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1

一、认真履行职责，立足岗位：

我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的驾驶技术，认清自己的本职工作，作为分站一名驾驶员，我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和执行车辆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认真钻研技术，提高技术水平，爱护车辆装备，及时检查保养车辆，保持车容整治、车况良好、遵守交通法规行车纪律，正确驾驶车辆爱护乘载人员，圆满完成车辆的每一次出车任务。在执勤中，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文明执勤，积极参加**单位领导组织的**任务，在**中注意行车安全，遵守好交通法规，没特殊情况严禁超速行驶，确保乘载人的安全，圆满完成上级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

二、加强军事训练，不断提高军事技能：

作为一名驾驶士官，我能积极参加各种军事训练，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技能,通过队列、擒敌、体能、警务实战的训练，提高了自己的军事素质和服从意识，磨练了自己不怕苦、不怕累的意志和精神，把自己在军事训练中所学到的技能应用到每一次边防执勤工作中。

三、遵守纪律和一日生活制度：

我严格要求自己，尊重领导、团结同志，在具体工作中坚决克至对身边战友的生冷态度的现象。努力为战友排忧解难，使自己的一一言一行都要从“争创执法为民窗口，争当执法为民标兵”的良好形象出发。积极主动地加强与战友之间的交流。作为“三互”活动的一名成员，我认开展好“三互”活动的工作。在工作中自觉的服从管理、服务大局，自觉的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和全站各项工作联系在一起。认真做好本职工作，认真遵守部队纪律和一日生活制度，积极参加单位里的各项文体活动。

总之，在这一年的工作中，在上级领导的关心教育下，我各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同时也存在不少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掌握的还不够熟练，学习积极性不高。吃苦精神还不够，但我还是有信心改正自我提高自我的决心，我会更加努力的工作，争取在以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为**事业做出最高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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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2

中图分类号：D9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123?06

法官惩戒制度在清末修律的筹备计划中已有弃旧革新之议，民初，沿此路径曾制定过专门的《司法官惩戒法》。但是，在旧文化与新制度的激烈碰撞中，法官惩戒制度并没有实践的政治空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按照五权分立的理念，制定了《公务员惩戒法》，形成了基于传统语境的独特法官惩戒模式。当前学界对此关注不多，笔者的探讨着眼于惩戒程序的梳理，并限于普通法官。

一、法官惩戒的立法

南京政府之前，关于法官惩戒制度即有区别于传统模式的动议和实践。清末修律计划中，曾拟由法部制订专门的《法官惩戒章程》，由于清廷迅即覆亡，专门的法官惩戒法夭折了。后续的政权沿袭清末的路径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立法实践，其历史轨迹如下。

（一） 北京政府时期的立法

北京政府时期，在西方法治理念的框架内，法官制度也因之模仿西方样式进行了变革，专门的法官惩戒法终于从计划走向实践。涉及法官的专门惩戒法，最早可溯及至1913年1月9日袁氏政府以教令形式公布的《文官惩戒法草案》[1]。虽然文官惩戒法律法规的颁行可以适用于法官，但与现代法官制度的理念颇有格之处。鉴于此弊，1915年10月15日，袁氏政

府公布了《司法官惩戒法》，该法共五章，三十四条[2]。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司法官惩戒法①，是法官惩戒近代化迈出的第一步，具有不可低估的时代意义。

（二） 南京政府时期的立法

南京政府成立后，按五权分立理论重新界定了权力的结构模式。1928年司法院成立，依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和《司法院组织法》，司法院是国家的最高司法 机关，执掌官吏惩戒权。1931年12月，司法院下属机构经调整更名为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3]。终政权之鼎革，法官惩戒一直由其中的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理议决。

1. 过渡性法规

1926年2月17日广州国民政府颁行了《惩治官吏法》[4]。这是一部综合性惩戒法规，分三章，共十九条。依据该法第一条，其惩戒的对象即包括司法官。鉴于综合性惩戒体制权力混沌的弊端，在五院制政府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5月12日曾经颁行关于法官惩戒的专门法规，是为《法官惩戒暂行条例》[5]（414?417）。为配合惩戒的运行，还相应地成立了法官惩戒委员会。1928年7月2日又呈准公布了《法官惩戒委员会办事细则》[5]（335），1928年8月7日，法官惩戒委员会还公布了《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处分科规则》等[5]（336）。由于五院制政府的成立，该委员会随后被裁撤，其职权归并于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2. 专门惩戒法

1931年6月8日，国民政府颁行了《公务员惩戒法》[6]。该法共二十八条，六章，包括通则、惩戒处分、审议程序等基本内容。该法出台后，《法官惩戒暂行条例》当然地废止。虽然该法第一条规定：公务员非依本法不受惩戒，但法律别有规定者，不在此限。因为前述“暂行条例”并非“法律”②，而且从该法颁行后直至新中国成立，也没有制定“法律”性质的“别有规定”的法官惩戒规范。因此，普通法官的惩戒皆由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依照《公务员惩戒法》进行。这是法官惩戒的最基本规范。在适用中，还对该法进行了一系列因时制宜的修正：如1933年6月，通过对第十条的修正案，强调了对多个应受惩戒行为，以及一案多人的惩戒案实行惩戒机关就高不高低的原 则[7]。 1948年4月1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修正后的《公务员惩戒法》[8]，对其中的一些不当或不精确条款进行了修订，并增加了休职之惩戒处分，作为撤职的次轻处分。

3. 惩戒组织法

为配合《公务员惩戒法》的施行，1931年6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9]，对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的任免、内部机构及其权限、议事规则等作了进一步细化。依照该组织法，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分为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和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掌管全国荐任职以上公务员及中央各官署委任职公务员之惩戒事宜。南京政府时期普通法官皆属荐任职以上，故统由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惩戒。该委员会的组成和职掌情况为：委员会置秘书长一人，特任；委员九至十一人，简任。委员的人选，应满足如下基本条件：委员中应有三至五人曾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充简任法官者，该条强调的是委员的法律素养和官等要求。此外，在这一整体要求之外，还有个体要求：委员应年满三十岁而且对政治法律有深切之研究，同时还须满足如下条件之一：曾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任简任公务员二年以上或荐任职公务员五年以上者；对“党国”有特殊勋劳或致力革命十年以上者。此条强调的实际上是政治素养的要求，作为综合性惩戒机构，在当时政治环境下，有其合理之处。惩戒组织法也进行了一系列修正：如1938年5月12日国民政府颁行的修正案，对惩戒委员会审议惩戒事件时应出席的委员人数，以及一些办事机构的设置作了修订[10]。1948年，又再次修正。

4. 规则与细则

根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另定办事细则的规定，司法院于1934年7月21日颁行了《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办事规则》[11]（338）。该规则共二十条。其主要内容为规定委员长、委员的相关权利义务，以及议事的基本规则。关于委员长，如有事故时，得指定委员一人临时之。至于委员，规定非有正当理由并经委员长许可，不得缺席会议。

1934年8月31日，司法院第267号指令颁行了《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书记厅办事细则》[11]（339?340），对书记厅内部的分工进行了具体化的规定。书记厅设有书记官长，承委员长之命处理并指挥监督书记厅一切事务。书记厅内设有总务科、文书科、议事科。其中文书科掌理的事项为：文电撰拟、收发、登记等事项，卷宗编档保管，搜集图书，编制工作报告，以及编辑特刊等事项。议事科职掌为：通知分配惩戒案件以及配受委员等事，通知开会及开会准备事项，关于审议记录及整理事项，议决书校对正本事项，以及惩戒统计事项等。

由上述近代以降的法官惩戒制度的历史轨迹可见，从清末的动议到民国北京政府的实践，再到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创造性变革，法官惩戒立法由专门惩戒法走向了综合性惩戒法。这种变化是立足于传统的转向，其利弊难以一言尽之。从立法上看，除特别法官如选任、简任等官有其特别的惩戒法规外，普通法官的惩戒规范体系即由上述基本法、组织法及其一系列办事细则构成，体系颇为完备，值得我们进行历史性审视。

二、法官惩戒的启动程序

法官如有应受惩戒的行为，通过主管机关的提请、律师或者律师团体的控告或者冤屈者的呈控等方式进入官方惩戒的启动程序。提起惩戒有法定的程序，通过法定机关的提请启动惩戒程序，是惩戒的发端。因为惩戒机关的运作是被动的，它不能自动地发动惩戒程序，故确定合理的有惩戒提起权的机关是十分重要的，这关系到法律实现的应有程度。

（一） 法官惩戒的移付机关

《公务员惩戒法》规定提起惩戒程序可经由两类途径。一种为监察院提起惩戒程序，监察院认为公务员有应受惩戒之情事应付惩戒者，应将弹劾案连同证据依如下各款规定移送各自所属的惩戒机关：即国民政府委员送中央党部监察委员会；此外之政务官送国民政府；事务官送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另一种为各该长官提出惩戒程序：各院部、会长官或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认为所属公务员有应受惩戒之情事者，应备文声叙事由并连同证据送请监察院审查。此外，各该长官对于所属荐任职以下公务员得迳送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议。

由于官等序列的差异，不同官等法官之惩戒应依法送呈不同的惩戒机关。其初，五院院长皆为国民政府委员，故司法院院长之惩戒，理所当然地移送中央党部监察委员会。其后，因为《国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正，五院院长不再兼任国民政府委员，此时是否还依旧制，曾有争议。这些争议主要因为惩戒主体的变更会影响到政治地位和程序权利。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受高等惩戒机关惩戒的法官被惩戒的概率也相应变小，而且按照当时的法制环境，高等惩戒机关的惩戒程序更为简单甚至没有规定的程序，如果惩戒不是因为政争所致，这实际上是赋予这类法官的特权。如我国清代即规定官员的惩戒需提高审级甚至组织特别审判庭，即在案件“准入”上就增加了难度，更何况其他程序利益。这既是官体官威的体现，也是等级特权所需。

弃却利益总是不容易，上述争议不久即有结果。据1932年8月12日国民政府训令称：将五院院长等政务官不归中央监察委员会惩戒，“既非立法当时之本意，尤与现制五院各自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之精神不合”[12]（408）。因此，司法院院长提高惩戒机关等级的待遇不变。司法院院长之外的其他政务官序列的法官，其惩戒权归于直属国民政府主席的政务官惩戒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民政府委员7至9人组成，惩戒事件议决后报国民政府以命令宣告。”[13]（284）除上述特权法官外，所有普通法官的惩戒皆应移送到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二） 惩戒启动程序

根据1929年公布、1932年6月24日由国民政府修正公布的《弹劾法》[12]（407?408），惩戒案件的启动程序为：如有法官应受惩戒，须由监察委员就其违法或失职之行为向监察院提出弹劾案。弹劾案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应详叙事实。监察院收受弹劾案后，再由提案委员之外的监察委员三人予以审查，如经多数认为应付惩戒时，监察院应即将被弹劾人移付惩戒。前述案件审查，由监察院全体监察委员按序轮流担任，旨在保证审查程序能够公正、有序地进行。如果该弹劾案经审查认为不应交付惩戒，但提案委员对此有异议时，应将该弹劾案再付其他监察委员五人进行审查，此次审查为最后之决定。在这里，异议审查增加了人数，且令先前审查委员回避，是为程序正义的一般要求。为避免程序上的繁复，异议审查实行一审终局的原则。弹劾法强调：监察委员在提出弹劾案时，应本着慎重和严肃的原则，力争避免草率提案。同时，为保证提案提出后不因不正当的干扰而滋生弊端，弹劾案一经提出，不得撤回。

《弹劾法》第七条规定：审查弹劾案之委员，与该案有关系者，应行回避。为保证监察委员弹劾权力的独立性以及弹劾程序的公正性，该法规定：监察院长对于弹劾案不得指使干涉，而且对于任何弹劾案在未经移付惩戒机关前，不得对外宣泄。如果弹劾案内法官的违法或失职之行为，情节重大、有急速救济之必要者，监察院在将该弹劾案移付惩戒机关时，得通知该主管长官为急速救济之处分。主管长官接到该通知后，如不为急速救济之处分，被弹劾人受惩戒时，该长官应负相应责任。因监察院行使监察之权，故惩戒机关对于移付惩戒之案件有延压时，监察院得依法质询。关于惩戒启动程序的直观性表现，如下述案件[14]：

本院移付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文（二十二年二月六日）

为移送事：案据监察委员高友唐呈劾浙江新昌县法院推事周文亮渎职殃民一案，当经派由监察委员高一涵、李梦庚、周利生等审查。兹据报告：认为应付惩戒等语。相应钞检各件，移请贵会查核办理！此移。

上述是对监察院在惩戒程序启动时的相关流程进行的大致说明。从其基本流程来看，在启动程序的设置过程中，比较注重正当程序的理念。根据五权分立的原理，将惩戒提付权与惩戒审议权分开，形成权力制衡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惩戒程序的公平。

三、法官惩戒的议决程序

依照《公务员惩戒法》，法官惩戒案件的审理程序是为议决程序， 包括从案件的收受直至裁判书的作出等一系列环节，非常细致和精密。

（一） 案件收受与分配

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接收移送惩戒的案件后，根据前述惩戒委员会书记厅《办事细则》：对于每日收到的文件，应由文书科收发员摘由、编号、注明文到时日、加盖“最要”“次要”戳记、登入总收文簿送书记官长室分交各科拟办。根据司法院颁行的《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办事规则》[11]（338），惩戒案件应按收案编号次第及各委员席次轮流分配，以避免徇情与推脱。委员的席次，以任命的先后决定，如系同时任命，则以名次之先后定之。

（二） 案件初查

案件按文书流程处理后，即应开始惩戒审查程序。审查结束，应提出审查报告，由委员长召集审议会，如认为有调查之必要时，应先行调查。调查委员在质询被付惩戒人、传询证人或命令鉴定时，均应通知所定日期，并于本会会所进行。惩戒委员会除依职权自行调查外，还可以委托行政或司法官署调查，委托调查在各该机关进行。调查委员调查完毕，应于十日内向委员长提交报告书。该报告书应包括如下内容：被付惩戒人姓名、官职、性别，被付惩戒之事实，凭证及调查经过情形。

（三） 受惩戒人的权利保障

对于受移送惩戒之惩戒事件，在惩戒案件审议过程中，被付惩戒人有法定的知情权、申辩权等权利。据该《公务员惩戒法》第十五条：惩戒机关收受案件后，应将原送文件抄交被付惩戒人，并指定日期命其提出申辩书，在必要时，并得命其到场质问。如果被付惩戒人不行使此项权利和履行相应义务，惩戒机关得迳为惩戒之议决。

（四） 停职与回避等程序

惩戒委员会如对所移送之惩戒事件认为情节重大者，可以通知该管长官先行停止被付惩戒人之职务。法官停职有法定的情节：一是刑事诉讼程序实施中被羁押者。二是依刑事确定判决受褫夺公权之宣告者。三是依刑事确定判决受拘役以上之宣告，正在执行中者。根据中立性原则，惩戒委员会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应依法回避，其回避事由准用《刑事诉讼法》关于推事回避的规定。根据司法院颁行的《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办事规则》：回避事由的审查由委员长召集委员会，以出席委员过半数议决行之。对于文书的送达，也有明确的规定：依照《公务员惩戒法》及前述“办事规则”，关于被付惩戒人之文书遇有不能送达时，准用刑诉法关于公示送达的规定。

（五） 审议程序

按《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针对法官惩戒案件，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得有委员七人出席方可开议。惩戒案件开议，由委员长指定一人为主席。委员长对于惩戒事件可以查察程序进程，但不得干涉惩戒。根据前述惩戒委员会的办事细则：委员长在接到上述报告书后，应即指定日期召集审议会。惩戒委员会审议事项时，各委员均须陈述意见，其次序始于末席递推而上直至主席，审议会之议事不得公开。在整个过程中，各委员及职员均应严守秘密。惩戒机关议决案件，遵循多数决的原则。依据《公务员惩戒法》：议决以出席委员过半数之同意来决定。如出席委员的意见分三说以上，不能得过半数之同意时，应将各说排列，由最不利于被付惩戒人之意见，顺次算入次不利于被付惩戒人之意见，至人数达到过半数为止，以此说为确定之处分。1948年，国民政府“行宪”后，在内外交困中，还公布了修正后的《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11]（7），进一步完善了惩戒程序的司法特性。如该法修正第五条：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依法审议惩戒案件，不受任何干涉。此举类似于法官审判的规定，符合司法独立的制度设计。

（六） 议决书处理程序

根据上述书记厅的办事细则：审议议决后，应将审议记录送交本案原配受之委员，并由其于五日内制作议决书。议决书应包括如下内容：① 被付惩戒人姓名、官职、性别、年岁、籍贯、住所。② 主文。③ 事实。④ 理由。⑤ 年月日及审议出席各委员署名盖章。惩戒议决后制作的议决报告书，由出席委员全体签名。该议决书应按规定程序分别予以送达、咨照和呈转。此外，书记厅应将文卷归档，由文书科收发员将种别、类别、案由、件数、附件等项记入档卷编存簿并随簿送该科管卷员登簿盖章。

（七） 程序冲突的处理

如果惩戒程序与刑事程序有冲突，《公务员惩戒法》规定，在惩戒过程中适用刑事程序优先的原则：第一，惩戒机关对于惩戒事件认为有刑事嫌疑者，应即移送该管法院处理；第二，同一行为已在刑事侦查或审判中者，不得开始惩戒程序；第三，同一行为在惩戒程序中开始刑事诉讼程序时，于刑事确定裁判前，停止其惩戒程序。在刑事程序完结后，惩戒委员会再根据刑事审理的结果以确定惩戒程序的运作。

惩戒议决中的主要环节为案件审议程序，虽然惩戒法的规定较之诉讼程序相对简略，但不失正当程序之意旨。其流程如下述惩戒案。本案中被付惩戒人镇江地方法院法官钟士成等，于1935年审理五洲药房人陈念棠告诉刘德培等伪造商标之案。陈念棠以该法官等故为出入，向同院检察处告诉，检察处以“未能证明”决定不。陈念棠因此又以违法渎职各情呈监察委员提起弹劾，由监察院咨请司法院移付惩戒而发交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审议中，钟士成等辩称，其所拟判决系误漏法条，并非故为出入，而且该案曾经司法行政部议定：钟士成等因异常疏忽，予以儆告。鉴此，钟士成等申请适用一事不再理之原则，免予置议，也即不应再启惩戒程序。但惩戒委员会认为：儆告为监督权之发动，与惩戒处分由惩戒权发动者不同，不得援用一事不再理之例。钟士成等承办讼案，对于法条字句以及商标注册之公文书概行忽略，率予判决，情节严重。因此，各予以相应惩戒。[15]

四、法官惩戒的执行程序

《公务员惩戒法》中关于法官惩戒的执行程序规定得非常简略，这可能首先是因为执行程序在本质上是个行政程序，没有必要像议决程序一样进行司法化地设置各个环节。其次，惩戒议决系一裁终结，在当时也没有规定细致的再审议程序，因此，在执行程序中，即便有议决错误，也缺少相应的申诉辩解等程序来使被付惩戒人表达诉求。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惩戒的对象是公务员，在传统官本位的语境中，其程序的启动本身即非常慎重，出现错误的可能非常小。再次，惩戒处分并非不可逆的过程，如果惩戒错误，在执行之后还可以更正和恢复，不像诉讼程序会产生财产和身体惩罚的严重后果。最后，执行程序不属于法官惩戒主体的中央公务员委员会的职权，故而不应也不必在该法中进行细致的规定。

执行程序的主要依据是惩戒议决书，在议决书“主文”中，根据《公务员惩戒法》的规定应明确裁判应予之惩戒处分。执行处分的种类，按《公务员惩戒法》的规定，共有五种，由重至轻分别为：免职、降级、减俸、记过、申诫。上述惩戒处分，《公务员惩戒法》和相关解释对此作了具体规定：如免职除免其现职外，并规定在一定期间内停止任用，其期限至少为一年。降级系指依其现任之官级降一级或二级改叙，自改叙之日起，非经过二年不得叙进。受降级处分而无级可降者，比照每级差额减其月俸，其期间为二年。减俸是指依其现在之月俸减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支给，期间为一月以上、一年以下。记过，从记过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进叙，一年内记过三次者，由主管长官依前条之规定减俸。申诫以书面或言词为之。

