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理论论文篇1

二、联邦德国政治教育思想理论的多元发展

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近30年西方民主制度的施行和持续不断的政治教育，西方民主价值观在联邦德国被普遍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文化基本形成，西德社会的文化多元主义特征也日益显现。国民在生活方式、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日益扩大，加之自由主义文化所标榜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批判思潮，导致西德社会产生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意义危机、信仰缺失以及道德滑坡。在此种背景下，政治教育的理论热点和时代主题逐步转向更为宽泛的社会领域，如物质高度繁荣带来的道德问题、现代化工业社会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冷战”带来的世界和平问题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伯纳德•苏特在1980年发表《基本美德:政治教育的目标?》一文，深入阐释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将“公平”、“明智”、“坚强”等德意志传统美德也吸纳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中。文中指出，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会引发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政治教育因其在国家民主进程和公民个人塑造方面的特殊功用而愈发重要。但同时，道德是无法替代的，它始终是一个核心因素，缺乏道德标准的政治教育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政治课和政治教育是关于‘政治’的共同思考，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如果将美德的成分加入政治课和政治教育中，并以此协助学生形成理性判断，就是对政治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6］(P125)。尽管苏特在联邦德国政治教育领域的影响巨大，但对于他所倡导的政治教育“道德化”，也受到学术界的质疑。1984年，西比勒•莱茵哈特(SibylleReinhardt)发表的《价值教育———从右还是左?》一文指出，“政治教育应培养民众这样的认知:政治涉及的不是良心问题，而是利益对比、妥协和生活;形式上的竞争规则是必要的、有帮助的”［7］(P167)。莱茵哈特的这种将“政治”和“道德”划清界限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许多学者也反对在政治教育中加入过多的道德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将利益冲突(政治)上升为秩序和价值(道德)冲突本身就是有违道德规范的。这也表明，在联邦德国，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内在规律。在这一时期，学术界还深入探讨了后工业时代面临的危机及其对政治教育提出的新挑战。1986年，乌尔夫•普罗伊斯•劳齐茨(UlfPreuss-Lausitz)的《90年代政治教育的前景———一个生成的教育概念的基础》提出，“20世纪末，政治教育面临的环境问题有现代化危机、生态危机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危机，‘冷战’、战争或核战争的可能性，‘工作的社会’的弊端等”［8］(P13)。彼特•魏因布伦纳(PeterWeinbrenner)在1989年发表的《处在进步与风险矛盾冲突中的工业社会的未来》一文中也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已持续威胁着未来人类的生存基础，有鉴于此，“未来问题不应再作为简单题材来看待，而是必须通过目的性的政治教育行为来开展相关教育”［9］(P29)。魏因布伦纳文中指出的“未来问题”，除了能造成毁灭性威胁的化学、生物学、原子核等因素外，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工业社会危机，如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市场饱和、高失业率等等。

三、“两德统一”与政治教育的新思潮

1990年前后，政治教育研究多集中在时事政治和“未来问题”上，技术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以及生态问题也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是两德统一后的政治、社会一体化问题无疑成为德国政治教育理论家的热点问题，其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柏林墙”被拆除后，统一的政治教育应如何为推进两部分德国精神和社会融合做出贡献。1991年，汉斯•米塞维茨(HansMisselwitz)发表《新联邦州的政治教育:为整个德国的民主负责》一文，把民主教育作为新联邦州政治教育的开端，并指出“在德国西部起作用的民主面临着在东部还没发挥作用的危险，加强东部的民主机制是对此唯一可能的回答”。“必须在东部重新建立政治教育，而且把它作为实际的民主活动。”［10］同年，瓦尔特•加格尔(WalterGagel)的论文《联合———共同的政治教育可能吗?》探讨了两德统一后开展共同的“民主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加格尔对统一前两部分德国政治文化在二战结束后演变发展的状况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过去的40年中联邦德国抛弃了“特殊道路”或“特殊意识”，及在公民文化中的“臣民文化”。联邦共和国定位于西欧，它的历史就是重回欧洲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德人变成了欧洲人，而东部的德国人仍是德国人。但在德国传统的美德方面，如勤奋、宽容、责任感以及纪律性方面，两部分德国的青年之间只存在很小的差别。这种共同的历史传统是统一后在新的联邦共和国进行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石［11］。但是，加格尔认为在新联邦州推行西部传统的以“冲突”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政治教育理论及其教学法将遭遇诸多障碍。因为原东德青年很难适应政治生活的多样性和矛盾性，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习惯于充满“矛盾”的课堂讨论，冲突文化在他们那里是不可思议的。而在西部，自60年代以来，政治教育就一直在致力于这样的冲突文化方面的教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治教育理论界进行了深入探索。1992年，贝恩德•卢德科迈尔(BerndLüdkemeier)和米歇尔•西格尔(MichaelSiegel)的论文《新联邦州的政治教育形势》指出，政治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传授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对某种政治体系(指原东德)的否定。“政治教育要使人们消除与政治之间的隔阂以及对政治责任的恐惧感，要通过消极的或积极的生活经验培养人们的宽容精神，以期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参与到多数人的讨论中。”［12］加格尔等人关于“两德统一”后政治教育的探讨，也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重心产生了影响。90年代初的一份公告指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目标就是“促进民众对政治实情的认知，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与能力，促进以民主、宽容和多元化为基础的政治意识的发展”［13］。

思政理论论文篇2

2行政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存在区别

2.1方式方法不同。行政管理是运用公司的权威，采取行政令、指示、规定和下达指令性任务等按照行政系统、行政层次发挥作用的，具有强制性，更多的是限制、规范员工的行为。思想政治工作是用教育说服的方法，转化人的思想认识．达到员工自觉自愿接受教育、接受管理的效果，它是着重从人的内在精神因素来调节人的行为。所以，公司把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密切配合，起到了促使外在规范内化的作用。把员工的思想品德的提高外化为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的行动，进而表现出了高尚的道德行为。

2.2工作途径不同。首先，行下管理工作是依照企业或行业制定的规章制度办事，它不会依照被管理的思想意识而更改或变化，也就是说被管理者无论是否从思想上真正的接受这此规范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都要遵照执行，如果背道而驰，就可能会受到批评或者是处罚。然而，思想政治工作，是以人为本，主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思想上、道德上使人们有所改变，依照着好的方向去发展，从而使这项管理工作湛透到日常的经营、生产和管理等环节中去。

2.3发挥出的作用不同。

（1）思想政治工作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中起着导向的作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是希望通过统一的管理，让整个公司能够更好更快的运转，实现更大的发展。

（2）虽然，我们说行政管理工作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不可能完全都采取强制的方法，在这此行政规章制度实施过程中，必须融入思想政治工作，依靠思想政治工作的协调作，稳定员工的情况与人际关系，调节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矛盾，构造出更为和谐的劳资关系。

（3）思想政治工作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中起着保障的作用。公司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行政管理制度的保障，而如果仅仅是靠制度去保证一个企业的发展那也是很不可靠的，必须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4）思想政治工作起着激励和鼓舞士气的作用。公司员工在被动的接受着企业行政管理制度的同时，思想上可能是消极的，甚至是抵制的，此时思想政治工作者就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使员工真正的接受这些制度，遵守这些行为规范及道德规范，使员工与企业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增强相互间的凝聚力。

3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融合途径

3.1将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的目标统一起来要想实现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首先要将两者的目标统一起来。企业实行行政管理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如此。在企业今后的运行中，我们要将这两者的目标有机的统一起来，使其全部为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

3.2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应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指明灯。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指明灯的企业行政管理工作，应该以教育活动为基础，对员工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影响，通过积极学习企业文化知识等活动，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还有管理等各个环节中去，并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个精神激励机制，提高员工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进而支配他们自觉地遵守企业的行政管理制度，维护企业内部的安定和团结。

3.3以行政管理为基础，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机制进行完善。从本质上来说，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一方面，企业应通过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企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两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企业应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充分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员工的参与感。

4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的相结合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要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管理工作的结合，须处理好党政关系问题。要处理好这一矛盾关系，就需要我们的党政工作者坚持以人为本，对思想政治工作以及行政管理工作进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如果只从单一的一个方面出发，都会使企业管理这个天平失衡，给企业的发展带来阻碍，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政领导具有全局观念，做到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其次，要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同管理工作的结合，不能脱离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这个中心。这就如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样，大到国家，小到企业，都是以经济效益为根本出发点的，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因此两者必须做到目标的整齐化一，如果出现偏差，就会使得这两项工作无果而终，没有起到应有的、为生产经营服务的作用。也是企业领导更是广大职工所不愿看到的。最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归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因此，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同管理工作的结合，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

思政理论论文篇3

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去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把研究性学习引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是努力探索研究性学习方式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整合，利用大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平台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近年来我们尝试把研究性学习引入到《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一、将研究性学习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可行性

1.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研究性学习在内容上都具有综合性、开放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个综合开放的体系，涉及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学内容也随着社会发展而时常进行更新。研究性学习的研究课题，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所关注的实际问题进行选择，范围也往往超出单一学科的知识应用，而要涉及多方面、多角度的思考和跨学科的知识渗透，因而也同样具有综合性、开放性。这二者在内容上所具有的同质性，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引进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相融的教学环境。

2.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研究性学习在内容呈现方式上都具有问题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常常要创设教学情境，启发学生思考、质疑。学生也常常提出一些与本学科紧密联系的现实问题，例如：发动“”要把中国带到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境界？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如何让全社会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教材上没有现成的答案。研究性学习在内容呈现方式上多以问题式课题出现，学生选择的课题比较多地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重合或紧密联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开展研究性学习，既能为学生探究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又能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范围，增强教学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要学生学变为学生自己要学。

3.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研究性学习在培养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指出：“要使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仅要大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大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1]要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就要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对他们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就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2]。开展研究性学习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既培养他们探究问题的能力，又提升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价值的理性认识，让他们在课题探究中，思考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感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

二、研究性学习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组织与实施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的途径很多，比如可以以课堂教学内容为主要载体，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意识，让学生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可以就学生提出的带有普遍性或典型性问题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就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时代性强与思想政治课教材相对滞后的矛盾，引导学生审视教材、质疑教材乃至补充、改写教材等等。我们这里着重介绍的是引进研究性学习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形式，让学生制作多媒体小课件，通过小课件在课堂展示他们的研究性学习成果。

让学生制作多媒体小课件，说到底就是开展思想政治理论领域内的专题研究。专题研究是我们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较多采用的一种形式，专题研究实施的流程是：选择课题——制定方案——研究过程——制作课件——成果展示与评价。

1.选择课题。选题是开展好这一活动的重要前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创设一种类似学术研究的情景，引导学生运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去自主发现和确定问题，即选题。教师在指导学生课题的过程中，要注重把握的原则是课题的结论不是预设的而是开放性的，课题要具有探究性、实践性和现实性。学生可依照自己的兴趣自由组成课题组，人数取决于课题工作量的大小，一般有3-6人。

2.制定方案。课题确立后，教师应指导学生规划研究活动的具体步骤和程序、各阶段的任务和时间安排、组员具体分工、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和方式、结题时间以及研究成果的展示等。

3.研究过程。研究进入实施阶段后，主要由学生自主开展研究，教师只在知识层面、方法层面和思维方法等方面进行指导。知识层面的指导，侧重于对学生进行科研基础知识的指导、专业知识的介绍及相关学科知识的拓展、渗透，侧重于指导学生如何获取知识、如何运用所学知识开展研究活动。方法层面的指导包括科学态度、科研方法的指导，如引导学生如何搜集各种资料（包括文字、音像资料等）、如何进行社会调查，以及如何对收集到的各种资料进行筛选、分析、研究等。思维方法的指导主要表现在帮助学生打开思路，完善研究，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想像能力、发散能力和创新能力。

4.制作课件。教师指导各课题组将研究成果制成多媒体课件，关键是指导学生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借助多媒体课件形式展现出来。

5.成果展示与评价。各研究小组将自己的成果在课堂上展示。展示的内容包括课题研究的目的、研究方案的设计、资料的取得、成果的内容、课题研究中涉及的科学术语以及研究体会等。评价工作由学生自主完成。学生自己推举评委组成评委会。评分标准由评委会集体讨论拟订，一般由选题得当、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材料翔实、逻辑严密、可视性强、课件技术含量高、正确回答问题等项目组成。评价对象以对小组整体评价为主，同时适当兼顾对个人的评价。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意义

1.研究性学习是适应时展的需要

指出，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而“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3]。在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时代，科学发展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尽管知识的记忆和积累是人才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但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判断、迁移创新的能力则显得更为重要。在这种新形势下，研究性学习相对于接受式学习来说，显然更适合时代的要求。接受式学习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的灌输，而研究性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全面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团结协作的能力，为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兼备的国家建设者和接班人打下良好的基础。

2.研究性学习是适应“创新教育方法”的需要

说：进行教育创新，就是要改革教学的内容、方法、手段，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符合受教育者全面发展规律、激发受教育者创造性的“新型教育模式”[4]。强调说：思想政治教育要“创新教育方法和手段，确定合适的内容，选择恰当的方式，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引导活动”[5]。研究性学习相对于接受式学习来说，更适合于“创新教育方法”的需要，因为研究性学习是一种以经验为本位的探究式学习方式，学生既是学习实践者，又是学习目标、学习内容、活动安排的制定者、学习结果的创造者。这就改变了接受性学习中普遍存在的重知识轻能力、重结论轻过程、重理论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的现象。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其特殊性，它最重要的教学目标就是要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所以必须首先解决学生“信”与“不信”、“当时信”与“过后不信”的问题。曾告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受教育者的内在动力”。[6]在课题研究中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他们自己动手收集资料，并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各种知识，经过比较、分析、综合、演绎、推理等多种方式得出结论，这样就使得他们不仅知之甚深，而且会真正信之、行之。

