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哲学论文篇1

费格尔首创“逻辑哲学论”名称的情况，自然使人联想到费格尔与“维也纳小组”的关系。费格尔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宣扬“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和任务，因为费格尔曾是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MoritzSchlick）的学生。但是，“信息哲学”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因为它的创始人与美国哲学界并没有类似于石里克与费格尔那样的关系。因而，将其说是欧美哲学界的互动和呼应更为贴切。在英美学术圈，往往是一个学科先在英国问世，然后再到美国完成所谓的“乘数效应”，最后达到其应有的功效。

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已经问世一年多了，但关于“信息哲学”的名称，国际哲学界似乎还有些方面需要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我以为也需要就名称问题检讨一下。

1、国际现状。弗洛里迪认为，关于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的名称存在两种趋势：一是追赶时髦，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digitalphilosophy）、“计算机哲学”（computerphilosophy）；一是表达某种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philosophyofcomputingscience）、“计算哲学”（philosophyofcomputation）、“人工智能哲学”（philosophyofartificialintelligence）、“计算机与哲学”(computerandphilosophy)、“计算与哲学”(computingandphilosophy)等。而弗洛里迪则认为，“信息哲学”（philosophyofinformation）这个名称是最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明确指称一个新兴的哲学学科。可是，一年多来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单纯，人们对“信息哲学”这个名称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2、PCI之一。弗洛里迪在《元哲学》（Metaphilosophy）发表的奠基性文章用的是“信息哲学”（PhilosophyofInformation,PI）。而在《布莱克威尔哲学导引丛书》（BlackwellPhilosophyGuidesSeries），却用的是《计算与信息哲学》（PhilosophyofComputingandInformation,PCI）。这究竟是为什么？弗洛里迪的在《计算与信息哲学》的前言中是这样解释的，“对于本书的名称，布莱克维尔的哲学编辑和我同意使用“计算与信息哲学”（PCI）这个名称。PCI是个新的但依然是个鲜明的标签，希望这个新标签既可以满足学术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本书导言的标题是“什么是信息哲学？”，其中我对这个新的范式进行了论证，认为“信息哲学”（PI）在概念上要比现在这个名称更令人满意，因为它明确地保证了新范式背后真正的东西与名称的一致性。作为本书的基础，我认为还是将其放在网上，免费供大家使用。”不难看出，“计算与信息哲学”这个名称，显然有比较强的妥协因素在其中。其结果就是“导言”不放在这部书的印刷本中，弗洛里迪还是坚持他的理念。

3、计算与信息。那么这著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悖于弗洛里迪的意愿呢？我以为瑞典学者的解释很有启发意义，可作为参考。在《科学哲学的范式转移：信息哲学与新的复兴》这篇文章中，多迪希－斯诺科维奇（GordanaDodig-Crnkovic）说：“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中，人们分别用‘Informatik’,‘Informatique’和‘Informatica’（在英语中对应的术语是informatics）来指称computing。有意思的是英语术语computing具有经验的取向，而与之对应的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术语informatics，却具有抽象的取向。”在她看来，“这种术语的差异可以分别追溯到19世纪英国经验主义与欧洲大陆的抽象传统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信息与计算恰巧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常说的“informatics”就是指利用计算机和统计学技术来管理信息的学科,更具体一些，它是以及时保有和在空间传输知识为目的，对于看作知识媒体的数据与信息进行系统处理的学科与技术的总称。举例来说，在基因组计划中，informatics包括发展快速搜索数据库、分析DNA序列信息、从DNA序列数据预测蛋白质序列和结构的方法等。

信息哲学论文篇2

人类进入了“信息”，我们的日益转型为一个“信息社会”。不过，虽然人们天天都在接触、利用信息，信息资源也变成了当今社会建设中最宝贵的资源，人们还是对何谓信息不甚了了，感到其难以捉摸。这说明我们还缺乏一个明确、恰切的信息概念的定义。本文试图结合分析信息概念的本质从哲学的层面上提出一个信息的定义，并在这个定义的范围内探讨一下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信息的主要功能的历史演变。

我们拥有的最初的信息概念是由信息论的创立者申农提出的，他把信息定义为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具体地说就是在信宿中用来消除对于在信源中发出的消息的不确定性的东西。这第一个信息概念的反映出它发生于通讯过程中的背景，运用这个概念来理解广泛存在于我们当今社会中的信息现象肯定是不够的。比如我们头脑中现有的知识这种约束性的信息与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消息显然是不同的，它是我们据以理解消息这种非约束性信息的基础。但是最初的信息概念包含的两个特质也揭示了成熟的信息概念的两个本质规定性：第一，信息发生于不确定性的背景上亦即具有多种可能性或偶然性的环境中，因此在严格决定论的世界上它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第二，通讯活动往往与控制活动紧密相关并构成后者的组成部分（控制论中所说的“控制”行为广义地说包含了能动主体适应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因此信息的存在与能动主体的目的是不可分的。

在探讨信息概念时，我们需要对人们在生活和中使用“信息”一词所指称的广泛的现象进行概括，这样最终我们会发现有两个基本对象，其中一个属于客观世界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另一个则产生于生活主体和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就从这两个意义上阐述过信息。一方面他说：“信息就是组织程度的度量”，是“负熵”⑴，另一方面又说：“信息是我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且使这种适应为外部世界所感到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的名称。”⑵后一种信息是不能脱离接受者的解释结构而存在的，维纳举例讲道：对于懂音乐的人来说会产生这种“在语义学上有意义的信息”，对于不懂音乐的人来说则不会。苏联《哲学词典》俄文1980年第4版在“信息”这个词条下也写道：“在信息概念中应该区别出两个方面。在第一个方面，信息乃是系统的组织性的程度。信息的数学表达式和熵的数学表达式，除符号相反外是一样的。正如系统的熵表示系统的紊乱性程度，而信息表示系统的组织性程度。这样理解的信息构成系统、过程本身的内部所有物，可以叫作结构信息。在第二个方面，应该把密切地与反映相联系的信息和结构信息区别开。如果一个事物中发生反映另一事物作用的变化，那末可以说这一事物就成为关于另一事物的信息的负荷者。对于控制论系统来说，B由A的作用所引起的变化，不只是B对A的某些鉴别，而是控制论系统B的功能活动的因素。”在这里我们看出苏联学者继承和阐发了维纳的思想，他们明确区分出表示事物本身的规定性的结构信息（又称绝对信息）和产生于控制系统对周围事物的反映之中的功能信息(又称相对信息)。用信息论的术语来说，就是前一种信息的存在只要考虑到信源就可以了，而后一种信息的存在还必须考虑到信宿。上述思想可供我们在对信息进行哲学的全面概括时加以借鉴，使信息概念不必具有单一层次的内涵。

我认为信息可作如下定义：信息是客观世界中物质和能量存在和变动的有序形式，和自组织系统对这个形式的能动的反映及改组。其中前一个表语表述了信息概念的第一层次内涵，或者说广义内涵，后一个表语表述了信息概念的第二层次内涵，或者说狭义内涵。

先说信息概念的第一层次内涵。维纳曾经说：“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⑷。那末信息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是物质和能量运动的有序形式。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与“质料”范畴相对提出“形式”范畴。质料是事物的物质基质，形式则是物质基质存在的样式。形式必须附着在质料上而存在，但是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表现在比如大理石这块质料，既可以把它雕刻成人像而具有“人”的形式，又可以把它雕刻成马像而具有“马”的形式。仅限于这个范围内来说，这对范畴与“实体”和“属性”这对范畴是相通的。在上述定义中，我正是把物质和能量看作为实体性的东西，而把信息看作为它们表现出来的属性。我们可以把一定的物质和能量与它们表现出的属性作这种相对区分。我们知道，客观世界中的物质和能量是保持着一定的数量、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但是物质和能量具体存在的形式可以变化。物质和能量存在的各种具体形式是由它们特殊的组合和运动的方式所决定的，并且在不同的层次上展开。信息概念的第一层次内涵就是物质和能量存在和运动所表现出的这些具体形式。在这里我们要对“形式”的含义作广泛的理解，它是实体的一切可分辨的属性的总称，包括事物的结构形式、运动状态以及相互作用的方式等一切确定性。

对信息所作的这个本质规定是和科学家们提出的下述定义相通的—─信息是物质和能量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不均匀分布，是负熵，是事物系统的组织性程度。因为物质和能量存在和运动的各种可以把捉的特定形式，只能由物质和能量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各种不均匀分布造成。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的一个孤立系统内部趋向达到的熵最大状态，是一个物质和能量在时空中均匀分布的状态，这是一种混沌的单调的状态，其中没有任何可分辨的形式，也就没有信息。我们由此看到信息是有序性的形式。与此相联系产生了信息的度量的，一个系统内的物质、能量在时空中分布的不均匀程度愈是大，其所含信息量愈是多，亦即其组织性、有序性愈是高，这说明它的物质、能量运动的形式愈是复杂、有机。一个系统所包含的信息量，相当于使该系统从某种初始的无序状态过渡到有组织的状态而应当输入系统中的信息量。人体从单个分子构成其有机整体所需要的信息量为3x1026比特这样一个巨大的数字。一块无机的矿石所包含的信息量是与此不能相比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信息是以一种新的统一的观点来看待物质世界。过去我们曾经用“质量”对不同的物质进行统一的度量，又用“能量”对不同的运动进行统一的度量，现在我们可以用“信息量”来对不同事物具有的规定性、性质进行统一的度量，信息量表示出事物组织性、有序性程度高低的不同。

因为信息不是事物的物质和能量本身，而是它们运动的形式，所以它可以通过同构关系被传递。所谓同构，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系统的物质、能量过程与另一个系统的物质、能量过程在组织结构和运动秩序上的一定对应。比如气温表上水银柱的不同高度对应着不同的气温，水银柱高度的一定变化对应着气温的一定变化，因此我们说气温表传达了气温的信息。我们人在生活中摄取关于外界环境的信息，也并不是把环境中事物的物质基质和能量本身吸收到我们脑子中来，而是以脑内神经脉冲的次序和强度的不同组合形式来对应于环境中事物的不同状态特征。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信息表示作为信源的事物的性质，却又可以脱离信源而相对独立地存在，而且我们还可以了解信息的量值为何不象物质和能量那样是守恒的而可以增加（通过在不同信宿中复制同一信息）。

再说信息概念的第二层次内涵：信息是自组织系统对客观世界中物质和能量运动的有序形式所作的能动的反映及改组。对信息的这个规定是和科学家们对信息所作的下述定义相通的—─信息是生活主体和客观环境相互交换的内容，是控制系统用来控制受控对象的东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信息，总是指某种被我们所收到、理解，对我们有意义、用处的消息，此外还有被人们产生的操纵控制对象的指令信息，它们都属于信息概念的这个内涵。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什么是“自组织系统”。简单地说，界中的无机物质一般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从有序走向无序，自组织系统是能够抵抗环境中的熵增趋势，自动地从无序向有序发展的系统。自组织系统是高度有组织性的物质，它在自然界中的代表就是生命。人类模仿生命的机制创造出自动控制系统，这是人工的自组织系统。自组织系统在自然界中不象无机物质那样，听凭环境因素的作用、自发地发生变化，而是按照内在机制规定的方向进行物质和能量运动的，这就是保存和发展自身。自组织系统既然具有保存和发展自身的趋向，而又生活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既有有利因素、又有不利因素的环境里，因此它在生存、发展中需要关于环境的信息，借以调整自己的行动而适应环境的变化。自组织系统就是借助于信息的指导作用，使自身在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序走向高序的。

实际上只有在自组织系统对周围环境的反映中，才能真正使客观事物存在的形式和客观事物本身分离开，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这样，才实现了第一层次内涵的信息向第二层次内涵的信息的转化。因为第二层次内涵的信息不是产生于照镜子似的机械的反映，而是产生于能动的反映。这表现在维纳所说的“不是简单地取得外界的消息，而是要经过装置内部的改造加工才能获得。在那里将信息转化成适用于以后活动的新形式。无论是动物还是机器，这种操作都要对外界发生效用”⑸。对此，以下集中说明两点。

第一，这种信息只是在作为信宿的反映主体（人是最高级的自组织系统，也是最高级的主体，我们可以把其他的自组织系统看作以不同等级形式存在的主体）中实现的，它是依赖于主体的解释结构的，而这又与主体对于信息的整理加工分不开。同一个事件作为信号被传递到不同的主体中，它是否具有信息和信息量有多少，是依主体的解释结构的不同而不同的。那末，主体的解释结构是怎样形成的呢？这要归功于主体对过去生活中接受的大量信息进行储存、整理和加工的结果。动物能够简单地整理、加工信息，这就是在无条件反射的基础上依靠条件反射的能力，根据反复发生的生活经验在不同的外来信息间建立一定的联系。人类则不仅感性地归总经验现象以得出表面的联系，而且运用理性思维的能力来发现各类事实之间的深藏的稳定的本质联系。因此，人脑内部构成知识的信息采取对现实事物做不同程度的抽象概括的概念和判断的形式存在，理性主体可运用逻辑推理的规则对既有信息进行变换处理以产生更深层次的新信息。每个个人还吸取社会集体实践的成果来帮助完成自身整理信息的工作。这样，本来零散获得的信息在每个主体的内部形成一个有机的知识之网，这就是他的解释结构。新经验到的个别事件由于和这个知识之网的各个要素发生一定的关系而具有意义，而被理解。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第二层次内涵的信息离不开接受主体。同时我们也看到，那些过去获得的、经过加工整理、为主体掌握了其间联系的信息，成为认识新的信息的手段。这种信息叫做约束性信息。那种在新的生活遭遇中个别得到的、反映具体客观环境的情况的、作为认识对象的信息，叫作非约束性信息。从信息学的角度来看，认识能力的发展也是非约束性信息不断转化为约束性信息的过程。当然约束性信息建立的关于客观世界的性的认识是否正确，还须反馈到实践活动（合目的性的质能活动）中去加以验证。

第二，这个层次内涵的信息的最重要的内容，还在于把关于客观环境的信息和主体的目的（既有在种族发生中形成的长远目的，又有在具体生活情景中产生的短期目的）结合起来加工，得出规范主体本身在一定客观环境中所进行的物质和能量活动的形式的东西，亦即关于主体行为方式的信息。自组织系统在一个个具体的控制活动中是这样处理信息的：它首先获取一定的信号即得到语法信息，其次联系过去生活经验解释语法信息的含义而得到语义信息，然后根据本身正在进行的活动的目的评估语义信息的效用而得出语用信息，最后结合积淀于自身的约束性信息中的关于客观环境的规律性的认识得出关于自身当前行为方式的信息。这种关于主体行为方式的信息就是我们在自动控制机器中称为“指令信息”的东西，它由控制中枢付诸执行机构（或称效应器）加以执行。这样我们看到作为对现实世界的有序性的反映的信息，在独立存在于主体世界中时可被结合实现主体的目的的需要加以改组（将信息片段根据它们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多种可能方式重新加以联接）。总之，自组织系统因此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和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对照，对于客体来讲，它的物质、能量运动的形式是完全依附在它的物质、能量运动上的，而对于主体来讲，却可以先设计好这个物质、能量运动的形式，再据以进行物质、能量的运动。这表现出无机自然界在进行着盲目的物质、能量运动，而自组织系统在进行着自觉的物质、能量运动。用信息来驾驭物质和能量的运动，其结果是使一定的物质和能量在实现主体目的的方向上得到尽可能、有效的利用。所以我们说，在信息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是比物质和能量更为重要的资源和财富。

信息概念具有两层次内涵，既是人类认识信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所打下的印迹，也是人类根据实践和认识的需要从不同角度把握信息所导致的结果。广义信息又可称为客观信息，狭义信息又可称为主观信息。我想人们在生活实际中最先使用的是主观信息的概念，即认为信息是和人类主体不可分的一种现象。但当申农制订出信息量公式以后，人们发现这一计算公式与热力学第二定律中熵的计算公式仅有一个符号之差，于是就把信息与物质世界中从无序到有序的运动联系起来。对信息的本质的认识由此拓广，出现了客观信息。客观信息说明了主观信息的来源和客观基础，这就是客观世界中物质运动的形式、有序性，那些尚未被人类认识的客观物质的有序性最终都有可能为人类所认识而转化为主观信息。主观信息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上面讲到信息是通过控制主体转变为有目的的自觉的物质和能量的运动的形式的，所以只是由于这种主观信息的作用，才在自然界中产生了一个“人化的自然界”。主观信息是信源和信宿、客观和主观结合和统一的产物，因此它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凭借。马克思早已指出认识既取决于被认识的对象，也取决于主体认识对象的能力，他说：“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⑹；“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⑺。

现在我们再来大略考察一下信息的主要功能随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发生的历史演变。我们已知信息在根源上是与生物能动系统的控制活动有关的。原生动物从单细胞生物起就会在利用外部化学信息的基础上合理地组织自己的行为，比如把食物放进变形虫所在的溶液中，变形虫一得到关于食物的化学信息就开发始朝食物的方向移动。可以说这时在自然界出现了原始的物质—能量过程（在此表现为生物的新陈代谢过程）与信息—控制过程的区别。不过在初级动物那里信息活动是一个辅助环节，帮助完成自发的合目的性的质能活动，因为原始生物处理信息的能力完全是在历经自然选择的种族发生过程中作为一种本能被编码在遗传基因中的。随着物种进化，在较高级动物身上出现了脑这个处理信息的专门化的器官，在本能的无条件反射的基础上产生了与接受信号有关的条件反射，表明动物能够在后天生活环境中相对自主地（即脱离本能地）处理信息，并具有一定的能力。在信息活动中此时不仅有反馈，而且有根据对规律性经验的记忆超前模拟外部环境进展过程的操作，即预见未来事件的来临而对可能的应变方式做出选择。在哺乳动物那里还出现了梦境这种信息世界。由于在这个阶段信息活动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我们可以说质能活动与信息活动处于相互借助、相辅相成的局面。迨至于人这个拥有高度发达的处理信息的器官──大脑皮层的高级动物出现，信息活动的地位在自然界又发生了飞跃。因为人的条件反射可以建立在像语词这样的抽象符号构成的第二信号系统的基础上，区别于一般动物的只建立在与各种实际事物相关的感性直观的第一信号系统的基础上，这使得人能够进行理性思维——一种高级的运用逻辑规则甚至数学法则处理世界信息的能力。人在语言中第一次实现了世界的信息化亦即符号化。随后高度发展的信息活动显得愈益远离直接的控制活动而具有独立、自主的形态，比如两个人进行交谈或某个人写书都是在进行信息活动（交流信息和编码信息），而这看来是自为目的的。但是信息活动的最终本质仍然是指导质能活动更加经济有效地实现主体的实践目的。由于控制实践的活动变得愈益宏大，发挥指导作用的主观信息也变得愈益复杂而超出了指导简单控制活动的“指令信息”的模式。在自动机中成套的指挥受控行为方式的信息形成“程序”、“软件”。在人类社会中人们根据设计图纸建造楼房，根据宪法治理国家等等，凡此种种体现了人们在自觉的实践活动中通过信息控制来调节物质、能量的管理。以上所述看来表明了信息的作用在自然界中的辩证发展的历程：由质能活动利用信息活动到质能活动与信息活动相互为用再到信息活动主导质能活动。信息活动的重要性随着控制主体的能动性的提高而增加。

信息的能动本质发展到今天已使它从作为对现实的反映到能把现实虚拟化，因此凭借计算机和技术等高条件的支持，“虚拟现实”、“虚拟实践”、“虚拟对象”在当今的世界上大发展。这个“虚拟化”潮流预示着人类意识在对世界实行了语言化之后将能推进的更深刻的信息化。这个“虚拟化”也是具有多种形式、含义和目的的。它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如人们进行“虚拟”或生活在“虚拟家庭”。这是在电子网络中利用先进的多媒体技术给人们营造一个仿真的理想生活环境，使人们感性地生活于其中达到娱悦精神的目的甚至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愿望。它也可以是一种实践方式，比如实现“虚拟管理”在理想模型中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配置资源，由于许多本来需要经过大量实践活动才能取得的结论在虚拟实践中可以容易获得，又避免了生产活动中大量人力和物力的耗费，因而能实现管理运营的高效化。它也可是一种认识和研究的方式，在对许多具体对象的虚拟化研究中（如研究“人工生命”），人们只是通过在电脑上建构对象的数学模型进行数字计算来解决问题。这时研究者把构成世界的本质要素看作是信息（比特的世界）而不是物质，把不同的物理过程用表示不同的构成方式和过程的处理信息的算法来表示。这样可把对整个宇宙的认识都归结对信息单元进行数学运算的过程，就如人们在人脑中可能通过逻辑思考来理解宇宙的一切。从这一切虚拟化形式中，我们看到信息世界与可能世界密切相关。信息形式是构筑和表达可能性世界的手段，而虚拟世界往往是经过合理组织的可能性世界。而虚拟世界之为“虚拟”仅因它没有实物的形式，而有时从它们表现了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因而是可实现的可能性来说，它们并不纯粹是虚拟的。这犹如在技术实践中人们把许多原本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而只是存在于可能世界中的人工创造物（像钢铁、塑料、汽车等）在现实中加以实现。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可以形成一个广义的世界，在其中发生着二者的交流，而代表合理的可能性的虚拟世界可以引领现实世界的发展。于是我们看到信息原本主要是用来使控制主体知道在现实对象的多种发展可能性中哪一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的，而现在却主要用来帮助主体在可能性空间中发掘合理的可能性并促其转化为现实性。因此，现实对信息的决定作用为主愈益转变为信息对现实的反向决定作用为主。

美国技术哲学家阿伯特•博格曼（AlbertBorgman）在他的《抓牢现实——世纪转换之际的信息的本性》一书⑻中，也类似地描述了信息的作用的变迁，他说信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经历了三个阶段：1.自然信息：关于现实的信息（informationaboutreality），2.文化信息：为着现实的信息（informationforreality），3.技术信息：作为现实的信息（informationasreality）。我们也可把这三个阶段意译为：反映现实的信息，改组现实的信息和制造现实的信息。我们也由此想到卡尔•波普尔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物理世界（世界1）、精神世界（世界2）和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的思想内容的世界（世界3）。作为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的相互作用的产物的世界3本质上是一个信息世界。过去我们感到世界3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很难理解，现在从虚拟世界的反作用于现实世界以及它与精神实体的相互作用中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一点了。这一切都体现出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本质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信息动物”。

⑴⑵⑶⑸维纳著作选〔C〕.钟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8,4,81,12-13.

