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合集12篇

时间：2023-03-07 15:01:19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篇1

由于对外投资或将生产外包到不发达国家，以及由于经济中非物质性的商品和服务的比重加大，发达国家产业工人的相对和绝对数量都在下降。但是，马克思将工人阶级界定为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因此像编辑、教师和歌手等生产非物质的雇佣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应该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这一定义，从工人阶级的教育水平、工作性质和工作场所等方面的变化来研究当代工人阶级的特征。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问题

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状况在恶化：工资下降，退休金减少，工作时间延长，国家对医疗和教育的预算削减。农业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资本主义使发达国家农民和发展中国家农民相互斗争，展开贸易战。资本的理由是，面对全球化市场上不发达国家的低工资劳动力的竞争，它不得不这样做。在这里，资产阶级使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相互对立。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战略，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联合起来，将世界上最大的两大工会组织世界工联和国际自由工联联合起来。现在迫切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研究。

社会主义国家的混合经济问题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阶段。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在共产主义阶段将实行按需分配。而中国和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导向的经济并不属于这两阶段论中的任一阶段，它们只是属于社会主义导向的混合经济，这些混合经济利用了国外和国内的资本，而且开始以一种新的非对抗性的斗争方式调节资本主义部分。马克思主义对此应该发展出新的理论概括。

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外国投资和对外投资问题

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投资，似乎都不能用传统的帝国主义论来解释。尽管任何资本主义投资都涉及剥削剩余价值，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指导资本流向社会平衡发展所需要的领域，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外国投资也是为了最大增长而不是最大利润。所以外国资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不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行为。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也不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行为。这些企业当然也从外国工人身上取得剩余价值，它们在资本主义反劳工的大环境下，为了取得竞争力不得不这样做。如果取得的剩余价值最终壮大了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种行为就不应该被认为是损害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技术结合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篇2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怎样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项新的历史使命和任务。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是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力，即“通过学理化实现大众化”(刘建军：《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问题》，《思想理论教育》，2008年第7期)。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以不断的理论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质。党的十五大报告就曾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十六大报告强调，“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一系列重要论断表明，党自始至终就十分注重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代表群众利益的革命学说，最初产生于民间。后来。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它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现实力量，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带来了挑战。其中之一就是要与国家的政权结合在一起，上升为统治思想。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深入人心，除了调动一切手段对全社会成员进行宣传教育之外，还必须靠不断的理论创新。大众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与支持，不能仅仅依靠外在的宣传，更多的要借助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自身优越性的展现，这种展现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理论的说服力，二是有指导实践的实效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从而充分论证自己的国家体系、自己的意识形态代表着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代表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要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实行理论创新，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指导大众化。十七大报告指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掌握于群众，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说服力，必须具备对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的特点，必须具有正确反映中国当下实践的特点。必须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针对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实现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与群众理论渴求的有效对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任何社会都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此来引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即使是在党员、领导干部中，不信马列信鬼神的也不乏其人。许多人出现了精神追求的空虚和迷茫。出现了信仰的迷失和危机。显然，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变革，马克思主义不能空洞化、教条化，更不可能只用一些简单的口号来应对。而是要通过理论研究重新廓清马克思基本理论的时代内涵，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丰富、发展这一科学体系，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进一步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也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首要、最根本的任务。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主要力量是理论工作者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准确、权威的阐释，专业的宣传普及队伍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所蕴含的理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紧密相连的，党的理论创新是以理论整体的形态出现的，它的基础应落脚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上，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硕士点、博士点建设。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要着力培养一大批优秀的、专业过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他们应当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导力量，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研究、教育和宣传贯彻等具体的活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新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后，才能凸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为此，必须站在学科规划的高度上来统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在相关教育单位和基地，开设专门的理论研究专业和课程。建立理论成果转化的快速运行机制和推广途径，出版深受欢迎的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等。

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规律和趋势

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与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研究是互相促进、互相支撑的关系，因此，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建设。

一是要总结中国革命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深化认识规律的历史进程。同时，这一过程又是用先进理论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并内化为人民自觉行动的大众化过程。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都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经验要认真总结。二是对国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败进行深入探讨。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认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如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认为，应改变以往对无产阶级采取的单纯外部“灌输”的教育方式，而是将教育与自觉。特别是与无产阶级“批判性的自觉”相结合，注重教育过程中民众积极性的调动。因为在他看来，教育的权威来自于社会的公认和威信。一种阶级意识真正被民众接受需要的是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如若缺乏民众对这种阶级意识的“自觉”及认同感，采取任何教育方式都是苍白无力的。教育与自觉结合的方式，可以极大地促进无产阶级夺取与巩固领导权的进程。(胡杰华、潘西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理论视野》，2008年第5期)国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三是理清问题与主义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当前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观”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由以传统的“主义”为中心转变为以民众现实的“问题”为中心；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大众的实际需要、根本利益和现实问题，以解决大众关心的重大的现实问题为突破口。(徐国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理探析》，《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然要研究和应对当代中国大众的实际需要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些“主义”的指导下，深入分析和研究日益复杂化的大众关心的社会“问题”，探讨其解决的可行途径。同时也要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地凝练和发展理论(“主义”)。

三、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大众文化的引导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篇3

1.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在对人类文明成果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现了唯物史观,并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后人的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2]据此我们设计和构建课程教学体系,应该是以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为逻辑主线和主要内容,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根本目的和理论归宿,最后落脚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工具,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把握真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增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的自觉性。

2.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哲学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提供了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政治经济学既是哲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运用,同时,又是对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刻的令人信服的论证。科学社会主义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经济学说的必然结果。整个教学内容的三个组成部分是有机联系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形成一条主线。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升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一般分析,而不是列举数字、图表与斧头换绵羊之类的讲解。从哲学的社会历史矛盾分析延伸到具体的资本主义的分析,再到解决的途径,兼容和合并原来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目前,要想建设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学科,必须在重塑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上下功夫。着重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3.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从广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括后人对它的运用和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既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也包括经列宁对其继承和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并由、邓小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3]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又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以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整体性。[2]

二、有效整合原理课的教学内容

“原理”教学内容多,课时少,讲授内容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做到精讲,要“管用”,那么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重点必须搞清楚。而且“原理”课也要与其他三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整体协调,一些重复的内容可以归类、化简。“原理”课中“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与“概论”、“纲要”中的有关内容有所重叠,在讲授中要有所取舍。

哲学部分应注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学,尤其是方法论的运用和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教材增多了许多和现实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目前,就是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基本原理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教师在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过程中,注意方法论训练,注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变授之以“鱼”为授之以“渔”。

政治经济学部分重点讲清经济学原理知识点并与现实之间关系,如价值规律,劳动价值理论中第三产业创造价值的问题,货币的形式电子货币的问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联系当前的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等学生关注的热点。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理论和方法方面的智慧启迪。

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和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学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最终使学生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具有重大贡献。

三、提高原理课教师的综合素质

“原理”课教师多有不同的学科背景,有原来讲哲学的,有讲政治经济学的。目前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整合在一起,要讲好这门课,可以说是一个挑战。实际教学中,存在着教师擅长的内容占课时多、讲得多,而不擅长的内容占得课时少、讲得少的情况。这显然违背了课程教学的目的和要求,因此教师知识结构需要弥补,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原理”课教师应该积累三个层次的知识:一是哲学史层次的知识,如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知识;三是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层次的知识,并且要研读经典著作。“原理”课的导向是要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但若没有其他学科的支撑,很容易造成讲授肤浅、思路狭窄或陷入空洞的说教。同时教师还要对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看法,这是吸引学生,提高教学水平和效果的关键所在。

“原理”课程综合性很强,要上好这门课必须发挥团队精神,课题组成员必须开展好教研活动,进行教材分析、教学法研究、集体制作课件、试讲评议等教研活动。有些高校坚持了集体备课制度,效果较好。教师通过集体备课,相互交流研讨,可增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的理解和把握,从而更好地组织教学,具有指导意义。

四、提高原理课的教学策略

实用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难点。哲学理论性很强,不像实用性学科,通过学习能够很快产生经济效益。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科,它内化到人的思维深处,其功能和效益是潜在的、不明显的。加之理论又较深奥、抽象,给人一种高高在上、远离生活感觉。哲学的这种特性使得它难以为广大学生接受和喜爱。相反,学生对实用性强的学科更感兴趣。所以,教学中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实用性非常关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它有助于大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掌握科学的方法论,而且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学生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及实用价值,解决这个问题是教学的难点和关键所在。教师在教学中必须突出课程的实用性,紧密与学生所学专业相结合。

专业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到具体的专业之中,使其具有专业特色。哲学教学围绕学生的专业进行,并力求在教学中将学生的专业及专业中的问题提到哲学的层面加以审视。哲学教学的专业化将使哲学的论证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专业化的哲学教学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联系学生专业特点,比如物理专业、化学专业、医学专业、建筑专业等等,根据不同的专业讲授不同的内容,尤其例证的引用应或多或少与学生所学专业有关。在解决或讨论专业问题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的思维方法及其观点,使哲学原理在解决专业的过程中自然地实现,即在解决或讨论具体的专业问题时,运用并检验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认识也是在这种理论的运用过程中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一般消化在具体的个别之中。通过实践,笔者认为,有用和有趣是加强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关键。随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方案的实施,在课时少、内容多的情况下必须联系实际,与专业紧密结合,启发学生思维。启迪学生智慧,培养综合素质,对于他们将来走向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总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不断地学习新的理论和先进的教育思想,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工作严谨求实,搞好学术和教学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努力使“原理”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

参考文献:

[1]张云飞.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机理和科学要素[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5).

马克思主义理论篇4

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其历史价值表现在是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先导，能够引发思想或观念上的变革；在量上丰富了人类的理论宝库；在质上使人类的理论水平实现跃迁三个方面。其现实价值表现在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全面创新的基础三个方面。2

中国历来重视理论创新。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3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

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

二、作为创新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理论创新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民群众在物质领域、精神领域的伟大实践。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三大条件归结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思想条件；社会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管理是社会条件；理论家队伍是主体条件，应努力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一）加强文本研究，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关于如何衡量中国历史上的某一理论或思想是否属于重大创新，杨凤城教授提出了几条标准，其中一条是其“异端”(龚育之先生语)特征，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至少没有明确讲过，或者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读不可能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来甚至可能被视为大逆不道。5

要明确了解一种理论或思想是否具有“异端”特征，必须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行深入研究和阐释，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否则，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和“批判”就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例如，关于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讨论，这是一个争论了几个世纪之久的话题，如果认真看看这些东西，也许不难发现，他们关于要素价值论的种种议论，没有一点是新的，要否定劳动价值论，决非易事。6

（二）认真总结理论创新的规律

德国哲学家谢林提出，正如无意识的、必然的自然界中存在着意识和自由一样，在有意识的、自由的社会历史的创造性活动中，也存在着无意识的、必然的东西，尽管它和自然界的必然性不同。转贴于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在于总结理论创新的规律，并在社会实践和理论工作中予以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有以下几条基本规律：首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精神的有机互动；再次，领袖和人民群众的互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全球普适性与中国国情特征性的和谐匹配。7

（三）不断改进研究方法

对理论工作者来说，要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按这是从一般指导思想层次说的，具体到操作层次，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勇于追求真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真正饯行马克思最欣赏的名言—“怀疑一切”；其次，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研究作为底色，不能用理论来剪裁生活，常青的永远是生活，而不是理论，即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第三，要改进研究方法，重视定量研究，借助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社会实验、事理分析、系统分析、数学模型、回归分析等。8

（四）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生活联系起来，不是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品位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落到实处的客观要求，是使人民大众真信、真学、真用的前提。列宁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

要写好一本深受欢迎的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是非常不易的，要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关，用群众熟悉的语言，谈群众关心的问题，把深刻的道理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讲出来。使马克思主义与民众生活发生联系，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会越来越牢固。三、促进理论创新的现实路径

加强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就是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

（一）理论联系实际

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一个人如果只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也不能算是理论家。理论应用的意义还在于，只有在理论应用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10任何国家的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必须在对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对时代进行解读，深入到群众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二）跨学科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也是一座挖不完的理论宝藏。加强跨学科的研究，鼓励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加强合作与交流，从不同角度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有助于促进理论创新。

（三）建立鼓励理论创新的评价机制

理论创新是一个系统性的活动，评价机制是理论创新的匡正引导因素。11一支高素质的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需要在社会范围内建立理论创新评价机制，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对理论工作者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对于博士研究生这个群体而言，尤为如此，因为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将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在强化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能力的基础上，更要提倡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理论篇5

一、日常生活中的功利论与道义论

何为功利论、何为道义论

何谓功利论？功利论作为一种道德，它主张人的行为道德与否，看行为的结果。凡行为结果给行为者及其相关的人带来好处，或带来利大于弊的行为，则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

当代美国道德家弗兰克纳给功利论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功利原则十分严格地指出，我们做一件事情所寻求的，总的说来，就是善（或利）超过恶（或害）的可能最大余额（或者恶超过善的最小差额）”（引文加重点为原作者所加）。“这里的‘善’与‘恶’，是指非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注：［美］弗兰克纳：《善的求索》，辽宁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功利论又分行为功利论与规则功利论。所谓行为功利论，是说不依据规则，而是根据当下的情况，决定行为，只要它能够带来好的效果便是道德的。规则功利主义是依据规则能够带来好的结果的行为即为道德行为。

