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 (2012) 06 -0031-04

    一、毛泽东思想关于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任务的主要观点

    (一)毛泽东首次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指出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解决各种矛盾

    1.通过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矛盾的分析,从理论上指明了党的根本任务转变的必然

    毛泽东认为:新中国是在一个落后和不发达的现实中产生的,生产力还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生产关系,因而在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矛盾和主要矛盾。他深深地认识到,只有生产力发展、经济搞上去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就在实际上提出了党的根本任务的转变问题。毛泽东正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的结论,这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2.中国共产党八大通过落实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正确判断,从实践上贯彻发展生产力

    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中国共产党八大的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本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力量来解决这一矛盾,从而争取把我国尽快地从低、穷、落后的生产力中解放出来,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就深刻地告诉我们:党和国家要由原来居于主要地位的夺取政权变为维护政权,由革命战争变为主要向自然界开战;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一项长期的中心任务,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落后、物质匮乏、生产力低下的问题,才能真正履行执政党的光荣使命,才能反映和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才能更好地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二)毛泽东把对发展生产力的认识提高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高度

    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完成,已经为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将由此得到极大的解放。虽然在当时,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在执行过程中有过偏差,但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无疑是正确的。

    在我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主张把全党的工作重点集中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在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八大报告和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都提出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三)毛泽东首次提出“向自然界开战”、“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怎样才能发展生产力?这是毛泽东始终认真思考的问题。毛泽东把科技作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他认为,必须“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1956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1958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他要求“来一个技术革命”。毛泽东提出技术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重视科学、学习科技,以便中国能迅速摆脱科技和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他认为,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必须向现代科学进军”。正是在以毛泽东的“向科学进军”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初步建成了一套完整的重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并掌握了较尖端的核科学技术、航天技术,这为中国日后全面开展经济建设无疑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及赢得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安全发展空间。

    (四)毛泽东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和实践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思考、探索和认识不断深化,并逐步发展形成了清晰的“四个现代化”思想:1954年9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论述,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概念,而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四个现代化”是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才形成的。1964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多次论述和表达思想,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五)毛泽东提出了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复杂关系, “走自己的路”,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及“农、轻、重按比例协调发展”的思想

    1.与苏联不同, “走自己的路”。毛泽东在思考如何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时,提出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与苏联不同,强调“走自己的路”,这充分体现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中国共产党八大报告中“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论述中,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了苏联传统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经济管理模式。

    2.提出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毛泽东对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问题高度重视,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已经基本形成了关于中国工业化的思想。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使中国逐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53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是手段,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目的。

    3.注重“农、轻、重按比例协调发展”。毛泽东一直强调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这在<论十大关系》和中国共产党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六)毛泽东“两步走”战略目标及战略步骤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认识是经过长时间的思想准备和考虑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设想:关于“两步走”的设想,最早是在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提出来的。当时设想的是: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当时提出的“两步走”的设想,目标要求高,时间要求快,虽然有一些急躁、冒进的成分在内,但依然反映出在当时经济文化较落后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长期性、艰巨性的思考。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主要观点和实践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文革”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注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学说,强调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1989年后,邓小平又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提出要坚持以生产力标准为核心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正确战略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的新发展及社会主义本质论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新发展概述

    邓小平很早就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他提出要坚持以生产力标准为核心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其目的是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不断体现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新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一样非常重视发展生产力,在面对新的形势的发展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心全意搞建设”,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以贯之的发展生产力思想。

    2.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明确表明邓小平把对发展生产力的认识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邓小平把生产力放到最重要的、首要的位置来强调,从而恢复了生产力应有的突出地位和决定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和核心,进一步突出、概括和完善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同时,也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贯穿社会主义始终。

    (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

    在征服和改造大自然的活动中,人类的智慧和能力是以科学技术来体现的,对社会起决定性作用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前提的。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首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强调要用科学技术来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中国振兴和全面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2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发展中国先进文化进行了不懈的思考、探索和实践。

    一、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分析了如何发展中国的先进文化,从而形成了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发展中国先进文化不但是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更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的目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致力于推进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的范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并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服务。正是因为有这种革命性的文化,引领我们党战胜千难万险,从而使我们党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更渴望创造出属于我们民族的先进文化。毛泽东指出:“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这种先进的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进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第二,创造了以“爱众”为核心的文化品格。否定了以“尊王”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文化,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卑贵贱的等级文化思想是截然不同的。第三,确立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这一方针,并且指出,这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强调,实行“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

    二、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把观念形态的文化归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认为经济是文化的最终决定因素,政治是文化的直接决定因素,而文化也同时对政治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反作用力,从而在理论上阐述了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近代以来,中国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这种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就是中国新文化产生的根据。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逐渐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人民大众也逐渐成为了革命的主力军,使新文化的“新”有了新的含义。这样,“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首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一概括内含其性质、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新民主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革命的领导力量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产生的政治基础,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内核和灵魂。

    所谓民族的、科学的或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指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就其内容来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提倡爱国主义精神,主张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二是崇尚科学,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坚持实事求是与客观真理。就其形式而言,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采取民族的形式,必须符合民族的实际与特点。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找到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为老百姓所接受。

    所谓大众的文化,是指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人民性、大众性。所谓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文化工作者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一是要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二是解决如何为大众服务的问题,这就涉及怎样处理文化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功能,毛泽东根据革命战争年代的实际与需要,重点强调了文化的政治作用,这种政治作用就在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因此,必须“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三、坚持“双百”方针和“两用”原则

    毛泽东依据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必须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遵循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于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是促进我国科学进步和艺术发展的方针,是促进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强调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该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解决如何判断艺术和科学的是非问题,毛泽东指出:“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是毒草……我国历史也有过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在这段论述中,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科学地对待科学和艺术的是非问题的方法是“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分析了无论历史上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事物的成长刚开始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发展,艺术界和科学界的合理意见同样会因为鉴别不清而受到压抑,因此艺术界和科学界应该展开自由讨论和自由争鸣,接受实践的考验。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3

