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史论文篇1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注：《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多种经济成分和各种利益群体的同时并存，决定了意识形态领域必然呈现多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矛盾斗争错综复杂的局面，这构成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前提。

其一，意识形态领域与社会存在复杂性特点相联系的各种思想观念多样并存，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千差万别。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地位和各种思想多样共存的关系，是思想政治战线一项长期任务。建国初期，刘少奇就根据我国新民主主义国情，提出必须从意识形态多样性的实际出发，既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和发展方向，又照顾允许其它非无产阶级思想合法存在的现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基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国情，以及人们思想活动的新特点，我党提出“从杜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出发，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1999.9.29。）“根据不同对象的情况，不同时期的实际，讲究道德的层次性，注意工作的渐进性，明确区分应当提倡的、必须做到、允许存在的和坚决反对的，既照顾多数，又鼓励先进”，“努力寻求道德建设与经济政策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性、方向性与务实性、灵活性高度统一起来，彻底克服和纠正了长期以来脱离我国历史发展阶段及工人思想实际的单一化、简单化、款条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其二，意识形态领域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始终存在，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复杂课题。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一方面指出革命时期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要求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很尖锐”。（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7-418页。）进而于八届三中全会重提两个阶段、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要求开展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极端夸大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状况，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政治斗争、政治批判取代了说服教育。历史和现实表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矛盾大多数已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7页。）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同时，“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斗争”，（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7页。）反对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忽视放弃思想斗争的错误倾向。在对外开放条件下，警惕防范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颠覆活动，也是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注：《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6.28。）

其三，正确开展党内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善于识别思想战线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1957年起的二十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新时期开始后，鉴于以往思想政治战线重右轻“左”，宁“左”勿右的沉痛教训，邓小平于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确定了对来自“左”、右两方面错误思潮同时进行批判的原则，中央制定了进行两条战线思想斗争的正确方针，根本扭转了以往党内思想斗争中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片面性。从结束到改革开放起步，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过程中，我党在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搞运动，不随意上“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创了正确进行党内思想斗争的健康局面。在此基础上，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左”、右错误的主要表现、危害和区分原则。“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237、377页。）成为全党的共识。

二、统览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局，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战略性、能动性

明确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是事关革命和建设事业全局的决定性因素，才能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正确的目标依据。中共对当时我国主要矛盾的分析，实际上提出了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但1957年后，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一味追求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和企图“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严重偏差，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宣扬“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代替一切”，导致思想政治工作误入歧途。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我党“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237、377页。），“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195页。）把政治和经济、思想政治工作和发展生产力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在适应时展的战略性转变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

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保证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是思想政治工作能动作用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党先后提出“思想战线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条极端重要的战线”，“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大事记》，学习出版社2000年版，第86、88、98页。）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指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战略地位。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中“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0页。）要求从整个世界的大局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的高度认识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战略意义，“这是保证我们党始终做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注：：《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6.28。）。

三、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人们运用科学理论指导，自觉改造主观精神世界的实践活动，具有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科学体系及发展规律。1951年刘少奇首次提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概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政治工作这一特定概念才得以确认并广泛使用。我党明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努力摸索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使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科学化”。（注：《中国共产党财贸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暂行条例》1982.5。）《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况，阐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针原则、规律和方法。从而大大深化了对思想政治工作本质特点和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

正规化、制度化建设是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立即着手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级学校普遍建立党组制度、宣传网制度、高校政治工作制度。1951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与间整各级党委宣传部的工作机构的指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初步形成了思想政治工作运行操作机制。六十年代调整时期，中央关于农业、工业、科研、教育等方面一系列工作条例中，专门对各部门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目标、要求、任务等内容做出明确详细的规定，在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探索上迈出重要一步。结束后，我党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立法的形式专门对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做出原则性规定。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制订了《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及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细则，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网络化的体系，健全完善了思想政治工作制度。

思想政治工作科学的确认和建立是新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史上的里程碑。20世纪50年代，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曾提出“政治工作是科学”的命题。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拨乱反正，80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掀起一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的讨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对象、规律、特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一致确认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论断。1983年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组部、全国总工会、妇联、共青团等联合召开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组成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中国职工思想政治研究会，创办《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刊物，全面启动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进程。1983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提出“筹办以培养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为目标政治院校”，并在有条件的大专院校增设政治工作专业。一年之后，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中诞生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创了以正规化方式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人才的办学模式。与此同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也得到空前发展，研究领域由具体应用课题研究到基本理论探讨；由微观分析到宏观指导；由本体理论到相关学科不断扩展和深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走上科学化、系统化、正规化的发展道路。

四、立足人的思想行为活动规律，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研究掌握人的思想认识特点和行为活动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建国初期整风整党运动中，刘少奇提出：“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还应该注意另一些党员情绪的变动”，“重新给他们以革命的教育”。（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151页。）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按照党员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把理论学习划分为初、中、高三级，循序渐进开展政治常识、理论常识和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的指示》要求防止克服思想政治教育中“不顾工农干部的特点和实际要求”的做法。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党把握中国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种积极性”和“两面性”特点，把人的思想改造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有机结合起来，在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同时，实现了剥削者向劳动者的历史转变，成为我党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的又一伟大创举。新时期开始后，提出要求从思想政治工作最基本和最本质的问题入手，深入系统地研究人的思想认识特点及其规律。《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原则作为“检验我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是否真正相信、依靠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标志”。（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088页。）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调整人们思想行为来实现工作目标的能动方式，必须重视人的生理、心理、物质和精神需求这些支配人们思想行为的基本因素。物质利益是人的思想行为产生变化的经济根源和物质基础，充分运用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把发扬革命精神同坚持物质利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是建国以来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曾严肃批评化运动中忽视群众物质利益，极大损伤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导致党与农民之间关系紧张的错误，要求“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页。）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改革开放后，我党提出“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64页。）“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教育必须同实行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紧密结合，必须同现阶段按劳分配和其他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64页。）

政治思想史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6）01-260-01

中国政治思想史，并不是一个中国古典传统思想中的独立学科，在我国的古典传统思想分科当中，是不存在政治、思想等要素的。作为一个缉拿民族因素、历史严谨线索的现代学科，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绝对的现代产物。本文从实际出发，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究竟是什么学科，在何种意义上被人们接受等问题展开探索。

一、学科的自我规训与学术尊严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典型的新兴学科，在中西思想教会之际出现的新兴学科，都需要经过规训来获得学术尊严，中国政治思想史也不例外。

规训的英文词写作Discipline，在英语当中，规训这个次具有惩罚，使变得正确、通过训练获得控制等多种含义。可以说，规训呈现出的含义是讲某种东西规范化，而规范的方式则分为惩罚和引导两种。规训一词最初被社会科学规范定义，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当中。

任何一个想要进入某个学科的学者，他们都有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以及尊严。但是党他试图进入一个学科进行领域研究时，他就不的不接受这个学科形成的规则，从而使得自己具备进入研究的条件。具备这些条件的前提之一，就是进行不段的训练，这种训练，不仅指学科内部与外部对学科的塑造，额有新老代表人物对纪律的维持。一个科学的初学者，不得不接受此前形成的研究网络，接受压力性审查。一般来讲，一个学科在自身的规训上越严格，那么他的学术尊严也就越能够得到公认。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自我规训的四个维度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并不具有学科悠久历史的声望支持。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撰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史正式星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尊严就是由于规训不够，因此无法机身热门学科。这里所谓的热门学科，指能够吸引研究者全心进行深入探究。

从学科的自我规训来看，一个学科要界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就需要为进入这个学科的学者们提供能够良好整合学科资源的规训准则。就“中国政治思想史”而言，长期以来学科的自我规训，都没有清的呈献给研究者，也没有得到其他竞争学科的尊重。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来讲，直接的竞争者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占据了政治思想研究的优势资源。此外，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在仿照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规则很难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规则当中走出来，这就使得中国政治思想史成为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从属学科。

而要提高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门槛，加强学科研究的学术批评，增强学科竞争力，就需要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自我规训的四个基本维度进行界定：

第一是国别辨析，应明确是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还是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超越狭隘的爱国主义，能够建立起更为合适的学科准则，从而引得学术界的认可。

第二是定位，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仅需要进行国别定位，同时也需要进行学术定位。现如今，人们在对政治思想史仅进行整理时。常常会采用古希腊意义上的政治概念，并且使用古希腊式的研究方式来处理相关概念，从而形成政治思想史。

第三，历史归类。中国政治思想史究竟是学术史还是观念史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就相对而言，观念史更注重文化体系的核心理念，因此，丢星期较晚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而言，需要脱开无法凸显特质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约束，从而对中国政治思想核心理念的披露，呈现历史学科的独特行政。

第四是理论尊严。从学科上来讲，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而兴起的。由于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认同是基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因此附带性的模仿其建立起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表达一种大同。这样的认同，不等于尊重，而是同情的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只有脱离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规训体系，并建立起自身便捷明确的规训体系，才能够具备理论尊严，获得学术敬重。

参考文献：

政治思想史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政治思想学科源起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介入

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大约在1900年前后，梁启超即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有所研究。据其所言，当时他在《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常作断片的发表”。是知这一时期，梁启超已经将中国政治思想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但尚未形成知识体系，难以称之为独立学科，可谓草创而未就。

进入20年代，发生了两件事情，或可视为中国政治思想作为学科正式成立的依据。一是1922年春季和秋冬，梁启超分别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1912年5月成立）及东南大学（1920年12月获准成立）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二是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无量著《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翌年，梁启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由中华书局出版。据梁自序，其书稿完成时间是1922年。同时，序言中对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研究内容、资料以及研究方法等，都作了详细的阐述。据此，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专业课程进入了高等教育序列，而且有专门著述问世，这些正是学科建立的重要标志。

嗣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渐至发展起来，多有著述。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以“新文化运动”为主要标志，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进入剧烈变动时期。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伴随着诸多西方学术和政治思想而进入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并且实际运用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之中。典型者如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他在1943年的修订版“导言”中即提出，要正确地掌握一个时代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正确地了解这一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其矛盾之发展的根本形式，才能对历史上某一时代思想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其后，在1955年的《修订版再版代序》中，吕振羽讲得更为明确。他遍引马、恩、列、斯以及、刘少奇等革命领袖的语录，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断言：社会思想、意识依存于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总是先行的，思想、意识的产生或变革常常落后于社会存在。”他又征引“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语录，强调思想的阶级属性。这显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方法论。

当然，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运用现代政治学理论作为方法论，最具代表性的是萧公权。如其自叙，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政治学理论来研究传统政治思想，对于推动中国文化与东渐之西学相接续，引领中国学术走出传统藩篱，促进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走出帝制时代传统史学的局限，以及构建政治思想史的科学性等方面很有裨益。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方法论，这就从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层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甚而可以视之为近代以来“西学本土化”努力的起点。这也正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中国贡献之一。

发展中的困顿与期许

然而，20世纪中期以降，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一度停滞。主要原因是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政治学学科建制从高校中撤消，中国政治思想史划归历史学，成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专门史”之一。这一时期的学术界也有不少传统思想研究成果，但大都选择了历史学、中国哲学及思想史视角，方法论主要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因而在学科归属上不能明晰。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处于困顿状态。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学学科在高校的恢复，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身份得以“正名”。从相对边缘的专门史，转身而为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基础学科，是为“两史一论”（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学说史、中外政治制度史）的重要组成。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其一，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这十几年是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恢复期和繁荣期，主要表征是出版多种教材、专著，在研究论阈方面就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问题和知识体系等等，均有突出成果，影响至今。同时，在全国高校形成了多所科研重镇，在学界前辈的带领下，组成了出色的科研、教学团队。这一时期出版的多种著述至今仍是研究者的案头书和高校相关专业的必读书。

其二，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叶，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进入衰落期。主要表现为前辈学者渐次退出，后继者除少数坚守，新进乏人。科研重镇数量减少，力量削弱。个别高校风光不在，甚或空有虚名。这一时期也有专门著述问世，如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中国政治思想史》、200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的《认识与沉思的积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历程》等，但诸多基本理论问题少有问津者，整体态势呈凋零状。

其三，2012年至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问世为标志，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进入重振发展阶段。主要标志有二。一是从2012年起始，由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牵头儿，召开了全国性学术会议“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坛”，迄今已是第三届。二是在中国政治学会下，即将成立中国政治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全国性学术交流平台的搭建，以及专业性二级学会的成立，对于集合研究群体，提升专业水平和振兴学科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上下同心协力走出“低收入陷阱”的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和追求效率的管理模式，对于基础学科发展具有某种程度的制约作用，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一度滑入低谷。然而，当下之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国家软实力的急切需求已经提上日程，这就给人文社会科学的振兴与发展提供了契机和条件。近年来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活跃和学术平台的构建，内涵着学术界对于学科振兴与发展的极大期许。特别是在国家层面弘扬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政治理念覆盖下，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再度兴盛已然没有悬念。

中外文化遭遇中的坚守、振兴与超越

自1840年起，相对封闭的中国大陆被西方列强撕开国门，在遭受了沉重打击之后，中国人开始走一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路。改革开放后，在“与西方接轨”的口号引领下，中外文化再次遭遇，其间的碰撞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形成了以新保守主义为号召的当代新儒家；二是在“西方话语霸权”的覆盖下，形成了当代激进主义政治思潮。

新儒家思潮源起于20世纪20年代，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人文精神，重建儒学的价值系统，达成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智慧的融合，以消解西方文化的弊端。他们认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能发展出来现代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即所谓 “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亦即如牟宗三所言，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从传统儒学的道德主体生发出现代性转化。仅就弘扬传统文化，谋求中国文化现代化与社会进步的视角看，新儒家不无可取处。

