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经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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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是一门新兴的、交叉性、综合性较强的科目，也是高校众多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必修课。鉴于这门课程的现实性突出、理论和导向性较强，在课程的准备和讲授上存在一定的难度。笔者从近年来的教学经验出发，拟在“问题导学，互动探究”的课改模式下，坚持教师的主导性、问题的开放性、教学的情境性相结合，从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和考核出发，谈谈这门课程改革的思路和心得体会，以期抛砖引玉。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厚今薄古，突出学科的前沿性和时效性。当今时代，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国际关系错综复杂，这对于教材的更新换代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对于内容相对稳定的教材来说，往往更偏重已经成为历史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问题，对紧随时展的国际热点问题的分析相对较少。虽也尽量引入一些新的国际热点问题，但往往滞后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现实情况，且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日益结合，教材“补丁式”的热点引入难以反映出整个问题的全貌。

当代国际关系学科作为一门前沿科学，除了要求学生切实掌握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外，还要培养学生追踪学科前沿的学术品格。因此，突出课程的现实感，厚今薄古的解析国际重大政治经济事务背后的根源、发展的趋势便极为重要。笔者拟在教材的基础上，增加对现实国际热点问题的深度追踪与分析探讨，形成以教材扎实国际理论知识与原则，以解析最新热点问题为应用和实践的模式。这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其一，大致保留原有教材框架，并进行适当删减。对教材中国际关系问题上相对稳定的原理性和背景性的内容予以保留，并援引新近发生的国际现实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佐证。例如，在讲到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和诉求上，除了对二战以来日本国内外政策的演变进行系统的梳理外，还可以加入当下新闻媒体热议的热点问题加以分析，如近来关于纪念反法西斯70周年，安倍发表的首相谈话仅以间接方式提及“反省”、“道歉”，且宣称“不能让子孙继续背负谢罪使命”[1]。安倍这种语意模糊、模棱两可的“谈话”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强烈的反响，遭到了来自日本国内外的批评。用这样广泛热议的时事佐证日本战后对历史的认知态度，观察日本二战以来的东亚外交，能够更有效地引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的热情，同时，能够更准确的更有启发性的使学生理解当下日本的外交政策及对外关系；其二，根据国际局势变化，及时补充和更新教学内容。