3.研究性学习是适应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指出：“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素质，具有重大意义。”[7]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各种能力的培养，在当今社会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合作能力。进行研究性学习，学生必须从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由于问题是开放的，没有现成的答案，这就要求学生进行创新活动。综观学生的研究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求新的过程：查阅时，力图寻找新资料；调查中，力争发现新问题；分析时，力图捕捉新认识；综合时，力争得出新观点；论证时，力图导出新结论；制作时，力争构建新模型；展示时，力图展示新成果。研究性学习要求学生亲自动手实践，诸如查阅文献、摘抄资料、问卷调查、社会访问、整理材料、求证结论、制作课件等，无不要求学生事事躬亲，这远比单纯地接受性学习更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要分工又要合作，要各司其职又要协同攻关，这就要求他们要彼此交流、相互尊重、表达自己、说服他人、分享资源、共享成果，在合作中养成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4.研究性学习是适应教学相长的需要

说：在“新知识层出不穷”的年代，“教师是知识的重要传播者和创造者”，“更应该与时俱进，不断以新的知识充实自己，成为热爱学习、学会学习、终身学习的楷模”。[8]把研究性学习引入课堂教学，必然要求课堂是开放的。开放的课堂应该是以学生的学为主而不是以教师的教为主，开放的课堂对教师的课堂控制与驾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教师不断变革传统的思维模式，不断尝试，不断创新，“教师富有创新精神，才能培养出创新人才”[9]。把研究性学习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学生的课题研究往往涉及到多学科的知识、多方面的技能，无论教师有多么扎实的专业知识、深厚的理论背景，都不可能对每一个课题了如指掌，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以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和专业研究领域。开展研究性学习，要求教师从知识的权威者到学生课题的参与者，从知识的传授者到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指导者、合作者，双方平等交流，相互启发，彼此评价。学生思维活跃、很少框框，在一定科学方法指导下所进行的自主探索，往往会有新的发现，教师能从学生那里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这有利于“形成相互激励、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10]。

综上所述，把研究性学习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可行的，易行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但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排斥接受式学习。研究性学习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学生费时多，得到的知识“散”，基础知识掌握得不够扎实。而接受性学习在积累间接经验、传递系统学科知识方面，其效率之高是研究性学习无法比拟的。把研究性学习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要用接受式学习方式围绕教材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又要使用研究式学习方法延伸和升华教材中的重要知识和理论，将重要知识和理论予以拓展、充实和补充。只有把这两种学习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才会收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教学效果。

思政理论论文篇4

(一)大班化教学环境不利于教师因材施教。大班化教学学生人数多，规模大，学生的理论基础和自身素质参差不齐，教师无法因材施教。而有时候大班化的学生分属于不同的专业，这些不同专业的学生因为此前高中阶段的学习程度不同，对同一问题的理解自然也就不同，这样会影响教师教学内容的设置以及内容讲授的深度和广度。另外，学生人数和授课班级规模也影响教师组织的课堂提问、讨论以及研读等活动的展开。大班化环境下的学生互相受环境影响比较大，注意力相对难以集中，尤其是受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有些学生比较功利，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对于专业课来讲属于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的课，思想上不重视，所以更是难以进行有序管理，教师组织的课堂提问和讨论经常不能很好地进行，效果不强，难以做到教学相长。面对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学生，教师在同一堂课中很难做到根据学生的专业和自身特点进行因材施教。而如果不能因材施教，势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

(二)大班化教学环境不利于教师控制课堂纪律。大班化教学容量一般在2、3个自然班以上，少则100人，多则200～300人。大班化课堂条件下的学生组织比较松散，教师很难做到认识和记住每一个学生，还由于学生从小到大受“副科”思想观念上的影响，导致学生普遍比较重视专业课，轻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有的学生甚至把专业课和英语作业带到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来。另外，有的学生在课堂上纪律比较松散，说话、吵闹、玩手机、睡觉等都时有发生，教师对学生管理的太严，影响学生对老师的评教结果，甚至直接影响教师的奖金和津贴，对于有些要求学生选教师的高校来讲，这样还会直接影响教师下一学年的选课人数。所以，有些教师势必会睁只眼闭只眼，这样做势必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还由于班级规模大，考勤难度也比较大，教师如果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考勤上，势必会挤占更多的课堂讲授时间，影响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三)大班化环境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教学过程实际上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两个过程的互动。但是由于大班化班级规模大，教师与学生之间互相不了解，学生的积极性难以调动。这些现状的存在影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素质化教育的实现，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性。大学生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是最有创新性的一族。但是目前的大班化教学由于教师精力和学生素质的有限性，两者之间缺乏互动，教师不了解学生，学生不参与互动，使得学生很难学会用学到的知识主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学生也习惯了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教师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知识的传播器。启发式教学在大班化的教育环境下，作用非常有限。这样的教育环境，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和成才。总之，面临学生人数众多，程度参差不齐且两极分化严重的学生，短短几十个学时要保证良好的教学质量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教师在大班授课中往往都感觉力不从心。由此可见，有序的课堂管理是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二、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管理的必要性

课堂管理是课堂教学的组织基础。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管理的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有序的课堂管理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基本保证。人才培养最基本的就是课堂教学，在高校里，学生自主学习的培养固然很重要，但只有加强课堂管理，学生才能在课堂中把握所学课程的基本体系、基本内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课堂管理井然有序，不仅能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还能提高教学质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的是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政治素质以及法律意识，是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渠道，旨在帮助大学生成长、成才，为我国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一切教学目标都要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完成，课堂教学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课堂管理的效果。可见，有序的课堂管理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实现教学目标的基本保证。

(二)有序的课堂管理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体现。以人为本在教学过程中体现为以学生的根本利益为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旨在通过其教育教学，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法律教育、道德规范内化为大学生个体的动机、意识、思想和观念，并使这种认知外化为行动上的自觉。而学生新知识的获得必需取决于教师是否进行了有序的课堂教学，教师的课堂教学是学生学到更多的新知识，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主渠道。教师进行有序的课堂管理，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才是以人为本理念在教学中的体现，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有序的课堂管理。没有有序的课堂管理，就无法进行正常的课堂教学，学生的根本利益也就得不到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和知识的理论性强而且量大的特点，决定了学生的兴趣很难调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如果能够科学引导、激发学生的兴趣，做到以学生为本，而不是一味地照本宣科和训斥学生。根据学生的特点，有序地进行课堂管理，充分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循循善诱，就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有序的课堂管理也是对学生公平、公正的体现。学生的课堂表现如何，还取决于教师是不是给学生立下了“规矩”，是不是严格按照“规矩”对学生进行了奖惩，教师是不是对每一位学生做到了公平对待。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求每一位教师不仅是教育理论的宣传者，更是教育理论的实践者。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一线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笔者认为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课堂管理方法，在这方面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位教师也都有自己的课堂管理原则，作为教师，其主要作用就是教书育人，教书固然很重要，但是育人也不可忽视。要求学生做的，教师首先一定要做到，要求学生不做的，首先自己不做，对待学生要一视同仁。事不平则心不顺，作为学生，公平是每一个学生心里的一杆秤，他们要求教师要做到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学生，要及时给予认可、鼓励、赞扬和批评指正。不论学生的平时学习情况如何，学生做的好，就要受到奖励;学生做的不好，就要适当的教育。如果教师做的好，学生就能好好配合、参与互动，肯定教师的教学，也就是所谓亲其身、信其道。总之，有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管理是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性、维护师生和谐关系、提高教学质量、完成教学目标的基本保证，也是对学生公平、公正、民主的体现。

三、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管理，实现“以人为本”

(一)纪律严格公正，做到有章可循。管理一个班级，纪律最重要，尤其是大班化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只有课堂纪律有保证，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学习是一种脑力劳动，它需要学生十分认真，做到眼到、手到、心到、口到，需要大家动脑筋去思考、去理解、去解决，这就需要一个安静的课堂环境，而安静的课堂环境需要严格的纪律来保证。如果课堂纪律松散，有人说话、有人上网、有人做小动作，势必会影响周围同学的注意力，也会影响教师的教学活动和情绪，从而打断正常的教学秩序。为此，每学期上第一节课时，教师应该给学生“约法三章”，明确对学生如何进行奖惩。对于平时到课比较好而且上课积极发言的同学要适当地给予精神或者分数奖励，对于迟到、早退、旷课等同学要给与口头教育，必要时给予书面检查或者适当减少其平时成绩。尽管成绩并不能说明全部，但是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讲，成绩的高低会影响其以后的综合测评。还可以把第一排留出来专门给迟到和课堂纪律表现比较差的学生坐，引起学生的重视;给每个班级的学生划分区域，方便学生考勤、分组提问，增强学生的班级荣辱感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些规则制定以后还需要教师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严格执行，一视同仁。

(二)课堂准备充分，激发学生兴趣。信息化是当下最大的时代背景，在这种背景下，网络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特别大。它突破了以前的时空界限，使得大学生除了在课堂上接受教师传授知识以外，学生间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多且互相影响，而且学生会把更多的时间用来上网，与网络上的其他群体发生互动。这些时空环境的变化，都会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观的形成。在这种背景下的教学对象———大学生也成了现实生活中的“立体人”，他们的思想、行为也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正如邱伟光教授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指出:“必须从多角度、多侧面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对各种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和问题进行立体地综合分析，切不可将复杂的人、复杂的现象简单化。”要想给学生一滴水，教师必须有一桶水。大班化环境下的教师上课前一定要进行充分的准备，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特点的学生，结合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做到备课堂、备教材、备教法、备学生。尤其是教学内容，一定要丰富翔实、丰富生动、有吸引力，浅显易懂。方法上要灌输和启发并用，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宣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内容，并把第一课堂(课堂讲授)和第二课堂(课下辅导)以及学生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始终紧跟时代和学生的步伐，为大班化的课堂管理打好基础。

思政理论论文篇5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此作出了全面部署。六中全会还提出到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其中一条便是：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这表明我们党清楚地认识到，党的方针、政策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深深植入人们心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生命线。

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针对本国出现的思想道德问题，往往都非常重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明显效果；也有过因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延缓现代化进程的教训，可以作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

一、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化肇始于200多年前的英国工业革命，随后向全欧和北美扩散，再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大。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时间限定在20世纪以来，主要涉及美、英、法、德、日、“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实践。

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迁，不仅改变社会物质生产的面貌，也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的结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一切变化也带来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带来普遍的忧虑和困惑。正如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二十世纪尽管拥有物质的繁荣，政治与经济的自由，可是在精神上二十世纪比十九世纪病得更严重”。①面对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大量思想、道德问题，发达的科技和经济往往无能为力，各国都认识到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来说，20世纪是最具变化的年代，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古典”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生产力的发展显示出巨大适应力；但是，现代经济生活的自由放任带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失控，市场上显示的生产过剩危机与发展中贫富差距增大，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殖民地掠夺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加之军国主义兴起与经济军事化，终于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萧条的爆发；随之而来的是法西斯主义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动而猖獗一时。这些新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

美国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社会转型时期也遇到的种种问题，即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风气败坏，贿赂风行，假货、商业欺诈比比皆是，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盛行。在欧洲，激烈的社会矛盾促使人们对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英国和法国综合国力较之以前有所下降，国内矛盾激烈。他们对文明与进步的信念发生了极大动摇。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宗教价值观进行反省，不再相信有普遍的、共同的价值信仰，不再相信传统的国家主义说教，反对各种各种各样的束缚和规制，蔑视权威，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成为人们思想、道德的主流。

无论是欧洲或是美国，教育改革家们对历史上长期沿袭下来的传统的道德教育，特别是其所采取的强制的、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提出了质疑。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理论家杜威认为，社会上不存在一种绝对的道德真理，任何道德都必须服从于不断变化的道德需要。在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当时人们思想道德的实际情况，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各种矛盾激化的形势下，掀起了一场“公民教育运动”。1934年，英国“公民教育协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声明，它要给予青年以“为民主主义社会公民所必需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训练”，这种道德品质的基本内容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为了公共利益而消泯个人利益及全力为社会工作的意志。提倡合作、忠诚、诚实、节制、礼貌等美德。法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公民道德教育的方针、内容做了精心调整。学校里“公民道德”课受到特殊的重视，有关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结构的知识被放在了优先讲授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西欧各国都进行了大量的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宣传教育工作。

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疮痍满目，衰败状况更胜于一战以后；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唯独美国享受这次战争的胜利果实，一跃而居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顶峰。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形成资本主义西方以外的另一个吸引中心。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美国的扩张遇到了苏联的挑战。美苏出于各自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国家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而爆发了相互对抗，即冷战。由于双方军备竞赛的加剧，导致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发展成了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

面对战后满目疮痍和一片废墟，西方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启动满足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工业生产，思想政治教育似乎不再重要。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在一些美国人的脑子里第一次产生“美国毕竟是脆弱的”想法。②许多人认为，“国家如果想在经济和军事的前沿与苏联展开有力的竞争，学校就应该在像道德教育这样的‘软’领域中少花些时间，而在学术性主题上多花些时间。民主更多地是依靠国家产品的多少和核弹头的数量，而不是个人的道德自律。”③1958年美国政府制定了《国防教育法》，把数学、外语、科学放在学校教育首位；把教育改革的重点放在“教育内容的现代化”上，甚至把现代化知识作为教育的核心，大大压缩了传播政治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公民教育、历史、地理等课程，使伦理道德、情操教养等内容从教育领域淡出，技术至上主义、学历主义等在教育中居于支配地位。这种重智育轻德育的做法，达到了与苏联抗衡的目的，却产生了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发展至六、七十年代，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度阻滞了经济的发展。