改革开放以降，以杜维明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十分活跃，他们执守着“返本开新”理念，坚持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现代化因素。其中一部分以“新保守主义”自称的当代新儒家们，却偏离了新儒家学派的初衷，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思路上走向极端。与第一代新儒家专注个人心性、成圣成德儒学构建，第二代、第三代新儒家专注“返本开新”相较，当代新保守主义的立论指向了国家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建构。他们提出要以儒学为官学，立儒教为国教；在国家层面成立元老院、通儒院；官员考录以“四书五经”为标准读本，考试通过，方可为官；在教育方面，以儒家经典作为各级学校重要教学内容，用以替代马克思主义经典；在全国普遍建立儒教社团，成立儒教协会；全民尊孔，恢复孔子“大成至圣先师”封号，以为全民导师；以儒家的“王道政治”作为最高社会政治理想，如此等等。

也就是说，当代新儒家中的新保守主义们否定基于个人利益诉求的人权，明确反对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与民主。在中外文化遭遇中，对于域外文化中可以为我所用的合理内容，新保守主义们一古脑儿地予以否定，一门心思地要转回传统。以基于传统文化的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否定并取代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进步与发展。这类认识完全背离了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本规律与需求，是典型的极端化复古思维。他们自诩读经尊孔，却连传统儒学的真质与精髓都没有搞懂。他们不能了解传统儒学“中庸权变”、“与时偕行”的价值内涵与社会政治功能，不能懂得何以孟子盛赞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却奢谈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构，甚而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君子就是公民，传统中国既有公民社会，只能令人莞尔。

所谓当代激进主义指的是西学的涌入，使得西方话语一度成为中国学术的主导。更有某些留洋归来人士，对于中国的学问和中国传统文化几近无知，却对中国文化与当代政治采取简单的否定立场。在这些人看来，只要是西方的，就是进步的美好的，他们不能认真关注和考量当代中国和传统中国的具体条件及状况，一味地要把西方的制度、规则拿到中国来实行。

此外，还有一种思潮，既激进又复古。这类人士把“”及其以前的中国视为盛世，把近三十多年来取得的进步与成就，连同发生的诸多问题完全归咎于改革开放。在他们眼里，只有恢复“”传统，中国的政治发展才是回归正道。

这些复古的激进的学术认知，实际已经堕为谬误，其本应具有的理性思维在某种意义上被情感和利益绑架，他们不是在解读中国，而是在诠释自己。

前述这些思潮总体上是在中外文化的遭遇与碰撞中形成的，其间也内涵着利益纠葛和理论纷争。在这样的情势下，政治学理论构建也遭遇到相近情景。西方政治学理论覆盖学术界，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我们使用的基本概念、命题和致思逻辑无不源于西学。于是，作为对于上述思潮的审视与反思，至迟自本世纪以来，已有不少研究者在高扬的“本土化”旗帜下屡屡表明立场和态度，他们试图并努力从西方话语霸权中走出来。其中，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表现值得赞许。

坚守这一立场的研究者始终把持着本土化的理念。他们坚信不可愚盲复古，而是坚守传统与当代的有效结合，即站在当下看传统，反思传统以解读当下。在他们看来，传统文化的优长必须传续，其中的非现代化因素则需排除。域外文化的有益之处当然要吸纳―这可不是用来取代本土文化，而是为了参照和借鉴，以促成中国文化的创新。在这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仍然是最基本的方法论。

坚守是为了振兴。从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视角看，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接续与超越，也是对未来中国的构建与引领。因为中国有着悠久文明，中国经历了深重苦难，中国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对于西学，务须分辨西学话语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背后的集团利益，审慎地选择。对于传统，则需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找寻适应现代社会的政治价值、理念及规范，为构建政治学理论的中国话语，为实现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在文化价值及理念层面的成功对接，做出应有的贡献。

因之，这里说的振兴意味着超越传统与西学。须知中国不是一个单一意义上的国度，而是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的悠久文化的持续延传。在当代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中，简单复制西方和全面归复传统都是不可想象的。而是要实事求是，在认知的层面上肯认中国特色的历史必然。所谓超越即意味着坚守自己的选择，走中国自己的路，在超越传统和西方话语的过程中，实现振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与人”的合力选择，其中蕴含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文明传统。当研究者们在学理上能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念做出了合理的阐释，即意味着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振兴与超越的实现。

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凝聚，其中内涵的价值体系、政治认知与智慧，标志着中华文化的文明程度。在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思想培育出一个士人阶层，他们是古代国家的权力基础和民间领袖。其重要性不只体现在思想大师历代辈出，终二千多年绵延不绝，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异彩纷呈。而且，其中有关政治伦理、决策方式、调节平衡及政策原则等思想，体现着中华文化高层次的政治理性和深邃的政治智慧。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传统政治思想内涵的理性与智慧凝聚为制度，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传统中国所特有的高度发达与完善的文官制度。与世界同期的民族国家相较，孔儒之道即中华文化文明程度之高，曾经影响世界。十七世纪，儒家思想传入欧洲，对于欧洲的进步就有着重大影响。科举制的传入，促成了西方行政管理的科层制理论与实践。这种状况迄今亦未断绝，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1990年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就是直接得益于中国先秦儒家思想的启发。

政治思想史论文篇4

自1995年至2005的近十年时间里，中国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继续向前推进，呈现出了较多新的特点，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那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呈现出何种特点？在比较研究方面，又呈现出哪些状况？本文通过对发表于国内各类刊物上的有关文献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现将其整理如下：

一、研究呈现出的主要特点

国内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伴随着整个中国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归纳起来，其呈现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研究的深度不断加大，且方法日益多样化

在十年里，国内学者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期间，发表于国内各类学术刊物上的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论文大约有400篇。可见，该领域的研究取得的大量成果。其基本研究态势则表现为，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均有较大突破。就研究的广度来说，则表现为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以往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要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研究上，且在研究的历史阶段上也以先秦时期为主。而这十年研究，则不仅涉及主要思想家或思想著作的政治思想研究，而且还涉及儒、墨、道、法以外的其他思想流派，如兵家、纵横家等的政治思想研究，还涉及先秦以外的历史时期政治思想研究，还涉及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概念、范畴、方法的研究，还涉及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想专题的研究等等，这些都说明了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就研究的深度来说，则表现为研究的深度不断加大。这种研究深度的加大具体体现为，一方面注重对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发掘，如靳平川的《论韩非的政治思想的逻辑线索》，另一方面则对政治思想做哲学高度的反思和考察，如王楷模、张师伟的《政治思想一般性质的哲学分析》。就研究方法来说，则表现为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在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不仅涉及文献研究法，还涉及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等。此外，还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

（二）研究体现出的冷静思考与理性反思色彩更加浓厚

由于，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学者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学者经受过西方现代科学思维和方法的熏陶与训练，特别是西方哲学的理性思辨方式的锻炼，因而在考虑问题时更加倾向于理性化思考，再加上由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本身的深入发展，学者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就显得比以往更加成熟，同时也更加冷静，而不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或粗略勾勒上。因此，这就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深入发展，也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研究的鲜明特点。例如，学者张分田的《关于深化民本思想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就体现出了，张分田先生对于民本思想的深入思考和冷静理性反思。在该文中作者就指出：“在治学中，笔者发现一种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现象，即规范性、制约性、批判性思维很强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而相关理论通常都是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规范性很强这个特点正是经过历代统治思想代言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形成、发展并广为扩散的。民本思想便是典型的例证之一。”[1]可见，张分田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进行了冷静而理性的思考。

（三）研究以凸现时代价值为主流

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文章都富含有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当前时代价值与意义的讨论。这些讨论，要么是通过古今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进而来凸现出当前时代价值取向，如徐惠茹的《“以德治国”与传统的礼治》；要么是通过对古代政治思想问题的批判性研究，挖掘出蕴含时代价值的精神与思想资源，进而能够利用那些对当前时代有借鉴意义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资源，如苑秀丽的《“德主刑辅”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影响》。因此，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文章中，以凸现时代价值的研究占有主流地位。

（四）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并重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在整体上以综合研究的形式展开，另一方面在局部上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展开，体现为二者的并重。在综合研究上，既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体系探讨的，如曹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体系》；也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体系探讨的，如徐大同的《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还有对中国古代政治观进行研究的，如陈远宁的《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等。在专题研究上，既有对民本思想研究的，如王宏玲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考察》；也有对治国方略探讨的，如刘长江的《中国古代治国方略嬗变述论》；还有对法治思想进行研究的，如江伟的《试论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传统法治观》等。这样，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就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同时得到了展开。

二、比较研究情况

对于比较研究方面来说，它既是一种研究的方法体现，同时也是构成整个研究基本状况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对于比较研究情况进行梳理，也有利于认识研究呈现出的基本状况。

（一）比较的正当性问题

这主要是涉及占有主流位置的中西政治思想比较正当性问题。由此，引发了学界对该问题的两类质疑，即：“一是历史向度的价值正当性质疑，二是逻辑向度的方法合理性质疑。”[2]对此，学者任剑涛在其文章《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中，对这两类质疑做出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论证。他首先从历史的视角和逻辑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然后指出：“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之所以具有自我辩护的理据，是因为这种研究具有理性上自我支持的正当性资源，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实践上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以及这种研究实践展示的未来前景具有的显示人类政治生活新景象的潜力。”[2]180由此，任剑涛对该问题做出了比较有自洽性的说明。同时，他还在文章中提出了关于比较的合理定位的见解，即需要两个内部条件和两个外部条件。就内部条件来说具体是：“其一，我们对于中西政治思想的整体结构是否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价。其二，我们是否具有足够的耐心对于中西政治思想文本进行仔细的解读和分析，进而对于政治思想的历史延续、文本对比和个案研究具有可靠的把握能力。”[2]182而外部条件则是：“一方面是现代的政治理念的认取，另一方面是健康的政治心态的树立。”[2]182这样，他就对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而有说服力的阐释。

（二）具体比较研究情况

对于近十年来，有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进行的比较研究情况，可以从以下一些角度进行梳理。

首先，从形式上划分，可以分为历时性与共时性、纵向与横向方面进行的比较研究。就共时性、横向上的比较情况来说，主要涉及中外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有：任剑涛的《中西政治思想中的伦理际遇》、薛丽蓉的《中西方传统民主观比较》、胡健的《中西“启蒙”民主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差异》、黄杨的《中西方传统“德法兼治”的主导倾向及其历史根源——中西方传统“法律”、“道德”的历史差异》、郑慧的《中西平等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差异》等；同时，这也涉及相同历史时期政治人物或政治思想的比较，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寿建纲的《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政治思想比较》、晓林的《中国古代治国思想比较》、刘艳琴和席宾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与法治思想》等；此外，这还涉及具有相同或相异政治思想的比较，如陈德正的《管仲与梭伦法治观同一性简论》和《试论管仲与梭伦法治观的差异》、赵玉芝的《简析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相同点》、刘重春的《试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国家思想之区别》等。就历时性、纵向上的比较情况来说，既涉及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等的比较，如张志泽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之比较》，也涉及具有延续性或历史继承性的思想的比较，如汪高鑫的《论董仲舒对墨子政治思想的吸取》、王克奇的《墨子与老子、孔子、韩非关系论》等。

其次，从内容上划分，可以分为人物、著作、政治观点或主张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就人物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来说，涉及孔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程朝阳、李永伟的《柏拉图、孔子之理想等级社会比较初探——谈“贤人政治”》和孙守春的《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治国主张比较研究》；涉及孟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王显峰、高剑平的《孟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之比较》；涉及老子与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林国治的《老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之比较》；涉及墨子与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林振武的《亚里士多德与墨子政治哲学比较研究》；涉及韩非与马基雅维里比较的，如孙晓春的《韩非与马基雅维里非道德政治观平议》；涉及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黄旭东的《中西古代政治意识文明论——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之比较》；涉及管仲与梭伦比较的，如李怀国、陈德正的《管仲与梭伦法治观之比较》；涉及卢梭与戴震比较的，如胡建、汪震宇的《中西启蒙“平等”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同与异——以卢梭的“平等观”与戴震的“理欲之辨”为范本》等。就著作的比较研究来说，有代表性的是白真清的《从和看中西专制主义》。就政治观点或主张方面的比较研究来说，有代表性的，如陈开先的《民本与民主——中西文明源头政治理念之比较》、温志强的《论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观念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的比较分析》、仲崇盛的《伦理国家与道德城邦——孟子与柏拉图理想政治模式比较》、孙守春的《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政体理论比较研究》、马小红和于敏的《中国传统德治与法治的思考》等等。

政治思想史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56-03

陆贾，约前240～前170，西汉初年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事迹主要保留在《史记》和《汉书》的本传中，而其思想则存现于《新语》一书中。陆贾在西汉初总结秦灭亡教训，为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理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陆贾作为汉初的重要思想家，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本文主要对21世纪以来关于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进行梳理。纵观21世纪以来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关于陆贾《新语》的思想倾向及归属主要分为：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和史学思想属性。以下我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哲学思想属性

（一）儒家

徐复观把陆贾思想归为新儒家，他的《两汉思想史》中《汉初的启蒙思想家――陆贾》对其进行了专篇的论述，并从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汉代经学的发端、西汉知识分子的尊经“而其端，实自陆贾发之”。

张立文在《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中说：“儒家学说在秦王朝统治时期受到打击，在汉初又受制于黄老之学，但其势力却处于上升阶段。综观西汉初年的儒学，有三种发展倾向：1.侧重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发展先秦儒学理论，这种倾向以陆贾、贾谊为代表。……”

