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和文学的关系合集12篇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1
我们谁都没有看到过真正的电影，我们所看到过的只不过是配有画面的小说而已。
——英国电影导演彼得·格林纳韦
从1905年任景丰拍摄《定军山》开始到现在，电影在我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中国文学史与电影所处的地位极其微妙。电影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但是，目前很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很少提甚至全书不提一字电影文学，这是十分不合理的。笔者认为，中国电影文学应当直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一、文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不稳定性
文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从来就不是固定和单一的，而是不停到变化着，其本身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现代形态的文学史产生以来，文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一直被许多文学史家及理论家所更改。正如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所提到的：“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所引起，但也部分是由于外在的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它的文化所引起的”。[1]随着文学史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更多学者的理论与编纂实践体现出拓展文学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必然趋势。
在中国，文学的本体和正宗是散文。先秦时期主要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在内，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包括辞赋在内，唐宋以来包括诸多抒情写景的散文在内。宋元人有“诗为文余、词为诗余、曲为词余”的“三余”说，就表明了正统文学界对诗词曲乃至之后的小说戏曲的“小道”的蔑视感。近代以来，中国人受到西方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分法影响，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狭窄的文学观念。由此出发，中国文学才不可逆转地将脱胎于话本等口头文学的小说戏曲归为文学主体，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从散文本位到小说戏曲本位的延伸。另外，如许多文论家由对通俗文学的漠视到开始关注通俗文学。但是，至今中国的电影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没有地位。
二、关于电影文学与正统文学史的关系
在西方，当卢米埃尔拍摄《火车进站》或《工厂的大门》的时候，没有人预想到它会让当时还风光无限的作家们注定在未来黯然失色。然而，随着摄影机摆脱了定点摄影的理念，电影叙事迅速由机械再现客观现实转变为展现人类的感情与经验的主观世界。电影很快就取得了艺术家族中的显赫位置。当看到文字的力量从属于另一种更耀眼、更粗俗的力量时，我几乎总是难于摆脱一种令人痛心的屈辱感。”[2]在中国，电影是现代科技的产儿，是商业运作，是投资人种下的摇钱树。在电影技术还不成熟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对待电影的态度常常停留在消遣娱乐的层面上，这也从客观上导致在商业牟利为主的电影市场上，许多文论家不给电影文学以合适的位置。同时，作为俗艺术中的俗艺术，电影使艺术获得空前的民主化，受到大众的喜欢。以往的所有艺术都是社会少数分子参与的活动，只有电影获得了世界性的、全民性的成功。人们藉此获得了许多接触艺术的机会。很多文论家不愿意把它当作文学的一个类别来看待，在现代文学史上不提也就很正常了。哪位理论家把电影放入文学家族进行研究就被看成是不务正业。笔者认为既然戏剧、小说都已经进入文学史，那么弱势群体的电影也应该进入文学史，被平等看待。对于这种文论家的接受心理，也是需要一个调整过程的，就像小说和戏剧当初进入文学一样。
应该说，将电影纳入正统文学史有以下理由：
第一，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从文学中汲取养分和艺术经验，远比其他艺术多，其本身带有很强的文学底蕴。把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的叙事因素，用文字写成具有一定文学价值的电影剧本的出现，正是电影艺术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它综合了各门艺术的多种元素，并经过自身的主体性整合而呈现出特有的艺术表达功能，故它集视与听、时与空、动与静、表现与再现于一身。正如法国理论家乔治·萨杜尔所说：“一种艺术决不能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产生出来，而突如其来的在我们眼前出现必须吸取人类知识中的各种养料，并且很快地就把它们消化。电影的伟大就在于它是很多艺术的综合。”[3]因为“在电影诞生之前的时代，恰恰是文学成为主导艺术形态，只有文学能够最充分地反映异常复杂的生活矛盾，满足更加广泛，更多层次，‘多声部’地把握显示的迫切需要。”[4]也就是说，电影是在文学充分发展之后利用现代工业的科技手段才蓬勃兴起。
我们来看看中国早期的电影，电影传入中国的第一个名字叫“影戏”，从这个名称上，我们可以看出电影虽然作为综合艺术，与声光科技有着密切联系，但它的确和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中国第一部电影是1905年的《定军山》，全部影片拍下来是一部活动的相册。但《定军山》并没有所谓的文学剧本和导演，而且任景丰也是一名照相技师。真正拥有完整剧本的第一部黑白无声片是1913年由郑正秋编剧、郑正秋和张石川共同导演，亚细亚影片公司出品的《难夫难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拥有文学剧本的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郑正秋编写的《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个文学剧本。话剧在中国从产生到成熟大约经过了30年，电影因为有中国文学氛围的整体转换为根基，从最初的形态到接近于成熟所需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但其过程与话剧相一致。《春蚕》也是早期电影中的佳作，《春蚕》有很好的文学底本，人物、情节、题材意向，都为电影剧本的创作提供了可利用的文学资源，电影的成功理所当然了。30年代后期以后涌现了一批较为成熟的电影，文学底本更加好，像《渔光曲》、《新女性》、《十字街头》、《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看惯了小说的读者，欣赏这样的文学剧本没有任何障碍。正是电影文学的不断成熟，促使电影完善。电影文学最初都来源于著名的戏剧文学家，如郑正秋、欧阳予倩、田汉、洪深、侯曜、夏衍、阿英、阳翰笙等，他们既是著名的戏剧家，也是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电影文学作者。优秀的电影又能带动优秀的小说。电影本身的成熟就是随着电影文学的成熟而成熟的。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小说《红高粱》是作家莫言的成名作，在导演方面还没有任何名气的张艺谋把它拿来做摹本，拍出了他最初的、也是他迄今为止最响亮的奖项之一——柏林金熊奖。虽然他对小说进行了大删减，但那依据文学底气所塑成的人物还是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莫言的光辉”。《霸王别姬》有李碧华原著的支撑，陈凯歌虽然为了照顾大陆方面做了很大的修改，但是古老艺术和新生政权的冲突，依然会紧紧扣住观众的心灵。
一部文学性强的剧本孕育出一部好的影片。剧本体现作家的思想和意图，是电影基本的构思，直接指导影片的生产。综观世界上大多数的影片，都是从剧本起步，经过导演、演员、摄影、剪辑等人的再创作，把剧本里无生命的幻想，变为银幕上有生命的东西，变成集体智慧的结晶，才搬上银幕放映。美国影人温斯顿说：“创造性的电影制作所包括的不是一个而是几个过程或阶段。这些阶段，通常叫作写作，导演和剪辑。”[5]1980年召开的导演总结会上，张骏祥首先提出了“电影的文学价值”，他说“针对某些片面强调形式的偏向，我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6]他并提出电影的“文学价值”有四条：“思想性或哲理性，人物典型形象，风格、样式、气氛、节奏，文学技巧和手段。”[7]电影剧本兼有电影性和文学性，它不仅能供拍摄，而且可供阅读，它既是一部电影作品，又是一部文学作品，其本身所具有的娱乐性和审美性使得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领悟影片中人物情感宣泄的美感教育。我们这里所叙述的电影的文学性，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冲破传统文学叙事的方式，创造出一种以电影的独特视听思维来构思和写作的崭新文学形式。电影本身的语言、内容、表现手法都是具有文学性的。
第二，从电影的使命上来看，它也具有文学的功能。孔子认为文学具有“兴观群怨”的功能，梁启超认为文学具有“熏浸刺提”的功能。电影和文学一样，也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认识功能方面，人们由于生活的时间、空间以及生活经历、职业特点等方面的原因，对于社会生活的了解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去了解生活，而电影在这方面就提供了很好的方式。在电影中，人们能够很轻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以及不同生活的了解。教育功能方面，电影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时候，总是要寄寓编剧人的理想、愿望和追求，总是要显示编剧人的态度和倾向、判断和评价，包含着一定的哲学、道德、宗教、政治等价值观念和价值评判内容，导演希望通过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将价值观念和价值评判内容传达给观众，用这种价值体系去影响观众，让观众在价值观念上达到与编剧人的认同。审美功能方面，编剧人除了在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显示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态度和倾向之外，自己还要确立一定的审美理想，即以审美情感为核心而使审美要求达到系统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原则和标准，这种审美理想往往能够对人们的审美趣味、审美要求、审美观念、审美能力产生有力的感召和塑造作用。对于娱乐功能，电影能够很方便使人们得到赏心悦目的和愉情悦性的享受。由于电影作为审美活动带有非功利性和非现实性，使人们能够摆脱实际生活状况和物质条件的束缚，在超现实的境界中得到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享受。
第三，电影能促进其它文学体裁发展、扩大其影响。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学的取代和覆盖。最令人欣慰的事，莫过于电影文学对其它文学体裁的大举引进和形象诠释。电影作为图像艺术给文学的最大馈赠应该是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对细微事物的放大镜式的审视目光，以及画面蒙太奇后产生的特殊效果的。
一个时代拥有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样式，就像《诗经》中的四言诗发展为后来的五言诗、七言诗，诗歌又发展为词，词发展为曲，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里，长篇小说的处境也多少有些无奈。但是大众们即使拒绝了诗歌和小说，但是他们无法拒绝电影的魅力。电影作为当代文学的一种体现样式，开阔了人的艺术表现视野，进一步拓展了人的艺术表现能力。可惜目前，全国各高校使用的文学史教材以及学术界所推崇的文学史著作，都不重视电影文学。举例来说，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二卷本），杨匡汉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等，都闭口不提电影文学。据笔者所知，有的文论家正在进行提高电影文学领域内的一些局部拓荒工作。贺圣皓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上下册）下卷第五章“戏剧影视文学专题”的第五节和第六节，专门讲述十七年的电影文学的成就和新时期电影文学的艺术追求。[8]张炯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第十卷第一部分，专门讨论建国初至上世纪90年代电影文学的演变过程。[9]周晓明主编《中国电影文学史》（上下册）比较详尽地介绍电影文学的发展历程。[10]笔者认为，这两本书比较可贵，文学史写作应当把电影文学考虑在内，给电影文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笔者在此强烈建议，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把纳入电影文学，还原电影文学本身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与注释：
[1]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309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2]转引自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第289页，第186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
[3][法]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
[4][俄]日丹：《影片的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
[5][美]温斯顿：《作为文学的电影剧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
[6]张骏祥：《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电影文化》1980年第二期。
[7]张骏祥：《对当前电影创作的一些看法》，《电影新作》1980年第五期。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2
首先，历史学家对现在与过去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是史学观念更新的表现之一。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二者是紧密联系的。以往由于根本忽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因而实际上割裂了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只是被动地从故纸堆中搜集资料去进行详尽的考订并加以描绘。而随史学观念的更新，这种认识发生了变化，更新了的史学观念把历史研究看作是现代历史学家根据可靠资料对过去的构建。在这个构建过程中，历史学家只能从现在出发，带着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继承性的理解，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念。正如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所言：“古今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他的“由古知今”、“由今知古”的名言正表明了对“古”、“今”认识上的这种联系关系。
相对于史学的观念的这一更新现象，中学历史教师在课堂中授课时必须更新观念，在讲授历史人物、事件、现象时，要认清自己的授课受体（即自己的学生）和授课内容（即过去的历史性的人）双方都有由各自文化培育的对世界的看法，判断事物的标准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兴趣。许多过去发生的事件，当代人是很难理解的，例如当代学生没有亲身经历过“”，他们就很理解它，这还仅仅是发生在近四十年前的事，更不必说发生在久远的过去的事了。历史教师在授课时不应当以当代人的看法去取代过去时代人的观念，这样就会使很多问题不好解释或者解释错了。因此要求中学历史教师的史学观念跟上时代的步伐，根据各种史料去了解过去时代人们的观念、看法，特别是他们的内心意识、心态、情绪，然后再把了解到的过去时代人们的观念和当代研究者从当代水平出发的看法相结合，即把当时社会的自我评价与当代科学评价结合，使学生了解到当时的真实情况。
同时我们要知道，更新了的史学观念还要求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人不能被割裂开来，必须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进行综合的总体研究。中学历史教师在评论一个历史人物时，更应看到他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⑤，应通过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去考察和评价，使学生明白这方面人的活动、作用或反映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
其次，历史学家对自己与史料关系看法发生变化是当代史学观念更新的表现之二。
更新了的史学观念改变过去认为历史学家与史料关系消极被动的态度，认为历史学家不是被动地搜集史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史料收集者和考据者，认为历史学家是在开始研究工作之前已经有明确的问题，已有当时符合历史学水平的有关自己专题的知识准备，已有适当时代和环境的历史思想，不是无明确地去搜集史料，不是被动地任由史料摆布。正如马克・布洛赫认为：“由于没有明确的目的，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做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历史学家事先提出的问题和他原有的专业和思想准备，确定了他对文献的选择和对所研究的文献的态度。可以说，正是由于他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和研究兴趣努力的结果，才使这些文献成为他的研究史料。
历史教师的传统观点认为史料随处可见，在授课过程中讲到哪儿就引用哪一方面的史料，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引用史料的盲目性，现在从更新了的史学观念中我们发现历史学家事先提出问题和他原有的专业知识和思想准备确定了他对文献的选择和他对所研究文献的态度。中学历史教师要“创造”史料，就必然要改变自己陈旧的观念，要让自己真正明白只有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带着明确的教育目的，这样才能“发现它们的特点”，“把握住它们在一定历史体系中的地位，才能将众多繁杂的史料”手到擒来，为我所用。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3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像。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像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像”。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3]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文本)正是为了消灭历史(存在)。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像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1·关于互文性的理论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像性和虚构性的关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像、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像”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像，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像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事实胜于雄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