3．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世界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若干引人注目的趋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工业发展速度之快，堪称“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由于“技术至上主义”的影响，加之50年代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忽视，社会一片混乱。

20世纪60年代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抗议越南战争，要求公民权利，反对种族歧视，少数民族叛乱等，使西方发达国家很快陷入极端混乱之中。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失业、贫困和犯罪率的上升，更使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性观念、、甚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60年代吸毒在年轻人中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在生活伦理方面的冲击尤甚：婚前同居、高离婚率、少女妈妈等现象大量出现，人们普遍对传统家庭观念淡漠。尤其是60年代席卷欧美大陆的学生风潮，使国家领导人、学校和家长普遍感到震惊，它不仅表现出对一切传统价值观念的蔑视，而且认为“暴力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④许多批评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繁荣和根深蒂固的道德沦丧极不相称，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远比技术上的高明更为重要。

政治风潮和教育界的涣散引起了各国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美国专门研究如何实施公民教育的学科——“政治社会化理论”逐渐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英国思想界和教育界提出了“由道德教育解决道德问题”口号，特别是在60年代青年反抗运动的冲击下，统治阶级及其学者更加感到加强“世俗的”道德教育的迫切性，相继在一些大学成立了专门性的道德教育研究机构，如牛津大学的“法明顿信托研究单位”和“道德课程发展课题组”，莱斯特大学的“社会道德教育中心”等。这些大多得到官方资助的机构不仅研究有关道德和道德教育的重大理论问题，还为学校和社会编制道德教育的计划、教材以及进行师资培训。

在亚洲，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受到了高度重视。60年代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基本实现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理想。然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观念大为盛行，青少年犯罪率上升，出现了“暴走族”等青少年反文化团体。因此，日本1977、1978年进行的课程改革中，一方面强调要培养人性丰富的学生，另一方面又强调“特别要养成尊重社会规范的态度”，要求更加重视“纪律和责任、爱国心与国际理解”等，“尤其要进一步培养敬畏超人力量的观念”。⑤新加坡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属于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新加坡在建国初期实行“英才教育”，即重视培养职业技术人员，而对道德标准只做了软性规定，结果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政府逐步认识到，西方腐朽和颓废的价值观，将会使国家的工业化成果毁于一旦；在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守住新加坡的“根”——“东方价值观”。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领导人开始倡导“精神文明”，倡导诚实、节俭，对长辈和权威的尊敬、孝道，以及社会和国家至上等。

4．20世纪80年代起到现在。这一时期，现代化浪潮已成为一种全球趋势，整个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广大亚非拉国家也奋起直追，不甘落后。处于改革开放旋涡中的中国现代化洪流，更是波涛涌起，大势磅礴。同时，这一阶段世界格局也出现了巨大变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两德的统一，宣告冷战结束。

这一时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总的来说是“向传统回归”，以保证完成经济政治上的振兴目标，面向21世纪，迎接新的挑战。美国“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于1983年4月发表了《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其中“加强道德教育，整顿校风校纪”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9.11”事件后，美国更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2002年3月的“美国联邦教育部2002——2007年工作要点”重申，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新时期负责任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高素质公民。英国1988年颁布的《国家课程》，把培养“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绅士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在政府规定8条基本目标中有4条是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⑥90年代末，英国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进一步调整，认为21世纪的竞争对于德育既是压力又是挑战。法国在统一的教育计划中规定思想品德教育始终是学校一项“不能回避”和“义不容辞”的任务，在学校开设了“共和国公民的伦理与道德课程”。德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政治养成教育和宗教教育开展，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均设有政治养成教育中心机构，此外还有大量从事此类工作的社会团体和公共机构。

日本自80年代以来，鉴于本国青少年思想道德水平下降、犯罪日益增多等事实，各界纷纷呼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日本在其规划的《21世纪教育目标》中认为：“只有重视思想素质的培养，才能保证人才的健康成长”，同时将二战后教育实现目标的“智、德、体”顺序改为“德、智、体”，并呼吁学校思想品德教育应与其他学科有相同的地位，设置为必修课。日本的教育改革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德育改革。日本政府正是通过包括学校道德教育在内的全民思想政治教育，把国民的爱国心和忠诚意识具体化为经济生活中的工作意识，集中了全体国民的智慧与精力，以超常的速度完成经济政治崛起的任务。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加坡开始纠正教育领域重实用、轻人文的倾向。针对学生人文素质下降、社会道德水平明显滑坡的状况，从80年代开始纠偏，实施全面道德教育。1991年，经新加坡人民反复讨论并经国会批准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得以公布发表，制定了为各民族不同信仰的民众均能接受的国家意识：（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由于比较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新加坡在经济高度西方化的同时，保持了作为东方国家的文化和精神的菁华。

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进行综合比较，我们会发现大都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道德滑坡—道德回归—经济再发展”的过程。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兴致勃勃发展经济的同时，遇到了由于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引发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以至经济停滞不前。于是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改革和调整，其中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建设则是重中之重。这无疑对我国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在体制变革和经济腾飞的进程中，传统的思想文化必然会遭到猛烈的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又不可能很快地发育成熟，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的某些领域和群体中会出现所谓“精神失序状态”。这在发达国家往往引起深刻的文化和精神危机，在欠发达国家则易引起严重的文化“倾斜”与崇洋心理。若不能够及时关注这些不和谐因素，必然影响现代化的整体推进。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不能藐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把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战略地位，并且看到了它所拥有的巨大潜能。各国的事实对我国现代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提供了如下启示：

1．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关键阶段，这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当前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变革加快，我们正面临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

和谐社会的构建正是应对新形势新问题提出的重大措施。从价值和心态层面来讲，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通过相互了解、沟通、交流建立社会认同机制。人类社会和谐，就必须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去维护和遵守，要求人们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一个国家的目标、信仰、价值观等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从而为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因此，我们说，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命线。

2．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动进行改革。西方各国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先后都对本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改革。在培养目标方面，由培养古典绅士到塑造好公民；教育内容方面，出现了世俗化趋势，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教育的方法、途径更加个性化、多样化。此外，发达国家都加强了国际化教育，培养国民的国际意识和参与国际活动的能力，以适应21世纪更加广泛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上已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把思想政治教育窄化为政治教育，割裂内容的关联性；片面强调最高理想教育，忽视内容的层次性；片面强调社会化教育，排斥内容的个体价值取向性。存在着一定程度超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重集体、轻个人的倾向以及由此尔造成的意识形态中的浪漫主义情愫。在新的世纪，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应积极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动进行改革。总书记曾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必然要求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社会和个人的发展，关注生活，和实践密切结合。

3．政治教育要立足本国，放眼世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与其他许多欠发达国家一样打开了国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人们的精神与心灵也经历着强烈震撼与冲击，西方文化价值理念迅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以往恪守和坚持的价值、理想、信仰等受到严峻的考验，社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道德困惑、理想迷失、信仰危机现象。有学者尖刻地指出：“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需要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支撑，需要在变动不定的世界里寻求到一个安定的精神家园。”⑦所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始终与反传统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但始终没有真正解决道德的继承性与发展性的问题。当代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已更为密切，不仅世界的经济、科技不断得到交流与发展，而且教育、文化、价值观念也不断发生碰撞和融合。不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多可以吸收的好的理念和成果，这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在大力倡导和谐社会构建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探索优良传统的新发展，拓展服务保证的新领域，形成政策制度的新体系，运用科学先进的新手段，为和谐社会的构建、现代化的顺利实现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

4．多方动员，齐抓共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和运行是个系统工程，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合力。政府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并承担主要责任。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只要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放任自流，社会就会动乱，青少年犯罪率就会升高，国家的经济、政治目标就难以实现。我国在这方面也有过深刻教训。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训时指出，“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方面，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同时，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非常注意动员社会力量的投入，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资源。1990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国家、社区服务信托法》，法国、德国等国还有“国家服务体系”中的民事服务部分。世界各国在齐抓共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很值得我国借鉴。

①②③④Irichfrom.Thesomesociety.NewYork.1955。

②③戚万学：《冲突与整和——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83页、89页。

④黄海洋：《美国品质教育的复归及其启示》，《思想.理论.教育》，2002年第7期。

思政理论论文篇6

但是认为他对先天论证有额外的兴趣则是错误的。他并不忽视经验，但是他往往表现的好像是那样，因为他坚持说那是他自己的经验（万事皆想自己从头来过），因为他迅速地从繁多、混乱的经验中引出一套原理，从而进而从理性出发加以辩护或者批驳。他觉察不到经验的累积，只觉察到已经转化为一套公式的经验的现成性：过去对他来说只是障碍和累赘。他不具有那种否定的能力（）（济慈划归给莎士比亚的能力），即直面经验的神秘和不确定，不急于寻找秩序和明晰，服从经验的能力，他没有贴切、详尽地评价真正自我显现者的天资，所说的否定的热情（），只能识别一般理论强加于事件之上的粗轮廓。他的心智类型是知性的，的规则的洞察力对他没有效力。一些人给我们的感觉是，他们受过精心的教育，一种把他们引入他们所属文明的传统和成就的教育。他们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有教养，享有丰厚的遗产。而理性主义者与此相反，他们至多是中庸、中立的工具，是经过系统训练而非良好教育的人。在知性上，他们的抱负不是去分享族群的经验，而是作一个切实的自力更生的人，这使得他在知性和实践活动中异乎寻常地谨慎、自觉，去除一切被动性、韵律感和连续性，把它们消解为一连串的转变，每一转变都服从于理性。他们的心灵没有风格，没有季节和温度的变化，他的理智经历尽可能地和外在影响隔绝，尽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切除和他所在社会的知识传统的联系，否认任何超出分析技术训练的教育的价值，他们容易得出结论说，人类在人生批判性的时刻还远不成熟，如果自我批判更为彻底的话，他们甚至会对人类迄今能够成功存活感到惊异。借助一种近乎诗性的想象，他尽力这样去过每一天似乎每天都是全新的，他相信习惯养成了就等于失败了。根据我们粗略的分析，也许我们可以说在思维特质上如果不是在本质上，理性主义者对时间有着深深的不信任感，他们急切地追求永恒，当下的、短暂的事物使他们极为不安。

所有领域中，好像政治领域是最不会顺从理性主义的，它深深地扎根于传统和环境中，充满变幻。一些理性主义者也承认自己在政治领域的失败。成长于现性主义的怀抱之中，他在道德和宗教上都是理性主义者，唯独在政治上不是这样。但并不是所有的理性主义者都承认在这方面失败了。除了宗教领域，理性主义最大的胜利就是在政治上了：一个在生活上贯彻理性主义的人会毫不迟疑地如此处理政治事务。

但是更需要观察的不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和行动，而是他这样做的政治理念来源（之于他应该是深思熟虑的、自觉的理念）。他想当然地相信心灵是自由的，摆脱了偏见和既有习惯，无束缚的人类理性指导政治活动时是不会出错的。进而他相信论辩是理性的技术和运作方式；他关心的只是意见之真和制度的理性基础（而非其运用）。结果他的政治活动的内容就是把他所处社会的政治的、社会的、沿袭下来的制度带上理性的法庭；再就是理性化的管理，理性无限制地凌驾于具体条件之上。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没有什么会仅仅因为存在着就有价值（哪怕已经存在了好几代人），亲近（）没有什么价值，一切都要加以详细审查。由于其天性，对他来说破坏和重建比接受和改革更容易。修修补补（需要耐心地认识质料）在他看来是浪费时间；较之通用的和实验证明效果良好的方法，他总是更喜欢新发明的设备、策略。他认为有意识地促成的变化才算变化，因而他就很容易错误地把习俗和传统等同于无变化。这一点从理性主义者对思想史的看法上就很容易看出来。对于传统，不存在保留或者改进的问题，因为那样有向传统屈服之嫌。必须对传统加以破坏，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自己的创造：对传统中包含的理性化的真理之基质进行形式化的删节后的得到的一种意识形态。

处理事件对理性主义者来说就是解决问题，而这对于屈从于习惯，或者为传统的浓烟所遮蔽、导致脑筋不灵活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成功的。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这种活动要求人们要具有工程师的品格，工程师的品格又被他们假设成这样的：其心灵在整个过程中由合宜的技术所控制，第一步是把注意力从那些与特定目的不相关的事件上拉回来。这一工程学对政治学的同化事实上可被称作理性化的政治学的虚构。这又是理性主义的著作中的永恒主题。由此产生的政治学可以说是感觉到的需要（）的政治学，理性主义者认为政治学总是充满对瞬间的感受。他总是等待着环境为他提供问题，但他拒绝在解决问题时得到帮助。认为在一个社会和它历史上每时每刻感觉到的需要的满足之间应该有个过渡，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这种看法是谬论，是胡说八道。他的政治学则是理性地解决现实中的难题在社会中，意识到感觉到的需要的主宰以后不断地产生的难题。由此政治生活被归结为一系列的危机，每一个都将被理性克服。每一代人，每一行政部门都要看到他面前展开一张有无数种涂抹方法的白纸。万一彻底被传统驱使的前人非理性地涂抹了这张白纸，那么理性主义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它清洗干净，如伏尔泰所评论的，要想拥有最好的法律，就去烧掉既有的法律，从头开始。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另外两个普遍特征。他们的政治学追求尽善尽美、整齐划一，二者中单独的每一个都表示一种不同风格的政治学，理性主义的本质是二者的统一。理性主义者的第一个信条可以说是不完美的逐渐消失。他并不是毫无谦卑之心，他能够想象一个不为其理性触动的问题，但他无法想象不解决问题的政治，或者有理性无法解决的政治问题。这样的问题一定是假问题。任何问题理性的解决一定又是完美的解决，对他来说不存在具体情境下最好的解决方案，只有最好；因为理性的功能是超越具体情境的。当然理性主义者并不总是完美主义者，在任何条件下他的心灵都为一个总体（）乌托邦所主宰；但是他也总是细节上的完美主义者。由完美主义的政治产生整齐划一的政治，他的方案不考虑具体情境发生的变化。写道：事物本质上必然有最好的治理方式，自蒙昧和无知中解脱出来的有识之士都将不可避免地赞成它。这位无畏地理性主义者笼统地道出了比较温和的理性主义者更喜欢详细加以说明的主张。但原则上他们是一致的：也许没有可以治愈一切政治疾病的通用药方，但是特殊疾病的治疗方法在应用上是普遍的，就像它在观念上是理性的。一旦一个社会中一个问题的理性解决方案确定了，允许该社会的相关部分避开此解决方案，推论可知，是非理性的。在理性的优先选择之外别无其他优先选择，所有理性优先选择之间必然是一致的。政治活动就是把十全十美所要求的统一的条件强加在人们的行动上。