信息哲学论文篇3

费格尔首创“逻辑哲学论”名称的情况，自然使人联想到费格尔与“维也纳小组”的关系。费格尔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宣扬“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和任务，因为费格尔曾是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MoritzSchlick）的学生。但是，“信息哲学”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因为它的创始人与美国哲学界并没有类似于石里克与费格尔那样的关系。因而，将其说是欧美哲学界的互动和呼应更为贴切。在英美学术圈，往往是一个学科先在英国问世，然后再到美国完成所谓的“乘数效应”，最后达到其应有的功效。

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已经问世一年多了，但关于“信息哲学”的名称，国际哲学界似乎还有些方面需要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我以为也需要就名称问题检讨一下。

1、国际现状。弗洛里迪认为，关于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的名称存在两种趋势：一是追赶时髦，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digitalphilosophy）、“计算机哲学”

（computerphilosophy）；一是表达某种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philosophyofcomputingscience）、“计算哲学”（philosophyofcomputation）、“人工智能哲学”（philosophyofartificialintelligence）、“计算机与哲学”(computerandphilosophy)、“计算与哲学”(computingandphilosophy)等。而弗洛里迪则认为，“信息哲学”（philosophyofinformation）这个名称是最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明确指称一个新兴的哲学学科。可是，一年多来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单纯，人们对“信息哲学”这个名称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2、PCI之一。弗洛里迪在《元哲学》（Metaphilosophy）发表的奠基性文章用的是“信息哲学”（PhilosophyofInformation,PI）。而在《布莱克威尔哲学导引丛书》

（BlackwellPhilosophyGuidesSeries），却用的是《计算与信息哲学》（PhilosophyofComputingandInformation,PCI）。这究竟是为什么？弗洛里迪的在《计算与信息哲学》的前言中是这样解释的，“对于本书的名称，布莱克维尔的哲学编辑和我同意使用“计算与信息哲学”（PCI）这个名称。PCI是个新的但依然是个鲜明的标签，希望这个新标签既可以满足学术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本书导言的标题是“什么是信息哲学？”，其中我对这个新的范式进行了论证，认为“信息哲学”（PI）在概念上要比现在这个名称更令人满意，因为它明确地保证了新范式背后真正的东西与名称的一致性。作为本书的基础，我认为还是将其放在网上，免费供大家使用。”不难看出，“计算与信息哲学”这个名称，显然有比较强的妥协因素在其中。其结果就是“导言”不放在这部书的印刷本中，弗洛里迪还是坚持他的理念。

3、计算与信息。那么这著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悖于弗洛里迪的意愿呢？我以为瑞典学者的解释很有启发意义，可作为参考。在《科学哲学的范式转移：信息哲学与新的复兴》这篇文章中，多迪希－斯诺科维奇（GordanaDodig-Crnkovic）说：“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中，人们分别用‘Informatik’,‘Informatique’和‘Informatica’（在英语中对应的术语是informatics）来指称computing。有意思的是英语术语computing具有经验的取向，而与之对应的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术语informatics，却具有抽象的取向。”在她看来，“这种术语的差异可以分别追溯到19世纪英国经验主义与欧洲大陆的抽象传统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信息与计算恰巧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常说的“informatics”就是指利用计算机和统计学技术来管理信息的学科,更具体一些，它是以及时保有和在空间传输知识为目的，对于看作知识媒体的数据与信息进行系统处理的学科与技术的总称。举例来说，在基因组计划中，informatics包括发展快速搜索数据库、分析DNA序列信息、从DNA序列数据预测蛋白质序列和结构的方法等。

信息哲学论文篇4

费格尔首创“逻辑哲学论”名称的情况，自然使人联想到费格尔与“维也纳小组”的关系。费格尔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宣扬“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和任务，因为费格尔曾是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moritz schlick）的学生。但是，“信息哲学”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因为它的创始人与美国哲学界并没有类似于石里克与费格尔那样的关系。因而，将其说是欧美哲学界的互动和呼应更为贴切。在英美学术圈，往往是一个学科先在英国问世，然后再到美国完成所谓的“乘数效应”，最后达到其应有的功效。

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已经问世一年多了，但关于“信息哲学”的名称，国际哲学界似乎还有些方面需要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我以为也需要就名称问题检讨一下。

1、国际现状。弗洛里迪认为，关于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的名称存在两种趋势：一是追赶时髦，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digital philosophy）、“计算机哲学”（computer philosophy）；一是表达某种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computing science）、“计算哲学”（philosophy of computation）、“人工智能哲学”（philosoph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计算机与哲学”(computer and philosophy)、“计算与哲学”(computing and philosophy)等。而弗洛里迪则认为，“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这个名称是最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明确指称一个新兴的哲学学科。可是，一年多来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单纯，人们对“信息哲学”这个名称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2、pci之一。弗洛里迪在《元哲学》（metaphilosophy）发表的奠基性文章用的是“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pi）。而在《布莱克威尔哲学导引丛书》（blackwell philosophy guides series），却用的是《计算与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pci）。这究竟是为什么？弗洛里迪的在《计算与信息哲学》的前言中是这样解释的，“对于本书的名称，布莱克维尔的哲学编辑和我同意使用“计算与信息哲学”（pci）这个名称。pci是个新的但依然是个鲜明的标签，希望这个新标签既可以满足学术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本书导言的标题是“什么是信息哲学？”，其中我对这个新的范式进行了论证，认为“信息哲学”（pi）在概念上要比现在这个名称更令人满意，因为它明确地保证了新范式背后真正的东西与名称的一致性。作为本书的基础，我认为还是将其放在网上，免费供大家使用。”不难看出，“计算与信息哲学”这个名称，显然有比较强的妥协因素在其中。其结果就是“导言”不放在这部书的印刷本中，弗洛里迪还是坚持他的理念。

3、计算与信息。那么这著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悖于弗洛里迪的意愿呢？我以为瑞典学者的解释很有启发意义，可作为参考。在《科学哲学的范式转移：信息哲学与新的复兴》这篇文章中，多迪希－斯诺科维奇（gordana dodig-crnkovic）说：“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中，人们分别用‘informatik’,‘informatique’和‘informatica’（在英语中对应的术语是informatics） 来指称computing。有意思的是英语术语computing具有经验的取向，而与之对应的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术语informatics，却具有抽象的取向。”在她看来，“这种术语的差异可以分别追溯到19世纪英国经验主义与欧洲大陆的抽象传统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信息与计算恰巧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常说的“informatics”就是指利用计算机和统计学技术来管理信息的学科,更具体一些，它是以及时保有和在空间传输知识为目的，对于看作知识媒体的数据与信息进行系统处理的学科与技术的总称。举例来说，在基因组计划中，informatics包括发展快速搜索数据库、分析dna序列信息、从dna序列数据预测蛋白质序列和结构的方法等。

信息哲学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6）01-0094-07

信息哲学是一种新兴哲学，这是可以肯定的，它的确是从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多个方面革新了传统哲学，当然这种“新”主要是相对于西方哲学而言的。首要的一点是，两者的确具有可比性，这主要是因为信息哲学的兴起是全球范围的，当然也包括西方哲学界，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以弗洛里迪为代表的西方信息哲学和以邬j为代表的中国信息哲学，即使是由邬j建构的并在中国得到蓬勃发展的信息哲学体系，也应属于辩证唯物主义发展的进一步阶段，而辩证唯物主义实在同西方哲学传统密不可分。

沿着这个思路前进，弗洛里迪认为信息哲学是第一哲学，“它将影响到我们处理新老哲学问题的整个方式，引起哲学体系的实质性创新。这将代表哲学的信息转向”[1]80。而邬j则更是强调了信息哲学的最高哲学、第一哲学或元哲学的性质[2-3]，并且他还进一步强调了信息哲学这种新兴哲学对变革人类哲学，解决当代哲学危机，也包括西方哲学危机的全新革命意义[4]。

此外，邬j教授还重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危机的问题。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面临着一种理论发展的时代危机。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入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的话，那么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信息哲学则可能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历史形态[5]。

可是，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谁又能保证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有一天不会面临时展需要更新的危机呢？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想讨论的是信息哲学在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危机和革新了传统西方哲学的基础上，能否进一步解决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危机。

一、现代西方哲学危机及对之进行挽救的尝试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西方哲学的危机？首先，怎么理解危机这个词。哲学内部的未解决的矛盾和争论不构成危机，因为有时候矛盾恰恰是学科发展的动力；对哲学边缘的小修小补也并不构成危机，只有关乎到哲学生死存亡的问题才算得上危机。维特根斯坦说：“真正的发现是当我想搞哲学时使我能够停止这样做――即给予哲学安宁。”[6] 海德格尔说：“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7]还有如“转变论”的罗蒂，认为哲学“是一种文化样式，一种‘人类谈话中的声音’”[8]，宣告了专业的、系统的哲学不复存在，只剩下残存的哲学精神缩在文化领域中负隅顽抗。这就是关乎哲学生死存亡的问题了：哲学还存在吗？哲学是不是被终结了？

“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进展……使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取代了自然哲学的一般原理从而把哲学赶出了‘物质’的领域；二十世纪冯特心理学使哲学退出了‘认识论’的地盘。”[9]这意味着哲学可能失去自己的研究对象――物质和精神的领域都已被分羹。尤其是科学，几乎已经取代以往哲学的地位，从思想到实践全方位地指导人们的生活。科学能够取代哲学的根本原因或许在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哲学本就是和科学分离不开的，实际上独立的科学传统很晚才出现。科学家（scientist）一词最早出现“在1833年剑桥召开的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会议上，著名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威廉・休厄尔简易仿照‘艺术家’（Artist）一词创造出一个新词‘科学家’”，而在出现这个词之前，像牛顿那样的大科学家“自称也被称为自然哲学家，他们自以为从事的是自然哲学研究”[10]。科学（这里指狭义的自然哲学）最初能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归功于实验方法的推广，这使得人们对世界的探索和认识由思辨为主跨越到了以实证为主的时代，而显然后者在继承了自然哲学传统的同时，对世界的解释更加具有说服力，由此发展而来的现代科学也有了取代哲学的资本。于是我们看到，随着科学、心理学的蒸蒸日上，学科的高度分化使哲学无所适从，哲学只剩下空洞的概念、形式和框架，令人惊叹：哲学已经被架空了！只剩下一种所谓的抽象理性在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哲学大厦。而随着自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现代哲学家一个个宣判形而上学的死刑，又一个个成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哲学可谓是领地尽失。面对这种情况，诸多哲学流派不但丝毫拿不出像样的办法，反而还在彼此间争论不休，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沼。笔者认为这也是自维特根斯坦开始，现代哲学家们都持有“对西方哲学几千年来围绕着同样的问题争论不休而未能靠自身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思辨、论辩传统的普遍失望态度”[11]51的重要原因。在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看来，哲学的确面临极可能被终结的危机。

那么，现代西方哲学为拯救哲学又做了什么努力呢？

意志主义者尼采呼吁“重估一切价值”，诉诸于“权力意志”，但最终仍无法摆脱虚无主义；柏格森用“绵延”来反对人们常用心理之外的标准来衡量心理状态，批判科学理性，可带有强烈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朗格指责欧洲哲学丧失了“理念论”的立场，将哲学同生理学联系起来以纠正人们对真实理念的把握，从而抛弃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忽略了康德实践哲学的重要地位，使康德哲学彻底唯心主义化；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试图调解哲学与科学间的关系，但因其“还原主义的方法注定不能解决科学基础的问题”[11]55而失败；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和存在主义都渴望和社会实践紧密联系，恢复哲学的影响力，但事实是保守主义仍占了上风。还有另外一种尝试解决危机的路径即哲学转向寻求人文而非科学领域的支持，如结构主义，乃至于近年来风风火火的后现代主义都是这种方法。其结局有目共睹，后现代意图超越传统与现代哲学，但其根植于现代哲学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立场却使这一意图破灭。

也就是说，到后现代主义为止，迄今西方哲学界所做挽救危机的努力统统失败。但笔者不认为这些努力就因此失去了意义，相反它可以给我们以启发。比如后现代叫嚣着反传统，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既然传统的哲学领域已经被侵吞瓜分得惨不忍睹，干脆就由哲学家自己来处理后事，当我们批判一切传统哲学时，已经将这片土地抛售出去了，我们要开辟新的土地！可惜的是后现代没有开辟出新的土地，反而遭到各路学派的指责和谩骂。当我们看到了后现代的良苦用心时，会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既然哲学可以变换不同的领地，那岂不是意味着领地的得失并不是哲学危机的根本？那是否有什么作为哲学核心的东西我们一直没有讨论？这个核心的东西产生了危机吗？

哲学的核心是什么？是使其成为哲学的东西。我们从一开始学习哲学就问“哲学是什么”，后来我们自以为讨论清楚了哲学本身，便把它搁置在一边任其成为历史问题，乃至我们学着哲学研究着哲学却遗忘了其自身，而这恰恰是哲学危机的根源所在――我们忘记了哲学本身，随着哲学的不断发展我们反而越来越弄不清楚哲学到底是什么。有不少学者讥讽这已是成年旧事，如今讨论本体论早已丧失了意义，但可笑的是，难道给出了那些空洞的关于哲学的定义，我们就真的明白哲学是什么了吗？而“当代西方哲学的某些大家总是拒斥或悬置本体论的研究，总是试图把哲学研究的范围仅仅限定在人的认识的领域”[4]，也许正是因为人们普遍的这种不在意的态度才会造成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上的瓶颈。或许前文列举的一切危机不过都是表象，而正是因为我们遗忘了哲学自身，我们才会纠结于无止无休的争论而罔顾最根本的东西，我们才会在其他学科侵入哲学领地的时候不能为哲学提供一个合理的辩护而节节败退。

西方哲学绝不仅仅出现过这一次危机，这也许意味着我们从没真正弄清过这个问题，只是以往的危机都因为视线的转移而没有使得这一真正可怕的问题浮现出来。正如石里克在讨论范式转移问题时所说：“真正的哲学乃是各种时尚哲学运动最无情的敌人，而它们所惧怕的莫过于此。当它在新的破晓中升起，射出它那不留情面的光时，每种短暂运动的追随者均会发抖，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它，呼喊着哲学处于危机之中，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小体系遭到破坏就意味着哲学本身的毁灭。”[1]77而如今危机再次出现，并比以往更加猛烈和致命，也是时候让我们返回哲学本身，认真对待“真正的哲学”。

有人说，讨论哲学本身不是一种纯哲学的东西吗？不是一种绝对抽象绝对形而上学的东西吗？这不是现代西方哲学已经摒弃了的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在此引入中国的观点来加以阐释，笔者认为要讨论“哲学本身”就像讨论中国所谓的“道”一样，问道是什么，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同样问哲学是什么，可以给出很多个定义，但没有一个是令人完全满意或者绝对公认的，也没有一个能毫无遗漏地概括全局。就像荀子在《解蔽》中所说：“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俗谓之道，尽橐樱挥煞ㄎ街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同样我们现今对哲学本身的把握也不过是以管窥天、以锥刺地，只是哲学本身的冰山一角罢了。

既然如此，那么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条是以往西方哲学所走的路，悬置哲学本身而将眼光转向其他领域。西方哲学史上曾有过公认的三次转向，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转向乃至现象学转向，然而正像邬j教授所说：“西方哲学界关于哲学转向的种种理论并未给出哲学转向的性质判定的一般标准，而仅仅以哲学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域的相应变化来论说哲学的转向。”[4]邬j教授在《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的根本转向》[12]一文中进一步提到，这几次转向都难以算得上是对哲学的根本变革，反而导致了如今的危机。可惜的是，人们往往都忽略了另一条可能的出路，这正是下文要讨论的。

二、现代西方哲学危机可能的出路

当我们难以给出一个完美的哲学定义时，是否意味着我们对“哲学”完全不可知、不可把握呢？当然不是。因为就好比“道”虽然看不到抓不着似乎不存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但实则存在于我们周身每个角落，万物之中皆有道，只不过众人“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孟子》）。哲学也是一样，它就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我们不应该在抽象理性的枯燥框架中把握哲学，而应该在生活中、经验中体悟哲学本身。所以说，重新记起哲学本身并不是要复归绝对形而上学的传统，而相反是要融入生活的细节。

存在主义，尤其是谱系学似乎正是在做这种努力，关注生活，关注具体细微的东西。波伏娃在书中描述萨特的哲学：“朋友说‘你看，我的伙计！如果你是现象学者，你就能谈论这个酒杯，而这就是哲学！’萨特激动得脸都发白了，或者说几乎全白了：这正是萨特多年所希望的，谈论他所接触到的东西，而这就是哲学……”虽然这里有对现象学的误读，但可以看出萨特创立其哲学体系的初衷。萨特不但要用一种新的哲学解释这个世界，而且要在现实中实践他的哲学。

但同样值得批判的是，如果把哲学仅仅看成琐碎的存在于生活之中，那么哲学的批判和反思就失去了焦点，这是对哲学思维和精神的极大损害。不仅如此，荀子说“心枝则无知”，分散零散的知识没有系统化就不能叫作真正有知识，生活的细节没有哲学思维的牵引也谈不上真知识。虽然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要反对“系统化”，但上文提到的“系统”不是以往西方哲学的那种抽象的脱离实际的系统，而是一种可以使哲学通贯于实际的方法框架。

可见要把握哲学自身，我们要去了解足够多的关于生活的每个方面的知识，越丰富越好，越深入实践越好，然后我们在面对如此庞杂的知识的时候仍可以抓住其精髓所在，在面对日常事务时可以把这个精髓一以贯之。但是，要在拥有那么多经验，那么多分散的知识的情况下，还能纯粹地把握精髓是相当不易的。所以斯威夫特才会在《格列弗游记》中说：“苏格拉底的思想……使我常常想到这种学说可以摧毁欧洲图书馆的多少图书，也可能闭塞在学术界成名的许多捷径。”[13]

显然，这条可能的出路不拘泥于历史上关于本体论、认识论等的划分，而重点在于讨论如何使得哲学可以在现实世界中被理解以及得到运用（这意味着理解哲学本身并不一定要拘泥于空洞的定义），也就是如何可以使得哲学“通透”，从而重新建立它和世界的关系。可见，这里对哲学本身的讨论并不是要回归原有的本体论，而是提供一种超越的思路。