将一些有国际影响的重大热门事件引入教学当中，并进行追踪考察，帮助学生了解国际关系的动态发展，切实掌握国际重大事件背后暗流涌动的各种利益集团、各种思潮的博弈较量，可将一些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世界或地区热点问题作为专题解析，提高学生分析国际问题的能力和素养。如可做一节有关中日争端的专题，这个专题不仅涉及中日关系问题，还可以以更大的视角即大国间的战略博弈来分析，引导学生去深刻理解这起争端。问题的发展是有深刻的国际国内根源的，其至少在中美日三个大国间展开，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如菲律宾、韩国、中国台湾等也有所参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实力上快速赶超日本，中日的“错肩阶段”来临，种种摩擦不一而足。同时，日本与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与韩国在独岛上的领土纠纷上都遭受挫折，日本政府将目光放到了南边的，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种种“遏制”政策助长了日本的气焰，日本积极的谋求与菲律宾接近，与中国台湾缓和关系，谋求打破海峡两岸联手护卫的决心，企图逐一击破……在整个争端中，日本咄咄逼人，美国两面三刀，菲律宾上蹿下跳，中国台湾犹豫不决，中国政府坚持有力有礼有节的斗争。2012年中国海监定期维权巡航编队抵达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进行巡航；2013年11月23日，中国国防部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包含附近相关空域；2014年，中日双方发表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发表四点原则共识。然而，这并不是中日关系一帆风顺的开始，未来的历史走向如何可引导学生各抒己见，加以探讨，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这种专题讲解可以以一个更大的视角而非单一的国家因素进行追踪分析，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战略眼光和大局意识。其次，在教学手段上，注重教学过程的参与性和实效性。目前，这门课程仍旧是以传统的讲授法为主。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帮助学生全面地掌握教材，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但存在的弊端也不可小视。其一，它影响了课堂的活跃度，课堂沉闷单调，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其二，它遏制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学生被动的听讲，不利于知识的迁移应用；其三，它培养了学生的依赖心理，抑制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也使教师难以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教学效果。为改变原有课程的弊端，笔者拟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引导、讨论、问答、情景模拟等多种教学方法，引发学生投入和思考，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和互动性，使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真正的参与其中，力图教学效果的最大化。在实际教学中，笔者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首先，可开放关键词导入，通过教师点拨，请学生提供与该课程内容相关的，并最能反映现实情况的关键词。通过学生回答，教师能及时掌握学生的关注点和兴趣点，从而更好地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其次，可对学生所提出的关键词予以归纳，形成简单的思维导图，让学生对接下来所学的知识有一个全面直观的了解，并有助于学生较好地记忆掌握教学中相关的内容；再次，精选相关案例分析。结合精选案例，三问三探，注重提问的主导型、关联性和层次性，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参与其中，合作探究，加强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最后，注重课后学生思维的迁移延伸。加强课后学生自主发现问题，探究问题的能力，通过课后作业或交流的方式，使学生对有重大影响的其他热点问题进行剖析，触类旁通，以提升他们的思维能力与实践能力。再次，在教学方法上，采取“问题导学，互动探究”的教学模式。在“问题导学”的指导思想下，坚持指导性、开放性与情境性教学模式融为一体。其特点是以问题为主线，以独立与合作探究为主轴，以思维培养为主导，为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提供空间。同时，注重教学提问的层次性和深入性。以层层深入、步步推进的关联性问题为主线，引导学生自主探疑，合作探析，拓展探究。在“互动探究”的模式下，充分利用问答法、引导法、讨论法、情景模拟法等手段，探析当前有重大影响的相关热点问题，追踪相关热点问题出现的路径，将国际关系的原理性内容融入其中，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对当前局势发展的脉络、未来的走向进行科学的认识。例如在核武问题上，可以模拟一次国际核军备控制会议，将学生分成几组，分别代表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印度等国的立场进行讨论，从而对核武这一人类历史上杀伤力最大的武器有更清醒深刻的认知，居安思危，常备不懈，理性冷静地面对国际争端。最后在考核方式上，坚持过程考核与能力考核并重。原有考核一般采用闭卷方式，平时成绩权重不大，忽视了学生个体的发展性。笔者拟在考核中，加大学生平时成绩的权重，并通过互动沟通，注重教学反馈的即时性。课堂上，可通过教学互动、合作探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视情况进行相应调整；课后，可利用发达的网络资源，追踪学生自主学习的进展程度，并及时予以反馈。在最后的考察中，在过程与能力上下工夫。既关注学生的学习态度、课堂纪律、作业完成情况等，同时也要注意考察学生的能力，通过课堂参与、热点分析、情景模拟等方式综合衡量学生的全面素质与能力。总之，“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现实性、指导性、动态性较强的课程，教学改革的方向和方法是多样的。笔者拟通过改革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有限的课堂，在“问题导学，互动探究”的课改模式下，坚持教师的主导性、问题的开放性、教学的情境性融为一体，厚今薄古，以期能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学生看待国际问题的大局意识和战略思想，提高他们在变动的现实中运用的观点分析重大热点问题的能力。

作者：滕琳 单位：湖州师范学院

篇2

作为“两课”课程教学之一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基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改革的时代背景而在高等学校开设的理论课程。国际风云的变幻莫测，理论的博大精深，这些决定了这门课程本身特点的复杂性与教学方法的多元性。因此，基于对这门课程特点的认识而进行教学研究不仅仅能够更好地帮助大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丰富不同学科学生的国际视野，同时也为国家建设提供了新型综合性的人才，这对国家未来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