欧洲现代史上到处可以看到理性主义政治的方案。最高尚的首推欧文的把人类从无知、贫困、饥饿、分裂、罪恶、苦难中解救出来的世界联盟（）如此高尚以至于甚至理性主义者（理由并不成分）也认为太过蹊跷了。但是当代人的同类方案相形之下也毫不逊色：不懈地寻求一种无副作用的力量，可以安全地被加强到足以控制人类世界中的其他力量的地步，普遍地倾向于相信政治机器可以取代道德和政治教育。可以根据一部人权宣言来缔造个人或者各州的共同体是理性主义者大脑的创造，提升为普遍的原则的民族或者族群的自决权也是如此。所谓的基督教会的再联合，开放外交，单一税，行政系统成员除个人能力外没有别的标准，自觉计划的社会（），贝弗里奇报告（），年教育法案，联邦制度，民族主义，妇女选举权（），公共饮食业工资法案（），摧毁奥匈帝国，韦尔思或任何人的国际联盟）（），把盖尔语复活为爱尔兰的官方语言――所有这些计划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政治上的理性主义奇怪的产物源于浪漫主义的至高无上的力量。

二、理性主义的湖面以理性主义者的品格和气质静静地躺在我们面前，表面上看来很亲近很可信，湖水有很多看得见的支流浇灌，但是湖水深处暗潮涌动，虽然不是湖水的源头，却是其得以持久的最可靠保障。这一源泉就是关于人类知识的信条。这一源泉位于理性主义的核心，这对于只了解其皮毛的人来说也毫不奇怪。不受阻碍的理性优越性在于，它能够获得越来越可靠的关于人及其社会的知识，这是人类其他能力做不到的，理性因其精确性和所声称的可论证性而优于传统。然而，准确地说，这不是关于知识的哲学理论，因而可以相应地非正式地加以解释。

各门科学，各种艺术和需要无论何种技艺的实践活动，乃至各种人类活动都涉及知识。一般说来，知识可以分为两种，任何活动都同时涉及到这两种知识。把知识分为两类很重要（虽然实际上它们并非独立存在着），二者之间确乎有着重大差别。第一类知识我称之为技术知识或者对技术的知识。各门艺术和科学，各项实践活动都牵涉到技术。在很多活动中，技术知识以规则来阐明可以通过细心的学习和记忆来加以掌握和应用，但不管是否已经被明确表述了，它的首要特征是它能够被明确地表述。虽然一些特殊的技术和见识需要明确的表述注释在英国的公路上驾驶摩托车的技巧（或者其一部分）可以在高速公路守则上读到，烹调术可以在烹调书里读到，在自然科学或者历史上得到新发现的技术可以在它们的研究、观察或者证明规则上看到。第二类知识我称之为实践的，因为它只存在于使用过程中，不像技术，无法加以反思，不能像技术那样以规则来表述。这并不是说它是一种秘传（）的知识，只是说使它得以分享的方法不是把它明确表述成学说。如此看来，可以准确无误地说它就是传统知识（）。所有的活动牵涉这样的知识，掌握技艺等具体活动没有它是不可能的。

这两类知识可以区分但不能分离，是任何具体的人类活动涉及到的知识的孪生组成部分。实践技艺，像烹调，没人会把好厨师的知识限定为完全可以在烹调书中的写下来技术和我所说的技术知识一起使无论何地的烹调术得以存在。对于美术，绘画，音乐，诗歌来说同样如此。高度的技术知识，无论多么微秒、充分，是一回事，制作一个艺术品，写一首伟大的十四行诗，谱一首高品质的曲子则是另外一回事，那需要技术之外的另一种知识。另外，任何真正的科学活动也同时包含着两种知识。自然科学家当然运用属于他的技术的观察和证明规则，但这些规则只是他的知识的其中一种，科学发现的进步从来不是仅仅靠单纯遵循规则取得的。宗教上也有类似情形。我想我们可以无比自由地称一个不拥有没有任何基督教技术方面知识的人为基督徒，不知道任何教义或者礼节，但坚称教义和问答集方面的完备知识是一个基督徒的全部成份则是更加荒唐的。对于烹调术、绘画、自然科学和宗教来说是对正确的分类，对政治学来说其正确性不减分毫：政治活动涉及到的知识既有技术性的也有实践性的。确实，就像以人为塑造的艺术如医学，工业管理，外交，军事指挥一样，政治活动中涉及到的知识尤其具有这种双重品格。在这些艺术中，并不是技术告诉一个人（如一名医生）该做些什么，而是实践技艺告诉他该如何去做临床的方式（）判断他必须面对的一个个体。

即使要知道做什么时，尤其是在诊断时，已经存在着技术和实践这两个方面了：没有不需要同时知道如何做的知识。区分技术的知识和实践的知识，并不等同于区分关于手段的知识和关于，虽然有时这两种区分是一致的。简言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尤其是在政治活动领域，技术知识都不能和实践知识相脱离，都不能混同二者或者以其中一个取代另一个。

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两种只是之间的差别，重要的差别是，表述、学习、接受两种知识的不同方式。

我们已经看到，技术知识可以以规则、原理、说明、公理等来表述，概括地说，可以用命题表述。技术知识可以写成书，因而，毫不奇怪当一名艺术家就其艺术进行著述，他所写的只是他的艺术的技术方面。这并非因为他在可以说是美学因素一无所知，或者认为那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些内容（如果他是一位画家）他已经包含在他的画里面了，他不知道其他表达方式。对于一为进行著述的厨师或者有的人也是如此。

可以看出，技术知识能够明确表述的特征使得它看上去很确定。人们在技术方面可以很确信。另一方面，实践知识的特征就是无法被明确表述。通常它是在习俗的或者传统的做事情的方式中得以表述，简言之，是在实践中得以表述。这使它看上去不明确因而不确定，是意见、可能性方面而非真理方面的问题。是出于趣味或者偏好的知识，缺乏学习者的心灵生成印象需要的严格性和现成性。技术知识可以从书本中获得，可以函授。进而，可以通过用心学习而得到，可以死记硬背，可以机械地运用，三段论就是这样的技术知识。简言之，技术知识可以通过语词最简单的意义进行教、学。另一方面，实践知识无法教也无法学，只得被传授和习得。它只存在于实践中，学习它的唯一方式是做师傅的学徒不是因为师傅能够教他（他不能），而是因为只有持续地和一位反复使用这种知识的人来往，才能获得实践知识。在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学生在追随老师讨教和学习时，往往发现自己在自老师那里学得技术知识的时候，不知学到了技术知识，也学到了另外一种知识，而这种知识的内容并非明确地说给他、传输给他的。一位钢琴演奏者不仅学到了技术，也获得了艺术才能，一位棋手习得了棋风和洞察棋势的能力，而不只是走子。一位科学领域的学徒养成了科学判断力，使他能够知道何时他的技术在把他引向歧途，还养成了科学鉴赏力，使他能够区分有生长力的探索方向和徒费工夫无益的探索方向。现在可以说，如我所理解的，理性主义者断言，我所说的实践知识根本不是知识，理性主义者声称，恰当地说，根本没有非技术的知识，人类行动中涉及的唯一知识因素是技术知识，我所说的实践知识只是一种无知，如果无害的话，可以不加理会。理性的统治地位对理性主义者来说就是技术的统治地位。

问题的核心是理性主义者对确定性的先入之见。在他看来，技术和确定性密不可分，因为人们不无需去知识自身之外去寻找它的确定性，知识不仅以确定性结束，也以确定性开始，知识是彻头彻尾地确定的。技术知识正是如此。它自身是完整的，因为它的范围是这样的：其起点是可确认的（是对完全无知的突破），其终点也是可确认的，是完成，比如学习新的下棋规则。技术知识可以完整地包含在一本书里，其使用也是尽可能机械地，不再需要技术自身提供不了的别的知识。例如，意识形态因为自我包含而优越于思想传统，它能完全地交给头脑空空者，如果被教者已经有所学，教师首先要予以肃清，确定所有的成见、既有观念都被清楚，要在绝对无知的不可撼动的岩石上奠定自己的基础。概括地说，技术知识是理性主义者选定的，唯一能够满足确定性的标准的知识。

我已经指出，任何具体人类活动都不仅仅包含技术知识。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理性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就很简单，错把部分当成了全体，赋予了局部以整体的性质。但理智主义者所错不仅至此。如果说技术的霸权是他强烈的幻想，他不仅是被技术知识的确定性欺骗了。技术知识看上去如此确定，是因为它起始自彻底无知，止步于确定和完全的知识，起点和终点都是确定性。但实际这只是幻象。像其他种类的知识一样，学习技术知识并不包括去除纯粹无知，而是重塑已有知识。即便是几乎自足的技术（游戏规则），也不能被传递给一个空空的大脑，被传授的是既有者滋养出来的。这样说来，一个知道游戏规则的人能很快地学会另一种游戏的规则，一个对任何规则都一无所知的人（如果这是可以想象的话）将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学徒。就像一个自力更生的人并不是真的只靠自己的奋斗，而是依赖特定的社会和没有被明确意识到的传统，技术知识也从来不是自足的，只有我们忘了它生法的前提时，才看上去仿佛如此。如果其自足只是幻觉，那么由自足所得的确定性也只是幻觉。

但我的目标不是驳斥理性主义，我们对它的错误感兴趣，是因为由此可以揭露它的特征。我们不只是要考察这一教条是否为真，而是要弄清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历史上这一思潮的意义。我们必须努力去解答的问题是，技术要占据统治地位的信念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思潮何以对人的理性那样高度地自信，这一思潮的根源和背景何在，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风靡欧洲的，产生了什么结果。

三、新思潮的出现就像新建筑风格的诞生，是不知不觉的，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试图寻找它的起源是错误的努力方向。实际上没有什么源头可寻；能弄清楚的只是缓慢的调节、转变，挪一步再挪一步，动力之潮涌动、衰退，最后形成可辨认的新的形式。历史学家雄心勃勃，要避免粗率的节略、过早或者过晚地简略地解说新诞生的思潮类型，避免因为新思潮明显成形的时刻造成的印象过于强烈，而错置了重点。不过目标不像历史学家那么高的人，其兴趣就集中在那一时刻。我计划由现性主义明明白白地展现出来的时刻出发，通过考察它的产生背景中的一个因素，来简要地说明它的特征和倾向。那一时刻在十七世纪早期，它与其他事物联系着，比如那时的知识条件关于自然和文明世界的知识。

十七世纪初欧洲的知识状况是很特别的。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求知的热潮像人类历史上其他时期一样涌动不息，激励着这一探索并且硕果累累的预设还没有衰竭的迹象。但是对于关注着它的才智之士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还付之阙如。培根写道：知识的状况既不繁荣也没什么进步。目前的求知活动不顺利不是因为有什么残存的因素阻挠眼下的求知活动，所谓在亚里士多德派科学理论的预设中，被人类心灵摆脱出来（虽然不是在一些细节上）但余下的阻碍因素。缺少的也不是动力甚至探索的方法习惯，而是自觉形成的考察技术，一种理解的艺术，一种有成文规则的方法。满足这种需要的就是我称之为理性主义者的一批新智者明白无误地现身，提出他们的方案。

这项事业早期的代表人物当然是培根和笛卡儿，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著作中找出日后成为了理性主义者的特征的正式宣告。

在培根看来，要获取对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确定的、可论证的知识，人类理智要配有必要的装备。自然理性无法得到这样的知识，它只能就可能性而非确定性作出微不足道的揣测。这种缺陷反映在知识状况的不繁荣上。《新工具》以对知识状况的诊断开始。缺少的是对确定性的本质的明确观念和达到它的充足手段。培根说：只有一个途径来恢复完好健的状况理解活动从头开始心灵一开始就不仅自己掌握自己的进程，而且每一步都要由心灵来引导。需要一个确定的计划，新的理解方式，探索的艺术或者方法，补偿自然理性的缺陷的工具（像人们使用机器提高自然力量的效率。简言之，需要形式化的探索技术。他认为这一技术将是自然理性的障碍，不是为它插上翅膀，相反，为了限制它的蠢蠢欲动，加重它的翅膀；它是确定性的障碍，因为自然理性就是因为缺乏法则才达不到对世界确定的认识。培根拿他的研究工具和三段论相比较，一个适用于发现事物的真理，另一个只适合发现意见的真理。

培根倡导的研究艺术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它是一套规则，是真正的技术，因为它能以一套准确的说明来表述，这套说明是用心学就可以掌握的。其次，它是一套机械地应用的规则，它是真正的技术因为它使用起来不需要它自身以外的知识。在这一点上培根说的很明确。理解自然的活动可以像机器在做一样，探索者的力量和才智无从插手，一切智力和理解力在使用新方法时其水平是一样的。最后，它是一套可以普遍施用的规则，是真正的技术，因为它作为研究工具，研究的主体对它来说无关紧要。