而这种针对西方哲学危机的拯救方式，采取的思路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取代了哲学，所以我们拼命地将哲学和取代者绑在一起以期恢复哲学的地位，而是已认识到哲学本来就应该处理好它和世界的关系，才能够巍然不动地屹立于世界。

讨论了不少西方哲学的危机以及其根源和可能的出路，其实只说清楚了论题的后半部分，至于信息哲学它能否解决西方哲学的危机，就要看它是否触及到了哲学危机的核心，是否与上述这个可能的出路符合。

三、信息哲学解决西方哲学危机的希望

必须承认的是，其实有些流派的解决方式已经和这种可能的出路很接近了，笔者认为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就有希望。但存在主义介入政治以后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马克思主义意在改造世界，可是时代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将之遗落在历史中。究其原因，还是没有通，理论和实际之间还是存在隔阂。

实际上，原来说哲学“通”与“不通”是相对于个人理解而言的，但这里说的“通”是指一个哲学体系，通不通指的是它有没有完全贯通现实的可能性。当然也不存在绝对的永恒不变的贯通性，只能说某个哲学在当下的时代可以解决融贯问题。若是只就一个时代来说其可“通”性，要达到“通透”实际上是“通”的速度和时展的速度在赛跑，因为每一种哲学理论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新兴的信息哲学亦是如此。然而，信息哲学的兴起似乎给了人们新的希望。

弗洛里迪曾说：“正统哲学家就像在一座几乎被采空而又尚未遗弃的矿山采掘的可怜矿工。他们属于迟到的一代，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只允许他们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工作，只有在自己的领域内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所谓的危机证明是在创新与正统哲学之间的一种颇有成效和不可避免的辩证”[1]75。这种反思的辩证或者说正统哲学如今的举步维艰不仅为新兴的信息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或许反过来信息哲学也能够缓解当今西方哲学面临的尴尬。

最早引起笔者注意的是邬j教授的信息哲学存在论划分――由原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划分变成物质和信息的划分，西方信息哲学的领军人物弗洛里迪亦曾说过：“信息哲学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1]79笔者认为这一定是让纠结于领地之争的西方哲学家欢呼雀跃的事情。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传统西方哲学的领地中最重要的物质和精神领域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而此时信息哲学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念，指出了以往哲学遗漏的客观不实在领域，提出了物质和信息的双重性，这对一再割让土地的西方哲学简直就像发现了新大陆。

如果我们不停留在哲学危机的表面而更深入一点，我们可以这样提问：第一，信息哲学是建立在庞大的知识基础和生活实践上的吗？第二，信息哲学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精髓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吗？第三，信息哲学可以做到贯通生活实际，让人把握哲学本身之所在吗？

可以说，若是做到了这三点，我们相信信息哲学就可以解决西方哲学的危机。以下分别进行阐述。

对于第一个问题：首先，有目共睹的是，信息给政治权力、文化生活、思想观念、农业、工业、城市化、军事、教育、医疗乃至人性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信息哲学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建立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之上，可谓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其次，邬j教授的信息哲学把信息分为自在信息、自为信息和再生信息，统一于社会信息，重构了世界模式，并且所有事物都是物质体和信息体，直接存在和间接存在的统一；弗洛里迪在阐释信息的定义时亦是从“作为实在的信息（例如，是物理信号的模式，既不真也不假），亦称为生态学信息；关于实在的信息（语义信息）以及为了实在的信息（指令，像遗传信息）”[14]多个方面加以考察。所以，可以说信息哲学不是仅仅建立在信息科学的基础知识上，而更是建立在关于世界的诸多知识和经验实践的基础上。世界上所有的物质、知识、经验都可以转化成信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都含有信息，所以信息哲学强调的正是尽可能多地接受经验，而不是如胡塞尔那样经过现象学还原后只剩下纯粹的意向性。

最后，这里还可以给出一个有力的证据，即信息演化论。事物的演化具有物质形态和信息形态的双重演化效应，每一个宇宙演化、生命进化、社会发展的阶段无不伴随着物质和信息双重形态；事物的结构也因而凝结着过去、现在、将来三重信息，“任何一个健全的生物体都是关于它那个种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一个全息体”[15]。我们通过事物现有结构得到的信息不仅仅是现在的实际知识，还包括了关于其过去和未来的知识，进而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现实现象。这样一来，使得信息哲学能够建立在其上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大大扩充了！

综上，信息哲学的确是建立在庞大的知识基础和生活实践上的，我们在生活和实践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关于第二个问题，信息哲学有在庞大的知识基础和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精髓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吗？对于这点还是能给出比较肯定的答案。中国的信息哲学已有着较完整的哲学体系，包括信息本体论、信息认识论、信息进化论、信息价值论以及信息思维论等。而弗洛里迪也仿照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为信息哲学提出了18个大问题以确定信息哲学的问题域：位于中心的是核心概念“信息”，其余问题被归入语义、智能、自然和价值四个方面。

重点是第三个问题。信息哲学可以做到贯通生活实际，让人把握哲学本身之所在吗？如果这个问题回答为“是”，那么可以说西方哲学的此次危机就此解除。

可惜的是，信息哲学受西方哲学思想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仍然染上了一些西方哲学的弊病――就现在的发展水平而言，还是两个字――“不通”。因为最简单明了的证据是，人们并没有在生活中确实感觉到它这种贯通性。

很典型的是，信息哲学虽说是建立在广泛的现实基础和知识之上的，但这些知识还是属于广义的科学知识，或者说是可以转化成科学数据来分析、把握的知识，对于一些传统的领域如政治、文学、艺术、伦理学等，信息哲学都没有达到通透，它似乎更具科学的色彩。但人文领域的诸多事物带有更多的模糊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信息哲学倘若要在这些领域做到“贯通”，没有古典西方哲学的智慧恐怕是难以做到的。

一个有力例证便是其在政治学中的“不通”。培根曾经构建了一种新科学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科学和宗教实际上都隐蔽地成为哲学家手中的工具，在培根虚构的小岛上，科学和宗教因而得以和谐共处，但表面上还是作为科学家的萨罗门宫的院士们掌握着国家和宗教。培根笔下的哲学家能够在政治领域灵活应变、如鱼得水，正是因为其具有古典西方哲学智慧，用斯特劳斯的话来说即转变为“政治哲人”或者说柏拉图式的哲人，这种智慧使政治哲人能明白政治本性和人的本性，所以能够运用政治智慧和已有的自然科学建立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可以引入作为哲人教育工具的、对人民有益的宗教，使人各尽其性、各安天命，然而这种哲人的操作是幕后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护哲学也造福大众。但这种古典政治智慧显然是现今的许多哲学包括信息哲学所不具有的，也因而造成了其在政治学方面不能贯通。所以，要在上述那些领域通达，信息哲学的知识基础应该更广泛地吸收人文方面的信息和智慧。

然而，当我们仔细研究信息哲学时还是能看到一种“通”的希望。

十分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信息价值论在生态哲学领域的应用取得了巨大成就。信息哲学中把价值定义为事物通过内部或外部相互作用所实现的效应，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局限而扩展至所有宇宙现象，也因而引出了价值的多向性，即正价值、负价值和中性价值。这点为生态哲学中思考自然的内在价值、接受道德关怀的标准等问题都提供了良好的启迪。这是信息哲学与生态问题方面相“通”的例证。

再例如，信息认识论在虚拟现实领域的契合。正如邬j老师所说，在认识发生时，认识主体的产生、认识结构的建构都是以信息凝结为中介的，而人的信息认识过程和机制则是：凭差异而辨识、依中介而建构、借建构而虚拟。而虚拟现实的实质正是“通过直接模拟信息环境、感受体验，直接操纵感觉体验的转换，进而实现对人的认识的虚拟”[16]。

还有，在邬j教授的很多文章中曾提到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调和，强调了哲学和科学具有某种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并可形成动态回环的反馈回路。诸如：“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科学的指导”；“科学对哲学的改造，哲学对科学的批判”[17]；“科学与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方式：哲学的科学化和科学的哲学化”[18]。但这种科学和哲学关系的调和，本质上不同于前文提到的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对两者的调和，而正是建立在对自然主义的独断论和意识哲学的独断论批判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说是在革新西方传统存在论的基础，所以，信息哲学是在可能解决西方哲学危机的同时也能够调和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的关系，而不是通过调和这两者关系来达到解决危机的目的。

当然，若用更长远更广阔的目光来看，信息哲学带来的变革，又岂止是调和了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而只有当它能够调和整个世界和哲学的关系的时候，或许才是通透之时，亦是真正解决西方哲学危机之时。

四、信息哲学的特有优势带来的可能性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不只是信息哲学，像上文提到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在某些领域表现出“通”，展现了其对现实的不小影响，如此看来，信息哲学并不比它们高明多少。的确，三者目前为止都没有通“透”，但信息哲学让我看到了“贯通”的可能性――即把世界划分成物质和信息相对于把世界分为物质和精神的一种优越性。

首先，信息是完全和物质相伴相生的，事物具有物质和信息的双重性，然而精神没有人的存在似乎就失去了意义。

其次，信息相对于精神而言更具有可把握性，它与科学数据的处理紧密相连，也就是说，信息是可量化的，但精神你可以量化吗？就算是心理学、神经学的研究使得精神变得较以前容易把握，但其定性的成分总占了不少比重，当然现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也很重视定量研究，但最后还是离不开对数据的处理，实际上还是一种对信息的把握。正如弗洛里迪所说：“信息哲学拥有哲学中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概念语汇之一。这是因为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无法对某系列事件达到完整理解和不能提供一种解释，就可以依靠信息的概念。在哲学上，这意味着任何问题实际上均可由信息的术语重新表述。”[1]79

最后，信息哲学中的信息是一般意义上的，但我们不可否认信息具有其具体形态，也就是信息实则具有抽象形态和具体形态这两个层次，和物质正好对应，但是精神呢？我们很难说精神有个具体的形态，就算是某一个人的精神也似乎始终是种抽象的存在。

基于上述这三点，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信息更具有物质伴生性、可量化可把握性以及可抽象亦可具体的双重性等特点，使其更能扎根于实践知识和现实经验，也更能以无形却无处不有的姿态存在于生活的每个角落。正因为如此，信息哲学有着实现理论与实际间贯通的极大可能。

西方哲学上很有影响力但没有通“透”的哲学体系不少，并不是每一个都具有这种可能。虽然我们谈的是西方哲学危机，但这里有必要对比一下中国古典哲学，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在处理人事关系方面很“通”。有人说王阳明的心学是你吃饭刷牙睡觉等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用到的，我们想必也经常听到关于从《周易》出发研究管理学的问题等等，但正如我们所见中国古典哲学在很多其他领域却通不起来，这就是还没有通“透”。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哲学不会存在着失去研究对象这样西方哲学所特有的危机，并且也极其注意把哲学通融到生活之中，但其根本上还是潜藏着哲学危机，古典中国哲学在面对西方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反应似乎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古典哲学对于信息哲学的通融性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借鉴，现在也有不少西方学者认识到中国古典哲学对解决西方哲学固有的弊病有不少作用。余振苏先生在《钱学森复杂系统思想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复杂性科学纵横谈》一书中就提到，现在的复杂性系统、量子力学其实是把中国古代的一些如“道”、玄学的理论科学化了、量化了，由抽象的思辨变成了具体的了。这说明中西文化的某种共同性，说明西方哲学的确是可以向东方借鉴的。众所周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东方强调的一直是知识的实用，而西方哲学却似乎一开始就不强调实用，而强调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即使后来融合了东方的阿拉伯哲学，但其真理至上的精神一直是哲学的强大动力。但我们可以发现，当这种轻实用重真理的精神发展到一定程度，还是要和实用联系起来，或许正是因为其发展到某种至高境界，所以普照于现实中价值更大，前提是“只要能够通透”。

综上所述，信息哲学作为一种新兴哲学目前尚没有解决现代西方哲学危机，但是由于其对存在领域划分的革新使其具备了一种“通贯”的可能性，从而具备解决现代西方哲学危机的极大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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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弗游记[M].张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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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邬j.信息与物质世界的进化[J].求是学刊，1986（6）：32.

信息哲学论文篇6

2、人工智能哲学是信息哲学不成熟的范式

纪德(Andre Gide)曾写道，发现新大陆要以很长时间见不到海岸为代价。为了寻找新大陆，斯洛曼(Aaron Sloman)1978年宣布了新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在他恰如其分的《哲学的计算机革命》(The Computer Revolution in Philosophy)这部著作中，他的猜测有以下两点：

1、 数年内倘若还有哲学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那么他们因其不称职而受到指责，便是公道的；

2、 在心智哲学、认识论、美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其他主要领域中从事教学工作而不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学学位的课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学那样不负责任。

然而，他的预测结果并不精确而且过于乐观，但却远非没有道理。

斯洛曼并非孤军奋战。其他研究者曾正确地察觉到，由信息与计算科学(ICS)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引起的实践与概念的转换，正导致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不仅发生在科学，而且也发生在哲学领域。这便是所谓的“计算机革命”或“信息转向”。然而，与斯洛曼一样，他们似乎也被这场变革的特殊性质所误导，而且他们也低估了接受新的信息哲学范式所要遇到的不可逾越的困难。图灵(Alan Turing)于1930年代便开始发表他的那些开创性的文章。在以后的50年中，控制论、信息论、人工智能、系统论、计算科学、复杂性理论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还是相继吸引了一些来自哲学界的重要注意力(尽管它们是间歇性的)，尤其是关系到人工智能哲学更是如此。因此，它们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和计算机的与信息的理论方法奠定了基础。然而，直到1980年代之前，它们却未能提出一种成熟的，具有创新意义和影响力的研究纲领，更不用说1970年代那些像斯洛曼那样的研究者所预见的重大的革命性变革了。从后见之明的角度，很容易见到人工智能如何被视为一种激动人心的新的研究领域，以及它如何成为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一种根本性的创新方法。

自从图灵那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以及1950年代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问世以来，在计算科学家当中，人们对心智理论概括具有相当大的兴趣。与此同时，在哲学家之中也有一种与日俱增的意识，计算机的出现已经(通过提出新的需要考虑的理论立场，至少是反驳的立场)决定性地改变了哲学的论辩。

人工智能的作用就像特洛伊木马，把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计算机的与信息的范式引入哲学的城堡。然而，直到1980年代中期，信息哲学依然不成熟而且被视为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学的(interdisciplinary)；无论这么说，哲学界和科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准备；而文化和社会背景也同样没有准备妥当。因此每种因素都需要简述一下。

与其他智力事业一样，信息哲学与三种领域相关：话题(事实、数据、问题、现象、观察等)；方法(技巧、手段等)；理论(假说，解释等)。一个学科若想在上述一个领域以上同时进行创新，则属不成熟，因为这样做便使之与一般领域的常规和连续演化的线索突然断离。看一下斯洛曼所作的那两点预测便可证明，这一问题恰恰发生在信息哲学作为人工智能哲学的早期形态。

信息哲学不可避免的交叉科学性进一步阻碍了人们对其意义的及时承认的前景。即便是现在，许多哲学家仍满足于考虑信息哲学所讨论的话题，仅仅是值得引起英语系、大众传媒系、文化研究系、计算科学系或社会学系(就举这几例吧)的研究者所注意的。信息哲学需要习惯于就跨越文化与科学边界的问题进行对话的哲学家，而寻找这类哲学家并不容易。常常是这样，人人都关心的恰恰是无人问津的行业，直到信息社会的最近发展之前，信息哲学被视为处于多个十字路口，其中即有技术事宜的，也有理论问题的，还有应用问题的以及属于任何人自己专业领域概念分析的等等。信息哲学被认为是跨学科的，就像控制论或符号学那样，而非交叉科学的，像生物化学或认知科学。我们以后还要回到这个话题。

即便信息哲学不是那样的不成熟或不是如此具有所谓的跨学科性，哲学界和科学界基本尚未对其重要意义做好评价的准备。尤其在语言哲学(逻辑实证论者、分析哲学家、常识哲学家、后现代主义者、解构主义者、解释学家、实用主义者)中，有各种各样的强研究纲领，它们一方面吸引了大多数的智力和财力资源，另一方面则保持一种相当具有刚性的议事日程并几乎不去促进可供选择的范式演变。主流哲学不可能不是保守的，这不仅是因为价值和标准在哲学中通常要比在科学中更不稳定和更不明晰，因此对其构成挑战也就愈发困难，而且是因为(正如我们在第四节将更详细讨论的那样)取得文化上占强势地位的背景常常是以牺牲创新性或非常规方法为代价的。因此，像丘奇(Church)、香农(Shannon)、司马贺(Simon)、图灵、冯·诺依曼(Von Neumann)或维纳(Wiener)这样的思想家，基本上均被遗弃在传统教规的边缘。不得不承认，计算机转向对科学的影响来得更迅速。这便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具有哲学头脑的科学家均是首批察觉到新范式涌现的人。尽管如此，斯洛曼的“计算机革命”还是要等到1980年代才成为一种跨越各门科学和社会背景的更为广泛和普及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为信息哲学的演变创造出正确的环境。

建造成首批大型计算机的岁月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现在已经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涉及创造、动力学、管理以及信息和计算机资源利用诸问题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尽管如此，先进社会和西方文化还是要经历一场数字通信革命，才能完全意识到新范式的根本新颖性所在。信息社会迎来了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增长。此前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曝露在如此异乎寻常的技术力量的加速度之下，其现实性便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和伦理责任。全方位渗透、灵活性以及强大的力量已经使信息与通信技术上升到具有时代特征技术的地位，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修辞上，甚至在意符上均是如此。计算机将其自身呈现为一种在文化上得到定义的技术，并且成为新千年的一种象征，它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远远超出中世纪的磨房、17世纪的机械钟表以及工业革命时期的织布机和蒸气机。在主导科学和社会生活及其未来的所有因素中，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是当下最具战略意义的因素。毫不夸张地说，最发达的后工业社会是靠信息过活的，而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便是使之不断增氧的机器。然而，所有这些深奥的和非常有意义的转变在20年前几乎还看不到苗头，那时大多数哲学系会认为信息哲学所谈论的话题对研究生而言是不恰当的专业领域。

由于过于超前，而且其创新对大多数职业哲学家过于大胆，所以信息哲学只有在两个可供选择的领域之间摇摆不定。它一方面生成许多有意义但又有限的研究专业如人工智能哲学和计算机伦理学——常常与其知识背景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则作为方法论被其他领域所吸收，后来人们意识到信息哲学是一种计算机的和信息的理论方法，它不同于诸如认识论、逻辑学、存在论、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或心智哲学等传统话题。这两方面的趋势为促使信息哲学涌现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3、信息哲学涌现的历史背景

人们常说，思想是“缥缈”的。这句成语的真正含义大概是这样的，在任何学科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思想看似成型，但只有眼光非常敏锐的人才能捕捉到。而在这个阶段之前，哪怕是思维最敏锐的人也察觉不到。

空想家的日子过得挺艰难。如若没人追随，他们就不会发现新大陆，在那些裹足不前, 仍住在洞穴里的人的心目中他们不过是走丢了。第三次与计算机相关的革命(因特网)要求全新的一代具有计算机修养的学生、教师和研究者，社会组织实实在在的变化，文化和知识界的根本变革以及哲学圈各个方向存在的普遍危机，所有这些因素均呼唤着新范式的涌现。到了1980年代末，信息哲学终于开始得到承认，认为它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创新的领域，并非一场不成熟的革命。也许有必要回想几个重要的历史时刻。1982年，《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将个人计算机评为“年度人物”。1985年，美国哲学会(APA)创立了哲学与计算机委员会(PAC)。同年，拜纳姆(Terrell Ward Bynum)——《元哲学》(Metaphilosophy)的主编——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与伦理学》(Computers and Ethics)的专号(Bynum 1985)，这期杂志“迅速成为在该杂志历史上卖得最火的一期”(Bynum 2000，亦见Bynum 1998)。首次由计算与哲学(CAP)协会出资赞助的年会于1986年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召开。

其日程大都致力于逻辑软件的技术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CAP年会的主题已涵盖计算与哲学的所有方面。1993年，卡耐基梅隆大学成为东道主(自CAP网站)。

