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63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一、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国内研究

盛斌（2001）从现实中贸易保护政策的存在与自由贸易理论解释的缺位入手，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内在形成过程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切入对国外研究进行综述。严建苗（2002）认为：新贸易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的假定，拓展了原来的纯贸易福利效应理论，使得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突破经济福利效益的分析，将政治因素作为贸易政策形成过程的解释变量，并对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进行了总结。盛斌（2002）在贸易保护政策的内生形成过程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国家战略”贸易保护政策的政治经济研究模型，对跨时期跨部门的中国工业行业的贸易保护情况进行研究，以此实证相关理论结论的有效性。盛斌（2006）以新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多个视角综述了相关研究进展。

二、国内对FTA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证研究

由于对政治经济分析的狭隘理解及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前沿发展的追踪的缓滞，直到最近几年国内对于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证研究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蔡宏波，黄建忠（2008）基于FTA的政治影响因素、福利效应、未来发展等不同领域里的研究对国外FTA理论进展进行了简单概括，从贸易的福利效应分析、FTA对一国贸易结构的影响及其对国内生产率的意义等维度对FTA的实证研究进展做了总结。但事实上近些年来伴随着全球FTA战略的积极推进潮流，国外FTA理论及实践研究的进展已远远超过国内研究所能触及的深度。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2

    新形势下区域发展中招商引资的战略思考 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入世后我国国际贸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浅析进口配额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绿色贸易壁垒对佛山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与对策研究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问题研究 引进外国智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垄断行业监管机制问题研究 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条件及路径 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 惠州对外贸易企业的变迁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逆差：现状、成因和对策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转基因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中泰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研究 中国农业开放模式的选择研究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选择与完善研究 从轮胎特保案看我国的反倾销 金融危机下广东的双转移战略 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的新特点 广东企业走出去研究 广东外资的可持续利用研究 金融危机下广东某产业发展对策探析 港口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国际多式联运问题研究 港口发展中的问题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第三方物流中的问题研究 中国集装箱运输中的问题研究 提单的风险及防范研究 贸易救济制度研究 对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电子商务环境下新型国际贸易交易结构的确定 欧盟优惠性原产地规则调整与中国出口战略应对 我国纺织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以美国对中国输美纺织品设限为例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出口面临的难题及对策 国际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趋势与促进肉类产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或某省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的技术提升研究 引进外资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或作用研究 FDI 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推动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国际商品流动与要素流动关系研究 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主创新与增进我国出口商品比较利益研究 论技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推动 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地位、利弊或转型升级研究 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研究 社会责任对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国际劳工标准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研究 标准化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效用研究 国际贸易中的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贸易相关问题研究 我国发展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 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与我国商品出品对策

    国际劳工标准下我国政府、企业对策 我国纺织业出品竞争力问题和对策研究 我国纺织业的贸易格局与市场策略 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分析 世界 FTAS 发展态势与中国策略分析 我国纺织业出口竞争秩序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行业协会在规范出口竞争秩序中的作用探讨 加入 WTO 后我国民族产业的保护 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选择——以惠州经济为例 古典比较利益论与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FDI 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贸易的影响看我国开展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 中国经济反垄断立法的探索 广东区域聚集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及风险研究 论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 欧元汇率变动对惠州制鞋行业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理及未来演变研究 中国国有经济角色演进的反思与前瞻 我国产业结构调查研究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及解决思路 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广告语言与消费心理研究 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拓展研究 浅论我国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中小企业文化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论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对策

    中小企业品牌经营误区及创名牌战略研究 顾客忠诚研究述评 基于顾客感知价值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 浅析房地产市场营销策略 客户关系管理的探讨——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模式 金融危机下的消费思考——中、美消费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基于顾客关系投资的个性化价格促销 中小企业出口及其社会责任研究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广东农产品出口跨越贸易壁垒的对策研究 中小企业出口低价竞销的原因及治理对策研究 惠东鞋业出口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分析 对外贸易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全球知识网络与跨国公司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机制和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播机制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研究 知识的国际传播机制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双边 FTA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 FDI 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广东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我国国际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倾销问题 反倾销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 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及障碍分析 绿色国际贸易与绿色国际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如何跨越绿色贸易壁垒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出口退税率调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税政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市场水果检疫准入与促进我国水果出口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法、产业法与反倾销法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与政策变化 市场营销视野下的大学生自主择业策略分析 对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方式的分析 论国际市场营销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碍和避免政治风险 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感知与评价及对中国企业的启示与建议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3

我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研究新进展

中俄贸易商品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低碳”内涵的国际贸易相关问题研究

从贸易角度看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中国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估算

现代金融体系顺周期效应成因分析

东北三省经济开放度的评析

产业合作机制、模式创新视角下的浙台生产业合作研究

我国纺织工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影响因素与战略选择——基于绍兴县6085份问卷的调查与分析

服务贸易配置要素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的实证分析

跨国公司技术创新全球化——基于专利国际化视角

我国企业国际采购利益与障碍的探索性调查分析

世界青年携手未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第二届国际文化节盛大开幕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流动性危机放大机制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我国木质林产品对外贸易的特征与国际竞争力之实证分析

后次贷危机时期官方支持的贸易融资之国际协调与监管

自由贸易区促进经济增长的再认识

四川省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出口贸易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实证分析——基于天津市的研究

实际知识产权保护、内部化优势与FDI流入

FDI的工资效应: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的效应分析

我国文化贸易的结构与竞争力之研究

日美跨国公司在华知识产权保护战略评析

中美文化贸易争端与中美文化贸易的发展

国际商务汉语教学与资源开发基地教材编写立项会成功召开

对外经贸大学施建军校长《跑好这一棒》出版发行

金融危机对江西省对外贸易及其结构的影响

能源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引力模型在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多元化中的应用研究

国际贸易中出口关税政策调整的效应分析——以俄罗斯提高原木出口关税为例

我国桃产品出口战略研究——基于产业内贸易的经验分析

服务贸易收益研究述评

权证发行对正股定价效率的影响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浙江省中小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抱团”策略的实证分析

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投资区位集群效应实证分析

广东省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FDI互动关系的研究——基于VAR模型

中韩贸易中环境标准策略的“对称智猪”博弈分析

关税减让对我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的影响

中安油气资源合作国际法保障研究

海上货物运输法理论流变的哲学回应(二)

国际贸易问题

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基于我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分析

后奥运经济下我国贸易结构优化驱动分析

世界纸和纸板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芦笋的国际比较优势分析

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实证分析

世界豆油期货市场关联性研究:基于中美两国的实证分析

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贫困化增长”倾向的实证分析

从我国外部经济失衡看加工贸易发展战略的调整

全球主要区域一体化安排下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1993-2003年

我国制药业国际化成长战略研究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中的撤资问题分析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4

摘 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最初由文莱、智利等四国于2005年6月协议发起并签署，至今已拥有12个成员国，其具有高标准、美国主导、开放性等特点.TPP至今仍把中国排除在外.通过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如果TPP取得成功，意味着美国在自由贸易协定的竞争中极有可能全面领先中国，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中国在亚太的经济利益.因此，中国应提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一是加快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二是深化现有的双边和多变FTA谈判,减少TPP扩展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三是考虑在适当时机加入TPP的谈判；四是积极谋划以中国为中心的FTAAP；五是通过“一路一带”战略构想，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合作达到新高度.

关键词 ：TPP；FTAAP；引力模型；“一路一带”

中图分类号：F75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8-0092-04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原本只是亚太地区众多区域经济组织之中的一个极其一般的存在，但是自2008年，美国高调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并于2009年11月提出扩大计划，[1]将其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后，TPP一下被全世界所熟知并重视.有观点认为，美国如此强力推进TPP的一个重要意图是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体的“美式FTAAP”[2]，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随着TPP的发展壮大，亚太区域内现有的自贸区有可能存在被架空或取代的危险，美国将因此而主导亚太区域经济秩序也不无可能.但是到目前为止，作为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中国，却迟迟没有被邀请加入TPP的谈判.那么这个TPP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又有哪些特点呢？

1 TPP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1.1 TPP的创立及发展概述

TPP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简称TPP），其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最初是由美国、新加坡、智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于1988年共同发起的旨在通过一项优惠贸易协定（PTA）的形式来推动APEC贸易自由化.但最终因美国将重点转向建立双边FTA而陷入停顿.2005年6月，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和智利四国（即TPP的创始四国，又称P4）在APEC的框架下正式签署，2006年5月28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随后美国将目光重新转向TPP，并于2009年底宣布加入TPP.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议题，使得TPP一时间声名鹊起，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为了壮大TPP，美国积极邀请其他国家加入到TPP谈判中来，截止到2013年3月15日，日本宣布加入TPP谈判，使得参与TPP谈判的成员增加到12个，这12个成员“抱团”之后，将形成约八亿人口的市场，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经济的四成，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3]

1.2 TPP的特点

1、TPP的门槛较高，是高标准、高要求的FTA

TPP涉猎的议题众多, 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还包括服务贸易自由化及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合作等.更为重要的是TPP在实现贸易自由化方面没有例外，要求各成员100%的实现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时间也比APEC“茂物宣言“的目标年度（2020）年提前了.因此，TPP堪称是一个高水平的FTA，被誉为FTA中的优等生.[4]

2、美国掌握TPP的内部主导权，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

美国从2010年开始，在整个TPP谈判中，其均发挥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事实上左右着TPP的谈判进程.[5]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已跃居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使得近些年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美国感到了压力和不安.此次TPP绕过中国，其孤立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

3、TPP的地域跨度广，覆盖范围广

TPP成员国的地理位置跨越了美洲、亚洲和大洋洲，打破了以往自贸区毗邻相近的地理限制，是迄今唯一横跨太平洋东西两岸的自由贸易区.另外，TPP谈判还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全球气候变暖、政策透明度以及“边境内问题”等与时俱进的议题，极具时代性，被誉为“21世纪的FTA”.[6]

2 TPP对中国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2.1 模型介绍

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最初仅是一个简单的计量模型，因其方程式与牛顿（Newton）先生发现的物理学上的引力法则相似而得名.1962年，丁伯根（Tinbergen）为解释多个国家间贸易流量的不对称问题，将引力模型引入国际贸易的问题研究上.认为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与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关系，与两国间的距离呈负相关关系.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Tij=AGiGj/Dij

其中,Tij表示国家i对国家j的双边贸易流量总额；A为常数项；Gi表示i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Gj表示j国的GDP；Dij表示两个国家之间的距离，两边取自然对数，转化为线性回归方程:

lnTij=δ+β1lnGiGj+β2lnDij+μ

其中，δ为常数项，μ为随机误差项，β1、β2表示Tij对GiGj和Dij的弹性.

2.2 模型变量引入

本文主要探究美国主导TPP后对中国贸易条件和流量的影响，因此在原有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新的解释变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引入人均GDP和外贸依存度作为解释变量

人均GDP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需求和供给能力.外贸依存度是反映一地区对外贸易活动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和依赖程度的经济分析指标，即外贸依存度越高，其进出口水平相应越高.

2、引入是否TPP成员国作为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系数为正，则表示区域经济组织对区域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若系数为负，则具有相反作用.

3、引入运输成本来替代原引力模型中距离的变量

因测算的国家主要分布在太平洋两岸，故国家间的贸易一般以海运为主，以运输成本作为解释变量，更具说服力.

扩展后的引力模型表达式为：

lnTj=δ0+δ1lnGj+δ2lnPj+δ3PICij+δ4OPENj

+δ5TPPj+δ6APECj+μ

式中，Tj表示中国与贸易伙伴国j国的贸易流量（进出口总额）；Gj，Pj和OPENj分别表示j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NI）和外贸依存度；PICij是指中国与j国之间的运输成本；TPPj和APECj分别反映j国是否为TPP成员国和APEC成员国.

2.3 数据来源及处理

模型中贸易流量数据、GDP和外贸依存度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运输成本数据来源于中国运费网，以2012年的数据作为标准，选取了中国与另外21国家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即截至2012年已正式加入TPP谈判的11个国家（新西兰、新加坡、智利、文莱、马来西亚、美国、澳大利亚、秘鲁、越南、加拿大、墨西哥），另外8个APEC成员国（日本、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韩国、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俄罗斯、泰国）以及既非TPP成员国又非APEC成员国的巴西和柬埔寨.

