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生态保护论文篇1

1.1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到上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一般来说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可持续发展体系中的核心。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在鼓励经济增长以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

1.2环境、环境保护的含义

关于环境的概念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定义,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是人类目前赖以生存、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即阳光、温度、气候、地磁、空气、水、岩石、土壤、动植物、微生物以及地壳等自然因素的总和,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自然形成的物质、能源和现象的总和。环境保护,就是指采取行政、经济、科学技术、宣传教育和法律多方面的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人类在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或者使环境向不稳定和无序的方向运动,特别不能使生命支持系统遭到继续破坏而使生命之网瓦解。

1.3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又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影响人民真正享受发展成果的重要因素和关键问题。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改善和提高,不仅要实现经济上的富裕,更要实现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不仅要保障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更要保障人们能够健康生活、长远发展;不仅要维护公众在个人物质财富上的合法权利,更要维护他们依法享有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权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国家。由此可见,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保护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所以国家保护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避免脆弱的生态系统;发展森林和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积极参加保护全球环境生态方面的国际合作,努力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从而逐步使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发展相互协调。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最为突出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温室效应、由于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引起的酸雨危害、由于大量使用氟利昂所造成的大气臭氧层破坏等。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水平按照人口平均量计算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更严重。空气污染如此,其他方面也类似。另外,发达国家需要采取行动,控制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不再被允许出口的有害物质和不安全技术。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知自己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责任。中国在发展中,对自身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种种资源、环境、问题的困扰,和对因地球生态环境恶化而引起的各种环境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将以/全球伙伴0的精神参与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认真履行中国加入的全球环境与发展方面的各项公约,不懈地致力于中国所应承担的义务。为此,中国政府将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以更积极、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参与保护地球环境及追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都由四个要素决定:一是环境,即自然界的光照、空气、水分、土壤等;二是生产者,即植物,它从大气中吸取二氧化碳,从土壤中吸取水分和矿物质,经过光合作用使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和生物能,从而使无机物变为有机物;三是消费者,即动物和人,保证种群、环境以及社会平衡运行;四是分解者,即微生物,它把植物、动物残骸和排泄物分解为简单的物质或元素,重新进入环境。所以,要实现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就要求保持人类生态系统网络中各个生态因子之间的协同与平衡,要求物质和能量及信息的输出与输入,既在数量上相对接近,又在质量上促进生态系统的适应和演变进化。只有这样,才可以通过协同机制,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持续稳定的状态中。总之,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好了,不但会为发展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也会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经济要发展,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建设必须先行,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既是环境保护的中心环节,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森林、草场等自然生态系统,是当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绿色大开发是以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为主并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不能出现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违背自然规律,盲目营造当地不宜的经济林的现象。森林建成后的开发也要予以必要的限制。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参考文献:

[1]谢志强.企业污染控制与绿色经营实务全书(第4卷)[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

[2]王祥荣.生态与环境: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调控新论[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3]刘思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创新[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

[4]钱易,唐孝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环境与生态保护论文篇2

1、马营河流域生态环境状况

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马营河流域发源于祁连山北麓的冷龙岭，是黑河和石羊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也是黑河干流东部最大的一条支流，流域总面积2347平方公里，总人口16.59万，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具有日照充足，干燥少雨的特点。区内年平均气温5.9度，年平均降水量195毫米，年平均蒸发量1695—2246毫米，具有降水量少而蒸发量大的显著特征。流域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为9398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不足600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值，流域内地表水和地下水经多次转化和重复利用，水的重复利用率高达144%，余水下行至张掖汇入黑河。

马营河灌区是山丹县唯一的大型灌区，控制灌溉面积32.42万亩，是河西走廊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灌区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掠夺式粗放经营的短期行为也导致了人们对该流域生态的严重破坏，特别是山丹军马场，逐年开荒种地，破坏草原植被，与民争食，逐步蚕食包围水源涵养带，目前已扩展到了祁连山脚下，耕地面积已由80年代的30万亩，增加到现在的40万亩，造成土壤严重沙化。据掌握，仅该地沙暴天气发生率就由70年代的每年5次增加到现在的每年24次，昔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已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由于水域、植被的严重破坏，逐渐引发了气候演变——少雨、高温、多沙暴天气逐年增多。据统计，灌区泉眼湖泊由70年代的3511眼萎缩到目前的125眼，泉水溢出流量由70年代的1.8立米/秒，减少到了目前的0.8立米/秒，导致部分湖泊干涸、地下水位下降、林木枯亡；李桥水库年拦蓄水量由80年代初的5500多万立米减少到现在的3800万立米，减少了1000多万立米；祁店水库从1996年开始就无径流调节，只是为了维系1.37万东乐人民的生命，每年从李桥水库调剂300万立方米用于生计。

整个流域自下而上呈现出“沙化区向农业区推进，农业区向牧业区推进，牧业区向林草区推进，雪线向主峰推进”的生态恶化趋势，而且还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成为影响灌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生态环境已越来越制约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支流生态环境的恶化必将威胁到黑河干流的生态环境。因此，马营河支流应与黑河干流的利用与保护同等重要，若支流开发利用程度过高，可能会破坏水文循环，也不能达到黑河流域乃至河西内陆河流域综合治理目标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2、流域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马营河属黑河水系，是山丹县境内最大的一条内陆河，河道全长176公里，综贯山丹县全境，水资源总量9398万立米，而流域国民经济各部门现状需水总量为10900万立米，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量严重超越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传统水利的观念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大水漫灌、串灌、明浇夜退的灌水陋习长期束缚着灌水方式的革命性突破和超越发展。以李桥水库为界，上下游在经济结构、用水习惯等方面差异极大，用水矛盾也很尖锐，上游水的浪费大的惊人，只有40%的水资源能得到有效利用。

其二，马营河流域内河床下切，水利设施基础掏空，上下游左右岸水土流失区林分结构不合理，坡地径流的汇集，缺乏工程措施、植物措施的有效拦截，入河泥沙大量增加，加快了水库淤积，至目前李桥水库已淤积泥沙300万立米，严重影响到了水库的安全运行。

其三，水利工程建设滞后，流域水库上游缺乏控制性枢纽调蓄工程，工程配套差，渠系渗漏严重，有些村社仍然沿用土渠或天然河道输水，使大量水被渗漏、蒸发掉了，水量损失较大。

其四，农牧业结构不合理，粮经比例失调，高耗水作物和高耗水企业使水资源总量不足，打破了原有的水生态平衡，经济社会发展未充分考虑水资源条件，农村人口的迅速膨胀，新的城市消费群体对给水需求的增加，导致政府和职能部门在协调生产生活用水的同时，忽视了生态用水，挤占了生态用水。山丹县解放初期有人口5.74万人，到现在已增加到20.21万人，增加了14.47万人，增长252%；而由于流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属极强型气候，干旱少雨，水资源先天不足，从50—60年代政府号召农民开荒种地，到80年代至今的改革开放又使得到致富机会的农民更加过度地开垦草地、坡地，上游耕地面积越来越大，下游保灌面积却越来越小，东乐乡6.0万亩土地沙化，人均耕地不足0.5亩，昔日绿洲面临沙化的危机。以牺牲下游的生态系统来换取上游的生存和发展，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