到了1980年代中期，哲学界已经完全意识到信息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确认其方法论和理论的价值。信息哲学不再被视为怪诞、难解、跨学科或与哲学不相关的了。像算法、自动控制、信息、反馈或符号表象等概念或过程；像人机互动(HCI)、计算机为中介的通信(CMC)、计算机犯罪、电子社区或数字艺术等现象；像人工智能或信息论这样的学科；像人工助理的本质、虚拟环境中个人身份的定义以及虚拟实在的本质等问题；像由图灵机所提供的模式、人工神经网络以及人工生命系统等……这些仅仅是在日益增长的话题中任选出的几个例子，这些话题越来越被视为新的、具有紧迫意义的和学术上可接受的。信息的和计算机的概念、方法、技术和理论已经成为强大的“解释学装置”(hermeneutic devices)的隐喻，通过它便可解释世界。它们已经形成一种元科学(metadisciplinary)，具有统一的语言，这种语言已在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术领域畅通无阻。

1998年，《数字凤凰》(The Digital Phoenix)出版了，这部文集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幅标题《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How Computers are Changing Philosophy)，拜纳姆和摩尔(James H. Moor)承认，信息哲学的涌现是哲学情景中的一股新生力量：

哲学领域不时会发生一些大的运动。这些运动始于若干简单但却非常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为哲学家提供了审视哲学问题的新透镜。渐渐地，哲学方法和问题得到了提炼并根据这些新观念获得理解。随着新颖而有意义的哲学成果的获得，运动发展成一股蔓延至整个学科的知识浪潮。一个新的哲学范式涌现了[……]计算机的计算便为哲学提供了这么一套简单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新颖而又演变着的为哲学探究所准备的主题、方法和模式。计算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哲学探究中的这股思潮吸收了根据计算的主题、方法或模式，正稳定地迈向前方。

从教科书设定的距离上看，哲学是一个充满无休止的责难和各种异乎寻常主张的学科，就好像处于长期危机状态似的，这对学生是个打击。表象永远是这样，事实上，责难在思想强有力的动力中展开，主张则要求必要的深度，恰当的辩护水准以及它们全部的意义，而所谓的危机证明是在创新与正统哲学之间的一种颇有成效和不可避免的辨证。由拜纳姆和摩尔所强调的这种反思的辨证，在把信息哲学建设成一种成熟的哲学研究领域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至此，我们已经看到历史的一面。这便是它何以在概念上得到解释的。

4、反思的辨证与信息哲学的涌现

要想达到涌现和繁荣的目的，思想需要通过不断地赋予数据以意义来使它所处的环境有意义。因此，精神生活便是对原始语义空虚恐惧(horror vacui semantici)的成功反动：无意义(用非存在论者的话便是“尚未有意义”)的混沌威胁着要把自我撕成碎片，要把它淹死在自我视为虚无的异化的他者的深渊，而这种原初的湮灭恐惧则迫使自我不断将任何语义为空的空间填充上自我所能聚拢起来的任何意义，其成功程度与背景约束，数据以及文化发展所允许的一样。这种存在的语义化过程，或者说自我对非我(non-Self，用费希特的话)的反动，存在于事实叙事(个人认同、日常经验、社区特质、家庭价值、科学理论、常识信念等)的传承和进一步的阐述，维系以及提炼之中，这些东西在逻辑上和背景上(有时完全)受限于各种数据，同时也受到各种数据的挑战，所以它们需要适应这种状况并得到解释。历史地看，这一过程的演变在观念上导向一种日益变化的、更加丰富和健全的世界架构。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它是四种概念挤压的结果：

1、叙事的元语义化(metasemanticisation)。对新的个体自我(他同样也需要相应的叙事)被外化为实在后所做的任何反动的结果，现在认为是自我被迫语义化的进一步的数据。反映转向反思并意识到自身就是需要解释和有意义的实在的组成部分。

2、文化的去界限化(de-limitation)。这便是外化以及分享由自我设计的概念叙事的过程。有意义的经验世界从一个私人的、主体内的和人类中心论的建构转移到一个越来越是主体间的和去人类中心论的实在。话语团体通过维系、改善和传播一种语言(孩子学习语言就像遇难者拼命抓住一块漂浮的船板似的那样迅速)——及其概念的和文化的内涵——而分享使世界有意义所需的宝贵的语义资源。叙事因此变得愈来愈友善，这是因为与其他非挑战性的自我分享而非消除疑虑距一个自我的距离并不远，因为友善的叙事也是从某个未知的神灵那里继承下来的。作为特殊叙事的生产消费者(produmers)不再受制于空间或时间，社区的成员由一组明显的跨越物理(trans-physical)空间的人员组成，事实上，他们在功能上由其愿意并选择居住的语义空间定义。全球化的现象更是一种消除旧有界限和创造新边界的现象，因此是一种文化去界限化的现象。

3、自然的去物理化(de-physicalisation)。物理世界充满监视和刀剑、石头和树木、汽车和雨水以及作为社会认同(性别、工作、驾照和婚姻状况)的我，但是这样的物理世界正在经历一场虚拟化和疏远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即便是最基本的工具、最戏剧性的经验或最动人的情感——从爱情到战争、从死亡到性——均可以装入虚拟中介的框架，因此也就获得了信息的光环。艺术、商品、娱乐、新闻和他我均被置于一面玻璃镜后面，被人体验。在虚拟框架的另一方面，物体与个体完全是可以替换的并常常成为绝对无法区别的理想类型的标记：手表实际上就是思沃奇(swatch，瑞士手表的商标名)，一支钢笔只有是名牌时才够得上礼品，一处地点被视为度假地，一间庙宇变成历史遗址，某人是警官，而一个朋友可以仅仅是存储在微机上的声音。个体实体被当成可以任意处理的特例。此处和当下的含义被改变了、扩展了。通过快速的多任务运行，个体的自我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存身，甚至自我均体会到被同步感知的方式，因此，自我可以穿行在不同的生活中，它们没有必要融合。过去、现在、未来根据当下的时间被重塑为离散和多变的间隔。当前各种事件的各种投射和难以分辨的重复将其自身扩展到未来；未来事件在可以预期的现在被预测和预先经历；而过去事件在可以重播的现在被寄存和再体验。充满无法仿效的事物和不可重复的事件的非人类世界愈来愈多地进入视窗，而人性则通过视窗售出。

4、心灵设计和寄居的概念环境人格化(hypostatization)(具体化)。叙事(包括价值、思想、时尚、情感和具有意向性优势的宏大叙事的我)能够被塑造和外化为“语义客体”(semantic object)或“信息实体”(information entity)，现在距离交互中的自我们愈来愈近，它们无声息地要求一种存在论的身份，可以与诸如衣服、汽车和房子那样的寻常物件相比较。通过去物理化的性质和具体化的叙事，物理的与文化的在虚拟世界中比肩并立。根据这种辨证，信息社会可被视为最近的——尽管不是最后的——更为广泛的语义过程的阶段，其中精神世界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该环境如若不是越来越多的人趋之若鹜的环境的话。作为人类行为结果的历史与文化，因此也就是时间，被推向前台，同时自然，即物理空间，则被推向没有人情味的后台。在它演化的进路中，语义化的过程逐渐形成建构的实在概念化，其结果便是确立时间性的世界观，然后生成一种保守的闭环——正统哲学。

正统哲学被理解为一种知识类型学而不是一种学术范畴，它所代表的如果不是对创新普遍的抵制时，就是概念体系与生俱来的惰性。最糟糕的是它是制度化的哲学(institutionalized philosophy)，即社会语言学家称之为堕落的哲学家团体或小集团的内部“话语”。这种哲学将其自身展现为迂腐而且常常是偏执地依附于某种话语(教义、方法、价值、观点、作者的教诲、立场、理论或对问题的选择等)，这种话语由某一特定的集团(哲学家、学派、运动、思潮)所设定，它以牺牲其他选择为代价，这些选择被作为异类而遭到忽视和反对。它尽可能永久性地和客观地确立一种哲学概念和语汇的工具箱，使之适合于它的话语的标准(它特殊的主义)和该团体的研究日程。如此一来，正统哲学则偏爱哲学的职业化：学究厌恶业余的想法，他们热衷于成为职业人士。他们把自己称为带后缀-an的“学者”，并将-an这个后缀置于其他哲学家的姓氏之后，不论是Aristotelians、Cartesians、Kantians、Nietzscheans、 Wittgensteinians、Heideggerians还是Fregeans。某个被神秘化的创始人的追随者、注视者和模仿者，这些正统学者手中现成的答案比新的有意思的问题要多，因此他们逐渐地将某些教义应用到解决内部的难题上，将曾经是动态的研究领域重整化、体系化和工整化。正统哲学在元理论上是不批评的，因此它是令人放心的：基本的批判和自检不属于正统哲学话语，相反它有助于一个团体维系一种强烈的知识认同感以及一个明确的方向，从而确保其研究和教学活动的有效计划和实施。它是一个闭合的背景：正统学者倾向于为团体中具有同等身份的成员进行解释、批评和辩护，因此进一步加强了认同感和目的感，而不是直接处理那些新的概念问题，因为它们可能依然缺乏学术上为人接受的法统，因此这类新问题更具挑战意义。这是一条落伍的道路：在哲学家的问题和哲学问题之间挖开了日渐加宽的鸿沟。正统哲学家忙于那些陷于细节的偏狭争论，他们只对这些问题保持敏感，同时又不理会其他学科、新的发现和当代的问题，而正是这些专业话语之外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结果，正统哲学一旦面向自身封闭起来，其主要目的很自然就要使自己的话语进入永恒，将自己转变为学术战略。

不应将上述话题与诸如哲学是否迷失方向之类的幼稚的问题混淆起来，因此应该重新振作并与人们进行接触。人们可能会对哲学感到好奇，但是只有哲学家能够想象他们可以忘情其中。正统哲学如果得以适当的平凡化，还是能够走进大众的——“平凡” 毕竟会提醒人们对职业的热爱——而创新的哲学能够容忍晦涩。也许一个隐喻会有助于澄清这一点。概念领域就像矿山。有的矿山太大了，值得开采的内容太丰富，以至几代哲学家都乐此不疲，忘情其中。另一些矿山也许表面上看是被采空了，但是如果采用新的而又有力的方法或理论就会使之得到进一步和更深层次的开掘，或导致发现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先前所忽视的思想。正统哲学家就像在一座几乎被采空而又尚未遗弃的矿山采掘的可怜矿工。他们属于迟到的一代，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只允许他们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工作，只有在自己的领域内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工作努力但所获甚微，他们越是向贫瘠的研究投资，越是顽固地将自己埋在自己矿山之中，拒绝离开转向新的采掘地。悲惨的是，只有时间能够判定这座矿山是否真的开采殆尽。正统哲学只有死后才能得到谴责。

创新总是可能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正统哲学是必然的。存在语义化的任何阶段一开始如果不是破坏性的必定是创新性的，其目的是确立一种特殊的主导范式，因此势必走向不变而且愈来愈具刚性，进一步还要使这种态势得到强化，最终它会面临一场具备替代性的概念创新的挑战，它无法处理由它帮助确立的但却日益变化的知识环境。在这种意义下，每个知识运动均为自己生成了衰老和更替的条件。概念转换不应太彻底，以避免不成熟。我们已经见到过旧有的范式受到挑战和最终被进一步的创新反思所替代的情形，只有当新范式足够强健，被承认是对存在语义化中先前阶段的一个更好的和更可行的选择，这种情况才会发生。石里克(Moritz Schlick)曾就范式转移的开始阐释过这一辨证关系：

哲学属于数百年的事，而不属于哪一天的事。因此，也就不存在时新与否的问题。对任何热爱这门学问的人来说，听到‘现代’或‘非现代’哲学这样的议论都会感到难受的。哲学中所谓时尚的运动——无论是以普通公众的媒体形式流传的，还是在大学中以科学形式教授的——都要经历哲学本身那平静而又强大的进化洗礼，就像哲学教授对哲学家所作的那样：前者属于学识型，后者为睿智型；前者笔耕谈论哲学并捍卫学说教义，而后者则进行哲理性反思与阐述。真正的哲学乃是各种时尚哲学运动最无情的敌人，而它们所惧怕的莫过于此。当它在新的破晓中升起，射出它那不留情面的光时，每种短暂运动的追随者均会发抖，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它，呼喊着哲学处于危机之中，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小体系遭到破坏就意味着哲学本身的毁灭。

因此，迫使一个概念体系进行创新需要三种力量。正统哲学是内在的和否定的力量。它逐渐使思想僵化，强化了它不动的基本特质，使一个哲学学派越来越死板，对世界的回应逐渐减弱，而且愈来愈脆弱，它削弱了与科学、文化和历史成就的应对能力，它脱离实际因此动摇了解决危机的基础。然而，只有正统哲学能够指明哲学研究到了这么一个阶段，此时它需要面对新话题和问题，采用创新的方法论和发展出可供选择的解释。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属于另外两种肯定的力量的任务，要由它们来完成创新，它们来自哲学体系之外：概念体系所处的环境中实实在在的新成就，它们也是旧有范式所完成的语义工作的结果；一个创新范式的出现，能够更成功地对它们进行处理，并使概念体系从停滞中解脱出来。

过去，哲学家不得不照应知识生产的整个链条，从原始数据到科学理论。贯穿整个历史，哲学不断确认经验的和逻辑－数学问题的种类，并将其研究成果交由新兴学科做进一步探讨。然后，哲学又转向这些学科及其发现来寻求控制、澄清、限制、方法、工具和洞见，但是，我们要对卡尔纳普和赖辛巴赫道声对不起，哲学本身是由概念探究组成的，其基本性质即不是经验的也不是逻辑数学的。我们反休谟之意而用之：“如果我们手中有什么书本的话，我们要问：里面含有任何关于量或数的抽象推理吗？里面含有事实和实在的实验推理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就去别处研究吧，因为那是科学，不是哲学。哲学不是概念的解热镇痛药，不是一种超科学(super-science)或语言的修饰术，而是识别概念问题的艺术和设计、推荐及评价解释的模式。哲学毕竟是反思的最后舞台，在此存在的语义化得以继续进行并保持开放。哲学那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探究活动对在本质上可能是不同的和可能是不可调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真正需要辩论的和需要保持坦诚的不一致(即使在原则上)——进行识别、阐述、评价、澄清、诠释和解释。这些探究活动经常与经验的和逻辑－数学的问题纠缠在一起，所以在科学上哲学探究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它们本身却既不属于经验的，也不属于逻辑－数学的。它们构成的探究空间，广义地说是规范性的。这个空间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无论是什们起点，不一致之处总是可能的。这个空间也是动态的，因为当文化环境改变时，哲学也跟着适应和变化。因此，在拜纳姆和摩尔恰如其分的隐喻中，哲学的确像一只凤凰：它只有通过不断对自身的再造才能保持繁荣。不适时但又不受时间影响的哲学——常青哲学——不是不可能，它所主张的是对过去和未来的知识立场的普遍有效性，这种哲学是一种停滞的哲学，它不可能对文化的演变——哲学反思本身曾经帮助催生和成长的——做出贡献并与之俱进和互动。

将各种形式的知识交由其他学科探究之后，哲学的创新拉动力必然来自外部。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哲学反思本身决定的。这便是黑格尔有关密涅瓦的猫头鹰(Owl of Minerva)的隐喻得以解释的全部意义。在过去，外部的力量一直由其他因素所代表，诸如基督教神学、其他文明的发现、科学革命、数学基础的危机以及数理逻辑的兴起、进化论、新的社会与经济现象的涌现，还有相对论，等等，这只是诸多例子中最明显的几个。现在，创新拉动力的代表是信息的复杂世界和通信现象，它们相应的科学技术和新环境，社会生活，以及因之引起的存在和文化问题。这便是信息哲学能够呈现为一种创新范式的原因所在。

5、信息哲学的定义

一个新的哲学研究领域一旦由正统哲学和某种外部力量的互动而浮出水面之后，它便演变为一个定义明确的领域，它可能是交叉科学的但依然是自主的，仅当(i)它不仅能够对正统哲学的主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而且还要对经典的“ti esti”做出同样的交待，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哲学”(philosophy of)；(ii)恰当的解释成为可以使新领域的研究成果有效的收敛吸引子；(iii)该吸引子要证明有足够的影响力，以便抵御企图将新领域的力量削弱并使之引向其他已经建立的研究领域离心力；以及(iv)新领域内容要很丰富，能够组织起清晰的子领域来可以满足专业化的需求。

像“什么是存在的本质？”“什么是知识的本质？”“什么是正确与错误的本质？”“什么是意义的本质”之类的问题，构成该领域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能够满足先前的各种条件，所以它们便保证了该相应学科的稳定生存。其他问题诸如“什么是心的本质？”“什么是美和味的本质？”或者“什么是逻辑上有效的推理？”则受到基础性再解释的制约，这些问题导致心智哲学、美学和逻辑学定义的深刻变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诸如“什么是复杂性的本质？”“什么是生命的本质？”“什么是符号的本质？”“什么是控制系统的本质？”则属于跨学科的，而非交叉科学的。由于无法满足以上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一个，它们要为自己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奋斗。现在，问题在于信息哲学是否满足(i)-(iv)。要想得到肯定回答首先需要做进一步的澄清。

哲学基本上以两种方式介入“ti esti”问题，一种是现象学方式，一种是元理论方式。语言哲学和认识论是“现象学”或现象的哲学的两个例子。它们的主题是意义和知识，不是语言学理论或认知科学。另一方面，物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则明显是“元理论”的例子。它们研究的问题来自有组织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同样也研究自然或社会现象。然而，某些其他的哲学分支则在这两极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常常把现象学和元理论的兴趣结合起来。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便是例子。像信息哲学，它的主题是古老的，但是在思想史上，它们获得显著特征并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是非常晚近的事。这种哲学倾向于研究特定种类的一阶现象，但是它们也考察透过方法和理论的那些现象，考察始于有关同类现象的特定种类的二阶理论陈述的元理论兴趣。张力将每种特殊的哲学分支拉向这一极或那一极。根据前面的例子，逻辑哲学偏向于元理论。它所表现的不变趋势主要集中在逻辑学——有关形式上有效推理的特殊数学理论——中的概念问题，而几乎不去关注作为自然现象的逻辑问题，人们称之为合理性的东西，缺乏更好的描述。反之亦然，信息哲学像数学哲学一样，偏向现象学。它首先关心信息世界、计算和信息社会所呈现出的一阶现象的整个领域，尽管它由信息与计算科学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给出的有利角度来切入问题，而且可以看出，在之于其自身资源的方法论批判方面，它更倾向于一种元理论方法。

下面的定义试图录下所引入的说明：

D)信息哲学(PI)＝哲学领域，涉及(a)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其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b)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机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

说明是有顺序的。

定义的前半部分涉及到作为一个新领域的信息哲学。信息哲学对“ti esti”问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即“信息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新领域的首要标志。当然，与任何其他领域问题一样，这也仅仅是为一个领域划出界限，而不是详尽勾勒出它的特殊问题。信息哲学提供了不同于数据通信的定量理论(信息论)的批判性研究。从整体上看，它的任务不是要发展一种关于信息的统一理论，而是一个整合的理论体系，目的是分析、评价和解释信息的各种原理和概念，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它所特别关注的是来自不同应用背景和与其他主要哲学概念，诸如存在、知识、真理、生命或意义相关的系统问题。最近的考察已经表明，信息尚无一个达成一致的单一统一的定义。这并不值得惊诧。信息是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概念，作为一个有待阐释的术语，它与数个解释相关联，这要看理论定向的需求和迫切程度。例如，香农曾说过：

‘信息’这个词在信息论的一般领域已经由各位作者赋予不同的意义。至少，这些意义很可能在某些应用领域充分证明是有用的，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做出永久性的承认。几乎不能指望一个单一的关于信息的概念能够令人满意地对一般领域的各种可能的应用负责。

像信息这样的多义概念只有在特别规定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富有成效的研究。

定义中“信息的动力学”指的是(i)信息环境的构成和模式，包括其系统的性质、交互的形式，内部的发展等；(ii)信息的生命周期，即各阶段信息通过的形式和功能的活动，从信息发生的初始到它最后的利用和可能的消失；以及(iii)计算，一方面指图灵机意义下的算法处理，一方面指更广意义下的信息处理。这是关键性的规定。信息之所以最终取得源初现象的性质要归功于计算科学和技术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尽管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概念。因此，计算机的计算近年来吸引了许多哲学的注意力。尽管如此，作为新领域的中心话题，信息哲学还是更偏爱“信息”而不是“计算”，这是因为对后者的分析要以前者为前提。信息哲学把“计算” 仅仅处理为与信息相关的过程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因此，该领域应被解释为信息的哲学而不仅仅是计算的哲学，同理，认识论是知识的哲学而不仅仅是认识的哲学。