SKIP理论是江西广播电视大学熊江鹏老师首创并提出的教学方法，它改变了“教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将课堂当作学生发挥其主体性，构建其知识体系的载体，其根本目的是将“灌输式”的学习方式变为“吸收性”的学习方式，让学生逐渐从“要我学”走向“我要学”。SKIP理论将教学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story（故事），主要通过与相关内容有关的故事的讲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兴趣。第二个方面knowledge（知识），主要是在对故事讲解的基础上，提炼出有关课程内容的知识点，这样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第三个方面idea（思想），即通过前两个方面得出学生自己对课程内容的认识，总结出有关课程学习的一些理念。第四个方面problem（问题），是SKIP教学理论的核心，也是检验学生主动性学习的关键一步。它通过学生提问，教师回答或者学生相互提问相互回答的实践形式使学生的课堂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可以说，在SKIP教学法中，教师能够将相对抽象枯燥的概念与具体生动可观的案例事件结合起来，使得学生能够对课程内容有更为深入细致的理解。通过SKIP教学法学生不仅能够潜移默化地吸收更多的理论知识，同时也能学习到许多课本上没有的实践常识，而这对于拓展学生联想和想象的空间，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和思考是非常有帮助的。

二

从教师的角度而言，要上好一门课程，不仅要了解他所授课对象的特点，更要首先能够了解这门课程的特点。从笔者从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活动的实践来看，笔者拟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实践中透视着很强的理论性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以不断变化的国际舞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决定了其实践性的课程特质。但是这门课程又并非仅仅着眼于国际舞台的某些特定的政治经济现象或事件，而是希望透过这些现象了解到当今国际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这门课程又是理论性非常强的一门学科。很多大学生因为看不到其实践背后的理论性特质，而将这门课程与时事政策或国际形势报告相混淆，认为不用认真听课，多看些新闻，多读些报纸也能学好这门课程，没有注重运用基本原理和常识去分析和理解国际舞台上的政治经济问题，所以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把握这门课程的精髓。

2. 内容新颖且更新速度较快

顾名思义，《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课程内容涉及二战后至今的世界经济和政治主题，以及相应的外交、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它们有的发生在20世纪中期，有的发生在20世纪末期，还有的就发生几年前甚至几个小时前。而这便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不能只照搬教材，罗列观点，而要结合最新发生的事件，体现出该课程中的新问题和新信息，并引导学生对这些新问题信息进行相关分析。

3. 课程本身具有较强的综合性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不仅涉及世界经济、政治与外交等主要内容，也包括了地理、文化、教育、宗教、科技等多方面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门课程是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综合性课程。它从一些经济政治现象入手，分析总结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规律，并用这些规律指导实践，使得这门课程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现实性。在具体的讲授过程中，教师必须从多学科理论和多现实维度出发，既熟悉世界经济、世界政治和外交学的相关内容，同时也要了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常识。

三

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基本原理》等其他高校理论课程有所不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课程特点决定了该课程内容变化性相对较大，章节之间的联系也较为松散，不如其他理论课程逻辑体系上的严密性，这就增加了授课的难度。加之其高校公共选修课程的性质，使得授课对象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知识结构，因此，在具体授课实践中，更需要授课教师“有教有类”地进行教育和引导。而针对《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综合性强、教学面宽、课时量少的课程特点，也为了能够充分实现和调动学生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同时，达到知识教育、理论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的有机融合，在当前新的文化课程中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思想，笔者在基于SKIP理论的基础上将课堂教学内容分为四个流程：

1. 设立专题，依据专题展开故事教学

设立专题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梳理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中的主要逻辑线索，以便很好地开展和实践SKIP理论下的课堂教学。因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内容的宽泛性和复杂性，使得很多学生在初次接触这门课时都会有“一个头两个大”的感觉，因此也很难对课堂产生兴趣。所以，怎样引导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兴趣便成为授课教师的首要任务。这里，对照SKIP理论中的“S”步骤并结合教材的内容，笔者将教材化为“当代世界的经济发展”“当代世界的政治发展”“当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当达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中国的外交与政策”五个大的板块，每个板块下设立两个相关专题。例如“当代世界的经济发展”板块下可以设立“当代世界经济秩序与运行”和“全球化”两个相关专题；再如“当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板块下可以设立“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以及“第三世界民族思潮”两个相关专题。这样一来，就可以相对集中地以一个到两个与专题有关的故事为起点展开课堂教学，学生的兴趣点和问题意识也因此可以完全集中到相关专题上。

