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论文篇1

根据美国商务部2007年2月13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06年，美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28，922.6美元，较2005年增长12%。其中，出口10，371.4亿元，增长6.6%。贸易逆差规模虽创5年来的新高，但增长率已从2011年的22.3%和2005年的17.9%下降为一位数。贸易逆差约占国内GDP的6.2%，较往年也有所下降。根据我国海关统计数字，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规模高达17，606.9亿美元，比上年净增3，387.8亿美元，增幅为23.8%.其中，出口额为9，690.8亿美元，其增幅回落了1.2个百分点;进口额则达7，916.1亿美元，增幅上升了2.4个百分点(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了2，116.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分别增长24.8%、9.1%和30.4%)。

相应的是，外贸顺差打破了去年创造的年度纪录，达1，774.7亿美元，增幅高达74%。2006年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扩大的局面是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人民币升值的反向效应、国际生产持续向中国转移、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变相资本内流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基本面决定了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基本格局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维持。仅从数字来看，中美双方出现了对比明显的贸易环境，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中美经贸关系实际上是互利双赢的，双方的利益分配大体是平衡的。 根据最新修正的统计数据，2006年美国经济实现了3.3%的增长，在发达国家中居于领先位置。内需的旺盛出事经济充满活力，2006年美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5%，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为31.7%。由于国内需求的增加及国际市场能源及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提高，2006年美国能源进口规模达到1.85万亿美元;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和墨西哥的进口增长率达到18.2%和16.6%。

美国和西方煤体普遍认为，美国贸易逆差再冲高是基于两个原因的，其一是2006年世界石油价格高涨。其二是美中贸易逆差继续扩大。2006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长15.4%，达到2，325亿美元(中国海关统计的数据为1，443亿美元)，同样创下新高，美中的贸易逆差在美国全部逆差中占到了30%。事实上，与过去两年两位数的增长相比，美国贸易逆差的增幅明显放缓。美国2006年对外贸易数字出炉后，创下对单一国家贸易逆差水平之最的对华贸易逆差已经招致美国国会议员和部分利益集团的不满，其国内各方开始对布什政府施压，要求对华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政策，此前美在WTO对华发起涉及钢铁、木材及信息技术产品的反补贴申诉仅是一个开始，目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已经超出单纯的经济范畴。更有甚者，近日参议院民主和共和党议员联合提出一份议案，要求撤消给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2007年以来已经有数个针对中国贸易和人民币升值的议案提交到了国会。这将对中美贸易的前景很不利。

2007年3月3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从今夏起对从中国进口的铜板(主要用于杂志)征收10.9%至23.5%的反补贴税。此举是对去年10月俄亥俄一家纸业制造商提出的补贴指控的回应。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此举表明美国政府23年来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使用反补贴税的贸易政策出现重大转变。这也是2007年2月美国商务部公布美国2006年贸易状况以来首次针对中美巨大的贸易逆差所采取的巨大举措。中美间会否因此爆发贸易大战?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美国商务部面对巨大的国内压力做出的一个像样的案例予以回应。

中国商务部对美方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而且应该会应诉。但在发达国家间，贸易争端的解决的确是通过此种途径的。此次摩擦有积极的一面——可以充当减压阀。反补贴税对中美贸易额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将有助于美国制造业对中国出口愈演愈烈的紧张气氛。 如果这能得以阻止美国会对所有从中国进口产品立法进行限制或减少对人民币汇率的猛烈攻击，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在当前时点，反补贴税措施对于平 息美国公众和国会的情绪而言可能显得过于技术化，还不够有分量。 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由于对美国出口的依赖性减弱，或许全球经济能够经受得住美国经济放缓带来的震荡。中国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似乎表明如果美国的需求减弱的话，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造成影响。但IMF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正在减弱，而且，正如很多分析人士所指出，美国以外的工业的强劲需求也增加了世界经济的弹性。此外美元贬值也将有助于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世界银行4月5日发表了《东亚经济半年报》，报告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将显示出非常强劲的增长势头，监管层不必对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瓶颈和其他经济过热的迹象感到过分担忧。

对中国而言，在过去多年的经验表明，美国的GDP增长对中国出口有教大的影响，大概美国GDP增长每下降1%，中国出口额会下降6.5%，但是有趣的是从去年初开始，这种相关性消失效。美国经济在逐步放缓，中国出口额却继续水涨船高，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向欧洲的出口开始加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向欧洲的出口开始加速;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币兑美元虽从2005年7月开始有了7%的升值幅度，但是对所有货币的升值幅度只有3%左右，因此人民币兑非美元货币基本没有升值;同时，在过去的18个月中，中国出口行业出现了比较大的结构性调整，在产品、技术、设计方面做出了创新性的努力，使得即使在成本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中国企业反而出现了边际利润提高的趋势。

虽然美国仍是中国的只要贸易伙伴，但是随着中国贸易对象的多元化，美国经济走势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弱。同时，美国经济的走势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弱。同时，美国经济的走势也将促使中国贸易对象多元化的发展。 就中国自身的顺差太高问题而言，如果开始严格控制出口，会使中国内出出现产能过剩，进而引发通过紧缩，因而还是要在扩大进口方面做工作，也就是对中国紧缺的能源物资加大进口，但这需要中国加快理顺能源产品的定价机制。我们看到由于定价机制中的问题，中石油从国外进口石油的价格与国内的石油价格相比贵很多。 美国经济变化将直接影响两国贸易层面的需求变化，进而影响两国投资状况的变化，但目前，美国的经济基础和势力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去年经济增长保持3%以上，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不错的数据，并非像美国自己所讲的衰退或减速。

虽然美国季度经济经济增长水平有较大的波动，但是其中不排除季节性因素、政治因素以及国际因素的影响。 另有观点认为，其实美国经济变化对中国经济变化的影响更大，一方面是因为两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美国高科技的创新发展决定了美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而中国处于市场经济、新经济的初级阶段，各行业都在经历积累、扩张。一个是质量型经济、一个是数量型经济，因此这个过程中，美国将获得更大的利益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两国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美国是需求经济型，中国是共给经济型。

面对美国经济并没有实际的下滑，短期季度经济数据的波动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们应提防美国的经济战略和金融策略。 中国的出口与顺差问题更多需要从内部来改善，外部的影响是有的，但实质在于内部的给个效率与结果调整。虽然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经济贸易一体化，但是两方贸易不平衡已经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障碍，中国已经在全球经历、贸易和投资中扮演仅次于美国的重要角色，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势必引发其他方面的冲突，只能是“零和博弈”、“两败具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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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浩.美征收反补贴税是个重大信号[N].经济观察报，2007-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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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论文篇2

2.数据来源说明与处理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3》、UN-COMTRADE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等，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本文研究的目的，本文的数据年限为1994—2012年。①农产品出口贸易额———EXP。在本文中，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包括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额、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以及中美农产品出口总额，单位为亿美元。由于碳排放对初级农产品的影响最大，所以本文研究的农产品主要为HS海关编码商品分类中的第一类活动物、动物产品和第二类植物产品。②国内生产总值———GDP。由于出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产品潜在的供给能力，进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产品潜在的需求。本文假定出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越大，供给能力越强，出口值就越大；进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越大，需求能力越强，进口值就越大。本文采用的是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单位为亿美元。③人均收入差值的绝对值———SAG。SAG表示两国之间人均收入差值的绝对值，反映出两国要素禀赋之间的差异。SAG值越大，表示两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越大，因此两国之间更倾向于产业间贸易；SAG值越小，表示两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越小，因此两国之间更倾向于产业内贸易。本文SAG的单位用美元表示。④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D。本文假定贸易双方之间的地理距离越大，贸易成本就越大，贸易量就会越小；反之，地理距离越小，贸易成本就越小，贸易量就越大。本文用中国北京到美国华盛顿的直线距离表示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单位为公里，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所以距离D将不出现在模型里面。其中，C表示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Si表示能源i的消耗量，单位为万吨标准煤；Fi表示单位能源i的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该数据参考林伯强和刘希颖（2007）对原油、原煤、天然气每单位消耗量产生的碳排放量的计算，三者的数据分别为0.5854万吨碳/万吨标准煤、0.7476万吨碳/万吨标准煤和0.4479万吨碳/万吨标准煤。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构建了三个引力模型分别为影响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影响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和影响中美两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引力模型，采用了1994-2012年的年度数据，进行OLS回归分析。

中美贸易论文篇3

作为全球汽车工业的领导者,通用汽车一直都在致力于营造、维护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今年又恰逢通用汽车成立100周年,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瓦格纳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面临两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新兴市场的兴起。没有一个新兴市场能像中国这样对全球汽车产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瓦格纳进一步表示,随着中国汽车拥有量的不断增长,中国豪华车细分市场逐渐呈现出发展潜力。该协议的签订,也充分彰显了通用汽车未来在中国汽车市场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决心。过去11年中通用汽车在华合资企业已从北美进口价值超过42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设备和机械,为中美双边贸易做出积极贡献。同时,该协议的签署也再次例证通用汽车“立足中国、携手中国、用心中国”的在华业务发展战略创造了多方共赢的结果。

日前克莱斯勒公司与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美国华盛顿签署大宗汽车进口协议,今明两年内,克莱斯勒公司将向中国市场出口销售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Jeep品牌汽车。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商务部有关领导出席了签约仪式。克莱斯勒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亚太业务首席执行官墨斐表示,这次交易表明了克莱斯勒对于Jeep品牌在中国获得长远发展和成功的信心。根据协议,中进汽贸将以中国市场总商身份负责销售Jeep品牌车型。

为顺应国内消费市场趋势,克莱斯勒公司从2007年起引入原装进口的Jeep品牌车型替代本地化生产的车型。在1年时间里,已先后引进Jeep指挥官、大切诺基、指南者和牧马人等4款车型。除克莱斯勒品牌外,还增加PT漫步者和克莱斯勒大捷龙两款产品,全新进口Jeep品牌和全球畅销的道奇品牌也先后进入中国。今年,克莱斯勒加快在中国市场的步伐,仅上半年就已引入4款全新产品,包括道奇品牌的两款进口车型道奇锋哲和道奇酷搏,以及Jeep品牌在全球的代表性越野产品Jeep牧马人四门款和两门款。

二、中美汽车贸易营销策略

1.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作为政府,特别是对外贸易的主管部门,除在我国与国外发生贸易摩擦时积极加强国家之间的贸易谈判和贸易协调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统一、透明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整顿外贸秩序,加强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

