示意图，其他五个版登出第一个“瓜”、长篇报道《千年一梦洛阳桥》的上部和中部。

如此隆重推出，是为了开门见山地提升到预设的报道层面上，将主题报道策划的各类体裁集中展示以造成充分的阅读期待。既然具有对报道质量、报道规模等综合实力的自信，在各家媒体陆续开始“同体作文”的情势下，也就不妨彻底亮出“底牌”，摆开阵容，明确告诉读者要报道什么和如何报道，将自身置于读者的审视和督促之下，也使得读者在与其他媒体的对比中有所鉴别。

在《我愿顺流而去找寻你的方向》中，对这一主题报道策划的宗旨和思路有着明晰的阐释――

“黄河边一座洛阳桥，东海边一座洛阳桥；

黄河边的洛阳桥在河南洛阳，东海边的洛阳桥在福建泉州；

两座洛阳桥，相隔千万里，跨度逾千年。

万里之遥，千年之久，一脉相连――源自河洛根植中原的血缘之脉、文化之脉。贯穿这条脉络的，是一个叫‘客家’的中华民族的民系。

一种历史文化、精神理念物化为两座洛阳桥。”

“由于灾荒，由于战乱，由于……草原文明、农耕文明、海洋文明冲撞着、融会着，客家先民离开了祖根中原，离开了宗源河洛，在1700年的时间里、在万里数万里的跋涉中，怀抱祖宗牌位，身背中原文化典籍，续写祖祖辈辈传承的家谱，漂泊、迁移、开创着……”

“大河报的决策层决定派出特别报道组，驱车万里，沿西晋末年以来客家先民在祖国内地迁移的主要路线和现代聚居地，进行式报道，移动性发稿，发扬大河人对重大题材进行宏大报道的作风，对此预计历时一个月的采访进行了大量的案头准备和物资投入。

报道客家，就应当以客家人那种吃苦耐劳、求真务实、勇于开拓、善于创新、守中求变、兼容并包的精神去采访、去发现。

那种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采访习气，那种浮躁冒进以偏概全的报道作风，是我们历来所反对的。

我们坚信，‘新闻是靠脚板写出来的’，走不到，问不清，访不细，定然‘道’不明；我们更坚信，厚重的新闻不仅要靠脚板，更要靠大脑，是靠脚板和大脑共同完成的。我们坚信，行进式新闻是靠行万里路完成的；我们更坚信，厚重的行进式新闻不仅要靠行万里路，而且要靠读万卷书来成就。”

“我们对客家迁移历史和现状的基本认知是：根在河洛，一脉相承；英才辈出，源远流长。我们的采访方法是：把握血脉，由源及流；从今探古，回视中原。我们的采访路径为：顺流而去，连线成网；重点采写，力求全面。”

历史的天空下行进着特别报道组的车队，现实的黄土地和红土地上迈动着记者们访今寻古的脚步，洛阳河、大运河、淮河、长江、赣江、章江、贡江、汀江、琼州海峡、台湾海峡、洛阳江融入了“大河人”辛勤的汗水，嵩山、大别山、八公山、钟山、黄山、庐山、井冈山、南岭、六万大山、武夷的山影与红色采访服交相辉映。洛阳――郑州――固始――扬州――南京――芜湖――婺源――九江――南昌――赣州――宁化――长汀――上杭――永定――梅州――广州――金田――海口――深圳――惠州――厦门――福州――泉州是这次主题报道策划“长藤结瓜”的大致模样。

10月21日，一家报纸的《今日评报》中写道：今日“大河”刊登了数个厚重新闻和策划性新闻，为“大河”在与同城媒体对比中增分不少。A13版的《途穷石壁悠然见》和A14版至A15版的《汀江之畔续“华”章》，是已持续较长时间的《从洛阳到“洛阳”・客家迁移万里寻踪》继续……说明，新闻策划有利于提升新闻价值。由此可见，新闻策划对于报纸本身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