2.4 实证结果及分析

对引力方程进行随机效应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引力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从结果来看，截面数据检验合理，根据模型实证结果可以做出以下分析：

1、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总量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较大

GDP的回归系数为0.95，表明在当前经济条件下，GDP每提高1%，就能促进双边贸易流量增长0.95%.因为GDP代表着一国的供给能力，其总额越高，贸易能力就越强，就越能促进双边贸易额的增长.

GNI的回归系数为0.16，表明在当前经济水平下，GNI每提高1%，双边贸易流量就能增长0.16%.因为人均国民总收入反映了一国的消费水平，消费水平越高，就越能吸引他国的贸易流量.

2、运输成本与贸易流量呈负相关，对贸易流量的影响较小

PIC的回归系数为-0.0005，即运输成本每增长1%，贸易流量就会下降0.0005%.说明如今运输成本也即距离因素对贸易流量的影响越来越不显著了，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国家间的贸易更多的考虑贸易总量和消费市场的大小，而且区域经济组织内部各种优惠措施更是吸引双边贸易流量的重要因素，距离因素已经不再成为阻碍因素了.

3、外贸依存度和是否是APEC成员国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不显著

OPEN的回归系数为0.0056，即一国的外贸依存度每增加1%，双边贸易流量就能提高0.0056%.外贸依存度越高，双边贸易额就越大，但是回归分析表明，在当前经济条件下，各国都积极开展进出口贸易，期望通过开拓海外市场来带动本国经济总量的提升，然而最终导致各国都有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因此继续提高外贸依存度的后果就是其对贸易流量的影响越来越小.

APEC的回归系数为0.08，表明其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一般，表明在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同APEC成员国间的贸易流量处于平稳的水平.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APEC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提出的在亚太地区建立亚太自贸区（FTAAP）的构想获得了APEC成员国的认可，相信不久的将来，定能带动双边贸易流量较大的增长.

4、是否是TPP成员国是影响双边贸易流量的重要因素

TPP的回归系数为-0.17，为负值.这表明被排除在TPP成员国以外的中国，受到TPP的影响是非常不利的.随着TPP成员的不断扩大，中国与TPP成员国间贸易流量的流失就越严重.如果由美国主导的TPP不断发展壮大，一方面因为美国的政治排斥不利于中国加入TPP，另一方面中国的贸易流量会因主要贸易伙伴国加入TPP而大幅削减，最终影响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对于中国的决策和选择，笔者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3 中国的决策选择和建议

3.1 加快产业升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适应TPP“高标准”的发展要求

TPP的标准是未来自由贸易发展的方向，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与TPP成员国的出口贸易额也占有相当比重.但目前我国的产业模式存在着产品的技术水平较低，附加值比较少，创新不足等弊端.TPP“高标准”的要求必然会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威胁，因此我国应该从TPP的“高标准”入手，从现在开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加大对新型知识产业的扶持，提升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度，加强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标准的建设.这样不仅应对了TPP对我国出口贸易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促进了我国产业的升级，如果未来我国想要加入TPP，对谈判也会比较有利.

3.2 积极与日本、韩国等进行FTA谈判，深化现有的多边和双边合作

中国、韩国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主要的三大经济体，在经济互通合作方面的进程却极其缓慢.而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加快与日本和韩国的FTA谈判，加强与日本韩国的沟通交流，扩大中日韩经贸往来，促使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尽快的从理论上研究迈入实质性进展.同时，中国应当在持续加强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的基础上，加大关税的减让力度，以更优惠的贸易安排吸引东南亚国家与我国开展双边贸易.最后在泛太平洋地区，针对不同发展程度的TPP成员国，区别对待，主要加强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智利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机制，推动贸易自由化取得实质性进展.[7]这样如果中日韩自贸区能够建成，外加中国——东盟自贸区，美国即使主导TPP，也很难在区域合作上孤立中国.[8]

3.3 考虑在适当时机参与TPP的谈判

TPP因超级大国美国的加入，带动了其他国家加入TPP的热潮，也让这些国家从中获取了利益，其所带来的市场和效益都极其可观.而没有加入TPP的国家不仅无法享受集团内部成本降低和市场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还要接受歧视性关税等贸易安排.为了避免像当年加入WTO那样的被动局面再次重演，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此次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密切关注TPP的进展，研究TPP的谈判规则，改善因加入TPP可能带来的弊端，做好充分准备，择机表明加入TPP的意愿，为中国争取更多有利的市场和规则制定的政策空间.

3.4 联合APEC成员国另起炉灶，积极推进FTAAP进程

由上文论述可知，美国想要通过TPP来遏制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迟迟没有邀请中国加入.诚然，中国也可不必急于加入TPP，而是另起炉灶，通过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FTAAP来与之抗衡.2014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APEC峰会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同意在亚太地区成立一个由中国推动的自由贸易区，这一举措挑战了美国提出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此举表明中国在TPP的影响下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并推进亚太经济合作的进程.

3.5 让“一路一带”打开“筑梦空间”，构建中国引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蓝图

“一路一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路一带”秉承开放包容的态度，没有国别和区域限制，古代陆海丝绸之路上的国家，中国的友好邻国都可以参与进来. “一路一带”的建设不仅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重叠和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一路一带”构想的提出和实施，不进拓展了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路径和方向，而且激发了沿线国家的发展活力和合作潜力.“一路一带”目前被认为是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无限生机和美好前景.

5 结论

TPP在美国的主导下虽一直将中国排除在外，但是中国巨大贸易总量和消费市场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应继续秉承积极、开放的姿态来应对TPP，不断完善自身经济体制，持续加强双多边FTA合作，未雨绸缪，持续跟踪TPP的发展动态，研究TPP的谈判规则.同时积极推进亚太自贸区的进程，联合“一路一带”战略构想，开拓以中国为主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路径，引领区域经济一体化开拓更为广阔的未来.

参考文献：

〔1〕焦方太，刘江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APEC的影响分析[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4（1）：24.

〔2〕彭支伟，张伯伟.TPP和亚太自贸区的经济效应及中国的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013（4）：84.

〔3〕田海.TPP背景下中国的选择策略思考——基于与APEC比较的分析[J].亚太经济，2012（4）：16.

〔4〕刘昌黎.TPP的内容、特点与日本参加的难题[J].东北亚论坛，2011（3）：13.

〔5〕皇甫平丽.美国主导TPP的发展[J].瞭望，2010（49）：59.

〔6〕陆建人.美国加入TPP的动因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1（1）：44.

〔7〕宋永刚.TPP对中国政治及经济影响研究[D].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学研究所，2013（4）.

〔8〕田海.TPP背景下中国的选择策略思考——基于与APEC比较的分析[J].亚太经济，2012（4）：15.

〔9〕盛斌.美国视角下的亚太区域一体化新战略与中国的对策选择[J].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70-80.

〔10〕陆建人.美国加入TPP的动因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1（1）：43-52.

〔11〕赵金龙.美国TPP战略的动机及其对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研究[J].东北亚论坛，2012（6）：18-26.

〔12〕万璐.美国TPP战略的经济效应研究——基于GTAP模拟的分析[J].当代亚太，2011（4）：60-73.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5

一、引言

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往往伴随着频繁的贸易摩擦。我国自1995年起始终处于全球反倾销案件最大的目标国。近年来，世界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总数呈现下降趋势，但是针对中国的案件不断增加。越来越少的背景下，针对中国的案件数却仍在不断增加。美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也是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国家之一。频繁的反倾销调查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应获取的利益。而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不仅仅关系到两国自身的利益更关系到世界贸易体系的格局，因此两国间的贸易问题也一直全世界学者关注的热点。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反倾销原因的定性分析各不相同。Blonigen认为，提起反倾销的根本原因在于贸易保护主义。而Chad P. Bown在分析了中国的贸易处境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加入WTO对贸易环境并没有改善作用，反倾销案件数量不降反升。定量分析中，Michael M. Knetter和Thomas J. Prusa采取了负二项式回归模型发现美国GDP与反倾销案件的数量呈现负相关。

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取得很多成绩。刘遵义和冯国钊认为进口和出国的统计误差和美国对华的贸易限制也对中美贸易摩擦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赵晓认为中国当前已经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时期，并且这个时期将至少持续20年。 定量分析中，沈国兵利用Logit模型得出结论，贸易不平衡和产业内贸易指数这两个指标都对反倾销案件数产生了影响。

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本文将以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根据理论分析选取关键指标，进行计量检验。

三、美国对华反倾销现状分析

（一）自从1995年以来，中国就一直是美国提起反倾销调查的最大目标国。近年来，美国反倾销案件总量在逐渐减少，但针对中国提起的案件数量与所占比例却都在增加。

图1 美国提起反倾销案件总数及对华案件数

（二）在所有针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中，按总量排名，印度和美国分别名列第一、第二。而在最终执行案件数排名上，美国高居首位，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三）中美贸易摩擦涉及的行业范围逐步扩大。目前已涉及化工、轻工、冶金、机械、金属制品、造纸、纺织和医药等多个行业。

四、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因素

（一）国际因素。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发展非常迅速。近年来，世界经济很不稳定。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频繁。经济低迷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反倾销就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保护本国贸易所使用的主要手段之一。由于经济危机，美国更加严格的阻止中国的崛起，中国也因而成为了西方国家提起反倾销调查的最主要目标。

（二）美国方面的因素。①经济衰退。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了二战以来最大的衰退，失业率也达到了大萧条之后的最高水平，贸易逆差也就变得更加敏感。②战略考虑。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相比于美国受到的重创，受到的影响显然小得多，因此美国借机对中国的贸易进行限制。③政治因素。每逢美国大选之年美国对外发起的案件数都激增，趋势见图2。很早就有学者认为，在大选之年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已经成为选举的拉票手段。美国近几年经济复苏乏力，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最受选民关心，也是两党争取选票的重头戏。为拉拢选民，美国政客在对华贸易政策上趋于强硬，试图通过贸易保护增加国内就业来大选中获得更高的支持率。

图2 美国大选年提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数

（三）中国方面的因素。中国的出口结构。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优势赋予了中国出口的产品低成本和低价格，这本是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但是遭到美国的抵制。此外，中国监控出口增长、进行反倾销预警的能力不足，是频繁遭遇反倾销的原因之一。

五、实证分析

（一）变量定义与数据选取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选择以下因素进行检验：选取反倾销案件数为被解释变量AND；使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美国国内失业率和美中贸易逆差额作为解释变量GDR、UEM和DEF。数据的时间区间为2001年至2009年。

（二）假设条件

假设1：美国对华提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负相关。即美国的经济增长越快，提起的反倾销案件数越少。相反地，当美国经济状况不佳时，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案件数也随之上升。假设2：美国对华反倾销数量与美国的失业率呈正相关。即美国的失业率越高，国内产业遭受的威胁越大，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也同样增加。假设3：美国对华反倾销数量与美中贸易逆差正相关。逆差越大，美国政府为改变这种境遇便会付诸于反倾销调查。

（三）计量检验

本文分别对这三个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ADN=a1+b1GDR+μi

ADN=a2+b2UEM+μi

ADN=a3+b3DEF+μi

然后，将相关数据代入EViews 6.0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此我们可以做下一步，通过EG协整回归验证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回归，我们得出表1的结果：

表1 一维线性回归的解释变量

*10%显著性水平，**5%显著性水平

上表显示，该模型拟合度较好，解释变量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等式。

ADN=11.44958-0.777191GDR

（8.045140） （-2.567765）

ADN=-0.946565+1.628499UEM

（-0.228136） （2.312371）

ADN=5.175291+3.37*10-7DEF

（2.381609） （1.674231）

实证结果显示，反倾销案件的数量与这三个因素都相关。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对其有负面影响。而失业率（UEM）和中美贸易逆差（DEF）这两个因素对中美反倾销案件呈正向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与其提出的反倾销案件负相关，美国失业率和贸易逆差则是导致提出反倾销数量增长的。

六、结论

经过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发现美国的经济形势和就业状况确实对其提出反倾销调查活动产生了影响，中美贸易不平衡也是美国对华提起反倾销调查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国在对美出口的同时，需要及时关注美国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的变化，以及美中贸易逆差额的变动，以便做好预警工作，防止和减缓遭遇反倾销调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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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7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7）05000109

