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课程论文篇1

由于旅游管理专业涉及到众多学科，我国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设置基本上都起源于地理、历史、管理或者经济等专业。因此，旅游文化教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专业的影响。如地理科学专业下设旅游管理专业的旅游文化学课程，更多地注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相关内容的讲授，对旅游文化的空间分布和演变过程具有独到的见解；历史专业下设旅游管理专业的旅游文化课程偏向中华文化史、民俗文化和考古文化等，对旅游文化的自然演进规律和时空演变等问题关注较少；经济学专业下旅游管理专业的旅游文化学教学过程中，旅游文化产业的形成机理、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可能融入其中，在旅游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布、传承意义等方面可能略显不足。因此，由于旅游文化教学受到各自渊源学科的影响，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教材选择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导致学生对旅游文化认知偏差，社会适应能力减弱，就业空间减少，直接影响了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

（二）旅游文化教学理念不明确

旅游文化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课程内容涉及面广泛，包括历史、建筑、宗教、艺术等。但由于内容过于庞杂，教师在有限的课时限制下只能简单地介绍各地山水人情、历史古迹和民俗风情，很少深入分析某种旅游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空间演变规律等。一些泛泛而谈的旅游文化知识，学生在初中、高中甚至大学其他课程中都已经学过，严重影响了旅游文化学的教学质量，也重挫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些现象的产生归根到底还是旅游文化教学理念不明确，课程定位出现偏差，教学目标难以实现。因此，教学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旅游文化课程设置与地方性专业人才培养的关系，才能进行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对于地方性高校而言，培养的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主要是针对地方旅游市场需求，需要对地方旅游文化资源有深入的了解，注重培养学生的旅游文化服务实践能力，可将课程定位为专业综合课程，在理论基础课程的基础上，应特别注重学生对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的实践能力。

（三）旅游文化教学内容中地域文化缺失

目前有关旅游文化学的教材众多，可选择性较大，但都存在一个显著性的问题，即旅游文化学教材无法融入地方性旅游文化。如旅游文化学中关于建筑、宗教和民俗的内容，仅仅是介绍了我国典型的区域文化特征，很难全面覆盖各地地域文化特色，当地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没有充分利用，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南岳衡山是我国五岳之一，部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在湖南省旅游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旅游文化资源种类较多，特色分明，有悠久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庙会文化、寿文化和书院文化。但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对本土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和足够的重视，旅游文化学教学过程中，对地域性文化资源融入太少，课堂教学与学生就业市场需求脱节，与衡阳市旅游发展不相适应，难以达到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

二、地方旅游文化资源融入旅游文化学的意义

（一）拓展旅游文化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提升学生的文化审美修养

旅游文化教学过程中融入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可促使教师深刻领悟本土旅游文化，拓展教师知识层面的深度和广度。将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转化为教学内容，对于地方性高校而言，更容易让学生接受，大大促进了学生对本土旅游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会自觉对本土旅游文化进行深度挖掘。比如在讲授佛教文化时，除了一般介绍性讲解以外，可以重点分析南岳本土佛教文化。南岳佛教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可以讲解的内容很多，如南岳是禅宗的发源地，可以分为五个支系，可以从文化传播的视角分析南岳佛教文化流传的空间路径，也可以分析南岳寺庙的景观特点和空间分布状况等。通过对寺庙文化的学习研究，学生还可从寺庙的古朴美、色彩形态美、情操美、风格美等美学活教材中领域其美学思想，提高文化审美修养。

（二）融入旅游文化教学内容的地域性，实现教学的隐形教育目标

中国旅游文化资源分布广泛，区域特征明显，旅游文化只有根植于地方，才能彰显特色。因此，旅游文化教学应表现出高度的地域性。比如，人们常用“寿比南山”祝福老人高寿，这里的南山指的就是衡山，自古以来南岳就有主寿之山、中华寿岳的美誉。寿文化是南岳衡山旅游文化中极具地方性的文化，完全可以引入课程教学。南岳旅游文化的课程教学可以通过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修订，强化其核心地位。地方文化的显性教育是了解和认知地方旅游文化的特点和旅游价值，但旅游文化课程的隐性教育也不容忽视，通过地方文化的深层次理解，培养学生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使学生树立健康的思想道德情操。

（三）利用旅游文化教学的社会实践性，对接旅游市场的现实需求

长期以来，主流观点一直认为旅游文化学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实际上旅游文化学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旅游文化知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书本上，很多旅游文化需要旅游从业者不断传播或者展示。对于地方性旅游人才培养机构，我们应注重学生在实际工作中的实践能力，对接旅游市场需求。如导游方向的学生，对地方性旅游文化不仅要理解，更要深入分析缘由，开阔视野，拓宽知识面。如南岳衡山建筑文化就需要学生对历朝历代的建筑营造风格、建筑隐喻、材料选取等等知识有全面了解。只有这样，学生在讲解南岳建筑文化时，才能得心应手、信手捏来，旅游服务效果才好。

三、旅游文化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教学大纲：瞄准旅游市场现实需求

教学大纲是根据课程教学计划要求编写的教学指导文件，它以纲要的形式规定了课程的教学目的、任务，知识、技能的范围，深度与体系结构，也是评价教学效果的重要尺度和依据。旅游文化教学大纲应顺应地方高校的本土化教育目标，面向市场需求，有秩序地修改和制定教学大纲，设定符合市场需求的教学目标。因此，扩大和提升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的教学深度和广度就变得尤为重要，也是地方性高校旅游文化课程改革需要密切关注的焦点。就本校而言，旅游文化学教学大纲应加大南岳旅游文化资源的渗透，首先将南岳旅游文化资源进行分类，融入到旅游文化课程的各个章节，对每一个旅游文化主题进行重难点分解，特别是要对南岳旅游文化资源进行分级定位，对极具本土文化特色的旅游文化资源要深入分析，强化理解。

（二）教学内容：根植南岳独特地域文化

地方文化是旅游文化教学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旅游者直接能够感知的本土文化，因此，地域文化的展示成为吸引游客的主要手段之一。学生在旅游文化学习过程中，如能熟练地掌握本土旅游文化资源，并适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很容易获得旅游者的认同感。作为地方旅游从业者，要发扬本土文化，提升旅游吸引力，就需要旅游从业者熟练掌握本土旅游文化资源，能够承载和传承本土丰富的极具特色的优秀旅游文化。笔者在旅游文化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发现，旅游文化学的每一个章节都可以穿插湖南特色旅游文化素材。在课时量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依据市场需求和湖南旅游发展现状，适当地在教学内容上做一些删减，增加一部分湖湘特色的旅游文化知识。

（三）教学过程：强化地方社会服务能力

目前，大多数高等院校将旅游文化学定位为专业基础课，并且是纯课堂教学。这与地方性旅游人才培养目标和旅游市场实际需求相脱节，应结合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和旅游市场发展的实际，将旅游文化课程定位为专业综合课程，即除了理论教学外，强化学生对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的认知，注重实用性、实践性和市场需求性。这就要求从整体上调整教学大纲，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增加实训课时量，加强学生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转换能力。如旅游文化学原来总课时为51课时，现在可以压缩课堂教学课时，将实训课时由原来的6课时增加为27课时。针对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和实训项目的目标定位，可以增加本土旅游文化项目的实训课时量。如在讲解建筑文化专题的时候，本地南岳大庙建筑文化就可以作为重点实训项目，需要学生掌握南岳大庙的主要建筑组成、模式、历史渊源、文化价值、建筑特征和文化内涵等。

地方课程论文篇2

一、丰富的黑龙江地方课程资源

（一）丰富的历史资源。

黑龙江省是我国最东北的省份。早在距今三至四万年的旧石器时期，此地就有人类活动。先秦时期，这里分布着肃慎、阴龊投胡三大族系的先民。公元前2000多年，肃慎向帝舜献矢石e。肃慎在汉代称挹娄，魏晋称勿吉，隋唐称H，金代称女真，清代始称满洲。黑龙江地区最早建立的地方政权是战国后期的夫余国。唐代设室韦都督府、黑水都督府和渤海都督府。契丹灭渤海后，一度建东丹国。金代建都于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白城）。迁都燕京（含北京）后，在黑龙江地区元代为辽阳行省所属开元路、水达达路。明代在东北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辖384卫、24所。清初设宁古塔昂邦章京，后移吉林，改称吉林将军，并增设黑龙江将军，分别管辖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17世纪80年代，清政府取得了雅克萨战役的胜利，打击了沙俄侵略气焰，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国界。19世纪中叶，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去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黑龙江省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设有黑龙江、嫩江、松江、合江、牡丹江五省，不久合为黑龙江、松江两省。1954年合并为黑龙江省，省会设在哈尔滨市。

（二）丰富的文化资源。

历史上黑龙江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开放的意识和包容的精神，他们既敢于学习吸收域外的新鲜事物和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又习惯于在碰撞接触后与那些来自域外的肤色、着装和语言习俗不同的人们和睦相处，从而在黑土大地上交织出一幅幅各种文化对流和谐交融的长篇画卷。

自西汉以来，历代客寓黑龙江的流人对地域文化发展起到了特殊作用。

有清以来，向黑龙江遣戍流人数量超过任何朝代。流人后裔亦加入到黑龙江文化建设上。黑龙江因其边疆的特殊地缘关系，形成了独特的站人文化，也称“站丁”文化。站人，是对古代驿站站人及家属的统称。

流寓文化是黑龙江独特政治、历史、地理多种因素形成的独特文化陈迹。“流寓文化”有独特的历史研究价值，写就了黑龙江移民生存发展的辉煌一页。

近现代以来中外文化荟萃、华洋杂处的历史，使黑龙江在文化方面形成全方位的辐射力。

起于近现代的中外文化交融，使黑龙江地区成为东北城市化进程中的受益者，是当时远东地区最具开放活力和时尚元素、最具艺术气质与创意精神、最具文化消费意识和浪漫色彩的地域。

黑龙江城市文化进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人物、文献资料、实物、遗址遗迹等，均构成了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系列一定的资源储备。

（三）丰富的自然资源。

土地资源：黑龙江省土地条件居全国之首，总耕地面积和可开发的土地后备资源均占全国十分之一以上，人均耕地和农民人均经营耕地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左右。全省现有耕地11.78万平方公里，土壤有机质含量高于全国其他地区，黑土、黑钙土和草甸土等占耕地的60%以上，是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带之一。全省草原面积约433万公顷、草质优良、营养价值高，适于发展畜牧业。其中松嫩草场是世界三大羊草地之一。

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已发现的矿产达131种，已探明储量的矿产有77种。石油、石墨、矽线石、黄黏土、水泥用大理岩、铸石用玄武岩、岩棉用玄武岩、火山灰、长石、玻璃用大理岩等10种矿产的储量居全国之首，煤炭储量居东北三省第一位。

森林资源：全省林业经营总面积3126万公顷，占全省土地面积的68.9%。有林地面积1919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15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41.9%，森林面积、森林总蓄积和木材产量均居全国首位，是国家最重要的国有林区和最大的木材生产基地。森林树种达100余种，利用价值较高的有30余种。黑龙江省是全国最大的林业省份之一，林业生态地位十分重要。

能源：黑龙江省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工业基地。1999年全省生产原煤6230万吨，是主煤炭调出省之一。除此之外，电力和燃气也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前，黑龙江仅有一座镜泊湖水电站。燃气作为一种环保型新能源，得到快速普及和发展。哈尔滨燃气化工总公司所属哈依煤气工程，日产煤气189万立方米，建设总规模为“亚洲之最”。

动植物：野生动物兽类6目20科、86种，占全国种数的21.6%，其中一级重点保护种类有紫貂、貂熊、豹、虎、梅花鹿5种。鸟类19目57科343种，占全国种数的29%。属一类重点保护的有丹顶鹤、中华秋沙鸭、白鹳、金雕等12种。

水资源：全省境内江河湖泊众多，有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和绥芬河五大水系，现有湖泊、水库6000余个，水面达80多万公顷。

二、黑龙江地方课程资源的类别

按照利用方式和途径的不同，黑龙江地方语文课程资源大致可以作如下分类，文献资源：《大清律》、《黑龙江外记》、《俄侨文学》、《东北画报》等众多作品；景点资源：太阳岛、亚布力滑雪场、雪乡、五大连池等；学者名人资源：张抗抗、梁晓声、李龙云等知青作家，濮存昕、姜昆、聂卫平、师胜杰等文化名人；民间艺术资源：东北二人转等；展馆资源：博物馆、图书馆等。从课程资源的角度来看，黑龙江地域的课程资源极为丰富，如此丰富而宝贵的资源为高中语文教师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也拓展了极大的空间。

三、挖掘黑龙江地方语文课程资源

（一）利用身边资源，拓展阅读资源。

开展以“黑龙江文化名人”为主题的班会活动，通过了解生平事迹，从历史名人的人生经历中得到启示，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对家乡的感情。举办“我眼中的家乡作家”演讲比赛活动，既培养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又锻炼学生口语表达能力，从而全面提高高中生的文化素养。

（二）组织实地参观。

目前北大荒文化、大庆文化、大兴安岭文化、知青文化、林区文化，生态文化、煤矿文化、哈尔滨工业文化等在特定区域空间形成了一定的纪念馆，保存了一些遗址、实物、文献，为开发利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实地参观，了解本省文化，增强历史积淀，拓宽视野。

（三）进行社会调查。

“语文课程应帮助学生获得内涵丰富的语文素养，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有效发挥作用，能适应需要，继续发展，不断提高”。提高语文素养的方式很多，社会调查就是其中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高中语文教师应鼓励和组织学生多进行社会调查，如进行《黑龙江非物质遗产的现状调查》、《俄侨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现状的调查》等。这些社会调查既能发挥学生课堂上学到的语文特长，又能提高语文表达和写作能力。不但能增强学生的探究意识和兴趣，而且能激发学生热爱自己故乡的情感。黑龙江有着丰富的地方语文课程资源，语文教师一定引导学生大力开发、充分利用这些颇具价值的地方语文课程资源，为课程资源的丰富作出贡献。高中语文教师应该充分开发利用黑龙江地方语文课程资源，展现黑龙江地域文化的特色，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提高语文教师队伍的素质。

参考文献：

[1]唐群.赣南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8.