从环境的角度出发，信息哲学对什么可以算作信息做出规定和立法，以及信息应如何适当地生成、处理、管理和利用。然而，信息哲学的现象学取向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提供批判性的反馈。相反，信息与计算科学中的方法论和理论的选择也深深地受到研究者或多或少有意识采用哪种信息哲学的影响。因此，根本在于强调信息哲学批判性地评价、塑造以及突出信息与计算科学的概念、方法论和理论的基础，简言之，它也提供了一种信息与计算科学的哲学，因为这自人工智能哲学领域的早期工作以来早就清楚了。

值得强调一下，在此对信息哲学元理论方面的过度关注会导致人们忽略这样的重要事实，生活在信息革命之前数世纪的作者在论及信息哲学时也完全合法，因此发展一套历史的方法并追溯信息哲学的历时演化将是极富成果的，只要信息与计算科学技术的和概念的框架的应用不犯时代错误，只要这个概念框架过去曾经提供过概念方法以及具有优势的视角，以完全反思的方式评价数字革命之前有关信息的本质、动力学和利用(例如，想一下柏拉图的《菲德罗篇》(Phaedrus)、笛卡儿的《沉思》(Meditations)、尼采的《论生命历史的利用和损害》(On the Use and Disadvantage of History for Life)或波普尔世界3的概念)。这明显地可以与其他哲学领域，如语言哲学、生物哲学或数学哲学的发展进行比较。

定义的第二部分表明信息哲学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对信息的概念本质及其动力学和利用的研究由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得以继续。这一视角也同样影响了其他哲学话题。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目的是扩展对人和动物的认知和语言能力以及智能的人工形式可能性的理解(人工智能哲学、信息理论语义学、信息理论认识论、动态语义学)；是分析推理和计算过程(计算哲学、计算科学哲学、信息流逻辑、情景逻辑)；是解释生命和的组织原则(人工生命哲学、控制论和自动机哲学、决策与博弈论)；是发明新的方法来为物理和概念体系建模(形式存在论、信息系统理论、虚拟实在哲学)；是阐释科学知识的方法论(以模型为基础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计算方法论)；是研究伦理学问题(计算机和信息伦理学、人工伦理学)；美学问题(数字多媒体/超媒体理论、超文本理论以及文学批评)还有体现信息社会以及在数字环境下(赛伯哲学)关于人类行为的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现象。的确，这些分支的存在证明信息哲学满足了定义中的标准(iv)。作为一个新的领域，它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收敛的理论框架，它可以满足进一步专业化的要求。

信息哲学拥有哲学中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概念语汇之一。这是因为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无法对某系列事件达到完整理解和不能提供一种解释，就可以依靠信息的概念。在哲学上，这意味着任何问题实际上均可由信息的术语重新表述。这种语义学的力量是信息哲学作为方法论的一个巨大优势(见定义的第二部分)。这表明我们在与一种有影响的范式打交道，该范式可以按照关于信息的哲学来描述。但是，这也可能是个问题，因为在隐喻上，泛信息方法会导致一种危险的含糊其辞，由于x(在隐喻上或多或少)可以以信息的术语得到描述，那么任何x便果真具有信息性质。这种含混不清模糊了信息哲学作为具有自己主题的哲学领域的特殊性。避免这种丧失身份的最好方式便是集中在定义的前半部分。信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仅仅是依据问题是关于什么的(或能够还原为什么的)，而不是问题的阐述方式。尽管许多哲学问题表面上极大受惠于信息的分析，但在信息哲学中，信息论提供了一种实际的基础而不只是一种隐喻的上层建筑。信息哲学预先设定一个问题或一种解释可以被合法地和真正地还原为一种信息的问题或解释。所以对x的信息分析的测试标准的完备性并非核查x能否按信息术语测试来阐述，而是要问x根本没有信息的性质它会是什么样。根据这一标准，我已经提供了某些有意义问题的例子。

6、结语：信息哲学是第一哲学

哲学家已经开始应对来自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新的智力挑战。信息哲学试图拓展哲学研究的疆界，这次不是通过罗列业已存在的话题将哲学的情景重新规整，而是为哲学探究圈定一些新的领地——这些领域一直在为得到承认而奋争，它们在传统的哲学庙堂依然没有地位——通过提供创新的方法论从新的视角介入传统问题。将信息哲学确立为一门成熟的领域的时机成熟了吗？我们已经看到，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哲学史以及调节哲学体系发展的动力机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么，我们期待发展什么样的信息哲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假定信息哲学在思想史中地位需要更加清晰一些，但是这大概只能是后验的。在此我们可以大致猜一下未来的情景。

我们已经看到哲学通过自身的贫困而成长。这只是一种表面的悖论：世界及其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是复杂，第一哲学的哲学话语水平也就必须变得越基本，将其自身从本不该属于概念建模的规范性活动的无保证假定和误导的探究中解脱出来。反思的辨证力量以及因此人们对它的重要意义的历史性觉悟，在于这种先验性回归，其目的是追求现有叙事越来越抽象和更加流畅的可能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对叙事的解释，而且还要考虑到它们的变异和创新。那么，这种回归是如何展开的？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可知客体的本质转移到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因此从形而上学转移到认识论。随后而来的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圈(infosphere)——现在数百万人打发他们时间的语义环境——的出现，已经使当代哲学转向对特权的批判性反思，首先是对有组织的知识的记忆和语言所代表的领域，管理信息圈的工具——因此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和逻辑——其次是对它的组织和要素的本质以及信息本身。因此，信息已上升为一个基本概念，与诸如“存在”、“知识”、“生命”、“智能”、“意义”或“善与恶”同等重要——所以同样值得进行独立的研究。信息若没有定义是个贫乏的概念，因为其他概念不能据此得到表达和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埃文思(Evans)是正确的：

信息哲学论文篇7

2、人工智能哲学是信息哲学不成熟的范式

纪德(Andre Gide)曾写道，发现新大陆要以很长时间见不到海岸为代价。为了寻找新大陆，斯洛曼(Aaron Sloman)1978年宣布了新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在他恰如其分的《哲学的计算机革命》(The Computer Revolution in Philosophy)这部著作中，他的猜测有以下两点：

1、 数年内倘若还有哲学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那么他们因其不称职而受到指责，便是公道的；

2、 在心智哲学、认识论、美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其他主要领域中从事教学工作而不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学学位的课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学那样不负责任。

然而，他的预测结果并不精确而且过于乐观，但却远非没有道理。

斯洛曼并非孤军奋战。其他研究者曾正确地察觉到，由信息与计算科学(ICS)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引起的实践与概念的转换，正导致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不仅发生在科学，而且也发生在哲学领域。这便是所谓的“计算机革命”或“信息转向”。然而，与斯洛曼一样，他们似乎也被这场变革的特殊性质所误导，而且他们也低估了接受新的信息哲学范式所要遇到的不可逾越的困难。图灵(Alan Turing)于1930年代便开始发表他的那些开创性的文章。在以后的50年中，控制论、信息论、人工智能、系统论、计算科学、复杂性理论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还是相继吸引了一些来自哲学界的重要注意力(尽管它们是间歇性的)，尤其是关系到人工智能哲学更是如此。因此，它们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和计算机的与信息的理论方法奠定了基础。然而，直到1980年代之前，它们却未能提出一种成熟的，具有创新意义和影响力的研究纲领，更不用说1970年代那些像斯洛曼那样的研究者所预见的重大的革命性变革了。从后见之明的角度，很容易见到人工智能如何被视为一种激动人心的新的研究领域，以及它如何成为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一种根本性的创新方法。

自从图灵那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以及1950年代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问世以来，在计算科学家当中，人们对心智理论概括具有相当大的兴趣。与此同时，在哲学家之中也有一种与日俱增的意识，计算机的出现已经(通过提出新的需要考虑的理论立场，至少是反驳的立场)决定性地改变了哲学的论辩。

人工智能的作用就像特洛伊木马，把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计算机的与信息的范式引入哲学的城堡。然而，直到1980年代中期，信息哲学依然不成熟而且被视为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学的(interdisciplinary)；无论这么说，哲学界和科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准备；而文化和社会背景也同样没有准备妥当。因此每种因素都需要简述一下。

与其他智力事业一样，信息哲学与三种领域相关：话题(事实、数据、问题、现象、观察等)；方法(技巧、手段等)；理论(假说，解释等)。一个学科若想在上述一个领域以上同时进行创新，则属不成熟，因为这样做便使之与一般领域的常规和连续演化的线索突然断离。看一下斯洛曼所作的那两点预测便可证明，这一问题恰恰发生在信息哲学作为人工智能哲学的早期形态。

信息哲学不可避免的交叉科学性进一步阻碍了人们对其意义的及时承认的前景。即便是现在，许多哲学家仍满足于考虑信息哲学所讨论的话题，仅仅是值得引起英语系、大众传媒系、文化研究系、计算科学系或社会学系(就举这几例吧)的研究者所注意的。信息哲学需要习惯于就跨越文化与科学边界的问题进行对话的哲学家，而寻找这类哲学家并不容易。常常是这样，人人都关心的恰恰是无人问津的行业，直到信息社会的最近发展之前，信息哲学被视为处于多个十字路口，其中即有技术事宜的，也有理论问题的，还有应用问题的以及属于任何人自己专业领域概念分析的等等。信息哲学被认为是跨学科的，就像控制论或符号学那样，而非交叉科学的，像生物化学或认知科学。我们以后还要回到这个话题。

即便信息哲学不是那样的不成熟或不是如此具有所谓的跨学科性，哲学界和科学界基本尚未对其重要意义做好评价的准备。尤其在语言哲学(逻辑实证论者、分析哲学家、常识哲学家、后现代主义者、解构主义者、解释学家、实用主义者)中，有各种各样的强研究纲领，它们一方面吸引了大多数的智力和财力资源，另一方面则保持一种相当具有刚性的议事日程并几乎不去促进可供选择的范式演变。主流哲学不可能不是保守的，这不仅是因为价值和标准在哲学中通常要比在科学中更不稳定和更不明晰，因此对其构成挑战也就愈发困难，而且是因为(正如我们在第四节将更详细讨论的那样)取得文化上占强势地位的背景常常是以牺牲创新性或非常规方法为代价的。因此，像丘奇(Church)、香农(Shannon)、司马贺(Simon)、图灵、冯·诺依曼(Von Neumann)或维纳(Wiener)这样的思想家，基本上均被遗弃在传统教规的边缘。不得不承认，计算机转向对科学的影响来得更迅速。这便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具有哲学头脑的科学家均是首批察觉到新范式涌现的人。尽管如此，斯洛曼的“计算机革命”还是要等到1980年代才成为一种跨越各门科学和社会背景的更为广泛和普及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为信息哲学的演变创造出正确的环境。

建造成首批大型计算机的岁月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现在已经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涉及创造、动力学、管理以及信息和计算机资源利用诸问题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尽管如此，先进社会和西方文化还是要经历一场数字通信革命，才能完全意识到新范式的根本新颖性所在。信息社会迎来了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增长。此前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曝露在如此异乎寻常的技术力量的加速度之下，其现实性便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和伦理责任。全方位渗透、灵活性以及强大的力量已经使信息与通信技术上升到具有时代特征技术的地位，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修辞上，甚至在意符上均是如此。计算机将其自身呈现为一种在文化上得到定义的技术，并且成为新千年的一种象征，它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远远超出中世纪的磨房、17世纪的机械钟表以及工业革命时期的织布机和蒸气机。在主导科学和社会生活及其未来的所有因素中，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是当下最具战略意义的因素。毫不夸张地说，最发达的后工业社会是靠信息过活的，而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便是使之不断增氧的机器。然而，所有这些深奥的和非常有意义的转变在20年前几乎还看不到苗头，那时大多数哲学系会认为信息哲学所谈论的话题对研究生而言是不恰当的专业领域。

由于过于超前，而且其创新对大多数职业哲学家过于大胆，所以信息哲学只有在两个可供选择的领域之间摇摆不定。它一方面生成许多有意义但又有限的研究专业如人工智能哲学和计算机伦理学——常常与其知识背景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则作为方法论被其他领域所吸收，后来人们意识到信息哲学是一种计算机的和信息的理论方法，它不同于诸如认识论、逻辑学、存在论、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或心智哲学等传统话题。这两方面的趋势为促使信息哲学涌现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3、信息哲学涌现的历史背景

人们常说，思想是“缥缈”的。这句成语的真正含义大概是这样的，在任何学科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思想看似成型，但只有眼光非常敏锐的人才能捕捉到。而在这个阶段之前，哪怕是思维最敏锐的人也察觉不到。

空想家的日子过得挺艰难。如若没人追随，他们就不会发现新大陆，在那些裹足不前, 仍住在洞穴里的人的心目中他们不过是走丢了。第三次与计算机相关的革命(因特网)要求全新的一代具有计算机修养的学生、教师和研究者，社会组织实实在在的变化，文化和知识界的根本变革以及哲学圈各个方向存在的普遍危机，所有这些因素均呼唤着新范式的涌现。到了1980年代末，信息哲学终于开始得到承认，认为它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创新的领域，并非一场不成熟的革命。也许有必要回想几个重要的历史时刻。1982年，《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将个人计算机评为“年度人物”。1985年，美国哲学会(APA)创立了哲学与计算机委员会(PAC)。同年，拜纳姆(Terrell Ward Bynum)——《元哲学》(Metaphilosophy)的主编——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与伦理学》(Computers and Ethics)的专号(Bynum 1985)，这期杂志“迅速成为在该杂志历史上卖得最火的一期”(Bynum 2000，亦见Bynum 1998)。首次由计算与哲学(CAP)协会出资赞助的年会于1986年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召开。

其日程大都致力于逻辑软件的技术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CAP年会的主题已涵盖计算与哲学的所有方面。1993年，卡耐基梅隆大学成为东道主(自CAP网站)。

到了1980年代中期，哲学界已经完全意识到信息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确认其方法论和理论的价值。信息哲学不再被视为怪诞、难解、跨学科或与哲学不相关的了。像算法、自动控制、信息、反馈或符号表象等概念或过程；像人机互动(HCI)、计算机为中介的通信(CMC)、计算机犯罪、电子社区或数字艺术等现象；像人工智能或信息论这样的学科；像人工助理的本质、虚拟环境中个人身份的定义以及虚拟实在的本质等问题；像由图灵机所提供的模式、人工神经网络以及人工生命系统等……这些仅仅是在日益增长的话题中任选出的几个例子，这些话题越来越被视为新的、具有紧迫意义的和学术上可接受的。信息的和计算机的概念、方法、技术和理论已经成为强大的“解释学装置”(hermeneutic devices)的隐喻，通过它便可解释世界。它们已经形成一种元科学(metadisciplinary)，具有统一的语言，这种语言已在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术领域畅通无阻。

1998年，《数字凤凰》(The Digital Phoenix)出版了，这部文集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幅标题《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How Computers are Changing Philosophy)，拜纳姆和摩尔(James H. Moor)承认，信息哲学的涌现是哲学情景中的一股新生力量：

哲学领域不时会发生一些大的运动。这些运动始于若干简单但却非常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为哲学家提供了审视哲学问题的新透镜。渐渐地，哲学方法和问题得到了提炼并根据这些新观念获得理解。随着新颖而有意义的哲学成果的获得，运动发展成一股蔓延至整个学科的知识浪潮。一个新的哲学范式涌现了[……]计算机的计算便为哲学提供了这么一套简单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新颖而又演变着的为哲学探究所准备的主题、方法和模式。计算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哲学探究中的这股思潮吸收了根据计算的主题、方法或模式，正稳定地迈向前方。

从教科书设定的距离上看，哲学是一个充满无休止的责难和各种异乎寻常主张的学科，就好像处于长期危机状态似的，这对学生是个打击。表象永远是这样，事实上，责难在思想强有力的动力中展开，主张则要求必要的深度，恰当的辩护水准以及它们全部的意义，而所谓的危机证明是在创新与正统哲学之间的一种颇有成效和不可避免的辨证。由拜纳姆和摩尔所强调的这种反思的辨证，在把信息哲学建设成一种成熟的哲学研究领域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至此，我们已经看到历史的一面。这便是它何以在概念上得到解释的。

4、反思的辨证与信息哲学的涌现

要想达到涌现和繁荣的目的，思想需要通过不断地赋予数据以意义来使它所处的环境有意义。因此，精神生活便是对原始语义空虚恐惧(horror vacui semantici)的成功反动：无意义(用非存在论者的话便是“尚未有意义”)的混沌威胁着要把自我撕成碎片，要把它淹死在自我视为虚无的异化的他者的深渊，而这种原初的湮灭恐惧则迫使自我不断将任何语义为空的空间填充上自我所能聚拢起来的任何意义，其成功程度与背景约束，数据以及文化发展所允许的一样。这种存在的语义化过程，或者说自我对非我(non-Self，用费希特的话)的反动，存在于事实叙事(个人认同、日常经验、社区特质、家庭价值、科学理论、常识信念等)的传承和进一步的阐述，维系以及提炼之中，这些东西在逻辑上和背景上(有时完全)受限于各种数据，同时也受到各种数据的挑战，所以它们需要适应这种状况并得到解释。历史地看，这一过程的演变在观念上导向一种日益变化的、更加丰富和健全的世界架构。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它是四种概念挤压的结果：

1、叙事的元语义化(metasemanticisation)。对新的个体自我(他同样也需要相应的叙事)被外化为实在后所做的任何反动的结果，现在认为是自我被迫语义化的进一步的数据。反映转向反思并意识到自身就是需要解释和有意义的实在的组成部分。

2、文化的去界限化(de-limitation)。这便是外化以及分享由自我设计的概念叙事的过程。有意义的经验世界从一个私人的、主体内的和人类中心论的建构转移到一个越来越是主体间的和去人类中心论的实在。话语团体通过维系、改善和传播一种语言(孩子学习语言就像遇难者拼命抓住一块漂浮的船板似的那样迅速)——及其概念的和文化的内涵——而分享使世界有意义所需的宝贵的语义资源。叙事因此变得愈来愈友善，这是因为与其他非挑战性的自我分享而非消除疑虑距一个自我的距离并不远，因为友善的叙事也是从某个未知的神灵那里继承下来的。作为特殊叙事的生产消费者(produmers)不再受制于空间或时间，社区的成员由一组明显的跨越物理(trans-physical)空间的人员组成，事实上，他们在功能上由其愿意并选择居住的语义空间定义。全球化的现象更是一种消除旧有界限和创造新边界的现象，因此是一种文化去界限化的现象。

3、自然的去物理化(de-physicalisation)。物理世界充满监视和刀剑、石头和树木、汽车和雨水以及作为社会认同(性别、工作、驾照和婚姻状况)的我，但是这样的物理世界正在经历一场虚拟化和疏远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即便是最基本的工具、最戏剧性的经验或最动人的情感——从爱情到战争、从死亡到性——均可以装入虚拟中介的框架，因此也就获得了信息的光环。艺术、商品、娱乐、新闻和他我均被置于一面玻璃镜后面，被人体验。在虚拟框架的另一方面，物体与个体完全是可以替换的并常常成为绝对无法区别的理想类型的标记：手表实际上就是思沃奇(swatch，瑞士手表的商标名)，一支钢笔只有是名牌时才够得上礼品，一处地点被视为度假地，一间庙宇变成历史遗址，某人是警官，而一个朋友可以仅仅是存储在微机上的声音。个体实体被当成可以任意处理的特例。此处和当下的含义被改变了、扩展了。通过快速的多任务运行，个体的自我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存身，甚至自我均体会到被同步感知的方式，因此，自我可以穿行在不同的生活中，它们没有必要融合。过去、现在、未来根据当下的时间被重塑为离散和多变的间隔。当前各种事件的各种投射和难以分辨的重复将其自身扩展到未来；未来事件在可以预期的现在被预测和预先经历；而过去事件在可以重播的现在被寄存和再体验。充满无法仿效的事物和不可重复的事件的非人类世界愈来愈多地进入视窗，而人性则通过视窗售出。