一、研究背景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成立之初仅有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4个国家，在缺乏较大经济体参与情况下并未受到国际社会关注。2008年，美国介入并主导TPP，2010年3月启动首轮谈判，2015年10月达成协议，2016年2月正式签署，TPP成员由原来5国（美国、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扩大至12国（除5国外，还有加拿大、墨西哥、马来西亚、越南、秘鲁、澳大利亚和日本），TPP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总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根据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数据，2015年TPP成员经济总量（GDP之和）占世界比重达到4000%以上，贸易规模之和占世界贸易总额比重3630%，成员双边贸易占各成员贸易比重平均为4210%%。TPP签署后，各成员开始着手推动国内审批流程，按照协议规定，如果12国能从正式签署协定之日起两年内完成各自国内程序，那么协定将在完成日后60天内生效；如果程序完成期长于两年，那么协议生效日将自动更改为占12国GDP总额85%的6个国家完成国内程序60天后。但美国当地时间2017年1月23日，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退出TPP。目前，美国退出TPP手续已经完成，TPP将无法生效。至此，被誉为前总统奥巴马“重返亚洲”战略的标志性构成部分和实现“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政策基石的TPP不复存在。不可否认，美国退出TPP带来的连锁反应不可小觑，不仅对亚太地区的主要经济体产生重要影响，而且还将影响到整个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布局。

2017年之前，以美国为主导的TPP和以东盟为核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构成了亚太地区“竞争”的局面[1]，TPP和RCEP被视为推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两条关键路径。RCEP由东盟10（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发起，是在整合现有的以东盟为中心的5个“10+1”（即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的FTA）基础上，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最终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和互惠互利的FTA。2011年2月，东盟经济部长会议达成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6国组建RCEP草案共识，2012年11月宣布正式启动谈判，开启了覆盖亚太16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截至2017年3月，RCEP已进行17轮谈判，若RCEP建成，将成为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区域最广、成员最多元化和发展最具活力的自由贸易区。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数据显示，2015年，RCEP成员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5000%，贸易规模之和占世界贸易总额比重2883%，成员双边贸易占各成员贸易比重平均高达4720%。与TPP相比，RCEP市场开放更加灵活，不仅是“10+6”模式，而且有效整合东亚地区现有的资源，其实，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吸纳进来本身就是对东亚生产网络的一种扩容和升级。

伴随美国退出TPP和RCEP的积极推进，学术界将更多视线不断聚焦在RCEP上，RCEP替代TPP的呼声日渐高涨。究竟RCEP是否可以替代TPP？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是否可以从RCEP中获取较TPP更多的优势？面对未来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挑战，中国应该采取何种策略？这些都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二、文献回顾

目前，关于TPP和RECP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博弈与角力[2-3]、经贸规则重构[4]、贸易投资促进[5]以及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6]等方面。在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运用事前评估CGE模型方法。

针对TPP的研究，万璐[7]认为，如果美国加入TPP并取消与TPP其他成员所有关税，则包括美国在内的TPP成员的GDP、福利和贸易条件将得到改善，TPP外国家受损；如果美日均加入TPP但美日间保持原有关税，则美国GDP、福利和贸易条件获益最小，日本较美国略大，TPP其他成员最大；如果美日都加入TPP且取消相互关税，则美国GDP增长为正，日本贸易条件和福利获益最多。赵金龙[8]通过设定三种情境分析了TPP对中日韩经济影响，认为，如果美国加入TPP，则中日韩福利水平下降，同时贸易条件恶化，而TPP 成员则相反；如果美日同时加入TPP，则中韩将受损，而TPP 成员包括日本会获得较大收益；如果美日韩均加入TPP，则中国受损最为严重。阙登峰等[9]也测算TPP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验证了美国主导TPP 运作将对中国产出和出口造成负面冲击。Areerat等[10]将模拟情境分为TPP 11 国、TPP+日本、TPP+韩国、TPP+中国、TPP+日韩、TPP+中日、TPP+中韩和TPP+中日韩，认为在TPP+中日韩情境下，除秘鲁外各成员实际GDP均获得增长外，TPP 非成员则相反；福利水平上，中韩在大多数情境下均为负值；贸易条件改善方面，TPP 6个成员将受益于贸易创造；涵盖中日韩的TPP有利于区域内成员，但不利于区域外成员。杨立强、鲁淑[11]以及袁晓莉、唐凯鹏[12]认为中日韩FTA谈判结果未实现而TPP11个成员实现零关税情境下，东亚经济一体化将会受挫，中日韩三国消费者福利水平、GDP增长、贸易条件均会出现恶化。

针对RCEP的研究，陈淑梅、倪菊华[13]模拟分析了RCEP完全建成时主要成员的宏观经济、贸易和产业效应，认为，若RCEP建成，则多数成员GDP、贸易、社会福利等都将受益于关税减让而得到显著提升，尤其对中国产业层面的积极效应较为明显。刘冰、陈淑梅[14]进一步考察了RCEP降低低技术性贸易壁垒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变动，结果显示，RCEP区域内实现零关税对成员GDP、福利水平、贸易规模都有明显正向效应，且这种正向效应将随着区域内技术性贸易壁垒取消而扩大。汤靖[15]从关税减让、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两方面，分析了RCEP整合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认为RCEP整合将有力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和福利水平。杨帆、何帅[16]重点解析了TPP谈判议题，并讨论TPP和RCEP两条路径对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认为中国加入TPP将受益所有成员，尤其是中和美国，同时RCEP谈判仍面临政治与经济挑战，困难重重。

上述关于TPP和RCEP文献绝大多数基于CGE模型，使用数据库以GTAP数据库为主，其方法有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当然，目前有关TPP和RCEP的实证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已有文献只是在TPP原有成员基础上对其他成员如日本加入TPP等进行情境设定，TPP有12个成员，进而实证分析结果需要持续跟进以适应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的新变化；二是已有文献鲜有将TPP和RCEP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即使有个别文献但也并未从贸易效应、GDP增长和社会福利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分析，尤其是在美国退出TPP的情况下，RCEP是否可以替代TPP尚未有研究。考虑到货物贸易降税是TPP和RCEP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广泛用于FTA经济效益评估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简称CGE）模型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简称GTAP）为主要工具，模拟分析了假设在美国未退出TPP的情况下，TPP与RCEP货物贸易完全自由化对各成员及区域外经济的经济效应，并基于模拟结果提出未来中国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的相关建议。

三、TPP与RCEP货物贸易自由化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

（一）GTAP模型简介

GTAP是由美国普度大学开发的CGE模型工具，多用于研究贸易自由化政策冲击对全球及各主要经济体的影响。典型GTAP模型是一个比较静态模型，假设市场完全竞争、生产规模报酬不变、生产者生产成本最小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所有产品和投入要素全部出清。每种产品生产采用嵌套的常系数替代弹性方程，中间投入品是由国内和国外产品通过常系数替代弹性方程复合而成，不同的国外产品按原产地进行分类，并通过常系数替代弹性方程复合为单一进口产品。在要素市场，劳动力在国内可以自由流动，而土地在部门间非完全流动，所以不同用途的土地价格可以不一致。每个国家只有一个帐户，所有税收和禀赋收入都积聚到这个帐户，并通过柯布―道格拉斯方程，以固定比例将收入分配到私人消费、存款和政府消费，私人支出方程采用固定差异弹性（CDE）效用方程，政府支出方程采用柯布―道格拉斯方程。GTAP模型中，有两个国际部门（“国际银行”和“国际运输”）。各个国家储蓄汇总到“国际银行”部门，并根据资本回报率在各国家间分配，“国际运输”部门可以平衡到岸价（CIF）和离岸价（FOB）之间的差异，并通过双边贸易将世界各国联系起来。

GTAP 8数据库包含129个国家和地区的57种产品以及5种生产要素，在此模型架构中进行政策仿真时，可以同时探讨政策调整对各国（地区）各部门生产、进出口、商品价格、要素供需、要素报酬、GDP及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本文使用GTAP第8版数据库（最新版），以2007年为基期。由于2007年之后全球又实现了诸多FTA，实际关税水平下降，使得相关经济体资源配置发生改变，因此，以2007年实际关税所做的模型预测，有可能高估冲击。模型预测将主要行业和部门划分为粮食作物、肉类加工、采掘、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皮革、木材纸张、石油煤炭、化工塑料、矿产品、钢铁、其他金属、金属制品、汽车、运输设备、电子产品、机械产品、其他制造业、公用事业与建筑业、运输通讯和其他服务业等21个。本文GTAP模型情境设定中，假设TPP与RCEP成员之间的货物贸易关税全部降为零，即完全贸易自由化。

如果美国没有退出TPP，则其成员大多数工业品关税减让将在协定生效时立即实施，少部分产品关税将在TPP成员统一的较长时期内削减；农产品方面，部分成员（如日本、越南等）仍有部分产品将维持现行关税。就整体平均而言，TPP成员将在协定生效后即刻废除8736%产品项目关税，最终贸易自由化比率约为9927%（降税期程最长约30年）。其中，新加坡立即降税为零产品项目数比重达到10000%，其次是加拿大（9490%）、新西兰（9461%）、智利（9440%）、澳大利亚（9304%）、文莱（9167%）和美国（9017%），日本（8621%）、马来西亚（8470%）、秘鲁（8072%）、墨西哥（7771%）和越南（6461%）则相对较低；新西兰、文莱、新加坡3个国家最终达到完全贸易自由化，其次是马来西亚（9990%）、澳大利亚（9987%）、秘鲁（9936%）、美国（9931%）、墨西哥（9926%）、加拿大（9886%）、智利（9839%）、越南（9786%）和日本（9680%）。与TPP相比，RCEP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略低，从东盟与RCEP其他6个成员签署FTA看，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全部削减关税项目数约占9000%，中国向东盟成员全部削减关税比例约占9500%，日本和韩国向东盟成员全部削减关税比例约占9000%，而印度向东盟全部削减关税比例仅为8000%左右[17]，如果以东盟和其他6个成员现有FTA为基础，则全部削减关税比例很可能在9000%，明显低于TPP贸易自由化水平。

（二）GTAP模拟结果

1TPP货物贸易自由化对其成员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影响

模拟TPP成功实施时，将GTAP模型中129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三大部分：TPP成员、受TPP影响的主要经济体、世界其他地区。其中，TPP成员有美国、澳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日本、参加TPP的东盟成员（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参加TPP的美洲成员（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鲁）；受TPP影响的主要经济体有中国、韩国、欧盟（25国）、印度、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其他东盟成员（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老挝、缅甸），结果见表1所示。

第一，对福利水平的影响。理论上讲，消除关税壁垒可以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使消费者从中获益，这也是FTA给参与国带来的主要益处。GTAP模型中将以上消费者益处称为福利，而福利水平增减就是衡量关税减让能否给消费者带来利益的主要指标之一。换句话说，福利水平指标衡量了因为贸易壁垒的消除而导致的进口商品价格下降给消费者带来的益处。GTAP模型采用等价变化（EV）指标衡量减税冲击给各个经济体消费者带来的福利水平影响，通常福利水平的增加源自资源优化配置和贸易条件的改善。从模拟结果看，TPP成员从关税减免中都获得了一定的福利改善

这里的福利改善指的是消费者主观感受意义上的改善，而非实际获得了这么多的财富或折扣。，其中以日本福利水平上升最大，为7471亿美元，而其他非TPP成员福利水平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以中国福利水平下降程度最大，为负3142亿美元。

第二，对实际GDP的影响。TPP完全贸易自由化将对其大部分成员GDP产生增长促进作用，但是对TPP美洲成员却有负影响，使其GDP下降023%；日本是从TPP中获益最大的成员，其GDP将上升072个百分点；而TPP对美国GDP影响却微乎其微，仅上升0003 6%；同时TPP成立对其他非TPP成员GDP影响均为负面，中国GDP将下降024%，而其他东盟成员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GDP将下降033%。

第三，对Q易条件的影响。贸易条件是用来衡量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出口相对于进口的盈利能力和贸易利益的指标，反映该国的贸易状况。TPP实施同样对大部分成员会产生正的贸易条件效应，其中，仍以日本贸易条件改善最为明显，幅度为065%，美国为008%，但是TPP美洲成员的贸易条件却有所恶化，下降约015个百分点。TPP的成立也将对其他非成员贸易条件产生负面影响，其中没有参加TPP的东盟成员下降幅度最大，为022%，中国次之，贸易条件恶化017%。中国贸易条件恶化反映了中国的大国特征，这也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基本理论保持一致。