地方课程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6－0039－0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从王文章教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涵盖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口头传统及其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地方理工类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一般以通识教育为主要途径，课程设置以开设单一的通识公共选修课程为主，教学形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赏析为主，课程名称多以民族民间传统艺术赏析、民间文学艺术赏析、民族地区手工艺制作技艺赏析等民俗学和民间文艺为主，教学内容涉及以下四个方面：1）民间长期口耳相传的诗歌、神话、史诗、故事、传说、谣谚；2）传统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木偶、皮影等民间表演艺术；3）广大民众世代传承的节庆礼仪、民间体育、竞技等；4）蜡染、刺绣、雕刻、首饰等民间传统手工制作技艺赏析等。教学理念也部分触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中蕴涵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这些课程的设置对于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不仅有利于调动理工类高校大学生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而且还能够增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

一、地方理工类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课程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课程建设是文化传承的需要

高等教育肩负着传播文化的责任和传授知识的义务，是文化知识传承的重要渠道。高校作为文化传承的主体，拥有独特的教育文化资源，聚集着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把高校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传承、教育的基地，对于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高校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充分发挥文化教育的优势，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为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传承提供理论依据和知识基础。

2.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课程建设是人才培养的需要

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因而对该领域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基地，既要培养高素质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又要培养优秀的文化传承人，同时也要通过培育一大批关心、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文化新人，扩大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为此，高校需要加快学科专业建设，构建完善的学科体系，以便更好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服务。

2.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课程建设是科学研究的需要

高校应发挥科研和人才的优势，创造出更多的优秀科研成果，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体制更加健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更加丰富，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为更多的受众群体服务。为此，高校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起到一定的学术带动作用，把科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付诸实践，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迈上更高的台阶。

二、课程建设的内容

1.确立课程的教学目标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包括华夏灿烂的汉文化遗产，也包括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遗产，因而要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知识，使学生能够使用科学的方法来搜集、整理、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养更多、更年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和管理者，使其参与到遗产保护活动中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课程教学的目标就是为了达到上述要求，使学生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基本原则、目录分类和保护技术等，增强大学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鼓励大学生勇于肩负起传承保护华夏传统文化的重担，完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职业观，全面提升他们的人文素质和综合素质。

2.构建课程体系

地方课程论文篇4

一、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为切实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教育部在《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修订稿）》中增设了包括研究性学习在内的综合实践活动。为有效地推进研究性学习的开展，2001年，教育部组织研究制定了《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试行）》更是明确了研究学习的必修课和它对于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促进教师教学方式的变化、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新课程重要内容的地方课程，如将具有本土性、特色性、生活性的优秀民族文化纳入课程资源，势必会改变学生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个体学习向合作学习、记忆学习向探究学习方法的转变。因为地方课程资源主要来源于地方的人文地理、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待，长期生活于该环境中的高中生会对其有天然的亲和力、课程的内容生活化教学更具形象化、课程的内容开放性会使学生有更强的参与性，教学的效果会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促进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

在社会发展风云变幻的21世纪，在新一轮高中政治改革中，教师正遭遇一个全新的课程环境、全新的课程研究范式。为适应并在新课改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教师必须随着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不断更新教育观念、优化自身素质、创新教学方法，积极参与到热火朝天的新课程改革实践中来。因为在新课改环境下，旧有课程观念已经被打破。《广西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实施方案》则把“教师水平提高”和“促进教师成长”作为新课程的主要目标之一。《方案》要求“进入新课程的普通高中教师坚持‘先培训、后考核，不合格、不上岗’的原则加强培训，使其明确高中新课程的背景与目标结构和内容，把握新课程标准，掌握新教材教法，加强学习、研究和交流，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建立健全校本教研制度，促进普通高中教师的专业化成长。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学观念，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建立一支符合新课程要求的优秀师资队伍。转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使教师理解新课程，接受新课程，创造性地实施新课程，形成平等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这意味着教师不再是课程的消极接受者，而是作为积极的课程开发者，把本地区优秀民族文化教育资源纳入到地方课程建设中，为课程开发和改进献策献力的同时，也民族文化积极传承与创新起到积极作用。而在此过程中，教师的各方面水平也会随之得以相应的提高。

三、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始终应成为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关注的核心。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教育要培养怎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都是教育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德育课教育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根本问题”，而新课程改革，在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条件下实施的，它不仅是社会经济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高中生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作为新课程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政治地方课程建设，有理由、有必要更有责任把具有时代特征、地方风格、民族特色的，生动的、鲜活的、富于教育意义的优秀民族文化作为课程开发的重要资源，以最大限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育人的根本目的。

四、传承和发扬广西民族文化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哲学、道德、民族心理、行为准则、生活习俗等为内容的一整套独特的传统文化，而“文化是民族自身认同的根本所在。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就是民族，民族就是它的文化。”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民族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民族文化传承是又民族文化向前发展的前提。而且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对教育起着促进作用，还起是制约作用。一方面，民族文化的传承能够不断增加人们的文化知识、生活生产技能，能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还能够不断增强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增加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激发他们热爱家、爱国的情感和投身家乡社会经济建设事业的热情。而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承载着传承科学文化知识的重任，学校理应在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上发挥基础性作用，广西丰富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应成为开发地方课程特别是思想政治地方课程的重要资源。

五、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广西核心竞争力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指出：“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必须依靠文化凝聚人心、鼓舞干劲、激发热情。按照中央决策部署，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努力建设具有时代特征、壮乡风格、和谐兼容的民族文化强区，成为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中心、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枢纽、中国文化走向东盟的主力省区，使文化软实力成为发展硬支撑。”而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何而来？文化的软实力从何而来？要有对本地区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必须来源对本地区文化特别是独具特色的优秀的民族文化的全面、透彻了解，必须是来源于古往今来的人们对本地区民族文化的代代相承和深入发掘、发展与创新。为此，根据国家课程建设的相关要求，加大力度在地方课程建设特别是在思想政治地方课程建设过中对民族文化进行深度挖掘，使广大高中学生增加对地区民族文化的了解、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进广西各民族的大融合大团结，不断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广西核心竞争力，实现广西“五区”建设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许序修，施仲谋.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语文课程改革――兼谈香港《中华文化承传》教育[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教师版，2007，（1）：19.

地方课程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2-0064-05

一个学科的成熟与否，既与其研究方法有关，也与其理论基础有关。当一个学科自觉地意识到理论基础的重要性并主动地进行讨论时，即表明该学科自觉意识增强学科地位凸显。经过近30年的恢复发展，不仅在教育学科内部而且在教育学科外部，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的地位也日益突出，价值日渐彰显。但也存在课程与教学论被误解为是“教科书的编写”、“教学实践经验总结”的科学、“指导课程与教学实践的操作策略”等现象。仿佛课程与教学论没有多少高深理论，研究课程与教学论也不需要多少理论(这从每年报考教育学原理与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研究生对待这两个专业的不同态度也可看出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这是混淆了课程与教学论和课程与教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和课程与教学论应用之间的区别。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作为学科存在的课程与教学论，想要立于理论学科之林，必须提高自身理论思维水平，因此不仅需要理论，而且应当夯实和加强其理论基础。

那么，应当从哪些角度来审思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与以往课程与教学论特别是传统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有何区别?如何区别课程与教学论之理论基础的拓宽与泛化?如何把握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的拓宽与泛化对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发展的影响?课程与教学论及其研究的理论性应如何体现?这些都是我们审思和构建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从哪些角度来审思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

事实上，这与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关注哪些焦点问题呢?

人的问题，即课程教学的属性问题、课程教学活动的产生与课程教学活动中的学生和教师问题，以及课程教学与人的发展关系问题，这是课程与教学论要关注的永恒课题。对课程教学中人的问题的关注涉及课程教学的本质、目的和主体问题。课程教学永远是属人的、人为的、为人的，因此课程教学中的人就是课程与教学论应当而且必然关注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要关注人，要关注哪些人，关注人的哪些方面，怎样关注人，课程与教学论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有很深厚的理论基础。

知识的问题，即课程教学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什么是知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什么知识对什么人最有价值?知识是怎样获得的?什么知识可被准入课程教学知识?不同的人对知识及其价值以及如何获得持何种态度?知识结构、类型、来源途径及其方式以及不同的知识观对课程教学知识(内容及其体系结构)和课程教学中知识的展开运行过程及其方式会产生什么影响?课程教学对知识的传承、发展具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理论问题。

技术的问题，即技术进步对课程教学的挑战和推动问题。技术进步对课程教学意味着什么?技术变革曾经或将会引起课程教学的哪些变化?这必然涉及课程教学技术手段变革与课程教学从内容到形式、从观念到行为、从过程到目的、从精神心理到物质手段的整体变革的关系等问题。课程与教学论应当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

社会的问题，即课程教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涉及课程教学的属性、价值、范围和途径以及课程教学与社会互动等问题。课程教学是社会的，课程教学在社会中；社会也是课程教学的，社会也在课程教学中。怎么理解?这些问题也是需要课程与教学论从深层理论上进行理论阐释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即课程教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化是如何对课程教学产生影响和制约的?课程教学对文化发展产生着怎样的影响?课程教学具有文化属性，教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课程教学在一定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中进行，课程教学随着文化的变迁而变迁；课程教学对文化的传承与变革、生产和再生产都发生着积极的影响作用。这些问题也需要课程与教学论加以理论阐释。

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否属于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应当关注和研究的基本的焦点性问题?这些问题是否需要当代课程与教学论从理论上深度探讨和回答?要深入地学理性地研究这些问题，是否需要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及其研究者拥有较高的理性思维和理论素养?要深入地学理性地研究这些问题，除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哲学等传统学科理论基础外，是否会涉及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基础理论学科和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科学学、生命科学、复杂科学等新兴学科理论基础?而且，这些学科本身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是否也必然会随之而发生变化和发展?

回答是肯定的!这既给我们研究课程与教学论提出了多学科理论基础的诉求，也为我们审思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广阔的视角。

二、理论基础的宽窄和课程与教学论发展

过去，我们仅从哲学认识论、实践论和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无疑是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视野非常狭窄。近些年来，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理论依据逐渐突破了哲学、心理学等传统学科而有所拓展和深化，推进了课程与教学论向广度、深度发展。

首先，除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等传统学科理论基础外，研究者纷纷从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伦理学、人类学、语言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生态学、未来学、科学学、生命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复杂科学等学科理论来研究课程教学现象及其问题，不仅促进课程与教学论发展成为包括课程教学哲学、教学心理学、课程教学文化学、课程教学社会学、教学伦理学、教学语言学、教学人类学、教学生态学、课程教学论史、教学系统论、教学信息论、教学控制论等在内的庞大学科群，而且直接导致课程与教学论从学科体系、概念范畴、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到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革。

其次，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极大地深化了课程与教学论研究领域。在哲学方面，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从传统的课程教学目的论、课程教学认识论、教学实践论拓展到课程教学主体论、课程教学价值论、课程教学知识论、教学过程论和教学伦理学、教学美学，甚至一些研究者竭力提倡并主动引进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智能理论、过程哲学、复杂科学等学科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来重新构建课程与教学论。在心理学方面，从传统学习心理学发展到发展心理

学、认知心理学再到情感心理学、个性心理学，导致课程与教学论对儿童发展与课程教学、对非认知心理品质与课程教学的极大关注。在社会学方面，从传统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伦理社会学发展到知识社会学、行为社会学、交往社会学，从研究课程教学与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的关系到研究课程教学与知识、文化和人们交往行为的关系。

深化还表现在交叉与融合上。由于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就要求不同学科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进行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研究，当代学科发展往往是在不同学科的边缘和交叉点获得重大突破的。近些年来，无论世界还是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概不例外。课程与教学论的庞大学科群，既是学科分化综合的结果，也是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这是当代科学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反映和体现。

但是，理论基础的拓宽只应促进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地位的不断成熟和独立，绝不应造成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地位的动摇甚至丧失。这就是说，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的拓宽应当保持相对的边界，如果无限扩大以至混淆了课程与教学论与其他学科理论的界限则会出现“泛化”现象，那么就会因课程与教学论与其他学科界限的模糊及其理论基础的混乱而动摇甚至危及课程与教学论自身的学科地位，那就不是有益而是有害了。

近年，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或日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视角、理论依据、理论倾向，等等)无限扩大(我称之为“泛化”)的现象的确存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移植和引入了许多其他学科尤其新兴学科的理论观点、概念范畴和方法手段于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这虽然繁荣了课程与教学论，但却对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独立发展构成了威胁，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抹杀了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独特性，使课程与教学论及其研究者的学科认同意识日渐淡薄，本就不甚牢固的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地位日益受到动摇，出现了挑战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地位独立性的“非课程与教学论”现象。近年，各种“走向说”(譬如，“走向心理学”、“走向哲学”、“走向社会学”、“走向实践”、“走向叙事”、“走向生活”、“走向……”，等等)不绝于耳。由哪里“走向”哪里?答案不青而喻，无非是由课程与教学论“走向”其他“学”“论”“主义”!课程与教学论必然“走向”其他学科?课程与教学论需要“走向”其他学科?课程与教学论能否“走向”其他学科?其实恰恰相反，就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本体地位而言，且不说是不是必然、有没有必要、能不能够，需要的是引入其他学科借以拓宽和深化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而不是相反。有鉴于此，一些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指出，课程与教学论随着理论基础的“泛化”和混乱正日益迷失于其他学科之中，以致出现了课程与教学论“失语”“失范”现象，课程与教学论日益成为其他学科理论观点的注脚或成为其他学科的领地，从而发出了“拯救教学论”、“坚守教学论”、“捍卫教学论”的呼喊。

三、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拓宽中的几种倾向及其消除

课程与教学论及其研究应当夯实和拓宽理论基础毋庸置疑。但在理论基础拓宽过程中也的确存在如上所说的“非课程与教学论”现象。一些人(包括课程与教学论内部和外部)误以为课程与教学论只是教学经验汇编或教学实践指南之类而无多少理论可言，于是纷纷从其他学科寻找作为“理论学科”的课程与教学论的出路及其理论生长点以提升其理论层次，以致出现了“客串”、“偏离”、“拼盘”等几种倾向。不消除这些倾向，课程与教学论就不可能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本文认为，采用“渗透”的方法既可以拓宽和夯实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理论基础，也有助于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成熟和独立。

