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论文篇1

【正文】

一

“建设史学研究创新体系”的提法，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中引申出来的。因此，我们要理解和实现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首先应当全面准确地理解“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含义，切实弄清楚这一蓝图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一要求在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和在政治、组织上的保证。从我院向党中央的工作报告中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指的是：通过建设“六项重大工程”，形成“五大研究中心”，充分发挥“四大作用”，（注：“六项重大工程”指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研究和理论创新工程，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网络信息化建设工程，国际学术交流基地建设工程；“五大研究中心”指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研究中心，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理论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四大作用”指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智囊团的作用，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中心的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代替的作用。）把我院建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才荟萃、学科布局合理、体制完善、机制灵活、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在国内位居前列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从这一指导方针、目标和任务出发，我认为我院各史学研究机构要建设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应当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更有力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的指导，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把我院各史学研究机构和刊物建设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强阵地。除了有关专家学者在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史学组中积极发挥作用以外，还要在我院的各史学研究机构中提倡由集体或个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课题，结合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特点，积极开展研究工作。要通过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旗帜鲜明地批驳对唯物史观的种种责难和史学领域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营造良好氛围。

第二，要大力发扬中国史学经世致用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把学术研究与党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在不放松基础研究的同时，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出发，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斗争的需要，主动地选择和设置一些现实意义较强的重大研究课题，例如，古代社会建设问题研究、台湾史与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新疆治理研究、云桂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研究、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研究、建国以来国家机构改革研究和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研究、中日历史问题与中日关系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等等。通过这些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服务，使史学研究在发挥我院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占有一定的位置。

第三，要努力加强史学领域中传统学科的建设，保持和创立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推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不断建设和完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对于一些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领域，如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甲骨学、礼与中国古代社会、经学思想史、近代中国与世界、历代边乱与边政、世界古代中世纪史、西欧史、外国史学理论、古代都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考古学的方法和技术等等，应当加大人、财、物投入的力度，使这些学科和研究领域在学术积累上更加丰富，在科研手段上实现现代化，在科研队伍结构上更加合理，在科研实力上更加雄厚，在学术创新能力上继续保持或达到国内领先程度；并且努力使其中部分学科，如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汉唐考古、先秦史、秦汉史、隋唐至明清的断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思想史、中外关系史，以及当代史和方志学研究等等，继续保持或逐步达到国际知名水平。应当看到，加强史学的基础研究同样是发挥我院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第四，要主动加强我院内部各史学研究机构之间，以及我院史学研究机构与院外、境外、国外的学术联系。应当进一步整合院内史学研究机构的力量，加强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我院史学学科齐全、研究力量雄厚、研究成果丰富、学术影响广泛的优势，为全国史学界坚持正确方向和严谨学风起好带头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比如，把由我院科研局牵头，由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考古所、《历史研究》编辑部以及当代中国所、地方志办公室等七个史学研究机构参与，并已连续召开了五次的史学理论座谈会继续坚持下去，形成制度；把由世界史所、历史所、近代史所共同承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课题抓紧抓好；把我院刚刚成立的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切实办好，使它真正成为院内外史学理论工作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把已经确定由我院承办的2007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员国代表会议筹备好，并为我国争取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主办权，使我院真正发挥历史学科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作用，等等。把这些工作做好，对于建设我院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

关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早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就提出过，并得到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对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又给予了进一步强调。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的有关领导和专家，曾为此组成了一个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我院科研局领导下负责这方面的具体工作。进入21世纪后，在我院于曲阜召开的史学研究机构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由世界历史所牵头的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经过院务会议批准成立的。

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将相对分散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开展课题研究，组织学术会议，举办学术报告或讲座，收集有关信息，促进国际国内交流，从而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科比较齐全的优势，给有志于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搭建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为繁荣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主体的史学理论研究做贡献。

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史学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走向全面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不断加强，并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中外史学的发展历史证明，有影响的史学家无一不是对史学理论有独特贡献的人，史学理论历来为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的发展任何时候也离不开史学理论的发展。因此，我们要繁荣和发展历史学科，就不能不繁荣和发展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研究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和复杂，并和现实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往往是和社会认识的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今天，史学研究也遇到了同政治经济学研究几乎同样的命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宣布“历史已经终结”，欢呼“资本主义已经战胜了社会主义”，世界资本主义正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即资本主义的世界新秩序。在这一背景下，国际上出现了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国内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鼓吹的错误倾向。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学理论研究，对于澄清史学研究领域中的思想混乱，保证史学研究沿着科学的健康的道路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但是，历史学只是在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后，才成为了一门科学。无论人类过去的历史还是今天的实践都证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老前辈们之所以能在史学研究中取得开创性的重大成果，无不与他们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但同时应当看到，唯物史观诞生以来的150余年，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因此，不断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也是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史学理论自身发展、不断创新的需要。当然，我们也要防止有人假借理论创新之名，行根本否定唯物史观之实。凡是离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和脱离实践基础的所谓“创新”，不仅不会是真正的创新，反而只会走到复旧的邪路上去。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重要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流派、史学思潮，以及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前沿问题，被大量翻译、介绍到国内。其引进规模之大、内容之多、范围之广，是近代中国自接触“西学”以来未曾有过的。这对于中国史学界了解世界，并从中汲取可资借鉴的有益内容，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应当看到，有些翻译者、介绍者、出版者在引进这类著作时，不加选择，不加分析，不加批判；更有甚者，极少数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专门热衷于挑选那些集中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糟粕，并大肆褒扬，借以动摇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根基。受此影响，一些读者，尤其是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把西方史学理论奉为圭臬，盲目接受。对此，我们也需要把分析和批判有代表性的、在中国产生一定消极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当成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加强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和鉴别工作，引导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用唯物史观正确分析和认识西方的“新史学”，帮助他们澄清思想上的混乱。

当前包括史学在内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和意识形态领域总的形势很好。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由中央组织并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已经全面启动，包括《史学概论》在内的各主要学科的教材正在加紧编写。总书记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另外，党报党刊以及一些史学类学术刊物也加大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力度。所有这一切，为大力开展史学理论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营造了良好氛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把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的工作积极开展起来，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优良传统，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和学科体系创新，广泛团结全国广大史学理论工作者，使这支队伍不断扩大，在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中，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中，进而在史学领域中，切实发挥积极作用。

三

史学理论既包括历史观，也包括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是从事史学工作的前提。古今中外的史学研究中产生过形形的历史观，比如，天命观、循环观、宗教观、英雄史观、进化史观、人道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即使在同属于某种历史观的理论中，也有观点上的种种差异，比如，在西方资产阶级历史观中有法国年鉴学派、德国文化史学派、美国新史学派、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等等。但是，作为哲学层面的历史观来说，或者就世界观来说，历史观只有两种，一种是唯心史观，另一种是唯物史观。毫无疑问，无论哪种历史观，都应当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对象。但是，当前摆在史学理论研究会和广大史学理论工作者面前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这不仅是因为唯物史观诞生150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新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概念和理论范畴；也不仅是因为只有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才能适应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优秀传统的需要，才能适应批判和借鉴西方新史学思潮的需要。当前之所以要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更主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在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在今天受到了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空前严重的挑战，需要我们史学理论工作者去迎接挑战。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对唯物史观如此严重的挑战呢？对于这个问题，还是要借助唯物史观来分析才能看得清楚。同志于1957年说过：“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他指出：“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的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注：《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同志的这个分析，距离现在虽然已经近半个世纪了，但是对于建立在旧社会、旧制度土壤上的意识形态来说，要它们退出历史舞台，这点时间还是显得太短了。

如果说同志的上述分析还只是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放在了社会制度变动的大背景之下的话，那么，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对当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滋长蔓延的国际原因、经济原因、社会原因作了更为具体而深入的分析。从国际上看，西方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攻目标，就是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乱人们的思想。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观念也不可避免地要侵入我国，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产生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特别要看到的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我们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长期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活动。从国内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必然进一步多样化，思想文化领域也必然会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也必然会进一步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社会价值观呈多样化趋势。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会有所滋长，小生产的思想观念、封建残余的思想观念、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观念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激荡更加突出，意识形态领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更加复杂。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也使我们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特别是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的更大压力。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分析，所运用的也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

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受到空前攻击，不仅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和基本原理的否定上，而且表现在对的鼓吹和对中国近代当代历史的肆意丑化、歪曲、颠倒上。这对于人民的事业，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当然是一件坏事。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去其史”从来是为了“灭人国”。前苏联少数当权者抛弃马克思主义、纵容国内外敌对势力否定自己的历史而最终导致的惨痛教训，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真理从来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攻击得越凶，对革命领袖、对革命历史骂得越厉害，越可以促使人们思考，使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够坚定的人认清真相、坚定起来，使原来坚定的人更加坚定。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得好：“在我们国家，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注：《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232页。）他的这段话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到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使人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史学理论论文篇2

同时，通过对物理学史的回顾，使学生消除对已有物理知识来源的神秘感，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懂得任何一个定律的发现和理论的建立既与社会生产力密切相关也受到物理学发展内在规律的制约，任何一部分物理知识的获得都离不开实验，可靠的、精确的、可重复的实验是物理学中决定一切的基础。因此，了解物理学史可提高人们进行科学创造的自信心和自觉性，这对于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造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物理学史中有许多科学家为真理献身的动人事迹，如伽利略为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教会终身监禁，利赫曼为引雷电而捐躯，居里夫人为研制放射性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法拉第舍弃荣华富贵，几次拒绝接受封爵而甘"平民法拉第"，亚里士多德富有批判和怀疑精神等。这些科学家不畏艰险，不惜生命，不慕利禄，不怕权威，追求真理的高尚品质，有利于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献身科学的探索精神，为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有助于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和把握。根据教材编排特点，分单元讲解、分析发展史不仅有助于学生了解各概念、定理、定律的来龙去脉和科学知识的运动过程，而且有助于学生按规有的形式和体系来理解和把握物理知识，从而逐步掌握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例如，在讲到力的概念时，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牛顿，循着伟人的研究历程，从而加深学生对力的概念的理解，在讲高二年级"电磁感应"的时候，以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为线索，向学生介绍人类对磁及电和磁关系的认识过程。通过讲解安培、法拉弟、愣次和麦克韦等人在揭示电磁关系工作中的艰辛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使学生在有了对电磁发展总体认识的基础上，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和对左、右手定则、法拉弟电磁感应、愣次定律等关键点的把握。

三、有助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物理学的理论和实践有着辉煌的成就。例如，在理论著作方面，《墨经》中对力学、光学的论述；《天工开物》中关于简单机械的记述；《梦溪笔谈》对磁角的论述，《论衡》中关于简单电现象的记述《考工记》中关于工程技术，声音传播的记载等在当时都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就是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在实用技术方法，更是举不胜举。指南针、地球仪、浑天仪、船闸、石拱桥、火箭等，都是我国最早发明的。教学中结合教材内容，介绍我国在物理学方面对世界的杰出贡献，可以使学生了解祖国古代灿烂文化，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史学理论论文篇3

一、论及文学功能时的开放与包容———政治教化与抒情审美并重

在论及文学的功能问题时，历来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观点以先秦及两汉传统儒家文学思想为代表。这种观点认为文学的主要功能在于对百姓的政治教化。从先秦孔子“兴观群怨”的诗教主张到《诗大序》“经天地，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之观念，无不是基于文学对百姓的政治教化作用而来。另一种观点则充分注意到文学自身的审美特点，将文学与政治分开讨论。从曹丕《典论•论文》以文章为“不朽之盛事”到陆机《文赋》之“诗缘情而绮靡”，以及钟嵘《诗品》中提出的“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均是从文章自身所具有的审美特点和艺术特点出发而论。唐初史家们在论及文学功能这一命题时，首先强调的亦是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如《隋书•文学传序》云：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1］25。又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两仪定位，日月扬晖，天文彰矣；八卦以陈，书契有作，人文详矣。若乃坟索所纪，莫得而云，典慕以降，遗风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艺，鉴二代以正其本；阙里性与天道，修六经以维其末。故能范围天地，纲纪人伦。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至矣哉！斯固圣人之述作也［1］15。