站在当代的立场，我们通常把思想文化资源按照其时间、地域、性质以及约定俗成等因素而综合划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属于西方思想文化，但由于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通常把它从西方思想文化中独立出来。而以西方思想文化称谓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有时也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本文则称之为“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以示区别。从思想资源来说，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其关系非常复杂。那些认为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没有联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表面的。

我认为，毛泽东所接受的思想中，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事实上，毛泽东在他人生的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即二十岁左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年龄”）主要学习的恰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18岁之前，毛泽东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等。毛泽东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着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4页，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沙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最重要时期，对于求知有着强烈欲望、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来说，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肯定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而毛泽东在读这些书时的感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可能永远是谜了，所幸的是，毛泽东在长沙时所读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被保存下来，从密密麻麻的批注来看，毛泽东对这本书是读得非常认真的，后来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他还说：“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注：毛泽东1950年同周世钊的谈话，转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13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许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毛泽东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毛泽东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毛泽东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4

站在当代的立场，我们通常把思想文化资源按照其时间、地域、性质以及约定俗成等因素而综合划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属于西方思想文化，但由于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通常把它从西方思想文化中独立出来。而以西方思想文化称谓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有时也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本文则称之为“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以示区别。从思想资源来说，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其关系非常复杂。那些认为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没有联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表面的。

我认为，毛泽东所接受的思想中，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事实上，毛泽东在他人生的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即二十岁左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年龄”）主要学习的恰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18岁之前，毛泽东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等。毛泽东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4页，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沙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最重要时期，对于求知有着强烈欲望、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来说，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肯定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而毛泽东在读这些书时的感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可能永远是谜了，所幸的是，毛泽东在长沙时所读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被保存下来，从密密麻麻的批注来看，毛泽东对这本书是读得非常认真的，后来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他还说：“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注：毛泽东1950年同周世钊的谈话，转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13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许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毛泽东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毛泽东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毛泽东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5

文化批判是毛泽东考察中国社会的基本方法，文化批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产生、形成于战争年代，而当代中国所处时代最典型、最突出的特征是和平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但综观中国近现代历史，可以看出，后一个时代正是前一个时代历史演绎的必然结果，前一个时代是后一个时代的逻辑奠基。因此，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毛泽东思想连接了这样两个前后具有逻辑与历史关联的时代。这就是说，虽然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孕育萌芽和形成成熟的时代已成为逝去的历史，但历史的印迹还散发着新鲜的气息。正如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朗西斯·马尔赫恩所说:“过去是现在的前历史，作为传统，它本身又是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员;没有历史的理解，我们既无法解释现在，也无法评价现在提供给我们的种种选择。这也是我们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基本立足点。

一、当代价值

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科学性决定了其当代价值。评价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当代价值，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反映时代的要求，立足中国的实际，其标准应当是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与当今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契合的程度，特别是其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

首先，我们应受到启发的是毛泽东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和深刻批判的精神。

任何科学理论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同时它又能超越时代。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土壤里播种、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疾风骤雨中孕育的。在当代社会，其批判的某些具体对象，可能已不存在或发生了较大改变，毛泽东对它们的某些具体的批判内容或许已经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但是，对现实始终保持敏锐洞察、清醒审视和深刻批判的精神是具有当代性的。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涵盖了三个维度，即对现实事物的批判;对将来的未生成的可能性疆域的批判;对主体自身理论和实践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觉醒。这三个维度使得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由于不断关注和考问人的存在方式而获得其当代性。毛泽东的文化批判不仅指向旧的文化势力，而且他还对自身一一新文化模式的主体进行了无情地剖析与批判。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和自身弱点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始终进行着清醒的审视，这种审视最早的理论表达《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及后来整顿“三风”的运动，无不给我们以警示，清醒地认识自身并且勇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自己，这是我们面对新的时代必须具备的品质。

其次，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具有当代意义。

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中关于新文化实现的手段、道路、动力、对象等问题的论述，随着时代的变换，已成为存留于历史的珍贵遗产。但我们如果透过这个具体事实去探寻它背后的方法论基础，就会发现毛泽东所用的是从部分质变人手达到、促成整体质变的方法。今天我们回过头去审视从1927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可以看出，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正是中国新文化重建的基本手段和基本路径。毛泽东的具体思路是，在当时旧的文化势力强大的中国，整齐划一地使新文化在“一个清早”就完全取代旧文化的变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这已被实践证明了。那么，只有首先建立起一块或几块新的文化区域即红色区域，保护它、发展它，这是未来新中国的原始细胞，经过艰苦努力，就会出现更多的小块红色区域，星星之火，最后将发展为燎原之势，使全中国都变为新文化的区域，取得中国革命的整体胜利。这种思维方法在以后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中不断被继承，成为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思路。从邓小平著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以及先在沿海城市搞改革开放试点，由这些试点一步步推进到西部开发，到建设和谐社会，这些方针的制定，都是对毛泽东以点到面、由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方法的继承和发扬。

第三，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对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观照。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问题凸显，网络的普及导致强势国家、民族与政治团体之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辐射效用剧增。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弱势的国家与民族，一方面必须主动实行对外开放，以积极应对全球化之大潮，从而通过跨越式的发展来赶超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的全球化中被‘边缘化’，沦为大国的附庸，并导致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我们需要拒斥的“被边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而且也体现在文化上。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所面临的两难抉择，在现时代并没有终结的迹象。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拒斥中国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与“衰败化”的革命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现时代，中国已成功地阻断了其近代以来被边缘化的进程，由被动卷人现代化浪潮向主动进行现代化建设转变。这一进程中，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所表现出的对西方文化批判吸收的开放态度，应成为我们正确对待西方国家文化渗透的价值导向。因此，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对于我们正确面对当今社会文化现实是有借鉴意义的。对当今社会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封建文化、消费文化等，我们都应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