在这个方案中，重要的不是探索规则的精确性，不管肯定还是否定的，而是，这样的技术是可能的。因为所倡导的不会出错的科学发现的规则是非凡的，是魔法石，能够开启所有的门，是科学的主人，培根对这种方法的细节是很谦虚的，并不以为自己已经确定了整个系统，但他对方法可能性的信念是无可更改的。在我们看来，他的规则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我们必须舍弃一切先入之见，从全新的基础开始。真正的知识必须从荡涤大脑开始，因为它必须自确定性开始，以确定性结束，而且还要是自足的。知识和意见是截然不同的，没有任何知识是得自我们幼年时形成的简单想法。这也许可以说是柏拉图主义与经院哲学别于现性主义之处：柏拉图是位理性主义者，但辩证法不是技术，经院哲学方法的目标总是受限制的。

在我们看来，《新方法》的要旨可以概括为技术的霸权。它不仅专注于技术，认为技术知识从来都不是知识的全部，而且还主张，技术及其作用的对像就是全部相关的事情。当然，单单这并非新思潮的开始，它只是新思潮最早的明确的宣示：思潮本身是培根理想的夸大，而不就是培根的信念的产物。

笛卡儿像培根一样，从同时代科学探索的缺陷获得灵感，他也认为探索技术缺少自觉的明确的表述。《谈谈方法》和中提议的方法和《新方法》中的很接近。笛卡儿像培根一样追求确定性。确定的知识只能得自空荡荡的心灵研究技术自净化心灵开始。笛卡儿第一条原则是，研究者其次，探索技术以一套规则来表述，理想地说，这套规则构成不会出错的方法，可以机械地、普遍地运用。最后，知识没有级别差异，只有无知是不确定的。笛卡儿异于培根的是，他接受了系统的经院哲学的教育，几何证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教育背景和灵感来源的不同使他对探索技术的规定更加精确，更具批判的锋芒。

他的目标是确立不会出错的、通用的研究方法，但由于他是仿照几何学来确立的，当运用于事物而非可能性时，其限度是明显的。笛卡儿在把怀疑论施行于自身时比培根更彻底，最终，他认识到设定一种方法作为唯一的探索手段是错误的。技术霸权结果只是梦想而没有成为现实。然而，其后继者坚信自己从笛卡儿那里学来的就是技术霸权，而不是他对不会出错的方法的可能性的怀疑。

通过可原谅的对历史的删节，可以说，理性主义者夸大了培根的理想，忽略了笛卡儿的怀疑论，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平凡的心灵在天才、不平凡的人的启发下产生出现性主义。但理性主义的历史不仅是新思潮的特征出现和确定的历史，而且是技术霸权侵入所有理智活动的历史。笛卡儿从未成为笛卡儿主义者；但是按照所说，十七世纪’’，，，’众所周知，这一时期的诗歌和戏剧也非常重视技术，作曲规则，重视对文学的观察，这一风潮一直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出版了一系列的书关于，像诗歌的技艺，生活的技艺，思考的技艺。无论宗教、自然科学还是教育、生活本身，都没有逃脱新理性主义的影响，所有活动都未曾幸免，所有社会都被触动。

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慢慢调整演变，直到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理性主义者，这一过程漫长而复杂，我不准备在这里阐述。重要的是要看到，随着前进的每一步都背离它的灵感之源，理性主义越来越拙劣粗俗。十七世纪的’’’变成了你的心灵，如何使用它，世界著名的专家制定计划，以通常花费的一部分塑造一个接受过训练的心灵。生活的技艺成了获得成功的技术，早先技术霸权较为平和地侵入教育领域，现在已经发展为配而曼记忆训练（）。

这一思潮深层的发展动力自然是不清楚的，深深地隐藏在欧洲社会的幽深之处。但在其他与之联系的因素中，显然包括对上帝的信仰的逐渐淡漠：仁慈的、不会出错的技术取代了仁慈的、不会出错的上帝，没有一个上帝来纠正人类所犯的错误时，避免犯错误便更加重要了。其起源是这样一种观念：一个社会或者一代人自己发现的比他们继承而来的更为重要。这个时代的人，过于看重自己的成就，易于幻想理性之庄严此乃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特有的精神病症。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没能与过去和谐相处，因而未曾安宁过。技术幻想所有的心灵处于同一水平，这宛如提供了一条捷径，引诱人们急于表现自己为受过教育的，而他们实际上看不到他们继承的东西具体的价值。

部分地因为受理性主义本身的影响，十七世纪以来这样的人一直在增多。实际上，可以说，早期影响了理性主义者出现的因素全都，或几乎全都在我们的文明中变得更加有影响力。

并不是说理性主义很容易地、没遭到任何反对就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刚一产生因为新奇而遭到怀疑，在人类活动的一些领域例如文学，起初被它牢牢占据着，但后来失势了。事实上，各个领域都不停地散布对其教导的抵制。我们考察了对它的最初的最深刻的批判之一后，技术霸权的意义就更加清楚了。帕斯卡尔在批评笛卡儿时，表现的明智而审慎，他并非全面反对笛卡儿，只是在基础的方面反对他。他认为，首先，笛卡儿对确定知识的追求是建立在错误的确定性的标准之上的。笛卡儿的出发点必须是不可疑的，结论是，所有的真知识都是技术知识。

帕斯卡尔通过他的可能性理论避免了这个结论（）：只有出自偏见的知识才是确定的。存在着这样一种悖论：可能的知识（）比确定的知识占据更多的真理。其次，帕斯卡尔认为，笛卡儿派所说的事实上从来都不是任何具体活动中包含的知识的全部来源。他断言，人类心灵并非完全依赖自觉的可表述的技术，即使涉及到技术，心灵自然地、默会地使用技术。明确表述的探索规则夸大了方法的重要性，从而会妨碍探索取得成功。帕斯卡而有很多追随者，现代哲学史也经常围绕这一问题来展开。但是虽然后来者的批评更加精致，少有人比帕斯卡尔更确信，理性主义者的意义不在于对技术知识的重视，而在他们忽视了其他：他们在哲学上错误地把确定性归因于技术，错误地赋予技术霸权地地位。在实践上，他们错误地认为自觉的行动只能产生利益。

四、政治当然不可能不带有新理性主义这一强有力的思潮的印记。一眼就可以看出，政治较之其他人类活动，更早、更彻底地被这一思潮吞没了。过去的四个世纪里，理性主义对人类生活各部门的控制力地位一直在变化，但是在政治中其控制力不断增强，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大。我们已经考察了理性主义表现在政治上的一般倾向，有待于考察的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欧洲政治几乎全面地向理性主义屈服，以及这一屈服的后果。

当代所有的政治都受到了理性主义的感染，否认这一点的人不过是换个说法罢了。不仅政治上的罪恶是理性主义的，政治美德也是如此。我们的事业的目标和特征大体上是理性主义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政治上的思想方式也是这样被决定了的。人们期望一些传统的因素，尤其是英国政治中的，会延续对理性主义的抵抗，但现在它们却几乎完全顺应了这一流行趋势，甚至把这样的顺应当作自己具有生命力、能够与时俱进的标志。理性主义不再只是政治模式的一种，而是成为评价政治模式的标准。

理性主义气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侵入了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思想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政治上的破坏和创新在多大范围内取代了政治改革，自觉计划和审慎实施多大程度上被认为优越于长时间内自发生成和确立的东西。把可改变的、从未定型、终结的行为习惯转化为相对说来严格的抽象观念的系统，并不新鲜。拿英格兰来说，这样的转化开始于十七世纪，理性主义政治学的拂晓。但起初它遭到比如英国政治无声的抵制（使我们长时期以来得以避免赋予政治行动过高的价值，对政治功绩报过高的期望，起码避免幻想在政治上去除不完美），这一抵制今天也已经转变为了一种思维方式。这可以说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主要意义不是他的理论的自洽性，而是它是理论这一事实本身。反对一切计划也许比计划好，但二者仍属于同一种政治模式。

只有在一个社会已经深深地为理性主义影响了后，传统资源放弃抵抗，转而服从理性主义的专制才会被视为对传统的强化。如今，为了参政并有所反响，必须要有严格意义上的信条，但不能是轻率的不体面的信条。在一些社会中被认为是属于传统政治的圣洁，现在已经只为理性主义政治所有了。

我已经说过，理性主义政治是感觉到了的需要的政治，它不是按照对一个社会长久的利益和运动方向的正确、具体的认识，而是由理性和技术来确定。他们是书本政治学（）。这几乎是所有当代政治学的特征：没有书就等于缺乏一件必需品，不严格遵循书中所说就将成为声名狼藉的政治家。这样的书是如此必要，以至迄今认为没有它照样继续的人，日后将不得不自己动手写一本，为己所用。这表明了作为现性主义之根基的欧洲理性主义的胜利。因为一本书包含的只能是可以写成书的东西技术规则。欧洲的政治家手里拿着书（因为虽然技术能够死记硬背，这些政治家的功课都没学好），注视着他们为未来准备的正被煮熟的盛宴，就像一位厨房看门人欢喜雀跃地代替缺席的厨师出席，他们的知识不会超出他们机械地读出来的字句写下来的字句在他们头脑中产生观念，但不会在他们的嘴里生成美味。在理性主义在当代政治中的其他迹象中，还可以把这一主张算进去：政治要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化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或者心理学家）。他们的理由是，虽然科学知识总不只是技术知识，它供给政治所用的知识只能是技术。如此以来，政治中理性的作用不再是批判政治习惯，而是起而代之。一个社会的生活失去了其节奏和连续性，被化解为一系列的问题和危机。民间知识因为不是技术，被等同于无知，柏克所说的现在和过去之间的伙伴关系荡然无存。

无需多说，当代政治的特征就是其理性主义品格。政治是简单的这一流行观念就足以证实这一点了。要给出明确例子的话，无需去远处寻找，眼前就有一个，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对如何控制原子能的制造和使用的建议意见。是性主义对技术的统治地位的信念产生了两个观念：普遍的机械控制方案是可能的以及迄今提出来的每个方案的细节。它被理解为所谓的管理问题。但是，如果理性主义的盛行没遭到任何非难，我们关心的问题就是，是什么造成了如今的事态，因为它之所以能够盛行，不仅是由于自身因素，而且还与背景有关。

简言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理性主义政治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过去四个世纪里欧洲政治的显著特点是，它至少遭受了三种政治不成熟的侵袭新的统治者，新的统治阶级，新的政治社会即使不提及后来萧先生提出的新的性别。无需强调，那些在政治上没接受过教育训练的人会发现理性主义的政治很对他们的胃口，他们的原则是实施政治创新、树立政治权威。他们如此地需要它，以至于没有什么会刺激他去怀疑这种神奇的政治技术的存在，它能够消除他们没有接受过政治教育所造成的障碍。

向他提供这样的技术对他来说就是获得了拯救，就是告诉他，必要的知识全都可以在书中找到，这样的知识可以迅速地学到手并且机械地加以运用。这听起来就像拯救一样美妙的令人不敢相信。这一技术或者和这非常接近，以致被误认为这一技术，他理解为是由培根和笛卡儿提供的。虽然那两位哲学家没有想过把他们的方法具体地应用于政治上，但二位哲人正式宣告了理性主义政治的诞生，所作的怀疑论的限制很容易被忽视。他也不需要等待培根和笛卡儿提出理性主义的普遍原理，一个世纪之前马基雅弗利就开始了政治领域中这一方向的探索。

有人说马基雅弗利的目标是扩展政治学，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够真切。我们知道，科学是具体知识，无论其结论还是手段都不能全部写下来成为书籍。无论艺术还是科学都不能通过一套说明书来传授，掌握艺术或者科学都要成为行家。能够这样传授的是马基雅弗利关心的政治技术。他意识到统治共和国和统治公国的技术是有区别的，二者他都关心。而他为新一代的王子写作了公国统治术，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学理上的，一个是出于个人原因。基础稳固的世袭统治者接受了传统教育，继承了家族的深厚经验，能够胜任他的职位：他的统治术能够通过技术函授课程得到提高，但通常他知道该如何作为。但是新一辈统治者就不同了，他们能用来施行统治的，只是获取统治权的那些品质，除了机关里的恶习和王子的任性之外，他们别无所学。缺乏教育（除了天生的野心以外），需要得到教育的捷径，需要一本书，但是是特定种类的书；他需要注释读本：他们缺乏经验，无法处理未经历过的事件。注释读物的作者必须知道有教养者的语言，必须发挥他的天分（如果他有的话）作一名译者，它不能使无知的读者避免所有可能的错误。马基雅弗利的计划是给政治提供注释读物，提供政治训练以弥补政治教育的缺乏，向没有传统的统治者提供技术。他满足了时代的需要，他个人和他的时代都对满足这一需要感兴趣，因为他对困难的东西着迷。新统治者更感兴趣，因为他比有教养的世袭统治者更容易中人家的诡计，更需要建议和帮助。但是像理性主义的伟大先驱培根和笛卡儿一样，马基雅弗利也意识到了技术知识的限度；不是马基雅弗利本人，而是他的追随者相信技术霸权，认为政治不过是公共管理，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他不仅向新王子提供他的著作，而且提供了能够弥补书籍不可避免的缺陷的东西他自己：他从来不会改变这样的理解政治毕竟是交际手段外交而非技术的应用。