我国政府要加大对外交涉力度,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争取更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我国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政府应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我国应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和承诺,结合国情完善有关方面的立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实现统一和透明。我国已依入世时的承诺调整了整车和零部件的关税,若此次世界贸易组织上诉后维持原裁定,则须尽快修改《管理办法》使其不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原则;进而言之,我国政府更应吸取此次教训,适当、适时、主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调整我国贸易政策。政府要强化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助机制。公平贸易工作通过出口应对和进口调查防范等手段,在应对贸易摩擦、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培育专业化团队

学会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正确运用相关规则,维护自身利益。尽管世贸规则并不是完美无缺,也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但其争端解决机制,毕竟是一个为所有世贸成员所认可的贸易机制,可以说是一个为成员国、包括我国在内所承认的较为公平的贸易规则,在将来的贸易活动中,我们要善于运用相关规则,维护自身利益。

3.加强自律和内部协调指导,避免恶性竞争

综观我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教训,经常出现“冷”时无人开拓,“热”时蜂拥而至的局面,甚至为抢夺市场,不惜竞相压降,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降低了自身利润空间,而且还为进口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提供了口实。因此,为了保证长远发展,我国汽车出口企业应该自律,同时,我国内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应发挥自身作用和职能,加强对车辆出口的监管和调控,做好企业协调工作,避免自我无序竞争局面。

4.提高产品竞争力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的汽车工业已经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性产业。通过扩大投资和加强研发力度、科技创新和引进技术,大量具有高科技含量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产品不断涌现,不仅满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在不断地走进国际市场,包括进入美国市场。对此,一方面应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产品档次,提供符合当今汽车技术水平发展方向的中、高端产品;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宣扬我国汽车工业的悠久历史、雄厚现状以及所具备的长远发展潜力,宣扬我国通过竞争所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汽车品牌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和我国这些汽车产品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现实的促进作用。

三、结语

在汽车贸易服务方面,我国将给予全面的贸易权和分销权。不通过中间商直接进口和出口的权利和通过市场营销的权利,批发和零售、售后服务、储运物流——与分销有关的整个服务领域。有关金融服务方面,主要是汽车消费信贷、融资的问题。在各个地理区域内,外国银行将享有与我国银行同等的经营权利。在五年内,地域和客户方面的限制也将完全取消。允许外国汽车制造商在我国设立的分销体系经营母公司的产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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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贾芬阁.我国汽车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经济视角,2006,(6).

中美贸易论文篇4

2中美贸易现状原因分析

(1)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3)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出口贸易额的下滑，而不是进口贸易的激增。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透露，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贸易额减少了850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软。相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却在增加。

(4)中美两国彼此对外直接投资(FDI)比例极不对称。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接投资结构相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亿～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代替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国具有同美国同样发达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会大幅度下降，贸易摩擦的几率也会随之降低。因此，中国资本国际化程度应大大提升。

(5)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市场范围狭小。现阶段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一些加工工业。由于缺乏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许多产品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不断地被指责为低价倾销。我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这些价格竞争力较强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6)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中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还有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另外，中国国内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进程。3促进中美贸易的相关对策

(1)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对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中国应在政治层面上对美国等采取歧视性措施的主要成员施加压力，使其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2)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3)改变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由外贸拉动向内需拉动过渡。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美两国经济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状况，但这种依存是不对称的。因此，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我国应将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十分庞大，而且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在现阶段，扩大内需应将满足内需作为前提，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要求。

(4)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解决贸易摩擦。有效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括三个部分：市场预警，政策预警和政企沟通。一个完善的预警机制，需要加强三个主体的作用：①政府，政府有关部门要跟踪一些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进口与出口激增，进口与出口价格急速变化的产品驻国外新闻记者也应具备极强的经济意识，及时跟踪和报导国外反倾销或限制进口的动向性信息，特别是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切限制进口措施要进行详细报道。②建立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以发挥其协调，谈判和行业约束及服务的功能行业协会，积极主动地应对，指导、协调涉案国内企业参与应诉，力争取得对我有利的结果。③国内企业不但要学会规则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更要学会如何避免摩擦。我国应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5)慎重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与汇率机制问题。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也是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作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必然要求。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必须慎重，应选择就业压力较小、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市场相对平稳的时机改革。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增加外汇交易工具、培育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汇率风险意识等，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调整积极创造条件。