又如《晋书•文苑传序》云：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2］2369！由以上所引材料可见，唐初史臣在论及文学功能的问题时，首先强调的仍然是文学的政教作用。这与传统儒家文论中所强调的“经天地，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是完全一致的。笔者认为，唐初史家对文学政治教化功能的再次强调虽系因袭前人旧说，并无新意；然考察六朝以降的各家的文学理论主张及创作实践可见，六朝的文学思想在“缘情”一路上走得过偏，将文学的娱乐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这种现象反映在文学理论上以梁元帝之“文章且须放荡”为代表，而反映在创作实践上则是梁、陈时期宫体诗的风靡一时。因此，唐初史臣面对前朝出现的这一情况来强调文学政教功能的重要性，可以视为对这一现象的纠偏和对前朝文学理论、文学现象的反思。恰如王运熙、顾易生二位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中指出的那样，这种对文学政教功能的强调和突出“反映了新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迫切要求”［3］25。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前代文学思想家、批评家们的主张，唐初史臣在对待如何纠正六朝文学过于注重“缘情”以致走向“纵情”、“滥情”之偏颇时显示出了颇为包容和开放的一面———他们既未像隋代的李谔那样斥责“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将“缘情”二字完全视为歪风，又未如王通那样，认为诗歌的功用在于教化和借以了解兴衰得失，将声律等艺术技巧方面的东西视为末流［4］33，而是在强调文学政教功能的同时并未忽视其特有的抒情性、审美性的一面，他们充分肯定文学具有畅达情志、风谣歌颂的特点。如令狐德棻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所言：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2］17。

又如《南史•文学传论》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豪，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5］1762。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即称文学为“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而由以上所引材料可见，唐初史学家们显然继承了南朝文论家以性情为文学之本的观点，承认文章是“本乎性情”之作。不仅如此，唐初史家对文学缘情体物之功能的认识亦表现在其对“发愤著书”之说的认可上，如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轗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2］25。由此可见，唐初史臣对这种有违“温柔敦厚”之旨的“志郁抑而不申”是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这样的文学思想亦可视作对传统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的突破。综合以上论述可见，唐初史臣在论及文学的功能问题时，既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又突出其应有的艺术特征，既肯定文学是“本乎性情”的产物，又并未如六朝文论家那样，将文学的娱乐功能强调到极致，表现出一种比较包容、折中的态度。

二、评价前代作家作品时的开放和包容———肯定文学成就与否定文风并重

在如何对待前代作家作品的问题上，唐初史家们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张少康先生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指出，以魏征为代表的唐初史家在论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时“对被王勃视为文风之源的屈原和宋玉以及极大地发展了‘淫风’的枚乘和司马相如等，都给了很高的评价”［6］268。不仅如此，在如何评价两晋及六朝文学的问题上，唐初史家们亦表现出比较公允的态度———即在充分肯定前朝文学成就的基础上批判之文风。如《晋书•文学传序》云：及金行纂极，文雅斯盛，张载擅铭山之美，陆机挺焚研之奇，潘夏连辉，颉颃名辈，并综采繁缛，杼轴清英，穷广内之青编，缉平台之丽曲，嘉声茂迹，陈诸别传。至于吉甫、太冲，江右之才杰；曹毗、庾阐，中兴之时秀。信乃金相玉润，林荟川冲，埒美前修，垂裕来叶［2］2369。又如《梁书•文学传论》中对梁武帝萧衍雅好文学的充分肯定：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p#分页标题#e#

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寿光，皆后来之选也［7］685。甚至对于陈后主，唐初史臣们亦能肯定其“雅尚文辞”对文学创作的推动作用：后主雅尚文词，傍求学艺，焕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献上赋颂者，躬自省览，其有辞工，则神笔赏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绅之徒，咸知自励矣［8］45。由此可见，唐初史家既不像李谔那样，将辞藻华美的文章视为大害①，又并未如王通那样，将声律和华词视为“末流”②；他们对西晋文学之“综采繁缛”、梁武帝时的“文章之盛，焕乎俱集”以及陈后主对文学创作的鼓励和推崇都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称赞。而在对齐梁以降的之风进行批判时，史臣们的态度同样体现出了难得的理性和包容。如《北史•文苑传序》云：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惉懘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爰逮武平，政乖时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犹存，履柔顺以成文，蒙大难而能正。原夫两朝叔世，俱肆淫声，而齐氏变风，属诸弦管，梁时变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而应变不殊，感物或异，何哉？盖随君上之也［9］2782。

由以上所引材料可见，与唐以前的批评家在提及江左文风一律不分情况地斥之为“浮宕”、“淫词巧技”不同，李百药在批判江左文风之时有严格的时间限定（“江左梁末”），同时还指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并非是由于“易俗所致”，而是当政者个人放纵自己的结果。又如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2］25！张少康先生指出，魏征将对齐梁文学的批评严格限制在大同年间以后，“是很有见地的，也是符合齐梁文学发展实际的”；他同时指出魏征在《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中对梁简文帝作宫体诗的批评亦重在批评其内容低下，并不反对其写作技巧上的“清辞”和“雕琢”。恰如罗宗强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指出的那样：“他们是反对淫丽文风的。但是在论述文学如何发展时，他们并没有因反对淫丽文风而反对文采，更没有反对文学的特点，甚至连宫体诗的作者他们也没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10］24由此可见，在如何对待前代作家、作品这一问题上，唐初史家们一方面能够充分肯定前代作家、作品的成就，另一方面也着重批判了齐梁以降的文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前代文学思想家和批评家们对六朝文风的简单否定相比，这种批判不仅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定，而且重点在于对其内容低下而非形式技巧的批判。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唐初史臣在对待前代作家作品上较为理性、包容、开放的态度。

三、论述作家创作才能的开放与包容———先天条件与后天努力并重

在论及作家创作才能这一问题时，唐初史臣们既肯定作家之成就与其天赋有关，同时亦积极肯定后天的学习和努力对作家知识储备的提升、创作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如《北齐书•文苑传序》云：谓石为兽，射之洞开，精之至也。积岁解牛，砉然游刃，习之久也。自非浑沌无可凿之姿，穷奇怀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习而不成功者焉［2］24。由以上材料可见，此处史臣所举两例一为李广射虎，一为庖丁解牛。李广射虎，“谓石为兽”，正是凭借着数十年如一日的练习才达到“精之至也”的境界。庄子之“庖丁解牛”意在强调人在精心艺术创作时应该达到“虚静”、“心斋”的状态，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心无旁骛，与大道合一。而在其论述如庖丁解牛等一系列技艺创造故事时，目的是要借此说明“虚静”的重要意义，因此也都贯穿了要排斥一切具体认识与实践的含意［2］59。唐初史臣并未因为这一点而排斥、否定知识学问技巧的重要性。从庖丁解牛的寓言中，他们体会到了“砉然游刃”的境界是通过“习之久也”的努力才得以达到；故作家的创作才能虽有天赋的原因，但“至精久习”者一样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弥补天赋之不足，取得成功。又如《南史•文学传论》曰：畅自心灵，而宣之简素，轮扁之言，未或能尽。然纵假之天性，终资好习，是以古之贤哲，咸所用心［5］1762。综上所论，唐初史家们既肯定文学是“畅自心灵”之作，又举庖丁解牛、轮扁斫轮之例以说明作家文学创作才能的高低固然与“假之天性”有关，但后天的“好习”与勤奋亦非常重要。这种先天条件与后天努力并重，认为后天“至精久习”可补先天之不足而取得成功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唐初史家对作家学识积累的重视，亦可见唐初史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比较公允的。

四、对未来文学走向规划之开放与包容———合南北文学之长

对于未来文学走向的规划问题，唐初史家们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合南北文学之长———主张将北方文学之清刚与南方之清绮结合，走“文质彬彬”之路。如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2］25。而令狐德棻之《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也有相似的见解：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涂，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然后莹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2］17。

罗宗强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指出，这种“以气为主，调远、旨深、理当、词巧”的要求虽然“主要部分并未超出魏晋六朝人之所论”，但“远调”作为对文学的要求提出来却是非常重要的。“后来的殷璠《河岳英灵集》，在叙里论唐诗的发展，就提到‘景云中，颇通远调’。‘远调’正是盛唐诗歌到来的重要特征之一。”［5］25同时指出这种要求其实是一种文质并重的主张，“既反对绮艳的文风，重在情志内容，而又接受六朝已经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是一种较为平妥的主张。”［5］25王运熙、顾易生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亦称“《隋书•文学传序》的新鲜之处，在于它是从总结南北文学不同特点的角度立论的，体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实现之后人们观察、思考问题的新视角。”［5］55综上所述可见，唐初史臣们这种对未来文学走向应该“合南北之长”的论述既承认南方文学在艺术技巧、艺术经验方面的积累和探索，又肯定北方文学在内容上的充实、质朴，这种“合南北之长”的设想充分体现出其文学思想中“唯务折中”的一面。#p#分页标题#e#

史学理论论文篇4

这一教学方法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教师通过教学设计，直接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自学、思考、讨论，然后教师进行指导和释疑；二是教师运用教学技术设计创设新情景，启发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两种模式在一节课的教学过程中可以交替使用。当然，具体教学技术的运用则要视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及学校的教学设施而定，不可强求一律，更不可为用而用，不计效果。

二、历史学科问题教学设计的理论依据

历史问题教学的基本目的，就是通过问题的展示，对学生进行深刻思维、灵活思维、创新思维、批判思维的培养，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认识、理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首先，必须确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的观点。师与生、教与学构成课堂教学矛盾的辩证统一体。问题教学，正是解决这对矛盾，促使其达到辩证统一的良好手段。它通过教师对问题展示的外因，充分调动学生主动、积极、自觉思维的内因，恰当调节教学节奏，活跃教学气氛，丰富教学内容，生动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在其过程中，关键是“恰当”，“恰当”就是符合学生实际。教师的设计不管多么完美，愿望不管多么善良，但如果不符合学生的实际，就不能体现学生是教学的主体的原则。这是问题教学设计的教育学依据。

其次，要明确在问题教学中，教师的责任是要让学生无疑而生疑，有疑而思疑，思疑而解疑，解疑而心悦。亚里士多德说过：“思维自惊奇和问题开始。”问题教学是激发学习动机，启迪求知欲望，点燃智慧火花，追求真知灼识的重要教学手段，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疑为思之始”，有疑才会有思考，才会有探究，才会有钻研，才会有对真理追求孜孜不倦的意志和毅力。这是问题教学设计的心理学依据。

再次，要懂得中学历史教学对能力培养的要求是分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基础知识的掌握。它要求学生在对基本历史事实、历史现象识记的基础上，形成历史基本概念，进而理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设计历史学科问题教学，就是要使学生注重对历史基本事实的调查和了解，并能从启发思维的角度，对教材的史实知识重新归纳，具有再认再现历史知识和获取历史信息、处理历史材料的能力。

第二个层次是基础知识的运用。在学生弄清、掌握历史基本事实和历史基本现象的基础上，通过问题设计，引导学生运用目的思维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运用概括思维认识各种事物的共同属性，揭示其本质的内在规律；运用间接思维去比较、判断历史现象的本质；运用创造思维对历史事物形成新的认识，并对现实具有指导实践的作用。也就是训练学生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比较、概括的方法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分析评价历史现象、历史人物，阐述历史发展规律的能力。

第三个层次是历史思维能力的扩展。它包括历史问题的辩证思维，学术问题的争鸣商榷和学生的质疑问难三个方面。就是在设计历史问题教学时，要引导学生在集中、求同思维的基础上进行发散和求异思维，启发鼓励学生从静态历史时空到动态历史时空的历史时空结构体系方面；从历史的哲学思考，如人与自然的关系、意识与物质的关系、人的自身发展、社会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等方面深入思考，提出疑难问题和不同见解，使他们视野扩大，思路开阔，学得更积极主动和富有成效。这是历史问题教学设计的历史思维能力要求的依据。

三、历史问题教学设计与信息系统的开放

从信息论的角度说，问题教学过程实质是师生信息交换、交流的过程。历史问题教学设计就是通过调控、反馈，控制教学结构，促使信息系统的开放，让学生获得有序信息。

第一是信息接收系统的开放。教师根据教学内容，以多层次、多角度、多类型的问题设计，启动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的眼、耳、手、脑等接收系统都处于积极状态，形成全方位的交叉感知，充分发挥其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作用，有效地接收、加工和贮存信息。如高三历史的单元复习课，要求在原有章、节教学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梳理知识系统，重建知识结构，深化知识层次，强化能力训练。教学中就可以复习线索为依托，采取顺藤摸瓜，引线串珠的方法，设计系列问题，形成问题系统，设置新的情景，引发学生通过概括、归纳、比较的思维活动，从宏观上对历史理论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信息进行加工、贮存；又从微观上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细微区别的信息进行接收、整理。