道义论。道义论与功利论相反。它主张人与行为道德与否，不是行为的结果，而是行为本身或行为依据的原则，即行为动机正确与否。凡行为本身是正确的，或行为依据的原则是正确的，不论结果如何都是道德的。恰如，弗兰克纳所说：“道义论主张，除了行为或规则的效果的善恶之外，还有其它可以使一个行为或规则成为正当的或应该遵循的理由—这就是行为本身的某种特征，而不是它所实现的价值。”（注：［美］弗兰克纳：《善的求索》，辽宁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道义论亦可分为行为道义论与规则道义论。所谓行为道义论，是说不一定有什么规则，只要行为本身是合乎道德的，那么行为就是正当的。规则道义论是说行为遵循的规则必须是合乎道德的，否则便不是道德行为。

功利论和道义论是支配人们行为的两种不同的道德观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支配其思想与行为的道德原则，有功利论，也有道义论。只要仔细观察、人的生活就不难发现这个道德真理。

例如，人们经常思考：做某件事值得不值得？做某件事合算不合算？人们也常说：“两利相衡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轻”。或者告诫朋友，不要占便宜，“占小便宜、吃大亏”。凡此种种说明人们在当下的思想与行为是在功利论道德意识支配下采取的。简言之，利益、功名支配人们的行为。

人的行为、思想，包括对未来的预测、企划，受功利论道德观念支配，这是毫无疑问的，并且是大量存在的现象。

但人的思想、行为是否完全如此呢？不是。人的思想、行为也常常受道义论的支配。

例如，人们称道：“见义勇为”是好样的！某人对他的朋友说，“您做这种事太缺德了”（如与朋友的妻子同奸）。诸如此类，说明人的思想行为是在道义论的支配下活动的。简言之，理想、信念支配人的行为。

以上是从指导人们的思想、行为上说的。我们再从评价人的思想、行为上看功利论、道义论，也是同时并存、交替使用的理论与。

例如，当人们议论某人做某事是“落井下石”或“火上浇油”时，显然是功利论的道德评价。

又如，当人们说：“某人居心不良，用意不善”，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时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道义论的评价。

不论人们意识到与否、自觉与否，两种规范伦理观同时并存，每时每刻都在支配人的思想与行为，并评价人的思想与行为，不过时而是功利论，时而是道义论而已，有时同时并用。功利论与人们的物质需要、物质生活相关。道义论则与人们的心理需要、精神生活相关。从人们的道德生活看，两种规范伦理学具有同等的价值，同等的意义。有一付楹联可作为佐证：“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人们在生活中不能脱离功利论，也不能脱离道义论，那么它们为什么会如此这般的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呢？

我们先讨论一下，功利论与道义论的特点，然后接着再讨论人为什么会有这两种道德行为准则。

功利论与道义的特点

功利论有三个特征：一是注重思想、行为的绩效、效果或结果，不计较行为的动机，或不大注意思想端正与否、动机纯洁与否，只要有好的效果，就可以了。二是在行为前权衡，比较，利弊得失，不合算的事，吃亏的事不干。三是立足于个人，推衍到他人与。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或幸福是根本的，为此，不得不顾及他人、社会大众的益利或幸福。

道义论同样也有三个特征。一是注意行为本身、或注意思想、动机（即行为依据的原则），不关心思想、行为的后果。二是不计算，不考虑思想与行为的后果对自己会怎么样。三是道义论不是立足于个人的利益，而是立足于全社会的人民大众的长远的或根本的利益。以上各有三个特点，这就是它们的区别。

总之，功利论带有自发的、本能的倾向，甚至不经，就可以掌握的；道义论则是自为的、理智的产物，要学习、锻炼才能掌握；前者是情感、欲望的道德，后者是理智、信念的道德。或者说，功利论是常人的道德，而道义论则是贤人的道德。

功利论与道义论，有区别，但也有一定的联系。功利论与道义论都根源于社会物质利益关系，前者从个人利益出发，旁及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后者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包含有个人的利益。两者都服务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提升人性。

人为什么会受这两种道德观的支配

这要从人性说起。人是存在者，又是社会存在者。

人作为自然存在者，人要生存，要成长，要，要享乐，因此人就要通过生产，解决吃、穿、住、行、娱乐、休闲等。这就必然要关心私人的物质利益、福利、健康、舒适、安全、幸福诸问题。因此，讲个人功利，并把功利作为一种道德观，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但是人又是社会存在者，他要生存，要成长，要发展，要快乐，要享福，所需要的物质产品、设备和相关条件，都不是单个人所能解决的，必须依赖群体、依靠社会。他必须与他人有分工，有合作的生产劳动，交换其产品，交换其经验，互通其有无。这种社会性，简言之文化性，规定了人有理想，有友情，有精神追求与寄托。因此，就需要有某种道义论存在。这也就是汉儒董仲舒所指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注：董仲舒：《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二、马克思主义道德论和传统规范伦理学的关系

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学者们所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著作，不论是教科书，还是学术专著，几乎都没有正面回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道义论，抑或功利论，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我主编的《新伦理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其深层寓意，是说它是一种超越功利论与道义论之上的一种新的规范伦理学，是传统规范伦理学的综合创新。新规范伦理学，这个说法，书中是有的，但没有阐明，没有论证。今日把它补上。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承认前此功利论、道义论规范伦理学存在的价值，它是古已有之的人类不可或缺的两种道德论。从古至今绵延不绝，尽管它的理论形态，表现形式不断地改变，但它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它在继承功利论、道义论规范伦理学的优秀成果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新规范伦理学。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哲学基础规定了它内在地包含有功利论与道义论两种理论形式。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规范伦理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观和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唯物的辩证法，又是辩证的唯物论。它认为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精神、意识是存在、物质的派生物。但它对存在、物质都有巨大的能动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精神的东西离不开物质。一旦离开物质、精神现象将无法解释，变成虚无缥缈、神秘莫测的东西了。从这样的世界观、价值观出发、观察伦理、道德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伦理、道德现象是一种思想的关系，一种精神现象。它依附于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依附于物质利益关系。恰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里的粗体字为原作者所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道德、伦理是物质利益关系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一切伦理、道德观念都是从物质利益关系中引申出来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必然是功利论的，必然重视人们行为的物质效果，重视人民大众的利益。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也说过，马克思主义教导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人民大众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同全人类利益相一致。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恰恰就是为工人阶级利益辩护的。

人们还记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这里讲的很清楚，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并主张功利主义是我们行为的一种指导原则。不过不是狭隘的功利主义，而是真正人民大众的功利主义就是了。

但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至关重要。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而奋斗、而献身、而自我牺牲，则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体现。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中写道，共产党，除了阶级的、民族的、全人类解放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他说：“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7-38页。）从刘少奇这段论述看，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即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是名符其实的道义论。

综上所述，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既是功利论、又是道义论。功利论是基础、道义论则是它的引申与升华。

从人们伦理、道德文化遗产的传承性上看，马克思主义伦，必然包含有功利论与道义论的积极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说，是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利益的反映，同时又是人类伦理、道德文化有机构成部分。

我们知道，伦理、道德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结晶。人类文化的同其它事物的发展一样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人类文化史上，伦理、道德史上的一段落、一环节。它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必然性。它必然对前此伦理、道德观加以扬弃，即辩证的否定。故此，它要对功利论、道义论的规范伦理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一番审视、分析、批判、改造、继承、吸纳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在马克思主义之前，不论在、在西方，功利论、道义论都是典型的规范伦理。

就中国而言，儒家伦理占主导地位，本质上是一种道义论，当然它也是一种德性论。而在儒家伦理中，道义论，始终是主流派。

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注：《论语·里仁》。）“君子忧道不忧贫。”（注：《论语·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注：《论语·卫灵公》。）孟子见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注：《孟子·梁惠王上》。）“生亦我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注：《孟子·告子上》。）

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这是儒家道义论伦理观最典型的表述。宋明理学，朱熹、二程“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更是极端的道义论。

功利论，先秦的代表人物则是墨子。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义即为利，人民大众之利。以后到了宋代，更有叶适、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陈亮认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注：《止斋文集·答陈同甫》。）这就是说，道德与事功不可分，叶适也是一位功利主义者，认为道德离不开功利，离开功利无道德。

清代颜元，批判董仲舒，针锋相对地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注：《颜元集·四书正误》卷一。）

西方伦理思想，从德谟克里特、伊壁鸠鲁、鲁克莱修到英国唯物论者洛克、霍布士、亚当·斯密；法国的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德国的费尔巴哈这一派经验论家的伦理学思想，几乎都是快乐主义、幸福主义、或者理性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可见，功利主义在西方渊源流长，是规范伦理学的一种传统。

道义论，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奥古斯汀、安瑟伦、托马斯·阿套那、再到康德、黑格尔，这是理性主义传统。他们的伦理观，几乎都是道义论。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就是在扬弃西方包括东方功利论和道义论规范伦理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建立了全新的规范伦理学。

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传统规范伦理学的综合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怎样改造了以前的功利论与道义论

首先，它否定道义论离开物质利益空谈道德，也批判了功利论把道德立足于个人利益的偏狭性。指出道德作为一种人类精神现象是以社会物质利益为基础；否定了这个基础，道德就是一种神秘的理性，如黑格尔所言，成为绝对精神的表现或宗教伦理所谓上帝意志的体现。然而这一切都是空洞的说教，荒谬不可信。同时又指出道德成立的利益基础，是阶级的群体利益，或人类的共同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说：“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6-167页。）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道德建构的物质利益的基础是在个人或阶级集团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相统一、相一致的基础上。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社会主义道德的物质利益基础，是工人阶级利益（包括工人阶级中的个人利益），又是全人类的利益。这就是它之所以是新的规范伦理学根本之所在。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既有阶级性，又有人类的共同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克服了历史上功利论和道义论的缺点吸取了他们的长处。指出道义论不关心行为的效果，不计功利是片面的、错误的；而功利论不注意行为的动机，不考虑行为原则同样是片面的、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吸取道义论注重行为动机，功利论注重行为效果的优点，提出评价行为善、恶与否，既看动机，又看效果。把动机与效果有机统一起来。何止是评价，就行为发生而论，也要考虑动机与效果的一致性。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还把目的与手段纳入道德评价体系。目的制约手段，手段目的。这样就大大丰富了规范伦理学的评价理论并远远地超过了功利论与道义论。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扬弃了传统道义论与功利论，对其改造，整合，即综合创新。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是新的规范伦理学，道理就在于此。它包含功利论和道义论的积极因素，就此而言，它既是功利论、又是道义论，然而它又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种功利论或道义论。它是功利论与道义论的有机统一。进一步说，它是人民大众的功利论，与革命道义论的统一，是对历史上功利论与道义论的积极超越。人民大众的功利论包含有革命道义论的因素，而革命道义论又包含有人民大众功利论的成分。革命道义精神，归根到底，不能脱离人民大众的功利。换言之，道义乃是功利的化身或功利的升华。故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本质上是人民大众的功利论。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集道义论、功利论、德性论于一身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之所以是一种新的规范道德论，就在于它把经过扬弃的功利论与道义论有机地统一起来。德性论、不是别的恰恰是功利论与道义论中的规范、原则、或准则的内化，成为人的一种秉性、品质（德性）、情操或习惯。须知，人们的秉性、品质、情操或习惯，都是外在的道德规范、原则、准则对人长期熏陶、习染、、灌输的结果。开始人们不认识，或不理解，甚至拒斥，到认识、接纳，认同以及落实行动，这是一个过程。在人们行动的反复实践中，构成了人的内在的品质、秉性、情操或习惯。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是道义论、功利论、德性论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之所以是新的规范伦理学还有论的理由。我们知道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唯物史观，是它的方法论原则。把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于伦理学领域，使伦理学发生了革命的变革。

只有应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关系决定道德，而道德又有相对独立性）。才能地解释道德的本质，道德的起源，道德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及其发展的性。也只有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才能全面地解释道德原则或规范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关系，阶级性与全民性的关系，才能科学地阐释道德行为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道德选择与责任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篇6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核心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参考文献

[1]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2-63

马克思主义理论篇7

尚塔尔·墨菲（ChantalMouffe1943一）出生于比利时的布列，在卢汶、巴黎、埃塞克斯和伦敦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曾经是阿尔都塞的学生。毕业后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的大学当过访问学者，并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员，现为巴黎国际哲学协会成员。她和拉克劳在1985年发表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中，首次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nm）的概念，二者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是当代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本文着重探析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

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股新思潮，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中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新思潮，拉克劳、墨菲、詹姆逊、利奥塔、鲍德里亚、福柯、德里达是其重要的代表人物。吉登斯、哈贝马斯等当代西方重量级思想家也卷入了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因此也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政治立场各异，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有很大差别，但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思想上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力图解构现代性、超越现代性的话，那么在后现代主义的土壤中滋长的后马克思主义，则力图解构马克思主义、超越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特别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进行了新的探讨和分析。后马克思主义是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性倾向的新思潮，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衰落之后新出现的“马克思”热。但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较，后马克思主义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更远，试图更进一步地解构和超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墨菲的理论就具有这样的倾向。

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传统，保留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精神，甚至也具有某种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但是她却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治实践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她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同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等当论结合起来，阐述一种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成为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这种理论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努力探索新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的一个新亮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体现在她与拉克劳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以及她单独发表的《政治的回归》、《政治家及其赌注：保卫多元的民主》等著作中。