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像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体的。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
三、新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具有学理的先进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尤其是恩格斯晚年推进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历史结构和历史进程的“基础论”、“主导论”和“合力论”的辩证统一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物的解释的有效性，同时注重具体的时间、空间、态势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制衡和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对当代中国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的认识，以及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身分认同。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光明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中国人民招手，一切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应当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方学者福山等人宣扬“历史终结论”，卡尔·波普尔等人宣扬“历史贫困论”，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表现出对历史的冷漠和失望。他们的观点其实是没有根据和没有说服力的。历史不会终结，它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历史不是贫困的，它是丰富多彩的。只有伤害人的历史才是冷酷的，而有益于人的历史却是温暖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原理是反不掉的。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同时也正在被另外一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牵着鼻子走。纵令像詹姆逊这样的著名学者也在鼓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体化和同质化。全球化运动通过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引导着历史发展的新航向，把世界各国打造成“电子村落”，利用和平手段，制造出“全球一家”和“世界大同”的美丽幻象。这是一种可称为“全球化”新品牌的历史决定论。本来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家，又在顺从和崇奉“全球化”的历史决定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应当对各式各样的历史观念进行鉴别和分析，同时吸收其中合理的内核。那些悲观绝望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念是不可取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可能会消解主流的或主导的历史观念，甚至会流于平面化、无深度和浅层次，但对克服线性的历史观念是有启发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可能产生怀疑一切和随意解构和颠覆历史的倾向，同时又往往消解了那些应当消解、改写了那些应当改写和重塑了那些应当重塑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构架和精神实质，同时承接现当代各种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吸引人们去关注那些曾经被忽略、被轻视和被遗忘的历史因素，以利于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便是高喊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特别是像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话语，尽管带有非历史化的倾向，但对扩展人们的历史理论思维，打开人们的历史视野是有益的，为全面、完整地理解历史真实、历史结构、历史过程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统。如强调正史时，适当地重视野史;表现大历史和对大历史进行宏大叙事时，不应忽视小历史和对小历史的微小叙事;坚持历史的决定因素时，要考虑到历史的中介因素;凸显历史的必然性时，应关注历史的偶然性;描写历史的中心领域、主导性、同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正面因素时，要努力发掘和表现历史的边缘地带、异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负面因素，把这些显示历史结构和历史过程的各种因素视为合理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运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加以整合创新，有利于建构一种开放而又科学的历史观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实践的观点，实质上可以表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用先进思想组织起来的处于自觉状态的群体的实践力量，才是推动历史前进、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尤其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重视个别的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我们注意到，西方现当代的历史理论往往表现出从不同的视域和以不同的方式否定历史的精神意向。由于战争、资本、物质、科技、权力的无比强大的力量对人的压抑，表现出敬畏历史、躲避历史，或诅咒历史、厌恶历史，或表现出对历史前途感到迷茫和恐惧，表现出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与此相适应，西方的人学理论也多半表现出带有非理性主义特征的极端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软弱化和幻想化的特征，表现出作为主体的人不能自立和自助的状态，既不能驾驭自己的前途，也不能掌握历史的命运，或者祈求建构一个虚假的精神家园，使自己的被压抑的受伤的灵魂得到安顿和憩息。他们编织出诸如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国、世外桃源、温柔之乡、审美乌托邦，乃至文化批判、文本解构、语言词句革命、充满浪漫情怀的诗学幻想的美丽花环，以供自慰或自恋之精神需要。
历史与人的关系的实质，归根结底表现为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即表现为占有强大的资本、财产、物质、科技、信息、权力的人们对另外一些作为非占有者的人们的压迫和支配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表现着、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成为通过历史或历史地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当历史压抑人时，人应当改变历史，即改变上述那些方面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当历史有益于人，可以给人带来与历史进步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时，人应当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走。必须反对一切倒退的企图，抛弃一切用幻想和思辨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方剂，不要迷信一切非实践的批判活动的功能。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一切思想的、舆论的、语言的、文本的、文化的，所有这些诉诸或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批判，都不意味着会对人类历史和人的现实的生态和命运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一切形式的批判，都不能取代对世界的具有物质力量的实践批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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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0.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4
中图分类号：N04；H059；K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2）05—0023—07
一“Geographical history”翻译引起的思考
地理学与历史学关系庞杂，专论地理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著作较罕见。1901年，乔治（H.B.George）以历史学的视角出版《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是第一部以之为题的著作，重版多次1。之后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H.C.Darby）《历史学与地理学的关系：在英格兰、法国和美国的研究》一书，内容着重论述历史地理学的性质2。接下来就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贝克（Alan R.H.Baker）《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一书3，已由国内学者阙维民等翻译出版。
地理学与历史学关系的一面，即在于面对共同研究主题时学科建构的关系，过去是“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有归属地理学和历史学两种观点①。现在看来，可能不仅于此，尤以贝克给出的维恩图（见图1）引出议题3。
在该图中，地理学与历史学关系的核心非常明显： historical geography和geographical history。而且，贝克非常明确地说：“‘historical geography’是具有地理学视角的学科，‘geographical history’是具有历史学视角的学科。” 4在此，关于historical geography译为“历史地理学”是没有分歧的，也是国际通用的术语。但关于geographical history，则或译为“地理学史” 4，或译为“地理史”5，似有商榷之处。
一方面，如译为“地理学史”，虽将geographical history置于学科范畴，但此译法有令人费解之处。首先，“地理学史”一般而言用的是history of geography，鲜有geographical history；其次，“地理学史”，中英直译“地理学的历史”，并无不妥，指称的是地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即地理学学科发展史，从属科学史范畴，这是学界所认同的，但这与该书主题“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
另一方面，如译为“地理史”，则同样费解。“地理史”或可理解为“地理学的历史”，或可理解为“地理环境史”（history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若是后者，则按目前学科来看，地理环境史，既可能是人类或文明以前的环境演变，是“古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也可能是人类或文明出现以后的环境演变，是目前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之一。这两种理解，均与该书“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这一主题相去甚远。同时，若理解为“地理环境史”，并不属于学科范畴，也与贝克所论不及。
后来，贝克在Classifying Geographical History一文（该文是少见且于近年发表的专论geographical history的文章，文章对geographical history做了历史的回顾和学科内涵的建构）②对geographical history一词的论述，充满批判地梳理，并强调该词的“学科”地位，而且几乎与“地理学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史）和“地理史”（地理环境史）在学科意义上没有多少关联6。
另外，著名地理学史家格雷戈里（D.Gregory）和约翰斯顿（R.Johnston）等所编《人文地理学词典》将geographical history作为一门学科看，且是对历史地理学新的挑战7，且该书中history of geography（“地理学史”，作为地理学学科发展史的学科）是单独词条，论述geographical history时与之没有关联。而且，贝克在Classifying Geographical History一文中也引用了《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一书，但明显不是在讲作为地理学学科的历史。
故此，geographical history的前述译法，值得商榷，应当有另一个确切的译法，且应译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名为妥。
拙文以为，geographical history一词，应译为“地理历史学”为妥。对此译法，除去对思想的解读外，在国内亦有学者呼吁应把“地理历史学”作为一门与“历史地理学”有关联的学科看待，给予重视。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5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应用学科的发展、基础学科的相对萎缩和世界史研究生学位点的合并，世界史教学和科研队伍严重减员，同80年代中期相比，减员达60%－80%，以至于有个别重点大学连世界通史课程都开不完整。[2]在较好的综合性大学，虽设有世界史教研室，甚至还有专门的世界历史研究所，但一般也都只有10人左右的规模。而在一般性大学，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则更少且分散，很难形成团队。甚至在不少高校，由于找不到专门的世界史教师，不少中国史教师或其他与世界史关系更远的教师承担了世界史教学任务。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到世界史的教学质量。当务之急，各高校必须对世界史师资进行较大规模地扩容，以满足一线教学的需要。扩容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
1．优先考虑引进并培养世界史人才。根据北京大学高贷先生的调查统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世界史从业者大都达到或超过中国史从业者。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耶鲁大学历史系、加州伯克利大学历史学系、伊利诺伊斯厄巴那分校、南加州大学和纽约大学历史学系，从事本国史的教学人员只占三分之一左右(有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其余教师都研究外国历史。韩国主要大学的历史系中，西洋史和东洋史合起来占到三分之二比例。俄罗斯历史学教师中约有50%从事世界史。[3]相比之下，在我国大学，从事世界史学科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在整个历史学从业人员中所占份额太少，一般来说，只占到1/8到1/7。这也意味着，在未来5－10年时间内，各高校历史系如要建立起同一级学科地位相称、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世界史学科，必须新补足占全系师资1/3到2/5的世界史教师。而目前中国高校每年所培养的世界史博士只相当于中国史的1/6到1/5，因而存在很大的人才缺口，这要求各高校必须不拘一格，用更优惠的政策吸引世界史及其相关专业的人才。相信很快全国有远见的高校都会花大力气搜罗世界史人才，争夺人才的竞争会趋于激烈。如果已有一定世界史研究水平的高校不尽早采取行动，很可能会在未来的世界史学科竞争中败下阵来。同时，为提高世界史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应在科研经费投入、出国留学等方面向其倾斜，使之多同国外大学进行交流，以开阔视野、提升教学水平和学术层次。
2．整合现有资源，优化师资力量。由于新引进的人才，特别是年轻博士一般需要经过多年时间才能积累起较丰富的教学经验，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所以，有条件的高校也可尝试整合校内资源，即跨学科、跨院系地发掘世界史师资力量，如在国际关系、政治、外语等院系和学科中从事与世界史相关的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在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邀请这些人员开设与他们研究领域相衔接的世界史课程。同时，在课题申请和攻关方面，应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这些力量，通过成立相关的专业研究所，如美国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所、日本研究所、中东问题研究所等形式构建历史系世界史师资与外系准世界史师资的合作机制。上述方法是解决专业师资力量不足的应急之举，在短期内有助于高校世界史专业获得又好又快发展;跨院系和跨学科的整合也有可能产生长远的优化效应，但这一效应取决于上述整合能否在实质层面长久地进行下去，并要求与世界史相关的师资力量进行学科教学和研究方法向世界史方向的适当转型。当然，从世界史力量较强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教授和学者来充实本校的世界史师资也不失为快捷高效之举。不过这种方法不能只流于形式，比如，聘个兼职教授，但一年只是做一两次的讲座。最好所聘兼职人员能在校开设专业课程，每年授课数月，并亲自指导本科生、研究生进行论文写作。
二、调整和优化世界史课程结构
基于世界史过去作为二级学科的地位，高校历史系本科生专业课程中几乎三分之二以上都是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课程比例一般不超过1/6，这样的课程设置使得对世界史感兴趣的学生不能够从课堂教学中获得更多的专业知识，久而久之会冲淡他们对世界史学习和钻研的热情。另外，在这样一种课程结构下培养出来的历史系本科生，一般来说其视野受到很大的局限，在观察和研究问题时缺乏开放性思维和世界性眼光。他们走上教学岗位，会对中学历史教育导向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世界史课程不仅是历史系本科生应该广泛、深入学习的课程，更应该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一部分，非历史学专业的文科生及理工科学生也都应该了解一定的世界史知识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知识。从上述理念出发，世界史的课程调整和优化应着眼以下两点:
1．在历史系本科生教学中，大幅度增加世界史课程，健全课程方向。根据调整前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国历史被划分成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两个二级学科，而且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专门史等其他几个二级学科，实际教学与研究的内容也都属于中国史范畴，这就使得世界史的学科配置与中国史相比，处在十分不合理的1:7的状况。[3]为改变这一状况，首先要增加世界史必修课的比例，除原有的通史课，即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等专业基础课外，像这些年发展得较为成熟的世界史方向课如西方文化史、英国史、美国史、国际关系史等可增列为历史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其次，近些年在西方国家史学研究领域勃兴、揭示历史学宏观理论和发展动态的前沿课程，如历史社会学、世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欧洲社会史、欧洲经济史等可增列为专业必修课。除此之外，应广泛开设世界史专业选修课，以满足本科生对特定世界史方向的兴趣，选修课以区域史和若干国别史为主，如东亚史、南亚史、拉丁美洲史、欧洲史、非洲史、中东史、法国史、德国史、日本史、意大利史、西班牙史、犹太－以色列史等，各高校可根据自己的研究特色和专业优势来决定开设哪些课程。同时，一些与世界史专业联系很紧密，同时跨越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宗教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又非常贴近当代世界状况和现实需要的课程也可以有选择地开设，如现代化比较研究、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组织研究、世界风俗史、世界宗教史等。当然，上述选修课的开设需要配备足够的专业师资力量，不是所有学校在短时间都可开设，需要逐步发展，各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切实、更有针对性的策略。
2．开设世界史公选课，以满足非历史专业学生对世界史知识的需求，增强他们的人文素养。世界史教育是高校非历史专业人文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长期以来，多数高校在非历史专业中并不开设世界史课程。即便有高校开设，世界史也只是一门注重知识传授，轻视学生素质培养的课程。对世界史的忽略及狭隘的专业教育，使高校学生存在以下缺陷:其一，爱国情感不深厚，爱国主义精神难以形成。其二，保守狭隘，目光短浅，对人类文明及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多元性和复杂性不了解，难以同世界上其他文明共容、共处，相互学习。缺乏现代公民意识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国际意识和世界主义精神。其三，知识面窄，已学知识与未学知识之间不能迁移，较难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4]可见，非历史专业通过世界史教学实施素质教育在我国高校还存在相当的真空，这要求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改变过去那种单纯强调历史专业世界史教学的狭隘观念，要在素质教育的视野和理念下重新审视世界史的教育功能、加强世界史的教学和改革。[5]具体地说，世界史的教学和改革应让大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并恰当地定位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地位，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更加深刻地认识文明的多元性，树立兼容并包的心态和世界主义精神;通过学习西方历史和文化，更好地学习对中国现代化具有借鉴价值和激励意义的科学精神、民主与法制观念，更多地认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提升自己的审美和文化鉴赏能力。如何让历史系之外的学生学到世界史知识呢?对于在历史系本科生中开设的有些世界史课程，如专业选修课完全可以向外系放开选课，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让对某一个方向感兴趣的同学都能加入到学习世界史的行列中来。但是，在历史系开设的很多本科生课程并不适合外系没有专业背景的同学来学习，因为其有一定的难度和深度。比如，在历史系本科生中广泛开设的世界史断代课程，即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等课程，是按照循序渐进、层层铺垫的原则开设的，而且课时量相当大，一般要经过四五个学期的学习才能完成，而且因为老师针对的是专业学生，所以讲得比较深。另外，因为这些课程是历史系所有本科生必选的基础课，所以外系同学可以获得的闲置选课空间非常有限。实际上，外系学生也没有选这类课程的必要。非历史系学生更多地希望从宽泛意义上和实用的角度来了解他们感兴趣的世界史知识。这样，高校世界史学科在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必须同时承担一定的公共教学的任务，即深入研究如何针对非历史专业同学开设更为简明扼要、生动有趣的世界史方向全校公选课程。建议课程包括以下几门:世界通史、欧洲史、当代美国、世界文化史、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现代国际关系史等。
三、对世界通史教学的几点想法
相比中国史而言，世界史的教学难度较大、学习门槛较高。这主要是由世界史的学科特点决定的，世界史上下五千年、横跨四大洋五大洲，涉及多种语言、种族、民族、国家、地区、文化和文明，头绪纷繁复杂，许多问题需要兼用宏观和微观思维进行深入思考才能求得解答。世界史教师通常需要经历长时间的教学实践和钻研，才能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而学习世界史的学生也须通过不间断的学习才能清晰地认知某些问题。世界通史课是世界史课程中的重中之重，世界通史教学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生对世界历史的整体把握以及对其他世界历史课程的理解。结合目前世界通史教学存在的问题，建议在以下方面作出改进:
1．教学时间及教师的安排。世界通史教学应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并一直延续到大学四年级。目前高校的世界通史课一般安排在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地区史、国别史的基础薄弱，并且缺乏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素养。[6]针对上述情况，建议将世界通史课移到第二学年进行。第一学年主要讲授世界地区国别史、世界史学理论与方法、各类专门史课程。待学生有较好的基础后，再在第二学年开设世界通史课，并以断代讲授的方式一直延续到第四学年。经验较丰富的老教师一般来说驾驭整体的世界史能力较强，承担世界通史教学任务比较合适。但是，很多学校存在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年轻教师不得不担当重任。在这一情况下最好按照每个老师的研究专长进一步细分通史课程，从而减轻年轻老师的课时量，这样，他们才有更多的精力来备课，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一般来说，一门通史断代史课(如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代史等)有两到三位老师根据自己的专长共同担当较为合适。当然，他们之间事先要就教学思路、计划、内容等进行很好的沟通和协商。此外，每一个从事通史教学的老师至少应在教学岗位上连续坚守5年以上，这样才可能在通史教学上做到游刃有余。应尽可能给予每位青年教师从事通史教学的机会，这样可使他们不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具有更宏观的世界历史视野，同时，这也是培养通史教学后备力量的需要。当然，青年教师在接手通史教学任务之前，应积极地去听有经验的老教师讲通史课，并主动向他们求教。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6
什么是环境史?对于这一问题，国外环境史学者给出了多种答案。环境史这个概念，第一次是在R纳什的著作中提出的，在书中他认为人类和居住环境之间存在历史联系，进一步说明过去和现在有一定的统一性和连续性。W克罗农进行了细致地分析，他认为环境史探讨三方面内容：第一，特定地区生态系统下人类从事的社会活动;第二，人和自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关系;第三，环境政治和策略探究。美国环境史学会对环境史提出了这样的看法：环境史主要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重在理解自然怎样向人类提供选择，如何设置障碍，人类又该如何改变生存的系统，在非人类的世界中如何缔造信念、价值观等，又怎样将政治、文化深刻的塑造，并提出环境史涉及范围广泛，包含了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众多学科，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国内学者吸收借鉴国外环境史学者的思想，对环境史也做出了自己的学术界定。包茂宏在2000年发表的《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对环境史也提出了以下的定义理解：
环境史是以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为依据、以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应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针对人类发展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作用的一种探究;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改善当前环境失衡的境况，并为人类的文明发展探寻新的发展线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这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对环境史进行规范性的定义，重视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为以后国内学者对环境史的学术界定奠定了基础。
此后，多位学者对于环境史下了定义，景爱、梅雪芹、高国荣等是其中的代表。景爱认为，环境史主要研究的就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通过历史分析方法探寻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过程中的得失，并总结经验教训，为日后发展提供借鉴。梅雪芹在其著作《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中，引入马克思主义解释德芒戎的定义逻辑，并以此来界定环境史学，认为环境史是人类实践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形成的作用探寻，是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高国荣认为，定义环境史要注重涵盖环境史研究的丰富内容和现实意义，他认为环境史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由于环保运动的推动而引发，此概念是将生态学作为了理论基础，重点探讨的是历史上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此时自然环境就作为了一种社会中介，存在的这种社会关系也带有显著的批判色彩，是一种新学科。王利华引入人类生态系统作为环境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对环境史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新的界定，最终将其定义为，环境史在现代生态学理论基础上，运用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对一定时空下人类发展过程做了探究。这其中，人类社会和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对他们之间存在的相互反馈、相互作用、及协同演变的动态关系进行探究。
环境史作为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学科，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对它的认识和界定都处于一样的阶段，进行深入研究也需要一个过程。包茂宏在其后期论著中，以菲律宾森林滥伐史研究为例，阐述了环境史定义的狭义和广义之分。他认为环境史狭义含义就是对人和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历史研究，能填补之前历史研究中缺少环境内容研究的缺失。而广义的环境史是指人与环境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的历史研究，不仅包含了狭义的研究内容，还为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历史思路。周琼认为，定义环境史要摒弃人类中心观和自然中心论，注重界定环境的内涵，且应兼具区域性思维及全球性视野。他认为环境史兼具了整体共性和区域个性两个方面的特征，为此环境史定义可有广义、狭义之分。周琼最终将环境史广义含义定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界中生物和非生物生成、发展、演变和相互作用的历史，主要的关注点是人和自然生物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影响和变迁的历史，以对自然界和环境发展的产生原因、规律和后果开展有效的历史学研究;认为是对不同区域、不同分类生物构成要素的界定。
上述对环境史的种种学术界定说明，什么是环境史这一问题得到了中外环境史学者的重视，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及视角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给出了自己的定义。虽然观点众多，表述也不尽一致，但是总的共识是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历史的关系无疑是环境史研究的核心。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和发展，为环境史的学术定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环境史的学科理论
环境史研究兴起于国外，这一概念对中国史学界可谓舶来品，国内学者对环境史理论的阐述也借鉴了国外学者的论著和理解。国内学者首先大量发文介绍了国外环境史理论和观点，既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思考，又扩大范围至非洲、澳洲、亚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观点。国内学者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了解释和总结，并开始创建尝试自己的环境史理论。
包茂宏总结国际环境史理论研究，最早尝试阐述了环境史理论，他认为环境史理论就是要找出人和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相互作用、因果关系规律。而这种规律要从具体、特殊事件的发生中抽象和总结出来。不然，环境史就成为了按照事件顺序排列的事件。当然，这个抽象和分析的过程要注重关系的复杂性，最终实现普遍和特殊的有机结合统一后得出的因果关系，也就是环境史理论。同时，包茂宏还对环境史理论发展对传统世界史的编撰思路产生的影响和挑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她提出人类历史观会经历循环史观、进步和现代化或发展史观、可持续发展史观三个阶段;并重点对可持续发展史观优势做了分析，认为可持续发展史观将人类回归到生态系统中，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以生态和发展这两个动态的标准作为人类持续性和断裂性的评判依据;还能从正确角度对科学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分析，反对过度热衷科学，支持理性崇拜，实现对人类发展的重新评价;它将人类设定为历史的主角，以生态主义和全球主义为支点对历史进行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民族、国家和欧洲中心论实现了对传统编史模式的改革，将其警示和借鉴作用充分发挥，让读者更加清醒的正确理解现实问题。此后，他又连续发表一系列研究国外环境史学成果的文章，为国内学者提供给了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对环境史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侯文穗总结了国外学者对环境史的多种理论诠释，强调环境史与生态学的密切关系，分析指出环境史学者的生态学意识主要体现在他们研究历史的整体意识和人文情感上，认为必须对自然树立起尊重观念，并树立起人是自然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伦理意识，将人实现真正的回归。一个对环境史进行研究的学者自身是负有在历史中让自然享有不比人高，也不比人低的地位的任务。
梅雪芹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一文中发展了环境史理论研究，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指导环境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梅雪芹首先分析环境史学如何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以硬币的正反面作为比喻，认为一面是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另一面，重点探讨物质、政治、精神文明构筑的人类文明发展对环境带来的作用和影响，反思其中的反作用，来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文明发展产生进一步的认知和理解。随后，作者比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理论，指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环境史中的理论和研究方向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能够实现对唯物辩证理论的贯彻，在中国环境史科学的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将唯物辩证法作为基本的理论指导从，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派。梅雪芹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国内其他学者的重视和认同。李根蟠也曾撰文认为环境史研究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理论的支持和理论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也可以通过生态环境史的学术实践获得丰富发展，并强调为了保证我国环境史学科健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是不可或缺的。王利华也认为马克思就曾多次强调人类和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密切关联和相互制约，辩证唯物论的历史解释体系中其实已经具备了不少关于社会与环境双向互动、彼此作用的历史观念，非常值得珍视和发挥。
随着环境史的发展，环境史研究产生了从注重生态分析转为注重社会文化分析的趋势。王先明研究了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认为在人类生活的实践中，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造，在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同一的，而不是分离的。因此，真正的环境史学不能不包含这两个方面。高国荣研究了美国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并对社会文化分析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解释，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与此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一种构建，为此自然和文化之间存在没有很清晰的界线;自然具有变动特性，并不是一沉不变、稳定有序的。种族、阶级以及性别等人类相关的特性都在环境史的研究中广泛的应用，加快了与社会科学史的融合。
