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经济论文篇1

生态环境拥有较为固定的供容力、有限的抗外界干扰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而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的基础之上，良好、健康的经济可以提升技术与科技，帮助抵御恶劣环境，减轻自然灾害影响，但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过快或不健康发展会损坏生态环境平衡，破坏生态环境自愈或供给能力，造成环境恶化、资源供给降低等问题，引起政府干预，生态环境系统便通过环境成本提高、政策限制等方式反馈制约经济的发展.生态系统主要是以自然资源（包括原材料、土地等）和供给能源的形式参与经济系统活动，而经济系统活动主要以“三废”回流生态系统。可以看出，经济与生态环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又通过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而生态环境又受到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影响.只有当两个系统互相以积极的效应抵消掉消极效应，形成协调、健康发展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与两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2数据来源及处理

山东省作为国内的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处于南北经济连接处，研究其环境-经济系统，有其良好的借鉴与推广价值.总体来说，近年来山东省GDP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十一五”年均增长12.3%.2011年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GDP达到了4542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9%.2012年GDP实现50013.2亿元，比上年增长9.8%.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总量居全国第三位.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根据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划分及特点，本文主要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实用性等原则，借鉴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研究成果［13-14］.构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发展的指标体系，选取了山东省1996—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1997—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山东省环境状况公报》及山东省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个别年份数据的缺失采用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补齐.

2实证分析

根据、计算得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f(E)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都呈曲折缓慢上升态势.其中，生态环境系统指数在2008年出现了一个峰值，这与2008年青岛市作为奥运会分赛场，政府加大环境治理投入有关.经济系统指数经历了“九五”（1996—2000年）期间的缓慢增长后，从“十五”初期（2001—2003年）开始，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开始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在时空上的特点，根据表2绘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演化图（图2）.可以看出：1996与1997年山东省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耦合度处于区域Ⅰ，经济和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极低，处在低级协调阶段.1998年开始一直处于区域Ⅱ，经济和生态环境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说明系统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共同发展.2002—2012年，45°<α≤90°时，1<tgα，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态资源系统的演化速度，生态环境为了满足经济发展，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生态环境开始制约经济发展.两系统协调耦合度于2011年缓慢到达最大值，随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

3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结论

1）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没有呈现完整“倒U型”曲线关系，而出现“倒U型”的前半段，但该省近几年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力度和投资，2011年耦合度数到达了顶点，2012年出现了下降趋势，也就是拐点已经出现，表明环境与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更加适宜，开始从生态环境制约经济的发展（45°<α≤90°）向环境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

2）山东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往往处于“不进则退”的相持阶段，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其重点在于控制环境排放和加强环境治理上.经济排放不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污染排放的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说明山东省在发展经济时，不应该采用粗放式发展模式，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3）经济增长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治理却同样产生负效应，这与许多研究提出环境治理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一致，产生这个结论的原因是：第一，山东省现阶段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对治理环境的设备、资金投入，环境治理依然是被动地受限于经济系统，环境治理投入短期内表现为消耗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二，环境治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耦合分析认为，山东省在研究期内主要处在资源消耗速度大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阶段，长期以高速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相对较低.这就造成了环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实际上没有和经济增长的演化速度相适宜，从脉冲分析的结果看，达不到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增长的响应效应.

3.2政策建议

1）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容易形成经济系统演化速度高于生态环境系统演化速度，如果不对经济与生态环境进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两个系统崩溃的结果.虽然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长期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之下，两系统间的内在作用情况也是十分复杂并没有固定规律，所以，为了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制定其宏观政策与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环境与经济论文篇2

Abstract:Theenvironmentand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ftherelationshipbetweenveryclose.Ontheonehand,economicandsocialenvironmentisanimportantconstraintontheotherhand,the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ntheenvironmentandimprovethedemandisalsoofgreatsignificance.Alongwiththeprocessofhumandevelopment,environmentaldegradationissuesarereceivingincreasingattention.Forboththecurrent,suchastheUnitedStatesandotherdevelopedcountries,stillarisingstarsuchasJapan,SouthKorea,ChinaTaiwan,aswellassomedevelopingcountries,intheprocessofdevelopmentwillhaveexperiencedtheenvironmentalproblems.Havehadtheexperienceandlessons.ThisisChina''''smodernizationprocessisaveryimportantreferencevalue.

Keywords:environment;socio-economic;developmentexperience;China

引言

环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生活、作用于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系统。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特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逐步被认识的。环境问题也是逐步被认识、重视和解决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开始辩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而转向对于环境的关注。197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了“生态发展”的概念;1980年UNEP召开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会，指出这四者之间是紧密联系、互相制和互相促进的，新的发展战略就要处理好这四者之间的关系。1982年2月，《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提出了“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1982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特别会议提出了新“环境”概念。1992年6月《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发表。到目前环境问题仍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幸福和未来。

1、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1.1．环境问题

人和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整体。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环境发展史。自然环境创造了人，人又改变自然环境。人以其社会活动影响和改造自然环境。人类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信息交换，以维持其生命过程。在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活动是一个引起生态系统变化强有力的因素。当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相协调时，人类的活动就可以促进人类和环境的共同优化，反之，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不能协调时，将导致外界环境的恶化，而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近代大工业建立之前，环境对于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界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存在着，环境问题只是在大工业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才为人们认识。

1.2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的普遍性

从大多数国家现代化过程或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或多或少都出现了环境问题。

19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一次意识到自然界赋予的公共环境产品已相对稀缺。在城市中，饮用水也不能免费任意使用。1895年左右，工业废物的排放问题被提到了议会。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并引起人们的关注。

日本、韩国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开发的十年”的60年代，韩国的经济出现了腾飞。被称为“汉江奇迹”。但同时，以“汉江污染”为代表，韩国的环境、生态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于战后50年代中期，经过经济恢复之后，进入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平均增长9.8%。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偏重重化工业，这一时期的产业技术整体上具有“重、厚、长、大”和高资源能源投入的特征。巨大规模经济加上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60年代后半期，日本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公害大国。

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忽视了环境保护，在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后，被称为“富裕中的贫困地区”。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近年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同样出现了环境恶化等问题。

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都出现了环境问题。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先发展的国家，还是日本、韩国这样的后起之秀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目前的初步发展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1.3出现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3.1.由于认识不足。

由于人类缺乏对环境、资源、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关系的正确把握，认为资源环境的无限供给性，所以往往单纯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安排活动，这样不可避免会打破人与外界环境的均衡，导致环境问题。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当然后起的工业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问题。

1.3.2．从人类的效用偏好分析

我们可以把一切可以给人们带来效用的物品分为环境和非环境两类。由于人类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所以当环境物品非常丰富时，人们对其的边际效用接近于零，而对其它非环境物品的边际效用很大，所以人们往往选择牺牲环境来生产其它的物品，直到两者相等。而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牺牲环境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环境问题。这在所有的国家都得到了体现。

1.3.3发展过程中一些客观限制

在发展初期，由于技术等的限制，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另外，由于人口等一些原因也会造成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环境问题，如印度等国家。

1.3.4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国际分工问题，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只能利用环境资源的比较优势，出口初级产品，并接受一些有污染的国外企业。以获得发展。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可以将一些污染较重的工业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这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破坏。

1.3.5制度失灵

包括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机制可以被理解为配置资源的制度。由于现实的市场中存在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完备等问题，市场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政府由于不恰当的行动或缺乏行动，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

2、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治理过程

2.1．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过程和治理过程

在当时的开发年代，包括发达国家都未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问题为世人所关心，主要在1972年如开联合国环境大会之后。

美国1899~1948年期间，环境污染在美国尚未成为全局性问题，加上联邦政府的经济实力有限，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不力。管制职能主要靠地方政府行使，且侧重于水资源的保护。从整体来说，各个地方的政策成效很不平衡。1948~1970年时期，1948年颁布水源污染控制法，联邦政府开始真正介入环境保护。1970~1980年时期，环境保护政策开始取得成效。1972年颁布了净水法。由于财政经费充足，加上美国各界对污染问题高度重视，环保手段大大强化，进一不提高了环保系统各层次措施的协调配套能力。但是，巨额环保开支成为美国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厉的管制措施对整个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引起了美国朝野的极大关注。

韩国60年代开始“汉江奇迹”,那时，工厂的烟尘被称为“繁荣的烟尘”。人们陶醉于经济的发展之中。在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的时代，虽然也有一部分舆论强调环境意识的重要性，但占压倒多数的立场反倒人为经济增长才是维护环境的先决条件。只有经济增长国家和个人才能富裕起来，只有富裕了，才能维护环境。进入70年代，由于经济增长一边倒政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国民也开始切实感受到，经济增长和环境，大体上处于“相抵消”（trade-off）的关系，这时环境问题得到重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行动起来，但力度还不是很大。环境保护的社会意识到了80年代末，才开始初见成果。到了90年代，环境意识在国民之中极大高涨起来。但韩国的环境保护，总的来说仍只停留在“改良主义”的水平上。

日本和台湾也大致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所以我们分析，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是一个“试验和失误”（trialanderror）。从环境无知的阶段，到环境认识的模糊阶段。然后是知到行的过渡阶段。最后达到环境保护的官民共同行动阶段。

2.2．治理和管理手段、方式

美国环境保护的具体政策措施是多层次的。就整体而言，其特点是以立法为基础，以行政措施为主，辅之以一定的经济手段。主要有：1、直接的行政管制2、自愿管制3、责任赔偿制4、污染税制5、津贴制等。

日本现在强调的是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首先在法律和有关政策、计划中明确社会各部门的环境保护责任。第二，把环境考虑纳入政府的政策、计划和重在公共项目。第三，把环境保护纳入企业的综合决策。第四，日本民众和NGO的参与及其综合决策活动。