二、偏差与局限

马克思曾经引用过黑格尔的深刻论述:“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这是说人们在既定的时代条件下创造历史，但始终无法规定历史的内在矛盾，人们的主观意愿并不总是与客观结果成正比。黑格尔公正地指出:“一个‘世界历史个人’不会那样有节制地去愿望这样那样事情，他不会有许多顾虑。他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他们可以不很重视其他伟大的、甚或神圣的利益。这种行为当然要招来道德上的非难。但是这样魁梧的身材，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踊好些东西。毛泽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悲剧中，导演了气壮山河的历史喜剧，却又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喜剧中，导演了‘史无前例’的民族悲剧。“我们今天的研究应当是理性的、严肃的，因而就不能不直面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偏差与局限。

首先，宪政武器的缺失。

构成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底色的，根深蒂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川。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道德、伦理哲学，缺乏宪政民主的文化资源。对于西方文化，毛泽东虽然曾广泛涉猎过，但“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也就是说，毛泽东对西方文化缺少完整的研究和内在的认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固然是“大杂烩”，但建国后，毛泽东也没有把西方文化的新观念真正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之中，更没有思考过这些新观念如何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具体落实。所以，西方的宪政民主文化资源自始至终都没有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真正扎根。正如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所说:毛泽东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生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明显不相信任何人，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的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体制。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想法。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专制统治传统和影响 久远的专制观念，对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影响甚 深。毛泽东早期文化批判思想中对传统伦理文化、教育文化的批判是深刻而精彩的，但对传统政治文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内容较少，其深刻程度也远不及前二者。在以后的文化批判中，毛泽东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多数时候仅限于其对农民的压迫，对专制集权政治制度的批判不多。虽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表述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应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而“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反对“颂古非今”和“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但一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因素实在不多，二来由于我们很难“树立起区分封建性毒素的客观标准，因为某些封建观念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而难以觉察，有些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下面得到新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真正落实这一方针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一方面他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将其上升到党的认识路线、组织路线的高度。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曾问毛泽东，历史上许多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形成了一种周期率，共产党执政后有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支配的新路?毛泽东答道:“我们己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计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一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思想中又有许多或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对于民主与集中的错误观念，如他曾说过:“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这种观念无疑是片面的，作为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组织方式，民主和集中应该是相辅相成、合理统一的两个方面，而不能用“尤其要集中”来概括民主集中制。对民主和集中关系的这种理解在以后进一步发展为独断专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曾多次提到毛泽东“独断专行”的问题。《决议》指出，在文 革前的十年内，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分析文革发生的原因时，《决议》又指出，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 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可见，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中民主宪政武器的缺失，也是导致毛泽东个人所表现出的某些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阶级分析的泛化。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6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由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构成的实践活动,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以人类本身的进化发展来说明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进一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类拥有的文化越多,越脱离必然王国而越接近自由王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论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既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的终极决定力量。又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力量。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奠定了他们在科学史上的不朽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至理名言深刻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是对精神文化重要作用的高度褒奖。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重视文化建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文化建设任务,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在其占领区内,建立奴化教育的统治机构与制度,提倡与利用中国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培植为他们奴役中国人民服务的奴化文化。这种文化奴化政策,消弭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精神,加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因此,为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实现国家解放民族独立,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必须组织起革命文化大军,用革命文化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文化。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文化斗争,是没有硝烟的斗争,是另一条革命的战线,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共产党既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军事大军,又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从文武两条战线展开斗争,使日本侵略者,不仅在军事上遭到打击,在精神文化上也要遭到打击,加速其失败,文化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在毛泽东看来,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不仅仅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的需要,而且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目标之一,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需要。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在毛泽东所设想构建的新中国里,文化具有重要位置,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文化任何社会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文化与政治、经济三位一体,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把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确立为未来新中国的基本目标之一,强调“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毫无疑问,文化建设是毛泽东所追求和确立的国家建设重要目标之一。

    二、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以其特定的指导思想为核心,从而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历经百般挫折、千辛万苦的历史必然。近代以来,面对中华民族文化危机,中国的仁人志士不断努力探索文化启蒙与文化复兴的道路。从洋务派对器物文化的青睐,到维新派对政治文化的关注,再到新文化运动对观念文化的变革;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再到“中西综合”;从文化保守主义,到文化自由主义,再到文化激进主义等等,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启了中国新的文化自觉之路,执着地探索着一种新型现代文化,期间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始终没有找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五四”运动催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思想的首次大解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以后,面对各种社会思潮和救国学说,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在比较中甄别,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俄国人的道路是没有办法后的唯一正确道路,于是他们决心向俄国人学习,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口’开辟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道路。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

    马克思主义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使中国革命和思想文化建设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和《辩证法唯物论》等着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理论,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辨证法唯物论。继承了过去文化之科学的遗产,同时又给此种遗产以革命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正确最革命最完备的、哲学的科学”。“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毛泽东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为了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号召广大文化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是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7