中美贸易论文篇5

[内容提要] 加入WTO后，中国的贸易收益不仅来自开放环境的贸易自由化推进，而且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重要贸易伙伴国贸易政策的重要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实施上的半边主义，以及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机制霸权”和中关贸易摩擦的逐渐升级，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国贸易收益的风险。中国其贸易地位的特殊性——作为逐渐崛起的贸易大国，需要审视中关贸易进入的新阶段，在多边贸易体制的现行框架下规避和防范贸易风险，确保贸易收益的稳定性。 【论文关键词】 单边贸易政策，贸易收益，多边贸易体制，风险 美国单边主义贸易政策及其现实特点 1.美国贸易政策的两次转变 第一次转变是从战后鼓吹“多边自由贸易”转向20世纪70-80年代的“自由与公平贸易”，强调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二战后，为实现其全球霸权目标，美国在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下鼓吹多边自由贸易。其标志是促成GATT的成立并牢牢地操纵该组织的活动。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的经济地位受到德国和日本的冲击，《1974年贸易法》的出台显示了这一时期美国的保护主义开始复苏。1988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1988年美国贸易和竞争综合法》，对《1974年贸易法》做了实质性修改。主要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确定美国政府在参加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授权和目标；二是强化双边贸易中保护主义的法规。它体现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大变化——从大力倡导自由贸易转为主张管理贸易，进而转为主张自由与公平贸易，从积极鼓吹多边主义改为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 第二次转变是从80年代的“自由与公平贸易”转向90年代的“公平贸易”，美国采用强硬的进攻性政策。克林顿政府执政后明确指出美国的国家利益向经济利益倾斜，并把贸易利益放在经济利益的首位；同时强调拓展贸易是增进美国人民福利和提高美国生产力的重要方式。为此政府提出了新的“公平贸易”论调，将贸易政策由“自由与公平贸易”转变为“公平贸易”。克林顿将其贸易政策的目标明确为四个方面，其中打开外国市场列为首位。美国一方面强调开放美国市场，另一方面强调这种开放必须是公平和对等的，外国市场也必须向美国的商品和劳务开放，否则美国可以实行单方面的贸易制裁。尤其是竞赛规则公平方面判断的标准是美国的法律，该法律允许美国单方面对其所认定的“不公平”的外国竞争伙伴实施贸易报复或制裁。这实际上是扩大了美国法律的域外管辖权。 近年来，布什政府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单边性与美国在这一时期政治、安全领域的单边主义政策取向是一致的。布什政府贸易政策的调整包括将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自由化并举，“通过多条线路共同推进，美国将运用自己的实力促进贸易开放”；同时强化贸易保护(例如2002年3月征收进口钢材附加税，同年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将这一单边措施作为在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向贸易伙伴施加压力的重要工具。 就美国贸易政策的实质来看，无论自由与公平贸易还是公平贸易，它们都是基于单边规则的公平贸易政策的滥用，带有侵略性单边主义和贸易霸权主义色彩。 2.贸易政策的单边主义侵略性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有四种不同的形式，两种与单边主义有关，另两种与特惠贸易有关(见表1)。单边模式包括： (1)侵略性的单边主义，通常以威胁的方式要求对方削减其贸易壁垒(如美301条款)。 (2)传统的单边主义，削弱自己的贸易壁垒。毫无疑问，只有强国才能通过贸易报复等威胁来迫使他国做出单边贸易让步。美国立法机构相信，美国正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开放之中。因此，传统的单方面取消贸易壁垒或要求贸易伙伴共同取消贸易壁垒的方法被美国束之高阁，而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是最合适的选择。比如美国301条款有两项重要规定：一是针对未履行已达成贸易协议义务的其他国家，提供了进行贸易报复的相关措施；二是允许美国以关税报复作威胁，要求他国在美国方面认为不合理的贸易领域做出新的贸易让步。单边主义这一理念决定了美国制定贸易政策的基调，也是挑起美国与他方贸易摩擦的政策背景。美国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在国内保 持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履行WTO义务，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充当领导者——尽管受到了经济形势变化的挑战，但一直没有改变。 3.单边主义和WTO多边体制的冲突 上面提到的与互惠贸易有关的自由贸易形式——互惠的削减贸易壁垒——要求双方互让必须同时削减各自的贸易壁垒。这种互惠削减贸易壁垒包括两种基本形式：在WTO框架下进行的多边贸易谈判的互惠以及特惠贸易协定中的互惠(见表1)。这种基于互惠的主张是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的核心思想。基于单边主义的201和301报复措施在程序上和实体规范上都是与基于互惠的WTO规则相悖的，即使仅仅作为“威胁”手段，也会给成员方之间造成冲突和不妥；如果这些国家迫于美国压力而先期调整产业措施，则由此造成的损失属于“自愿调整”，无法向WTO寻求救济。美国在处理贸易关系时往往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认为多边无法解决或运用WTO争端解决手段，削弱多边贸易体制的约束力，最终影响其效率。 美国选择多管齐下的方法推动贸易自由化尽管具有单边主义色彩，但也使美国从多边和区域两种贸易框架的互补中受益。从法律上看，美国始终认为国内立法高于WTO规则。美国积极研究新贸易保护的对策，以WTO的灰色区域作合理掩护，实施对国内相对不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如农业、钢铁等的贸易保护。就规则实施而言，美国的区域和单边主义色彩比较浓重。美国更寄希望于WTO之外的区域贸易安排推进贸易自由化，因而具有对多边体系的侵蚀作用。在WTO之外，美国的区域安排和双边贸易协定的签署都达到了空前的速度和范围。在布什获得贸易促进权以后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中，WTO的作用仅是保护美国的既得利益，而更多的利益的获取是通过其他途径进行的。 传统的单边主义和多边贸易谈判中的互惠都在自由贸易中扮演着有益的角色，而侵略性单边主义和最惠国协定则是WTO体系中的毒瘤。这种超级大国采取侵略性单边主义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但实力和专横相结合导致美国采取的单边行动仍将对当今的贸易政策造成持续的困扰，如单方面宣布停止进口被美国国会认为其生产方式不符合美国标准的产品。 中国面临的贸易环境和风险 1.美国强势下的贸易体制系统风险 美国称霸世界最重要的支撑点是所谓的“机制霸权”(regime hegemony)，即二战后在美国倡导下建立起来、至今还在运转的一系列国际组织、机制和联盟，包括WTO。美国是通过这一机制企图“领导世界”的。美国贸易政策思想“影响”下的WTO，其规则的制定也是美国主导的过程。 美国以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运行模式来制定 WTO贸易规则，其难以接受的内容，一般很难纳入国际规则成为共同遵守的条款。美国大力推行那些与其利益攸关的协议的执行，而对那些事关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的协议的实施则采取了拖延态度。由于实施各个协议的力度不同，有可能破坏各成员在“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中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这种不平衡的受害者自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美国人为地扩大WTO的协调范围，有选择地扩大贸易自由化的新领域，发达国家有优势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领域的自由化程度高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的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利益受到影响。货物贸易领域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以来被发达国家视为“敏感部门”而游离于多边体制之外，如纺织品、服装、鞋袜、皮革等一直受到关税及众多非关税壁垒的限制，而且限制程度相对有所提高。另外一个事实是，发达国家将自由化推向它们具有比较优势的新领域时，并没有打算将原来的货物贸易领域中实施的普惠制做法推广到新领域，这导致了新的不平衡。 美国强调“国家主权至上”，认为WTO基本上属于一个各主权国家政府的联合体，靠自觉遵守。WTO基本特点在于它适应国家行使主权的灵活性，但又敦促了各成员方遵守贸易规则。在这种观点引导下，美国常以退出多边贸易体制来要挟 WTO。事实上，在目前一些重要的贸易争端方面，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管辖权”并没有形成完全的约束力。如欧盟向WTO控告美《赫尔姆斯一伯顿法案》违反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的案例中，WTO没有起到作用，争端是通过双边协商解决的。此外，WTO对贸易国采取单方面报复措施没有制约能力，在欧盟香蕉案中，美国在WTO裁决之前就单方面采取交叉报复，欧盟进而反报复。 WTO的作用尽管有限，但它仍然是唯一的世界多边贸易框架体系，美国 在这一框架下实现并巩固了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美国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与规则的建设形成过程中，不断使用其强势地位，一方面力图影响秩序与规则的制定，谋求既得利益的持续性；另一方面，谋求在双边经济关系或区域经济规则中建立有益于自己的规则与秩序。其中某些协议内容是对WTO规则秩序的超越，在经济实力对比悬殊，发展中成员难以团结的现实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一方很可能承担了更多的风险。2002年布什提出EAI，在五年内与东盟建立“美国一东盟贸易自由区”，美国在东盟及中亚国家中的渗透，与中国形成一种竞争局面，可能降低东盟及中亚国家与中国组建自由贸易区的热情，使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目标日益复杂化。 2.中国面临的贸易条款风险 建立在既有贸易格局上的多边体制为中国加入WTO获得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 中国加入WTO所需要履行的义务是明确的，已经通过协议中关于时间、数量以及修改法律的规定被确定下来。这些义务显然会从两个方面给中国带来风险，一是市场开放对国内产业的冲击；二是政府需要放弃一些原来习惯采用的管理手段。这两方面会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而参与多边贸易体制获得的收益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一是发达国家对中国有切身利益产品的市场开放程度，这种开放由于发达国家往往采取各种手段加以拖延而变得不确定了；二是中国的出口常常会受到各种“贸易补救措施”的影响。多边贸易体制的“贸易补救措施”是不平衡的，解释权和实施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 美国单边主义倾向的贸易政策和WTO本身的内在风险都使得中国对于能够获得怎么样的收益难以有准确的评估。因此，来自WTO条款的风险是可以预见到的，并且由于WTO本身存在的系统风险，条款风险可能会长期存在。 中国“入世”协定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关于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条款。非市场化国家条款允许其他国家在15年内对中国提请反倾销诉讼，这将导致中国面临的反倾销税远高于其他的国家，在反倾销的条件下，对中国每美元的出口所征收的税收是美国同类出口产品的7倍。这将使中国比其他WTO成员陷于相对更不利的境地，因为中国70%出口的是极易受到反倾销攻击的产品。在未来的12年，仅对中国适用的过渡性产品保护(TPS)机制也是一种新的保护形式，比给市场经济待遇条款更苛刻。该机制使得WTO成员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保护措施更加容易。在传统的GATT—WTO的文献中，所有涉及有关保护行动的术语和内容都做了系统性的弱化：取消了“不可预见的情形”的规定；不再设最惠国待遇；要求存在“实质性的”(而非“严重的”)损失才能实施保护措施；几乎不再考虑国内产业的状况；进一步淡化进口增长与损失之间的因果联系；不要求非因果联系分析；等等。而且在《“中国”入世协议书》第16条规定，WTO成员可以享受前所未有的“贸易转移”条款的权力。这意味着，一旦任何一个WTO成员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实施“过渡期特定产品保护”措施，其他成员均可实施类似的措施，而几乎无需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这些特点表明，TPS机制与WTO通常持有的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深层次的理念是有很大抵触的。在贸易转移的条款上甚至对此类保护缺乏基本程序上的限制，这将对中国的出口增长构成潜在的严重威胁。不仅如此，TPS条款实际上对整个WTO体系也构成了系统性风险。 条款风险给中国带来的是直接的贸易损失，与此同时中国的报复性举措也将有可能加剧，特别是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行为，但这样使中国自身也将受到损害，而且还增加了贸易政策的不稳定性。 3.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至战略层面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是中国贸易大国崛起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在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继续扩大，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国内部分议员不断就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问题提出涉华经贸议案，经贸问题政治化趋势明显。据美方统计，2011年美方对中贸易赤字达到1 619.78亿美元(中方统计802.7亿美元)，比2001年净增789亿美元 (中方统计净增522亿美元)。2005年美方对中贸易赤字2016亿美元(中方统计1 147亿美元)，同比增长24.5%，大约占美国贸易赤字的30%。从历史上看，新的贸易大国的出现会打乱原有的格局，在新兴和传统国家贸易间发生贸易利益分配冲突。而且在分工格局发生新变化下，一国国内结构调整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也会出现经济、 政治矛盾。这不仅要求双方针对一般贸易摩擦进行协商，还要求冲突双方对各自国内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比如，日美之间始于20世纪60-7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的战略贸易摩擦，矛盾将近持续了15—20年。就目前来看，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仍然没有停止，两个贸易和专利大国之间的摩擦必将长期存在。然而，中美之间的战略贸易摩擦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相比日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次的特点。由于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以及我国加入WTO后15年内仍会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以及特殊保障措施等因素，因此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今后将会有增无减。中美贸易摩擦是以贸易不平衡为标志的，主要包括非关税壁垒、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等多种形式的一般贸易摩擦，这些往往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度层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美之间的一般贸易摩擦将逐步发展和升级到战略贸易摩擦。 2006年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建立一个专门机构，监督中国在贸易承诺上的执行情况。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贸易冲突多发期，美国也没有设立针对特定国家的工作组。此外，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创建特别工作组，以负责未来美国对中国的WTO诉讼案。这一空前升级的对华监控反映了美国对中美贸易不平衡可能引起的贸易摩擦的强烈关注，也加大了中国对美贸易的压力和贸易收益的不确定性。 如何规避和防范风险 中国作为重要的发展中大国，由于其贸易地位的特殊性——作为逐渐崛起的贸易大国，以及美国单边贸易政策的灵活实施和中美贸易关系的复杂性，更使其面临更多的风险，包括战略性贸易摩擦风险、结构转型和制度安排风险等等。尽管中国贸易收益与面临的风险并不对称是由中美在当今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和相对力量决定的，但可以在多边贸易体制的现行框架下规避和防范贸易风险，减少损失并获得收益。 1.团结发展中国家，弱化美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强势 根据美国、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多边贸易体制关系的特点，需要团结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机制霸权”相抗衡，削弱美国将单边主义嫁接到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行为。