其五，河川径流逐年减少，地下水补给量也相应减少；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一些湖泊、湿地消失，使下游地下水位下降最大达19米，井深发展到250米。祁家店水库出现库水倒灌现象，不得不从2000年开始把调水以来每年3月1日开始的轮期推迟为4月15日以后，以减少库水倒灌，保证下游的灌溉。

因此，不论是水资源的的浪费，水环境的恶化，还是区域人口、数量、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都远远超出了现有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二、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途径

面对不堪重负的水资源，面对有限的供水能力及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按照“有序有偿，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的办法通过建设水市场来保护和重新合理配置现有的水资源，节约用水，量水发展，以供定需，增强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

三、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

1、通过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节水运动，张贴节水标志和节水标语，增强人们的节水意识。

2、树立上下游、左右岸、全流域一盘棋思想，密切配合，团结治水，共同发展。

3、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病在下游，根在中上游，要坚决在上中游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禁止陡坡开荒，湖泉打井，先保护，后利用，再配置。

4、流域内打井要建立监理制度，合理布井，制定取水标准，改进水量计量手段，用价格杠杆调节用水量，防止过量开采地下水。

5、通过灌区改造，加大上中游节水工程的比重和力度，特别是上三坝灌区要搞好渠系配套，渠道防渗，配备量水设施，计量收费，节约用水，把节约的水量用在下游农田保灌和生态用水上，逐步增加科技对水利的贡献。

6、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压夏扩秋，压缩高耗水作物面积，减轻夏灌压力，减少水事纠纷，促进社会稳定。

7、在马营河河床沿岸、沿坡种草种树，营造绿色走廊，改善植被，恢复生态。

环境与生态保护论文篇3

1．1广植林木，绿化美化寺院环境

寺院是佛教僧徒潜心修行的空间和场所，也是佛教徒从真正意义上践行"无住涅槃"最高理想，创建"人间净土"的范本。因此，敦煌地区佛教寺院的僧徒极为重视寺院及其周围林木的种植和管护，使得地处荒漠化地区常年受风沙侵扰的佛教寺院环境得到绿化和美化，在一定程度上为敦煌绿洲生态环境的改善做出了积极贡献。据《高僧传•宋上定林寺昙摩蜜多传》载:"(蜜多)遂度流沙，进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沼，极为严净。"又《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载:"面伍斗伍升，窟上大众栽树子食用。"这里所说的"窟"即指著名的莫高窟，窟前有宕谷。宕谷环境优美，宛如人间仙境一般。如《翟家碑》、描绘道:"(宕谷)溪聚道树，遍金地而森林;涧澄河［泛］，涟浞而流演。"《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云:"碧涧清流，森林道树。榆杨庆设，斋会无遮。"除莫高窟外，敦煌当地其它寺院的园囿中也广植林木，这从敦煌文书有关寺庙帐目的记载中就可窥见一斑。如净土寺:P．2049V载:"面壹斗伍胜，园中栽树众僧斋用。"报恩寺载:"面壹斗，园中栽树子日众僧食用。"、载:"面伍升，桃园栽树子日僧食用。"载:"右崇圣一奉大众驱使……虽然自寸栽种园林，犹若青云护，果物每供，僧众不悯……"当地其它不知名的寺院园囿更是多不胜数。此外，敦煌佛教僧徒在寺院周围也植有大片林木，并悉心加以保护。如《敦煌录》中就提到:"郡城西北一里有寺，古林荫森。"又《右军卫十将使孔公浮图功德铭并序》、载:"树仙果百株，建浮图一所辉浮孟敏之津，影曜神农之水，门开慧日，窗豁慈云，清风鸣金铎之音，白鹤沐玉豪之舞，林花散地，茂叶芬空。"据考证此寺位于孟授渠和神农渠之间，由于水源丰沛，故林木生长茂盛，环境清净优美。

1．2爱惜动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

佛教提倡以慈悲为怀，慈悲行为的对象包括人类在内的每一个生命个体。珍惜和爱护自然界的一切动植物，对保护敦煌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不杀生"是佛教保护动物的重要内容，《律戒本疏》云:"知水有虫取用犯堕。"又"故夺畜生命，上以虫水浇草上。一以虫水自用，诚无慈恻，而意不为害。此则迦留陀夷(桥)慢显能故夺鸟命也。若自若教他若遣使，是三种杀，彼命断时比丘犯堕。又三种杀或以身，或以非身，以此三事故害众生，死者犯堕，不死犯突。乃至初受胎身根命根，以身口意业因缘故方便欲杀，死者犯堕，不死犯突"。不但对水中的虫要爱惜保护，更要保护已有胎身的生物，如伤或致其死，就会遭到"突"或"堕"的报应，此外，佛教还主张放生，这是佛教保护动物的又一重要方式。《敦煌愿文集》中就录有"放生"的愿文范本。如《释子文范》(P．2044v)云:"乃见飞禽为食，误践网罗;心怀啄粟之忧，身遇擒粘之难。长者乃起慈悲之惠，赎命放生。羸禽添刷羽之欢，迍鸟有腾空之跃。遥奔林木，电击飞空;远志高林，揩磨羽翼。"在《斋琬文》(P．2940)的"祐诸畜"中亦载有与"放生"相关的诸多内容。此外，"放生"场面在壁画中也多有体现，如莫高窟中盛唐第148窟和晚唐第12窟等。所有这些记载和描绘，不仅真切反映了当地僧徒信众对佛教倡导的"放生"善举的积极响应，而且还深切表达了对此类生命个体尊重与关怀之情。另外，壁画《金光明经变》中"流水长者救鱼"的善举、以及《萨埵舍身饲虎》和《尸毗王割肉贸鸽》图中描绘的"舍身饲虎"和"割肉救鸽"义举，等等，都反映出佛教对各种动物的保护和珍爱之情，必会对当地民众环保意识的形成发挥重要影响。佛教不但提倡多植草木，而且还要精心加以保护，不得以污物秽之。如《律戒本疏》规定:"不草上大小便啼嚏。"不但严禁污秽草木，且不得砍伐。如"生草木等不得断，断者犯堕。枯作生想断者犯突，复次三戒守护佛法"。认为草木等皆是有生命的，不得随意砍伐和采摘，否则必然受到严厉惩罚。此外，在敦煌壁画中亦绘有大量的花草树木，而且其数量、品种和纹饰更是不可胜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僧俗民众对草木的珍爱之情以及环保意识的提升。