所谓“客串”，指那些原先并非从事某种学科研究的人利用自己所从事学科的理论或方法偶尔对那种学科进行研究或发表看法，并对那种学科产生一定影响的现象，又称为“客串效应”。教育科学研究中“客串”现象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首先，教育科学的综合性为“客串效应”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教育是一种复杂的综合的社会现象，既存在教育内部各因素的相互作用，也存在来自外部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就教育论教育的单一研究往往不能发现奥秘和规律，因此应当而且必须不断吸收各门学科的理论成果与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的复杂研究。其次，社会对教育日益强烈的需求是“客串”发生的直接动力。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日益强烈和多元，教育问题也日益受到各方有识之士的广为关注，于是一些自然科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采取了“客串”的方式，投身于教育的研究。第三，“客串”者具有一定的学科优势，为“客串”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客串”研究教育的人虽是“外行”，但却没有“科班”教育科学研究者的思维定势，而容易发现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独创性地提出自己的新颖见解。最后，教育科学发展过程中有“客串”的传统，一部教育科学发展史就是不断被“客串”的发展史。

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研究中的“客串”现象，即是指那些从其他学科来研究课程教学及其理论问题的现象。一些人认为，从课程与教学论本身已难以找到理论出路，只有从其他学科切入才能找到课程与教学论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一些人既非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工作者也不想真正深入教学论研究，而只是兴致所至，偶尔为之，蜻蜒点水，品头论足。“客串”现象的产生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一方面，教育科学的发展有“客串”的功劳，很多教育学科的分支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教育心理学等都是其他学科“客串”教育学科从而产生学科交叉和融合的结果。另一方面，教育科学的综合性为其发生提供了可能，社会对教育及其研究日益多样而强烈的需求是其发生的直接动力，“客串”者所具有的学科优势和开放视野为其产生奠定了基础，教育学科边界的薄弱和模糊也为其提供了可能。但是，这种“客串”式研究，咋看起来热闹，细看起来粗糙，宽泛而不具体，表层而不深沉，肤浅而不深刻。既不可能真正沉浸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情感体验中，也不可能深达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本体和终极。可以给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带来一些警醒和新鲜，却不会成为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主流，更不应取代课程与教学论本身的研究而出现危及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独立地位的“非课程与教学论”现象。

所谓“偏离”，指事物发展离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这些年来，这种现象在教育研究领域中屡见不鲜。有的研究者认为，为了提高教育研究的哲理性，只有将哲学命题拆迁并嫁接到教育研究领域进而演绎为相应的教育命题，而未能在“借鉴”的基础上真正切入教育生活以提出相应真知灼见，这种研究就难篼使教育研究沦为哲学的附庸，不仅哲学观点是抬人牙慧，而且对教育研究来说往往是舍本逐末，偏离了教育研究的基本方向。有的研究者将这种做法称之为“”和“移植”。并指出，这种做法把复杂的富有创造性的教育研究过程简单化了，它偏离了教育科研的真谛，不能发挥教育研究对教育教学实

践的指导和先导作用。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无论是从课程与教学论内部出发去寻找其他外在于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理论支撑，还是从课程与教学论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进入课程与教学论进行“客串”研究，都存在着停留于其他学科研究而尚未进入课程与教学论领域研究的现象。这种“偏离”研究隔岸观火、脱离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主战场，实质上是以其他学科研究去代替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研究的现象。早在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独立之初，王策三先生就提醒大家要防止课程与教学论与心理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研究相混淆、被代替的现象，批评课程与教学论与其他学科混淆，把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从属于心理学、生理学、哲学等学科，以心理学、生理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代替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做法，要求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恪守自己的本职，坚持自身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他指出：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正是而且也必须“通过克服对它的研究对象和仃务的种种歪曲、偏离现象而进行”。今天，他所批判的这些现象不仅没有消除而且似有扩大和愈演愈烈的趋势。

所谓“拼盘”，是指一系列物品的无序集合。这些年来，由于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教育学研究以及教育理论存在多种学科理论罗列的“拼盘”现象。各组成部分之间并没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很难成为一个具有逻辑力量的整体。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的“拼盘”现象，即是指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常常出现“某某学+课程教学问题+课程与教学论”式的现象。这种研究的理论依据是其他学科的，问题及其落脚点是课程教学(论)的，仿佛课程与教学论只是其他学科理论的应用及其注解，本身没有多少理论可言。课程与教学论最终沦落为其他学科理论的婢女。其套路一般是首先大量引述许多其他某某学、某某论、某某主义的概念、观点(原理)、主张，新名词、新概念大量堆砌，眩人耳目，眼花缭乱；然后轻描淡写、不着边际地提出几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最后从课程与教学论上草草地展开一段针对性不强、适用性不大、深刻性不够的空泛议论。整个文章虎头蛇尾，貌似具有宽宏深刻的理论性，其实是拉虎皮作大旗吓唬人。所谓理论部分其实是对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抄抄捡捡，拾人牙慧，陈词滥调；问题部分如水上绿萍，漂浮游荡，空洞浅薄；论述部分隔靴搔痒，不切实际，空洞无物。这种研究及其理论成果(“著作”、“论文”等)严格说来既缺乏其他学科理论的深刻性，也缺乏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理论研究的独特性，更缺乏学术论文的规范性，繁琐杂芜，粘贴拼凑，说不上是真正的严谨的课程与教学论的学术成果。这种研究及其成果无论对其他学科还是对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发展和课程与教学实践均无多大理论和实用价值。

所谓“渗透”，本意是指水分子经由高水分子区域(即低浓度溶液)渗入低水分子区域(即高浓度溶液)直到达到浓度平衡的现象。教育理论研究特别是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的“渗透”现象，即是指“某某学(论)×课程教学问题×课程与教学论”式的现象。这种研究运用某某学的原理、范畴、思维、方法于课程教学问题的论述分析中，其他学科理论服务并从属于课程与教学论。这种研究不仅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是将多学科的理论、范畴、思维、方法自然地而不是生搬硬套地、整合地而不是拼盘式地运用于课程教学问题分析及其理论阐述中，水融，浑然一体，俨然天成，表面上看不到某某“学”、“论”、“主义”的痕迹，细品起来弥漫理论思辨的色彩，充满深刻的学理，具有浓郁的学术味道。这种研究入木三分，探赜索隐，析理入微，统宗会元，直达本体，朴实深刻。在这种研究视野中，各种理论观点不是外在于课程与教学论，而是内在于其中。其他学科理论和课程与教学论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凝结成为研究者的一种学科素养和理沦品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人员不是以“客串”课程教学研究的其他学科研究者身份而是以课程与教学论专门研究者的身份存在。这种有助于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成熟和独立的研究及其趋向是值得广大课程与教学论工作者提倡和弘扬的。

综上所述，无论“客串”还是“偏离”，都是一种使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从属于其他学科研究的做法，都只是对课程与教学问题及其理论的外在现象的浅层的泛化研究，而不是对课程与教学问题及其理论的内在本质的深层的专门研究，这种“非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现象都会使本不甚成熟的课程与教学论学科遭受冷遇甚至使其成为其他学科的领地而导致学科独立地位丧失，都不利于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健康发展，其危害相当明显。课程与教学论应当以“课程与教学”为中心展开多学科研究，防止被其他学科内容过分挤占填塞而失去其本质特征和特殊领地；课程与教学论应当有自己的“论”，不反对多学科理论研究，但需严防“客串”、“代替”、“偏离”而使自家领地被他“论”侵蚀占领，以致本身地位“旁落”和功能“异化”。

当今时代，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发展处在传统与现代、学术与规范、理论与实践、本土与国际的多维交汇点上，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价值多元化、各种理论流派异彩纷呈、教育改革异常活跃的时代背景，必须以开放的思维和多元的视野，拓宽并夯实其理论基础，革新并转换其研究方法(广义的研究方法的革新包括研究范式的转换)，增强并提升其理论高度。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发展必然要引进、移植、借鉴其他学科最新研究成果，但这种引进、移植、借鉴、应当在坚持课程与教学论学科主体意识、强化其学科独立地位、提高其学科理论品质的前提下采取“渗透”即有机融合的方式进行，切忌“客串”、“偏离”、“拼盘”等做法。理论基础要拓宽，更要夯实。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罗祖兵，不确定性知识观及其教学意蕴[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1，(5)：69-72

[3]李本友，十年之思：课程改革的文化阻抗与调适[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1，(2)：44-47

地方课程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9-0006-02

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需要，河池学院以建设具有地方特色应用型大学为目标，以服务广西地方社会文化与经济建设为己任，努力提高办学教学质量，为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各种专业人才进行教育改革。围绕这一目标，各专业、各学科和各门课程都必须进行与此相适应的教学改革和探索。为此，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依据《河池学院发展定位规划（2013-2020年）》提出的“要发扬文科优势，根据不同的办学特色走不同的人才培养路子”的方针制定了“卓越写作人才培养方案”，并加以实施，而作为方案中汉语言文学专业主干课程之一的《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势在必行。面临转型的《文学理论》课程，如何从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出发，调整教学内容，创新课程设计，改进教学方法，这正是本论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基于卓越写作人才培养的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一、基于卓越写作人才培养的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实践的意义

河池学院是桂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唯一一所新建的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属于教学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的教学目标就是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是如何将知识转变成能力。基于此，我院卓越写作人才培养方案实施的《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实践，旨在探索适合研究对象并具有自己特色的应用型人才教学模式，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培养卓越写作人才，服务地方建设

本论文通过对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和实践，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卓越写作人才培养的方法和模式，在学好专业课的基础上学好文学课，力求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卓越写作人才，能够胜任党政机关、企事业等单位的写作、文秘、宣传、编辑、语言文学研究工作，能够胜任中等学校、职业技术学校语文教学及研究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服务地方。同时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文学类课程提供借鉴，从而在整体上改变传统的文学教育模式，增强毕业生的社会竞争力，促进学生就业。

2.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和基本素质，为培养学生职业技能服务

我院《文学理论》课程的开设以文学写作人才培养研究、桂西北作家群研究和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群研究为方向，以“文学创作人才培养基地”重点实验室建设为支撑，在教学科研中形成了以地方民族文化资源为学术切入点，深化教学改革，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积极探索出符合学院实际、具有学院特色的高素质人才培养途径和方法，并逐步推进卓越写作人才培养计划，邀请更多的知名作家担任指导老师，吸纳更多青年学生，培养更多写作人才。这对尽可能提高学生对行业和职业需求的适应能力，提高工作方面的文字能力培养也大有裨益。

3.摒弃“重教师而不重学生，重传授而不重探索”的传统教育理念，探索“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主体性教学模式

教师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价值观念。在卓越写作人才培养过程中，教师既要注意自身角色转变，也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主体型人格”的养成。为此，要求教师由原来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成组织者、指导者和促进者，教学方法由接受性学习方法过渡到“指导―探究性”学习方法为主，课堂也由传统的“教程”蜕变成现代的“学程”。通过文学理论课程的改革与实践训练，学生自主学习的巨大潜能得到开启，学生的文学阅读和写作能力会得以进一步提高，解决好这个问题，将对我们应用型的卓越写作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二、基于卓越写作人才培养的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实践的途径

文学与传媒学院写作人才培养在多年的办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在区内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以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为改革目标，以实施卓越写作人才培养方案为杠杆，在《文学理论》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全面更新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切实提高学生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的实际能力，以提高大学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与专业岗位胜任力。具体实施的途径如下：

1.制定正确的人才培养目标

基于卓越写作人才培养的《文学理论》课程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立足于提高办学教学质量，努力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最终实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具体改革目标是：（1）知识目标。通过研究与实践，探索能满足卓越写作人才培养需求的《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途径与方法，帮助学生系统掌握文学理论的基础理论知识，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及学术素养，促进学生运用文学理论知识来指导阅读实践、文学欣赏与评论实践、创作实践的自觉性和有效性。（2）能力目标。提高课程教学的效果与质量，按年度分批次地培养在写作方面有突出技能，具有健康、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能胜任各级党政部门的公文事务写作、各种传媒机构的新闻传播写作、各种文学体裁写作的人才，亦即拔尖创新人才，使学生毕业时写作能力明显超过同类型学校的本科文科毕业生。（3）情感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立足于塑造和完善学生的心理素质和人格精神。卓越写作人才培养教学除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更要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情操、思维与个性品质、审美修养和个人品位，以求达到深化思想和丰厚情感同步进行，进而使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稳步进行，最终实现写作能力与心灵成长同生共长，互助互进。

2.调整课程体系，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群建设

文学理论体系的传统模式追求“统一”，力求学生“齐步走”。虽然课程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着，但这种模式的惯性仍或多或少影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例如我院文学理论课程类课程只设专业基础课“文学理论”，专业选修课“美学”“民间文学概论”和公选课“中国文化概论”，这些课程都集中在一、二年级开设，由于没有相应的提高课程和延伸课程，考试结束后，学生基本把文学理论知识忘记了，举一反三更是无从谈起，直接影响例如中外文学史和文学写作等课程的学习。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缺乏独特的见解和应有的理论深度，导致人云亦云，论文的质量不高。针对卓越写作人才培养的目标，课程改革围绕文学基本理论、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等三个课程群方向，重新调整课程体系，在现有课程的基础上，增设“广西本土作家创作研究”“刘三姐文化事象研究”“刘三姐歌谣文化研究”“广西民间文学研究”“桂西北民族文化研究”等选公共选修课程。将课程结构从单一的专业基础课，变成涵盖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和全校人文素质课等相对完整的课程结构体系。

3.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建设开放性课堂

传统的课程教学一般局限于课堂、课本以及固有的教学方法，但随着文学理论教材内容的不断刷新，教学方法的改革也迫在眉睫。因此，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调动学生理论学习的自主性，这才是学好文学理论最根本的方法，这就意味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做到如下几点：（1）改革课堂教学方法。采用模拟式、情景式、辨析式、调研式教学，使教学更具针对性、直观性与实用性。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抓好第一堂课的第一个话题，运用“认知―同化”学习理论，把教材的优势和难点教给学生，引起强烈的思考，提高对文学写作艺术的认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自信心，激活写作的欲望与潜力；（2）注重启发式教学。教师把课堂讲授与学生自主学习结合起来，改变“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理论学习的自主性；精心设计文学课外活动（包括阅读训练、讲座及写作竞赛活动），拓展课程空间，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此外，教师在发挥“引导”主体作用的基础上使用“讨论教学模式”，鼓励全员参与课堂讨论，并通过师生互动打造平等对话的关系，促发学生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3）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丰富教学手段。多模态视角下的文学理论课程，教师可以利用文字模态、声音模态、视频模态等多模态形式进行教学，把单一的课堂变成形式新颖、层次分明的多元信息台；依托学校网站建立相关课程的网络讨论区，设立课外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专题学习网，实现课程教师与学生的网络互动，由此不仅可以节约时间，加大课堂信息量，还有助于调动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4.多元评价机制的建立

