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科学论文篇1

二、翻译简洁美

语言精练是科技英语的突出特征，科技英语的基本要求就是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信息。这种简洁美不但体现词汇层，也体现在句法层。科技英语中广泛运用了名词化结构，将句子简化成名词短语。一方面，减少人称主语带来的主观性，只留下客观的科技概念，另一方面，使得句子结构更为简洁。除此之外，为了使得文章更具简洁美，各类其他名词作主语在科技英语文章中使用频率也较高，人称名词和物质名词是名词的两大组成部分。我们一般使用人称名词表明主观意愿，使用物质名词来强调表达内容的客观与准确。以非人称做主语有两大修辞功能，第一，是优化句子的结构，以清晰明了的形式表达逻辑关系；第二，就是使句子更栩栩如生。因此，在科技英语翻译过程中，要注意人称代词的使用，以传达翻译的简洁美。

三、翻译转义美

我们把将原有意义转化借代出新的含义称为转义。在科技术语不断发展的今天，尤其是计算机和其他机械类领域科技专业术语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之下，对转义的使用频率也在不断增加。如今科技领域的发展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促使科技术语也逐渐更幽默，更具美感。日常词汇也融入了科技术语之中。这样的过程使得科技翻译词义更丰富，更具备想象力，同时表现着隐语的形象。例如英文中的“表兄妹”用“cousin这一词表示，而“cousin”这一词汇，还在实际生活中表达“同类型作物”的意义。转义词的使用频率升高等一系列的变化体现出日常用语转化为科技名词的现象，增加了转义的美感，展示了别样的趣味。

四、翻译修辞美

修辞手法的使用，使语言更生动有趣，而近年来，修辞手法也逐渐运用到科技英语领域。比喻是科技英语翻译中较常使用的修辞手法之一，通过运用不同现象，相同本质的事物来描画某种事物或说明某种道理。比喻手法的运用使得逻辑与形象思维有机结合起来，更生动立体。另一种较常使用的修辞手法是拟人，通过将事物人格化，给予事物人的心理活动，从而使科技文更轻松自然，便于理解其含义和掌握其核心。在对科技英语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需要表现其审美想象力，避免生搬硬套。

翻译科学论文篇2

一、“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应用于德汉科技翻译教学的可能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德国女学者莱斯（K. Reiss）提出的基于文本类型学的翻译策略甄选法，经莱斯的合作者、美因茨大学翻译学教授弗米尔（H.J. Vermeer）的“翻译目的论”及女学者曼塔利（J. Holz-M ntt ri）的“翻译行为论”发展为比较成熟的体系，又通过译员培训专家诺德（C. Nord）以英语撰写的理论总结及大量教材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强烈反响。顾名思义，“功能主义”翻译学派格外重视对翻译文本在目的语境中“功能”（或曰“目的”）的研究，认为这一功能的顺利实现比孤立地忠实反映源文本意图或形式更为重要。在这一流派看来，译文虽需与源文本关联协调，但其自身也可在特定语境中具备独立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神圣原文”的束缚。据此，“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将确立目的文本的功能排在了翻译工作的首位，把与客户（翻译任务委托者）的沟通视为译者工作的基础及出发点。

“功能主义”理论因其倡导者皆有长期译者培训经验而与翻译教学结合紧密，操作性较强

。西方研究者普遍认为，该理论对文本功能及类型的划分有过分简化之嫌，因此在文学翻译领域适用性有限。但是对于各类功能较为单一、文体特征显著的应用文，“功能主义”却能提供十分有效的翻译指导，所以尤其适合成为特定专业领域译者培训的理论依据。

“德汉科技翻译”在我国应用技术类本科院校德语系中主要被定为高年级学生的限制类选修课，其授课目标通常为提升学生的技术翻译水平，培养服务于特定行业的译员。但这门课的其实际授课效果却往往与预设目标相去甚远，个中原因较为复杂。除了新编教材相对匮乏、学生语言能力及科普常识都较薄弱之外，落后的教学模式也对“德汉科技翻译”的授课效果制约颇多。据笔者观察，一部分翻译教师沿袭了始于词句讲解，终于作业评价的传统教学法，授课形式与“高级德语”或“德语阅读”无异，只介绍微观的词类、句型翻译策略，不推广宏观的语篇、读者接受及跨文化交际视角，向学生传授的翻译法跟企事业单位中译者的工作严重脱节，不利于学生毕业后融入职场。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采取实践性极强的“功能主义”理论，除了培养单纯的语言应用能力外，也将对文本分析、文本编辑、客户沟通等实用能力的训练整合进授课内容。

“功能主义”理论在大学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的应用可能性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学术界十分认可功能主义对实用文本翻译的指导，而常见的科技文献基本全部属于实用文本；二、功能主义强调翻译目的的确定性及翻译情境的真实性，而开设“德汉科技翻译”课程的大学基本都具有一定行业背景，因此可以为课堂练习提供大量真实且新鲜的翻译材料，还能一并附上翻译委托人及译文使用者的要求，有利于教师在课堂内模拟译者的实际工作环境。同时也可邀请校内“双师型”技术人员（非语言教师）从可用性、合规范性等角度点评学生作业，使译文的评判标准包含更多的语外因素。

以下，笔者将主要从文本分析角度介绍“功能主义”理论在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二、“功能主义”文本分析简介

翻译科学论文篇3

随着国际间交流日趋频繁，翻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愈加息息相关，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关注。继2040年部分外语院校开始设置翻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2006年教育部批准设立本科翻译专业，2007年又批准开设翻译专业硕士(MTI)学位课程…。也就是说，翻译作为独立学科进一步得到确认。翻译学在我国虽说起步晚，但发展势头迅猛。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翻译院系将会像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翻译专业本科也会在全国高校中普及。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加快翻译专业理论建设的步伐，以便使新建的翻译专业在理论与应用方面不仅只有其名还要确有其实。翻译作为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与以往仅作为外语一项技能和一个方向的教学要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新增的翻译专业，硕士、本科课程如何设置，教材如何建设等，这些问题迫在眉睫，需要上升到学科理论建设的高度来认识。

我国的翻译专业教育起步较晚，要获得较快较好的发展，必须抓好翻译学的学科建设。除了体系机构的建设外，更重要的是进行学科理论建设。就翻译教学来说，就是要从翻译教学理论出发，认真学习研究国际翻译教学的经验，分析国内翻译教学的现状与不足。只有树立正确的学科理念，开展积极的理论批评，研究适用于新形势的课程设置和教材，才能进一步巩固并继续提升翻译学的学科地位；才有可能从宏观上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的过程，从微观上指导翻译的具体实践；才有利于培养真正意义上翻译专业的人才。应当承认，当前我国在翻译专业教育理论建设方面与西方①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才有助于学科发展。本文拟从学科理念、翻译批评和课程设置与教材这三方面探讨翻译学科理论建设。

一、转变学科理念，进一步提高学科地位是搞好理论建设的前提

论及中西方在翻译学学科理念上的差距，许钧断言，“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因为，早在20世纪7O年代，翻译学在西方已经开始确立其独立的学科地位。

在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中，JamesHolmes将翻译学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两种。而纯理论研究之下又细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这个时期西方的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活动的多种形式、翻译过程的各个环节、翻译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运作方式，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在形式上拓展至模仿，对文学史、文学评论等进行改写，这些理论还涵盖了影响翻译过程和译作接受的诸多社会文化控制因素“。此后，西方翻译学学科地位从不同方面得到巩固和提升。以英国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设了培养翻译理论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以及应用翻译学硕士学位课程，现已形成规模。有的设置纯理论翻译学博士学位，有的设置了应用翻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一些翻译院系还定期举办短期的翻译研究培训班进行专项的理论培训(如曼彻斯特大学联合伦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暑期短训班)。翻译学朝着跨学科多角度的方向发展，研究成果也随之越来越丰富。2O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翻译学的专门学术出版机构，如创立于1995年位于曼彻斯特的圣·杰罗姆出版社，国际性翻译学杂志如TheTranslator，Meta，Target，Perspectives和rI’I’R等，并且数量还在继续增长。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继1998年的《劳特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之后，主编MonaBaker在2009年又有《劳特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新版问世，新版的百科全书根据翻译理论的发展增加了新条目，原有的条目在内容上又有扩充。大量翻译学术论文的发表，翻译研究专著和论文集的出版均反映了翻译理论研究的繁荣景象。这一点从上海外教社和北京外研社近年来分批影印的翻译理论研究原版书籍便可见一斑。这充分反映了翻译学科在西方的地位。

当翻译学学科地位在西方不断上升时，与此形成反差，在我国却在下降。首先是不合理的学科定位直接限制了整个学科的发展。“如果不能在国家的学科目录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该学科就很难获得包括申报课题、成果评奖等学术研究的资助，也很难自主安排教学计划。而翻译教学的相对落后反过来又制约了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使得新兴学科的发展举步维艰。”L8然而，尽管翻译学科没有获得应有的学科地位，但从学科内涵和学科力量上，翻译学已经与“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成三足鼎立之势。可以说翻译学现状比较尴尬。一方面是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得到普遍认可并不断提升，报考翻译专业的硕士博士数量骤增，几乎是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语言文学两者之和。而另一方面，学科的学术地位仍然很模糊，比如，有些学校将它归属于应用语言学，而有些学校又将它归于外国语言文学。希望业界进一步转变学科理念，为翻译学正名。只有尽快改变目前这种局面，使翻译学科得到它应有的地位，专业理论建设才能有效地开展。

二、提高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

提高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是加强翻译专业理论建设的又一重要环节。翻译批评既可以是对具体翻译实践的批评，也可以是对翻译理论的批评。中国的翻译史源远流长，也有着丰富的翻译理论，然而在国际比较权威的当代翻译学概论中nDjL1却看不到中国的译学理论。尽管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于西方学者有学术偏见和知识局限造成的，不能单凭这一现象来评判我国的翻译理论，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不无理论思路的狭窄，理论意识的不成熟，和理论方法的缺乏。翻译理论发展史告诉我们，实践经验对东西方翻译工作者都是公平的，区别只在于谁能从这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LI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段时间，西方现当代语言学、文学理论以及人类学等学科迅速发展并纳人了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角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翻译研究大量吸收了这些邻边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步形成独立的学科和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理论。而这个阶段，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基本上在原地踏步。翻译理论多是在语言层面上依据“信达雅”的标准做评判。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翻译理论还多是经验式、印象式的评点，大部分是围绕具体的翻译技巧在做文章，也就是说，还停留在语文学角度的探讨，凭印象、以原文为基准对翻译进行评判。这些特点在不同时期权威性的翻译论文集中可见一斑。。这些文章在理论层次上大致相当于西方翻译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国际译坛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多元化体系，而我国还是一元论或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最突出的例子便是严复的“信达雅”理论在我国译坛一统天下达百年之久。进入21世纪，在国外翻译理论的影响下，我国译界有些改观，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翻译研究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研究重心应该从原文向译文及其译者和社会转移。但是迄今为止，真正以社会文化多元体系为理论框架对翻译的热点问题展开研究的论著极为少见。正如许钧指出的那样：“目前一些学术刊物上刊载的翻译批评文章更多的还是文本的对比和分析”。也就是说，仍然停留在狭义的翻译研究层面，真正意义上的广义的理论研究还很少见。理论范畴无体系，术语界定模糊，不系统，缺乏缜密的论证，加上学术规范性不强，因此，当代国际译坛上至今没有我国学者的声音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请进来派出去的政策给翻译理论的建设输入了新的血液。外国的翻译理论逐步译介到国内，我们看到了尤金·奈达、约翰·卡特福德、皮特·纽马克、劳伦斯·韦努提等理论家的相关介绍。但是这些译介多停留在译说的层面，缺少具体的分析和批评，很难听到我们的意见和看法，更缺少外来理论与我国翻译实践活动的普适性研究和应用。

三、重视专业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

专业课程如何设置、采用什么教材在学科理论建设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像一面镜子反映出该学科存在的问题。既然设置了翻译专业，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只是将其作为外语的一项技能来教。应该围绕翻译专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做好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只要懂外语就会做翻译，甚至连外语界也存在这种认识。受这种认识的影响，翻译课只是被认为是外语技能训练的一个方面，并没有成为专业训练课。随着翻译学科意识的增强，以往的错误观念正在转变，人们认识到翻译能力不是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自然获得的，而是需要专门培养。本科翻译专业的设立更说明了这个问题。翻译作为一门专业，其课程设置需要根据专业特点并结合各高校的翻译人才培养目标来考虑，在突显专业性的基础上还要注意突出各自的特色。很显然，翻译有口译、笔译之分，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两大层面上展开。口译又细分为同传、交替、影视等；而笔译则有文学翻译、科技翻译、网络媒体翻译和机器翻译等。哪个学校都没有能力面面俱到，更何况学生的精力也有限，难以样样精通，因此，应该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并根据实际需求开设课程.