第四，对进出口和贸易平衡的影响。从刺激进出口方面看，TPP成立对其成员都有正面影响，其中，日本进出口变化率最大，分别为230%与153%，同时对其他非TPP成员进出口影响都是负面，仍然是中国受到的影响最大，进出口分别下降029%和028%。贸易差额的结果有所不同，TPP的成立给其所有成员都带来不同程度的贸易差额恶化，其中以日本贸易差额恶化幅度最大，为4128亿美元；而TPP成立对其他非成员的贸易差额改变则有正有负，比如对中国影响就是负面的，其幅度为642亿美元，而对韩国、欧盟、印度、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东盟其他成员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都是对贸易差额有所改善贸易差额改善并不意味着贸易顺差，仅表示与模拟初始状态相比，贸易差额有所改善，至于末状态是顺差还是逆差还取决于初始状态时是顺差还是逆差及其幅度大小。，欧盟获益最大，幅度为5025亿美元。

总体看，如果TPP能够实现完全货物贸易自由化，对其成员经济影响具有正面促进效应，获益最大的是日本，澳新次之，参加TPP的4个东盟成员和美国经济效应比较微弱，而参加TPP的美洲成员还会在GDP与贸易条件方面有所恶化。TPP完全贸易自由化对其他非成员影响基本以负面为主，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和其他东盟成员，中国台湾次之。

2RCEP货物贸易自由化对其成员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影响

在模拟RCEP成功实施并完全贸易自由化时，将GTAP模型中129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三大部分：RCEP成员、受RCEP影响的主要经济体、世界其他地区。其中，RCEP成员有中国、日本、韩国、澳新（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东盟；受RCEP影响的主要经济体有美国、欧盟（25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结果见表2所示。

第一，对福利水平的影响。RCEP成功实施并完全贸易自由化后将对其6个成员的福利水平产生较大正面影响，日本受益最大，福利水平将上升27510亿美元，中国次之，福利水平将上升12771亿美元。不过RCEP成立会对非成员福利水平有负面影响，世界其他地区遭受的福利水平下降最大，幅度为10245亿美元，美国次之，福利水平将下降7648亿美元。

第二，对实际GDP的影响。RCEP成立后会普遍促进其成员GDP成长，但印度除外，印度GDP下降约078%；日本则受益最大，GDP上升352%；澳新的收益次之，GDP上升139%；RCEP在GDP方面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比较微弱，仅有025%正面刺激；而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则会因为RCEP成立而普遍遭受GDP下降，其中以中国台湾的损失最大，其GDP下降241%。

第三，对贸易条件的影响。RCEP成立后，只有日本、韩国、澳新的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其改善幅度分别为298%、070%、129%，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条件均会因RCEP成立并实施完全贸易自由化而有所恶化，其中中国台湾受到负面影响最大，贸易条件将恶化146%，印度次之，贸易条件恶化幅度为072%，相较之下中国贸易条件恶化幅度还不是太大，为032%。

第四，对进出口与贸易平衡的影响。从进出口变化看，RCEP成立会给其6个成员带来较大幅度正面影响，普遍进口变化率要高于出口变化率，只有印度出口变化率大于进口；其中进口变化率最高为日本的776%，中国次之，为672%，出口变化率最高的印度为567%，中国次之，为491%。而除成员之外的主要经济体都会因RCEP的成立而遭受一定程度的进出口下降，其中以中国台湾所受影响最大，其进出口变化率分别下降297%和255%，中国香港与美国受到的负面影响次之。从贸易平衡变化看，RCEP成立会使其6个成员贸易差额均有不同程度的恶化，其中以日本所受负面影响最大，贸易差额恶化17889亿美元，韩国次之，贸易差额恶化529亿美元，中国台湾贸易差额也因RCEP成立而有所恶化，幅度为471亿美元；而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差额则会因RCEP成立而有所改善，其中美国所受到正面影响最大，贸易差额改善15831亿美元。

总体看，RCEP成立实施完全贸易自由化对其成员的经济影响是正面的，日本、韩国和澳新获益最大，对于非RCEP经济体来说，RCEP成立会使其遭受不同损失，其中以中国台湾的经济收益下降最为明显。比较而言，RCEP单独成立的经济影响要比TPP单独成立的经济影响大。

4TPP与RCEP同时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对其成员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影响

模拟TPP与RCEP同时实施并完全货物贸易自由化时，将GTAP模型中129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13个区块，分别为：中国、日本、韩国、美国、欧盟25国、澳新、印度、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参加TPP的东盟成员（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其他东盟成员（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老挝、缅甸）、参加TPP的美洲成员（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鲁）。这13个经济体相互之间关税减免如表3所示，结果见表4所示。

第一，对福利水平的影响。TPP与RCEP均实施后，各成员与主要经济体福利水平变化不尽相同，日本因为同时参加TPP和RCEP，获得福利水平上升幅度最大，为30955亿美元，中国次之，福利水平上升10562亿美元，同时获得福利水平上升的主要经济体还有韩国、澳新、印度、东盟等；而美国则遭受5349亿美元的福利损失，欧盟、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参加TPP的美洲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也会面临福利水平下降的局面。

第二，对实际GDP的影响。TPP与RCEP均完全贸易自由化将使中国、日本、韩国、澳新、东盟的GDP有不同程度上升，其中以日本GDP上升幅度最大，为377%，中国GDP仅有008%微弱上升；而其他的主要经济体的GDP均会有所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中国台湾，为253%。

第三，对贸易条件变化的影响。受TPP与RCEP完全贸易自由化影响，日本贸易l件会有323%的改善，在所有经济体中表现最好，韩国、澳新、东盟贸易条件也会有所改善；而其他主要经济体贸易条件却都有不同程度恶化，其中仍然是中国台湾的恶化幅度最大，为155%。

第四，对进出口与贸易平衡的影响。从进出口变化率看，TPP与RCEP都完全贸易自由化会使大多数经济体进出口有所增长，增长幅度最大的仍然是日本，其进出口变化率分别达到897%和555%，中国次之，其进出口变化率为650%和469%；各主要经济体中欧盟、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世界其他地区会出现进出口双双下滑现象，下滑幅度最大的仍然是中国台湾，进、出口会分别下降309%和264%，而美国则会出现出口增长003%、进口下降061%的现象。从贸易平衡看，只有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参加TPP的美洲成员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平衡会有所改善，其他主要经济体贸易平衡都会有所恶化。

总体来说，TPP与RCEP均完全贸易自由化后，RCEP成员经济效应要高于TPP成员经济效应，不过各成员具体表现有所相同。中国在TPP与RCEP都实现完全贸易自由化时的经济效应要低于RCEP单独成立时的效应，即TPP成立对RCEP还是有微小冲击；对美国而言，RCEP实施完全贸易自由化对TPP冲击程度则不容小觑；对于日本、澳新、参加TPP的东盟成员来说，因为它们同时存在TPP与RCEP中，其经济效应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为正，不过日本经济效应在TPP与RCEP都完全贸易自由化时达到顶峰，而澳新与参加TPP的美洲和东盟成员的经济效应最大的情况却是RCEP单独成立时；被排除在这两协议之外的欧盟、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则无论面对哪种情况都会遭受损失，而其中损失最大的中国台湾也会在TPP与RCEP完全贸易自由化后损失达到顶峰。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假设美国未退出TPP情况下，运用GTAP模型量化分析了TPP和RCEP实现货物贸易完全自由化对其成员和非成员的经济效应，其结果也肯定地回答了前文所提的问题，即从成员和非成员整体利益得失方面看，RCEP可以替代TPP。研究认为，TPP与RCEP完全贸易自由化会对其成员产生正面经济效应，同时致使协议外成员遭受经济损失；但当TPP与RCEP均实现完全贸易自由化，则TPP会受到RCEP较大冲击，使得美国与其他美洲成员的经济效应由正转负，而RCEP成员会获得较快经济增长；作为TPP与RCEP交叉成员，日本无论面对哪一种情况都是最大受益者，而被排除在这两协议外的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则会遭受较大的经济损失。

需要指出的是，TPP与RCEP完全贸易自由化对于身处亚太的各主要经济体而言，其意义不仅仅是本文有限的经济指标所能衡量的，更重要的是这两个FTA对贸易规则的改变，以及对贸易背后生产网络格局的改变。美国毅然退出TPP的行动，可以说为中国争取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虽然美国退出TPP，但未来高标准和高质量的FTA趋势不会改变，并将成为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流和方向，中国应该加快建设“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在具体实施路径方面，应依次推进和构建三个圈层，即核心圈层中间圈层圈层。

一是构建中国自贸区战略的核心圈层――港澳台地区。无论政治还是经济，中国最能掌握和最应利用的FTA资源是港澳台地区，港澳台最有效益和最小代价的FTA首先是中国大陆及彼此，寻找使得四地能够以最小的政治经济代价共同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就成了四地的共识和动力。

二是构建中国自贸区战略的中间圈层――亚太国家和地区。要适时推进现有FTA深度一体化，努力寻求建立全面的高质量的FTA。中国与亚太国家和地区已经签订的FTA在广度上和深度上还不够，在追求FTA数量同时，更应注重质的发展，这样才能与世界其他高质量高水平FTA接轨。推动与亚太国家和地区包括RCEP在内的其他FTA谈判进程，如中印FTA、中日韩FTA。因中印FTA、中日韩FTA与RCEP具有高度互补性，若率先达成共识，将对RCEP起到推动作用；若RCEP率先一步取得共识，则可助推中印FTA、中日韩FTA协定谈判进程。

三是构建中国自贸区战略的圈层――欧盟地区。欧盟代表着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最高水平，也是世界上拥有FTA数量最多的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影响，欧盟在FTA安排上一度沉寂，与亚太地区如火如荼的FTA浪潮形成鲜明对比。考虑长远发展，欧盟凭借先后推出的美国―欧盟、欧盟―日本、欧盟―韩国、欧盟―东盟、欧盟―泰国等一系列FTA举措，试图重新掌控全球FTA格局引领和主导力量，欧盟FTA政策正处于战略调整期[18]。欧盟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国FTA空间结构理应拓展到欧盟，加强与欧盟国家合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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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AP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PP and RCEP

ZHANG Yuren1，ZHENG Xuedang2，3

（1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PRChina；

2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846， PRChina； 3Electronics & Information Industry Subcouncil，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eijing 100846， PRChina）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214-02

近代中外贸易史，是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探究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演变及中西关系发展趋势的着眼点。若解析近代中西矛盾之起，首当其冲者莫过于商业利益之冲突。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有西方学者称贸易战争或商业战争）的爆发，实际上是中西贸易体制方枘圆凿，不能相容的必然结果。本文将对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近代中外贸易史的研究作初步梳理和简单的综述。

一、整体性研究

改革开放前，受到学术氛围的影响，经济史研究多侧重考察在华外国人投资情况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对贸易史研究较薄弱；多注重于分析列强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而甚少关注国家间正常经贸关系的发展；多以阶级史观评价相关贸易政策，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改革开放后，对外政策的转型推动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扩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介入促使整个经济史学科研究焕发了生机，研究方法也开始转变为以多学科交叉理论为基础，灵活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与评价。

随着对旧有领域的研究深化与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特别是近年来中西方学者的互动，促使中外贸易史的学术研究视角逐步向现代化、全球化发生转变。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研究领域得以大大拓展，推动了该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展。郑友揆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一书中，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从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对1840-194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变迁与特点、外贸结构的特性以及同工业发展的相互因果进行了综合性考察分析。本书参考价值很高，并为史料之间的相互佐证提供了可行性。进入21世纪来，孙玉琴所编著的《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上下两篇。其中下篇重点介绍了中国近代贸易史的发展过程，对1840-1949年各时期中国对外经贸政策、外贸发展规模和水平、近代进出口商品结构及贸易地理方向演变等内容进行了阐述。由清华大学陈争平主持编纂的专著《近代中外贸易史》，将清朝前期到全面抗战爆发划分为六个时期，对每个时期的中外贸易发展情况及相关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宏观分析考察，探讨了近代中外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乃至世界市场的影响，成果全面且深刻，是我国近代贸易史研究的最新著作。另外，丁长清等人主编的《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虽非为近代贸易史专著，但其以中外贸易与投资为中心，以近现代为重点考察的时期，注重将中外经济关系放在宏观世界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引用史料全面，考察深入，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可供研究者所参考。