惩戒执行的流程虽然简单，但也不无称道之处。依照《公务员惩戒法》及其修正案，在对法官作出应予惩戒的决定后，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应将议决书送达被付惩戒人、通知监察院及被付惩戒人所属官署，并送登国民政府公报或省市政府公报。按照规定，该惩戒委员会应于议决后七日内连同议决书三份报告司法院。由司法院按照官等的不同，将议决书呈转并进入不同的执行程序：其一，被惩戒人如系荐任职以上者，由司法院呈请国民政府或通知其主管长官行之；其二，为委任职者，由司法院通知其主管长官行之。普通法官属于荐任职以上，故应按第一种程序进行，一般应由司法部执行。上述两种情况的执行均应通知铨叙部。铨叙部是考试院的常设机构之一，其相关职权为：“掌理公务员成绩审查、任免审查、资格审查、升降转调审查、俸给审查、年金审查、奖恤审查 等。”[13]（264）这应当属于备案监督程序。由上述流程可见，法官惩戒的执行程序涉及五院中的三院，这种设置，便于相互的制约与监督，不失为良法美制。

由于法律法规对法官惩戒的执行程序只作简略规定，笔者谨引下述案例作为进一步的介绍。如下文：[16]

司法行政部训令（训字第497号）

令试署河南高等法院院长凌士钧

案奉司法院本年一月十六日训字第四六号训令开：“据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呈称，查河南修武县县长蔡雨田、承审员崔光斗被劾违法失职一案，前准监察院移付惩戒到会，业经本会议决处分・・・・・・本院查议决书主文开：蔡雨田记过二次，崔光斗减月俸10%，期间二月各等语・・・・・・该承审员崔光斗减俸处分，应由该部执行。合行检发议决书三份，令仰遵照办理。”等因；奉此，除将议决书抽存一份备查外，合行检发议决书二份，令仰将该承审员崔光斗减俸处分遵照执行。

上述承审员虽非正式法官，但在没有设置法官的县域，他们是专业的审判人员，实际上行使着法官的职权。南京政府时期，出于对司法事务及司法者的慎重态度，虽然承审员不是荐任职以上的公务员，但也纳入普通法官序列由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惩戒。实际上，即使是县长作为荐任职以下的行政官员，本应属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惩戒，但只要是因为司法事务而受惩戒，皆提高其管辖而由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惩戒。由于在实践中，这些不同主体因涉及司法事务而受惩戒的案件适用的是法官惩戒程序，因此，该承审员案的执行程序实际上也是普通法官的惩戒执行程序。综上，法官惩戒的执行，一般由惩戒委员会呈司法院转司法行政部，再由司法行政部以部令的方式训令各该法院进行具体执行。

五、结语

法官惩戒适用《公务员惩戒法》，这种模式是否适合，不无异议③。即使是《公务员惩戒法》本身，其中的争议也时有所见。如1945年5月，六届一中全会上曾作出决议，拟将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划归监察院，意在使监察院控审权合一[13]（284）。当然，此议最终没有实现。再如，针对其中等级化的惩戒制度，有学者言：“徒然破坏了惩戒权的统一，这是不必要的。” [17]这种批评也有部分回应，1948年，国民政府公布了修正后的《公务员惩戒法》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将公务员的惩戒权统一划归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公务员惩戒法》经过多年的磨合，在总体上是趋于理性的。纵观关于法官惩戒的大量议决书，其效果也是一目了然的[18]。反思该制度本身，有如下三点值得重视：首先，控审分离的权力制约模式。法官惩戒实行控审分离，可以形成近似控辩式的审理模式，既可避免既控又审的专制弊端，又可杜绝审理人员的案情预断，符合司法过程需要判断的中立性和独立性的特点。其次，惩戒程序的司法化。惩戒机关的惩戒委员只对案件负责，不受任何干涉，这是司法特性的体现。在议决过程中，委员的发言从资历最浅者开始的与官本位思维有别的逆向顺序，以及多数决不能形成时将不同意见并列并逆推以保障当事人利益的程序设计，皆有正当程序的意蕴。最后，惩戒法规和惩戒机关的专门化、统一化，也是我们今天应认真反思的问题。我国当前尚无专门、系统的法官惩戒法，惩戒机关的设置几乎处于非制度化形态，这是我们司法改革中不能忽视的问题。

注释：

① 其时的司法官包括法官和检察官，因此并不是纯粹的法官惩戒法。但在民国时期，作为法官惩戒法而言，它更具有专门性。南京政府时期制定的《公务员惩戒法》，严格地说，是一部综合性惩戒法规。从法理上讲，北京政府时期的惩戒模式更可能被认同，但在五院制政体下，这种适度集中的综合性惩戒模式可能更有效果。

② 因为依照法理，“法律”应由立法院依立法程序制定。

③ 当前在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制定专门的《法官惩戒法》并设置专门的法官惩戒机关的讨论，结果如何，限于材料，尚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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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司法院参事室. 国民政府司法例规： 上册[C]. 司法院印行， 1930.

[6] 公务员惩戒法[J]. 司法公报， 1931（127）： 2?6.

[7] 呈国民政府缮具修正公务员惩戒法第十条条文呈请鉴核由[J]. 立法院公报， 1933（50）： 17.

[8] 公务员惩戒法修正案[J]. 浙江省政府公报， 1948（3457）： 5?7.

[9] 蔡鸿源. 民国法规集成： 册34[C]. 合肥： 黄山书社， 1999： 111.

[10] 司法院参事处. 新订国民政府司法例规： 册一[C]. 司法院印行， 1940： 228.

[11] 蔡鸿源. 民国法规集成： 册37 [C]. 合肥： 黄山书社， 1999.

[12] 司法院参事处. 增订国民政府司法例规则补编： 第一次[C]. 司法院印行， 1933.

[13] 徐矛.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14] 本院移付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文[J]. 监察院公报， 1933（18）： 101.

[15] 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员. 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议决书汇编[C]. 本会印行， 1934： 24?26.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3

从中国现有的学术话语和实践话语来看，规范思路和实证思路是相关的两个主要思路。规范思路积极主张从技术上研究法律论证以及积极推进法律论证的一般意义，积极主张司法实践应该朝向“充分陈述法律理由”的目标不断改革。[2]实证思路从现实上认为法律理由是在实际制度环境中体现意义的，指出法律理由对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法律论证而言自然会有不同的现实谱系，人为的改革努力，并不能够解决不同环境中的实际法律论证问题。[3]实证思路虽然强调实际的制度现状以及制度制约，但是并未因此否认 “法律论证理由应当充分”这一理想。[4]换言之，就最终追求而言两种思路是一致的，它们都在希望中国司法中的法律论证有朝一日可以实现标准的、理想的 “充分”乃至“令人信服”。

在我看来，这两种思路虽然都有涉及但是都未深入探讨一个问题：“法律论证理由充分”从法律论证机制本身来看将会遭遇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如果对其不能加以必要的深入澄清，那么，对法律论证真正意义的理解就会有所折扣。我将结合新近出现的一份刑事终审裁定书，[5]并且以其作为基本的材料来源和叙事平台，分析相关的问题，从而论证一个也许看似消极实则有益的观点：在司法中应该作出法律论证，但是这种法律论证不应追求“充分”。我将分析表明，即使在当下中国司法可以作出所谓的充分法律论证的条件下，[6]要求“使之充分”，依然可能不是一个令人期待的目标。

首先需要附带说明几个问题。

第一，通常认为，从司法角度来说，诉讼案件就其法律解决而言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没有争议的案件，比如一方起诉而另方承认或者没有任何抗辩，而且法官之间对案件没有争议；其二是有争议的案件，比如双方各执一词，彼此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和理由。在第二类案件中，一般认为，通过相互争论或者法律论证这个通道将会出现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争议得到解决，于是，争议案件转变成了没有争议的案件，比如一方通过庭审、辩论或者阅读裁判理由发现自己是不对的，或者认为对方更有道理，从而承认、接受对方主张以及裁判结果。第二种结果是争议无法得到解决，换言之通过互相争论或者法律论证这个通道双方之中没有一方接受他方的主张，或者达成妥协。

可以看出，“法律论证理由应当充分”的制度建设期待，主要是以第二类案件情形作为现实基础的并以其作为目标。因为，这种情况似乎可以展示法律论证的话语权威，展示其所表达的逻辑知识力量或者说服力量，直至表明充分的法律论证如何可以摧毁不应存在的争议结构，或者，直至展示法律裁判的中立的正当性，如果争议对立是无法解决的。针对第一类案件也即没有争议的案件，法律论证应该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且可能是多此一举的。[7]

因此，我将集中考察基于第二类案件情形而呈现的法律论证问题。本文所讨论的终审裁定书，也属于基于第二类案件而产生的裁判文书，更准确地来说是第二类案件中的第二种情况。[8]

第二，本文涉及的“充分”，应该是指除运用细节的明确法律规定（包括法律原则）以及运用一般形式逻辑推理加以论证这两种方式之外的、对其他辅助论证资源的大量使用直至不断使用。[9]而辅助论证资源主要包括：（1）说理方法；[10]（2）经验常识；（3）法律原理。[11]如果仅仅适用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原则，以及一般形式逻辑推理，以论证自己的法律观点，应当认为，这与“充分与否”是没有关系的。当仅仅阅读“明确法律规定与法律原则”和仅仅阅读 “形式逻辑推理”的时候，阅读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发觉这是“这么规定的”，这是“本来如此的”，不会发觉这是“很有道理的”。而“很有道理”才是“充分”这一概念的另外语汇表达方式。不难理解，如果期待促使一个法律论证“很有道理”，也就必须竭尽思考所能而去不断地使用说理方法、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等。其实，这也是人们主张法律论证充分的主要内容。[12]我们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说，“充分”一词隐含了“量增”的指涉。至于“法律论证”的含义，在本文中是指仅仅运用细节的法律规定（包括法律原则）以及运用一般形式逻辑对法律枝节观点进行论证，从而支持法律基本观点论证的推演活动。对单纯的法律论证，是可以使用“严密”一词加以描述的。“严密”一词通常没有“量增”的指涉。

因此，我将主要围绕说理方法、经验常识、法律原理，来论证“应该提出法律论证，但是不应使之充分”这一观点。

第三，众所周知，司法中的法律论证，包括隐蔽的和公开的。法官个人的某些思考、合议庭的某些讨论，又如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某些讨论，其中的法律论证如果并不见诸文字，则是隐蔽的。如果以裁判文书方式公布出来，则是公开的。当然另有所谓审判秘密的“内部文件”（比如合议庭笔录）所包含的法律论证，也可说是隐蔽的法律论证。司法裁判文书表现出来的法律论证尽管是公开的，但是，其既可能表达文书形成之前的论证过程，也可能没有表达，或者没有完全表达。本文忽略这些区别。因为，本文所讨论的观点及内容对隐蔽的和公开的法律论证都是有意义的。就此而言，在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尽管本文观点也许可以视为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西方罗马法传统中曾经有过的一个古老观念，也即司法裁判文书不应提供裁判理由的说明论证，然而，本文观点仅仅是在某种意义上恢复的。我的观点在主要方面与之有别。首先，我认为应该提出法律论证，只是不应使之充分。其次，我认为不论在公开的司法裁判文书中，还是在“内部”的司法讨论过程中，都需要尽力不使之充分。这是从根本上尝试以另一视角重新审查法律论证的“充分”。

第四，本文所依据的基本材料是一份终审裁定书。对法律实践生产出来的文本进行分析，对本文阅读者来说，容易造成“笔者是在支持某方、反对另方的法律立场”的印象，而且，许多相关的另外作者作出的分析的出发点也的确是如此。[13]然而，表明支持或者反对哪方立场，不是本文的论证目标。基于这点，我将尽量不去从“我认为”的角度去概括各方的所谓争论焦点，以及所谓争论关键和谁对谁错。我不是作为一名具体法律实践者来考察这一文本生成过程的，以及其内容究竟是如何的。因此，我将会尽量避免像法律实践参与者那样提出自己的“概括意见”，尽管这从叙述方法上来说是十分困难的。[14]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这一裁定书所包含的意在“充分”的诸如“说理方式”、“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等其他论证资源，在当下中国法院许多追求法律论证充分的裁判文书中当然包括“内部”的司法讨论中，也是被较为普遍使用的，[15]而且，这一裁定书是由某省高级法院作出的。因此，这一裁定书具有一定的范例意义，可以表征中国司法追求法律论证充分的主要倾向。这也是本文以其作为基本材料来源和叙事平台的缘由所在。

一

不久以前，某高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裁定某法官玩忽职守罪名并不成立，维持一审原判，驳回检察机关抗诉。

案件源自一起民事纠纷的审判。民事纠纷审判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某原告起诉若干被告，主张被告应当还债。某基层法院立案，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并排定某法官独任审判。原告据以主张的主要证据是“借据”，其中有若干被告的署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之一声称“借据署名”是在原告胁迫下签署的，彼此之间实际上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否认胁迫。独任法官询问被告是否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告声称没有。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独任法官作出被告败诉的判决。判决之后被告没有上诉，案件随后进入执行程序。在执行程序启动之际，被告之中两人在法院附近服毒自杀。再后公安机关开始介入，原告承认被告是在胁迫之下签署借据的。这起民事判决遂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当地一机构（市政法委）与被告亲属签订协议，补偿被告23万。检察机关认为独任法官在审理这起民事案件中玩忽职守，并且造成严重后果，提起刑事诉讼。

在刑事诉讼中，一审法院认为：独任法官对当事人自杀是不可能预见的，没有主观上的过失，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履行了法官的基本职责，而且当事人自杀与独任法官的相关行为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属于意外事件，因此该独任法官的玩忽职守罪名不成立。

检察机关认为一审判决是错误的，提起抗诉。在二审中，某市检察机关提出如下法律论证[16]：

其一，该法官的行为属于没有正确履行职责、极其不负责任的玩忽职守行为。理由有三。第一（R1）[17]，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均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司法机关报案或举报；1998年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在被告之一已经提出“借据”是在原告胁迫下写下的，原告有刑事犯罪的重大嫌疑的情况下，该法官没有履行上述规定的职责义务。第二（R2），在庭审中该法官有不着制服等不规范的行为。第三（R3），该法官没有按照主管领导批示将处理意见报告领导后再作判决，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

其二，该法官玩忽职守行为与自杀事件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由有二。第一（R4），该法官玩忽职守行为并不必然导致自杀事件出现，但是的确是引起自杀出现的唯一原因。玩忽职守行为可能引起一个或多个不特定的危害后果，只要出现一个并且达到追究刑事责任标准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第二（R5），作为司法工作人员，该法官应当知道自己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案件错判，将会出现包括自杀事件在内的严重后果。不论由于应当预见而未预见，还是由于轻信能够避免，该法官都有主观上的过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某省检察机关作为支持抗诉一方，提出如下法律论证：

第一（R6），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是针对一般民事案件的规定，当民事案件涉及刑事犯罪的时候，应当以例外方式遵循刑事诉讼法和上述最高法院的规定。该法官没有履行这一职责义务。

第二（R7），该法官在法院工作时间长达16年，其工作经验应当使其预见当事人在被迫写下借据、法庭草率判决后只能以死抗争的后果。

第三（R8），该法官的行为最终导致国家损失23万。当事人自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为消除影响，不论基于何种性质、通过何种程序、经过何类主体，国家均因此付出这笔补偿。该法官的玩忽职守行为与这一后果存在必然的联系。

针对检察机关一方的法律论证，辩护人提出了自己的法律论证：

首先（R9），民事诉讼法要求法官公平对待当事人的举证，不能仅仅因为一方的口头抗辩，即认为另外一方有刑事犯罪嫌疑。该法官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审理案件，履行了法官的基本职责。

其次（R10），该法官在庭审中没有不负责任的表现，没有排除利害关系的证据证明“不负责任”。

再次（R11），没有排除利害关系的证据证明该法官在审判中未请示主管法院领导。

最后（R12），该法官行为与当事人自杀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有运用种种法律救济方式的机会，但是当事人没有选择各种法律救济而是选择自杀。这是任何人当然包括该法官无法预见的，也是无法阻止的。

作为被告人的该名法官自己补充指出：

第一（R13），在当事人提出“胁迫”抗辩的时候，自己询问了当事人是否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询问了原告是否曾经“胁迫被告”，这是履行民事审判法官职责的表现。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机制缺乏了解；

第二（R14），不能仅仅因为一方口头抗辩，便认为“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

第三（R15），如果仅仅因为一方口头抗辩终止民事诉讼，对另外一方是不公平的，同时将使民事诉讼制度陷于混乱，这才是不履行法官的职责；

第四（R16），被告放弃了所有法律赋予的诉讼救济权利，采取自杀，其责任不能归咎于法官；

第五（R17），事后新证据证明判决结果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最高法院的规定，判决不能认为属于错案，因而也不存在错案追究的问题。

从双方的法律论证可以发现，这件案件是有很大争议的，而且是罪名成立与否的根本性争议。我们先看法院是怎样表述最终裁定结果的。终审裁定书称：

被告人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在民事诉讼中依照法定程序履行独任法官的职责，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认定案件事实并作出判决，其行为不属不负责任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玩忽职守行为。客观上出现的自杀结果与其职务行为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必然因果关系，其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原审法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作出被告人无罪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审判程序合法。检察机关抗诉理由不成立。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依照目前较为普遍的司法改革观念以及最高法院相关的改革要求，如果终审裁定书所表达的裁定意见仅仅如此，那么，这属于没有提出法律论证理由的一份裁定意见，其中更加无从谈到法律论证是否充分，而且，这是中国以往司法裁判最为普遍的也是最为需要改变的情形之一。可能因为这一现实，所以我们看到终审裁定书的裁定意见并非仅仅如此。

二

终审裁定书论证了裁定理由。其首先归纳了双方争论的焦点。其中有三。第一，两点事实认定的问题。第二，被告人是否存在玩忽职守行为。第三，自杀事件及其他损失与被告人的职务行为是否存在必然联系。[18]

针对两点事实认定的问题，二审法院提出如下法律论证：

（R18）关于该法官是否在民事庭审中是否存在着装不规范等问题，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提出了一些人的证言，这些证言是由与自杀者有关系的若干人提出的，而且是在自杀事件发生之后提出的，因此，这些证言是有利于一些当事人的证言，不足采信。作为辩方的该名法官，提供了当时开庭的笔录及书记员的证言，表明该法官的庭审行为是规范的。两相对照，检察机关的指控证据不足。

（R19）关于该法官是否请示主管法院领导问题，检察机关提出了主管法院领导的证言和该领导接待当事人的“接待笔录”。该领导称已对该法官说“此案需要请示”。“接待笔录”上写“请先告知判决结果后签发判决书”。但是该法官称，该领导说“此案只能这样判决”并表示该法官自己可以签发判决书。鉴于不能证明“接待笔录”已为该法官所看到，故检察机关的指控证据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二审法院在终审裁定书中没有提到一个问题：就事实而言主管法院领导与该法官在这起民事判决中的法院内部工作关系究竟是如何展现的。在一审中，控辩双方以及一审判决都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认定问题。[19]因为，控方认为，如果主管法院领导的确有如该法官所说的那样，“权力下放、自己签发”，那么，在判决是错误判决的情况下，主管法院领导似乎是有责任的。反之，如果主管法院领导已说“需要请示”，该法官不经请示自主签发判决，那么，错误判决的问题似乎应由该法官负责。当然，一审辩方和一审法院，都曾提到独任法官在民事诉讼中有权独立审判，不论是否请示主管法院领导。[20]