2. 设置问题，以问题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

问题的设置以课本的知识为依托，以能够引导学生对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走向趋势持续关注为目的，其内容应当建立在学生已经对课程相关内容有了一定兴趣和了解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对课程的积极主动性。这个过程对照的是SKIP教学方法中的“P”步骤，主要是考验学生对教材的接受程度。在具体的课堂实践中，问题的设置必须结合相关专题的讲解，必要时要让学生也提出问题，进行相互探讨。教师要根据问题的设置侧重某一个方面的分析、讲解和总结，力争使得对问题的探讨具有现实性、新颖性、可行性和具体性，避免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3. 划分小组，分组对课堂问题进行总结

与分组总结对应的SKIP理论是“I”，其目的不言而喻是要让学生通过问题形成自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认识。为了能够让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对问题的理解、讨论和总结中，划分的小组中人数不宜过多，以8到10人为宜，并确定一名组长和一名副组长负责组织讨论并做总结。最后每个组的总结心得要由一名代表向全班同学讲解，由全班同学对该总结进行评价，再由任课老师对相关总结和评价进行把关，对有一定创新性观点的可以进行扩展，写成相关论文向媒体或者报纸杂志推荐，使学生的思想得到充分和高效的展示。

4. 课后研究和思考

这一块是很多公共课老师，甚至大学老师都没有重视的地方。许多大学老师认为，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并不可同日而语，大学生无论是在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还是接受能力上都远远强于中学生，因此没有必要强制性地在课后布置学习任务。这就使得很多任课老师并没有真正了解学生对自己课程的学习情况。可以说，课后的研究和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SKIP理论中“K”方面的一个具体实践。课堂专题设置和相关讨论得出的知识能不能被学生主动地吸收和消化，课后的相关检验是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针对课堂的重要内容，要求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进行问题的解答是让学生真正获取并稳定知识的一个重要环节。

可以说，基于SKIP理论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能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共建共享的课程文化。它不仅让学生充分发挥了积极主动性，成为课堂真正的主人；同时也实现了在师生共同探讨中，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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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税收负担的最终归宿，可将我国现行的税种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目前我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但这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本文尝试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我国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数据为1994年―2009年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

一、数据选择与模型选取

1、数据的选取

被解释变量是：实际GDP的增长率。

解释变量有：直接税税额占GDP的比重，间接税税额占GDP的比重，资本形成率，劳动人口增长率，外贸依存度。

其中：

（1）国内生产总值利用支出法来计算。

（2）劳动人口增长率的计算。

其中劳动人口是指年龄在15―64岁之间的人口数。

（3）资本形成率指资本形成总额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投资率。

（4）外贸依存度的计算。

2、模型的设定：

其中：Y表示实际GDP的增长率，X1表示直接税额占GDP的比重， X2表示间接税税额占GDP的比重，X表示资本形成率，X4表示劳动人口增长率，X5表示外贸依存度。由于税收具有时滞性，因而相关变量都滞后一期。X1（-1）和X2（-1）表示直接税税额和间接税税额占GDP的比重分别滞后一期。

二、实证结果

根据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了OLS估计，回归结果如下：

三、结果分析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模型的可决系数和修正可决系数值均超过了0.8，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而且F值的对应概率分别为0.004507< 0.05，可知结果是显著的。除此之外，样本容量为16，解释变量个数为5，查表可知，dL =0,734，dU =1.935,显然DW值大于dU 而小于4- dU ，故不存在自相关，可以认为模型的变量选择是合理的，估计的结果可用于政策分析。