金春峰的《两汉思想史》中谈到汉初儒家思想的崛起时提到“汉初儒家复起的代表人物，是陆贾、贾谊、韩婴等人。他们宣扬儒家的仁义德治……”。金春峰还论述了虽然汉初黄老思想具有深刻影响，但是陆贾的思想主线以及著作的主要内容并不属于黄老思想，而是适应时代性的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行了重新解读的儒家思想。于迎春在《秦汉士史》中也从儒学的角度对陆贾进行了相关的论述。

除了以上对陆贾和《新语》研究的专书，单篇专门进行研究的文章也是琳琅满目。

刘德贵在《汉初儒学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总结了陆贾等学者的思想属性的新的共同特征，并得出如下结论：陆贾等人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注入了新的血液，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兼收并蓄各家思想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文中指出：“《新语》的中心思想就是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

李禹阶对陆贾和《新语》的研究贡献颇大，成绩卓著。他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对西汉王朝封建政治哲学本体论“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理论渊源进行了探索，提出汉初思想家陆贾以五经为本，并结合当时汉初王朝的实际，对先秦诸子学说进行了新的改造，运用了儒学的“天道”观的方式对“君道”的制约意义进行了新的论证。另外，他在《陆贾新“无为”论探析》及《论陆贾的“礼”、“法”思想》中也论述到陆贾思想对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的重要影响，并指出陆贾是汉代国家思想中政治、法律伦理化的肇始者。除此之外，李禹阶撰写的《陆贾新儒学的文化独尊思想》，从哲学方面进行解读并将陆贾的思想归为新儒家。

高伟洁的《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一文，论述了通过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导致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进而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等基本方向，使儒学经汉儒改造后成为新儒学。

任怀国在《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中论述了陆贾适应汉初的社会现实情况，着重于解决社会生活实际问题，在结合道、法等思想精华的同时调整了传统儒家思想，重新进行了阐释。作者指出：“在儒学的这一转变中，人们较多注意的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实则这种改造在汉初即已开始，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儒生――陆贾，便是汉代儒学改造的先驱。”

胡兴华《从〈新语〉的天道观看陆贾思想的源流与归属》一文通过对陆贾“天道观”的论述，指出“汉初陆贾、贾谊等人所强调的已不是孔孟所代表的原始儒家，而是以荀子为代表的融合了法、道、阴阳各家之长的新形态的儒家思想”。孙宇男的《陆贾的天道观论略》也是从“天道观”的论述中得出陆贾思想属于儒家思想。

徐平华《陆贾无为思想的属性辨析及其价值》一文运用了全新的视角，和传统认为“无为”属于道家思想的观点正好相反，而是从无为的角度论证陆贾的思想属于儒家。并得出陆贾的无为属于儒家的“道德导向无为”，源自儒家的仁义。

胡蝶所写的《陆贾的儒学思想及其治国理念》一文，从陆贾的思想特点和“仁义之治”及“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分析了陆贾的儒学精神。

郭延成《试析西汉前期儒学攀升的原因》从儒学思想体系不断融入的新活力、统治思想的新转化以及儒学社会阶级基础的扩大等三个方面阐述了“陆贾思想的支点、基干和结构毫无疑问是属于儒家的”，“两汉儒学开山鼻祖非陆贾莫属”。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的大部分都是基于其仁义德治的思想。

（二）道家

和上述诸多学者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不同，部分学者把其归于道家思想。

肖父的《中国哲学史》一书认为陆贾强调统治者在政治方面要顺其自然，他所坚持的“无为”是直接承袭于老子的“无为而治”，奠定了自己“新道家的特殊地位”。

熊铁基在《秦汉新道家》中认为，《新语》的指导思想显然是道家思想，……把‘道法自然’的思想创造性地用之于人生和政治，是新道家的主要特点，《新语》正是有这样的特点。因此，《新语》是汉初新道家的代表作。因此，“应该说陆贾是汉初新道家的一位杰出代表”。

于斌的文章《论汉初道家治国思想的勃兴与衰落》指出，陆贾思想带有鲜明的道家思想的色彩，这从其总结秦代亡国的教训并提出新的建设国家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文中同时指出：“陆贾运用道家思想对秦亡的教训作了很好的总结和诠释，并且提出了以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为主导的治国方针。”因此说应当把陆贾归于道家人物。

阮忠《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擅变》一文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分析论证，指出陆贾属于道家思想。因为社会主导文化思潮是在“清静无为”的旗帜之下充满极端仁爱的新道学。而这在刘邦时期已经萌芽，陆贾即是典型代表之一。

高华平的《道家文化与两汉文论》一文从汉初哲学思想、帝王的官方哲学、文人学士的个人情趣、以及陆贾的《新语》来论证了陆贾的思想属于道家思想，也可称之为新道家。

李库的《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指出黄老思想指导了西汉前期的主要政治活动，黄老“无为”政治在当时适应社会实际情况，取得了成功，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而这些消极影响也是由于黄老思想的影响。

总之，把陆贾《新语》归于道家思想，大部分是基于其对道家无为思想的继承发展。

综上所述，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哲学思想属性，主要是基于其对先秦诸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二、政治思想属性

唐国军《汉代学者对先秦典籍改造的目的及原则》从“典籍改造对政治理论选择的依违性”、“两汉学者的典籍改造与先秦传统文本的经典化”、“汉代对先秦典籍改造的基本原则”等角度提出了不同于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新观点，指出“至今仍在学者中就其学派归属问题争论不休，有言（新）道家者（如熊铁基先生），有言儒家者（传统说法），有言杂家者（如胡适之先生）。依笔者的认识，陆贾所开出的政治药方不是儒家，不是道家，也不能归并为杂家，而是‘因世而权行’的开放政治思想。”并最终得出两汉学者对先秦典籍的“改造的最后结局就是以儒术（而非原始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诸子百家之学大整合后国家政治学理论――中国传统政治学的诞生”。

陈倩《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指出陆贾的思想是一种社会控制思想，因为陆贾所作《新语》，他是以统治集团的成员的身份，从刘邦的角度，以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为目的而寻找的新的治国思想和理念，以达到维护大一统的统治以及安邦定国的目的。另外，陈倩《陆贾思想研究》在《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结合社会学理论“从政治家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角度，反映出陆贾在刘邦时期的思想不是从学术派别继承角度，而是从统治政治的角度来构筑自己的思想”。

蔡志军《论陆贾政治思想中的民本主义特色》探索了作为汉初的政治思想家通过对秦王朝暴政反思而提出了仁义之治和无为之治，并充分体现了民本主义的特色。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政治思想属性，大部分是基于陆贾是从统治国家政治的角度以及汉初社会的实际情况来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

三、史学思想属性

汪高鑫《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一文把《新语》作为一部历史著述进行分析，对陆贾丰富的历史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很明确地把陆贾归为史学家，《新语》归为史学著作。

“秦后史学的创立，陆贾居有第一功。”文章还对李禹阶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中提出的“陆贾提出的‘性与天道’蕴涵着‘天人感应论’”的观点用历史学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陆贾的历史观是把人看做历史的主体。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史学思想属性，是基于陆贾对历史的认识和借鉴的角度。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的界定以哲学思想属性为多，而哲学思想方面又以儒家思想为多。同时，学者在政治和史学思想属性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说明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研究正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

参考文献：

〔1〕肖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于迎春.秦汉士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增补第3版.

〔6〕胡兴华.陆贾及其《新语》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3.

〔7〕陈倩.陆贾思想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05.

〔8〕刘志霞.陆贾《新语》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0.

〔9〕阮忠.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擅变[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

〔10〕刘德贵.汉初儒学发展的艰难历程[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1（2）.

〔11〕汪高鑫.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12〕任怀国.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政治思想史论文篇6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主要是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原理与方法,来研究如何对社会成员进行民族观教育,使其形成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民族观的学科。由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着民族现象而产生和发展,不同时空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理论基础必然有差异。我们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必然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出发,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出发。

    1.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根本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系统地阐述过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但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即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不仅提出了许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观点和理论,而且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奠定了根本的理论基础。由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因此这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和观点,也必然成为科学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根本的理论基础。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最大贡献,因而也是他们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最大贡献,没有这个根本的理论基础,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就不可能诞生,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就失去了依托。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没有发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不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他们就不可能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根源,当然也就不可能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根源,不可能用社会经济原因来说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也不可能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人们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也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为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同社会经济的辩证关系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奠定了经济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任务和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根本理论基础。

    2.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直接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工作,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发展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以及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事业中才能解决;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

    以上内容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实现了理论上的与时俱进。这些符合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地反映了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实质的,是我们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最新总结与行动指南,必然成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直接理论基础。

    3.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具体理论基础

    从学科的角度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亟待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体系,建立分支学科进行深入研究。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原理与方法来研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研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既可以推进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又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既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存在一般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是特殊性与共性的统一,共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原理和方法必然成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具体理论基础。同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交叉性的分支学科,还必须把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自己的具体理论基础。

    二、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实践基础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是伴随着民族的产生而出现的,它是人类社会一种客观现象。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有着广泛的实践基础。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实践基础主要表现为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1.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历史基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纵观历史,中国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割据局面和局部分裂,但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同时,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形成了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血脉相通的共同体,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既体现在族际血缘的融合上,又体现在经济发展的互动上,也体现在政治生活和文化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血肉纽带和兄弟情谊,共同扞卫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国情,正是党和国家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历史基础,也只有在这种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国情里,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满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这是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建立的历史基础。

    同时,中国共产党历来对民族问题高度重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与运用,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并对社会成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才使得祖国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经验,也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2.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现实基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国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族问题依然是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稳定的重大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面临着复杂多变的新情况,国际敏感热点问题极易引起国内的反响和回应,国内民族问题也极易引发国际关注和干预。目前主要有五个方面的问题导致民族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少数民族地区仍然相对落后;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之间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矛盾纠纷有所强化;三是频繁的人口流动造成民族之间的误会和摩擦有上升趋势;四是因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而引发的民族矛盾时有发生;五是国际敌对势力极力挑拨我国的民族关系,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企图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稳定。

    民族问题无小事。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如何正确地认识民族问题,如何使社会成员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需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在内的所有人员的共同努力。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正是针对和适应这种现实的需要。因此,民族问题的存在,就构成了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现实基础。

    三、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认识基础

政治思想史论文篇7

③dominicklacapraandsrtevenl.kaplan(eds),moderneuropeanintellectualhistory:reappraisalsandnewperspectives,　 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2,p.14.

④prestonking(ed),thehistoryofideas:anintroductiontomethod,croomhelm,1983,p.8.

⑤此书(thegreatchainofbeing———astudyofthehistorfanidea)已被译成中文,名为《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然后,历史学家便对这几位思想家进行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是历史变化或发展。政治思想史因而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①同时,在历史学家对思想史的解释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义,政治理论仅仅充任着在事后赋予政治行为合理性的作用。因此,对经典文本理论的研究将能够解答政治行动和政治思想史上的很多问题。这里,涉及到政治理论或观念与政治行动的关系问题,是先有政治观念还是先有政治行动。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认为,政治行为只是在其行为之后才被政治观念和政治理论赋予其合法性,或作了论证。并且伟大的经典文本是那个时代影响最大并在人类思想史的演进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文本,只有理解了它,才能够很好的理解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和观念。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一些历史学家当然主要是思想史家开始挑战这一占据主导性的传统观点。以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波科克为先导,斯金纳和达恩继之。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把剑桥大学发展成为新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他们也在学术界被称为剑桥学派或历史语境主义。 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首先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经典思想家们所表达的那些概念其意义总是固定不变的,就像洛维乔易所称的“观念的单元”。对此,剑桥学派认为,没有脱离语境的无时间限制的真理的存在,包括那些“伟大的”经典文本也并不存在无时间限制的绝对真理。因此,必须从产生经典文本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下研究这些思想。剑桥学派认为,思考政治理论不仅仅是去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在更宽广的范围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语言。只有置于这种大背景下,或不同的语境下,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些思想。由此,反思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其明显的缺陷就是其研究方法是非历史性的。波科克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首先,思想家变成了一个个孤立个体,被从他们所属的具体社会中分离出来,好像他们身处一切时代,在对一切时代的人发议论;他们的作品也被置于其特殊的体现。再者,传统历史学家往往以哲学的方法去分析政治作品,把它们放在一种作者与过去的读者都可能未曾达到的抽象层次去研究,强加给它们一种它们实际上并未获得的逻辑连贯性。这样做,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成问题。因为当历史学家以这种方式去研究政治作品时,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作品在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不如说是他自己在现在所能找到的东西。他因为热衷于找出作品中最大理论连贯性,往往添加给作者一些明确的意图,或把作者说成在做一些在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做的事。此外,把所有作品都当作政治哲学来对待,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思想实际上可以在许多层次发生(从实际鼓励到哲学思辨)。也就是说,政治讨论可以为哲学性的,也可以为雄辩性的。即使历史学家要加以哲学式分析的作品恰好是高度哲理性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做法是历史性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解答)不是真正历史的问题, 诸如这一作品如何在历史中产生,如何置身于历史;或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以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写它,等等。”②斯金纳指出,如果我们作为政治思想的研究者继续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以他们的任何同时代人都难以匹敌的那种抽象知识水平来讨论政治生活问题的人身上,我们怎么可能希望实现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因此,“我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但他们却很少能提供给我们真正的历史。”③ 我们是否能够得到一部真正的历史?在斯金纳看来,我们不是要得到真正的历史,而是要得到具有历史性质的政治理论史。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对前者来说,这是一个历史学的元问题;而对后者来说,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为此,剑桥学派的学者们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特殊方式。（注释：①②　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③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页。）具体而言,“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①具体而言,即着重探讨在这些时代所出现的词汇,因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②同时,“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就等于把握了在该时代人们理解特定政治言论的方式方法。”因为,“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述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这样,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找寻这种规定思想含义的“政治语言”或“含义的语言”的结构。研究重点应放在分析“语言,而不是运用这套语言的个人”上。于是,“‘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③同时,“历史学家需要去懂得话语变化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式的连续,在这一过程中,新的话语模式克服和代替了旧的话语模式,相反,而是表现为一种复杂的语言,并抵抗着话语模式的转换。”④因此,斯金纳等人认为,越把文本看作为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它的内容随着变化的场景而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就越能把握住其主旨。由此,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他们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或思想的连续性转移到了语境。⑤ 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或思想观念演进的连续性和断裂的问题。注重对语境的关注实际上是在考察思想的演进中看到了断裂和差异。这种断裂体现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思想出现,而思想家们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如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期间,思想家们谈论的是共和,而在19世纪,像托克维尔这样的思想家则重视民主与自由。因此,思想的演进在发展中呈现出其不同的特质,这就是历史的断裂。不仅如此,即使谈论同样的内容,由于处在不同的时代,思想家们也会对那些看似相同的内容进行增添和删减。即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定义和含义或意旨已完全不同。斯金纳在研究马西利乌斯的权力分立理论时发现,当时的“分权”与两个世纪之后所流行的分权话题完全不同。后人在研究分权理论时不能将两种不同的“分权”概念相提并论。斯金纳通过建构马西利乌斯的观念形成的语境,证明了他不是权力分权理论的创始者。所以,剑桥学派的代表者都不赞同洛维乔易关于“观念的单元”的观点,认为那只是看到了历史的连续性,是用抽象出的“观念的单元”来体现和印证思想史发展的连续性。