进而值得注意的是，二审法院与一审辩方和一审法院类似，在提到部分对抗证据也即R18、R19的认定之后，还作出了新的阐述：

（R20）根据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关于落实法院审判组织权限的有关解释，合议庭或独任法官有权作出判决，对重大疑难案件可提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在实际审判工作中，向院长、庭长汇报并听取意见，属于法院内部汇报请示及沟通的一种方式。合议庭或独任法官有权决定是否报告以及是否需要请示院长、庭长。除经法定程序由审判委员会决定，院长、庭长不能改变合议庭或独任法官的意见。合议庭或独任法官审理非重大疑难案件后直接作出判决，是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检察机关以该法官没有听取领导意见自行下判，作为指控不正确履行职责的一个理由，缺乏法律依据。

换言之，在二审法院看来，似乎一审各方注意甚至自己提到的“就事实而言主管法院领导与该法官在这起民事判决中的法院内部工作关系究竟是如何展现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即使证据可以证实该法官自己签发判决，该法官依然是正确履行职责。当然，我们可以迅速提出一个问题（Q1）[21]：既然独任法官可以独立判决，那么，二审法院评判控辩双方在“主管法院领导”问题上证据如何，其意义是什么？我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

再看二审法院对焦点二的法律论证。对焦点二中的第一个问题，即“被告人没有执行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规定》是否失职”的问题，二审法院指出：

首先（R21），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地位中立，审判人员对诉讼双方均应平等对待，保障其各项诉讼权利。双方举证权利义务平等，无法证明自己主张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结果。因此，法官在民事诉讼中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是正确履行职责，体现司法公正。原告以借据举证，被告承认借据署名，故原告举证有效。被告辩称受到胁迫，原告否认，被告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也无报案资料证据，故被告举证无效。该法官认定借贷关系成立，不采纳被告抗辩意见并无不当。该法官并无失职行为。

其次（R22），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是针对经济纠纷案件中经济犯罪而言的。被告提出的抗辩涉及暴力犯罪而非经济犯罪，故检察机关引用该规定与本案无关。同时，该《规定》所说“经审理认为”，显然是指依照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从举证质证中，发现相关证据证明案件涉嫌经济犯罪，才能决定移送刑事审查，并非如同检察机关理解，只要一方提出涉嫌经济犯罪，就必须移送。否则，民事诉讼中任何举证不能的一方都可能以对方涉嫌犯罪为抗辩理由终结民事诉讼，民事诉讼制度将无存在必要。

再次（R23），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后将如何，但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未经法院审判任何人不得被认定有罪”的基本原则，“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前提必须是相当充分的证据佐证。借款纠纷一案中，被告提出 “受到胁迫”，但无证据证明，也未提供报案证据，因此属于“没有相当充分证据佐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终结民事诉讼，移送刑事侦查机关不但于法无据，而且本身就是失职，没有体现司法公正。

所以，检察机关指控该法官违背法定职责，其理由不能成立。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迅速提出一个类似的疑问（Q2）：在陈述R22时，既然检察机关提出的最高法院《规定》之内容与本案是无关的，那么，为什么还要阐述《规定》之内容的真正含义？我们可以看出，二审法院在此论证是种“让步说理”，即“即使可以适用这一《规定》之内容，检察机关的理由依然无效”。为什么二审法院可以这样论证？既然这一《规定》与本案无关，在裁定中不去论及这一《规定》的相关内容也就是自然而然的。这种让步说理，仿佛意味着“就算你在这里是对的，你在那里还是错的”。

对焦点二中的第二个问题，即“被告人是否尽职尽责、其行为是否导致错误判决”，二审法院指出：

其一，被告人没有不负责任、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理由有四。第一（R24），该法官确认了“借据”署名，询问了被告是否报案以及为何没有报案，并且庭审后传讯了被指为胁迫者之一的张某，所以，该法官“较认真地审查了证据、负责任地对待被告方的抗辩意见”。第二（R25），原告“借据”为直接证据。被告无法对“胁迫”举证，而且没有报案，尤其在该法官两次提示后仍未报案。尽管如此，该法官依然在庭审后向原告进行了调查，以期证实被告抗辩意见是否真实。经过开庭和调查，均无证据推翻原告的直接证据。该法官确认原告证据，符合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第三（R26），一方在书证面前提出异议但因举证不能而败诉的案件通常（注意“通常”两字——本文作者注）是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原告与被告借款纠纷一案，借款关系、债权人、债务人明确，借款用途、借款金额清楚，借款期限确定，被告确认借条署名，辩称被胁迫而无证据支持，故适用简易程序没有不当。该法官在案件虽有争议，但按照当时证据能排除合理怀疑下，作出独任判决，符合民事诉讼证据分析判断的一般原则，不足以认定属于严重不负责任行为。第四（R27），该法官在判决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了案件纠纷以及对立主张情况，清晰表达了判决理由，符合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判决有理有据。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4

法院述职报告1

各位领导，同志们：

按照上级的安排部署，现将我院党组今年依法履职和廉洁执法情况报告如下，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20__年以来，我院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人大的有力监督和政府、政协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现将我院党组一年来抓班子带队伍、履行工作职责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报告如下：

一、抓班子，带队伍方面

今年以来，我院充分利用主题教育活动的有力时机，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切实增强全体干警在新形势下做好审判执行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一是以团结务实为切入点，建强核心。党组成员坦诚相待，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班子成员之间经常谈心交心，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及时沟通思想，统一认识，积极维护和增进班子团结。从自身做起做带头学习、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的楷模。培养和树立严格细致、求精务实的工作作风，确保法院的领导班子成为团结和谐、坚强有力、求真务实的领导集体。特别是在干部选任、评先评优、重大财务支出、重要活动安排等方面做到了决策民主、运作规范、结果公开。在召开会议研究决定重要事项期间，主要领导能以身作则，注意调动班子成员的积极性，引导班子成员充分发表意见，较好地发挥了班子的集体智慧。

二是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院在教育活动中，认真贯彻落实“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坚持问题导向，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落实，扎实开展各环节工作，通过集中学习、广泛听取意见、边学边查边改、建立长效机制等有效措施，确保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切实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了司法作风转变带来的新风貌和新气象。通过活动的开展，使干警在潜移默化中领会了群众路线的思想精髓，接受了群众路线教育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洗礼，法官坚守法治信仰，恪守职业道德，做“良心”法官，司法为民意识进一步强化，司法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是加强纪律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经常性的开展司法廉洁警示教育活动，坚持对干警队伍从严教育、从严管理。对违规配置使用公车、超标办公室等开展专项治理，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加强对重点岗位和重要人员的监督和管理;强化督查常态化，对干警出勤、在岗状态、庭审活动、司法礼仪、警车使用等日常工作进行不定期督查通报，全年未发生干警违法违纪问题。

四是提高法院队伍政治业务素质。以创建“学习型”法院为载体，围绕“学有所长、学有所成、学有所用”目标，进一步强化每月20日、每周五学习例会制度，以系统、持续地学习强素质、增能力，营造良好的学风。以集中学习、部门及个人自学、岗位培训、以会代训等各种方式，不断提高干警的综合素质，不断更新干警的理论知识。通过观摩庭审、现场演练、岗位竞赛活动，大力提升审判业务水平。开展发挥先进典型引领示范作用，开展了学习宣传法官刘丽平、张剑等先进典型的活动，激励广大干警公正司法、为民司法。

二、在履行职责完成审执任务方面

20__年该院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3697件，审结执结3531件，审执结率达95.51%，收、结案件数量再创历史新高。一线法官人均结案120余件。

一是依法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刑事审判全力推进平安__建设，全年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344件，涉案494人。在案件数量同比上升了50.5%，而在办案人员少的情况下结案率达90%。刑事审判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始终保持震慑的高压态势，一年中依法严厉打击“两抢一盗”和团伙犯罪，提高了公众安全感;依法惩处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犯罪，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依法惩处危险驾驶犯罪，保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对环境污染、有害食品、私挖乱采等犯罪行为严厉打击。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采用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方式开展审判。

二是依法服务经济保障民生。全年审结民事案件2221件，结案率达95.41%。在民事案件审判中，加强民生权益保障，妥善处理

交通事故、工伤事故等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审理婚姻家庭案件中注重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在商事审判工作中，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紧紧围绕中心工作，积极为经济发展服务。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市场主体，保障交易安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原则，全年审结商事案件378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6000多万元。面对大幅增长的民、商事案件，我院法官形成了快办案办好案的良好氛围，涌现出17名结案超百件的法官，其中一名法官超200件，她因敬业奉献当选为“最美__人”。

三是依法妥善处理行政争议。全年受理各类行政案件31件，审执结31件，结案率100%，行政审判工作中，切实按照“保护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优化司法环境，化解行政争议”的要求，将行政协调贯穿于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努力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当事人的实际问题、满足当事人的合理诉求，及时疏导和化解官民矛盾。全年有21件要求到法院起诉的行政纠纷化解在诉前。

四是依法解决执行难题。全年受理各类执行案件613件，执结541件，执结率达88.25%，其中和解结案379件。去年在执行能力提高上很下功夫，投资20多万元建成执行指挥中心，实现网上查控，执行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围绕“转变执行作风，规范执行行为”专项活动，积极推进执行工作，穷尽一切执行手段和措施，切实提高案件执结率。对涉嫌拒执犯罪的案件当事人，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打击力度。积极稳妥的开展“涉民生执行案件”专项活动，圆满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五是自觉接受各界监督推进阳光司法。强化党委领导法院工作的观念，强化法院工作对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的观念，自觉接受县委领导和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县政协和人民群众的监督。积极做好专项及重大事项的报告工作，认真办理党委和人大监督的事项;积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案件庭审，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确保人大监督落到实处，公正司法取得实效。在强化立案管理，全力解决涉诉信访的同时，积极推进裁判文书上网、庭审同步录音录像、执行信息、审判流程公开等司法公开事项。

三、在勤政廉洁，加强作风建设方面

一是始终保持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作风，克服攀比享乐的思想倾向，耐的住清贫，耐的住寂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班子成员和中层领导党风廉政状况实施监督管理，经常将本院的党风廉政状况进行讲评，不以权谋私，不借职务和工作之便为自己或亲朋好友提供不当之便，不受利益驱动办案。主动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二是带头参加、认真开展党性、党纪、职业道德教育，严肃查处违纪违规事件，认真组织召开民主生活会，并突出廉政建设内容，用“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对照检查自己，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三是关心干警的工作和生活，努力为干警营造宽松愉快的工作环境，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为干警的成长提供好教育和锻炼的机会;对各类倾向性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四是树立作风、廉政无小事的观念，做到防微杜渐，未雨绸缪，预防为主，从而提高了队伍建设的水平，提高了全体干警的执行力。

法院述职报告2

尊敬的各位领导：

我作为法官助理的时间已满两年了。我本着让党组放心、让领导放心、让当事人放心的“三放心”原则，牢牢抓住公正司法、认真工作的总目标，各项工作都在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地展开。自20__年7月至今，我一直在我院民一庭担任法官助理，负责书记员工作，并辅助法官审理案件。截至20__年3月28日，我共协助审判员办理民事案件706件，已审结641件，其中交通事故纠纷293件、合同类案件641件、婚姻家庭纠纷43件;制作各式笔录789份。同期，我共立案、结案自执案件151件，标的为347万余元;接待当事人1046人次，作普法宣传讲座1次，代表我院获县演讲比赛二等奖1次。我在做好书记员工作之余，辅助审判员制作文书262份，其中包括判决书79份，调解书107份、驳回起诉裁定10份、管辖异议裁定12份、撤诉裁定43份;制作审委会报告1份。其中我所制作的判决书占当年我审判组判决案件的81%，我所制作的调解书占当年我审判组调解案件的100%，且我所写作的民事判决书无一例改判或发回重审。

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党组、庭长的正确领导、师傅的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也与同事的热心无私帮助是密不可分的。借此机会，向在座的领导、同事你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

下面，我就本人近三年的工作作如下述职：

(一)刻苦练就过硬的业务素质，有意识地培养良好严谨的工作习惯和审判作风。

如我坚持提前阅卷，在寻找争议焦点同时尽量庭前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在开庭时，将内心形成的庭审提纲与师傅庭上所问的问题作比较，找出自己审判思路上的不足。再如，认真对待每一次制作文书的锻炼机会。师傅一直有意识地锻炼我写判决的能力，于是将部分判决交给我来写。在写判决时，我结合师傅意见及类似案件的判例进行写作，全面，重说理，将案件争点表述完整，有理、有力。因此我所制作的判决书无一例改判或发回重审，并有数份二审判决的说理部分直接全部摘抄了我所写的“本院认为”的表述。还有我注重维护程序的正当性、留心学习师傅调解技巧、学习和培养应对特殊紧急情况的能力。

(二)坚持以民为本。开庭前，我坚持对当事人三提醒：提醒开庭时间、提醒要准备的证据、提醒当事人在庭下不要发生新的纠纷。在当事人为农民时，我多次为方便当事人，代其亲自乘公交去市区公告送达;多次向当事人释明权利、义务、解释判决;在写判决时，平等保护民事主体双方，向弱者适当倾向。

(三)积极学习，充实自己。在完成本职业务工作外，我仔细研读各类报刊及多个专业方向书籍;及时向老审判员

请教审判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还自费参加了在职研究生学习，利用周末时间充实法学理论知识，并将于本年度上半年结业，今年下半年申请硕士学位。

在这近三年的时间中，我做了很多工作，也成长了很多，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如遇事还比较急躁，工作做得还不够细致，将实践问题归纳总结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反映到文字中的还太少。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意识地努力克服和改进。

法院述职报告3

__年成为入额法官至今，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按照“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要求，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辖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各位同事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忠于职守、踏实工作，认真地完成了院党组交给的各项审判、执行等工作任务。本人现任职__县人民法院杨林法庭副庭长，现就__年至__年期间，本人在工作、学习与生活方面的情况作如下汇报：

一、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综合素质。

我从不放松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我从不放松学习党的长期方针政策，牢固树立公仆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在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较好地将党的方针政策融入到工作实际中。真正学以致用、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执法能力。同时，加强自身业务知识学习，我从事审判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要具备渊博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方能胜任法官职业。近年来，我认真系统学习法律法规及业务知识，提高了自身业务水平，从容应对层出不穷的疑难案件和新类型案件。

二、立足本职，全面正确履行审判职责，完成各项任务。

本人自参加工作起，就一直在__县人民法院杨林法庭工作。从__到年，承办了案件，基本上做到了案结事了，使当事人服判息诉，以实现司法和谐。在一年多来，在民事审判工作我着重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确保司法公正，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审判中确保公正的实现是法官的神圣职责。我所承办每起案件，在审判过程中既做到正确的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又切实保障各方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坚决杜绝侵害当事人权益事实的发生。真正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二是不断加大调解结案力度，最大限度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坚持“调解优先”审判原则，高度重视案件审理效果，立足化解和疏导矛盾，积极采用诉讼调解的方法解决纠纷，将诉前、诉中、诉后调解相结合，充分发挥调解工作的优势，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

从__年12月至今，我承办并审结了287个诉讼案件。__年被评为“办案能手”和“先进个人”。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5

本次市人大常委会按照今年的工作要点，以宪法和法律法规为依据，对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三名法官进行了述职评议。通过两天的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在认真听取被评议法官的述职报告和市人大常委会调查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了分组审议。刚才，会议对三名法官进行了民主测评，会上王健院长代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了表态发言。总的看来，市人大常委会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相关单位对这次述职评议工作高度重视，各项准备工作十分充分，各个环节安排严谨周密，调查深入细致，工作进展顺利，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下面，我就开展述职评议及评议后的整改工作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要进一步深化对开展述职评议工作的认识。依法加强对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述职评议是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和法律精神，遵循实事求是和民主公开的原则，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听取任命干部的述职报告并进行评议，提出问题和建议，督促整改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督形式。实践证明，通过述职评议，把监督人和监督事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增强“一府两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人大意识和公仆意识，进一步改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水平和办事效率，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并对于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对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三名法官开展述职评议，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法院的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促进审判人员严格执法、秉公执法，提高执法水平。这既是对审判人员的一种鼓励和鞭策，也是对审判工作的一种促进和支持。因此，我们只有深刻认识人大常委会开展述职评议工作的重要意义，真正领会掌握述职评议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才能把评议的过程作为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水平的过程，高标准、高质量地做好述职评议工作，使述职评议工作真正取得实效，让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满意。

二、要认真制定整改方案，切实抓好整改。从这次评议的情况和结果来看，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三名法官的工作是肯定的，也是满意和比较满意的。三名法官在近年的工作中都能够坚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知识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坚持依法办案、公正司法，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成绩是明显的。但是，在具体办案过程中，仍然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该立案未立，该审未审，该直接送达通知书的未直接送达以及使用法律不当等问题。相信通过这次评议，使全体法官受到教育和鞭策，增强依法办案、廉洁办案、秉公执法的能力和自觉性，提高公正司法的水平。在调查和评议中，大家对三名法官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会后，市人大常委会将认真进行归纳整理，形成评议意见。三名法官一定要全面、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这次人大述职评议过程中提出的各种意见和要求，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制定切合实际的整改方案。整改方案要具有可操作性，要有明确整改的问题、原因、措施及期限，以自觉的、认真的态度扎实抓好整改方案的落实。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6

上午9时大会准时开幕，胡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主要就过去五年工作和十年工作进行了基本总结、尤其是在民生方面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做了重要阐述，十年间我国的变化很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尤其是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民生保障日益健全，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和光明前程。

报告主题鲜明、高瞻远瞩、实事求是，催人奋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科学发展观的论述，思想深刻、内涵丰富，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一名农村基层工作者听了很受鼓舞，很是兴奋，报告中关于富农、强农、惠农以及培养年轻人的论述更为精辟，尤其是胡总书记报告中关于青年的论述印象特别深刻，总书记要求：“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创业。希望广大青年要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让青春焕发出绚丽光彩。”听了这段话让我们大学生村官倍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我们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应当在农村广阔天地历练品质，磨练意志，不辜负组织和群众的重托，努力成为基层组织的带头人、群众服务的贴心人、脱贫致富的领路人。

学习党的十八大，形式多种多样，方法各具特色，但不管什么形式，不论何种方法，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务实大干，才能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和问题，才能化解矛盾，实现发展。干，未必成功；不干，必然会失败。一句话，只有干才是硬道理。

此外， 胡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阐述，“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理念的最高标准”等执政理念话题几乎贯穿始终。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7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确立了“司法独立,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的政治体制模式。而司法制度则是这一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制度,对于香港未来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

    《基本法》第81条第1款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设置作了明确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区域法院、裁判署法庭和其他专门法庭。”由此可见,1997年7月1日以后,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香港法院组织体系)予以保留,但是,将有两处明显的改变,一是设立终审法院,二是对原有法院名称作了些变动。

    很明显,1997年7月1日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享有终审权,因此,必须设立终审法院,终审法院将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最高法院。这样,就必须对原有法院的名称作些改变。目前香港法院分为最高法院(包括上诉庭和原讼庭)、地方法院、裁判司署、儿童法庭、死因裁判法庭,以及土地审裁处、劳资审裁处、小额钱债审裁处、淫襄物品审裁处等一些专门法庭,其终审机构是设在伦敦的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1997年了月l日以后,由于在香港设立了终审法院,终审法院其实就是香港的最高法院,因而,目前香港的最高法院将改名为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将改名为区域法院,但它们的具体组织、职权、法官的资格等将予以保留,只是名称的改变。由于法院体系的主要变化是设立终审法院,因此,在《基本法》司法机关一节的条文中还作了终审权属于终审法院以及终审法院的职能和法官的任免等方面的明确规定。

    现今香港法院体系与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体系对比图表如下: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官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官,根据当地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推荐,由行政长官任命法官以外的其他司法人员,原有的任免制度,继续保持。原在香港任职的法官也将可以继续予以留用,其各方面的待遇,将不低于现有标准。但在涉及到有关国家主权和设立终审法院等相关问题上作了相应的改变。现详述如下:

    1.法官的任职资格。

    《基本法》就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作了如下原则规定:(1)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应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2)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应根据本人的司法和专业才能选用,并可以从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聘用。(3)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在香港任职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均可留用。