直接税、间接税占实际GDP的比重，资本形成率和外贸依存度的T绝对值大于2，故这四个变量对实际GDP的影响显著，而劳动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值，且T统计值的绝对值小于2，故对GDP的影响不显著。从结果可以看出：直接税占实际GDP的比重对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一般认为直接税的收入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而使得总效应表现为随着直接税税额的增长导致了更多的产出，但这并不代表直接税种的每个税种对经济增长都有正的贡献；间接税占实际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有负相关的关系，这要是因为：间接税一般能够转嫁，而且通常内含在价格之中，因此会扭曲商品的价格，造成社会的无谓损失，进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四、结论

根据前文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直接税和间接税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正相关关系，也就意味着随着直接税税额和直接税占GDP比重的提高，实际GDP增长率会逐步上升；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我国现行间接税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对经济增长有不利的影响。

2、资本形成率、外贸依存度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国应该重视投资和进口这两辆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劳动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

世界银行将各国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高收入国家一般以直接税为主体，低收入国家以间接税为主体，而中等收入国家则选择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我国目前已经已是中等收入国家甚至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因此我国应该建设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

基于以上结论，笔者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税制结构一直是直接税比重偏低，间接税比重过高。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今后我国税制改革应该是建设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降低间接税的比重。

参考文献:

[1]王国清,马骁,程谦.财政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05）

[2]刘海庆,高凌江．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1（04）

[3]纪志明.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J].企业经济,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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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具有重合性，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少数民族群体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自然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目前，主要的相关研究有：民族经济研究。强调研究不同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地区经济的现实状况与特点，揭示其内在特殊规律性［1］。民族地区的贫困与人口问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成就、模式、经验、存在问题及对策［2］。民族地区的制度创新问题：强调民族地区制度创新的重要性，民族地区能否建立起既能容纳和促进社会现代化变迁、同时又切合民族地区实际的现代制度结构，决定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命运［3］。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问题：侧重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因索、变化趋势以及地区差距与社会稳定、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进行分析［4］。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问题：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产业发展战略及其对策进行探索［5］。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特点、发展变迁模式问题：基本研究方式是选取若干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基层社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对其目前和未来的发展模式进行实地调查、实证分析与理论归纳［6］。

总体看来，这些研究成果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在学术界及政策界产生了相当影响，但既有研究基本沿着经济学或民族学两种视角展开。由于与民族有关的各种“非经济变量”无法纳入现成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因此，经济学范式的研究未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群体的发展结合起来，实际是在进行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研究，由此无法必然地构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民族发展的内在联系。民族学、经济人类学研究思路，虽然注重民族因素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尚未实现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的辩证结合，从而亦没有对民族因素如何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经济行为做出深入细致的分析。

显然，仅从经济学或民族学单向视角揭示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内在必然性，有其固有缺陷。

本文试图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置于政治———经济结构中进行研究，政治———经济思路的研究强调不仅要研究生产力配置的物质过程，而且要研究生产力配置的社会形式及其与政治结构的相互影响，藉此体现经济发展的本质及目的。

二、区域差距形成及扩大的内在逻辑解析

1．既有条件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确立和调整是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逻辑起点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重心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变化而转移，许多学者因此把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归结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战略重心的转移，认为战略重心转移导致各地区要素投入的差异继而引致区域经济差距的形成。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东部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步形成与国家战略重心转移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国家发展战略重心的转移有复杂成本———收益比较，其是由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选择。东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比较决定了只有东部地区具有承载经济重心转移的产业基础与外部条件。

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增长资源匮乏，发展资金严重不足，既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把稀缺资源平均分散在全国不同地区和部门。鉴于区域优势与经济基础的相对比较，沿海地区首先具备了成为国家经济增长极的优先条什”［7］。一是从对外贸易和资本积累看，东南沿海地区毗邻日本、东南亚经济圈，对外贸易频繁，消费需求高、市场容量大，并可以吸引大量的外来资本，以弥补国内经济资源的不足；而西部地区则相差甚远，比如，与新疆相邻中亚、西亚、南亚国家均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对外贸易层次相对较低，很难有稳定的外部资本流入，其对新疆经济的资本和技术带动能力相对较弱。二是从对内贸易和资本积累看，东南沿海地区城市集中、人口密集、市场交易的聚集效应明显。西部却二元结构突出，本区域内部城乡交易相对薄弱。从不同区域之间的市场交换看：西部民族地区与东中部地区市场交易半径较大，交易成本高昂；并且，西部城市之间空间距离远且分散，域内贸易与合作也有天然障碍。