台湾的对策有：1、建立自然资源保护区，保护自然环境。2、对城市与重点经济区、工业区环境进行综合整治。3、推行“清洁生产”。主要措施：1、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正常机制。2、较大幅度地增加环保投入，积极治理污染，加快环境保护建设。3、加强以立法为中心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完善法规，强化法治。4、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环保产业，促进污染处理。

从这些国家治理和管理环境的手段、方式来看，都强调了政府的干预。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且，各个国家由于国情的不同，在具体的行动中不尽相同，有各个国家的特色。

3、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参考意义

3.1．必须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如资源禀赋，人口众多等问题。

从上面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其资源禀赋不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也不尽相同。同样，在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手段和方式上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采用适合我们国情的环境策略，处理好我国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3.2.采取适合于我国国情和地位的政策

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大问题。我们应当结合国情和发展阶段，将环境问题放在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解决。综合处理环境和发展的关系。

3.3.注意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即包括有效的利用市场机制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可以参考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管理方式。在目前应注意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方面，加强立法和执法。用行政管制手段，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执行，以禁止、限制或要求经济主体的特定行为。如最低技术标准、排污限额或指标。另一方面，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手段，主要通过创造一定的刺激方式，将资源环境的成本纳入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从而间接地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如排污收费、污染税、生态环境补偿税、财政补贴、排污权交易等等。

3.4.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也即在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科学决策。从决策开始就要在环境、经济、社会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使三者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

3.5.政府和民众一起行动。根本在于人们的效用偏好，人们真正认识和感受到环境对自己的效用的影响。

3.6．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中，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那就是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发展目标上，追求单一的经济近期高速增长逐渐转换成追求近期与长远相统一、经济与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路径上，主要依靠拼资源、上规模扩大生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成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内容上，应该注意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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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经济论文篇3

1.1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到上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一般来说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可持续发展体系中的核心。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在鼓励经济增长以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

1.2环境、环境保护的含义

关于环境的概念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定义,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是人类目前赖以生存、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即阳光、温度、气候、地磁、空气、水、岩石、土壤、动植物、微生物以及地壳等自然因素的总和,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自然形成的物质、能源和现象的总和。环境保护,就是指采取行政、经济、科学技术、宣传教育和法律多方面的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人类在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或者使环境向不稳定和无序的方向运动,特别不能使生命支持系统遭到继续破坏而使生命之网瓦解。

1.3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又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影响人民真正享受发展成果的重要因素和关键问题。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改善和提高,不仅要实现经济上的富裕,更要实现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不仅要保障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更要保障人们能够健康生活、长远发展;不仅要维护公众在个人物质财富上的合法权利,更要维护他们依法享有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权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国家。由此可见,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保护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所以国家保护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避免脆弱的生态系统;发展森林和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积极参加保护全球环境生态方面的国际合作,努力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从而逐步使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发展相互协调。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最为突出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温室效应、由于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引起的酸雨危害、由于大量使用氟利昂所造成的大气臭氧层破坏等。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水平按照人口平均量计算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更严重。空气污染如此,其他方面也类似。另外,发达国家需要采取行动,控制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不再被允许出口的有害物质和不安全技术。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知自己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责任。中国在发展中,对自身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种种资源、环境、问题的困扰,和对因地球生态环境恶化而引起的各种环境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将以/全球伙伴0的精神参与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认真履行中国加入的全球环境与发展方面的各项公约,不懈地致力于中国所应承担的义务。为此,中国政府将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以更积极、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参与保护地球环境及追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都由四个要素决定:一是环境,即自然界的光照、空气、水分、土壤等;二是生产者,即植物,它从大气中吸取二氧化碳,从土壤中吸取水分和矿物质,经过光合作用使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和生物能,从而使无机物变为有机物;三是消费者,即动物和人,保证种群、环境以及社会平衡运行;四是分解者,即微生物,它把植物、动物残骸和排泄物分解为简单的物质或元素,重新进入环境。所以,要实现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就要求保持人类生态系统网络中各个生态因子之间的协同与平衡,要求物质和能量及信息的输出与输入,既在数量上相对接近,又在质量上促进生态系统的适应和演变进化。只有这样,才可以通过协同机制,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持续稳定的状态中。总之,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好了,不但会为发展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也会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经济要发展,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建设必须先行,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既是环境保护的中心环节,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森林、草场等自然生态系统,是当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绿色大开发是以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为主并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不能出现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违背自然规律,盲目营造当地不宜的经济林的现象。森林建成后的开发也要予以必要的限制。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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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经济论文篇4

（一）内生变量。

一是环境污染程度(epd)。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利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以及工业废气中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等5类环境污染排放指标构建环境污染综合衡量指标。参考Ma等的方法，采用熵值法计算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二是经济集聚程度(agd)。经济集聚反映的是经济活动在单位空间内的集中程度，传统的集聚指标有Herfindahl指数、Gini指数和地理集中度指数等，但这些指标未考虑较小地理单元面积的差异所产生的空间偏倚。单位面积上承载的经济活动量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集聚的良好指标，因而本文采用单位面积的非农产出来测度经济集聚。

（二）控制变量。

为了尽量减少因其他变量遗漏造成的估计结果的偏差，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增加了影响环境污染和经济集聚程度的其他控制变量，主要有:①劳动生产率(pro)。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生产的集中和促进经济集聚，同时在生产和环保技术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污染也越多。本文采用人均非农产出来测度。②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人民币表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来测度。③环境规制(regul)。采用人均工业环境污染治理完成额来测度。环境规制会抑制企业的排污行为，同时过高的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的选址，从而影响经济集聚。④产业结构(lis)。采用各地区第二产业产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测度。⑤经济发展水平(rgdp)。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测度。⑥人口规模(pop)。人口的扩张和集中是导致经济集聚的原因之一，采用各市常住人口数量测度。⑦交通便利度(tran)。采用人均道路面积测度。便利的交通有利于区域对外经济交流和要素的流通，吸引更多的投资，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本文所选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产出指标均根据GDP平减指数调整为2002年不变价格。为了减少异方差和偏误，在实证分析之前，对所有变量均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计量分析均采用EViews7．0软件进行。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一般而言，用不平稳的数据进行回归往往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在回归之前须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分别采用LLC检验法和Fisher－ADF检验法进行面板数据的同质单位根和异质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中除了环境污染指标(epd)为平稳序列之外，其他变量均接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为非平稳序列。对这些非平稳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各检验值均拒绝了原假设，表明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体现出了一定的平稳性。

(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虽然非平稳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为平稳序列，但是还需对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本文分别采用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进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其中Pedroni检验选取Panel－PP统计量和Group－ADF统计量。结果显示，各统计量均显著拒绝了“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即各模型中的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原值方程进行回归分析。

(三)联立方程实证结果与分析

由联立方程模型的工具变量个数大于其内生解释变量个数可以看出，联立方程(2)和(3)均为过度识别。为了提高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采用系统估计法中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对方程进行整体估计。其显著优点是既考虑了内生变量的潜在相关性，同时还考虑了各方程随机误差项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

1．环境污染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经济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污染排放强度的增加，经济集聚每增长1%，污染排放就增长0．626%。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依赖于工业化的推动，大量工业集中于城市，当经济活动密度较高时，必然伴随着产出规模的扩张和能源消耗的增加，产生更多的污染，从而影响环境质量。劳动生产率对环境污染的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强了污染排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劳动、资本、技术和环境等投入要素组合的优化，其对环境要素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相对减缓了污染排放。但是劳动生产率伴随着产出规模扩大而引起的污染排放增加却大于要素替代对污染的节约。污染排放的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污染排放强度与周边地区的污染排放密切相关。对外开放度和环境规制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显著，表明对外开放和环境规制整体上改善了长三角城市的环境。大量的FDI和国际产业向长三角转移，外企的生产技术和污染处理技术相对较高，在环保标准上更倾向于执行来源国的标准，加上近年来长三角城市对环境保护重视度增加，环境治理投入不断增加，因而整体上改善了长三角城市的环境状况。产业结构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产业结构中工业份额比重越大，污染排放强度就越大，因此上海等地为了治理污染将大量污染产业外迁或者淘汰。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下分别为正和负，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符合EKC假说，呈现出倒“U”型关系，即经济发展初期，污染排放强度随人均GDP增长而增加，当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后，污染排放强度就随人均GDP增长反而下降。随着长三角各城市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城市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充裕的财政为环境治理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均是形成拐点的重要原因。

2．经济集聚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经济集聚方程中的环境污染强度和环境规制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对经济集聚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环境作为一种要素投入，企业需要为此付出成本，为改善环境质量，政府不断提高企业的排污费用或者提高环保标准，那些污染费用占总成本较高的企业会由于污染成本的增加而重新选址，从而影响经济集聚的程度。经济集聚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周围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每提高1%，本地的经济集聚水平提高幅度便为0．025%。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经济关联度较高，已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梯度，中心城市上海与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相互依赖程度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即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会促进经济集聚。对外开放对经济集聚的影响为正，表明大量的国外资本和产业的进入有利于形成更高的经济集聚度。人口规模、交通便利度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表明人口规模越大、交通越便利，就越有利于促进经济集聚。近年来，户籍制度的松动导致大量人口向东部沿海城市集聚，为城市的经济集聚创造了条件。同时，长三角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城市间的经济互动提供了保障，有利于城市的经济集聚。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2003－2013年长三角16个核心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考察了经济集聚与环境规制之间的交互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经济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污染排放强度的增加，反过来环境污染对经济集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2）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城市的经济集聚程度与周围临近城市的经济集聚程度密切相关，城市的环境质量受到周围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

3）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产生了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环境规制的加强则有效改善了环境污染;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

4）环境规制对经济集聚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劳动生产率、对外开放度、人口规模以及交通便利度均有利于城市的经济集聚。