1．3保护公共环境，促进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在敦煌，干旱鲜雨的气候特点和沙漠戈壁包围的地理环境，使得当地僧俗民众积极投身水利建设事业，科学合理地利用和保护当地水资源，注重公共环境卫生维护，这对构建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促进地区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如《辛巳年(公元921年或公元981年)某寺诸色斛斗破历》(P．3490)曰:"麦陆斗叁胜西窑修堰僧食用。"又P．2049背a九二五年帐目:"油壹胜，西窟修堰僧食用";"麦叁斗，西窟上水修堰众僧食用"。修河、补堰不但保护了水资源，也成为僧人修行的功德之一。同时，还严禁污染水源。如《四分僧戒本》规定:"不得净水中大小便涕唾。"隋代302窟《福田经变•浴池》中就绘"两人在果园洗澡，旁边挖有污水排放渠道"的画面，其目的在于保护生活用水的干净和卫生。除兴修水利、净水外，还注重对公共环境卫生的保护。如规定"不得立大小便，除病";"不得佛塔下大小便";"不得向佛塔大小便";"不得绕佛塔四边大小便，使臭气来入"。《佛说弥勒下生经》中就给世人描绘了一个干净、卫生、一种七收的弥勒净土世界，在那里有一大城，"名翅头末……街巷道陌，广十二里，扫洒清净。有大力龙王名曰多罗尸弃，……常于夜半，降微细雨，用淹尘土，其地润泽譬如油涂，行人往来无有坌尘。……又有大夜叉神名跋陀波罗赊塞迦，常护此城，扫清清净。若有便利不净，地裂受之，受之还合。"佛教所追求的这种理想环境是世人梦寐以求的，反映出人们对清洁卫生环境的向往。这在敦煌文献和壁画中均有生动的反映。如榆林窟第38窟《弥勒下生经变》中绘有一位母亲抱婴儿拉尿，和几个小胖孩在旷野挺肚撒尿地裂缝承受的画面，这样既干净、卫生又便利。此外莫高窟北周第290窟的佛国故事画中，有一幅"蹲厕"图，厕内蹲着一个正在如厕的人，蹲处下用木板锯出方洞，下为粪坑，以容屎尿，等等，诸如此类注重环境卫生保持的例子不胜枚举。

环境与生态保护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136-03

目前我国建立生态补偿的重点领域有四个方面：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流域水环境保护的生态补偿。这四个领域在连片特困地区同样存在，且皆与文化生态密切相关。生态补偿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经济手段。我国生态补偿经过多年实践，在自然生态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于与自然生态补偿密切相关的文化生态补偿，却存在较多的研究空白。

一、文化生态补偿的内涵

尽管学术界已有一些针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但尚没有关于生态补偿的较为公认的定义。综合相关研究，可以大致归纳出学术界对于生态补偿具有共识性的看法，即：生态补偿（Eco-compensation）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更详细地说，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

可以看出，关于生态补偿，目前学术界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自然生态补偿，而基本上未涉及文化生态补偿，即使涉及文化生态，使用的是也“文化生态保护”一说，而“文化生态保护”与“文化生态补偿”的含义有很大的区别。“文化生态保护”是以行为约束和伦理倡导为前提的，缺乏政策意味。

文化生态学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SteweardmJ・H，1902―1972）在《文化进化和过程》（1953年）一书中提出。按斯氏的设想，文化生态学旨在“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1]。根据图尔德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定义，结合我国学术界关于生态补偿具有共识性的看法，可以对文化生态补偿作如下定义。

文化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维持具有地域性差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

由此，我们可以对文化生态补偿作出这样的诠释：其一，文化生态补偿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具有地域性差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其二，文化生态客观上存在利益相关者；其三，文化生态补偿涉及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文化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其四，文化生态补偿是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文化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

二、连片特困地区生态补偿与文化生态补偿的关系

连片特困地区，是指因自然、历史、民族、宗教、政治、社会等原因，一般经济增长不能带动、常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扶贫开发周期性较长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贫困地区，也即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2010年3月26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开展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发攻坚的前期研究。”此后，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讲话，普遍使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这一概念。2010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加快解决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贫困问题”[2]。国家扶贫办制定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明确将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宵山区等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四省（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确定为中国未来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3]。目前，“连片特困地区”的概念，已形成共识，普遍被扶贫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广泛运用。

近年来党和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生态建设给予高度重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自然生态的保护相协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科学发展观不只是要求我们要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而是要求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生态环境”应该包括与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文化生态环境。

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密切关注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并努力使两者达到平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然而在实践中，生态保护方面还存在着结构性的政策缺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自然生态保护与文化生态保护常常不能协调同步，顾此失彼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应用政府和市场手段实施自然生态补偿的同时，未能全面平衡贫困地区，尤其是连片特困地区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关系。

要解决这类问题，必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便调整相关利益各方文化生态及其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促进文化生态和环境保护，促进城乡间、地区间和群体间的公平性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必要性

连片特困地区基本上都是跨省区的，这些地区从政治角度看，多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包括青藏高原、沙漠化区、黄土高原和西南大石山区等自然条件特别恶劣地区；从发展阶段看，集中体现为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滞后、公共服务欠缺、产业发展不足，部分地方社会稳定问题也比较突出。

从现实情况看，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的自然生态保护政策与针对该地区的文化生态保护政策之间存在较大的落差。以、四省（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省）藏区为例：2010年6月，国务院扶贫办在京召开和四省藏区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本次会议提出：要稳步实施扶贫易地搬迁。如前所述，文化生态是“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易地搬迁，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具有地域性差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对于由此可能导致的文化生态变异，本次会议未提出政策性思考。

又如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秦巴山片区集革命老区、大型水库库区、汶川地震灾区、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区于一体，内部差异显著、致贫因素复杂、贫困人口众多。本区域范围包括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六省市的80个县(市、区)，国土总面积为22.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 765万人，其中乡村人口3 051.6万人，少数民族人口56.3万人。2012年5月10日，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启动会在四川省广元市召开，并出台了《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该规划提出“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维护生物多样性，增强水源涵养能力，防治水土流失，保障水质安全，保障我国战略水资源跨区域统筹利用，进一步发挥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作用”的目标。该规划对于该地区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十分重视，而基本上未提及文化生态补偿政策。

某种意义上说，生态保护政策实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创建一个良性的社会生态系统，而社会生态系统是由自然生态子系统和文化生态子系统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与文化生态系统是平行关系，而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换句话说，自然生态系统与文化生态系统是社会生态系统的两条腿，这两条脚一旦成为“长短腿”，社会生态系统必须“跛脚”，甚至会轰然倒下。

应该指出的是，生态系统须具备文化功能。生态补偿政策的设计应以平衡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关系为前提，任何削弱或忽视文化功能的生态保护政策，都是值得进一步完善的。而要完善生态保护政策，必须导入生态补偿机制。学术界普遍认为，生态补偿主体应根据利益相关者在特定生态保护、破坏事件中的责任和地位加以确定，并需遵循如下原则：破坏者付费原则、使用者付费原则、受益者付费原则、保护者得到补偿原则。这四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文化生态补偿。

四、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依据

（一）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理论依据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于2008年发表了《生态补偿机制课题组报告》，该报告援引了依据的理论主要有：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与资源经济学理论。该报告认为，特别是生态环境价值论、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等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4]。该报告所援引的理论，也是学术界讨论生态补偿机制所共用的理论。文化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的一种类型，因此，这些理论，对于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政策设计，同样适用。在这些理论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生态环境价值论，因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的基本观点。