    毛泽东曾系统地学习与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着作,阅读中国人翻译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及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着作。从这些着作中,毛泽东系统地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他进一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探讨历史创造者问题。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原理,并结合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经验与体会,提出了关于历史创造者和历史创造问题的三个着名论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唯一动力;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在以上三个论断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和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两个论断基本含义相近,而且都有相同思维的直接起因和相同的历史文化思想的内涵,这两个论断明确地断定了人民或劳动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即历史创造主体,具有深厚的历史哲学的意味,如果进一步深入剖析其中的哲学内涵,对于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哲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曾在《神圣家族》中提出了“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的论断,但这一论断所肯定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决定历史过程,而且反过来人民群众也由历史过程所决定,而是以人民群众与历史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来考虑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并未直接断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列宁承认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历史,又承认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他指出:“在一百多年以前,创造历史的是一小撮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则尚在沉睡不醒的状态中。因此,当时历史的进展也是缓慢得可怕的”,“现在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一般文化,其中也有群众的文化。战争唤醒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惨祸和痛苦激起人们。战争推动了历史,于是历史在现时就是以火车头般速度飞快前进,现在,历史是上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门前了。”(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列宁主要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大众文化,从而使劳动群众享有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的文化教育与文化创造的权利,人民群众创造了新文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且列宁还断定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创造了历史,显然这里所讲的历史,主要是指文化活动。而毛泽东提出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并明确指出历史不是由帝王将相创造的,不是英雄人物创造的,这不是简单的关于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而是从历史的创造者的高度对历史的本原的反思,或者是说对决定历史运动的根本力量的反思,是具有历史哲学的意味的,而不可等同于一般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当然,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原理的。下面,我们试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论述这个论断所具有的合理的内涵。 

    首先,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力量,人类历史发展归结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劳动者广大的劳动人民是生产力诸要素中首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或者说“全人类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劳动者”(列宁),这样看来,归根结底,是广大的劳动者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毛泽东提出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论述正是基本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在1938年毛泽东所读的中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所着的《社会学大纲》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生产力的诸要素:“社会的生产力是生产过程中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之统一,即生产手段与人类劳动之统一”,“从社会的方面看,社会的生产力是社会的人类及其所创造的生产手段之社会的内容。”还说:“劳动者是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等等。(注:《李达文集》,第2卷,361~3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毛泽东正是以这些原理为基础,而提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的。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也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的基础的思想相符合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也就是说,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创造历史的不是别的,正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广大劳动人民。恩格斯还直接指出:“自阶级产生以来,从没有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不要一个劳动阶级而能够存在下去……不管不事生产的上层社会发生什么变动,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也无法生存。”(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这也是肯定劳动者创造历史的作用,肯定劳动者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地位。 

    其次,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不仅是人类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也是人类文化与文明成果的直接或间接创造者。从总体上看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全部成果都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55页。)这就表明文化成果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活动及经济关系基础上的,因此文化从根本上讲也是由劳动人民所创造。至于文明成果,更离不开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物质财富作为基础,因此从根本上讲,人类文明的成果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不仅如此,劳动人民还直接创造诗歌、戏曲、通俗文学、讲唱文学等文学形式和创造了人类发明的大部分,可以说人类文化和文明中有相当部分都是来自于劳动人民。 

    最后,在革命与战争时期,劳动人民武装起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新的社会生活,从而又推动历史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毛泽东曾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为例来说明广大劳动人民的这种历史创造作用。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较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历史创造作用其实质,在于打破一个旧的秩序,而建立新的秩序,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此层含义在前文已详细论过,此处不再赘述。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8

毛泽东思想是我党的指导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35—1941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酝酿时期。“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概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特定原因的。

(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断深化。在如何对待马列主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方法。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教条地对待马列主义，简单、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列主义与苏联经验，把马列主义条文与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实质上就是割裂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联系。陈独秀右倾主义与随后出现的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就是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现实体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则注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和灵活运用马列主义，并逐步学会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视角，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与深刻总结，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

(二)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与毛泽东的思想成为党的政治思想的主流。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1936年12月，毛泽东成为中央军委主席。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毛泽东成为我党、我军的最高领导者。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党和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发展了陕甘根据地，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毛泽东政治地位的确立及其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伟大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也日益受到党内的信服与拥护，成为党内政治思想的主流。

(三)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党史与整风运动的开展。到达陕北后，在党中央与毛泽东号召下，党内兴起了学习马列、研究党史和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热潮。1941年到1942年，中共中央编辑出版《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用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这两书共收录毛泽东的著作近百篇，是党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四十年代初的整风运动是党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清算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路线，使全党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正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典范。

(四)特定的国际与国内形势。三十年代末以来，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日趋式微，并最终于1943年解散，这就为中国共产党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客观上推动了党对确立党内指导思想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在国内，国民党积极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大力宣扬“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大肆攻击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企图从根本上取消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这就需要党在政治上突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政治思想上树立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反击国民党猖狂进攻的重要方法与内容。可以说，中国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孕育着“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产生。

二　1942—1944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时期。

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做出积极贡献。1941年，张如心相继发表《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等文。张如心提出“毛泽东的思想”一词，这已涉及到毛泽东思想的命名问题。

党的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做出巨大的贡献。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纷纷发表文章，宣传毛泽东的思想在我党思想理论中的领导地位。其中，王稼祥于1943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该文首次出现“毛泽东思想”概念，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王稼祥在全党酝酿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作为首创者的贡献是应充分肯定的。从此，“毛泽东思想”概念逐步为党内同志的普遍认同与接受。

这一时期，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存在如下特点。首先，在命名“毛泽东思想”概念时，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毛泽东的思想。张、刘、王的文章行文中“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经常共用，且用意相同。这样的认识今天看来并不妥当，可是当时形势下，这却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是树立毛泽东领袖地位，树立毛泽东的思想在党内思想理论中的领导地位所需要的。难得可贵的是，王稼祥还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革命实际经验联系起来，这包含了“毛泽东思想”是吸取全党经验教训的成果、是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意思。当然这种认识是不自觉的，更没有进行理论提炼与升华。其次，在命名“毛泽东思想”概念时，初步指明毛泽东思想最本质的特征——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概括。张如心对毛泽东思想已有一定理性认识，触及到毛泽东思想本质特征问题；刘少奇使用“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词；王稼祥则明确把毛泽东思想看作“中国的马列主义、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列主义”。这些表述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已从理论上总结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命题。第三，在命名“毛泽东思想”概念时，初步指明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特点。王稼祥说：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这隐含了毛泽东思想是运用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总结提炼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思想。同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与党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产生、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三 1945—1965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确立时期。