发展中国家这一利益集团在WTO多边贸易体制中规模最庞大，集团内部利益关系相当复杂，在许多方面同时存在着利益的冲突，因而难以形成利益上的一致性。 WTO实践证明，过于笼统的条款、待遇，没有也不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任何利益。如发达国家只有 25个，尽管在农产品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其他货物贸易领域、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领域、服务领域等存在利益上的广泛一致性。因此今后要考虑形成范围相对较小，经济利益相对一致的发展中国家内部集团，才能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提出具体的适合这一集团的规则。充分利用WTO框架下的政策空间，为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寻求实质的收益，才能逐渐弱化美国等发达国家在WTO中的强势地位和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可以在参与条件、履行义务、运用规则、增强集体谈判能力等方面通过共同努力减少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风险。 2.明确WTO争端机制的作用范围，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当今全球经济体系主要是由美国主导的，中美经贸关系中不对等的经济依存关系会增加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存中的脆弱性，摩擦成为常态。 WTO虽然实施了贸易保护措施，但它并不具有国家的权力，所有的协议都只能是谈判的结果，对各成员的所谓约束也是通过共同的协议来达成的，各种具体行为要由各成员自觉和自主执行。当一个成员特别是贸易大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经济利益与WTO规则相矛盾时，多边机制就难以全面约束单一成员的行为。换言之，WTO只能协调各成员的利益，而不能消除各成员之间贸易摩擦的根源——国家利益的冲突。因此，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要善于合理运用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明确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范围。除此之外，要加强与美国贸易伙伴的沟通和磋商。 3.提高出口产业竞争力，改善国内产业环境 在当前不断深化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多边贸易谈判逐渐向环境、竞争政策、投资措施等与贸易有关的国内政策渗透，这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力图从WTO协议和融入世界经济中获取最大利益时，越来越多地面临着在国内进行制度创新和彻底改革的迫切任务。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潜在”收益，只有在同时出台与开放相配套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国内条件下，这些收益方能转化为现实。中国在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实行与国际规 则相适应的贸易政策的同时，可以确立和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贸易优势，在减缓可能的冲击和回避风险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一方面，避免贸易规模单纯过大和数量激增，要增强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包括提高科技含量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避免反倾销、技术壁垒和美国337等贸易纠纷。另一方面，加快国内改革进程。虽然将改革与WTO规则的导向结合是重要的，但开放是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向外部开放不应取代发展战略。中国国内改革更需要超越贸易政策方面而推动社会诸多层面的发展，包括完善规划行政管理的程序和规则，以及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最大程度地降低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外在环境因素，全面保障中国的贸易收益的获得。 4.建立产业安全预警机制，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美国经济学者丹尼·罗德里克对不同类型国家在贸易自由化以后出现的外部风险以及这种外部风险对收入和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发达国家抵御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外部风险的能力明显要好于发展中国家，原因之一在于后者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和控制能力非常弱，缺乏防范风险的预警机制，没有建立其有效的控制机制。当前，众多国家对加入WTO后建立产业安全预警机制的重要性已经达成了共识。已有的比较成功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有：美国的“扣动扳机机制”、欧盟的“进口监测快速反应机制”以及印度的“重点商品进口监测机制”。中国可以建立重点行业的产业进出口预警系统，防范可能的贸易风险。 此外，行业协会在贸易外交活动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保护行业利益。在美国，行业协会成为WTO框架下游说和影响政府调整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以及解决国际贸易纠纷的主要力量。 WTO倡导的公平竞争是就某项产业而论，并不保护个别企业。因此，个别企业的利益保护不可能单个实现，必须通过行业协会以产业的形式实现。单就反倾销而论，美国行业协会在反倾销申诉和应诉中就充分发挥了申诉人的作用。行业协会在建立行业发展数据库方面也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例如追踪国外的生产变化、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技术更新。这些信息通过行业协会到达相关的国内公司，使它们能够避免在未来由于调整生产和出口政策而产生贸易纠纷。中国国内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其在规范、服务企业出口行为中的作用，通过为出口企业提供进口方有关反倾销法律，进口方相关产业的市场价格、市场份额、生产数量、产品利润及产业工人就业情况等信息，帮助企业建立完善、灵活的反倾销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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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美双边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不仅对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中美双边贸易额不断扩大的同时，污染产品的贸易也有增加的趋势。由于中美两国环境标准的不同和环境成本的差异，污染产品的跨境转移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引起我们的担心。本文写作的目的在于考察中美两国污染产品贸易的动态变迁，从中找出规律，为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制定环境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最终达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赢。 二、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借鉴Gagnon&Rose（1995）提出的标准化的贸易差额NB和标准化的贸易份额NV的计算公式，针对中国与美国污染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差额和贸易份额进行量化分析。其中 其中Xit为商品i在t时间的出口额，Mit为商品i在t时间的进口额。为本国在t时间的总出口额，为本国在t时间的总进口额。NBit表示在t时间，第i种商品的出口比例和进口比例的差所衡量的第i种商品的净出口。NVit表示在t时间，第i种商品的进口份额和出口份额的均值衡量的第i种商品的贸易份额，体现了第i种商品在t时间贸易的相对重要性。 三、中美污染产品贸易的动态变迁 本文所采用的污染产品的分类，是以Smarzynska & Wei（2001）根据美国环保署(EPA)提供的美国工厂实际污染排放和消除成本的数据，将SIC3分位分类的产品按照污染密集度的高低分为4大类，其中包括高污染密集度产品High，中污染密集度产品Middle，低污染密集度产品Light和清洁产品Clean。 1.中美污染产品按照污染密集度分类的贸易量NV计算结果及分析。(1)从总体上看，三种污染密集度产品经标准化的贸易份额在考察期内变化不大，基本维持在16％～23％左右的范围内。但是具体到每一类污染产品其变化趋势又各不相同。(2)对于低污染密集度产品，在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经标准化的贸易份额一般维持在6％～8％左右；在80年代后期有一个快速增长期；从90年代开始回落，并于1994年开始维持在4％左右的范围内。(3)对于中污染密集度产品，从80年代起至90年代初期，经标准化的贸易份额一直处于平稳，基本维持在4%～6％左右的水平；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贸易份额逐年递增，到2000年，达到了9.87％，与80年代初相比提高了一倍左右。(4)对于高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从80年代至上世纪末，经标准化的贸易份额变化不大，基本维持在6%～8％左右的水平。 2.中美污染产品按照污染密集度分类的贸易量NB计算结果及分析。图2为中美污染产品按照污染密集度分类的贸易量NB计算结果。 (1)对于低污染密集度产品，中国对美国经标准化的贸易差额在考察的期初和期末有很大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处于顺差状态，到90年代转为逆差，逆差值大多维持在2％以内。说明中国在与美国的低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中，我国的环境压力是减小的趋势。 (2)对于中污染密集度产品，除个别年份外，中国对美国经标准化的贸易差额基本为正，为净出口。这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在中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加剧了我国的环境压力。 (3)对于高污染密集度产品，除个别年份外，中国对美国经标准化的贸易差额基本为负，这个结果与中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趋势正好相反。也就是说，中国在与美国的高污染密集度产品贸易中，相对于美国来讲，对中国造成的环境压力更小一些。 四、结论 1.在中美贸易中，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对污染产品进出口总额的影响不大，但不同污染密集度产品贸易的特点又有所不同。 2.在中美贸易中，不同污染密集度产品经标准化的贸易差额的变化趋势在考察期内是不同的。中国与美国低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差额在考察期内是由正转负的，而中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差额基本维持正值，高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差额正好相反，在考察期内基本为负值。即不同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对中国的环境压力是与此相对应的。 参考文献: Gagnon， Joseph E. and Andrew E. Rose， “Dynamic Pe rsistence of Industry Trade Balances: How Pervasive is the Product Cycl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 47， pp. 229～248， 1995 Smarzynska & Wei，2001，Pollution Have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irty Secret or Popular Myth， NBER Working Paper No.8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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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美双边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不仅对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中美双边贸易额不断扩大的同时，污染产品的贸易也有增加的趋势。由于中美两国环境标准的不同和环境成本的差异，污染产品的跨境转移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引起我们的担心。本文写作的目的在于考察中美两国污染产品贸易的动态变迁，从中找出规律，为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制定环境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最终达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赢。 二、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借鉴Gagnon&Rose（1995）提出的标准化的贸易差额NB和标准化的贸易份额NV的计算公式，针对中国与美国污染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差额和贸易份额进行量化分析。其中 其中Xit为商品i在t时间的出口额，Mit为商品i在t时间的进口额。为本国在t时间的总出口额，为本国在t时间的总进口额。NBit表示在t时间，第i种商品的出口比例和进口比例的差所衡量的第i种商品的净出口。NVit表示在t时间，第i种商品的进口份额和出口份额的均值衡量的第i种商品的贸易份额，体现了第i种商品在t时间贸易的相对重要性。 三、中美污染产品贸易的动态变迁 本文所采用的污染产品的分类，是以Smarzynska & Wei（2001）根据美国环保署(EPA)提供的美国工厂实际污染排放和消除成本的数据，将SIC3分位分类的产品按照污染密集度的高低分为4大类，其中包括高污染密集度产品High，中污染密集度产品Middle，低污染密集度产品Light和清洁产品Clean。 1.中美污染产品按照污染密集度分类的贸易量NV计算结果及分析。(1)从总体上看，三种污染密集度产品经标准化的贸易份额在考察期内变化不大，基本维持在16％～23％左右的范围内。但是具体到每一类污染产品其变化趋势又各不相同。(2)对于低污染密集度产品，在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经标准化的贸易份额一般维持在6％～8％左右；在80年代后期有一个快速增长期；从90年代开始回落，并于1994年开始维持在4％左右的范围内。(3)对于中污染密集度产品，从80年代起至90年代初期，经标准化的贸易份额一直处于平稳，基本维持在4%～6％左右的水平；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贸易份额逐年递增，到2000年，达到了9.87％，与80年代初相比提高了一倍左右。(4)对于高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从80年代至上世纪末，经标准化的贸易份额变化不大，基本维持在6%～8％左右的水平。 2.中美污染产品按照污染密集度分类的贸易量NB计算结果及分析。图2为中美污染产品按照污染密集度分类的贸易量NB计算结果。 (1)对于低污染密集度产品，中国对美国经标准化的贸易差额在考察的期初和期末有很大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处于顺差状态，到90年代转为逆差，逆差值大多维持在2％以内。说明中国在与美国的低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中，我国的环境压力是减小的趋势。 (2)对于中污染密集度产品，除个别年份外，中国对美国经标准化的贸易差额基本为正，为净出口。这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在中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加剧了我国的环境压力。 (3)对于高污染密集度产品，除个别年份外，中国对美国经标准化的贸易差额基本为负，这个结果与中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趋势正好相反。也就是说，中国在与美国的高污染密集度产品贸易中，相对于美国来讲，对中国造成的环境压力更小一些。 四、结论 1.在中美贸易中，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对污染产品进出口总额的影响不大，但不同污染密集度产品贸易的特点又有所不同。 2.在中美贸易中，不同污染密集度产品经标准化的贸易差额的变化趋势在考察期内是不同的。中国与美国低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差额在考察期内是由正转负的，而中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差额基本维持正值，高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差额正好相反，在考察期内基本为负值。即不同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对中国的环境压力是与此相对应的。 rsistence of Industry Trade Balances: How Pervasive is the Product Cycl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 47， pp. 229～248， 1995 Smarzynska & Wei，2001，Pollution Have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irty Secret or Popular Myth， NBER Working Paper No.8465