生态环境价值论理论认为，生态环境是有价值的，是可以作为商品用于交换的。长期以来，“商品必须是劳动产品”的观念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忽视了生态环境的商品价值。Costanza等人和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研究在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态补偿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那么，文化生态环境是否与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具有商品价值呢？答案是肯定的。文化生态是“具有地域性差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客观上不存在离开地域性差别（自然生态环境）的文化生态，甚至可以说，一种文化一旦离开原来的自然生态环境，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原生态性。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生态环境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当自然生态环境成为商品，具有商品价值的时候，与之捆绑在一起的文化生态环境也必然具有商品价值。这其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即：文化的原生态环境不能贴近商业市场，犹如任何一种植物一旦经过人工培植，原来的野生特性就会发生改变；然而文化生态环境又需要通过市场机制，维护其存在和发展，一旦将文化生态环境视为无价值的、可无限利用的“公共所有资源”（commonresources），文化生态环境必然面临因“竭泽而渔”而带来的可怕后果[5]。事实上，“文化生态补偿”这样的提法，已经将这种矛盾关系表达出来了。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关系，正是需要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深入思考的。

（二）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现实依据

文化生态补偿实质上就是通过政府职能手段和市场机制对文化生态环境进行维护和修复。何谓文化生态？文化生态系统是文化与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形式、语言环境、社会组织、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构成的相互作用的完整体系，具有动态性、开放性、整体性的特点。目前，对于文化生态，无论是学者研究，还是官方言论，基本上没有用使用“文化生态补偿”一说，而使用的是“文化生态保护”这样的提法。

文化生态保护是指在一个特定区域内，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这个生态环必须实现文化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相处。为此，国家“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设立部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

迄今为止，经文化部批准建设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有15个，它们分别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福建省）、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安徽省、江西省）、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青海省）、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四川省、陕西省）、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广东省）、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湖南省）、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实验区（浙江省）、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山西省）、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山东省）、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云南省）、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云南省）、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陕西省）、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江西省）、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贵州省）。

在15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地处连片特困地区的只有4个，即：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青海省）、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四川省、陕西省）、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湖南省）、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陕西省），而国家目前划定的连片特困地区有14个。这意味着，国家的文化生态保护政策要考量从沿海至内陆地区的文化区域分布，并综合宗教、艺术、民俗、政治等因素，做代表性的选择。不难看出，现行国家文化生态保护政策，并未特别向连片特困地区倾斜，这使得该地区的文化生态保护并不具备政策优势。

连片特困地区无论是自然生态还是文化生态，都是极其脆弱的，其脆弱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这样的地区进行文化生态保护，单纯的行政措施和生态伦理倡导都是收效甚微的。事实上，某些连片特困地区的文化生态已发生变异和萎缩。结合国家现行文化生态保护政策和连片特困地区的文化生态现状，建立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切实可行的文化生态补偿政策，显得尤为必要。

五、结语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说大小凉山彝区的贫困是“原始的贫困”，这句话十分耐人寻味――因为原始，所以贫困；因为贫困，所以保持着文化上的原始性（即我们常说的“原生态”）。我们除了用文化审美的眼光去看待文化原生态，更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谁为“原始的贫困”买单？“保护文化生态”与“发展区域经济”原本就是一对矛盾，其中的二律背反，使得“保护”与“发展”成为超越行政手段和生态伦理倡导的两难话语。对于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简单地谈“保护”是没有意义的。将自然生态补偿与文化生态补偿相结合，设计文化生态补偿政策，建立相应机制，方能推动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经济与文化同步发展。

参考文献:

[1][美]唐纳德・L.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M].郭凡，邹和，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2]王思铁.连片特困地区的概念及其特征[EB/OL].

/Item/17098.aspx.

[3]游俊，冷志明，丁建军.连片特困区蓝皮书：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2013）[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环境与生态保护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270-01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产生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基础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需要大量的自然资源，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就要将生态环境当成实现价值的物质前提，利用一切手段征服、剥削大自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产生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而且对人文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将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提高社会生产力。但是，大工业在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以及对人及其社会的异化。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基本观点

在马克思主哲学理论中具有十分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对自然的合理调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人在自然的发展中获得自身的发展的思想，为我们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们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点对我们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具有直接的指导功能。这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发展观、人学观和文明观中了解他们的生态保护思想。

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及价值

正如学者弗洛罗夫所言：“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多么不同，马克思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的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让然是非常现实而有效的。”

1.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实践

生态环境保护关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也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从社会实际出发，把建设生态文明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一起来，真正走生态文明之路。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绿化祖国思想标志着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探索与尝试；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保护理论的探索与深化；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战略，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保护理论的开拓与创新；以同志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不断推进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书写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发展的新篇章。

2.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意义

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时期，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强调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社会的可承受度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度统一起来，并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向，指明了发展路径。

3.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对构建生态文明的实践价值

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历程，工业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它的发展陷入了困境，这就呼吁人们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把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良好发展的基础之上，使人与自然重新成为有机统一体，现实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构建比工业文明更加进步的生态文明。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第一次从文明发展的高度论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国家的一项政治思想理念提出，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正式开始。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坚持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向，以解决影响可持续发展和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环境保护成效不断显现，污染防治能力大幅提升，环境监管机制不断创新，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日益显现，部分环境质量指标持续好转。但是我国目前面临的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根据200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现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有：“一是水污染，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为严重，湖泊(水库)营养化问题突出；二是近岸海域水质污染，近岸海域一、二类海水面积213208平方千米，三类为18834平方千米，四类、劣四类为47898平方千米；三是大气污染，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但部分城市污染较为严重；全国酸雨分布区域保持稳定，但酸雨污染较重；四是水土流失，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56.92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 37.2%。”如何解决这些生态问题，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提倡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也是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它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途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3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俄]弗洛罗夫.王思斌,潘信之,译.人的前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环境与生态保护论文篇6