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七大”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概念展开进一步的概括与论述。“七大”在“毛泽东思想”概念发展历程上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首先，“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正式的词语固定下来，并载入党的最高文件——党章。这标志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理论成果正式以“毛泽东思想”命名。其次，第一次界定了“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具体内容。毛泽东思想包括对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对“毛泽东思想”概念具体内容的界定十分必要，引导人们从具体内容上了解，掌握与运用毛泽东思想，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第三，第一次全面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与本质特征。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同国内外敌人长期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党内主观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第四，第一次阐述了为什么中国的革命理论要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中国的问题，对无产阶级与人民事业无限忠诚。同时，毛泽东还具备“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所以，毛泽东能够创造科学的中国革命的理论，中国革命的理论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七大”以后“毛泽东思想”概念出现在各种各样党的文件、政府公文、报刊文章上，成为一个党和人民耳熟能详的概念。而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本人并不赞成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1952年，毛泽东指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词。”鉴于此，1954年中央宣传部正式下达《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指出：“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必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从这里可看出：第一，“毛泽东思想”概念党章已明确规定，继续有效。第二，毛泽东不赞成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有谦虚的成份，也有为避引起外界误解的成份。第三，“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没有变化，仍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八大”以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使用明显减少。明白这些情况，国外某些政要、学者对中共“八大”未提及“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种种臆断与妄自猜测，则会不攻自破。

四　1966—1976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曲解时期。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集团歪曲、肢解毛泽东思想，鼓吹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非科学的、反科学的态度，散布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形式主义化的种种谬论。政治生活、政治理论的极“左”化，使人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极“左”化，也使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理解的极“左”化。这主要表现为：其一，否定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发展的体系。这一时期，个人崇拜盛行，由对毛泽东的崇拜到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崇拜。毛泽东思想被说成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不用发展的眼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随意牵强附会、抛弃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与精髓，把毛泽东思想片面化、绝对化，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形式主义极端盛行；其二，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与言行，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存在两个方面认识错误，一是曲解毛泽东思想，视很多非毛泽东思想，甚至反毛泽东思想内容为毛泽东思想。一是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性，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不是先觉先知，也会办错事、讲错话，这些错事与错话非但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恰恰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结果。这一时期，把毛泽东的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统统当作真理并推向极端。中共“九大”对党的历史、性质与指导思想等问题，都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进行了表述，并认为该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贡献。如此形势下，“毛泽东思想”自然被认为是毛泽东个人思想，谁敢说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呢?应该说，“十年动乱”期间，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曲解，主要是由于林彪、江青集团为己私欲，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手中权力以及人民群众的某种感情、心理与传统的社会意识，疯狂煽动的结果。当然，毛泽东本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即便如此，我们国家、我们党的很多有识之士仍以大无畏的气概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概念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严肃性、纯洁性与科学性。张闻天1973年秘密写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一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正确研究与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理论家李达针对林彪一伙所谓“顶峰论”，明确指出：“讲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讲得科学，不要硬讲成到处都是发展，结果真正的发展反而淹没了”；张志新烈士坚持实事求是，反对牵强附会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畏强权，坚持真理，并最终为之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当时形势下，以张闻天、李达、张志新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所表现的勇敢探索与追求真理的精神，实在难得可贵，可钦可敬。

五 1977年以来，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科学定义时期。

毛泽东逝世与“十年动乱”结束后，理解“毛泽东思想”概念，有两种主要的错误倾向：一种是因为毛泽晚年的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甚至主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概念；一种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错误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继续支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方针政策。这两种错误态度的共同点，就是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把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混淆起来。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ig是我党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概念作了这样的概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②这一概括不仅回答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而且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三个关系。第一，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之间关系。毛泽东思想来源于马列主义，但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简单重复，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发展的马列主义。第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关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毛泽东思想是指引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指针。第三，毛泽东个人和党集体智慧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因而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其中毛泽东的贡献最大。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定义成为党与人民的共识。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基本延续了这个定义。十五大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这里将“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外延由“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扩大为“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毛泽东思想的新认识。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无疑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但是，毛泽东思想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发展并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关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理论……等。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创立伟大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政治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就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开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科学定义，有利于统一思想、高举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有利于准确完整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真正领会毛泽东思想；有利于正确开展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研究，为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六 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历程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9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研究特点/发展趋势

Maozedong Thought/characteristic of study/trend of development

【 正 文】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为纪念这位伟人，我们对近20年来我国学者开展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状况、发展阶段，以及当前研究的特点、在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作一概述。

一、近20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状况

20年前，研究者还难以把握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学术研究一度让位于政治评论。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形成和发展、科学体系等作了科学的论述，它标志着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真正突破，也使毛泽东思想研究进入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学术境界。

首先，表现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陆续出版。自1983年以来，相继出版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上下册）《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哲学批注》《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总计700多万字，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打下了基础。同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张闻天、董必武、彭真、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陆续出版，也为研究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提供了条件。

其次，表现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多层次地普遍展开。此间，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业学术队伍渐次形成，有关的论文和著作，除少量的宣传、阐释及教科书之外，绝大多数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或探索性。就内容来看，既有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研究，也有对毛泽东哲学、伦理、教育、文艺、军事、经济等思想的深层次研究；就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来看，既有通史式的透视、断代史式的剖析，也有就部分专题而展开的纵横结合的考察。

再次，表现为学术团体和专业研究刊物的不断涌现。全国性和各省市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术团体相继成立，高校为本科生或研究生开出了《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等课程，一些研究机构相继创办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毛泽东思想论坛》《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后两种现已停刊）等刊物。