二、专题性研究

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开放化、国际化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在日益扩大的与外交流中不断丰富，这就为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各个分支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外贸易史方面，近年来研究者们从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入手，对地域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思想、关税制度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考述，成果层出不穷，下面将着重从几个方面来具体介绍。

（一）地域贸易

1.双边贸易

近代双边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考察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又以中英贸易最为典型。

中英方面，王立诚就海关行政权旁落的问题，通过引用大量外文文献以还原史实，阐释了海关运作变迁的机制，认为在中英间政策互动的过程中，“清政府所丧失的，不仅是海关的，而且是自身发展新的贸易管理方式的机制”[1]。张乃和从比较史学角度入手，在《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发育之比较》一文中将近代早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归结为民间自发模式，而英国的则为政府特许模式，进而加深了对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认识。曹英以条约分析为视角，对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交替演变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分析中英贸易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得出了“不平等条约制度下的中英贸易冲突……其本质是英、中两国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的结论[2]。

中德贸易方面，周建明对其商品结构、贸易条件、技术贸易、军火贸易等一系列问题先后进行了考察。中美贸易方面，何思兵的《旗昌洋行与19世纪美国对广州贸易》，对中美贸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旗昌洋行进行了个案研究，在引用外文史料的基础上勾勒出旗昌洋行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了商业集团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中日贸易方面，樊如森、吴焕良在《近代中日贸易述评》一文中比较了近代中日进出口贸易成果，进而分析中日近代经济交流内涵之复杂性。中苏贸易方面，徐万民的《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博引两国在八年抗战时期的贸易数据，重点论述了贸易的政治战略影响。而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研究中，主要涉及近代中暹、中朝、中新、中越等贸易，成果多为硕博士学位论文。

2.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

对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者们有从人口史、城市史等社会学视角探讨城乡关系发展，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入手，考察外贸地理的变动趋势，而更多的是利用地方贸易数据来研究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杨天宏在《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对清季外贸市场网络体系发育的影响》中，对清季自开商埠的数量类型进行了统计归类，认为自开商埠之所以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贸市场发育迟缓的状况，主要是传统经济的阻碍与清政府的政治干预。李英铨、严鹏采用地理区域的分析模式，在《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及其原因》一文中研究了近代中国外贸方向变动趋势的问题。佳宏伟的《大灾荒与贸易（1867-1931年）―以天津口岸为中心》，以天津口岸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作用力。王哲、吴松弟利用现代地理学方法，在《中国近代港口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基于旧海关对外一埠际贸易数据的分析（1877-1947）》一文中研究了12个主要港口城市的国际贸易网络及46个港口城市埠际贸易的网络空间结构。王翔则在文章《传统市场网络的近代变形――近代冀南与西北“土布换皮”贸易初探》中，通过对冀南与西北之间“土布换皮”贸易的研究，透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网络的构造及其在近代的延续与变形。

（二）贸易类型

1.商品贸易

在贸易史的研究中，采用经济计量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的研究来探析其对贸易格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是现在学界研究的主流。近年来学者主要集中于几大类商品进行研究，如茶叶、大豆、毛皮、丝织品、鸦片、农副产品、桐油、苦力等等，其中又以鸦片、茶叶贸易研究成果尤多。

鸦片贸易方面，吴义雄依据其新发掘的史料――《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重新对鸦片战争前鸦片的输入数量及白银外流情况进行了统计与考证，“比较完整地呈现了鸦片战争前18年间鸦片贸易的情形”，为以往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提供了详细具体的数据[3]。甘开鹏在《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中探讨了美国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看法，认为该群体的鸦片贸易观由反对到支持合法化的转变，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并对鸦片贸易在华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宏斌将英国议会文件与中文档案相互佐证，在《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活动》一文中，对近代英国驻华公使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与活动进行研究，揭示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颜色则在文章《绅士的慈悲还是利益的追逐？――中英鸦片贸易终结过程的研究》中详细分析了鸦片贸易各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果的变动情况，探讨了英国主动停止鸦片贸易的根本原因。

茶叶贸易方面，汪敬虞的《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对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市场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并结合当时国内茶叶生产商的情况探讨了茶叶现代化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姜修宪在《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基于福州港的个案考察》中从制度变迁的新视角探讨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兴衰缘由。仲伟民通过比较19世纪茶叶和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认为就对影响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方面而言，鸦片贸易的促退作用大于茶叶的促进作用[4]。黄敬斌的《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资本主义与经济史――以19世纪中西茶叶与鸦片贸易为例》，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兼评《茶业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探讨了经济史学在国际背景下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经济史与经济学两学科理论应重视双向互动发展的观点。

其他商品贸易方面，马俊亚的《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探究了中国近代农副产品贸易与国内钱业市场层次及运营规律间的密切关系。张丽蓉从贸易网络、区域市场整合等宏观角度，以大量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民国时期四川桐油的贸易格局，并认为桐油贸易的全国性格局说明“以重庆为前哨的广大四川内地成为上海终端出口贸易的腹地市场”[5]。刘淼的《晚清棉纺织业贸易与生产体系转型的地域分布》对晚清棉纱贸易体系的转型进行分析，探讨了该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

2.转运、帆船等其他类型

除以上提到之外，学界还关注了转运、帆船等其他贸易类型，更有学者从物流学角度以拓展研究领域。转运贸易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某一港口为中心来开展，毛立坤在《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一文中，集中分析晚清香港与东部沿海及西南等地区的贸易结构，突出了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走私贸易与正常贸易相并行发展的特色。唐巧天的《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以外贸埠际转运为视角》，讨论了晚清上海与中国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问题，参考大量统计数据深入探讨该贸易的网络联系，以凸显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帆船贸易方面，姚的《晚清天津帆船贸易发展述论》探讨了近代开埠以来，天津传统帆船贸易在多层次贸易发展格局中的发展态势。物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史学界对其关注较少。王军以物流学的理论为依据，结合史料，考察了货栈物流功能对天津的影响，认为货栈业在天津城市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承接内外市场的作用，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物资流通不可缺少的一环”[6]。

（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结语

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史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应采取的视角，长期以来是学界所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而以研究方法之不同，经济史学又逐渐分为三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8]。在中外贸易史领域的研究中，这种多学科理论化研究趋势更呈现渐次加强的趋势，学者们利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理论体系与方法，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近代中外贸易进行了考察，成果卓著。然而同时应看到的是这种繁荣发展的背后仍有问题的存在，例如理论性与方法性研究仍存在不足，史学界多从经济史角度做宏观概述指导，而具体到贸易史领域却鲜少探讨；又如系统性与专题性研究发展不均衡，尽管21世纪以来陆续有相关著作问世，但在总体成就不及专题研究领域；再如新史料发掘整理不及时，现阶段的参考史料主要来源于六七十年代所出版的几部重要资料与档案，对近代贸易相关统计数据的考订与整理速度较前明显放缓。以上不足，有待今后研究中引起重视并加以克服，相信在经济史与历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外贸易史研究在将来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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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英.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冲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374.

[3]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研究[J].近代史研究，2002，（2）：72.

[4]仲伟民.茶叶、鸦片贸易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2）：99.

[5]张丽蓉.长江流域桐油贸易格局与市场整合――以四川为中心[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2）：62.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8

贸易多元化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已经产生了一些喜人的变化，在宏观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

（一）贸易多元化，有利于抵抗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地区贸易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使得集团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被集团内部的贸易所替代。我国目前游离于各主要地区贸易集团之外，从而成为地区贸易集团负面影响的首当其冲者。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墨西哥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就超过了我国。幸而我国的纺织品在世界其它国家的市场都很大，我国的纺织品出口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只有推行多元化战略，才能抵抗其它国家结成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

（二）贸易多元化当然也有利于分散风险和促进贸易的长期发展亚洲金融危险爆发以后，尽管我国的外贸环境随之恶化，但我国的外贸仍能取得一定的增长，就是最好的说明。

通过使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对我国实行多元化战略的效果进行计量分析，将使我们对我国贸易多元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二、计量分析（一）：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指标

首先，将我国出口地理方向分为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其它发达国家、非洲国家（除埃及）、香港地区、亚洲国家地区（除香港、中东国家）、欧洲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大洋洲国家（除澳大利亚）15个分方向。分别计算某一年我国对某分方向的出口额占该年我国总出口额的百分比，再求这一组15个百分比的标准差。这个标准差，就是衡量这一年我国出口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的指标。在下文中简称为“出口集中化指标”。

同样可以计算我国的“进口集中化指标”。这里计算了1986-1995年中国、美国和日本历年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1996-1997年中国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计算美国和日本的相应指标的时候，只要将原来中国对美、对日的分方向改成美国对华、日本对华即可。

以往用于衡量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分散化）程度的指标一般是对前10大贸易伙伴贸易占全部外贸的比重。这一指标并没有充分利用外贸的全部结构信息。而“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就没有这一缺陷。而且所选取的分方向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细分中归并。

如右图，有以下结论：

附图

以上数据由《世界经济年鉴》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方向年鉴》。

我国在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曾出现一个波峰；1994年开始呈轻微下降趋势。作为对照的美日同期变化幅度保持在2个百分点内。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在80年代末呈现下降趋势，90年代则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6、1997年两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美日同期进口集中化程度没有明显变化。剔除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则1986-1995年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排序为：日本〉中国〉美。

首先，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是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迫使我国出口用转口的方式取道香港。结果，在那几年间，我国对香港出口占我国总出口40%以上。从而大大提高了出口集中化程度。1993年开始，由于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行和西方国家对我制裁的基本解除，我国出口集中化程度也就迅速下降。1994年开始的下降趋势则反映了1994年开始推行“大经贸”战略的效果。同期美日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呈现出轻微上升的趋势；数据显示，这与其对我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上升有关。总的来说，这一趋势有助于缓解我国与美日两国的贸易争端。

其次1996、1997两年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的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我国从日本和香港以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相对（相对于我国总进口，下同）上升，而从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的进口相对减少。这反映了多元化战略在进口方面的推行并没有收到太大效果。同期我国从美日的进口都相对下降，这对进口集中化程度的上升多少有一些缓解作用。

最后，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排序，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作为经贸大国，其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当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贸易盈余国的日本和中国，其出口分散化受到其它国家购买力等因素的限制。

三、计量分析（二）：偏相关系数模型

本节的分析通过计算中国和它国的外贸总额的偏相关系数和显著性，利用逐步剔除法寻找对中国外贸长期发展影响较大的国家，从而找出外贸多元化的目标。偏相关系数是在考察多个变量时，剔除其它变量的影响，仅考虑选定变量相关关系的指标。优点在于能反映出选定变量真实的相关关系。缺点在于相关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所以本节所选取的国家都是1996年中国前15大贸易伙伴（其比重都超过了当年中国外贸总额的1%），所使用变量是各国的外贸总额。

逐步剔除法是每一次计算都剔除上一次计算得出的偏相关系数达不到选定置信度水平，显著性水平由最低的变量，直到剩下的变量都达到选定的置信度水平为止。本文所选定的置信度水平要求α=1%。

第一次选取1950-1996年中国、美国、日本、欧盟5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以下简称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尼。计算的结果如下：

结论是，在选定贸易伙伴中，美日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证明与我国外贸发展相关。尽管美国与我国在1954-1971年没有直接贸易，中美贸易的发展也是8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但因为美国始终是世界贸易大国，对全球国际贸易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对我国外贸发展也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即使是在和我国不存在直接贸易的时期，它也有巨大的间接影响。偏相关系数正因为可以通过剔除其它因素的影响，所以能把美国对我国外贸发展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都分离出来加以衡量。