(二)政策建议

1．相互协调。

建立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协调组织，全面协调区域发展规划、发展战略和环保政策。由于经济活动是污染的主要来源，因而经济协同发展是污染联合治理的根本，长三角地区应形成地区经济协同为主、政策管理协同为辅的联合治污格局，制定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共同行动纲领。要依托各地发展优势，做好统筹协调，促进形成各具特色、互补互助的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最大限度地发挥分工合作效应。

2．监督到位。

构建长三角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环境污染联动预警机制。各地区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不仅要关注城市的规模和经济密度，而且要考虑到环境污染对经济集聚的负面影响。应借鉴国际经验，分阶段逐步提高环保、技术、质量、安全等各类标准等级，并建立严格的监管和执法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长三角城市经济密度与污染数据的动态关联监控平台，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健全资源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收益的分配制度，利用市场机制有效控制污染排放。

环境与经济论文篇5

从人文地理角度看，燕北西辽河地区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以及后来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的交汇处，必然受到三种文化的影响，经济形态兼具农耕、渔猎、游牧是自然而然的。远自史前时代，东北地区就以渔猎文化著称，由于地理上的近缘关系，这种渔猎文化很容易波及和影响到周围地区，特别是渔猎资源较为丰富的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有着发达的农业文明，比如磁山和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同样的原因，这些文化北上西辽河流域，影响和推动着燕北地区农业的发展。考古研究发现，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深刻变化，来自南部仰韶文化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苏秉琦与郭大顺先生均有论述。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农业，明显受到南部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乃是后冈二期文化与当地红山－小河沿文化的继承者及山东龙山———岳石文化系统的因素组合融汇而成［。稍晚时期，西部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化兴起后，逐渐向东扩及西辽河流域，使这里进入农牧交互演替或农牧并重的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燕北西辽河地区容易受到周缘经济文化的影响，并与其自身环境特征相结合，形成了“混合”经济形态。从生态文化学角度看，混合经济形态是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文化适应，在各种经济活动比例适当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形态可减轻对某类自然要素的压力，从而缓解人类生存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从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约3000多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期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经济形态兼有采集、渔猎、原始农业，以及处于早期阶段的家畜饲养业，尽管其比重也有变动，但多样性始终为这一阶段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相对均衡的多样化经济形态没有对当地环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扰动，没有发生后来那种因大幅度农业开发而导致的土地沙化局面，文化持久发展的基础才得以保持，从而出现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历时很长的史前文化发展高峰。

从长时段来看，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演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它的易变性或不稳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发达的农业，但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距今约3000～2300年)，本区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畜牧比重明显增大。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创造者即文献记载中的山戎。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武器及牛羊骨骼、马具和马车等，说明该文化存在着相当比重的畜牧经济。《史记•匈奴列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迁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反映了山戎以畜养马、牛、羊为主，其活动有一定的流动性。自山戎至辽代以前，游牧业一直是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导生业。辽金两朝，农业又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不过，有学者研究发现，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的核心区域经历了数次变动，辽初来自中原与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辽上京为核心的地区从事农业开垦，并形成辽王朝的经济中心。这一经济中心地位维持了近100年，至辽中期有10余万农业人口从辽上京地区迁往辽中京地区，并推动着经济中心与农业开发的核心区迁移到这里。辽中京农业开发核心区的地位维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兴中府转移。辽金以后，本区农业再度衰落。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是蒙古族，他们从事游牧活动，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其栖居地被称为蒙地)。自明末清初，内地汉人开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垦殖，逐渐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到20世纪初，燕北西辽河地区成为一个典型的农牧并存、农牧交错分布的地区①。对于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演变的上述特征，可以从气候变迁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会政治因素等几个方面给出解释。综合学界已有研究结论，总体上看，燕北西辽河地区距今8000多年至3000年左右为全新世气候宜人期①，此间该地温湿度和水热条件较好，适合采集渔猎和原始农业。据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区距今8000～3500年间为全新世大暖期，从植被带变化与水热因子的关系推测，与现今相比，当时年均气温高2℃，1月气温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期间的气候发生了几次大的波动，这种波动对人类生产活动造成了很大影响，并直接导致经济形态发生变化②。距今5500年前后，本区发生一次降温事件。这次降温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压力，迫使其加大农业比重。距今5000年以后，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强降温事件，自此本区气候明显转向温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年以后，辽西气候明显干凉。气候变迁对应着红山文化的消失，说明两者是有关连的。距今约4000～3000年间，西辽河流域为暖湿气候。以此为前提，加之技术的进步和来自南部农耕文化的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了史前农业的第一次繁荣。

距今约3000年前后，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降温期，气候日趋干冷，温性森林减少，草原面积扩大。距今3000年后本区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此段孢粉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优势，反映了当时气候温干。距今2800年以来，本区气候整体上处于大暖期后的波动降温阶段，降水量较前期减少。气候干冷使得西辽河地区的水热条件愈来愈不适合农业，这导致人们在经济上日益增加对干冷的草原环境有一定适应力的畜牧业和狩猎经济的依赖。这样，从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开始，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以畜牧业为主的时期。从距今约3000年至10世纪之前，我国的气候(主要指温湿度)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在燕北地区表现得更明显。从匈奴称雄北方广袤草原的秦汉时期开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均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生业，从事游牧经济，同时兼具少量农业。根据文献记载③，综合学界已有研究，我们大致可把辽代(公元916～1125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气候等自然环境状况概括如下:辽代前期(大致在公元10世纪)气候较温暖湿润，水系较发达，植被较好。《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和《辽史》等历史文献提供了不少信息。这在公元10世纪使辽的胡嶠所记中也有所反映。辽代后期(主要在11世纪)以后气候转向冷干，11世纪宋人使辽对此多有记载，宋人使辽语录和使辽诗多处提及辽地的寒冷气候和沙地景观。辽代前期，以暖湿气候为前提，加之辽王朝统治者的积极推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区的气候以低温干燥著称，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长期从事游牧经济，农业基本不见。到了清代，伴随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和蒙垦运动，西辽河地区迎来了第三次农业发展的高峰。由上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史前及历史时期经济形态的变动多以气候变迁为背景，这说明经济形态的演变与气候变迁有很大程度的关联。西辽河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其生态系统很容易因自然(特别是气候变迁)或人为因素的扰动而发生剧烈变化，从而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进而出现幅度较大的波动，并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很大影响。西辽河地区的生态脆弱性体现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土壤的脆弱在科尔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黄土丘陵地区很典型。科尔沁沙地属沙质土壤，腐殖质少、黏土含量较低，容易发生风蚀，干旱气候条件下尤为明显。史前和历史时期，科尔沁沙地曾有过多次扩张。伴随着沙地的扩张和收缩，其经济形态也经历了农耕和游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动。赤峰南部和东南部黄土丘陵地带的土壤非常脆弱。黄土土质疏松，湿陷性强，遇水后易溶蚀。这一地区植被稀疏，易发干旱、多风，加上过度耕作，都易导致水土流失。西辽河地区属干旱半干旱气候，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变率大，风沙天气多，蒸发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这易导致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储量减少，进而加剧水资源的匮乏。西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属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属沙质土壤，植被根系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极易发生退化。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导致其抗干扰能力较差，每遇重大气候变迁，其经济形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动。除了气候、自然环境变迁外，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动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特别是与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和政策选择也有关联。以历史时期为例，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辽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区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等，这些民族向来以游牧、渔猎为生，他们据有西辽河流域之后，自然会将其传统的经济文化扩及这里。辽代虽然农业经济也很发达，但其农业主要由汉人、渤海国人经营，辽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业。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们在这一地区长期从事游牧经济。统治者的政策选择也会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生业方式的结构与类型，辽清两代就是典型例证，在这两个时期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王朝的政策选择。

通过对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特征、历史演变及其成因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一般而言，环境决定生业，有什么样的自然富源，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业结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会尤其如此。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渔猎资源丰富多样，这就决定了渔猎经济在西辽河流域长期居有重要地位，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生业。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燕北西辽河很多地区是一个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动物活跃的地方，历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辽泽”等称谓，反映了这里植被和水系的发达。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其渔猎经济才经久不衰。西辽河流域拥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黄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与缓坡、河谷与河漫滩等，在适当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下，也适合发展旱作农业。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开始，这里就兴起了旱作农业，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长期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辽河流域很多地区，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点状的疏林草原、灌丛草原及山林草原等，这些地区在历史时期都曾成为北方民族从事游牧经济的乐园。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多样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从而造就了当地史前和历史时期多元“混合”的经济形态特征。

经济形态因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这也是环境决定生业的重要表现。由于燕北西辽河地区属草原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不稳定性或易变性，这使得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时期可能较中原黄河流域更突出，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压力也更大，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类不断调整其生业方式，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本地旱作农业的起源可能就是这样的机理。赵志军认为，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过渡性与脆弱性两大特点，生态环境的过渡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给人类选择食物种类的趋向造成一定压力，迫使人们将食物种类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在环境因素影响下，人类开始把目光转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来不适宜食用但却大量分布的动植物种类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对脆弱多变的环境有较强适应能力、籽粒细小但产量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这两种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们首选的旱地栽培作物。植物考古学为此提供了不少证据。进入全新世以后，本区气候波动剧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辽河地区曾发生过两次强降温事件，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景观带南移到燕山－努鲁尔虎山一线。这样大幅度的降温，肯定对这个地区古人类的生业模式产生过重大影响，迫使人类拓展生业途径。

环境与经济论文篇6

一、对会计目标模式的彤晌

会计目标是会计工作的基本服务方向，代表着社会各利益集团政治经济利益的基本要求。在会计模式系统中，会计目标模式处于最高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会计模式的基本框架和运行导向，甚至被一些学者作为不同会计模式的标志。