毛泽东思想研究在社会科学学科林立的情况下，成为独立特色的独立科学，且具有国际影响。近20年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专著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结合起来，围绕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出现的新情况进行理论思考。研究者的笔触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新的角度发掘毛泽东思想中具有重要价值、需要继续发挥的东西；二是毛泽东思想在当前的运用和发展，对现实具有重要指挥意义和起借鉴作用的东西。在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做出科学准确评价之基础上兴起的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由于学术禁区的不断被打破、专业研究者学术心态的日趋自由和宽松，20余年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

二、近20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阶段

1981年至1986年，是开拓进取阶段。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做出的科学评价，为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提供了依据。但研究仅是初步的，有创建性的成果尚不多见，而且以“注释”为特色，关于毛泽东生平、著作、思想体系研究的专著并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学者的毛泽东思想研究，由于他们接触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公开的大量档案资料，同时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影响，一些左翼研究者觉察到过去研究的表面性和片面性，在修改、调整、充实过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了更高层次的研究，与国内学者的交往也日益增多。梁怡指出，澳大利亚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在近20年发展得比较快，特别是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果。由于政治气候变化，虽然前苏联、东欧学者的攻击性论著剧减，但第三世界的“毛泽东热”也明显减退。

1987年至1993年，是逐步成熟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研究团体和大型学术活动增多，领域得到拓宽，研究人员由分散趋向集中，选题由自发议定走向统一规划。有十几个省市成立了专门的学术组织，如全国性团体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地方性团体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呈全方位态势深入展开，并且与错误思潮有所交锋（少数研究者带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著述，曾经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综合性的研究朝辞书、丛书方向倾斜，有《毛泽东思想辞典》《毛泽东风范辞典》《毛泽东著作大辞典》《毛泽东墨迹大辞典》《毛泽东诗词大辞典》《毛泽东大观》《毛泽东思想宝库》等工具书和《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与实践》《毛泽东的艺术世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等大型丛书。1993年以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学术活动频繁，研究进入高潮。

1994年至今，是稳定发展阶段。1994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有了一定进度。王世谊等认为，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研究毛泽东思想，从研究中看到了新的内容和开拓了新的实践，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回答新问题中不断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时期主要是结合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重要论述进行研究，从而丰富和拓展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同时，有三个重要的会议不能不提及，这就是在1998年随着周恩来、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的相继到来，中共有关部门主持召开的两个高水平的全国大型学术讨论会，以及随后召开的纪念张闻天诞辰100周年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这些会议，既检阅了学术界对他们个人思想研究的新成果，也进一步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

三、当前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特点

回顾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以后的研究情况，我们认为，如果把1993年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的话，那么1993年以来则是在这一高水平的基础上保持了平稳发展的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成果的不断出现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较高的起点。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无不来自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其中有许多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思想。一直以来，这些著作的出版和发行，为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一系列著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专题文集以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中央文献集的陆续出版，为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使得研究的水平能够长期保持在较高的起点上。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集如《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注集》等，虽然早在1993年就已出版，但真正对它们的消化和吸收，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研究，却是在1993年之后。可以这样说，自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以来，正是随着上述一系列毛泽东著作以及其他领袖人物著作和中央文献集的陆续出版，才使得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

二是新视野的不断开阔对毛泽东思想研究拓展了发展空间。

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以来，有关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平、事业、思想的研究著作也进入了出版高峰期。有影响的如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真实地记述了毛泽东建国前的实践活动，多侧面、多角度地体现了他的科学思想体系，展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则根据毛泽东的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等大量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一部比较翔实的传史，不仅再现了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的一生，而且再现了作为理论家的毛泽东的一生。

在此期间，《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朱德传》《朱德年谱》《陈云年谱》等著作也相继出版，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199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了大型文献记录片《毛泽东》，为直观形象地感知和发掘伟人的思想内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邓小平》《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传记以及《毛泽东在浙江》《毛泽东与上海》等资料，无疑有助于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并使得研究者过去许多的结论不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总而言之，不仅仅局限于毛泽东等人的一些理论著作，而是从他们的全部实践活动，包括个人经历乃至情感兴趣，去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去把握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考察他们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建树。

三是新领域的不断拓宽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些过去未曾涉猎和较少涉猎的领域，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重点。如对毛泽东关于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研究，呈上升趋势。不仅一些哲学工作者写出了研究文章，而且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也拿起笔来，向人们介绍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理解。吴军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在伟大实践基础上成就的，是对古代哲学、近代哲学智力水平的全面突破和提升。除此之外，近年关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艺术哲学和美学实践，以及“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等观点的探讨，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曾军指出：近20年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进一步走上组织化、规模化和系统化的轨道。一些过去有所研究或取得一定成果的领域，开始向全面化、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方向发展。如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这一工作实际上早就在做，而且取得了大量专题性的成果。但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要真正跃上一个台阶，必须建立在对6卷本的《毛泽东军事文集》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之后。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必将丰富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各地高校、各级党校纷纷开设《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等课程，向广大学生和学员系统地讲授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一步对它们的科学体系和内在逻辑进行了新的探讨和新的表述。

一些过去已经有过比较深入、全面研究的领域，近几年来又开始表现出向阶段化、专题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以对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为例，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一系列专著相继问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多卷本或大部头的形式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如四川社会科学院编写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和湘潭大学编写的《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尤其是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史论结合，夹叙夹议，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以至使近几年来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表现出了重在抗战时期的阶段化的特征。与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向阶段化发展相对应，关于毛泽东思想原理的研究，近几年来表现出向专题化发展的趋势。其中，如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关于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关于经济建设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都在研究中比较热门。此外，随着江泽民关于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要培育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三个代表”等讲话的发表，又开始引导人们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专题研究。