环境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理论和生态文明理论。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当前人类的需求而又不影响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保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加强环境文化建设，有利于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贯彻和落实。可持续发展理论符合环境文化的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用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改变不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方式。2004年3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对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7］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关系，尊重客观规律，尊重自然规律，在改造、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摸索和掌握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这也正是环境文化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理论强调统筹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5个领域的关系，这也是环境文化所要达到的目标。生态文明理念是环境文化的核心，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党的十报告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并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标志着环境保护已成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体现了一种新的生存与发展理念，它与环境文化理念保持一致，是一次深刻的价值转变。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环境文化建设的目标。发展环境文化，就是要全面提高国民的环境文化素质，从而为全国的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础。环境文化的理念，需要通过相应的法规制度体系来实现。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是环境文化的构成部分，而这个法律体系的制度化就是环境文化的实现。环境文化的发展必将为环境法制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础。环境文化制度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地位，用法律法规全面规范环境行为。随着环境文化建设的发展，加强环境文化法规建设，以规范、高效、有力的制度来保证环境文化的建设，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应明确提出“建设环境文化”，突出环境文化建设在建设和谐社会特别是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作用，明确环境文化建设的主体、职责、内涵、方式和程序，体现环境文化建设的全民性、综合性和全过程性。各级政府、各部门单位在制定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条例办法时，应加强有关环境文化理念，促进环境文化建设的规定和要求，进一步明确环境文化的内涵和目标，促进环境文化的发展。世界上早期的绿色组织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自从189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和荒地。194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成立，总部设在瑞士，是世界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世界性自然保护组织。随着环境保护机构的建立和环境工作专业队伍的发展和壮大，社会上出现了环境文化专门组织以及或专业或业余环境文化工作者。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绿色和平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也都设有专门机构。中国也在不断推进环境保护组织的建设，如设立了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环境保护部还组建了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和环境文学研究会。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以“弘扬生态文明，传播环境文化”为宗旨，开展环境文化理论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编辑出版《环境保护》杂志，管理环保公益网站，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开展环境文化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以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为宗旨的许多团体也逐渐形成，如“动物保护协会”、“环境志愿者协会”、“自然之友”等。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通过各类环境保护组织建设联络了一支具有朝气和生命力的环境文化工作者队伍。发展环境文化，必须在全社会的各个层面予以推动。公益娱乐、社区卫生、各类教育、义务植树、发展绿色技术等，都应是环境文化的领域活动。2000年12月29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宣布，将2001年的主题确定为“绿色消费”，提倡绿色消费文化。2004年10月中国环境文化节在北京举办，充分发挥环境文化的教育作用，利用多种艺术形式呼唤公众环境意识，倡导生态文明，促进环境文化交流，扩大环保的公众参与。任何一种文化观念的广泛传播并为人们所接受，都离不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要从传统的专业本位观念中超脱出来，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技能和未来的事业视为整个社会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从发挥整体系统功能的角度去认识自己的存在价值;利用一系列手段去宣传、动员、组织环境文化活动，营造全民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形式传播环境文化、宣传生态文明，组织开展环境文化节;通过环境文化活动的开展推动环境保护事业。环境文化建设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对国家的持续发展有推动作用，而且对提高民族环境保护意识，推进文化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环境文化建设对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作用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经济、政治和文化协调发展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一个国家能否可持续发展，能否增强竞争力，能否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文化创新能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也是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和谐发展的关键所在和持久动力。环境文化作为意识形态，不仅可以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可以形成文化生产力，直接参与经济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环境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体现之一，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中国新时期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要求从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出发，把文化建设摆上非常重要的位置。环境文化有助于维护社会平衡与国家稳定，环境保护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使环境文化构成了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中新的因素，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实现这些目标，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要努力利用环保理念调节社会关系，利用环境文化调节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所以发展环境文化，不仅是对当前中国面临的环境危机的反应，也是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变化做出的积极应对。2．环境文化建设对提高人类认知的重要作用加强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推进环境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和环境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吸引和动员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实践活动。环境文化发挥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引导人们进行环境保护，对形成人人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社会氛围和文明风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环境文化建设对促进生态文明的重要作用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生态的关系。环境文化认为，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保护地球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必须和谐发展。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实现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8］。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会恶化，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4．环境文化建设对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社会的发展不能只有经济发展，也不能只有环境保护，还应该要有社会进步。由此，产生了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理论［9］。这一理论主张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四者共同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态文明。而环境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通过各种形式的环境宣传对人们的环境素质的提高、环境意识的加强、生态文明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设环境文化，可以使社会各个阶层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增强社会各个阶层的归属感、认同感，进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本文根据文化的特征和功能，从环境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环境文化制度建设、环境文化组织建设、环境文化活动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环境文化建设的体系架构;分析了环境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领域;阐明了环境文化建设有利于贯彻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利于全面提高国民的环境文化素质，有利于推动环境保护事业;论述了环境文化的核心是生态文明，构建环境文化体系，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态文明，有利于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本文作者：杨梦瑶董小林工作单位：长安大学

环境与生态保护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现代化城市建设过程中，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生活环境的关键。通过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城市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生态环境的改善奠定基础，为提高城市宜居水平、促进城市发展奠定基础。针对以往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应以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理论为中心开展，促进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根据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指导理论与文件，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城市规划建设作为基础，为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奠定基础。

1 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作为现代城市建设与发展中考虑的重要内容，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建设有着重要的关联。在现代城市建设中应将生态与环境保护作为城市建设规划的首位实现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城市所处地域的气候条件以及自然环境为基础，通过科学的城市规划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效果，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通过城市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理论的结合应用避免传统城市规划建设方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提高城市宜居水平。通过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能够有效缓解城市周边生态环境的恶化，实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最终目的。

2 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实施

2.1 强化生态环境基础调研———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的基础为了实现科学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首先应对城市生态环境基础进行调研。通过对城市气候环境、原有生物植被情况的掌握等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指引方向。同时通过基础调研也能够了解城市生态环境的基础情况、为后期植被引入等奠定基础。利用基础调研信息与数据能够有效避免外来生物对原有生态结构的影响，实现科学的生态环境保护。在此基础上，还应针对城市自然生态环境特点进行调研与分析，科学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2.2 注重城市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联系———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的重点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我国城市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引使得城市扩建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例如：为了城市扩建或开发区的建设将原有的湿地填平，这样的后果是城市生态环境受到影响，城市蓄水储水能力降低，极易引发城市内涝或防洪抗旱工作的开展。随着现代城市规划工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城市规划工作中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中心开展城市的规划与建设。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少对城市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城市生态环境改善与保护的目的。通过将湿地、城市周边河流湖泊的规划与利用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休闲娱乐场所，为实现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通过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机结合促进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通过城市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机结合是城市建设过程中能够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创造适宜居住的、和谐优美的都市环境。因此，现代城市规划工作中应优先考虑环境影响、以环境影响为基础进行发展规划的编制。在新建项目审批过程中强化环保评估工作的开展。以新思维、新思路、新技术的运用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从环保优先、严厉治污入手开展城市环境保护共组，促进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2.3 完善城市景观与绿化系统，促进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城市景观与绿化系统是现代城市生态环境构建的重要基础。随着现代城市建设脚步的不断加快，城市景观与绿化系统成为了影响城市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因素。通过城市景观与绿化系统的科学利用能够极大的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宜居水平。针对这样的情况，现代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中应注重景观与绿化系统的完善。以多年生植物作为基础、运用景观设计与绿化规划打造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系统。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奠定基础。在这一过程中，还应加强与城市道路单位的联系。利用道路两侧、道路中心隔离带等完善城市绿化系统。通过道路绿化工作的开展提高城市宜居水平、实现城市土地利用率的提高，为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城市道路周边空气质量奠定基础。

3 加快城市污染治理脚步，促进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在现代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中，城市污染治理是影响城市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因素。在现代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中，应将城市污染治理放在环保工作的首位，通过对工业园区、工业企业排放监测与管理为生态环境改善提供良好的基础。同时，对于分散于城市周边村镇的企业也应积极规划其建设。将城市周边零散企业搬迁至集中规划的工业园区内，以此便于企业排放的检测与监测。另外，城市工业园区的规划与设计中还应考虑城市所在地区季节风向、水流方向等问题。通过污染治理以及综合考虑工业园区位置为减少工业园区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奠定基础。同时，也通过污染治理实现环境保护工作的最终目的。

4 结论

综上所述，现代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影响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是影响城市宜居水平的关键。在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中应将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作为中心开展城市规划设计工作。以城市景观、绿化以及周边自然环境的保护等工作为城市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绿化建设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中，应注重植物引进的科学分析，避免外来植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多方面工作的开展实现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环境与生态保护论文篇8

一、环境生态问题的严重后果

建国以来，土地因水土流失减少了1／3，现在可居住的国土面积是300多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却反而增加了一倍，从7亿增到13亿。许多人口学专家认为，中国人口在两三亿比较合适，7亿就是极限，实际上我们的人口已经增加到了13亿。更不幸的是，人口增长得最快的地区，往往又是全国最贫穷的地区，传统工业化需要的三大自然要素，一个是土地，一个是水，一个是矿产资源，中国已耗损大半。