一般说来，后马克思主义赞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解放精神，并多多少少承袭了这种精神，但是他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无法挽回的缺陷，已经与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因此力图解构并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墨菲就是把唯物史观、辩证法的核心信条和基本方法作为本质论、决定论和还原论的信条加以批判和解构。墨菲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本质论、决定论和还原论的倾向，而她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立场上，坚决拒斥了具有决定论、本质论、还原论的现代性理念。

墨菲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简单的技术决定论，她认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历史有意识及理性的话，那么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则就是可以预期的，因此，经济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机制，这种机制能够独立于人类行为之外作用于客观现象”①。她和拉克劳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结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决定论。作为中性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完全独立的自我规定的技术性过程，由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有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因此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的时候，独立的自我发展的生产力就要求冲破这样的障碍。在墨菲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只有决定论的、本质论的、还原论的信条，因为它把复杂的社会历史归结为或还原为生产力、经济的机制。

墨菲将历史唯物论解读为简单的技术决定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其实这并非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新发现，历史上第二国际的某些理论家确实将历史唯物论解释为简单的技术决定论，但这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技术决定论者，他们并没有把生产力简单地还原为技术，没有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完全独立的中性的自我发展过程，而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用中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

在墨菲的后结构主义的社会观中，社会历史是非决定论的，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更不能把社会历史过程归结为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在她看来，并不存在某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并不存在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因素、根本因素，也不存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的必然性逻辑，应该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本质论、还原论的观念。按照墨菲的后现代主义的社会观，社会历史只是一种非决定论的随机建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随机性、偶然性，社会历史只是任意的关联、随机发生的事态与各种偶然性事件的聚集体。对于像历史唯物论这样的真理性的宏大叙事，只能给以拒斥、解构。

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唯物史观的发现，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在墨菲看来，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的社会主义观念是简单的技术决定论，是本质论、还原论，是她所拒斥的宏大叙事。墨菲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把社会主义视为随机建构起来的认同的结果，社会主义运动只是一种话语政治，就像女权主义运动是对女权话语的认同，生态主义运动是对生态话语的认同，和平主义运动是对和平话语的认同，社会主义运动则是对多元化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话语的认同，所以社会主义策略在于通过激进的多元民主形成社会主义的话语霸权。

二

墨菲不但否定并解构了历史唯物论关于生产力的核心观念，而且也进一步否定并解构了历史唯物论关于阶级的观念。她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也是体现了决定论的、本质论的、还原论的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阶级意味着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一些处于共同的经济地位并具有共同的客观利益的人群。以共同的客观利益为基础的那些人会形成一种统一的力量，成为一个阶级。而在墨菲看来，社会上并不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客观利益，当然也就不能由统一的客观利益产生出统一的阶级，所有的社会群体并不能以单一的客观利益为基础将他们划归为某个阶级。墨菲认为，建立在客观的物质利益基础上的阶级观念，是必须否定和解构的本质论、还原论的观念。

墨菲否定并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代之以后现代主义主张的以政治认同为基础的身份概念，以身份代替了阶级。深受福柯、德里达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墨菲认为社会是依照话语规则而构成的非稳定的差异系统，构成差异系统的并不是以客观利益为基础的阶级关系，而是不同身份的群体关系，身份才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在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身份来自于暂时性的话语认同，包括种族、性别、文化上的认同，是多样化的社会角色认同，从而不同于以客观利益为基础的阶级概念。身份是多元的、异质的，并且是不断变迁和流动的，它是随着对话语的认同而随机建构起来的。墨菲认为战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的抵制和对抗的形式，有了各种各样的新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同性恋运动等新的对抗形式，都无法还原为阶级问题，还原为阶级斗争的问题。她试图以暂时性的、多样性的、异质性的、变动性的、开放性的后马克思主义身份概念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来重新解释当代的社会关系，以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为当代新社会运动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构建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

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事业视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变革的主力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都是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上，他们具有相同的经济地位，其客观利益是一致的，工人阶级能够团结一致，从而成为争取自身解放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的政治力量。墨菲已经解构了阶级的概念，以身份的认同取代了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阶级概念，因此她同样拒斥了统一的工人阶级的观念。墨菲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已不再存在共同的客观利益，也没有可能形成统一的团结的工人阶级。这是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是充满多样性、差异性的社会，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无法简单归结为以阶级的客观利益为基础的冲突。所以她主张以随机构建的不同身份的多元主体来取代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的主体。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不取决于其客观的阶级地位，而是取决于其是否认同社会主义的话语。无论是工人、农民或者是女权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只要认同社会主义话语，就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不再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解放运动，而是以所有认同社会主义话语的民众为主体，这个主体是多样性、差异性的主体，工人、农民、妇女、移民、消费者、和平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具有等值性，社会主义运动并非只有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

为此，墨菲不再将社会主义运动看作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看作多元化的民主斗争，通过激进的多元民主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压迫性制度，铲除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和不平等现象，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当然，墨菲所说的社会主义，并非是同资本主义完全决裂，而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内在发展。她以激进的多元民主来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目的是将社会主义诸目标再一次纳入多元民主的框架之中，并坚持认为必须使这些目标与政治自由主义制度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②这样的社会主义被墨菲称之为自由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相容的社会主义，是将社会主义的宗旨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结合在一起。

三

1985年，在墨菲和拉克劳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就提出了激进的多元民主的问题，主张以激进的多元民主代替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是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

墨菲所主张的激进的多元民主，是确立在对立、对抗、冲突的基础上的。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西方的许多政治家、理论家都声称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已经获取了完全的胜利，像福山所宣称的那样，历史已经终结。但是墨菲指出：“共产主义的崩溃远没有产生向多元的民主的平稳转变，在许多地方似乎还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复活和新的对抗的出现。西方民主主义者惊奇地注视着各种各样的种族、宗教和国家冲突的爆发，他们原以为这些只属于一个过去了的年代。"世界新秩序"的预言、普遍价值的胜利。"后传统的"同一性的普遍化都没有实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诸多排他主义的爆发以及不断增长的对西方普遍主义的挑战。”③面对这种新的冲突和对抗的不断出现，以普遍主义、理性主义、本质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分析，自由主义所设想的没有对抗、没有敌手的自由民主世界是一种幻觉。墨菲力图站在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反普遍主义、反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来解释政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在墨菲看来，马克思主义是通过阶级对立、阶级斗争来说明社会历史现象的，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隐退，一种以为我们最终将无需对抗观念的幻觉流散甚广。这种观念充满危险，因为它将使对抗以无法辨认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我们无能为力”④。墨菲认为，在瓦解后，旧有的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专制同民主的对立已经消失，但是各种种族的、国家的、宗教的对抗正在复活，冲突的对抗正在以大量的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墨菲将对立、对抗、冲突视为政治的永远的本性，这样的对立、对抗是不可根除、不可化解的，即使在民主政治中也是如此。“承认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不可能根除，而只能被控制，这使人们对民主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霍布斯把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激烈竞争的状态。看作是狼与狼之间的对立、冲突的状态，在墨菲看来，人类的这种状态只能被控制而不能被消除，民主政治是将对立、冲突控制在一定的原则、一定的框架中进行，而不是将对立、对抗取消，不允许对立、对抗、冲突的存在，声称已取得普遍的一致性、统一性，那正是民主处于危险的时候。“一个健康的民主程序需要诸多政治力量的震荡冲突和众多利益的开放性的矛盾斗争。”⑤民主不是排斥对立、对抗和冲突，而是将对立、对抗、冲突容纳在民主的形式中，民主政治必须能够包容对立、对抗和冲突。如果把对立、对抗和冲突的力量排斥在民主之外，就可能使这些力量被吸引到宗教主义、民族主义中去，可能使这些力量真的成为民主的敌人。

按照墨菲的激进的多元民主观，民主不是建立在完全统一、一致的基础上，完全的统一、一致只会导致民主的灭亡。相反，民主必须承认多样性、差异性、不确定性。必须承认对立、对抗和冲突。“一旦我们承认政治是必要的，并且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对抗的世界，那么需要正视的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如何可能创立或维持一种多元民主秩序。这种秩序奠基于对‘敌人"和‘对手"（adversary）区分之上。”⑥墨菲认为，在民主政治的政治共同体语境中，不能够把反对者视为有待消灭的敌人，而应作为一个对手，对手的存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必须被容忍，我们将批评对手的观念，但是我们不能质疑其自我辩护的权利。在多元的民主政治中，“敌人”这个范畴不是被消灭，而是置换为“对手”。如果民主不能使“敌人”转化为“对手”，不能包容这种“敌-我”的关系，而是将“敌人”排斥于民主之外，那么“敌人”就可能成为反自由、反民主的真正的敌人。

激进的、多元的民主允许有对立、对抗和冲突存在，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存在，它只是要求民主游戏规则的一致性，而不是实质性观点的一致性，相反它反对这种完全的一致性。民主政治当然要求大家遵守自由民主的规则，但这种规则在墨菲的后现代话语中，并非是实质性的真理意义上的一致性，而只是一种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法”的一致性，游戏规则的一致性。

墨菲主张的激进的多元民主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他借助了克劳德·顿弗特的说法，指出“民主的特征就是确定性标准的消失”。⑦前现代社会中，体现在王族身上的、系立于神的超强力量的权力，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已成为昨日黄花，权力合法性的终极保障及其源泉已经消失，以神的终极基础作为确定性标准在现代社会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而现代性的启蒙观念，试图将政治权力的基础奠定在人类及其理性之上，从而取代传统的上帝或自然的基础，这样的尝试也终究归于失败。因为，按照墨菲的看法，不可能为民主政治找出一个确定性的基础，在她看来，现代民主的特征恰恰就是确定性标准的消解，就是充满不确定性。激进的多元民主，以不确定性为特征，所以才会包含多样性、差异性，才会包含各种对立、对抗的冲突。如果坚持确定性的标准就只能导致统一性、一致性，就不可能允许对立、对抗和冲突的存在。

墨菲主张的激进的多元民主又具有差异性、多样性的特征。现代民主社会的确定性标准的消解，意味着统一的共同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差异性、多样性。“今天正在被诉求的那些新的权利所表达的是差异，这种差异的重要性只有在今天才得以被肯定，而且它们再也不是可以被普遍化的权利了。激进民主要求我们承认的差异--特殊的、多样的，异质的--实际上包括被抽象的人（Man）的概念所排斥的所有的东西。”⑧激进的多元民主，以差异性、多样性的存在为前提，共同性、统一性在今天已经成了民主的障碍。在墨菲看来，不但社群主义所主张的实质性的共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重叠共识，也是与激进多元民主的差异性、多样性不相容的。

墨菲主张的激进的多元民主还具有非普遍主义的特征。激进的多元民主以差异性、多样性的存在为前提，那就意味着普遍主义的不存在，意味着各种各样的特殊性的存在。墨菲指出，现代性的启蒙观念是以抽象的普遍主义为特征的，为民主设定了一种抽象的普遍的人权，正是在普遍的共同的人的权利的基础上组成了民主社会。而墨菲则认为现代民主制是非普遍主义的，是由多种多样特殊身份的人组成的，不能把“人民”说成是具有普遍意志的统一的同质性的主体。在墨菲看来，无论是自由主义以抽象的权利为基础的个人，还是社群主义以共同善为基础的社群，以及马克思主义以经济为基础的阶级都具有普遍主义性质，都不能构成现代民主的基础，因为现代民主制恰恰是以非普遍主义为特征的。

墨菲的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实际上是将现代性的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同后现代性的非本质主义、非普遍主义、非理性主义的观念结合起来。利奥塔坚持后现代性的反普遍主义的立场，为避免普遍主义而放弃了现代性的政治自由主义，因为在利奥塔看来，现代性的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哈贝马斯坚持捍卫政治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的立场，将现代性作为未完成的事业，坚持将政治自由主义建立在普遍主义、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墨菲认为，无论是利奥塔还是哈贝马斯，都是将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同普遍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结合在一起，利奥塔为了拒绝普遍主义、理性主义而拒绝了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从而走向完全的虚无主义，哈贝马斯则为了坚持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而保持了普遍主义、非理性主义。墨菲的立场不同于利奥塔和哈贝马斯，她的激进的多元民主，保留了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却抛弃了普遍主义、理性主义，而将自由民主原则确立在后现代性的非普遍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所以，她的激进的多元民主“既可以定义为现代的，也可以界定为后现代的。它奉行那种"现代性的未完成的规划"，但是不像哈贝马斯，我们认为在这种规划中启蒙的认识论不再会有任何作用”。⑨现代性的自由民主原则，在墨菲的激进的多元民主中得到保留，但是现代性的启蒙认识论的视角，亦即那种普遍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的视角必须被放弃。尽管这种启蒙观点的视角在现代性的自由民主的兴起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现在已经成为激进的多元民主的障碍，需要从非普遍主义、非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自由民主的原则，将激进的多元民主确立在后现代性的立场上，这样的激进的多元民主具有不确定性、差异性、多样性的特征，它是确立在对立、对抗、冲突和斗争的基础上的。

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虽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传统，表达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但是他实际上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力图解构、超越马克思主义，因此，如加拿大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伍德所指出的那样，她及其他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是极为脆弱而又疏离的”。⑩她否定历史唯物论，代之以非决定论的、非本质论的、非还原论的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代之以后现代主义的身份概念，并以话语分析方法取代阶级分析方法。她所提出的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包含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某些批判，并自称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规划，但是事实上是主张将社会主义的目标同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结合起来。与其说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激进的，倒不如说是保守的，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和彻底决裂，而墨菲的激进的多元民主则更多地是向资本主义的妥协。