表1简单相关系数

美国日本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

0.9609090.954540.9380310.9533080.7575380.954704

表2偏相关系数

美国0.50670.57270.60430.59710.5207

日本-0.2519-0.3943-0.3974-0.4132-0.3939

澳大利亚-0.2483-0.3734-0.3583-0.3494-

加拿大-0.2668-0.3067-0.2674--

印尼0.23580.267---

欧盟-0.1781----

表3偏相关系数置信度

美国0.0010000

日本0.1080.0090.0080.0050.007

澳大利亚0.1130.0140.0170.019-

加拿大0.0880.0450.079--

印尼0.1330.083---

欧盟0.259----

表4三国模型*

中国美国日本

中国-00.007

美国0.5207-0

日本-0.39390.9889-

*对角线左下方是偏相关系数，右上方是对应偏相关系数的置信度（参照表1、3）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外贸发展与美国呈正相关关系，与日本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外贸与美国是互补关系，与日本则是竞争关系。要指出的是，上述结论是以全球国际贸易为背景作出的，并不仅仅考虑两国的贸易和分工。

以上是第一次计算的结论。第二次计算与第一次的原理和步聚相同。不同的是，第二次计算的数据区间是1978-1996年，在变量中增加了韩国的外贸额（见表5-8）：

附图

表6偏相关系数

美国0.55470.78530.79330.75650.6042

欧盟-0.5325-0.6186-0.6105-0.6406-0.7129

韩国0.63110.66050.65570.730.6651

澳大利亚-0.5893-0.6296-0.6361-0.573-

印尼0.36510.38360.4247--

加拿大0.14090.1374---

日本0.0315----

表7偏相关系数置信度

美国0.0490.00100.0010.01

欧盟0.0610.0180.0160.0080.001

韩国0.0210.010.0080.0010.004

澳大利亚0.0340.0160.0110.02-

印尼0.220.1760.115--

加拿大0.6460.64---

日本0.919----

表8四国模型

中国美国欧盟韩国

中国-0.010.0010.004

美国0.6042-0.0080.678

欧盟-0.71290.6171-0.017

韩国0.66510.10850.5712-

以上数据，1950-1981年由《世界经济统计摘要》引自《联合国统计月报》；

1982-1996年由《国际统计年鉴》引自《联合国统计月报》。

结论是，在选定贸易伙伴中，美国、欧盟和韩国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证明与我国外贸发展相关。美韩与我国外贸呈正相关关系，欧盟呈负相关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发展受到美国和韩国外贸发展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改革开放使我国逐步融入国际市场。与韩国的关系正常化，也对我国外贸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数据显示出我国与欧盟国家是竞争关系。这有两点原因：一是欧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贸易转移效应在起作用，二是反映了近年来我国与欧盟国家之间频频发生的贸易争端。

因为贸易多元化的目标之一就是避免我国外贸发展过于受某一国或几国的支配，所以找出对我国外贸发展影响密切的国家和地区，也就分清了在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时对各个国家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

对其外贸发展与我国正相关的国家，应使我国外贸总额的增长速度快于我国与该国贸易的增长速度；对其外贸发展与我国呈负相关的国家，则应与其展开竞争；其外贸发展与我国无显著相关关系的国家，则是我国发展外贸的对象。

四、计量分析（三）：马尔可夫过程模型

首先，我国的贸易地理方向是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在马尔可夫过程中，被看成是一个状态，基本思想是研究系统在不同状态间转移的规律，并据此进行预测。假定转移的规律满足齐次马尔可夫过程，即系统在不同状态间的转移（即贸易地理方向的改变）遵循相同的规律，与转移发生的时刻无关。这里，不同的状态用向量表示，状态转移的规律则用转移矩阵表示。

经验表明，经济系统对齐次马尔可夫过程假定的符合是一种长期的符合。因此不能用任意相邻两年的转移矩阵来代表状态转移的规律，而要用最小二乘法对转移矩阵进行估计。具体方法如下：

将我国贸易地理方向分为港澳地区、美国、欧盟12国、其它欧洲国家、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7个方向。我国贸易地理方向的初始状态向量为X[,0]=(X[(0),1],X[(0),2],X[(0),3],X[(0),4],X[(0),5],X[(0),6],X[(0),7])，其中X[(0),i](1《i《7)表示我国对第i个方向的贸易比重。同理，记k年后我国贸易地理方向为X[,K]=(X[(k),1],X[(k),2],X[(k),3],X[(k),4],X[(k),5],X[(k),6],X[(k),7])。记马尔可夫过程的转移矩阵为P,X=(X[,0],X[,1],……X[,46])[T],Y=(X[,1],X[,2],……X[,47])[T],则P的最小二乘估计为：附图=(X[T]X)[-1]X[T]Y对从1997年开始k年后我国贸易地理方向的预测向量为X[,47k]=X[,47]附图[k]。

将1950年——1997年我国的进出口额数据代入，可得如下结果（见表9-11）：

附图

附图

附图

预测的结果表明，如果目前的贸易多元化趋势维持下去，到了2007年，美日在我国出口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略有下降；港澳地区会重新上升，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进口方面，到2007年，美日、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在我国进口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有所上升，港澳地区也会重新上升，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综合来看，到2007年，美日、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在我国外贸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会略有上升，港澳地区、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上升，而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所以，我国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是喜忧参半的。美国和日本在我国外贸中的重要性在下降，这是良性的。但对非洲和拉美出口比重的降低说明我国还不能大规模地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在这一方面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是不明显的。反观我国外贸发展的历史，在我国的经贸较不发达的时期，选择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口初级产品无疑是一种避免与其直接竞争的明智做法。但当我国的经贸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就应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大制成品出口，这是符合产业升级的要求的，也必然会引起和发达国家地区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显然，我国还没有完成这一转变。

最后，将第二节中提出的“集中化指标”与本节的计算结果结合起来，可得下图：

附图

可以看出，今后几年内，我国的出口集中化程度将轻微下降，进口集中化程度将先降再升，综合的效果是总贸易额的集中化程度将下降。

五、结论和建议

我国的贸易地理方向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的状况，始终受美国的影响，从主观上说，是和我国企业的营销习惯和落后的营销技术有关，从客观上说，是和我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避免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需要有关。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对我国是必要的，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成本。

从效果来看，出口多元化比进口多元化做得更好，降低美国和日本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比提高非洲和拉美国家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做得更好。

具体来说，一个市场是否有利于我国进入，主要基于对以下几方面的判断。

经济互补性，最与我国有互补性的，一个是处于发达国家顶端的美国，一个是处于发展中国家底部的非洲国家。贸易保护性，比较有利于我国的应该是发展中国家。购买力，比较有利于我国的应该是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绝对，按照“大经贸”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可以把贸易和投资结合起来。两国关系是否友好，在这方面，首推非洲国家。所以，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我国今后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重点。

综上所述，我国今后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需要做好以下的工作：

认请两个误区。第一是贸易多元化不等于出口多元化，还应该包括进口多元化。后者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了。第二是不应该再把香港地区看成是竞争对手。不可否认，香港地区的确在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贸易中转环节上收取了不少利润。但香港地区在发展国际贸易上有经验，有渠道，与其进行适当的分工合作，是能够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率和降低成本的。而且如果贸易多元化只是简单地用低价竞争的手法把原来从香港转口的贸易抢过来，那么得益的只会是其它国家和地区，吃亏则是大陆和香港地区。

加强对贸易的管理。贸易管理的松懈和混乱已经造成了我国对俄罗斯等市场的丧失。而且还会继续影响我国对新市场的进入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推行。提高企业的营销技术，加强企业对新市场的了解，提高外贸竞争的质量，升级产业结构。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却是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治本”措施。

【参考文献】

[1]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1992年、1993年、1995/1996年、1997/1998年、1998/1999年，中国社会出版社。

[2]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3]《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1997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4]EU''''sTradeandInvestmentandEconomicCooperationwithChina,WorldEconomy&China,Volume9-10,Page44-52,1999.

[5]ForeignTrade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astperformenaceandfuturechallenges,AsianDevelopmentReview,Volume15,No,1,Page88,197.

[6]潘渭河：《经济计量模型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应用》，《国际商务研究》，第3期，566、67、70页，1997年。

[7]赖明勇、宣家骥：《我国出口市场结构优化研究》，《预测》，第五期，58-59页，1996年。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9

 

 

如果对贸易和金融的控制由于某个共同原因同涨同落，那么两者之间的联系则很难说清。分别在两个不同地域研究这两个作为研究案例的国家的贸易和金融之间的联系，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在一战以前都对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采取显而易见的放任主义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贸易摩擦增多。另一种解释是两国都正是地使用经济计量经济学工具，接下来的证明中我们也将采用这种方法。 

作者首先研究英美与和其贸易更加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流和资本流与其他贸易国家的不同。显然，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流和资本流都很大。如果与其它国家的资本流动一样，这是因为在计算中计入了发展水平、殖民地地位、货币政策、违约和社会制度。尽管以前的研究都没有建立贸易和金融模型，但是这些研究都表明这些因素在这两个国家对贸易和资本流的决定都起重要作用。 

 

一、经验统计 

作者又依据已存的一些理论假设，依靠公式模型的理论，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理论和预期得到的贸易和金融在数据上的正相关的关系。下面列举了一些可能的理论：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 flow/gdp)it = a + b ln(trade flow/gdp)it + c xit + 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給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10

如果对贸易和金融的控制由于某个共同原因同涨同落，那么两者之间的联系则很难说清。分别在两个不同地域研究这两个作为研究案例的国家的贸易和金融之间的联系，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在一战以前都对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采取显而易见的放任主义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贸易摩擦增多。另一种解释是两国都正是地使用经济计量经济学工具，接下来的证明中我们也将采用这种方法。

作者首先研究英美与和其贸易更加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流和资本流与其他贸易国家的不同。显然，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流和资本流都很大。如果与其它国家的资本流动一样，这是因为在计算中计入了发展水平、殖民地地位、货币政策、违约和社会制度。尽管以前的研究都没有建立贸易和金融模型，但是这些研究都表明这些因素在这两个国家对贸易和资本流的决定都起重要作用。

一、经验统计

作者又依据已存的一些理论假设，依靠公式模型的理论，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理论和预期得到的贸易和金融在数据上的正相关的关系。下面列举了一些可能的理论：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 Flow/GDP)it = a + b ln(Trade Flow/GDP)it + c Xit + 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給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077-05

一、引言

多年来事实表明，经济周期、政治周期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后者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前者的左右或影响，从而相应地出现周期性的变化。

经济周期对一国贸易差额的影响路径取决于一国经济的基本类型。在出口导向明显的经济中，贸易差额随着经济的扩张而改善；而以国内消费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中，贸易差额则会随着经济的扩张而恶化。美国经济的增长基本上依赖其国内强大的消费力驱动，因而经济周期对其贸易差额的影响属于后一种情况。但经济周期对一国进口需求的影响却是统一的，不管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还是内需驱动型经济，在经济衰退期都会出现消费减少、进口市场萎缩、失业率上升、通货紧缩等情况。因而，经济周期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

而政治周期则是美国政坛的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它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更为直接。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周期是指政府更迭所导致的一国内外政策的周期性变化，而美国的政治周期则有更加具体的含义，它指由每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和每两年一次的国会中期选举所导致的美国内外政策的周期性变化。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同时存在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产生某种“规律性”的变化，从而导致中美经贸关系也相应地出现“周期性”波动。本文拟剖析美国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特点和变化趋势，考察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相关性，并分析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所产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不同的影响路径，继而剖析和讨论这两种周期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交互影响效应及其政策含义。

二、美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及其演变趋势

根据James（1998）等人[1] 的划分，从1854年到1991年，美国经济的运行已经历了31个经济周期。这长达138年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的31个周期又可划分为二战前、二战后两个明显的阶段。由于二战后美国政府开始实施广泛的、持久的国家干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经济运行的宏观条件，使美国经济的运行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但由于美国经济运行的微观机制并未发生变化，周期波动的成因、性质及其影响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滞胀”现象的出现就表明，在微观运行机制尚未变更的条件下，政府人为地干预经济运行并不能真正长久地“熨平”经济周期，阻抑衰退，而只能导致经济波动以扭曲的方式呈现。[2] （P3）