三是从改革的体制成本看，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成本，这里不仅包括经济改革的机会成本，而且还包括体制变革与发展中所蕴含的“政治陷阱”。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经济与地缘关系复杂，民族因素与地域因素紧密结合，相互叠加与交织，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团结、稳定、统一等问题始终或强或弱地存在［8］，诚然，政治和社会稳定性越弱的地区，打破既有均衡的风险越大，正是西部地区社会、经济、自然的多重脆弱性，决定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东部地区沿着收益最大化路径发展，而西部地区则遵循成本最小化的路径演进。

改革开放之初，在非均衡发展思路引导下，国家把更多的政治、经济资源倾向性地配置给沿海地区，形成“东中西部”梯度发展态势。正是由于政治、经济资源的差异化配置、不均衡分布，使我国区域差距在较短时期内迅速生成并扩大成为必然。在这种逻辑支配下，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东部地区获得的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额约为西部地区的3倍。而且，国家在东部地区采取了与中西部地区差异化的倾斜性、试验性政策，东南沿海地区由此获取了改革开放尝试区的特别权利。比如经济改革的探索与试错权，东部地区从而争取到了较大的创新空间。东部地方政府可以以较低的政治成本在辖区内进行制度创新，这使东部地区在“局部试点”中获得了改革的巨大发展收获。相反，西部民族地区在较少获得这些政治、经济资源的条件下，借鉴东部试验经验、追求稳妥则成为西部地区的自然抉择。结果，农村改革、乡镇企业发展、吸引外资等改革举措往往都是在东部试验后开始操作，改革的路径依赖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西部地区相对滞后的局面。

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内地省区全面援助及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计划是基于从“先富后富”到“共同富裕、实现全面小康”指导原则的必然选择。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加大了对西部的财政支持力度和政策优惠。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国家先后采取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举措，国家加大了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投入力度，西部投资增速超过了东部。

2001—2009年，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1％，比东部地区增速高5．4个百分点。2009年，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38．1％，远高于全国30．1％和东部地区23．0％的水平。①但结果是，东部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在对这种状态和趋势分析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注解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起点低、基础差，导致整个地区加速经济增长的整体推进效应和关联效应相对不足，加之其生产和管理水平相对滞后的事实，从而导致即使国家对该地区投资大幅度增加，但从投资增加到投资的乘数效应发挥作用，拉动该地区经济加速增长需要一个较长的扩张期。［9］这种观点或许不无道理，但仅仅停留在经济发展战略重心转移及要素投入上，显然难以全面释解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2．政府职能转变及制度创新程度的区别是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制度环境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路，在完善的市场制度条件下，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状态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显然，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发达的市场制度是该假说成立的前提。倘若仅仅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心转移以及由此引致的要素投入变化解释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渊源，就意味着有一个事实被忽略，即：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心转移与从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同步进行，在这里，制度变迁的效应不容忽视。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不仅取决于要素投入和中央的政策倾斜，也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安排，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推动作用。

国内外既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已经反复验证：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因素，制度设计与架构是否合理有效，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与保护亦或阻滞与破坏的作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不仅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意愿，更取决于各地方政府驾驭发展的能力。就我国的现实情形而言，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其中的制度缘由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速度和程度上的差异以及制度创新能力的不同。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创新进程相对缓慢，正是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缓慢并逐步拉大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制度性原因。