我国有三大污染：一是工业污染。我们现在拉动GDP增长几乎都是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如造纸、电力、化工、建材、冶金等等。二是城市污染。随着城市化迅速发展，城市空气严重污染。在城市地上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因排污管网不通，很多污水流不过去，那些建起来的污水处理厂就变成了形象工程。三是农村污染。这是我们治污工作中的弱项。农村面源污染那么重，别说治理，由于体制制约，就连统计数据都算不出来。总体而言两句话描述：一是1.5亿亩土地受到污染，其中一部分是重金属污染，很难恢复，二是1.5亿吨垃圾露天存放，农村的环保设施几乎等于零。现在谈新农村建设，生态安全应该是第一位，如果生态文明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就没有享受的基础。

严峻的环境生态形势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直接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十一五”计划时，各省市GDP的指标几乎全都超额完成了，但是能耗的指标和环保的主要指标几乎都欠账，而且还有反弹。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上访投诉40多万起，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两会的提案中，环境保护是热门问题，已经超过公共安全、教育、医疗，成为前五位的热点关注问题。第三大后果是带来严重的国际问题。现在各主要西方国家已经把环境保护和人权宗教联系在一起，变成对华外交的主题。我国的外交形象、政治形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二、建设友好环境生态的必要性

只有有效地保护自然环境，使自然力更大限度地持久地变为现实生产力，才可能更好地借助自然，来满足人类自身的发展需要，经济才能稳定持续发展。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转化规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是人类生活水平高低基础，保护自然环境则是能否生存的问题。环境保护工作要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环境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为提升环境生态问题，就必须创新人类社会文化价值观、必须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消费方式、必须调整和协调社会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必须改革宏观政治决策的机制、必须革新传统技术体系，将这一系列的变革融合到一个统一的发展观框架中，进行一场综合的环境生态完善，切实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环境生态问题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政治理论、文化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中国化，从生态视角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于进一步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其理论体系主要包括：

1、环境保护基本国策论，是我国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理论与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将环境保护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始终秉承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并逐步深化和完善环境保护基本国策论，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归纳起来，环境保护国策论包括环境保护意义论、环境保护对策论和环境保护机制论三个方面的内容。

2、可持续发展战略论，是我国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理论与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又一个重要理论成果。我国把可持续发展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既有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背景，同时离不开马克思恩格斯可持续发展思想这一重要的思想资源。

3、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是我国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理论与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我国在落实环境保护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重新审视了社会发展问题，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应运而生。

4、生态社会主义总体上的特征是将生态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结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解决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保护自然环境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要求人们按自然规律办事，反对把人同大自然的关系变成一种单纯的索取关系。

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作为一种专门的研究领域进行自觉的系统的建设的时候，才能进一步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性、系统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在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整体性原则。坚持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统一，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坚持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

5、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是我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充分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得出的基本结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全体人民处于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状态。我国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正是这六大特征的具体体现。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于我们对于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和根本目标有了新的认识。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几大和谐关系的统一与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系统，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社会主义实践三大和谐源流的科学归纳。

最为重要的是，我国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来就是马克思的毕生追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和理论归宿。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属于和谐社会，二者不能并列，但却不可分割。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就不能建成和谐社会。同理，没有和谐社会，也就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

四、解决我国环境生态问题的路径选择

环境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我国环境问题的形成十分复杂，从根源上看，还是思想文化问题。全面要更新我们的思想文化体系；其次是据此重新制订我们

的战略发展目标，重新设计我们的制度机制等。

1、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我们必须把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推动历史性转变相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发展。科学发展本质上是经济、环境保护、资源的对立统一体，不能绝对地把环境保护、资源、经济发展三者静止地、机械地对立起来，在一定条件下它们相互贯通、相互影响，可以实现良性发展。环境保护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多因素、非线性的复杂问题。它绝不是简单的污染防治问题，应该说它本质上是一个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方式问题。我国当前正面对生态环境脆弱、人口多、发展方式粗放、处于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要立足这些基本国情，推进我国环境保护新道路建设。

2、完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制度法制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一旦确定，就要靠一系列制度政策去落实。环境友好型社会制度支撑的基础，首先在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体系。有序地进行政体制改革。环保不是政治最敏感的领域，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利益主体。环保领域内的公众参与，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最佳切入点。应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容纳人宪法总则及环境资源的各项法规之中。

3、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粗放型增长方式看起来主要是提高环境门槛，制定严格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综合执法力度等等，本质上是调整经济结构，是改变经济结构性质，实现经济与环境高度融合，使环境保护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排斥因素。如果仅仅只注意到了提高环境门槛这些现象，认识不到调整经济结构才是本质，就没有很好地掌握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最终也抓不住关键，不知道从哪方面下大力气解决问题。科学发展观这条路必然涉及到国家战略的调整，可持续发展战略有两个没做好，第一个是国土整治规划，第二个是产业发展规划。前一个关系到我们的城市化，后一个关系到我们的工业化。

4、经济政策和机制，必须制定环境经济新政策。谁都知道环境和经济“双赢”的路，实行生态环境税、高耗能惩罚、新能源、循环经济鼓励的政策等。

环境问题是综合的问题，必须要有综合管理的机制，必须达到综合权能的统一。环保工作是公共事务，涉及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利益。因此环保部门要全面推动全社会的广泛参与，环保的法规法律应该是公众参与、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法规，为此要加大环境信息的披露。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的历史任务，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这一任务的阶段性目标，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已成为小康社会的主要指标，要实现这一指标，就必须实践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要求正是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社会当然就是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环境与生态保护论文篇9

当提到“生态保护区”这一名词的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立刻联想到“自然生态保护区”、“国家公园”等字眼，甚至还会想到茂密的丛林以及各种动植物。是的，“生态保护区”这个概念长期以来都是以这种形式被人们来认识的，但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文化生态保护区”，而非“自然生态保护区”。同为保护区，二者一个侧重“自然”，一个侧重“文化”。

为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原则以及原生态保护原则，一些国家纷纷以“传统文化之乡”、“传统艺术之乡”、“文化生态博物馆”等名义，建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初衷是想通过对某一地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使该地区的优秀传统得以延续和传承，也使这些地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概念是在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实践中提出并不断完善的。国务委员陈至立同志在福建厦门召开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工作研讨会”上提出：“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区域中，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历史街区与乡镇、传统民居及历史遗迹等）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艺等）相互依存，并与人们生活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密切关联，和谐相处。”①

2007年9月，文化部公布了我国建立的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其“规划纲要”中指出“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修复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相互依存，与人们的生活生产紧密相关，并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②2008年10月出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修订版中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又做了界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历史街区与乡镇、传统民居及历史遗迹等）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统与表述、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艺等）相互依存，并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③

2010年文化部在《关于加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即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区内文化及其生态进行整体性保护，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划定的特定区域。

从这些年“文化生态保护区”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对于非物质遗产保护，以及文化生态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重视。同时，我们还应该总结出这样一个理念：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以“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文化生态环境为依托，以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的区域。