王利华对于环境史理论建构问题的思考深刻卓著，发人深省。首先，如前文所述，他引入了人类生态系统概念作为环境史的核心概念。随后，他又撰文倡导根据我国实际和史学传统，创建自己的环境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并就环境史的研究思路和思维框架提出了全新的主张和构想，初步对生命中心主义概念进行了阐述。最近，王利华在《探寻吾土吾民的生命足迹浅谈中国环境史的问题和主义》一文中对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的申论。他提出生命中心论，用以调和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冲突，并主张把生命关怀作为环境史学的精神内核。对于基于生命中心论立场如何认识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一问题，作者强调如下观念：环境史是对人类不断拓展生存活动区域过程，并与自然界发生相互作用、反馈过程的一个研究;环境史研究要对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进行了解和解说;环境史对不同阶段、不同文明中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生态关系做了探讨;环境史凸显生命的价值，追寻生命的历程，可谓是生命史学。
由上述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在环境史学科理论研究方面，首先对国环境史研究进行了简述和总结，之后对中国进行环境学研究理论体系建设作了探索。在国内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相互作用及因果变化的认知越来越清晰化，人与环境关系这一历史理论层面上的剖析和阐释愈见明了，我国的环境史理论的阐述和构建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与进步。
三、环境史的研究方法
鉴于环境史研究对象具有多学科特征，环境史在开展研究时就不能仅限制在此学科中，必须实现学科跨越才能完成。对此，国内学者分别从跨学科研究的原因、内涵、运用等角度撰文进行了具体论述。同时，针对环境史独特的学术定义和理论基础，国内学者又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环境史研究的众多其他方法，为环境史研究扩大了思路、丰富了内涵。
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对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最早给予论述。他提出跨学科探究是进行环境史深入探索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环境史本身涉及面广，累积了多个学科的知识，研究方法也应该是多个学科的一个继承。对环境史的研究，不仅要对历史学开展基本训练，也要掌握一定的环境和生态学知识。此外，人类是高级动物，行为复杂多变，因此环境史的研究上还要涉及到地理学、人类学、哲学等多个学科。尽管涉及学科众多，但落脚点一定是历史学，历史学整合了社会、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并从动态上进行分析，掌握何时优势最优、困难最少。并指出，跨学科研究是进行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但客观上同样存在难以融合的问题，认为环境史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工程科学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对话。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7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4-0056-03
秦汉史作为断代史专题研究课程，大部分高校历史系都会为已具备中国古代史、历史文选知识的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甘肃高校也不例外。与中国古代史等专业基础课相比，主要面向高年级本科生的专题研究课程秦汉史显然具备一些特性，在重视知识传授的同时，更强调对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既要锻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从事科研的能力，还要注意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和优秀思想品质。此课程肩负的任务重，但课时却较少。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使教学目的得以充分实现，如何在结合地方特色的基础上高质、高效得完成教学任务，无疑是每个从事此课程教学的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
甘肃各高校历史专业重视此课程的开设，大部分任课教师经验丰富，在教学及人才培养方面曾取得较大成绩。但毋庸讳言，目前甘肃高校本课程的设计与讲授仍有改善的余地，教学目的并未完全实现。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本课程与中国古代史课程秦汉部分的关系不清晰。在教师讲授中，很容易将此课程变为“细化版”的中国古代史秦汉部分，甚至存在两个课程内容重复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其二，课程吸引力不足。由于本课程断代史专题研究的性质，一般仅为少数对秦汉史有浓厚兴趣的学生重视。如果教师在授课中不能调动广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就难以对大部分学生产生吸引力。
其三，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历史问题的能力相比，教师一般对知识传授更为重视。即使部分教师有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尝试，但往往由于切入点设置得不够理想而效果不佳。
其四，由于授课内容过于依赖相关教材，与甘肃本地特色结合不足，所以，授课往往缺乏生动性、现实性，脱离社会需要和学生的实践活动，难以充分达到对学生认知能力和热爱家乡情操的培养。
以上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教学效果。怎样克服它们，当然有很多思路。笔者认为，注重甘肃地方元素，结合陇原文物、文化是解决上述诸问题的重要手段。地方高校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本地、本省生源较多，这在甘肃高校中表现尤为明显。在授课中联系地方特色，强调当地历史文化与秦汉史的密切关系，既有助于提高本地生源对秦汉史课程的兴趣、改善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加强学生对甘肃历史文化的了解，培养学生认识家乡、研究家乡、服务家乡的情感。而课程设计中加入地方元素，以地方文化为例深入阐述秦汉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则可以彰显本课程特点，避免与中国古代史秦汉部分的无谓重复。此外，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注意甘肃元素，把当地文化与秦汉史的结合作为锻炼科研与实践能力的切入点，有助于刚刚接触研究性、实践性学习的学生顺利转换角色，提高素质修养。综合来说，结合地方特色进行秦汉史课程的教学，可以有效规避前述诸多问题，能够更好的实现教学目的。
甘肃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和华夏文化形成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相关文化遗产丰富。尤其秦汉时期，甘肃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既表现在秦汉时期甘肃地区自身的发展、繁荣上，更表现在这一区域对当时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上。从学习和研究秦汉史的角度来说，如果不重视甘肃的文化遗产和考古资料，很多问题难以得到清晰解释和深入研究。探讨秦文化的起源、发展，绕不开甘肃，据《史记》记载，秦人兴于“西垂”，就在甘肃东部一带，20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秦公大墓的发现，使深入研究秦兴起阶段的历史文化面貌成为可能。探讨以汉匈关系、汉羌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秦汉民族关系，绕不开甘肃，河西地区真正被纳入中国版图即实现于汉武帝时代，是汉匈战争的直接产物。探讨以丝绸之路为核心的中西文化交流，绕不开甘肃，悬泉置等汉代邮驿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汉代交通设施和与西域关系的第一手资料。探讨汉代的边塞防御，绕不开甘肃，甘肃的秦汉长城遗址数量多、保存好，玉门关、阳关、疏勒河流域汉塞至今仍可探寻。更重要的是，今天从事秦汉史教学研究的最重要史料――秦汉简牍大量出土于甘肃。甘肃是我国的“简牍之乡”，出土的6万余枚简牍材料中有5万余枚属于秦汉时代。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悬泉汉简等，不夸张地说，如果绕开甘肃简牍，今天秦汉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根本不可能开展。放马滩秦简《日书》对秦人思想信仰和社会生活的研究，居延、敦煌汉简对汉代政治、经济、边塞制度的研究，武威《仪礼》简对文献学的研究，武威医简对科学技术的研究，都产生过极大影响。
李学勤先生曾说：“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这句话对于秦汉史课程教学同样适用。甘肃在秦汉时期的历史地位和简牍等相关文物、文化遗存的存在，决定了甘肃高校在秦汉史课程教学中关注地方特色、借助地方文化力量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二
甘肃高校历史专业的秦汉史教学，需要在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的基础上与甘肃历史文化相结合，使甘肃元素能自然的为秦汉史教学所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课程设计与具体结合方法上，笔者认为应注重以下几点：
首先，针对本课程吸引力不足的问题，教师应利用甘肃元素调动学生对此课程的兴趣，在“绪论”的讲授中要强调甘肃历史文化与秦汉史的关系。在此内容的设计中，重点突出早期秦文化、万里长城、丝绸之路、汉匈和战与甘肃的关系，甘肃简牍及出土文物对推动秦汉史研究之意义，前辈甘肃学人在秦汉史研究中的贡献等内容。通过“绪论”，使学生认识到甘肃在秦汉盛世形成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乡土观念是人的普遍情感，其往往可以成为兴趣的催化剂，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正式授课之前，向学生介绍甘肃与秦汉史研究的密切联系，改变学生们“秦汉史就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普通断代，与我们没有关系”等观念，使他们认识到在甘肃从事秦汉史学习的生动性、必要性，培养他们学好秦汉史的历史责任感，对于促使他们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的“乐之”式学习显然有重要作用。
其次，在课程设计与具体讲授中，应有机联系甘肃元素。现阶段的本科历史教学仍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在讲授过程中注重甘肃元素，有助于激发学生热情、改善教学效果。秦汉史课程内容一般是秦汉史概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那么，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略突出早期秦史、简牍学、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边塞防御等与甘肃联系较密切的专题内容。具体来讲，讲简牍学时可突出甘肃秦汉简牍的重要历史意义；讲民族关系时可强调汉匈、汉羌和战对于两汉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讲社会生活民间信仰时可以放马滩秦简《日书》为主要史料依据；讲伦理观念时从武威“王杖”简谈汉代对孝道的提倡；讲东汉后期社会、政治现象时可以王符及其《潜夫论》中的社会批判内容作为切入点；讲与西域关系时可介绍甘延寿、段会宗的西域经营；讲地域文化时可联系李广、赵充国等陇籍将领分析“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历史文化现象等。授课过程中对甘肃元素的利用，对于提高学生兴趣、深化学生对秦汉史相关知识的理解有重要意义。
再次，应以甘肃元素为切入点，锻炼学生思考历史问题、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与中学教育相比，研究性学习、科研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特点，这在高校高年级课程的教学中尤显重要。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是秦汉史课程的基本教学任务之一，但以往仅注重知识传授和泛泛为学生布置一些思考题的做法，对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锻炼研究的能力来说，效果不佳。如果教师在授课中能引导学生多思考与乡土文化、乡土历史有关的问题，无疑会促进学生主动、自觉地投入到研究性学习中来。
“定论”观念的清除，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在教学中，教师有义务使学生认识到许多历史问题并不像中学教育宣称的那样有所谓定论，在历史评价，甚至部分基本史实的认定上存在争论非常正常，而新材料的发现和科研努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的课程设计中，可以以相关甘肃元素作为切入点。造纸术的发明、改良，是秦汉科技史的重要内容，传统文献记载东汉蔡伦“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发明了造纸术。这一观点近2000年来被世人接受，但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陕西灞桥西汉纸的出土，此观点受到冲击，部分学者认为早在西汉时期现代意义上的纸已出现，蔡伦充其量是纸的改良者。学界围绕此问题争论激烈，坚持传统观点者认为灞桥纸仅是“废麻絮”，且有作伪的可能，双方各执一词，聚讼不息。而1986年西汉文景时期放马滩纸地图和1992年悬泉置遗址400余件西汉纸的出土，使这一争论基本平息，蔡伦改进而非发明造纸术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这一利用甘肃出土文物推动秦汉史重大问题研究的例子，会给学生以较大冲击，一定程度上能改变他们迷信定论、权威的思维定式，刺激他们自觉走上研究性学习道路。
当然，研究性学习的引导，还要与学生期末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撰写结合起来。整体来看，目前本科生论文的针对性较差、水平不高，这与选题的盲目性有一定关系，如果能引导学生选择某些其感兴趣的秦汉时期甘肃历史、文化现象作为题目，这一问题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锻炼效果会更好。具体选题时，既可以选择早期秦文化、民族关系、移民屯戍、简牍研究等与甘肃有关的宏观问题，也可以选择两汉时期凉州地区历史、文化的各种微观细节。今天的甘肃在汉代主要属于凉州刺史部。西汉时期的凉州八郡，东汉时期的凉州十郡基本涵盖了今天甘肃的主要地区。当时这些地区的管理制度、文化面貌有一定独特性，学生们如果能以自己家乡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情况或家乡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作为论文主题，显然，操作效果会强于对一些泛泛题目的研究。
最后，在授课中、授课后的社会实践中，应充分利用甘肃地区丰富的秦汉文物资源，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和实践能力。作为过去发生事件和现象的孑遗，许多历史遗存、文物能拉近我们与历史的距离，这种历史直观的获得在历史学习和研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们“能够深深吸引学生观察和思考问题，甚至还可进一步激发学生探讨和研究文物中蕴涵的历史奥秘的兴趣”。教师在秦汉史授课中，应借助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充分利用甘肃地区秦汉遗存的照片，使学生获得直观感受。有条件的高校在讲授一些仅靠口头解释难以使学生明白的问题时可以直接利用博物馆资源，例如我们在讲秦汉时期的书写材料――简牍时，就可以组织学生去甘肃省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参观，让他们直接观察简牍文字、编联、保护的实际情况，其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历史学不是一门完全关闭在书斋中的学问，利用地方文物资源，开展田野性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进行文物调查、研究工作是高校历史教学改革的方向。甘肃高校的秦汉史教学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充分利用。甘肃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址及考古文物资源丰富，既有以秦汉长城、关塞、邮驿为主的地面遗存，又有西垂秦公大墓等重要墓葬，既有大量的简牍、碑刻资源，又有铜奔马、木地图、王杖等珍贵秦汉文物。让学生有机会接触这些文物资源，锻炼学生的相关实践能力是提高本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一方面，有条件的高校应与当地文博部门合作，为学生争取参观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学校和教师可以利用课余组织学生进行一些形式多样的考察、实践活动。例如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就可以安排相关学生对家乡及特定地区的遗迹遗存、博物馆进行调查研究，这对学生掌握和理解秦汉史知识、提高实践能力都会有重大促进作用。
三
推动甘肃高校秦汉史课程的开展，需要在课程设计、课堂讲授、论文指导等多个环节充分重视甘肃地方特色及陇原文物、文化的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归根结底，本课程是秦汉史，而非甘肃地方史秦汉部分，重视甘肃元素是推进秦汉史教学的手段，而非教学目的，不能本末倒置。授课中联系甘肃元素的目的是使学生提高兴趣、增强史感，能更好地学习秦汉史，而非让学生仅关注甘肃地区秦汉时期的历史。从课程设计来说，在具体专题下应顾及到甘肃元素，但不宜出现为甘肃而设的专题，如“秦汉时期甘肃地区的经济（民族关系、文化）”等题目就不宜出现。从授课内容来说，应强调甘肃对秦汉史进程的影响，但对秦汉时期的甘肃等具体内容则应淡化，例如，讲河西四郡，对于其设立的历史背景、历史意义，对于其在汉匈战争和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应详谈，而对其设立的具体时间、设置变迁等内容则应略谈。从论文指导上说，应强调甘肃元素对提高学生写作兴趣和研究能力的作用，但绝不能将甘肃元素作为论文的惟一选题方向。
综上，笔者认为，合理、适度地结合甘肃元素是今天甘肃高校进一步改善秦汉史教学的重要途径。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秦汉史知识和相关学术成果、提高学生分析、研究历史问题的基本能力，还有利于研究性教学的开展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值得尝试。
［参考文献］
［1］曹家齐，潘丽.中国古代史课堂教学方法谈［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4）:86～88.