会计目标模式的构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必然受其文化环境尤其是价值趋向因素的制约。具有代表性的价值趋向主要有两种:一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奋斗、个人创造以至个人冒险的个人价值观;二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注重群体意识、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社会价值观。

在全面强调个人价值的国家和地区。会计侧重于将维护私人投资者的利益作为会计工作的基本方向，形成以投资人利益为导向的会计目标模式。美国是这种模式的突出代表。美国政府及社会公众都非常重视个人价值，认为个人价值是社会价值的基础，『有充分实现个人价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价值。这种文化观反映在会计目标上，认为保护私人投资者利益与维护全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而在大力倡导社会价值的国家或地区，会计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关心公众利益。由于社会利益实质上是通过国家利益体现的，这就必然形成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会计目标模式。我国社会公众看重集体主义精神，认为个人只是集体的一分子，个人价值也只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于社会价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个人价值开始受到重视，但传统的价值趋向并未改变。因此，从会计目标看仍然是以服务于国家利益为基本倾向。

二、对会计规范模式的彤巾

会计规范是会计人员开展会计工作应当遵循的行为标准，是指导会计行为朝着合法化、合理化和有效化方向发展的路标。对各种会计法规制度和职业道德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有机组合而形成的体系即为会计规范模式。会计规范展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特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会计法规制度的特征与文化价值趋向密切相关，越是强调集体主义和社会价值的国家，会计法规制度的统一性越强，强制力越大，持续时间越长。如法国的\\\会计总计划\\\、瑞典的宏观会计制度都具有指令性、统一性和强制性特征，我国的会计法规更是如此。相反，崇尚个人主义和个人价值的国家，则会计法规制度的灵活性越大，强制力越小，如美英等国的财务会计准则。只提供原则性指导，注重专业导向，，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提倡依赖会计人员的专业判断能力，很少具有强制性。

其二，会计法规制度的执行与\权力差距\大小密切相关。荷兰学者何斯德在其著名的文化模式中把\权力差距\\\作为衡量各国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准，认为权力差距越大的社会，其成员越是认同组织结构、纪律和社会秩序，对权力的不公平分布越能默认，服从性越强，主观判断能力越差。相反，权力差距越小的社会，其成员的服从性越差，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这种文化现象反映在会计法规制度的执行问题上，必然出现:权力差距大的国家，会计人员喜欢按部就班地执行法规制度，对法规制度的完整性和具体性要求较高。不善于进行专业判断和政策选择，因此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死搬教条，依样画葫芦。我国的情况就基本如此。而权距小的国家，会计人员则喜欢独立思考，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进行专业判断，灵活机动地理解和执行会计法规制度，对法规制度的灵活性及务实性要求较高。美英等国的情况大体如此，法国则截然相反。

三、对会计管理模式的彤晌

会计管理模式是指国家对全社会的会计工作和会计人员进行组织管理的方式，它是会计工作得以正常运行的组织保证。会计管理模式取决于国家经济管理模式，但文化环境同样具有影响作用。如同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美国和法国，会计管理模式却大相径庭，不能说与文化环境没有关系。在美国，会计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一种\协会模式\，民间性会计职业团体的管理权限很大，作用明显，会计行业的自律性较强，政府的管理作用极其有限。这与结构松散的美国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趋向、权力差距及思维方式等正好相符。法国的管理模式与我国类似，属于\政府模式\，即国家基本上控制了全国会计工作的管理权力，民间会计职业团体的管理作用极其微弱，其主要任务是解释国家的会计法规政策。这与法国比较注重集体主义、权力差距较大、强调社会组织程序、对不确定性问题和不明朗因素

比较敏感等文化特征密切相关。至于我国，从古到今都非常强调集权，包括会计人员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乐于接受来自政府的领导，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已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因此，我国的会计管理模式更为强烈地表现出政府特征。

四、对会计核算模式的彤呐

会计核算模式是对会计核算的依据标准、对象范围、程序方法等进行有机组合而形成的体系。其构成元素更多地表现为业务技术和方法，因此受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更多地取决于会计的自身运动规律。但如果因此否定文化环境的作用则是错误的。美国与法德等国比较，会计核算的保守程度为什么偏低?方法、技术、手段的更新为什么较快?为什么更强调实用性?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从美国社会的文化特征中找出合理的解释。众所周知，美国人对社会人生较为乐观豁达，标新立异、求真务实是大多数人的信念追求，重视现实、面向未来是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这种信念追求和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会计人员大胆创新的精神动力。加之会计规范的灵活性、会计管理行业的自律性，留给会计人员发挥个人才能的空间较大，客观上促使美国的会计核算模式偏向乐观，技术方法的发展更新较快，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因此更有利于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会计问题。而法德等国则相反。这说明社会文化越保守的国家，传统会计核算方法的市场越大。

五、对会计报告模式的彤晌

会计报告模式是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披露内容、传递方式以及使用对象等进行的综合描述。各国会计报告模式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计信息的公开化程度不同，二是会计信息的主要服务对象不同。两种区别的存在都与特定的文化环境有关。一般来讲，凡价值观趋向于个人主义，社会成员要求公平分配社会权力的欲望较强、对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回避较弱，能够直面现实、敢于迎接挑战的国家和地区，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要求较高，尤其是投资人和潜在投资者更加关注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会计报告较为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既全面又详细，并把满足投资人要求作为首选目标。如美国的会计报告模式，既以信息充分披露又以最大限度地服务私人投资者要求而闻名于世。相反，社会价值观念较重、权力差距较大、对不确定性因素反应较强、个人成就欲和决断能力较弱、思想比较保守的国家和地区，会计信息不仅公开化程度低，而且更倾向于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的需要。例如，法国、德国、瑞典等国的公司所披露的会计信息一般不超过法律和欧共体指令的最低要求，甚至提供一些经过加工、符合保密要求的会计信息，其透明度很难与美国相比。我国会计报告模式类似于法德等国，即公开化程度较低，强调会计信息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

六、对会计监审模式的彤响

会计监督模式是围绕会计监督的对象范围、组织机构、依据标准以及运作方式而建立的经济监控体系。按照国际惯例理解?企业内部的会计监督主要依靠内部审计机构，企业外部的会计监督主要依靠社会审计（民间审计)机构。因此，一个国家的会计监督模式是否

健全完善，基本上可以从该国审计业的发展状况考察，而审计业的发达程度与民族文化密切相关，尤其受到各民族观念意识的影响。

如果对中美两国的审计发展状况作一比较，将会迸一一步证明上述分析的正确性。在美国，不仅社会审计业发达，从事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的社会地位较高，其中介作用巨大，而且内部审计机构健全，制度完善，多数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由副总经理专门领导，或由董事会属下的审计委员会领导，这与美国社会对人性的怀疑不无关系。相比之下，我国对人之本性的传统看法是\人之初，性本善\，这种文化观随着历史的发展，虽然受到当代人的怀疑甚至批判，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痕迹依然存在，有时还十分明显，可以说它对我国审计业的发展有直接的阻碍作用。当前社会审计地位不高、活动范围狭窄、中介作用有限、内部审计不受重视、审计机构及其工作不能独立，无不与此有关。