由于学科定位不合理，翻译专业硕士生的学习课程多为理论课程，缺乏翻译实践，缺乏技能的培养，部分讲翻译实践的又不与理论挂钩。翻译实践与理论有机结合应该是翻译专业课程最精彩但也是最不容易的部分，需要花大气力下大功夫。要求任课教师或教材编撰者既要有广博的翻译理论，又要有扎实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基础、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这样才能够为理论配以经典的范例。好的翻译教材需要时间以积累足够的恰到好处的范例，不能急功近利。目前翻译教材很多，但这方面做得好的若说是凤毛麟角也不能算夸张。

此外，高校本科翻译教材普遍存在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本科教材中多偏重翻译技能的培养。教科书大多是选取中、外文不同体裁的文本进行互译实践，在句子层面上讲述翻译技巧以及翻译应该遵循的标准。还有一些翻译教材仅仅是前面列出原文后面提供译文，根本没有理论。翻译教材如果不能将所译的文本置于语言的上下文中，或者更宏观些，没有将翻译活动置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只是就事论事地谈翻译，就不能使学生真正了解翻译的本质与功能。用这样的教材培养出来的学生势必缺乏理论修养，难以将实践上升至理论层面，也就无法做好当时的翻译实践以及后来的翻译研究。在最新出版的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中的翻译教程，已经注意到适量加入理论阐述，但是理论部分仍然是弱项。这除了观念滞后之外，还因为编撰者自身不重视系统地学习当代翻译学理论，所编写的教科书缺乏相关的翻译理论框架支撑。这样，翻译专业教学这一重要领地仍然是技巧占主导地位。

四、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学科应该加强三个层面的理论建设。

翻译科学论文篇4

1.引言

2007年,国务院学位办通过了关于设置翻译硕士MTI(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的决议。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南大学等15所大学获得首批翻译硕士招生资格。与以往翻译理论与实践硕士点不同的是,MTI包括口译和笔译两个方向,专门培养翻译实践人才,以填补国内翻译市场的巨大缺口。学生毕业以后由国务院学位办统一印制颁发翻译硕士学位,而不再是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学位。但是“就目前而言,虽然翻译学的学科地位正逐步建立,但它还没有形成比较明晰的范畴体系,尚处在人云亦云和众说纷纭的前学科或前―前学科阶段”[1]。

2.翻译学之“梦”

2.1建立翻译学并非“难圆之梦”

关于翻译学科的建立,译界一直有非常激烈的争论。以张经浩为代表的学者一直认为建立翻译学是一个“难圆的梦”[2]。但是纵观译界近年来的发展,更多的学者一直在努力实现这个“梦”。黄龙、谭载喜、彭卓吾、黄振定、赵彦秋等都先后有以“翻译学”命名的著作。从2005年教育部在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试点设置本科翻译专业到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点的获批以及到2007年MTI的试点,都无疑证明了我们离这个“梦”越来越近。“虽然这个学科定位还不够科学,但这个学科的存在已被公认。这说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和发展的”。[3]

2.2学科建立问题探讨

毋庸置疑,翻译学在中国无论是“名”还是“实”均已有了较大发展。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若不能正确对待及处理,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译学在中国的发展。

2.2.1学科名称以及术语仍无统一译介标准。

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一门学科。在西方,有translatology和translation studies之争,在我国也有将学科译名定为“翻译学”和“翻译研究”之争。“翻译学”到底何时成立?它的标志是什么?在这一点上,翻译学界目前也是争论颇多。很多学者以翻译学科本身的发展为标志,当然也有很多人以“翻译学”英语名称(translatology或translation studies)的首次使用为标志。Gentzler认为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成立的标志应该是1976年比利时的洛文会议的召开。Baker等人认为翻译学成为独立学科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标志是90年代各个高校中迅速发展的翻译系和翻译专业。“翻译学”的英语名称主要有两种:一是“translatology”,另一种是“translation studies”。杨自俭提出:“英语的‘translatology’是1971年Roger Goffin在Meta上用法语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最广为接受的是以1972年Holmes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中提出的“translation studies”为标志。在此之后,1978年Lefevere建议学术界将“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翻译学科的正式名称。Toury于1989年把专业学术杂志Target的副标题定为“国际翻译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在我国,直到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才把“翻译研究”划为专门的学科,但也只是语言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门三级学科。但是,一个学科建立的标志,不是看有没有获得官方批准,而应该看学科本身有没有成熟。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必须有自己的学术杂志、研究机构及成熟的术语体系。我们已经有《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外语与翻译》等学术杂志,为译界提供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国内也有不少的大学已经有“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硕士点(但仍然是三级学科硕士点)。而关于术语体系,却一直没有定论。这恐怕是翻译学至今尚未成熟的主要原因。谭载喜教授认为翻译学一直没有定论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全面的纲领性的文献来作为译学的开端。而一个全面的纲领性的文件应该有学科研究领域的定论,有一套广为接受并被使用的术语。

首先,我们应该对学科主体――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术语进行细致的定位,尤其是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领域。我认为,translation一词,含有翻译成品的意思。比如,“a brief study on Hawkes’ translation of Hong Loumeng”。显然这个句子当中的translation不是“翻译学”的意思。由此我们可以将translation studies一词定位为“关于翻译成品的研究”。而“translatology”一词的词尾“-ology”通常是某学科名称的标志词,用它来定位“翻译学”未尝不可。而它区别于“translation studies”,就好像“翻译学”区别于“翻译”。也就是说关于翻译成品的研究我们都可以称为“translation studies”,而纯理论的研究则属于“translatology”范畴。当前译界理论纷繁复杂,层出不穷,这样进行划分能更好地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进行定位,就好像如今的翻译硕士(MTI)与翻译学硕士的定位。同理可以得出,从事翻译实践的人,如MTI,我们可以称之为translator/interpreter,而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则可称之为translatologist。进行这样的分工使学者能更好地定位,学科分工也会更加细致。

其次,对于术语的译介,也没有统一的规范。自说自话的现象非常严重。通常对于国外译论术语的译介都是自说自话,没有统一的标准的。方梦之教授试图通过编写《译学词典》来规范术语的译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尚未能从根本上在整个学界进行统一规范。例如,韩礼得的语言三功能中ideational function就有意念功能、概念功能、达意功能等诸多译法,textual function有语段功能、篇章功能、语篇功能、组篇功能等译法。Andrew Chesterman的 Meme理论也有“模因”、“迷母”、“媒母”等诸多译法。类似的多样的译法还有很多,但是“代表一门学科同一概念的术语无须丰茂、多样,而须单一、精确”[4]。

2.2.2对西方译论趋之若骛,缺乏自成体系的理论框架。

翻译学是跨学科的,涉及语言学、文学、文化学、心理学、文体学、历史学、人类学、符号学、思维科学、神经科学、阐释学、逻辑学、哲学、社会学、方法论、学科学、传播学、知识论、美学、系统科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翻译研究现在已意味着与翻译有任何关系的任何东西”[5]。但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翻译学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其理论、原则与方法不是任何其他一个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可以完全取代的。它要借用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又不是仅仅从其中任何一个学科借用,而是经过针对自身的工作对象和性质进行调整与整合而形成的。因此,翻译学需要建构自成体系的理论框架,否则翻译学只能是不伦不类,在实质上也永远走不出三级学科的地位。现如今诸如“翻译伦理学”[6]、翻译社会学等相继出台。笔者认为,此类翻译学研究视角虽新,但并不足以独立门户,试问此类学科的落脚点是伦理学、社会学还是翻译学?这些研究视角在命名上存在着本质性的错误。就好像我们不应该把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称之为语言心理学、语言社会学一样,因为后者都属于翻译学研究范畴。所以即便我们翻译研究中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也应当使用如社会翻译学、伦理翻译学等之类的名字。最起码的研究重心都没能把握又怎能不使译学研究误入歧途呢?

在我国,除了“信达雅”之类的三字经,尚没有能自成一派的翻译理论。主流的译学研究范式都是借鉴国外,如语言学范式、文化范式、文学范式、交际范式等。“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跟在西方后面跑,没等我们弄明白一个理论,又有一批新的理论涌了进来。结果我们囫囵吞枣地忙着译介、比较、结合……就是不去想一想为什么他们能不断有新的理论提出,而我们只有学的份?难道这只是西方的专利吗?当然不是!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太缺乏西方的那种创新精神,受经验主义的影响太深了,以致有人对理论的构成、功能等问题都认识不清,甚至认为理论无用。这应该说是我国学术界的一种悲哀”[7]。我国著名翻译家刘宓庆也曾经撰文指出:“我们究竟应该向西方翻译理论学些什么?盲目崇拜,到处写文章宣扬,于己何益?于后代何益?……要发展中国的翻译思想只能靠一大批学贯中西的中国人自己惨淡经营,加上若干深研‘中国学’的外国同道和衷共济的集体劳动。”刘宓庆教授同时指出中国译坛始终没有形成阵线分明的流派,是因为“(1)受制与中国语言学的后滞发展,(2)儒家话语权深深地束缚了中国知识界的独立性格,(3)受制与翻译业的发展水平和规模”[8]。

2.2.3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理论与实践尚未找到沟通的桥梁。

陆谷孙教授曾撰文称:国内英语界的一些人,近年来呈现越来越狂热的理论崇拜倾向,文章越写越艰涩,术语泛滥之余,数学公式和物理图表(例如,语言力如何在语言场中作用?)之类的学术泡沫,把原本简明不过的常识弄成云里雾里,读者难以洞视其中。比如,归化与异化,Nord用的是纪实翻译与工具翻译,多元系统称之为可接受性与充分性原则,Peter Newmark称之为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最简单的直译与意译实际上也是指同一概念。

而事实上,译论越来越玄,与翻译实践严重脱节,甚至似乎越走越远,根本找不到连接的桥梁。国内学者在最近十多年的不断引进、介绍,促进了国内翻译研究的繁荣,出现了一批翻译理论研究学者。然而,受实用主义和翻译工具论的深厚影响,翻译理论者所从事的工作受到各种质疑,特别是来自翻译实践者群体的质疑,他们凭直觉认为这些研究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全是些高度抽象的、无价值的东西,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提出这些研究无助于使他们如何成为一个好的译者。这些研究理想化地看待原文,错误理解译者的义务和权利,根本不了解具体翻译对译者的要求,甚至误导翻译实践。在《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中,连一些翻译常用的词条都没有收录,如词典、翻译工具、翻译市场、翻译质量保证等,翻译实践者的工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理论研究也无助于他们如何成为一个好的译者。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理论研究者犹如住在有厚重玻璃隔开的两间屋子里,相互观望而无法沟通,且这种对立似乎正随着翻译学科的迅猛发展而加剧。翻译理论研究天然地依附于翻译实践,不关注翻译实践、翻译现实,甚至脱离翻译的翻译研究应当引起学者的反思。

3.结语

总之,翻译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学科分工更加完善和细致,但是学科尚未成熟且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当然文中所提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中国译学想要发展甚至要建立中国翻译学就必须有自己的流派,而不是过度地依赖对国外译论,才不致“在很多国际交流场合里处于‘失语状态’”[9]。此外,我们不但要明晰学科主体的分工,而且要走出其他学科的束缚,同时在发展译论的同时要注意找到理论与实践的平衡点,并且必须规范翻译实践市场。我相信,“一个具有新传统的中国翻译事业,一个以包容、兼蓄为主导思想的翻译事业必将自立于世界的译学之林”[10]。

参考文献:

[1][3]赵彦秋.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张经浩.“再谈翻译学”之梦[J].外国语学院报,2001,(5).