4、心灵设计和寄居的概念环境人格化(hypostatization)(具体化)。叙事(包括价值、思想、时尚、情感和具有意向性优势的宏大叙事的我)能够被塑造和外化为“语义客体”(semantic object)或“信息实体”(information entity)，现在距离交互中的自我们愈来愈近，它们无声息地要求一种存在论的身份，可以与诸如衣服、汽车和房子那样的寻常物件相比较。通过去物理化的性质和具体化的叙事，物理的与文化的在虚拟世界中比肩并立。根据这种辨证，信息社会可被视为最近的——尽管不是最后的——更为广泛的语义过程的阶段，其中精神世界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该环境如若不是越来越多的人趋之若鹜的环境的话。作为人类行为结果的历史与文化，因此也就是时间，被推向前台，同时自然，即物理空间，则被推向没有人情味的后台。在它演化的进路中，语义化的过程逐渐形成建构的实在概念化，其结果便是确立时间性的世界观，然后生成一种保守的闭环——正统哲学。

正统哲学被理解为一种知识类型学而不是一种学术范畴，它所代表的如果不是对创新普遍的抵制时，就是概念体系与生俱来的惰性。最糟糕的是它是制度化的哲学(institutionalized philosophy)，即社会语言学家称之为堕落的哲学家团体或小集团的内部“话语”。这种哲学将其自身展现为迂腐而且常常是偏执地依附于某种话语(教义、方法、价值、观点、作者的教诲、立场、理论或对问题的选择等)，这种话语由某一特定的集团(哲学家、学派、运动、思潮)所设定，它以牺牲其他选择为代价，这些选择被作为异类而遭到忽视和反对。它尽可能永久性地和客观地确立一种哲学概念和语汇的工具箱，使之适合于它的话语的标准(它特殊的主义)和该团体的研究日程。如此一来，正统哲学则偏爱哲学的职业化：学究厌恶业余的想法，他们热衷于成为职业人士。他们把自己称为带后缀-an的“学者”，并将-an这个后缀置于其他哲学家的姓氏之后，不论是Aristotelians、Cartesians、Kantians、Nietzscheans、 Wittgensteinians、Heideggerians还是Fregeans。某个被神秘化的创始人的追随者、注视者和模仿者，这些正统学者手中现成的答案比新的有意思的问题要多，因此他们逐渐地将某些教义应用到解决内部的难题上，将曾经是动态的研究领域重整化、体系化和工整化。正统哲学在元理论上是不批评的，因此它是令人放心的：基本的批判和自检不属于正统哲学话语，相反它有助于一个团体维系一种强烈的知识认同感以及一个明确的方向，从而确保其研究和教学活动的有效计划和实施。它是一个闭合的背景：正统学者倾向于为团体中具有同等身份的成员进行解释、批评和辩护，因此进一步加强了认同感和目的感，而不是直接处理那些新的概念问题，因为它们可能依然缺乏学术上为人接受的法统，因此这类新问题更具挑战意义。这是一条落伍的道路：在哲学家的问题和哲学问题之间挖开了日渐加宽的鸿沟。正统哲学家忙于那些陷于细节的偏狭争论，他们只对这些问题保持敏感，同时又不理会其他学科、新的发现和当代的问题，而正是这些专业话语之外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结果，正统哲学一旦面向自身封闭起来，其主要目的很自然就要使自己的话语进入永恒，将自己转变为学术战略。

不应将上述话题与诸如哲学是否迷失方向之类的幼稚的问题混淆起来，因此应该重新振作并与人们进行接触。人们可能会对哲学感到好奇，但是只有哲学家能够想象他们可以忘情其中。正统哲学如果得以适当的平凡化，还是能够走进大众的——“平凡” 毕竟会提醒人们对职业的热爱——而创新的哲学能够容忍晦涩。也许一个隐喻会有助于澄清这一点。概念领域就像矿山。有的矿山太大了，值得开采的内容太丰富，以至几代哲学家都乐此不疲，忘情其中。另一些矿山也许表面上看是被采空了，但是如果采用新的而又有力的方法或理论就会使之得到进一步和更深层次的开掘，或导致发现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先前所忽视的思想。正统哲学家就像在一座几乎被采空而又尚未遗弃的矿山采掘的可怜矿工。他们属于迟到的一代，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只允许他们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工作，只有在自己的领域内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工作努力但所获甚微，他们越是向贫瘠的研究投资，越是顽固地将自己埋在自己矿山之中，拒绝离开转向新的采掘地。悲惨的是，只有时间能够判定这座矿山是否真的开采殆尽。正统哲学只有死后才能得到谴责。

创新总是可能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正统哲学是必然的。存在语义化的任何阶段一开始如果不是破坏性的必定是创新性的，其目的是确立一种特殊的主导范式，因此势必走向不变而且愈来愈具刚性，进一步还要使这种态势得到强化，最终它会面临一场具备替代性的概念创新的挑战，它无法处理由它帮助确立的但却日益变化的知识环境。在这种意义下，每个知识运动均为自己生成了衰老和更替的条件。概念转换不应太彻底，以避免不成熟。我们已经见到过旧有的范式受到挑战和最终被进一步的创新反思所替代的情形，只有当新范式足够强健，被承认是对存在语义化中先前阶段的一个更好的和更可行的选择，这种情况才会发生。石里克(Moritz Schlick)曾就范式转移的开始阐释过这一辨证关系：

哲学属于数百年的事，而不属于哪一天的事。因此，也就不存在时新与否的问题。对任何热爱这门学问的人来说，听到‘现代’或‘非现代’哲学这样的议论都会感到难受的。哲学中所谓时尚的运动——无论是以普通公众的媒体形式流传的，还是在大学中以科学形式教授的——都要经历哲学本身那平静而又强大的进化洗礼，就像哲学教授对哲学家所作的那样：前者属于学识型，后者为睿智型；前者笔耕谈论哲学并捍卫学说教义，而后者则进行哲理性反思与阐述。真正的哲学乃是各种时尚哲学运动最无情的敌人，而它们所惧怕的莫过于此。当它在新的破晓中升起，射出它那不留情面的光时，每种短暂运动的追随者均会发抖，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它，呼喊着哲学处于危机之中，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小体系遭到破坏就意味着哲学本身的毁灭。

因此，迫使一个概念体系进行创新需要三种力量。正统哲学是内在的和否定的力量。它逐渐使思想僵化，强化了它不动的基本特质，使一个哲学学派越来越死板，对世界的回应逐渐减弱，而且愈来愈脆弱，它削弱了与科学、文化和历史成就的应对能力，它脱离实际因此动摇了解决危机的基础。然而，只有正统哲学能够指明哲学研究到了这么一个阶段，此时它需要面对新话题和问题，采用创新的方法论和发展出可供选择的解释。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属于另外两种肯定的力量的任务，要由它们来完成创新，它们来自哲学体系之外：概念体系所处的环境中实实在在的新成就，它们也是旧有范式所完成的语义工作的结果；一个创新范式的出现，能够更成功地对它们进行处理，并使概念体系从停滞中解脱出来。

过去，哲学家不得不照应知识生产的整个链条，从原始数据到科学理论。贯穿整个历史，哲学不断确认经验的和逻辑－数学问题的种类，并将其研究成果交由新兴学科做进一步探讨。然后，哲学又转向这些学科及其发现来寻求控制、澄清、限制、方法、工具和洞见，但是，我们要对卡尔纳普和赖辛巴赫道声对不起，哲学本身是由概念探究组成的，其基本性质即不是经验的也不是逻辑数学的。我们反休谟之意而用之：“如果我们手中有什么书本的话，我们要问：里面含有任何关于量或数的抽象推理吗？里面含有事实和实在的实验推理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就去别处研究吧，因为那是科学，不是哲学。哲学不是概念的解热镇痛药，不是一种超科学(super-science)或语言的修饰术，而是识别概念问题的艺术和设计、推荐及评价解释的模式。哲学毕竟是反思的最后舞台，在此存在的语义化得以继续进行并保持开放。哲学那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探究活动对在本质上可能是不同的和可能是不可调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真正需要辩论的和需要保持坦诚的不一致(即使在原则上)——进行识别、阐述、评价、澄清、诠释和解释。这些探究活动经常与经验的和逻辑－数学的问题纠缠在一起，所以在科学上哲学探究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它们本身却既不属于经验的，也不属于逻辑－数学的。它们构成的探究空间，广义地说是规范性的。这个空间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无论是什们起点，不一致之处总是可能的。这个空间也是动态的，因为当文化环境改变时，哲学也跟着适应和变化。因此，在拜纳姆和摩尔恰如其分的隐喻中，哲学的确像一只凤凰：它只有通过不断对自身的再造才能保持繁荣。不适时但又不受时间影响的哲学——常青哲学——不是不可能，它所主张的是对过去和未来的知识立场的普遍有效性，这种哲学是一种停滞的哲学，它不可能对文化的演变——哲学反思本身曾经帮助催生和成长的——做出贡献并与之俱进和互动。

将各种形式的知识交由其他学科探究之后，哲学的创新拉动力必然来自外部。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哲学反思本身决定的。这便是黑格尔有关密涅瓦的猫头鹰(Owl of Minerva)的隐喻得以解释的全部意义。在过去，外部的力量一直由其他因素所代表，诸如基督教神学、其他文明的发现、科学革命、数学基础的危机以及数理逻辑的兴起、进化论、新的社会与经济现象的涌现，还有相对论，等等，这只是诸多例子中最明显的几个。现在，创新拉动力的代表是信息的复杂世界和通信现象，它们相应的科学技术和新环境，社会生活，以及因之引起的存在和文化问题。这便是信息哲学能够呈现为一种创新范式的原因所在。

5、信息哲学的定义

一个新的哲学研究领域一旦由正统哲学和某种外部力量的互动而浮出水面之后，它便演变为一个定义明确的领域，它可能是交叉科学的但依然是自主的，仅当(i)它不仅能够对正统哲学的主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而且还要对经典的“ti esti”做出同样的交待，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哲学”(philosophy of)；(ii)恰当的解释成为可以使新领域的研究成果有效的收敛吸引子；(iii)该吸引子要证明有足够的影响力，以便抵御企图将新领域的力量削弱并使之引向其他已经建立的研究领域离心力；以及(iv)新领域内容要很丰富，能够组织起清晰的子领域来可以满足专业化的需求。

像“什么是存在的本质？”“什么是知识的本质？”“什么是正确与错误的本质？”“什么是意义的本质”之类的问题，构成该领域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能够满足先前的各种条件，所以它们便保证了该相应学科的稳定生存。其他问题诸如“什么是心的本质？”“什么是美和味的本质？”或者“什么是逻辑上有效的推理？”则受到基础性再解释的制约，这些问题导致心智哲学、美学和逻辑学定义的深刻变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诸如“什么是复杂性的本质？”“什么是生命的本质？”“什么是符号的本质？”“什么是控制系统的本质？”则属于跨学科的，而非交叉科学的。由于无法满足以上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一个，它们要为自己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奋斗。现在，问题在于信息哲学是否满足(i)-(iv)。要想得到肯定回答首先需要做进一步的澄清。

哲学基本上以两种方式介入“ti esti”问题，一种是现象学方式，一种是元理论方式。语言哲学和认识论是“现象学”或现象的哲学的两个例子。它们的主题是意义和知识，不是语言学理论或认知科学。另一方面，物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则明显是“元理论”的例子。它们研究的问题来自有组织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同样也研究自然或社会现象。然而，某些其他的哲学分支则在这两极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常常把现象学和元理论的兴趣结合起来。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便是例子。像信息哲学，它的主题是古老的，但是在思想史上，它们获得显著特征并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是非常晚近的事。这种哲学倾向于研究特定种类的一阶现象，但是它们也考察透过方法和理论的那些现象，考察始于有关同类现象的特定种类的二阶理论陈述的元理论兴趣。张力将每种特殊的哲学分支拉向这一极或那一极。根据前面的例子，逻辑哲学偏向于元理论。它所表现的不变趋势主要集中在逻辑学——有关形式上有效推理的特殊数学理论——中的概念问题，而几乎不去关注作为自然现象的逻辑问题，人们称之为合理性的东西，缺乏更好的描述。反之亦然，信息哲学像数学哲学一样，偏向现象学。它首先关心信息世界、计算和信息社会所呈现出的一阶现象的整个领域，尽管它由信息与计算科学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给出的有利角度来切入问题，而且可以看出，在之于其自身资源的方法论批判方面，它更倾向于一种元理论方法。

下面的定义试图录下所引入的说明：

D)信息哲学(PI)＝哲学领域，涉及(a)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其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b)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机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

说明是有顺序的。

定义的前半部分涉及到作为一个新领域的信息哲学。信息哲学对“ti esti”问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即“信息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新领域的首要标志。当然，与任何其他领域问题一样，这也仅仅是为一个领域划出界限，而不是详尽勾勒出它的特殊问题。信息哲学提供了不同于数据通信的定量理论(信息论)的批判性研究。从整体上看，它的任务不是要发展一种关于信息的统一理论，而是一个整合的理论体系，目的是分析、评价和解释信息的各种原理和概念，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它所特别关注的是来自不同应用背景和与其他主要哲学概念，诸如存在、知识、真理、生命或意义相关的系统问题。最近的考察已经表明，信息尚无一个达成一致的单一统一的定义。这并不值得惊诧。信息是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概念，作为一个有待阐释的术语，它与数个解释相关联，这要看理论定向的需求和迫切程度。例如，香农曾说过：

‘信息’这个词在信息论的一般领域已经由各位作者赋予不同的意义。至少，这些意义很可能在某些应用领域充分证明是有用的，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做出永久性的承认。几乎不能指望一个单一的关于信息的概念能够令人满意地对一般领域的各种可能的应用负责。

像信息这样的多义概念只有在特别规定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富有成效的研究。

定义中“信息的动力学”指的是(i)信息环境的构成和模式，包括其系统的性质、交互的形式，内部的发展等；(ii)信息的生命周期，即各阶段信息通过的形式和功能的活动，从信息发生的初始到它最后的利用和可能的消失；以及(iii)计算，一方面指图灵机意义下的算法处理，一方面指更广意义下的信息处理。这是关键性的规定。信息之所以最终取得源初现象的性质要归功于计算科学和技术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尽管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概念。因此，计算机的计算近年来吸引了许多哲学的注意力。尽管如此，作为新领域的中心话题，信息哲学还是更偏爱“信息”而不是“计算”，这是因为对后者的分析要以前者为前提。信息哲学把“计算” 仅仅处理为与信息相关的过程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因此，该领域应被解释为信息的哲学而不仅仅是计算的哲学，同理，认识论是知识的哲学而不仅仅是认识的哲学。

从环境的角度出发，信息哲学对什么可以算作信息做出规定和立法，以及信息应如何适当地生成、处理、管理和利用。然而，信息哲学的现象学取向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提供批判性的反馈。相反，信息与计算科学中的方法论和理论的选择也深深地受到研究者或多或少有意识采用哪种信息哲学的影响。因此，根本在于强调信息哲学批判性地评价、塑造以及突出信息与计算科学的概念、方法论和理论的基础，简言之，它也提供了一种信息与计算科学的哲学，因为这自人工智能哲学领域的早期工作以来早就清楚了。

值得强调一下，在此对信息哲学元理论方面的过度关注会导致人们忽略这样的重要事实，生活在信息革命之前数世纪的作者在论及信息哲学时也完全合法，因此发展一套历史的方法并追溯信息哲学的历时演化将是极富成果的，只要信息与计算科学技术的和概念的框架的应用不犯时代错误，只要这个概念框架过去曾经提供过概念方法以及具有优势的视角，以完全反思的方式评价数字革命之前有关信息的本质、动力学和利用(例如，想一下柏拉图的《菲德罗篇》(Phaedrus)、笛卡儿的《沉思》(Meditations)、尼采的《论生命历史的利用和损害》(On the Use and Disadvantage of History for Life)或波普尔世界3的概念)。这明显地可以与其他哲学领域，如语言哲学、生物哲学或数学哲学的发展进行比较。

定义的第二部分表明信息哲学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对信息的概念本质及其动力学和利用的研究由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得以继续。这一视角也同样影响了其他哲学话题。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目的是扩展对人和动物的认知和语言能力以及智能的人工形式可能性的理解(人工智能哲学、信息理论语义学、信息理论认识论、动态语义学)；是分析推理和计算过程(计算哲学、计算科学哲学、信息流逻辑、情景逻辑)；是解释生命和代理的组织原则(人工生命哲学、控制论和自动机哲学、决策与博弈论)；是发明新的方法来为物理和概念体系建模(形式存在论、信息系统理论、虚拟实在哲学)；是阐释科学知识的方法论(以模型为基础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计算方法论)；是研究伦理学问题(计算机和信息伦理学、人工伦理学)；美学问题(数字多媒体/超媒体理论、超文本理论以及文学批评)还有体现信息社会以及在数字环境下(赛伯哲学)关于人类行为的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现象。的确，这些分支的存在证明信息哲学满足了定义中的标准(iv)。作为一个新的领域，它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收敛的理论框架，它可以满足进一步专业化的要求。

信息哲学拥有哲学中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概念语汇之一。这是因为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无法对某系列事件达到完整理解和不能提供一种解释，就可以依靠信息的概念。在哲学上，这意味着任何问题实际上均可由信息的术语重新表述。这种语义学的力量是信息哲学作为方法论的一个巨大优势(见定义的第二部分)。这表明我们在与一种有影响的范式打交道，该范式可以按照关于信息的哲学来描述。但是，这也可能是个问题，因为在隐喻上，泛信息方法会导致一种危险的含糊其辞，由于x(在隐喻上或多或少)可以以信息的术语得到描述，那么任何x便果真具有信息性质。这种含混不清模糊了信息哲学作为具有自己主题的哲学领域的特殊性。避免这种丧失身份的最好方式便是集中在定义的前半部分。信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仅仅是依据问题是关于什么的(或能够还原为什么的)，而不是问题的阐述方式。尽管许多哲学问题表面上极大受惠于信息的分析，但在信息哲学中，信息论提供了一种实际的基础而不只是一种隐喻的上层建筑。信息哲学预先设定一个问题或一种解释可以被合法地和真正地还原为一种信息的问题或解释。所以对x的信息分析的测试标准的完备性并非核查x能否按信息术语测试来阐述，而是要问x根本没有信息的性质它会是什么样。根据这一标准，我已经提供了某些有意义问题的例子。

6、结语：信息哲学是第一哲学

哲学家已经开始应对来自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新的智力挑战。信息哲学试图拓展哲学研究的疆界，这次不是通过罗列业已存在的话题将哲学的情景重新规整，而是为哲学探究圈定一些新的领地——这些领域一直在为得到承认而奋争，它们在传统的哲学庙堂依然没有地位——通过提供创新的方法论从新的视角介入传统问题。将信息哲学确立为一门成熟的领域的时机成熟了吗？我们已经看到，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哲学史以及调节哲学体系发展的动力机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么，我们期待发展什么样的信息哲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假定信息哲学在思想史中地位需要更加清晰一些，但是这大概只能是后验的。在此我们可以大致猜一下未来的情景。

我们已经看到哲学通过自身的贫困而成长。这只是一种表面的悖论：世界及其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是复杂，第一哲学的哲学话语水平也就必须变得越基本，将其自身从本不该属于概念建模的规范性活动的无保证假定和误导的探究中解脱出来。反思的辨证力量以及因此人们对它的重要意义的历史性觉悟，在于这种先验性回归，其目的是追求现有叙事越来越抽象和更加流畅的可能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对叙事的解释，而且还要考虑到它们的变异和创新。那么，这种回归是如何展开的？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可知客体的本质转移到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因此从形而上学转移到认识论。随后而来的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圈(infosphere)——现在数百万人打发他们时间的语义环境——的出现，已经使当代哲学转向对特权的批判性反思，首先是对有组织的知识的记忆和语言所代表的领域，管理信息圈的工具——因此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和逻辑——其次是对它的组织和要素的本质以及信息本身。因此，信息已上升为一个基本概念，与诸如“存在”、“知识”、“生命”、“智能”、“意义”或“善与恶”同等重要——所以同样值得进行独立的研究。信息若没有定义是个贫乏的概念，因为其他概念不能据此得到表达和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埃文思(Evans)是正确的：

