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公司管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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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经验及亮点

2.1创新管理机制，实现用户故障“不出门”

为实现用户故障“不出门”，凤凰县供电公司营销和生产专业联动，从2011年开始开展多个专项整治活动。一是联合经信局、县电力执法大队，开展专项检查，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要求对存在问题的电力设备进行整治，验收不合格不送电。二是从业扩源头把关，对新接入和整改的专变在其分界点加装分断断路器，以便其出现故障时能及时切断故障，不影响主线路的安全运行。三是与电讯三大运营商约谈其就近接入公变的工作，并减少小容量基站专变设备数量。

2.2整治移民区用电秩序，实现电费正常缴纳

长潭岗电站为凤凰县第一大水电站，其水库淹没区移民聚集在阿拉镇，因历史及其它原因，部分移民用户拒交电费、私拉乱接现象时有发生。公司为此专门成立了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全部实施预付费表计改造。经过整治，移民区扩大了预付费表计安装范围，全面完成了阿拉镇移民特殊电价的整顿工作，实现了移民用户正常的电价执行和电费缴纳。

2.3特高压管理属地化，协调工作成效明显

直流800千伏宾金线路工程在凤凰县供电公司服务区内共有67座基杆塔，按属地协调原则，公司主动争取政府支持，以主管副县长为组长，经信、公安、林业、法制、安监、乡镇、村组等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门工作组，积极协调建设事宜。凤凰县供电公司为明确责任，实行专人分级分段负责，属地协调工作成效明显，凤凰段工程进度提前2个月完成，运行、维护工作成效明显。在2014年湖南三大特高压支流满功率保电总结表彰会上，该公司被湖南省电力公司评为先进属地管理县企业。

2.4抗洪救灾高效协作，应急处置受肯定

2014年7月15日，凤凰县遭遇特大洪灾，凤凰县供电公司在上级公司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全员紧密配合、高效协作，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在整个抗洪救灾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人身伤亡事件和不良的社会影响事件。凤凰县城区2天全部恢复供电，农村地区8天全部恢复供电，分别较当地政府要求的恢复时间提前了3天和10天，受到了凤凰县委、县政府的高度赞扬和一致肯定。

2.5城乡同质一体化垂直管理，提升供电所管理水平

凤凰县供电公司从2011年起开始实施营销、生产城乡同质一体化垂直管理。按照专业化管理要求，由业务部门直管到供电所，具体负责所有生产营销工作任务安排、大修技改项目管理、计划编制。该公司结合营销业务普查和低压集抄改造，为进一步规范分类用电定比定量工作流程，杜绝严重违章行为，对所有城乡用户全部进行分开装表，彻底消除了定比定量用户，方便了客户用电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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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起步较晚。从总体上看，大多数企业尚处于跨国经营的初级阶段。经营方式包括了商品出口、劳务出口（及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直接投资等方式。据统计，到1998年底，中方海外投资存量63.3亿美元，在全球的比重微不足道。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呈现出以下特点：

1、行业与区域分布

目前，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涉足160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涉及的行业从初期集中在贸易方式发展到资源开发、生产加工、交通运输、工程承包、医疗卫生、餐饮旅游以及咨询服务等领域。从行业分布看，中国在海外投资的行业依次为贸易、资源开发、生产加工、交通运输等。

从地区分布来看，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大量涉外企业集中在港澳、东南亚、独联体等相邻国家和地区。原因是地理位置和人文的相近，相对而言风险较小，开拓市场比较容易。其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低级阶段，比较优势尚不突出，投资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邻近国家和地区往往更容易使比较优势得到发挥。二是欧美发达国家所占比重近年明显增长，且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也反映出发达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地位重要性日益增强。（见下表）

1998年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区域分布（含港澳地区）

地区投资额（亿美元）比例（%）

我国港澳地区35．959

北美洲8．914

大洋洲4．57

亚洲3．76

欧洲3．25

非洲3．15

拉丁美洲2．54

2、跨国投资的主体结构

目前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主体有四类。

（1）外贸专业公司和大型贸易集团。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直属的外贸专业公司和大型贸易集团，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等。这些贸易大公司的优势是长期从事进出口贸易，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海外市场网络，掌握熟练的营销技巧，有灵通的信息系统，稳定的业务渠道，融资便利。这类贸易性大公司是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主力