约15万字和近200幅图片报道完成了“客家迁移万里寻踪”主题报道的结构形态。

10月26日《大河报》的“客属恳亲大会特刊”以《回故乡访客乡》为主旨，圆满地融会贯通了客家大会的报道和“客家迁移万里寻踪”活动，成功而顺畅地实现了2003年度《大河报》客家的整体报道前期和大会期间的衔接抟换，营造了“客家迁移万里寻踪”主题报道大结局式的氛围。

“站在海风与江风、大海与江河、中原与客家风云际会于斯天风浩荡于斯的洛阳桥上，我们终于可以喘口气歇息片刻了，这也是我们一个月来寻求到的唯一的片刻宁静，这宁静一如客家人在异乡找到世外桃源后的小憩，恬静而美好。”只有切实体味到客家迁移的艰苦卓绝，方有如此情动于衷的文字――1个月、8省区、3部越野车累计里程20028公里，这是在泉州洛阳桥头统计的数字，这2万余公里绝非单车每天平均行程222．5公里那样的简单计算，那其中大部分的夜间行车、日驱千里，那舍车徒步、涉溪过河、翻山越岭、实地踏勘、走村串户，其中的甘苦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新闻的整合博得客家迁移史研究“头彩”

作为主题报道策划，其间应当包括社会活动的策划。但社会活动的策划和运作应有其所秉承的原则，那就是绝不能为社会活动而社会活动，其应当是整体报道水到渠成的一体化运作，报道的侧翼支持。

书香洋溢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厦广场，参加赠书仪式的海内外客家亲人、国家有关部门和省领导们面对1000套《客家文化研究丛书》感佩不已，称赞是河南人民献给世界客属大会最好的文化礼品。来宾们认为这种报社和出版社紧密合作打造优质新闻报道衍生产品的模式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而在万里之遥的福建泉州，洛阳江上的洛阳桥头，单是自发前来参加“客家万里寻踪”报道活动结束仪式的当地群众就有近500人，当地领导一连声地表达着对远道而来的“河南老家人”的问候和亲情，特意赶来的华侨大学副教授李朝阳对记者说：“小的时候，我就听说河南有个洛阳，我们这儿也有个洛阳，这难道是巧合吗？早就该有人深入研究了。没想到你们记者捷足先登，抢了头彩！”

河洛文化论文篇10

然而在洛阳，石事热度却不减。多次石展的成功举办、洛阳奇石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洛阳石友间奇石交易的频繁、洛阳与周边县市的积极互动、展会上洛阳石友大手笔铲摊清江石……，洛阳的石是热的，有自己的节奏。

黄河：河道砂石厂和支流均可捡拾奇石，沿河两岸县、区、市各自都有自己的奇石协会。其中济源市奇石协会在会长张建军的带领下，人数众多，规模档次最高，曾多次组团来洛阳调研交流、购石，赏玩收藏以洛阳黄河石为主，经常参加全国性石展，书写论文，畅谈石文化。

伊河：伊河之源栾川县，为伊河上游，山水形胜天下，是河南省以及洛阳市的后花园，是亚洲钼都，也是旅游胜地，更是美石高产区，有丰富的石种。最早成立了栾川县奇石协会，现任会长吴学文、中国洛栾黄蜡玉研究协会会长张斌于2012年6月，曾组织以《中国洛阳栾川黄蜡玉横空出世》为题的《特别策划》，在国内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中华奇石》杂志上集中展示。社会效应、经济效益双丰收，猛然将本县奇石事业推进到历史新高度。县办公室主任、原栾川县奇石协会长王延生说：栾川“中国观赏石之乡”的成功挂牌，得力于2012年8月份《中华奇石》杂志的有力宣传，及广大石友和县政府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当然，这其中也有王延生主任个人无私奉献的原因。