注释：

马克思主义理论篇8

让我们试着来理解它。

为了这个目的，我先要谈谈费尔巴哈（我翻译了他的一些文章）。没有人会否认费尔巴哈的哲学是一种旗帜鲜明的理论人道主义。费尔巴哈说：每一新的哲学都是带着“人”这个名称出现的。1而实际上，人、人的本质，是整个费尔巴哈哲学的中心原则。并不是费尔巴哈对自然没有兴趣，因为他的确谈到了太阳和行星，谈到了植物、蜻蜓和狗，甚至谈到大象，以便指出它们没有宗教可言。但是，在他谈到自然的时候，在他平静地告诉我们每一种类都有它自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只是它本质的显现的时候，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他是在预先准备他的场地。这个世界由对象组成，其中尤其存在这么一个对象，使某一种类的本质在它那里得到成就和完善：它就是这一种类的本质对象。因而每一行星都有太阳作为它的本质对象，太阳同样是行星的本质对象，等等。

场地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注意力拉向人。人是他的世界的中心，就像他处在围绕这个世界的地平线的中心（即他的Umwelt[周围世界]的中心）一样。他的生活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他的：或者不如说，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他自己，因为他的世界的一切对象，仅就它们是他的本质的实现和投射而言，都是他的对象。他的直观的对象只是他直观它们的方式，他的思想的对象只是他思考它们的方式，而他的情感的对象也只是他感受它们的方式。他的一切对象，就它们所给予他的东西从来只是他的本质而言，都是本质的。人总在人自身中，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的领域，因为世界是人的世界，而人就是人的世界2——青年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拿来的这个简单的短句，在参加去年夏天莫斯科“黑格尔会议”的与会者蹭引起过一番学究气的讨论。太阳与星辰、蜻蜓、直观、智力和激情，凡此种种都只是通向决定性真理道路上的过渡――人不像星辰和动物，他的特殊性在于能够把他自己的类、他的类的本质、他的全部族类本质作为对象来拥有，这个对象是毋需归功于自然或者宗教的。

通过对象化和颠倒的机制，人的类的本质以一个外在对象的、另一个世界的形式，在宗教中，被赋予了本身无法辨认的人。在宗教中，人把他自己的力量、他的生产力想象成一个绝对他者的力量，在这个他者面前颤栗，向他顶礼膜拜乞求怜悯。而这一点完全具有实践的意义，因为就是从这里产生了宗教崇拜的所有仪式，甚至产生了奇迹的客观存在；它们其实都发生在上述想象的世界里，因为它们――我引用费尔巴哈的话说――只是“愿望的满足”。3绝对的对象，作为人，因而在上帝那里碰到了绝对，但却没有认识到，他所碰到的就是他自己。整个这套哲学并不只限于宗教，它也涉及到艺术、意识形态、哲学，另外――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还涉及到政治、社会甚至历史。所以整个这套哲学都寄托在主客体本质的同一性上面，这种同一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在自我实现和异化中的展现而得到说明的：自我实现建立其对象；而异化则把主体和对象分离开来，使对象成为外在于主体的、物化的东西，并且把本质关系颠倒了过来，因为足以令人感到羞辱的是，主体发现自己受到以一个对象形式出现的自己的统治，而这个作为上帝或国家等等的对象，无论如何都不过是主体自己而已。

一定不要忘记，我在这里只能概括其前提的这种话语具有某种庄严的意义，因为它要求把由宗教的或政治的异化所造成的颠倒重新颠倒过来；换言之，它要求把人的主体属性中的想象的统治颠倒过来；它号召人最终索回对于他的本质的拥有，这种本质从上帝和国家对他的统治中异化掉了；他号召人最终再也不是在宗教的想象世界里、在“国家的天国”里，或者在黑格尔哲学异化了的抽象里，而是在此时此地的尘世、在现实社会里实现他的真正的人的本质，即人的共同体、“共产主义”。

人处在他的世界的中心，就这个说法的哲学意义而言，是指他的世界的原初本质和目的――这就是我们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称之为理论人道主义的东西。

我想，大家会同意，原本采纳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和异化的难题性的马克思，后来跟他决裂了；而且大家也会同意，与费尔巴哈理论人道主义的这次决裂，在马克思思想的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根本性的事件。

但我还想走得更远一些，因为费尔巴哈是一位奇怪的哲学人物，他具有“泄露天机”这样的癖性（如果可以容我这么说的话）。费尔巴哈是一位供认不讳的理论人道主义者，但是在他背后站着一整排的哲学前辈，他们虽然没有勇敢到如此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却一直在从事人的哲学，哪怕是用一种遮遮掩掩的方式。我决不至于贬低这一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它的历史功绩在于为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教会，以及反对它们的意识形态专家进行了斗争，在于赋予了人以地位和尊严。不过我想，我们也决不至于否认这样的事实：这个产生了伟大菱和伟大思想家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是和上升的资产阶级密不可分的，它表达了这个阶级的渴望，同时转译和传递着经由新法律体系（被修改成资产阶级商业法的旧罗马法）所认可的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人作为自由的主体，自由人作为其行动和思想的主体，首选在于人能够自由地占有和买卖，在于成为法律的主体。

我想直截了当地在这里做出这样的断言：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例外，古典哲学的伟大传统都是在它的各种体系的范畴中进行着再生产的活动――既对人认识的权利，也对人行动的权利进行着再生产。用人认识的权利，它制造出它的各种知识论的主体，从“我思”到经验主义的和先验的主体；用人行动的权利，它制造出经济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主体。我相信――但显然不能在这里证明――自己有权这样断言：通过被划分和伪装成不同的主体的形式，关于人、人的本质或人的类的范畴在古典的、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哲学里都起着根本性的理论作用。而当我谈论某个范畴所起到的理论作用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它是和其他范畴息息相关的，不改变整体所发挥的功能，就不可能把它和整套东西割裂开来。我想我可以这样说：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伟大的古典哲学都以含蓄的形式表述了无可争议的人道主义传统。如果说，费尔巴哈用他固有的方式“泄露了天机”，如果说，他把人的本质毫不含糊地摆在了整个事情的中心，那么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够逃脱使古典哲学通过划分不同的主体而把人掩盖起来的那种限制。这一划分――为了让问题简单一点，我们就说划分两种主体吧――使人成为一个知识的主体和一个行动的主体。这是古典哲学的一个特有的标志，它可以防止这种哲学做出费尔巴哈那种异想天开的声明。费尔巴哈自认为能够克服这一划分：他用人类主体自身属性的多元性取代了各种主体的多元性；而且他认为自己能够从出发去解决另一个政治上的重要难题――个人与类之间的区分，理由是克制了个人（因为它总是要求至少应该有两个人存在），并且已经创造出了人类。我认为，从费尔巴哈进行思考的方式可以明显地看出，早在他之前，哲学的主要关怀就是人。区别在于，人是被划分为不同的主体，还是被划分为个人与类。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远远不止是清算费尔巴哈而已：它的矛头同时既对准了现存的社会和历史哲学，又对准了古典哲学传统，因而也通过它们，对准了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我要说，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的反人道主义。如果我刚才这番话还有些道理，那么你只须把它跟我前面讲到的问题对照一下，也就是对照一下马克思跟斯宾诺沙和黑格尔在反对关于开端和主体的哲学这一点上的亲和关系，就能够看出我的意思了。其实，如果你考察一下那些文本，如果它们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文本的话，那么你是找不到人这个范畴以及它的任何过去的或者可能的伪装物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那些论点构成了仅有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整体，并且引起了五花八门的解释。但是我看不出它们怎么可能允许任何一种人道主义的解释：相反，它们注定要排除这样的解释，把它看做唯心主义的一个品种，并且注定要让我们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

但是我们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还必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反人道主义――也就是说，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和历史的理论不把人的概念当做中心的做法。

也许我们应该先讨论两种反对意见。事实上，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做，因为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第一种意见断定：任何按上述方式来构想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念，都将以漠视人、麻痹他们的革命斗争而告终。但是《资本论》通篇都在讲被剥削者从原始积累时期到成功的资本主义时期的苦难，它的写作也是为了有助于把他们从阶级奴役下解放出来。然而这并没有妨害马克思，相反却迫使他对具体的个人进行抽象，从而在理论上把他们看成是关系的简单“承担者”――而这就是在同一本《资本论》里，在分析造成他们被剥削的机制的过程中讲到的。第二种意见用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实际存在来反对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尽管一般说来是为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服务的，却同样有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在特定社会阶层内部，而且甚至以宗教形式，表现出群众对于剥削和压迫的反抗。但是，只要你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要根据它们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来判断它们，这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在这里当做赌注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从人的本质出发，从自由的人类主体、需要、劳动、欲望的主体、道德和政治行为的主体出发去解释社会和历史的那一类理念企图。我坚持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历史科学并写出《资本论》，只是因为他跟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人道主义理论企图进行了决裂。

与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反，马克思声称：“社会并不是由个人构成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4而且，我们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5针对在《哥达纲领》中宣称“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那些人道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还反驳说：“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6有人还想象出比这更断然的决裂吗？

后果可以在《资本论》中看到。马克思表明，归根到底决定着某种社会形态并且让我们能够理解它的东西，不是什么幻想出来的人的本质或人性，不是人，甚至也不是“人们”，而是跟经济基础不可分的那种关系，即生产关系。同时，与一切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相反，马克思表明，这种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面对面的关系，不是主体、心理学的或人类学的关系，而是一种双重的关系：人群与人群的关系，其本身又关系到这些人群与所有物――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你能够想象出来的、具有最大可能性的一种理论上的神秘化，就是认为各种社会关系都能够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甚或人群与人群的关系：因为这就是假定社会关系是只牵扯到人的关系，然而实际上它们同样牵扯到物，即从物质的自然界中取得的生产资料。

马克思说，生产关系就是分配关系：由于它把生产资料归属于某个阶级，因而它也同时把人们分配到了各阶级中。阶级就产生于这种分配过程中的对抗，分配过程也就是归属过程。所有个人生来都是这种关系的一员，因而也都是能动的，是关系的一员，就像是自由签订的契约的一方那样，所以他们才受到关系的束缚；而正因为他们受到关系的束缚，所以他们也才成为关系的一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人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把人们只看做是关系的“承担者”，或者说，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过程中某种功能的“载体”。这绝不是因为他把具体生活里的人归结为简单的功能载体：他在方面像这样看待他们，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中（也就是在剥削中）把他们归结成了经济基础内部的这样一种简单功能。

实际上，被看做生产当事人的生产的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只能这样：他被规定为关系的简单“承担者”、简单的“功能载体”，完全是匿名的，而且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为如果他是工人，就可以把他扔到街头，如果他是资本家，他就可以发迹或者破产。总之，他必须服从于作为剥削关系、因而作为对抗性阶级关系的生产关系的规律；他必须服从于这种关系及其作用的规律。如果你不对无产者和资本家的个别具体的规定、他们的“自由”或者他们的个性进行理论的“归结”，，那么你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个人进行的那种严酷的实践的“归结”，即把他们只当做经济功能的载体，此外什么都不是。

但是，把个人当做经济功能的简单载体给个人带来了后果。不是马克思这个理论家像这样对待他们，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个人当做可以相互替代的功能的载体，就是――在作为资本主义根本性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剥削内部――无可挽回地在血肉之躯上给他们标出价码，把他们归结为只是机器的附属物，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丢进工厂的地狱，把他们的工作日延长到极限，给他们刚够把自己再生产出来的报酬，并且创造出那去庞大的劳动后备军，从中可以获得其他的匿名载体，以便对那些正在受雇、能够有幸得到工作的人施加压力。

但与此同时，它也将创造出工人阶级斗争组织的条件。因为正是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即资本主义剥削――的发展本身创造了这些条件。马克思不断强调一个事实：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不仅通过把工人群众在工作场所集中起来，不仅通过把他们混杂在一起，而且首先是通过把劳动与日常生活的严酷纪律强加给他们，从而强行给工人阶级上了阶级斗争的课程。工人们所蒙受的一切，结果只能反过来在共同行动中反抗他们的雇主。

但是要让这一切发生，工人们就必须成为其他关系的一员，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

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不能只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而归结为它的经济基础。没有上层建筑的帮助，没有归根到底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法律－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阶级剥削就不能够维持――也就是说，不能够对自身存在的条件进行再生产。马克思除了在几处简单地提一下之外，并没有进行这项分析。但是从他说过的每件事中，我们都能推定，这些关系也同样是把具体的个人当做关系的“载体”，当做功能的“承担者”；人们只因为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而成为关系的一员。例如，法律关系从实在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简单的“法律关系的载体”，当做能够拥有财产的简单的法律主体，哪怕他仅有的财产就是他赤条条的劳动力。例如，政治关系同样从活生生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简单的“政治关系的承担者”，当做自由的公民，哪怕他的投票只是增加了他所受的奴役。再例如，意识形态关系同样从活生生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不是服从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就是反抗这些观念的简单主体。但是所有这些关系各自都把实在的人用作它的承担者，仍然决定着他们的血肉之躯并在那里打上印记，就像生产关系所做的那样。而且因为生产关系就是阶级斗争的关系，所以正是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些上层建筑关系，决定着它们的矛盾，也决定着它们借以在经济基础上面打下烙印的过度决定作用。