写到这里,想起英国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梅尔茨的话,他说:思想变化积淀在时代的改变了的语言和文体之中,新的观念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出现,以及怎样用特殊的词语即术语来加以固定和规定。⑥他还说,思想的传递在从一代人向另一代人进行时,通过所改变了的语词和说话的方式,当然语词本身也许不算什么,但如果将这些语词放在一定的语境下来看,我们即可看出其所包含的意义的变化。 运用历史语境研究方法还有另一层意义,即对“伟大的”经典文本或思想家的定位。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是否除了“伟大”的思想家之外就别无选择,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哪些思想家真正体现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在剑桥学派看来,一些“二流”的思想家才真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主要的思想。因此,斯金纳及其剑桥学派“试图写一部以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⑦（注释：①②⑦　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4页。

③转引自满云龙《思想·意识形态·语言———共和修正派与美国思想史学》,载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10—111页。　④j.g.a.pocock,politics,language,andtime,theuniversityofchicagepress,1989,preface,pp.4—5. 　⑤normanj.wilson,historyincrisis?recentdirectionsinhistoriography,prenticehall,1999,pp.75-76.

⑥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页。） 在语境的思想史研究中,从方法论上来讲,他们更注重“历史”的研究方法,考察语境即是要在历史的状态下进行研究。在人类思想演进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政治观念随着话语的变化而变化着,如同地球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地质地层一样,思想史上的观念也是如此。斯金纳指出,思想史的一些概念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被重新定义,形成了层次分明的思想分隔。因此,思想史家要像考古学家那样去工作,挖掘出已经埋葬的思想瑰宝,仔细分辨其细微的不同。斯金纳说:在我看来,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我们一直承继着既往的理论,但并不一定真正理解它。如果还存在着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能增进我们的理解的话,那就是要追溯到历史的转折点,在此,思考政治的方式得到了最初的明确表达和发展。这样,我们将能够看到至今一直援用的概念在最初是如何被定义的,它被用于什么目的,而又支持强化着对公共权力的什么观念。这反过来能使我们对现在不甚理解的一系列概念有了清晰的理解。总之,如果我们不仅想要弄懂这些概念,而且还想理解我们现在的道德和政治世界的很多类似情况的话,就需要成为思想史家。①这里,他不仅阐述了思想史研究的意义,还提出了研究思想史的方法,即历史的研究方法。达恩在研究洛克的个案中也运用了这种历史的方法。他说,“根据历史的方法,它意味着对洛克正在谈论什么的解释,而不是他明确所写和我们能在二十世纪的观念的映射下很明确显示的一种观念。更准确一点地说,我试图去做的是解释存在于洛克政府论中的中心观点。我不是去批评这种观点,也特别不是去扩展那些不适合洛克中心观点的那些主题,以此来解决当代政治理论的很多迷惑。”②他所要做的,就是去解释为什么这是洛克在政府论中的所说,所写,和所公开显明的观点。 在语境方法下对思想史的考察,其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更为准确地复原在历史上的思想历程,而不为后人的主导性观念和解释所迷惑,剥掉覆盖在思想本原上面的重重叠加,直指思想的本原所在。同时,在更宽广的语境下也更清晰地看到思想家们为什么会提出了这些思想,而不能提出另一种思想,他们改变了原先的什么,从而发展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选择,选择这样的理论,选择这样的表达来思考现实,预见未来。斯金纳说道:“思想史家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久远的价值观念如何凸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和我们今天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方式,反思在相异的可能状态下不同的时间中我们所作出的一系列选择。这种理解能够有助于我们从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有助于对它们的重新理解。带着更宽广的可能性的观念,我们将远离我们所承继的思维定式,在所要求的新的精神下,我们叩问自己,我们将思考它们些什么。”③ 与此同时,斯金纳所强调的这种研究方法还能够对政治观念或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好的解释。在政治原则或者政治观念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认为,政治行动从未完全由赋予其合理性的原则所推动,政治理论仅仅是在政治行动之后去赋予其合理性。而剑桥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则用历史学家阿克顿的话来进行批评,观念常常是公共事件的原因而非结果。斯金纳更进一步指出:“对政治行为的解释主要取决于政治思想和原则的研究,如果不提到政治思想和原则,就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解释。”④“倘若政治思想史今后主要作为意识形态史来写,其后果之一可能是增进对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联系的理解。因为情况似乎是:在重新发现任何特定的行为者可以用来描绘他的政治行为的规范词汇的同时,我们还指出了他的行为本身所受的约束之一。这就表明:为了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行为者要采取他实际采取的行动,我们必须略微涉及这种词汇,因为显然这是他的行动的决定因素之一。这反过来又表明,倘若此后我们所撰写的历史集中于这种词汇的研究,我们就有可能说明在哪些具体方面,政治行为的解释取决于政治思想的研究。”⑤（注释：①③　quentinskinner,libertybeforeliberal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pp.109-110,116-117.

②johndunn,thepoliticalthoughtofjohnlocke,ix,cambridypress,1969.　④⑤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6—7页。） 三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的一批历史学家不满意于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出现了心态史研究,注重对个人、群体所具有的不同心态的研究,并使心态史研究成为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些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菲力普·阿里埃斯的《儿童的世纪》,主要考察儿童观念的形成;阿尔方斯·迪皮戎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专门研究“无意识态度”,如研究“”的观念,在研究中,他使用了“集体意识”这样的概念。另一位代表性代表人物罗贝尔·芒德鲁发表了《近代法国导论———历史心理学论文集1500———1640》,书中增加了身体、情感和心态等内容。此后,他继续研究17世纪的大众文化,出版了《17世纪法国的法官和巫师———一种历史心理学的分析》一书。通过考察以巫师为象征而表现出的正常与不正常的社会观念,芒德鲁揭示了社会心态的变化过程。著名历史学家勒高夫也着重研究心态史,1960年,他发表了“教会的时间和商人的时间”一文,分析了时间观念的演变,社会是如何从早已形成的“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转变的,这种转变也反映了人们心态的变化。1981年他还出版了《炼狱观念的的诞生》一书,探讨人在死后对其描写的变化的历史。书中,他使用了诸如“心态结构”、“思想习惯”和“心智装置”等概念,开拓和深化了心态史的研究。另一位历史学家乔治·迪比原先一直研究中世纪经济社会史,60年代后转向心态史。他的代表性著作《三个世界》探讨了在社会变化过程中物质层面和心态层面之间的关系,重点研究“历史观念”、“文化的再生产”以及“社会表象”。①（注释：①关于这一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成就详见peterburk,thefrenchhistoricalrevolution———theannalsschool1929—19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 时至20世纪80年代,在60年代所出现的符号学,特别是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在给历史学家提供新的视野的基础之上,由福柯和德里达将之进一步发展成为后结构主义,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在后现代的理论指导下,历史学家把心态史研究推进到了被称为“语言转向”或者“文化转向”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 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在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直接改变了思想史研究的面貌。首先,新社会文化史在研究的范围上进一步扩大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以前思想史研究仅仅关注于经典思想家的思想,即使不是伟大的经典思想家的思想,也是研究一种观念。现在,心态史研究突破了这一局限,重点研究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心理、心智和情感、态度、意见等一系列内容,心态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结构。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社会中的很多象征都是人创造的,这些存在物又反过来再生产着社会;它体现着人们一定的价值观念,而同时,这些价值观念又不断影响着许多人,甚至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样,原来以所谓的“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研究文本,而现在,文本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观念和能够体现这些观念的一切创造物都被看作为文本,并要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来解读其意义。第三,他们研究的对象再也不是传统思想史所研究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而是普通人的观念。这些普通人的思想观念犹如一条大河的河床更能体现和反映着社会既已存在的观念系统、价值取向,和最为基本的内容和最为底层的存在。第四,在对普通人的思想的研究过程中,既重视人的理性的思想观念的存在和表达,同样也重视在社会中的流行的观念和非理性的思想观念。而对这种非理性思想观念的研究突破了原来思想史研究的限制,大大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内容。第五,心态史的研究更多地借用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普通人以什么方式制造或者建构世界的意义,他们如何以他们的观念来组织世界,并在他们的行为中得以体现。很明显,这种研究方法与那种只研究哲学家或者思想家的思想史研究完全不同,他们把这一研究方法概括为思想史的“高”与“低”的研究。“高”为社会中的上层群体的思想观念,现在则开始向下看,研究下层人民这种“低”的思想观念。并且,研究思想观念从“高”到“低”的传递发展过程。他们还更进一步的注意到,很多思想观念并非仅仅分为“高”和“低”,而是混和与交叉的。这样,这一研究方法就突破了原先的研究框架。 在新文化史的研究中,有三个个案值得关注。一是意大利历史学家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苴虫》,研究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作为一个磨坊主,他怎么会形成了这样的观念。第二本书为拉杜里的《蒙塔尤》,作者在人类文化学的意义上来具体考察了一个村庄人们的各种文化或观念。这种从浅入深的文化研究被作者称之为“蒙塔尤考古”,这些观念包括时空观念、社会意识、宗教和伦理以及民俗和鬼魂等。①第三为达恩登的《猫的大屠杀》,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本书将考察十八世纪法国人的思想方式,试图不仅去显示他们想些什么,而且要考察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以及他们如何构建世界,赋予其意义,注入其情感,这种考察就是深入到普通法国人的心态。②与通常文化史着重研究上层文化不同,达恩顿通过吸收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着重研究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对下层人民的传播,或者说下层人民是如何接受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的。通过研究,他得出了高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不同的结论。 从思想史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新文化史的兴起为思想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所以,法国历史学家夏蒂埃对传统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提出疑问,他说道,是思想史还是文化史。③美国历史学家凯利认为文化史是思想史的外层,而思想史是文化史的内层。④ 受新文化史的影响,历史学家吸收了思想史研究或文化史研究的方法,不仅研究普通人们的观念,还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侧重于研究思想或观念如何成为社会如政府、其它组织机构等公共部门的认同,或为社会所接受,成为那个既定社会运转的基础,并且这些观念反过来又如何建构着社会的内容。这一种研究方法更多地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在一起,借用一句流行的术语,可称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 面对新社会文化史的冲击,历史学家达恩顿指出,原先所定义的思想史和当代所称谓的新社会史之间的关系尚有待研究,在历史学界,社会史已经对思想史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已经在很多方面显示了出来。有材料显示,思想史的课程正在减少,社会史的课程在增加,同时思想史研究走向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取向已经非常明显。因此,达恩顿不无感叹地说,在过去很多年间,思想史已经渐失昔日的风采,开始变得落魄了。⑤尽管如此,但这并不表明思想史的研究在衰落。恰恰相反,新社会文化史的这种新挑战实际上开拓了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更加丰富和发展了思想史的研究,也更加增添了思想史研究的魅力。很多新的并且富有极大影响力的成果的面世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注释：①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②robertdarnton,thegreatcatmassacre:andotherepisodesinfrenchculturalhistory,pengiunbooks,2001,p.3

政治思想史论文篇8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现有研究成果体现两个基本研究思路：第一种研究思路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性特征，着力于发掘现代政治的传统政治哲学基础，论证现代政治的中国版本所必需的某些来自传统政治观念的支撑，竭尽全力论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具有内在地转向现代政治哲学的可能性或已经有了某些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的雏形。第二种研究思路则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殊性特征，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着力于分析其历史性的具体内涵及曾经产生过的社会影响，特别注意分析政治观念、范畴等在传统思想中的原始含义，即从原始的概念、范畴等的解释中整理出思想家阐明的原始思想事实，倾向于历史地具体地对待传统政治哲学的特殊性内容，其研究结果认为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就其历史内容而言并无趋向现代民主的趋势，在其已有的历史中也没有与现代民主和谐共存的经历，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仍然较多地发生着阻滞民主发展的消极作用。