［2］李学勤.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总序［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8
经过中国学者一百多年的探索,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1)从天地生的综合研究来看,从长时段和宇宙星系一体来看,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肯定起有决定的作用,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里,人类可以加速和延缓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起有决定作用。(2)不能简单地说生产力越高,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越小,只能说社会生产力越高,人类在更广泛领域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接受地理环境的制约。(3)地理环境一方面通过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影响人类社会,一方面直接影响民族性格,造就文明的差异,这两者并不冲突,这更能体现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复杂性。
近二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环境意识的增强,人地关系的思维在普通人的意识中已经大大加强,这为学术研究和教学中加强人地关系意识奠定了基础。
近二十年来,西方的环境史或生态史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逐渐加大,与环境史十分密切的历史地理学发展迅猛。现代历史地理学已经成为历史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八个二级学科之一(八个二级学科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历史地理学、博物馆与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与方法),有的学者提出了历史地理学应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的观点①。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杭州大学、西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都有专门的历史地理学教研机构,其中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有专门的历史地理博士点,其他一些高校在历史学或地理学一级学科下面也招收历史地理学的博士生。在高等学校里,中国历史地理作为一门本科专业基础课已经越来越普遍,有些高校专科也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中国历史地理的教材建设在近二十年取得较大成绩,计有马正林的《中国历史地理简论》、邹逸麟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王育民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陈代光的《中国历史地理》、陈昌远的《中国历史地理简编》、张步天的《中国历史地理》、耿占军等的《中国历史地理学》、韩宾娜等的《中国历史地理》、张全明等的《中国历史地理论纲》10部。针对现有中国历史地理教材贯穿人地关系理念不突出的不足,教育部师范司“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专门立项《中国历史教学中人地关系思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1998年立项,第一部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即将面世。
历史研究中,人地关系已经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朱国宏《人地关系论》一书从人口与土地关系角度对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宏观地作了讨论。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历史学界从人地关系角度来分析中国历史的论文十分多,涉及面十分广。近年来,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学者正在主持一些有关中国历史发展与环境互动的重大项目,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地关系在历史教学中的理论受到关注,在中国历史教学领域也引起了重视。早在1993年笔者就撰文指出,中国历史教学中注重生态意识,不仅仅在于使学生对过去人类历史进程、历史事件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从小便认识到环境的客观性和人与自然的协调性,认识到人类历史委实不应是无休止、无节制、无顾忌地索取大自然的历史,使他们从历史发展中吸取教训,树立良好的文明生态史观,使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他们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自觉行动。1994年刘贵琳撰《历史教学和地域概念》一文,虽然文中仅将地域空间看成历史发展的舞台,忽视了人地互动的作用,但明确在历史教学中提出空间定位重要性无疑是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②。同年张熙峰、张熙堂撰《重视史地联系,教活中学历史》,提出在历史教学中注重历史事件的时空观念传授③。1999年余桂元发表《中国古代史与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一文,认为中国古代丰富的环境意识和悠久的环保实践,有许多积极成分应当继承;历史教育已经为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古代对环境破坏的后果与教训,应当引以为戒;进行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历史学科极具潜能④。同年李丰友撰《将环境问题纳入中学历史教学》一文,提出吸取历史地理学、生态历史学、环境地理学、环境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充实中学历史教学,加强对中学生环境知识教育势在必行⑤。
在具体的历史教学实践中,不论在中学或大学的历史教学中,一些教师都能适时地贯穿人地关系的理念。如在教学中对于“劳动创造了人”这个命题,有的教师提出了新生代第四纪的气候变化和森林环境景观的变化是劳动创造人的重要先决条件,强调了环境变化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对于清中叶以来山区垦殖开发的讲解,以往多是完全肯定的,现在许多教师都能客观分析其破坏森林、造成水土流失的负面影响。以往教师在讲授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这个问题时,多只讲战争破坏、政治核心区负面影响、水利失修等社会原因,现在许多老师已经能吸取史学界的最新成果,从气候变化的角度分析中国北方失去经济核心区的自然因素。不过,从总体上来看,不论大学历史教学或是中学历史教学,对人地互动观念的关注和实践还十分不够,从人地关系理念的理解和传授来看,还多存在固定的格式,如定式地认为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是造成环境破坏的最重要原因,成为以往“人定胜天”的另一个翻版。
实际上,历史上的人地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如中国历史上北方环境恶化,除了人为的因素外,自然界天地生背景下的不可回归和不可逆转的一些因素,也是十分重要的。近来历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气候的周期性变化与中国历史发展兴衰的研究、历史时期刀耕火种评价研究、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与环境的关系研究、灾荒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疾病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人地比率与传统中国社会、生物入侵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研究,都表明中国历史上的人地关系十分复杂。
我们在历史课堂里讲授人类的不合理开发,使许多野生动物大大减少,甚至破坏了生态平衡,但当一定历史时期贫困地区野生动物与人类争夺基本生存权时,我们就无从谈起保护野生动物。这样,在怎样的人地背景下,在怎样的生产力条件下.在历史上的哪个时期,我们才能谈野生动物保护呢?因为人类一部文明史本身是要以自然环境变化为条件的,只是这种“变化”到何种程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总体上抵销文明的进步,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了。如有的教师讲授秦始皇修阿房宫造成“蜀山兀”,就出现了环境破坏问题,显然是缺乏对秦汉时期总体人地关系的全面认识。这可能还要我们的研究者和教学者进一步探索了。
从人类早期发展来看,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往往以一种初始的环境成因出现,并不是一种急风暴雨式的影响,但影响是潜移默化而深远的,这就赋予了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潜在性和隐蔽性。同样,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往往有长时段的潜伏期,容易被忽视。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历史上造纸破坏了大量森林而否定历史上造纸的发明,显然也是不妥当的。
以往分析历史人物,多从历史心理学角度分析,实际上历史人物的发展更多地受地理环境,特别是自然环境和人化环境的影响。其实,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历史心理学本身也是受环境制约和影响的。当然地理环境如何影响人物的心理确实需要好好研究。
看来,人地互动理念要真正在历史教学中运用,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可是至今我们的观念里历史研究几乎都只是理解为人类史研究,而人类产生后的自然史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可能是目前我们历史研究和教学研究中潜在的思想阻力。相信随着整个社会环境意识的加强,思想观念的突破,有一天在学校里自然史与社会史并重的格局形成,中国历史教学中人地关系的理论和具体实践将会有一个新的天地。
注释:
①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②刘贵琳:《历史教学和地域概念》。《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第4期。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9
1.考查历史学科主干知识。文综历史卷突出对学科内基础主干知识的考查。试题选取了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反映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图片等作为命题素材。如怀素书法、唐三省六部制、严复、尼克松访华、上海合作组织、十二铜表法、巴黎公社、不结盟运动、中西经济发展比较、北魏孝文帝改革、甘地等。
2.考核目标基础与能力并重,体现高中历史新课程三维目标。(1)试题在整体设计上融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于一体,既对课本的基础知识和主干知识进行考查,又不是对主干知识的简单重复。选择题基本上考查“阅读和提取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两项能力,强调分析与思考,注重对历史学科能力的考查,相当多试题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试题通过新材料创设新情境,对知识进行重新组合,提升能力考查的层次。如选择题第15题考查了“明代商品经济”,第18题考查了尼克松访华、上海合作组,第21题考查了巴黎公社。试题还注重对学习过程与方法的考查。如选择题第16题“名人陵墓”、第20题“研究性活动宣传海报图”、第23题“华盛顿邮报”等重点考查学生对论证方法的掌握;第17题“史学观点”考查史学理论与方法;第41题C考查通过提取材料中甘地经济思想的信息并加以评价的能力。(2)试题以学科内综合为主,通过文字材料、图片材料等营造新的历史情境,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阅读、理解、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如选择题第14、15、16、18、2021、23、24题;从主观题来看,重视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考查。要求学生阅读材料,从所给的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理解信息并根据题意对材料进行分层、提炼、概括并组织答案。如38题、41题A北魏孝文帝改革;41题B梁启超、孙中山关于国民素质与实现民主政治关系的主张;41题C甘地经济思想及评价采用了新素材。(3)适度体现学科之间的综合。如选择题第15题“明代福建商品经济”在选项中糅合了地理知识,第24、25题用上海世博会与中国茶文化为载体形成题组,分别考查历史、政治学科知识,第20题更是融历史、地理、物理学知识与研究性学习于一体,第38题以经济学图表资料为素材,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加以解读、分析,在巩固2009年高考历史学科命题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学科间的渗透与交叉。
3.试题注重“新材料、新情景”,凸显新课程观。新课程观强调教材是最重要的学习资源而非惟一资源。新课程高考依托各种课程资源来命题,此次试题设置了大量的新情境题。如第13题“书法家”、第14“唐三省六部制”、第15题“明代福建商品经济”、第16题“名人陵墓”、第17题“史学观点”、第18题“尼克松访华、上海合作组织”、第20题“研究性活动宣传海报图”、第21题“巴黎公社”、第23题“华盛顿邮报”,主观题38题中国与西欧对比、41题A选修1――北魏孝文帝改革;41题B选修2――梁启超、孙中山关于国民素质与实现民主政治关系的主张;41题C选修4――甘地经济思想及评价,也采用了新素材。
4.注重对史学新范式的考查,整套试题渗透文明史观、整体史观。如选择题第13题,“日本平假名与中国草书”考查中华文明的扩展与传承,第16题“名人陵墓”是对严复的维新思想的考查;第18题“尼克松访华、上海合作组织”展示新中国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中所秉承的“求同存异”原则;第19题“十二铜表法”、第21题“巴黎公社”、第22题“不结盟运动”是对政治文明的考查;第38题既体现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又从全球视野看中华文明的曲折发展历程。选考题都体现了对政治文明的关注,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选考题41题A、41题B、41题C,从问题的设置上,第一问往往是根据材料获取信息,第二问则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回答问题;从内容考查上,三道选考题蕴含着对民族关系、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等具有现实意义的热点话题的关注。
5.增加乡土气息,体现福建特色。许多试题都体现了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试题巧妙挖掘反映我省区域经济特色和宝贵精神遗产的命题素材,为考生营造出一种亲切的地域文化氛围。如第如选择题第15题“明代福建商品经济”、第19题“名人陵墓”、第24题“福建茶叶”。这些试题体现了命题者力图结合福建省的历史与现状,从乡土历史的角度命题,反映福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概况,引导考生了解家乡、热爱家乡的爱国主义情操,考查考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福建特色题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一是学习历史既要关注国内外时事,又要重视省内的时政热点及有关的重大方针政策;二是学习历史要做到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做到对历史上的社会问题进行现实的思考,以现实中的社会问题进行历史的联系、分析;三是地方元素可充分反映整体历史的发展,考查考生对整体历史发的认识和理解。
6.关注社会热点,密切联系社会现实。试题以人类所面临和关心和重大现实问题为素材,在突出学科特色的同时,关注现实问题。第18题“尼克松访华”,体现的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也展示新中国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中所秉承的“求同存异”原则,200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三十周年。“巴黎公社”题考查的知识点之一是公社产生的背景,即普法战争后法国的状况,2010年是普法战争爆发140周年。第24题“福建茶叶”题则直接以上海世博会为切入点。第38题既体现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又从全球视野看中华文明的曲折发展历程,其中第(4)问要求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与西欧人均GDP强劲上扬的共同经验,更凸显了时代性;选考题“北魏孝文帝改革”考查学生对当时民族关系的认识,实际上是对当前如何处理好我国民族关系的一种思考。选考题“甘地经济思想及评价”蕴含着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等具有现实意义的热点话题的关注。试题巧妙地将历史学科知识与现实热点有机结合,凸显了历史学科的社会功用,充分体现了历史高考命题的时代性、现实性。
7.选修模块单独设题。与2009年福建文综卷一样,福建文综卷历史试题的选修模块单独设题。如41题A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考查的是专题北魏孝文帝改革;41题B选修2――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考查的是梁启超、孙中山关于国民素质与实现民主政治关系的主张;41题C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考查的是甘地经济思想及评价。从问题的设置上,第一问往往是根据材料获取信息,第二问则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回答问题;从内容考查上,三道选考题蕴含着对民族关系、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等具有现实意义的热点话题的关注。从能力的考查上,则涉及了高考要求的“五种能力”,即再认和再现历史知识能力、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调动和运用知识能力、描述和阐释事物能力、论证和探讨问题能力。
二、2011年历史高考复习的策略
1.重视历史基础知识、主干知识的掌握与运用。历史学科的主干知识是指那些对历史发展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因素,它们是历史学科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知识点或知识板块。因此在复习中必须建立主干知识网络,把分散的或相对孤立的历史事实、历史概念等纳入完整的学科体系之中,使之变成层次分明、条理清楚的主干知识网络,力求做到“点透、线通、面全”。
教师在历史复习中要做到:(1)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注意对历史事实、历史概念、历史结论和历史的阶段特征、基本线索发展过程的掌握。(2)以课标、考纲为基准,掌握教材。凡是课标、考纲中没有的,阅读即可;以所用版本教材为主,根据课标、考纲适当补充相关知识,以求全面、准确理解课标内容。(3)在今后的历史教学和复习中,应该将小而灵活的专题教学渗透到新课教学、单元复习中,帮助学生形成知识网络,建立知识联系。(4)在教学中要强化记忆,教给学生一些实用的记忆方法,让学生平时记得住,考试时用得上。(5)形成完整复习体系。注重第一轮复习,第一轮复习要像上新课一样,把教材中的每个知识点讲透,形成点、线、面的历史立体知识体系;第二轮复习要“基于考纲,重整教材”,进一步打通必修模块之间的联系,形成前后贯通、全面系统的知识专题,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整合知识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轮复习要针对热点有机联系。
2.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1)在历史教学中主要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2)引导学生深刻理解教材内容,培养学生对历史概念的阐释能力,提高学生对历史材料语言和教材语言的互译能力,做到“论从史出”。(3)加强历史资料收集、整理、提炼、分析能力的训练,做到:能够正确理解材料信息的含义;能够准确概括提炼材料中的有效信息;能够结合所学知识解决新问题。(4)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加强独立思考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打破思维定势,培养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观察和分析问题能力;让学生在复习中树立问题意识,将教材中陈述性的史实转换成问题性的素材,把历史的知识序列变成史实的问题序列。(5)重视对学生进行审题、答题的训练,充分利用《考试大纲》提供的样题和以往的高考经典题型,反复练习,熟悉和掌握高考的知识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积累答题的经验和技巧。解题要力求做到:行文规范,用学科语言答题;行文简洁、清楚,行文段落化、要点化、条理化,做到答得少,点要全。提前按高考答题模式训练;问答题答题要求做到:审题、组织答案、打腹稿、简单草稿,最后答题。
3.运用新的史学范式进行历史复习。高考按新的史学范式来考查学生,这就对历史复习的范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以“文明史”为总纲,以“现代化”为主线,以“全球化”为导向,吸收历史学术研究的新变化、新观点,融入历史的复习备考中。(1)按整体史范式构建新的历史知识体系;(2)按现代化范式构建新的历史知识体系;(3)按文明史范式构建新的历史知识体系。在这三种范式中我们进行历史复习时可适当选择一些较典型的内容进行归纳、构建知识体系,让学生对这三种体系有所了解。这三种史学范式相互联系,现代化范式和整体史范式更多强调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以及工业文明向全球扩散的历史,实际上是属于文明史范式所强调的一个特定阶段,我们可根据特点有选择地运用构建知识体系,如有关世界近现代史可突出运用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史观构建知识体系,中国古代史可用文明史观构建知识体系,中国近代现代史则可兼顾几种史观构建知识体系。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10
文明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纵向看，包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横向看，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文明史观反映了我国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和新进展。随着史学研究的进展，文明史观日益受到重视。从新一轮课程改革来看，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据课标编写的各类教科书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文明史观。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明显体现了文明史观，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都置于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全方位冲击下来认识；关于英、法、美、德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或统一，也多是从近代国家政体、民主制度等角度来阐述的，将日本明治维新、俄国1861年改革置于工业文明的范畴中加以论述。在课程标准规定的课程性质、课程理念和课程目标中，都渗透了文明史观，多次提到“要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等等。
从高中历史课标和各种版本教科书的内容来看，都注意从文明演进的角度来确定教学内容和阐释历史。三个必修模块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六个选修模块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文明史的相关问题。在学科体系方面，淡化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按照文明史观构建了新的学科体系。在内容选择上，以文明史观来统驭教科书的编写，正如岳麓版教科书在必修一的前言中所说的：“我们要在已有的历史脉络和整体的历史框架的背景下，分别深入思考人类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历程。”各教科书都突出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成果和影响。
在新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努力把握文明史观的内涵和观点，体现文明史观要求，引导学生从文明史观的角度分析、认识相关历史现象，应特别注意以下方面。
第一，运用文明史观看待新课标教材的变化。新的历史教科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明史观，淡化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不再过多涉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概念。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多是运用文明史观来阐释的，如对明清时期阶段特征的理解上，新教材摒弃了“封建社会由胜转衰”的说法，而认为这是农业文明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近代工业文明的前夜。将日本明治维新、俄国1861改革置于工业文明下来认识，关于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也多从近代国家政体和民主制度的建立方面阐释。因此，在教学中，要按照人类文明史进程，根据人类历史的发展，并适当按照文明史的观点来评价、认识相关历史事件。