信息哲学论文篇8

一、信息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信息究竟是什么？写在书本上的文字究竟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如果说它是物质的，那么它传递给人们的信息却是意识的，如果说它是意识的产物，那么承载文字的书又究竟是什么？人们常说，思想是“飘渺”的。这句话的真正的含义是说，在任何学科历史的发展的某个阶段，思想看似成型，但只有眼光非常敏锐的人才能捕捉到。而在这个阶段之前，哪怕是思想最敏锐的人也察觉不到。空想家的日子过的非常的艰难。这就好比柏拉图的“洞穴说”中曾经描述的场景，如果没有追随者，探索家们就不会发现新大陆，在那些裹足不前，仍然住在洞穴里的人们看来，这些探索家们不过是走丢了。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范式”

科学哲学在历史上首先是以反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哲学运动而展露头角的。它开始与19世纪30年代，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和英国哲学家穆勒为代表，进入20世纪，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出现以及数学基础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引人瞩目的成就，是的人们借助以物理学为主导的自然科学手段，将对世界的探索、认识和理解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市政主义，利用数理逻辑的成果对所有的知识命题进行逻辑分析，以解释这些命题的经验基础，即寻找一条从理论还原为经验的通道。波普尔、库恩等科学哲学家均已物理学为样本建立了自己的科学哲学理论。实证主义历经逻辑经验论、后经验论等阶段，发展成为逻辑实证主义。

20世纪中叶以来星期的信息哲学，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信息科技革命、信息经济、信息社会的强烈风暴，并由此引发了科学的信息科学化、社会的信息化。然而，这场信息科学的风暴，虽然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层面上引起了巨大的变革，但是信息科学作为某种时代科学的范式纲领的意义则一直没有被清晰揭示，信息因素对事物存在和演化的价值也没有被充分的认识和挖掘。与之相应的则是统一信息科学和学界供认的信息哲学理论研究的滞后和仍然没有被广泛关注的研究态势的情景。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目前，信息哲学的研究还仅限于个别理论建构领域。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是因为信息本质的普遍性现在还没有被学术界广泛认可，信息概念的普适性问题一直被作为某种存在疑问的东西而搁置，这不仅影响到信息科学纲领的一般理论层面的发展，当然，也影响到了诸多研究纲领走向内在融合的统一综合建构发展的进程。事实上，由于信息科学研究纲领所具有的特殊性地位，21世纪的复杂性研究要真正超越20世纪的发展视野，在更高层级上实现新的综合，就必须对信息因素和信息科学纲领加以充分的研究，并且给其应有的地位。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都意识到，信息科学研究纲领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关于信息本质的确定。由于信息具有构成世界存在的基本领域的性质，所以只有从信息哲学的高度对信息的本质予以考察才能奠定对信息理论建立的基础。统一信息理论的建立应当超越具体使用科学中信息系统研究的狭隘性的局限，并对哲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社会科学和智能科学的极为广泛的、不同层次和领域的信息问题进行更为综合而统一的研究。虽然，信息哲学的概念提出的比较晚，但是，早在1948年，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就曾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来讨论信息的本质。他有两个一直到今天都具有很高影响力的说法：一是：“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论，在今天就不能生存下去。” 在西方某些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严重，信息存在一种极端化的观念，他们倾向于信息来消解“实在”，从而建立某种“唯信息主义”的所谓新的科学或哲学观念。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大物理学家惠勒。

三、信息哲学的局限性

通过对信息哲学的研究与分析，我们发现，在目前信息哲学的研究范式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具体的讲，还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

（一）现代信息的体系是建立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的，强调事件产生的原因以及由由原因产生的结果。从信息理论上来看，信息理论是概率性数学逻辑体系，是符号表述的现象理论。而从信息技术的角度审视，它又是以经典物理系统为基础的元理论。因此，仅仅从现象理论或者是元理论去研究信息哲学，显然是片面的。信息哲学不应也不可能是传统哲学所研究的两个极端中的一种，而是现象理论与元理论融洽的最完善的纲领。

（二）现代信息理论与技术的理论是一种定域理论，所谓定域理论是指所描述的理论采用的是以时空为基本变量的理论。也就是说，因果关系依赖于时空变数，它不仅是一个时空过程，而且是一个集合着局域作用的定域过程。由于这个原因，即使信息哲学采用了非确定性随机理论，使用了精确的蹭凉理论，但仍然在某些领域，如信息经济中的股市问题仍然是不可预测的，因此，因果关系的哲学理论范式――信息哲学实际上又回到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哲学体系。

信息哲学论文篇9

再次，信息化是提升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管理水平的关键因素。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水平的高低，是衡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强弱的标尺。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要出成绩、出效益，必须要创新管理方式，实现管理方式的重要变革。传统社科管理方式主要是每个省市的社科部门都独立组织项目申报、评审、立项批准等工作，而与其他的省市社科部门联系却很少，导致不同省或市之间所做的课题重复，浪费研究经费。并且在申报过程中，还会出现靠人际关系来立项情况，影响申报过程的公平公正，同时，也会造成研究水平得不到提高。利用信息技术对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进行管理，不仅体现了申报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还可解决过去的研究项目低水平重复、研究经费不能合理运用等问题，提升了对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管理的水平。如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申报管理系统，它就是运用信息化的管理手段加强了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管理工作，提升管理水平，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

第四，信息化是降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与成果保存成本的根本途径。信息化改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与成果的保存方式，使保存更加方便，保存成本大大降低。信息化之前，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与成果基本上都是通过书籍、报纸、杂志、信笺、传单等载体进行保存，不仅要花费大量资金而且还会因为载体的损坏或磨损使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与成果的保存被中断，致使人们难以获取哲学社会科学相关的知识与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与发展。信息化以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与成果不仅可以采用价格低廉、体积小、存储量大的存储设备(如U盘、光盘、移动硬盘等)保存，也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用较少的资金建立网上数据库保存，既减少了因为纸质载体的容易损坏或磨损的风险，也大大降低了保存成本。

二、当前基层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应对全球信息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方面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中国社科智讯”启动、社科网的建立等等，但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商业信息化的迅速发展相比，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仍处于滞后状态，特别是在基层，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资源交流不畅，共享程度低信息化的一个突出功能就是对信息和其它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从而发挥最佳效用。然而我国的一些地方上的高校和基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在进行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和传播平台建设时却没有充分重视这一点，往往都是根据自己需求，整合自身信息资源，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和传播平台，实现单位内共享。而与其他单位联起手来对信息资源进行交流、整合、共享、利用却很少，有的单位甚至有“我自己花钱买的信息资源，为什么要与他人共享”的想法，导致单位与单位之间信息资源交流不畅、共享程度低。信息资源交流不畅、共享程度低不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在基层的宣传教育与传播，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因此如何促进基层信息资源交流畅通，如何实现资源共享，是基层哲学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在互联网上，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宣传内容与形式缺乏特色在互联网上，内容丰富，形式独特的信息才能吸引网民的眼球。然而，从现有的基层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宣传的网站、网页或专栏来看，大多缺乏特色，没有独到之处。内容和形式多数是模拟复制，信息也以平面信息居多，且相互雷同，给人以“千人一面”之感。在信息表达方面，习惯于用文绉绉、硬邦邦的语言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知识进行表述，而没有充分利用网络与多媒体技术，把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知识以通俗化、大众化、生动化、可视化形式表现出来，使其成为人们想要并且需要的东西。在互动性方面，一些基层网站还停留在WEB1．0时代，没有很好地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多种途径，充分调动网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广大网民参与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与研究成果的宣传和讨论当中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力，不能给其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在基层的通讯网络领域，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传播还显得薄弱随着通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手机的普及率呈上升趋势。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我国2012年的手机普及率已达到82．6%，远远超过互联网42．1%的普及率。手机普及率的提高，大大促进了手机短信业务的发展。手机短信传播不但集合了纸介媒体的书写功能和互联网的交互功能的优点，而且具有无线电传播的独特优势———随时随地，灵活便捷。可是，在一些基层，在如此极具优势的传播平台上，却很少能看到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宣传，不仅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在基层的传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为保护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传播的网络监管制度还欠完善作为思想文化信息集散地的互联网，由于其传播信息的自由性、高效性，许多有害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殖民文化思潮、愚昧迷信及伪科学等)都利用互联网不断扩大其渗透力和影响力，特别是西方国家打着“民主、自由、人权”旗号进行的“文化侵略”与“文化殖民”，通过“西化”“分化”，试图与我国展开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战。面对网络复杂环境中不断滋生的反面破坏性信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抵制和批判。但目前我国网络监管制度方面存在不少漏洞。比如说，如何来控制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散布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信息，如何打击在网上侵害人民利益的犯罪活动等都还没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因此我们必需完善网络监管制度，使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宣传在基层乃至全国都不扰，畅通无阻确保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圆满实现。

三、当前基层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是对基层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重视不够。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具有高科技、庞杂性、综合性、漫长性和发展性等特点。从目前情况来看，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技术本身的落后，而是一些基层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没有充分认识到信息化技术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宣传与普及的重要性，没有把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去抓。目前，在我国基层，许多单位、部门及企业在数据库和网站建设方面各自为政，而且由于单位部门之间缺乏信息交流，就不能互通有无、资源共享，这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也不利于推进基层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此外，一些地方GDP至上，错误认为哲学社会科学推广工作是软任务、软指标，没有花大力气，下狠功夫。及基层民众自觉学习哲学社会科学热情锐减，也是导致基层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较弱的原因。

二是所需资金投入不足。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是资金和技术密集性的工作，需要一定数量的资金作保证。资金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制约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的主要障碍之一。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基础设施建设、数据库建设、管理平台建设、网站建设等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就拿数据库建设来说，需要整合大量的文献资料，而文献资料是有价商品，它涉及知识产权问题，我们要把世界各国的文献资料入库，就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购买。众所周知，哲学社会科学涵盖面广，要收集林林种种的文献资料没有足够的资金，怎么行呢?眼下在我国一些基层虽然加大了信息化建设的投入，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方面投入的资金却较少，无法满足基层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的需求。

三是信息化专业人才缺乏。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庞大的、专业化的系统工程，需要一大批既有精湛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又有信息网络技术专业方面的知识，既了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传播的特点，又精通信息传播与网站建设的创造性的高级复合型人才。由于我国原来教育模式的限制，学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人，可以不研究网络信息技术，学网络信息技术方面的专业人才，也可以不研究或较少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从而导致在实现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过程中，这种交叉学科的复合型人才非常缺乏，特别是在一些基层。由于基层工资待遇较低，加上当前我国这种复合型人才本身就比较缺乏，所以，这方面的人才就更加紧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基层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四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任务重、头绪多、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顺利完成需要从业人员敬业爱岗，共同努力。然而，在基层的这个研究领域，现在缺乏对从业人员的激励机制，从业人员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使得从业人员的工作主动性与积极性不高。象这样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也很难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长期从事这项工作。

四、进一步推进基层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思想认识加快基层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在于组织领导。基层哲学社会科学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的建设工作，要充分认识基层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充分认识到基层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不仅能拓展哲学社会科学传播领域与渠道，能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交流与研究，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关键所在。要充分认识到基层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创新技术，解决技术上的难题;需要创新理念，让基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融入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去;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对基层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进行统一管理，去规划好、安排好、协调好基层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为基层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顺利进行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加大资金投入，建立统一的哲学社会科学信息管理系统与平台1．加快建立统一的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提高哲学社会科学信息资源的共享率。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可以依托于各个高校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所的信息资源，针对用户的信息需求，对哲学社会科学的信息进行收集、分析、评价、处理、整合、存储，并按照一定标准和规范将其数字化而形成的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一种新型网络信息资源库。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类信息处理的核心，所有哲学社会科学信息数据的处理都依赖于数据库系统来完成。它是实现哲学社会科学信息资源自动化检索、传递与共享的基础。建立全国统一的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实现各高校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基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对数据库的共享，既有利于基层哲学社会科学网站、网页的信息，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交流，而且有利于基层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开展研究工作。基层社科工作者可通过这个数据库找到所想要的相关哲学社会科学的信息资料，从而大大缩短寻找资料时间，提高研究效率，取得更多成果，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2．加快构建统一的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平台，拓宽哲学社会科学信息覆盖面。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做好基层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就应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统一信息平台。如何构建呢?我们可以借鉴12371党建信息平台或12316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的模式，首先向政府申请一个用于哲学社会科学信息服务的公益特服号码，然后通过这个号码开通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疑难点咨询服务电话、发送手机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报、搭建手机短信平台、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平台等多种服务模式，平台搭建后，便能占领网络阵地，借助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技术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宣传教育与普及工作，用先进的文化、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增强广大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意识，提高广大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使那些垃圾信息、扰民信息和有害思潮无处藏身，进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3．加快建立一批基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网站，扩大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力。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博大精深，但也比较枯燥，若要吸引更多的网民，基层网站设计必须匠心独运、技高一筹。一个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网站，必须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①主题鲜明、定位准确，能让浏览网站的用户第一眼就能记住它;②结构合理、导航清晰，能指导浏览者，让他们在浏览时能知道自己在那里，而不会充满挫败感到处乱转。③用色适当、风格统一，在网页配色中切忌使用颜色过多，用色不恰当、风格不统一就会干扰用户的阅读。④内容第一、按时维护，内容是网站的血肉，是网站的根本。任何一个网站都不可能单靠新颖的主题和绚丽的色彩来留住用户，而且要对网站按时维护，这样的网站才具有生命力。⑤重视反馈，及时回应，优秀的网站应设立一些可以双向交流的栏目，如论坛、留言本、邮件列表等，以便让浏览者留下他们的信息。对于这些反馈信息，网站应该积极地予以回应，增强浏览者对网站的好感。以上五个特点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网站必备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实际设计网站时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创新设计方法，使基层哲学社会科学网站能够以别样红的英姿卓然而立，吸引眼球，引发关注，发挥其作用，不断扩大其影响力。

信息哲学论文篇10

一、关于信息本质和信息本体论

北京邮电大学的钟义信教授以《再探“信息”》为题做了本次研讨会的首场主题报告，他认为信息概念是一类与物质和能量都很不相同的复杂对象，只能采取主客互动的研究视角加以研究。在信息的本体论定义和认识论定义中，前者是后者的源头，后者是前者被认识主体所感知的结果，人类能够获得、处理和利用的只能是认识论信息。 基于此，他探讨了信息运动的基本规律，即“信息转换定律”，并强调了其超过能量转换定律的重要性。

中国人民大学的苗东升教授首先对当前学术界关于“信息”概念的多维理解进行了评述，赞赏了由此而产生的世界信息科学和哲学的多元协同发展现状。其中，他尤其强调了当前中国信息科学和哲学研究仍然存在着唯西学马首是瞻的诸多弊端，而事实上，中国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些优秀的、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邬教授在信息哲学研究中，历经30多年的辛苦而创立的思想体系，已然形成了能与西方分庭抗礼的“中国学派”。苗教授还意味深长地呼吁广大学者立足自身，心无旁骛搞研究，力争信息科学与哲学的“中国学派”的长足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信息科学和哲学研究必然有所成就，为西方所不可及。

北京大学的罗先汉教授以《物信论及其应用》为题做了主题报告。他首先指出广义信息可由物质的实在状态及其相关规律来表示，由此，他所提出的物信论认为在存在上，信息要依赖于物质；而在运动变化上，物质则要依赖于信息，物质与信息既彼此不同又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规律，才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莱顿大学的詹姆斯・W・麦卡利斯特对经验数据的信息内容：方法论和形而上学意义进行了详述，他认为经验数据是科学观察和测量的结果，包含着关于世界的信息，表达着世界的结构。科学定律的功能并不在于精简经验数据集，而是表征其中的意义模式，且正是这些模式对应着现象。那么，多少模式能够真正地表征现象呢？这里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科学实践表明具有所有可信属性的模式都对应着现象，所以世界也就具有所有可能的结构。

俄罗斯科学院的康斯坦丁・科林（由约瑟夫・ E・布伦纳代讲）提交了题为《信息的现实结构、科学世界观和哲学根本问题》的论文。他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化世界和哲学基本问题内容的新理解，基于对现实结构的多元组分中的具体信息现象的分析，他认为除了物质客体、过程和事件之外，在现实世界中，还存在着不可见客体、过程和条件等信息内容。所以，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应将关系看作一种关于现实的可见与不可见的构成要素。

武汉大学的李宗荣等人认为，在计算机芯片植入人体体内以后，能够与人的神经系统联合工作，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处于信息进化论过程的这两个极端被连通起来了。这样，宇宙间的“信息统一性”被无可怀疑地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证明了。宇宙万物都具有“物质―信息二重性”，对它们既可以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一分为二，又可以进行物质与信息的合二为一。信息具有非物质的特征，但它又必须具有物质的载体，因而信息也是物质的。

二、 关于哲学发展和信息哲学研究方法论

西安交通大学的邬教授做了题为《哲学的发展与哲学的根本转向》的主题报告，他首先指出现代主流哲学数次转向的倾向性实质，乃是沿着向认识主体内部日益狭隘的因素的追求来限定哲学研究的主题内容，如此，哲学必将丧失其应有的功能。人类哲学的发展还有另外一条路径，这就是在一般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所孕育和展现出来的哲学自身的发展。按照信息本体论的理论，世界（存在）是由物质和信息两大领域构成的，物质和意识之间通过自在信息的中介相互过渡和转化。由此，信息本体论学说的建立为变革哲学的所有其他领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由于信息哲学首先在存在领域的分割方式这一哲学最高范式的层面上把传统哲学的“存在=物质+精神”的一般信条改变成了“存在=物质+信息”，并在信息活动高级形态的意义上重新解读了精神活动的本质，所以，当代信息哲学的诞生导致了人类哲学的第一次根本性转向。

华中科技大学的欧阳康教授以《前提性反思与合理性评价――信息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为题做了主题报告。他首先提出哲学思考的最大特点是致极性与超越性，寻找信息问题的极限与边界，进而从发生学、社群学、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等角度，阐释了事物与信息的同时同步关系、信息作为环境或存在领域的本质构成、信息作为认识过程的介质及其与价值世界的相关性等论题。最后，他还指出信息的哲学思考具有非常广阔的领域，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面临非常复杂的挑战，需要非常多维的视角，尤其是综合化和整体性的研究。

西班牙萨拉格萨大学的佩德罗・C・马里胡安作为外方主席，做了本次研讨会的第二场主题报告。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实践转向信息科学中的诸多论题，一门严格的信息科学能否最终产生，不仅仅依赖于信息哲学的积极讨论，最重要的是要在信息科学自身中构造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它建基于主体/客体、元观察者、自创生、传播和信息流等方面进行思考，其要点在于关注通向信息实体的经验性进路；将信息的“不可见的手”作为包括不同信息领域中所有复杂性的巨大成形器；考察信息在其所激发的转换和不同主体或行动者领域之中的符号化流动，以及在适应性地调整物质结构与自创生过程中的自身呈现。

三、关于信息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关系

汉密尔顿学院的肯・赫罗尔德针对时间和计算的哲学问题，追溯至笛卡尔，强调其时间概念建基于一种行动的同步观念，因而减少了对于记忆的依赖。而图灵，还有维纳，都探讨了经验的纵向维度。由此出发，他采用格鲁普的时间替论，解释了数据和信息之间的一种经由直觉和计算的不同步的逻辑界面。这种时间的界域哲学导向了一种对在吉尔伯特的共同知识的信息结构中的状态和共同回忆的阐释。

哥本哈根商学院的索伦・布赫尔考量的问题在于能否通过将基于现象学的符号学与基于系统和控制论的信息概念结合起来获得一个关于认知和通讯的跨学科理论。生物符号学就是这么一种试图整合生物学和符号学的发现，以构造一个关于生命和意义作为自然世界的内在特征的新观点。生物符号学家强调编码是三元符号化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解释项在对象和符号（表征项）之间建立动机化的连接。

山西大学的魏屹东教授从信息哲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了信息与认知或者心灵、表征与语言和知识的相关性，认为信息是认知与表征的内容，认知是一种信息处理过程，而表征则是信息的再描述。在本体论上，信息是构成物理世界的一种存在形式（form），“inform”就是“在形式中”，因此，“形式”就是信息的根隐喻，柏拉图的形式理论是信息哲学的基础。由此，信息是心灵对自然现象的认知与表征，它似乎是无处不在的、半透明的、非绝对的、离散的、无维的和难以言明的，但可以肯定，信息哲学将与认知哲学联手探讨信息问题。