[4]方梦之.译学词典[D].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5]Bassnett,Susan.&Lefevre,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5.

[6][7]吕俊,候向群.翻译学――一个构建主义视角[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8][10]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9]杨晓荣.略谈我国翻译研究中为什么没有流派[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2).

[11]Mary Snell-Hornby.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6.

[12]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翻译科学论文篇5

翻译是人类古老的文化活动之一，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虽然翻译实践的历史悠久，但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进入20世纪之后，翻译研究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人们往往倾向于将翻译定位为附属于语言学学科反差之下的附属学科地位，而且翻译研究的内容多局限在对翻译的方法、标准等具体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即只侧重于对翻译实践方面。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虽然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有涉及，但这些研究一直处于一种分散、不系统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James Holmes认为应该给翻译以学科地位，并在其80年代出版的《翻译学的名与实》中提出以translation studies为其名。在中国，“翻译学”这一名词首先在蒋翼振的《翻译学通论》（1927）中亮相，且以书名出现。1951年董秋斯在《翻译通报》发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首次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主张。翻译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共同促进了翻译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翻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多部翻译学词典相继问世（较有代表性的国外翻译学词典如由Mark Shuttleworth 和Moria Cowie编著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ona Baker主编的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较有代表性的国内翻译学词典如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孙迎春的《译学大辞典》和方梦之的《译学辞典》）。“任何一门学科建立、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有关这门学科的系列优秀词典的编纂和出版”。以翻译学词典的编纂及相关研究为内容的专著、论文亦有不少，如张柏然的“论翻译学词典的特征与释义原则”、孙迎春的“论译学词典的象征”、曾东京等的“论翻译学词典的编纂”等，以及黄希玲与赵巍等在博士论文中也分别论及了基于系统理论的翻译学词典编纂和译学词典的原型及评价系统。由于翻译学学科建立时间不长，这些文章所讨论的主题往往具有开拓意义。但综观这些文章，不难发现其中大多数是对译学词典进行评价或从译学词典本身出发来讨论译学词典的研编，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集中讨论翻译学词典应该采用描写性还是规定性原则。而无论是在翻译学词典的收录内容、服务对象，抑或是其系统关联上，却较少有人论及翻译学词典这一翻译学工具书对进一步推动翻译学学科发展的作用等方面（仅孙迎春《论译学词典编纂对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朱徽的《论译学辞书与译学建设》）。而对于翻译学词典促进翻译专业教学并进一步促进翻译学学科发展就更无人提及。事实上，翻译学词典的使用者既包括专门从事翻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从事翻译教学的教师，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翻译专业的学生。他们中有些人会在将来从事具体的翻译实践（口译、笔译），还有一部分会是将来从事翻译学及翻译学词典研究的专家、学者或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教师。所以，提高其翻译学方面的综合素质很重要。但是，无论是从国内的翻译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还是从实际教学情况来看，翻译教学都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尚未形成从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甚至到博士后这样完整的翻译教学系列、教学中过于注重实践层面的指导却忽视对理论素质的提高等。而如何在翻译教学中有效地利用翻译学词典来提高翻译教学效果，推动翻译学发展也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

作为工具书，翻译学词典能帮助翻译专业的学生更方便地检索翻译中的术语、专名，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翻译学词典的归纳整理还可以帮助更加系统地了解翻译理论和发展情况。同时，翻译学词典对译学研究的术语发现、存在的争议与新出现问题加以介绍，可以深化学生对译学的认识、关注和研究。另外，翻译学词典还在很大的程度上起着统一定名的作用，可以避免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术语混乱现象及由此造成的学生理解的困难。

翻译学词典在翻译专业教学未能发挥其应起作用，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首先，在翻译专业教学中，教师往往忽视对学生工具书使用的指导，未能调动起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大家都知道词典在英语学习中能起很大的作用，许多学校也开始开设词典课，指导学生如何使用词典，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但是，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却很少注意指导学生去合理地使用翻译学词典这一专业工具书；相应地，翻译学专业的学生所拥有的关于翻译技巧和方法的工具书可能不少，但是对翻译学词典却了解不多，更不要说合理利用了。

另一方面，现存的翻译学词典在促进翻译教学方面也存在着种种不足，如翻译学词典的对象范围过于宽泛、所收知识内容不够全面系统、检索不方便等，这些不足之处势必会影响翻译学师生对翻译学词典的使用频率和效果，最终影响到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发展。为此，既要加强对翻译专业学生进行翻译学词典使用的引导，同时在翻译学词典的编纂中应切实考虑翻译教学的实际情况，努力编出更适合翻译专业学生使用的全面、系统、检索性强和使用方便的翻译学词典，让翻译学词典真正起到推动翻译教学和翻译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范芬，于薇薇.论译学词典的功能［J］.上海翻译，2005/S1.

［2］穆雷.中国翻译教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穆雷.翻译教学与翻译学学科发展［J］.中国翻译，2004.3.

［3］彭卓吾.翻译学――一门新兴科学的创立［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4］石永浩.论翻译学词典编纂的规定性［J］.上海翻译，2005/S1.

［5］孙迎春.2004翻译学词典与译学理论文集［C］.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6］孙迎春.翻译学词典博士文集［C］.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7］孙迎春.论译学词典编纂对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J］.外国语言文学，2007.1.

［8］孙迎春，黄希玲.论译学词典的研编［J］.外语与外语教学.

［9］王新朋.论译学术语词典的规范性［J］.上海翻译，2005/S1.

翻译科学论文篇6

 

今日之中国，译事可谓空前繁荣，几近“泛滥”之势，毁誉褒贬，莫衷一是。而关乎翻译学科存在与否的辩论，也是不绝于耳。近二十年来，专家学者就翻译学的建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激烈交锋，各执一词，其撞击的思想发人深省。经过数次探讨，译界的专家学者尤其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多数同意呼吁当局承认翻译学科的学术地位。许多专家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从语言学、心理学、文体学、修辞学、哲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对翻译进行研究。自 1988 年黄龙的《翻译学》问世以来，国内就出版了 40 多种研究翻译理论的著作（包括翻译史、译论史及有影响的论文集）以及更多冠之以翻译教程的书籍（杨自俭，2002：6）。尽管如此，翻译学科至今仍未获得适当的学术地位，社会对翻译专业及从业人员不够重视。面对当前翻译学科难有作为、境遇窘迫、面临阵痛的现状，大凡关心翻译学科建设的人无不为之担忧。本文拟从翻译学的厘定、翻译理论的研究、译者的水准与声名以及人才的培养等几个问题来探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概括而言，当前国内翻译学科存在如下问题：

一、翻译学科厘定不清

每门学科的建立，首先要厘定自身的目标与范围。总的说来，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开放性的、综合性的人文科学（杨自俭，2002：11）。就学科体系而论，存在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科和建立以西方理论框架为基础的翻译学科两种争论。对于这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只是作为普遍性学科而言，无须贴上中国还是西方的标签。诚然，翻译学既不是理论方面也不是普遍规律方面的封闭的科学，而是一门“认知性、解释性和联想性的科学”（wolfram wilss，2001：13）。在翻译学的学科架构中，我国学者谭载喜、隄金 、杨自俭、刘宓庆、范守义等人各自提出了翻译学的范围与分野。参照西方学者如霍姆斯的译学构想，这些学者的构架缺少“描写翻译研究”，这就使得我国翻译研究视野狭窄，表现在“只研究文本而不重视研究翻译的目的、用途以及译语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其它社会因素”，在“应用翻译研究方面，焦点一直放在制订单一的、万能的、永恒的标准”（张南峰，1998）。描写翻译研究的缺失以及其它方面的失误，使得我国的翻译研究难以推进，学科建设自然停滞不前。

翻译学是个开放而非封闭的体系，凡是翻译中出现的问题都可纳入研究。建立翻译学必须做些“扎实的工作”，包括“编写全面、系统阐述翻译学的纲领性著作”，“鼓励产生并完善各种翻译理论，如翻译的??理论等等”（谭载喜，1988）。然而，翻译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尽管会借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翻译学能把众多学科囊括在内。从世界范围的研究趋势来看，翻译研究受制于人文思潮的传播与嫁接。国内的一些学者以跨学科建构译学框架为目的，把其它学科装入他们的理论。这些理论可以说是多元的表现，然而未免牵强。这些理论分支缺少联系，难以沟通，给人“其它学科从属于翻译学”之嫌。

（二）纯理论崇拜过热

目前的翻译界，纯理论的研究似乎已成气候。陆谷孙教授曾就此现象撰文称：在国内英语界的一些人之间，近年来呈现越来越狂热的理论崇拜倾向，文章越写越艰涩，术语泛滥之余，数学公式和物理图表（例如，语言力如何在语言场中作用！）之类的学术泡沫，把原本简明不过的常识弄成云里雾里，读者难以洞视其中。而毛荣贵教授也就这种现象说出自 鑞己的看法，认为“这种纯理论是一支‘好箭’，可惜是银样枪头！”（毛荣贵，2002：5）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拔高纯理论研究的现象呢？这主要是目前中国翻译界有种倾向认为：国内翻译学科地位低下是因为翻译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多数学者认为只要加强了纯理论（所谓基础理论）的研究，便会从根本上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摆脱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阴影。这种“指引式的言论经常出现于各种翻译学报，但实际上投入时间与精力去做基础性研究的人却非常少，真正接触原始史料并进行理性分析的更是罕见”（孔慧怡，2000：8）。翻译研究当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任意拔高纯理论研究的地位，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翻译学科的地位，尽管其出发点是好的。翻译研究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主要还是要扎根于本土的实践。正是缺乏对国内带有根本性的本土研究，使得翻译学长期处于边缘的地位。再者，翻译研究并不只是纯理论的研究，还包括应用翻译理论的研究。

（三）学者译家水准问题层出，声名卓著者稀缺

学风译德是人们关注学者、译家及翻译学科的重要维度，也是关乎学科建设的无形力量。当前，这方面的问题可谓很多，繁荣背后隐藏着双重危机。一者见利忘义的浊流冲击翻译市场，二者不少译者不能严肃对待翻译事业。翻译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算少，察其荦荦大端者，“编译外文著述观点冒充自己的观点者有之，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者有之，胸怀不够豁达宽容者有之”（杨自俭，2002：20）。尤为突出的是少数学者抢占山头，各自为政，造成研究术语混乱。术语体系是一门成熟学科的重要参数。一门学问要成为独立的学科，必须有一整套术语来描述其研究对象、目的、方法、规律、定理的基本概念。六十年代以来，各种思潮、文论拓宽了翻译研究视角。国内学者在引进这些术语时，根据各自的见解，纷纷译出各种名称，使得翻译研究术语杂、乱、玄。这种局面对整个学科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还有待于学术的规范。

翻译学科地位有待提升是大家的期望。人文科学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不是按其科学性、学术性而定的，很多学科证明了这一点。就拿语言学来说，在索绪尔确立现代语言学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语言学还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经过雅各布逊、乔姆斯基等人的努力，语言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西方学界显赫一时的学科。这之后，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也加入语言学研究者的行列。再以国内民俗学为例，如果没有钟敬文先生顽强地在这个领域里耕耘，民俗学就不会获得这般重视。很显然，没有声名卓著的学者，没有大师级人物，要想获得重视，谈何容易！人文学科尤其如此。国内理论界，专著越出越多，大部头翻译作品也层出不穷，然而较之人才辈出、星光灿烂的年代，现在的译界黯然失色。如此现状，岂能走向主流，遑论获得认同？