新的、政治上不成熟的阶级在过去四个世纪里演练了政治革新和政治权威，像十六世纪的统治者得到马基雅弗利的指导一样，他们也获得了自己的指导。这些阶级都没有时间在执政前接受政治教育，都需要政治辅导书，政治学说以取代政治行为习惯。这些政治著作之中，确实有些是政治卑俗化的，他们不彻底否认政治传统的存在或者其价值（作者接受过真正的政治教育），但他们对传统进行删削，进行理性化以得出传统的真理，以一套抽象原理来展现它，但如此以来，传统的完满意义不可避免地消失了。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尤其如此，它像的《基督教的证据》（）一样流行一样不朽一样有价值，像宗教经典读物一样，它是政治学的经典读物。也有其他作者，像边沁和，都试图为新一代没有经验的统治者设计方案，其纯思辨的理念覆盖了所有的政治习惯和社会传统的踪迹：他们是理性主义的正统派。但是其中最权威的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著作在这个领域是无可匹敌的。没有这些思想家，欧洲政治依然会深深地卷入理性主义，但毫无疑问，他们是声势浩大的政治理性主义的缔造者，或者说，他们可能是，这些缺少政治教育的统治阶层的指导者，而不是其他人，存有如何使用统治权力的幻想。写给新一代统治者，并为他们学到手的技术，其机械的应用方式是不会出错的。没有其他技术这样貌似具体知识地把自己强加给世界；没人能够创造这样一个如此广大的理智的无产阶级：它除了技术之外一无所有。

美国的早期历史是理性主义政治的教科书。那时的美国人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依靠自己开展政治创新，类似于某个人或者社会阶层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去执政；二者的需要大体相同。尤其相似的是，独立伊始的美国被确认不具合法性，明确地反传统，因而它只能诉诸本身不依赖传统的理论来为自己辩护。而且，对于美国这批殖民地居民来说，逼迫他们转入理性主义政治模式的也不只是这些原因。

美国独立的奠基者拥有欧洲的思想传统和本土政治习惯和经验两种资源。但是，如历史所示，欧洲传统对美国的馈赠（哲学上和宗教上）一开始就被显著地理性化了：本土政治习惯，殖民化环境的产物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单纯的理性主义。普通质朴的人们不会对他们继承而来的行为习惯多加反思，作为生活在处女地的共同体，不断地通过互立协议来制定法律和规范，他们只会认为自己的政治安排是自己没接受任何帮助、自己创造的。他们是白手起家，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先驱者的文明几乎不可避免地是有自我意识的自力更生者的文明，理性主义者是环境而不是反思的产物，不需要有人告诉他说知识始自白板，认为自由的心灵不仅是人为地笛卡儿式净化的结果，而且如杰弗逊所说，还是拜全能的上帝所赐。革命爆发很长时间之前，美国殖民者的精神气质，政治上流行的理智品格和习惯就是理性主义的。这很清楚地反映在宪法和殖民地独立史上。当殖民者开始消解把他们和他者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标签，宣布独立时，他们的政治习惯从外界获得的唯一的新启示是和他们的本土特征丝丝入扣的那种。启发杰弗逊和其他美国独立之父的是洛克从英国政治传统中提炼出来的学说。他们愿意相信，他们相信这一学说的程度高于旧世界的居民可能相信的程度。社会正确的组织和处理事情的方式要以抽象原理而非传统为基础，后者像汉密尔顿所说的是去破羊皮纸和发霉的历史纪录中寻找，这些原理不是文明的成果，它们是自然而然的，写在整卷的人类本性之上。人的理性、以相同方式为所有的人拥有的技术能在自然中找到它，使用它不需要其他额外智能。而且，这个时代比其他时代占据优势，因为通过探索技术的运用，抽象原理近来已经被发现殆尽并被写到书中。使用这些书，以新的方式塑造的政治社会之没有传统就不仅不是缺陷，而且将因此优越于没有彻底摆脱习俗锁链的旧社会。笛卡儿设想的’’’’，在年为精神振奋地观察到：美国人是上帝最垂青的人，给予他们探究和选择自己应该生活于其中的政府形式的机会。所有其他的统治形式都出自暴力或者偶发事件，远远未臻完美。独立宣言是正统理性主义（）的典型产物。它在新学说的帮助下体现了感觉到了的需要的政治。无疑，它将和法国大革命的文件以及后来理性主义者后来推进社会重建的模式和启示一道，成为政治理性主义的圣经。

我坚持认为，欧洲国家的普通政治实践理性主义的缺陷已经根深蒂固，欧洲政治的很多失败都是因为其理性主义特征主导了事态（而不能归结为其他更直接的原因），我们不能期望立刻走出困境（因为理性主义的精神气质不是昨天才时兴起来的）。病人听说他一出生就病了肯定会很沮丧，因为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快速治愈，但通常事实就是如此（除非是幼儿期受到的感染）。只要孕育理性主义政治的条件依然存在，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政治上的理性主义气质。

并不是说所有我提到的思想家都要为目前的困境负责。他们是历史条件的仆人，帮助它永生，而不是历史条件的创造者（偶尔也可以看到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也不能假定他们会一直同意那样使用他们的著作。我真正关心的也不是政治哲学著作促进还是延缓了政治上的理性主义。对前人的构思的误解不是出于提供行动方案的动机，只是打算去诠释它。探索政治和永恒之间的关系则是另一件事，更不值得鼓励，发觉了时间世界的复杂性和偶然性的不可控制的实践政治家，抵抗不了一些学说提供的诱惑迅速遁入虚假的永恒。最后，我也不认为也不能把我们目前所处的困境归结为自然科学及与之相联系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文明中占据的位置。这一简单的诊断已经广为散布，但我认为它是错误的。自然科学家的影响不局限于理性主义方面这是我们确定了所有具体知识的特征后自然得出的结论。无疑，有些科学家骨子里是就是理性主义者，那是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理性主义和科学观点必然一致。麻烦在于，科学家跨出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时所持的仍然只是自己的技术，这必然把他和理性主义的力量拴在一起。简言之，自然科学的巨大声望被用来加强我们心灵中的理性主义倾向，但这不是真正的科学家干的，而是那些不管不顾自己的科学、理性主义的科学家所为。

五、简短地勾画了理性主义政治的特征，产生的社会和知识背景后，我们来加以若干反思。理性主义政治源自政治机遇中的政治不成熟。这样的情形在欧洲社会经常一起出现。它们曾出现于古代社会，这个世界时而要遭受他们联合以后造成的后果。现代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的特征是这样产生的：现代世界成功地发明了如此似是而非的弥补对政治教育的缺乏的方法，以至于那些缺乏政治教育的人对自己的无知浑然未觉。当然不是每个社会都这样缺乏经验，这从来不是绝对的。总有人接受了真正的政治教育，对理性主义有免疫力（英格兰人尤其如此，其特定的政治教育比任何社会都普及），有时他的技术所暴露出来的其局限性的蛛丝马迹都能够渗透理性主义者的心灵。

实际上，纯粹地理性主义政治是如此地不切实际，以至于后来掌权的新人经常会抛开书本，转而像一位商人或者贸易协会的官员一样，依靠自己对世界的总体经验。自己的经验总比书本的指导可靠至少它是真知而不是模糊的影子，但这还不是关于他所处社会的政治传统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在最适宜的条件下也要花两到三代人才能得到。

不过，当理性主义者不傲慢，不假装神圣的时候还是值得同情的。他很想正确，不幸的是他不会很成功。他开始的太晚了，方式也不对。他的知识总是一知半解半生不熟，从而他最多只能对一半。就像一个出国在外或者脱离了自己的阶层的人，会对他只表面了解的传统和生活习惯感到困惑，一个仆役长或者管家都优于他。鄙视他不理解的东西，习惯和风俗本身看起来就是坏东西，一种对行为的无知。出去某种自欺，他把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政治具有的特征僵化、一成不变归给传统（它首要的特征就是流变）。因而，在控制时态时理性主义者就面临，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危害最大不是在他没能够控制住局面时（他的政治，关涉的总是控制局面和化解危机），而是在他好像取得了成功时；因为他每次表面上的成功我们都要付出代价：社会整体生活中的理性主义思潮又被推波助澜。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理性主义下述两个特征使它对我们的尤其危险：稍具判断力的人都不会因为无法迅速治愈病入膏肓者而焦虑，但如果他看到所患疾病日益恶化时，他更有理由不安。这正是理性主义这种病患的现实。

首先，如我已加以说明的，可以确认理性主义政治误解了人类知识的本质，这一误解已经腐化了人们的心灵，因而它无法纠正自己的错误，也不能对它采取顺势疗法，不能通过对理性主义更真诚更衷心而避免这一错误。这一点可以视为对按照书本来生活的惩罚，它不仅使人犯错，而且会使心灵枯竭。按照格言生活最终将导致理智上的不诚实。进而，理性主义者预先拒绝了唯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的外在刺激，他不仅不知道能拯救他的知识，他一开始就破坏了这种知识。他先关了灯，然后又说他看不见东西。简言之，理性主义者本质上是无法感化的：唯一能教导他使他放弃理性主义的启示被它视为人类的强敌。对理性主义者不管不顾的话，他自己能做的只是，在一个理性主义的方案失败后，以他希望能够成功的新的一个方案取而代之。当代政治正迅速地向这个方向退化：不久前还为英国政治极端对抗的对手共同拥有的政治习惯和传统，已经被共同的理性主义立场取代了。

但是，其次，一个采取了理性主义政治立场的社会将会发现，自觉不自觉地，其教育也只有理性主义一种模式了。我指的不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那种直言不讳的用心：灌输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学说，而是看似更加合理的方案只允许具有理性主义特征的教育模式存在。

完整建立了理性主义一统天下的教育模式后，解救的唯一希望寄托于被忽视的老学究能有所发现，在破羊皮纸和发霉的记录中翻找，勾画出一千年前理性主义未曾灾难性地降临时世界的面貌。

理性主义刚一出现就对教育有着不吉利的兴趣，它很尊重头脑，坚信自己能够训练它，认为聪慧应该得到鼓励，得到权力作为报酬。但是理性主义相信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可以确定地说，那不是对社会道德、知性习惯和成就的启蒙，建立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伙伴关系，分享具体知识；对理性主义者来说这都是无知的教育，非但无益而且有害。教育是技术训练，知识来自当作注释读物使用的书本。理性主义者的不良教育观之所以能够逃脱被认为是把自己强加给社会的嫌疑，是因为他和他的学生一样受了蛊惑。他真诚地相信，技术知识的训练是唯一值得传授的知识，因为他为这样的信念所打动：除了技术知识之外，没有其他种类的知识。他相信，公共管理训练能最有效地抵挡煽动者的谄媚和独裁者的谎言。

一个精神气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主义倾向的社会将强烈呼唤这种训练。半知识（由于一半是技术）将具有经济价值，受过训练的心灵能够随意运用最新策略而有自己的市场。可以期待的是，这一要求会得到满足，这种书籍将会被写出来并大量售出，将出现提供这种训练的机构（全面或者侧重某一方面）。

思政理论论文篇7

[作者简介]樊文娥，南通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江苏南通226019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2-0161-04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对大学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它与我党的指导思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始终保持一致性，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为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按照时代的需求、学生的特点进行了不间断的改革与创新，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全球化的显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断面临挑战，需要不断地优化。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挑战与优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最重要的国内社会环境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为集体主义价值观、道德观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彻底打碎了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羞于言利”等观念对人们的束缚，产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平等观念、法制观念摆脱了传统集体主义的僵化性、虚幻性。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对个人都具有利弊并存的双重功能，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极大的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受到市场经济功利性的挑战。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向学生灌输并要求学生必须确立的价值观，而市场经济的首要法则是功利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功利性的浸染中，个人主义、实用主义被视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原动力，大学生在升学、就业竞争的严峻形势面前，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增强自己在社会上的搏击能力，并把此看作硬件，从而把道德修养的提高看作软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无实用性，解决不了他们的升学、就业问题，进而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出现理想淡漠、急功近利、忽视修养；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以实用主义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身边的人和事。使高校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受到极大的挑战。而过分崇尚自我、强调自我价值便成为时尚，使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沦落。当前高校中持续的“打工热”、“经商热”、“炒股热”、“考证热”等正是这一心态的一种折射。大学生片面追求实惠，把满足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凡事均先出于自利的考虑，显现出目光短浅，过分看重眼前利益、追求物质利益、忽视内在的精神素养，从而造成对他人、对社会责任感的缺乏。

第二，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价值多元化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学生确立的理想、信念。这是一代中国人曾以生命捍卫的神圣和权威、以鲜血染红的伟大旗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分配方式多样化，由此产生和形成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也日趋多样化。这些都成为大学生比较、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内容科学性的另类标本和思想元素，使他们从更多的视角去审视马克思主义，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教育边缘化，使大学生在政治理论观念的走向上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有些大学生不仅是厌烦马克思主义教育，更是从根本上否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全面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些大学生误解为马克思主义只解决夺取政权问题，巩固政权需要另外的主义来回答，从而过多地崇尚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西方政治，造成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动摇。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信度受到理论与现实之间巨大反差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任务是对大学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大学生坚信马克思主义。然而，随着改革的进入、开放的扩大、现代科技的普及，高校在地理空间、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等方面不再与社会隔绝。信息来源的日益广泛，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学生课堂之外能了解到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课堂内外的内容，理性与现实的比较，使大学生的思想、认识、观念、信仰不断受到冲击。当理论与现实一致时，大学生会信服马克思主义，反之会大大降低马克思主义的可信度。特别是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最让大学生们反感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腐败现象等还不能一时完全解决，最让大学生担忧的就业竞争，会愈益激烈。一部分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往往从理论与现实的负面效应中思考问题，进而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确立的重要体制，它本身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基石，而邓小平理论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本身不存在矛盾，现实中的不吻合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断优化。

其一，用市场经济的特点对大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市场经济的特点首先是竞争，并且需要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通过竞争企业获得更好更多的效益，通过竞争人才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竞争是一种奋发，是一种昂扬，是能力的展示，更是价值的体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引导大学生坚定地确立竞争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效益意识、法律意识，思想要解放、观念要更新。以一种良好的心态，在学习中增强竞争能力，善于竞争、勇于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