一、路径与特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有三种基本范式：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者从一般哲学的研究进入政治哲学的研究，比较注重概念和范畴等的解释和演绎，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政治意义明显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等进行了初步梳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周桂钿教授。周桂钿教授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书力图从范畴和命题的解释方面着手，研究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几对主要范畴或命题，其贡献及局限一如前述。通过研究，周桂钿教授提出了三点最基本的看法，即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政治哲学是儒家的中心，民本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周教授没有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与方法等进行描述式的处理，而只是将传统哲学中政治性内容进行了罗列或排比，既没有回到思想现场进行思想事实发掘，也没有着力于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及推理等的系统分析，结论虽缺乏政治哲学研究所要求的近乎苛刻的严谨与缜密，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二是结合中国社会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主要从民族文化自尊和历史发展普遍法则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某些范畴进行了历史哲学的解释，其主要的代表是李存山。李存山等主要是通过民本与民主关系的讨论，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局部进行了重点探索，意在寻求中国政治民主的内在依据或源头活水，着力在中国古代寻求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萌芽等。张岱年的《黄梨洲与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一文指出，“中国自殷商以来没有民主制度，但在学术史、思想史上也还是有民主思想的。……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已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四李存山认为黄宗羲思想是“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李存山的结论至少有两个基本的片面性。一、他的研究模式属于“六经注我”，既不太关注黄宗羲等人的原始思想问题，也没有触及到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纲领性概念，而过多地关注与同时期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比较，过多关注梁启超等人承认的黄宗羲思想对他们接受民主思想的所谓影响。二、他对现代民主的发生与传播机制缺少必要的了解，不仅置民主观念的悠久历史于不顾，而且还把民主看作任何民族都可以在某个阶段自然形成，从而确定中国的民主也可以在某个阶段通过思想家的努力，在没有任何民主思想资源及制度资源的情况下出现，断定民本可以自然而然地冲决君主制的束缚而走向民主。其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从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逐渐衍生出政治哲学研究，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等的社会学或历史学解释，其主要代表是刘泽华。刘泽华继承了萧公权的研究传统，在政治观上率先突破僵化的阶级政治模式，能够“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要概念及范畴等进行了社会分析，并描述了主要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了重要政治判断的普遍社会影响力，其中对纲领性概念的关注使之更接近政治哲学探讨问题的方式。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要有三种范式：其一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式的研究，注重挖掘晚明以来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意义，力图将中国思想或社会的近代化看作是传统社会主要成分的内在延续，其研究风格和旨趣与李存山等比较接近，旨在寻求东亚现代化的内在依据。他认为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过渡性人物，将近代思想在中国的展开描述为一定肯定人欲的过程，并整理出了一个从李贽到孙中山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线索，再结合他视域中的明清之际以来反专制思想中的地方自治，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近代是可以在其文明的进程中内生。其二是以牟宗三、杜维明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他们以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为题材，探讨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尝试将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嫁接，提出了“返本开新”、“新外王”等理论，对于探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如何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杜维明极力推崇现代民主而反对传统专制政治，认为儒家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成分，主张继承儒家的同时还需继承批判儒家的五四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找出儒家思想中与现代民主相适应的普遍部分。杜维明认为宗教伦理层面的儒家学说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不仅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民主的伦理基础，确保民主政治的中国属性，而且对其他文明如西方文明解决伦理危机也有重要意义。海外新儒家面对的是民主政治已经成功植入之后的民主政治与东方伦理的关系问题，并着力于寻找中国儒家伦理中能与民主政治相融通的部分，并且从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方面发掘、解释和论证了儒家伦理的普遍意义。处理两者是否相融通的问

题远比处理发生学意义上的两者关系问题简单，而且也可以主要用逻辑分析的抽象分析方法，从儒家伦理中抽象出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成分也未尝不可，毕竟中国不可能完全西化，特别是在宗教层面，而儒家伦理中的宗教层面如确实在逻辑上与民主政治相融通，那么在观念上把两者逻辑地联系起来也不是绝对无益于社会，起码在民主政治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可以让它更加民族化。其三是美国和西欧的海外汉学家，以现代化为主要问题，探讨了中国传统政治及政治哲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不良或不利影响，其主要代表是列文森。列文森注意到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受到了儒家、道家及法家等的影响，但他否认了儒家等传统政治观念能够顺利生出现代政治观念。

尽管上述范式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都极为相信自己研究的必要性及正确性，但各自得出的结论竟至于截然不同。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的迥异，特别是在中国民主如何发生及处理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方法与价值取向对于结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没有民主实践并没有民主思想资源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主思想如何独立开始其形成的过程，是个颇为关键的问题，窃以为从思想到思想的文本研究及抽象推理难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特别是当我们全过程地追踪了“民主”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含义演变后，大概才能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另一方面，研究者关注点不同，双方在定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君主专制主义上并无太大分歧，在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及反对态度上也颇为接近，但一方关心的是民主在中国如何发生的历史发生学问题，以便进一步确认民主在中国发展的观念条件，立足于反对现实的封建主义，而另一方则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关注民主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关注民主扎根于中国本土所需要的本土观念基础等，并注意发掘传统政治文化中能够与民主融通的普遍内容，积极寻求中国思想的世界贡献。从国内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关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力图说明民主怎样产生的发生学的问题在研究中占有压倒性绝对优势，而海外的研究则或比较关注传统政治观念在现代的适应问题，如新儒家，或比较关注中国政治观念如何在应对西方的挑战中克服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现代政治观念的问题。民本与民主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而此中心议题的解决则必须以从政治哲学上清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核心性纲领性概念的具体内涵及其相互逻辑关系为前提，即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纲领性概念进行逻辑清理，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整体性的共同框架，已经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关键。

二、观念史方法：从政治思想史到政治观念史

观念史研究方法在国外的政治思想研究中已经得到有效应用，以赛亚·伯林的政治思想研究采用观念史研究方法已经成了观念史研究本文由收集整理的方法典范，其以观念史方法研究政治思想的结论已经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并带动了更广大范围的观念史研究。早在1969年，昆廷·斯金纳就发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就观念史方法在政治思想研究中的应用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重要见解。他说：“观念史家的任务应是研究和诠释经典文本。撰写这种历史的价值在于：那些有关道德、政治、宗教及其他类型思想的经典文本以‘普遍观念’的形式包含着一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智慧’。这样，我们可望直接从研读那些有着持久相关性的‘无时间性的成分’中获益。这就进一步向我们表明：接近那些文本的最佳途径是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每位作者就某一‘基本概念’以及道德、政治、宗教、社会生活中的‘永恒问题’都说了些什么。也就是说，在阅读经典文本时，我们必须准备好将其视为‘似乎是出自一位当代人之手’。最为根本的是这样一种研究路径：仅仅专注于他们的论证，并考察他们在那些永恒的问题上告诉了我们什么。”他提醒研究者说：“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用以表达我们观念的术语的意涵有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这就使得那种有关著作家就某一观念的言论的描述可能会对理解文本的意涵产生误导。”观念史方法的应用基础就在于：一个文本或思想只有通过考察和分析它的历史语境才能得到理解，在这个语境中，作者所说的问题永远具有特定的历史针对性和意义。昆廷·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分析方法是典型的观念史方法。他尽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首先论述我认为是他们最初写作时所处的和所服务的社会的有关特性”。因为“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理论家提出了一些主要问题，使得某些观点看来成为问题，并使得相应的一些问题成为主要的辩论课题”。他还强调要“考虑一下构想出这些主要文本的知识环境，即在此之前的著作和所继承的关于政治社会的假设，以及比较短暂的、同时代的对于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贡献的来龙去脉”，因为“在任何特定时期可供使用的规范词汇的性质和限度也有助于决定选择出具体问题加以讨论的方式”。昆廷·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颇为关注近代政治观念(如国家等)的发生、演变与形成，典范性地运用了观念史方法。“我从13世纪后期写起，一直写到16世纪末，……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具备了关于国家的可公认为近代的概念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时期，从‘维持他的国家’——其实这无非意味着支撑他个人的地位——的统治者的概念决定性地转变到了这样一种概念：单独存在着一种法定或法制的秩序，亦即国家的秩序，维持这种秩序乃是统治者的职责所在”，“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统治者的权力，开始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从而使国家在独特的近代术语中得以概念化——国家被看作是它的疆域之内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唯一源泉，而且是它的公民效忠的唯一恰当目标”。

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中实际上已经有了某种开始，只是还没有产生自觉的方法意识。与注重从宏观叙事与通过比较定性研究的政治思想研究范式相比，刘泽华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比较接近观念史的研究方法。他“的立论来自归纳法，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母本’中梳理出来的，而且在解释和运用时也都以‘母本’的完整性为前提。……绝不抓住一两句话，离开‘母本’体系，推导和演绎出现代性的政治观念或理论。”从这样的“母本”出发，研究者就会比较关心思想家向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就会比较关注思想家对自己急于想回答的问题给出的具体答案，而不太关心思想家对我们想要追问的问题的答案，从而就会在政治思想史的资料整理中发现思想家们热点讨论的问题，并进而发现思想家们在提问及回答方面表现出来的相同或不同点。刘泽华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把历代思想家阐述的统治理论作为自己分析研究的主要对象，以还原思想事实为前提，梳理不同时代、不同流派杰出思想者的权力理论，清理主要的问题与答案，分析了纲领性概念的文本涵义。《君主名号穹庐性的政治文化意义》、《臣民卑贱论》、《君尊臣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大框架——析韩愈、柳宗元的表奏》、《帝王尊号的政治文化意义》、《天人合一与王权主义》、《王、道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王、圣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等文章，都是刘泽华先生运用回到思想现场的观念史方法，分析

传统中国纲领性政治观念的代表性文章。虽然刘泽华先生没有明确提出观念史研究方法，但其研究的范式以观念为分析单位，注重结合观念环境向观念提出的原始问题，尽量展现观念的原始涵义，却很符合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精神。我在《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中，曾结合黄宗羲思想研究的现状，分析了宏观叙事范式的方法论缺陷，提倡回归思想现场，进行观念的研究。“政治思想研究也要采取回到现场的独特视角，从政治思想提出或涉及的具体政治问题人手，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客观公正地描摹和评价政治思想的内容。”

与传统思想史研究从研究者的生存环境、知识背景及疑问出发不同，观念史研究方法突出了研究对象的生存环境、知识背景及疑问等，从而在范式上表现出三个最主要的特点：其一，观念史研究突出思想事实的原始涵义，采取回归现场的研究方法，还原思想家的社会环境、话题及所提疑问，系统地叙说思想家的思想，还原思想家的思想逻辑，尽力摆脱研究者学科逻辑对研究对象的扰乱甚或重组。其二，观念史研究的关注单元是较为普遍的纲领性概念，其在历史上不仅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时段，而且还是思想家普遍接受的关于人、社会及世界的基本预设，这些预设的名词可能没有发生变化，但名词的内涵却随时代与学派而存在重大不同，历史地解释观念的涵义变迁是理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路径，因此观念史研究能够避免思想史研究从概念到概念的局限性。其三，观念史研究注重将观念与社会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但又不是简单地反映论，而是从社会客观向思想提出的问题及向思想提供的条件等来客观地分析观念的内容，强调社会条件对观念的根本制约，观念不会主动解决社会不想或没有追问的问题，观念内涵的变化也不会脱离原有知识话语的决定性影响。

三、观念的逻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视角

观念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关注单位变成了具有普遍影响的政治观念。观念史“所分析和揭示的……是往往不明言的、根深蒂固的和构成性的观念、概念和范畴的动机和隐蔽源头的来源和性质……我们利用这些观念、概念和范畴来安排世界，解释我们的大多数经验，尤其是人类道德、美学及政治活动领域的经验，由此扩大我们的自我认识和我们对自己的创造性范围的自由的认识。”作为追求实现自己的历史创造主体，每个时代都是在一定观念的指导下进行活动的，因而每一个时代都有为数不少的普遍性的观念为人们提供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与普遍化形式的依据。一个时代的预设性的政治观念总是针对着特定的根本政治问题展开的，它一般是追求对某一个根本政治问题的绝对答案，即给某个根本政治问题提供一个永恒有效的绝对解，以便提供合规律合目的的社会秩序及个人心态的普遍依据。这种预设性的政治概念一般都同时是某历史阶段思想文化的纲领性概念。“任何一种成形态的思想文化都有一套纲领性的概念来表达和支撑，……那些正面的纲领性概念集中表达了真、善、美。”思想文化中的纲领性概念本质上只是万事万物合规律合目的的秩序排列的前提性预设，它既不能在经验中证实，也不能在经验中证伪，而只能甚至必需在经验中被优先接受，即纲领性概念是世界万物本体秩序的根本预设，而本体秩序的合规律合目的特征又要求预设的纲领性概念必须是一个关于世界的全称肯定判断。纲领性概念有两个基本政治功能，其一是纲领性概念的普遍性预设为政治世界提供必然的本体秩序，确认本体秩序的普遍形式；其二纲领性概念客观上总是站在有利于政治权威的位置，为政治权威及其对社会的控制提供必然理由，成为政治控制赖以实现的重要理论资源。