七、对会计教育模式的彤晌

环境与经济论文篇7

【论文摘要】 基于生态效率指标分析江苏省1991年～2006年环境指标生态效率的发展趋势，应用人类环境影响方程的衍生公式，根据生态效率的历史趋势预测2015年江苏省可能的污染排放量，发现如果维持目前经济增长模式，到2015年江苏省可以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但是同期废水、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固废产出量也都将超过一倍。 【论文关键词】 生态效率 环境负荷 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其 经济发展模式总体上仍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实现“高增长”为目的的。在这种发展模式下，由于环境容量和资源供给有限，单位产品资源消耗量又过大，导致经济高速增长与环境污染加剧、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并对江苏省未来经济持续发展形成了越来越强的压力和制约。因此，江苏省必须最大限度提高资源和污染物排放的生产率，以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费和污染物排放。否则，将造成生产成本上升，直接影响江苏省经济竞争力。本文将从环境影响方程和目标情景法来分析，江苏省在现有的基础上，环境效率提高到什么程度，才能满足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且对环境的影响最小。 一、生态效率的定义 “生产态效率(eco－efficiency)”概念在1992年由“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WBCSD)首次提出，是“生态资源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经济指标与资源或环境指标的投入产出比.，强调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生态效率是将资源、经济和环境三个指标连接起来的，在最优秀的经济目标和最优秀的环境目标之间建立一种最佳的链接。 （1） 根据⑴式，可以进一步给出生态效率相关指标。在本文中，生态效率被作为生产率的一种测度。经济指标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变价）。环境指标使用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固废）产生量。由于废气排放量和固废产生量的数据缺乏，所以这里用 排放量和工业固废产生量近似替代。废水排放量、 排放量和工业固废产生量都是指未考虑末端处理的产生量。环境与经济指标时间序列数据选择能够反映江苏省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1990年～2006年，数据来自江苏省统计年鉴、江苏省环境质量公报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二、人类环境影响公式 人类环境影响公式即IPAT方程式： I＝P×A×T （2） 这里，I指环境负荷，可以具体指污染排放量;P指人口数量；A指人均GDP；T指单位GDP的环境负荷。 GDP= P×A （3） 如果以E表示生产率，由于E与T是倒数关系，G表示GDP。那么IPAT方程式可以表示为： I＝G／E（4） 这样根据式子(4)就可以进行污染排放方面的预测。 如果基准年的环境负荷为I0，GDP为G0，生产率为E0，过去一段时间的GDP年均增长率为g，生态效率率的年均增长率为e，假设未来一段时间GDP和生态效率年均增长率维持不变，那么要预测的第n年的GDP、生态效率和环境负荷分别为: （5） （6） （7） 三、江苏省经济发展和环境负荷分析 1.经济发展目标分析 对江苏省1991年～2006年GDP进行指数拟合，R2=0.957拟合程度高。获得的指数趋势预测方程： Gn=2268.68e0.147x 由该方程可算得江苏省在1991年～2006年期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5.85%。2010年的GDP为42993.8亿元，2015年的GDP为89704.45亿元。 1990年以来，江苏省经济连续1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从江苏省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达到15.85%。如果江苏省经济继续以这个速度发展，到2010年，江苏省2010年GDP将达到42993.8亿元（以1991年不变价格计算）。根据《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江苏经济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9000亿元左右，年均增长10%以上。到2015年江苏省的GDP将达到89704.45亿元。 2.环境负荷情景分析 运用IPAT方程式的派生方程：I＝G／E，根据江苏省2015年的 GDP预测值和各类环境指标生产率预测值，可以大体测算出江苏省2015年废水、SO2和工业固废的排放量。 情景1:当前模式 借助EXCEL和SPSS软件系统，对江苏省1991年～2006年废水、SO2和工业固废的排放生产率分别进行指数拟合，污染物排放量的产出率变化可用指数函数来反映，其中y为污染物排放量产出率，x为对应于污染物排放量产出率的时间，a、b为参数。产出率增长速度。 2006年江苏省废水排放量为51.50 亿吨，废水排放生产率E为408.41元/吨；SO2排放量为132.3万吨，SO2排放生产率E为158.98万元/吨；工业固废排放量为7195.00万吨，工业固废产生生产率E为29233.08元/吨。如果江苏省维持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2015年的SO2废水排放总量将是2006年的1.4倍。2015年的 排放总量将是2006年的1.27倍，2015年的工业固废产生总量将是2006年的1.5倍。 情景2:理想模式 实现环境负荷与GDP之间的“脱钩”（无论GDP怎样增长，环境负荷也不会上升），使废水、SO2和工业固废的排放量基本稳定，废水、SO2和工业固废的排放生产率就必须提高到GDP的增长速度，即每年达到15.85%。到2015年，废水排放生产率需要达到1535.18元/吨，SO2排放生产率需要达到597.59万元/吨，工业固废产生生产率需要达到109885.13元/吨。由于江苏省还处于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当中，要在2010年前大幅度地提高排放生产率恐怕是不现实的。 情境3:现实模式 对照当前模式和理想模式，江苏省2007年～2015年经济发展的适宜模式应是，经济继续保持历史增长趋势，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同时在未来几年大幅度地提高废水、SO2和工业固废的排放生产率，实现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3.8%，为2015年后减少环境负荷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2015年的废水排放生产率将变为1307.30元/吨，废水排放量为68.62亿吨。 在这种模式中，废水排放量有些增长，但随着经苏省经济实力增强，加大末端治理力度，仍有望提高水环境质量。SO2排放生产率实现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5.85%，2015年江苏省SO2排放总量将达到150.11万吨。工业固废产生生产率实现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3.5%，这样，2015年江苏省工业固废生产率和产生总量将达到91377.09元/吨和9816.95万吨。 四、结论 从上述结果可得，江苏省废水、二氧化硫和工业固废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分别为11.41％、12.87％和8.12％，都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15.85％。说明，随着GDP的高速增长，江苏省环境负荷会逐年上升，生态环境压力会越来越大。江苏省未来经济发展越快，其生态系统所面临的问题就会越严重。尤其是工业固废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差距比较大，表明将来江苏省工业固废产生量的增长速度会明显高于其它环境污染物。江苏省到2015年经济上可以实现预定的GDP战略目标，但导致环境损害的代价有可能是无法承受的。废水产生量将是2006年1.4倍，排放量还呈快速增长趋势。到2015年，二氧化硫排放量将是2006年1.27倍，空气污染治理压力巨大；固废产生量将是2006年的1.5倍，固废处理投入需求将需迅速增长。如果废水、SO2和工业固废的排放生产率增长速度都能提高到GDP的增长速度15.85%，环境负荷与GDP之间“脱钩”，污染物的排放量将会明显减少，到2015年，废水排放量从72.13亿吨降低到58.43亿吨。SO2和工业固废的排放量分别从168.44万吨和9816.95万吨减少到150.11万吨和8163.47万吨。如果江苏省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经济之路，快速提高生态效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才能降低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减轻环境压力，改善生态环境的质量，否则，目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将难以保持。 参考文献： Stephan Schmidheiny and the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anging Course: A global&n bsp;Business Perspective on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MIT Press， 1992.13～15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co-efficiency. OECD，1998. 7～11 诸大建邱寿丰:我国生态效率指标设计及其应用.科学管理研究，2007，(1):20～24 邱寿丰:循环经济规划的生态效率方法——上海为例:〔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同济大学，2007:120～12