（四）人才培养急待提升

翻译研究说到底还是研究队伍来进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教育体制的束缚，当前的翻译研究队伍不尽如人意，知识面狭窄以及理论素养欠缺制约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从学科设置来看，大多是将翻译的教学置于外语系，很少开设专门的翻译系来培养专门的人才。近两年来，局面稍有改善，部分外语院校与综合性大学开始设立翻译院系。由于受到教育观念、人才观念、培养规格以及教育体制与管理的影响，高校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翻译学科总的专业水准有待提高。可以说，人才培养问题与总的专业水准都与翻译学科地位关系密切。社会的需要是学科规划的主导力量，如果这个学科没有培养能够胜任工作，

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这个学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当前翻译学科难有作为是个不争的事实，任何关心它的走向的人都会感到有责任改变这种遭遇阵痛的困局。翻译学科如何走出困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尝试。

第一，完善翻译学科构架。首先要突破观念，译学构架并无中西体系之分，任何可取之处皆可为我所用，尤其要重视描写翻译研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西方的理论来解决本土的问题，毕竟中西方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的传统发展除了关键性的危机时期之外，一向强调内部协调、不假外求。（孔慧怡，1999：7）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从边缘走向中心，翻译研究必须立足本土，借鉴外来思想，建构理论。至于翻译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可以将翻译学视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但无需将其它学科囊括其中，而要厘定学科分支间的联系。

第二，分清缓急，合理分配纯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的资源。翻译理论可以分为纯理论与应用理论。

纯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基础知识，既包括有实用价值，也包括无实用价值的知识。应用理论的目标在于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实践问题，尤其要关注文学翻译以外的文体的翻译问题。翻译理论的多寡并不说明地位何其高也，翻译学的研究终究主要是面对实践的，基于翻译语料库的研究代表了新的方法。而且在当今翻译学科受挫的情况下，必须加强应用理论研究，才能获得充足的发展资源，才能为纯理论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机会。如果偏离这个方向，便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第三，加强学术规范，整顿翻译出版市场。一个学科在草创时期，难免会出现混乱的状况。但是如果任其发展而不加约束，学科的发展便会受阻。这就需要对学科的组成人员及内容进行规范，使之走向正常的道路；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鼓励正常的学术争鸣。对于翻译市场的混乱状态，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管理。尤其对重译作品要严格限制，有限的出版资源要保证急需的资料翻译。

第四，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及评估机制。建立课程设置合理的翻译系势在必行。完善课程设置研究，加强双语教育，拓宽学科层次，尤其要引进其它学科的专业知识教育。当前人事部实施的翻译资格证书考试也不失为一种积极稳妥的方式。说到底，所有的努力便是要培养专家、大家，提高学科的专业水准。

 

参考文献：

1. wilss, wolfram.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 黄振定. 翻译学[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3. 孔慧怡. 翻译﹒文学﹒文化[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4. 孔慧怡、杨承淑. 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5. 毛荣贵. 新世纪大学汉英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2.

6．谭载喜. 试论翻译学[j].  外国语. 1988(3).

7．杨自俭. 译学新探[c].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2.

翻译科学论文篇7

今日之中国，译事可谓空前繁荣，几近“泛滥”之势，毁誉褒贬，莫衷一是。而关乎翻译学科存在与否的辩论，也是不绝于耳。近二十年来，专家学者就翻译学的建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激烈交锋，各执一词，其撞击的思想发人深省。经过数次探讨，译界的专家学者尤其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多数同意呼吁当局承认翻译学科的学术地位。许多专家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从语言学、心理学、文体学、修辞学、哲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对翻译进行研究。自1988年黄龙的《翻译学》问世以来，国内就出版了40多种研究翻译理论的著作（包括翻译史、译论史及有影响的论文集）以及更多冠之以翻译教程的书籍（杨自俭，2002：6）。尽管如此，翻译学科至今仍未获得适当的学术地位，社会对翻译专业及从业人员不够重视。面对当前翻译学科难有作为、境遇窘迫、面临阵痛的现状，大凡关心翻译学科建设的人无不为之担忧。本文拟从翻译学的厘定、翻译理论的研究、译者的水准与声名以及人才的培养等几个问题来探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概括而言，当前国内翻译学科存在如下问题：

一、翻译学科厘定不清

每门学科的建立，首先要厘定自身的目标与范围。总的说来，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开放性的、综合性的人文科学（杨自俭，2002：11）。就学科体系而论，存在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科和建立以西方理论框架为基础的翻译学科两种争论。对于这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只是作为普遍性学科而言，无须贴上中国还是西方的标签。诚然，翻译学既不是理论方面也不是普遍规律方面的封闭的科学，而是一门“认知性、解释性和联想性的科学”（WolframWilss，2001：13）。在翻译学的学科架构中，我国学者谭载喜、隄金、杨自俭、刘宓庆、范守义等人各自提出了翻译学的范围与分野。参照西方学者如霍姆斯的译学构想，这些学者的构架缺少“描写翻译研究”，这就使得我国翻译研究视野狭窄，表现在“只研究文本而不重视研究翻译的目的、用途以及译语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其它社会因素”，在“应用翻译研究方面，焦点一直放在制订单一的、万能的、永恒的标准”（张南峰，1998）。描写翻译研究的缺失以及其它方面的失误，使得我国的翻译研究难以推进，学科建设自然停滞不前。

翻译学是个开放而非封闭的体系，凡是翻译中出现的问题都可纳入研究。建立翻译学必须做些“扎实的工作”，包括“编写全面、系统阐述翻译学的纲领性著作”，“鼓励产生并完善各种翻译理论，如翻译的??理论等等”（谭载喜，1988）。然而，翻译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尽管会借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翻译学能把众多学科囊括在内。从世界范围的研究趋势来看，翻译研究受制于人文思潮的传播与嫁接。国内的一些学者以跨学科建构译学框架为目的，把其它学科装入他们的理论。这些理论可以说是多元的表现，然而未免牵强。这些理论分支缺少联系，难以沟通，给人“其它学科从属于翻译学”之嫌。

（二）纯理论崇拜过热

目前的翻译界，纯理论的研究似乎已成气候。陆谷孙教授曾就此现象撰文称：在国内英语界的一些人之间，近年来呈现越来越狂热的理论崇拜倾向，文章越写越艰涩，术语泛滥之余，数学公式和物理图表（例如，语言力如何在语言场中作用！）之类的学术泡沫，把原本简明不过的常识弄成云里雾里，读者难以洞视其中。而毛荣贵教授也就这种现象说出自鑞己的看法，认为“这种纯理论是一支‘好箭’，可惜是银样枪头！”（毛荣贵，2002：5）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拔高纯理论研究的现象呢？这主要是目前中国翻译界有种倾向认为：国内翻译学科地位低下是因为翻译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多数学者认为只要加强了纯理论（所谓基础理论）的研究，便会从根本上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摆脱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阴影。这种“指引式的言论经常出现于各种翻译学报，但实际上投入时间与精力去做基础性研究的人却非常少，真正接触原始史料并进行理性分析的更是罕见”（孔慧怡，2000：8）。翻译研究当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任意拔高纯理论研究的地位，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翻译学科的地位，尽管其出发点是好的。翻译研究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主要还是要扎根于本土的实践。正是缺乏对国内带有根本性的本土研究，使得翻译学长期处于边缘的地位。再者，翻译研究并不只是纯理论的研究，还包括应用翻译理论的研究。

（三）学者译家水准问题层出，声名卓著者稀缺

学风译德是人们关注学者、译家及翻译学科的重要维度，也是关乎学科建设的无形力量。当前，这方面的问题可谓很多，繁荣背后隐藏着双重危机。一者见利忘义的浊流冲击翻译市场，二者不少译者不能严肃对待翻译事业。翻译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算少，察其荦荦大端者，“编译外文著述观点冒充自己的观点者有之，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者有之，胸怀不够豁达宽容者有之”（杨自俭，2002：20）。尤为突出的是少数学者抢占山头，各自为政，造成研究术语混乱。术语体系是一门成熟学科的重要参数。一门学问要成为独立的学科，必须有一整套术语来描述其研究对象、目的、方法、规律、定理的基本概念。六十年代以来，各种思潮、文论拓宽了翻译研究视角。国内学者在引进这些术语时，根据各自的见解，纷纷译出各种名称，使得翻译研究术语杂、乱、玄。这种局面对整个学科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还有待于学术的规范。翻译学科地位有待提升是大家的期望。人文科学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不是按其科学性、学术性而定的，很多学科证明了这一点。就拿语言学来说，在索绪尔确立现代语言学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语言学还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经过雅各布逊、乔姆斯基等人的努力，语言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西方学界显赫一时的学科。这之后，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也加入语言学研究者的行列。再以国内民俗学为例，如果没有钟敬文先生顽强地在这个领域里耕耘，民俗学就不会获得这般重视。很显然，没有声名卓著的学者，没有大师级人物，要想获得重视，谈何容易！人文学科尤其如此。国内理论界，专著越出越多，大部头翻译作品也层出不穷，然而较之人才辈出、星光灿烂的年代，现在的译界黯然失色。如此现状，岂能走向主流，遑论获得认同？

（四）人才培养急待提升

翻译研究说到底还是研究队伍来进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教育体制的束缚，当前的翻译研究队伍不尽如人意，知识面狭窄以及理论素养欠缺制约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从学科设置来看，大多是将翻译的教学置于外语系，很少开设专门的翻译系来培养专门的人才。近两年来，局面稍有改善，部分外语院校与综合性大学开始设立翻译院系。由于受到教育观念、人才观念、培养规格以及教育体制与管理的影响，高校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翻译学科总的专业水准有待提高。可以说，人才培养问题与总的专业水准都与翻译学科地位关系密切。社会的需要是学科规划的主导力量，如果这个学科没有培养能够胜任工作，

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这个学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当前翻译学科难有作为是个不争的事实，任何关心它的走向的人都会感到有责任改变这种遭遇阵痛的困局。翻译学科如何走出困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尝试。

第一，完善翻译学科构架。首先要突破观念，译学构架并无中西体系之分，任何可取之处皆可为我所用，尤其要重视描写翻译研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西方的理论来解决本土的问题，毕竟中西方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的传统发展除了关键性的危机时期之外，一向强调内部协调、不假外求。（孔慧怡，1999：7）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从边缘走向中心，翻译研究必须立足本土，借鉴外来思想，建构理论。至于翻译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可以将翻译学视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但无需将其它学科囊括其中，而要厘定学科分支间的联系。

第二，分清缓急，合理分配纯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的资源。翻译理论可以分为纯理论与应用理论。

纯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基础知识，既包括有实用价值，也包括无实用价值的知识。应用理论的目标在于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实践问题，尤其要关注文学翻译以外的文体的翻译问题。翻译理论的多寡并不说明地位何其高也，翻译学的研究终究主要是面对实践的，基于翻译语料库的研究代表了新的方法。而且在当今翻译学科受挫的情况下，必须加强应用理论研究，才能获得充足的发展资源，才能为纯理论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机会。如果偏离这个方向，便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第三，加强学术规范，整顿翻译出版市场。一个学科在草创时期，难免会出现混乱的状况。但是如果任其发展而不加约束，学科的发展便会受阻。这就需要对学科的组成人员及内容进行规范，使之走向正常的道路；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鼓励正常的学术争鸣。对于翻译市场的混乱状态，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管理。尤其对重译作品要严格限制，有限的出版资源要保证急需的资料翻译。

第四，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及评估机制。建立课程设置合理的翻译系势在必行。完善课程设置研究，加强双语教育，拓宽学科层次，尤其要引进其它学科的专业知识教育。当前人事部实施的翻译资格证书考试也不失为一种积极稳妥的方式。说到底，所有的努力便是要培养专家、大家，提高学科的专业水准。

参考文献：

1.Wilss,Wolfram.TheScienceofTranslation:ProblemsandMethods[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1.