（2）生产性企业或企业集团。如首钢集团、海尔集团公司、格兰仕集团等著名企业。此类大型生产性企业从事跨国经营的优势是，有外贸经营权，有相对成熟的生产技术和一定的研究与开发能力，在国内有庞大的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这些大企业跨国投资一般都是避开国际大跨国公司的锋芒，在国际市场的不同部分，技术的不同层次，生产的不同工序，产品的不同类型上向国际市场渗透。这些企业的跨国经营战略大多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提出，并逐步实施的。由于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管理等方面都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因而这类生产性企业集团的海外经营起步虽晚，但正以较快的发展速度向海外扩张。

（3）大型金融保险多功能服务公司包括中国银行等五大专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等。这些公司资金雄厚，提供专业化服务，有良好的信誉，经营规模较大。

（4）中小型企业。主要是乡镇企业、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数量多，投资规模小，经营品种单一，但在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而且近年来发展迅速。

二、中国公司国际化的路径和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上有实力的跨国公司林立，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道路并不平坦，以什么方式发展壮大自己？与国外跨国公司在国际舞台上共舞，出发前，该如何寻找好切入点？出征后，应怎样不断调整，在竞争中保持和发挥自己的优势？是中国企业国际化道路上需要不断思索的问题。

企业实施跨国经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经营扩展的区域也是从一个国家到几个国家再到全球的过程，在跨国经营的发展历史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虽然跨国经营是自觉或者不自觉的选择，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进行有效的、长远的战略规划是在国际市场的长期竞争中获胜的重要基础。战略主要涉及组织的远期发展方向和范围，追求在理想状况下，是资源与变化的环境，尤其是市场与消费者或者客户相匹配，以达到企业的经营目标。即使规模达不到，但先有目标与战略规划，仍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失误不仅会导致国际成长目标难于实现，而且还可能导致企业经营陷入重围。

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始位置，基本决定了该企业跨国发展与全球战略形成的路线、策略和行为。也就是说，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初始位置不同，基本决定了跨国发展与全球战略在路线、策略、行为等方面的不同。企业国际化经营与跨国发展的位置是由企业所处行业国际竞争状况和企业自身技术自主程度所决定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比较晚，我国的跨国公司开始国际化时，其行业的国际市场中已充满了跨国公司，并且这些企业的核心技术主要是从外国引进的，基本属于后发展型跨国公司。因此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动机方面，普遍重视技术和信息的获取；在组织形式方面，较多的采用部分股权；在跨国经营的区域选择方面，往往优先选择与本国的“相近性”较大的国家和地区，这种“相近性”包括地理上的和经济文化等方面。

1、进入国际市场的地区选择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目前已经有两种模式凸现出来：一种是以海尔为代表的“先难后易”式；另一种则是以TCL为代表的“先易后难”式。

海尔是国内最早开始国际化的企业之一，也是在国际上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家电企业。海尔一开始即把目标对准了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发达国家，试图以美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来锻炼自己并得到成长，并希冀这些高难度市场的成功能够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的成功。海尔的国际化策略对它的品牌形象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海尔模式客观上要求企业必须具备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产品创新力，因为只有品牌和产品才是支撑市场的最锐利武器。另外，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往往是品牌意识非常强的群体，新品牌进入之初很难被消费者认可与接受，这就决定了发达国家市场开发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客观上要求企业必须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要能承受得起暂时的挫折乃至一定时间内的亏损。

日前有证券分析人士对海尔国际市场的资本研究后发现，海尔在国际市场上的现金流可能是负数，这也就更加确认了对于一个采用“先难后易”模式进入国际化的企业来说，它必须承受得起“阵痛”。美国的《商业周刊》曾刊文《海尔的艰难国际化之旅》，对海尔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市场上的艰难探索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以下两个结论：海尔，较索尼、松下、惠而浦、GE等国际品牌形象来说，有一定的差距，目前仅仅是占据了发达国家的低端市场的一部分份额；另一点是，海尔的研发还有一定距离，这些国家的市场是一种成熟的市场，对于市场的细分需求是很关键的，这要求企业不断推出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产品和个性化的市场群体。

对于中国的大多数企业来说，采用海尔模式的投入巨大风险也相对较大。因为美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家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技术力与产品力都远远超过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最发达国家输出技术与产品，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事实也是这样，中国企业真正在美国市场取得成功的还不多。当然，换个角度来说，像海尔这样的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这样的市场也有其便利的一面：这些国家的市场秩序非常成熟，非市场因素对企业的干扰很少，只要企业具备真正的实力，这样的市场开发起来反而相对容易一些。