科学合理的多元评价机制不仅对课堂教学起着直接的导向作用，激励教师积极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而且可以弥补传统评价的不足。如果要克服课程目标实现过程中出现的弊端，适应教学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评价方式，设定相应的评价指标，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具体包括：一是评价内容多元化。多元化的文学理论课程考核评价内容包括知识的建构能力、阅读能力、作品的欣赏能力、写作能力、团队合作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自我评价能力和语言知识、传统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等方面，它不仅考核学生知识的积累，更加关注的是学生应用能力的评估；二是评价方式、方法多元化。将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相结合，力争教学与评价融为一体。例如：利用试题库进行闭卷考试是必要的检测手段，但在整个评价分值中，应减少考察学生基础知识接受情况的填空题、选择题的比重，尽可能地增加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的论述题、分析题、一题多解的题等综合能力的测试；此外，灵活采取开卷、口试、小论文等形式相结合的考试方法，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来答题，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评价主体多元化。与以往任课教师或同行教师作为评价主体、学生作为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的评价对象不同，在多元化的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评价体系中，评价主体由任课教师、相关教师群体、学生本人、学生团队、社会团体、汉语水平测试机构、汉语能力认证机构等组成。在多元化评价体系中，学生主动、积极的参与有利于教师和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促使自己反思和诊断教学和学习活动，从而在教学和学习中自我调控、自我修正最终实现自我完善，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参考文献：

地方课程论文篇7

将多门课程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协同建设，在文艺学领域里，始于1980年代初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教授领衔的文艺学系列课程的教学改革。该系列课程由“文学文本解读”、“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原理”三门课程构成，它们“分别承担提高学生文学鉴赏能力、传授文学基础理论知识和培养学生批评实践能力的任务”。该系列课程已于2003年立项为国家首批精品课程。在系列课程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随着课程理论本身的发展，教育理论界将这种关联紧密、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的多门课程协同建设的实践称之为课程群建设。本文论及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主要是指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层次人才培养方案中由文艺学学科开出的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为两翼，以“文学批评”为落脚点的课程性质相同、功能相异、服务同一教学对象、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多门课程的整体建设。近年来，以课程群的思路来建设文艺学学科开设的多门课程的做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与教育管理部门的认可与赞同，不同高校的文艺学课程群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国家、省、校三级教育管理部门的立项资助。通过几年来的立项资助，文艺学课程群建设成绩斐然，引起了教育界的瞩目，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以下几个问题是当前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尚未得到应有重视，而又必须重点关注和处理好的。 一、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与教师培养的问题 通观国内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践，近年来文艺学教学界的主要兴奋点和着力点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1）是各门课程教学内容的调整与改造，（2）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3）课程教学手段的探索与变革，（4）课程群建设成果的固化与教材建设。以上几个方面确实是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重中之重，应该加强。但在近年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我们太过集中于课程群的内涵建设，导致只见独立于教学活动主体之外的课程内容、方法、手段与教材的建设，而忽略或者遗忘了教学活动中的组织者、引导者——教师这一重要的“人”的因素的建设，以致在课程群建设中，只见“物”而不见“人”，这就是说，只见课程内容与教学条件的建设，而不见教学活动主体的建设。 在我们看来，教师在课程群建设中至关重要。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充当了课程内容的理解者、阐释者、建构者与传播者，学生则是课程教学活动的参与者、体验者、评价者和接受者。因此，在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中，我们理应重视教学主体之一教师的培养，强化“人”的建设。如果没有合格教师的培养与建设，没有教师正确的理解和有效的阐释，再好的课程内容，再完善的知识体系，再优秀的课程教材，对于学生来说，也可能是一种“低效”或者“无效”的课程资源。这将不利于学生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学习使自己的知识储备、思维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实际的提高。如此一来，最终将导致人才培养目标的落空。 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如何实现对教师的培养？在以往的理解中，教师的培养我们主要着眼于教师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术能力的训练。但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视野中，我们强调对教师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的培养。那么，究竟如何有效地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在我们看来，在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中，必须首当其冲地培养教师形状一个完善的文艺学知识结构，使教师对教学中的各种问题有一个立体、多维的知识视野，能够从课程群的其他课程中驾驭和把握该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应该改变一个教师终身只教一门课程的做法，让参与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所有教师，轮番从事“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这一组课程的教学。通过课程群教学的实践，从教学制度安排的层面迫使教师必须从单门课程的局限中走出来，打破此前课程与课程之间森严的壁垒，树立教师以课程群为基点的整体课程观，在教学实践中使教师的知识构成日趋完善，知识视野慢慢得到拓展，自身的能力逐步得到提高。 此外，在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中，由于整个文艺学课程群的任课教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教学团队，加之在制度安排层面上要求人人都得从事课程群中所有课程的教学，因此对于如何理解教材、如何阐释教材、如何拓展教材，如何选择有效的方式进行传达，课程群的所有任课教师都会有经验性的体会这样就能够进行实际性的“交流”和“切磋”，能够针对同一教学对象在教学活动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有教学经验为依托而不是停留于理论层面的建设性意见，从而使参与课程群建设的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能得到实际性的提高。通过课程群建设培养教师，在具体形式方面主要有老教师的“传、帮、带”、课程群的专题教学研讨会，以及将需要培养的教师送往国内高水平大学里进行相应课程的专门进修和访问等。总之，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我们不应忽视对教师的建设，要充分认识到教师建设的重要性，更要挖掘文艺学课程群建设对于教师尤其是新教师培养的巨大空间和潜力。 二、文艺学课程群诸课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课程群，根据教育理论界的共识，从数量上说一般由三门以上相互关联的课程组成，而且具有如下一些特征：“第一，课程群中必须以某门课程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开设出若干门子课程；第二，课程群中的所有课程是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密切联系的课程；第三，课程群应从属于某个学科，相互之间有着合理分工的系统化的有机整体。”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践中，国内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各个具体的建设单位将文艺学的若干门课程在申请立项建设时作为一个课程群来对待，但在具体的建设实践中，往往并没有将这些课程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在文艺学课程群名义下的“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与“文学批评”各自为政，课程内容在建设的过程中，相互交叉、重叠、条块化分割、对话性欠缺的现象依然非常严重。由于课程群中各门课程之间的课程使命、目标、功能与任务没有很好地协调与理清，在文艺学课程群的教学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发挥课程群教学的整体优势和集团效应。因此，在进行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过程中弄清各门课程在整个课程群建设中的地位与关系尤为重要。只有理清了这种关系，各门课程就能各司其职，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最大可能地发挥出应有的课程群效应。#p#分页标题#e# 理清文艺学课程群中诸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看来，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从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方案中文艺学课程群各门课程在整个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地位来讨论。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及简介》（1998年版）和国内众多主流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可以发现，文艺学课程群中的“文学概论”一般被设定为专业基础课，“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被设定为专业主干课，“文学批评”则被设定为专业拓展课。由此看来，在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方案中，文艺学课程群中的“文学概论”是为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各门专业课程奠定必要基础、掌握专业知识技能必修的重要课程。通过“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学生获得的各种知识、素质与能力是进一步学好“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与“文学批评”的基础与前提。因此，“文学概论”是课程群建设的重中之重，处于课程群中的核心地位，而“中国文论”、“西方文论”课程则构成了文艺学课程群的两翼，是从历史的角度和广大的文艺实践的基础上对“文学概论”内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内容的强化和印证。“文学批评”作为专业拓展课，是学生在掌握文学概论、文论史的基本知识的前提下，对学生运用文艺学相关知识分析文艺现象与文本提出的要求，是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落脚点，是对学生素质能力进一步拓展与提升的课程。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理清诸门课程之间关系的另一个视角，则是从文艺学课程群中各门课程的性质的差异来分析。根据文艺学界的共识，由于研究任务、目标、内容、方法和使命的差异，文艺学一般分成五个学科分支，即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在教学领域中，文学史在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方案中具体化为“西方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三门课程，它们均独立于文艺学课程群而专门开设。因此，在课程群建设中，文艺学课程群的内涵较学科意义上的文艺学学科群要小得多，主要包含以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为课程内涵的“文学概论”、以中国文学理论史与文学批评史为基本内涵的“中国文论”、以西方文学理论史与西方文学批评史为基本内涵的“西方文论”、而“文学批评”则更为强调的是各种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在解读、理解文本时的运用，强调理论的应用性和操作性。具体而言，“文学概论”这门课程主要以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哪些、文学从哪里来、文学有何作用、如何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等有关文学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等“元”命题来建构课程的内涵，它是文艺学课程群中“论”的部分。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文艺学的基本理论术语，在面对文学问题时，能够用专业术语对其进行解答。“中国文论”、“西方文论”这两门专业主干课则是以中西文艺实践的历史作为依托，描述中国和西方文学理论问题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每一个独特的理论问题与理论术语是怎么从这种独特的文化语境与艺术实践中生发出来的，遵循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哲学方法论，描述它们的变化、发展与演进，给学生提供“文学概论”课程中有关文学的基本问题要如此解答的历史支撑。这两门课程是属于理论“史”的范畴。“文学批评”则是强调课程的实践维度和操作程式，主要是在上述三门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学会使用文艺学的基本批评理论与批评方法去阐释和解读各种文学文本，使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阐释有一定的方法论自觉，超越未接受文艺学训练的印象式阅读和理解，使学生在阐释文艺现象时具有文艺学的专业特征。文艺学课程群建设需要一种整体思维与全局视野。 根据这些分支课程的功能和性质，我们在对文艺学的诸门课程作为课程群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理清各门课程之间那些交叉、重叠的内涵，摆正各门课程的位置，理顺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关系。有时，有些内容即便在课程群的几门课程都要讲解，但讲解的侧重点与方式是肯定要有所区别的。譬如都要讨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概论”课程中，主要是阐述文学批评的性质、特征、类型与方法，但在“文学批评”这门课程中，则主要强调各种具体文学批评方法的运用和操作。总之，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我们要建立一个系统的课程教学目标，那就是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教学，要使学生初步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知识构架，让他们分析文艺学问题时，既要有一个“史”的知识视野和理论谱系，也要有“论”的内在周延性和学理性，从而整体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文艺学前沿研究成果向课程资源转化的问题 从建设的维度来审视文艺学课程群，就意味着文艺学课程群下的各门课程是未定型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和最终固化的，这表现为：（1）“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等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将随着文艺学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的推出而进行调整；（2）文艺学课程群下包含的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这四门课程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也有可能随着本学科研究成果的迅猛发展而产生新的课程，从而使文艺学课程群包含的课程愈来愈丰富。历史地看，科研成果向课程的教学资源转化有一定的时间差。但在当前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文艺学前沿研究成果向课程教学资源的转化太过缓慢，教学领域的知识、观念和思维更新远远落后于本学科的相关研究。 从当前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际来看，“文学概论”课程基本上沿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童庆炳教授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里所使用的编写体例、知识体系与基本观念，近十年来关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并未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譬如此前由本质主义所建构的文艺学知识构架在经过十年来的争鸣与讨论，很多观点和问题都明显呈现出内在的矛盾性和不周密性，但教学界并没有及时地来清理这些问题。“中国文论”还基本上停留在郭绍虞、王运熙、顾易生、张少康等学者的研究视域中，当代海外华裔学者和国内学者对中国文论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贡献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吸收。“西方文论”的课程建设基本上以朱光潜的《西方美学》为底本，吸收了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和马新国主编的《西方文论》的内容而形成。西方文论20世纪以来本身的发展与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没有及时转化为课程建设的资源。总之，目前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从整体上来看，面对最新的研究成果显得较为保守和滞后，科研成果转化成课程建设资源的动力明显不足。#p#分页标题#e# 在我们看来，文艺学课程群建设应该坚持与时俱进的品格和立场，敞开胸怀吸纳学科研究的前沿成果，从而使文艺学课程群的教学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现实关怀。文艺学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课程教学资源，从现实操作层面上看，可以有以下三种路径： （1）根据学界研究成果提供的新材料、新观点与新结论，更新或者补充文艺学课程群相关问题的阐释和解答，“从教学角度来看，这些科研成果进一步证实了相关课程教学内容的有效性”，增强了文艺学课程群中基本问题理解的多元性与对话性。 （2）根据文艺学本身的发展，增加相关课程的教学内涵，使课程的教学内涵变得更为丰富和完善。譬如在教授文学批评方法的时候，晚近兴起的性别批评方法、文化研究方法这些尚未进入课程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课程内容的开放，及时将这些研究成果吸收进来，从而使课程教学的内容与学科发展的水平的距离尽可能地缩短。 （3）将本学科发展的大量最新前沿研究成果集中向文艺学课程群的课程资源转化，开发出新的课程，从而使本课程群中相互关联的课程更为丰富和多样。这种以新课程的形式来实现科研资源向课程资源的转化一方面可以以专题的形式来开发。如结合当前的研究热点，我们可以开发出“视觉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媒介变革与文艺发展”等课程，也可以以综合的形式来开发，诸如增加“文艺学前沿问题研究”这类新课程等。只有这样，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才能够扎根于当下的学术语境和生活情境，才能够得到较为丰富的学术滋养而永葆生机，才不会沦为离我们现实生活十分遥远的高头讲章。 总之，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制度变革、学术研究的现状紧密相连。除了上述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需要亟待厘清和解决外，还有一些问题也较为重要，诸如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专享与共享问题、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目标与实效问题也值得展开认真的研究与仔细的讨论，限于篇幅，我们将另文专门讨论。

地方课程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C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8(b)-0042-02

人文地理学作为高等院校地理科学及其相关专业的主干课程设置已有20多年,与许多人文学科一样具有培养素质与能力的功能与责任。在人文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素质和能力问题一直在讨论[1-7]。笔者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

1 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改革中的矛盾及其协调

很多学者赞成将实践课、讨论课作为人文地理课堂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向,以改变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即在教学计划内开展课堂讨论,在教学计划外设置社会调查与考察等实践活动,这对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却存在几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一,总课时的限制问题。虽然完成一项社会调查或者实践,学生会有很多的收获,但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不是教学计划安排的时间能承受了的。教师在其中的工作量也远远超过课堂讲授。第二,课堂讨论也是很费时间的,同样教学内容耗费的课时至少是课堂讲授的三倍。特别是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主观上将学生的个性理想化,认为每一个学生都会认真准备,积极参与讨论。其实不然,能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参与讨论就很不错了。即便是每一个同学都能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时间的限制也不可能都给每个同学演讲的机会。这就是说讨论课所收到的教学效果对不同学生来说差异很大。第三,地理专业的考察与野外实习多,这是必然的。如果专门针对人文地理学课程在教学计划之外增加社会实践与考察无疑有一定难度。而目前专门将人文地理野调查与实践列入教学计划的院校还非常少见。此外,培养费用也会随实践活动的增加而提高。诸多原因,实践课、考察课、讨论课多是纸上谈兵,良好的愿望难以实现。