2.黄振定.翻译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3.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孔慧怡、杨承淑.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毛荣贵.新世纪大学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6．谭载喜.试论翻译学[J].外国语.1988(3).

7．杨自俭.译学新探[C].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

翻译科学论文篇8

一、引言

手中有尺, 方可量长短;心中有道, 才能辨是非。

如果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学者拓宽了研究领域却又同时使得不少研究者一头栽进文化研究的迷宫而无法转向,那么,《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以下均简称为《翻译之道》)便是那及时现身,在熹微晨光中为研究者们指引前路的征夫。如果说解构主义使得研究者重新考量和定位主体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却又同时使得不少译者忽视翻译活动固有的客观性,甚至大胆宣称翻译标准、翻译定义乃至文本意义无法确定,并认为“原文只不过是籍空气震动传达的一串声波,或是印在纸上的一串符号,本身原来并无绝对意义”(转引自p165),那么《翻译之道》就是那破空而出,刺破那一串串由“无绝对意义”的“声波”“符号”堆砌而成的学术泡沫还翻译以本色的利剑。如果说当下跨学科、去学科甚至泛学科的倡议使翻译研究有了更广阔的视域和更繁多的研究途径却又同时使得我们陷入了丧失学科特色之危境,那么,《翻译之道》则是那适时出现,为我们划定疆界、确定学科范围的丈量之尺。曹明伦教授在该书中以其特有的敏锐视角,凭其严谨的治学精神,靠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为我们拨开当下学术研究中的层层迷雾,刺破一个个五彩迷离的学术泡沫,再现了翻译活动之根基,指明了翻译研究之前路。那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想之路,“学”、“术”共生双修之路,此乃学术研究之正道,亦乃翻译活动之“常道”。

二、《翻译之道》的结构及内容

曹明伦教授的《翻译之道》一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进行论述:

(一)以史为证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

作者深知此句深意,在书中第一部分,从历史角度出发,通过追溯两千年中西译史,对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前的中西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以史为证,指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联系是紧密的,关系是和谐的”(p2),从而论证了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间的“良性互动关系”(p3)。

(二)以今为鉴

曹明伦教授在第二章里,采取严谨的实证考据方法,运用缜密的逻辑思辨,对当下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之间存在的不和谐与脱节现象进行描写,分析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来龙去脉”,指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脱节源于概念上的混淆,源于研究者缺少自觉的学科意识而未能与其他相关学科划清疆界(尤指翻译学与译介学)。此外,作者还强调,在新桥拓宽学科视野、增加学科研究对象、丰富学科研究方法、“帮助我们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同时,研究者应谨记历代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的译论家为我们建起的连接文艺学、语言学、美学和阐释学之旧桥是我们连接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基本通道,断不可弃,“新桥旧桥并用”方为学术研究之正途(p107)。

(三)划定疆界

正如李运兴老先生所言:“将一个学科领域中发现的新原理应用到其他学科中去,可使研究人员思路豁然开朗,产生突破性进展”(李运兴,2001:1)。的确如此,任何一门学科要进步、要发展,就要懂得如何去借鉴、去拿来,翻译研究也不能例外。然而,翻译研究的“拿来主义”并非就是不要章法,好的、坏的、有用的、没用的,一股脑儿的照单全收, 也不是“拿来”新的就弃了旧的,将 “孩子和洗澡水一块儿到掉”(p108)。 相反,我们越是要拿来,就越是要知道我们要什么,别人有什么;越是要跨界,就越是要清楚我们是什么,别人是什么。换句话来说,我们越是要发展就越是要明白“根基不存,学科焉在”的道理,只有划定疆界,“保持学科特色,明确研究领域”(p111),才能清醒地去“拿”,大胆地去“跨”。

在该书的第三章到第五章,作者从宏观到微观对翻译中出现的各种模糊学科特色和影响研究领域之确定的问题进行探究,审视和考证,从而为学界清除了学术泡沫,使读者走出学术迷宫,令学科研究疆界清晰可见。

在该书第三章里,作者运用逻辑思辨的方法,分析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关系以及当下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逻辑混乱之现象,重新厘定翻译的属性、概念以及翻译活动之性质,最后得出结论:“翻译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符号转换’,翻译活动是一种艺术活动”(p139)。

在该书第四章里,作者从微观的角度,通过对功能目的论、解构主义、新批评、译介学以及严复的“信、达、雅”的多方解读,使读者明确了何为翻译之目的、任务及标准。其间,该书首次区分了翻译之“文本目的”与“非文本目的”,辨明了翻译之“文本行为”与“非文本行为”; 重新解读本雅明之《译者的任务》和德里达之解构主义,指出“本雅明提出的译者之任务和我们通常所说的译者之任务并无不同”(p160),强调德里达认为“只要有解读经验就能看到真实”(p165),德里达之解构实乃文本解读策略;同时,也首次对译介学与翻译学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明确指出比较文学的译介理论并不等同于翻译学之翻译理论,译介学对误译的研究并不能成为当下部分译者宣称翻译研究可无标准之论据;随后, 作者重新对严复“信、达、雅”之翻译标准进行解读,指出时至今日“信、达、雅”仍是“译者的自律准则和评判译作质量的标准”(p176)。

在第五章里,作者从宏观上对翻译理论进行了定性与定位,以“翻译理论定位图”的方式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翻译学学科所应包括的疆界。图中,作者“将翻译学学科范畴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史’和‘翻译批评’三个部分”(p191),明确了翻译理论的地位以及与翻译学的关系。

(四)求真务实

作者在六、七章里,从微观角度入手,通过对典型个案分析的方式,小中见大,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两个方面对当今译界的问题进行反思。第六章里主要从当下译界理论建构中主要存在的考证不严、逻辑混乱等六个问题着手,对当前译坛的浮夸学风进行批判,并指出,研究者只有以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善善从长,认真借鉴”,才能避免浮夸学风,杜绝翻译理论之悬空怪涩。第七章则主要对翻译实践之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对典型个案进行分析,指出译者“正视实践现状,走出翻译危机”(p243)的两条途径:“加强理论学习,规范翻译行为”(p244);“调整翻译教学,弥合人才断层”(p246)。

(五)翻译之道

在笔者用了整整七章的篇幅从历史到现状,从宏观到微观,翔实有力地论证了理论和实践必须互补、互构、互彰、互显之后,在第八章里进一步解读者之惑,辨纯理论与纯翻译理论之异同,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途径,指出“只有真正关注翻译的理论才是真正纯粹的翻译理论”(p264), “对翻译活动、翻译行为和翻译现象的描写、阐释、启发和预测”(p264)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途径。

三、《翻译之道》的写作特点

《翻译之道》一书体例结构极为严谨,前后呼应,协调一致;视角宏大、视野开阔,同时又做注精准,令读者查找方便。

《翻译之道》视角宏大。在该书从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独特视角出发,横贯古今、融合中西视野,对翻译理论与实践间的与生俱来的良性互动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刻地研究。同时,该书在宏大的格局下亦不失对局部关照,通过对“Translation Studies”名实之争的聚焦,深入剖析文化转向后 翻译界的繁荣背后暗藏地危机。并以此为基础引出对系列问题的思考:翻译理论还需不需要与实践相结合?如何看待跨学科建设?如何保持翻译学独有的学科特色?(p104-116) 总体来说,《翻译之道》始终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和论述,横贯中西、胸怀古今、聚焦当下,通过对中西代表性译论进行深入全面、客观翔实地描写和剖析,对翻译之定义、翻译活动之性质、翻译目的、任务及其标准、翻译理论之定位与定性,以及对翻译理论与实践各自地位、翻译学之学科定位进行了非常有创见的反思和研究。

《翻译之道》视野开阔。书中涉及历史、哲学、语言学、文化等多门学科的研究。分析透彻中肯,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均能从翻译学的研究视域出发,在理清概念的同时亦成为了真正的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尤其是对译介学、文化研究、新批评、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剖析和应用,更使得翻译学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扩展和深入。

此外,该书做注精准且便于查找。该书在每章结尾时,都会附上详尽的注释,既为读者阅读和进一步理解提供的方便,又不影响行文且便于读者进一步查找。作者还在书后附上了15页的引用文献和6页的重要概念和人物索引,为读者查询翻阅提供了方便,并为读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凭借的梯石。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做注亦极少疏漏与失误,经笔者对全书进行细读,发现只有182页的注35有误。(“Derrida, 1967: 18-19” 实为“Derrida, 1976: 18-19”)

四、结语

读罢掩卷,感触良多。综观《翻译之道》全文,作者以详尽确凿的论据,凭严谨缜密的推论,引领读者认识到这条毋庸置疑的结论——“‘术高’方能‘学高’”(同上,247),翻译研究始终是一个“学”、“术”共生共显的过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永远都是翻译活动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循的理想之路。”然而,这心血沥成的洋洋23万字中所展示的不仅仅是对当今译界各种论调的解读,对何为翻译,何为翻译理论等等概念的厘定,也不仅仅是论证翻译理论必须与翻译实践紧密结合的翻译之道,而是该书背后笔者非一夕之功的知识积累,以及学术研究过程中缜密的逻辑思辨,严谨的治学态度。“道由心悟”, 笔者望读者悟出的是求真务实,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知难而上的治学态度。“授人以渔”, 书中授予的是如何质疑,如何引征,如何求证的实证考据和逻辑思辨的方法。 翻译之道固漫漫而其修远兮,吾辈却决不可缺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只有不唯书,不唯上,不盲从,不轻信,“学”、“术”双修,方可踏上通向绝美学术顶峰的治学之道,方能一步步接近那柏拉图笔下的绝对美境界。

翻译科学论文篇9

    Abstract: A paradigm is a model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 and sets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the breakthrough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always been accompanied by paradigm shifts. The paper briefly surveys the major development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analyse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maintains that what is urgently needed now are new paradigms which could enlarge the research scope, usher in a diversity of research models and provide research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hat are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paradigm; research models; research methods

    一、 科学研究的范式

    译学要上升成为科学体系,要正确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必须依靠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或之所以区别于宗教或伪科学,就在于认知的权威,即科学客观地描述实在;而认知的权威又在于用以发现和描述规律的理性准则——科学方法的权威(吴小英,2000:18)。古典科学强调观察、归纳、预测和重演。波普尔(Karl Popper)强调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即科学的理论必须是可证伪的;传统理论正是在不断被证伪的过程中逐渐被新兴理论所代替。库恩(Thomas Kuhn)强调研究范式(paradigm)的演进和变迁。他指出,“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吴小英,2000:19)。在着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认为,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庞加莱(Henri Poincare)、爱因斯坦等所进行的研究,都因改变了当时的研究范式才引发了科学史上的革命。赫曼斯指出,范式为翻译研究制定“指导原则”,是“研究特定问题的手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Hermans,1999:9-10)。因此,范式实际上包括了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理论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和形而上学的原则。范式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至少是一部分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范式,该学科才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就生动地体现了新旧研究范式的演进与交替。

    二、 翻译流派与范式的演进

    研究范式的演进最明显地反映在翻译理论家划分翻译史的观念上。纽马克以语言学翻译论的兴起作为翻译前语言学模式时期与语言学模式时期的分界(廖七一,2001:166),认为前语言学模式时期的翻译研究“忽视了翻译与意义、思维以及语言普遍性的关系”,讨论往往局限于原文与译文、直译与意译、优美与忠实之争,理论上没有多大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卡特福德、奈达、费道罗夫、穆南、威尔斯等将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语言结构、文本功能等引入翻译研究,分析和制定翻译活动中语言转换的规律,成绩卓着,翻译研究局面为之一新。