TCL模式与海尔模式恰恰相反，是典型的“先易后难”模式。TCL先从与中国文化背景比较相近的东南亚国家着手，比如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然后一步一步向发达国家扩张和渗透。TCL彩电经过3年的拼搏，在越南市场已经做到第二位，仅次于索尼。在菲律宾市场，TCL彩电成长也很快。联系最近TCL收购德国彩电企业施耐德一事，表明TCL向更大范围扩张已经初显端倪。

像TCL这样模式的企业在国内家电业比较多，比如说海信、荣事达等。这种模式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小，而益处显而易见：第一，释放了其强大的产能过剩的压力，更加突出规模经济，弥补国内市场的相对需求不足。第二，中国企业国际化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国际化人才以及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了解。这种方式能够使中国企业积累国际化经验，储备在全球经营的国际化人才，熟知国际化规则等。第三，进退方便。避免其大规模的投资和企业资源的浪费。从目前TCL的情况来看，效果比较理想。2001年，TCL出口创汇达到7.16亿美元，2002年前7个月达到5.69亿美元，预计全年将超过10亿美元，成为国内国际化效益最显著的企业。这种模式有点像爬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攀，越攀越高。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着较大的弊端：其一，对于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和东南亚国家来说，日本产品占据着其高端市场，国内企业只能占据中、低端市场，而这些国家里中、低端市场的利润空间非常低，在一段时间里，甚至是赔本赚吆喝。其二，由于进入的是发展中国家，对这些有望进入国际品牌的企业的品牌形象来说，有一定弱化影响。不管是这些市场的不发达还是在这些市场所占据的位置来说，不利于其今后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

仔细研究这两种国际化之路，结合世界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战略特点可以看出：像索尼、松下、惠而浦等企业跟海尔的国际化模式很类似，都是先入主发达国家市场，而一些处于成长性的企业则跟TCL的模式很类似。也就是说，海尔模式更适合于成为世界跨国公司的战略，而TCL模式则更适合于准备打持久战的企业。

2、中国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

低成本扩张，境外收购、合资、独资建厂，进行境外加工贸易是当今世界上跨国公司盛行的投资方式和跨国经营方式，也是发展最快、最有前途的方式。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变产地为销地，有利于突破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迅速形成规模，降低成本，扩大品牌影响力，直接开拓目标市场。

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企业获取优势的最基本战略有两种：低成本和差异化。我国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时一般都不掌握核心技术而难以搞产品差别化，因而大多数都会选择低成本战略以成长。当企业以规模经济行为基础实现低成本优势时，往往会选择海外发展，以进一步实现规模经济性，在我国的企业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行业如电子、食品、纺织服装等很大一部分都是以这种模式成长为跨国公司的。所以先以规模经济实现低成本优势，在跨国发展成为我国跨国公司的成长的主要模式。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企业应当是海尔集团，1984年组建时规模很小并亏损，90年代中期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家电企业，具备了低成本优势。1996年起在海外建厂，东南亚、美国、西亚、北非、欧洲都有海尔的足迹。规模和范围是相辅相成的，规模是产品的规模，范围是经营的范围，这两个在战略管理中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双方都带来各自的积极性，也就是能带来规模经济，范围能带来范围经济。追求规模目的，主要是通过大的规模形成规模经济，更好的降低成本。海尔就因此获得更大的规模经济，增强了低成本优势，也使原在国内的售后服务和品牌优势扩展到国际范围。但是低成本扩张的战略并不一定是和所有的中国企业，这个模式的特征是必须在全球获得规模上的优势，要远远大于竞争对手，才有可能整合全球市场。但是不同的行业，其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对于电器行业60%是制造成本，还有品牌、渠道等方面的成本，所以只有像海尔这样得大公司才比较容易利用这种方式取得成功。而对于产品差别性比较小，品牌要求比较低的行业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作为集装箱行业的中集集团通过整合国内市场，在采购、生产、运输上获取巨大的成本优势，然后再整合这个行业，进军国际市场。现在已经占有全球集装箱市场的46%。另外东道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内环境也会对跨国公司的成本造成影响。所以中国企业在利用低成本优势进入国际市场时要考虑多方面因素，以更大的把握实现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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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urcountryPrivateenterpriseusesmostlythefamilygovernsthepattern,becomesimportantattributewhichthehindrancePrivateenterprisedevelops.ThePrivateenterprisegovernstheinstitutionalinnovationsthegoalisthebusinessentitymanagementstructurewhichcapitalownersandsoonestablishmentshareholder,creditor,operatorandstaffgoverntogether,itmainlyincludesthegovernmentmainbodytheinnovationandthegovernmentmechanisminnovation.