第二是信息渠道系统的开放。信息渠道既指课堂信息渠道，也包括课外信息渠道；既有教师传输信息渠道，也有学生通过阅读、观察、议论后的质疑反馈渠道。双向的信息渠道有利于学生拓展思维，扩大、加深、巩固课堂上获得的信息。如复习《三个世界的形成和演变》这一章时，可结合现实，设计一些有关“波黑战争”、“车臣危机”、“巴以关系”的问题，既可向学生传输最新的信息，又可引起学生对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向多极发展的新思考，畅通双向的信息渠道系统。

第三是信息网络系统的开放。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大脑中已贮存了许多各类的信息，形成信息网络。且随着不断的学习，不断接收新的信息，使其信息网络处于动态之中。历史问题教学设计，就是教师通过问题设计，开启学生原有的信息网络系统，让他们运用已知的知识，经过联想、综合，接收新信息。如讲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时，可问：“太平天国革命的纲领是什么？它与北宋、南宋、明末农民起义的口号有什么联系？为什么说太平天国革命是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学生经过联想，至少可形成三个新的历史概念：①封建生产关系造成贫富悬殊及土地兼并严重，是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②要求封建剥削的制度及建立公平合理的理想社会是人们的普遍愿望。③从口号中可以看出中国农民战争的水平是逐步提高的，而太平天国革命是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在新的历史概念建立后，又要引导学生理清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网络结构，升华为历史观。此外，有些历史概念的形成，还要联系地理、语文、政治、外语，甚至数、理、化的知识。

信息网络系统的开放，也可看作是历史思维能力三个层次——历史知识的记忆、历史概念的理解、历史理论的运用——的构建过程，这一过程是有序的，它通过有序的问题，环环相扣，层层相连，使学生的信息网络系统处在高度开放之中，不断深化学生的认识。

四、历史问题教学设计与思维能力培养

历史问题教学就是将问题作为发展智力的突破口，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历史学习思维能力包括深层思维、灵活思维、创新思维、批判思维等几方面。

历史学习的深层思维：是指能够在对历史现象分析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其中隐含的人类社会变迁与发展的本质特征、规律和趋势，做到“以史为鉴”，形成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学生深层思维能力的培养，要求教师在进行问题设计时，要通过提供新史料，创设新情景等方法，为学生进行抽象、概括思维训练创造条件。如在复习工人运动的发展时，可向学生提供“工业革命时期工人捣毁机器”、“运动群众集会”、“巴黎人民保卫蒙马特尔高地的大炮”三幅图画，引导学生从上述图画所表达的内容中得出结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运动也从低级的破坏机器的斗争形式向高级的夺取政权的斗争形式发展。加深学生对“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也向学生揭示了隐含在图画中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逐渐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的基本理论，让学生把握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工人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始终并存的这一政治、经济变化的内在规律。

历史学习的灵活思维：是指在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分析中，不为习惯思维所束缚，灵活地综合运用相关的知识，主动变换思维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材料进行深层次的发掘和高精度的提炼，以寻求解决问题的线索。为此，在进行问题设计时，要注意设问角度的多变，问题答案的多个和解决方法的多种，同时还要注意问题的可迁移性。如要求学生运用发散思维去寻求发散问题的解决途径，是训练灵活思维的方法之一。教学设计时要把问题定位在历史三维空间的交叉点上，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如复习中国近现代史，可设计这样一个问题：“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归根结底是一个民族运动，是具有民族独立和中国近代化两个内容的民族运动，而民族独立是第一位的；而现代史上，这两个问题仍在继续，只是二者的位置发生了历史性的进步的变换。’试分析产生这种‘位置变换’的根本原因，指出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中期‘民族运动’的不同表现及其最终结局，并谈谈你对这种不同结局的认识。”这个问题，牵涉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必然性和进步性等，可使学生的思维向多个方向发散。

从一个中心向四周辐射谓之发散；将多个问题材料指向同一个中心谓之聚焦，也是训练灵活思维的方法之一。如可列出《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有关香港问题的条文；丘吉尔在二战中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邓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的有关条文，构成一组材料，指向关于香港问题的形成、根源，及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的政策、措施，以及我国为什么过去失去香港，现在能收回香港等问题，就是将多个有关香港的材料聚焦于香港问题这个中心。可使学生的思维从多个方向聚焦于一个中心。

历史学习的创新思维：是指借助联想、运用直觉、释放灵感的方法去对未知史事进行自主创新的思索提出全新的创造性的方案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非逻辑化的思维。创新思维的训练一般在总复习阶段进行。

借助联想，就是要求学生根据教师的问题设计，对历史现象进行顺向、逆向、横向、纵向的联想，然后根据内在的依存关系加以综合，总结出事物发展的原因和规律。如通过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联想，引导学生认识无论是旧式的农民革命，还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都不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运用直觉，就是通过问题设计，引导学生对相类、相似或不同的历史事件进行直觉分析比较，找出异同，探求其本质区别。如对历史上巨鹿、官渡、赤壁、淝水等以少胜多战例的分析、比较，可得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在于人心的得失、社会制度的优劣、经济基础的厚雹技术手段的高低、指战人员的勇怯的规律。进而设计问题：“比较1894年与1937年日本两次侵华的原因，分析中国在两次战争中为何一败一胜？”

释放灵感，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依靠灵感的活动，以个别事物或现象为典型，推理、归纳出该类事物或现象的普遍规律；或运用已知知识去推导出未知知识。如设计问题：“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是以牺牲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为代价的’。以英国圈地运动、美国‘西进运动’以及日本倒幕运动的史实进行论证。并谈谈你对马克思这一科学论断的认识。”学生通过对三个运动的归纳、推理，就可得出结论，马克思的论断，反映了人类社会转型时期的一般规律。说明人类社会的进步必须以牺牲落后的社会成员的利益为代价。由此认识到，我们必须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才能避免成为牺牲品。

历史学习的批判思维：是指对传统的或一般的结论、观点大胆质疑问难；对前人积累的知识，能正确分析批判，开动脑筋，勇于探索，反省自己，纠正思维方式和方向，以期获得全新的思维成果。教师的问题设计，就要能引导学生不为前人观点所左右，独立地寻求问题的结论。如“《汉书》评价王莽‘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自书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你认为《汉书》对王莽的评价是否正确？为什么？你认为应如何评价王莽？用史实说明你的观点。”

五、历史问题教学设计与学法指导

无论采用那一种教学方法，根本问题就是要让学生学会学习。历史问题教学法，同样如此。为此，教师在对问题设计时，必须同时考虑对学生的学法指导。问题设计的学法指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导学生启动思维，独立自主地解决教师提出的问题，这一过程是设疑思辨释疑的过程；二是指导学生学会提出问题，并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这一过程是质疑讨论解惑的过程。

史学理论论文篇5

鸦片战争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领土、司法、关税开始遭到破坏，一个国家的部分丧失了，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要从经济上看。鸦片战争前，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同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起来，既存在封建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渗入。这就是“半封建”。

这样讲学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这种把教材内容形象化、具体化的做法，就会把学生的历史思维一步步引向深入，直达历史知识概念的内涵。学生对历史概念能够准确理解，理性思辩能力也切实得到提高。

二、必须结合实际，方法灵活

传统的教育观念往往把学生置于教学活动的被动地位，不能充介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教师授课多以“填鸭式”、“满堂灌”的形式出现，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早在1941年，同志就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指出：“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经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和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

史学理论论文篇6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Historical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史学理论论文篇7

（一）关于历史课堂语言的语速、音调和深度

课堂教学的语言要有一定的速度标准吗？有人说话快，有人说话慢，似乎并不需要划一。但是，一般说来，课堂教学的语速宜慢不宜快。语速过快，像连珠炮一样的发射，攻势太猛，学生的听力能跟得上吗？能捉住你每个字、每个词的发音，并且把这些声音从听觉器官输送到大脑，形成概念图象，再现历史情景吗？教学不同于茶余饭后的讲故事，天南海北的侃大山。讲故事和侃大山，别说听者漏听一个词、一句话无关紧要，即便听不清一段情节又何妨！？而历史课堂语言是一种教学语言，教师的讲是为了学生的学，教师讲课的字字句句都应该让学生听得清楚，吸收进去。如果语速过快，要么使图象重叠，造成混乱，什么也没有听懂；要么使人疲于理解，难以展开想象的翅膀，更谈不上思维活动的伸展，教学的效果不能不受到损失。

教师讲课不能滥用高音和强音。讲课声音太高，语音的刺激太强，会使学生很快由兴奋状态转入抑制状态，注意力不能持久，必然降低听课的效果。有的教师整堂课都是高八度和惊叹号，也许他（她）以为只有这样才能“镇”住学生。可悲的是，他那里满头大汗，声嘶力竭，可学生这里却只是替他吃力，笑他无能。相比之下，有的教师用低音、中音讲课，慢慢地道来，缓缓地诉说，循循善诱，娓娓动听，叙事说理犹如涓涓清泉在碎石上流淌，学生唯恐把老师的声音滑了过去，听得更加聚精会神了。

其实，一堂课45分钟，教师的讲课不能匀速前进。老和尚念经，平平的缺乏变化的语调总是催人欲眠，容易使人感到困倦。课堂语言的快慢、高低，都要根据内容不同而随时调节，不断变化，务使声音跌宕起伏，疾徐有间，语调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当我们讲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革命斗争，不妨激昂慷慨，铿锵有力；讲奸佞当道，百姓受苦，可以音律低沉凝重，如闻唏嘘之声；叙述一段生动曲折的过程，要打出节拍来，重音符号、休止符号要巧作安排。至于重要的概念、千古警句的介绍，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吐给学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像“基本结束”、“初步形成”这样的短语就要字字珠玑，一字不差地交待给学生。总之，教师的“讲”是为学生的“听”服务的，教师的讲必须和学生的听协调一致，才能出现学生听课的最佳状态，才能触动学生的思维，在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的历史空间自由驰骋，才能收到教学语言的最佳效果。

教师的教学语言要适合学生的水平和兴趣，不能晦涩艰深。用词艰涩，学生不能理解语言所表达的意思，食而不化，必然减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古代史课堂上引用的古文，世界史课堂上出现的外语，不宜长篇大论。必要引用时，要作解释。教师语言也不能尽是大白话，或者过于庸俗，或者过于浅显，低于学生的接受能力，使学生听得乏味，令人扫兴，必然要萎缩他们的求知欲，一样会减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所以教师备课不但要吃透教材这一头，而且要吃透学生这一头，不但要备“书”，而且要备“人”，即要抓学生的思想状况，了解学生的认识能力、知识水平。教师只有吃透了这两头，才能心中有数，才能有的放矢，才能采用最适当的语速、音调和深度，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教师的教学语言要口语化，要把书面语言转化为口语。新教师和实习教师初上讲台，不注意这一点，往往给人一种背诵讲稿的感觉。背诵讲稿式的讲课听起来味同嚼蜡，没有味道，而且会失去教师在学生面前的威信。学生听讲时，替教师担忧，好心的学生悬着一颗心，唯恐老师背不下来，调皮的学生等着看笑话，至于教师究竟讲了些什么，反而被大家忽视了。

（二）历史课堂语言贵在一个“准”字

历史课堂语言作为一种教学语言，最要紧的是准确无误，科学性是第一位的。我们必须力求做到语言确切，用词严谨。秦灭六国之前，嬴政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国君，你必须以“秦王”相称，称他为“秦王嬴政”；秦灭六国，全国统一，嬴政称帝，秦朝的历史开始了，这样，称皇帝以后的嬴政，你必须以“秦始皇”相称。“秦王”和“秦始皇”、“秦国和秦朝”，一二字之差，如果颠倒了时序，前后乱用，或者模棱两可，闪烁其词，都是科学性的错误。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应该是：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或者“封建君主制度”。有的教师说成是：了“封建统治”。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结束了君主制度，而我们的社会依然是封建社会，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后来新老军阀的统治，都没有改变封建统治的本质。在这里，“封建君主制度”和“封建统治”，文字上的差别无几，而概念却完全不同。