    从上述规定来看,与香港现在法官的任职条件相比,最显着的变化就是,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必须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也就是说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外国公民、无国籍人、或在外国有居留权者,均不能担任这一职务。这是实行“港人治港”原则的具体要求和体现。

    2.法官的任免。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官的产生与目前香港法院法官的产生很相似。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法官,根据当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推荐,由行政长官任命。但任命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还必须由行政长官征得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同意,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对于法官的免职,《基本法》规定了较为严格的程序。《基本法》第89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法官只有在无力履行职责或行为不检的情况下,行政长官才可以根据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任命的不少于3名当地法官组成的审议庭的建议,予以免职。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只有在无力履行职责或行为不检的情况下,行政长官才可任命不少于5名的当地法官组成的审议庭进行审议,并可根据其建议,依照《基本法》规定的程序,予以免职。但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的免职,还须由行政长官征得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同意,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活动的原刻

    依据《基本法》的规定,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活动(尤指审判活动)要遵循下列原则:即司法独立原则、遵循判例原则、实行陪审制度的原则和公平的诉讼程序原则。现分述如下:

    l.司法独立原则。

    所谓司法独立,是指法官在审案时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涉、管束,特别是不受任何行政部门、任何个人的干涉,即使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也不能过问,只是在上诉时才能对该案发表意见,作出新的判决。((基本法》第85条的规定就体现了这一原则,该条文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

    司法独立原则也是目前香港司法活动的重要原则,《基本法》予以保留。为了保证该原则切实可行,《基本法》赋予法官司法豁免权,使法官能独立履行职责,不用害伯因履行职责会被指控。同时,对法官的待遇仍保留原实行的高薪制和终身制,解除法官的后顾之忧,忠诚于法律,公正地履行职责。

    2。遵循判例的原则。

    遵循判例的原则是在英国普通法的基础上,香港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审判活动原则。自1905年起,香港开始建立案例记录制度,经编辑整理,把较为重要的案例收集进《判案汇报》(HKLR)。到现在香港的《判案汇报》已超过100多册,收藏于最高法院图书馆。

    按照这一原则,这些判例成为香港法律渊源之一,对法院的法官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处理相类似的案件时,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个约束力具体表现在:(1)上诉庭的判决对所有下级法院来说,是具有绝对约束力的,而且在上诉法院内部,任何法官要服从于法院其他法官行使共同管辖权所作出的判例。(2)地方法院的法官不受法院先前作出的判决的约束,不论是初审判决或是上诉判决,但地方法院必须遵循上级法院的判决。(3)裁判司署受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判例的约束,不受地方法院或其他裁判司署判决的约束。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活动,将仍然适用遵循判例的原则。但也有一些新的改变,其具体内容如下:(1)香港原有的法律,主要是普通法和衡平法,将予以保留,因此判例仍是特别行政区法院判案的主要依据之一。但是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除外。(2)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判例可作参考。1997年以后,由于在香港设立了终审法院,因此英国枢密院和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司法判例将不再对香港法院的审判活动具有约束力,只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法院的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可以参考,也可以不参考,依实际情况而定。

    3。实行陪审制度的原则。

    《基本法》第86条规定,原在香港实行的陪审制度的原则予以保留。香港的陪审制度是在英国陪审制度的基础上,经过香港长期司法实践活动逐渐演变和发展而形成的,由一般公民组成陪审团参与香港法院审判活动的制度。

    根据香港《陪审条例》的规定,凡年龄在21岁至60岁、有英语知识的香港公民可被选为陪审,但行政局和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政府公职和军职人员、医务、教学等17种职业的人员不能参选。由这些公民组成陪审团参与具体案件的审判活动。在审判过程中,判案定罪由陪审团决定,法官的职责就是适用法律定罪量刑。简单地说,陪审团负责认定事实,法官负责适用法律。这样做,可以防止法官独断专横、自由裁决,形成对法官审判权的制衡和约束,保证公正判决,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公平的诉讼程序原则。

    《基本法》第87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保留原在香港适用的原则和当事人享有的权利。目前在香港的刑事诉讼中主要原则有两项:一是无罪推定,二是保持平衡。所谓无罪推定是指判决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以前的被告人,应推定他是无罪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方承担,被告人没有义务提供无罪证据,也不得强迫被告人证明自己有罪,对被告人有罪的根据如有合理的怀疑,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若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应作无罪处理,予以释放。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8

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及其司法官员的品行，这已是很多国家所关注的问题。各国建立司法评估制度，目的在于建立良好运行的司法制度，保障司法官员清廉及司法公正性。司法评估制度往往涉及法官行为、素质、司法资源分配利用及对司法的评价、监督制约等领域。建立司法评估制度，可以充分反映及体现社会对司法的评价，可促进司法制度的合理化，更好地实现对司法的监督，防治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论文百事通我国司法评估制度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而进行建立：

一、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制度

根据我国宪法第12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条、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条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0条等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木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的表现之一就是听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对该工作报告进行审议、评议并最终表决是否通过。该项制度其实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检察院工作的评估，而且是最有权威性的评估。

近几年，我国媒体及社会各界都普遍关心司法腐败及司法不公问题，许多人表现对司法工作极大的不满。据了解，1997年、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围绕司法腐败、司法不公发表意见讲话的频率很高，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两院(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的通过率相对是最低的，体现了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不满，这很大程度上可作为对两院工作的评估指标之一。因为人民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对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审议、讨论、发表意见等，都是最集中体现了人民代表的意愿。这两年两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率有所提高，表明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满意度有所提高。若人民代表大会对两院工作报告表决不通过时，两院应负怎样后果，尤其是两院院长、检察长是否该引咎辞职，或给予怎样的责任形式。对上述问题，我国目前宪法及有关法律并未明确规定。依笔者所见，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代表们对两院工作不满意时，可以向两院的院长、检察长提出质询案，要求院长、检察长接受质询等等。

人民代表大会对两院工作报告的审议制度是一项很重要的司法评估制度，如何健全及完善该制度仍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如代表们在大会期间的意见、讲话，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质询案，代表们对两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率，代表们对两院工作提出的存在问题等具体方面，都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评估意见。建立及完善上述方面相关制度及措施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我国应尽快制定有关此方面的法律，一方面可以促进两院工作，保障司法公正，防治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也健全人大代表对两院工作评议制度，也是更好地监督两院工作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建立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司法监督的机制

我国宪法及有关法律规定，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组织本级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对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进行监督。为了更好地确保行使监督权，我国各级人大常委会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司法监督机构，如设立司法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进行评议。这种评议(估)可以是定期的或不定期的，评估内容事项一般应是事先设定及要求的，一般不宜搞临时的定项评估，否则不利于评估的准确性及统一性要求。具体评估程序上设置可如下：先是由司法监督委员会组成儿个评估小组，分别进行评估后汇总评估，将汇总评估结果及有关情况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并由本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作出最后的评估(价)决定，以便形成相关决议。

依己所见，司法监督委员会评估司法的标准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因素(方而)确定：

一是司法人员素质的高低。司法人员的素质表现为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主要体现在法官的学历上，它是反映法官的学识和能力的主要体现。尤其是司法工作的专业性极强，要求具有较高法律专业技能。就法院系统而言，1998年底全国法院28万干警中已有70%以上达到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但这并不说明其中具有法律专业学历的人数，也未明确细分正规法律院校还是业余(如夜大、成教、自考等)取得的学历。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每年都应披露法院在提高法官干警的专业能力、素质、学历所作的工作及努力，尤其是与上一年度相比“进度”如何。因为司法人员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就是法律专业知识水平高低，若无该项指标，则难以说明司法人员素质的高低。

二是司法人员违法乱纪、腐败堕落的比例及现象。司法人员的违法及腐败现象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司法评估，它是体现人们对司法工作满意程度的关键。从有关资料表明，司法机关内部确实存在不少司法腐败现象。如最高法院院长肖扬1999年3月10日在工作报中指出，去年法院对2512名违法违纪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作了严肃处理，其中给予行政处分的1654人，给予党纪处分的637人，追究刑事责任的221人。“涉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28人：其中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l人，中级法院院长、副院长7人，基层人民法院20人，全国法院对涉及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违法违纪举报线索立案调查的共13730件，已结12626件，其余正在查处中。”川这一系列数字从侧面反映司法人员行使司法权腐败，有损司法制度的权威性，这也是评估不同时期司法制度的状况。

三是审判质量效率状况。评估法院工作往往要以法院审判案件质量高低来衡量。我国各法院目前也建立各类案件质量评查制度及标准，它是法院实行审理案件质量监督的好办法。其具体作法是组织本院一些资深法官对本院审结并已生效的案件卷宗进行审查，其评判案件不局限于案件的改判和发回重审，还涉及案件立案、庭审、裁判、执行质量。一般用有关立案准确率、庭审成功率、当庭宣判率、审限合格案率、超审限率、上诉率、申诉率、执行到位率、差错率及裁判文书制作水平高低等来作为审判案件质量评查标准。人大司法监督委员会在评估法院工作时，尽管不必直接引用法院上述标准，但可以参照上述标准来透视该法院的全年审判工作情况，从中得出今年法院审判工作的评估结果。对于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也可以采取上述相应(关)指标来评估检察院工作。至于上述具体指标的认定，应由上级法院或法律专家来评议确定，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宜也难以认定。

三、建立律师评估司法的制度

在对司法官及司法制度评价方而，西方不少国家主张建立律师评估法官及司法的制度，尤其是美国多数州都建立了律师评价法官的制度，只是各州规定评价的标准及问题不同。为此，美国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一个由9个律师、2个前任法官和3个专家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提出了很有意义的评价方案川。该方案主要内容在以下：(l)法官适用法律水平能力的评估。涉及法官对法律精神及其法条的理解认识，制定及适用法律规则是否合法，具体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水平能力，制作裁判文书时引用法条及法理能力；(2)对法官在诉讼中公正性的评估。涉及法官在诉讼中是否存在偏祖一方当事人，而压制另一方当事人情形，是否存在应回避而不主动提出回避的情形，开庭前有否先人为主倾向，诉讼审理是否存在有以貌取人或偏见的“前科”，法官审理是否存有政治偏见及对一方当事人律师的偏爱等；(3)法官遵守诉讼程序客观性的评估。涉及法官诉讼中有否确保当事人平等享有诉讼机制，是否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是否恐吓当事人使之达成和解、调解协议；(4)法官在庭审中的威严和仪表气质的评估。

涉及法官庭审中的衣着、面容表情、道德品尚，法官在庭审中的精神风貌，法官是否耐心听取当事人陈述辨解及证据的辨认，法官维持法庭秩序的能力，法官驾驭法庭程序及庭审技能的能力高低；(5)法官勤于案的评估。涉及法官年度、季度、月度办案率高低，结案率高低，法官遵守法院庭审纪律、规章制度、公务制度情况，法官审阅当事人及律师递交的有关案卷材料的认真度；(6)法官品德行为纪律评估。涉及法官个人人品风格，言行是否检点，是否遵守法院工作规范纪律，是否有为法官个人操守不相适应的行为等等。

上述评价方案对建立我国律师评估司法的制度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律师评价司法的制度，对法官的评估主要还是依法院内部机制进行。如先由法官自述一年的工作情况，一般是着重讲业绩，很少讲存在的问题，接着由法官的同事进行打分评比，最后由法院内设的法官考评委员会根据法官自述、同事打分等情况进行最后的考核总评，其结果是优秀、胜任和不胜任，这种考评缺乏相关人士的参与。我国若借鉴美国作法，建立律师评估法官制度，则会更加专业性地评估法官及其制度，会大大促进法官制度健康发展。因为律师能较专业地客观地评估法官品行作风、专业能力、诉讼公正性如何。当然，我国建立该项制度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来进行，诸如先建立律师评估法官的各个专项制度，如法官庭审能力评估，法官品行及廉洁评估制度，法官运用法律专业知识能力评估。同时，还可以建立法院、检察院的整体评估制度，包含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准确性、公正性、客观性、合法性等进行综合评估。律师评估法官及司法的活动，一般可以通过由律师行业协会(如律师协会)出面组织有关律师公正客观进行，律师协会可以事先与有关评估机构先确定评估标准及评估考虑因素，再根据律师人数、分布情况进行电脑随机抽员评估，这样操作出的评估结果应是较客观的。

四、建立当事人评估司法的制度

当事人在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亲身体会到国家司法制度的作用及威严，其对司法制度的认识是最直接的。我国可以考虑增加当事人评估司法这一项制度。尽管评估中当事人很有可能会带“有色”眼光评估，但只要我们事先调好当事人眼光的“色彩”，如尽可能避开当事人对本案法官评估，而侧重于对国家司法制度全局，包含对各具体诉讼制度的评估。这样做，会容易发觉我国各诉讼制度、法官制度、具体司法制度的不足，深刻地觉察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

当事人评估司法，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对具体诉讼制度(包含各项诉讼程序)的评估。在诉讼中，当事人最直接感受到各诉讼制度合理及不妥之处。如法律制度中规定受理的条件限制，法院受案范围大小，诉讼期间宽紧，送达方式的合理与否，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认证的细节规定合理性，法律规定当事人举证情形与难易状况等等。这些规定当事人感受到其存在的价值及作用。尽管当事人在这方面的感受及评估存在某些问题，如不具有法律专业分析能力等，但其提出的问题，则有利于我们从司法等角度分析。

二是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体制、作风的评估。当事人极为关心国家司法机关设置及其职权的行使是否很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通过诉讼，可以体会到各司法机关职权分配是否合理，是否实现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的关系。.诸如就民事诉讼而言，当事人怨言较深的集中于司法保护不彻底，即使获得法院生效裁判，却在执行时总得不到兑现，使当事人对司法机关及其司法权威的信任丧失。同时，对检察院同时行使侦查、批捕、等职能也难以接受，司法机关及其职权(责)配置是否科学合理，当事人也持怀疑态度。此外，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责时，其工作作风及态度等，当事人应是最有发言权，当事人直接体会到法官、检察官敬业状况、勤俭、踏实等情况。诸如了解到法官、检察官作裁判前是否耐心听取当事人申辩，对案件审理是否认真，是否对当事人耍脾气，甚至是压制一方，抬举一方等。这些方面的评估，当事人还是有资格的。

三是对司法腐败的举报。设立当事人举报制度是当事人对司法最强最有力的评估，是当事人介人防治司法腐败的最好方法。由于我国司法制度及其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缺陷，司法腐败难以抑制，但调动当事人参与防治的积极性最好的措施是举报。当事人可以举报的主要情形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如涉及违反法定程序审理案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职业道德情形，司法机关工作违反廉洁自律的规定等。

四是对行使上诉、申诉权的评估。诉讼中，当事人是最直接感受到司法制度的合理性、科学性及公正性的。如当事人上诉率的高低可以一定程度体现当事人对司法诉讼制度，包括对法官执法的不同意见。当事人上诉意见及理由就是对一审的态度及评估，这是我们最容易发现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包括掌握一审法官执法情况。当事人行使申诉权，是当事人对已生效的裁定、判决不服而向有关机关提出请求的一种民利，尽管它不会对已生效的裁定、判决产生法律影响，但它确实体现当事人不满的意见，也是发觉司法审判活动是否有违法的重要线索来源之一，它可以作为当事人评估司法制度的一个参考因素或指标，因此说，当事人上诉率、申诉率的高低也是司法评估的一个尺度之一。

五、建立社会公众评估司法的制度

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有不同的看法，不同阶层的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也有不同认识，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的关心程度也会体现社会公众评估司法制度的影响力大小。关于社会公众评估某项社会制度、事件，西方不少国家都有许多评估方式，我国在社会公众的民意体察方法上，还是比较欠缺。我们可以适当考虑参照一些国家民意测试及调查方法，来了解掌握民众对司法制度的看法。诸如，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进行：

一是问卷调查评估。该方式是指向社会特定或不特定的公众就有关司法制度及相关措施，通过征询有关问题回答及选择而作出的问卷，以达到对某项司法制度的态度和看法的了解。该方式最大特点是答卷人一般是不署名的，其答的内容比较客观。但这种方式也有弊端，如答卷人回答态度不一定很踊跃，有些人是收到问卷而不作答，不易收回所发出的全部问卷。这种方式的问卷涉及内容可以是很广泛的，也可以是具体通俗的。如可以问及诉讼中的某项原则、制度的贯彻执行、某具体案件审理的看法、生效裁判书执行情况及态度、最关心的司法问题，等等。

二是民意测验的评估。该方式是指专门的调查机构或组织就某项司法制度或措施、事件向不特定的民众或某类不同的民众发出一种旨在了解被调查人的意见的特定形式。常见的是书面问卷形式，或是其他表现方式。它往往是用来了解民意的最佳途径，如国外往往了解总统竞选的选民测评，总统支持率高低，重大国内外政策出台的支持率高低等。我们用该方式来测评民众对司法制度的评估也是可行的，可以较好地表达出民意对司法的态度。当然，这里往往涉及操纵民意测验的机构、团体的权威性及民意测验方式选择的可靠性及准确性的问题。

三是网民调查评估。该方式主要是充分利用当今高科技手段，通过网络信息能更广泛更准确地反映网民的意愿。它的调查面及人数都很广很多，且调查的内容可以是全方位的，是当今更充分了解社会公众意见的一种较有效的方式，对于评估司法制度而言也是很好的选择方式之一。

四是社会公众举报式评估方式。上述所讲的评估方式往往都是从正面上积极评估司法制度，而采取社会公众举报式评估司法却是一种消极的评估方法，它是通过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举报，从举报中发现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从而实现评估司法制度的相关措施。某一定意义讲，举报越多，就一定程度体现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不满，举报少了也许可说明社会公众对司法不满的情绪少了或化解了。因此说，举报式的评估也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及意义的。