中美贸易论文篇8

论文摘要： 中、美在两国关系特别是两国贸易关系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但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加重导致两国贸易发展困难重重。鉴于此，本文通过对中美贸易关系的重大法律问题进行评析，揭示两国贸易发展与摩擦的法律根源。 论文关键词：中美贸易 WTO规则 美国贸易法 一、中美贸易往来的法律支持 1.中美双边协定的签订 自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后，为了促进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和经贸合作，签订了众多的双边贸易协定。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协调、定位和规范双方的基本贸易关系和贸易协议的纲领性文件，如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贸易关系协定》和1999年《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一类是具体领域的贸易协定，涉及不同的部门、产业及领域，包括各种协议书、合作计划、促进措施、谅解备忘录，例如《中美纺织品协议》等。从法律关系来看，前者设定了中美贸易关系的基本原则，而后者则规定了具体的贸易领域政策操作规则。 2.WTO规则对中美贸易的规范 国际协定对规范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起到了积极的约束和促进作用，使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降低了摇摆性和随意性。美国和中国同为WTO成员国，需要遵守WTO的基本原则。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条款）、市场准入原则和公平竞争等符合中美两国的基本利益，对规范美国的贸易行为和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处理中美贸易冲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2006年的报告中，USTR指出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六大目标，其中使中国以一个负责的成员更加全面地融入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体系、监督中国坚持国际与双边义务并保证完全贯彻与遵循位列前两位，充分表明美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倚重和强调，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从此在一个更加可预见的框架内进行。 3.入世后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与调整 入世六年来，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和规范，2005年完全取消了进口非关税措施，放开外贸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认真履行透明度义务，保障中美贸易顺利发展。 法制是WTO对政府的要求。六年时间里，我国在中央政府层面共制定、修订、废止了2000余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新制定的《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使立法公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出了更加严格、具体的要求。WTO所倡导的理念在中国已逐渐为人们所认知，透明度和非歧视等WTO原则已成为中国普遍适用的立法原则。将WTO规则以国内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例如制定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法律法规，并根据WTO规则，妥善处理了中美贸易纠纷。 (1)货物贸易领域 为了规范贸易发展，根据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修订通过的《外贸法》，商务部于2011年6月出台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并已于2011年7月开始施行，这标志着中国提前半年履行了关于放开外贸权的承诺。在《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中外贸经营者范围的扩大，以及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使外贸经营进入门槛降到了最低点，公司、企业和自然人只需要进行登记就可以从事对外贸易。 (2)知识产权领域 中美贸易纠纷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知识产权领域，按照《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要求，中国在入世前就启动了对知识产权立法的全面修改工作。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主要扩大了受保护权利的范围，明晰了各方权利义务、增强了司法审查制度，同时加大了对侵权行为的查处力度。诉前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临时措施的实施增强了对权利人的保护力度。 知识产权的行政主管机关，包 括工商、公安等部门在采取各种行政手段，如停止侵权的措施、罚款等等的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了与司法部门的工作联系，打击知识产权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中国政府在2011年专门成立了由所有与保护知识产权相关的司法、行政部门组成的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统筹协调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督办重大案件。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对中国入世履约的评价是“尽管加入WTO只有短短几年，但是，凡是受WTO规则约束的领域——贸易、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中国改革的进展都令人鼓舞。中国如约地降低了进口关税，2005年取消了普通商品进口许可证制度。如今，中国已普遍被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国认为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给中国打A＋。” 二、中美贸易中的法律局限性 1.国际协定在美国的非权威性 美国在贸易领域签订的国际协定并不能自动生效，因此产生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现状，造成国际协定约束性的下降。就具体的贸易领域、贸易政策手段而言，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在美国，双边、多边贸易协定不能自动执行，这是外部约束力下降的根本根源。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尽管宪法规定条约地位等同于国内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条约都可以直接在国内法中适用和执行。在实践中，需要美国支付金钱的协定、规定关税的协定、需要改变美国现行国内法的协定、处分美国财产的协定、 任命政府委员会的协定，都是非自动执行的协定。因此，贸易领域的国际协定包括WTO协定和中美双边贸易协定并不能自动执行。早在1979年《贸易协议书》中美国就明确规定了“发生冲突时美国(国内)法优先”的原则。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议》第102节(c)条同样规定乌拉圭回合协议与美国任何法律不相一致的条款均属无效。因此，国际协定对美国贸易政策的约束力取决于其是否符合国内法要求，只有具体实施关税及非关税多边谈判协议的美国国内法和行政命令才是美国法院和海关当局可以适用的法律渊源。减税相对容易推行，因此美国在此领域遵守国际协定，而如果国际协定相关内容需要修改国内法时则需要国会通过，从而使国际协定的执行效果受到影响。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众多不合理的做法才得以在与WTO原则冲突的情况下仍能推行，典型的如“301条款”；再如WTO裁定美国关于反倾销税运作的法律“伯德修正案”违反了规定，但美国国会未能修改这项法律。 2.WTO多边体制的缺陷性 现存的WTO多边体制本身存在制度缺陷，使得美国得以利用其缺陷违背基本原则。WTO的缺陷体现在法律制度体系和组织机构之间由于后者实施成本高昂而导致“约束力缺失”。协议本身某些规定具有模糊性，即原则性的东西多而可操作性的东西少，某些程序过于繁琐复杂而导致效率底下等。以美国为该条款规定如果一国实施不公正或不合理的进口限制对美国的贸易造成损失或歧视的，美国总统有权撤销对该国的关税减让，或者对该国的产品增加关税或者其他形式的进口限制，其201条款并不完全符合《保障措施协议》，该条款对增加进口并不作具体的原因分析，因而存在对出口方不公平的地方，但在现行的WTO协议框架下却能够得以实施。此外 ，美国利用WTO协议的某些灰色地带，制定了大量技术性法规、标准和评定程序，与WTO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有关规定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有双边和多边协议作为规范，但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仍不能排除任意性，只要美国的法律体系和现行的WTO体系不进行根本改革，贸易政策仍将很大程度上由国内因素主导，所谓国际协定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外部约束”只适用于符合其根本利益的情况。 3.美国反倾销法与WTO规则的不一致性 中国加入WTO后，积极遵守相应规则，但美国法律特别是反倾销法却 与WTO规则不尽相同，这为中美贸易发展带来了一定难度。1947年GATT第6条第1款对反倾销做了明确规定。根据GATT规则的规定，进口国采用“反倾销”措施，必需确定两点：一是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倾销的存在，且倾销对国内产业造成了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或对建立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二是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要求进口国不仅仅要根据事实来证明，倾销与进口国国内产业损害存在因果关系，还要证明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必须是倾销的进口产品，而不能是其他因素。GATT规则把由于倾销的产品才导致了进口国有关工业的损害，作为征收反倾销税的一个首要条件；把证明“严重损害”（国内产业状况的重大全面减损）或“严重损害威胁”（明显迫近的严重损害），作为征收反倾销税的必要条件。可以说，GATT规则中对采取反倾销措施的规定是明确的、是清晰的。然而，在美国的《反倾销法》中关于“严重损害”、“严重损害威胁”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界定，明显与GATT规则的规定相冲突。 (1)美国反倾销法对“倾销与损害因果关系”的规定，与WTO规则存在明显差异 美国贸易委员会在调查倾销是否存在时，不是去证明倾销与重大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仅看进口产品的数量及国内产业的状况。其做法严重偏离了GATT规则的规定。针对美国贸易委员会在证明倾销是否存在时，仅看进口产品的数量及国内产业状况的做法。 (2)美国反倾销法在评估“严重损害威胁”时的令人费解的“累加”方法，明显与WTO规则相背离 美国在确定“严重损害威胁”时采用了累计计算的特殊方法。即美国贸易委员会在认定某国外产品对美国国内产业产生“重大损害威胁”时，不是分别评估每一个出口国的出口产品占美国市场的份额，而是将所有出口国的产品累加。 比如，假设甲、乙、丙、丁等国各自向美国出口货物，各自出口份额只占美国市场的5％，如果涉及倾销问题时，美国贸易委员也会按照GATT规则的规定，证明“严重损害”及“严重损害威胁”的存在。然而，美国贸易委员会在证明“严重损害”及“严重损害威胁”时，将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把所有国家占美国市场的份额相加，这样倾销的产品将占美国市场的20％。根据这个结果，美国贸易委员会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认定存在“重大损害”及“重大损害威胁”。美国贸易法中累积进口的规定，极大地增加了美国确定损害存在的可能性，严重扰乱了国际经济秩序。 (3)美国反倾销法关于争端解决程序与WTO规则明显不一致 WTO关于争端解决程序的时间表，从磋商到解决大约需要2年～3年时间。而美国贸易法中有关争端解决程序的时间表，从调查到总统采取行动仅仅需要几个月最长不超过1年。显然，美国贸易法争端解决程序与WTO规则争端解决程序存在明显的不一致，主要表现在美国贸易法具有更大的任意性。从争端解决的周期长短看，美国贸易法争端解决程序所需的几个月最长不超过1年的时间，明显短于WTO争端解决程序所需的2年～3年的时间；从争端解决调查的过程看，美国方面在调查时，调查的重点是美国国内的企业和产业受损的情况，它不必顾及出口国方面，不用调查出口国的贸易活动是否公平正当，只要美国国内声明受到了损害，美国贸易委员会就向总统提交建议和报告，美国总统在收到报告60天内就可采取制裁行动。