历史教师不但要以准确的语言，用词严谨地讲清楚各个历史事实和历史概念，就是形容词的用字遣词也必须恰如其份，任何言过其实，夸大其词都是在禁忌之列。历史课堂语言有别于文学语言，文学语言可以无限夸大：“白发三千丈”，“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些在文学园地里千古传颂的绝妙佳句，在历史课堂上是不允许采用的。历史课堂语言切不可美辞而害意，丢了一个“准”字。

（三）历史课堂语言要讲究一个“精”字

历史课堂语言要讲究一个精字，说话务求明白、简炼、干净。简炼干净的语言使人神清气爽；冗长而抓不住要害的话越讲得多，听的人越糊涂。教师从第一天走上课堂开始，就应该防止出现“官腔”、“训话腔”。一句话一个“啊——，”两句话一个“懂吗？”，不断的“这个、这个”，无数的“嗯、嗯”……这些官腔、训话腔，会成为一种疲劳因素，在你讲话内容的外壳上蒙上一层尘雾，使本来丰富而有意义的内容失去它应有的光彩。

为了使学生全部听懂教师的讲课内容，有一些好心的教师养成了重复的毛病。为什么要一句话重复几遍呢？多遍重复，成为蛇足。那么，在特别重要的关键性的地方，或者估计学生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是不是要重复一下呢？为使全体学生都没有滑过你的话音，教师完全可以把已经说过的意思，换一个说法，从另一个角度再表达一次，当你介绍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荀子，说：“荀子和孟子是齐名的。”如果耽心学生没有听懂，或者听不清楚，最好不去作一次简单重复，你可以补充一句：“荀子和孟子在当时有着同样崇高的社会地位。”

在这里，还有一个课堂语言含金量多寡的问题。有的教师讲课，知识量、信息量丰富，语言表达又准确精当，逻辑性强，学生获益非浅。而有的教师话语过剩而内容贫乏，废话连篇，言不及义，或者虽然并未离题，但含金量太少。如吃橙汁，掺水太多，浓度不够，醇度不到，淡而无味，吊不起人们的胃口。课堂语言含金量太低，必然激发不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有损于一堂课的质量。

至于有的教师在课堂里信口开河，天花乱坠，甚至插科打诨，荒诞不稽，学生也许会捧腹大笑，叫好于一时，扪心自问，对得起学生吗？

（四）历史课堂语言要有一定的情感色彩

历史课堂上应该听得见几千年前陈胜在大泽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振臂高呼，看得见万里之外法国马赛人民高唱着进行曲开赴前线的壮丽画面。而这些声音、这些画面虽然有时候也可以借助图片、实物的应用，幻灯、音像设备的辅助，但主要靠教师生动形象的语言来把他们再现在学生面前。历史上一些优秀人物的嘉言懿行，革命志士的思想品德更需要通过教师富有感情的语言来触动心弦，感染学生。

历史课堂语言要充分发挥出她的魅力，要富于文采，饱含感情，做到以言感人，以情动人。北京三中朱尔澄老师素以寓情于理见长。在中国古代史《明清文化》一课中，她在介绍了徐光启的科技成就，忧国忧民思想，以及他最早接触西方科技，最早察觉到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历史贡献之后，添加了一个徐光启之死的细节，她说徐光启71岁死于大学士官位，“盖棺之日，囊无余资，据说只有白银10两。一品大学士，不置家产，多少年来为后人钦佩。盖棺之日，囊无余资，闪耀着徐光启金子般的品质。”启发学生从优秀科学家身上学到人生的价值。朱老师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情感，渗透在她低沉而又坚定的话语之中，做到了以言感人，以情动人，对学生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

我们历史教师不仅要让学生从理智上，而且要从感情上分清敌与友、爱和憎，才能通过历史课真正起到教书育人的作用。所以教师语言的情感色彩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那么，怎样增强语言的情感色彩呢？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就是，不要娇柔造作，故作惊人之语；不要堆砌空泛的形容词，不要为增加情感色彩而添加情感色彩。“言为心声”，重要的是教育者要先受教育。在这里，要求教师本人对历史史实有一个公正的善恶是非观，对历史人物有一份真挚的爱憎感情，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教师语言的表情达意才能感人至深，教书育人的功能才能落到实处。

（五）历史课堂语言要富有时代气息

历史课堂语言要富有时代气息。历史课堂语言最犯忌的是，在讲古人古事的时候，乱用现代名词、现代术语。相反地，在历史课上，倒是应当适当引用古人说过的原话，古籍上记述的原文。讲岳飞抗金的历史，一句“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可以把志在“还我河山”的岳飞，满怀胜利信心准备乘胜追击，直到完全收复失地的豪情壮志，以及偃城大捷之后，岳家军欢庆胜利，有说有笑的时代气息，鲜明地摆到了学生面前。

原话和原文不能用得太多，使学生难以接受。那么，什么地方引用原话、原文为宜？根据我在教学实践中的体会，第一，要害的地方，或者能够用原话一语道破的地方。如，林则徐禁烟，他一到广州，对各国在华商人表了一个态：“若雅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一句话，把林则徐这位爱国的大臣、这位民族英雄坚决禁烟的态度，他的性格和风范，充分地表达出来了。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西斯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如果引一句希特勒原话：“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是我不可动摇的意志。”法西斯德国疯狂侵略的嚣张气焰便暴露无遗！

第二要短而精，浅而显。如汉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他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这短短两句话把削藩的必要性阐述得既深且透，而文字浅显易懂，用字仅22个。如果引用的原话、原文内容虽属要害，而文字艰涩，寓意费解，就不宜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的一套历史教材（现行教材）在课文旁边常常专辟方框，恰当地引用古人的原话或古籍上的原文，这是对旧课本的一大改进。

有的教师担心增加原话、原文会增加难度，学生不容易接受，其实，有时候补充古人说过的一句原话，古籍上一句原文，看似增加了难度，实则加浓了时代气息，简化或者概括了教材内容，更加便于学生记忆巩固。如讲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结果时，教师在讲汉军打败匈奴以后，如果补充一句“从此漠南无王庭”，可以唤起学生一串联想：汉军打败匈奴取得了重大胜利，长时间里，匈奴贵族不敢再带兵到蒙古大沙漠以南骚扰，从此大漠以南再无匈奴单于的王庭，西汉北部边郡得到了安定。一句原话，一段原文，一个成语，可以形成一个概念，联想一串现象，概括一个时代的面貌。这样做，能把时代气息染得浓浓的，把学生历史的兴趣鼓得高高的，学生的求知欲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学生自学历史的能力也将在其中得到相应的提高。

（六）历史教师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准确而生动的语言使人产生美感，它是点燃学生学习兴趣的火种，絮絮叨叨车轱辘转的罗嗦使人厌烦，它是吹灭学生兴趣的冷风。要使学生学好并且喜欢你教的那门课，语言这个基本功不能不予重视。

历史教师课堂语言的表达技能和表达艺术是可以通过自我训练来提高的。自我训练的方法，我总结了这么几条：第一，要充分掌握史料，不断加深功底。史料是内容，语言是形式。教师功底深厚，掌握的史料丰富了，反映史料内容的语言也就丰富了。语言的准、精和美，要以教师掌握的丰富史料为基础，教师只有掌握了较为丰富的史料，才能判辨真伪，用词精当，恰如其份；才能形象生动，具有文采而又感人心弦；也才能选用恰当的原文原话。

史学理论论文篇8

一 置身于大激荡的时代，当今共和国正面临着致力推动经济发展、政治昌明、社会和谐这三大重要的历史课题。而经深思之下，吾人则不无焦虑地意识到：其中几乎没有一个课题竟然与法治秩序的建设无关！这是因为，正如有学者所曾剀切地指出过的那样：“法治”，作为一种文明秩序，乃是形成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秩序的基础，堪称一种元秩序（meta－order）。 诚然，这里所言的“法治”，本源于西语rule of law之类的说法，实为“法律之治”或曰“法的统治”。众所周知，此概念本来源于亚里斯多德的“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这一著名的论说，其最简明的含义，乃与“人治”（rule of men）判然有别，即要求公共权力不受公共权力的一时支配者的恣意支配，而是依照预定的法律规范得以行使，其最重要的价值目标之一就是要适切地约束与规范公共权力，据此一方面维护人的基本尊严与基本权利免受不当的侵害，另一方面也反过来为公共权力的存在提供正当性的依据。这其实也应是中共十五大所确立的“依法治国”重大方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我们愈来愈是发现，在一个有着数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度，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文明秩序，则殊为不易！因为这首先就有赖于国人必须确立“法律至上”的政治准则，确立那种看似人定的法律却高于我们人本身的意志、情感与需要的思想观念。而纵观中国历史，这种准则观念几乎“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整部中国历史，也始终难以演绎出类似这样的伟大事件：当17世纪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否定普通法的原则，主张国王的意志即是法，并谋求使自己的命令凌驾于法律之上时，一位王座法院的法官——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则挺身而出，援引13世纪布雷克顿法官的一句名言加以了有力的回应。这句极为生动地表达了法治观念的名言就是：“国王不应在任何人之下，但应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二 是的，此种意义上的法治观念，在西欧的中世纪就已然萌生。君不见：在欧洲民族大迁移之后，中世纪日尔曼人的观念中就曾存在了法律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而“客观存在”的“正义”这种概念。现今，我们总是直观地认为法律是人为地制定出来的，可在当时日尔曼人的观念中，法并非人所制定，而是客观存在的，人不过是发现了法而已，具体地来说，它是作为“古老的善法”——习惯法而存在的。由于是客观存在的正义，所有人必须遵守之，君主也不能例外；甚至认为君主的任务是维持和保全实现客观正义的现有秩序，如果君主侵犯法律，臣下得以反抗。可以说，这正是人类历史上关于法治观念的滥觞。 然而，尤其值得我们追溯的是：在人类历史文明的长河中，这种有关法治的观念，即使在西方各国也曾历经了几度风云、几度嬗变。但也正是在这一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法治”的概念进一步得到了历史的定义，进一步落实于制度的安排。 首先，上述的日尔曼法观念，固然形成并存续于欧洲的中世纪前期，但那只是一个社会变化极度缓慢、公共权力极度分散的时期。时至中世纪后期，特别是12世纪后半期以后，随着经济迅速发展，都市逐渐形成，社会次第变动，权力不断集中，便随之显现出法律观念的变化征兆。给这一观念变化带来最大影响的正是罗马法。在其影响下，产生了法律是根据皇帝的意志和命令而制定的观念。对于当时试图改变既存封建秩序、建立中央统一集权的欧洲王国而言，这种观念可谓正中下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罗马法也并未完全摧毁了日尔曼法的上述观念。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法观念，甚至经历了长时间的对峙对抗而又共生共存的过程。其间，虽然罗马法观念在绝对主义的历史潮流中逐渐占据了上风，但在近代以前，就连被视为最为典型的绝对主义国度——法国，也无法完全抛弃具有日尔曼特性的习惯法观念。浸染了某种习惯法之品性的“王国基本法”，就体现了这一点。而将法律依存于自己意志的绝对君主，也为了使自身的地位得到合法化，并获得民众的拥戴，实际上需要那种作为习惯法的基本法。 时至近代以降，中世纪的法观念再次受到了挑战，然而，行使权力至少必须依照法律这一中世纪的理念并没有被完全磨灭，相反，而是作为近代立宪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获得重生，在近代时期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并由此产生了英国、德国和法国这三个不同的法治模式。 作为近代的强国，英国所形成的法治模式可堪称法治的典范，并对迄今为止的美国等英语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关于这种近代英国法治的 特征，历史上的英国宪法学者戴雪曾归纳出如下三个要点：第一是正规法律的优位，禁止政府专断性地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第二是法律上的主体平等，要求行政权与普通公民均服从法律，应同样在法院接受裁判；第三则是将宪法作为“通常法律的结果”，意指英国的宪法并非作为一种抽象的宣言而存在的，而是法律在法院实际上被适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结果，为此其所保障的权利，也可在法院中得到有效的救济。 作为近代西方后起之秀的德国，其法治模式则与英国有所不同。日本当代著名比较法学家火田中和夫教授就曾简明地指出：英国近代的“法治”，被理解为抑制专断的权力，“保障英国宪法下所赋予的个人权利”，而在德国，这则曾被长期表达为“法治国家”（Rechtsstaat），即18世纪末所确立的“形式法治国”的原理。从德国行政法学家奥托· 麦耶的分析中，吾人可以看出，这种“法治国”的原理虽然也承认法律的优位原则，但法治仅仅被理解为“依法行政”，而法律是否应该包含保障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与自由，则不被视为法治的要义。 而在历经了近代市民大革命的法国，法治，则又具有别具一格的内涵，其核心就是所谓的“合法律性”（légalité）。然而不同于德国式“法治国”之处的是，由于1789年大革命以及卢梭思想的影响，法律被界定为是“一般意志的表明”，为此，与“主权在民”的原则一致，国民议会的立法也被看成是高于一切的准则，行政执行权只被限于是对此种法律的执行，而议会的立法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也就是说是否侵害了人的基本权利，则在所不问。 三 追寻法治在西方历史中的踪迹，我们可以发现：人类的文明史定义了法治，而法治也定义了人类的文明；然而，即使在西方文化传统之中，法治的模式也并非独一无二的，亘古不变的。 时至现代，何谓法治的问题，又再度受到了时代的追问。 这也是由于在当今，许多国家的权力构造中都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行政权肥大化”的倾向，委任立法的大量出现，加以政党政治的制度媒介，使立法权和行政权逐渐趋于融合，法的制定和法的执行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模糊暧昧，从而消解了“法治”被等同于“行政的合法律性”这一起码的内涵。这就对各国传统的法治原则提出了挑战，法治的含义也像英国著名法学家詹宁斯（W·Ivor Jennings）所言的那样，变得“如同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 然而，作为人类理性精神与政治文明的一种文化形态，法治，也应具有一种核心的内涵。基于各国法治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面对当今政治国家的发展与演变，探索法治内涵的精义，促进法治秩序的建构，就成为现代各国有识之士的远虑。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二战之后，国际法律专家会议（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就曾举行多次研讨，试图改写传统的法治含义，提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法治概念，最终于1959年在印度的德里会议上就“法治的本质”（the nature of law）达成了大致的共识，并庄重地宣之于《德里宣言》之中。这份可谓凝聚了人类一千多年来法治文明智慧的宣言，审慎地提出：作为人类最高价值的“人的尊严”，必须成为所有法律的基础，并进而确认法治应该包含如下内容，包括：确立立法机关和责任政府的权力范围、完善公民权利的救济机制、遵守人权保障的最低标准、维护司法独立的基本架构。 这，可以说就是当今国际社会对现代法治的一个较为权威性的定义。 这，可以说是现代政治文明、社会文明所定义了的法治。 返观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国情，我们没有特别的理由拒绝这种法治文明！ 我们也有足够的智慧接受这种法治文明！ 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 法治，同样将可以成为数千年文明发展史画卷上的点睛之笔； 法治，也不是今日国人还可在茫然之中继续等待下去的戈多！