第二，构建文明史观的通史体系。新课标教材创立了模块专题体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初、高中教材的重复问题，但也一定程度破坏了学科自身整体性，弱化了综合性。新课程标准弱化学科体系和体系凌乱的状况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如何整合教材，构建合理的学科体系已成为新课程教学的重要问题。针对新课标在体系上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国家考试中心颁布的新课标考纲，在尊重课标精神的前提下，按照文明史观，对课标内容进行整合，构建起了体现历史发展进程的通史体系。在复习中，可依据考纲要求，依据文明史观，打破必修模块的划分，按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兴起、工业文明的扩展顺序，对课标和教材内容进行整合，从而构建起体现时序特点的通史体系。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11
①DonM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of the eaa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story，p．306．
②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学在东西方都是古老的学问，无论《禹贡》还是《?W德赛》，都反映了人类先民的地理意识。地理学又是复杂的：从横向上看，这一学科存在着文化区域的差异①；从纵向上看，该学科从近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众多的分支学科。其中的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因而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十分紧密。人文地理学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③，依笔者的专业和目前的学识很难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拟选取某一方面来具体认识它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在选择过程中，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国人文地理学大师阿·德芒戎的思想上。这么做的考虑，是出于德芒戎对20世纪史学或历史学家的不容置疑的影响。这从法国年鉴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创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可窥见一般。布罗代尔在开列需要感激的名单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学时的老师阿尔贝·德芒戎，我们从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周围山区的描写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笔下的“利穆赞地区的山地”④的影子。鉴于地理学对于环境史学的贡献以及环境史学同年鉴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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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区域学派创始人赫特纳(1859—1941)在论述西方地理学史时指出：“若是我们也把中国的地理学，我们的文化区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学，牵连在一起，这对于理解现在的科学，至少是现在的地理学，恐怕没有多大的帮助”。[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② Hum01 Geography在中国还被翻译为“人生地理学”或“人类地理学”，尽管译法各异，但都涉及“人”。而“人文地理学”法语词为Gé0graphie humaine，德语词为Geographie des 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变化，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5--248页。
的学术传承关系①，我们认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开列的地理学家名单中加上阿尔贝．德芒戎，应该是恰当的。②
一、定义问题
人文地理学是当前西方学界基本区分的地理学两大类别之一，另一类是自然地理学。《大英百科全书》2002年版则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学包括了人口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文化和社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医药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因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解释人类的分布及其特点，这属于人口地理学的范畴。但是不对以下问题予以重视，就不能理解人类的分布：人类如何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谋生，属经济地理学范畴；人类的文化、社会价值观、劳动工具等，属社会和文化地理学范畴；人们在城市和大都会的聚居，属城市地理学范畴；人们的政治机构，属政治地理学范畴；人们的健康和威胁他们的疾病，属医药地理学范畴；当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进而成，属历史地理学范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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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认为环境史的学术渊源之一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Char Miller & Hal 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tory，Pitts— brgh：University 0f Pittsburgh Press 1997，Introduction，p．X Ⅱ．
② 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德芒戎。
③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2， v0L. 19．p．882．
面对人文地理学的如此繁杂而又密切联系的分支领域，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和把握它呢?对于人文地理学问题，阿．德芒戎于20世纪初所做的论述，被视为是“指明了正确的道路”①。从德芒戎的论述中我们了解到，虽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类习俗的差异，但是直到18世纪以前，“对那些被我们现在归人人文地理学名下的事实，即地球表面上人类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种单纯的描述……实际上它们只是一堆未经整理、未加解释的，也就是没有科学性的杂乱无章的知识。科学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主要起始于18世纪进行的发现航行和殖民活动所导致的我们对地球知识的增长：主要由科学家或具有科学好奇心的探险家进行的航行。”②对于人文地理学的定义，德芒戎强调不能泛泛地认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因为“它包括不了整个关于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这些关系中有许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学者所能研究的，它们属于别的研究部门。”③于是，他将人文地理学界定为“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④。他之所以用“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概念取代“人类”和“自然环境”概念，是因为他认为，首先，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我们不再把人类作为个体来考虑。通过对个体的研究，人类学和医学可以取得科学的成果；而人文地理学就不能。人文地理学所研究的，是作为集体和集团的人：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作用。”第二，“地理环境这个词组比自然环境的含义更广；它不仅包括可以表现出来的自然的影响，还包括一个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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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阿尔贝·德芒戎”，载[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0页。
②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3--4页。
③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5页。
④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7页。
于形成地理环境，即整个环境的人类自身的影响。”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定义以及他所运用的定义逻辑对于我们如何界定环境史学富有启发意义。
环境史学自诞生至今，对于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研究和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新的史学理念和视角，在学术界尚存歧义②。近30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环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体地研究和诠释环境史，因而关于环境史的定义是见仁见智③。在美国，虽经多次讨论，学者们基本上认定环境史就是研究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史，但是对于“人类”、“环境”等具体内涵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明晰和丰富的过程，对此，大家的理解还是不太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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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6--7页。
② 譬如沃斯特倾向于认为“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包茂宏在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时认为又诞生了众多的次分支学科，见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③ 迈克尔·威廉斯在“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联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纳什(Roderick Nash)、比尔斯基(L.J．Bilsky)、泰特(Thad Tate)、沃斯特等人关于环境史的定义，参见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environ— 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 GeograpAr，20．1(1994)，pp．4-9；此外，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还进一步介绍了贝利、克罗农和麦茜特等人有关环境史的定义，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而麦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罗农、克罗斯比以及她本人关于环境史的解释，见http：／／www． 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纪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环境史研究的农业生态史模式，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强调环境史学日益摆脱了初期的道德诉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标是为了加深我们对历史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即在时间长河中人类如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结果。在沃斯特心目中，这个自然仅指非人类世界。这一世界在原初意义上并不是我们人类所创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会环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只是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舞台)和人工环境(the built environment，无处不在，成了“第二自然”，这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表现)①。应该说，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环境——非人类世界。沃斯特的有关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美国环境史研究。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关于环境史的理论还是有着不同的声音和争论，其中最突出的，是乔尔·塔尔等人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城市或人工环境，并提出人工环境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成为地球环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论断②。当然，沃斯特本人的这方面的思想也在发展变化③。
笔者认为。上述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影响着非人类世界的人类，以及人类到底怎样并在哪里影响着自然环境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人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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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0--291；pp．292--293．
② Christine M．Rosen & J0el A．Tarr，“thc Importance of Urban Perspec— tiv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may 1994)，p．307．
③ 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页。
对于历史研究中的人类概念的认识，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点上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①。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是马克思主义考察人类历史开始点的总体假说。马克思提出从人类社会整体出发的假说后，具体考察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社会环境之中，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环境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社会”②。环境史学中的“人类”，也只能是结合着现实的社会环境，并进行对象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其内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会组织程度的人的群体或集团，可以简称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会人”；其外延是由人类的生活活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各类实践活动构成的环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种设施组成的人工环境，以及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组成的社会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是整个自然界中的人类子系统。与此相对应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气圈、水圈、土壤一岩石圈和生物圈所构成的自然子系统，即环境史学中所运用的“自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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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页。
② 参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页。
至此，我们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义逻辑来对环境史学进行界定。环境史学包括不了人类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各自内部或相互关系的全部内容，其中有许多方面肯定不是环境史学所能研究的。譬如，自然子系统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演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属于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等学科的范畴。环境史学则是研究由人的实践活动联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的历史学新领域。
这样来辨析，就可以明了环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问题了。作为环境史学中“互动”一方的“自然环境”不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互动的另一方——“人类社会”囊括了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正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着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在创造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环境逐渐地改变了模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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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生的自然环境又被称为原生环境或第一环境；被人类活动所改变了的原生环境，如被绿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气和水体、被破坏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环境、次生环境和“人工-自然环境”等称谓。
二、研究对象问题
长期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有兴趣于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研究，各自对这一“关系”的具体把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环境史学与人文地理学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如此。
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为例。德芒戎从他的人文地理学定义出发，对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一抽象问题进行了具体阐释，由此构想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了其范围和界限。他认为，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问题包括四大组，即：1)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2)人类社会对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断演进，即文明类型的演化；3)随着自然条件及被开发利用的资源而变化的人类分布；4)人类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德芒戎强调，这些就是人文地理学专有的内容；人文地理学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这一广阔的领域。不过，从他之后的学科发展来看，不仅人文地理学本身研究的问题随时展在进一步拓宽，而且他界定的内容也并非只为人文地理学所专有。譬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史学同样致力于对人地关系的思考与研究。
在抽象意义上，环境史学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历史”②。而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家对于相互关联的“人类”与“环境”涵义的认识是逐渐明晰和不断丰富的。从目前欧美环境史学家关于环境史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种种规定来看，我们认为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的三层次分析模式比较典型：
第一，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是充满生机并发挥作用的；这包括自然的有机体和无机体，当然少不了人类有机体，因为人类是自然的食物链中的一环，他时而是子宫，时而是胃，时而是吃客，时而又被吃，时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时而又是一种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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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8页。
②Mart A．Stewart，“Em4ronmental History：Profile 0f a Developing Field”，The History Teacher，v01．31，no．3(May 1998)，p．351．
第二，引入社会经济领域，因为它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这儿我们关注的是工具和劳动、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所设计的从自然资源中获取产品的各种方式。一个被组织起来在大海捕鱼的村社与一个在高山牧场养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别角色和季节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决策的权力，无论是环境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在一个社会内几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对权力结构的探寻是该分析层次的组成部分。
第三，独特的人类经历的象征一一纯粹的精神或思想层面，其中，感知、伦理、法律、神话和其他意识结构成为个人或组织与自然对话的组成部分。人们不停地描绘他们周围的世界，界定资源是什么，判断哪些行为会导致环境的退化，应该被禁止，并且对他们生活的目的做出选择。①
这三个层面即三组问题，是沃斯特构建的环境史研究纲要，他自己认为“这个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笔者大体上赞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构，因为其他学者提出的分类大都是这一基本框架内的局部调整。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比较和认识环境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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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mn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0f Ean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aory，p．293．
② 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