其二，用理论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说服力。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结论要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用符合实际的结论来取代过时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一向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的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然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中，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入课堂，不回避、不隐瞒，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科学的、有创建性的新理念，如科学发展观、执政党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让大学生去讨论、去分析，在讨论分析中提高认识。使马克思主义在学习、研讨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使大学生用创新理论去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从中发挥理论创新的吸引力、说服力。

其三，用舆论导向来树立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高校集中着时代精英，因此高校是国际风云、社会变革、政治思想、学术思潮的集散地，是思想理论的重镇，是各种信息的密集地，是发展科学文化的重要园地，也是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的重点地。一批批的时代精英需要在高校得到培养，培养的过程、教育的过程，也是各种错误思想、腐朽思想侵入的过程。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用舆论导向来引领大学生，利用校园文化、理论讲台对大学生进行宣传、引导，以此塑造大学生的高尚精神、鼓舞大学生的雄心壮志、磨炼大学生的坚强意志，把大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和建设者。

二、经济全球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挑战与优化

经济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已势不可挡，它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地区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互相联系，使得世界政治趋于多极化，对全球政治格局、文化走向、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带来巨大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受到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为当代大学生构建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奠定基础，形成价值构架。而经济全球化使国际政治斗争日趋复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化价值观的斗争也日趋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依靠经济和科技的优势，利用经济合作、贸易往来、技术转让等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诱压兼施的手法，推行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特别是通过文化扩张和渗透，播下资本主义思想的种子，千方百计模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认同，降低社会主义思想对人们的凝聚力和整合作用。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暂时进入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由此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进行政治、文化渗透。社会主义理想的感召力对大学生的影响大大减弱，社会主义“悲观论”、“破产论”、“渺茫论”、“马克思主义优而不越”、“共产主义水中捞月”应运而生。由此激发大学生怀疑、否定社会主义，羡慕、崇拜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产生向往心理，导致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心理排斥。第二，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全球意识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后，从贸易、金融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法律各领域，而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普及以及全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国与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很多全球性的问题只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在全球的层面上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传统的各国固守边界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家的职能越来越多地被让渡和削弱。由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浪潮使得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国家的相对化越来越强。为此，西方国家也极力地造成一种印象，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大同时代，无须再提民族、国家与利益。著名学者巴蒂认为，经济全球化将毁灭国家，连通世界版图，挑战社会契约，改变国家的内涵。世界秩序主席罗伯特·C·约翰逊则呼吁以人类利益克服狭隘的国家利益。认为人类的意识应当先于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传统的国家观念已来越成为阻碍世界各国共同进步和发展的障碍，必须对其进行限制。而美国又自恃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的强大，毫不隐讳地声称要“领导世界”，妄图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统纳入它领导的完全符合美国资本利益的“自由世界体系”，为此，美国大肆宣传“全球民主化论”，提倡“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共同价值”、“全球意识”，要求以“全球民主化”来构筑当今世界，进而在世界事务中推行“新干涉主义”，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上述这一切，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受到巨大挑战。

第三，社会主义文化受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蚀而受到挑战。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全球化，经济上的支配力量衍生出强势文化。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通过高功率广播、卫星电视、互联网、电脑软件、好莱坞电影等媒体，无时无刻不在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略与扩张。老布什曾经说过：凡是接受美国经济的国家就无法拒绝美国的价值观念。针对这种文化殖民主义，马来西亚副总理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在谈到全球风险时就这样认为，全球化会使人们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但它导致西方文化中最肮脏、最无价值、最颓废的东西在非西方社会泛滥成灾。使本土文化岌岌可危。一些国家的本土文化很有可能消亡，或被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一方面通过经济领域进行大众文化、快餐文化、消费文化的贩卖，使西方文化逐渐进入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之中，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体竭力推销它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直接侵害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内政自由和社会稳定。这些文化统治，腐蚀着人们的政治信念、政治热情，使社会主义文化处于劣势地位，阻碍人们特别是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趋势，已经势不可挡。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我们在面临挑战的同时，同样可以积极应对，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优化。

思政理论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6-0059-02

社会的快速发展与进步，综合素质人才的竞争激烈，都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高校必须加强思政教育工作，将人文关怀贯穿并深入落实到具体的思政工作中，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自由、全面、健康的发展，为社会培养并输送优质人才。本文就高校思政工作人文关怀的理论基础展开了详细论述。

一、高校思政工作人文关怀的理论基础

（一）我国传统文化涵盖的人文精神

我国拥有丰厚的传统文化，其涵盖的人文精神是高校思政工作人文关怀的理论基础之一。在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人的品行、精神及修养一直受到文化学者的重视，当然，这里提到的人非个体人而是整类社会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是极为强烈的，这一点可以从古文典籍中查证，比如《易传》将人与天地比肩，称这三者为“三才”，可见古人对人的重要性有着强烈的认知；又如《尚书》中写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由此可见人的地位。儒家文化作为主线贯穿于整个文化历史，并一直在发展和演变。其中，“仁”作为最高道德准则，受到儒家文化的追捧，儒家认为人应富有仁爱之心，做到“天人合一”。我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就表现在通过其自身的修养，同时依赖社会教化，个体可以成为被社会认可的有用之人。由此可见我国传统文化对美好人格的推崇，所以对于现代高校思政工作中的人文关怀而言，要在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这一理论基础之上，不断探索，提高工作的实效性。

（二）马克思主义之人全面发展理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文关怀是其基本维度之一，主要体现在提出人全面发展这一理念，这也是从最高层次上对人做出的重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密切关注人类的生存处境以及命途发展，注重追求人的精神及价值，追求人的尊严与自由，在马克思主义中，人文关怀是其重要组成内容，这与当代我国高校思政工作人文关怀的内容本质是一致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之人全面发展理论理所应当作为我国高校思政工作人文关怀的理论基础。

1.人全面发展理念的形成及发展

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开始关注人的发展，考虑到职业选择及发展等因素。在意识到当时人发展的畸形及片面性后，撰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该文对资本主义形式下的异化劳动做出了批判，并首次将新型人理想公诸于世，指出人要想获得全面发展，其基础就在于劳动。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之人全面发展理念初步形成的标志，该理念逐渐形成于《神圣家族》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时期，同时其从抽象化的研究对象转向为生活于现实中真正的人，并提出人的本质是其周围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该理念真正成熟并得到正式确立的标志是《资本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问世。马克思、恩格斯对人得以全面发展的条件及途径进行了全面的展示，对其历史必然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对其科学内涵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从而有效稳步确立了该学说理念的知识科学体系。由此可见，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从抽象到现实，从不成熟至成熟的过程。

2.人全面理念的科学内涵

该理论科学内涵丰富，主要通过一种辩证的思想来体现，其主要对人的社会关系、能力、个体需要及个性等方面充分自由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人全面发展得以实现的客观基础在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因为脱离社会关系，人是不能够生存的，更谈不上发展，实际上，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对其自身发展程度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人全面发展的所有内容中，能力的发展是其核心内容，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包括人的智力、体力、社会适应、社会交往、社会关系驾驭等各方面能力的综合协调发展。而人要想获得全面发展，其前提就是首先要满足个体需要，人类进行活动的动力与源泉来自需要，也正是为了使自身精神及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人才会参与社会活动，开展物质生产。作为人得以全面发展的载体，人个性发展主要体现在创造性、能动性以及自主性这三个方面。

对于历史人文主义思想的缺陷与不足，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深刻透彻，从阶级性、社会性及历史性的局限中突破出来，并基于现实人，对关乎人的几大问题如解放、发展、本质及价值等进行了深刻探讨，为人类寻求到其努力的目标，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人全面发展理论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两位哲学大家毕生的理想，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也是高校思政工作人文关怀必须要坚持的。

3.西方文化坚持的人本主义思想

古希腊孕育了西方文明，因而古希腊也成为了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地。苏格拉底首次提出人本主义，而且其研究对象就设定为人，他告诉人们，人作为一个存在者，是理性的，在对真理不断追求的过程中，会逐渐对自己的本质有所认识，因此，人应该尽最大可能的去追求心灵、真理以及智慧的改善。之后，柏拉图提出了灵魂结构说，在这个学说里，强调了人的理性本质，并提出了“做自己主人”的主张。普罗泰戈拉曾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现在看来，这句话带有明显的不成熟性及盲目性，但对于当时西方文化思想而言，它首次肯定了人的价值，强调万事万物应以人为中心，将人的地位及作用放到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形成由此拉开帷幕，这对于西方文化传统而言，无疑是个极为重大的进步。

古希腊先哲们对于人的这种认识，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后期植入青年人本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西方文化在神学统治时代，对人的价值（自由、才能、尊严等）进行了过分的鼓吹。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指出所谓抽象的虚幻的精神并不是人的本质，存在决定思维，人的本质应是自然的、感性的，并提出人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应该是自然主义。基于这一思想，马克思发表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言论。在人本主义心理学领域具有深厚造诣的马斯洛先生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是生理需要，这也是最低级的需要，第二层是安全需要，第三层是归属需要，第四层是尊重需要，第五层是自我实现需要，也是人最高级的需要，这五个层次需要呈递进式，也就是由低到高的发展，马斯洛指出在对人进行教育时，要遵循人的需要规律，循序渐进，决不可一蹴而就。此后，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教育应该注重情感因素的突出，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育者与学生之间打造出真诚平等的关系。

总而言之，西方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体系博大精深，从其发展轨迹可以看出，西方人文关怀的核心始终是对人价值及人性的肯定，要求人与人之间应处于自由平等的状态，要求解放个性，要求对人精神生活的关怀等，充分展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虽然部分主张言论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但是其对当代心理学、教育学的发展，以及在反封建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仍旧是积极的，这一点不可否认。总之，西方文化坚持的人本主义思想对整个人类的教育理念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该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能够积极有效的推进我国高校思政工作人文关怀的深远发展。

二、高校思政工作人文关怀的核心理念

坚持以人为本，是高校思政工作人文关怀的核心。“以人为本”理念是时代得以前进的推动力，是高校思政工作得以发展的推动力，是学生得以成长成才的推动力。高校思政工作人文关怀的受体是学生，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将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内涵及意蕴充分展现出来，遵循人发展的规律，密切关注学生自身的发展，并使其得到完善，使人文关怀的价值得以充分发挥。坚持以人为本，要明确学生的需要，做到一切为学生，理解学生，尊重学生，注重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将人文关怀深入到学生群体中，从而促进学生全面自由的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是党在历史工作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是党一直继承发扬的优良传统，也是党对新时期我国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提出的希望和要求，这也表明了党对我国高校思政教育的关注，对大学生思政水平及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视，这对“以人文本”思想在我国高校思政工作的立足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此，在高校思政工作中，应当加大感情的投入力度，将人文关怀理念融入到高校教育管理中，并贯穿始终。一般来讲，人往往会从多个方面、多个层次去感受和感知，因此就会产生众多的不同的需求，而在高校思政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这一理念，恰恰体现出了高校对于思政教育的手段方法、价值取向、目标体系等方面的创新和调整以及对学生个性差异、教育主体地位的包容和尊重。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合理照顾学生生活、正确引导学生精神、恰当慰藉学生感情、适当疏导学生心理，尊重学生，最大程度的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合理需求，这样才能有助于大学生完美健康人格的塑造，有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对于高校思政工作教育者而言，要围绕学生来组织开展工作，引导学生在面对社会上的一些人或事时，要始终做到心胸开阔、心境积极，积极引导、启发学生，帮助大学生实现其自身及社会价值，将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自身的工作目标。

三、总结

总而言之，高校思政工作人文关怀本质上就是开展人的工作，因此，高校思政工作人文关怀的开展要以我国传统文化涵盖的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之人全面发展理念以及西方文化坚持的人本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坚持“以人为本”这一核心价值理念，在教育、引导学生的同时，理解、尊重、帮助学生，从而实现大学生自由、健康、全面的发展，为社会输送综合型优质人才。

参考文献：

[1]姚春林.论高校思政工作人文关怀的理论基础[J].江 苏高教，2014，（3）.

[2]邹阿龙，马欢，胡有睿.浅谈高效思想政治工作中人 文关怀的运用[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5，（4）.