史学理论论文篇9

芝加哥社会学系创办于1892年，首任系主任为斯莫尔(AlbionWoodburySmall，1854—1926)。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普通社会学》(GeneralSociolo-gy，1905)和《社会学的起源》(OriginsofSociology，1924)。斯莫尔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在于让美国社会学界开始关注德国的社会学成就，他同时也是《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的创办者(1895年创办)，事实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创立使美国社会学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一般来说，学派形成的标志主要包括在某一学术领域出现了若干领军的学术领袖，有一批志趣相投的学术追随者，有相对固定的研究机构和平台，有比较充沛的学术研究经费，能够就某些共同的领域开展有效研究并取得相当的学术成就。此外，研究者采用比较相似的研究方法并有着类似的表达风格。对照这些标准，很难说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是一个成熟的学术流派。但是，芝加哥大学建校之初确实出现了一批为美国社会学建设添砖加瓦、影响卓著的人物，这些人物不仅仅来自社会学系，同时也来自政治学系，尤其是哲学系。他们是哲学系的杜威和米德，社会学系的斯莫尔、托马斯、文森特(GeorgeE．Vincent)和亨德森(Henderson)。杜威和米德虽然不属于社会学系，但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以及心理学理论对美国早期社会学的影响极其深远，他们不仅是芝加哥哲学学派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芝加哥社会学的重要创始人。另一位被视为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先驱人物的是库利。库利终生执教于密歇根大学，但因其学术思想与杜威、米德等人的相互承继、相互影响，也因为库利与杜威、米德曾经互为师生、共同执教于密歇根大学，学术界将库利也归入到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

当然，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要力量在社会学系。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诸位奠基者中，如果说斯莫尔的主要学术贡献是把德国社会学思想介绍到了美国的话，那么，文森特、亨德森以及托马斯等人则在各自领域对社会学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其中托马斯的贡献尤大。托马斯是早期芝加哥学派主要成员中研究成果最多、学术思想最丰富的学者。法里斯在《芝加哥学派》一书中这样评价托马斯:“他是一个充满力量、精力充沛、富有创新精神而且成果丰富的人，因为他不受陈规限制，追求完美。他能够超越任何学术禁锢，他对美国社会学的贡献比他在早期芝加哥大学的任何同僚都要大。”〔4〕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社会起源导论》(SouceBookforSocialOrigins，1909)，《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与兹纳涅茨基合著，1818—1920)、《野性女孩》(UnadjustedGirl，1923)以及《原始行为》(PrimitiveBeharior，1937)等。托马斯在其作品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失序(socialdisorganization)、情境定义(definitionofthesituation)以及生活秩序(life－organization)等理论和概念，他的“四项基本欲望”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也颇为流行。①托马斯对于社会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较早摆脱了传统社会学在个人与社会发展解释上的生物学观点，而代之以历史分析和现实分析的观点。刘易斯和史密斯在《美国社会学和实用主义》一书中如此评论道:“尽管托马斯因为他的作品而被人们铭记，但是人们忘记了他是以一个纯粹的生物社会学家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5〕欧洲社会学深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以生物学观点解释个人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欧洲社会学学术传统，其中，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是典型代表。托马斯早年求学于德国，沉迷于斯宾塞，一段时间内他也深受欧洲这一社会学传统的影响。例如，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托马斯认为男人天生就是一种偏爱流浪、攻击和狩猎的动物;他认为冲动衰退是一种病态，而农业和定居这类生活方式会使人类器官退化;他认为男人在形态上的发展比女人更重要，异族通婚源于男性寻求更多陌生妇女的愿望;他认为人类对食物和性的追求是人类生存中最主要的驱动力，他将社会看做是一种纯粹的生物环境。上述观点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论性代谢的差异》(OnaDifferenceoftheMetabolismoftheSexes)中，他博士论文首页就写明:“一个日益明显的事实是，一切社会事实都源于生理现象。”但是当他1907年出版《性与社会:性别的社会心理研究》(SexandSo-ciety:StudiesintheSocialPsychologyofSex)时，情况却开始出现了变化，他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开始摆脱生物决定论的影响。此后，托马斯提出了态度价值以及情境定义等重要概念，既反对社会决定论，也反对心理还原主义，而是强调人与社会环境的互相作用和相互影响。托马斯对社会学的贡献还体现在开创了社会学研究的文化人类学传统。文化人类学发源于欧洲，这是一门从人的角度出发研究文化的科学，至19世纪末期文化人类学已经相当成熟，大师级的学术人物和学术著作均已出现，如英国弗雷泽的《金枝》、泰勒的《原始文化》等。事实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全称为“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系”，直到1929年文化人类学才成为该校一个单独的部门。托马斯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性别、种族、社会人格以及文化差异、文化同化等方面。例如，他在1909年出版的重要著作《社会起源导论》中对种族智力存在差异的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一立场和观点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FanzBoas)的观点十分接近。在其1937年出版的《原始行为》一书中，他以收集到的谚语等材料揭示各种种族不同的智力天赋，揭示古代民族的思维方式。托马斯的研究领域显然与芝加哥社会学系其他早期同仁的研究领域不太相同。例如亨德森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慈善机构、劳工问题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与其他同仁相比，托马斯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题材与欧洲文化人类学研究更为接近。

事实上，正是托马斯开启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传统。20世纪前后几十年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在托马斯的影响下，一批学者纷纷走上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些人物包括斯塔尔(FrederickStarr)、法里斯(EllsworthFaris)、林顿(RalphLinton)以及萨丕尔(EdwardSapir)和科尔(FayCooperCole，1929年成为分离出去的文化人类学系首届主任)等。托马斯对社会学最为重要的贡献恐怕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经验主义理念和方法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开启了芝加哥社会学派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向。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了整个芝加哥学派的发展，为芝加哥学派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但是真正将这一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学研究，并取得最初一批研究成果的却是托马斯。在这方面划时代的巨作就是《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由托马斯与波兰学者兹纳涅茨基(FlorianZnaniecki，1882—1958)合作完成，于1918—1920年出版，共5册，2232页。马丁•布鲁默认为这套书的出版标志着社会学从抽象理论和学院式研究的传统转移到更切合实际的经验研究方向。〔6〕托马斯早期一些作品抽象思辨色彩比较浓厚，但是从《社会起源导论》起，他的作品中经验材料明显增多。《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则被视为经验描述与理论概括的典范之作，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是当时身处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主要是当时美国的波兰移民)。他利用捐赠人提供的5万美元研究经费在1809—1913年间走访欧洲许多国家，进行调查。1913年最后一次访问华沙时，他认识了当时供职于波兰移民保护局的兹纳涅茨基博士，后者很快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以及合作者。在国内外旅行中，托马斯广泛收集来自波兰农民群体的书信、有关新闻报道数据、庭审记录、祷文、小册子等材料作为自己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托马斯将这些材料称为“偶然材料”。这些材料大部分来自美国国内，托马斯通过在报纸刊登广告以有偿阅读的方式获得这些信件。①移民是当时美国社会乃至世界变化的一个缩影，从某个角度来说，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波兰移民就是关注整个美国和整个世界当时正在发生的巨变。1899—1910年的11年间，在美国移民总数中波兰移民占1/4，这些波兰移民大多选择在芝加哥、皮兹堡、水牛城(Buffalo)和底特律这样的大都市居住，仅1907年的移民高峰中就有128万波兰人移民到美国，这些来自波兰和东欧的移民在原居住地或者在政治和文化上遭受迫害，或者在经济上陷入穷困，他们大多因为这些原因选择移民美国。〔7〕选择波兰移民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波兰移民在差异性的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托马斯试图从这一社会群体中发现诸如社会人格、情境决定、态度和价值之类的秘密，揭示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社会心理事实。托马斯收集到的那些书信之类的“偶然材料”在他的研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偶然材料”真实地记录了波兰移民在相互交往的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真实的故事，他们的经历、文化、传统、情感、态度、价值观、信仰等。用这类“客观材料”研究波兰移民群体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突破，它避免了来自主观因素的干扰。事实上，为了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托马斯甚至拒绝在研究中采用访谈之类的东西，他认为这种面对面的访谈本身就是对访谈对象和生活过程的干预，甚至操控。《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的面世为社会学经验研究提供了范本，它是芝加哥社会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全盛时期

1915年伴随着帕克加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加之前期社会学系学术成果的孕育和催生，芝加哥社会学进入到全盛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30年代中期。法里斯如此描绘当时的情景，他说:“帕克、伯吉斯、法里斯成为社会学系的核心人物，在整个二十年代他们如日中天，所有的障碍已经被先行者斯莫尔、文森特和托马斯等人清除。士兵们已经从战场返回，渴望加入研究的阵营，国家一片欣欣向荣，整个城市充满了生机。更加不可忽视的是，大量研究经费很快变得唾手可得，社会学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一个全盛时期即将在芝加哥大学出现。”〔8〕但是所谓全盛必须要有具体的人去做具体的事，要付出辛勤的努力去创造才可能到来。就在1915年芝加哥社会学即将步入全盛之际，其实潜伏着种种危机。马丁•布鲁默的分析十分冷峻。他说:“在1915年的时候绝对没有迹象显示在未来十五年中芝加哥社会学会主导未来美国社会学的发展。”〔9〕布鲁默给出的数据显示，在1915年至1925年的十年间，在社会学系执教的教师从八名减少到五名。在此期间，亨德森教授于1915年去世，托马斯教授于1918年被校方除名，斯莫尔教授于1924年退休(也有说是1925年退休)。在芝加哥社会学处于巅峰时期仅有三名社会学教授，他们是帕克、伯吉斯和法里斯(系主任)。