在明确了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概念以及其演变历程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的必要性。文化生态保护区理念的理论基础，是非物质遗产保护中的整体保护原则。所不同的是，这一理论不但要求注意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内在联系，同时还要注意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空间的全方位保护。在这一理论中，它并没有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割裂开来，而是将它视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外在环境。所以，在这类项目中，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将受到同等重要的保护。“整体保护原则”不仅是指要对某种遗产的技能、技艺及工序进行整体保护，更重要的一层含义是指对遗产的生存环境所实施的整体性保护。因为任何一种遗产都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这种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一旦离开这种特定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存活。在现实生活中，只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而忽略其生存环境的做法屡见不鲜。举例来说，分布在济宁市长沟镇的运河夯歌是劳动人民群众在新筑或修复湖堤河堤，夯实地基时所唱的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劳动号子。筑堤，大坝，修复塘堰尤其需要打牢基础，夯实土层，以防河水、湖水渗水透水，甚至决堤塌坝④。建筑房屋打地基的工具称为“夯”，而筑堤打地基用的夯具在长沟叫“石硪”。这种夯歌是劳动人民辛勤劳作的一种体现，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发挥，是一个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反应，充分展示了劳动大众的智慧和才干，对于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状况有较好的价值。现在运河夯歌已经濒临消失，因为生活中已不再用人力“打夯”，“打硪”，所以也就失去了使用的价值，目前，只有76岁的老人薛传琢等几位古稀老人会唱。如果我们为了保护这一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而只把这技艺做收集和整理，亦或是将传承人请到博物馆或者文化节做表演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为这种文化遗产创作出能生存下去的环境。有了活态的整体环境，才能使那些古老的技术与技艺原汁原味的传承下去。

那么，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主体或称其为保护者又是谁呢。首先，人民群众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最直接也是最活跃的力量。保护区是一个活态的存在与传承，所以该区域内的人民群众身担两种角色，他们既是保护对象又是保护主体。他们是该区域内一切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创造者、享有者和传承发展者，他们的生活状态与文化生态保护息息相关，也正因如此，他们也更该成为该保护区的最直接的建设力量。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尊重民众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基础上，更要激发起群众参与保护区建设的积极性，享受管理权益的同时更好的履行管理义务。其次，相关学术机构和专家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力量。由于保护区建设中会涉及到一些专业性很强的知识和概念，比如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建立相应的名录体系等方面都离不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机构的支持。由他们牵头成立各地文化生态保护区专家委员会，负责保护区的专项调研、评估和申报文本论证等会让工作变得更顺畅。假如只有各级政府出面完成保护区建立及管理的话，那将会因缺少学术智力支持而出现保护区“误入歧途”的局面。所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专业机构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各级政府是首当其冲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主体。各文化生态保护区所在地的各级政府是对于此项工作最有力的执行者。各级政府应该在国家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和协调下编制该保护区的总体规划、实施细则和相关的地方性政策法规，设立保护区专项基金，成立保护区工作领导小组，贯彻执行保护区建设的工作方针、原则和各项战略部署，实现保护区建设的总目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中，商界和新闻媒体的积极参与是十分重要的。商界的经济支持为保护区建设工作增加动力，而新闻媒体的宣传普及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建设工作更加顺畅。

有了保护主体，明确保护对象成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对象是“保护区内以活态存在并传承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及自然生态”⑤。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生态保护区最核心内容。保护区的建设中要将完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作为首要工作，做好名录项目保护的各项配套工作。其次，保护好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无形的文化，其精粹是与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紧密相连的，因此保护传承人是保护工作的重点。再次，保护好文化生态保护区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密切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是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保护好文化保护区内各级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环境是一切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所以要将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各项保护工作的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是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创建人际关系和谐、生态环境友好的理想型社会的需要，也是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立对于科学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中国文化报》―黄小驹、陈至立《加强文化生态保护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水平》

②―《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

③―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

④―《任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⑤―汪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生态论》

参考文献

环境与生态保护论文篇10

【论文摘要】3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以发展论、国策论、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生态文明论为主要标志的环境保护思想体系。“六论”以“发展论”为核心，以“国策论”为基础，以“生态文明论”为未来导向，形成了一个以这几个方面互为补充面向未来指导中国环境保护的思想体系框架。

30多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可以简称为“六论”，指引着中国环保事业的不断发展。所谓“六论”即发展论、国策论、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生态文明论。

一、发展论

发展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华民族具有特别强烈的发展愿望，因为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和未来生存挑战都极大地强化着全社会的发展意识。发展，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任务，要发展就不能不重视环境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同志说，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志则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他们的思想，一贯之地反映了执政党把发展作为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中国环境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就是发展与代价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环境与发展和发展方式问题。当前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问题仍很突出，需要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约

束性条件，实现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二、国策论

改革开放不久，国家就把环境保护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国策。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确定将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战略高度上确定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1997年，在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再次重申：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都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

三、避免论

力避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1984年到1988年，是我国环保工作实现重要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邓小平的话一言九鼎，他说：“如果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以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总理在2006年3月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坚定地表示：中国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给子孙后代留一片青山绿水。无论从资源供给能力与发展成本、国际环境约束，还是从污染现状和趋势、公众健康和建设和谐社会看，中国都没有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这条发展经济的资本和条件，也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这条路子。

四、统筹论

2002年十六大报告把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写入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早在1996年就斩钉截铁地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997年中共中央把每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使环境保护的地位空前提高。1999年又改称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此时，中央高层已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来统筹考虑了。2005年，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经济增长要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坚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党和国家已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作为一项重大的环境保护战略思想和原则固定下来的标志。

五、全面参与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在国际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联合国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同美国、日本、加拿大等40多个国际机构和国家，开展了广泛的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交流。2006年6月发表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显示，中国已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并积极履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发展中的大国，国家整体上仍没完成工业化，经济建设面临的环境、资源、人口增长以及能源的压力巨大，节能减排任务异常艰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因素。为此，中国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环境责任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相一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来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参与原则，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加强国际环境合作，在环境保护中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有效缓解了环境问题方面的国际压力，从而树立起了在全球环境保护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六、生态文明论

环境与生态保护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前言

目前，在我国城市建设中，生态保护建设问题还比较突出，因为城市建设而导致生态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进一步协调城市建设和生态保护建设工作极其重要。

2、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的现状

目前，我国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而我国生态环境却在不断恶化。局部的改善，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生态赤字逐渐扩大。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严重。沙漠化迅速发展；草原退化加剧；森林资源锐减；生物物种加速灭绝；地下水位下降，湖泊面积缩小；水体污染明显加重；大气污染严重；废渣存放量过大，垃圾包围城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本身就构成经济损失和财富流失。生态指标恶化已经直接而明显地影响了现期经济指标和预期经济趋势。1978年，全国城市数量为193个，2000年达到了667个，其中200万以上人口的超级城市13个，此外还有2万个建制镇。大面积的城市建设已经带来了许多问题。

3、生态保护是城市建设的当务之急

“城”是人们生存、生活、生产的基本环境，是发展经济的载体，有“城”才能有“市”。“市”是经济，“市”的发展反过来又是改善人们生存、生活、生产环境的动力与活力，促进“城”的发展。因之，城市建设从城市形成的那一天起就和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联系在一起紧密结合、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组成一个“生存链”。