在二战结束以来的美国经济运行中已出现了三个较长的经济周期，分别是：第一个周期从1961年2月到1970年11月，第2个周期从1982年11月到1991年3月，第3个周期就是被广为评论的美国“新经济周期”，从1991年3月始至2000年2月止。在这三个较长的经济周期中，美国经济运行分别实现了106个月、96个月和117个月的增长。从三个增长期出现的时间看，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两个增长期均出现于美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20世纪90年代这次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则出现于美国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新经济迅猛发展的阶段。从三个增长期内经济增长的状况看，GDP的年度增长率都呈现出不稳定的波动状态，但20世纪90年代的波动幅度明显小于前两个周期的波动幅度。[2] （P4）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新一轮全球性经济增长中，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投资、消费和出口，而在经济持续增长中释放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是美国国内网络经济蓬勃发展所带来的缓解作用，以及全球性通货紧缩所产生的稀释作用。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经济表现为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于是被称为“新经济”，并有别于传统经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所谓美国“新经济”并不是一个严格定义的名词。一般而言，新经济是指由信息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等催发的美国新的一轮经济增长，突出表现在“两高两低”，即高经济增长率、高利润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 12月 30日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文章认为新经济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1997年11月，美国《商业周刊》主编斯蒂芬・谢波德界定了“新经济”的概念，指出新经济具有如下六大特征：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公司运营利润上涨，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进出口之和占 GDP的比例上升，GDP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度比重上升等。[3]

在新经济条件下，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变呈现出以下的趋势：（1） 美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经济的适度增长期延长；（2） 经济衰退的幅度减少，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下降；（3） 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已由固定资本的更新演变为主导技术的更新；（4） 经济运行的主周期――朱格拉周期将可能逐渐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融合。① [2] （PP.4-16）

三、美国的经济周期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

从1854年到1991年的美国经济运行的31个经济周期中，每个周期的“衰退”期间，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总会此起彼伏；而在每个经济周期的“上升期”，贸易自由的呼声就会相对高涨。

在1874-1893年这一周期的衰退期，欧洲列强之间、欧洲列强与美国皆爆发了贸易战，使自由贸易的进程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在这期间的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停止所有中国工人入境10年。并规定美国任何一州均不得允许中国人取得美国公民资格。这个时期的中美贸易额相对减少，同时也出现了较多的贸易摩擦。在20世纪30年代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期间，欧美各国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关税战升级。1930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霍莱―斯姆特法令》，提高了890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其中有50种商品由原来的免税改为征税，农产品和原材料的平均进口关税升至48.92%，其它商品的进口关税升至34.3%。1931年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比1914年高出41.5%。美国的这一行动成为关税战的导火线。有33个国家提出抗议，7个国家采取了报复措施，有45个国家对美实施了报复性关税。从1931年底到1932年初，美国又先后颁布法令，对一些工业品和农产品征收10%-100%不等的进口税，这些行动使关税战进一步升级。[4]

如果说在此之前的贸易政策的主要措施和手段是关税壁垒，那么在二战前和二战中，美国的贸易壁垒又增加了非关税壁垒，包括进口数量限制和外汇管制。

从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期，美国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摩擦没有消失，但发生的频率较低，烈度较轻。这段时期两大阵营处于冷战状态，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中美之间基本上没有相互间的贸易。

在1982-1991年这个周期，伴随着这个经济周期的起落，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也由原先的大规模开放走向有管理的贸易。管理贸易是介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间的、兼有两者特点的一种国际贸易政策。管理贸易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自由贸易的原则，却同时利用一个国家的国内法规、法令，或通过双边贸易协定来约束贸易伙伴的行为，以便达到限制或减少某些产品进口，改进国内某些产品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目的。[4] 管理贸易主要采用非关税壁垒措施，并不直接违背降低关税的自由贸易原则。这一期间中美之间签订的《MFA（多种纤维）协议》以及后来的《ATC（纺织品服装）协议》就是管理贸易的一个典型的应用。非关税壁垒在这个时期大量地出现于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措施中，其中以纺织品贸易领域为甚，中美间大量的贸易摩擦与纺织品贸易有关。

在1991年3月始至2000年2月这一周期中，美国经济运行实现了117个月的增长，这是美国自建国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增长期。在这一时期，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虽然时有所闻，但其频率和烈度都相对较低。这一阶段的贸易摩擦主要是知识产权保护和纺织品配额问题。在这一阶段，中美之间签订了大量旨在促进双边贸易、进一步开放各自的国内市场、限制贸易保护行为的贸易协议。主要有：《关于市场准入问题的谅解备忘录》（1992）；《中美航空协议》（1995）；《中美第5个纺织品协议》（1997）；《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上海汽车工业公司合资建设轿车生产厂和汽车工业技术中心的协议》（1997）；《中美农业合作协议》（1999）；《中美民用航空运输协定》（1999）。[5] （PP.323-325） 这一阶段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中美间完成了中国入世谈判，签订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议书》（1999），为中国入世迈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

对于内需驱动型经济而言，经济衰退可以“改善”一国的贸易平衡，原因是人们对外国产品的需求降低了；而一国的经济繁荣又往往伴随着贸易逆差，原因是这时人们对外国产品的需求扩大了。当贸易逆差过大时，要求贸易保护的呼声就会高涨，各种院外活动也会层出不穷，这时贸易政策就会明显倾向于保护。纵观美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史，这一规律相当明显。显然，美国不会为改善贸易平衡而故意大幅度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或使其步入衰退，因为经济衰退的综合后果可能比单纯的贸易逆差更严重。从某种角度看，贸易差额实际上也是一国经济运行的阴晴表。

自2000年2月美国长时间的经济增长期过后，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明显进入一个较为困难的阶段，其具体表现是中美贸易摩擦的频率和烈度都明显上升，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中美间的纺织品贸易摩擦。受全球油价走高和股市动荡的影响，美国市场进口需求缩减，加上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和货币贬值效应，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就直接投资而言，由于美国经济的放慢尚不足以影响美国跨国公司的正常融资能力，中国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加入WTO及PNTR（永久性正常贸易伙伴关系）问题的解决，使投资环境改善，也促进了美国对华投资的继续增长。2004年前后，美国联手日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发难，指责中国通过低估人民币来人为地获取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优势，从而造成美中贸易的巨额逆差，冲击美国国内市场，造成美国的通货紧缩和高失业率。

现行的美国贸易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在克林顿政府“出口增长”理论的基础上的，即在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国际贸易体制下，扩大出口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而现在的布什政府也表明将继续奉行自由贸易与全球化，同时采取措施明确加强对国内工业的保护，在未来签订的国际贸易协定中加入保护本国工人权益的条款，维护钢铁、纺织、汽车、造船业等国内制造业部门的利益。美国一些企业在购买中国企业产品前要求中方企业先行通过SA8000体系认证。① 从某种程度上讲，获得SA8000体系认证将成为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通行证。自2006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点已转变为监督和促进中国实施中美入世协议，扩大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为防止中国竞争力强的产品冲击其国内产业，美国可能对中国更频繁地采用反倾销、保障条款、“301”条款等措施，中美经贸领域的摩擦和纠纷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以较高的频率出现，但在经济繁荣期贸易摩擦的频率会稍稍降低。

四、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

政治周期一般源于政府更迭导致的国家内外政策的周期性变化，但美国的政治周期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周期有所区别。大选与中期选举同时存在使得美国的政治周期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大选决定“政治大周期”，而中期选举决定“政治小周期”。前者与大选的间隔时间相一致，即每四年为一个政治周期，每四年的大选既是前一个政治周期的结束，同时又是下一个政治周期的开始。而中期选举所产生的“政治小周期”则内含于“政治大周期之中”。

美国的大选深刻地打上美国政治文化的烙印。攻击、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政治制度目的是为候选人争取更多的选票，[6] （PP.322-325） 因而，每次大选前，候选人与争取连任的现任总统或其他竞争对手都会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大做文章。如果对手是争取连任的现任总统，新的候选人一般都会指责、批评现任总统的对华政策过于“软弱”，在贸易政策方面则会指责对手以牺牲美国的“政治原则”来为利益集团换取经济利益。而争取连任的候选人若为其“务实”的对华政策进行过多的辩护，往往得不到更多的认同，因而一般会顺水推舟地提前调整其对华政策，从而使之更加符合“主流民意”。如果候选人中没有谋求连任者，则候选人围绕着对华政策的辩论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一场谁的对华政策主张更加“强硬”这样的竞争。于是，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我们就看到这样的“周期性”变化：在大选前和大选后初期，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向右转”，一些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措施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出台。随着大选的尘埃落定和政府新班子对公共资源的完全掌控，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便会逐渐向“务实”的方向回归。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定位”、“转变”、“再定位”，① 就是这一规律的极好注脚。

如果说美国大选决定了美国政治周期的基本形态，那么国会中期选举则增加了美国政治周期的复杂性。两年一次的中期选举实际上是美国共和党和对国会控制权的争夺。为了争取国会的控制权，共和党和都会使出浑身解数，力争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从而在公共政策方面拥有更多的决策权和影响力。总统领导的行政班子为了在中期选举中全力配合自己所在党派的竞争战略和策略，往往会在中期选举前夕创造出一些“有利因素”，从而为本党在中期选举中获取更多的选票。中期选举前夕出现的油价下降、失业率降低、贸易平衡得到改善、财政赤字减少等现象，② 往往与政府在中期选举前“有所作为”有着极大的关系，但这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的“临时改善”往往被总统所在的党派描绘成该党一贯以来“正确战略与政策”的结果。但是，细心的选民仍旧会发现，这些宏观经济指标在中期选举过后往往会快速“恶化”，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回归到中期选举前的水平。这说明违背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所导致的宏观经济指标的“改善”只能是一种“临时现象”，不会长久。实际上，这样的“临时改善”从长期看，对宏观经济是有害的。这就是中期选举的经济代价。于是，在中期选举前夕，美国政府往往会以更大的力度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市场，尤其是服务贸易市场，力图在短时间内使贸易平衡有明显的改善。这个时期美国也会更加频繁地使用反倾销、保障条款、“301”条款等措施，从而配合其中期选举的总体战略。美国政府也会在这个关节眼上鼓励或通过美国著名企业邀请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前往美国进行大规模的采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期选举前夕的中美经贸互动会更加频繁，但这种互动的频率也会随着中期选举的尘埃落定而明显降低。中期选举所导致的各种效应逐渐消失后，“政治小周期”便逐渐融入并消失在由大选主导的“政治大周期”中。

五、结论

随着美国新经济特征的减退或弱化，经济运行的主周期――朱格拉周期将可能逐渐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融合，传统经济周期的特征将在一定程度上回归，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也将与新一轮的经济周期融合，从而体现出新一轮经济周期的特征。根据这样的思路，我们大体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国际范围内的要素流动程度的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将会导致美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转移，中美两国在不同贸易领域的比较优势将继续加大而不是缩小，同时由于美国的“夕阳产业”存在退出成本，中美两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摩擦将会在较长时间内呈现出高频率和强烈度的特征。

政治周期对贸易政策的作用机理有别于经济周期。政治周期影响贸易政策源于政治利益的驱动，而经济周期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主要来自客观经济规律的支配。令A = 经济周期，B = 政治周期，T = 贸易政策，且T = F(A, B)。若A∩B = C >0，根据A和B的定义，T将在一定范围内收敛，但周期性特征不明显；特别地，当A∩B = B, T 将完全呈现周期性特征；由于经济周期长于政治周期，故不存在A∩B = 0的情况。一般的情形是，C越大，T的周期性特征就越明显。

由此可见，政治周期的存在弱化了经济周期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规律性影响，或者反过来说也成立，那就是：经济周期弱化了政治周期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周期性影响。由于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并不同步，由经济周期引发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周期性波动”，在一定程度上被由政治周期引发的“周期性波动”所冲击，从而导致两种周期所引发的“波动”相互影响，其结果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波动的“周期性”或“规律性”在总体上被弱化了。但是，只要两种周期产生的“驱动力”不相等，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就会在总体上呈现出有着较强“驱动力”的那种周期所引发的波动特征。

历史地看，由经济周期引发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周期性波动这一特征还是相当明显的；而从近年的情况看，政治周期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政治周期通常短于经济周期。如果政治周期刚好内含于经济周期之内（即A∩B = B），那么政治周期所引发的贸易政策的波动也就同样内含于经济周期所引发的周期性波动之内。如果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交叉（两者有大于0但小于B的子集，即A∩B = C，0

充分了解和掌握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周期性波动这一特征及其成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和掌握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发展变化趋势，从而可以制定出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对美贸易战略和策略，并可争取在对美经贸互动中的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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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tephen B. Shepard. The New Economy: What It Really Means [J]. Business Week，November 17，1997.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12