而且，正如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在生产内部为工人的阶级斗争创造了条件一样，你可以看到，法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关系也能够――恰恰通过它们所强加的限制――为这一斗争的组织和意识做出贡献。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确实是在资产阶级关系的框架内，并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里来学习政治的。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只有把广大群众都纳入自己的斗争，才能够旧政权、它的生产关系和它的国家。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只有把工人拉进自己的政治战线（随后当然又屠杀他们），才能打败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它的法律和它的意识形态，也通过它的枪弹和它的监狱，资产阶级在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教育了他们，其方式之一就是迫使他们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关，迫使他们挣脱后者意识形态的桎梏。

正是在这里，“归根到底”及其在“大厦”内部产生的矛盾作用可以干预进来，对上述那些悖论现象的辩证法加以说明。马克思不是借助于人这个荒谬的概念，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概念――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理解那些现象的。在理论上，“归根到底”所发挥的功能使我们能够说明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意识形态斗争这些阶级斗争形式之间的差异和不平衡，进而说明这些斗争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说明这种斗争存在的矛盾。

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正如在历史唯物主义内部起作用那样，意味着拒绝把对社会形态及其历史的解释植根于那种抱有理论企图的人的概念――就是说，作为开端性主体的人的概念，因为就在这个概念里找到了他的需要的开端（Homooeconmicus[经济人]）、他的思想的开端（Homorationalis［理性人］）、他的行动和斗争的开端（Homomoralis,juridicusetpoliticus［道德人、法律人和政治人］）。因为，一旦你从人出发，你就不可避免要受到唯心主义的诱惑，去相信自由或创造性劳动是万能的――也就是说，你只会完全“自由”地屈服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万能的脚下，这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于用人的自由力量的虚幻形式来掩饰和强加另一种力量――更加真实也更加有力的资本主义的力量。如果说马克思没有从人出发，如果说他拒绝了从人的概念里对社会和历史进行理论的推导，那么这是为了要和上述神秘化进行决裂――这种神秘化不过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力量对比关系的表现形式而已。

因而，马克思从产生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述作用的结构性原因出发（正是这种原因维持着你应当从人出发的幻觉）马克思从一定的经济形态出发，而在《资本论》的特殊情况下，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在上层建筑中被它归根到底决定着的那些关系出发。而且每一次他都说明，这些关系决定着人并给他们打上印记，以及它们如何在人们的具体生活中给他们打上印记，而通过阶级斗争的体系，活生生的人又如何被这些关系的体系所决定。在1857年《导言》里，马克思说：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7我们可以把他的意思加以变通，然后说：具体意义上的人是被关系的许多规定［决定］的综合所决定的，他们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如果说马克思没有从那个作为空洞观念的人（也就是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压倒的人）出发，那么这是为了最终得到活生生的人；如果说他从把活生生的人当做“载体”的这些关系那里兜了圈子，那么这是为了最终能够掌握支配着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具体斗争的各种规律。

我们应当记住，从关系兜圈子，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使马克思远离活生生的人，因为在知识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上，也就是在他分析的每一个环节上，马克思都说明了每一种关系――从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到法律－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在人们的具体生活中给他们打上印记，使他们的生活受到阶级斗争的种种形式和作用的支配。马克思的每一次抽象都与这些关系所强加给人们的“抽象”相一致，而正是这种严酷的具体“抽象”把人变成了受剥削的工人或是剥削人的资本家。我们应当记住，这个思维过程的终点――它所导致的“思想具体”――正是那个给具体现实下定义的许多规定的综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篇9

卡尔·考茨基是德国社会和第二国际的卓越领导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国内包括网络上的有关文章仍然多受列宁左倾思想局限和斯大林冷战思维的影响，对考茨基的介绍没有公正客观地评价。这样做一方面对历史人物不公，更重要的将误导我们徘徊于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外，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进步。这里我们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对考茨基这样的一位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领袖，重新进行了介绍和评说。一、社会主义杰出的活动家卡·考茨基1854年10月生于奥地利帝国的布拉格，其父是捷克画家，祖父也是画家，母亲是德国人，演员和小说家。考茨基9岁时，全家迁居维也纳。在多民族的奥地利帝国，考茨基自幼怀有激进的亲捷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也同情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他很崇敬匈牙利民族英雄科苏特和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时期，他感到欢欣鼓舞。从此，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开始阅读社会主义书刊和小说。特别是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充满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说给考茨基以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又读了路易·勃朗的历史著作，他说从中"获得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正面知识"，并积极投身于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民主公正平等价值的实现。他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其任务就是“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成为更自觉和更合目的的斗争”。1874年，20岁的考茨基开始研究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首先学习的是拉萨尔的著作。1874年秋，他在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学习，他曾在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由于家庭的影响，考茨基也喜欢绘画和写小说。由于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他开始研究经济学，并学习《资本论》。同时还热烈地赞成达尔文主义。1875年他的第一本著作《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发表，从此开始了他的著述活动。同年加入奥地利社会，之后，开始为《前进报》撰稿。1876年到莱比锡旅行时，同威·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有过个人接触，1877年加入德国社会。1878年，他的一个剧本曾在维也纳演出。这时他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是多元的，对科学社会主义并不独衷，他回忆说："当时，我对马克思还抱冷漠的态度，我的经济学观点当时带有强烈的折衷主义性质"。这时，他开始为维也纳的党报和莱比锡《人民国家报》撰稿。1879年，他曾给赫希柏格主办的杂志《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写过几篇文章，得到赫希柏格的赏识并被约请当了赫希柏格的助手。1880年1月，考茨基迁居苏黎世，在这里，认识了赫希柏格的秘书、比他大五岁的伯恩施坦，得到了"很多鼓励和启发"，二人"情投意合"，从此成为莫逆之交。1881年3月，考茨基被派往伦敦，经常同恩格斯一起相处，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二、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受马克思恩格斯偏执的影响，考茨基逐步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没有简单地迷信马克思主义。1882年，考茨基被赫希柏格解职，重返维也纳。188l--1882年冬季写成了《婚姻和家庭的起源》一书，恩格斯对本书的一些论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但考茨基没有接受，相反，他在自传中写道："在这本书里，我在有些地方得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后来得出的结论……在恩格斯持有反对意见的诸点上，后来的研究都证明我是正确的。”1883年1月，《新时代》杂志创刊号出版，从创刊到1917年秋，考茨基都是它的主编。考茨基非常注意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动向，及时提出一些深刻的见解。1885年11月，考茨基迁居伦敦，继续出版《新时代》杂志，此时，伯恩施坦成了《新时代》的撰稿人。在恩格斯指导下，考茨基在大英博物馆进行科学研究工作，陆续发表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如：1887年发表了《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9年发表了《1789年的阶级矛盾》(后改为《法兰西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1890年迁居斯图加特。为了宣传五一节，1890年发表了《劳工保护，特别是国际劳工保护立法和八小时工作制》。1891年，在恩格斯领导下，由考茨基、伯恩斯坦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才在德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来统一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元错误的情结也确立下来，直到1980年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才把马克思主义最终从指导思想的神坛上搬下来而仅作为理论基础之一。考茨基草拟了《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后来，又受委托，于1892年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三、马克思主义教皇—第二国际主要领袖由于德国社会在议会选举中逐步获得成功，使得恩格斯晚年偏重于马克思主义的和平渐进方面，而不是革命方面的理论。并且宣布，1848年的策略在各个方面都过时了。恩格斯在1985年逝世前所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再版导言中指出暴力革命战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危害，他说：“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的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在恩格斯的领导下，在两个世纪之交，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国际性的思想，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当然，恩格斯在侧重于和平议会道路的时候，没有忘记“革命权”，以防不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从坏处作想，向好处努力。以后的发展说明，恩格斯的担心后来没有出现。其原因是当时德国政府顺应潮流，逐步接受民主政治。直到1933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已经不是恩格斯所担心的资产阶级了）用暴力手段上台时，显示了恩格斯警告的先见之明和策略的周到（美国至今允许公民拥有枪支，使公民对政府不轻信和保持警惕）。1889年2月，在恩格斯的努力下，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在海牙召开筹备会。接着，在7月14日纪念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一百周年的那天，在巴黎召开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宣告成立。第二国际确定主要任务是运用在议会内外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壮大工人队伍的力量，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在1893年苏黎士代表大会上，倍倍尔、考茨基等人要求决议中增加政治权利和立法机构，以促进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夺取政权。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主要首领是马克思主义派,德国社会是第二国际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最强大的堡垒。伯恩斯坦同考茨基一起被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人。倍倍尔作为莱茵议会的议员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和伯恩斯坦被恩格斯指定为遗嘱执行者。考茨基称为“马克思主义教皇”，担负起保卫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重任。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提出"修正"马克思主义，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伯恩施坦的一系列论文。那时他还坚持阶级冲突，写了几篇批驳伯恩斯坦的论著，认为改良只是一种策略不能改变冲突，民利的保障不能取代革命，他的目标始终是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治权力。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不一定非采取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不可，但必须有受压迫人民的积极参加，而且“经济危机，物质生活状况的动荡不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切令人难忍的和引起愤恨的不断加剧的后果，不是建立在现在所有制形式上面的任何改良所能制止的。”但是倍倍尔和考茨基也认为，如果伯恩斯坦生活在德国就不会写出那样的文章了，换言之，在德国民主社会党尚处于非法地位（1890年党人法才取消），还不能走改良的道路，但是在英国法国民主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选择改良的道路是可行的。他说，马克思在20年前就说过，英国有可能实行和平过渡，德国军国主义和官僚统治仍然很严重，没有真正的议会制民主。（1848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指出，先实现民主，后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公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并规定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在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还设计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的政治经济措施，指出，只有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才能为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20世纪初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西欧日益成熟，民主制度高度程序化合理化法律化，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政治制度，其本身就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属性所以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由民主制度的限制，资产阶级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不能再依靠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压缩劳动报酬等老办法，而是要依靠不断采用新技术和改善经营管理的办法来实现。在民主制度的限制下，国家集体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分配，如工人工资．资本家的利润．上交给国家的税收．再生产的资本投入等趋于公平合理，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不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合作伙伴关系。其次技术工人在工人的总人数中达到70％以上，加上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使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文化斗争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使工人阶级可以和平运用在议会内外斗争相结合的方法来实现社会主义，并通过入股和参与管理来获得经济自由。民主社会主义正是大多数蓝领阶级的政治代表，既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又不产生社会动乱。考茨基已经逐步认识到，欧洲生产社会化，所有权与支配权相分离，是一种新的现象，资本主义正在自我调节，中小企业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更繁荣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不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和谐的发展不间断的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平的继承者。拉萨尔．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及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行途径在于“民主”，而不是“”，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不是靠“暴力革命”进入社会主义，他们主张议会道路．阶级合作和政治妥协，从而很好地解决了在资本主义民主发达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1898年和1899年，以爱德华·伯恩施坦发表著名的《社会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的任务》为标志，以上的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开始反思以往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并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1899年考茨基写了《土地问题》，因为当时考茨基还没有批评列宁，所以心胸狭隘的列宁，这时尚对该书作了好评，列宁曾说："考茨基的这本书是《资本论》第3卷以后最出色的一本经济学著作"。"对马克思关于利润和地租的学说作了通俗、非常确切、非常天才的叙述"。同年，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前提和社会的任务》一书出版，考茨基当即写了《伯恩施坦和德国社会的纲领》一书，对伯恩施坦进行了批判。当然这种批判是着重从经济方面进行批判，而在基本观点上，考茨基与伯恩施坦是一致的。他说："虽然我对修正主义作了许多研究，但即使在最激烈的斗争时期，我也没有全力投入反对修正主义的论战"。他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一文中把修正主义只看作是"理论上的退步"，他希望他们"能够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成绩来"，希望他们"继续忠于社会主义"。这说明考茨基虽然也在反对伯恩斯坦，可实质上他同伯恩施坦等人在感情上是相通的，他们都毫无保留地赞成议会策略。考茨基认为：伯恩斯坦没有叛变，他们没有成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敌人。1902年，他写了《社会革命》，1909年写了《取得政权的道路》，都是专门论述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但回避了无产阶级问题。他曾说："关于无产阶级问题，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他认为无产阶级不是战争状态，也不是雅各宾式的独裁，而是无产阶级在充分民主的和议会制的制度下行使多数人的统治。在马克思主义派与修正主义论战的时候，欧洲发展的现实却无情地验证了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观点和主张，历史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预测相悖。西欧社会党面临着是坚持原则还是适时而变的矛盾之中，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进行了一次次的突破，曾经反对伯恩斯坦的普列汉诺夫也不得不承认，伯恩斯坦的许多观点不幸是对的。1899年，社会主义运动中发生了米勒兰人阁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社会人的争议。1899年6月台票2日，法国共和党人瓦尔德克-卢梭组阁时主动向米勒兰邀请，并被米勒兰接受，任工商部长。在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对此提出了两个提案，由考茨基提出，并由普列汉诺夫补充的决议草案认为：“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政治形势要求作这种冒险，那么，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会议表决时以29票对9票通过了一个不是谴责而是折衷的决议案，被称之为"橡皮性"的决议。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客观上确实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但是，在1907年8月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伯恩斯坦等人提出社会主义殖民主义的概念。对此，考茨基认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很难放弃殖民政策，但是社会主义应该坚持放弃殖民地的原则，他在理论上反对了“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考茨基进入20世纪后，世界大战的危险已经威胁到人类社会。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的巴黎代表大会上，大会通过的决议提出了废除常备军的要求，在反对战争、战争根源上第二国际内部的意见基本一致。但是在本国因防御目的而处于战争状态时，本国的社会党人是站在民族立场上支持战争，还是以国际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为重，反对一切战争呢？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经不成为问题，当然是站在民族立场上支持反侵略战争，但是这是当时第二国际面临的一大难题。1907年8月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达成一种妥协：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工人阶级是战争的天然反对者，但各国可“采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反对制止战争的爆发”，利用战争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1910年，考茨基同希法亭、鲍威尔等人组成"中派"集团。1913年8月倍倍尔去世，弗里德里奇。艾伯特接任社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考茨基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战争与和平的文章，极力呼吁停止军备竞赛，要求实现裁军。他还明确强调，帝国主义是一种特殊方法，既不是不可避免，也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考茨基认为，充分认识到自己利益的资本家会阻止战争。对考茨基的见解我们也不难理解，因为战争会损害资本家的企业和投下的资本，资本需要扩张，但是只在和平环境下才能成功地建设和发展。资本主义就是战争这一结论并非是常理。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考茨基对战争持"中间立场"，提议在议会中，在政府军事拨款问题上，社会人不投赞成票，也不投反对票，要投弃权票。认为这种做法"是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1870年采取的立场相吻合的"。考茨基在1914年10月写了《战争时期的社会》一文说："一切国家的社会人都有同等的权利或同等的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任何一个社会人也不能因此而责备另一个社会人"。（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14年9月，考茨基发表了<<帝国主义》一书，提出了有名的"超帝国主义"的理论，不认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否定列宁把帝国主义同垄断制和金融资本联系的偏激观点，他认为帝国主义只是一种政策。在第一次世界期间，考茨基派参加了列宁倡导的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同列宁的左倾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1915年6月23日，在伯恩斯坦、考茨基和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压力下，德国社会议会党团发表声明反对吞并领土的战争。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沙俄侵略德国时，民主社会党支持德国政府的反侵略战争，但是随着德军的所作所为，社会表示反对战争。1915年12月第五次战争预算表决中，社会议会党团中有20人投了反对票，24人投了弃权票。1917年4月6-8日，社会内反战议员在哥达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独立社会，从社会中分离了出去，考茨基、伯恩斯坦都属于反战的独立社会，并非是列宁指责的铰肉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考茨基提倡社会和平主义，希望早日结束战争。五、考茨基与列宁的分歧在二十世纪初，考茨基很关注俄国的事态，预察到俄国革命的来临，并作出精辟论断。1902年写了《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泛滥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1901一1916年）拉夫人和革命》一文，此文为转登在列宁主办的《火星报》第18期上。该文曾断言："革命中心正在从西方移向东方"，"新的世纪开始时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使人们感觉到我们正面对着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亦即转向俄国"。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尚处于上升阶段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采取仿效的方法，列宁认为爱尔福特纲领是一个好纲领，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仿效。列宁亲自翻译考茨基的著作，称考茨基为俄国先进工人的自己的作家，直到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斗争中，考茨基原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布尔什维克党人，但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他立即就“认为自己有义务反对它”。对布尔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描绘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充实了”以多梅拉•纽文胡斯为鼻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思想的巴枯宁意识型态。依照巴枯宁的说法，这一意识形态以“野蛮的、饥饿的无产阶级”、“肆无忌惮的干粗活的贱民”为取向。对人民的智慧、主动精神和自我组织能力估计过高，对无产阶级独立搞好生产和实行监督的能力的信念，这是巴枯宁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毛病所在”。世界是多元的，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有不同看法和理念是正常的现象，然而列宁是一个不懂“中庸之道”的人，“不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这就是他的政治信条。他在设法作践对手时不惜进行人身侮辱，破口大骂，不仅论战时如此，而且在他以不可容忍的速度“炮制”的铅印著作中也是如此”。团结需要宽容，但列宁的团结必须是赞成他的路线，列宁主义者指责民主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叛徒，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称不同他意见的工人阶级的工会为资产阶级的走狗和黄色工会，造成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和损失。特别是在后来德国共产党与社会的分裂为法西斯的上台提供了条件。即使在列宁主义政党之内也因为缺少宽容而常常出现你死我和的争斗。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后，考茨基著文鲜明地反对列宁的恐怖做法，如《无产阶级》(1918)、《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等等，对十月革命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批判。《无产阶级》论述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提的主张，指出其十分有害并极端危险。他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是不可分害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将俄国革命比喻为一个怀孕的妇女因不能忍受的怀孕的痛苦，而疯狂万分地猛跳引起早产儿，这样生下来的孩子是活不成的。“俄国革命的真正遗产”将导致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列宁于1918年10月发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长文，指斥考茨基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为了回击列宁，同时也为了表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对布尔什维克所作所为的态度，考茨基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本书里对列宁主张的无产阶级的罪恶本质，以及将要产生的严重后果，给予了进一步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和揭露，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维护人权出发点和贯穿始终的人道主义基本精神。考茨基在这本书中说：“维护人权，弘扬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贯穿始终的基本精神；马克思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考茨基在对法国十八世纪以来历次革命运动中的恐怖主义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他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来是反对恐怖主义的，而布尔什维克正是犯下了残酷、恐怖的罪行”，并指岀“只是一味诉诸暴力的雅各宾恐怖主义，才和布尔什维克有着某种继承关系”；“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所有革命都摒弃了恐怖主义，这表明十九世纪人道主义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布尔什维克却违反了这一潮流，这是历史的倒退！"考茨基从分析时代特点的角度来看布尔什维克，他指出：“我们看到了一个世界正沉沦于经济破产和自相残杀之中”；“布尔什维克迷信暴力，把単纯的权力看作是世界上决定一切的因素，无产阶级中最缺少修养的分子被放到运动的最前列”；“布尔什维克不懂得什么是社会化政策，不明白消灭剥削不能靠简单地剥夺资产者的资产来完成，只能在社会经济按其自身规律的充分发展中来实现；它们发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征用富农粮食，走的是刼富济贫的俠盗式道路，而听任群众自由行动的结果，是把剥夺的过程从剥夺生产资料扩展到了剥夺消费资料，实际上完全是一次政府组织的、遍及城乡的公开抢劫”；“所谓苏维埃，只不过是独裁和专制的一种组织形式，苏维埃制度表现出来的革命黷武性质，使俄国成了兵营社会主义”；“枪毙－－是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智慧”；“在‘反革命’这个名詞下，把所有不顺从他们的人，和他们看不顺眼的人都包括进去，加以枪毙或监禁”；“苏维埃政权面临经济破产施行的強迫劳动政策，不仅把原有的资产者都变成了新的奴隸阶级，而且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决心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以及它的一切军事和官僚机构，以建立他们的共产主义，最后终于发现自己不得不重新建立原来同样的机构；他们成了把一切控制权都抓在自己手里的新官僚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个新官僚阶级是比旧的统治者更加暴虐和更加有害的；它的暴虐和迅速泛滥的贪污腐化，正在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掘墓人。”无独有偶，普列汉诺夫也预见到：“但是我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及其已失去阶级特性分子为取向的意识形态最终必将。这是时间问题，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