环境与经济论文篇8

论文摘要：而亟待修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关键。环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问题。环境资源保护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环保法是多部门法发展的结果，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发展，不仅使其成为环境法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使其原理成为环保法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我国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随着我国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并且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开展，环境法治也显得尤为迫切，一方面使原本某些方面的立法空白凸显出来，另一方面也使得原本环境法体系中的一些内容因不适应当前的形势改。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 （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 2、我国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经济因素 人文社会因素 二、环保法体系的缺陷及原因 （一）、体系外部原因所带来的缺陷 （二）、体系内部原因所引起的缺陷 1、功能不协调。 2、有的子系统不符合技术合理性。 三、当今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研究的新思维 (一)全球意识 1、环境问题的全球化 2、环境问题的全球性行动 (二)政治意识 (三)风险意识 (四)生态意识 (五)系统意识 四、对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立法观念的转型与立法实践的加强 （二）执法与司法的改进 （三）加大法律监督力度 （四）加强公民环境意识与守法观念 （五）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五、环保法体系的建设完善 （一）、环境立法对完善环保法的前提作用 （二）、健全现有制度，协调体系内部的功能 1、从技术上完善现存的相关制度。 2、协调各制度的功能。 小结：环境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并非朝夕而就，并且，由于我国国情和环境问题成因的特殊性，因而从国外的治理环境举措中（相对于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多少可以值得借鉴的经验。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去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切实可行的法治化的道路。这应该说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过程，而泱泱大国，法治先行，时代赋予我们的法治保护环境的重任，我们也必将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 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关键。环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问题。环境资源保护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环保法是多部门法发展的结果，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发展，不仅使其成为环境法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使其原理成为环保法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我国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随着我国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并且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开展，环境法治也显得尤为迫切，一方面使原本某些方面的立法空白凸显出来，另一方面也使得原本环境法体系中的一些内容因不适应当前的形势而亟待修改。 近几年来，我们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不仅仅是社会发展某一环节问题，而是关系全局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法制建设逐步推进的今天，把环境保护纳入法治进程的轨道，以法治为主的综合治理，应该说是当前环境问题解决的最优方案。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 环境问题自古有之，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环境问题也不相同，依据历史时期的不同，我们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的环境问题，这主要是指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即由于过分开垦荒地，滥伐林木、过度放牧，掠夺捕捞等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水生生物资源日益减少，旱涝灾害频繁等等。另一种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它是指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农业变速发展和城市化，除了上述自然资源的破坏加剧外，正引起了“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和农药污染等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其污染的广度深度已大大超过了从前所引发的大量的“环境公害”事件（也称环境公众受害，指人们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社会性危害，包括环境破坏）。 （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 当前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发展到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性的重大社会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新的全球性和广域性环境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全球性广域性的环境污染；二是大面积的生态破坏；三是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 目前，发达国家当前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环境污染，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环境破坏，而在我国，则同时存在着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这两类环境问题，并且已十分严重，而且环境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势必对我国以后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 2、我国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经济因素 第一，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恶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这种解放刺激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对资源开发利用规模和各行业污染物排放量也会随之高速增加。然而，由于国民经济尚处在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转型时期，人们只关注于经济增长的数字，却往往忽略了其背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造成环境的极大破坏；我国近年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呈几何级数增长。 第二，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市场经济发展所追求的是高额利润，是相对少数人的利益，而环境保护则是多数人的利益，二者是对立状态，法律对这种显性冲突的社会关系，比较容易做出规范。而我国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利益的主体和环境利益的主体具有统一性。但近年来，我国农村环境恶化尤为明显，（二）体系内部原因所引起的缺陷 从环保法体系内部来看，作为体系组成部分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改变都会相应地改变环保法体系的内容和影响环 保法的执行。而且，从整体上看，我国现有环保法体系的结构还不完整，子系统不周全，导致系统功能不完善，使环境资源保护关系中的某些环节尚无适当的控制手段。 1、功能不协调。从实践上看，它表现为某一环境问题未被调整或进行了互相矛盾的调整，亦即有的环境法律系统间作用互相矛盾或存在空白点。初步看来，这有两个原因：⑴、系统结构不完整，某些应有的法律制度尚未确定。（ 这和立法的滞后性是有根本区别的）⑵、系统结构不合理，有的制度间未能很好地配合。如排无收费和水源利用政策及市政工程管理等方面就存在着配合不周的问题。 2、有的子系统不符合技术合理性。环境问题首先作为一个技术经济问题而存在，其产生原因是各类技术的不合理运用，最终解决也只能依靠技术进步。环保法要产生有效的作用，它本身必须合理，即：⑴、内容满足技术合理性。许多制度是环境保护领域内技术规范的发展，应符合环境科学的规律和要求。⑵、结构满足操作技术合理性。环保法是通过法律对社会进行调整控制的一种工具和方法，必须有适应的结构和程序保证操作上的合理性，使之符合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一般规律。4但是，目前我国环保法在这两方面或多或少存在某些问题，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共参与问题、现场检查制度问题、“三同时”制度问题，等等。总的看来，作为技术性很强的环保法，在我国并未体现出这一特点，而更多的是一般的原则制度的规定。 三、当今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研究的新思维 当今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在研究范围、目标、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人们进行新的思维，具有全球意识、政治意识、风险意识、生态意识和系统意识，才能适应当今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研究的需要和发展趋向。 (一)全球意识 1．环境问题的全球化 环境问题的出现是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联的，当今的许多重大的环境问题在时空上已经较长期地覆盖了整个人类地球。例如人口剧增，加剧了世界绝大部分不发达地区人民的贫困化、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各种人为的氯氟烃化合物的排放和积聚，造成臭氧层变薄和破坏，使地球上的生命遭受太阳紫外线辐射的损害。大量温室气体(CO2、CH4，N2O、CFC)的释放产生的温室效应，使全球气候变暖。这些都会给全球带来严重的威胁。因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全球性环境问题。 2．环境问题的全球性行动 环境问题是当前全球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无论是臭氧层破坏、气候变化、生物物种的锐减这样的全球性问题，还是发生在各国国内的一系列具体环境问题，都需要各国之间紧密合作。具有全球意识，才能找到解决的途径。 (二)政治意识 环境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首先是因为环境问题和国家的经济发展紧密相关。核心是环境与发展的矛盾，目前兴起的“环境外交”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各国政府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对全球环境问题所抱的观点、立场、态度和对策不尽一致，决定了它在国际舞台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目前环境问题政治化争论的焦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责任问题；2．发展权问题；3．资金问题；4．技术转让问题。 (三)风险意识 环境污染是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人类一方面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资源，创建文明社会；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实说明：一切人为活动可以给人类带来文明，同时也可能带来环境污染，最终给人类带来危害，只是污染和危害的表现需要经过一定时间和空间的量变和质变的过程而已。从辨证的观点来看，人们完全可以凭借人为的手段来控制或削减某种危害出现的可能性，使人为活动带来的危害尽可能小到社会可接受的水平，承担小的风险。因此借助目前科学成果，对人为活动的可能危害进行风险预测和计算，籍以比较，为决策提供依据成为可能。由此可见，风险意识是一种主动的、科学的、预测性的环境意识。 (四)生态意识 生态意识与“持续发展”关系密切，持续发展是当今经济发展活动中热门话题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只观生态学家R．T．T．福尔曼主张用“持续环境”代替“持续发展”，因为恒定的世界是不可能的，社会经济有发展和扩张的阶段，也有停滞和收缩的阶段，三者总是交替进行的。如果有持续的环境，那么从长远看，发 展也将是持续的，发展的持续性应该从生态和人类两个方面来检验。可见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对人类的未来有重要的意义。 (五)系统意识 当今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必须具有系统意识，所谓系统意识，即采用系统观点，系统理论和系统方法来处理环境问题。环境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是一个整体。比如臭氧层的破坏、大气中CO2含量增加引起气候异常等，这些环境问题表面看来原因各异，但都是相关联的。人类活动、诸如人口增长、资源开发、经济结构等都会对环境发生影响，因此在研究和解决环境问题时，必须全面考虑。采用系统学研究方法和手段，以生态学和地球化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主要依据，充分运用化学、生物学、地学、物理学、数学、医学、工程学以及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各种学科的知识，对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对其控制途径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 [NextPage] 四、对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立法观念的转型与立法实践的加强 我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二十多年来，法律的调整范畴基本上未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环境法在立法上升也未转型，依然是以环境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事实上，环境保护不仅包括对已有污染的治理，还包括对现有环境的保护。然而我国的立法长期忽略了这一方面，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自然资源保护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环境保护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执行的关于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和总称，即把环境保护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对于中央立法而言，就要本着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全面统筹兼顾的原则，遵循法制统一，确立环境管理体制，建立高效的组织机构即环境管理机构来承担指导和协调任务，通过立法明确有关机构的设置、分工、职责和权限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并进步确定有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违法责任，只有对违法者实施制裁，才能使受害人权利得到有效保护。目前，我国环境立法中对污染环境罪与国家环境立法主要是全国性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国家环境立法具有根本方向性与原则性，是全国人民的环境活动法则，是地方立法的依据，是环境立法的关键。如今，我们国家存在着规定污染防治规范多而生态资源保护措施少的缺陷，这应该是今后环境立法修改的重点。 地方环境立法是享有立法的地方权力机关和相应的地方行政机关制定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和规章法规，它是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的主要手段，又是贯彻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和管理本地环境保护事务的保证措施。地方环境立法必须坚强化环境管理，突出重点，兼顾其它的指导思想，坚持为环境管理服务，以环境保护工作的中心为环境保护 立法的重点，强化污染责任制原则。 （二）执法与司法的改进 我国环境保护一直强调以行政为主导，政府起到主导作用。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环保行政主导一直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目前，环保工作的重点是加大环境执法的力度，这使环境行政主导的特色更加鲜明，行政主导固然有其优势，如具有较高的效率，能适应我国生态环境复杂的特点，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它主要适用于污染防治，而对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则另当别论；其次，行政主导具有严格的隶属关系，很容易出现部门分割，条块分割，不能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造成体制上的混乱；再者，行政主导的方式降低了环境司法的地位和功能，也降低了环境执法的功能，使司法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要实现环境法治，必须改进执法与司法。但 是应当如何改进执法与司法呢？ 首先，污染防治要向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相融合的行政刑法方向发展，将现行大量的行政处罚上升为具有刑事责任性质的处罚，检察机关应积极参与其中。 其次，生态保育要逐步扩大民事保护的范围而缩小刑事责任的范围，这要取决于民法物权的完善，与取决于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正确处理以及大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等各种因素。 再次，建立起以检察院为主体的公益诉讼制度，检察院代表环境公害的受害者提起诉讼。现行环境侵权诉讼是由民法通则规定的，由于环境侵权的受害民众较广，在诉讼中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不利于共同诉讼人的共同求偿，而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能够克服此弊端，并且在当今我国公众法律意识普遍淡薄的情况下实施此举不失为良策。 最后，要正确理解和掌握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笔者认为，在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系统工程中，执法是末端环节，前面的问题不解决而仅靠末端一刀切，无异于以堵口子治洪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会激化矛盾，为环境法治的发展埋下隐患。 （三）加大法律监督力度 由于我国实行环境保护行政主导，权力相对集中，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因此法律监督尤为重要。“如果说法治在法律调整机制中是把法律规范、法律关系和实现义务的活动等法律现象聚合起来的重要手段，那么法律监督则是使法治在法律调态各个阶段得到有力保证的重要法律措施，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严格有力的法律监督，也就没有法治。”可见法律监督的真正价值不是在于形式，而是在于力度。 我国环境法律监督大体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舆论监督、各政党和社会团体组织的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司法监督等几类。权力机关的监督在近年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多次听取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工作报告，对如何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而且坚持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组织并一直坚持进行中华环保世纪行和环境执法大检查等活动。行政机关的监督以环境监理为核心，成立了专门的环境监理机构，旨在加强环境执法力度。各政党的社会团体组织的监督主要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但我国舆论监督制度程度很低，因而总体上作用很有限。司法监督主要是司法监督职有机关即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在环境监督领域这块基本上是空白。人民群众的监督主要再现为以环境评价制度等为内容的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首先取决于公众环境意识，其次取决于制度的保证，我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人民群众的监督基本上只具雏形，缺少操作性规范，力度亦很有限。 （四）加强公民环境意识与守法观念 这里，公民的环境意识与守法观念，不只是普法教育与司法权威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公民法律信仰的培养问题。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使民主与自由深入人心，法治现代化道路已达三百年之久，而中国由于长期封建统治思想根深蒂固，现代法律并非本土产物，对法律总持一种排斥态度，尤其是环保法，历史上只有破坏环境与自由，而无保护环境的传统。同时在公有制条件下，自然资源权比较抽象，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以来被处位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经济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由此，环保意识的深入人心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五）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水面资源等自然资源是构成环境的主要方面，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在我国这些财产所有权都属于国家或者集体的也就是共有制度，这种所有制在一定时期内使用权是所有权是相分离的，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使用人“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3）但使用人往往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逃避这种义务。当然，当前我国存在多种因素影响，但外部性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外部性是指行为人私人成本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一致或不一致的情况。外部 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行为人的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行为。由于此时行为人的贡献多而获益少，其产生的动力就会不足。相反，负外部性就会导致个人的收益大于社会收益，而导致将成本的转嫁社会或他人，例如通过损人利已或损公肥私等手段。 正因为这种外部性对行为人的影响。实际中行为人往往会置社会利益于不顾而追求个人利益。例如我国为了保护环境而实行的“退耕还林”政策与“封山育林政策”这显然会减少农民与林木工人的收入，而政府却没有有效的措施去补偿他们的损失。所以，许多地方盗伐、乱伐现象就屡禁不止。 但是，如给与私人更长的承包期，“私人的物品往往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4）从这种观点出发，中国人往往有珍惜自己财产的传统，相信人们会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做到最大的保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政府再加以宏观调控，效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改革我国目前的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模式就是很值得思考了。 五、环保法体系的建设完善 （一）环境立法对完善环保法的前提作用 这里所讲的立法，仅包括制定新的法律规范。没有环境立法，就没有环保法体系，环境司法更无从谈起。因此，完善环境立法是完善环保法体系的一个前提条件。而“立法的发动、进度及内容未必单纯是事理与民意的结果，而会因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静态结构和动态发展而有不同的演变。”（5）目前，尽管环境立法领域空前活跃，但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看，还未能完全跟上。因此，加强环境立法，完善环保法体系，促进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止污染和破坏，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鉴于环境问题的四项特色即科技关联、利益冲突、隔代平衡、国际关联，（6）当前加强环境立法，完善我国环保法体系，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⑴、环境立法要突出自然规律。环境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因此，环境立法要突出自然生态规律的要求与发展。⑵、环境立法要充分体现经济规律。环境问题使经济发展的产物，各国实践证明，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在环境立法时，要充分体现经济规律的要求，以环境保护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用法律来教育人们提高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辩证关系的认识，以环保来促进经济的发展。⑶、环境立法要体现“地球一体”的观点。在国际关联的特色之下，环境行政容易衍生外交、国防及国际势力介入等现象，造成环境问题的复杂化。（7）故环境立法应从整体角度考虑环境问题，把我国的环境问题纳入世界环境问题 的范围内进行考虑。 此外，在立法的进程中，应见贤思齐，认真学习环保先进国家的制度和经验，并可以有条件地援用欧美、日本等国环境法律所通用的管制手段，以便及时、高效地解决环境问题。 （二）健全现有制度，协调体系内部的功能 1、从技术上完善现存的相关制度。这是改善环保法体系的重要措施。首先，应加大处罚力度。可适当引用不同程度的刑罚，但应认识到环境问题多元因应的执行手段中，刑罚只是其中的一种，且适用刑罚不得背离环境问题的特质与刑罚最后手段的定位。其次，应加强科技在解决环境问题的作用，事实上科技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建议在现行环保法体系的基本原则中加入“科技促进”一项，以彰显科技的重要性。再次，“公共参与”这一原则在立法中虽得到体现，但在现实的决策运行中，却往往抛开公共力量而自行决策，或多或少地损害了公共的利益。故有必要将公共参与落实到实处，如通过听证、质询、述职等途径将之制度化。但同时也应注意不宜一味主张多参与，而应在参与 的时机、范围、方式与效力上，妥为规划，并由整体的角度出发，健全相应辅助措施，以免造成公共参与的错置。 2、协调各制度的功能。各制度的协调依赖于其内容衔接和控制手段的协调，即⑴、内容衔接，不留任何空白点，控制环境行为的各主要方面和环节。⑵、内容协同，功能协调，制度间不应有矛盾点。这是由环保法体系内部各组成部分具有共同目的性所决定了的。 显然，当前形势下，要完善我国的环保法体系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必须加快法制建设的进程，以求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 〖