    奈达将翻译研究划分成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Nida,1984:9-15),更加明显地表现了范式的演进。语文学翻译观注重“语义结构,内容选择和组织的方式”,“详细分析修辞手法,权衡和比较修辞价值”(ibib:9)。语言学的翻译观将翻译视为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力图制定对等转换的规则。交际学的翻译观着重研究动态使用中的语言,刻意分析文本内容、形式、接受者以及交际情景对翻译的影响。社会符号学的翻译观以皮尔斯和艾科的符号学理论为理论基石,强调“语言的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与其他符码的关系”(ibib:11),强调符号、所指和解释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四种翻译研究模式不仅承前启后,在时间上有相随性,而且在理论假说、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均有革新和超越:语言学派克服了语文学派将文本孤立于整个语境和情景之外的缺陷;交际学派又克服了语言学派过分倚重语言结构而无视语言交际功能的倾向;而社会符号学派则力图克取交际学无法充分考虑翻译中各种符号交互作用的不足。

    根茨勒(E.Gentzler)将当代翻译研究划分为五大流派:美国翻译培训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派主义派,同样体现出翻译观念的嬗变。美国翻译培训班派将翻译视为一门艺术,认为培训班可以加强学生对文学和语言的认识和理解,进而通过翻译经验的交流提高翻译技艺和水平,强调文学翻译中“创造性转换”,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廖七一,2000:17)。

    翻译科学派即翻译语言学派。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翻译语言学派是对19世纪施莱尔马赫、洪堡等人语言学和翻译观的批判继承,同时又是对语文学或培训班重文学价值和美学体验而缺少系统化理论的反拨,使翻译研究深入到词、短语、句子的层次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翻译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早期翻译研究派认为,无论是从文学或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他们借用俄国早期形式主义的研究成果,认为在翻译中文学作品的主题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作品的“文学性”,即使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诸多因素。同时,翻译研究应从狭隘的原文——译文内部关系扩展到翻译的外部关系——社会历史因素。

    多元体系派是早期翻译研究派符合逻辑的发展和超越。早期翻译研究派注重翻译中一对一的等值关系,而多元体系派将翻译理论概念置于更大的文学、社会和文化的系统框架之中进行考察,试图为翻译研究设计出一个多维的构架整体,并且认为目的文化的社会文学标准决定了译者的美学假设,因而影响翻译的全过程。此外,多元体系派还特别注重客观描述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解构主义翻译派一反传统的翻译观,认为文本的结构与意义既不确定,又难把握,因而否定原文——译文,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主张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Bassnett,1996:11)。其次,解构主义派超越了微观的翻译技艺的讨论,从形而上的角度审视翻译的性质与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念。

    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所做的概括,清楚地勾画出翻译研究的发展轨迹,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研究范式的交锋与替代。其中有研究视野的扩展,也有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对传统翻译观念的扬弃,也有研究重心的转移;有新的研究思路的引进,也有研究手法的更新。可以看出,西方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型“带有明显的横向开拓特征”,即“文化外求”。方向大致有三:1)外求于“他种文化”,如借鉴巴西食人主义的翻译观;2)外求于“边缘文化”,如女性主义的翻译观;3)外求于“他种学科”,如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等(参见乐黛云,1998:7-8)。了解范式在翻译研究中的积极意义和范式转型的特征,对探索中国译学新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三、 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

    纵观中国译学史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发展模式,译学研究的高潮与理论的创新或思维的拓展始终交织在一起。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十条八备”,玄奘的“五不翻”,赞宁的译经“六例”,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以及傅雷的“神似”说和钱种书的“化境”说,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视为对传统译学的扬弃。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译学至今仍然是因袭多于创新,考证诠释多于建树和超越。辜正坤就指出,“信、达、雅这三字经一样的论点,即便在1700年前支谦的一段不足300字的文字中就已能逐字拈出”(辜正坤,2001:11),“译界学人近百年来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似乎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传统译学的研究方法似乎无须有所革新,研究视野也无须有所扩展。然而,辜正坤同时又指出,“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同上)。

    中国译学的局限性基本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译学研究的视域狭窄,观念僵化。传统译论在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和字词句推敲上颇有建树,但对原文——译文以外更广阔的领域很少涉猎。科学与艺术之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等形成了僵硬的二元对立。第二,研究思路和模式缺乏多样性和丰富性。译学研究的对象仍然以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为主,其题材的翻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译学主要的理论来源仍局限于中国传统文论,缺乏跨学科的理论支撑。第三,在方法论上,传统译论长于“模糊、抽象的定性概括”而“弱于条分缕析的量化陈述”(辜正坤,2001:11);长于随感而疏于实证;重点评和个人经验而轻概括和理论提升。因而扩大理论视域,引入多元互补的研究模式,探寻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成为促进研究范式转型的首要任务。

    1. 扩大研究视域

    翻译学科的建立必须以科学体系的认定为前提。霍姆斯曾经指出,翻译学应该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客观描写“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描写或预测上述现象”的“普遍原理”(Holmes,1972;Venuti, 2000:176)。霍姆斯将翻译学划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两大分支,而纯翻译学又细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他提出的翻译学研究范围的设想,后经图里(G.Toury)进一步阐释和完善,受到译学界的普遍认可(Baker,1998:278)。

    其后,巴斯奈特(S.Bassnett)又提出译学应该包括四个最基本的领域:

    1) 译学史,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翻译的理论研究、翻译评论、翻译授权出版的具体步骤、特定时期翻译的作用与功能、翻译方法的发展以及翻译作品分析;

    2) 译语文化中的翻译研究,包括具体文本、作者或学派本身所在的文化习俗,翻译对译语文化的影响,以及译语文化中翻译取舍的原则;

    3) 翻译与语言学研究,着重译语与原语语言要素的比较研究,如音素、词素、词汇和句法等的比较研究,语言等值问题、语义问题、不可译性问题、机器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的研究;

    4) 翻译与诗学研究,包括概述性研究和具体文学领域的研究,如诗歌、对剧、小说等文本翻译,或者电影文学翻译,具体译者的诗学研究、译者诗学对比研究、诗学结构研究、译文与原文相互关系,以及“作者—译者—读者”相互关系的研究等等(参见Bassnett-McGuire, 1991)。

    与霍姆斯和巴斯奈特提出的翻译研究范围相比,中国传统译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翻译始终被当作文人雅士的一种技艺,研究大多集中在原文—译文比较,具体转换技巧或先验性的翻译标准方面,长于“一字一词的得失”和“增词、省略、重复、反译、分句和合句”这些基本技巧的总结与归纳,“忽视对翻译基本问题和对翻译及翻译有关的问题的客观研究”(许钧,2001:4)。视野基本局限于“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文”与“质”的争论,以及对严复信、达、雅理论的“挽救”与“完善”(朱志瑜,2001:3)。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取舍等至关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对译文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等紧迫问题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研究“主题文化的规范和环境”,以及“翻译活动与主体文化”相互影响的着述(孔慧怡,1999:3),逐渐打破了这一领域沉寂的局面。对那些与翻译实践有一定距离,目前尚缺乏实践意义、但具有前瞻性的问题,特别是形而上的探讨一直是讳莫如深。

    译学研究既要重视文本或翻译机制,但也不能漠视主体文化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既要甘于形而下的分析研究,也要有人敢于从事纯理论的探讨,对语言与民族精神、翻译的性质、翻译活动的一般规律、“意义的阐释和传递的纯文本理论”等问题进行形而上的观照(盛宁,1997:287)。19世纪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洪堡(W. Humboldt)等对翻译和语言相互关系的分析,20世纪上半叶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对“纯语言”、“亚当的语言”以及原作的“来世”(afterlife)等观念的阐述,都超越了当时人们的认可能力,甚至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产物(蒋骁华,1995:64)。但是到了20世纪末,这些研究竟成为解构主义翻译观灵感的源尔和理论基石,促进了文本互文性的研究,为创译提供了理论依据,引发了翻译观念的革新。纯理论的前瞻性和宏观指导意义由此可窥一斑。

    2. 引入多元互补的研究模式

    理论视域的扩展自然会促使研究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到了20世纪后半叶,翻译题材和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文学、宗教、哲学和科技翻译;翻译也不再被看成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传统印象式、点评式、随感式的翻译批评日渐苍白,显得力不从心,很难产生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要正确地描述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必然需要从其他学科借用研究模式。由于翻译的跨学科性质,相关学科无疑会对翻译的某一侧面或层次提供理论框架,多种研究思路也必然会在翻译研究中找到适应性。

    语言学的最新发展继续为翻译研究注入活力。自从卡特福德、奈达等成功地运用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翻译之后,语言学的研究模式使翻译中语言各个层次上的分析更为精细和完整。贝尔(Roger Bell)试图用心理语言学来研究口译和笔译,加深我们对翻译心理过程和“对人类一般交际行为的认识”(Bell, 1998:190)。哈特姆(B. Hatim)和梅森(I. Mason)则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翻译的“交际层面、语用层面、符号层面”对译者的制约作用,以及从“文本类型、文本结构”等方面讨论了“衔接方式如何在语境因素的作用下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廖七一,2001:267)。

    同样,文学研究的发展也为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文艺心理学将视角从文本转移到译文的读者,强调读者的心理功能和审美体验;现象学既重视文本的本体结构和要素的剖析,又特别强调译者(原文读者加译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创造性;读者反应理论强化了阅读接受和批评活动的主体性观念,揭示了读者反应种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接受美学与阐释学又深化了人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重视读者期待对翻译内容的取舍与翻译手法的选择的反馈作用。例如,奈达就认为,翻译既然是选择和决策的过程,那么选择与决策的大脑活动机制自然应该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翻译紧密相关的语言能力也许就深植于DNA或人的大脑之中(Nida and Liao Qiyi,2000:52),研究和破译翻译中的“黑匣子”显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翻译科学论文篇10

abstract: a paradigm is a model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 and sets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the breakthrough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always been accompanied by paradigm shifts. the paper briefly surveys the major development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analyse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maintains that what is urgently needed now are new paradigms which could enlarge the research scope, usher in a diversity of research models and provide research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hat are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paradigm; research models; research methods

一、 科学研究的范式

译学要上升成为科学体系，要正确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必须依靠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或之所以区别于宗教或伪科学，就在于认知的权威，即科学客观地描述实在；而认知的权威又在于用以发现和描述规律的理性准则——科学方法的权威（吴小英，2000：18）。古典科学强调观察、归纳、预测和重演。波普尔（karl popper）强调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即科学的理论必须是可证伪的；传统理论正是在不断被证伪的过程中逐渐被新兴理论所代替。库恩（thomas kuhn）强调研究范式（paradigm）的演进和变迁。他指出，“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吴小英，2000：19）。在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认为，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庞加莱(henri poincare)、爱因斯坦等所进行的研究，都因改变了当时的研究范式才引发了科学史上的革命。赫曼斯指出，范式为翻译研究制定“指导原则”，是“研究特定问题的手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hermans,1999:9-10）。因此，范式实际上包括了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理论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和形而上学的原则。范式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至少是一部分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范式，该学科才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就生动地体现了新旧研究范式的演进与交替。

二、 翻译流派与范式的演进

研究范式的演进最明显地反映在翻译理论家划分翻译史的观念上。纽马克以语言学翻译论的兴起作为翻译前语言学模式时期与语言学模式时期的分界（廖七一，2001：166），认为前语言学模式时期的翻译研究“忽视了翻译与意义、思维以及语言普遍性的关系”，讨论往往局限于原文与译文、直译与意译、优美与忠实之争，理论上没有多大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卡特福德、奈达、费道罗夫、穆南、威尔斯等将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语言结构、文本功能等引入翻译研究，分析和制定翻译活动中语言转换的规律，成绩卓著，翻译研究局面为之一新。