在一些关于政治自由的基本理论上，同出于德国民主制生活背景的考茨基谈的某些问题，与卢森堡是相近的。例如考茨基写道：“没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就不能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央机构——各阶级各党派在其中有代表性并可以发表意见——而实际上的就只会允许发表适合自己的报道。无论者利用这种可能性与否，他们发表的报道是很得不到依赖的。这并不能使批评沉默，它只好寻找地下的途径。它通过口传散布开来，几乎同公开发表一样迅速，不过没有宣传的限制而已。谣言是没有界限的。这样，我们就会被从左到右互相矛盾的消息所困惑，我们只好对它们采取一律不信任的态度。”他也估计到由于这种简单的剥夺而使苏维埃可能发生腐化，写道：“它当然可以摧毁许多资本主义财产，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就会再抬头，也许它会迅速地再度出现，会把无产阶级的人员加以变换。代替以前的资本家的（现代他们成了无产者），将是变成资本家的无产者或者知识分子。这些人将不断地大揩其油，而使政府方面无可奈何，只能消除混乱现象以维持秩序。”列宁将权力集中在中央委员会的主张，遭到卢森堡激进左派在内的西欧民主社会党人的反对。罗莎·卢森堡对苏联左倾修正主义也作了批评，她说“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来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但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从三个月召开一次推迟到六个月！）不仅如此而已，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五笔桥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政党都摆脱不了它。”果然，卢森堡话不幸又言中了。列宁之后十年，就发生了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重大错误。对此有人在1963年引证卢的话后写道：“‘任何长期的状态的统治都必然导致独裁……’罗莎·卢森堡在这里预见到了党机器和国家机关的集中制恐怖主义的长期的非人特点：这种后来成了极权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支柱。”六、组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完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体系1919年2月，考茨基参加复活了的第二国际--伯尔尼国际，大会在民主与的问题上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严厉的谴责，但同时反对西方对苏联的军事干涉。会议对在第一次大战中的战争罪责、民主与、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等问题统一了认识，也是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行为的评价总结，对我们客观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社会是不可多得的材料，至今我们尚未找到。1920年8月-1921年1月，他应孟什维克领导的革命政府的邀请，访问了格鲁吉亚，回国后，高度评价孟什维克控制的政府是"一个纯粹社会政府"。这个革命政府被布尔什维克残酷地铲除后，他惋惜地说："这朵大有前途的香花在未结出果实之前就被活活地折断了"。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1921年2月，为维护工人群众的利益，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第二半国际在维也纳建立。来自13个国家的78名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社会党国际联合会正式成立。在他们多方奔走下，1922年4月2-5日3个国际的代表在柏林召开执委会会议，通过了一个《联合宣言》。1923年5月，维也纳国际与伯尔尼国际及其所属40多个党派的代表在汉堡召开合并大会，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推行民主的社会主义。1924年，考茨基迁居维也纳，积极参加奥地利社会的活动，此后，主要是从事著述，力图把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完整化体系化。1927年他发表了两厚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研究了劳资利益的一致性、资本主义自动崩溃论、超帝国主义理论等等。总之，全面系统地纠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过时部分和错误观点。1928年发表了《国防问题和社会》，研讨战争与和平问题和无产阶级解放道路问题，发现社会的发展只能是逐渐进化的过程，反对单一的暴力革命方式，对人类公认民主的推崇和认可；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出发谴责"战争恐怖"，尽力宣传和和平主义，放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最完美的和平主义。1930年，发表《陷入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鲜明地指出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和苏联的社会变革的错误，号召用苏联人民与苏维埃决裂。七、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积极投身反法西斯的战斗1917年4月，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为首的中派分子组成了德国反战的独立社会。1918年11月3日，基尔水兵发动了武装起义，独立社会在德国第二大邦巴伐利亚了维特尔斯巴赫王朝，11月9日德国社会领导了柏林起义，了霍亨索伦王朝，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德国成为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第一个实行多党制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随后西欧相继成立了一批多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虽然德国实行的是与苏联一党制不同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但作为同样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者，德国与苏俄保持良好的关系，无疑对苏联的安全起了唇齿相依的作用。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以社会人艾伯特为首"人民全权代表"政府，考茨基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很快就辞职了)和社会化委员会主席，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活动。1918年12月29日斯巴达克同盟成立德国共产党，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选为主席。1919年1月5日，艾伯特政府解除了独立党人艾希霍恩担任的柏林警察总监职务，引发了柏林艾伯特政府的罢工内乱。1月5日主要由独立社会和共产党成员组成临时革命委员会，准备武装起义。次日决定执行临时政府职能，宣布取消艾伯特政府。1月11日，艾伯特政府派军进入柏林平息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在冲突中不幸遇难。接着德国国民议会选举开始，2月6日，社会赢得多数席位，1919年2月11日，社会与其他政党组成“魏玛联合政府”，艾伯特选为总统，谢德曼担任总理。1919年8月14日，魏玛宪法生效，宣布德意志国是一个共和国，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在政体上实行国会、总统、法院三权分立原则。现在，德国社会已经成为德国的执政党，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了，并凭借国会优势出台法令，使工会在工资等方面拥有了与资本家同等的权力，增加了工会谈判的分量。1922年，德国独立社会与德国社会党实行合并，联合起来的德国社会很快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932年，考茨基发表了《战争与民主》一书。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又次指责战争的恐怖，预测到下一场战争不仅会带来贫困和灾难，而且要彻底摧毁一切文明，而留下来的(至少在欧洲)仅仅是冒烟的废墟和腐烂的尸体，极力地制止二次战争的发生。由于共产党从社会中分裂出去，并与社会互斗削弱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战斗力，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共产党与纳粹党联合起来反对社会政府。又因为长期适应于和平议会道路，丢失了革命权这一手，以至于在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面前措手不及。加之，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冲击下政府未能有限地干涉经济，使人民生活受到损害。考茨基领导的社会化委员会也认为，社会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而另一方面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却未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同时美国罗斯福总统采纳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又使美国面临崩溃的经济得到复苏），故国家社会主义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无论是工人阶级、中产阶级还是农民纷纷向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靠拢。1933年2月18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局发表宣言，号召全世界工人“停止相互攻击。一致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社会主义国际愿意为共同克服分裂而工作，就建立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共同体一事与共产国际举行谈判，3月5日，共产国际作出了积极响应，建立了统一战线。1933年3月23日，德国国会进行授权法表决时，出席表决的538名议员中，有444名投了赞成票，只有社会出席会议的94名议员投了反对票，勇敢地表明了反对授权法的鲜明立场。1933年11月，纳粹举行了只有纳粹党参加的不合法的选举，从而社会领导的近15年（1919-1933）的社会主义让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终于上台,给世界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同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在巴黎召开特别会议，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希特勒上台后立即学习苏联实行一党制，中欧地区的社会党、共产党等其他政党都像孟什维克一样被取缔镇压，实行党国制和国家社会主义，党领导一切，领袖领导一切。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专制国家社会主义，确实在短期内使国家经济得到腾飞，但是由于专制压制了人民的积极性，故经济腾飞不能维持多久。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国家社会主义先后失败说明单纯的公有制或国家社会主义都行不通。只有在民主体制下的政府干涉和市场调节这两只手共同作用，经济才能平稳地发展。1937年，考茨基发表了《社会主义者和战争》一书，系统阐述了自己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人道主义观点，重提在议会中投弃权票的主张，如果政府给予的保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良心得到安慰，那末我们就可以批准拨款，而不至于背叛我们的社会主义义务。但是在毫无武装抵抗力量面前，法西斯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反抗采取了镇压，德国民主社会党也被法西斯定为非法组织遭到取缔迫害。社会民主运动遭受极大挫折，一些社会党被迫转入地下，或流亡国外积极从事反法西斯的斗争。1938年，考茨基迁居布拉格。半年后，在德国法西斯快要吞并捷克苏台德区的时候，又逃往阿姆斯特丹，过尽流离颠簸的逃亡生活。10月13日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工人阶级的领袖和社会主义活动家在贫困中不幸去世。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后的第二论家，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卢森堡这一论家时代也告结束。1939年8月苏德签订条约，德国和苏联这两个臭气相投各怀鬼胎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国，组成了联盟向外输出革命，分赃了波兰。苏联随即吞并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侵占芬兰和罗马尼亚，使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多了六十多万平方公里，苏联社会帝国的国界向西推移了三、四百公里，大概出自为在全世界实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这一宏伟目标吧。共产国际闭口不提反法西斯主义，反而要求各国共产党同英法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停止了与共产国际的往来。1940年5月希特勒法西斯侵占比利时，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被迫停止活动，但各国社会党继续如火如荼地从事反法西斯斗争，给法西斯予以沉重的打击。1941年，希特勒与斯大林这两个争夺世界革命领袖的疯元首也打成一团，1943年6月共产国际也宣布解散。参考资料①伯恩斯坦《什么是社会主义》三联书店1964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447-448（《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都十八日》）。③张世鹏〈社会民主主义的来源及其变化〉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3）。④刘成马约生〈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缘起与演进〉重庆出版社2006。⑤安德鲁。海伍德<PoliticalIdeologies:AnIntroduction,newYark:PalgraveMacmillan>,2003,P.139⑥戴维。麦克莱伦（英）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⑦田明孝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人文杂志》2006（5）⑧金煊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分歧猫眼看人论坛⑨金煊改革当反思，但不能走回头路猫眼看人论坛⑩金煊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最佳选择猫眼看人论坛（11）金煊民主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猫眼看人论坛（12）金煊拂去修正主义尘埃，挖掘民主社会主义宝藏猫眼看人论坛（13）金煊以民主社会主义发展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猫眼看人论坛（14）金煊民主社会主义的建国方略猫眼看人论坛（15）杨金海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第三条道路论坛（16）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1963（17）王占阳恩格斯的修正主义博客中国（18）[德国]考茨基-德国社会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19）彼得斯考茨基著作日译本书目文化论坛（20）姚顺良考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地位的重新审视中华魂论坛2007年01月31日（21）托洛茨基卡尔·考茨基1938年11月8日NewInternational1939,NewYork,pages50-51（22）考茨基的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23）曹维安俄国革命与卡尔-考茨基西岳论坛09-02-2006（24）紫虚山人重新评价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学说边线论坛2006-02-10（25）陈力丹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关于党内和国家交往政策的论战2005-05-25来源：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6）格·瓦·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世纪中国"网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