伊河中段的嵩县奇石协会发展最猛，形势良好。张红光领先组织建设了较大的奇石市场――嵩北奇石基地，石美价廉，名扬省内外。

紧邻洛阳之南的伊川县，古称“伊阙”，为伊河龙门石窟段的上段。交通便利，石产丰富，是石友采石圣地。去年，新成立了伊川县奇石协会，在师少辉会长的带领下，会员迅速发展到一千多人。并经常组织团队外出考察学习、观摩，举办研讨交流会。伊川县奇石协会是目前洛阳周边县区协会成立最晚，人数规模最大，热情最高，最有号召力，最出色的团队之一。

汝河：石种丰富，所产的梅花玉自古名闻天下。汝阳县奇石协会在王红军会长的带领下，团结奋进、无私奉献，所有会长和副会长捐款一到二万元支持协会工作，服务于石农会员，两次组织上《中华奇石》杂志《特别策划》，给上书会员每人以经济补助，并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还成功首创奇石拍卖会，由王文B副会长主拍几十次，是洛阳县区奇石交易最火爆的市场之一。

中原赏石文化研究协会和新成立的洛阳市赏石协会华夏分会，位于洛龙区洛宜路，目前此路已成为洛阳市奇石花卉交易中心，其中有十余年历史的洛阳市花卉市场和新建三四年的洛阳市晶海花卉市场两大市场。东边为新建成三年的大型中原奇石书画城，商户入驻三百余家。西边洛阳市华夏奇石城，建成时间为2005年，商户百余家，两大奇石市场位于洛阳大桥与牡丹大桥中间地位，紧邻洛阳国花园，与洛阳市中段西工区隔洛河相望。地域优势和交通便利是洛阳市民节假日赏玩购物的鼎盛之地，是每年3月10日全国性石展必同时举办的两大市场，是集雕座、整理配套最完善的奇石集散地。

洛阳龙门古玩城位于洛阳市中心、洛阳桥东南角上，与洛河堤相邻。仿唐式古典建筑群，商业面积两万多平方米，是目前河南省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经营环境最好、设备设施配套服务最优、最完善的仿唐式建筑市场。室外空地六千多平方米，属洛龙区主管，紧临洛龙大道，对面是“洛阳国花园”正大门，集古玩、奇石、杂项、珠宝、玉器、翡翠、陶瓷、书画、根艺、古旧家具、邮票钱币等为一体，是“荣宝斋”入住经营的重要场所，是洛阳市文化产业的支柱性产业。古玩城设立有奇石、玉器、根艺交流鉴赏中心，古玩艺术品交流鉴赏中心，三彩及国花瓷艺术品展示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中心，拍卖行，文物鉴定评估中心，古玩商会以及奇石、玉器、古玩、根艺室外展销活动、管理办公室等配套服务机构。

为了深度挖掘洛阳历史名城优势资源，打造洛阳赏石新亮点。最近，洛阳龙门古玩城已与“洛阳中原赏石文化研究协会”成为友好单位，拟举办首届“中国洛阳奇石玉器古玩根艺大型博览会”，拟五百家客商商铺的招商容量。会展之前，将做大量宣传工作，组织邀请全国有实力的财团、协会、企业家、奇石收藏家参加交流选购，为奇石古玩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诗话洛阳石

洛阳奇石，有专家称有五十余种，若细分数量远远超出此数，若谈盛兴之石，质地首推黄蜡玉、梅花玉、河洛玉、荷花玉、伊源玉，若以变化特色论有黄河日月石、人物石、风景石、伊河梅花玉和荷花玉、荷花石，各色梅花石（红、黄、绿、墨、白）同时风行市场，后续不绝。

“河洛地，产奇石，质彩丰富，琼姿身不凡。宇宙精灵探索中，人和自然，感生命局限。玄妙乎，奇趣也，紧扣心弦，美艺留人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好石拥有，此生也没憾。”一首《苏幕遮・话奇石》，代表了洛阳人的玩石之爱。