具体分析可知，东南沿海地区的体制改革首先从体制外创新开始，如上所述，改革开放之初，东南沿海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有条件获得优越的社会环境和和国家优惠政策的专门供给，其率先引进外资，并积极营造有利于私营经济、混合经济、乡镇企业等培育、生成、发展的氛围，这些改革具有体制外创新的特征，鲜有与既定利益格局的碰撞与冲击，随着新生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待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积累了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改革经验后，再对公有制经济进行改革，此时，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变的阻力呈相对弱势，东部地区经济的加速发展因此获得了良好的积淀。目前，东南沿海地区的非国有经济比重已经达到79．7％②，作为非他性产权确立的结果，非国有经济的微观效率较高，其突出表征是：对优质资源的强大吸引力，资源配置利用的运筹与帷幄能力，技术创新与改造的强劲欲望和有效的实施力，正是依赖资源的良性运作、循环与扩张，东部地区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得以持续和大尺度地发挥作用。进而，虽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东部地区得到的来自国家的投资呈下降趋势，但是非国有经济的资本来源主要是外资和民间资本，故受影响较弱。

西部民族地区则与之相反，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状态是：产业结构呈现典型的重型化、原料型特征，集中了大量的基础工业、重工业；所有制结构则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经济结构比较单一。改革伊始就从国有经济开始，体制转轨、结构调整、企业职工下岗、市场开拓等各种困难层层叠加、彼此纠结，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举步维艰、阻力重重。

改革的阻力一方面萌生于各级政府及其官员。众所周知，职能与权力是一对共生体，政企职责不分使政府获取了各类额外或附加权利，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官员便自然拥有了众多特权和寻租机会。另一方面，改革的阻力还来自于国有企业。对于长期处于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来讲，放弃政府赋予的特权，通过市场竞争谋求生存和发展，企业难免无法适应，调整难度较大，对政府存有难以割舍的天然情结。因此，西部民族地区政府参与经济管理的色彩较浓重，加之地方稳定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政府职能转变的阻力虽相对强势，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政府导向性特征显明，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中央资金投入的拉动效应，西部民族地区甚至不惜代价，投入诸多人力、物力用于争夺大型项目和垄断部门利益相对较低的市场化程度，成为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拉大的主要制度。实施西部大开发后，中央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依旧保持。［10］在西部大开发中，中央政府集决策者、组织者、实施者等角色于一身，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增强了，这种开发模式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自主选择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也因此削弱。比如：新疆与内地自然资源的主要消费区相距遥远，而其自身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所限，资源深加工能力又相对不足，故发展资源型经济区的比较优势并不突出。但新疆长期以来实施“优势资源转换”战略，从而使新疆经济处于全国价值链连接的前链区，产品附加值低、竞争力弱，产业及产品结构调整难度大。随着经济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资源型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面临越来越明显的挑战。显然，东部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愈益扩大，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西部地区物质条件较为低劣，更不能强调是国家发展战略重心转移的结果，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制度创新程度薄弱，导致不同经济组织在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上的差异是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

3．地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财力差异导致吸引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不同是区域经济差距持续的社会环境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政府的经典职能，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及其竞争优势的获得，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数量、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数量是各地区吸引流动性生产要素的基础环境条件，通常，地方政府通过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和完善基础设施、维护和保证社会治安等，以优越的社会环境条什吸引优质可流动生产要素的进入，进而提高经济效益；而反过来，经济效益的提高又成为政府提供更好、更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持续稳定的经济后盾。正是由于不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完全不同，因而有能力供给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公共物品的地方政府就会对资本、人才、技术等各种可流动生产要素拥有更强劲的吸引力，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11］就竞争的实际效果而言，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处于绝对优势，西部民族地区处于相对劣势。

从理论上推演，由于公共产品和服务受益对象的广度不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主体范围也应不同。如果某类公共产品和服务有清晰的受益地理区间或界限，则该类公共产品和服务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来提供，其结果多半会使辖区内居民获得更多的社会福利，因为这种分散式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有利于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提供不同结构、不同组合和不同方式的公共服务。非全国性但具有外溢特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应由中央政府和相应辖区的地方政府共同承担。［12］而受益对象为全体国民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自然应由中央政府担当供给责任。基于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当经济欠发达的西部民族地区被赋予较多责任时往往面临诸多困难。［13］从实践上探究，与东部地区比较而言，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较多的全国性或外溢性公共物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责任，如：巩固国防、稳定边疆、保卫祖国统一与安全、维护民族团结、保护生态环境等，但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与其所担负的公共物品供给责任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均衡性。这种能力与责任的不对称性迫使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弱化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率的目标追求。比如：在新疆，稳定曾长时间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但无法释然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联带性，决定了不可能以较低的经济效益换取社会效益的高回报。