目前,培养学生专业素质的途径很多,本文试图在原有实践与讨论课的基础上,探讨网络教育的功能,拓宽大学生人文素质和专业素质的培养途径。

近年来网络博客(Blog或Weblog)飞快发展,无论在信息量、出版速度、自由空间等方面都是其他出版方式无法相比的。它能发挥个人无限的表达力,可以以文会友,结识和汇聚朋友,进行深度交流与沟通。

与传统课堂讨论形式相比,网络讨论具有以下优势:第一,网络资源与当前的教材、教参相比,内容要丰富得多;各高校在建设精品课程时都有网站建设方面的要求,可以下载更新、更前沿的资料;很多网络论坛都有人文地理学科的文章,有的还是重要的研究报道或成果,获取信息量很大;第二,网络提供的资料新,学术水平也很高。虽然网络信息的真实性、科学性受到怀疑,相信当代大学生还是有这个辨别真伪的能力。教师给予适当指导,提供国内主流网址,如表1所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国内外很多知名学者,甚至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也在网络设置专栏或个人主页,这是非常难得的学习资源。其学术层次远远高于班级内部的讨论。第三,网络讨论的开放性远比课堂讨论高,不受专业、地域、时间、对象限制。第四,网络讨论没有学术、行政等权威约束,是真正的畅所欲言,自由度非常高。第五,网络讨论是书面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也同时培养了写作能力,表达与辨论能力。

2 素质与能力培养对地理科学专业课程设置的要求

人文地理学课程的社会实践、课堂讨论、决策能力培养等都存在一个总教学课时的限制问题。调查部分高校地理科学专业的课程结构,见表2。

注:全部课程学时及学分中不含社会实践、实习、军训等,自然地理学包括气象气候、地貌、水文、植被、土壤以及综合自然地理等,根据各校设置特点略有适当调整。区域地理包括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

从表2可以看出,人文地理学课程的学时和学分与经济地理相当,比自然地理少得多。多数高校人文地理学按周3开课,总学时在50学时左右,只有西北师大稍高一些,总学时、学分占全部学时、学分的2％左右,而且少有单独设置分支学科作为必修课。自然地理课程设置比较系统,一般分为地貌学、植物地理学、气象气候学、土壤地理学、水文学等,有的学校还设置了自然地理学导论,总学时占全部学时的9％左右,总学分占全部学分的7～16％,各高校差距很大。由此可见,人文地理学虽然作为主干课程或者称为核心课程,还存在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这种课程结构一方面不利于人文地理学开设社会实践课程,课堂讨论等开放始的教学方式也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也与人文地理学实现人文素质教功能不相匹配。一些学校将社会调查与实践课程安排在假期,或者在课余时间解决只是权宜之计。实际上课余时间也是有限的。

高校人文地理课程设置充分反映我国地理学科重自然地理,轻视人文地理。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一方面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接受原苏联的地理学科建设模式,将地理学划为自然科学,课堂教学中重自然而轻人文;另一方面,自然地理在我国经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学科建设比较成熟,自然地理各分支学科的研究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而人文地理课程的设置从上世纪80年代才得到重视,学科建起步晚,其分支学科的发展尚不完善。 对此,很多学者曾提出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应改变这种不利于学科发展的局面,地理学应该以人文学科为主。

近年来,经过许多学者不懈努力,人文地理学的许多分支已逐步成型,如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宗教地理学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学的地位和发展水平要高于自然地理学科。行为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民俗地理学等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应用型成果。这些为高师地理科学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起了促进作用。

面对人文地理学课程所承担的培养专业素质和文化素质的双重任务,一些学者对高师地理科学专业课程设置提出了改革建议。刘继生等提出,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方而的课程,除作为专业主干(核心)课程开设的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外,还应在专业选修课或专业系列课中开设15学分至20学分的人文地理课程。每门课程的学分为2学分至3学分。所开设的课程应根据各学校地理科学专业的办学特色、社会需求和师资队伍状况形成一定的专业方向[8]。

3 完善高校地理科学专业课程结构体系的构想

考虑人文地理学科的发展、专业素质培养和人文素质培养的需要,以及建设合理的地理科学体系,本文提出完善高校地理科学专业课程结构体系的构想,如表3所示。

与传统课程设置相比较,表3设置方案作了三个方面的改革。第一,全面提高了人文地理系列课程在全部课程中的比重,其目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加强人文学地理学科建设;二是加强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这一变化使地理学科的人文特征更加明显。第二,加强了实践环节,本专业的野外考察和社会实践共6周,对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专业素质是有利的。第三,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处于并驾齐驱态势,改变了自然地理学一枝独秀的格局,为构建合理的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

调整后,自然地理板块的课程对应的学分仍比人文地理板块高得多,一方面在于学科发展水平的差异,自然地理各分支学科已经比较成熟了;另一方面,这里将地质学基础也纳入自然地理系列。特色课程是各高校根椐本地学科发展特点设置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一般作为选修课程,如安庆师院和徐州师大设置了环境规划、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烟台师院设置了海洋地理、灾害地理等。人文地理系列课程中,人文地理学导论与其分支学科分别设置,与之配套的人文地理学教材将面临进一步改革。旅游地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学等课程在我国发展很快,在人文地理各分支学科中已具有明显的优势,与自然地理各分支学科相比其应用价值也非常明显,作为必修课程设置的条件已成熟了。

建议将人文地理学导论纳入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系列,作为理科专业选修课程。

参考文献

[1] 李同升.基于能力和素质的考试改革探讨,西北大学教学研究文集,2004:98.

[2] 张晓平,李永文.21世纪人文地理学科发展与建设方向初探.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1,10(2):49.

[3] 傅丽华,论高师人文地理课程教学与“研究实践型”教师的培养.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20(2):123.

[4] 杨载田,邱国锋.高师人文地理课程考试改革探索.嘉应学院学报(自然科学),2005,23(6):41.

[5] 张铁牛.论教学技能的形成与发展。许昌学院学报,2003,22(5):131.

地方课程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5843(2012)03--0001一06

[作者简介]魏昌廷，何敏，兰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甘肃兰州　730000)

自1918年博比特(Bobbit)《课程》一书出版以来，课程论的研究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课程研究从萌芽状态逐步走向成熟，研究范式与研究取向也发生了变化，课程领域内因研究范式的不同形成了多个学科共同体，多种声音、多种思想在这里汇聚交锋，课程理论流派异彩纷呈，带来了课程研究领域的空前繁荣，为课程论学科走向完善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但“课程领域还很年轻，有些不稳定，具有开放性……课程领域的转变可能会再次发生”。当前课程研究的取向并不能决定或预测未来课程研究的方向，回顾课程研究的历史、分析当前课程研究的多元取向也许会为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

一、课程研究的发展阶段

课程与学校并非同期产生，学校产生初期的教学内容因受文化典籍和人类经验的影响，还不能称之为课程。但课程思想早已有之，甚至可以追溯至柏拉图时代与孔子时代，东西方的两位先哲都曾在其著作中关注过课程。但作为一个对课程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领域，其历史并不悠久。课程“有着悠久的过去，却只有短暂的历史”。而我国课程研究的历史缺乏连贯性和持续性，课程研究的范式至今未形成，课程论学科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相对较弱。因此，对课程研究历史阶段的划分不涉及国内课程研究的历史。

以学科事件作为划分课程研究的发展阶段已经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可，持此观点的学者将课程研究的发展阶段划分为逐步兴起(1890　1918年)、独立进行(1918—1949年)、形成范式(1949　1969年)、范式转型(1970年一迄今)四个阶段。当代西方颇负盛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知识信息的积累是科学发展的前提，而托马斯·库恩却对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史观产生了质疑，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是新旧研究范式不断更替的过程，并将范式解释为“公认的科学成就，在某一段期间内，它们对于科学家社群而言，是研究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与解答的范例”。科学的发展遵循着“原始科学”(范式尚未确立)一“常规科学”(确立了占统治地位的范式)一“革命科学”(重新确立了新的占统治地位的范式)这样的路线前进。以库恩范式转型的科学史观为视角，笔者将课程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时期(1918—1949年)

之前的课程研究还未出现独立的、完整的课程理论，课程研究的问题集中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分科课程、活动课程以及课程与心理学的关联等问题上，关于课程的知识也散见于教育学或心理学著作当中。直至1918年美国课程理论专家博比特的著作《课程》出版，课程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才至此诞生，此书被认为是第一本专门讨论课程的书。其后，30至40年代期间泰勒原理的问世和成熟，特别是1949年被认为是“课程编制的圣经”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的出版，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已经形成。这一时期的课程研究主要是探索课程开发的原则和技术，课程研究集中在课程目标制定、课程编制的方法原则上，科学主义的研究思路从博比特那里开始，一直延续到查特斯，并在拉尔夫·泰勒那里发展到了顶峰。泰勒原理“表现了有关美国文化的基本假设”，是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于课程研究的最佳范例。这一时期的课程研究很少研究课程的理论建设问题，课程研究的范式虽然还未形成，但课程研究的实践取向却无形中被课程研究者广泛接纳并运用，被看作是课程研究的“原始科学”时期。

(二)课程开发范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1949—1969年)

从1949年拉尔夫·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的问世到1 969年施瓦布《实践：课程的语言》的出版，这时期课程研究的内容逐步丰富，呈现出不同的研究旨趣。课程研究建立在理性科学的基础上，研究遵循了科学主义的取向，这与美国社会的实用主义思潮和功利主义思想影响密切相关。课程研究倾向于理性认知和量化分析为主，课程理论是可以被实践所测量和验证的，课程开发范式占统治地位。“课程开发范式强调技术，倾向’技术一控制的运行模式，关注的是课程开发的技术问题，通过严格控制课程过程中各个要素来实施课程，视课程为一个线性的、封闭的、稳定的、工艺学的操作流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之前为主角的以追求科学化内容为主的课程研究销声匿迹，而是转为课程研究的暗流，实践取向的课程研究成为主流。这个阶段既是课程开发范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又是向课程理解范式的过渡时期。课程开发范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被看作是课程研究的“常规科学”时期。

(三)课程理解范式的形成到统治时期(1970年　迄今)

现代课程理论之父泰勒因建立了课程编制的目标模式，将评价引入课程编制过程而被学者大加赞誉，同时也因为课程编制的目标模式而饱受批评。施瓦布把泰勒原理遭受批判、结构主义课程改革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过去的课程研究是理论的，不切合课程实际的。因此，施瓦布宣称“课程领域已到了穷途末路之时……课程领域复兴的希望在于，把主要精力从用于追求理论，转向另一种运作方式，即：实践一准实践一折中的方式”。如果课程研究不沿着实践道路前行的话，课程领域就岌岌可危了。但现实的情况却是：课程研究不仅没有进入死胡同，反倒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因此，派纳(William F.Pinar)称“那是一个课程开发的时代。课程开发：生于1918年，卒于1969年”。并以1970年作为分界线，把1970年以前美国课程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范式称为课程开发范式，“泰勒原理”为其主要代表；把1970年以后课程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范式称为课程理解范式，派纳、阿普尔为其主要代表。课程研究由课程开发范式逐步转向了课程理解范式，课程理解范式在课程领域开始占统治地位，课程研究进入“革命科学”时期。课程研究从探索普适性的课程理论转向寻求情景化的教育意义，课程被视为理解的产物。如果说在此之前的课程研究是在孤独中前行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课程研究就是集体的狂欢。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为课程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课程被理解为多元文本，不同学派或领域的课程研究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辛勤耕耘，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二、课程研究的多元取向

研究取向是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基本主题之一，它决定着该领域研究进行的方向乃至具体研究主题和方法的选择。当代的课程研究取向逐渐走向多元化，研究领域的主题越来越宽泛，视角与方法越来越新颖。

(一)本质取向

课程研究领域的学者因对课程本质认识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研究取向，即课程研究是理论性研究抑或实践性研究，还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1)持课程研究应为理论性研究的学者认为，课程研究不应该局限于经验性研究和描述性范围，课程理论研究是课程研究的基石。研究的问题集中在课程理论的元研究、课程的本质与终极目标上。(2)持课程研究应为实践性研究的学者主张，课程研究要具有实践性和技术性特点。“施瓦布就曾经指出：课程领域已变得奄奄一息。依靠现行的方法和原理不可能使这项工作得以继续并对教育的进展做出重要贡献……课程领域由于对理论的根深蒂固的，不加检验地和想当然地依赖而达到了令人失望的境地”。实践性研究强调操作性较强的要求、步骤、原则、方法、技术等，并对其做出明确的解释和规定。但课程论是关乎人的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可以被检验的特性，难以客观地用实验的方法或借助实验仪器进行验证，实践技术取向的课程研究也因此饱受诟病。(3)而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观点的课程研究者认为，课程研究既要关注课程的实践，又要重视课程理论的探讨。课程理论最先发端于课程实践，在课程实践中所积累的课程经验经过时间的验证和研究者系统化的凝练，就可以成为课程理论。偏执一端的课程研究必将为历史所遗弃，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课程研究才是课程研究者的生存之道，也是课程论学科得以存在的合理性依据。

(二)学科取向

学科取向是科学研究在某一历史时期在主题、视角、方法上的研究倾向，是科学研究现状最直接的反映。课程论学科的独立既源于课程理论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建立学科体系的基础和条件，又源于美国20世纪20年代以追求科学和效率为主的课程改革运动。时至今日，课程研究的学科取向已经从科学管理学的一元取向转向多学科的多元取向，多学科视角与方法的介入为课程研究带来新的给养，活跃了课程理论长期死寂的研究局面，使课程理论研究再现繁荣。