环境与经济论文篇9

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过去的15年中，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0.1%，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然而，我国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忽视环境保护，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解决我国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造成的后果，政府责任重大。

1.我国生态环境严峻形势必须改变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环境恶化。一些地方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结果，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五分之一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时期是加强环境保护、改善环境状况的关键时期。“*”规划明确提出了今后五年环境保护的主要目标：到2010年，在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使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这些目标，体现了防治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国家长远利益的要求，政府必须下定决心确保完成。

2.经济增长的高环境成本必须降低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土地退化”等现象。许多地方生态脆弱，环境承载力降低。2006年我国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报告指出：仅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约为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同时每年还需另外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可见，如果再不重视保护环境，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会更高，政府必须下决心改善生态环境。

二、政府统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税收手段

保护生态环境，政府要遵循经济规律，针对不同的经济活动主体，灵活运用财政税收手段，提高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性。

1.财政税收手段引导绿色消费保护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在消费环节要大力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政府通过制定财税政策，鼓励使用、消费环境标识志产品、环境认证产品、能效标识产品、节能节水认证产品、绿色标志食品和有机标志食品，有利于消费环节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政府机构实行绿色采购、消费者选择绿色消费，全社会自觉抵制非环保产品的消费，增加对环保产品的需求，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1)财政资金转向绿色采购

形成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政府财政资金要优先购买对环境有利的绿色产品，形成政府绿色采购。政府绿色采购就是在政府采购中选择那些符合国家绿色认证标准的产品和服务。政府采购的绿色标准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技术标准，而且要按照产品生命周期标准使产品从设计、开发、生产、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再利用到废弃的全过程均符合环保要求。政府所购物品：电话、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车辆等办公用品，都必须达到特定的环保标准，符合国家绿色认证标准。这有利于带动企业生产绿色环保产品，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实施政府绿色采购，必需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政府绿色采购标准、清单和指南。2006年11月我国公布了第一份政府采购“绿色清单”。它涉及汽车、打印机、彩电、板材、家具等14个行业获得中国环保标志认证的上百种产品的采购清单。它规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在用财政资金实施政府采购时须优先选择“绿色产品”，不按规定采购的单位，财政部门可以拒付采购资金。

（2)税收政策促进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避免环境污染。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节约资源和能源。消费者作为绿色消费的主体，进行绿色消费还存在一些障碍，还需政府出台财税加以引导。

①减少税收鼓励购买环保产品

环境标志是一种标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标签，它表明该产品不仅质量合格，而且在生产、使用和处理处置过程中符合特定的环境保护要求。实施环境标志认证，实质上是对产品从设计、生产、使用到废弃处理处置，乃至回收再利用的全过程的环境行为进行控制。它由国家指定的机构或民间组织依据环境产品标准及有关规定，对产品的环境性能及生产过程进行确认，并以标志图形的形式告知消费者哪些产品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更为有利。

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环境标志产品受到重视，消费者更注重购买环保产品。但是有很多不法厂商，擅自在产品包装上印刷环保认证标志，消费者难辨真假。本来，发放环境标志的最终目的是保护环境，一方面通过环境标志告诉消费者哪些产品有益于环境，并引导消费者购买、使用这类产品；另一方面通过消费者的选择，引导企业生产对环境有益的产品。但是市场上假冒的环境标志产品，产品质量低劣，成本低、价格低，不利于消费者对真环保产品的购买。

鼓励绿色消费，政府不仅要加大对假冒环境标志产品的打击力度，而且要对获中国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减免税收。通过减免税收，增加其竞争优势。目前我国共有近200家企业，40多个大类，500多种产品获得了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对这些产品减免税收，降低其生产成本，增加其降价空间，使其在价格上处于有利地位。不仅能鼓励消费者购买绿色环境认证产品，而且能鼓励生产者生产绿色环保产品。

②消费税限制购买非环保产品

促进绿色消费，减少对非环保产品的消费，必须完善消费税制度。去年4月1日，我国对木质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大排量轿车提高了消费税，限制对其消费。还有许多产品，消费者看不出它对环境的危害，然而，生产中对环境危害巨大。例如，消费者在购买黄金首饰时，很少知道它对环境的危害。黄金生产中的氰、砷、汞、浮选药剂、悬浮物、重金属，腐蚀性气体、粉尘、尾渣、废石及放射性物质，对环境危害极大，尤其是汞和氰，严重污染空气和水。对这类生产中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政府应提高消费税，限制百姓对它的消费。

2.财政税收手段引导绿色生产保护环境

改善生态环境，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推行绿色生产。企业是绿色生产的主体，政府要制定财税政策对企业加以引导。

（1)财政资金支持企业绿色生产

从源头上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就要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一方面，强化从源头防止污染，坚决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现状，就要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清洁生产的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就要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提高环境保护的水平。鼓励企业在环境保护关键技术、环保相关技术、共性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切实提高我国环境保护的科技含量；鼓励企业发展环保装备制造业、参与污染治理和环保产业发展，政府财政资金都要予以支持。

①财政资金支持绿色发电

国家环保局公布，去年上半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增长4.2%，大大高于“*”规划环境目标所要求的每半年降低1%的目标。2006年11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了《OECD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报告》：单位GDP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以1000美元GDP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计，中国2.9公斤，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为1.1公斤。我国煤炭消费高速增长，导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大幅度增加。燃煤电厂又是二氧化硫排放的主要来源，而燃煤电厂脱硫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控制二氧化硫污染的问题，一方面，加快现有燃煤电厂脱硫设施建设，推进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二氧化硫综合治理；另一方面，必须从源头上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财政资金要支持绿色发电。政府财政资金重点支持企业使用大型高效清洁发电装备、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财政资金投向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绿色发电项目。

②财政资金支持绿色交通

环境与经济论文篇10

经济、能源消耗及环境现状

近几年来，江苏省经济发展速度相当快。江苏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和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全省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在增长，但是江苏省的增长速度普遍比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从1990～1993年，江苏省的GDP增长率每年都在上升，到1993年达到最大值，其具体值为22.02%。1993年后，其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总的来说，其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大的，均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的消费量也是相当大的，江苏省的能源消费量逐年递增，并呈加快趋势。1999年，江苏省的能源消费总量是5960.14万吨标准煤，而到2007年则快速增长到18031.67万吨标准煤，是1999年的三倍多。同时，电力的消费量也在增加，其年增长率变化较大，最大已达22.1%。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各种能源的消耗量也将不断增加。但是，由于江苏省自身产能水平极低，供需缺口很大。而且，由于电力供应不足，江苏省在过去几年普遍出现了拉闸限电的现象，许多企业被迫调整厂休，避峰让电，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苏经济的发展。因此，能否很好地解决能源供需矛盾，将成为影响江苏省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健康发展的关键。

在环境污染方面，这里主要分析工业废水的排放情况。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从总体上来说也在不断增加。1996年排放量最低，为85481万吨，2007年则上升为192426万吨，这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却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这与可持续发展思想是相违背的。

能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虽然社会能源的种类很多，但是一个经济系统中的各种能源投入，其初始状态通常是煤、石油、天然气及水电四种能源。而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噪声与振动危害及其他。本文仅以全省工业废水排放量（FS）表征环境污染程度。并以能源消费量（NY）和废水排放量为自变量，全省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建立如下计量模型进行研究：