河洛文化论文篇11

赵之中”（《史记·货殖列传》）的特殊的地理形势，使得列国兵战往往在这里展开。秦人东进，首先倾力于河洛战事。《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309年，秦武王曾经对秦名将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后来不久就派甘茂拔宜阳。公元前293年，秦昭襄王命白起为将，在伊阙会战中大破韩魏联军。三年之后，“东周君来朝。”同年，秦昭襄王亲临宜阳。公元前256年，秦军攻西周。次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秦人占有西周属地对于攻略东方的意义，可以由第二年“天下来宾”得到体现。秦庄襄王即位初，就命令相国吕不韦诛东周君，“尽入其国”，并“初置三川郡”，实现了对河洛地区的全面控制。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嬴政在统一战争中亲临河洛地区，表明未来的大一统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对于这一地区特殊的文化地位的重视。秦始皇平生8次出巡，大约其中6次都行历河洛地区。《史记·留侯世家》记述刘邦与张良在洛阳南宫讨论行封功臣事，说到“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洛阳南宫有“复道”建筑，显然不可能是仓促营造，应是秦时故宫。由“南宫”之定名，可推知洛阳秦宫还不止一处。看来，秦王朝曾经把洛阳看作统治东方的政治重心所在。秦始皇特别信用的重臣李斯，其长男李由被任命为三川郡（郡治在今洛阳）行政长官，而为赵高所忌妒，也有助于说明这一历史事实。

刘邦后来出关击项羽，在洛阳为义帝发丧，又发使者约诸侯共击楚等史实，也可以体现洛阳的战略地位。刘邦初定天下，娄敬建议定都关中。他强调关中地理形势的优越，但也肯定了河洛地区的地位。《史记·三王世家》和《滑稽列传》褚先生补述，说到汉武帝所幸王夫人为其子刘闳请封洛阳，汉武帝则以洛阳“天下冲阸”、“天下咽喉”的重要地位予以拒绝。可见，汉代统治者对河洛地区“在于土中”（《史记·货殖列传》）的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形势也非常重视。

《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俨然是联系地域相当宽远的经济中心。当地取得特殊成功的富商如白圭、师史等，其行为风格其实也表现出河洛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能致七千万”。汉武帝时代的理财名臣桑弘羊也是洛阳商人之子。《汉书·地理志下》在分析河洛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时指出，“周地”风习，有“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仕宦”的特点。班固说，这是“周人之失”。然而，如果承认商业对于增益经济活力的积极作用，则“周人”对于经济流通的贡献，其实是值得肯定的。《汉书·食货志下》又记载，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五都”，即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而“洛阳居中”，也说明随着关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洛阳的地位愈益重要。

到了东汉时期，洛阳及其附近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居于领导地位，商业活动尤其繁荣，以致“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游食者众”（《后汉书·王符传》），“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后汉书·仲长统传》），洛阳成为全国“利之所聚”的最重要的商业大都市。当时，据说“其民异方杂居”，“商贾胡貊，天下四会”（《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事实上洛阳已经成为东方世界的经济中心。

河洛文化论文篇12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第一节 结论

研究区内地下水分为三种类型：即松散岩类孔隙水、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水和碳酸盐岩类裂隙岩溶水。松散岩类孔隙含水层单井涌水量达3000m3/d以上，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岩性为全新统、上更新统（Qhal+pl、Qp3al+pl）冲洪积砂及砂卵砾石层，呈下粗上细的二元结构，分布于伊洛河河谷地带，，通过前面的研究和论述，得出以下的结论：

1、地下水年际动态主要受水文因素及人工开采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9年前，地下水动态变化总体呈下降趋势，在聂湾至安乐一带以及地下水集中开采附近产生漏斗，漏斗中心最大水位降深达15m。主要受开采因素的影响；1999年后，转变为逐步上升型、滞后上升型、稳定型和持续下降型，主要受到洛河水面工程和人为开采的影响。