1.课程研究的解释学取向。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学科母体，从学科母体中寻找养分以滋养分化学科就成为社会科学寻找其存在的合法性的依据。课程从产生之日起就和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哲学为取向的课程研究也就成为必然。课程理论研究的成果也随着哲学流派的演变分化而得以产生，然后在以哲学为取向的研究者的推动下扎根现实。课程研究的哲学取向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了多个分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以解释学为取向的课程研究。解释学又称诠释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分支，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强调尽可能地还原文本信息与作者意图。伽达默尔曾强调解释学的科学方法与模式，追求研究者与作者之间对话的共同基础，“视域融合”是交互主体理解的基础。解释学取向的课程研究对传统课程理论模式所依赖的基础假设进行了全面批判，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课程研究范式。解释学反对工具理性，倡导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反对主客体的二元分离，倡导认识方或多方互为主体。打破了课程研究单向度的技术取向，使课程研究的关注点从客观知识转移到教育中的人。但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解释者与被解释者因知识结构和对事物本体认识的不同，解释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正解与误解，而误解的出现总是难以避免和操控的。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德里达秉承了伽达默尔解释学的观点，认为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总是未完成的、不确定的。发生理解的地方就是发生语言活动的地方，而语言是理解的障碍还是理解的桥梁呢?笔者把以解释学为取向的课程研充所巡遇的这种无奈与无尽头的理解称为解释学的“贫困”。

2.课程研究的文化学取向。20世纪70年代以文化学为取向的课程研究开始被一些课程研究者所运用。英国课程论学者丹尼斯·劳顿(DenisLawton)被认为是现代西方文化课程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劳顿1983年在《课程研究与教育规划》一书中提出了文化分析的理论，并在其后(1989)的《教育、文化与国家课程》著作中完善了这一理论，探索性地运用分类法和解释法研究课程。课程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在课程领域突出地体现为由“强调课程的客观性到强调课程的意义性，由追求课程的科学性到追求课程的文化性”。从斯宾寒的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到阿普尔的关乎统治集团利益的课程最有价值，课程研究范式从技术取向转到了政治取向，以阿普尔的《意识形态与课程》、《官方知识》、《国家与知识政治》著作的出版为标志，课程研究的重心由技术层面和操作层面转向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层面，课程问题不再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权力与控制的问题。以文化学为取向的课程研究者强调问题意识与背景依赖，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以文化为窗口去解读社会与课程，呼吁主体参与课程研究。课程研究的文化学取向无疑为课程理论扎根现实、课程改革的推进注入了新的活力。因为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学校课程都是在本国课程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国外课程文化营养而形成的，课程永远都是一国文化的载体识是从社会文化中经过筛选、组织的材料，课程内容从开始便印上了深刻的社会历史痕迹，社会学的视角成为人们理解课程的主要路径。课程研究的社会学取向主要以处于社会系统中的课程、处于学校师生互动系统中的课程、课程改革的社会学模式为研究对象，逐渐形成了课程研究的社会事实范式与社会释义范式。社会事实范式将学校课程视为一种特定的社会事实，关注其结构与功能，以伯恩斯坦、马斯格雷夫为主要代表人物；社会释义范式主要研究社会和置身于教育的人对知识与课程的解释、教育知识在课堂互动情景中的社会意义以及师生在教育情景中的行为及互动等，以杨(M.F.D.Young)、艾格莱斯顿、凯迪为代表人物。“总之，从社会学视域去审视知识与课程问题，为我们深入分析课程在实现社会控制中的功能与价值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支持”。

4.美学取向。课程研究的美学取向发生在课程研究由课程开发范式转向课程理解范式、概念重建主义运动兴起之日，以美学为取向的课程研究是对课程重新解构的方式。“课程研究的美学转向就是借助美学理论的价值论与方法论，从美感体验、美感认知、艺术鉴赏等角度，对课程进行重新的解读与意义描述”。在美学取向的课程研究下，“课程成了生命美感体验的过程，同时更是一种诗化的智慧”，完全脱离了课程研究的实践一技术取向，将课程研究者的关注点引入到课程中的人。美学取向的语言代替泰勒学说的语言有其必然性，泰勒学说过度追求课程开发的技术与效率，遮蔽了课程中的人和生命美感的体验，给了美学取向的语言以“可趁之机”，为美学取向的课程研究者留下了把柄。“课程探究的美学转向是课程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基于对课程领域长期形成的倾向于以理性认知和量化分析为主的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批判”。以美学取向的课程研究为课程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价值，为探寻课程的本质和意义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三、课程研究的反思

(一)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课程问题为研究导向

课程研究的范式从课程开发转向课程理解之后，研究领域大大地拓宽了，各种课程话语都在积极维护着自己的领地与边界。如果我们考察学校课程中的问题，然后反观当前课程研究的各种理论，就会发现课程理论如空中楼阁根基不稳，与学校课程中的问题相距是那么的遥远。因此，课程研究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统一关系，偏执一端的课程研究都有其局限性，基于实践的课程研究局限于对课程现象的直观映照，缺乏对作为整体课程现象的完整把握，不免导致认识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基于理论的课程研究缺少对课程现象与课程实践的关照，最终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理论大杂烩，一味地追求理论，使理论呈现虚无主义色彩。课程研究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是课程研究的主线索。课程理论和课程实践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在课程研究中，理论和实践呈现出一种双向建构的态势。为此，研究者“必须离开沙漠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和高山这个空气稀薄的地方，去寻找理想中的土地。在那个河谷中的土地上，一群团结的开拓者居住在那。这片土地既不属于任何一个理论家，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实践者。如果说要它属于谁的话，那么它属于所有的人。只有经过我们集体的共同努力，才能使这片土地开花、结果”。

课程研究必须关注学校课程中出现的多种问题，理论研究必须是基于问题而展开的，当前课程领域可能有很多的论著成果，可能有着过剩的言语和无尽的内容，但未必解答了很多当下的课程问题，未必提供了很多现世的智慧，未必满足了社会的需要，课程领域繁荣的背后掩盖的是课程话语分裂与研究混乱的现实。离开问题的理论，注定缺乏关照现实的力量，最终只会窒息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如果课程研究延续这种持续不断的概念化过程，将远远离开导致课程得以产生的环境，以致研究的结论同最初的难题似乎毫无关联。而“在科学共同体中，那些最有名望的思想家并不把研究工作与日常生活相割裂”。脱离问题的研究最终将被人们所遗弃，课程研究必须以问题为主线索，因为“‘问题’是理论的生命线，‘理论’是问题的栖息地。穿越问题的时空隧道，便是理论的开阔地。躲避‘问题’是理论窒息和僵化的根本原因，回归问题是重建理论生态的根本出路”。

课程研究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关注学校课程中的实践问题，就必须将普通教师列入到课程研究者的队伍之列，课程理论的产生源于课程问题解释的需要，“课程研究需要更多的人，这里不是指增加课程的理论研究者，而是指普通教师。因为重要的课程理论应该是由这些实际工作者来参与决定的，他们的呼声不容忽视”。必须让更多的人关注课程，推进课程研究的民主化。坚持课程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还应构建本土化的课程理论，理论的鲜活性与普适性离不开理论产生的土壤，研究者应以一种理性与自信的姿态来关怀本土，将扎根本土的意识参与到课程对话交流中去，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自主创造、生产和建构知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彰显课程理论的文化个性，使其有自己的根基，在自觉中生存”。

(二)跨学科研究是课程研究方法应然与实然的谋和

“多学科研究通常是由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针对同一问题进行的。他们并不追求彼此合作或形成共同的理论框架，只是在各自领域内进行探索”。而跨学科研究“首先是多学科的合作研究，这个研究一般以某类定向的问题作为对象，以两个以上学科门类的理论资源为依托开展解决同一问题的共同研究。其次是狭义的跨学科研究，也就是不仅有学科之间的合作和互补，而且发生了相互之间的融合与渗透，尤其是在方法层次上的互相借鉴和综合”。当前的课程研究还不能完全算是跨学科研究，处于多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过渡阶段，但更接近于跨学科研究。课程论学科有特定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有其特有的解释与测量的规则或规范，虽然课程论是关乎人的学科，但不影响我们将课程论学科理解为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两个阶段，从多学科研究过渡到跨学科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课程研究的方法极其丰富，社会科学所有的研究方法在课程领域都有其生存领地，不同领地之间的边界还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消除，研究方法也难以实现交叉综合。课程研究者必须继续维护和加强课程论学科相对于其他学科的独立性，打破学科观念和学科思维所导致的彼此隔阂，主动地进行跨学科交叉学习，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跨学科研究是课程研究方法应然与实然的谋和，是课程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多学科的介入不会使课程研究成为其他学科的殖民地，反而会为课程研究提供新的养料，研究者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吸取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养分，以使课程领域成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课程研究者如果一味地坚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阵地，必然使课程学科丧失其持久的生命力，使课程论学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彻底丧失，因为“人类行为领域中优秀的一般理论不管它怎样坚定地扎根于一门学科之中，但它必然是跨学科的理论”。

(三)课程理论是一种实用理论，其功能旨在解释课程现象

“科学理论是对经验世界的解释，其目的在于认识和探索事物本身，其价值在于揭示事物内在的规律，甚至在于为这种规律探索的沉思”。从绝对意义上来说，没有一种科学理论是能与实践相分离的。“实用理论则把视线直接投向实践，探讨有关如何把认识的规律运用与实践的问题，并且要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种种规范与建议，带有极强的价值与目的色彩，因此，具有实用理论形态的学科常常被称为规范性学科”。课程理论不能成为纯粹意义上的经验科学理论，它是一种实用理论。任何理论都具有抽象性，有自己表达假设、进行论证的形式，课程理论作为一种实用理论并不排斥解释，只是它解释的方式具有自己的特殊性。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追求对社会现象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更宽广、更深层的理解，都是寻求问题的一种合理性解释。课程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旨在寻求课程问题的合理性解释。因此，课程理论的功能就在于解释课程现象，并“分析、澄清现象、事件之间的关系，转变思想、提升意识，引导观点和行动”。“人类的基本诉求是对意义的追问，只有在解释性的过程中才能体验到这种对异议追寻的基本能力”，但课程理论不可能概括或解释全部的课程现象，对课程现象的阐释，也仅能描述课程现象的部分特征，有些能顾及而有些则难以顾及。迄今还没有发现哪一种理论能穷尽课程领域中的问题，或能解释所有的课程现象。因为课程现象本身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价值与事实往往糅合在一起。价值涉入是课程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其间关乎教育中的人及其与社会关系的诠释，课程理论本身也不是尽善尽美的。

(四)课程理解范式的“贫困”将成为课程研究新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课程学家深切感受到课程领域的重重危机而纷纷行动起来，系统地展开对传统的课程理论的反思。派纳、格林、阿普尔等一大批学者开始从新的研究视角，依据新的研究理念，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探讨课程问题，概念重建主义运动因此兴起。课程研究领域非但没有如施瓦布预言的步入穷途末路，反倒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繁荣的背后总是潜藏着巨大的危机，自从课程被理解为多元文本之后，课程研究中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形形的课程理论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构成了课程研究异彩纷呈的局面。在这种依据自我意识的解构中将课程模糊化、碎片化。这正印证了伽达默尔对于解释学的一个极端观点：解释学就是想象。课程就像一个长有许多脑袋的怪物，每个脑袋都说着一种不同的语言。课程理论也因此遭受到了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批评，导致课程理论陷入新的困境与悖论之中。课程研究领域晦涩文风盛行，研究者相互隔离的话语体系与晦涩难懂的文风致使很多课程研究者“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降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未来的课程研究必须消除课程理解范式带来的“贫困”，重新构建、整合课程领域内形形的理论，倡导研究者著述通俗易懂的课程著作与文章，扫荡课程研究领域晦涩难懂的文风。因为任何课程著作和文章都应该是通俗易懂的，晦涩难懂的文风“就很可能是在貌似深奥的烟幕下，掩盖着连篇废话”。新的词汇、新的概念并不能体现学术的深度和思想的深邃，反而会被认为是蓄意的学术包装。其实，“真正的创新理论首要的或主要的方面不在于引进或生造一些连自己也没有弄懂的新名词、新概念，如能存司空见惯、‘人人皆知’的问题上，通过研究提出自己一点真知灼见就很了不起。如哥白尼，正因为意识到了寻常现象中的‘非常’之处，才成就了天文学上的一场“哥白尼革命”。

(五)消除课程研究丢弃历史的弊病

“传统的课程研究从根本上说并没有产生课程史研究的强烈需要，甚至还有本能的抵触倾向”。克利巴德在1992年的报告中说：“在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课程历史还不是一个确定的学术领域。当然，我们现在都认为课程历史的要素常常被融进了教育通史中，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被明确地称为课程历史学家。”课程历史研究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在课程研究范式转向课程理解范式之后。但是，后现代课程研究的不同理论流派之间缺乏有效的对话，各自固守独立的理论阵地，自我陶醉于自己狭隘的天地中，他们既拒斥其他流派的介入或指责，又不愿涉足或评论其他的研究。相互之间的学术对话几乎不可见，即使偶尔彼此川有一些争论，也是充斥着火药味。缺乏有效对话的课程研究阻碍了对课程历史的研究，无意间加深了不同理论流派研究者、不同时代研究者之间的误解与偏见。未来的课程研究必须消除彼此间的隔阂，加强彼此问的学术性对话、交流与沟通，既要和同时代的研究者、不同理论流派的研究者进行对话，增强理解，还要和历史上的研究者、不同范式的研究者对话，消除偏见，还历史上的研究者与研究成果以本来面目。不了解课程历史的研究是对以往研究者的不尊敬，是有悖于学术伦理道德规则的，是被人们所不齿的研究行为。课程研究不可忽视历史的态度，忽视历史所造成的一个最为直接的结果是对课程历史的一些基本事实缺乏共同的认识，造成课程研究学术性与现实性分裂。课程史是思想性的历史，忘却了历史的逻辑必将成为形式主义的僵尸枯骨。

(六)课程研究的人文愿景应“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个人导向自由”

“任何科学的要旨都在于提出一套理论来说明其观察范围内的事件”。如果依次判断课程理论的价值，那么只有在说明课程理论具备当下的或潜在的用途，才说得上好。课程理论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可能完全剔除研究中人的因素，在用课程实践检验课程理论时，必须考虑到教育的情境性和教育中人的存在，工具理性与单向度思维都与学校教育领域是冲突的，只有消除了理论“冰冷、阴森”的感觉，学校中的课程才是真实性的课程。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应当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爱因斯坦认为，一切道德、科学、宗教和艺术“都是同一株树的各个分枝。所有这些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自由作为生命体文化生活的基础和内涵，是人的终极追求。课程研究应以对人性关怀为特征，将人作为完整的生命个体看待，凸显人文关怀和公平意识。课程理论”既不是行而上的，也不是技术性的，而是一种关于怎样实践‘善’、追求‘善’臻达于‘善’的知识”，课程研究必须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而不是闭门造车、无限联想!