学术界倾向于认为芝加哥社会学走向全盛与帕克加盟社会学系关系甚大。①帕克于1913年(也有说1914)进入芝加哥社会学系，帕克的一生充满职业传奇和学术传奇。他于1887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后做了11年新闻记者，1897年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1899年赴德国继续求学，并于1904年获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担任一年哲学助教之后，又到美国南方从事黑人民权活动近十年，在他50岁的时候再次回到大学讲坛。帕克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最初几年潜心教学，培养学生，只发表了为数不多的论著，包括论文《次级群体中的种族同化》，60页的小册子《人类行为的原则》，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调查》。1921年他与伯吉斯合编的教材《社会学导论》出版，这部1000多页的教材为他带来了极大声誉，该书包括14个社会学主题，收录196篇阅读篇目，参考文献达到了1700项，这本教材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分别于1924年和1970年再版。法里斯评论说:“由帕克和伯吉斯撰写的这部著名的教科书被许多社会学家认为是最具影响的社会学著作，1921年之后美国社会学的方向和内容主要就是由帕克和伯吉斯的这本教科书设定的。”〔10〕伯吉斯(ErnestWasonBurgess，1886—1966)1908年毕业于肯菲舍学院(KingfisherCollege)，随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继续求学，并于1913年完成博士学业。1912—1913年在托莱多大学(ToledoUniversity)任教，1913—1915年在堪萨斯大学任教，1915—1916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19年伯吉斯重返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直到1957年退休。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伯吉斯成为帕克最密切的学术合作伙伴，他们二人除合作出版了《社会学导论》外，还合作出版了《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调查》(1925)等作品。

真正使芝加哥社会学形成学派，流传身后的成果是此间进行的“都市生态结构研究”以及“都市行为研究”，法里斯评论说:“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系最引人注目和广为人知的进展是他们在都市生态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原创性研究。”〔11〕帕克和伯吉斯等人在这些大规模的研究活动中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都市生态结构”、“都市行为研究”这样的理论念头和设计出自帕克大脑之中一点也不奇怪。帕克1914年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主要职业是新闻记者，他十分看重实践和实验活动。在从事新闻报道的十几年中，他就养成了观察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习惯，他于1925年出版的著作《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性调查》就是他早年对城市观察和研究结果。他说:“城市在扩展，滋生于其中的各类人性也在不断显现，这使得城市变得非常有趣和迷人。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研究人心秘密、人性以及社会的种种场所。”〔12〕进入社会学系之后，他在学术上更自觉地将实用、实验和效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方向。在《社会学导论》中他非常明确地阐述道:“从某种流行的观点来看，现在的社会学已经成为一门实用科学，社会学很快将成为这样一门科学，它在解决某一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也将完全适用于同类其他问题。实验方法将进入社会生活、工业发展、政治生活以及宗教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所有这些领域，人类实际上被各种或明或暗的法则所制约引导。但是，这些法则很少被人们以理论假设的方式和实验证明的方式予以阐明。如果要区别这两种方法，我们选择调查而不选择研究。”〔13〕帕克将正在兴起的芝加哥这座都市看做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场，他说:“社会学研究工作应该定位于芝加哥的都市文化，芝加哥就是一个社会实验室，这意味着应该去收集那些影响城市社会生活的各种材料，并对材料进行归纳和分析。”〔14〕他的学术研究目标是要摸清楚这个大都市的要素分布和要素功能，并解剖都市中的各种人类行为。就像当时许多社会学家一样，帕克深受达尔文和斯宾塞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以生物学的思想和方法去观察城市，解剖城市所延伸出来的概念就是城市生态。

帕克1902年在德国求学时跟随黑特纳(Hett-ner)学习地理，他坚信:“每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都应该了解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其实，文化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地理现象。”〔15〕到芝加哥大学后，他开设的课程之一就是“实地研究”(FieldStudies)，正是通过这门课程，帕克鼓励研究生们走进城市、走进社会，以绘制地图的方式去呈现这座城市地产、商业、舞厅、、犯罪等各行各业的分布和结构，研究各色人等的心理和行为。其他各种实证研究方法，如访谈、观察、数据收集、文献分析也被广泛运用。这类经验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对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最终形成至关重要，这些经验方法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研究都市生态并不是终极目的，最终目的是要透过都市生态去研究人类行为。正如法里斯所说:“都市结构只是丰富复杂的社会现象的一个背景，生态学不过是进入到这背景中的一条路径，它们最终都指向都市行为。”〔16〕芝加哥社会学派所倡导的都市生态研究最终指向行为偏差、城市犯罪、文化同化、社会失序等等具体的都市人类行为课题，围绕这些课题产生了一大批调查研究，这些成果大多由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完成，并且许多作品获得出版。这些研究作品包括:1．《芝加哥的组织化犯罪》(OrganizedCrimeinChicago，1929，JohnLandesco)2．TheJack－Roller，1930，EditedbyShaw3．《一个青少年违法犯罪职业的自然史》(TheNaturalHistoryofaDelinquentCareer，1931，EditedbyShaw)4．《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因素》(SocialFactorinJuvenileDelinquency，1931，ShawandMckay)此外，还有一些与芝加哥这座城市有关的其他研究，如:1．《芝加哥黑人》(TheNegroinChicago，1922，CharlessJohnson)2．《流浪汉》(TheHobo，1923，NelsAnderson)3．《家庭失序》(FamilyDisorganization，1927，ErnestR．Mower)4．《匪邦》(TheGang，1927，FredericThrasher)5．《自杀》(Suicide，1928，RuthShonleCavan)6．《贫民窟》(TheGhetto，1928，LouisWirth)7．《芝加哥的黑人家庭》(TheNegroFamilyinChicago，1931，E．Franklin)8．《出租司机舞厅》(TheTaxi－DanceHall，1932，PaulG．Gresty)9．《芝加哥犯罪》(ViceinChicago，1932，WalterReckless)10．《旅馆生活》(HotelLife，1936，NorwanHayner)11．《金海岸与贫民窟》(TheGoldCoastandtheSlum，1929，HarveyZorbaugh)12．《都市区里的精神紊乱》(MentalDisordersinUrbanAreas，1930年完成，1939年出版，RobertE．LFarisandH．WarrenDunham)涉及城市犯罪的研究包括:1．《革命的自然史》(TheNaturalHistoryofRevolution，1927，LyfordEdwards)2．《罢工》(TheStrike，1928，Hiller)3．《俄罗斯镇的朝圣者》(ThePilgrimsofRus-sian－Town，1932，Paulineyoung)在1930年代前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都市研究中，帕克和伯吉斯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们为这些调查的实施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概念和框架、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他们合作的都市生态学著作《都市社区》(TheUnbanCommunity，1927)以及《人格与社会群体》(PersonalityandSocialGroup，1929)还为学生们提供了写作范本。劳申布什(Raushenbush)在《帕克:一位社会学家的传记》中给出了帕克具体指导学生从事都市研究的详尽数据。在1921—1931年15项有关城市生活的研究中，有七项研究获得出版，帕克为其中的三本书写了序言。

在42本有关种族、文化、伦理关系的学生著作中，帕克给于具体指导或写序言的著作如下(其中部分作品为学生们毕业后所写):1．《日本入侵者》(TheJapaneseInvasion，1917，JesseF．Stainer)2．《作为文化接触的基督徒》(ProtestantMis-sionsasCultureContact，1924，MauriceT．Price)3．《贫民窟隔离研究》(TheChetto:AStudyinIsolation，1926，LouisWirth)4．《俄罗斯镇的朝圣者》(ThePilgrimsofRus-sianTown，1932，PaulineV．Young．)5．《种植国的阴影》(ShadowofthePlantation，1934，CharlesS．Johnson)6．《夏威夷的异族通婚》(InterracialMarriageinHawaii，1937，RomanzoAdams)7．《种族关系的仪式》(EliquetteofRaceRela-tions，1937，BertamDoyl)8．《边缘人》(TheMarginalMan，1937，EverettV．Stonequist)9．《巴西的黑人》(TheNegroinBrazil，1938，DonaldPierson)10．《岛屿社区》(IslandCommunity，1939，An-drewLind)值得一提的是，帕克的学生中还有几位学生的论文写的不是都市、种族和文化，而是新闻传播:

1．博士论文《新闻的社会学研究》(News:ASociologicalStudy，1931，CarolDewittClark)

2．博士论文《人类趣味故事》(TheHumanIn-terestStory，1940，HelenMacGillHughes)事实上，芝加哥社会学的成功仰赖于多方面的努力，正如法里斯所评论的:“纵观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成功的历史，这些成功应归功于大量在册学生、知名学者、大量优秀的师生作品以及创新精神。所有这些凝聚成极高的士气，使社会学系的繁荣一直延续到30年代。”〔17〕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即使是在全盛的12年中规模都不是太大，这种类型灵活的机构建制反而使社会学系能够充分利用学生进行科研创造，同时接纳本校其他专业领域的学者参与进来，共同打造具有明显跨学科特征的社会学体系。以下数据可以显示社会学系的发展状况。〔18〕1895—1915年美国大学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人数为98人，各大学数量分布如下。以上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硕士培养的数量情况。在过去40名美国社会学家学会(A-mericanSociologicalSociety，ASS)主席中，至少19人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毕业，或为该校社会学系现任或耶鲁教师。1923年之前，13位主席中三位来自芝加哥大学，这一数据反映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培养质量。

三、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衰落

一般认为芝加哥社会学派从193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衰落，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史学理论论文篇10

漆侠(1923—2001)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先生一生建树丰硕，先后出版有《隋末农民起义》、《王安石变法》、《秦汉农民战争史》、《求实集》、《宋代经济史》、《知困集》、《辽夏金经济史》、《探知集》、《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等12部著作，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在中国古代史、宋辽夏金史、中国农民战争史、宋代经济史、宋代学术思想史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赞誉和尊敬。”①在积极进行历史具体问题研究的同时，先生还十分重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探索。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表了《论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以献身的精神投入历史学》、《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方法论探索之一》等数十篇论文。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先生就准备写一部谈历史研究方法的著作，并一直认为，这样的著作应该是一个人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由于先生的意外辞世，使得这一计划终未如愿。②《历史研究法》一书是弟子们根据先生生前讲稿整理而成。拜读这部遗著，可以看到先生对于其治史实践的系统反思与总结，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不懈探索。

①本书编委会：《漆侠先生生平简介》，《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漆侠：《后记》，《历史研究法》，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漆侠先生的治史历程大体与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同步，他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究和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先进性。因此，总结他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必定能丰富和加深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乃至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了解和认识。本文以先生《历史研究法》一书内容为中心，试对他在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成就加以梳理和分析。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历来史家对其学科问题多有论述。自近代学科分类体系传人中国，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融人其中之后，中国史学又焕发出时代的青春，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漆侠先生以其丰富的治史经验，站在时代的潮头，对于史学学科问题具有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并形成了不少新的见解。

关于史学的学科性质，他提出，“历史科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由于历史的内容主要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发展变化，所以历史科学既是一门基础学科(好多学科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都是从前代历史的积累中脱离历史学科而成为一门又一门的新学科)”；同时，历史学“又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很多”，“因而历史科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①这一认识充分肯定了历史学重要而特殊的学科地位。他还在分析批判现代西方史学流派观点的基础上，坚持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强调主观历史与客观历史的一致性，在主客观历史中，客观历史是第一位的，主观历史的形成受制于客观历史，并有一个循序渐进、由浅人深、由低到高的历史过程。“人们所写的历史是对客观历史的表述、反映，或者说是再现。这种反映和再现，也可能与客观历史不相符合，也可能有些部分符合，有些部分不符合。只要认真地研究，一代继一代地进行研究，这种反映和再现就会越来越和客观历史相符合，越来越真实。总之，历史要不断重写，这是人们对客观历史不断认识深化的结果。”②历史学就是“反映和再现”客观历史并“不断重写”历史的一门学科。乔幼梅先生曾用非常精炼的语言，总结了漆侠先生对于历史学学科性质的观点：

漆侠教授认为，历史科学是对史料(包括文献的和实物的)诠释和运用的一门学问。历史科学建立在客观历史实际的基础之上，因而包括文献和实物在内的各种材料是第一位的；而对史料的诠释和运用则决定于史学工作者的主观认识，主观认识的正确与否又决定于史学工作者的观点和方法。③