参考文献：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9

摘 要刑事证据见刑事审判的基石；对证据材料的质证是查明案情的关键；被告人充分行使质证权可以细分为证据材料获的得的时间、渠道以及对证人、鉴定人发问等阶段，但在现行法律及实际审判中，往往轻视被告人的权利，造成控辨的严重失衡。对被告人当庭的控诉、控告的处理也习惯性地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这些都不利于公正审判。为改革这些弊端，首先，应确立证据先知制度，让被告人、辩护人尽可能早地获得全部证据，使之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其次，应把证人是否出庭接受询问的权利完全赋于被告人，改变目前由法庭行使该权利的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第三，对被告人当庭的控诉、控告应严格依照《宪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的程序来处理，改变目前合议庭越权代办的现状。论文关键词：证据 质证 被告人权利 目 录论文摘要、关键词…………………………………………………………………………Ⅰ应当确立证据先知制度………………………………………………………………………1现行制度的弊端………………………………………………………………………………1解决弊端的设想………………………………………………………………………………4把证人、鉴定人是否出庭的权利完全赋予被告人…………………………………………4关于对证人、鉴定人出庭问题的法律规定…………………………………………………4上述弊端的解决办法…………………………………………………………………………6对被告人的当庭控告权应予以保护…………………………………………………………7让被告人完全承担“刑讯逼供”成立的举证责任违客观公证……………………………7检察官在法庭角色错位………………………………………………………………………8对这种控告应由检察院立案侦查……………………………………………………………8结束语…………………………………………………………………………………………9参考文献……………………………………………………………………………………10 我国《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刑事证据则是正确应用法律的基石，它是查明案情的唯一手段，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据，它贯穿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全部过程，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必备前提。基于此，对刑事证据的质证方法以及如何保障被告人权利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却存在着大量弊端，受强职权主义及有罪推定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刑事审判中，被告人诸多的合法权利受到剥夺或流于形式而不能实现，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冤段错案。现就从如何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以达到控辨平衡的观点出发，谈一下刑事证据的质证方法与弊端。一、应当确立证据先知制度证据先知制度是指在公诉机关审查起诉结束后，决定提起公诉时应当将全部证据提供给辩护律师、被告和被害人，以使他们在行使权力时有充分的准备。这一制度有时也被称为“证据展示制度”、“证据洗泄制度”或“证据公示制度”等，这一制度的确立，有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力，特别是辩护人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进而促使控诉与辩护的平衡，达到查明案情，保障人权的目的。（一）现行制度的弊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这些规定看似给了律师很大的权利，但要想达到与公诉人平等对抗还差之甚远。1、根据法律的规定，案件在审查起诉时辩护律师就可以调查取证，取证的范围法律并没有限制，但此时律师对案件了解仅限于犯罪嫌疑人对律师的口述，这些口述是否属实，此时还无法判断，从公诉机关获得的诉讼文书也不能全面反映案情，卷宗中有多少证人证言、其他共同犯罪嫌疑人如何供述都不知道。这时让律师去调查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就象盲人摸象一样无从下手，在这种浑顿的困境中，刑法第306条这把利剑却悬在律师 的头上，不定摸错哪根弦，剑就下来了，我国为此被追诉的律师占律师犯罪的80%以上。有这样的风险性存在，律师就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实际上就形同虚设。而此时的控方公诉机关，不但得到了全部证据材料，而且可以依职权自由补充取证，控辨的失衡在此就从此已经形成。到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这种倾斜就更加突出。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将按照普通程序起诉所移送的证据界定为：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辩护人除了可以看到这些材料以及依据刑诉法第36条查阅的“技术性鉴定材料”之外，再也得不到检察院所掌握的其它证据。那么，哪些是律师看到的“主要证据”呢？根据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6条的解释包括以下三类：（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涉及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正当防卫等情节的证据。但是，该条同时还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时，主要证据由人民检察院根据以上规定确定”。由此可以看出，检察院有权自由决定在具体案件中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这种自由决定没有任何监督机制，使之“合法地”隐瞒了有利于或不利于被告人的其证据。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定》第283条的规定，将“主要证据”界定为“对认定犯罪构成案件的事实起主要作用，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证据”，但它又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的范围由办案人员根据本条规定的范围和各个证据在具体案件中的实际证明作用加以确定”；“对于主要证据为书证，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笔录或者勘验、检查笔录，可以只复印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鉴定书只复印鉴定结论部分。”这里不仅把“隐瞒”证据的主体由“检察院”改为具体负责审查起诉的“办案人员”，而且对书面证据需要“隐瞒”的范围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不管这一规定的背后有多少客观条件的限制因素在起作用，由最高检察机关出面做出这种“司法解释”的内容就可以表明，它实际上是鼓励“检察官依法隐瞒证据”，并具体指明对于书面证据可以“断章取意”！我们把《检察规则》的上述规定与证人普遍不出庭这一事实结合起来考虑就不难想象，如果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的书面证据材料不属于检察院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当审判长询问辩护人或被告人的意见时，辩护人或被告人根本不可能发表什么有针对性的不同意见！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语言是否反映了该份书证的全部内容，也没有机会对提供证言的人进行询问。如果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证据属于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但移送的只限于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时，被告人如果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持有异议，除了简单地表明其异议之外，拿什么让法官相信自己的异议是有根据的呢？2、《刑诉法》36条的规定，仅是赋予辩护律师的权力。作为被告人，法律规定其有自行辩护的权利，当然也处于和公诉人对抗的地位，而在此前，被告人多处于被羁押的状态，即使不羁押，法律也没有赋予他们庭前获取控诉证据的权力与渠道，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仅凭公诉人当庭：“断章取意”的宣读，然后马上问他们有无异议，除了“有异议、不真实”的笼统回答外，还能说些什么？别说他们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就是辩护律师在这种没有思维准备、缺乏全案证据相互对比、印证的前提下，能准确、清析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吗？如能，也应当要求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法官在不阅卷的条件下做出公正判决，但这是天方夜谈。所以，尽管现行法律确立了控辨平衡的原则，但在“武器、弹药”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弱势方突然遭到强势方的袭击，除了毁灭则别无选择。（二）解决弊端的设想我认为要缩小这种控辨实力的差距，应当将辩护律师获取证据的时间提前。在审查结束后、向法院起诉前，应当将全部卷宗展示给辩护人，以便于辩护人在此阶段有目的去调查取证，充分、安全、清楚地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去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法律也应赋予被告人在这一时间获取全部证据材料的权利，给他们充足的时间来阅读、对比。以便于发现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对遗漏的、有利于自己的情节或证据及时向公诉人或法庭提出补正请求，这对实现《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与目的有利无弊。另外从我国《刑诉法》的改革历程来看，其趋势是由职权主义转向现代当事人主义，为了避免法官阅读全卷后“先判后审”的弊端，采取了现在部分移送证据的方法，但这种做法 不但违背了现代当事人主义的基本精神，反而使控辨双方的地位更加不平等。以前辩护人还能够得到全部证据，改革后却只能看到“主要证据”了，所以我认为我国的刑庭审改革绝不能放弃“实体真实”的传统，应当坚持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的统一，通过建立、健全证据先知制度和庭前预备程序、使正式庭审集中于与公诉犯罪事实有关的实质问题上，保证控辨双方充分的举证、质证机会和条件，特别是有效地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质证权和辩护权，以便法院能够在公正程序下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做出公正裁判。二、把证人、鉴定人是否出庭的权利完全赋予被告人（一）关于对证人、鉴定人出庭问题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1）未成年人；（2）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力不便的；（3）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作用的；（4）有其它原因的。第144条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宣读鉴定结论，但经人民法院准许不出庭的除外。1、关于未成年人可以不出庭做证的出发点无疑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一精神也见于《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但如果未成人不出庭，对其证言就无法充分质证，如果将该类证据做为定案依据，就无法满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这一保护未成年人的规定，不但严重损害了被告人的质证权利，而且颠覆了“事实清楚”这一法律的基石。况且在现实生活中，侦查机关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任务，在询问中往往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即使能够客观公正地执法，其询问也难免有疏漏存在，再加上未成人的认识与理解的局限性，其证言的效力本身就低，再不经过充分质证的程序，这种证言就不应该作为定案依据，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判决的结果可能会剥夺被告人生命权，在此前提下，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就放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去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这本身就是严重的不公正！2、在庭审活动中，法官置于中立地位，庭前只看到了主要证据，并未对案件全部证据进行审查，那么在庭审开始前，在全部证据尚未出示质证的情况下，“不起直接作用”的判断标准及依据是什么？该证言所起的“间接作用”对案件的定性量刑是否有影响，影响有多大？此时法官是无法判断的。同时，为了避免洗入为主“洗判后审”弊病，不应赋予法官这一权利。3、关于“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可以不出庭的规定则纯属于人民法院自我减少麻烦的规定。“严重疾病”如果界定？是严重到不能说话还是不能辨别是非？“行动极为不便”又如何界定？是不能走路还是不能坐轮椅？这种“仁道”与被告人的人身权乃至生命权相比，甚至与国家法律的公正实施相比，是否应当让路？证人“行动极不方便”，但控辨双方及法官的行动是方便的，证人不能到庭，到其住所组织一个质证程序还是可行的，而法院为了减少自己的“麻烦”却不惜牺牲被告人的权利，这与“为保护未成人”而牺牲“事实清楚”相比，恶之又甚！4、关于“有其它原因的”问题。立法者的本意是鉴于现实生活的复杂，在不能穷尽所有客观条件下，给予法官的自由采量权，但现实中公检法却“相互配合”，把该解释当成了证人不出庭的档箭牌。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警察与检察官把抓捕罪犯并将其送进监狱做为事业成功的标志，而忘记了公正执法、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及尊严这一根本任务。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也往往使多数司法人员都视公、检、法为一家人，政法委也常将三家召集在一起讨论案件并协调关系。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法官能办检察官“难堪”吗？以逻辑来分析，即然有法院“准许”的存在，就应当有“提供证言一方的申请或说明”这一前置条件，但在庭审中或卷宗中，辩护方却从没有见到过类似的申请或证人不能出庭的说明，法律对此也没有具体的规定。如果说前三项还为辩护人保留了部分权利，这一项则剥夺贻尽。5、关于鉴定人在法院准许下可以不出庭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鉴定人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正因为庭审中存在法官、公诉人、辩护人不能克服的专业问题，才委托鉴定人员做出专业结论，而这一结论在没在经过质证程序以前，缺乏专业知识的法官就可以决定鉴定人员无须出庭，这种外行决定内行的做法，其形式是荒谬的，其本质带有明显的先入为主的倾向性，是“强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的产物。 （二）上述弊端的解决办法以上所列举的问题，致使刑事庭审流于形式，在实际审判中，参加庭审的所有人员在不认识证人、不了解证人品行以及是否与被害人、被告人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仅就其在侦察机关陈述的范围内，去判决该证言是否客观、真实，这类似摄制电影时采用的“蒙太奇”手法，达不到质证的真正目的。为了查明整个案件的真实情况，不应对部分案情是否客观做以认定。在现实庭审中我们经常碰到公诉人出示被告人在侦察机关的第五次供述笔录，也经常碰到同一证人有不同的几份证言，只要某份供述笔录与证人的某一份证言能相互印证，判决书就会据此认定事实，至于其它的四份笔录在哪里？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不出示？证人的其它证言怎么排除则一概不说明理由，这不利于实现刑事审判的公正目标，也不符合现代诉讼结构。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应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要求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如遇到特殊情况，就应当另行组织一个质证程序，以使证人接受控辩双方询问、质证。在庭审中侦查、起诉阶段制作的证人笔录，只有在需要唤配证人记忆或证人在法庭作证与先前陈述不一致的情形下，才允许在法庭宣读，除此之外，应以证人当庭陈述做为定案依据。被告人是证言的最大利害关系人，一个证人是否需要出庭接受询问，应有被告人或辩护人决定，否则，所有未出庭的证言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椐。只有这样，才能削弱法官强职权主义的色彩，使被告人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实现公证审判的目的。三、对被告人的当庭控告权应予以保护近年来，媒体暴光的刑事冤案可谓层出不穷，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刑讯逼供”是最魁祸手。这些案件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无一例外地向法庭提出了受到刑讯逼供的控告，但法官不是不予理睬，就是简单地要求被告人举证，即使在被告人亮出伤疤、血衣甚至提供了看守所“同号”证人姓名的情况下，法官也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庭后落实”，而这一“落实”则往往“落空”。这种做法，违犯了《宪法》、《刑诉法》的相关规定，也有违客观、公正的原则。（一）让被告人完全承担“刑讯逼供”成立的举证责任违客观公正首先，“刑讯逼供”是否成立，是检察院立案侦察的义务，让一个公民去调查取证，然后直接在法庭上出示是强人所难，也有违法定程序，何况该公民为了“保证刑事案件的顺利进行”，在已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怎能代替司法机关履行取证义务呢？其次，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场所，无一例外地都是侦查机关能够控制的场所，如果进行刑讯逼供则选择的地方会更加隐蔽，第三人很难看到逼供的场景，要想取得证人证言根本不可能；即使偶然有人看到，此时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嫌疑人也无法了解其姓名、住址，更无法对其询问、记录，在证人不愿做证的情况下，被告人、辨护人也不能象司法机关那样拥有法律赋于的强制取证权；同时，从法律程序来讲“刑讯逼供”是另外性质的案件，辩护人是无权取证的，该合议庭也无权组织对相关刑讯逼供的证据进行质证。此时让被告人举证，一方面是举证不能，另一方面审判程序也违法。（二）检察官在法庭角色错位在庭审开始时，检察官在宣读起诉书前，住住自称“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并依法监督法律的实施”，但当被告人提出受到刑讯逼供的控告时，检察官不是依法立案侦查维护公民的人身权益，而是努力驳斥被告人的证据及观点，此时严然成了实施“刑讯逼供”人员的辨护人，这种漠视被告人权利，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检察官，如何能监督法律的正确实施！（三）对这种控告应由检察院立案侦查我国《宪法》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刑诉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定为有罪。”第八十四条至八十六条规定：“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控告……”；“报案、控告，举报可以用书面或口头提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接受。对于不属于属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不予立案的，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第十八条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 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法庭审理时是一个无罪公民；做为刑讯逼供的受害人有权向法庭提出控告；案件的性质属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应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人民法院应当接受控告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在不予立案时应当通知被告人；被告人有权申请复议。而现实中，身为检察官的公诉人面对被告人的控告无动于衷，法官越睑代办去“落实”，“落实”的结果又不告知被告人。这不但违犯了有关管辖权的规定，而且还严重剥夺了《宪法》、《刑诉法》赋予被告人的权利。在未查明控告是否真实的情况下，被告人在侦察机关的供述实际上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有可能是客观的，也有可能是虚假的，在没有“法律结论”前，这些证据是不应做为定案依据的，同时为了保护被告人的控告权，法庭此时应立即中止审理，将控告材料移送检察院审查。结束语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护公民的人身权益日显重要，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刑事诉论法》的修改草案已经出台，《刑事证据法》也正在酝酿之中，我们相信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逐步健全，能够对目前法律存在的弊端进一步改正并完善，使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充分得到法律的保护。 参考文献：（1）冯中华主编，《检察与审判（审判版）》，《检察与审判》审判版编辑部，1999年1月号，总第9期。（2）冯中华主编，《检察与审判（审判版）》，《检察与审判》审判版编辑部，1999年8月号，总第16期。（3）冯中华主编，《检察与审判（审判版）》，《检察与审判》审判版编辑部，2000年5月号，总第25期。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10

关键词：证据

质证

被告人权利

目

录

论文摘要、关键词…………………………………………………………………………Ⅰ

应当确立证据先知制度………………………………………………………………………1

现行制度的弊端………………………………………………………………………………1

解决弊端的设想………………………………………………………………………………4

把证人、鉴定人是否出庭的权利完全赋予被告人…………………………………………4

关于对证人、鉴定人出庭问题的法律规定…………………………………………………4

上述弊端的解决办法…………………………………………………………………………6

对被告人的当庭控告权应予以保护…………………………………………………………7

让被告人完全承担“刑讯逼供”成立的举证责任违客观公证……………………………7

检察官在法庭角色错位………………………………………………………………………8

对这种控告应由检察院立案侦查……………………………………………………………8

结束语…………………………………………………………………………………………9

参考文献……………………………………………………………………………………10

我国《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刑事证据则是正确应用法律的基石，它是查明案情的唯一手段，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据，它贯穿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全部过程，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必备前提。基于此，对刑事证据的质证方法以及如何保障被告人权利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却存在着大量弊端，受强职权主义及有罪推定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刑事审判中，被告人诸多的合法权利受到剥夺或流于形式而不能实现，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冤段错案。现就从如何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以达到控辨平衡的观点出发，谈一下刑事证据的质证方法与弊端。

一、应当确立证据先知制度

证据先知制度是指在公诉机关审查起诉结束后，决定提起公诉时应当将全部证据提供给辩护律师、被告和被害人，以使他们在行使权力时有充分的准备。这一制度有时也被称为“证据展示制度”、“证据洗泄制度”或“证据公示制度”等，这一制度的确立，有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力，特别是辩护人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进而促使控诉与辩护的平衡，达到查明案情，保障人权的目的。

（一）现行制度的弊端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这些规定看似给了律师很大的权利，但要想达到与公诉人平等对抗还差之甚远。

1、根据法律的规定，案件在审查起诉时辩护律师就可以调查取证，取证的范围法律并没有限制，但此时律师对案件了解仅限于犯罪嫌疑人对律师的口述，这些口述是否属实，此时还无法判断，从公诉机关获得的诉讼文书也不能全面反映案情，卷宗中有多少证人证言、其他共同犯罪嫌疑人如何供述都不知道。这时让律师去调查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就象盲人摸象一样无从下手，在这种浑顿的困境中，刑法第306条这把利剑却悬在律师的头上，不定摸错哪根弦，剑就下来了，我国为此被追诉的律师占律师犯罪的80%以上。有这样的风险性存在，律师就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实际上就形同虚设。而此时的控方公诉机关，不但得到了全部证据材料，而且可以依职权自由补充取证，控辨的失衡在此就从此已经形成。到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这种倾斜就更加突出。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将按照普通程序起诉所移送的证据界定为：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辩护人除了可以看到这些材料以及依据刑诉法第36条查阅的“技术性鉴定材料”之外，再也得不到检察院所掌握的其它证据。那么，哪些是律师看到的“主要证据”呢？根据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6条的解释包括以下三类：（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涉及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正当防卫等情节的证据。但是，该条同时还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时，主要证据由人民检察院根据以上规定确定”。由此可以看出，检察院有权自由决定在具体案件中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这种自由决定没有任何监督机制，使之“合法地”隐瞒了有利于或不利于被告人的其证据。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定》第283条的规定，将“主要证据”界定为“对认定犯罪构成案件的事实起主要作用，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证据”，但它又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的范围由办案人员根据本条规定的范围和各个证据在具体案件中的实际证明作用加以确定”；“对于主要证据为书证，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笔录或者勘验、检查笔录，可以只复印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鉴定书只复印鉴定结论部分。”这里不仅把“隐瞒”证据的主体由“检察院”改为具体负责审查起诉的“办案人员”，而且对书面证据需要“隐瞒”的范围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不管这一规定的背后有多少客观条件的限制因素在起作用，由最高检察机关出面做出这种“司法解释”的内容就可以表明，它实际上是鼓励“检察官依法隐瞒证据”，并具体指明对于书面证据可以“断章取意”！我们把《检察规则》的上述规定与证人普遍不出庭这一事实结合起来考虑就不难想象，如果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的书面证据材料不属于检察院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当审判长询问辩护人或被告人的意见时，辩护人或被告人根本不可能发表什么有针对性的不同意见！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语言是否反映了该份书证的全部内容，也没有机会对提供证言的人进行询问。如果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证据属于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但移送的只限于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时，被告人如果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持有异议，除了简单地表明其异议之外，拿什么让法官相信自己的异议是有根据的呢？

2、《刑诉法》36条的规定，仅是赋予辩护律师的权力。作为被告人，法律规定其有自行辩护的权利，当然也处于和公诉人对抗的地位，而在此前，被告人多处于被羁押的状态，即使不羁押，法律也没有赋予他们庭前获取控诉证据的权力与渠道，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仅凭公诉人当庭：“断章取意”的宣读，然后马上问他们有无异议，除了“有异议、不真实”的笼统回答外，还能说些什么？别说他们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就是辩护律师在这种没有思维准备、缺乏全案证据相互对比、印证的前提下，能准确、清析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吗？如能，也应当要求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法官在不阅卷的条件下做出公正判决，但这是天方夜谈。所以，尽管现行法律确立了控辨平衡的原则，但在“武器、弹药”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弱势方突然遭到强势方的袭击，除了毁灭则别无选择。

（二）解决弊端的设想

我认为要缩小这种控辨实力的差距，应当将辩护律师获取证据的时间提前。在审查结束后、向法院起诉前，应当将全部卷宗展示给辩护人，以便于辩护人在此阶段有目的去调查取证，充分、安全、清楚地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去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法律也应赋予被告人在这一时间获取全部证据材料的权利，给他们充足的时间来阅读、对比。以便于发现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对遗漏的、有利于自己的情节或证据及时向公诉人或法庭提出补正请求，这对实现《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与目的有利无弊。另外从我国《刑诉法》的改革历程来看，其趋势是由职权主义转向现代当事人主义，为了避免法官阅读全卷后“先判后审”的弊端，采取了现在部分移送证据的方法，但这种做法不但违背了现代当事人主义的基本精神，反而使控辨双方的地位更加不平等。以前辩护人还能够得到全部证据，改革后却只能看到“主要证据”了，所以我认为我国的刑庭审改革绝不能放弃“实体真实”的传统，应当坚持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的统一，通过建立、健全证据先知制度和庭前预备程序、使正式庭审集中于与公诉犯罪事实有关的实质问题上，保证控辨双方充分的举证、质证机会和条件，特别是有效地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质证权和辩护权，以便法院能够在公正程序下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做出公正裁判。

二、把证人、鉴定人是否出庭的权利完全赋予被告人

（一）关于对证人、鉴定人出庭问题的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1）未成年人；（2）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力不便的；（3）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作用的；（4）有其它原因的。第144条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宣读鉴定结论，但经人民法院准许不出庭的除外。