就沃斯特的环境史纲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对象来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叉域。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可归结为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生活、生产、居住和迁徙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为环境史学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个层面与之联系最为紧密，而这一层面正是目前环境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已出版的关于历史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为对环境影响的著述大都属于这一层次①。由此我们可以领会二者间的关联和环境史的学术渊源。然而，环境史学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之间又有着显见的不同。这突出表现在它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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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Eli— nor c．K．Melville，Plague of Sheep：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Mexic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一一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涉及的问题止于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利用方式与地域的变化等。这些问题所折射的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念，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认识，即局限于人类在不同的时空中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种“可能论”(possibilism)的论点，这种论点是他的老师、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可能论”认为，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因此人在与环境的关系中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可能论”虽然是一种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的人地关系观，但它与决定论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认为，人类处于一方而环境处于另一方，两者不相容；二者的目的是要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或影响。可能论与决定论的这一共同之点被称为“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①。这类论点的提出和持续，与直到20世纪初的科学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当时发展中的科学方法还是以探索简单的、单线的因果关系为标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类推，而尚未认识到形成当今科学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反馈过程。”②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地理学家在探求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规律及原因时，做出的大都是与线性科学相一致的简单的、直向的解释——要么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要么侧重人对环境的改造与适应能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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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郭凡、邹和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②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第2页。
③ 当然，人地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思想、理论在人文地理学领域是不断丰富发展的。继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之后，又出现了“适应论”、“生态论”、“和谐论”等。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第40--42页。
环境史学恰恰要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止步的地方起步。它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利用开始，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来探讨人类如何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了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等问题，以此来再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环境史研究使得历史学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历史观层面，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达到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一方面，环境史学不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等史学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环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认为“环境”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要素，而不只是人类活动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环境史非常明确地将自然要素纳入历史写作的范畴，从而拓宽了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了历史思考。这正如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专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论述人与疾病双向互动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对这种社会与自然间因果回馈循环之发现和阐明，正是环境史相对于其他历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反对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证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不断地发生的是相互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分野是不明确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这显然是一种关于人地关系的双向认识，因而有别于上述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当然，环境史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双向认识也是随其研究的发展而逐步明晰的。欧美环境史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片面狭隘的污染或灾难史到全面宽广的环境史的转变，其研究日趋成熟，标志就是认识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②。这反映了环境史家从对紧迫的环境问题的关切转变到对人类与环境关系史的全面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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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页。
② 参见K．j．w．Oosthoek，“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国环境史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与工业污染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彼得·布林布尔库姆、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等人先后发表了诸多专题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关的研究从污染史拓展到环境史，其中戴尔·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环境、技术与社会》是这方面的佳作。波特认为：“泰晤士河与伦敦的关系并非自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简单对照。一千多年来这条河与这座大都市共同将自然的作用与人类创造的事业调和起来。人因为对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们的建筑物和周围的乡村发展了城市。人们通过堤岸、码头以及他们对清洁水的需求和废弃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为一项公共工程，展示了技术在以文化价值观、社会组织和制度为一方，以自然环境为另一方之间的调节作用……当然，技术作为一种分界面，其本身受环境条件和使用技术的社会的态度与习惯的制约。它充满了变数。泰晤士河河堤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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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林布尔库姆的有关著述是空气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约克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York，1850—1900)、《伦敦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London)和《19世纪苏格兰的黑雨》(Nineteenth Cen— tury Black Scottish Showers)等文章，是将现代气候研究与历史档案研究融合起来的佳作；而《大烟雾：中世纪以来伦敦空气污染史》(Peter brimbleeombe， The Big Smoke：A History 0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 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一书影响了许多后继的环境史家。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的著作则是关于英国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Ifistory 0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 ry，IOP Publishing Limited，1986；Lawrence 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wer Pollution，1865--1876，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3．参见Matt Osbom，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建构’，并且它还要因应意外的气候、高潮、流沙和这一地区可资利用的原料的质量而作变更。”①波特的研究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既展示了人类如何塑造了自然环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响和改变人类文明中的作用。这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双向互动观，它凸显了环境史学的目标，即“认识人类如何受自然影响，又如何影响自然，以及影响的结果。”②
环境史学的这种双向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学科发展的态势。20世纪中后期，不仅地理学本身在努力克服过去只重视研究“地”对“人”或“人”对“地”单向作用和影响的局限性，开始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诞生了数门以“人类一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交叉学科，如环境科学、人类生态学和地球系统科学等，它们一致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③。环境史学从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等学科汲取了大量的养料，其中生态学尤为重要。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集中体现在环境对生物的生态作用、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以及生物对环境的改造等方面④。环境史学受到了生态学的巨：大影响，较某些前辈学者而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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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ale 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Ohio：University 0f Akron Press 1998，p．4； pp．8---9．
②T．C．Smout(cd．)，Scotland Since Prehistory：Natural change and Human Impact，Aberdeen：Scottish Cultural Press 1993，p．xiii
③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一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第6--32页。
④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首先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详见周鸿编著：《人类生态学》，第1--2页。
史学家更看重自然的作用，并将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视为一条‘双行线’(two-way street)”。①这一分析非常适合于就德芒戎的思想与环境史学关于人地关系的认识所作的对比。
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同相联系，环境史学又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目的。
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中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空间分布与变化规律的学科，其目的是要“阐明各国、各地区人文现象的分布规律，着重说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人文活动，并探讨其形成的原因，预测其发展的趋势。例如，为什么当前世界上有的国家工业高度发达，有的国家工业依然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②这显然是对地表各种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结构作客观的描述与探讨。德芒戎对法国农村聚落的类型、法国北部与美洲的联系、北海的渔业和渔港、尼日尔河流域的土著殖民和整治工程等问题的研究即是如此。与之相比较，环境史学作为历史学中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史的新领域，除了要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因果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比较和反思人类对自然的历史认识和态度，尤其要检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对待自然的种种方式。环境史学要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来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人群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比较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明中人们关于自然的思想、概念和价值观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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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k Cioc，Bjsrn-Ola Linnér，and Matt Osborn，“Environmental Histo— x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Environmental History，V01．5，No．3，July，2000，p．397．
② 辛润田主编：《现代人文地理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来认识人们对待他们周围环境的不同态度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结果。由于历史上自然曾以各种各样的灾变对人类有悖于自然规律的开发活动予以了报复和惩罚，因而透过各种各样的灾害而揭示人类对自然的毁灭性开发和戕害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探寻人类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途径，必然是环境史学的主要任务。由此，环境史学持有鲜明的批判立场。它反对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观，提倡网开三面式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试图通过对人类与自然关系史的反思和评析，来寻求人类与自然互惠共生之路。沃斯特的环境史纲的第三个层面突出地反映了这一诉求，《尘暴》一书则是他从文化批判的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典范。沃斯特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发生的尘暴，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谦恭荡涤殆尽，并以人类对自然的极端狂妄与自负取而代之。它与北美大陆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敬畏草原、感激自然并自我约束的环境伦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斯特提醒第三世界国家不要迷信和盲从美国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国的覆辙②。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背景之下，他的这一“盛世危言”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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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高国荣：“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页。
② 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第316--334页。
与沃斯特的作品一样，欧美环境史学界的其他著作大都饱含着对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机械自然观、科学与理性崇拜、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等内容的分析与思考。如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该书从性别的视角描述了人们关于自然概念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麦茜特将以往科学史中许多被忽视的问题突出出来，尤其是通过对科学革命及其背景的考察，发现在产生近代科学革命的16、17世纪之际，“一个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其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这里，自然被重新建构成一个死寂和被动的、被人类支配和控制的世界。”①由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人类怎样将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机的自然观如何转变为机械的、死寂的自然观的历史过程，从而加深了对人类“合理地”支配自然并破坏生态环境的历史根源的认识。像这样的对现代文明及其对自然之态度的评判，正是环境史学有别于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之处。
因此，从研究对象来看，环境史学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的基础在于二者都在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区别的原因则在于它们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和研究目的的不同。从这种联系与区别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界定环境史研究的对象与侧重点，以把握不同时代学科发展变化的脉络。今天，环境史学已表现出更全面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并合理地解释有关问题的能力，但环境史不能自诩解释了所有的问题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也不应被视为“至今所有的编年史的逻辑发展的一个顶峰”。②因为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像任何其他学科一样，也是变化的、不断发展的，并需要多样化的解释。人类行为如此复杂，以至不能靠简单的因果分析来解释。同样，对人类与环境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应采取简单的、一对一联系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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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洛琳·麦茜特著：《自然之死一一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页。
②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2页。
三、方法原则问题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德芒戎是这样规定的：
第一原则 不要认为人文地理学是一种粗暴的决定论，一种来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论。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就是搅动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第二原则 人文地理学家应当依靠地域的基础进行研究。凡是人类生活的地方，不论何处，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总是包含着他们与地域基础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使人文地理学不同于社会学的，正是这种对地域联系的考虑……第三原则 为了全面地说明问题，人文地理学不能局限于只考虑事物的现状。它必须设想现象的发展，追溯过去，也就是求助于历史……
德芒戎规定的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对环境史研究同样具有启发。尽管如前所述，他的人文地理学思想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上是单向的，但他关于“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的提法依然值得我们注意，而他将人类看成是影响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由此而否定环境决定论，这种看法本身在今天尤其值得环境史学家所重视。由于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已有千万年之久，其中的因与果事实上乃是相互纠缠和渗透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人类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沃斯特纲要的第一个层面“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即包括对人类有机体的理解。
人类是生态圈中颇为独特的物种，一身兼具三重身份：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成分，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和创造者①。因此，人类既具有自然禀赋，又具有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类的捕食、生殖、与其他生物争夺生存资源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等基本生物功能，属于自然秉性。就此而言，由于人在体力和许多器官的功能上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人甚至比许多其他生物更不能适应环境。但人有思想意识，有发明创造能力，并组成了一种社会和不断完善这个社会，这是人的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的这种属性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为了得到足够的资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质材料等)来维持生存，可以发明各种手段和方式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去获取，这使得人类成为了惟一能够威胁以至于摧毁自己生存所依赖的环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的进入了陆地所有生态系统，并通过技术的使用来支配它们的生物②，因此，人类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全面的干预和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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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49--54页。