思政理论论文篇9

【关键词】美的法则/思想政治工作/环境美/人格美/方法美

爱美是人的天性，人们爱美，也总是乐于接受美的事物或观念。与人的爱美特性相适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觉地引导学生提高审美情趣，对于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具有积极意义。

一、美的法则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1.开发智力的作用

学生个体通过审美修养可以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更有才干，更有学习能力。蔡元培先生曾要求科学家“兼治美术”，就是因为“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很多伟人都爱好和擅长文艺，这种爱好同他们的事业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马克思爱读文学名著，爱因斯坦常常拉小提琴，李四光谱写了中国第一首小提琴作品，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美的魅力和神奇，激发了众多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思想家的渴望和执着；正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审美活动，培养和促进了他们的观察力，引导他们掌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鼓舞他们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

美育对于创新人才的智力开发，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创新潜能的挖掘，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心理学家依据大量的科学实验分析告诉我们，创造型人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直觉，卓越的文艺天赋。创造性人才不仅表现在智力上，也表现在非智力因素方面。创新意识实际上也是一种好奇心，一个人有了这种好奇心，对任何未知的问题，未知的领域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尝试冲动，美育能够通过积极的态度，扶植和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审美修养方面的确应该先走一步，更高一层。

2.道德感化的作用

古代儒家教育很注重诗教，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所谓“兴”，就是启发鼓舞的感染作用；所谓“观”，就是考察社会的认识作用；所谓“群”，就是互相感化和社会凝聚的作用；所谓“怨”，就是批评不良政治的讽刺作用，可见，诗的这四种作用对人的道德发展是有帮助的。儒家还十分重视乐教，我国古代的音乐美学名著《乐记》，对艺术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作了详尽的阐述。《乐记》主张用乐教来陶冶人的性情，养成内心的和谐。其实，古代儒家所讲的诗教、乐教就是运用美的法则来使人受到一种潜移默化的美的感染，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变得高尚起来，起到道德感化的作用。

当前，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对大学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若不对其加以正确引导，就会导致社会风气、道德情操的滑坡。而审美教育则是一剂精神良药，在审美教育中，它并不强求学生必须如何行事，而是通过提供某种审美理想、范本，感召他们应该如何行事，当学生的审美情趣与道德认识相契合并形成崇高的理想信念时，审美情感也就自然地内化为一种行为动力，驱动道德认识、道德理想、道德信念向道德行为转化。这种道德行为一旦成为定势，就会对道德意志的形成产生推动作用。因此，审美教育可以辅翼道德，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

3.人生导向的作用

审美修养是从多方面发展人生价值的过程，从而使人更加珍惜和热爱人生，生活之路也就会更加宽广，且可以摆脱生活的种种束缚、困扰和烦闷，即使身处逆境，也能保持崇高的志向，获得精神上的平衡。就大学生个体而言，审美修养是提高需求层次，创造人生价值和促进个性发展的重要途径。有了一定程度的审美修养，也就在相应的程度上摆脱了低级趣味，心灵受到了美的净化，精神上就有了更高的追求，生活、娱乐的格调也随之提高，生活内容也就更加丰富多彩，学习的目的就会明确，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就会大大增强，就会朝着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个目标加倍努力。

二、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如何运用美的法则

1.创造环境美

环境影响人，造就人，美好的环境对人的美好心灵、美好品德有着熏陶和感染作用。大学生生活、学习、成长的校园环境对他们的思想品德有着直接的影响。美化校园自然环境，一是可以使学生怡情悦目、精神振奋，从而更好地学习和生活。二是优美的校园自然环境需要通过师生的劳动创造和保持，从而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助人为乐的美好品德，养成爱护公物的良好习惯，提高社会公德水平。美化校园的社会环境，诸如宽松和谐、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等，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有更大的影响力。

2.展现人格美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具备人格美，就应从四个方面努力：第一，培养与教育使命相适应的思想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和埋头苦干建功立业的思想；要摆正利益观，耐得住清苦，严于律己，品行端正，做一个“仰不愧于天，府不怍于人”的有德之士；要以身作则，为人先行。第二，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专业理论水平。理论素质是道德认识和气质涵养的基础。因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博学多才，见多识广，兴趣广泛，情操高尚。第三，具有良好的能力结构，如调查研究、获取信息的能力；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领导和协调能力；表达能力和自我调节的能力，等等，能够把丰富的知识自觉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去。第四，风趣幽默，刚柔相济。同一件事，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表达方式，效果就不同；同样，不同的人和事，用同一方式处理，也会把事情弄糟。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处理学生的具体问题时，要有热情、有策略、有分寸、有弹性，特别要因人因事而宜，语言要风趣幽默，在谈笑中使学生受到有益的熏陶和感染。

3.追求方法美

(1)注重情感激励。美的东西往往把不可言状的情感变成具体生动的形象，让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让人在想象中体会到情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高层次上了解和把握学生的心态变化，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用美的语言体现“情”，做到入情、入理、动心，做到情真理切，理在情中，真正使学生心悦诚服，激起学生求真、向善、爱美的热情、信心和力量。

(2)利用活动熏陶。高校一定要结合大学生活泼好动，希望多方位发展以及反对空谈的心理需要，注重采用情趣转移、寓教于乐的熏陶式教育，把教育内容艺术化、文学化，使学生在各种轻松、愉快、高雅、富有艺术性的活动中受到美的感染，得到哲理的启迪、心灵的感染、情操的陶冶、精神的升华，达到调节精神，增长知识，沟通情感，提高觉悟的目的。

(3)增加科技含量。运用科技革命的新成果，完善和丰富工作的体系和内容，把先进的科技手段引进工作领域。这无疑会给学生带来美的享受。

(4)抓好典型教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典型的树立要有时代感，在改革大潮汹涌澎湃的21世纪，英雄辈出，只要做有心人，到处都可以找到鼓舞人的榜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多选树学生关心的热点典型，要善于发现那些有时代风采，有导向作用的典型。由于典型是以生动的形象打动人，因而往往能收到单纯的理论教育难以收到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1975.

思政理论论文篇10

二、思想政治教学实践中的多元智能理论的应用分析

当前，我国很多高校将多元智能理论应用在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的教育当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多元思想政治教学中注意应用情景教学的方法。

在多远智能理论当中，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类的智能表现形式主要受所处环境的影响。在实际的思想政治教学当中，如果想使得学生更加深刻的体会思想政治的理论，就要将思想政治理论应用在实际的实践当中来，使学生在特定的情景环境当中不断的去学习与发展。就传统的思想政治教学而言，通常教师都会以讲教为主，利用多媒体所显示本课的教学重点，强制性的让学生对其进行记忆，以便应付考试。教师没有认识到这种课堂情景会令学生感觉到无比的压抑，学生被动的去获得知识，对这些知识并不理解，很难记忆。如果教师在教学中应用一些比较有带表性的人物的语言，再讲其应用到实际的教学案例当中，将实际生活的场景与思想政治的内容相结合，让学生通过对各种图片的观察，使学生更加深刻的体会教学内容的内涵。

(二)多元思想政治教学中注意应用差异教学方法。

作为思想政治教师，首先教师要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风格以及学习的水平进行一定的了解，这些是实现差异教学的前提条件。多元思想政治教学对于教师而言是一种全新的挑战，这种教学需要教师全方位的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并作出不同的分析。在学生的学习生活当中，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领导者，需要不断的观察学生，去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与方法等，这有利于教师掌握学生在学习中的不同的差异，从而根据每一位学生不同的学习水平及特点，应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有效的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从而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思想政治的学习当中来，完善自身的发展，以有效促进未来社会的发展。

(三)多元思想政治教学的教学环境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由于思想政治对提升学生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此，在实际的教学当中，教师要为学生创造不同的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课堂上，教师可制造不同的乐趣，积极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要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文化氛围，确保学生在思想政治的课堂上能够愉快的学习，避免为学生施加压力，也要避免课堂上出现压抑的课堂气氛，鼓励学生积极的参与到思想政治的学习当中来，引导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将理论与实践想结合，为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中合作与竞争并存，学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一些事情单单的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而思想政治的教学，可以使学生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为此学校必须高度的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多元智能理论的应用，可以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在掌握学生差异的基础之上，为学生提供与自己相匹配的教学情境。

思政理论论文篇11

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开放，各种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开始涌入中国。面对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以及多元化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不少人对此产生了不解，对正确的选择无法坚持，且也无法保证当下人才坚信科学、统一的思想价值观，有些人因此走入了误区。主要反映在一部分人缺失良好的政治意识，没有意义的生活目标。

1.2工作学习压力影响人才心理素质

由于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用人单位对于人才的逐渐从体力要求转为了对于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目前的社会对于人才不仅是学历的要求，同时必须保证人才有信息的想法及较强的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为此当下人才将面临学习压力和进步前进的压力。此外，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原因，现代社会工作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无法适应过强的竞争压力导致心理崩溃。

1.3人际交往和社会压力影响人才的心理素质

当下社会较为复杂性，其对于人才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和社交能力要求变得越来越高。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内外在原因，无法良好地适应社会环境，无法与他人、社会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一点不仅造成人才周围的人际关系紧张，同时也增加了自身心理压力，对自身的发展有一定的限制。

1.4家庭压力影响人才心理素质

家庭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心灵的归宿，因此家庭对于社会成员带来的影响也格外明显。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家庭、婚姻、亲朋任何一种关系处理稍有不协调就有可能导致比过去更加严重的家庭问题。现代社会，有不少人因为无法处理好社会与家庭的关系，导致家庭出现了极为严重的矛盾与纠纷，造成社会关系严重不协调，人际关系紧张，长期发展不仅影响了自身的心理素质，也影响了身体素质。

2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人才心理素质中起的作用

培养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是思想政治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政治素质是大学生人格因素中的重要部分。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政治都是人才学习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拥有从政治上识别大是大非的能力能够保证人才不论处于何种状况都能够拥有清醒的头脑，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还需要对人才的心理素质进行培养和提升。心理素质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人们提升本身的心理素质。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人才健康成长和发展所需要的心理品质的同时还采能够用说服教育、引导疏通等办法消除人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压力而产生的心理障碍和矛盾，并且稳定了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更多的是对人才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全人格形成的培养。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了解学生学习的动机，并以此寻找出激励学生成才的动机，并通过对其进行品质意志等全方面锻炼，最终使其拥有一个健全的人格。最后一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作用是提升了人才的心理承受能力。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进行各种各样的座谈会、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帮助人才正确地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增强适应环境的能力，提升抗压能力，也使得人才的心理素质水平得到了提高。

3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和提高人才心理素质的方法

3.1培养人才的非智力因素的心理素质

对于目前的教育来说，人才的培养不仅仅只是局限与增长知识、发展智力、增强体质的过程，更多的是对于人才面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面对挫折的承受能力的心理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导致了现代人才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品质比过去更加难以形成，但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品质恰好对人才的发展来说具有深刻而重要的意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充分发挥其在心理素质提升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丰富的社会活动，对人才的人格与心理素质进行培养，使人才不仅拥有良好的知识储备，更拥有对于高尚的道德情操的追求和健康的思想政治素养。

3.2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

现代社会常常将培养心理素质与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帮助人们培养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全的人格特征。很多事物的现象和事物的本质都只能在社会实践中才能了解，才能感受到。社会实践才能帮助人们感受到挫折与成功，从而对自身所处的世界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进而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自身的心理品质和素质。思想政治教育能够通过社会实践引导人才认识和了解社会，促使人才拥有符合社会规范要求的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促进人才全面而健康的人格的产生与形成。并且，在社会活动中还能够锻炼人才的意志，完善个性人格的品质，促进人才心理水平的提高，最终达到培养人才心理素质的目的。

3.3开展心理辅导，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思想政治教育能够通过运用心理学知识针对人才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心理问题对人才进行科学而充分有效地引导。或者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心理学措施以及心理学辅导来帮助人才消除心理障碍，使其心理状况处于一个平和的状态，促进和维护人才的心理健康。认识和了解心里健康能够有效帮助人才提升心里健康水平，而宣传普及心里健康知识能够有效帮助人才了解自身心理状况，让人才充分了解心理状况发展的规律，了解自身的心里状况和特点，为人才正确认识和处理各项社会问题提供有效的帮助，并且起到相应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开展各项心理课程和心理讲座能够帮助人才进行科学而有有效的心理知识教育，能够帮助人才增强自身的心理调试能力，增强与他人交往的能力，使人才能够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提高人才的心理素质。

4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系

4.1两者之间的区别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社会发展观。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形成正确的三观和道德观，逐步提高人才的政治觉悟和道德素质。而心里健康教育是一种为了使人才形成健全的人格，培养提高人才的心里素质，运用一系列的心理学手段，有计划有目的的一种教育手段。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全体的社会成员，而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研究对象则是人的一些心理现象，主要侧重于人的心理层面。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心里健康教育并不具有阶级性。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实用的主要办法为开展各种的讲座，多为一些经验的结语，具有从上至下的灌输性和一定的公开性，而心理健康教育更多的是通过心理辅导，心里测试等方法，，更注重人的主动性和隐私性，并且有着严密的保密性。第四，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内容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对人才进行政治和道德方面的教育，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教育内容。而心里健康教育的工作内容主要是通过各种心理学方法来解决人才的心理问题，心理健康教育肯定人才的个人价值，尊重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

4.2两者之间的联系

思想政治教育和心里健康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都是以人才作为教育对象的，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人才的全面素质，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与途径对人才开展教育，使人才能够树立起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心理健康教育则是运用提供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技术，更具不同的心里特点，培养人才的心理素质，增强人才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从目的来看，二者是殊途同归的，只是在进行教育时教育的内容和实用的方式不太相同。

4.3二者互为前提，互为条件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能够为人才树立正确的三观，使人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价自己，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减小阻力。而人才的正确的心理素质、良好的生活态度都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获得的，这充分说明了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以思想政治素质为前提的。而心理健康教育则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进行提供了保证。因为一个人只有拥有健全的人格才能对自己进行正确的评价，才能够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达到思想政治教育该有的目的。

思政理论论文篇12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吸引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是吸引教育的最重要因素，要想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学内容必须与时代同步，适应时展的要求，否则它是没有生命力的。教学内容作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始终处于发展的动态中。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都发展得很快，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经过这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各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情况，面临一些新任务。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大好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要突出思想政治理论的优势，体现时代的特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归根结底是要得到客体的认可和接受，所以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必须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根据学生所处不同的学习阶段和成长阶段以及成长的不同环境，有针对性地选择教育内容，教学内容更充实，解答学生疑问更真实，给学生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才能得到学生的认可和接受。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提高，对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学会辩证地去看待和分析，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对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有价值的指导，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事。这样的教学内容当然会对学生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就会适得其反。除了以上总的方向，另外还要针对学生的不同层次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对于大一新生和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选择的教学内容应该不同，因为他们所处的学习阶段不同，学习任务、学习情况和面临的问题都不同，心智也处于不同的成熟阶段，只有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选择教育内容，才能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实现教学目标，取得教学实效。还要时时关注大学生感兴趣的社会热点问题，社会热点是社会现实矛盾的焦点，也是大学生产生思想问题的根源，教学内容要有解答社会热点问题和解除学生的疑问的功能，另一方面还要给学生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学生从心底里感到学理论有用、管用，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