1、关于未成年人可以不出庭做证的出发点无疑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一精神也见于《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但如果未成人不出庭，对其证言就无法充分质证，如果将该类证据做为定案依据，就无法满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这一保护未成年人的规定，不但严重损害了被告人的质证权利，而且颠覆了“事实清楚”这一法律的基石。况且在现实生活中，侦查机关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任务，在询问中往往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即使能够客观公正地执法，其询问也难免有疏漏存在，再加上未成人的认识与理解的局限性，其证言的效力本身就低，再不经过充分质证的程序，这种证言就不应该作为定案依据，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判决的结果可能会剥夺被告人生命权，在此前提下，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就放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去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这本身就是严重的不公正！

2、在庭审活动中，法官置于中立地位，庭前只看到了主要证据，并未对案件全部证据进行审查，那么在庭审开始前，在全部证据尚未出示质证的情况下，“不起直接作用”的判断标准及依据是什么？该证言所起的“间接作用”对案件的定性量刑是否有影响，影响有多大？此时法官是无法判断的。同时，为了避免洗入为主“洗判后审”弊病，不应赋予法官这一权利。

3、关于“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可以不出庭的规定则纯属于人民法院自我减少麻烦的规定。“严重疾病”如果界定？是严重到不能说话还是不能辨别是非？“行动极为不便”又如何界定？是不能走路还是不能坐轮椅？这种“仁道”与被告人的人身权乃至生命权相比，甚至与国家法律的公正实施相比，是否应当让路？证人“行动极不方便”，但控辨双方及法官的行动是方便的，证人不能到庭，到其住所组织一个质证程序还是可行的，而法院为了减少自己的“麻烦”却不惜牺牲被告人的权利，这与“为保护未成人”而牺牲“事实清楚”相比，恶之又甚！

4、关于“有其它原因的”问题。立法者的本意是鉴于现实生活的复杂，在不能穷尽所有客观条件下，给予法官的自由采量权，但现实中公检法却“相互配合”，把该解释当成了证人不出庭的档箭牌。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警察与检察官把抓捕罪犯并将其送进监狱做为事业成功的标志，而忘记了公正执法、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及尊严这一根本任务。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也往往使多数司法人员都视公、检、法为一家人，政法委也常将三家召集在一起讨论案件并协调关系。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法官能办检察官“难堪”吗？以逻辑来分析，即然有法院“准许”的存在，就应当有“提供证言一方的申请或说明”这一前置条件，但在庭审中或卷宗中，辩护方却从没有见到过类似的申请或证人不能出庭的说明，法律对此也没有具体的规定。如果说前三项还为辩护人保留了部分权利，这一项则剥夺贻尽。

5、关于鉴定人在法院准许下可以不出庭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鉴定人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正因为庭审中存在法官、公诉人、辩护人不能克服的专业问题，才委托鉴定人员做出专业结论，而这一结论在没在经过质证程序以前，缺乏专业知识的法官就可以决定鉴定人员无须出庭，这种外行决定内行的做法，其形式是荒谬的，其本质带有明显的先入为主的倾向性，是“强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的产物。

转贴于 （二）上述弊端的解决办法

以上所列举的问题，致使刑事庭审流于形式，在实际审判中，参加庭审的所有人员在不认识证人、不了解证人品行以及是否与被害人、被告人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仅就其在侦察机关陈述的范围内，去判决该证言是否客观、真实，这类似摄制电影时采用的“蒙太奇”手法，达不到质证的真正目的。为了查明整个案件的真实情况，不应对部分案情是否客观做以认定。在现实庭审中我们经常碰到公诉人出示被告人在侦察机关的第五次供述笔录，也经常碰到同一证人有不同的几份证言，只要某份供述笔录与证人的某一份证言能相互印证，判决书就会据此认定事实，至于其它的四份笔录在哪里？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不出示？证人的其它证言怎么排除则一概不说明理由，这不利于实现刑事审判的公正目标，也不符合现代诉讼结构。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应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要求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如遇到特殊情况，就应当另行组织一个质证程序，以使证人接受控辩双方询问、质证。在庭审中侦查、起诉阶段制作的证人笔录，只有在需要唤配证人记忆或证人在法庭作证与先前陈述不一致的情形下，才允许在法庭宣读，除此之外，应以证人当庭陈述做为定案依据。被告人是证言的最大利害关系人，一个证人是否需要出庭接受询问，应有被告人或辩护人决定，否则，所有未出庭的证言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椐。只有这样，才能削弱法官强职权主义的色彩，使被告人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实现公证审判的目的。

三、对被告人的当庭控告权应予以保护

近年来，媒体暴光的刑事冤案可谓层出不穷，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刑讯逼供”是最魁祸手。这些案件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无一例外地向法庭提出了受到刑讯逼供的控告，但法官不是不予理睬，就是简单地要求被告人举证，即使在被告人亮出伤疤、血衣甚至提供了看守所“同号”证人姓名的情况下，法官也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庭后落实”，而这一“落实”则往往“落空”。这种做法，违犯了《宪法》、《刑诉法》的相关规定，也有违客观、公正的原则。

（一）让被告人完全承担“刑讯逼供”成立的举证责任违客观公正

首先，“刑讯逼供”是否成立，是检察院立案侦察的义务，让一个公民去调查取证，然后直接在法庭上出示是强人所难，也有违法定程序，何况该公民为了“保证刑事案件的顺利进行”，在已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怎能代替司法机关履行取证义务呢？

其次，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场所，无一例外地都是侦查机关能够控制的场所，如果进行刑讯逼供则选择的地方会更加隐蔽，第三人很难看到逼供的场景，要想取得证人证言根本不可能；即使偶然有人看到，此时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嫌疑人也无法了解其姓名、住址，更无法对其询问、记录，在证人不愿做证的情况下，被告人、辨护人也不能象司法机关那样拥有法律赋于的强制取证权；同时，从法律程序来讲“刑讯逼供”是另外性质的案件，辩护人是无权取证的，该合议庭也无权组织对相关刑讯逼供的证据进行质证。此时让被告人举证，一方面是举证不能，另一方面审判程序也违法。

（二）检察官在法庭角色错位

在庭审开始时，检察官在宣读起诉书前，住住自称“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并依法监督法律的实施”，但当被告人提出受到刑讯逼供的控告时，检察官不是依法立案侦查维护公民的人身权益，而是努力驳斥被告人的证据及观点，此时严然成了实施“刑讯逼供”人员的辨护人，这种漠视被告人权利，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检察官，如何能监督法律的正确实施！

（三）对这种控告应由检察院立案侦查

我国《宪法》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刑诉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定为有罪。”第八十四条至八十六条规定：“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控告……”；“报案、控告，举报可以用书面或口头提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接受。对于不属于属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不予立案的，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第十八条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法庭审理时是一个无罪公民；做为刑讯逼供的受害人有权向法庭提出控告；案件的性质属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应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人民法院应当接受控告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在不予立案时应当通知被告人；被告人有权申请复议。

而现实中，身为检察官的公诉人面对被告人的控告无动于衷，法官越睑代办去“落实”，“落实”的结果又不告知被告人。这不但违犯了有关管辖权的规定，而且还严重剥夺了《宪法》、《刑诉法》赋予被告人的权利。在未查明控告是否真实的情况下，被告人在侦察机关的供述实际上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有可能是客观的，也有可能是虚假的，在没有“法律结论”前，这些证据是不应做为定案依据的，同时为了保护被告人的控告权，法庭此时应立即中止审理，将控告材料移送检察院审查。

结束语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护公民的人身权益日显重要，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刑事诉论法》的修改草案已经出台，《刑事证据法》也正在酝酿之中，我们相信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逐步健全，能够对目前法律存在的弊端进一步改正并完善，使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充分得到法律的保护。

参考文献：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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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是一座美丽的文化名城。作为“共和国摇篮”所在地、苏维埃最高法院旧址所在地、人民司法发祥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如今，这片红色的土地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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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过去了，XX中院现代化建设进展如何，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能否实现现代……

26. [调研报告2] 基层法院如何有效提高法官业务素质 [书剑][2008年8月12日][11] 没有高素质的法官，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审判。因此，要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一人民法院工作的世纪主题，就必须大力加强审判业务建设。基层法院法官的学历水平普遍不高，其中前学历为大专以上的法官很少，大部分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教育，而现实又不允许基层法院大量增加编制，通过引进新人来改变这种结构。以笔者所在法院为例，前学历为本科的只占10％。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

27. [调查报告] 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路径探讨 [书剑][2008年8月12日][27] 实现法官职业化是法院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任务，法院需要职业化的法官来满足人民对诉讼现代化的要求。只有实现法官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法院的现代化。培育现代司法理念应从法官职业化谈起，基层法院处在司法改革的前沿，最容易感受法官职业化的艰辛。笔者认为，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应当选择合适的路径，只有方向正确，自上而下，才能确保司法改革的目标，寻找到法官职业化共性……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12

从中国现有的学术话语和实践话语来看，规范思路和实证思路是相关的两个主要思路。规范思路积极主张从技术上研究法律论证以及积极推进法律论证的一般意义，积极主张司法实践应该朝向“充分陈述法律理由”的目标不断改革。[2]实证思路从现实上认为法律理由是在实际制度环境中体现意义的，指出法律理由对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法律论证而言自然会有不同的现实谱系，人为的改革努力，并不能够解决不同环境中的实际法律论证问题。[3]实证思路虽然强调实际的制度现状以及制度制约，但是并未因此否认 “法律论证理由应当充分”这一理想。[4]换言之，就最终追求而言两种思路是一致的，它们都在希望中国司法中的法律论证有朝一日可以实现标准的、理想的 “充分”乃至“令人信服”。

在我看来，这两种思路虽然都有涉及但是都未深入探讨一个问题：“法律论证理由充分”从法律论证机制本身来看将会遭遇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如果对其不能加以必要的深入澄清，那么，对法律论证真正意义的理解就会有所折扣。我将结合新近出现的一份刑事终审裁定书，[5]并且以其作为基本的材料来源和叙事平台，分析相关的问题，从而论证一个也许看似消极实则有益的观点：在司法中应该作出法律论证，但是这种法律论证不应追求“充分”。我将分析表明，即使在当下中国司法可以作出所谓的充分法律论证的条件下，[6]要求“使之充分”，依然可能不是一个令人期待的目标。

首先需要附带说明几个问题。

第一，通常认为，从司法角度来说，诉讼案件就其法律解决而言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没有争议的案件，比如一方而另方承认或者没有任何抗辩，而且法官之间对案件没有争议；其二是有争议的案件，比如双方各执一词，彼此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和理由。在第二类案件中，一般认为，通过相互争论或者法律论证这个通道将会出现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争议得到解决，于是，争议案件转变成了没有争议的案件，比如一方通过庭审、辩论或者阅读裁判理由发现自己是不对的，或者认为对方更有道理，从而承认、接受对方主张以及裁判结果。第二种结果是争议无法得到解决，换言之通过互相争论或者法律论证这个通道双方之中没有一方接受他方的主张，或者达成妥协。

可以看出，“法律论证理由应当充分”的制度建设期待，主要是以第二类案件情形作为现实基础的并以其作为目标。因为，这种情况似乎可以展示法律论证的话语权威，展示其所表达的逻辑知识力量或者说服力量，直至表明充分的法律论证如何可以摧毁不应存在的争议结构，或者，直至展示法律裁判的中立的正当性，如果争议对立是无法解决的。针对第一类案件也即没有争议的案件，法律论证应该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且可能是多此一举的。[7]

因此，我将集中考察基于第二类案件情形而呈现的法律论证问题。本文所讨论的终审裁定书，也属于基于第二类案件而产生的裁判文书，更准确地来说是第二类案件中的第二种情况。[8]

第二，本文涉及的“充分”，应该是指除运用细节的明确法律规定（包括法律原则）以及运用一般形式逻辑推理加以论证这两种方式之外的、对其他辅助论证资源的大量使用直至不断使用。[9]而辅助论证资源主要包括：（1）说理方法；[10]（2）经验常识；（3）法律原理。[11]如果仅仅适用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原则，以及一般形式逻辑推理，以论证自己的法律观点，应当认为，这与“充分与否”是没有关系的。当仅仅阅读“明确法律规定与法律原则”和仅仅阅读 “形式逻辑推理”的时候，阅读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发觉这是“这么规定的”，这是“本来如此的”，不会发觉这是“很有道理的”。而“很有道理”才是“充分”这一概念的另外语汇表达方式。不难理解，如果期待促使一个法律论证“很有道理”，也就必须竭尽思考所能而去不断地使用说理方法、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等。其实，这也是人们主张法律论证充分的主要内容。[12]我们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说，“充分”一词隐含了“量增”的指涉。至于“法律论证”的含义，在本文中是指仅仅运用细节的法律规定（包括法律原则）以及运用一般形式逻辑对法律枝节观点进行论证，从而支持法律基本观点论证的推演活动。对单纯的法律论证，是可以使用“严密”一词加以描述的。“严密”一词通常没有“量增”的指涉。

因此，我将主要围绕说理方法、经验常识、法律原理，来论证“应该提出法律论证，但是不应使之充分”这一观点。

第三，众所周知，司法中的法律论证，包括隐蔽的和公开的。法官个人的某些思考、合议庭的某些讨论，又如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某些讨论，其中的法律论证如果并不见诸文字，则是隐蔽的。如果以裁判文书方式公布出来，则是公开的。当然另有所谓审判秘密的“内部文件”（比如合议庭笔录）所包含的法律论证，也可说是隐蔽的法律论证。司法裁判文书表现出来的法律论证尽管是公开的，但是，其既可能表达文书形成之前的论证过程，也可能没有表达，或者没有完全表达。本文忽略这些区别。因为，本文所讨论的观点及内容对隐蔽的和公开的法律论证都是有意义的。就此而言，在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尽管本文观点也许可以视为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西方罗马法传统中曾经有过的一个古老观念，也即司法裁判文书不应提供裁判理由的说明论证，然而，本文观点仅仅是在某种意义上恢复的。我的观点在主要方面与之有别。首先，我认为应该提出法律论证，只是不应使之充分。其次，我认为不论在公开的司法裁判文书中，还是在“内部”的司法讨论过程中，都需要尽力不使之充分。这是从根本上尝试以另一视角重新审查法律论证的“充分”。

第四，本文所依据的基本材料是一份终审裁定书。对法律实践生产出来的文本进行分析，对本文阅读者来说，容易造成“笔者是在支持某方、反对另方的法律立场”的印象，而且，许多相关的另外作者作出的分析的出发点也的确是如此。[13]然而，表明支持或者反对哪方立场，不是本文的论证目标。基于这点，我将尽量不去从“我认为”的角度去概括各方的所谓争论焦点，以及所谓争论关键和谁对谁错。我不是作为一名具体法律实践者来考察这一文本生成过程的，以及其内容究竟是如何的。因此，我将会尽量避免像法律实践参与者那样提出自己的“概括意见”，尽管这从叙述方法上来说是十分困难的。[14]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这一裁定书所包含的意在“充分”的诸如“说理方式”、“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等其他论证资源，在当下中国法院许多追求法律论证充分的裁判文书中当然包括“内部”的司法讨论中，也是被较为普遍使用的，[15]而且，这一裁定书是由某省高级法院作出的。因此，这一裁定书具有一定的范例意义，可以表征中国司法追求法律论证充分的主要倾向。这也是本文以其作为基本材料来源和叙事平台的缘由所在。

一

不久以前，某高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裁定某法官罪名并不成立，维持一审原判，驳回

检察机关抗诉。

案件源自一起民事纠纷的审判。民事纠纷审判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某原告若干被告，主张被告应当还债。某基层法院立案，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并排定某法官独任审判。原告据以主张的主要证据是“借据”，其中有若干被告的署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之一声称“借据署名”是在原告胁迫下签署的，彼此之间实际上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否认胁迫。独任法官询问被告是否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告声称没有。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独任法官作出被告败诉的判决。判决之后被告没有上诉，案件随后进入执行程序。在执行程序启动之际，被告之中两人在法院附近服毒自杀。再后公安机关开始介入，原告承认被告是在胁迫之下签署借据的。这起民事判决遂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当地一机构（市政法委）与被告亲属签订协议，补偿被告23万。检察机关认为独任法官在审理这起民事案件中，并且造成严重后果，提起刑事诉讼。

在刑事诉讼中，一审法院认为：独任法官对当事人自杀是不可能预见的，没有主观上的过失，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履行了法官的基本职责，而且当事人自杀与独任法官的相关行为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属于意外事件，因此该独任法官的罪名不成立。

检察机关认为一审判决是错误的，提起抗诉。在二审中，某市检察机关提出如下法律论证[16]：

其一，该法官的行为属于没有正确履行职责、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理由有三。第一（R1）[17]，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均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司法机关报案或举报；1998年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在被告之一已经提出“借据”是在原告胁迫下写下的，原告有刑事犯罪的重大嫌疑的情况下，该法官没有履行上述规定的职责义务。第二（R2），在庭审中该法官有不着制服等不规范的行为。第三（R3），该法官没有按照主管领导批示将处理意见报告领导后再作判决，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

其二，该法官行为与自杀事件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由有二。第一（R4），该法官行为并不必然导致自杀事件出现，但是的确是引起自杀出现的唯一原因。行为可能引起一个或多个不特定的危害后果，只要出现一个并且达到追究刑事责任标准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第二（R5），作为司法工作人员，该法官应当知道自己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案件错判，将会出现包括自杀事件在内的严重后果。不论由于应当预见而未预见，还是由于轻信能够避免，该法官都有主观上的过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某省检察机关作为支持抗诉一方，提出如下法律论证：

第一（R6），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是针对一般民事案件的规定，当民事案件涉及刑事犯罪的时候，应当以例外方式遵循刑事诉讼法和上述最高法院的规定。该法官没有履行这一职责义务。

第二（R7），该法官在法院工作时间长达16年，其工作经验应当使其预见当事人在被迫写下借据、法庭草率判决后只能以死抗争的后果。

第三（R8），该法官的行为最终导致国家损失23万。当事人自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为消除影响，不论基于何种性质、通过何种程序、经过何类主体，国家均因此付出这笔补偿。该法官的行为与这一后果存在必然的联系。

针对检察机关一方的法律论证，辩护人提出了自己的法律论证：

首先（R9），民事诉讼法要求法官公平对待当事人的举证，不能仅仅因为一方的口头抗辩，即认为另外一方有刑事犯罪嫌疑。该法官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审理案件，履行了法官的基本职责。

其次（R10），该法官在庭审中没有不负责任的表现，没有排除利害关系的证据证明“不负责任”。

再次（R11），没有排除利害关系的证据证明该法官在审判中未请示主管法院领导。

最后（R12），该法官行为与当事人自杀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有运用种种法律救济方式的机会，但是当事人没有选择各种法律救济而是选择自杀。这是任何人当然包括该法官无法预见的，也是无法阻止的。

作为被告人的该名法官自己补充指出：

第一（R13），在当事人提出“胁迫”抗辩的时候，自己询问了当事人是否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询问了原告是否曾经“胁迫被告”，这是履行民事审判法官职责的表现。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机制缺乏了解；

第二（R14），不能仅仅因为一方口头抗辩，便认为“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

第三（R15），如果仅仅因为一方口头抗辩终止民事诉讼，对另外一方是不公平的，同时将使民事诉讼制度陷于混乱，这才是不履行法官的职责；

第四（R16），被告放弃了所有法律赋予的诉讼救济权利，采取自杀，其责任不能归咎于法官；

第五（R17），事后新证据证明判决结果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最高法院的规定，判决不能认为属于错案，因而也不存在错案追究的问题。

从双方的法律论证可以发现，这件案件是有很大争议的，而且是罪名成立与否的根本性争议。我们先看法院是怎样表述最终裁定结果的。终审裁定书称：

被告人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在民事诉讼中依照法定程序履行独任法官的职责，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认定案件事实并作出判决，其行为不属不负责任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客观上出现的自杀结果与其职务行为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必然因果关系，其行为不构成罪。原审法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作出被告人无罪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审判程序合法。检察机关抗诉理由不成立。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刑事诉讼法以及最