keyword:Privateenterprise;Thefamilygovernsthepattern;Governmentmainbodyinnovation;Governmentmechanisminnovation

前言

全世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在生生灭灭,只有少数民营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得以延续和发展。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壮大的关键问题。对民营企业实施制度创新是其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治理制度创新将构成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主要环节。

一、民营企业治理的一般理论

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治理起源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它是企业制度不断发展的产物。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企业经历了从单业主制到合伙制,再到股份制的发展过程。在此背景下,以“有限责任”和“两权分离”为根本特征的现代股份制企业形式应运而生。股份企业的最基本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可以说,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治理就是源于两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问题。这需要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以使人在实现委托人目标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利益,达到“双赢”的效果。

两权分离是传统意义上企业治理产生的源头。按照这种理论,似乎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企业里,就不应该存在治理的问题。我们知道,资产属于私人所有的民营企业最大的特征就是两权合一,而在民营企业中,治理问题一直是抑制其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治理理论已经无法解释民营企业的治理问题,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民营企业的治理理论。笔者认为,现代企业治理源于企业具备独立的人格。也就是说,企业人格独立是现代企业治理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当然,两权分离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引发了治理问题,如“内部人控制”,但是这只是个表面原因,它是企业独立人格在所有权安排中的一个表象反映而已,企业的独立人格才是治理问题产生的最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两权分离只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企业所有权安排的一种形式,它本质上也可归结为企业的一种治理结构,不过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治理结构。

二、我国民营企业治理模式的现实分析

民营企业采用家族治理模式,在企业发展的初期,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提高企业的稳定性,加快企业的决策速度,因而是有效率的,对企业的成长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一旦企业规模扩大,产业资本日益社会化,家族治理模式所具有的缺陷便暴露无遗,而且这些缺陷逐渐成为阻碍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家族治理模式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族股东“一股独大”,损害了广大小股东的利益。在民营企业中,企业创业者或其家族作为大股东“一股独大”,控制着企业的所有权和主要经营管理权,并主导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家族外的小股东由于人数众多,人员分散,所持股份少,一般很难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重大决策和重要经营活动,就由掌握企业控制权的家族成员围绕着家族的利益展开,而很少围绕包括小股东在内的所有股东的利益展开。另外,在小股东不能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实施必要的监督的情况下,家族控股大股东或其经营者的道德风险,严重地损害了广大小股东的利益,小股东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

第二,个人财产所有权与企业法人所有权不分。在我国民营企业中,企业法人所有权深受家族个人所有权的干扰和控制。对于民营有限责任企业而言,企业组织只是一种形式,民营企业并没有按规范的法人企业来运作,没有健全的企业法人制度来保证企业以独立的法人资格存在。民营企业个人财产所有权,在企业的经营和继承问题上,对企业法人所有权进行大量的干预和控制。

第三,企业主“家长制”作风严重,高度集中化的管理方式排斥人力资本的民主参与和决策。在我国民营企业中,这种“家长制”决策机制固化了民营企业主的“心智模式”,使他们变得更加专制和跋扈。这会不断加大企业主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而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企业的成长更多地依赖于知识和人力资本,依赖于人力资本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和决策。市场里的企业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而排斥人力资本民主参与决策的民营企业主的“家长制”作风,必将越来越阻碍民营企业的发展。

三、我国民营企业治理制度创新的目标和思路

1.治理主体的创新。谁参与治理,是出资者还是利益相关者?这是民营企业治理主体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源于两权分离,这实际上就是对民营企业治理主体应按股东的逻辑认定,其表现为资本雇佣劳动条件下的单边治理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民营企业的治理主体是雇主或股东。基于企业独立人格的治理理论,强调民营企业的法人性和建立规范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因此,民营企业的治理主体就是主要利益相关者,即资本所有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和一般雇员。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企业的法人财产,而不仅仅是股东投入的资产。企业法人财产包括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及无形资产。这些资产主要由股东的直接投资和债权人的债权形成。如果股东凭借其专用性资产获取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那么债权人也可以凭借其债权参与治理。同时,债权人的债权若无抵押,一旦企业亏损或破产,其损失也不可低估。故债权人应当成为民营企业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经营者和一般员工等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一旦企业面临亏损或倒闭,不仅面临青春年华与自信心等的投资损失,甚至会危及自己及其家人的生存。同时,当代民营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经营者和员工的人力资本。随着竞争日趋激烈,企业要巩固自己的竞争优势,必须有充足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只能来自于这些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经营者和员工。