法国跨学科研究中心的约瑟夫・布伦纳就“人格同一性的信息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报告。他认为，人格同一性作为一种复杂现象，对它的思考不能离开对同一性和多元性，以及作为动态过程的二者关系的理解。而他所倡导的现实逻辑恰恰提供了一种对同一性和多元性之间的本体论关系的新理解。同时，邬先生所创立的信息哲学和元哲学则首先从本体论上对此给予了支持。基于二者的综合，他指出人格同一性现象的稳定与变化的复杂性乃是一种本体论过程。邬所提供的人类信息活动的等级结构图景，有助于人格同一性的建构，而这正是他所建议的一种人格同一性的本体―认识论之路。

四、关于信息社会、互联网及其伦理问题

维也纳技术大学的沃尔夫冈・霍夫基希纳（由罗伯特・雅恩代讲）提交了题为《“全球性可持续信息社会”――对未来的展望》的论文。他认为社会系统是一种另类的多元进化系统，其所具有的综合效果便是所谓的共同性。社会系统表现着个体化和社会化的辩证关系，如果个体因素处于中心舞台，那么共同性则是其附属。今天，在全球化挑战的时代，共同性附属变得不再稳定，因此需要建构一种超系统，以关照所有演员之间的多元化的整体关系，而这正是一种全球稳定的信息社会视野的理论依据所在。

重庆邮电大学的徐仲伟教授在对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本质的思考中认为，“大数据”的本质就是对社会事物从量的角度，通过今天的互联网等技术所产生的，让我们认识到的，体量浩大、类型复杂、迅速生成、价值巨大的社会事物量的表现（或者说记载、信息）。大数据的出现，是人们对社会事物从量的角度对许许多多的社会事物认识和反映的结果，有自身内在的规律和外在的形式。互联网在人们的当代生活和工作中从多个维度展现着其巨大魅力，如果从互联网所表现内容的角度看，其本质实际上就是它的社会性，它所反映的完全就是我们的现实社会。从技术手段的角度看，互联网的本质仍然是它的工具性。

重庆邮电大学的代金平教授从价值哲学层面对网络化传播境域下的信息文化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网络时代滋生出诸多问题或矛盾，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人类在网络化传播境域下信息化生存所面临的全新的价值判断、选择和重构等问题。网络文化作为信息文化在网络化传播境域下的具体表现形式，以自由为根本旨向，然而这种网络自由必须是在一定的网络规范约束下的自由，由此便构成了网络化传播境域下信息文化的基本价值冲突，进而影响着网络时代信息文化的其他二元价值冲突。基于信息文化视角的深入分析，他总结认为网络行为主体的自律才是解决网络自由与网络规范冲突的重要途径，构建和谐的信息文化环境才是解决网络自由与网络规范冲突的必由之路。

印第安纳大学的科林・艾伦认为，在互联网时代，能够获得极大数量学术文本的数字途径为人文学科研究者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拥有适合机器和人们使用的高质量的数字资源的内容说明。对这些内容的不同归类方式必然建基于不同目的，因此会导致不同归类图式之间更进一步的问题出现。他讨论了哲学概念的归类根据，并分析了一些主要的归类途径是如何处理不断变化的资料的，进而描述了印第安纳哲学本体论计划的目标和方法，并提供了这类利用模型方法的分析案例。

维也纳技术大学的罗伯特・雅恩就内在价值本体论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引起了困惑，使得哲学尤其是伦理的复兴成为必要。假定道德价值不是物质 （根据物质一元论），而是道德评价者的一种内在的偶发属性，那么信息伦理必须建基于这些价值，因为对于人类来讲，这些价值仍然与信息时代之前的道德普遍原则相契合。信息有其不同的定义，作为一个价值事物的潜在组成，它影响价值的具体性，也就是说信息和通信技术作为评价主题必须展现自己的价值，而道德行为者也必须证明他所认知的属性是充分的。

五、关于量子信息、信息量子和计算问题

华南理工大学的吴国林教授以《量子信息与不确定性的哲学思考》为题做了主题报告。他首先将量子信息与经典信息区别开来，指出本体论量子信息是微观事物的状态与关联方式的自我显现，认识论量子信息是微观事物的状态与关联方式对认识主体的显现。进而，他从量子纠缠的关联程度和量子信息的度量入手，阐述了量子信息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消除。量子信息表达了量子系统的确定性，不确定性在量子信息（量子技术）作用下可以发生改变，而量子世界又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因此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可以受到量子信息的控制。由此，普遍而言，物质与信息是统一的。

四川社会科学院的有梁教授对“质量―信息关系式与信息量子”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他首先从香农―维纳公式推导出一般不确定原理，以及作为一般不确定原理的特殊情况的海森伯不确定原理。基于此，他又结合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得到质量与信息、能量与信息的关系式，阐明了质量、能量、信息三者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还提出了“信息量子”、“信息寿命”、“信息长度”的新概念和新公式，进而分析了引力波的“信息量子”及探测引力波困难的原因。

希伯来大学的以色列・贝尔夫对“信息―计算的转向：哈金式革命”进行了探讨。他所提倡的哈金式革命的标准是跨学科的，能够集中体现新的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新的研究方向，而且与重大的社会实质性变革息息相关，所以也应是无边界的。概括而言，此革命实质在于计算模型和模拟的革命，涉及混沌、复杂性和系统理论中的涌现和还原论中的诸多论题。基于此，他揭示了一个比特的新语义场，其中，信息化手段和计算复杂程度是新的语言，量子比特、黑洞熵和全息原理是新的对象，信息时代（空间/时间/虚拟）则是社会变迁的标志。

亚眠大学的柳渝基于对“信息”与“问题”的西文字源与汉字基因的分析，认为P versus NP问题认知的困惑来自概念认知的困惑：“基于验证的定义”取代“基于求解的定义”，造成了NP欲捕捉的“不确定性”消失了。结合中国古代哲学家公孙龙提出的著名的逻辑问题“白马非马”，她指出P versus NP的关系只能从相对比较的角度来认知，在中国思想里，此认知表达为“阴阳互补原理”，这样不仅从整体观出发，能够解读P versus NP问题，而且能探讨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意义以及中西文化的互补性。

六、关于信息、智能与逻辑的关系

西安交通大学的王小红教授就人工智能问题，提出机器发现系统检验了以及正在检验着实在论者与反实在论者在观察与理论陈述的争辩中的立场。当数据和假设之间的严格边界崩溃之后，机器发现系统重新发现了更多的经验定律。她对旧的争辩和机器发现应用语义信息理论的生产，与应用于厘清人工智能系统和自然智能系统之间差别的成果进行了解释。

信息哲学论文篇11

当今时代，信息化发展已成为人类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形式，在初中阶段开设信息技术课程、培养青少年的信息素养是义务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江苏省已于2013年颁布了《江苏省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足见对信息技术课程的重视。目前，“校校通”的顺利实施，中学信息技术教师多层次培训任务的落实，以及各组织与部门信息资源建设项目的推行，为初中信息技术课程的高标准实施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条件。

然而，依然会有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与问题展现在我们面前：一是强调技能的学习，而忽略信息素养的全面培养；二是因初中阶段信息技术课没有升学要求，一些学校不能保证正常上课，或学生上课就是“玩电脑”；三是信息技术教学方法的“繁荣发展”并不能改变学生真正的信息课诉求。据笔者所在中学进行的调查问卷显示，约2/3的学生对信息课的兴趣动力来自于对新技术的好奇，而非具体掌握某项技术，对于课堂，他们希望更加轻松而不被各种任务所驱使。面对这些问题，笔者试图从“技术哲学教育”的角度展开思考和解答。

二、渗透“技术哲学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1.“技术哲学教育”是全面提升信息素养的有效措施。教育技术专家李艺在其专著中对信息素养作了解析，他认为信息素养应当由知识、技术、人际互动、问题解决、评价调控、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六个部分组成。②不难看出，这其中至少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部分是与技术哲学相关的。而当前初中信息技术课堂出现的重技术学习、轻情感教育的问题存在已久，我们将“技术哲学教育”渗透进课堂将会是改善这一现状的有效措施。

2. “技术哲学教育”是增强课堂趣味性、充实课堂丰富性的有效手段。当前的信息技术课堂，往往出现这样的景象：教师在讲解演示任务的操作，学生模仿练习，教师再布置几个任务给学生。这样的课堂会出现下列问题：学生到底能不能跟上课程的节奏。如此课堂往往十分压抑，学生在压力之下应对学习任务，即便最终完成，很多时候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丧失了对信息课的兴趣。我曾以讲故事的形式向学生教授知识，惊喜地发现学生的注意力一下就上来了，课堂的气氛也活跃了不少。

3. “技术哲学教育”是促进信息技术教师内化发展的推动剂。“技术哲学教育”对学生有益，反过来又促进了教师的发展。在教育中，我们亦当重视技术观而不单纯是技术。技术是一种工具，关键是我们怎么用这个工具。作为教师，我们不能成为技术的奴隶，我们首先要理性看待技术，做技术哲学的中立派。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反思自己的专业和教学，提升内涵，教会学生对世界保持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

三、“技术哲学教育”相关策略

1. 时机策略。“技术哲学教育”应选好时机，不能滥用或完全不用。要在充分考虑到内容趣味性、操作可行性的基础上运用它。比如，在介绍图像处理方法时，我们关注的是技术操作，应以夯实基本功，提升技能为主要目的，不适宜介绍技术哲学方面的内容。

2. 方法策略。“技术哲学教育”的教学方法不拘一格，前文提及的讲故事，就是其中之一。辩论研讨也是不错的选择。笔者在介绍Word软件时，便提出一个辩题供学生讨论，即电子阅读是否将取代传统阅读。学生对这一辩题非常感兴趣，花了一节课的时间上网搜索资料，整理观点，展开辩论，最终由教师引导得出结论：目前，电子阅读虽然有其独特优势，但也有缺乏内容严肃性和阅读舒适性的不足，电子阅读和传统阅读将会在未来很长时期内并行不悖。此外，一道问题、一次作品评价、一个项目设计都可蕴含“技术哲学教育”的内容，正所谓渗透其中。

3. 评价策略。此处的评价并非对教师教学的评价，而是对学生“技术哲学”领悟效果的评价，属于评价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部分。课堂教学评价方式分为以质性考核为主的发展性评价和以量化考核为主的总结性评价。初中阶段的信息技术课教学评价应充分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幸福程度，从而促进学生积极乐观地投入学习，自由平等地发展个性，进而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全面发展。发展性评价是当今十分提倡的教学评价方式。它关注的是学生整个学习过程（涉及学习态度、思考习惯、是否得到提升发展等），是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建构主义等深厚思想基础之精华练就而成。

四、努力方向

1. 挖掘教材。教材是课程实施的重要参考，是课标实现的主要载体。“技术哲学教育”的内容素材是经过对教材深思熟虑的基础上由教师整理而得的，也许不会有现成的白纸黑字在教材中显现，但一定可以通过挖掘教材找出信息技术的哲学思考。

2. 钻研教法。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方法有10余种，没有哪一种教学方法是完美无瑕的，都有其优劣之处。我们要做的就是夯实自身的教学水平，能够依据学习内容和学生特征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技术哲学”是信息技术课程的子内容，适用于信息技术课堂的教学方法均可作为借鉴，如前文举例说明的讲授法（一个故事）、讨论法（辩论）、Big6教学法（自主合作探究完成小论文）等。

3. 拓展知识面、扩大专业视野。技术哲学向来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是作为部门哲学、哲学的分支学科、哲学关注的特殊领域，另一个是作为一种新的哲学传统、哲学视角、哲学眼光。显然，我们所探讨的“技术哲学教育”是教育学生如何以哲学视角、哲学眼光去看待信息技术，属于后者角度。然而，前者的视角更加倾向于专业本身，是对技术哲学从宏观到微观的全面阐述。如果我们能够多了解些技术哲学的专业知识，当然也是有利于开展“技术哲学教育”的。因此，信息技术教师读一点技术哲学类的书籍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在此推荐一些读物供广大教师参考：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安德鲁・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我国著名技术哲学家吴国盛编纂的《技术哲学经典读本》。笔者最近在读的《大数据时代》也是一本具有极其深刻洞见的技术哲学书籍，强烈推荐！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于“技术哲学教育”在信息技术课堂中应用的思考，显然仅仅是一种新视角下的新尝试。笔者抛砖引玉，旨在为新时期信息技术课程的有效实施提供可供参考的方向。

信息哲学论文篇12

NO2

一、钱学森关于现代科学体系整体结构的理论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把现代科学体系看作是一个系统，并按照系统原理考察其结构。他认为，传统科学分类以学科研究的对象领域为依据，这种分类本身并不科学。因为，一切科学都是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这是科学的共性，不能成为分类的标准。他提出，应该按照研究客观世界的着眼点或角度的不同来划分科学领域。如，自然科学是以物质运动为着眼点来研究客观世界的，社会科学是从人类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的，等等。

按照所阐释的分类标准，钱学森把现代科学技术分为11大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思维科学、系统科学、人体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文艺科学、建筑科学。

钱学森认为这11大门类具有共同的结构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三个层次和一个通向哲学的桥梁：工程技术层次：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技术科学层次：工程技术共有的各种理论；基础科学层次：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理论；通向哲学的桥梁：对应用于该学科的哲学分论。

作为重点例释，钱学森还具体而深入地探讨了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他认为，系统科学是从系统的着眼点或角度去看整个客观世界，它既处理自然界的问题，也处理社会领域的问题。所以，系统科学既不从属于自然科学，也不从属于社会科学。另外，他也不同意把系统科学简单地称为交叉学科。他认为系统科学是与其它10大门类科学相并列的一类新兴学科。

钱学森认为系统科学体系与其他10大门类科学的体系一样也分为四个层次：

按照钱学森于1981年绘制的现代科学体系图[1]25，可以绘制出他关于系统科学体系的具体图示（图1）。

图1：钱学森的现代系统科学体系图

二、钱学森科学观的启示

钱学森提出的按照研究视角划分学科的方法富有创新性和合理性。按照研究客观世界的着眼点或角度的不同来划分科学领域，就是引入了某种哲学普遍理性的观念或方法。这样的分类学视角集中体现了哲学和科学的层次贯通和层次相容的统一性关系。

所有层次的科学学科都以某种直接或间接的中介联系的方式通向哲学，而哲学又作为某种具有普遍理性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通过某种直接或间接的中介方式贯通和作用于所有层次的科学。

哲学是人类追求普遍理性的活动。哲学和科学的统一不能仅仅看成是一种外在的衔接，而应该看作是一种内在的融合；普遍理性和具体感性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不可截然分离乃是哲学与科学内在统一的最终根据；普遍理性普遍程度的内在层次差异，规定了科学或哲学自身的层次性，以及哲学与科学划界的相对性。[2]钱学森的现代系统科学体系结构理论说明的正是普遍理性的层次性、相对性，以及哲学与科学的相容性。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从下向上看钱学森图示说明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世界观。从上向下看钱学森图示说明哲学是科学的指导。哲学是方法论。

哲学的普遍理性乃是统摄人类知识的普照之光，在哲学的普遍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人类科学体系的整体及其任何一个部分、领域和层次便都具有了某种普遍理性的色彩、意义和价值。这就是，科学与哲学的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

从复杂性的观点来看，科学与哲学并不是绝对割裂的，它们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相互规定、包含和融合。科学中有哲学、哲学中有科学，二者内在地镶嵌在一起，形成某种相互作用的动态循环反馈环路，它们的发展总是相互影响、相互规定、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并相伴而行。

然而，我们如上的分析，并不意味着钱学森先生的学科分类就已经达到了完善和标准的程度。事实上，钱学森先生对现代科技所作的11大门类的具体划分，以及把系统科学并列于其他11大门类学科的作法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他所划分的并列的11大门类中有些门类应该是种属关系，如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和文艺科学；有的则是交叉关系，如人体科学与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军事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系统科学则又普遍交叉于其它10大门类科学。虽然钱学森提出的按照研究视角划分学科的方法具有创新性和合理性，但是，研究视角也应该分有层次，某些只在局部领域中适用的视角分析方法所形成的学科则不应当放到并列的大门类学科之中，如，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科学，等等。另外，钱学森仅把信息科学看作是系统科学的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层面的学科，从而将其附属于系统科学的观点也是不合适的。信息科学和系统科学虽然相互交叉，但是看待世界的系统方式和信息方式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视角，并且，信息方式比较起系统方式来也许对于世界的解读更具有本质性特征，因为，在哲学存在论意义上，信息世界构成了区别于直接存在的物质世界的另一个间接存在的世界。[3]

三、从钱学森科学观的启示中阐发哲学与科学发展的一般方式

古希腊原子论为人类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哲学和科学的范式，近代科学分化发展的还原论方式，正是古希腊原子论学派试图对世界终级统一性进行阐明的哲学思辨的方法论的科学贯彻；道尔顿和阿伏伽德罗的原子-分子理论不仅在概念上，而且在基本理论的性质上都恰似古希腊原子论哲学范式的近代科学版本；牛顿质点力学则不仅以古希腊原子论哲学范式为其立论之基础，而且还以西方基督教宣称的上帝创世说为其哲学依据。

现代物理学对宇观和微观领域的研究对科学理论和科学仪器具有高度依赖性，这就在科学理论、科学仪器、观测结果、对观测结果的解释和评价这四者之间建立了某种统一性的关系。这一关系导致了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既是科学的，又是哲学的，并且，同时又是源于科学的哲学，还是源于哲学的科学。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世纪大论战、爱因斯坦的理想试验和相对论理论、量子力学的微观模型、超弦理论的构想，以及现代物理学对微观终极性的探索，体现出来的正是现代科学中所呈现的科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科学化的一般发展趋势。

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宇宙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统一场论和超弦理论，等等，已经日益合流为一门统一的探求宇宙起源和演化的、关于宇宙本性和本源的理论物理学。人类现代科学的微观和宇观研究的相通、相融性充分证明了人类科学、人类科学和哲学的全息相关性和统一性。这样的一种两极相通的性质，不仅是宇宙自身存在和演化的历史的过程和现实的一般情景，而且也是人类哲学和科学探索的过程和现实的一般情景。

现代科学的发展揭示了能量比质量更为基本的性质，从而打破了传统科学和唯物论哲学用有质量的最小微粒构造世界的本体论信条，建立了质-能统一、能量为基的新唯物论。

现代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的发展揭示了一个全新存在领域――自在信息的世界，并且在信息活动的高级形态的层面上揭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本质。这样，传统科学和哲学中关于整个存在领域被分割为物质和精神两大部分的信条也被打破了。现代科学和唯物论哲学的发展，集中体现了人类科学和哲学发展的相容性和一致性。

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范式革命论――无政府主义……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基本反映了人类近代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从简单性走向复杂性，从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从决定论走向非决定论的性质。

科学发展的复杂性的现实以及复杂性科学观要求我们必须不拘一格地创新方法、创新理论、创新观念，并在不同的科学方法、理论，以及科学与伪科学、与哲学、与宗教、与神话等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形式之间建立某种自由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反馈环链。只有这样，科学以及人类的文化才可能获得自由而健康的发展。

近代以来人类知识发展中的科学和哲学的割裂和分离仅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代以来的人类实验科学的发展深刻促进了哲学认识论学说的发展。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神经生理学、脑科学、实验心理学、当代认知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发展，导致了近、现代不同时期的一些哲学家们利用不同时期的相关科学研究成果对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和机制进行具体探讨，从而建立了形形的别具特色的哲学认识论学说。

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并没有因为那些所谓专门哲学家们的拒斥或悬置而停滞，相反，随着人类科学自身的发展，在科学自身的进程中就内在蕴涵着某种哲学本体论学说的形而上学。在人类科学自身的发展中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探索始终是相伴相生的一对。

从人类关于实体和场的统一、四种相互作用的基本力的统一的探索历程中可以发现，人类的科学有一种自发追寻终极目标的倾向。这种倾向既是哲学所追寻的一种思辨性的理念，也是科学所追寻的一种实证的目标，这其中深刻体现着哲学和科学的相协迸进、相互导引、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

在世界的微观和超微观尺度上具有怎样的终极构造模式的理论建构方面，人类已经走过了如下的历程：

实体――原子论――化学原子――电子、质子、中子――基本粒子（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力场）――超弦（超大统一力场）。

“图2”简要标明了人类统一场理论探索的历程。

图2：人类统一场理论探索的历程

参考文献：

[1]苗东升.系统科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2]邬.试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