四是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更好的途径。

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使得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表现出与社会实践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表现在人们更加注意从历史的实际来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得这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探讨，而且是同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验总结。例如，王湘军指出，以“双百”“双用”方针为核心的毛泽东文化思想，已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的基点和支撑。

毛泽东思想研究还表现出了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特征，人们在结合历史实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理论研究还必须结合今天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毛泽东关于反腐倡廉、关于加强政党建设、关于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等的论述，都能够引起人们很大的研究兴趣。例如，刘泽雨指出，毛泽东非常注意加强党风建设，并把执政党建设与廉政建设一起抓。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党学习邓小平理论高潮的出现，以及江泽民等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因此，近些年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比较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亮点。

四、当前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注重它的时代特征是所有专家一致关注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庄福龄教授认为：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一要与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相结合。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是这么做的，对毛泽东思想更应如此。因为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有更加优越的条件，它经历的时间差不多为半个世纪。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有机结合，更是马列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传统可以超越，但不可以被省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由此出发和成长的最深层次的根基和文化渊源。同时，毛泽东又在革命建设实践及其理论形成过程中，以马列主义作为思想指导，自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至重建。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文明步入现代化的文化标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直面现代化进程中于20世纪所形成的最高典范。二要与时代和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是在实践当中产生的，也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如果结合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实际来研究，就会看到：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任何一种思想、理论所不能代替的。三要有高度的针对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样，其产生和发展都是诊断当时的“左”的教条主义和错误思潮、观点而提出的。今天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既要联系它产生时的高度针对性，也要重视它在今天所具有的现实针对性。这样，才能使人感到亲切，感到解渴，感到能解决问题。

当前，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以下趋势：

趋势之一：坚持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加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的兴起，不仅是由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发展的需要。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毛泽东长期以来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正是紧紧地抓住了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因为如此，如何正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自中共十五大明确地提出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以来，理论界对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热烈的讨论。其关系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一脉相承，两个阶段。一脉相承，承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之“脉”。没有这个结合，那就是教条主义，难以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实际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是继承，也是发展。从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继承，也是发展。两个阶段，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毛泽东思想阶段，后一个阶段是邓小平理论阶段，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辟了新道路、开拓了新局面。两个阶段的关系，有继承、发展与继承、纠正和发展的争论。关于比较研究的背景，中央党史研究室郑谦研究员认为，应着眼于被比较的理论所处的时代背景。关于比较研究的标准问题，许全兴教授认为，只能是实践。[9]

趋势之二：重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研究，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

根据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重新学习毛泽东建党思想十分必要。田克勤、田岩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其理论渊源。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始终从各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永远在符合时代进步潮流和中国发展方向的位置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最突出的是两点：一是强调先进性，二是强调广泛的代表性。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其丰富的内涵贯穿了一条主线，即怎么使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在各种复杂的斗争中能够保持它的先进性和广泛的代表性，成为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另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倡导了党的三大作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格化，要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来体现，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看到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党的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归根到底是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塑造和养成优秀的党风来实现的，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一条相当成功的经验。[10]

趋势之三：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将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着重于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其根本内容与跨世纪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遇到的重大课题有许多相类似的层面。例如：在新旧体制转轨、封闭开放相互冲突的条件下，在持续向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如何使中国既要不断地改革开放，又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既要不断地摄取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和优秀的文化，又要坚决地抵御和积极清除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既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推动生产力不断地发展，又要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等。重新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必将给人民以深刻启迪和帮助。石仲泉等认为，研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就充分地肯定了毛泽东探索的积极意义。[11]汪杰指出，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生的错误是有其原因的，并将真理与失误交织、成就和缺点共生之复杂景图呈现在人民面前，必然给研究工作带来新的启示。[12]

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较之以前，资料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领域有所更新，方法有所改进。但是，也有不少的缺点和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的心态比较浮躁，容易急功近利，浅尝辄止，不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消化和吸收；研究的思路不够开阔，写论文往往容易落入常规俗套，缺乏新的视角、新的表达方式；研究的方法过于单一，就事论事的多一些，盲目比附的多一些，读后给人的印象不深；研究的创新意识不足，观点雷同的不少，课题重复较多，缺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和有力度的理论分析，缺乏能够开创研究新局面的力作。但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将有一批力作推出，提高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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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谊，郭渐强.毛泽东思想研究：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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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福龄.简论新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J].毛泽东邓小平理沦研究，1999，(6).

郑谦.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

[9]　许全兴.着眼于理论的新发展进行比较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10

正确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必须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1、摆正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位置，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毛泽东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48～149页。）。“中国出了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注：《江泽民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上册，22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毛泽东的伟大功勋永远不可磨灭。

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同任何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时，也要毫不含糊地批评他的错误，但必须要做到实事求是，要摆正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位置，不能以偏代全，“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01～302页。），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不可等量齐观，更不可本末倒置。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代表和象征，也制止过一些具体错误，提出过一些闪光的思想，如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等，维护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能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责任全推到他一人身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及时有效地进行了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恢复了毛泽东正确的政策，纠正了他的错误的理论，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使党的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2、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正确处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的关系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不矛盾。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涵义的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作了明确的规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准确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就知道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指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后者是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既然是个人的思想，就会有正确的、错误的、科学的、不科学的。尽管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说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个人全部结论和个人观点的总和。只有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而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的言论和观点则不属于此列。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就会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就不会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贬低、否定毛泽东思想。

3、完整把握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避免割裂、简化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严密完整、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它贯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践领域，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列主义。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也相当丰富，如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把毛泽东思想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只适合战争和革命年代而不适合和平与发展时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错误的。

当然，任何真理都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毛泽东思想毕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成果，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毛泽东思想，才能更好地坚持毛泽东思想。