马克思主义理论篇10

【正文】

民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族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动民族工作实践的发展。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运用与发展的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的创立和发展，对于实现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与联合，引导各民族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胜利前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标志，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西方敌对势力借机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我国民族关系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使民族工作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总之，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怎样进一步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以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在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问题、怎样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崭新的民族理论，开创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1990年在一次工作考察中，同志从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1992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同志对我们党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作了科学的概括。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同志的有关论述，又进一步全面总结和系统概括了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各民族要加强互助合作，努力实现共同进步和繁荣；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其他各种问题的基础；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这些基本观点，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对我国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它充分表明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初步形成了系统的成熟的体系。正如同志所指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也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巨大成功。

具体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突出地从以下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出了新的发展、新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当代化的最新成果。

一、科学阐明了民族问题的内涵，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是解决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的核心

对什么是民族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怎样解决民族问题以及能否解决好民族问题，因而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重大的实践问题。

同志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等方面的关系。”这一科学论断，把“发展”范畴引入民族问题，是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上的最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最突出的贡献，为我们正确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正确观察和研究当前民族地区存在的各种困难和矛盾，进而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同志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同志强调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地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好这项工作，是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防的大事。我们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我国，没有民族地区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全国实现了现代化，没有56个民族的共同振兴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世纪之交，党中央在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基础上，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关系全国发展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关系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战略任务。十六大明确要求，西部大开发要在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西部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民族自治地方，实施西部大开发，就是实施民族地区大开发；实现西部大发展，就是实现民族地区大发展。西部大开发明确把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着眼点和出发点，因而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处理好民族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同志明确表示，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今后不仅已有的政策措施不会取消，支持力度不会减弱，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力的增强，还会出台新的政策措施，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他进一步指出：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既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又要给予更优惠的政策；既要帮助他们把经济搞上去，又要帮助他们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既要继续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又要坚持抓好各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总之，要树立和落实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和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使民族地区的发展实现新的跨越，使各族群众的生活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使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更加巩固。

二、深刻揭示了当代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深刻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处理民族问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出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五个基本特征。

民族问题的普遍性是指民族问题在世界上广泛存在，涉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始终。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是指民族问题往往与诸多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就我国民族问题而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世界民族问题更复杂，涉及到国家、领土、国际关系及人权问题等等。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是指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要民族还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不是民族消亡的阶段，民族差异和民族特点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的国际性是指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往往引发国际性的问题，甚至导致国际关系变化；民族问题的国际性不等于民族问题的国际化。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是指民族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对于国家的现实和未来都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对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领土完整、社会稳定、边防巩固、经济发展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同志用简明的语言，响亮地提出“民族、宗教无小事”，要求全党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不断改进、切实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必须把握这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只有把握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才能制定实施处理民族问题正确的方针政策，才能继续沿着中国特色处理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胜利前进。

三、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

用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特点，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民族根本利益，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来解决民族问题，是事关我们党和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一道，确立为我国的三项基本政治制度，根据十五大精神，新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正式从法律上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的一次与时俱进，也是在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督机制。《民族区域自治法》集中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经过修订，这一法律更臻完备。同志明确提出，要在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宣传教育，依法做好民族工作；要抓紧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细则，把法律的原则规定具体化，确保这一法律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带头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一法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坚定不移地把这一法律实施好。目前，全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已经制定了133个自治条例、280个单行条例和65个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出台，标志着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四、突出强调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休戚与共、相互依存、亲密无间，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是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志总结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离乱，是各族人民之祸。”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我国各民族都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神圣义务。

党的十六大鲜明提出，要坚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同志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团结奋斗的漫长岁月中共同创造的，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各族人民都要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广泛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使爱国主义牢牢扎根在各族干部群众的心中，成为推动事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的强大精神力量。

同志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作了精辟概括，明确提出“三个离不开”的重要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个概括，既充分考虑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因素，全面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的生动现实，又着眼于我国民族关系的长远发展。这一重要思想，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成为新形势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原则。同时，在处理影响民族团结问题的事件中，要坚持“四个维护”的原则，即：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同志深刻分析世界发展变化的时代特征，明确把民族凝聚力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一道，并列为综合国力的四个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凝聚力，就等于一盘散沙，就会四分五裂，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凝聚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在我国，讲任务，是56个民族共同的任务；讲成绩，是56个民族共同的成绩；讲困难，是56个民族共同的困难；讲前途，是56个民族共同的前途。56个兄弟民族情同手足，亲如一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五、旗帜鲜明地提出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

纵观全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也是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存在和激化的根本原因。同志指出：当今世界一些热点地区的战争与冲突，大都与民族问题处理不当或外国势力插手有关。因此，处理好国内民族问题，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科索沃战争后，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比起过去来，具有更大的进攻性、侵略性、扩张性和冒险性。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必须反对西方敌对势力打着“民族”、“宗教”和其他各种旗号，对我进行的渗透、分裂、颠覆、破坏活动。必须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和宗教相联系。必须反对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

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这“”，无论发生在哪里，本质上都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分裂祖国，破坏各民族的大团结，都是我国稳定和发展的严重祸害，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因此，在我国，处理好民族问题，维护国家统一，必须坚决反对“”，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民族分裂分子、暴力和宗教极端分子。

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与维护国家的与统一、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有机地统一起来，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揽全局的战略眼光和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

六、明确提出民族干部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少数民族干部与本民族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党做好民族工作的骨干力量。同志多次强调，培养民族干部是“一项事关大局的重要工作”，并明确指出：民族干部的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对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扩大数量；第二，要提高素质；第三，要改善结构；第四，要提高层次，即不仅要继续重视培养一般少数民族干部，而且要特别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高中级干部。

同志提出，要把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作为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制定周密计划，认真组织实施，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实抓好。

按照上述要求，近年来，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把培养各级各类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在不断提高各族群众整体素质的基础上，努力培养和造就适应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同时，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吸引和凝聚各类人才真心实意地为民族地区的发展贡献聪明才智。

七、深刻阐明了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强调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日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反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成为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现象。纵观全球，一些国家和地区矛盾激烈、冲突不断、战火连绵，与民族、宗教问题卷在一起不无关系。而这个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并不明显。这是时展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提出的新课题。

同志正确揭示了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的关系。他指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宗教在一些民族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须注意“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尊重和保护公民的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策略问题。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论出身哪个民族的共产党员，都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与和组织宗教活动、不得参与封建迷信活动。必须按照“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原则，认真做好少数民族中的宗教工作，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最充分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增添新的力量。

八、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方法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反映了各族人民谋繁荣发展、求团结进步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贯穿这一理论的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新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

第一，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尊重民族发展规律，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不回避，不夸大，不缩小。制定的方针政策，经得住实践的检验，经得住风险与挑战的考验，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第二，与时俱进。始终注意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体现实践发展的要求，不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论断、制定新政策、采取新措施，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和当代化，推动民族工作实践与时展同步伐。

马克思主义理论篇11

吉尔·德勒兹(GillesDeleuze，1925—1995)，20世纪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德勒兹是从学习、研究、写作哲学史开始其学术起点的，在其学术生涯中，诸如卢克莱修、休谟、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柏格森、尼采、马克思等都对其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就其后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言，尼采和马克思的思想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潮也有重要影响)。他从尼采那里吸取后现代主义的灵感与养分，而从马克思那儿获得马克思主义因素。本文试析马克思思想与德勒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一对马克思思想的承续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德勒兹对马克思的接受有一个过程。德勒兹1962年出版的《尼采与哲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借尼采来批判黑格尔辩证法。或许是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特殊关系的缘故，德勒兹曾坦言，“直到60年代前半期，对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根本就没好感。”幅到了20世纪70至80年代，与加塔利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两卷巨著里发动对资本主义的猛烈批判的时候，德勒兹“重拾马克思”，在书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随处可见马克思的影响。不仅如此，他还坚定地声称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说：“我认为费利克斯·加达里和我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许方式不同，但是我们俩都是。我们不相信那种不以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为中心的政治哲学。马克思著作中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将资本主义作为内在的体系加以分析。”因而，《反俄狄浦斯》与《千高原》两书走近马克思决不是什么唐突的事情，而是其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了。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

马克思对德勒兹的决定性影响还得到其他学者的认同。如美国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詹姆逊就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对德勒兹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两卷巨著中的重要影响。他认为全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马克思观点的辩护与运用”，而且认为在所谓的后现论家中，德勒兹是唯一一位赋予马克思至关重要的地位的思想家，他后期的著述里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即和马克思思想的碰撞。日本学者筱原资明也认为，《反俄狄浦斯》一书中的许多思想是在充分咀嚼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得来的。道格拉斯·凯尔纳与斯蒂文·贝斯特也同样认为，与其他后现论家如福柯相比，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与《千高原》等书中更多地倚重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观点、分析方法，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批判资本主义。阿兰·D·希瑞夫特在说明德勒兹在激活尼采的作用时强调指出，“《反俄狄浦斯》的论点和尼采《道德的谱系》中的论点一脉相承，但不应模糊下述事实：它同样也遵循着马克思自己的对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一经济步骤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调的要点。”总的说来，我们以为，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对德勒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概念与观点，马克思的分析方法，等等。