奈达将翻译研究划分成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nida,1984:9-15），更加明显地表现了范式的演进。语文学翻译观注重“语义结构，内容选择和组织的方式”，“详细分析修辞手法，权衡和比较修辞价值”（ibib:9）。语言学的翻译观将翻译视为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力图制定对等转换的规则。交际学的翻译观着重研究动态使用中的语言，刻意分析文本内容、形式、接受者以及交际情景对翻译的影响。社会符号学的翻译观以皮尔斯和艾科的符号学理论为理论基石，强调“语言的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与其他符码的关系”（ibib:11），强调符号、所指和解释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四种翻译研究模式不仅承前启后，在时间上有相随性，而且在理论假说、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均有革新和超越：语言学派克服了语文学派将文本孤立于整个语境和情景之外的缺陷；交际学派又克服了语言学派过分倚重语言结构而无视语言交际功能的倾向；而社会符号学派则力图克取交际学无法充分考虑翻译中各种符号交互作用的不足。

根茨勒（e.gentzler）将当代翻译研究划分为五大流派：美国翻译培训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派主义派，同样体现出翻译观念的嬗变。美国翻译培训班派将翻译视为一门艺术，认为培训班可以加强学生对文学和语言的认识和理解，进而通过翻译经验的交流提高翻译技艺和水平，强调文学翻译中“创造性转换”，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廖七一，2000：17）。

翻译科学派即翻译语言学派。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翻译语言学派是对19世纪施莱尔马赫、洪堡等人语言学和翻译观的批判继承，同时又是对语文学或培训班重文学价值和美学体验而缺少系统化理论的反拨，使翻译研究深入到词、短语、句子的层次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翻译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早期翻译研究派认为，无论是从文学或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他们借用俄国早期形式主义的研究成果，认为在翻译中文学作品的主题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作品的“文学性”，即使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诸多因素。同时，翻译研究应从狭隘的原文——译文内部关系扩展到翻译的外部关系——社会历史因素。

多元体系派是早期翻译研究派符合逻辑的发展和超越。早期翻译研究派注重翻译中一对一的等值关系，而多元体系派将翻译理论概念置于更大的文学、社会和文化的系统框架之中进行考察，试图为翻译研究设计出一个多维的构架整体，并且认为目的文化的社会文学标准决定了译者的美学假设，因而影响翻译的全过程。此外，多元体系派还特别注重客观描述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解构主义翻译派一反传统的翻译观，认为文本的结构与意义既不确定，又难把握，因而否定原文——译文，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主张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bassnett,1996:11）。其次，解构主义派超越了微观的翻译技艺的讨论，从形而上的角度审视翻译的性质与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念。

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所做的概括，清楚地勾画出翻译研究的发展轨迹，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研究范式的交锋与替代。其中有研究视野的扩展，也有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对传统翻译观念的扬弃，也有研究重心的转移；有新的研究思路的引进，也有研究手法的更新。可以看出，西方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型“带有明显的横向开拓特征”，即“文化外求”。方向大致有三：1）外求于“他种文化”，如借鉴巴西食人主义的翻译观；2）外求于“边缘文化”，如女性主义的翻译观；3）外求于“他种学科”，如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等（参见乐黛云，1998：7-8）。了解范式在翻译研究中的积极意义和范式转型的特征，对探索中国译学新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三、 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

纵观中国译学史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发展模式，译学研究的高潮与理论的创新或思维的拓展始终交织在一起。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十条八备”，玄奘的“五不翻”，赞宁的译经“六例”，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以及傅雷的“神似”说和钱种书的“化境”说，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视为对传统译学的扬弃。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译学至今仍然是因袭多于创新，考证诠释多于建树和超越。辜正坤就指出，“信、达、雅这三字经一样的论点，即便在1700年前支谦的一段不足300字的文字中就已能逐字拈出”（辜正坤，2001：11），“译界学人近百年来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似乎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传统译学的研究方法似乎无须有所革新，研究视野也无须有所扩展。然而，辜正坤同时又指出，“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同上）。

中国译学的局限性基本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译学研究的视域狭窄，观念僵化。传统译论在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和字词句推敲上颇有建树，但对原文——译文以外更广阔的领域很少涉猎。科学与艺术之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等形成了僵硬的二元对立。第二，研究思路和模式缺乏多样性和丰富性。译学研究的对象仍然以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为主，其题材的翻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译学主要的理论来源仍局限于中国传统文论，缺乏跨学科的理论支撑。第三，在方法论上，传统译论长于“模糊、抽象的定性概括”而“弱于条分缕析的量化陈述”（辜正坤，2001：11）；长于随感而疏于实证；重点评和个人经验而轻概括和理论提升。因而扩大理论视域，引入多元互补的研究模式，探寻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成为促进研究范式转型的首要任务。

1． 扩大研究视域

翻译学科的建立必须以科学体系的认定为前提。霍姆斯曾经指出，翻译学应该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客观描写“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描写或预测上述现象”的“普遍原理”(holmes,1972;venuti, 2000:176)。霍姆斯将翻译学划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两大分支，而纯翻译学又细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他提出的翻译学研究范围的设想，后经图里（g.toury）进一步阐释和完善，受到译学界的普遍认可（baker,1998:278）。

其后，巴斯奈特（s.bassnett）又提出译学应该包括四个最基本的领域：

1） 译学史，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翻译的理论研究、翻译评论、翻译授权出版的具体步骤、特定时期翻译的作用与功能、翻译方法的发展以及翻译作品分析；

2） 译语文化中的翻译研究，包括具体文本、作者或学派本身所在的文化习俗，翻译对译语文化的影响，以及译语文化中翻译取舍的原则；

3） 翻译与语言学研究，着重译语与原语语言要素的比较研究，如音素、词素、词汇和句法等的比较研究，语言等值问题、语义问题、不可译性问题、机器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的研究；

4） 翻译与诗学研究，包括概述性研究和具体文学领域的研究，如诗歌、对剧、小说等文本翻译，或者电影文学翻译，具体译者的诗学研究、译者诗学对比研究、诗学结构研究、译文与原文相互关系，以及“作者—译者—读者”相互关系的研究等等（参见bassnett-mcguire, 1991）。

与霍姆斯和巴斯奈特提出的翻译研究范围相比，中国传统译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翻译始终被当作文人雅士的一种技艺，研究大多集中在原文—译文比较，具体转换技巧或先验性的翻译标准方面，长于“一字一词的得失”和“增词、省略、重复、反译、分句和合句”这些基本技巧的总结与归纳，“忽视对翻译基本问题和对翻译及翻译有关的问题的客观研究”（许钧，2001：4）。视野基本局限于“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文”与“质”的争论，以及对严复信、达、雅理论的“挽救”与“完善”（朱志瑜，2001：3）。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取舍等至关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对译文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等紧迫问题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研究“主题文化的规范和环境”，以及“翻译活动与主体文化”相互影响的著述（孔慧怡，1999：3），逐渐打破了这一领域沉寂的局面。对那些与翻译实践有一定距离，目前尚缺乏实践意义、但具有前瞻性的问题，特别是形而上的探讨一直是讳莫如深。

译学研究既要重视文本或翻译机制，但也不能漠视主体文化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既要甘于形而下的分析研究，也要有人敢于从事纯理论的探讨，对语言与民族精神、翻译的性质、翻译活动的一般规律、“意义的阐释和传递的纯文本理论”等问题进行形而上的观照（盛宁，1997：287）。19世纪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洪堡（w. humboldt）等对翻译和语言相互关系的分析，20世纪上半叶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对“纯语言”、“亚当的语言”以及原作的“来世”（afterlife）等观念的阐述，都超越了当时人们的认可能力，甚至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产物（蒋骁华，1995：64）。但是到了20世纪末，这些研究竟成为解构主义翻译观灵感的源尔和理论基石，促进了文本互文性的研究，为创译提供了理论依据，引发了翻译观念的革新。纯理论的前瞻性和宏观指导意义由此可窥一斑。

2． 引入多元互补的研究模式

理论视域的扩展自然会促使研究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到了20世纪后半叶，翻译题材和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文学、宗教、哲学和科技翻译；翻译也不再被看成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传统印象式、点评式、随感式的翻译批评日渐苍白，显得力不从心，很难产生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要正确地描述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必然需要从其他学科借用研究模式。由于翻译的跨学科性质，相关学科无疑会对翻译的某一侧面或层次提供理论框架，多种研究思路也必然会在翻译研究中找到适应性。

语言学的最新发展继续为翻译研究注入活力。自从卡特福德、奈达等成功地运用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翻译之后，语言学的研究模式使翻译中语言各个层次上的分析更为精细和完整。贝尔（roger bell）试图用心理语言学来研究口译和笔译，加深我们对翻译心理过程和“对人类一般交际行为的认识”（bell, 1998:190）。哈特姆（b. hatim）和梅森（i. mason）则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翻译的“交际层面、语用层面、符号层面”对译者的制约作用，以及从“文本类型、文本结构”等方面讨论了“衔接方式如何在语境因素的作用下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廖七一，2001：267）。

同样，文学研究的发展也为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文艺心理学将视角从文本转移到译文的读者，强调读者的心理功能和审美体验；现象学既重视文本的本体结构和要素的剖析，又特别强调译者（原文读者加译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创造性；读者反应理论强化了阅读接受和批评活动的主体性观念，揭示了读者反应种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接受美学与阐释学又深化了人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重视读者期待对翻译内容的取舍与翻译手法的选择的反馈作用。例如，奈达就认为，翻译既然是选择和决策的过程，那么选择与决策的大脑活动机制自然应该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翻译紧密相关的语言能力也许就深植于dna或人的大脑之中（nida and liao qiyi,2000:52），研究和破译翻译中的“黑匣子”显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翻译科学论文篇11

abstract: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esthetics with a long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urc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and its school and methodolog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considered as an end with xuyuanchong’s “three best”. combined with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 trends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in china are explored, which is pointed out that translation aesthetics, based on dynamic and reasonable communication in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focuses on all the constituent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o reproduce the pragmatic, cultural, social values of source language,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of great help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logy.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aesthetics; reception aesthetics;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1. 引 言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 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 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 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王先生以著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为例，指出——许先生的“美化之艺术”，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 “三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王宏印，2003：230）。

3. 中国翻译美学研究与发展

3.1 翻译美学理论研究

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该书论述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翻译中的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翻译审美再现本书的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正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做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以及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则重点在于“比较”，通过中外名著译例，从美学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比较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研究。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研究。毛荣贵教授在其《翻译美学》著作中回顾了中国译学美学，从四个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美学，即(1) 主体篇，从语感与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等层面探索了翻译美学；(2) 问美篇，探讨了英语、汉语的各层面翻译美学的体现；(3) 朦胧篇，从汉英语言的朦胧视野探索多维视角的翻译美学与美的语际转换；(4) 实践篇，从汉英互译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翻译美学，包括科技美学的再现。此外，张柏然、黄龙、侯向群、葛校琴等学者也在翻译与美学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论述了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张柏然（2001）论述了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赵秀明（1998）探索了中国翻译美学；郑应杰、郑奕（2004）论述了美学研究的三个面向。

3.2 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接受美学可以界定为：自觉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相关原理研究翻译过程中主体（译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对客体（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阐释（包括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阐释和目的语读者对目的语文本的阐释）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门学科。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是伽达默尔的学生，其主要论点是：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力，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其价值才从中体现出来，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能动的参预者。接受美学的全新创意和新鲜活力在于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表明，我们应尽快建立翻译接受美学。从现有的翻译美学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注重接受美学与翻译相互结合的研究，例如学者王松年（2000）、姜苏（2001）、陈谊娜 （2002）、张小平（2002）、宋安妮（2005）、刘凤梅（2005）、宋华（2004）、韩子满（2004）、杨松芳（2005）、张锦兰（2003）、贺文照（2001）、曹英华（2003）、周政权，刘艾云（2004）、王著定（2005）等讨论了翻译研究的接受美学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3.3 国内翻译与美学结合研究