中美贸易论文篇9

论文摘要：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以及美元的不断贬值，特别是美国政府在国内失业率及国际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的情况下，美国一些人将该逆差的原因归结为人民币汇率，从分析中美贸易问题的原因出发，认为中美贸易问题其实与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因果关系，而是基于两国实体经济上的一些非汇率因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贸易顺差。 论文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贸易逆差 1 文献综述 关于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的研究课题。尽管在这一领域研究颇多，但目前就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问题的影响作用尚无精确的定论。2007年罗霄在“学海”上发表文章《从人民币升值透视中美国际关系的博弈》，他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问题的关系，他认为中美的贸易问题汇率问题只是一个切入点；杜厚文、彭志文在2007年2月的山西财经大学学报上共同发表文章《中美贸易差额的性质，成因及影响》，并在文章中指出中美贸易的问题并非人民币升值所能解决问题的，它在于许多更深层次的原因。 本文重点分析中美贸易问题和人民币升值的关系研究，而且提出一些中美贸易问题的原因分析，得出结论是：人民币升值与解决中美贸易问题并无直接联系。 2 中美贸易问题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2.1 中美贸易的现状 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9.9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078.2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据中方统计，由1993年开始美方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8年上升到582亿美元。同时随着双边贸易量的不断攀升，中美贸易逆差还将继续扩大。 2.2 中美贸易的原因 2.2.1 宏观层面的原因 (1) 经济全球化。 二战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美国企业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竞争和生存环境， 根据成本和效率的高低不断对各生产部门、生产环节，甚至生产要素进行调整，保留竞争力强，附加产值较高的部门和产业。美国经济结构经过产业高级化调整后，一些初级产品如日用品、原料加工和工业半成品的生产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这些产品又是生产和生活消费所必需，这就决定了美国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大多是这些初级工业产品。我国工业是在承接产业转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产业和产品结构都比较落后，大多数企业都是以加工贸易的形式为跨国公司进行配套生产。因此，中美贸易顺差主要体现为加工贸易的顺差。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加工贸易赚取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增值部分，这就决定了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 (2)东亚各国和地区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 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从其它地区向我国转移。由于各国对进口商品的原产地认定以“实质性改变”为原则，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5 年，我国分别吸收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当年出口的21.8 %、11.5 %和8.3 % ，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1.4 %和18.9 %。与2001年相比，2005年东盟、韩国等在我国进口中的份额也分别上升，其在美国出口中的份额则分别下降了1、1.1 和0.7个百分点。而同期，我国在美国进口市场的比重上升了5.8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部分亚洲国家对美贸易顺差转化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2.2.2 微观层面的原因 (1)储蓄率的差异。 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储蓄率偏 低在开放宏观经济分析中，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有十分重要的联系，外部经济不均衡必然影响到内部经济的均衡， 而内部经济不均衡必然降低宏观经济效率， 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美国从1960年到1971年的总储蓄大于总投资，即年年有贸易顺差，并表现为美国对外净投资和债权，表现为双剩余；但近30多年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求过于供。长期的双缺口隐含的内外失衡经济风险主要表现在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严重失衡。美国政府实施的低储蓄率政策，刺激了国内的消费需求。美国民众普遍持有超前消费的意识。然而高消费、超前消费的结果， 使总储蓄小于总投资，产生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2) 两国劳动力成本差异导致中美贸易逆差。 高消费需要高工资、高福利来支撑，而作为高工资、高福利的美国，其劳动力成本必然比中国高。这样，美国跨国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就会规模地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据我国商务部统计，至2011年底，美国累计对华投资项目达45265个，合同金额986.1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480.3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已经有4万多家。随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特别是进口替代型投资的增加，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减少；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增加，从而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因为采取低消费政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比美国低，而且也比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美国的1/40 和亚洲一些主要国家的1/8-1/7，这又促使美国跨国公司将一些在亚洲国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的加工贸易格局，美国因此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促使中美贸易逆差加大，对亚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减少。 3 结论 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许多人都非常相信，人民币对美元重新估值将有利于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这是有缺陷的。 我们可以从考察美国对华出口来分析。一般意义上讲，人民币的升值将增加人民币的购买力，进而增加中国对美国的需求，从而减少贸易差额。但是，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出口拉动型的经济，由于产品出口、收入增加才会促进进口需求。而人民币升值后，随着出口的减少，将减少中国的进口需求；收入的减少还会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降低。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中美双边贸易基本上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的互补性很强的贸易，美国对华出口的大宗商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另一类是农产品。对于第一类产品中的一部分，美国对华实行贸易限制，这一部分的出口量并不取决于汇率，而是取决于贸易政策。即使中国有再大的进口需求，人民币再升值，只要美国对华的贸易限制不取消，对华出口就无法增长。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中美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其实与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更多的基于两国实体经济上的一些非汇率因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贸易顺差，反而，人民币的大幅升值还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危险。客观事实表明，中美经贸关系既大有利于中国，又大有利于美国，两国都是赢家。中美经贸关系今 后将继续循“发展-摩擦-妥协-发展”的规律向前推进，这是中美双方根本利益和中美关系大局所决定的。 . ［4］沈国兵.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关系：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05，（1）：43-47. ［5］ Cheng， L.， L. Qiu and Keith Wong， 2001， “Antidumping Measures as a Tool of Protectionism： A Mechanism Design Approach，”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4(3)，639-660. ［6］Chen， Xikang， Leonard Cheng， K.C. Fung and Lawrence J. Lau， “The Estimation ofChinese Domestic Value Added Induced by Chinese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tanford University， mim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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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以及美元的不断贬值，特别是美国政府在国内失业率及国际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的情况下，美国一些人将该逆差的原因归结为人民币汇率，从分析中美贸易问题的原因出发，认为中美贸易问题其实与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因果关系，而是基于两国实体经济上的一些非汇率因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贸易顺差。 论文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贸易逆差 1 文献综述 关于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的研究课题。尽管在这一领域研究颇多，但目前就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问题的影响作用尚无精确的定论。2007年罗霄在“学海”上发表文章《从人民币升值透视中美国际关系的博弈》，他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问题的关系，他认为中美的贸易问题汇率问题只是一个切入点；杜厚文、彭志文在2007年2月的山西财经大学学报上共同发表文章《中美贸易差额的性质，成因及影响》，并在文章中指出中美贸易的问题并非人民币升值所能解决问题的，它在于许多更深层次的原因。 本文重点分析中美贸易问题和人民币升值的关系研究，而且提出一些中美贸易问题的原因分析，得出结论是：人民币升值与解决中美贸易问题并无直接联系。 2 中美贸易问题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2.1 中美贸易的现状 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9.9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078.2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据中方统计，由1993年开始美方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8年上升到582亿美元。同时随着双边贸易量的不断攀升，中美贸易逆差还将继续扩大。 2.2 中美贸易的原因 2.2.1 宏观层面的原因 (1) 经济全球化。 二战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美国企业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竞争和生存环境， 根据成本和效率的高低不断对各生产部门、生产环节，甚至生产要素进行调整，保留竞争力强，附加产值较高的部门和产业。美国经济结构经过产业高级化调整后，一些初级产品如日用品、原料加工和工业半成品的生产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这些产品又是生产和生活消费所必需，这就决定了美国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大多是这些初级工业产品。我国工业是在承接产业转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产业和产品结构都比较落后，大多数企业都是以加工贸易的形式为跨国公司进行配套生产。因此，中美贸易顺差主要体现为加工贸易的顺差。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加工贸易赚取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增值部分，这就决定了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 (2)东亚各国和地区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 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从其它地区向我国转移。由于各国对进口商品的原产地认定以“实质性改变”为原则，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5 年，我国分别吸收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当年出口的21.8 %、11.5 %和8.3 % ，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1.4 %和18.9 %。与2001年相比，2005年东盟、韩国等在我国进口中的份额也分别上升，其在美国出口中的份额则分别下降了1、1.1 和0.7个百分点。而同期，我国在美国进口市场的比重上升了5.8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部分亚洲国家对美贸易顺差转化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2.2.2 微观层面的原因 (1)储蓄率的差异。 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储蓄率偏低在开放宏观经济分析中，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有十分重要的联系，外部经济不均衡必然影响到内部经济的均衡， 而内部经济不均衡必然降低宏观经济效率， 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美国从1960年到1971年的总储蓄大于总投资，即年年有贸易顺差，并表现为美国对外净投资和债权，表现为双剩余；但近30多年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求过于供。长期的双缺口隐含的内外失衡经济风险主要表现在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严重失衡。美国政府实施的低储蓄率政策，刺激了国内的消费需求。美国民众普遍持有超前消费的意识。然而高消费、超前消费的结果， 使总储蓄小于总投资，产生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 。 (2) 两国劳动力成本差异导致中美贸易逆差。 高消费需要高工资、高福利来支撑，而作为高工资、高福利的美国，其劳动力成本必然比中国高。这样，美国跨国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就会规模地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据我国商务部统计，至2011年底，美国累计对华投资项目达45265个，合同金额986.1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480.3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已经有4万多家。随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特别是进口替代型投资的增加，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减少；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增加，从而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因为采取低消费政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比美国低，而且也比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美国的1/40 和亚洲一些主要国家的1/8-1/7，这又促使美国跨国公司将一些在亚洲国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的加工贸易格局，美国因此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促使中美贸易逆差加大，对亚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减少。 3 结论 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许多人都非常相信，人民币对美元重新估值将有利于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这是有缺陷的。 我们可以从考察美国对华出口来分析。一般意义上讲，人民币的升值将增加人民币的购买力，进而增加中国对美国的需求，从而减少贸易差额。但是，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出口拉动型的经济，由于产品出口、收入增加才会促进进口需求。而人民币升值后，随着出口的减少，将减少中国的进口需求；收入的减少还会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降低。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中美双边贸易基本上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的互补性很强的贸易，美国对华出口的大宗商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另一类是农产品。对于第一类产品中的一部分，美国对华实行贸易限制，这一部分的出口量并不取决于汇率，而是取决于贸易政策。即使中国有再大的进口需求，人民币再升值，只要美国对华的贸易限制不取消，对华出口就无法增长。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中美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其实与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更多的基于两国实体经济上的一些非汇率因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贸易顺差，反而，人民币的大幅升值还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危险。客观事实表明，中美经贸关系既大有利于中国，又大有利于美国，两国都是赢家。中美经贸关系今后将继续循“发展-摩擦-妥协-发展”的规律向前推进，这是中美双方根本利益和中美关系大局所决定的。