注释：

地方课程论文篇10

一、旅游管理专业设置乡土历史文化课程的必要性分析

（一）现有历史文化课程内容设置不健全

乡土历史又称地方史，包括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在内的国内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几乎均设置有《中国历史与文化》等类似的历史文化课程，内容涉及宗教、建筑、艺术、音乐、文学等板块。但是，大多数教材都是从宏观层面来讲述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进程，内容过于宽泛繁杂，十分缺乏乡土历史的微观教育。而旅游管理专业中的导游服务方向与旅游规划方向，是为地方服务，并和地方文化结合十分紧密的专业方向。因此，各地开设旅游管理专业的高校应结合本地域历史文化特色，有针对性的开设乡土历史文化课程，这样有助于弥补现阶段历史文化课程设置不够健全的缺憾，有助于让他们深刻的了解本地的乡土历史文化，更好地为地方旅游业的发展服务。

（二）学生乡土历史文化知识储备不充分

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所受中等教育的背景大多由普高和少量职高组成，且文理兼收。由于受我国长期以来的高考应试教育影响，理科生和职高生在高中阶段，缺乏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涉猎，更不用谈及乡土历史文化知识。因此，课题申报者通过多年的一线教学和调查统计认为：对于和地方文化结合紧密的旅游管理专业学生而言，有必要补充基础的历史文化知识，进而完善其知识结构。

（三）现有历史文化课程设置与行业实践脱节

设置文化类课程的作用，不仅在于从源头上提升学生内在素质，同时也要和行业实践相结合。现有历史文化课程的设置，因为乡土历史文化部分内容的缺失和教学方法的陈旧，以致和行业严重脱节。例如，乡土历史文化几乎是各省市导游资格考试的内容之一，从拓展学生就业途径来看，开设乡土历史文化课程，有助于立志做导游的学生顺利通过导游资格考试和提升其内在素质，但是，由于乡土历史文化课程设置的缺位，以致于学生都要通过上各类补习班来获得相关知识，最重要的是，由于没有针对性的开设该门课程，学生就业后往往要经历很长的二次培训过程。笔者前期已对部分在校导游服务方向的学生，及毕业后仍从事导游服务工作的学生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做了相关数据分析和必要性分析，结果显示这门课程对于在校生的学习和毕业生的就业都很有帮助。

（四）现有历史文化课程教学模式单一

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历史文化类课程多以课堂“照本宣科式”的传统教学模式为主，较少引入专题知识讲座、景区实地教学等方法，因而多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这也使得教学内容多停留于枯燥的文字上，无法满足现代高校教学的新变化，更谈不上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我们要不断更新和完善教学手段和方法；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更多地引入实践环节，让学生能够切身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形成一种文化共识。如，笔者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课程教学中，率先改革性的增设了“大足石刻”、“三峡文化”等教学内容，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收效甚好。

二、旅游管理专业中乡土历史文化课程的设置原则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1.在教材的编撰过程中，要重视基础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帮助学生形成系统的理论知识。教材框架的搭建或以该地区历史发展的时间线索为纲，或以地方历史文化的不同板块为纲，也可以该地区所辖范围内的更微观地域为纲。总之，要根据教学需要，清晰地梳理出该区域的地方特色。

2.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使得理论性课程能够更好地为实践性课程提供指导[1]，不仅要更多的引入案例教学，使空泛的理论知识能够“落地”，增加学生的认同感，同时，要积极引入景区实地教学、行业精英专题讲座等新的教学方法，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只有业内人士的现身说法和学生的切身经历，才能加深其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经验性与科学性原则

国内大多数高校都没有开设乡土历史文化课程，没有成熟的教学模式可供借鉴，教材和专业的教师队伍也相对匮乏。因而，开设这门课程的难度很大，只有从事历史文化教学工作的一线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在教学内容选择、教材的编撰、教学方法和课程的设置等方面多做尝试，根据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反馈，不断加以调整，以期实现教学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

（三）多元化原则

1.不同的专业方向要实现多元化教学，根据各个专业方向的特点，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突出各专业的特色和重点。

2.在课程性质上实现多元化，根据不同专业与地方历史文化联系的紧密程度，可以设置为专业选修和专业必修两种类型的课程。例如，旅游管理专业中的导游和策划方向可将该门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其他方向可设置为专业选修课。该课程需打破理论与实践断档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积极引入专题知识讲座、景区实地教学等现代教学方法，实现教学手段与方法的多元化。

（四）市场导向性原则

旅游管理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我们要以实现学生的顺利就业为首要目标，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是衡量办学质量好坏的重要指标。[2]只有根据旅游业发展的新变化和旅游行业对于人才能力的新需求，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完善课程体系的设置，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实用性人才，才能实现地方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2]。

三、旅游管理专业中乡土历史文化课程的设置名称及内容――以重庆为例

为更好地探讨旅游管理专业中乡土历史文化课程的设置问题，本文在下列论述中将以笔者所在的重庆地区为例。

（一）课程名称

根据重庆地区的区域历史文化特色，将课程名称暂定为《巴渝历史文化概论》或《重庆地方文化》。课程体系主要依据重庆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设置。

（二）课程性质

重庆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大多设置有旅游策划、导游服务等专业方向。在进行课程性质的设置时，可以根据不同的专业方向与地方历史文化的联系紧密程度，分别设置为专业选修课程和专业必修课程。如，旅游策划、导游服务专业方向主要为地方旅游业服务，它们与地方历史文化联系十分密切，因而可以将乡土历史文化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程；而其他专业方向相对于旅游策划、导游服务专业而言，则与地方历史文化联系不那么密切，故可以将乡土历史文化课程设置为专业选修课程。

（三）课程内容设计

1.理论课程内容设计

首先，可以按时间脉络厘清重庆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让学生形成初步的认知，搭建一个宏观的知识网络；其次，选取重庆地区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旅游景点（景区）进行分章节详细讲解，使学生感受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激发学生主动了解和学习的欲望。最后，在理论教学过程中，要积极引入案例教学法和课堂分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课程的学习中，进一步提升其主动和创新学习能力。

2.实践课程内容设计

实践课程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理论教学的成果，加深学生对于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因而，实践课程内容设计可针对理论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章节开展，选择贴近现实、易于操作，有利于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实践项目。例如，以“游客眼中的大足石刻历史文化价值”为题，以分组作业的形式，让学生先设计好调查问卷，然后深入景区进行问卷调查，最后根据调查结果完成期末课程设计。这样，既可以锻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还可以锻炼其社交能力。毕竟大学教育更多的是主张学生更多、更好地融入社会，在社会实践中丰富人生阅历和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而不是死读课本知识。

（四）教学时间安排

根据不同专业方向的课程性质，设定不同的教学时间。一是，旅游策划和导游服务方向是专业必修课，教学时间安排如下：每周3课时，按18周计算，总计54课时。其中，理论课程教学时间安排为42课时，即1-14周均为理论课程教学；实践课程教学时间安排为12课时，即15―18周均为实践课程教学，这段时间用来完成分组专题讨论、期末课程设计等实践性作业。二是，其他方向为专业选修课，教学时间安排如下：每周2课时，按18周计算，总计36课时。36课时均为理论课程教学时间，期末以课程论文或者试卷考评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情况。

四、旅游管理专业中乡土历史文化课程的教学手段与方法

打破传统的“照本宣科式”课堂教学模式，积极引入项目教学法、专题知识讲座、景区实地教学、分组专题讨论等教学手段和方法，实现枯燥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这样，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开拓学生视野，还可以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项目教学法

项目教学法有别于以课堂归纳、分析等为主的传统教学手段，着重强调以实践应用为核心的教学思维，从项目选题、相关信息收集、方案设计、修改、实施和评估方案全由学生独立动手完成，教师只起着答疑解惑、组织和引导的作用。其显著特点是“以项目为中心、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3]。例如，关于巴渝历史的大体演变过程，以及“重庆”一词的由来可由学生首先查阅相关资料，老师再着重补充教学，该种教学模式改变了“以教师为主，学生为辅，老师唱‘独角戏’”的传统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在实践中主动学习和创新学习的能力。

（二）专题知识讲座

在课堂教学之余，定期邀请从事相关研究或工作的专家学者、行业精英给学生举办专题知识讲座。同学们从中既能获得比较纯粹的历史文化知识，又能了解更多实用的职场信息。这样教学方式可以实现提高学生的知识素养，促使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丰富教学手段和方法的目的。

（三）景区实地教学

景区实地教学法，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领悟和学习知识的方法。比如，在经过一定的课堂知识学习之后，教师可以将学生带到位于重庆市主城区的磁器口景区进行实地教学，结合景区实物给学生讲解距今1000余年的文化知识，实现枯燥的课堂教学向生动的现场教学的转变。

（四）分组专题讨论

老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选择有意义的知识点组织全班同学分组讨论，让他们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老师最后做出引导性点评。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而且还能加强同学之间、同学与老师之间的沟通交流，实现信息的“多向流通”。

五、结语

根据旅游行业和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乡土历史文化课程专业教材的编撰和教师队伍的组建；革新传统教学模式，制定新的培养目标，完善课程设置体系，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兼顾全局性与地域性，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通过乡土历史文化课程的学习，学生既可以掌握扎实的历史文化知识，又可以将所学理论知识用于导游讲解等具体实践当中，锻炼和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还可以更好地为地方旅游事业的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孙江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若干问题思考[J].新经济，2013（29）

地方课程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5—0047—0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促进多学科交叉和融合。”结合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点，提高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教育的质量，培养基础教育所需要的合格人才，适应语文课程教学的改革，有必要加强高师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建设。

一、课程定位的提升问题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是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课程目标是培养基础教育的语文师资。在课程定位上，与汉语言文学专业中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文艺学等课程并列，共同构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主干课程。在学科定位上，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所属的一级学科是教育学，二级学科是学科与教学论，三级学科是学科课程与教学论。也就是说，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同数学课程与教学论、化学课程与教学论等课程一样，同属于三级学科；而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上，又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文艺学等其他二级学科课程并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形成了课程定位逻辑上的混乱。

其实，这种看似混乱的课程定位彰显了课程的内涵与价值，即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应该从属于二级学科，学科课程与教学论也相应提升为二级学科。因为从实施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归类来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一级学科可以由课程与教学论担当；从完善教育学科体系来看，课程与教学论与现行的一级学科教育学呈现并列态势；从一、二级学科之间的学理关系上来看，课程与教学论提升为一级学科是完全合理的。因此，作为课程与教学论分支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跟进为二级学科，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定位上也就自然形成了与其他二级学科的并列关系。

二、课程归属的规范问题

由于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定位在教育学院的教育学系，所以一些高师院校把该课程与其他学科的课程与教学论一起放在了教育学系，称为学科课程与教学论；还有一些高师院校根据学科课程与教学论三级学科的专业特点，把课程安排在专业所在的院系，例如，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安排在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系，以此类推，其他学科的课程与教学论的课程安排也大抵如此。

实际上，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的归属与该课程师资的来源有较大的关系。一般情况下，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教师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其一是由中文专业的教师担任，这类教师对专业知识熟悉，但在课程与教学论知识的掌握与运用方面显得比较薄弱；其二是由教育学院的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担任，这类教师对上位的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讲解得比较明晰、透彻，但当涉及该专业的教学知识、教学经验等时，则深入不下去；其三是由来自中小学一线的骨干教师担任，他们有着一线教师丰富的教学经验，在讲授课程时习惯用实践代替理论，分析教学案例容易停留在课堂教学层面，缺乏理论层面的提升。当然，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的这种归属与师资的人数也有一定的关系。由于该课程只面对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开设，时间一般安排在高年级临近实习之前的学期，课程的教学时数不多，一般为72学时左右，需要的专业教师人数少，造成高师院校在安排学科与教学论专业课教师上也存在一些混乱现象。

三、基础课程的建设问题

近年来，高师院校在压缩基础课程课时的同时，又以基础课程为核心开设出一些与该课程相关的选修课程。这种有点有面的集群型的课程开设方式，丰富了基础课程的内涵，加深了学生对该课程拓展内容的理解与掌握。比如，围绕基础课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一些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相继开设了语文课程研究、语文教学研究、语文教材研究、语文思维培育研究、语文教学技能培训研究、语文写作教学研究等选修课程。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师在对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这一基础课程进行教学时出现了侧重点不同的情况。许多教师侧重讲授课程论部分，认为教学论部分可以在选修课程中讲授。实际上，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受众是不同的。必修课面向全体学生，选修课仅面向部分选课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课程，基础课程承载着讲授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全部内容，包括语文课程的性质与理念、目标与评价、课程资源与语文教材评价、教学过程与模式、语文学习心理、现代媒体教育以及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等多方面教学内容。教学中应该做到课程论与教学论的有机结合。课程论部分可以选用教学论中的教学案例来呈现与分析，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加强对课程理论的理解；教学论部分在重视培养学生课堂教学能力的同时，还要强化学生教学能力的理论支撑与教学理论水平的提升。

需要强调的是，基础课程的教学已经为学生打好了该课程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与相关选修课的衔接在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上应该是水到渠成了。因为基础课程省去了选修课程中对该课程相同内容的重复讲解部分，同时又为具有拓展功能的选修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实践课程的建设问题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是一门具有语文专业特性的应用教育理论课程，它以语文学科的特征为根据，运用教育科学原理和现代教育手段，对语文课程与教学的规律进行研究，课程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语文教学能力，使之能胜任基础教育语文教学工作。几十年来，虽然该课程的名称几经变化，从语文教学法、语文教学论、语文教育学到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但课程的教学方法几乎没有多大改变，仍然是传统的讲授法。重视实践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对语文教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是教学方法发展的方向。教学实践的环节不但可以使学生主动、直观地认识语文教学的方方面面，同时能对所学知识进一步加深认识。在该课程的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水平固然重要，学生掌握语文教学要领、提升语文教育素养的要求则更为重要。所以，在教学中应该提倡由点到面、由部分到整体，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语文教学的实践能力。