2、洛河水面工程对两岸地下水流场影响范围70.5km2，影响最大地段地下水位平均上升了3.6m。水面工程附近降落漏斗消失，其他开采区地下水水位动态仍在下降。

3、区内浅层地下水年内动态主要受气象、水文以及开采因素的制约，其补给以洛河、伊河侧渗和大气降水入渗为主。可以分为水文型及气象水文型、降水入渗径流?开采型、气象?径流开采型、径流—开采型、降水入渗－径流－灌溉型、回灌－开采型等，在洛河南北岸也存在差别。在洛河、伊河及伊洛河河沿岸附近，地下水动态变化特征主要受河水水文要素变化的影响，地下水动态类型由气象型逐步演变为水文型，随着距河距离的增加，其影响程度逐渐减弱。在洛阳市区和集中水源地开采区，地下水动态特征主要受人为开采的影响。在二级阶地及洪积扇区，地下水动态受气象、灌溉、开采等诸多因素的控制。

4、今后一定时期内，受到水面工程的影响，水面工程的上游地下水位仍然有一定的提高，并缩小地下水降落漏斗。随地下水水位动态上升趋势的演变，市区部分地段人防工程涌水，基坑开挖出现冒水现象；还使耕地土壤过湿，可能引起土壤次生盐碱化；受开采量增加的影响，开采区浅层地下水水位动态部分趋势仍为下降，会产生诸如地下水资源匮乏、地面沉降、地裂缝、湿地缩小等环境地质问题，造成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5、用excel做对地下水的相关分析和预报，方法简单。通过对相关系数的计算可以确定主要的影响因素。通过逐步回归优化方程，确定了31号孔的主要影响因子为河水位、人工抽水和上月水位，并建立了水位预报方程。通过时间序列自回归分析，可确定前期水位影响为25天。多变量自回归模型是一个较好的分析和预测模型。

第二节 建议

1、进一步做好水位动态监测，洛河五级正在进行之中，各相关部门应根据地下水动态监测数据，及时优化、调整其开发方案，合理利用，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在水位抬升区，在市区基坑开挖应该做好支护和防渗，比如采用钻孔灌注挡土桩、防渗帷幕、地下连续墙；并做好降水设计。在农业灌溉区，可以采用减少地表水入渗或加强人工径流排泄。改变其动态为人工径流型。

3、在受开采影响的水位持续下降区，可以采用人工补给地下水的方法解决地下水资源不足和控制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洛阳市在引地表水回灌试验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但值得注意的是回灌用水必须是水质合乎要求的地表水,以免引起地下水污染。

4、把节水当做战略问题来抓除开源外,节流亦是缓和水资源供需矛盾和控制水位下降的基本措施之一。洛阳市水资源紧缺将是长期的,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节约用水。目前,区内万元产值用水量在101.12～1 59.3 m3 ,若将万元产值用水量降低到100 m3 以下,可大大减少对地下水的开采量。另从区内农业用水情况看,节水潜力巨大,农村农田仍采用传统的渠道漫灌方式,有30 %～60 %的水不能被农作物吸收,而白白地消耗于蒸发和渗入地下,推广灌、滴灌和微灌等节水技术,灌水有效利用率可达75 %～90 % ,可见农业节水可大大缓解地下水位下降趋势。

5、科学管理提高水资源整体效益，水资源管理应纳入法制轨道,使管理法制化、制度化,以科学技术为依据,促进和保持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充分利用洛阳市自然地理条件和水资源分布特点,以系统的观点建立用水立体化系统,统一认识,联合调度水资源,把地表水与地下水开发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则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使水资料管理模型化。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和最优化技术建立水资源管理模型,拟定最佳用水方案。

6、加强对水资源的防治保护措施以增加可利用量，保护地下水开采量的同时，也要保护地下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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