中美贸易论文篇11

论文摘要：本文根据西方主流的经典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了中美双边贸易的走向趋势，指出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是美国违背国际贸易的理论，限制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就中国而言，解决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不应该主要通过派政府代表团赴美进行集中采购，而应采取继续深化市场经济导向的体制改革，遵守和利用WTO规则，在充分了解美国政治、经济运作机制的基础上，采取更有效的诸如自动出口限制，对外直接投资等对策。 论文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 贸易逆差 出口产品结构 一、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与贸易关系取得长足的进展。不论是贸易金额，还是商品结构的涵盖面都有了巨大的增长与扩大。中美贸易额从1977年的2.9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200亿美元，中美贸易商品结构也由为数有限的产品种类扩大到几乎覆盖所有产品种类。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商品结构由当时的完全以初级产品为主，升级到目前的以初加工，甚至精加工产品为主。这种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同中国经济发展的总状况相吻合，即第一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下降，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也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展望未来，在WTO的框架下，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存在着广泛的互利互惠的经济贸易利益；因此，可以预料中美贸易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综观过去25年中美贸易的发展历程，同其他重要或主要的贸易关系一样，中美贸易关系在发展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甚至是一波三折。新近的一轮贸易摩擦首先发生在美国对中国某些纺织品进行进口限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国法院裁决了中国彩电企业对美国倾销。而后又对从中国进口的家具产品进行反倾销。中美贸易摩擦接二连三地发生，引起了中美两国政界与经济界的不安。 我们从中美贸易发展的过程看，纺织品与彩电出口的争端，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独立的或突发的事件，而是中美贸易长期持续不平衡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深层次矛盾与冲突一个表象。而且，如果目前的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框架在未来5～10年不变 (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中美政治经济关系会在将来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会继续存在并扩大，目前的这类贸易摩擦也会随之不断加剧与升级，甚至会愈演愈烈。根据1977-2003年中美贸易的统计数据，我们使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方法，就中国对美国出口、中国从美国进口以及中美贸易平衡状况进行了拟合与趋势预测。 趋势预测的理论公式如下：Y=α+βX。 这里，Y1代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X代表以年为单位的时间序列；Y2代表中国从美国的进口；α为截距；β作为时间序列的系数，表示变化的方向与数量。 根据1993~2002年中美贸易数据，我们就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进行了线性回归拟合。所得结果如下： 上述两个回归模型的重要统计检验指标见表1。两个回归模型的β值均为正数，表明今后中美贸易将会持续发展。每年的递增数量分别为 542197.5与169131.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检验的结果，即F检验和t检验，都表明X和Y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分别是95%和94%。 运用上述两个回归模型，我们对今后10年中美贸易的走向进行了趋势预测，并在预测的基础上，计算出中美贸易差额的变化趋势(见表2)。如表2所示，今后中美贸易将会持续增长，不仅如此，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在今后的10年中将继续存在，其数量将从2011年的433亿美元增加到 2013年的806亿美元。 鉴于中美贸易逆差会长期存在和继续扩大，这种贸易逆差给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重大的、持续的不利影响。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它会成为中美政治经济恶化的触媒。因此，探究中美贸易逆差存在的原因，找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将成为维持良好的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改善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地位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本文拟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从中美两个方面，从政治和经济联动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探究，并对解决的办法提出看法。 二、文献综述：视角的差异与观点的争执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和美国双方的统计数据不同，认识的角度及所持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美国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看法是： 1.中国实行新重商主义政策。中国长期实行的鼓励出口(补贴)，限制进口的政策，导致了中国对美国贸易的长期不平衡。具体地说，美国认为中国通过出口退税政策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出口。 2.按照中国加入WTO协议的规定，包括银行、保险、电信等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不够，使美国的公司没有获得对等的国民待遇。 3.人民币汇率不是完全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导致了人民币汇率偏低。由于汇率原因造成了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价格偏低，从而促进了中国产品对美国出口的增加，并且限制了美国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出口。其结果，直接与间接地造成了美中贸易的逆差。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及由此产生的贸易摩擦，中方认为： 1.中美贸易逆差是由于美国实行限制高技术产品对中国出口的结果。美国可以从对中国的贸易中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中国则不能从美国买到技术资本密集性的资本类产品，从而使贸易产生不平衡，进而引发贸易纠纷。 2.中美贸易中，中国不存在美国指责的所谓的“倾销”、“通货紧缩输出”、“抢了美国工人的工作”等问题。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并非全部或大部分产品的价值都是在中国创造的。据统计，中国出口的产品，65%是中外合资或者外国独资企业生产的，50%以上的贸易属于来料加工，或OEM。其结果是：一方面，出口产品中的许多利润落人了外商的腰包；另一方面，在美中贸易逆差扩大的同时，中国对亚洲许多国家的逆差也在扩大，美中贸易逆差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其他国家转移过来的。 3.中国不追求长期的过大的贸易顺差，中国的贸易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保持进出口的基本平衡。在贸易摩擦发生时，中国是本着积极的态度来解决争端的。 4.中国认为中美贸易是互利互惠的。不仅中国受益，而且美国同样受益。据摩根斯坦利调查，大量优质低价的中国产品使得美国的消费者每年可节省支出200亿美元。 三、中美贸易流动合理与否的理论依据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对于国际贸易的运作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中美贸易也不例外。考察中美贸易流动的合理性，也自然而然地必须依据西方的经典贸易理论。本文拟就3种在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贸易理论对中美贸易流动的适应性和指导意义进行评述。这3种理论分别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David Richar do’s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莱蒙德·弗侬的产品生命周期假说(Raymond Vernon’s Product Life Cycle Hypothesis)和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Heckscher-Ohlin Theorem)。 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在中美贸易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labor-intensive product)的生产中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而美国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capital-intensive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products)的生产中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通过中美两国的贸 易，可以使中美两国都能得到大于本国各自生产两种产品所得的利益。所以，在现有的自然秉赋条件下，中美的分工格局应该是中国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纺织品，而美国则生产并出口资本与密集型产品，如大型高速计算机。 1964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莱蒙德·弗侬率先提出产品生命周期假说，根据这个理论，一件新型的工业产品，要走过新产品(New product)，成熟产品(Maturing product)以及标准化产品(Standardized)3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阶段对生产、消费以及国际贸易有着不同的影响。以彩电为例，在新产品阶段，也就是图1上的第一阶段，该产品的主要开发国的生产仅能满足它的国内消费，因此，出口几乎为零。在该产品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成熟阶段，也就是图1上的第二阶段。由于学习曲线的作用(learning curve effect)使得生产的效率大幅提高，产品的产量大大增加，其结果是国内的生产产量大大超过国内的消费量，其余额部分销往国际市场。在该产品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标准化阶段，即图1的第三阶段。产品的生产达到了高度的标准化及流程化。从而使产品的生产地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在标准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彩电生产国，而美国则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彩电进口国。根据产品生命周期假说不难看出，中国生产并出口如彩电类已经是标准化的产品，而美国作为该种产品的主要开发国家之一，出口该类生产技术与专利，并进口该产品成为一种可以预计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至于倾销与否，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与冲击。至于同美国企业在海外生产的同类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公平竞争问题，是更多地取决于公司对利润率的决定倾向，而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不会产生失业性的冲击。各公司的利润率策略是公司市场竞争的需要和结果，只要原产地的产品销售价格不低于产品销售目的地的价格，就不构成倾销之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与俄林对国际贸易的起因提出了新的解释。这就是著名的国际贸易的自然要素秉赋学说。这一理论指出，国际贸易的起因取决于贸易双方的自然秉赋。一个资本和技术相对丰富，而劳动资源稀缺的国家，在国际生产分工与国际贸易中自然而然地利用出口其所秉赋的丰富资源生产的产品，同时进口对本国而言稀缺资源生产的外国产品。举例而言，美国的资本供给与劳动供给的比例大于中国的资本供给和劳动供给的比例，因此，中国应该向美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品，因为劳动力是中国的丰富资源。相应地美国应该向中国出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因为资本与技术是美国的丰富资源。 综上所述，不论根据以上任何一种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来分析，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都应该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和彩电；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都应该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如高科技产品。只有这样，两国才能达到经济利益的最优化。 四、中美双边贸易的现行走向 综观过去中美贸易的走向和商品结构，中国在中美贸易中的出口产品结构与西方建立的传统的经典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相吻合。如图2所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相反地，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却同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完全吻合，甚至是相悖的。如图2所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理论上应该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而现实是美国并没有向中国出口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数量相匹配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虚线框部分说明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美国对中国应该增加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正是由于这种贸易走向以及贸易产品结构的不匹配性，甚至是不合理性，导致了中美贸易中持续性的巨额贸易逆差。而新近一轮的在彩电和纺织品行业中的贸易摩擦仅仅是这种中美贸易中持续性的巨额贸易逆差的表象与反映。 造成目前中美贸易争端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政治运作机制，即美国选举年效应；根本原因则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 美国的选举制度包括 总统、参众两院、州、县、市的选举，是一种定期重复的政治运作机制的一部分。选举制度以及这种选举过程的本身就是各种政治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达到新的均衡的基本手段和过程。在这种定期重复的选举过程中，特别是在总统的定期选举过程中，为了实现当选的目的，参选的各种政治力量对当选与否有重要影响的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利益阶层会做出均衡和保护。美国是目前事实上的唯一超级大国，对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事务的决定有着重要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所处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得美国有能力采取对外政治经济政策服从于其国内的政治经济运作体系的做法。而其他各国由于实力的原因，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无可奈何，而且还要适当调整自身的政治经济政策，以维持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从而维系与美国的良好的、持续的运作关系。 目前美国对中国实行的纺织品、彩电和家具制裁也是这种对外政策受制于国内政治运作的具体表现。不论用上述包括李嘉图、弗侬或赫克歇尔一俄林在内的何种经济理论来分析，美国的纺织业都应该算作一个夕阳产业，已经完成了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到了被淘汰出局的时候。这不仅同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相吻合，而且也符合美国的整体经济利益。但是面对着美国近年来由于经济低迷而不断攀高的国内失业率，面对着美国的大选在即，面对着与日俱增的包括纺织品在内的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强势竞争，美国现政府不得不采取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措施，即便是如限制部分中国纺织品进口等对美国经济来说更具象征性意义的措施，以安民心，争取选票，均衡国内的各种政治经济利益。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限制，是这种美国国内民主政治，具体地说这种选举机制的一个副产品。 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裁决也不例外。近年来，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逐年增加，特别是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出超国之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就成为美国经济界，甚至政治界所关注的突出问题。在这种政治经济气候下，美国彩电同业公会起诉中国的彩电企业，美国法院裁定中国彩电企业倾销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对此，美国政府不仅爱莫能助，而且，事实上美国政府与司法界有着同样的观点。虽然，由于经济原因，美国多年前已经停止在本国生产彩电产品，对中国彩电出口的制裁不会为美国带来多少实际利益，但是在大选之际，利用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因素争夺选民，仍然是合乎逻辑的。 事实上，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诸如纺织品、彩电及以家具等，进行反倾销裁定，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给美国的政治经济等诸方面造成了压力。而产生这种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在中美贸易中美国无法按照传统贸易理论出口高技术的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产品。这种情况的存在，使横跨太平洋的中美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双向贸易流动变成了单向贸易流动。即中国可以向美国出口美国需要的劳动密集性产品，而美国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向中国出口中国需要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从而造成了中美贸易出现了巨额贸易失衡。 美国的这种对中国在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限制的原因是美国与中国在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建立在这种意形态之上的政治制度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美国朝野无法将中国视为长久的可信赖的政治伙伴。在中国经济日益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不信任感就也自然而然地有意无意地演变成为“中国威胁论”。其结果是美国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对中国的出口资本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限制或管制。在具体做法上，由冷战时期的对共产国家限制的巴黎委员会(COCOM：th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1 Export Controls)下设置的中国委员会(China Committee)负责管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管制事务。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重新签订了华森纳协议(Wassenaar Arrangement)，以此来取代巴黎委员会，继续对中国等国家实行出口管制。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才使得具有互补性很强的两个贸易主体的双向贸易流动变成了目前的失衡的单向贸易流，其结果是在巨额的贸易逆差下贸易摩擦不断。 五、结论与政策 中国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时，经常采用的是安抚政策。具体做法是，当贸易摩擦出现时，政府立即派出高级别的政府采购团，大笔购买美国的以飞机为代表的少数几种产品。这种 应对政策有3大不利之处：第一，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对美国的巨额的贸易逆差，而这种逆差又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所造成的不信任，以及由于这种不信任所造成的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派出采购团只能暂时减缓矛盾。从发展的角度来说，由于这种摩擦的存在与升级，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对从中国的进口进行限制或制裁，这种限制或制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业及社会稳定将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负效应。 第二，这种安抚政策也不是一种对症下药的政策。具体而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所受负面影响较大的地区或利益集团，没有从这种安抚中获利，从而摩擦没有通过这种安抚政策得以解决。比如纺织品贸易摩擦，中国的采购团购买的是美国波音的飞机，这并没有使挑起贸易争端的美国纺织业受益。反而采购激发了他们向美国政界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采购团一离开美国，美国政府就做出了对纺织品出口限制的决定。很快美国法院又做出了对中国彩电的倾销一审裁决。这种“头痛治脚”的安抚政策，并没起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往往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以最近最大的两项安抚采购项目，飞机与汽车来说，中国不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国际汽车市场上都不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竞争对手，美国汽车制造业也从来没有对中国的汽车贸易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抱怨，中国大规模的汽车采购从长远和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是在直接或间接地缓减美国汽车制造业同日本汽车制造业之间的矛盾，给以日本为主的国外汽车制造业在国际汽车销售市场上提供一个缓减竞争矛盾的机会。同理，中国在美国的大规模的飞机采购，也没有解决中美纺织品贸易方面的矛盾，它所起到的作用无非是减缓了美国飞机制造业同欧洲飞机制造业之间竞争的矛盾。这种“头痛医脚”的安抚政策是中国对美国社会与经济制度的结构认识偏差所造成的。美国经济的运作是以利益独立的私营经济与不同行业为主体的，美国政府是不能通过跨企业与行业的利益转移来进行利益的再分配，从而使得由于中国大规模的飞机与汽车采购的利益转移到纺织品和彩电行业上。，因此，购买飞机和汽车不能解决纺织品和彩电贸易纠纷。 第三，这种以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为主体的安抚政策，往往还会起到很强的负面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5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了比较成功的转轨，民营企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新兴市场经济主体。然而，这种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企业所用的设备，会给美国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种中国还是由政府高度控制的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的错误印象，这会影响中国作为一个WTO成员国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形象，从而给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处理贸易事务时对中国施加不利的条件提供了借口。 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首先，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此举的意义和目的在于，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由于这种差异的缩小使得信任程度增加，从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这种控制范围的缩小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得到了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二是减缓和消除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出超，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其次，中国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可以避免在对美国交往的过程中和处理贸易纠纷的过程中实行上述的不对症下药的问题。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再次，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贸易政策，诸如自动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ictions)等贸易政策措施。这种贸易政策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起到对逆差国和进口国产生有效的安抚作用。同时，又把限制出口的主动权掌握在出口国手中。这样一来，中国可以有选择地对那些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害较小的出口产品进行限制，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中国在时机成熟的前提下，可以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 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海尔成功地在美国投资设厂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厂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榜样。 第五，遵守和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国与其贸易伙伴的关系现在是建立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基础之上的。在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只要中国严格遵守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就应该积极寻求世界贸易组织裁决和保护，将两国的贸易争端置于统一公平的规则下进行解决。