关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漆侠先生进行了一定的总结。他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主张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的历史，包含了人同自然关系的历史。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连续发展的，是有规律可循的。“要使历史真正成为科学，就要抉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④他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寻视作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并看作史学提高学科发展水平、成为真正科学的必要条件。这些见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认识。

①漆侠：《历史研究法》，第13、19—20页。

②漆侠：《历史研究法》，第21—22页。

③漆侠、乔幼梅：《中国经济通史·辽夏金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536页。

④漆侠：《历史研究法》，第20页。

对于史学的功能，他认为，一方面，历史学同其他人文科学一样，具有提高人类的社会素质和人们的知识水平的作用；另一方面，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具有其特殊的功能。历史学具有鉴戒功能，可对个人及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历史学也具有社会教育功能，可对人们进行方方面面的教育。“历史学的伟大功能之一，是以其鲜明的爱国主义，对社会对人民进行教育。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屹立世界的一个伟大民族，中国深厚的传统的历史教育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①在史学的诸多功能中，漆侠先生对于史学所具有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

漆侠先生不仅认为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而且认为历史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具有密切关系。历史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各社会科学学科可以相互促进。他曾说：“哲学对人们思想方法的训练很有好处”，“研究历史，一定要多读点哲学”，哲学可以“锻炼思维方法，使一些哲理能融会于史学著作中，提高史学著作的思想性”；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基础，不懂政治经济学就很难搞好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分析问题”；中国古典文学与历史学关系密切，“搞历史研究，应该重视从文学著作中挖掘有用材料”。此外，年代学、目录学、地理学、文字学、音韵学、校勘学等，都属于与历史学关系极其密切的相关学科。②在指导研究生读书的过程中，他曾多次说过这样一句话：“只学历史，学不好历史；只学宋史，学不好宋史。”③

二

历史是过去的真实的客观存在。历者，往也；史者，事也。历史工作者不可能走回历史中去研究历史，而是要通过史料来研究历史。漆侠先生十分重视史料问题，认为“史料是历史的遗迹，是历史实际的残骸的反映，是当时的缩影”；“历史科学是建立在反映历史实际的事实材料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史料对历史科学来说是第一位的、至关重要的”。④他认为史料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文献资料，提出“所有的文献资料记载都可谓之史料”，二是历史文物资料，包括各类古器物、石碑，等等。他还专门强调了“无意的史料”问题，“不经意的史料，大抵是非史官的记载，并且是无意记载了的有关史事，但其史料价值却很高。”他进而指出“在这种无意的史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作品(包括诗词赋曲戏剧在内)”。⑤对此，漆侠先生分析了文学作品具有史料价值的深刻原因：

①漆侠：《历史研究法》，第25页。

②漆侠：《历史研究法》，第28—29页。

③漆侠：《历史研究法》，第269页。

④漆侠：《历史研究法》，第30页。

⑤漆侠：《历史研究法》，第33页。

“存在决定意识”。文学艺术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不是径情直道地而是曲折地反映它所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即社会经济制度，但这种反映却往往是逼真的、确凿的，尤其是经过筛选、取舍后，就更加如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艺作品既反映社会，就必然要接触到社会的两个对立面，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因而人们能从这种反映中理解和认识到当时社会真面目，从而取得大量的好的材料。①

漆侠先生非常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提出历史研究在任何时候，都要重视新材料的发掘和新问题的探索。但又同时指出历史研究仅仅依赖新材料是远远不够的：“新材料毕竟是有限的，它的发现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往往是可遇而不可强求。即使有计划的发掘，也很难说一定会从中找出相应的材料。所以，任何一位历史的学习者或者研究者，决不能够把自己的研究，全都寄托在新材料的发现上，而是要开阔眼界，在最常见、最一般、最大量的事实材料中，发现和解决新问题。这一点极为重要。”②

他还非常重视史料的搜集工作，将尽最大努力搜集最大限度的史料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将使用材料多多益善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初步要求。“大量占有材料，详细占有材料，详指的是面广，细指的是不放过任何较小情节的材料。”③史料搜集可通过各种途径，特别是可依靠目录学等方面的知识获取资料。搜集材料要在确定的研究范围内有的放矢地进行。对于材料，不仅要广泛占有，更要有所选择。“不仅要详细占有材料，大量占有材料，而且要选择典型性、具有普遍意义的材料，这种典型材料最能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这种材料的选择，就必须是包含你的观点、你的方法和你的识见的，不可等闲视之。”④选取典型性材料是史料整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历史研究中，为了保证所用史料的真实可靠，使其结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还应重视对于材料的分析和审查。漆侠先生将材料的分析和审查分为两类，并提出了各自所要达到的目的：

对材料的批判和审查，基本上可分作两类：一是对材料外形的批判和审查，二是对材料内涵的解剖和分析。既使材料的外形确定，又使材料的内在实质得以明确，而后才可以谈到著述立说。前者——对材料外形的批判审查固属不易，而后者——对材料实质的剖析则尤难，然而这工作再难也必须去做。⑤

①漆侠：《历史研究法》，第33页。

②漆侠：《历史研究法》，第38页。

③漆侠：《历史研究法》，第42页。

④漆侠：《历史研究法》，第43页。

⑤漆侠：《历史研究法》，第46页。

在对材料内涵的分析、审查中，他指出还应注意到两种倾向：“一是认为材料是实学，而理论是空的，唯材料主义，‘史料即史学’，这是不对的”；“另一方面，认为懂得几个万古不变的教条，就可解决一切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理论必须与材料结合，理论统帅材料”。①

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这个“器”就是历史研究的方法。漆侠先生对此非常重视。他认为历史学以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作为研究对象，除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所具有的一般研究方法外，还具有各种层次的独特的研究方法。“从通常使用的方法看，大约有考据方法、比较方法、统计计量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方法。近十多年来人们还引进了所谓老三论、新三论等等，五花八门，炫人耳目。尽管研究方法是如此之多，研究方法的效用也很不一样，却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历史科学研究的最高层次研究方法，考据方法则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②

漆侠先生业师邓广铭先生曾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一些史学研究方法，作为不同层次的史学方法看待。③漆侠先生则明确提出并阐释了史学学科的不同层次的研究方法问题，并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视为历史研究的最高层次的史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科学最高层次的研究方法。从方法论上来看，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的最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历史在内的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从具体的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既包括唯物主义，也包括辩证法。唯物主义一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它是一块钢板铸成的，互相包蕴的(或者说互相涵蕴的)，永不可分的。”④这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法包括了诸如阶级分析方法在内的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要的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在历史研究中可以广泛的加以运用。漆侠先生认为，“研究历史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在充满着各种矛盾的迷离混沌的阶级社会中，只有牢牢地把握阶级划分的事实作为基本指导线索，才能揭示历史的规律”。⑤在历史研究当中，阶级分析方法可用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历史人物等诸多领域。对于阶级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应用范围和应用时效问题，漆侠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阶级分析法，把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的原始社会给以清晰地划分出来。因而不应当把阶级分析

①漆侠：《历史研究法》，第52页。

②漆侠：《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方法论探索之一》，《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邓广铭先生曾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研治史学的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据邓先生讲：“到1958年的教育革命期内，北大历史系的学生为批判我的学术思想，贴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绝大部分是以我所提出的治史的四把钥匙作为批判对象的。有的大字报上还突出地画了一把金黄色的钥匙，用以象征马列主义，并向我质问道：为什么竟把这一把最灵验的钥匙撇开不谈?当时我心想，倘若我真地把马列主义降低到与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诸门类同等的水平，那岂不将构成更严重的罪状吗?”参见《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78—79页。

④漆侠：《历史研究法》，第90页。

⑤漆侠：《王安石变法》(增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法当作局限于阶级社会才能使用的方法。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进入大同社会，这个方法也不至于废而不用，因为分析在它以前的社会形态时毕竟还需要使用。”①

辩证的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又一重要方法。对此，漆侠先生作过专门的分析论述：辩证的分析方法就是用辩证法分析具体的矛盾事物，包括了对立统一、质量转化、否定之否定等三种法则；运用辩证法分析历史上的各种问题时，要“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②“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③进行考察分析；历史研究中，在坚持辩证分析方法的同时，要注意克服各种形而上学的历史分析方法；在辩证分析历史问题时，要贯彻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这些分析，细化了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分析方法的认识。辩证的分析方法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的运用，是漆侠先生长期重视的一个问题，在这一点上尤其表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坚持和探索。早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史学界“片面反封建”的倾向，漆侠先生发表了《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新建设》1953年第7期)、《关于中国古代中世史封建社会部分的分期分段问题》(《历史教学》1958年第11期)等文，前者被认为是当时“史学界深入、全面地批评‘片面反封建’倾向的代表作”。④

考据方法作为史学学科的基本方法，主要是指搜集史料和考订史料的方法。对此，中西史学都形成了悠久的传统，值得我们加以批判地继承。司马迁为了尽可能扩大史料的来源，采取了调查访问的方法。⑤清代乾嘉时期，考据之风盛行，中国史学形成了大量的考据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学习考据方法的范本，而且为其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漆侠先生指出了对待乾嘉考据学的正确态度与方法：

对清代考据学，后人应当加以继承和发扬，因为考据方法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功的组成部分，应当读他们的书，核对他们是正于原书的地方，由此来掌握他们的考据方法。但应当认识到，这种考据方法，只是点，不是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能从个别的细微之处窥探史学，而不能从这种方法中取得对史学的系统知识和对史学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乾嘉之学要继承，要发扬，但绝不能倒退到乾嘉考据之学的老路上去。⑥

他还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受到了德国普鲁士历史语言学派和乾嘉学派的重大影响。“历史语言学派与乾嘉考据学派的结合，对近代中国史学影响之大，是其他学派无法比拟的。直到解放之前，居于中国史学的主导地位的就是这个系统。”⑦中国近代考据学派重视史料及史料的搜集，重视对史料的考订与辨析，形成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地方。

①漆侠：《历史研究法》，第94页。

②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6页。

③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④王学典：《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⑤漆侠：《司马迁的调查访问方法——读<史记>札记之一》，《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漆侠：《论历史研究的方法》，《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4期。

⑦漆侠：《论历史研究的方法》，《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4期。

漆侠先生通过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以考据方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通常说，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非常正确的。不过，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也必须以可靠的历史资料为前提。”①从这一点来看，考据方法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为基本的研究方法。他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考据方法”这一史学理论概念。他以研治甲骨文的所谓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和郭鼎堂(沫若)——为例，认为郭沫若之所以后来居上，凌驾前哲，是因为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考据研究的结果。以此认识为基础，漆侠先生进而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考据方法的构想：

就考据的目的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容许有所不同，但就考订资料中的一字一义、年代、地点、职官制度等等，此前的考据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考据方法，则是一致的、无任何差异的。就两者的关系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考据方法，是继承了前此的考据方法的。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应当进一步汲取前此的考据方法，使自己的考据方法精益求精，成为考辨材料的更加锐利的工具；对前此的考据成就，则应当批判地继承，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②

四

历史学科的发展，归根结底要取决于历史研究者群体的学术素质。漆侠先生对此问题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成果数量之多前所未有，然而泥沙俱下，低劣论著数量巨大，够得上所谓的“传世之文”则少得可怜。究其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科学研究人员的素质偏低。③为此，他呼吁尽快改变这一现状，提高研究人员的综合素质，以推进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

作为历史研究人员，必须具备应有的才、学、识。对此，漆侠先生倡导历史研究者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特别是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用以推动历史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他曾明确指出，历史研究者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把历史的研究推进到科学的领域。研究有无成果，以及成果的大小，决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不同，对材料的发掘和取舍也就不同；掌握同等的材料，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较高的人就能做出较好的成绩”。④因此，历史研究者在阅读材料书时，丝毫不能忽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①漆侠：《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方法论探索之一》，《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漆侠：《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方法论探索之一》，《探知集》。

③漆侠：《“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以献身的精神投入历史学》，《河北学刊》1999年第5期。