何兆武先生认为：“人文史……的全历程自始至终都是贯穿着人的目的的。……目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物本身是不会创造历史的。……一切人文价值……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科学里面推导出来的结论。它们是信念、是理想，而不是客观规定的事实和规律。……它们不属于科学实证的范围，是科学所不能证实或证伪的，却又是人生和人的历史所非有不可的东西。我们之需要它们，丝毫不亚于我们之需要科学。”政治作为人类创造历史以实现自身目的的有效手段，其发展的轨迹及趋势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各个时代普遍流行的关于人类目的的制约，即人类怎样思考并定位自身的目的，政治就会努力实现某个目的，某个时代人们在目的方面的基本预设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的性质、形式、趋势及任务等。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政治思想中的应用，即是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关于社会目的的基本预设上，重点考察某个文化背景下某个时代的普遍性目的预设，它们通常是一些以必然性概念、命题与判断等形式出现的观念共识。。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应用，其实就是分析传统时代的观念共识中蕴含的确定普遍性内涵，并勾勒其内部构成部分的客观逻辑联系，整理在思想家们中流行的关于人的目的的预设。

政治思想史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6-0118-05

收稿日期：2008-09-21

ぷ髡呒蚪椋

杨增岽（1982-），男，云南通海人，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博士生；黄飞（1976-），男，湖南郴州人，中南大学学工部讲师。

近年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术语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话语体系中颇为流行。特别随着“以人为本”的提出和人学取向形成共识，对所谓“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和质疑愈加明显，直至似乎俨已成了一个日常化的学科术语。但仔细想来，频繁所言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何种思想政治教育、其现实依据何在、其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划分标准为何，这些问题需要明确。可以说，大多数人使用这一术语，并未仔细思考此概念本身是否客观、科学、严谨，也没有过多思考其是否意含着错误和曲解，甚至某种以偏概全的偏见。

オヒ弧“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界定的文献考察

オノ蘼凼亲魑日常用语，还是作为学科基本概念，事实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表述都缺乏严格的界定区分，相关解释及理解角度也是各不相同。只是可以归纳为一点，就是大部分论述都隐约赋予这一概念某些较为一致的内涵，如：认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传统社会即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1］、“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特指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以‘灌输’为主要手段，以为执政党和国家的利益以及社会发展服务的工具性目的为唯一目的，以培养无个性的‘服从型’的‘听话人’为主要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2］、“在高校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假设我们工作的对象是超验性的、实体性的，把学生视为一种‘现成’存在者，是一种摆在眼前的、可以用理性的、概念的方式来予以静观的对象，这种把人视为‘现存’存在者的理解方式实际上是与知性逻辑的思维方式结合在一起的”［3］、“传统性是指过去社会及其人的时代特征，党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语境下的传统性，是指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和人的时代特性。比如社会环境封闭与半封闭、经济体制的单一性、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元性、政治理想的革命性、人格的依附性、教育方式的灌输性等。”［4］

ビ醒芯空咴凇按统”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加上一个“的”字，提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并对其作了定义。“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媒介、环境及方法来区分的，相对于网络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媒介、环境与方法的‘现代化’，我们将互联网思想政治教育之外的思想政治教育称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5］

ビ械难芯空叽佑搿按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对应的视角给“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定义，认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以现代社会环境为背景，以现代人的思想状况为对象，以现代社会要求为目标，以现代社会的新知识、高科技为手段，以凸显现代社会教育本质为特征的新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其相对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而言，具有人本性、双向性等新的性质和特点。”［6］

ビ械难芯空咧赋龃统思想政治教育是知识论倾向，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生存论取向［7］，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上，知识论倾向表现最明显的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时期和十年“”时期，并指出改革开放时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开端［8］。

ビ氪送时，也有学者从传统文化的语义层面来理解传统德育，认为“传统德育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德育内容、原则、方法、途径、制度以及与此有关的德育思想、观念、观点等构成的。”［9］

プ酆侠纯矗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界定有四个方面的共同之处。一是所谓“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通常是指“党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其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界定大多依据两个背景，即以王明“教条主义”时期和“”为背景和以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为背景。二是界定趋于两种向度，即“很坏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差”，及我国历史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古”。三是意含着共同的特性。这些特性主要有：（1）在师生关系上，主客二元对立。认为过去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片面强调社会价值，忽视甚至否定个人价值；过多强调教育者的主体性，忽视甚至抹杀受教育者的主体性。（2）在教育方法上，以单向灌输为主，形式刻板单一、缺乏多样性。（3）以社会本位为唯一取向和逻辑起点，缺乏人文关怀和对现实个人的考虑。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只强调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反映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表现为片面强调社会本位的先天合理性，尽管也知道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更多地强调了个人对社会的服从和认同，忽视甚至否定了个人的自我价值，抹杀了个人的正当需要［10］。（4）知识论倾向严重，把思想教育变成了理论知识教育。四是表述笼统不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一说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教育学习、宣传工作等不作具体区分说明，对日常思想教育和集体理论学习之间的差异大多不予考虑，对“传统”的时段划分也各不相同，都全部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囊括概之。

オザ、熟知非真知：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一说的质疑

オァ按统思想政治教育”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分析过去与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某些不同特点时，在用语的简洁性和规范性上有一定合理性，对于从理论上阐发和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倘若在研究中要么以“计划经济”为界，要么以“改革开放”为界，随意、率性地简单划界以概之，则往往会带来不少与事实和历史不符的问题，在治学上，也确为一种草率态度。体现在：

ヒ皇悄持殖潭壬险诒巍⑵解和否定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真实情况，人为夸大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失误，割裂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不少论者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否定多以“”为现实例证，在时间跨度上泛含整个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其理由是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淡漠人文关怀，教育方法单一，以为党和国家的利益以及社会发展服务的工具性目的为唯一目的，培养无个性的“服从型”的“听话人”。不可否认，“”期间，在“”的干扰和破坏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遭受严重挫折，但如果把这个时期放大来代表改革开放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甚至是民族解放战争期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是失实的。考察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可以发现，尽管“”期间思想政治教育被泛工具化和极端化，但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昂然生机。寓教于乐、贴近群众知识文化水平和生活实际是一以贯之的原则。早在1929年12月，在福建古田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就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的“十大教授方法”［11］，这些方法今天仍在广为运用。

ザ是无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及其在现实实践中的自我改进、调整、完善的事实和能力。毋庸置疑，在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一些问题，但并非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使然。历史充分表明，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能够及时改进和完善自身，使之更符合人民群众的实际和时展的需要。古田会议后，红军的发展壮大使得高度震惊，并在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期间先后五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反革命围剿。期间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给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严重损害。但1935年的遵义会议使思想政治工作再次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作指导。1956年4月，党在《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中深刻剖析了思想政治工作出现教条主义的原因，指出：“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赢得了革命，赢得了国家政权，而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建立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开阔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12］这说明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善于不断反思、总结、改进和完善的。

ト是给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性以及研究的严谨性带来了消极影响。不少论著时常对思想政治教育附加上“传统”与“现代”的划分，而界定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与“现代”的依据要么是时间上的过去与现在，要么是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确立为界，笼统地扣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帽子。这种分析影响到学科科学性的获得。再如，在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疑和解释里过度假定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静止孤立状态，把教育对象视为“最需关怀”的“弱者”而加以同情，把教育方法视为“你打我通”的类似工厂的“加工方式”而加以鄙视。而事实上越是把所谓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批驳得一无是处，就越使这种被批驳的思想政治教育超脱了现实根基、充满了主观臆想，也使得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诠释更多地只是体现在文本意义上。因为，人之为“人”，就决定了人的思想性和在现实生活中的交往互动性。传统与现代意义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都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都是我们在具体实践中需要的，只是随着对象和环境的变化需要我们采取不同的形式。问题不在方法本身，而在怎样运用方法。倘若对某个问题的看法超越了客观的尺度和时空边界，一个“真命题”就会变成了一个“伪命题”。

オト、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缘何成为泛化和贬化的日常学科用语

オヒ皇切味上学的思维方式使“文本认识”代替了“现实认识”、“理论分析”掩盖了“现实存在”，往往将思想政治教育静态化或定点化，因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一说不可避免地成了一种被“人为假定”的文本层面存在的状态。随着现代生存论教育哲学的兴起和现代社会对人及其生存状态的高度关注，人的存在价值成了现当代教育工作的逻辑起点。于是有观点认为，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定位应由“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发展，全面促进人及人与社会、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此，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应与过去“社会本位”为主导价值取向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划分出分界点，并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转型。于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被看成一个转折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的过程。对所谓“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批驳越是厉害，这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就越只是在理论上有意义，其在现实中难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现实。其实，“个人本位”的定位不等于个人可以高于一切，个人可以超脱社会而存在。思想政治教育不以维护阶级统治为主旨亦不等于完全可以舍弃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政治性和工具性，从而假定出人的现实生活是一种可以超越政治限度、超越社会规则而趋近于“丛林化”的“纯生物”存在状态。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叙述方式，绝对化地把过去的思想政治教育设定为不注重个人的存在，模糊、窄化和剥离了作为个体的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夸大了过去思想政治教育当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弊端。于是，这些定义都只是一种抽象或者是很感性的主观界定，并没有实事求是地思考其

内涵。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越是描述得一无是处，也就越难以在实际生活当中觅到其与现实的一致性，也就越让原本活生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反倒钻进书房，成了学术著作而被“束之高阁”。

ザ是缺乏严谨完善的学科话语体系及其共同向本学科已有科学话语体系“看齐”的学术品格和自觉精神。自1984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以来，二十多年的建设已为该学科基础理论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其学科话语体系基本形成。这些积淀均为今后的学科研究步入更为科学的轨道创造了条件。但是，不可否认，在当前的一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无视已有的成熟的学科基础理论的现象，表现在：盲目捏造新概念，刻意将一些理论“体系化”而不管其是否能够真正成为一体，不深入了解学科研究进展和已有基础致使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值得一提的是，事实上，作为该学科读本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在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历史演进的考察中提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以赫尔巴特的‘三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书本中心）为典型代表”，认为“在我国，‘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写、学生抄，教师问、学生答’的教育教学模式和‘教师中心’的观点，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化倾向，都是传统教育的表现。”［13］理论上这样分析有其必要之处，但并非其对应着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中的某个时期或某一阶段，也不应以“自觉、主动”的态度去揣摩其重要文本中的“言下之意”。一般来说，相对于任何一种理论来说，理论是一，实践是多，一种理论可以对多个实践有效。反之，相对于一种实践来说，实践是一，理论是多，一种实践必定牵涉多种理论。理论和实践的一多关系是双向交织的一多关系，而不是单一理论主宰一切实践的关系。同时，理论与实践有时并不存在必然的直接对应性，理论并不仅仅只是对实践的直接总结和归纳，有时也是超越现实之后在认识论层面对经验的更进一步、更深层次的概括、升华和抽象，表现为前瞻性和共通性。据此，目前一些研究者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批驳和论述在理论阐发上自然无可厚非，但若是不依据客观事实直接对应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历程中去寻求“阶段一致”、“理论与现实统一”，难免会有偏颇。

ト是缺乏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深入考察，忽略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时代背景和客观形势。由于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缺少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导致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历程把握不深，往往以偏概全。另外，不少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批驳者脱离了当时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立足当代而不加甄别地简单概括和笼统归类，缺乏历史辩证的分析方法。

オビ 语

ソ裉欤我们提“以人为本”，讲求以“三贴近”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不是像有的人认为的三十年前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以人为本”。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对三十年前的抛弃、转型，还是继承和发展，这些基本看法应该得到明确。倘若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俨然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对这些看法还是不能形成共识的话，是不是意味着该学科之科学性的不足。思想政治教育要教会大家反对“”必定要先从反对学科内的“”入手，树立科学思维方式，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基于此，笔者以为：

ヒ灰正确处理和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当作为一种语境时，以传统与现代来描述思想政治教育所发生的变化，我们要树立科学的思维方法，把握好评价上的尺度。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所当然继承了中国革命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传统中固然有糟粕之处，但也有精华之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进步的现代思维与灵感离不开对过去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经验的总结借鉴，发展总是在扬弃中实现。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其解释学里认为，历史与成见构成了我们自己身处其中的传统。传统作为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不管我们是否愿意都不得不接受。传统并非仅仅是保存旧的东西，相反，传统是在历史中不断积淀、汰变、演化的过程。传统不可能靠一度存在过的东西的惯性去推动，它总是需要不断肯定新东西，不断接受新事物，不断产生新意义。传统对历史有选择地保存，而且是在历史中主动地保存。传统所具有的历史内在结构，不仅要求解释者具有独特视界，以对传统进行开放，而且重视解释者与本文之间的对话关系。不仅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之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传统使得理解不变成纯粹主观，而是具有一种深邃的历史意识［14］。因此，大凡对传统总是一概贬之的思考方式都是有悖客观公允的。科学评价任何事物，都必须紧紧依托于该事物产生、存在的具体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回到“原点”去评价，而不是以今天的眼光去评价，唯其如此，评价结论才能客观公正，否则任何传统的东西对现代人来说也许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ザ要认真学习和了解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史。在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划定的问题上，学界有不同看法，有学者提出“提到思想政治教育史，人们一般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然而，把思想政治教育史仅界定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思想政治工作范围，这样的研究易于造成此前的中国不存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误解。”［15］这一观点是中肯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主要是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历程，大部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评述也都是基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提出来的。在考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历程上，笔者认为，尽管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其间遭遇挫折，走了弯路，但总体来说是波澜壮阔、生机勃勃的，不能仅以“传统”二字一概否定。“”期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被具体化为“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接班人，相应地对人们特别是对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重点放在了搞上，这当然走进了误区［16］。但这不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程的全部缩影。应该看到，自建党以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是波澜壮阔、生机勃勃而又百折不挠的，其对待自身的错误也是实时调整改进的。只有认真学习和了解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才能得出科学、客观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张彦.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5.