中美贸易论文篇12

【论文摘要】 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得了积极进展，经贸联系日益紧密。随着贸易额的增长，双边贸易失衡问题也日益突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自形成以来影响了两国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引起了两国政府和学者的高度重视。本文试从中美贸易失衡的现状分析入手，从政治、经济等不同的角度分析中美贸易失衡产生和扩大的原因，阐述双边贸易失衡给两国带来的影响及引发的各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应对贸易失衡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 中美贸易失衡 顺差 逆差 一、中美贸易失衡的历史及现状 1.中美商务部的数字统计 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最活跃的经济体，双边贸易从此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1979年中美贸易额为24.5亿美元，2005年达到2116.3亿美元，27年里双边贸易额增加了2091.8亿美元，增长了85.4倍。根据美国方面的统计，1979年双边贸易额为23.7亿美元，2005年达到2853亿美元，27年增加了2829.3亿美元，双边贸易增长了119.4倍。尽管两国的统计数据不尽相同，但双方的贸易统计都表明，在过去的27年中，两国贸易快速发展，这也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主流。 中美两国在对方的对外贸易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5年美国仅次于欧盟，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市场。根据美方的统计，2005年中国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在美国贸易伙伴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最近，美国政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攀升到历史新高。中国政府表示要努力改善双方的贸易不平衡状况，不过贸易专家对中国如何减少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存在不同的看法。 根据中国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商务部的数据，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在2006年达到1443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6.2％，但是大大低于华盛顿的数字。另外，中国认为，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施加限制也加剧了这种不平衡。 2.各方对此问题的看法 《经济学家》认为，美国贸易逆差扩大主要是民众过度消费，加上储蓄过低所造成，因此单靠人民币升值不可能解决问题，如果对中国采取严苛的贸易规定，最终将重创的是美国经济而非中国。 Fung K.C.和 Lau Lawrence认为，中美双边贸易差额估计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中美两国对经由香港转口贸易、转口标价上升和服务贸易的不同处理所引致。 Davis和Weinstein指出，中美贸易逆差是一个长期的政策问题，中美贸易失衡可归因于总的宏观经济失衡或三角贸易。其中，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是与投资过度超过储蓄这一宏观经济失衡密切相关的。 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政策审议司司长、著名经济学家克莱门斯·布恩坎普近期表示，美国不应把其巨额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而且贸易保护主义并不能解决贸易逆差问题。 二、中美贸易失衡原因分析 1.统计标准的不同造成了中美两国统计数据的不对称 第一，统计标准的不同是造成两国统计数据不一致的制度性原因。在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上，除美国使用船边交货价外，世界各国海关和统计机构通常对商品出口按离岸价统计。离岸价和船边交货价的差别在于商品装船或飞机的费用，这不是一项重大的费用，通常认为是以船边交货价计算的出口货物的1%左右。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海关和官方统计机构通常以到岸价(成本、保险加运费)计算和记录商品的进口。离岸价和到岸价的差别在于从出口国(原产国)把商品运送到进口国(目的国)的保险费和运输费。到岸价的费用可估计为比离岸价计算的成本平均高出10%。 第二， 统计范围上，美方统计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祝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国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加剧了贸易失衡的规模。 第三， 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 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原产地统计是指进口货物的国别要按其原产地，即商品的生产地、制造地或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加工地进行统计。而对如何判定货物是否发生“实质性 的改变”，至今没有统一的实施细则。尽管美国的海关统计中有关原产地统计的规则有所改进，但由于缺乏国际统一的原产地规则，在判定进口货物原产地时仍存在随意性。 2.东亚产业结构调整促使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国转移到中国 第一，东亚的产业结构调整使中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制造地。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通过分阶段的、梯度较为明显的产业转移，逐渐形成了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兼而有之的国际分工体系。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从60年代开始，其特点是工业主导部门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高新技术加工工业。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推动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动力。美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其国内相关制造业产业的相对空缺，客观上形成了美国与东亚地区互补性贸易结构产生的基础。美国在亚太地区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显著特点是将美国的资本和高新技术与当地廉价而熟练的劳动力相结合，生产正处于成熟阶段或由成熟娇段向标准化阶段过度的产品。 第二，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国向中国转移。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大陆设立的外资企业，其产品在中国加工、组装后按原来的销售渠道，主要经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欧洲等传统市场。这就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具有了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加工贸易的出口增长迅速，据商务部统计，2005年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总值的55%；二是外资企业带动的出口增长迅速。正是这两个对外贸易的特点造成了中国、美国以及东亚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3.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导致特定商品的贸易失衡 要素禀赋理论自从提出到现在，虽然遇到了许多挑战，但仍是解释国际贸易的重要理论基础。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的产品成本不同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各个国家分工生产使用本国最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经过国际贸易各国均获得最大福利。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生产的产品，从中取得经济利益。要素禀赋理论对中美双边贸易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也会继续成为预测未来中美双边贸易走势和制定相关贸易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丰富的劳动力，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它的技术和人力资本。 4.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内在因素 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储蓄率偏低。美国的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2001年10月美国的储蓄率达到最低点，只有0.3%。导致美国近年来储蓄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是：新经济泡沫带来非理性繁荣刺激了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美国进入经济衰退之后，美联储不断降息，刺激了住宅和汽车等消费品的需求。但是，这种依靠负债的高消费实际上是透支了未来的经济增长。美国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大体上自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开始，此后愈演愈烈，贸易逆差是为弥补需求缺口而发生的。 相对于美国的储蓄率偏低，中国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融资渠道不畅通等因素，导致国内储蓄率较高，存在储蓄大于投资的问题。中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储蓄大于投资造成了我国贸易项目的大量顺差。因此，中美贸易失衡与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有关，国内经济失衡是中美贸易失衡的内在因素。 三、对两国的影响及应对建议 1.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的影响 不可否认，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存在着不利的影响。首先，巨额贸易逆差需要巨大的资本流入才能弥补，所以一旦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变化，美元的强势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其次，巨额贸易逆差确实影响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对该行业的就业产生一定影响。 但是中美贸易逆差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对美国的经济也产生有利的影响，美国是中美贸易的巨大收益者，而不是受害者。 第一，大量廉价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使得美国消费者可以在保持原有福利的情况下节省大笔的开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相关产业的不足，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发生。第二，有利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是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 要保持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就需要放弃美国没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强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污染少、收益高的服务业。美国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有利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2.中美贸易失衡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为中国实现整体外贸顺差奠定了基础对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和宏观调控能力、增强海内外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信心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夯实了我国加快改革开放和抵御外部冲击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国对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有利于解决中国庞大的就业问题，对中国转化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是，中美双边贸易发展快、问题多，不仅美方有成本和代价，中方也一样有成本，甚至可能更高一些。首先，大量的贸易顺差形成了过度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其次，对出口集团的大量补贴是对美国消费者的间接补贴，是财政的巨大损失。总之，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给中国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问题，给中国带来了难以计算的成本。 3.建议 中美双方应该从全球视野看待中美贸易失衡;重视各方在贸易中实际获得的利益；以平常心应对由贸易失衡产生的摩擦。同时，我们还应该采取正确的贸易策略，在磋商中解决贸易失衡引起的纠纷；扩大国内需求，带动进口增加；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实施外贸多元化；推动企业跨过经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美国投资；完善统计制度和规则，与美国协商建立贸易统计协商制度；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贸易失衡问题；慎重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和汇率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