Y=β0+β1X1+β2X2+μ

其中，Y、X1、X2分别表示GDP、NY、FS，μ为随机项。

本部分收集了江苏省1990～2007年的全省生产总值（人民币亿元）、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等有关数据。所选数据全部源于1997～2008年各年的《江苏统计年鉴》。由于从年鉴上得到的全省生产总值是按当年实际价格计算的，各年的数据不具可比性，因此本文用以1985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其进行修正，以便使所得结果比较客观准确。

根据以上建立的模型，对所收集的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3.0进行线性回归，根据回归结果，建立了如下回归方程：

Y=-554.7009+0.307044X1+0.001697X2

(-13.29282)(52.36129)(3.287607)

R2=0.998840，F=5594.677

统计学检验、计量检验。从回归结果看，拟合优度R2接近于1，解释了总离差的99.884%。同时，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的参数估计都通过了t检验，F值也大于其临界值，这说明回归方程的总体显著性水平较高，拟合得很好，而且变量电力消耗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线性关系。此外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自相关及异方差。因此，回归方程是总体线性显著的，它能正确地反映能源、环境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意义分析。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β1为0.307044，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能源投入的增加，江苏省的生产总值将不断增加。能源多消耗1万吨标准煤，全省的生产总值将增加0.307044亿元，这种正向的相关关系与实际也是相符的。能源是一国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没有能源的提供与利用就不会有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更谈不上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江苏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的供应。然而，由于江苏省“无油、缺煤、少电”，资源匮乏，95%以上消耗的能源都要从省外调入。因此，江苏省不适合发展高能耗项目的产业模式，需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另外，β2为0.001697，说明江苏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说,江苏省经济的增长是以牺牲环境、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在我国，普遍采用GDP或GDP的增长率来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成就，用产值和经济增长率对各级政府的政绩进行考核，这就导致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不惜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由此所产生的恶果也最终将对经济产生“报复”。因为环境污染的加剧，又不断会拉大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支出。

同时，运用Eviews软件计算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矩阵，得出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为0.79059。这说明能源的高消耗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改善环境，就要从减少能源的消耗入手，不断提高能源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综上所述，江苏经济的增长是以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同时江苏省资源不太丰富，不断拉大的供需缺口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环境污染最终也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是一种极不和谐的经济增长方式。能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一）优化江苏省的产业结构

推进产业优化升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调整轻重工业的比重，大力发展轻工业，向结构轻型化发展。限制高耗能、高耗材、高耗水行业的发展。必须建立标准化的定量技术指标，在水泥、钢铁等行业，坚决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技术、设备和产品。从而促进能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优化江苏省的能源结构

首先要加快江苏省的电源电网建设，并大力推行电力需求侧管理，以缓解电力供需矛盾。其次要积极开发水电，利用江苏抽水蓄能的丰富资源，重点考虑建设一批调峰能力强的中型水电和抽水蓄能电站。再次要优化发展煤电，推行高效洁净燃烧技术和提高技术设备水平，以提高煤炭等一次能源的使用效率。最后要利用江苏省具有引进天然气港口和良好住址的条件，大力发展天然气，并加快对风电、潮汐发电等适合江苏省情的新能源项目的建设。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降低环境污染。

（三）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式流程，从而使物质和能源能够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循环经济在环境保护上表现为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并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耗等融为一体。同时，循环经济还能拉长生产链，推动环保产业和其他新型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发展。此外，循环经济在不同层面上将生产和消费有机地联系起来。因此，发展循环经济符合江苏省的省情，我们要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消耗型向循环型、投资推动型向创新推动型经济转变，实现江苏经济向高级化发展。

（四）完善绿色GDP指标体系

江苏省作为全国“绿色GDP”核算的试点之一，首次也是全国首家向社会公开通报了全省生态公益林的建设与监测效益。但是，江苏试点的并不代表全面计算完整意义上的绿色GDP，最多只能称之为“浅绿色”GDP。而且在已有的工作中还有很多不足，如现有核算只是对当年流量的核算，对历史造成的污染治理成本如何估价，悬而未决；污染损失的口径范围也没有明确等。因此，要不断着力于提高全民，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对绿色GDP的认识观念，提高绿色核算技术，构建科学完整的环境资源统计指标体系，并制定出与绿色GDP核算相关的法律制度，以摸索并完善绿色GDP核算体系。

参考文献：

环境与经济论文篇11

根据联合国在《环境会计和财务报告的立场公告》中的定义，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采取措施的成本。其有如下特点:（l）环境成本的大小与行业、企业的生产工艺和生产规模有关。对环境污染、破坏越严重的行业，环境成本支出就越大，如化工、造纸、矿山等行业的环境成本比其他行业的要大；先进的生产工艺比落后的生产工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要小，生产工艺落后，副产品无法回收利用，能耗过大，环境破坏严重，如土法冶炼、手工作坊等；同一生产工艺条件下，生产规模越大，形成的有害品就越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就越大，使环境成本支出加大。（2）费用发生额有不断上升趋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环境的破坏对人类生存形成的巨大危害，所以公众对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不断提高，政府将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方面的力度，使得企业用于环境方面的费用支出呈不断上升趋势。（3）费用的发生具有突发性或一次性。环境费用支出不像燃料动力、原材料及其他各项费用那样经常性地在生产过程中发生，而是突发性或一次性地发生，常常以时点指标形式出现，如一次性投资建设环保设施，因违反环境法律、法规被罚款的支出等。从目前企业的环境活动来看，环境成本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环境管理费用，即企业环境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经费支出及其他环境管理费用；环境监测支出，主要包括环境监测的仪器使用等相关费用及人员的支出；排污收费，即政府对正常排污和超标排污征收的排污费，对生产或使用可能对环境造成损害的产品和劳务征收的专项治理费用；超标排放或污染事故罚款及对污染造成他人人身和经济损害的赔款；污染现场的清理和恢复支出；矿井填埋及矿山占用土地复垦复田支出；污染严重限期治理的停工损失；使用新型替代材料的增支；现有资产价值的减损损失；计提预计将要发生的污染清理支出；政府对使用可能造成污染的商品或包装物所收的押金；降低污染和改善环境的研究与开发支出；为了进行清洁生产和申请绿色标志而发生的费用；对现有机器设备及其他固定资产进行改造，购置污染治理设备的支出；政府和民间为集中治理污染而建造污染物处理机构的支出等。对于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当前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负相关。1998年Stanwick通过对多个行业共120多家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收益率与企业的排污量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负相关。从短期看，环境成本内部化必然导致企业增加环境成本，企业在提高环境绩效的同时，必然会降低经济效益，进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也就是说国家在实现社会环境保护目标的过程中，必然会损害企业的经济目标，企业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二者之间是负相关。其二，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正相关。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1991)认为企业的经济效率与竞争优势不是依赖于固定约束下的最优化行为，而是依赖于变动约束条件下的改进和创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新补偿理论。创新补偿理论的基本内容是：政府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指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性环境规制）可以激发企业创新，从而可以部分或全部地补偿企业环境管理成木，甚至可以因此比不受环境约束的企业更具竞争力。因为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规制下，排污行为与企业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企业因而会更加慎重地进行环境管理决策，更理性地处置环境管理成木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并选择可以降低环境管理成木和提高效益的新技术和新工艺。同时企业还将对传统的生产方式进行改革，选择更具竞争优势的清洁生产方式，将废弃物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这不仅会减少企业对环境的污染，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还可以使企业环境管理成本得到补偿。另外，波特还认为，随着国际上对环境保护力度强化，世界市场需求正转向环境友好产品的生产，当一国的环境规制能正确反映国际环保趋势时，该国企业就可以从率先实行的规制中获得竞争优势。如德国较旱实行了循环经济的法规政策，制定了产品的再循环标准，使得德国企业在开发包装度较低的产品方具有先动优势，率先占领了国际市场，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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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有关学术动态及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80 年代末，可持续发展理论开始提出，但至今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制约因素研究仅局限于宏观的认识，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污染物破坏问题、经济技术水平问题等。而对区域经济的环境制约因素，特别是一些微观内在因素研究甚少。作者拟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点上加以探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制约因素，并提出一些措施和对策。

三、论文写作提纳

前言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背景、研究的意义、目的、基本技术路线。

一、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制约

（一）环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基础；

（二）区域经济发展对环境产生反作用；

（三）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才能相得益彰。

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制约因素

（一）失衡增长导致环境制约区域经济发展；

（二）区位资源的不平衡制约区域经济发展；

（三）现有环境管理体制与国际不配套制约环境经济发展。

三、对策研究

（一）中国区域开发管理体制必须创新；

（二）适时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

（三）制定完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政策。

四、论文工作计划

2001 年 3 月至 4 月 完成论文初稿并请导师修改，完成论文二稿并请导师修改；

2001 年 5 月至 6 月 论文定稿与答辩

五、参考文献

1 ．张敦富主编，《区域经济学原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0 年，北京

2 ．李京文主编，《中国区域经济教程》，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南京

3 ．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实证研究——结构转变与发展战略》，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9 年，北京。

4 ．叶裕民，《中国区域开发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0 年，北京。

5 ．宋璇涛，《寻求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年，北京。

6 ．李京文主编，《 21 世纪中国经济大趋势》，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年，沈阳。

7 ．汤爱民，《大整合》，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年，北京。

8 ．顾介康、储东涛主编，《江苏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与规律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南京。

9 ．薛志平、刘波，《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理念卷），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 2000 年，香港。

10 ．吴兴鹏、董剑南、谢玉平，《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实践卷），香港大学报社出版公司 2000 年，香港。

11 ．国家环境保护局译，《选择还是放弃——荷兰国家环境政策计划》，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5 年，北京。

12 ．厉以宁、章铮，《环境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5 年，北京。

13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编，《西方经济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广州。

14 ．陈耀邦，《可持续发展战略读本》，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8 年，北京。

15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等 6 部门，《江苏省人口资源、环境研究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5 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