④漆侠：《宋史学习漫谈》，《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以适应历史学科发展的需要，并进一步推动历史学科的向前发展，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漆侠先生认为，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适当注意如下几个方面，是提高专业素质的有效途径：一是在考察学术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选择好历史研究的方向。“学术道路既经选定，不仅要刻苦学习，而且要坚持，要持之以恒，要毫不动摇。”①对于历史研究，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才有可能在学术上真正作出贡献。二是要加强基本功。历史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两个部分。专业知识上，要奠定一个相当好的基础。至于基本理论，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基本理论一定要扎实”。②三是要处理好博与约的辩证关系。博为基础，由博返约，博约结合，形成结论。四是要处理好通与专的辩证关系。“专才不易，但通才与专才相比更为不易。专才未必是通才，通才必定建在专才基础上。”③认为通才的培养以专才的培养为基础。五是要掌握—定的理论方法，并将其贯彻于历史研究当中。“虽有万贯散钱，但无一绳串之，终难成‘贯’，所以要有所建树，就一定要有一以贯之的道。”④

漆侠先生还特别强调历史研究主体的“史德”问题，他指出：“尽管研究历史极其清苦，但历史科学要求于研究工作者的却极其严格，即：不仅要具备才、学、识，而且还要具备史德。这个‘德’，不仅仅是一般所谓的职业道德，而是这种职业道德升华了的维护历史科学的那种献身精神。”⑤历史研究以“求真”为要务，要求研究者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一个真正有志于搞学问的人，要树立一个崇高的理想：为追求真理，为献身于史学而作不懈的努力。”⑥史学工作者只有以献身的精神投入史学研究，才能有望在历史研究上取得重要成绩；只有献身于历史研究的伟大事业，才能使史学发挥出它应有的社会功能。

五

漆侠先生是当代中国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一点已得到学界的认同。王曾瑜先生认为，漆侠先生“认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认真地运用到自己的立身行事，运用到自己的史学研究之中。完全可以说，漆侠先生的治史成就，是与他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贯串在他治史的全过程中。”他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⑦《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等著作是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进行具体历史

①漆侠：《历史研究法》，第7页。

②漆侠：《历史研究法》，第10页。

③漆侠：《历史研究法》，第11页。

④漆侠：《历史研究法》，第12页。

⑤漆侠：《“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以献身的精神投入历史学》，《河北学刊》1999年第5期。

⑥漆侠：《历史研究法》，第7页。

⑦王曾瑜：《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见《漆侠先生纪念文集》。

研究而完成的史学典范之作。①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史、中国农民战争史和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的理论创见，是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坚持和发展的体现。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一身份，漆侠先生本人也是十分认同的。他曾说过：“近年有同志说我是真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真心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评价基本符合我的实际情况。”②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漆侠先生始终重视和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还提出要坚持学习、反复学习马列著作，“要读马列哲学著作，一些重要篇章要精读，反复读，如《实践论》、《矛盾论》，我就读了不下百八十遍”。③漆侠先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史和育人。④他告诫青年学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他在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建树也深深体现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始终坚持。如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历史研究要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些认识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为依据的。又如强调对于史料的批判审查也是以恩格斯的观点为根据的，恩格斯指出，相关的科学工作“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⑤再如主张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辩证分析方法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可以这样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始终坚持是漆侠先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漆侠先生是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撰写出大量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推进了我国历史研究的发展。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指导，积极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的营养成分，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从而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时至今日，在百花齐放、学术多元化发展的社会环境下，历史学研究日益呈现出繁荣昌盛的趋势，以漆侠先生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不但是不可置疑的，而且也必将以其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特点，与时俱进，不断获得新的发展而永葆其青春活力!

①刘永佶：《自缘身在最高层——悼老友漆侠先生》，《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5期；王晓薇：《凝晚年心血炼宋学巨制——读漆侠先生遗作<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1期。

②李华瑞：《漆侠先生访谈录》，《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史学理论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2-0015-01

“五四”运动之后，学界才开始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系统性的研究。1927年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诞生，开创了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先河。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正式形成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三、四十年代为研究高潮时期；五、六十年代为低潮期，研究者们想努力另辟蹊径；八、九十年代为第二个高潮，各种批评史著作纷纷出现。这些著作大多理论性很强，篇幅巨大，对于普通中文系大学生来说，阅读起来稍有困难。张少康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出现在第二个高潮期。而本文着重介绍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是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下卷的基础上压缩改编的，是一本成功的大学中文系教科书。本文试从以下角度对其进行点评。

这本教材以时间为线索将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展开，科学的阶段划分和概括性极强的“概说”使得全书有着一个清晰明了的脉络。第一，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的历史分期，分为五个时期：一，先秦——萌芽产生期；二，汉魏六朝——发展成熟期；三，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四，明清——繁荣昌盛期；五，近代——中西结合期。其中，近代部分是改编的时候增加的。这样的划分无疑是清楚明了的，让读者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有很直观的认识。第二，著者对每一个大历史阶段加写提要性的“概说”，这样就使读者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线索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每一个“概说”都会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做宏观的叙述，并总结出这个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这样的安排对于教材来说是极好的，学生们学起来更加容易。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主要是理论叙述，但对于一些学界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著者也进行了一些文献考证，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书中对刘勰的生平、《二十四诗品》的真伪、李贽评本《水浒传》的真伪都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刘勰的生卒年很难得到确定的考证，学界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著者根据其《有关刘勰身世几个问题的考辨》一文的研究成果，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概述了刘勰的生平，这对研究刘勰的文论思想起到很大的帮助。从九十年代中开始，关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一直争议不断。著者对这些言论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得出结论“虽然目前还没有充足的文献可以完全证实为司空图所作，但是也没有一条根据可以证明不是他所作。”并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仍然把《二十四诗品》作为司空图的作品来加以论述。关于李贽评本《水浒传》，近年来学界流行的看法是容与堂刻本为委托，实际上是叶昼点评的，而袁无涯本是李贽的原评。著者通过自己的考证，肯定了李贽对《水浒传》作出过详细的评点。这些考证叙述的文字正是理论论述的基础。

著者对问题的阐释具有创新性。如论述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时，著者从《易传》中寻求解释，指出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强调了“易象通于诗之比兴”的道理，认为这是传统起点。著者只是粗略地陈述了梗概，认为最早比较明确地表现了文学理论批评见解的是《易经》中的“言有物”、“言有序” ，而没有论及易学思想。相较于以前的学者谈论文艺理论而不谈易学传统，著者做出了创新。在解释诗乐舞的关系时，著者指出了“在诗、乐、舞三者之中，乐占有的更为重要的地位，是三者的核心。”并且认为在儒、道、墨、法的文艺思想中，乐论是最主要的部分，胜于诗论，此观点是个重要的创新。

这部著作重点突出，分量适中，适合教学。它进一步突出了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的基本规律、主要特点，以及有代表性理论批评家及其著作的论述。著者在对理论线索有了明确的交待之后，把主要的笔墨集中在重要理论著作和问题的论述上。一些重要的理论家和著作在书中所占的篇幅很大，因而重要的理论著作和理论问题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展开。刘勰就是突出的例子。著者用了整一章的篇幅来介绍刘勰，从其生平到《文心雕龙》的写作，对于其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学发展论和文学批评论分别用了三个小节，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既线索清晰，又重点突出，这对于作教材是比较合适的。

这部著作的出现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历时十三年，直到现在各大高校仍将它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教科书。笔者在大学时期学习的就是这本教材，因它而深入了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认识，得益匪浅。

史学理论论文篇12

本课程所采用的教材很多章节中展示了当年科学家理论推演的部分原始过程(与专业课书本上所讲内容道理虽同，所采用的方法却复杂很多)。比如在第六章第三节《狭义相对论体系的建立》当中多处使用爱因斯坦《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原文中的表述内容虽然汁原味，但太过抽象，对于专业课基础较为薄弱的物理系大学二年级学生来说很难接受。而相对论理论的系统学习是大学四年级开设的《电动力学》专业必修课的任务。笔者在讲授本节课程时新课导入采用“钟慢尺缩”、“双生子佯谬”和“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等生动有趣的课题引入，淡化和删除了课本上多处原文中的理论推导。因为这时学生的认知水平所处的阶段正是英国教育家怀特海所说的浪漫阶段(新奇而生动，浪漫的遐想)，通过这样的例子和问题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在同学们感知到狭义相对论的有趣事例之后，画龙点睛一语中的般地指出这些只是狭义相对论的表面现象，而相对性原理———物理定律对于一切惯性系都应具有相同的形式(协变要求)，才是它的本质。学生的认知水平进入了精确阶段。爱因斯坦本人在提出狭义相对论时是从电磁学入手的。学生刚刚在大学一年级学习过《电磁学》专业课，并不陌生。为了深化这一点认识，笔者举出了如下例子，引导学生掌握:一个点电荷所带电荷量为q，静止放置在如图所示的位置，问学生在图中的静止的A点处，有无电场和磁场?学生通过电磁学课上所学的“静止电荷只能产生电场”和“运动电荷既产生电场又产生磁场”的知识很容易判断A点有电场无磁场。笔者随即将题设改为，点电荷q依然静止不动，A点以速率v向右运动，再问同样的问题，组织学生讨论、探究，在笔者的启发下学生终于认识到若以点电荷q为参考系，A点依然是有电场无磁场，但若以A点自身为参考系，由于电荷q相对于A点向左运动，那就变成了运动的电荷，所以A点既有电场，又有磁场。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使学生感知到专业必修课《电磁学》上所学的经典理论对于不同的参考系竟然得出不同的结果，在此基础上直接给学生展示相对论电动力学的结果。这样学生的认知水平便进入了怀特海所说的教育三阶段中的综合应用阶段。

1.2与专业实验课的接轨

本课程所采用的教材中详细描述了许多当年的科学家所做的实验。学院开设的普通物理实验课程中的大部分内容正是对这些实验的重现。笔者结合相关专业基础课和实验课的内容，发掘出《物理学史》课程中与普通物理实验相关的问题(特别侧重于科学方法的渗透)，既能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热情，促使其反思实验课当中处理问题所采用各种方法的深刻含义，又能加强师生互动，提高课堂效率和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对教材内容顺序进行了调整

本课程教学所采用的教材是郭奕玲、沈慧君编著的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物理学史》第二版。此教材体系完整，见解独到，科学家实验情景描写细致入微。但仅限于每周两课时的情况，教师讲解不可能面面俱到。为此笔者根据学生专业发展需要，对教材内容进行整合、提炼，不合理的地方加以剔除，必要的知识点加以拓展，以更好地服务教学。本门课程的教学重点内容是前九章，后面几章属于介绍、略讲范畴。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将第十一章《现代光学兴起》内容与第三章《经典光学的发展》部分整合，题名《光学的发展》，将第十二章《天体物理学的发展》与第六章最后一节《广义相对论的建立》内容整合，使学生将前后知识融为一体。例如现阶段就学生考研而言，光学专业无论从就业、考研两个方面来说均属于相对热门专业。如此教学法有利于学生深刻认识到光学学科的重要性，不仅促进了《光学》专业课教学，对学生将来的综合发展也有益处。

3将学科前沿知识和大学生顶岗实习支教教学案例融入课堂教学

笔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时所学专业是理论物理，具体方向是量子信息和量子光学，毕业以来一直从事这个研究方向。第八章第九节《关于量子力学完备性的争论》和第十节《量子电动力学》等内容正好与笔者的科研方向相关。故而笔者在讲到这里时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补充了大量的前沿知识如“薛定谔猫态”、“压缩相干光场”、“量子计算”、“量子纠缠”、“EPR佯缪”等等，充实了课堂内容，使学生的视野从课本转向前沿，做到“搞好科研促教学”。由于物理系属于师范专业，绝大多数学生无论考研与否终将登临三尺讲台。中学物理教学中若以物理学故事的形式引入，可以使教学过程更加生动活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物理学史课堂正好提供了这种资源。另外，物理学史集中体现了人类探索和逐步认识物理世界的现象、特性、规律和本质的历程，丰富的物理学史素材可以使中学课堂凸显科学精神，对学生以后从事教学工作带来益处。近年中考、高考对物理学史相关知识考察日趋增多。科学家思考研究问题的很多方法对于即将登台讲课的物理专业师范生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例如类比法是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之一。科学家拿库仑定律类比万有引力定律(平方反比)，拿电力线、磁力线类比流体，拿以太类比弹性介质等等，至为深刻。讲到这里笔者结合自己的扶贫顶岗实习支教工作经历，列举出实习支教大学生讲课的真实案例中“类比”方法使用的例子，使得学生感知到正确使用类比方法可以将抽象的概念和生活中的实际现象联系起来。这样的方法不仅是新课导入的关键，也是促使中小学生的认知过程由形象到抽象，由浪漫阶段转入到精确阶段的重要教学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