一、引言

碳关税即碳边境调节税，是指一国（承担碳减排责任国）对其进口商品（来自非承担碳减排责任国）征税或是向其出口商品（出口至非承担碳减排责任国）退税的税收调节措施。碳关税的提出背景是非均衡碳减排带来的产业竞争力受损问题和避免碳泄露。由于国际航空的跨界及高海拔，也没有国际协议的方法分配航空碳排放，京都议定书将国际航空碳排放排除在各国排放约束目标之外，也由于ICAO在通过市场机制减少航空碳排放方面进展缓慢，欧盟于2011年3月决定从2012年元旦起欧盟航空业碳排放交易机制正式生效，全球2000多家航空公司将被强制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对于有航线飞经欧盟领域的航空公司适用欧盟规定的排放配额。

2012年，欧盟将85%的碳排放配额免费发放给各航空公司，15%的配额拍卖出售，如果航空公司配额不足，就要购买排放许可，或者为每吨的额外排放支付100欧元的罚款，这部分支出可视为各航空公司为进出欧盟的运输活动支付的关税，由于因碳排放而支付，故称碳关税。2010年航空运输进出口货值占世界贸易货值的40%，欧盟与中国双边贸易中24%的货物通过航空运输，欧盟对入境飞机征收碳关税将给我国对欧盟的航空运输服务出口带来巨大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中国航空业将损失30.8亿元，累计损失176亿元，如果中国每天增加一班飞往欧盟的航班，则中国一年的航空成本将增加1500万元。

但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EU-ETS）遭到美国、中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反对，中美两国禁止本国航空公司参加欧盟单方面实施的碳排放交易机制，美国航空公司协会更声称将美国航空公司纳入EU-ETS违反了国际法。迫于国际压力，欧盟建议从2014年到ICAO建议的全球MBM（基于市场的措施方案）被执行的2020年，进入欧盟的航班在欧盟领空的排放要纳入EU-ETS方案。在国际航空减排方面，除了欧盟的单边ETS方案外，ICAO也一直在推动多边的ETS方案。2013年第38届世界航空大会上，ICAO决定使用全球MBM进行减排，3个可选的减排方案（全球强制碳冲销、带收入的全球强制碳冲销、全球碳排放交易方案）的时间表在2016年第39届大会上决定并在2020年执行。不但由于EU-ETS引起各国关注，也由于其对我国航空业影响巨大，探讨如何应对的策略就显得很有必要。

关于航空业与EU-ETS的研究文献，国外研究较为丰富，主要集中在探讨其对不同类型的国家或航空公司的有效性方面，而针对性地研究我国航空运输业如何受影响的文献不多。Jan Vespenmann and Andres Wald（2010）通过模拟分析了EU-ETS对航空业的经济与生态影响，发现对行业的金融影响高度依赖于外部条件，即碳排放许可价格与需求增长，航空业的金融负担在引入ETS后的头几年并不重，航空运输的碳排放消减量也不高，但会导致其他部门的排放减少，航空运输碳排放的重大消减只有通过更严厉的制度设计才能达成。

Anger and Kohler（2010）回顾了ETS对2005―2009年间公布的航空公司的影响，发现其对航空需求增长的影响其实很小；Malina et al（2012）研究了EU-ETS在2012―2020年间对美国航空公司的影响，也发现影响不大；Sheelhaase et al（2012）分析了将航空业纳入欧盟指令如何影响EU和非EU航空公司的竞争，发现在ETS方案下非EU的航空公司在长距离运输业务上将获得重大竞争优势；Chikage Miyoshi（2014）以非洲航空公司为例分析了EU-ETS对东京议定书附件1国家和附件2国家的航空公司和乘客的影响的平等问题，发现之间存在差异，并指出EU-ETS收入的透明分配是协调差异的途径。

Chin- Cheng Chao（2014）建立了一组模型计算空运航班单阶段碳排放，考察EU-ETS施加碳税引起航空公司成本增加、飞行路线和飞机类型的碳足迹，发现EU-ETS的实施鼓励航空公司通过减少碳排放消减成本，减轻温室气体效应。部分学者研究了碳边境调节税对我国的影响，如Aijun Li et al（2013）运用了多国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发达国家单方面施加碳边境调节税（CBTA）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发现CBTA会导致我国的工业货物与非工业货物同时减少生产，碳密集行业的不利影响较深；相反，作为CBTA的始作俑者OECD国家，其工业货物与非工业货物的征生产均得到增加。国内涉及碳关税对航空运输领域影响的研究文献主要有狄琳娜（2011），其探讨了欧盟征收碳关税的影响：对中国而言，航空业成为损失最大的行业之一；对欧盟而言节能减排技术能带来巨大的市场利益；对世界而言低碳型服务贸易壁垒将产生并扩散到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领域。

从已有文献可以看出，学界关于EU-ETS对于航空业的影响研究已经从宏观层面――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深入微观层面――单个或多个航空公司竞争策略的影响，影响研究也区分了承担不同减排义务国家的航空业，影响分析也从单一的经济方面扩展到生态方面，但从将EU-ETS视为CBTA这个角度来研究的不多。已有的从CBTA角度出发研究其影响的文献更多考虑整体经济，较少分析到作为部门经济的航空业。因此，从将EU-ETS视为CBTA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其对我国航空业的影响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探索意义，而将与战略性贸易理论相结合研究我国的战略性贸易产业――航空运输业也就更具有了新意。

二、战略性贸易理论及其政策含义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实际或潜在的国际垄断环境下影响公司战略互动结果的贸易政策”（Bilgin Orhan ORGUN，2012）。20世纪80年代新贸易理论主义者认为通过政府干预扩大国外市场、加强国外贸易竞争以利用规模经济，使本国获取的利益超过通过比较优势获取的利益；工业组织理论主义者认为公司应该采取战略行动，即阻止国外竞争公司进入市场以获取更高利润。Brander 和Spencer则指出贸易政策可达到同样的战略目的（1983，1985），他们建立了一个双头垄断竞争的古诺模型，分析认为若本国企业具备先行者优势，能先行决定产量，并且外国对手也会“理性”地修改他们原有的生产计划，如果政府对位于关键产业的本国公司的生产进行补贴，均衡点会滑向更加有利于本国企业的“斯塔克博格点”。由于存在规模经济，本国企业利润的增加超过政府补贴额，最终使本国福利增加。这样战略性贸易政策为政府的新重商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

那么哪些产业可以作为政府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关键产业呢？关键产业必须满足如下条件：有潜力获得高于补贴的利润；垄断结构；相对外国产业集中度高；高水平的进入障碍；产业国际竞争激烈；产业存在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研发成本和资本是新产品的主要成本；政府干预出现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开始阶段，并且应当可信；公司技术应当产生溢出效应；研发投资应当是公司的主要战略定位，通过技术扩散使国家整体经济受益。

战略性贸易理论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首先，它对产出和贸易流的影响完全不同于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特别是鼓励国内公司扩大国际市场以促进出口的保护手段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不一定是一国政府的最佳选择，对某些特定行业采取战略性的保护政策是必要的。其次，垄断在国际竞争环境下是一种获取竞争产品市场租金的政治工具。这种市场结构下政府对外国产品征收关税可以获得垄断租金，给征收关税的国家带来收入，弥补垄断造成的国民福利损失。再次，政府在战略性贸易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模型假设生产和消费对于想要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互动关系的政府是相当重要的，政府作为战略决策序贯博弈的第一位次参与人得预先向公司承诺政策，才能利用公司间的互动创造互动的条件以转移利润给本国关键产业的公司，获得这些产业的正外部性，使得这些产业的要素报酬高于其机会成本，从而增加国内福利。

三、我国航空运输市场结构

根据战略性贸易理论，作为政府扶持目标的关键产业须具备前述九大条件，那么我国航空运输行业是否满足这些条件呢？

首先从市场集中度考察中国航空运输服务市场结构。集中度（CRn）和赫芬达尔指数（HHI）是描述市场集中度的两个主要指标。陈学云（2009）用这两个指标描述了中国航空运输市场的结构变化：HHI指数和CR3 、CR4指数的走势基本一致。2002年之前，市场集中度比较低，2002年中国航空运输业大重组，大幅度提高了HHI指数和CR3、CR4指数，由原民航总局主导的行业重组对市场结构的影响巨大，三大国有直属航空公司获得更强的垄断势力。其次从进入壁垒和退出机制上看，《民用航空法》对设立航空公司作了严格的规定，从而在安全、资金要求、技术水平等方面构成了进入中国航空运输业的高壁垒；三大国有航空集团在资产、航线和飞机上的优势也构成很高的进入壁垒；在一些航线上，我国民航业也存在限制航空公司进入的政策，并且对不同性质的投资主体，在资源利用、区域准入、投资比例和投资对象等方面也作出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构成了特殊政策性进入壁垒。在退出壁垒方面，由于航空运输设备的专用性强，航空运输企业往往很难从原有的市场退出而转移到其他行业或业务领域。另外，由于航空运输业是基础性的、先导性产业，且涉及国家安全，政府在企业退出问题上往往会进行不适当的干预，造成正常退出机制失效。因此，可以认为我国航空运输市场具备寡占型的特征（郑兴无和李辉，2011）。

此外，根据国外学者对航空运输业的长期平均成本理论的研究，可以看出航空运输市场存在学习效应（Gillen，Oum和Tretheway，1985）和规模经济（Creelt 和Farrel，2001）。从Brander 和Spencer定义的战略目标产业的几个方面来看，我国航空运输服务业满足实行战略性贸易保护的目标产业的特点，因而可以用战略性贸易理论进行分析，其政策含义也可以为我国航空运输服务业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四、战略性贸易理论对我国航空运输服务业的借鉴

1、积极实施大企业发展战略，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寡头”企业。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共有运输航空公司46家，按不同类别划分：国有控股公司36家；民营和民营控股公司10家；全货运航空公司10家；中外合资航空公司14家；上市公司5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企业的竞争能力不强。中国航空运输业应当以现有大中型骨干运输企业为基础，通过联合、兼并等途径，在较大范围内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优化，使国内的企业实行强强联合，扩大企业规模，向集约化、规模化方向发展，造就若干个规模大、实力强、能与国际航空运输巨头争夺市场的航空运输企业集团。

2、对我国航空运输企业的生产即进出欧盟的航班提供补贴。从世界范围看，政府补贴是许多国家促进服务业发展与创新、扩大服务贸易出口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手段。根据WTO秘书处1998年至2009年编撰的WTO成员贸易政策报告，WTO成员在服务部门采取的补贴措施广泛涵盖多个服务行业，就服务部门的出口补贴而言，接受补贴最多的部门包括旅游服务、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和商务服务。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对服务贸易补贴的通行做法，使用财政措施为我国航空运输企业的运输服务出口业务提供支持。

3、政府应增加对航空运输集团的科技R&D投入，促使其在节能减排技术上创新。目标产业的研发活动及技术扩散对国民经济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而航空运输产业与上下游产业关联效应强，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我国航空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民航运输企业的主要机种在节能减排水平上难以与发达国家竞争，使得我国民航企业在与发达国家如美国及运输服务竞争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如韩国在欧盟航空碳交易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航空寡头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航空业的技术创新，政府应增加对航空制造企业R&D经费的投入，促使其在以下节能减排技术上进行研发创新：一是采用复合材料等减轻飞机重量，新型设计如弯翼机体BWB来减轻阻力，改善引擎功率的办法提高飞机燃油效率，提高燃油效率是减少碳排放的关键方法；二是采用低碳的新型航空燃油，如生物质燃料和矿物油等，近来壳牌、BP石油、埃克森美孚已经投资开发海藻基的生物质燃料，这种稀缺资源有潜力为航空运输提供更多的碳排放节省。

五、结论

欧盟将进出本地区的航空公司纳入EU-ETS方案，要其购买碳排放许可，本质上是对出入欧盟的航空公司征收碳边境调节税。国内航空运输业满足战略性贸易产业的九大特征，可以借鉴战略性贸易理论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即发展航空寡头企业、提供运输生产补贴、增加R&D经费进行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本文将战略性贸易理论与EU-ETS相结合，提出借鉴战略性贸易政策工具反制EU-ETS的不利影响，具有视角上的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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