教师在进行课程讲授的过程中，可以采用“三明治”式的教学方式，即在讲授教学理论时，加入导语练习、讲解练习、提问练习、板书练习、试讲练习、说课练习等练习内容。由于课时所限，教学能力的练习可以安排在微格教室进行，并对学生的教学实际情况进行录像，建立学生微格教学录像资料库，教师通过回放教学录像等方式对教学训练内容进行评议。教学练习也可以放在课下的学习小组里完成。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高校学科专业结构及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结合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的特点，可以适当地增加教育见习的课时数，不定期地在学期中或寒暑假期间，让学生自主地参与到教育实习学校的教学与教研活动中，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形成高校与教育实习基地联合培养师资的有效机制。

五、课程评价的多元问题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属于专业基础课程，在该课程结业时，大多数教师选择闭卷考试的形式确定这门课程的学业成绩。虽然在试卷中主观题与客观题的比例为6：4，教案设计等综合能力题也位列其中，但还是不能够完全科学地反映出学生对课程掌握的实际情况。其一是语文教师的人文素养体现不出来。如学生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教学练习的兴趣与积极性，对见习、教研的参与度等，需要教师在平时的观察积累后给予评价。其二是学生平时语文教学能力训练的成绩没有体现。学生平时的单项训练(如导语练习、讲解练习、提问练习、板书练习)和综合训练(如试讲练习、说课练习)成绩应该在该课程的总成绩中占一定的比例。其三是学生付出辛勤劳动的书面作业在学业成绩中没有体现。如学生设计的教案、撰写的调研报告等书面作业也应该作为该课程结业成绩中的一部分。

地方课程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05-0021-03

一、问题的提出

追溯课程发展史，尽管古代的课程思想源远流长，但是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从教育研究中相对独立出来却是20世纪初的事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课程论研究从无到有，从弱小到不断壮大。尤其是随着2001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课程论研究成为我国教育研究的热点和焦点，无论是理论工作者还是实践工作者都对课程问题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探索。那么，近年来课程论研究在我国的进展如何，有怎样的研究倾向和发展趋势，存在什么问题，将成为本研究的问题。这对更好地促进课程论研究的发展，进而为课程改革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具有重要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2008～2012年我国课程研究5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回顾，找出课程研究发展的关注点和脉络，在对已有研究内容的梳理上，反思及展望我国课程研究的走向。

二、研究方法和过程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选取《全球教育展望》、《课程・教材・教法》、《教育发展研究》三种学术核心期刊中2008～2012年发表的有关课程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从研究总体分析、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角度进行分析，以了解我国近年课程论研究的脉络和方向。

三、研究内容分析

1.相关研究文献的总体分析。通过对三种期刊的查阅、检索、整理，共得到2008～2012年中文期刊上发表的课程研究的文章208篇（重复刊登的论文、政策宣传、信息动态、会议综述、学术评价、书评等除外），年平均42篇。从不同期刊的发表篇数看，《课程・教材・教法》发表课程相关论文84篇，占40.38%，其次是《教育发展研究》，发表74篇，占35.58%。

从期刊的年表量来看，国内课程研究的文献量每年都保持着一定的发文量，2008年达到发文量的高期，此后几年虽有所减弱，但仍是研究的一块热点领域。从期刊研究内容的发文量来看，依次为：课程实施相关的文章70篇，占33.65%，新课程改革相关的文章53篇，占25.48%，课程基础相关的文章18篇，占8.65%。

2.相关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对208篇课程研究论文的内容进行分析，关于课程实施的研究大致围绕以下六个方面展开：课程涵义、课程基础、课程政策制度与管理、课程实施、课程评价以及新课程改革。

（1）课程涵义的研究。关于课程的涵义，虽然有多种解释，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种：课程即教学科目、课程即有计划的教学活动、课程即预期的学习结果、课程即学习经验、课程即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课程即社会改造，等等。

由于受我国本土课程理论的发展，以及国外多元课程本质观的影响，课程的涵义在不断地丰富，不断有学者从现象学、性别学、后现代观、生态学等方面进行阐释，从而使课程的涵义更加多样化。但同时也出现了泛化的现象，主要表现为课程概念内涵繁杂和外延模糊趋向。对课程涵义的理解有助于更好地实施课程。有学者在现代背景下，对课程内涵作了严密的探讨，从基本属性、结构属性、生成属性等层次进行分析，帮助把握课程的相关边界。[7]部分学者也指出，对课程的理解要从“事实”转到“实践”，“课程理解”和“课程开发”走向整合。[6]每一种有代表性的涵义都有一定的指向性，都隐含着学者的一些哲学假设和价值取向，但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重要的并不是选择何种课程的涵义，而是要明白不同涵义背后所指明的问题以及其缺陷，从而做出明确的选择。

（2）课程基础的研究。在课程论的理论基础研究中，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学是其主要研究内容，尤其是文化学的研究呈现繁荣状态。赵书超、刑秀茶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分析课程本质，分析课程中所隐含的文化学现象以及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如何建构课程。另一方面，近年来课程的基础更加关注“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以人为本”为中心，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视角来阐明如何建构课程。如从“人的教育需要人的课程来支撑”这一观点阐述人、知识、课程的关系，[8] 倪娟、李广州提出课改中应以什么“人”和“人”的哪些方面为本，以及如何实践“以人为本”的观点。这一方面，与我国教育方针的指向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我国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更加关注学习者这一主体。

（3）课程政策制度与管理的研究。课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对课程的一种建构，课程政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规约、保障、促进的功能。近年来的研究多围绕如何进行课程政策的制定、如何有效实施课程政策以及课程政策中的缺失等进行分析。如屠莉娅指出，课程政策在实践中生成与演进，要从形式规范走向实质规范，从文本走向行动。另一方面，李孔珍、王嘉毅从影响政策制定的因素入手，指出校长、教师、学生都应该成为政策制定的参与者。总的来说，人们日益意识到这一研究的重要性。与原有研究相比，不仅仅关注文本的政策性文件，更加关注政策实践的有效性和适切性；不仅仅关注课程决策权力分配的均衡化，更加注重全员参与课程的过程。

（4）课程实施的研究。美国詹姆斯・安德森说，“政策方案对政策目标的贡献率只占10%，其余90%则取决于政策的有效执行。”①因此，课程如何实施以及实施效果如何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近年来课程论研究的一大热点。近年来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①课程实施的取向。主要有：忠实取向、相互适应取向、创新取向，这三种取向各有其存在价值，从不同方面解释了课程实施的本质，但这三种取向也各有其局限性。“从忠实取向到相互适应取向，再到课程创生取向，意味着课程变革从追求‘技术理性’，到追求‘实践理性’，再到追求‘解放理性’，体现了课程变革的发展方向。”②近年来，学者们不再是追求单一的实施取向，更加倾向于取向的整合。孙宽宁、唐江澎、赵文平、刘宇、沈建民等学者更多倾向于在重视基础上的理解与选择，倡导根植于历史文化进行课程创生与生成，从“内容”到“过程”的转变；②课程实施与教学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课程实施与教学关系的探讨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把课程认为是教学的一部分，是实施教学的重要途径。二是认为课程实施有赖于教学，教学是课程实施的重要途径，但两者不能完全等同，各有其研究范围。现有的研究摒弃了原有部分学者把教学等同于课程实施的观点，关注于课程实施与教学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各自的职能和范围，形成“大教学小课程”和“大课程小教学”两种主要观点，并更加注重课程与教学的紧密结合，以更好地促进学生发展；③影响课程实施的因素。课程实施的环境是复杂多样的，如何使课程发挥出最佳的效果，课程实施中的影响因素及其如何发挥效果，更是研究者的关注点。目前我国学者对课程实施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一问题上。近年来，在谈及课程实施的影响因素中，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因素：人。指的是教师和学生在课程实施中的作用，包括教师自身的课程观、对课程理念的理解、参与程度以及冲突和学生在课程实施中的参与程度；物。指的是教材和教学设备在课程实施中的地位和作用；组织和领导。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对课程计划的实施负有领导、组织、安排、检查等职责；课程本身。指课程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包括是否与现实相吻合，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可传播性、和谐型和相对优越性，等等。外部因素。包括国家和地方政策，家长、社会、新闻媒体的理解和支持，等等。关于影响课程实施因素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更广阔和深入，既关注到实施过程中的硬件配置，又关注到实施中软件资源的积极作用；既有从宏观着眼，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又有从微观入手，针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④不同类型、层次的课程实施：一是不同类型的课程实施。课程类型是指课程的组织方式，课程的恰当分类对课程设计、课程实施以及课程评价会产生积极作用。课程类型一般分为正规课程和潜在课程两大类。③正规课程又包括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学科课程又分为分科课程和综合课程。对近五年的文献进行梳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综合课程、活动课程以及潜在课程，以综合课程的研究最为热烈。在综合课程的相关研究中，主要分析了我国综合课程的现状，强调了教师的重要性，探讨了如何进行教材的编织和内容的整合。指出在综合课程的实施中要改革原有的教学观念和方法，突破传统的被动式的学习方法，提倡自主、探索的学习方式，尤其是教师要正确地把握课程内容，处理好与学生的关系。由于活动课程在我国实施已久，在活动课程的相关研究中，近年来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对我国活动课程现状和问题的分析和探讨。指出，我国现有的活动课程流于形式，课程单一且多为辅科，教师水平有限等问题，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潜在课程的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潜在课程的相关研究中，如何发现和开发潜在课程是重点，我国学者更加关注于校园文化、师生关系以及校风班风建设的研究，提倡创设民主开放的环境，有针对性的开发和设计。二是不同层次的课程实施。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我国确立了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开发的模式。近年来，除了国家课程外，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实施研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尤其是校本课程的实施更是独立成型，主要围绕着“为谁开发，怎样开发，谁来开发”等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

（5）课程评价的研究。课程评价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评价的定义、发展史、模式、主题、对象以及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国课程评价改革不断深入，但仍然存在评价对象固定、评价手段单一、评价主体局限性等不足。课程评价不仅仅是一种文本式的评价，更是一种动态的评价；不仅仅是对学生的评价，更是对参与者多元化的评价；不仅仅是一种结果的评价，更是一种过程式的评价，一种走向人性化的评价。课程评价要由目标评价向过程评价、发展评价转换。在课程评价中教师是不可或缺的主体，不仅要参与到对学生结果的评价中，更要参与到课程标准、内容、实施的评价中，并强调评价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6）新课程改革的研究。新课程改革是近年来课程研究的热点话题，课程本身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课改活动需要课程理论的指导，课改的实践又可以再次指导、修正理论。近五年关于课程改革的研究主要涉及我国新课改中存在的问题、发展趋势和改革的措施。如从课改的本质、基础、政策、实施、评价等方面来进行课程改革的反思，特别是实施方面。王健、黄梅、张良等学者从后现代主义、新制度主义、文化学等视角审视课程改革，反思课改中存在的问题和困惑。目前，我国课程改革中仍然存在理论基础不厚实、传统的教学观念根深蒂固、教学评价难以开展以及城乡差异显著等问题。

作为一项新生事物，新课程改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我国的课程改革虽然具有不足，但要正确的看待我国的课程改革。既不能一味地批判我国课程改革，照搬西方模式和经验；也不能过分乐观看待，不思进取。要正确地看待课程改革，一方面要防止课改“唯西方化”，另一方面要根据国情借鉴经验，查漏补缺。

3.相关研究文献的研究方法分析。研究方法是课程研究的重要手段，从课程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通过思辨而形成的演绎方法；二是通过量化研究运用数据分析解释课程领域的实践问题；三是扎根于学校教育教学实践中运用质性的研究方法而不断揭示和解释学校教育中的具体问题。④本文结合上述观点将课程研究方法归结为两种：理论分析、实践调查。

208篇文献资料中，课程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以理论分析，共有199篇，占95.67%，实践调查的仅有9篇。可见，课程研究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中理论分析占多数，而实证研究较少。在课程研究中，少不了课程理论框架的建构，对课程本质、理念、价值、目标的探讨是课程研究的理论和逻辑起点，因此，理论分析的研究是课程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纯理论的研究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实践、指导实践，一门有生命力的研究应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修正理论。可以看出，现有的课程研究重点仍将理论分析作为重点，实证研究相对不足，这势必会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要采用多元的研究方法，以弥补课程研究的不足。

四、反思和展望

通过内容分析可以看出，在新课改的推动下，我国课程论研究迅速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内容进一步拓展和丰富，研究问题更加深入和多元，研究文献数量平稳上升，课程论研究成为我国教育研究的热点。但是，课程研究中仍存在不足之处。

1.课程研究重理论，轻实践。从整体来看，课程的理论研究较丰富，实践研究明显不足，理论研究明显与实践脱节。一方面，课程理论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理论研究更多于探究层面，缺乏具体的操作层面，致使一线工作者很难具体把握。另一方面，理论探索滞后于课程实践。理论更多地是从一般性出发，侧重于一般情况，对于特殊性的研究不足，总在课程实践出现问题后再次进行理论探索和建构，前瞻性研究不足。

2.研究内容缺乏本土化研究。虽然课程理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为不同地区的课程实践提供指导框架，但课程研究具有极强的地方特色和本土化特色，不同地区内表现的问题会有所不同。在所有课程研究领域中，研究内容多为泛泛而谈，缺乏针对性，对一线工作者的借鉴意义不大。区域分布中，对中东部研究相对较多，对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研究是最少的。研究者应该立足于区域特色和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以更好地指导课程实践。

3.课程研究方法单一。课程研究涉及社会的很多方面，这就为相关的课程研究提供了多种角度。如有学者从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角度和方法对课程论加以研究。这种趋势，使课程研究视角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也为课程研究中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多种思路。已有研究大多采用思辨或经验总结的方法，而对建立于实际调查基础上的实践研究、量化和质性相结合的研究较少，研究方法单一，实践性研究不足。因此，采用量化和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是今后研究的发展方向，学者们应该拓展研究方法，将量化和质性相结合，叙事和思辨相结合，以更全面地研究课程。

注释：

①（美）詹姆斯・安德森.公共决策[M].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②张华.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③靳玉乐.现代课程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④郝德永.课程研制方法论引论[J].教育科学，1997，（16）.

参考文献：

[1]施良方.课程理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2]孟凡丽，于海波.课程实施研究二十年[J].西北师大学报，2003，（2）.

[3]柴江.二十年来我国课程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上海教育科研，2013，（3）.

[4]和学新，乌焕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课程论研究的内容分析[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4）.

[5]郭元祥.课程理解的转向：从“作为事实”到“作为实践”[J].课程・教材・教法，2008，（1）.

[6]丁念金.课程内涵之探讨[J].全球教育展望，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