2.治理机制的创新。如何合理分配企业所有权或治理权,企业所有权或治理权如何行使?这是民营企业治理机制的问题。为建立高效能的治理机制,民营企业要注意和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在保证股东利益的基础上,坚持资本所有者利益最大化将是民营企业治理的根本宗旨。如上所述,传统意义上的治理理论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生产经营的目标,而企业独立人格的治理理论,坚持在保证股东利益基础上实现资本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原则。它坚持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资本所有者是主要利益相关者,只有资本所有者才能够拥有企业所有权,才能成为治理主体,才能拥有治理权。无论作为物质资本所有者的股东和债权人,还是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经营者和员工,他们都对民营企业做了专用性投资,因而都应该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成为治理的主体。他们与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高度相关,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生产经营所追求的目标。

(2)治理形式多样化。现在论述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文章很多,但是它们大都把完全的社会化,看作成实现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必然趋势。完全社会化,实际上就是放弃家族所有或控股,把民营企业变为完整的社会化企业,在此意义上构建现代化的企业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可能是民营的,也可能是公有的,那要看控股主体是谁,谁是第一大股东。我们认为,完全社会化在理论上成立,在实践上也不乏其例,不过它并不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惟一趋势。因为完全社会化是在民营企业遇到资金“瓶颈”和融资渠道不畅等问题下的无奈选择,因为市场上的“经济人”是不会随便把视作为自己或其家族的财产社会化的,只要解决了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问题,非社会化将是民营企业治理形式的首要选择。

(3)科学划分三会权责,实施民主化的管理方式。民营企业的家族治理模式表现出的“家长制”作风,已经使得企业内部的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企业事务无论大小,皆以企业主“家长”为准,这与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是不相符的。为此,民营企业要科学地划分董事会、经理班子、监事会的权责:董事会负责决定企业发展战略、方针、长期经营计划及人事安排等重大事项;企业经营班子负责经营管理工作;企业监事会要通过有关制度建设等措施,对企业董事会与经营者行为,企业财务与投资等有关决策行为进行监督。同时,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实施民主化的管理方式,不断吸收人力资本的参与和决策。这要求企业主建立与员工的协商对话制度。

参考文献:

[1]李维安.现代治理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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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1、研究模型随着效率评价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发展，以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为代表的“效率前沿方法”应运而生，并已成为目前效率评价的主流方法。与随机前沿分析相比，数据包络分析无需设定生产函数形式，从而避免了因函数设定错误而导致对效率的测量误差，备受国内外学者的青睐。然而在分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时，由于数据包络分析只能采用两阶段法，其测量结果的无偏性遭到了学术界的质疑［29］。相比之下，由Battese和Coelli提出的“一步法”随机前沿模型不仅可以同时考虑多个环境因素对效率的影响，而且克服了数据包络分析两阶段法的固有缺陷，故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借鉴Battese和Coelli［30］的方法构建以下随机前沿模型，以考察管理层股权激励与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2、研究变量早在1964年，OECD［34］在其的《为调查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所推荐的标准惯例》中即建议使用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来衡量研发投入，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35］。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一些学者认为，研发活动是一个长期的知识生产过程，与当期研发经费投入相比，研发资本存量能更好的反映研发经费投入的实际情况。但由于目前学术界对存量指标计量方法及折旧率并无统一标准，在借鉴Wang［37］、Cullmann等［38］、Thomas等［32］和吴延兵［10］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选择当期研发支出总额和当期研发人员总数分别作为企业研发经费投入(R＆D)和研发人员投入(Person)的衡量指标，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根据现有研究成果［32，39］，专利(包括专利申请数和专利授权数)和新产品(包括新产品产量、产值和销售收入)是两类运用最为广泛的研发产出指标。然而，中国上市公司并未披露相关的新产品信息，且未被授权的专利也是企业研发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本文采用专利申请数作为研发产出的主要衡量指标。进一步，考虑到研发活动的长期性，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之间普遍存在时滞效应［40］，参考章仁俊和王俊峰的研究，本文拟以下一期专利申请数衡量企业研发产出水平(Patent)，并根据模型需要对其取对数值。如前所述，股权激励(Mshare)和薪酬激励(Mpay)是当前管理层激励的两个重要方式。而鉴于管理层激励效应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且这种滞后效应在研发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何枫和陈荣［42］及姜涛和王怀明［25］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管理层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给予滞后一期处理。其中，股权激励采用上一期管理层持股比例表示;薪酬激励则以上一期管理层货币报酬总额表示，并转化为对数形式。最后，为准确估计管理层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本文以2007年为基期，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管理层货币报酬等财务指标进行了消除价格变动影响的处理。同时，在已有研究的启示下［9，43，44］，将企业规模(Size)、股权集中度(Con)、研发技术基础(VPatent)和企业年龄(Age)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到研究模型之中，以避免其对本文实证结果的干扰。其中，企业规模以企业年末职工总数表示;股权集中度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研发技术基础以当年法定有效专利拥有总量表示;企业年龄则以企业实际成立时长表示。3、研究数据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研发相关数据主要从2007年开始陆续披露，且大量研发活动集中在工业企业，本文首先选取2009－2012年的工业上市公司为初步研究样本，并按以下方法对初步样本进行筛选:(1)剔除未披露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相关数据的公司样本;(2)剔除没有专利产出的公司样本;(3)剔除其他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4)剔除ST、PT公司样本。最后得到327家工业上市公司共1308个有效观测样本。样本数据采集方法说明如下:(1)研发支出总额。主要通过手工查阅上市公司年报所得，首先统计董事会报告中披露的研发支出总额，其通常以“研发费用”、“研发支出”、“研究开发支出”或“研究与开发费用”等项目列示;其次，对于没有在董事会报告中披露研发支出的公司，选用其报表附注说明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明细项目下披露的研发支出，如“研发费”、“技术开发费”或“科研费”等;再次，对于未在以上两处披露研发经费的公司，选用其报表附注说明中“管理费用”明细项目下披露的研发支出;(2)研发人员总数。根据上市公司年报“员工情况”中的“技术人员”或“研发及相关人员”予以认定;(3)公司年度专利申请总量和法定有效专利拥有总量。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与服务系统”中查询获得。其他数据均来自聚源数据库。