马克思批判的主题是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社会，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异化状况的揭露、分析和批判。这种批判包括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理论上的批判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传统的形而上学、批判黑格尔哲学，分析与批判为导致“异化”的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并为解决资本主义困境开出了药方。当然，马克思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并不是为了理论本身，他也主张理论不能取代实践，而是为了指导实践。正如马克思曾经强调的那样：“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因而，马克思在理论上讨伐的同时，还与恩格斯一起积极组织并投身于各种工人运动或革命活动之中，并在后期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根基——经济基础，展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

受马克思启发，德勒兹也将现代性诠释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中，他分析与揭露资本主义如何在话语、政治、经济、制度等各方面殖民欲望的机制与渠道，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干下的精神分裂症的罪行，批判为此罪行辩护的各种话语尤其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传统的形而上学。就精神分析学而言，与马克思一样，德勒兹也一再强调批判要结合其理论与实践进行，他说：“我们所针对的，不是精神分析学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而是其本身的实践和理论。”在针对采访者问到《反俄狄浦斯》一书是如何统一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理论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时，他说：“本书的统一性不构成问题。这里确实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俄狄浦斯和精神分析学的批判，再是对资本主义和它与精神分裂的关系的研究。而第一方面又与第二方面密切相关。我们在以下的观点上反对精神分析学，这些观点与它的实践相关，也同样与它的理论相关：俄狄浦斯崇拜、向利比多和家庭包围的简化。”

可见，德勒兹也同样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理论对实践的影响与作用，强调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现代性与资本主义进行攻击与批判的重要性。他和加塔利在各种场合都声明，《反俄狄浦斯》一书实际上是1968年5月风暴的产物。1992年，他在与福柯的一次谈话中也说，理论如一个工具箱，要紧的是它要有用，应该能发挥作用，而并不仅仅是为了它理论自身。至于学术与理论研究之外的德勒兹，值得一提的是，德勒兹还经常参加社会上各种抗议非正义和种族歧视的社会运动，并参加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斗争运动；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为了支持学生运动并推动教育革命，毅然离开工作五年的里昂大学，与福柯等教授加入被教育部宣布为“非法的”巴黎第学，使这所创建近10年的大学最终为政府正式承认。

德勒兹还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反对弗洛伊德的唯心主义精神分析学及自柏拉图以来至黑格尔、弗洛伊德、拉康等人将“欲望”作“缺失”意义上的传统解释。德勒兹认为这种逻辑是完全错误的，并把对“欲望”的这种解释称为“唯心主义”。在德勒兹看来，欲望不缺乏任何东西，欲望并不缺乏它的对象，欲望具有生产性。并引用马克思的话来支持其观点，他说，正如“马克思特别提出，事实上存在的不是缺失。而是作为一种‘自然和感觉客体’的激情。”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把欲望解释为缺乏呢?德勒兹认为鼓吹这样一种欲望的缺失观点，其实质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艺术。他说，“缺失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功能，蓄意创造缺失是主导阶级的伎俩。”因而，德勒兹认为，由于欲望本质上是生产性的，应该用生产性的欲望概念取代缺失性的欲望概念，用精神分裂分析取代精神分析学，用真正的唯物主义精神病学，将欲望引进机制，将生产引进欲望，取代弗洛伊德的唯心主义精神分析学。

此外，德勒兹还在许多方面借用与模仿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并得出了一些和马克思基本相似的结论。如他自己所言，“我们(与加塔利)不相信那种不以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为中心的政治哲学。马克思著作中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将资本主义作为内在体系加以分析。”比如，在揭示资本主义如何对欲望进行疏导、驯化、限制的情形时，其方法就是模仿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分阶段理论与方法，通过回溯历史分析法来达到其目的。马克思用基本物品和服务的生产模式解释每一社会阶段的社会性质，而德勒兹则用欲望与权力的抽象机器解释社会历史：“我们通过‘机器过程’而不是生产模式(相反，这些生产模式依赖于过程)来定义社会结构。”马克思将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德勒兹也把抽象机器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原始的辖域机器、野蛮的专制机器和文明的资本主义机器。德勒兹落脚点或重点放在文明的资本主义机器如何对欲望疏导、驯化、压制、再编码或辖域化的讨论。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讨论可以说就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注脚。比如，马克思以富有增殖性的资本作为其分析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通过分析资本的发展逻辑他认为，一方面摆脱宗教统治束缚与封建专制制度的障碍，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由、平等的市场交换、法治等原则，从而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推动了生产力与社会进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又给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带来一系列诸如“异化”、社会矛盾与动荡等严重问题。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并没有给个人带来自由与解放，相反仍处于悲惨的被控制、被剥削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原始积累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一极为大量的失地的贫困农民和失业的无产阶级，一极是积累了大量财富的资本家。在德勒兹那里，其分析的逻辑起点是富有生产性的欲望，经过分析后他也认为，一方面冲撞性、革命性的欲望冲破了专制社会机器的编码，形成了一股解码流，从而使商品生产急剧膨胀、市场急剧扩张、资本急剧扩大，带来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却对这股解码流，再次从法律、体制、契约等各方面进行再编码，欲望重新受到驯化、压制，结果个体乃至社会都出现了“精神分裂症”。如在政治方面，和马克思一样指出资本主义的人权、自由、民主只是一种虚幻，国家、法律不是人权的保障而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他尖刻批评资本主义不仅是个制造财富的工厂，也是个制造苦难的工厂。解码与再编码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描述的一样，德勒兹写道，“一边是解辖域化了的工人，他们变得自由并且一无所有，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另一边是解码了的货币，它已经变成了资本，并且能够购买这种劳动力。”

二对马克思思想的解构

面对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困境与危机，学者们进行了把脉并开出了不同的药方，但不同的学者、流派如黑格尔、马克思、尼采、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由于诊断的逻辑起点、方式、立场不同，因而拿出来的治疗方案也就不同。对于黑格尔通过其辩证法，把现实的社会矛盾抽象化为观念中的矛盾，进而通过观念的矛盾运动来消解现实矛盾的主张，德勒兹借尼采予以坚决拒斥；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承续了其欲望与无意识等概念的同时，也解构了其中的唯心主义因素；对于马克思思想及马克思主义，德勒兹则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解构：第一，解构了主观与客观、政治与日常生活、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等传统对立。根据德勒兹精神分裂分析学的欲望理论，欲望就是生产，生产也是欲望，欲望就是机器，就是生产机器，是社会机器。将欲望视为一种机器的观点有助于解构主观与客观、现实与幻想、有机论与机械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传统二元对立。

就法西斯主义的根源而言，德勒兹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只是从国家、公开的政治压迫以及资本积累所引发的危机等宏观方面来解释法西斯主义，而没能看到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是微观层面欲望畸形发展的一种表现，是资本主义压制欲望造成的一种心理状态。所以，在德勒兹看来，欲望、文化以及日常生活领域被传统的理性主义宏观政治所忽视，这些领域恰恰是主体被控制从而产生法西斯之源头。

如此，他就解构了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政治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传统对立。第二，不同意马克思的社会矛盾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矛盾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德勒兹不同意这些观点，不同意社会的特征取决于阶级矛盾的观点，而认为社会到处都有缺口，社会的变化是由解辖域化或逃脱线路决定的。他说，“我们觉得一个社会的特征与其说由其矛盾所决定，不如说由其逃脱线路所决定。”第三，解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德勒兹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观点比较复杂，他并不完全否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但强调欲望的革命条件，也不同意如拉克劳、墨菲等人倡导的身份政治，提倡一种不是身份政治的少数政治，认为无产阶级无法肩负社会巨变的历史重任，而把希望寄托在一些理想的精神分裂症者身上。他说，“不仅较之矛盾更多地考虑了逃逸线路，而且较之阶级更多地考虑了少数。”具体说来：(1)否定阶级中心论。根据其差异理论，他们拒斥“核心”(阶级)与“边缘”(学生、妇女)之间的对立，因为这样容易使得不同的政治群体都屈从于某个虚构的统一体，屈从于工人阶级的特权地位。(2)质疑、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与作用，反对身份政治。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工人阶级的地位更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德勒兹越发对工人阶级的身份、领导角色表示怀疑。

他说：“只要工人阶级的性质还靠一种获得的身份界定，甚至由理论上已经被其征服的国家来界定，它就还以‘资本’的面目出现，是资本的一部分(可变资本)，也就逃脱不了资本的平面。这一平面的最好情况也就表现为(就像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然而恰恰只有离开资本平面、不停地脱离那里，一大群人才具有真正的革命性，去摧毁可数集团构成的占支配地位的平衡。”那么在德勒兹看来，什么样的特殊阶级才能担当重大使命，他认为只有资产阶级。他说：“从资本主义公理的角度看，只有唯一的一个阶级能胜任普救的使命，那就是资产阶级。”

三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政治策略

与其他如德里达、利奥塔等后现代思想家只摧毁不建构做法不同的是，德勒兹在解构了马克思等人的一系列学说、策略之后，他与加塔利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主张与策略，这些策略主要有差异政治策略、释放欲望政治策略、游牧政治策略。欲望策略是核心，其中包括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目标是重建某种新的、尚不明确的后现代“超验场域”。

就差异政治策略而言，德勒兹反对马克思主张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也就是说拒绝把特殊的差异视为从属于一种中心差异的还原主义，认为更多地应该考虑社会的逃脱线路，考虑少数，考虑少数的生成。这种少数政治实质上是一种进行生成革命、沿着绝对解辖域化方向演变的微观政治试验，其目标是生成一个差异性和多样性的世界。

就欲望政治策略而言，在德勒兹的精神分裂分析法看来，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宏观分析存在缺陷，忽视了个体的微观心理层面，所以，欲望政治策略主张在个体微观心理层面反俄狄浦斯、反自我、反法西斯主义，释放个体被压抑、限制的欲望，倡导精神分裂，寻找逃逸线路。精神分裂分析的目的，就是要释放这样一种变革资本主义的主体性力量。总之，德勒兹并不主张完全否认传统的阶级斗争，因为它能够揭示主体受压迫的社会状态，但却不能揭示主体受压迫的心理状态，因而主张以欲望政治取代阶级斗争，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斗争取代国家、阶级等宏观层面上的政治斗争。由此，德勒兹的宏观政治策略就主张批判与拒斥国家和社会机器对欲望的编码和辖域，倡导把欲望从压抑性的规范体制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即解辖域化。他的解码或解辖域化政治实际上是其微观欲望政治在宏观层面的继续，是一种反国家、反宏观政治的策略。那么谁能担当解辖域化重任?德勒兹否弃以代言人自居的列宁式的普世知识分子、先锋队政党以及具有极权化的组织，主张个体或组织自己自主直言，认为精神分裂者、块茎、游牧者等都是撞击、瓦解资本主义编码革命的重要形式。总之，他倡导反对以同一性和整体化为基础的传统宏观政治。

至于游牧政治策略，根据其游牧思维或块茎学，德勒兹解构了马克思的结构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只适用于如克分子等宏观层面，对于分子等微观层面却无能为力。比如1968年5月事件就说明了马克思宏观分析的缺陷。因而，根据游牧理论或块茎学，其政治策略就是，能够寻求到在政治斗争中进一步被解辖域化的逃逸路线以及微观政治斗争之革命性的线路。因为在块茎学看来，“任何社会系统都存在着各个方向上的漏洞。”总之，德勒兹游牧政治策略其实是在鼓励一种多种形式的、运动的、无所不在的游牧式生活，这是一种创造与变化的实验，具有反传统和反顺从的品格。后现代游牧者试图使自身摆脱一切根、束缚以及认同，以此来抵抗国家式思维模式、国家官僚体制和一切驯服与压制欲望的权力。

四简评

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德勒兹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承续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秉持着后现代立场，对资本主义与现代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两卷巨著所获得的世界性声誉，足见其思想影响之深远。就其后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言，以下几方面值得一提：首先，与马克思思想关系方面。德勒兹与马克思一样强调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不可分的重要意义，强调文本本身就是政治试验，就是实践本身；与其他人如拉克劳、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德勒兹认为马克思思想并没有完全过时，尽管他也解构或不同意马克思的某些理论、观点与分析方法，相反，他多次声明自己从来没有抛弃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马克思将资本主义作为内在的体系加以分析的方法对他的重要影响。因而，德勒兹是后现代思想家中唯一一位赋予马克思至关重要地位的学者。

马克思主义理论篇12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德勒兹；后马克思主义

一对马克思思想的承续

可见，德勒兹也同样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理论对实践的影响与作用，强调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现代性与资本主义进行攻击与批判的重要性。他和加塔利在各种场合都声明，《反俄狄浦斯》一书实际上是1968年5月风暴的产物。1992年，他在与福柯的一次谈话中也说，理论如一个工具箱，要紧的是它要有用，应该能发挥作用，而并不仅仅是为了它理论自身。至于学术与理论研究之外的德勒兹，值得一提的是，德勒兹还经常参加社会上各种抗议非正义和种族歧视的社会运动，并参加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斗争运动；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为了支持学生运动并推动教育革命，毅然离开工作五年的里昂大学，与福柯等教授加入被教育部宣布为“非法的”巴黎第八大学，使这所创建近10年的大学最终为政府正式承认。

二对马克思思想的解构

四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