3.1、城市建设的本质就是环境建设

如今，人们将环境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自然界的山川平原、江河湖海、生物植被；第二环境为城市(包括乡村)建设；第三环境为室内设计。由此可知，第一环境为自然(生态)环境；第二、第三环境为人文(人工)环境(这里包括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积淀和遗迹)。城市建设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人类生存生活生产、改善居住质量、发展经济的最基本且尽可能好的环境。因此城市建设的本质就是环境建设。

3.2、城市建设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自然资源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

随着人们对环境的层次认知越来越细，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例如居住环境、生产环境、公共环境，公共环境又可分交通环境、景观环境、商业环境等等，人们不但要求有好的物质环境，而且强调有好的精神环境，即所谓的“硬环境”、“软环境”不一而足。

现代城市建设的关键，并不在于“建设”本身，就象一首好歌必须有好的曲谱，一出好戏必须有好的剧本一样，而在于有一个高起点、高标准、高品位的规划，而规划的核心、灵魂正是创造一个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自然资源保护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

3.3、城市建设必须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其本质就是—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其来源及本质就是环境保护。它包括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不超越生态环境系统的更新能力，使人类的发展与地球的承受能力保持平衡；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和其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的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资源在当代人之间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合理的分配，可持续发展理论现在已成世界许多国家指导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

4、城市建设中加强的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

4.1、建立健全考核机制

在城市建设中，其中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工程，必须融入各级政府部门所设立的建设目标中，通过分摊责任与义务而建立关于环境保护的考核机制。通过严格实施环境考核机制，对城市环境进行考核，并且对各级政府部门的环境工作进行评价，这样可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进展过程，同时，加强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

4.2、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协调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可以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加强生态城市建设。首先，应该由相关的科研单位对生态环境进行仔细研究和分析，给城市建设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此作为城市建设的理论依据；其次，在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城市规划，鼓励科技创新，从而在加强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加大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再次，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科学研究项目；最后，加强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专业人才培养，使环境保护人员能够提高各项能力，为保护生态环境打下基础。

4.3、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机制

在城市建设中，保护生态环境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同样，对于这项任务的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监督部门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进行分级管理，促使城市建设的相关部门将环境保护的计划积极落实到实处，以此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设。

4.4、优化资源配置

城市要实现全面发展，需要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其中，城市的生态环境与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是联系在一起的，要协调好生态环境与整个城市建设的关系，才能维系好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4.5、加大环保知识的宣传力度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更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因此，从普及环保知识做起，加大关于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培养大众的环保意识，这是一个有效的预防措施。其途径：一通过社会媒体，对环保加强宣传；二通过建立相关网站，对环境保护加大宣传力度；三开展关于环保的舆论和科普宣传活动，不仅增强了人们对环保的认识，还增加了人们自觉环保意识。

5、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5.1、科学分析城市规划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促进城市规划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中，城市生态环境构建理论的重要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城市规划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分析成为了现代城市规划工作开展的前提与基础。城市规划建设活动中不可避免的会对原有生态环境以及生态平衡产生影响，其需要在城市规划中更多的考虑规划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现代生态环境理论为基础、以城市规划发展目标为重点，科学的开展城市规划工作。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城市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得到缓解，使城市规划工作中更多的关注生态环境现状与保护，为城市宜居水平的提高奠定基础。

5.2、了解城市基础生态环境现状，促进城市规划的科学开展

在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中，应首先对城市基础生态环境现状进行调查。以此为基础指导城市规划中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指导城市规划中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技术与理论的应用。立足与城市生态环境基础现状、关注城市规划需求，以城市规划中生态环境理论为中心实现城市规划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5.3、针对现有城市建设工程进行生态环境理论的运用

针对城市规划中生态环境理论运用的重要性，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中应对现有在建工程进行生态环境理论的运用。在原有城市江边、湖边的休闲建筑中加强环境保护设施的运用，同时注重植被保护设施的设置，减少人员活动对水环境及植被的影响。另外，在城市会现有建设工程中，还应注重植被景观、绿化等配套工程的设计与应用。将生态环境理论切实落实在城市建设与规划工作中，促进城市会话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6、结束语

在今后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在城市规划建设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协调城市建设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

环境与生态保护论文篇12

30多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可以简称为“六论”，指引着中国环保事业的不断发展。所谓“六论”即发展论、国策论、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生态文明论。

一、发展论

发展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华民族具有特别强烈的发展愿望，因为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和未来生存挑战都极大地强化着全社会的发展意识。发展，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任务，要发展就不能不重视环境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同志说，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志则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他们的思想，一贯之地反映了执政党把发展作为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中国环境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就是发展与代价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环境与发展和发展方式问题。当前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问题仍很突出，需要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约

束性条件，实现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二、国策论

改革开放不久，国家就把环境保护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国策。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确定将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战略高度上确定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1997年，在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再次重申：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都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

三、避免论

力避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1984年到1988年，是我国环保工作实现重要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邓小平的话一言九鼎，他说：“如果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以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总理在2006年3月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坚定地表示：中国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给子孙后代留一片青山绿水。无论从资源供给能力与发展成本、国际环境约束，还是从污染现状和趋势、公众健康和建设和谐社会看，中国都没有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这条发展经济的资本和条件，也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这条路子。

四、统筹论

2002年十六大报告把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写入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早在1996年就斩钉截铁地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997年中共中央把每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使环境保护的地位空前提高。1999年又改称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此时，中央高层已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来统筹考虑了。2005年，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经济增长要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坚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党和国家已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作为一项重大的环境保护战略思想和原则固定下来的标志。

五、全面参与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在国际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联合国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同美国、日本、加拿大等40多个国际机构和国家，开展了广泛的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交流。2006年6月发表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显示，中国已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并积极履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发展中的大国，国家整体上仍没完成工业化，经济建设面临的环境、资源、人口增长以及能源的压力巨大，节能减排任务异常艰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因素。为此，中国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环境责任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相一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来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参与原则，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加强国际环境合作，在环境保护中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有效缓解了环境问题方面的国际压力，从而树立起了在全球环境保护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六、生态文明论

生态文明既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也涉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当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时，我国将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将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这就是说，生态文明已经上升为执政党的治国理念，生态文明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把生态文明作为新的社会价值基础，把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全面解决环境与发展矛盾冲突的总战略。生态文明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赢得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以“六论”为标志的这个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中，“发展论”是指导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根本思想，因为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只有靠发展来解决环境问题。“国策论”是国家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定位，“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是“国策论”的扩展。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面对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代价付出过大的问题，就今后中国环境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作为指导思想，标志着国家对“发展论”和“国策论”认识的深化，“生态文明论”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六论”以“发展论”为核心，以“国策论”为基本，以“生态文明论”为未来导向，形成一个互为补充面向未来的指导中国环境保护的思想体系框架。有这个思想体系做指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才有保障。

改革开放30多年，上述六个方面的思想已经日益影响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在中国特色环保思想指引下，全民环境意识已经显著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环境形势仍然异常严峻，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仍没有得到全面遏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方式有待更好协调，有些部门有些单位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局面还有待改观。总

之，中国特色环境保护的思想和道路仍需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魏礼群.奋进的历程，辉煌的成就[g].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