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语音、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翻译主体的译者、读者的认知、文化、社会、社交、审美意识等因素，以及美学的再现策略等，包括文学翻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例如，对文学语境的美学体现与信息传递（孙迎春，2002；王树槐，2000）；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张保红，2002）；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林小平，2000）；从美学视角看散文翻译（朱伊革、卢敏，2000）；文学翻译中美学认知的多元性（包通法，2004），等等。对作品的翻译美学进行分析的包括：《围城》比喻翻译探美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杨义德，2005）；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刘鹏，2000）；从《天净沙》的六种译文看接受美学理论（刘敦萍，2002）；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刘小燕，2005），等等。此外，翻译美学研究还涉及到许多翻译与美学结合层面，例如：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策略（李敏杰、陈永丽，2005)； 一种形式美学的翻译观（吕俊，1998）；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想象（刘东霞 2000）；译汉中美学价值体现试析（丁慧艳、窦成君，2005）；读者反应与跨文化语篇的阐释（郝文杰，2002）；等等。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进行探索或深化。相关的论题包括：英语变体词的美学效应（王盼妮，2005）；英语拼写变异的美学功能及其翻译（辛红娟，2004）；诗歌翻译的“立形以传神”（唐琪，2005）；论英诗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张保红，2005）等。科技英语翻译美学涉及美学的标准、美学特征与体现、美学再现及其功能，探索通过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来再现原文的音韵美、形象美、简约美等语言艺术美。例如：科技翻译中的美学思考（张会欣、李德煜，2002）；女用商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原则和翻译方法（肖美清，2004）；论广告翻译的美学策略（唐艳芳，2003）；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胡开宝、陈在权，2000）等等。

3.4 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

上述的论文资料源于中国知识网，同时从中国博士、硕士优秀论文网上通过关键词“美学”搜索，我们发现，有 70 余篇硕士论文探讨翻译美学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包括接受美学、美学理论、美学的解释力、美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翻译美学案例分析、美学史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研究面不够宽，缺乏新的视角，大多围绕接受美学去探索，缺乏运用中西新的翻译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的论述。那么，面对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与发展临界点，王宏印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1) 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2) 国学为主的译论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3) 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同时他强调，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2003：230-232）。这方面，我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进行中西美学思想的“合壁”。

20 世纪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流派层出不穷，出现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应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毛荣贵（2005：345）教授认为，符号学、符号美学、接受美学或格式心理学都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笔者认为，现代翻译美学应扩大其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大翻译文化美学、翻译认知美翻译交际美学、翻译语用美学、翻译篇章美学等跨学科层面的探索。我们应该多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等跨学科的理论，从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进行批评性地接受，关注审美接受的过程，着重探索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作者、作品与接受者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原语被读者接受的条件、方式、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是关注文化转换美学、审美意识的认知、审美再现的共性与特性，从语言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社交层面等多维角度探讨动态的翻译美学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运用理性的交际观，合理解释翻译美学，使译语再现原语的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等美学。为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翻译理论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养分，与其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笔者（2006）从语用学的角度探索了语用学翻译美学，透视了哲学渊源及其实质、认知再现美学、灵感美学、文化美学，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在当今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范式主流背景下，如何避免起解构主义的过分怀疑思想，过分夸大主体意识，把翻译引向无政府主义；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思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语用价值等，动态的研究其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

4. 结 语

中国现代美学迄今为止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遗产。但我们要根据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等特点，结合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与创新，使翻译美学的研究富有生命力。我们认为，中西译论主要可以分成以语言学、语用学为基础的科学论和以文艺学、接受美学为基础的艺术论两大取向，今后译论的研究方向应当是科学论与艺术论相融合，既关注双语内容与形式间的语言分析，也关注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由此，科学论者也无法排除语言的主观艺术创造性，以及对它的艺术观。我们认为，构建译论纯粹客观外在的绝对规律是个美丽的童话，译论的科学性无处不涉及艺术再现和主观创造性。未来译学理论指向的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艺术观，而艺术观其实也是诠释语言艺术的科学观。语言翻译的科学性是以其艺术性为本质和内涵的，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升华与提高。中国的翻译美学发展正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取得平衡与发展的。

参考文献：

1．傅仲选. 实用翻译美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2．姜秋霞. 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3．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5，2005.

4．罗新璋. 翻译论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翻译科学论文篇12

关键词：中国；西方；翻译美学；差异；研究

Key words: China；western；translation aesthetics；difference；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4-0300-02

0引言

当今时代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派流层出不穷，相继出言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1]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也以中国传统的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而形成了一系列翻译理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2]而美学与翻译的联姻必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尤其在当今这个多元环境下，笔者认为更应该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

1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演变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如果单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特点大致有这三点；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其实，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即美学紧密相连。[3]此外，除引言部分，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4]然而，面对着蕴含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路又在何方呢？在关于翻译美学理论研究中，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刘宓庆的《翻译美学导论》，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以及毛荣贵先生的《翻译美学》等等大家名作，他们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研究了翻译的美学成份。笔者认为，这些先行的开拓者们无疑为国内翻译美学的发展与研究方向指明了道路和引领导向。

当我们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为研究案本时，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上。而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意美，音美，形美，以译译诗，传神达意，包容理解，来进行研究的。[5]科技翻译中周君也提出了词语修辞，音韵修辞，和结构修辞这几种美学修辞方法。[6]而商标翻译中，有作者也有提到译者应灵活运用翻译美学理论，充分尊重消费者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意识，体现商标的意境美，文化美，音韵美，情感美和简洁美等美学特征，最大限度地实现商标的商业价值。[7]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什么形式的文学翻译，译者都颇为讲究美的意境和美的意境的传达。笔者认为，所有译作之佳品无一不是美学的再现之作。交际翻译理论大师奈达也在翻译的性质中提出过四个标准，其中达意与传神首当其冲，他认为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只管内容不顾形式，通常反映不出原文的美感，使译文显得枯燥无味，因为说到底，翻译是一种“再创造”，而不是“再生产”。[8]

针对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王宏印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①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②国学为主的翻译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③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科学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情况看，我们不妨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9]

2西方翻译美学的发展

在谈到翻译美学，我们不能不提到西方国家在这一领域的贡献，最初的美学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所以我们不难察觉到不论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美学家大抵都是哲学家，而哲学又来源于德国，当然在两千多年以前的中国，也有类似于哲学的学派出现，那就是老庄的道家学说。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美学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随后又转移到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学中心。这其间一位较为锋芒的美学家托马斯.芒罗在对美的本质问题上认为：“美学在一般传统方式中仍普遍被看作是‘涉及美的一种哲学分支’…。”

笔者发现，无论是在国内，亦或是在国外，对翻译美学研究大抵都集中在文学这一领域，尤其是诗歌的翻译美学。而且，笔者认为，从系统的意义上而言，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它们都是艺术的体现或是艺术的再生，而艺术的特征是美，马克思曾说过，“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而文学翻译的目的正是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而让人类共享各民族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翻译就其本身而言，已具备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即便是以其自己极端或纯粹的形式存在也是可以的。而诗歌，作为人类文学领域的集中代表，无论从其形式，节奏，韵律，无一不体现出古今中外各民族对美的追求，所以在诗歌的翻译中也就最能集中体现翻译之美学，用黑格尔的话说，诗歌就是“语言的艺术”而且是“最高的艺术”。

中国古典美学讲究的是中和，气韵，意境，美丑，情志，形象，形神，文质，虚实，真幻，文气，情景，动静，比兴等强调文字内在精神的美学要素〈胡经之〉。而英语作为西方语言的一种，必然反映西方美学的一些特点，所以它强调的是理性，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和空间结构 〈朱立元〉。在考察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时，不难得出这种结论：西方大多数翻译理论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的。泰特勒（A.F.Tyler）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之原则”，并在结论中将他的原则阐释为；成功的译作应能体现原作的全部优点，洞察原作的全部推理，最终领悟原文的全部美。而十九世纪的译论家阿诺德主张译诗应力戒矫饰，讲求欣畅的气韵以保持原著的神采为本，翻译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文学作品“真理”的审美感知。三、四十年代以前西方翻译理论大多以语言哲学为理论武器，翻译评论几乎都是文学大师们书斋中的哲学――美学思辨。费尔迪南曾指出，语言的审美因素在文学作品中更集中地体现在语音方面，语音的审美效果主要体现在节奏和韵律上，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正体现出这些差别。英语主要依靠音势即重音节和轻音节的交替形成韵律，这种语音的审美效果在英诗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尤其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时教士诗人霍普金斯采用的“跳跃节奏”，充分展现了独特的音韵美。

总而言之，在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亚昆那一直到康德和黑格尔，西方著名美学家都是哲学家。所以，西方美学家在阐释译论之时，起先主要从哲学美学的角度出发：西塞罗在公元前就提出翻译理论必须工于辞章之美；美国的德莱顿早在17世纪就已经明确提出翻译是艺术；20世纪20年代时，意大利的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一书明确指出文学翻译是艺术的再创作；到了60年代，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吉里.列维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应该是使读者从译作中得到美的享受，感到与原文相应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对文学翻译的分析与研究也应该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不难看出，多种不同的翻译理论之下，都蕴藏着同时代美学思潮的因子。

3未来中国翻译美学的研究与发展方向

纵观前文，笔者认为不论是中国译论还是西方译论，美学的成份正逐渐成为翻译理论中的又一热点及亮点，而翻译美学，作为译学的边缘学科，“还不成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它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翻译理论在世界译坛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翻译美学不仅是翻译跨学科性的要求，而且有其特定的历史时代要求。有学者指出，在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几乎所有的译论命题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认为“历史定势和文化整体形态的发展促使翻译学与哲学尤其是美学的联姻”。翻译理论与文艺美学的译论，大抵都是对译文的美学探讨与论述，而且主要集中在内容与形式这个美学命题上。在古典文艺美学的影响下，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也始终没有越出美学的范畴，这点也恰与西方传统翻译理论不谋而合。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翻译美学的研究与发展方向大抵会朝以下几个方面发展：①翻译的标准问题，或是原则；②最高境界的翻译问题，即美学上的意境与传神的问题；③文学翻译的风格走向问题；④翻译美学的国际化问题。而这其中的前三项一直是中国美学史上重大的审美范畴，也是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译论命题。而最终在整个多元的大同世界里，翻译之美学也必将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整合多民族多元化的文化氛围里，翻译美学也将与其他领域交相辉映，发展成为一整套科学体系。一个国家要想建立起自己的译学体系，就必须做到兼容并蓄，在此过程中才能将自己发扬光大。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及语用价值等，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未来的译学理论指向将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艺术观，语言翻译的科学性是以其艺术性为本质和内涵的，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升华与提高。中国翻译美学正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取得平衡与发展的。

4总结

翻译史上任何一部佳品，无不都是译者创造的美的呈现。翻译不仅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过程，还是译者解读原作的美并将其转化，移植到译文中的一种审美和创造美的过程。翻译与美学的携手体现人们对美的追求和人文理念。美学可以指导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借以在翻译领域发展其自身；美学分析可以帮助译者对原文和译文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分析，找出那些隐含于字句之外，却又可感可知的美学要素。只有在美学价值观下的翻译，才能实现语际翻译的信息与价值的完整传递，也是最高层次的翻译。翻译之美学，作为译学的边缘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既是美学，又是翻译，是翻译中的美学问题和美学中的翻译问题的统一。因此，找准两门学科的契合点，是我们研究翻译美学成功的关键，也可以为翻译理论的构建寻求新的支点。

参考文献：

[1]王晓军.翻译的美学视眼.

[2]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阐释[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20-221.

[3]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59.

[4]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阐释[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27.

[5]丛滋杭.中国古典诗歌美译理论研究[M].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11.

[6]周君.科技英语中的美学修辞及其翻译[M].中国论文下载中心，08-05-26 10:50:00.

[7]张礼贵，廖国强.商标翻译中的美学商业价值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