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依照目前较为普遍的司法改革观念以及最高法院相关的改革要求，如果终审裁定书所表达的裁定意见仅仅如此，那么，这属于没有提出法律论证理由的一份裁定意见，其中更加无从谈到法律论证是否充分，而且，这是中国以往司法裁判最为普遍的也是最为需要改变的情形之一。可能因为这一现实，所以我们看到终审裁定书的裁定意见并非仅仅如此。

二

终审裁定书论证了裁定理由。其首先归纳了双方争论的焦点。其中有三。第一，两点事实认定的问题。第二，被告人是否存在行为。第三，自杀事件及其他损失与被告人的职务行为是否存在必然联系。[18]

针对两点事实认定的问题，二审法院提出如下法律论证：

（R18）关于该法官是否在民事庭审中是否存在着装不规范等问题，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提出了一些人的证言，这些证言是由与自杀者有关系的若干人提出的，而且是在自杀事件发生之后提出的，因此，这些证言是有利于一些当事人的证言，不足采信。作为辩方的该名法官，提供了当时开庭的笔录及书记员的证言，表明该法官的庭审行为是规范的。两相对照，检察机关的指控证据不足。

（R19）关于该法官是否请示主管法院领导问题，检察机关提出了主管法院领导的证言和该领导接待当事人的“接待笔录”。该领导称已对该法官说“此案需要请示”。“接待笔录”上写“请先告知判决结果后签发判决书”。但是该法官称，该领导说“此案只能这样判决”并表示该法官自己可以签发判决书。鉴于不能证明“接待笔录”已为该法官所看到，故检察机关的指控证据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二审法院在终审裁定书中没有提到一个问题：就事实而言主管法院领导与该法官在这起民事判决中的法院内部工作关系究竟是如何展现的。在一审中，控辩双方以及一审判决都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认定问题。[19]因为，控方认为，如果主管法院领导的确有如该法官所说的那样，“权力下放、自己签发”，那么，在判决是错误判决的情况下，主管法院领导似乎是有责任的。反之，如果主管法院领导已说“需要请示”，该法官不经请示自主签发判决，那么，错误判决的问题似乎应由该法官负责。当然，一审辩方和一审法院，都曾提到独任法官在民事诉讼中有权独立审判，不论是否请示主管法院领导。[20]

进而值得注意的是，二审法院与一审辩方和一审法院类似，在提到部分对抗证据也即R18、R19的认定之后，还作出了新的阐述：

（R20）根据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关于落实法院审判组织权限的有关解释，合议庭或独任法官有权作出判决，对重大疑难案件可提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在实际审判工作中，向院长、庭长汇报并听取意见，属于法院内部汇报请示及沟通的一种方式。合议庭或独任法官有权决定是否报告以及是否需要请示院长、庭长。除经法定程序由审判委员会决定，院长、庭长不能改变合议庭或独任法官的意见。合议庭或独任法官审理非重大疑难案件后直接作出判决，是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检察机关以该法官没有听取领导意见自行下判，作为指控不正确履行职责的一个理由，缺乏法律依据。

换言之，在二审法院看来，似乎一审各方注意甚至自己提到的“就事实而言主管法院领导与该法官在这起民事判决中的法院内部工作关系究竟是如何展现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即使证据可以证实该法官自己签发判决，该法官依然是正确履行职责。当然，我们可以迅速提出一个问题（Q1）[21]：既然独任法官可以独立判决，那么，二审法院评判控辩双方在“主管法院领导”问题上证据如何，其意义是什么？我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

再看二审法院对焦点二的法律论证。对焦点二中的第一个问题，即“被告人没有执行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规定》是否失职”的问题，二审法院指出：

首先（R21），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地位中立，审判人员对诉讼双方均应平等对待，保障其各项诉讼权利。双方举证权利义务平等，无法证明自己主张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结果。因此，法官在民事诉讼中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是正确履行职责，体现司法公正。原告以借据举证，被告承认借据署名，故原告举证有效。被告辩称受到胁迫，原告否认，被告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也无报案资料证据，故被告举证无效。该法官认定借贷关系成立，不采纳被告抗辩意见并无不当。该法官并无失职行为。

其次（R22），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是针对经济纠纷案件中经济犯罪而言的。被告提出的抗辩涉及暴力犯罪而非经济犯罪，故检察机关引用该规定与本案无关。同时，该《规定》所说“经审理认为”，显然是指依照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从举证质证中，发现相关证据证明案件涉嫌经济犯罪，才能决定移送刑事审查，并非如同检察机关理解，只要一方提出涉嫌经济犯罪，就必须移送。否则，民事诉讼中任何举证不能的一方都可能以对方涉嫌犯罪为抗辩理由终结民事诉讼，民事诉讼制度将无存在必要。

再次（R23），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后将如何，但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未经法院审判任何人不得被认定有罪”的基本原则，“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前提必须是相当充分的证据佐证。借款纠纷一案中，被告提出 “受到胁迫”，但无证据证明，也未提供报案证据，因此属于“没有相当充分证据佐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终结民事诉讼，移送刑事侦查机关不但于法无据，而且本身就是失职，没有体现司法公正。

所以，检察机关指控该法官违背法定职责，其理由不能成立。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迅速提出一个类似的疑问（Q2）：在陈述R22时，既然检察机关提出的最高法院《规定》之内容与本案是无关的，那么，为什么还要阐述《规定》之内容的真正含义？我们可以看出，二审法院在此论证是种“让步说理”，即“即使可以适用这一《规定》之内容，检察机关的理由依然无效”。为什么二审法院可以这样论证？既然这一《规定》与本案无关，在裁定中不去论及这一《规定》的相关内容也就是自然而然的。这种让步说理，仿佛意味着“就算你在这里是对的，你在那里还是错的”。

对焦点二中的第二个问题，即“被告人是否尽职尽责、其行为是否导致错误判决”，二审法院指出：

其一，被告人没有不负责任、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理由有四。第一（R24），该法官确认了“借据”署名，询问了被告是否报案以及为何没有报案，并且庭审后传讯了被指为胁迫者之一的张某，所以，该法官“较认真地审查了证据、负责任地对待被告方的抗辩意见”。第二（R25），原告“借据”为直接证据。被告无法对“胁迫”举证，而且没有报案，尤其在该法官两次提示后仍未报案。尽管如此，该法官依然在庭审后向原告进行了调查，以期证实被告抗辩意见是否真实。经过开庭和调查，均无证据原告的直接证据。该法官确认原告证据，符合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第三（R26），一方在书证面前提出异议但因举证不能而败诉的案件通常（注意“通常”两字——本文作者注）是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原告与被告借款纠纷一案，借款关系、债权人、债务人明确，借款用途、借款金额清楚，借款期限确定，被告确认借条署名，辩称被胁迫而无证据支持，故适用简易程序没有不当。该法官在案件虽有争议，但按照当时证据能排除合理怀疑下，作出独任判决，符合民事诉讼证据分析判断的一般原则，不足以认定属于严重不负责任行为。第四（R27），该法官在判决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了案件纠纷以及对立主张情况，清晰表达了判决理由，符合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判决有理有据。

其二，民事判决结果与客观事实不符的

责任不应由该法官负责。理由有三。第一（R28），与事实不符的错误判决，是因为与原告相关的另外一人作出伪证所造成的。法院和该法官受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限制从而作出与事实不符的判决，其本身也是受害者。第二（R29），被告等人不行使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在一审判决明显不利自己的情况下依然没有上诉、申诉，使判决结果进入执行程序。对此被告等人自己负有明显的责任。第三（R30），“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当事人无法举证时，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取证，但是，民事诉讼中法院调查核实证据的手段十分有限，不可能也不允许采取类似刑事诉讼中取证方式获取证据。该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已经基本穷尽补充证据的手段。之后公安机关介入，原告承认事实，这是民事诉讼中法官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民事判决结果与客观事实不符，并非因为该法官职务行为所致。检察机关指控该法官，理由不能成立。

我们可以注意，R28指出与事实不符的民事判决是由于伪证出现的，这是论证与事实不符的判决的责任和该法官无关。然而，为什么裁定书另外要提出“法院和该法官也是受害者”，以补充R28的论证？“受害者”的指出，与认定不符事实判决出现的缘由责任，其间是什么论证关系？这是一个疑问（Q3）。

再看二审法院对焦点三的法律论证。二审法院认为：

其一，自杀行为与该法官职务行为没有必然联系，尽管自杀的直接诱因是法院判决，但是实际原因是自杀者对自己的权利放弃以及法律、法院、法官的误解。理由有四。第一（R31），对于自杀者选择极端方式自杀，无论法院还是法官都是不希望看到的。第二（R32），经查该法官和原告素不相识，没有证据显示该法官和原告串谋。自杀者不应选择极端方式。第三（R33），法律已经赋予自杀者选择上诉、申诉等法律程序的权利，但是自杀者自己放弃了权利。第四（R34），该法官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其二，23万损失与该法官职务行为没有必然联系。理由有二。第一（R35），根据最高法院和二审法院错案追究的规定，民事案件由于出现新的证据而发现原判错误需要纠正的，不属错案，不能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也不存在错案赔偿问题。胁迫证据是在民事判决之后出现的，而且在民事诉讼中是无法取得的，因此该法官民事判决不属错案，作出判决的法院也无需承担国家赔偿的责任。第二（R36）， 23万是安抚性的补偿，其程序也不规范。23万不是基于错案而产生的损失。检察机关抗辩理由混淆了是否该赔等关键问题。

其三，不能认定该法官“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严重后果”，该严重后果与该法官职务行为有必然联系。理由有二。第一（R37），民事诉讼中，一方败诉后采取极端行为，是极为罕见的，尤其是当事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弃了各种有利自己主张权利的机会。第二（R38），自杀者自杀前未流露自杀情绪和倾向。不能认定该法官没有及时掌握当事人情绪从而采取预防措施而导致严重后果。“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对一些案件加强一般防范和特殊防范是必要的，但虽经法官指引仍没有循合法途径寻求保护，毫无先兆突然自杀的情况已超出了该法官的正常预见。因此要求该法官承担没有及时注意当事人动态并加以控制、避免当事人自杀后果发生的责任、否则就是的理由过于牵强。”

与Q1和Q2甚至Q3类似，对R31我们可以提出疑问（Q4）：为什么要提到“无论法院还是法官都不希望看到……”？R31的论证目标显然不是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问题”，也即“是否故意”，毕竟，控方辩方争论的问题之一是“是否存在过失”。那么， R31是否表明二审裁定对自杀的“同情”？如果是，为什么要表达“同情”，“同情”与论证有何关联？如果不是，那是什么意思，其和自杀问题又是什么关联？ “不希望看到”的提出，似乎更像是工作辞令或者外交辞令。

三

目前中国法院尤其是地方法院在陈述判决理由的时候，没有固定格式标准，所以实践中的表达方式是十分复杂的。但是，究竟如何表达，本身是不重要的。重要的问题在于“裁判理由”的开列、数目、相互关系，以及推出“裁判理由”的中途目标策略，也即支持中心观点（裁判最终结论）的枝节观点的策略。本文开始部分提到的说理方法、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主要来说是围绕这些内容而展开的，是为这些内容提供论证支持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很有道理”。在这份终审裁定书里的法律论证中，二审法院运用的 R19+R20、R21、R28（后半部分）、R32、R33、R34、R36等，基本属于说理方式，R26[22]、R31、R37、R38等，基本属于经验常识，R22（后半部分）、R23、R30等，基本属于法律原理，另外的R20、R25、R35等属于细节的法律规定包括法律原则，当然还有一般的形式逻辑。在这份裁定书中可以看出，二审法院并不认为针对枝节观点以及中心观点仅仅运用细节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原则，以及一般形式逻辑，就已足够。运用上面提到的其他论证资源，对二审法院来说使得法律论证得以“充分”则是必要的。

在这一节，我先讨论“说理方式”。

在上面一节的叙述中，我已经例举式地提到了一些疑问，比如Q1、Q2、Q3和Q4.这样讨论问题似乎显示我在搜寻裁定书的某些不当之处。其实，我的目的仅仅在于通过几个例子说明这一裁定书所表现出的“疑问招惹”，以及更为重要的是“疑问招惹的原因是什么”。从二审法院的角度来说，它当然会认为自己的就 Q1、Q2、Q3和Q4而言的法律论证是没有问题的，“无懈可击”的，而且那是“充分”或者“很有道理”的表现，否则，二审法院是不会将它们写入裁定书的。然而，这并不能够阻挡他者从其他角度去追究其中的“疑惑”和问题，包括我所提出的“疑惑”和问题。

试析Q1.Q1的疑问是：既然二审法院提出了R20，也即“依据法律规定独任法官是可以独立作出判决的”，那么，为什么二审法院在前面还要陈述分析R19？R19涉及事实问题，就是该法官是否请示过法院主管领导，而且，R19着重说明证据如何表明控方所说是不可采信的，也即“无法确定是否请示过”。R19的论证目标，应该是“控方无法充分证明自己的事实主张”。与此不同，甚至没有关系的是，R20的论证目标应该是“控方忘记了该法官是可以作出独立审判的”。这意味着，没有R19， R20同样可以而且也应当成立。我甚至可以认为，二审法院陈述分析R19纯粹属于多此一举。[23]我们参考一个例子，甲声称自己没去某地，乙声称甲去过，双方各自举证试图说明事实。但是，丙却说，不论甲是否去过，甲都有权去这个地方。显然，丙提出的规范判断，是在排除甲、乙的事实之辩，意在说明甲乙之间的事实之辩是没有意义的，也即不论是否去过，都不妨碍“甲有权前往”。如果丙在提出“不论怎样甲都有权前往”这一规范判断之前对甲乙的事实之争作出事实真伪的判断和陈述，那么，甲就留给他人一个“多此一举”的印象。

再看Q2.Q2的疑问是：既然控方提出的理由R1与案件是无关的，那么，二审法院在理由R22中为什么还要分析法律规定的含义？R1的意思是，最高法院在《规定》中提到了经济纠纷审理中发现经济犯罪应当如何处理民事诉讼，而该法官没有依照这个《规定》相关条文履行职责。R22的意思有两个，其一是该《规定》的一个内容涉及“经济犯罪”而非“暴力犯罪”，故该《规定》不能适用于该法官所审理的民事借贷案件，其二是即便可以适用，也要注意该《规定》的这个内容并非如同控方所理解的，一方只要提出涉嫌犯罪，就可以移送公安机关，换言之，如果真要适用则还需要其他证据证明，至少是比较充分的证据（见R23）。这里存在的疑问和Q1所提出的疑问是类似的。既然断定“经济犯罪” 和“暴力犯罪”是不同的，《规定》的一个内容不能适用，那么，对所谓“移送公安机关”内容的理解也就不是需要再解释的问题。换言之，没有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依然可以加以陈述；反之，没有第二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也是依然可以加以陈述的。概括来说，他者可以认为，两个意思之间没有相互关联的逻辑依赖关系。二审法院如此推论，容易招惹疑问。

再看Q3.Q3所质疑的问题相对来说并不那么严重。其意在于指出，二审法院提出的R28已经断定与事实不符的民事判决是由伪证造成的，不是该法官的职务行为造成的，然而还要提出“该法官和法院也是受害者”，这是有些令人蹊跷。

二审法院是否认为，该法官和法院也是受害者，故而更加不能认为与事实不符的民事判决是由该法官的职务行为造成的？如果二审法院是这样思考的，那么，这就仿佛认为物品A是被甲拿走的，而非乙拿走的，而且乙的物品同时也被甲拿走了，所以更加不能认为乙拿走了物品A.这种说理逻辑同样是“招惹疑问”的。在我看来二审法院极为可能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如果不是这样思考的，那么，实在是并不清楚二审法院究竟为什么另要陈述“该法官和法院也是受害者”。

Q4的疑问和Q3也是类似的。[24]

Q1、Q2、Q3和Q4所提出的疑问都涉及二审法院在法律论证中的“说理方式”。而在这些疑问所质疑的二审法院说理中，我们可以发现，法院是希望“全面”、“充分”、“全景”、“一个都不能少”地论证自己裁定理由。然而，这样一种希望以及实施，由于运用自己认为不错的说理方式，反而徒增他者可以自然而然提出的疑问乃至质疑。这是为什么？

我们首先可以提出一点：这一裁定书所面对的案件是有争议的，正是因为有争议的，所以双方以及二审法院提出如何看待问题的各种说理方式，就是非常自然的。不论从控方来说，还是从辨方来说，还是从二审法院甚至一审法院来说，认为自己的说理方式是正确的甚至是“无懈可击”的，这是再容易理解不过的事实现象。就此而言，而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我在上一节中提出一些疑问并在这一节中加以质疑的时候，我相信至少某些人会和我一样具有类似的感受。换言之，即使不是我而是别人，依然可能提出类似的疑问和质疑。但是，同时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二审法院可以针对我的疑问提出疑问，以说明自己的说理是成立的，坚持自己的说理方式，就像二审法院对案件中的一方比如控方提出“疑问”并予质疑一样。

我们其次可以提出另外一点，这就是，我也承认而且的确认为，二审法院运用的某些说理方式，比如R21、R29、R33、R36中所表达出来的说理方式，在我来看是不错的而且也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依然不能说明这些说理方式就一定可以被另外的他者尤其是广泛的复杂多样的他者认为是不错的，并为其所接受。以 R33为例，其意在说明自杀者自己放弃了权利，从而放弃了纠正的机会，因而自杀与该法官判决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倒是自杀与自杀者自己放弃权利有着关系。在我看来这样推理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另外他者对此是可以提出对立意见的：为什么一定要预设“自杀者完全懂得或者应当懂得各种法律权利”，然后如此论证？这种“客观”要求就是合理的？恋爱双方一方自杀，另外一方不阻止，究竟是要求自杀者懂得自己的权利，还是要求另外一方承担责任？事实上，法院现在时常要求另外一方承担责任。[25]所以，另外他者可以认为，问题关键不是自杀者自己是否放弃权利，而是另外一方的责任根据或者因果根据……

这两点意味着，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关于“说理方式”的日常经验，其本身就是复杂的，甚至是见仁见智的，并不存在“一方必定是正确的”的逻辑根据。于是，他者提出疑问直至质疑，或者称为这种说理方法本身“招惹疑问，”也就不是奇怪的事情。

进而言之，在这些疑问和质疑中所体现的不是逻辑真理意义上的谁对谁错，其所体现的是我们的日常经验化的“说理方式”的“地方性”。这种“地方性”是会发生冲突的。当然，这种冲突并不妨碍在不同语境中人们对其所表现出来的各自接受。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举个十分简单的例子。人们时常认为，中国古代许多经典文本是以模糊思维和飘逸说理为特征的，西方许多经典文本是分析思维和精细说理为特征的，这两种思维说理是有不同甚至冲突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两类文本的说理在各自的语境中获得接受直至获得推崇。“地方性”并不妨碍它们有时出现的地方化的“有效性”。这也在深入说明，当案件是复杂的时候，当相关“说理方式”的日常经验的“地方性”是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立地指出“这是累赘的”/“这是充分的”，“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这是天衣无缝的”。

因此，我们可以指出，法律论证的目标之一不应是法院运用这里所讨论的“说理方式”去使自己认为的论证如何充分、如何“无懈可击”、如何“天衣无缝”、如何“全面”，而应在于尽力避免“地方性”的经验化的“说理方式”出现，从而避免挑起法律论证的“深层纠纷”，使裁判理由“招惹疑问”，使人们更为不易接受裁判结果。