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但有些人只认同接受毛泽东关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理论，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却颇有微词，或认为毛泽东不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或认为毛泽东经济建设的理论未能变为现实而无指导价值。对此，我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1、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毛泽东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生产力飞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他说，如果你搞了五六十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思路相当清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267～268页。）毛泽东这一理论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党的八大第一次较为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八大后，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7页。）。于是，全党工作重心在八大后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2、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一次性的行动，不是几次“跃进”就能解决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他根据生产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定量考察来研究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征问题，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27页。）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想法，1963年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提出了“两步走”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3、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提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400页。）。毛泽东探索出的这条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道路既不是通过“羊吃人”的方式把农民逼为雇佣劳动者来发展工业化的西欧式工业化道路，也不是通过损害农业和农民利益来实现工业化的苏联、东欧式工业化道路，而是一条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发展农业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不仅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还开创了世界上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4、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他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构想。主要有：

①保存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毛泽东知道上海、天津出现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后明确指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设私营工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把他的这个设想称为“新经济政策”。

②冲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

③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④创造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三结合。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在毛泽东时代开花结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艰辛探索。因为他们的探索不仅使中国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避免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而且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分别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纠正了毛泽东那些不切实际或错误的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正确的思想，把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愿望逐步变成了现实。

三、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他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的。它们在观察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上，在关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上，在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实现使命的基本原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思想决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思想体系，而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没有提供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是发展的科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之一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的新特征相结合，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坚持、继承马列主义，不是固守马列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具体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高度求实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原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11

一、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一）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而当时中国面临的时代背景却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如何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问题。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在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二）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革命与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是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凡事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观点、原则方针，无论是出自毛泽东本人还是党的决定，都不能纳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属于毛泽东思想；（三）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创造，老一辈的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毛泽东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的现实意义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之为毛泽东思想。”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新的科学的评价。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大学生身上。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需要让大学生意识到毛泽东思想对于当今时展的指导意义，让大学生学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大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坚持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全面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是坚定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要求；是理解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继续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要求；是在当前形势下解决新问题的要求。

（一）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坚持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全面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七大对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做了新的概括：“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新概括，要求大学生必须把培育思想道德素质作为首要任务，把促进大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作为基本目标，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目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国家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思想旗帜，是作为中国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地位不容忽视。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大学生的头脑，使他们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

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不但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而且还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它覆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学习这一思想体系，可以使大学生接触到广泛的人文社科知识，丰富大学生的文化修养，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提高了，有利于他们学习专业知识，为专业知识的学习提供思想保证和文化基础。他们“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在全面贯彻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极为重要，通过对这一思想体系的学习，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人类传统，并在实践中发扬了这种精神，毛泽东思想正是这种创新的硕果。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体系，可以使大学生认识到创新精神贯穿毛泽东思想之中，这对于培养大学生树立创新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坚定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

毛泽东思想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伟大的指导作用。让大学生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刻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从而坚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全面的确立起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是分不开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学习毛泽东思想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总之，我们今天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三）学习毛泽东思想是理解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个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中，毛泽东思想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并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来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同志出色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比如在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上：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建立了这样一套共同语言，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全党都认同了。邓小平理论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所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共同语言来讲问题。可见，不学习毛泽东思想就不能真正地把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

（四）学习毛泽东思想是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党的一些方针政策，有了一些新变化，但是基本的方面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从很多方面来说，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基本点，没有做到的事情要做起来，做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没有做好的事情要做好。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可以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掌握毛泽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帮助大学生增强全面正确的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邓小平继承毛泽东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总结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教训，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于毛泽东，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面对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对落后的状态，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开始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任务，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并且提出了很多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思想。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探索过程中，经历过巨大的挫折，犯过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错误。但是总结反思，这些挫折也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教训，避免在社会主义建设犯同样的错误。学习毛泽东思想是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12

    毛泽东思想究竟形成于何时,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中历来是有争议的。这些问题争论的实质,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首先搞清楚判断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准将有助于对以上这些有争议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标准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形成。

    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部分内容或基本内容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

    在这一判断标准中,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认识有所不同,又有几个不同的意见。有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为标准,有的以有关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理论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和政策策略问题的解决为标准。尽管以上各种意见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具体认识不同而使得对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形成的具体标准产生了分歧,但在这些分歧之中却有它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这些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形成的标准都充分考虑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这一点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毛泽东思想得以萌芽、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的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正是在这个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的实践,使这个斗争实践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因此,判断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形成,理所当然离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践标准。

    二、以毛泽东思想相对完整内容的形成为标准

    毛泽东思想是一种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由不完整到相对完整,由相对完整到愈来愈丰富的发展历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就应该是指这一理论体系具有了相对完整的内容,并构筑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不同于萌芽,也不同于成熟。毛泽东思想在萌芽阶段时,内容尚不完备,还只是这一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一个部件。当毛泽东思想成熟时,内容就非常丰富了,它不仅构筑起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充实了这一框架。既然毛泽东思想形成时只是具有相对完整的内容,那么形成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当然不可能包含它进一步发展之后所具有的全部内容。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民主革命阶段就无法提出来。但是,与民主革命实践直接关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根据这一判断标准,都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形成时具有初步的内容。这是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形成的第二个标准,即看毛泽东思想是否具备了相对完整的内容来判断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否。

    三、以毛泽东思想的初步理论形态的形成为标准所谓理论形态,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形成时的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概括,而不是具体经验和具体政策。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党中央和党的一些领导人积累了经验教训,并根据实际提出一些正确的具体政策,如果不抽象成关于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那么还不能成为理论。有的同志将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等方面提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作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其实,这些具体政策尽管与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有联系,但并不直接是关于这些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它们为这些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却不能代替这些认识。二是,形成时的毛泽东思想应该有其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缺乏哲学体系就难以建立起来。毛泽东思想也是如此。但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和发展起来。

    因此,判断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还要考虑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1930年,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命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实际上提出了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

    四、以毛泽东思想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