② [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第20页。
即使如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所作所为仍不得不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因为大自然有着自己的节律和功能，人类的作为必须符合自然的规律，否则将会受到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终要归结到一点，即地球能否承担和接受人类的发展速度，或人地关系是否统一这个问题。一方面，地球上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另一方面，人类将从自然索取的物质消耗以后，又会将废弃物归还自然。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本质即在于相互之间进行的这种物质、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换。由于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不同时期人类的技术水平、组织规模和文化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总的来说经历了人类从诞生之初的完全依赖自然并敬畏自然，到利用、改造、破坏与藐视自然，再到今天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强调保护与亲近自然等阶段。这一历史进程表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并在对立统一中前进和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的问题已成为如何遏制人自身种种的超越了各类生态系统能力的需求，以缓解乃至消除由此而造成的种种压力的问题。由此我们必须加强对人与自然关系中因人而起的不和谐及其消极后果的认识与研究。
由于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之上，并往往会超越领土、领空的界限，如跨境的水体污染、沙尘暴、酸雨等，这样，德芒戎提出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应当依靠的地域基础，也是环境史研究应当依靠的基础。
德芒戎特别强调人文地理学不要忘掉人和土地的关系，不能离开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他说到：“为了清楚地看到一般现象的全貌，最好从特殊的、局部的现象开始去观察这个区域内包含的特殊植物、居民……，去明确某种由一片土地和一群人类的结合而产生的有活力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回到我们的物质存在的直接基础上。人们常常要在对组成一个区域面貌的各个特征进行分析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把人类和环境结合在一起的那些关系。”①德芒戎的上述思想和认识方法也可以为环境史学所遵循。环境史研究同样要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上来，这即是要加强对自然环境的原貌的认识。因为自然环境在不断地变化，今天我们眼前的山川大地和气候条件远非其原貌。只有深入地了解自然环境的原貌，我们才能找到衡量其变化的基准或坐标，弄清其变化的幅度。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记载的出发点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②当然，自然基础或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是相对的，其时间断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是有别的，这由文明出现的早晚而决定。即使在同一国家，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区的初始状态，有的早就被破坏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见到。③这样，在具体研究中必然要求根据具体情况而选取不同的地域单位。明确地说，环境史学除了继续运用传统的国别研究单位外，还要加强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这是一种方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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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1页。
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自然基础包括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页。
③ 此处得益于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景爱先生的指教，谨致谢意。
至于如何确定所研究区域的范围，则要视研究的问题而定。区域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小见大，化整为零，而是为了获得对一个区域的人、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面了解和认识。这就要求对某一区域的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将涉及到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尤其要注意联系社会文化环境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它们往往是通过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来体现相互作用的。这样，突破学科界限，将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融人具体的研究过程，是环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们看到，环境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环境史学家尤其需要运用生态学、生物学、林学和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来理解自然界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反过来，作为地理学家的德芒戎则强调入文地理学必须“求助于历史”。他说道：“人类在时间中发展，为了理解这种发展，历史的证明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对我们同样是必要的。”①这一思想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历史研究在一切学科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环境史研究中应如何处理历史学与其他需要借鉴的学科的关系。环境史学的跨学科性质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的学科特征的泯灭，因为其本质上仍然是通过对有关问题的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解释来再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并理解其现；伏。环境史学家也不必成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要做的只是跨越学科边界，熟知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术语、理论和方法，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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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3页。
理解历史上的环境问题。①不仅如此，由于环境变迁具有长时段的、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这一变迁本身及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并不是计算机模型或实验室的实验可以完全地模拟或实验出来的，因而就愈发需要深入有关的历史变迁之中去梳理、归纳和认识，从而为现在和未来提供有意义的启示。此外，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乃至其他研究自然与人类关系之学科的目的，因而不要充当自然科学或别的什么学科的婢女。环境史研究者不要东施效颦，而要清楚自己与自然科学家的不同。这样，环境史学应是以历史学为基础和主体的跨学科研究。环境史学家要做的是在固守历史学阵地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拓宽知识结构，扩大史料收集的范围，并提高处理各类资料的能力。
今天，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远离了自然，却又越来越剧烈地干预了自然。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至少是地球表层的生态系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来愈深刻地融人了人类活动的意蕴。同时，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弥散于诸如技术体系、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以及风俗习惯等各种人类事象之中，成为社会分化和文明演进不容忽视的动力之源。”②因此，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现时代，我们认识和研究自然环境在什么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人类社会又在什么程度上并怎样干预和影响了自然环境，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途径，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而贡献史学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国际史学界已表现出对环境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从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来说，笔者认为，我们应摈弃中国世界史学界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宏观中文话语处理的一贯做法，弘扬并改造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灾害史研究的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展精细深入的理论建设和问题研究。我们既要研究他国以及世界性的问题，更需要研究中国自身的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论框架，实现学术创新，以对国际环境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12
一、历史图片、文献史料在学科教学中的运用及其重要性
历史图片、文献史料从历史知识的本质看,是我们通晓过去、借鉴现在、展望未来的重要媒介。在学科教学中开发运用图片、文献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扩大课外历史知识视野,激发其对历史课、历史知识以至于历史学的兴趣,提高他们在历史文献方面的修养,为进一步学习和深造打下初步基础。新课程中大量的历史地图、历史照片、古迹遗址图、实物图片、历史图表以其特有的存在形式向后人展示了人类历史活动特定的时空进程,是对历史现象某种程度的动态概括的反映。“左图右史”、“索象于图”、“索理于出”、“即图而求易”等就是前人治学与谈史的经验总结和方法概括,它揭示了图与文二者之间的关系,即相辅而行的辅助关系,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相得益彰、促教利学的关系。
新世纪是多元开放的世纪,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人们必须具备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精神,健全的人格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而这一切的实现与作为重要链接之一的历史文献和相关的图片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建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布鲁纳,在认知学习理念中指出:学习是一个认知过程,是学习者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的过程。布鲁纳认为,人是积极主动地选择知识的,是记住知识和改造知识的学习者,而不是一个知识的被动的接受者。因此在历史教学中要注重引导学生对史料、文献及图片的学习、积累,通过引导学生重视对历史图片和历史文献学习、积累,把新得到的信息和原有的认知结构联系起来,积极地建构新的认知结构,产生新的观点及解决现实问题的新思路。
历史的学习与其它学科的学习有着类似性,都要经过三种过程:新知识的获得,原有知识的转化,对知识的评价。这三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学习者主动地建构新认知结构的过程。新知识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图片隐性知识的领悟、对文献材料的理解能力。教师在授课中注重对相关图片、文献史料进行分析、解读,使学生对不曾经历的历史事件、不曾谋面的历史人物反而多了一层神秘感,由此可创造出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又因为时空的距离更使学生对历史知识、情节产生某种温柔的思绪,由原来的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探究,从而达到使学生将知识进行一定的转化,即将原有知识同教材观点、自己理解相结合,转化为新的知识、思想。学生博览后思维拓展表现为对知识的评价,如针对教材中出现的大量图片,作为教师应首先让学生充分发掘每幅图片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对发散性思维直观地感受历史的真实。接着教师再对大量图片、史料文献进行讲解、分析,以激活学生思维,达到从多角度思考问题,避免传统的生硬的满堂灌一言堂。历史本身是完全客观真实的,但主观的认识却差异很大,通过对图片的分析、材料的讲解,使学生站在更公正、全面的立场上辩证地看待问题,而不囿于某种定论。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还应提醒学生,历史事件的因果因素是相当复杂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有时一致,有时完全悖离,从而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评论,接着引导学生积极搜集相关课外文献、史料来扩展他们的视野。另外,教师还需向学生适当地介绍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理性认知的方法,以适应新课改中要求教师注重培养学生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增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基本理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谨记多给学生实践的机会,逐步提高学生的学科能力,而这样做也非常符合布鲁纳的教育思想。
二、历史图片、文献史料在学科教学中的价值功能
(一)大量历史图片、文献基本立足于历史本质,它是进行课程资源开发与实施的重要桥梁之一。
布鲁纳认为,教学一方面要考虑人的已有知识结构、教材结构,另一方面要重视人的主动性和学习的内在动机。他认为,学习的最好动机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而不是奖励、竞争之类的外在刺激。教材中提供的大量历史图表、文献作为历史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在一定程度上更易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必须大力提倡师生都要从思想上重视图片、文献,以便使学生更有兴趣、更有自信地主动学习。中学历史学科在培养学生历史意识、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它通过大量图片和文献以真实的佐证展示历史事件、人物、现象,通过对它的学习、分析,学生更易于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
大量历史图片、图表、史料文献以不可更改的历史真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向我们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它们以一种别样的空间概念,一种时空倒流、回归历史的感觉拉近历史与现实空间的距离,给学生以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基于此,教师在教学中通过对其分析能引导学生更深入地发掘历史原貌,更真实地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改变“人云亦云”的传统,提高创新能力。
(二)大量历史图片、文献的讲解、分析、运用也是师生互动的主要桥梁。
由于历史的不可逆转性,不会重演,它看不见摸不着,不能直接观察和感知。我们要认识历史就只能依靠间接的历史材料,即依靠对前人遗留下来的历史遗址、文物、图表、图片、文献资料等进行间接观察和再造想象,才能超越时空的限制,形成历史表现,进而形成历史概念和历史规律。我国中学历史教学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提高中学生现代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使学生通过历史学习,学会学习,学会做人,提高能力,以历史教育领域出现的新观念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此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利用图片、文献的特殊性,以图引思,引导学生发掘图片内涵,寻找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特点、内容、性质及影响等。或分析图表、文献中的有效信息,以图育情,以史引情,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情感;或纵向联系或横向对比,以图释图,论从史出,进行新的有趣的发现。教学中教师要指导学生在观察图表等事物时,应设身处地地考虑事物的境地,把原先没有生命的东西看成是有生命的东西,仿佛它也有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动,以达到与其事物发生共鸣的效果。教学中可指导学生利用手头的文献资料和图片做材料,编排一些相应的历史小短剧,去感受曾经的时代。这种注重沟通、体验、想象等非理性的方法的出现,无疑是为历史学科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
(三)历史图表、文献史料运用的价值功能还体现在对教师专业知识和教学技术的促进上。
在新课标的知识与能力的培养方面,要求学生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阅读能力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培养学生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现代历史教学中,教师在精心传授知识的同时,除了研究教法外,还必须特别重视研究学法。中国古代有“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阿拉伯也有谚语:“送人一条鱼,只美餐一顿,教人捕鱼的本领,就可以使他受益一辈子。”正是对这句古话的生动诠释。教学既是艺术,又是技术,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看其掌握教学技术的能力。所以,为适应现代教学需要,对教师的专业水平、理论思维等要求越来越高。需要教师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不断研究新教法、新学法。比如,教学分析方法、分组学习的组织方式、行动策略研究、研究性学习的指导方法、信息技术的使用等与教学有效性有关的技术,都需要教师运用策略和作为教学领导者等诸多的专业技能。而新教材模块与专题相结合的历史课程,带来了历史知识体系断裂与残缺的问题,造成了探究历史问题中知识准备不足的困难。因此,激活相关知识,即激活探究与问题有关的知识及其知识体系极为重要。如何将各专题的内容尽量讲生动,讲得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需要教师尽可能地多阅读必要的资料,即教学资源:在了解、熟悉整个教材相关的历史图片、文献史料以外,还要看一些相关历史专著,从网上摘取带有故事性的历史资料,自己先将各专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然后在讲授中,注重图表、文献的应用并和现实联系起来。例如,讲到中国古代宗法制进,针对这一政治问题距今历史久远,学生很难理解的情况,运用图表示树枝和树干的关系可形象、生动地将西周宗法制嫡长子与庶子关系表露出来,另外再横向地和我国现存的宗祠、族祠,各家出版的姓谱、家谱联系起来讲解,使学生觉得历史与现实生活距离并不遥远,产生一种历史归属感,从而化难为易,轻松地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一课的教学宗旨。同时,引导学生独立对比思考:中国早期政治制度有何特点,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怎样影响?这与早期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何不同?为什么会造成这些不同?这种提问是一种触类旁通的思维方式,能引起学生各种不同的思考,据此再引导学生阅读“学思之窗”“资料回放”“历史纵横”及自主式查阅相关文献,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徜徉,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即卢梭宣称的“兴趣中心”原则,达到使学生对历史“乐学”、“爱学”、“好学”以至“会学”的程度。
三、历史图片、文献史料在学科教学中必须处理好两对关系
(一)处理好历史图片、文献史料与历史教学正文之间的关系,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由于会考、高考的需要,教师在教学中都会忽略学生兴趣培养、知识面的拓展及探究能力深入等。授课中仅仅强调“正文”,以为这样可节省时间,让学生枯燥地强记一些知识点。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如果仅教学正文、背景、内容、过程、意义、影响等,学生就会感到枯燥无味,就会“厌学”。因此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就必须遵循学生的认知与视角,寻找“兴奋点”。教师在深入钻研教材的同时,要充分挖掘教材背后的感性材料,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文献和图片,文献以其优美、感人的文字,耐人寻味的典型事例,图片以其不可更改、不可重视的真实场景开阔着学生的视野。充分运用图片和文献的教学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等特点,让学生“愿学”“乐学”。同时,授课中有意识地将史事与时事热点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类比,主动去探究、了解、发现。由此使抽象的教材内容具体化,历史与时事政治关联化,又似在穿越时空辗转中轻松掌握了所要学习的知识,并在历史与现实对比学习中形成了辩证的历史观。
(二)处理好历史图片、文献史料与其它学科图片、材料的关系。
俗话说:史地不分家,又有政史不分家之说。由此可知历史学科与地理、政治等学科关系非常密切,不仅如此,还与其它学科联系亦非常密切。历史学科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包罗万象,囊括诸科知识,包含经济、军事、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关系、民俗风情等方面,因此必须不断而广泛地从其他学科中吸取养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个领域的重大突破,往往会给整个人类生活带来全新的气象。问题在于能不能尽快注意这些突破,并将之与自己的领域联系起来。从地理学科上讲,历史上不同时期地形、地势、疆域、矿藏及军事上的重要性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历史地图中。而文献的史料价值涵盖的诸多方面更是不可小看。从政治角度看,教材中大量的文献、史料向我们形象地介绍了各个时期的政治现象及根源,有利于培养学生“以史为鉴”的精神。从语文角度看,教材中大量引用的诗词不仅能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操,而且能使学生在学习中欣赏到诗词的文采,感受着其中的美。
总之,历史图表、文献在学科教学中的作用很大。它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刺激其进一步学习、了解、探究历史知识的积极性,使学生乐学、好学,又可以使学生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身的阅读能力,从中扩大信息量,拓宽知识面,提高师生的信息素养。历史课堂注重图片、文献的讲解、运用,还有利于师生教学相长和学生探究科学精神的生长;图片给予人的发散性思维,有利于给学生营造宽松、民主的氛围,有利于发展学生美的品德,提升学生健康的人格素养,使之成长为既有真才实学又有高尚人格的新世纪的人才。历史图片、文献史料与正文的协调讲解相得益彰,必将为历史教育教学带来无限美妙的风光。
参考文献:
[1]宁裕光,熊守清,胡任敏.历史教育方法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徐胜三.中学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