此外，这一裁定书是由某省高级法院作出的，通常人们可能认为，级别较高的法院凭借说理方式所作出的法律论证应该是较少争论的，因为，其以说理方式表现的法律论证是较为“有水平的”，较为“正规的”，更为可以贴近人们期待的“法律说服核心地带”。但是，情况也许恰恰是相反的。较高级别的法院运用说理方式所作出的法律论证，完全可能要比较低级别法院运用说理方式所作出的法律论证更为容易引起争议。较高级别法院的这种法律论证，因其“法律管辖范围”总是较为广泛的，而且，当问题是类似的、纠纷是相同的时候，因其总会要比级别较低法院的这种法律论证更为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较多较为复杂的阅读群体就会更为容易展示不同的“说理”论证的日常经验的“地方性”。换言之，一般来说，法律裁判所指向的地方区域越小，基于地方性经验的法律论证说理方式的冲突也就越少，反之则是越多。毕竟，区域越大，通常来说社会背景也就越加复杂，理解说理的方式也就越易出现分裂。

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提示了，越是上级的法院似乎越是不应运用本文分析的“说理方式”提出所谓充分的法律论证，而最高法院最好是应当更为简单扼要地陈述裁判理由。理由简单扼要，具有抽象性，从而针对各个“地方性”的经验感觉、理解思路、论证期待，具有较好的涵盖应对能力。说理方式越是复杂，越不具有抽象性，倒是总是越发具体化的，从而并不具有较好的涵盖性与反复应对能力。一个经验是可以佐证这一看法的：参加某一问题争论的人越多，“意见”也就越多，“说理方式的观点”也就越多，现代网络里争论所表现出的说理方式，远比现实生活中一个特定群体来得更为复杂。

四

不仅日常经验化的说理方式是可以引起争议的，而且这种“说理方式”据以作为基础的经验常识也是可以引起争论的。通过这份终审裁定书，我们可以发现，二审法院特别希望借助其他经验常识拒绝控方提出的经验常识（控方提出的“经验常识”请见R5、R7），从而论证自己的一个重要枝节观点：自杀与该法官的职务行为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见R37、R38）。二审法院着重试图说明：第一，在民事诉讼中一方败诉后采取极端行为，是“极为罕见”的；第二，自杀者自杀前没有显露任何迹象，这种自杀已超出了法官的“正常预见”。结论则是“指控的理由过于牵强”。R37和R38的功能主要在于应对控方提出的R5和R7，也即“法官角色”和“16年的审判工作经历”，支持辩方的R12.所谓“极为罕见”、“正常预见”等，都在指向经验常识的依赖和衬托。

那么，二审法院据以作为基础的经验常识是否可以控方提出的经验常识？

我们先考察“极为罕见”这一经验常识。

首先，我们基本可以接受二审法院的断定：民事诉讼中一方败诉后采取诸如自杀之类的极端行为，确实是极为罕见的。通常来说，我们的确难以想象，如果这种极端行为不是极为罕见的，而是时有发生的，甚至是常见的，那么现在的民事诉讼活动怎么还能正常展开。这一接受，当然不是依据统计或者经验观察而出现的，而是依据现有的“民事诉讼活动过去、现在在基本层面上都是正常展开的”这一经验感受，或者，更准确地说，依据“我们尚未听到民事诉讼活动因为这类极端行为而瘫痪”这一经验感受，而出现的。这一接受，隐含着一个思考内容：依据这些经验感受从而反向推论‘极为罕见’这一结论，是无法质疑的。

但是，“极为罕见”终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意思，“极为罕见”恰恰倒是“这还是有些可能”的意思。进一步来看，如果的确是“这还是有些可能的”，或者从逻辑上讲的确存在着“可能”，即使这种“可能”是比较小的，那么，为什么不能说“法官角色以及16年的审判工作经历应该使该法官预见自杀可能”？控方完全可以指出：第一，“极为罕见”恰恰不是支持而是否定该法官“无法预见”的理由，毕竟，恰

恰因为“是极为罕见的”，所以，法官角色以及16年的审判经历应该使该法官区别于常人，从而使该法官能够有所觉察；第二，深入来看，法官角色以及16年的审判经历，准确来说，对应着“极为罕见”，而一般常人准确来说则对应着“经常出现”，就此而言，人们可以认为，如果是“经常出现”，那么不仅法官而且一般常人都是“应当预见”的。在这里，我们作为旁观者（假定可以作为旁观者）很难说明，为什么二审法院的意见才是更有理由的，而控方已经提供的意见以及本文在这里所补充的意见（在裁定书中我们没有看到控方提出这样的另外意见），是较为缺乏理由的。

其次，“极为罕见”的问题联系着另外一个问题：作为自杀的当事人，如果自己的确借钱了，那么其提出“原告以胁迫方式逼其写下借据故债务关系并不存在”，这等于是在冒“诬告”的严峻法律风险，而愿冒这种风险的人是不是“极为罕见”的？作为控方，检察机关可以这样论辩：依照一般经验，借钱之后声称没有借钱，这是不奇怪的，然而借钱之后还声称“对方逼迫自己承认借钱而实际上没有借钱”，这就“极为罕见”了；对于借款一方来说，民事诉讼中的被告当然知道“诬告他人犯罪”意味着什么，至少知道“诬告他人犯罪”对自己会产生很大的不利后果，在这种情况下，被告究竟有多大可能或者有多大胆量愿冒案件出现“刑事纠纷”，然后国家机关介入审查的风险？依据通常判断，这对被告来说是极为不明智的选择。同时，检察机关可以指出：原告在借出之后，又在遭遇被告宣称自己是胁迫被告的时候，其为什么没有表现出极为愤怒的样子？这也是违反常理的，这也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原告不仅因借出钱款无法追回而有损失，而且身背“胁迫”的罪名，而且身背“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还有可能被公安机关追查一番，“吃些苦头”，这对原告来说几乎是根本无法容忍的。这两点就意味着，无论被告去“诬告”原告，还是原告被“诬告”之后没有太大反应，控方均能指出它们都是“极为罕见”的。既然都是“极为罕见”的，在法院认为“因为民事诉讼中败诉一方出现自杀行为是极为罕见的”时候，为什么控方就不能指出该法官没有负起基本的职业“注意”责任？在这里，虽然根据裁定书的叙述，控方没有进一步地指出这些可辩驳的理由，但是，依据这里分析的这些可辩驳的理由，显然难以认为二审法院提出的“极为罕见”这一经验常识是更为有理由的。

再看“自杀者自杀前没有显露任何迹象，这种自杀已超出了该法官的‘正常预见’”这一经验常识。

一般来说，要求对没有任何迹象的状况作出某种“正常预见”，的确是过分的。比如，在审理前面提到的民事纠纷案件的时候，如果有人前来旁听，有人在法院的其他法庭正在开庭，有人在法院立案室里正在准备其他案件，那么，针对这些人来说，该法官的确无法想到其中有人将会出现自杀情况。但是，当我们针对这些人提到“预见”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在讨论一个没有意义的情形。而且，更为准确地来说，针对这些人，我们本身也是不会提到“预见”问题的。因为，在此没有任何相互关联的周边情况因素涉及自杀问题。此外，根据二审裁定书表达的意思来看，其所提到的“正常预见”是相对“特殊预见”而言的，是在暗比“特殊预见”。就此而言，在我看来，如果预见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其中有人将会自杀，那么，这不是相对于“正常预见”的“特殊预见”，而是思维不正常的“灵异预见”。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正常预见”必定是针对存在相互关联的周边情况因素而言的“正常预见”。因此，一般意义上的、笼统而言的“没有任何迹象故无法正常预见”，并不妨碍而且也没有理由阻碍我们可以作出如下追问：在没有任何自杀迹象的情况下，就此案的一些周边情况因素而言，难道就不能作出正常的预见？

深入分析如下。

在民事诉讼中，作为后来自杀者的被告在法庭就指出了自己是因胁迫而写下借据的，结合我在前面分析的“被告通常不大可能同时也无多大胆量愿冒‘诬告反坐 ’”，以及“原告被‘诬告’后通常不会没有什么激烈反应”这两点来说，该法官以其法官身份、以其法官职业的多年经历有所警觉，或者至少有所疑问，则是正常的，没有警觉或者疑问则是不正常的。其实，该法官庭审后询问了原告以及相关人以期核实（见R24、R25），这表明该法官“正常”地表现了自己的警觉及疑问。此外，案件涉及万元的债务纠纷，作为后来自杀的被告又是收入十分有限的农民，[26]于是，一名已经声称被胁迫写下借据而且经济十分有限的“被告”，怎么没有可能出现“极端行为”？即使这种可能在当时看来也许是不大的。事实上，当该法官已经“正常”地表现出了自己的警觉及疑问的时候，这已表明该法官知道应当尽力避免“冤情”的出现，因而控方也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提出“怎么就不应该出现正常预见”。

这里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出现自杀迹象，难道就一定要比没有自杀迹象更易让人作出“正常预见”？

有的人想要自杀的时候，有时的确表现出了自杀迹象。同样，有的人不想自杀的时候，有时也的确表现出了自杀迹象，比如，出于种种策略考虑为了某种目的，像求爱、避免失恋、避免离婚、要求晋升甚至试图使人注意等，当然还有像法律诉讼中要求胜诉等。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是复杂的，在时常看到出于种种策略表现“想要自杀”的条件下，一个人为什么要对“自杀迹象表现出来”要比“自杀迹象没有表现出来”更为敏感？在这种条件下，恰恰是出现较少的敏感甚至迟钝，才是正常的。因此，出现自杀迹象，并不一定要比没有出现自杀迹象，更为容易让人作出“正常预见”。问题的关键依然不在于是否出现“孤自独立的、与其他情况无关的自杀迹象”，依然在于“关于自杀的周边情况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控方可以坚持认为，不能笼统地宣称“没有显露自杀迹象的自杀超出了该法官的‘正常预见 ’”。

当然，在这里，我们分析的终审裁定书中的两个经验常识，和另外一个该案涉及的一个特殊问题有着关联。从事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刑法中的“应当预见”是个不易说清的用语。而且，即使是在法律行业之外，或者这样来说，将“应当预见”这一用语放入社会，同样可以得到千奇百怪的解说和答案，尽管，其所引发的不同看法也许因为没有卷入法律纷争所以没有那么明显突出（当然也有可能相反）。

然而，即使没有这个特殊的刑法上“应当预见”不易解释的问题，我们分析的两个经验常识，也是容易“招惹疑问”的。而之所以容易“招惹疑问”，或者说是可以将其展开并且将其推入不同的理解思路，正是缘于人们的经验常识是多样化的，也是具有“地方性”的，就像前面提到的经验化的“说理方式”一样。更不用说“应当预见”的理解其本身又是只能依赖经验化的常识和经验化的判断，而这种所谓经验化常识和判断的谱系又是复杂的，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主要是在直接使用“经验常识”这一意义上，二审法院在评判“因果关系”问题的时候使用了诸如“极为罕见”、“正常预见”、“过于牵强”（见R38）等模糊修辞，而且也是不得不使用或者必须使用这些模糊修辞的。

此外，还有一个相关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对于某些人来说，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经验常识具有一定的论证效果，被人接受，他们从而相信在法律论证中是会获得同样效果的，相信推出一个经验常识同样可以被人接受。然而，他们在这里忽略的问题是：日常生活的场景和法律论证的场景，时常是不同的。这里所说的关键不同之一就在于，在一般意义上，人们使用经验常识进行论证的日常生活场景，时常是“边界限定”的。反之，法律论证场景，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以法律裁判公布为途径的法律论证场景，相对来说是“边界开放”的。换言之，在一般情况下，日常生活场景总是小范围的，法律论证场景因法律论证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是公布的、为社会所广泛知晓的，因而是大范围的。例如，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当在日常生活中提出一个经验常识加以论证，并且获得认可接受的时候，认可者和接受者往往属于“熟人”的行列，是我们彼此相识的，而且数量总是有限的。与此不同，法律裁判中的法律论证尤其是通过媒介或者“公开宣判”方式表达出来的法律论证，其阅读者相对来说总是数量可观的，不论认可者接受者，还是否定者拒绝者，都是颇为广泛的。进而言之，一般来说，范围越大，经验常识多样化和地方性的对立冲突问题也就越加容易凸显。这也意味着，如果具体日常生活场景中的经验常识以及相关的使用与论证，被放入另外一个具体日常生活场景，换言之，当这里所说的经验常识的“阅读群体”开始逐步扩大

的时候，由熟人转入陌生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不同意见”、“异质看法”同样也会随之逐步出现，甚至逐步增加。这时候，日常生活场景，正在逐步演变为公共社会场景，正在逐步演化为类似法律论证场景的市民公共场景。因此，在具体日常生活中发现的经验常识其所具有的一定论证效果，就法律论证来说极为可能是十分有限的。

当然，我在这里对两个经验常识以及相关问题的分析，其目的并非在于站在控方立场增加控方的论证理由。其目的仅仅在于揭示在法律论证中运用经验常识而引发的不同分析思路的可能性，以及由于经验常识的多样化和地方性，进而一旦推出经验常识的理由论证则是总会引发新的追问和疑惑的可能性，尤其在所涉问题本身就是易争论的时候，比如 “何为应当预见”。法律论证，在这里再次表明，是需要节制的。法律论证对经验常识的运用是要保持警惕的。

五

现在我们需要考察一下这份终审裁定书中所运用的法理论证。法理论证，在当代中国法律裁判文书中比起前面分析的“说理方式”、“经验常识”，更为普遍。 [27]应该这样来说，法理论证和“说理方法”以及“经验常识”的论证，有着密切关联。法律原理虽然是法律化的同时又是理论化的，但是其所阐述的、说明的，以及推演的，在相当程度上又在依赖说理方法和经验常识。没有说理方法和经验常识的支撑，[28]难以想象法律原理可以轻松地被人所接受。我在下面讨论的法理问题，就直接和前面讨论过的经验常识有着密切联系。

在这份终审裁定书中，法理的运用推论并不十分多见，不论控方辩方提出的，还是二审法院提出的，因为，裁定理由陈述中相当一部分是涉及事实认定的，比如R18、R19、R24、R27、R38等，它们主要意在阐明事实问题。就法理而言，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控方提出的R4、R6，辩方提出的R9、R14、R15，二审法院提出的R22（这里指R22后半部分，本节下面同此）。 R22是对辩方提出的R15的重复深化和支持，以期拒绝控方提出的R1，也即该法官没有履行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规定》所规定的职责和义务。通过 R22，二审法院试图论证：如果像控方所说的那样，该法官在一方提出对方“具有犯罪嫌疑”这种一面之词的时候应当终止民事诉讼，那么，任何民事诉讼一方均能以此方式提出“对方犯罪嫌疑”，于是，民事诉讼制度就会难以存在。但是，站在控方立场，我们是否可以接受辩方提出的R15，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二审法院提出的R22？

在我看来，是可以不接受的。

控方可以指出，首先，在民事借贷纠纷中，尤其是在已经进入民事诉讼中的时候，如果的确借钱却宣称自己被胁迫写下借据，这是不多见的。在有借据的情况下，逃避债务的方式，通常来说，是讲自己目前缺乏还债的资金，或者的确欠债但是目前没钱还债，或者借据是否自己写的已经记不清楚，一般而言不会宣称原告胁迫自己写下借据。而且，事实上的“通常不会宣称原告胁迫”，不单纯是个经验事实的表达，其中还包含着某些难以避免的制度制约机制。因为，如果宣称原告胁迫自己写下借据，那么，有如上面一节所分析的，被告将面临着现代法律制度已经具备的丰富的制度“审查”。“审查”可以是非常严厉的，甚至是摧毁精神和摧毁意志的，被告将因“诬告缘由”而面临制度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的可能承担，如果纠纷解决转入简易民事诉讼程序之外的其他程序。现代法律制度已经具备丰富的制度资源，可以应对这样的“挑战”行动。这些制度资源还是具有相当能力威慑和“压制”这种方式的抗辩意识，从而在一般意义上产生“驯服”的效果，使一般被告缺乏如此抗辩的激励。于是，对被告来说，通常较佳的选择不是宣称被胁迫，毕竟，这是一种要比还债还要难以接受的风险前景。

其次，控方可以另外指出，原告完全可能以胁迫方式让对方写下借据，然后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追索债务，但是，这是需要一些前提的，比如，被告不大可能在法院面前宣称被胁迫，被告不大可能向国家机关告发报案，被告不大可能具有更强大的私下反胁迫手段。如果被告具有更强大的私下反胁迫手段，原告完全可能早已失去用胁迫方式进行追索的激励。如果被告完全可能在法院面前宣称被胁迫，或者向国家机构告发报案，而国家在被告宣称或告发报案后的确会转入其他方式追查原告，[29]原告也会大大减少使用胁迫方式的激励。不论最终结果是否可以查清，原告也将面临同样严厉的国家制度压力。于是，对原告来说，通常较佳的选择，不是胁迫他人然后进入民事诉讼。这也是为什么事实经验上并不经常出现“胁迫对方写下借据、然后进入民事诉讼”的原因。

再次，控方可以深入指出，正是因为事实上一般来说被告宣称被胁迫，以及原告以胁迫方式进入民事诉讼，是不多见的，甚至是罕见的，所以不必担心以后其他被告总会如此抗辩，以至民事诉讼制度陷于瘫痪。另一方面，只要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该法官审理的案件情况，变换简易民事诉讼程序，将案件转入其他程序或者移送公安机关，那么，原告和被告都将陷入国家强制审查的严厉网络，要么原告将被查出是“暴力犯罪”，要么被告将被查出是“诬告行为”。尽管这种强制审查的结果并不注定是成功的，但是，犹如一般刑法制度并不注定成功惩罚犯罪但是总能惩罚犯罪并且威慑犯罪一样，其强制审查总是具有效果的。[30]因此，这种强制审查依然具有示范效应，使以后其他被告不会轻易采取“宣称被胁迫”的方式提出抗辩，也因此，民事诉讼制度是不会陷于瘫痪的。

我不认为控方可以提出的这些法理论证一定是令人信服的，但是我的确认为这种论证是可以提出的。问题在于，二审法院还能进一步具有针对性地提出另外的法理论证。

二审法院可以指出，如果在民事诉讼中，一方仅仅提出“存在犯罪嫌疑”，法院终止简易民事诉讼程序转入其他程序，那么，这将和其他法律规定“针对犯罪嫌疑至少应当具有主要证据”的内容互不协调。针对特定问题比如犯罪嫌疑，法律运作应当相互协调，不能有时允许“一面之词”的证据运用，有时要求各种主要证据均需具备的证据运用。实际上，在R23中，二审法院的确提出了类似的法理论证。二审法院认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未经法院审判任何人不得被认定有罪”，并且指出，根据这些基本原则，“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前提必须是相当充分的证据佐证。二审法院间接意思在于指出法律规定相互连贯的重要意义。这是一种法理观点。

然而，问题同样在于，控方还能提出更加深入的法理反驳。在R1中，控方已经提出，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均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司法机关报案或举报。根据这一规定，控方可以更加深入指出，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和审判中认定犯罪成立，是不同的。如果两者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发现犯罪”（包括“追查犯罪”）的运作程序，与法院“认定犯罪”的程序可以不同？此外，现实中“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时常不是有如二审法院在R23中指出的，“‘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前提必须是相当充分的证据佐证”。如果的确有如二审法院所说，那么，许多制度诸如举报、揭发、报案、扭送等将形同虚设[31]……

至此，我们可以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针对这份裁定书而言，得以如此持续展开对立的法理论证的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其一是因为法理论证有时依赖的说理方式和经验常识其本身就是可争议的，比如前面两节分析的一些例子；其二是许多甚至可说绝大多数法理本身就存在着人们对其具有不同看法的问题，比如，有人也许认为考虑法律原则是重要的，有人也许认为考虑相关相近的具体法律规定是重要的，这是有关一般法律原则与具体法律规则相互关系的法理问题。而在法学话语和法律实践话语中，我们的确还能发现不胜枚举的法律原理争论。换言之，事实上，法律原理的生产和法律实践的演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正是随着法律实践的具体演变和具体语境的不同，法律原理也就呈现了对立多元的局面。我们可以注意一下，不仅在中国法学里，而且在世界法学里，法律原理的争论是多么广泛，我们几乎难以发现一个法律原理没有遭遇反论。法律学说历史得以形成的浩瀚资料，是足以说明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