三、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从表1对样本公司各主要变量分年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研发专利产出的增长速度不够理想，2009－2012年各年平均专利产出保持在约58项的水平，其中，2010年平均专利产出达到样本期的最大值，随后在2011年锐减至49项，到2012年其产出水平才略有回升;另一方面，平均研发经费投入和平均研发人员投入却呈逐年递增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9.69%和14.46%。综合以上研发产出和研发投入两方面的数据，可以初步推断，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效率并不乐观，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前文所指出的仅仅以研发投入或者研发产出来衡量企业研发水平或能力的片面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激励的表现又如何呢?由表1可知，样本公司各年的管理层持股比例基本维持在11.4%的平均水平，且存在略微下降的趋势;相比之下，管理层的平均货币薪酬总额却连年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1.43%，这意味着薪酬激励仍是当前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的最主要方式，而股权激励在管理层激励当中扮演着次要角色。据此我们认为:在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研发产出的下降可能是由“重薪酬，轻股权”的激励机制所致。当然，这一观点还有待于以下模型估计结果的验证。2、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结果分析表2是本文构建的旨在检验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关系的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的γ值分别为0.826和0.655，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本文构建的随机前沿模型误差项存在明显的复合结构(vit-uit)。此外，两模型中的LR统计检验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从而确保了模型整体估计的有效性。因此，本文构建的随机前沿模型能较好地反映和解释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与研发效率之间的关系。根据模型(1)的估计结果可知，管理层股权激励一次项(Mshare)的估计系数为负，二次项(Mshare2)的估计系数为正，且二者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同时，根据股权激励一次项及二次项的系数可知，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达到32.72%的临界点时，企业研发效率达到最优水平，假设1由此得到验证。模型(2)的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薪酬激励(Mpay)的估计系数为0.241，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管理层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假设2亦得到验证。3、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进行检验(见表3)。一是替换控制变量，即以企业的年末资产总额替代年末职工总数作为企业规模的衡量指标，以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替代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股权集中度的衡量指标;二是调整模型结构，即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替代原式(1)中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避免因模型结构选择所带来的检验误差。两种方法的检验结果与先前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四、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尽管上述实证结果已证实管理层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确实存在重要的影响，但我们仍无法确定在不同环境下此类影响的具体表现。因此，有必要从更深层次考察管理层薪酬契约在企业研发实践中发挥激励效应的基本前提和制约因素。虽然目前鲜有学者直接研究对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关系的影响因素，但根据相关研究成果也可为本文提供一定的研究线索:(1)转型经济体的国有企业有承担扩大就业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多重任务［45］，使得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才能和努力与经营绩效之间可能并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李春涛等［9］即指出国有产权会降低管理层激励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而吴延兵［10］亦发现当前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可能并不适于企业创新;(2)企业所处的行业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研发战略选择及其执行效率，相对非高技术行业内的企业而言，高技术行业企业对研发更为重视，在此类企业中相关薪酬契约可能对企业研发更具激励效应［46］;(3)考虑到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差异，一些学者研究了市场化改革与企业研发的关系，且一般认为市场化改革可有效增进企业研发投入［47，48］，提高资源配置效率［49］。基于以上文献分析，本文拟在研究模型中加入所有制性质(Own)、行业特征(Ind)及市场化程度(Mar)的分组虚拟变量及其与管理层激励的交互项，分别检验企业所有制性质、所在行业特征及区域市场化程度对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关系的作用机制。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1)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影响由模型(7)的估计结果可知，所有制性质与股权激励及其二次项的交互项(Mshare*Own和(Mshare)2*Own)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说明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的关系并未受到所有制性质的影响。另一方面，模型(8)的估计结果显示，所有制性质与薪酬激励的交互项(Ln(Mpay)*Own)的估计系数为0.114，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相比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负面影响更强。我们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层主要由政府国资管理部门或其委托的国有投资机构任命，其目标利益结构复杂，他们除了追求经济利益外，还有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加之国有控股企业存在一定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使得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对研发效率的负面效应既包括研发投资不足引起的效率低下，也包括过度研发投资造成的效率损失。(2)所在行业特征的影响模型(9)给出了行业特征对管理层持股在企业研发中激励效应的估计结果。具体而言，行业特征与股权激励及其二次项的交互项(Mshare*Ind和(Mshare)2*Ind)的估计系数分别为2.661和－3.545，且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在两类行业中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都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但它们的临界点和曲线形状却有所不同:就临界点而言，在高技术行业，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达到27.66%时，企业研发效率最高;而在非高技术行业，临界点即管理层最佳持股比例为35.89%，比高技术行业的临界点高8.23%;从曲线形状来看，高技术行业的倒U型曲线更为平坦，非高技术行业的倒U型曲线则更为陡峭，这意味着，与非高技术行业企业相比，高技术行业企业的研发效率对股权激励水平变动的敏感性更低。对于上述实证结果，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相比于高技术行业企业，研发对非高技术行业企业而言并不是其创造核心价值的唯一手段，管理层对企业研发有较强的排斥心理，为增强管理层的研发战略意识，克服研发投入不足倾向，必须给予其更大的股权激励力度，才能使企业研发效率达到最优水平;与此相对，高技术行业企业对研发的依赖性较强，其管理层所表现出的研发意识及积极性更高，在一定范围内，不同股权激励力度下所表现出的企业研发效率差异相对较小。另外，从模型(10)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行业特征与薪酬激励的交互项(Ln(Mpay)*Ind)系数为0.118，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高技术行业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对研发效率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大。究其根本，我们认为:高技术行业企业研发活动的技术含量较高，管理层承担风险较大，而薪酬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管理层的风险规避意识，从而不难理解，相对非高技术行业企业而言，同等薪酬激励力度对高技术行业企业研发效率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3)区域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根据模型(11)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市场化程度与股权激励及其二次项的交互项(Mshare*Mar和(Mshare)2*Mar)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的关系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模型(12)的估计结果却告诉我们市场化程度与薪酬激励的交互项(Ln(Mpay)*Mar)系数显著为正(0.168，p＜0.05)，说明高市场化程度下的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负面影响较低市场化程度更高。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其市场竞争越为激烈，为创造核心价值并保持市场竞争优势，区域内企业需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及人力进行研发创新，然而限于研发的固有特性，其对企业的短期绩效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且这种影响会随着研发投入规模的提高而持续扩大，因此，与处于低市场化程度区域的企业相比，位于高市场化程度区域的企业管理层的货币薪酬会受到研发活动的更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