[2]雷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基础的哲学反思[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2）.

[3]吴从新.高校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及其改革探索[J].中国冶金教育，2005，（5）.

[4]石书臣.现代思想政治主导性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18.

[5]马倩.互联网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2）.

[6]刘新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5.

[7][8]万光侠.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8，40.

[9]于钦波.传统德育精华与糟粕分辨问题研究[J].教育科学，1994，（4）.

[10]李旭辉.以人为本,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J].探索，2006，（6）.

[11]李传华，程路.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全书（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08.

[1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234-235.

[13]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69-270.

政治思想史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D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5-0001-07

我在《研讨历史的思想自述》之一、之二中回述了我在“”与其后两年中观念上的紧跟、错位和自主意识的萌生，作为个案有否代表性，请读者裁定。随着自主意识的萌生，我试图从传统的思想“定势”中走出来。在我撰写《先秦政治思想史》时（1979-1983年），有成型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的定位，有唯物、唯心两大阵营的区划，有政治是阶级的集中表现的铁则，有彻底的阶级分析方法的通则等等，此前我也曾信奉不疑。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又重新举起阶级斗争的巨斧指向刚刚起步的思想解冻。面对这种形势，一方面深深感到“定势”的僵化；另一方面，想走出来既有胆怯问题，又有眼界和知识的局限。但我还是尝试从“定势”中走出来。

撰写本书可以说是我的一次尝试。本书1984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先秦史专家沈长云评价本著作：“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中独树一帜。”是否树起来了，我也说不清。但我的确是照着这个方向做了点努力。现把我当时的思路做点介绍。

一、我为什么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

1949年以前政治思想史的著作还是比较多的，这与当时很多高等院校设有政治系有极大关联。1952年院系大调整之后，政治系基本被取消，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随之被边缘化，几近取消，只在哲学史、思想史中多少有一点点关照。据我所知，只有极少数几位还默默坚守在这个领域，且主要是近现代史，可怜的几位集中在人民大学，由何干之主持，接续了香火，功莫大焉！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初涉中国思想史时，读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他在序论中说：“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由此想到，研究历史不研究思想史是极大缺憾，而研究思想史不关注政治思想，则无所归。后来又读到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说：“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政治的主张。……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钱穆当时是被批判的代表人物，但他说的，中国的士人以政治为宗教，对我也很有启发。张奚若说“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是以西方为标准而导致的否定，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不研究政治思想史很难解析中国历史的真谛，因为中国历史进程中政治思想的作用太突出了。政治思想是传统思想的主干和归宿，不研究政治思想就很难说触及到中国传统思想的灵魂，也很难说清楚社会种种问题。

1961和1962年《光明日报》发表了我论荀子和孔子政治思想的两篇处女作。后来在其他报刊上又陆续发表了几篇。“”一来这些文字都成了“”的“黑话”：张扬孔子的“富民思想”是攻击三面红旗，张扬荀子的“重农思想”是攻击，说墨子的专制主义是攻击无产阶级，等等。再加上我是走资派的红人、是修正主义的苗子之类的罪名，6月下旬我就被驱除出革命队伍，被编入“中间组”（不准革命，但也不是对象）。1967年造反派夺权之后，又以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护”为由，把我投入了“牛棚”。

对“”我始终有些茫然。“9・13”事件后积极参与了批“极左”，“批林批孔”时也想紧跟，出乎意外地又出现错位，挨了一顿批，我也做了检查。算啦，不再紧跟了。反之，我进入沉思，疑问不停地在内心鼓动，不可遏制之时，1976年我秘密写起了日记，记述内心的苦痛、不满和批判。我写过《我在“”中的思想历程》，刊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其中有一节摘抄了部分日记。日记可以说是我对“”和最高领袖的反动。

“”是中国历史的一次浓缩性再现，其中有太浓的封建主义因素，特别是在思想上尤为突出。为了清理“”中的封建主义，必须回头分析一下封建主义的文化精神是如何形成的，这成为我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更强烈的驱动力。历史上的专制（封建）主义与现代的专制主义确实有着内在联系，因此只要说古代的专制主义，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代的专制主义。且不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提法是否准确，研究思想史如果缺乏古今贯通的视觉，肯定就缺少了“思想”。由于研究者本人是有思想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的思想带到认识过程，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实，想摆脱也不可能。所以我坦率地说，我的研究有我的价值取向在其中。但我又自信，我是根据历史资料来确保我的价值取向不是天马行空的肆说。

反思“”和专制主义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使命”的驱动，需要重新检核中国的政治观念。

二、对若干历史理论的探索

下边只就涉及本书进路的几个问题略作简述。

（一）关于政治思想既有阶级性，也有社会性（超阶级性）的问题

1979年我曾著文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绝对化阶级斗争”说提出过质疑和修正，但整个的学术形势并未有明显的改观，阶级定性依然是确定政治的基本进路和基本观念。写政治思想史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成为我最费周折的难题。

说到政治思想总与政治相关联，古今中外的学者给“政治”下过很多定义，各种说法差异很大。我写书时只知道有两大派。

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们都不从阶级性人手。如有人认为政治即国家事务，有人认为是与公共权力有关的现象，有人认为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还有一些人试图通过一系列关系的综合考察来多层次、多角度地界定这个概念。相应的对政治思想的看法也如是。这些观点基本上都是1949年以前的事。

另一派是马克思主义派，认定政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政治是阶级关系的集中表现，政治思想更是阶级的集中表现。这是当时的主流观念。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表现为阶级斗争的思想。典型者如吕振羽说：“我们说到政治思想是什么东西呢？它并不是和经济思想相对立的东西，毋宁是人类各别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的集中表现，而为其行动指导的原理。所以政治思想史，本质上系同于社会思想史，只有其范围大小的差异。”1981年，徐大同等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前言”中说：“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以上的表述占统治地位。

1984年“反精神污染”余威尚在，我不敢明确表达内心的疑问，只是泛泛地指出上述诸说“把政治思想史的对象规定得过于狭窄，有碍于视线的展开”。1985年我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初探》一文明确表达了我的看法，认为不能把政治思想都装入阶级的口袋，政治思想还有社会性，即超阶级的内容。下边把该文中的一段文字解析为如下几点：

1 在阶级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具有最明显的阶级性质。但从政治思想的总体看，又不能全部归入阶级范畴，比如关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论，除有阶级烙印外，还有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关系问题。

2 关于社会生活的认识，也有一些超出了一个阶级的范围，比如调和阶级关系的某些论述，便包含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要求。

3 还有一些社会规范是人人需要遵守的，也不好简单地划入某一个阶级范畴之中。

4 就每个思想家而论情况更为复杂，虽然每个人都无法游离于阶级生活之外，但在观念上，并不妨碍某些人会提出超阶级的理论和主张。对于思想家的这些主张，从本质上看，无疑是掩盖了事物的本质，歪曲了事物的真象，但不能排除有些人是出自真诚，并为之而献身。应该说，阶级的存在，恰恰又为某些人制造超阶级的幻想和理论提供了根据。

5 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一定要坚持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要求人们简单地把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思想命题都统统编排到阶级的行列中。比如说某个人代表某个阶级，于是便认为他讲的每一句话都代表某个阶级，每个命题都是阶级意志的体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有些人在这方面作得很彻底，结果如何呢？常常是捉襟见肘。……例如，庄子的主旨并不是站在这个或那个阶级立场来讨论政治问题，而是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看社会。

我的结论是：“即使在政治思想史范围内，也不能把每一种思想命题统统还原为阶级的命题，因为政治思想的对象本身并不都是阶级的。”

正是由于上述看法，书中都没有给论述对象简单的戴某个“阶级”的帽子，从盖盆式的阶级论中向外蠕动了一步。

这里要申明一点，我并不是全盘否定阶级分析，至今我认为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包括等级、阶层、集团等），一种政治思想对哪些人更为有利是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和分析点。

我怎样把握和分析社会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呢？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种方式：

其一，从论题出发展开叙述。请稍稍翻阅一下全书的章、节、目以及小子目，没有一个是从阶级性立论的，所有的都是层次不同的论题，而论题又尽量来自思想家本人著作中的论题。

其二，突出利益分析。利益问题是政治思想的核心，而利益问题有的有明显的狭隘性，有的则具有广泛的兼顾性或包容性，有的则是交叉错综的结合。例如我在分析法家的利益观时是这样评述的：“法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这种本性既改不了，也元需改。政治家的责任不是要改造人的本性，而是应该适应人的本性，并善于利用人的本性。高明君主的妙术之一是搞好利的排列组合，使人们追逐利益的活动汇成一股合力，以利于君主或为君主所用。法家用利的观点考察人们的一切活动，也正是这个利字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运转。”“《商君书》的作者们主张君主以田宅作为争取民众和利用民众的资本。尽管事情是矛盾的，但依照这条道路走，双方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田宅，君从民那里获取了赋税、徭役与兵源。相反而相成，形成一股合力。这股合力极大的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把利益看成单线的阶级问题，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简单化了。

其三，在复杂的矛盾关系中分析问题，抛却了格式化的阶级定性。全书基本没有给任何思想家以固定的阶级定位。当然从政治体制上说，我认为他们基本都是维护君主制的。

其四，不再谈“奴隶社会”问题。本著作不是论述社会形态的，但它是个大背景。我抛开了“奴隶社会”说，书中也没有使用过“奴隶社会”这个大概念，没有关于“社会形态转变”的命题和“社会革命”之类的语言。只是具体地说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逐步转变或改革。避开了许多传统的阶级划分的纠缠。

（二）以人性论等作为分析的起点

与阶级分析拉开了距离，那么政治思想从何说起？我的论述多半从人性论以及历史观和社会矛盾观等政治哲学作为分析政治思想的逻辑起点，这同以往的著作有很大的差异。1982年我在《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一文中对人性论问题做过如下的概述：

战国诸子最有价值的认识是什么？在我看来，有关人性问题的讨论最有价值，至少是最有价值的认识之一。理由如次：

第一，殷周时期神权思想占统治地位，人，包括天子，是作为神的派生物或附属物存在的。世间一切祸福的终极原因都要到神那里去寻找。因此，人性问题，是针对神学而提出的。有关人性的讨论，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给了自身，还给了自然，还给了社会。这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第二，人性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广泛地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社会历史变动中的作用与地位，以及人如何进行自我改造和完善等问题。

第三，关于人性的诸种理论是当时思想家们改造社会方案的理论基础。正如《论衡・本性》所说：“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

第四，人性问题是贯通当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的一个重大的共同命题。

人性问题发端于春秋。当时论及者多把感官欲望称之为人性，认为追求“利”、“富”、“贵”、“乐”是发自人的本性，而不是邪恶。战国诸子在此基础上，扩大了对人性问题的讨论。……

为什么诸子热衷于讨论人性问题呢？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其一，由于政治经济的变革，割据与竞争，商品经济的活跃，使人的能力得到空前的发挥，加之人从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人类迫切需要对自己进行再认识；其二，人心的向背在当时社会历史的变动中起了决定的作用。怎样才能把握住人的动向，就需要深入分析人的共同本质。谁能抓住人的共同本质，谁就能抓住历史的链条。正是这两个原因推动了人们对人性问题的探讨。

1984年我在《论先秦的人性说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一文中更详细论述了人性论兴起的历史性的意义，文中说：

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特别是下层人们的个性表现得越突出、越多样化和越纷乱，统治者的统治就越困难，也就迫使他们不得不急切地去探索人的共同的本性，因为只有把握了共性，才可能指导个性，让个性为我所用。春秋时期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之所以去积极地探讨人性，其目的就在于此。

春秋时期有关人性的论述，多把人性归之于感官欲与实际的物质利益欲，这虽然是朴素的，但却相当深刻，具有唯物主义因素。这种理论的基本点就是把人的生物本能要求和物质利益集中起来，并宣布这种要求是人所共有的。这就动摇了关于人的神秘主义的理论基础，使理论更接近于事实。这种理论归结为一个字就是“利”。由此出发，认为人们追求“利”、“富”、“乐”、“贵”等等，是出自人的本性，而不是什么邪恶。持这种观点的政治家与政治思想家认为，统治者的实际政策应当照顾和满足人的这种要求。由此他们提出了“利民”、“惠民”、“抚民”、“安民”等等主张。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就是违反人性。如师旷批评晋君时就说：“今宫室崇侈，民力凋尽，怨嵩并作，莫保其性。”

照顾民性的思想虽然在殷周时代有过萌芽，但当时是作为天意的指示器来论述的，而不是从人的自身中引申出来的。春秋时期“利民”思想的主要依据则是从人的自身引申出来的人性。这两者在思想体系上是迥然不同的，后者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革命的意义。在人性提出之前，人的一切都要从天那里寻求原因和根据，而人性的提出则改变了这种认识路线，认为人事问题应从人自身中去寻找。所以人性与神性是对立的，人性又是在批判神性中发展起来的。……

在当时，人性问题是探讨人的本质的一个最高命题，是各种有关人的认识与理论的核心。人性理论给政治理论、经济理论、伦理道德、军事理论等等提供了一个指导原则。故我们主张给先秦诸子的人性论以充分的估价，其根据就在于此。上述两文关于人性的论述，是我写《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理论概括。在论述具体的思想家时多以人性论以及历史观等理论作为分析的起点。这既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又突出了当时的政治哲学问题，还突破了以阶级论为大前提的束缚。人性问题曾是一个认识的，因为有最高指示在，把人性视为一个先验性的问题，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阶级性是实在的。我撰写本书时便把人性问题作为一个实在问题（有些说法无疑有片面性），并作为政治思想的起点。