正因如此，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本存量以及产业结构等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东西部地区不同的经济表现，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等的多重复合脆弱性形成了其加快经济发展要求的迫切性和经济发展条件的刚性约束。不言而喻，地方政府能否创造良好的投资与经营环境是其资源吸引力的重要判别依据，地方政府从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等经济资源。从统计数据看，东西部产值相差巨大，比如，2011年广东省GDP为45472．83亿元，为全国最高，而最低的仅507．46亿元，但各地方政府党政机构规模、各种事业单位数量等相差无几。可想而知，西部税收和各种行政性收费力度必然相对繁重，以此维持庞大的机构运转，西部民族地区负担的上层建筑的相对成本远高于东部地区，从而使企业和家庭剩余减少，各类资源收益率降低，削弱资本积累能力，使投资软环境恶化，这会堵塞资本、人才、技术等流动性要素进入西部的渠道，即便出台优惠政策，也很难吸引优质资源进入。一旦政府不能通过高质量的软环境吸引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等经济要素就会出现离散化倾向，这成为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社会环境制约。

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潜在于人身的资本，它只有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滞后，无法提供足够多的经济机会，因此，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但从东部引入人力资本的通道不畅，原来的人力资本也会流出。西部民族地区本土人力资本流失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人才外流难以遏制，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人才流失严重。以新疆为例，新疆人才流出流入比为6：1，改革开放以来，年均流出人才约1．35万人。［14］其二，在西部民族地区内部，由于其经济运行的低效率，非生产系统能够凭借权利取得比生产经营性系统高且稳定的收益，本土的高质量人才又大多被吸引到党政部门等非生产经营系统。继而，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部民族地区人才匮乏导致技术创新能力相对滞后，成为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缓慢的重要影响变量。

三、结论和相关讨论

1．区域发展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背景等是既有的外生变量，并非短期可以改变，但区域经济格局及其发展差距则可以在较短时期内生成，这同政治———经济取向与行为有关。区域发展战略确立和调整仅仅是区域差距形成的起点，政府职能转变及制度创新程度的差别则是区域差距扩大的制度性因素，而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差异导致吸引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不同是区域差距持续的基础性环境条件。

2．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的各种矛盾，尽管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复杂多样，但从根本上说依然是少数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愿望与自我发展能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长期存在与不断拉大，意味着各地区的利益所得不断分化，西部民族地区及其所在地的各民族群众没有与东部发达地区民众一同共享经济迅速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及随之而来的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不但会危机祖国边疆地区的巩固与安全，削弱和动摇民族地区维持社会稳定的经济保障，而且会对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构成严重危害，导致或强化区域之间、民族之间的摩擦，乃至被民族分裂主义利用形成分离倾向。比如，不同地区由于区位特征和自然禀赋不同，自然会形成不同区域之间的利益差异，从我国的现实情形而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资源相对富足，但工业加工能力、尤其是资源深加工能力不足，在国内交易中，西部民族地区自然被定位为资源和原材料的输出地；而东部地区人多地少、资源相对短缺，但工业生产能力相对高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东西部地区的市场交换关系中，常常体现为原料与初级产品同工业制成品的相向互动，西部民族地区往往要承受资源型初级产品和原料产品输出与工业制成品输入的双重价值流失。在多民族国家，这种价值转移，不仅被理解为区域之间的利益转化，而且容易被理解为不同民族之间利益转移，进而影响到民族关系。市场经济的推进，为民族地区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逐步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差距提供了新的契机，创造了良好的外在环境和整体效应，同时，也给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