（三）关于君主专制是政治思想的主体问题

在以往有关诸子政治思想的价值认定方面，几乎从不同角度使用了专制主义、民主主义、民本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原始社会主义、原始公社思想以及人治、法治、德治、民主、平等、自由等等，作为分析、评价政治思想的工具。沈长云对本书的评价是：“虽亦以诸子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却致力于发掘诸子思想与君主专制制度的联系，表现出作者对于君主专制主义所持的批判立场。”沈长云先生的评价基本是准确的。关于“批判立场”下边再说。

萧公权先生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中国之君主政体，秦汉发端，明清结束，故二千余年之政论，大体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但他指的是秦汉以后，先秦时期他认为是“封建天下”，只说法家主张专制。

我则认为不只诸子，中国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的政治思想就是君主专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商、周是专制体制，其下的诸侯在其内部也是专制体制，相应的政治观念都是专制主义。在我看来，周代的分封制向一统集权制转变，而其内在的君主专制体制是一脉相承的，只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强化君主专制与相应的政治观念。萧公权说秦汉后“以君道为中心”，其实诸子所论同样是如此，除农家外，主流都是主张君主专制主义。关于诸子的政治归宿是君主专制（稍后我多用“王权主义”这个概念）是我的一个大的判断，我拒绝民本主义、民主主义、朴素社会主义等等概念。另外我也不用“国家”、“政体”、“政府”、“阶级性”、“合法性”等作为框架去分解先秦诸子的政治观念，因为当时的思想家和著作没有这样去观察政治，其本身是“混沌”的，比如国家、君主、政府、权力、政策等等都是搅和在一起的，很难分开、分解，因为这一切都是以君主为核心的。

对诸子的争鸣与君主专制的关系，前边提到的《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一文的结语有一段概括：

从平面上看百家相争，很有点民主气氛。但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实质，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都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己见，争着搞自己设计的君主专制主义。因此，百家争鸣的实际结果不可能促进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自由，只能是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强化。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把握住百家的政治归宿。我在《论先秦的人性说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一文中又说：

先秦诸子思想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依我们看，最基本的有两点，即人性学说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这两者互相补充，互为表里，构成中国先秦思想文化的内核。其他方面的思想与理论是这个内核的皮肉。

……从理论和逻辑上看，人性说发展的趋势应该是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批判，走向个性解放，如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大抵如是。但是，先秦人性问题的讨论是在完全不同于西方启蒙时代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受这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先秦人性的讨论非但没有导致专制主义的毁灭和人的个性解放，反而和专制主义同流合污，成为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根据。即便是最激进的老庄的人性自然说，在对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一阵责骂之后，也临阵脱逃了。我们清楚地看到，除庄子的这种出世思想外，其他各派研究人的目的，都不是寻求人的个性解放的道路，而是向统治者进献从实际出发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办法，或者教育人去容忍这种专制统治。他们虽然有过温情脉脉的言词，有过对人民的同情怜悯和对暴政的批判，但这不是他们的理论的归宿点，归宿点是维护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法家无需说，这里只说一下儒、道、墨。关于孔子和儒家，张岂之在《五十年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一文中说，刘泽华认为“儒学是一种等级制的统治学说，儒家的人格思想从本质上说，不是强调人的主体性，而是等级人格”，“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对儒家思想的社会性作了详尽的剖析”。张先生的评语我能接受。等级人学与许多学者说的“人学”、“成人之学”的确有相当大的区别，等级人学的顶端必定是专制君主。

对墨子我认为最后的归宿也是专制主义，他的“尚同”说，“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就是明证。当时我不知道胡适在三十年代也有过类似的论说。

道家的老庄派要把人类文明都抛掉，使人变成愚昧无知，把人动物化，在我看来这是君主专制最好的社会基础。而道家的黄老派则十分肯定君主专制的。

对诸子的结论，我不是从某些词句来说事，而是对“母本”的整体进行全面分析之后做出的。

君主专制是政治思想的最高层次问题，在其下还有种种议题，但都是在君主专制这个大前提下说事。

（四）价值、是非的判定问题

我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言”中说：“在研究政治思想时，……价值性认识和是非判断性认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研究政治思想史不能只限于描述，还要考察它的价值。为了判定一种思想的价值，首先要明确价值标准。”说起标准，其中大大小小有很多。这里说几点。

1 我仍然认定历史进程中有保守和先进之分，其间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矛盾与斗争。

2 我提出：“价值问题不只是个阶级定性问题，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在古代，除了某些短暂的‘革命’时期以外，当权的都是剥削阶级。人民群众的许多美好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也实行不了；反之，代表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却付诸实践，而且证明有许多主张在当时是可行的，有效的，甚至起了促进历史的作用”。

3 我又提出：“把哲学史中判断是非的方法简单地拿过来运用于政治思想史，是难于说清问题的。”当时分唯心、唯物两大阵营论还占据主流地位，我抛开了两大阵营说，没有给哪个思想家戴过唯心、唯物的大帽子，当然在个别论点上有时还用一下。

4 另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也提出了疑问：“把这条原则用于政治思想史，就产生了许多节枝。”接着提出：“人民群众的许多美好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也实行不了；……在这种情况下，真理与谬误该如何分辨，……人民美好的，但不能付诸实践的政治愿望，与真理是什么关系？”对这些问题我虽没有明确的回答，但我的意思是想说：即使不能“实践”的，但只要对不合理的现象有某种批判意义的观念和理论，都应给予必要的积极的评价。

5 马克思说的“在矛盾中陈述历史”，这是我从始至终遵循的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当时我虽然尚未概括出“阴阳组合结构”这一分析的工具（这点另文专述）。但我在实际上是这样做的。我尽量用贴近历史事实和当时人们话语来叙述和概括出相关的论题。

6 传统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具有混沌性和多层次性，我尽可能分析开来，进行分层次评价。

我与张国刚合写了《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刊在《世界历史》1986年12期。这篇文章详细阐述了我对价值问题的见解，有兴趣者可以参考。

沈长云先生说本书“表现出作者对于君主专制主义所持的批判立场”。这个评价我能认同一半，我“所持的批判立场”是从古今贯通的层面说事。从历史过程来说，我坚持了两个基本进路：其一是历史事实问题，诸子政治思想基本归宿于君主专制，自信这个结论有充分依据的；其二，君主专制在当时的作用我并没有完全否定，相反，在“矛盾的陈述”中我给予了程度不同的肯定。

（五）拓宽了政治思想的研究对象的内容

我认同政治思想史要“研究国家和法的理论”，但我提出以下内容也应列入研究范围：

1 政治哲学。这是一些哲理性的政治认识，与政治思想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其中一些问题是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许多思想家把这些问题与政治理论、政策等交融在一起。

2 社会模式的理论（又可称之为理想国的理论）。它是关于社会总体结构与相互关系的理论或设计，它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思想史具有独特的意义。

3 治国的方略和政策。这类内容与实际政治最为接近，政治家常常从中选择行动方案，故而在政治思想研究中对这一方面应特别加强。

政治思想史论文篇11

高等学校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因此，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即在高校进行普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这是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题中之义，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高校的实践。当时，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动这一工作，为新中国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新型知识分子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对当今高校的思想理论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平台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的《共同纲领》提出了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为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人民政府在接管、接收公、私立高校时，废除了原有法西斯式的训导制度、特务统治和反动的政治教育，取消了“国民党党义”、“公民”、“军事训练”等反动课程。重视对高校师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早在苏区中央局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均开设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党的基本政策知识课程。新中国初期，在高等学校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就成为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的重要措施。

1949年上半年，燕京大学自动添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中国社会史、历史哲学、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党史等新课。1949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以“废除反动课程（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添设马列主义课程”、“逐步地改造其他课程”为各院系课程的实施原则；同时规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和政治经济学为文学院与法学院的共同必修课程，前两门为各大学专科学校各院系共同必修课。这个规定还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文法学院的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等七个系的课目进行改造，各学科添加不少与学科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课程，这“是用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用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代替国民党反动统治时充满唯心论、机械论，以及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反动课程的重大措施。”[2]

1949年11月17日，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华北地区及京津19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讨论高等教育改造的方针，明确指出：当前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政治课学习。这确立了政治理论课在新中国高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1949年12月和1950年6月先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再次强调，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型骨干，高校要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会议通过的并由教育部于1950年8月14日颁布的具有法规性质的文件《高等学校暂行规程》，把对学生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列为高等学校任务的首条。教会学校亦不例外。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教会学校应遵守政府法令设政治课为必修课。之前，即5月19日，教育部颁发了经过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的《北京师范大学规程》，规定政治课约占本科各系全部课程的15％。同时强调，在文化业务课中，也应贯彻革命的思想与政治教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3]这些规定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列为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予以法制化。

政治思想史论文篇12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要充分认识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性，把握好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层次，注意解放思想，努力开拓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途径和渠道。

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问题。教育主管部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学者们也发表了多篇论文，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这些意见和见解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目前，这种讨论正在深入。本文就这个问题中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意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问题，其意义可以从多方面展开。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论证:

第一，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重要动因。

中央决定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是从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特别是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出发的。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是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要求紧密联系的。应该说，适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置的重要动因。从另一方面说，有关材料显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决定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联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建设的要求统一考虑的;并且，正是在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关改革的文件中正式提出来的。因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关系着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大局。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的根本宗旨是为了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理论基础。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贯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青年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全国人民的重要方面。现在，在高校学习的本专科生、研究生数量大、分布面广，这一代一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中的优秀人才将成为党和国家各方面的栋梁之才。这些青年的思想理论素质如何，社会主义觉悟的高低，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程度，对共产党的信任状况，关系着国家的未来。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历史和现实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这说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质量事关党和国家的大局。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是一个局部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我们必须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的高度，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来充分认识它的意义。

第三，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关键历史时刻的迫切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在，中央组织编写的四门课的高质量教材已经全部出版，2007年秋季，全国高校都将全面启用新的教材。这对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四门课的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使教材中的基本理论观点、科学方法有效地进课堂、进学生的头脑。这涉及多方面的工作，但我们以为这里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理论素质，使之适应高质量教材的教学要求;二是对包括青年大学生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热点问题进行科学说明，把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分析、科学论证、科学认识同教材中的原理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向青年大学生作出有力度、有深度、有说服力、有吸引力的阐释。不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即使有高质量的教材，仅照本宣科、就事论事，仍然难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而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义不容辞地肩负起这个责任。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85方案”的改革、"98方案”的改革，应该说都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当时的一些设计也不乏有创新思想，但是后来都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师资队伍的状况不适应改革的要求。鉴于历史的经验，这一次改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高度来改进和推进这项工作。

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是，我们强调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就等同于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该说，一个是学科，一个是课程，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我们不赞成把一个学科特别是一级学科等同于一门具体课程。尽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综合的课程，展开来，它包括四门具体课程，但毕竟它只是课程，不同于学科。从学科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学科，它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它在世界上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它担负着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任，其理论内涵和承担的任务远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涵和承担的任务要丰富得多、宽泛得多。然而，不能因为这两者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就可以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功能。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注意从两个层面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纳入自己的重要建设任务，并以自己的建设成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要注意从两个层面进行:

第一，必须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贯穿、渗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建设的全过程中。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层面说，各二级学科都应有高度的自觉性，把为全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当作自己的任务，不能认为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仅仅是别的学科的任务，与己无关。关于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要认识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等在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有这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证明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不仅仅是某一个学科的任务。转贴于 这种内在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是其它四个二级学科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和发展的轨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展相结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基本思想进行研究的学科，其主要内容仍然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推进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由此可见，各二级学科都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紧密联系，因此各二级学科都应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上，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学科支撑，都要充分注意按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含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课程)的特点和要求，把有关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含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师资队伍建设、教育规律的探索、教学中的难点热点以及如何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等问题，纳入学科建设整体工作之中加以研究。用研究的成果武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丰富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政治性、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对如何将中央组织编写的高质量的教材内容和体系转化为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的研究，以适应教学的需要。

第二，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对应关系上，明确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任务。

我们强调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简单等同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等同于某一门具体课程，强调要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上认识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但这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的某个二级学科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某门课程有某种对应的关系。应该说，这种对应关系是存在的。比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联系就更直接一些。因此，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某门具体课程有比较直接对应关系的二级学科，就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为有对应关系的课程服务的问题。认真研究有关课程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理论体系、典型案例、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教学形式，用新的结论、新的观点、新的知识、新的材料、科学的思维方式为其提供直接的学科支撑。

我们以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尚无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有比较直接对应的二级学科。这当然可以从一级学科的构成上考虑和解决问题，但就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构成来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作为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有较明显对应的支撑学科是合适的。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在吸取“85方案”开设“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进行社会历史发展的教育，以及“98方案”开设“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进行理论历史发展教育的基础上设置的新课程。它把历史发展教育和理论历史发展教育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统一，构成了较为全面的历史教育。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正是专门研究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为背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基本经验与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它设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研究方向能够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提供强有力的学科支撑。

三、解放思想，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途径和渠道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设置以来，在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论文，充分肯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定位，注意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学科点上的导师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线的教学，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访问学者等。现在要在总结前一段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探索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方式和渠道。

要根据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特殊要求，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科的研究方向、课程设置、论文选题、实践教学、培养方式等方面作相应调整，培养能胜任新的课程改革方案教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同时，有条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可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办专业培训班，培养在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以提高其综合素质，特别是理论素质。

要重视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特别是难点、热点问题，将研究的最新成果编写成教学参考资料，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考，或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招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吸收他们参加课题的研究，或者请有关专家作专题讲座，以提高其理论素质，提高其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科学认识，提高其教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