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1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起源于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内少数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异议，这些异议在西方社会引起极大反响并快速成为一股世界性的学术潮流。[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它并不单纯只是理论情趣的相异所导致，而是新的历史条件和理论背景的产物，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新出现的革命形势、革命条件或文化境遇的转变促使一些理论家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革命策略。[2]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作为一种极具典型意义的科学技术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独树一帜。

一、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

对这一观点提出论述最多的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他在其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明确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哈贝马斯提出这一论断的依据主要有两点：

首先，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开始相互依赖并渗透，使得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

[3]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科学研究尚不具备实用性和目的性，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的相互作用没有凸显，从而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不够明显。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发展成为一种相互反馈的关系，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与工业利用逐渐合并，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4]因此他认为，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以往的社会形态。

其次，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一个标志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按照他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科学技术成为提高生产效率的根本手段，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所以在当展资本主义经济，最重要的不再是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而是依靠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来提高生产效率。[4]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前提的告吹是同步的[5]；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不再由劳动而是由科学技术所创造；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独立剩余价值的来源。”在这里，他撇开人的劳动，认为科学技术可以直接创造价值，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的。

二、科学技术履行意识形态的职能

持这一观点的理论家认为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且科学技术正在履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代表人物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

首先，马尔库塞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在给人提供越来越多自由条件的同时也给人带来了种种强制。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再是以前的对抗性社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技术统治取代政治统治，对抗、矛盾已经或正在消失，取代它的是整合与同化的趋势。[6]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失去其双面性，并逐渐演变为一个只有肯定、丧失了对抗的单向度社会。[7]在这样的社会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乃至科学、艺术和哲学都趋于同一维度和色调，人们丧失了社会批判功能，只知道肯定和维护现有秩序。

马尔库塞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他说：“资本主义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加强。”

[8]从广度上看，技术的合理性组织并控制了社会生产程序、个人的劳动和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扩大至广泛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工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经理和政治家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及机器上的零件，仅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连情感和理智都作和管理。[9]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在这里，他试图破除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中性概念，进而阐明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按照他的观点，利用科学技术作为统治手段，是现代工业社会统治人的一种新形式，他说，“我们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征服了社会离心力量。”[10]

当然，马尔库塞并没有用十分悲观的态度来审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即使不能保证人类的自由，也至少是它的必要条件。

然后，哈贝马斯一方面继承了霍克海默以及马尔库塞的相关论述，另一方面，他又在批判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对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中的功能的理解。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明确阐释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除了认为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之外，哈贝马斯还提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还履行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他尤其关心社会的合法化问题，在他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两大历史趋势：即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国家干预。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出现了韦伯系统中所谓的合理化的普遍进程，技术系统在对社会制度吸收的过程中，破坏了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制度与文化遗产的相互联系，出现了合法化危机。[10]他这样描述科学技术的统治功能：“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渗透入非政治化的人民大众的意识之中的隐蔽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天地里，它担负起了能促使合法化的力量源泉。”[11]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排斥实际问题而突出技术问题，以其外表的“中性”角色让人们忽略它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然而事实上，它却通过论证科技的合理性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12]由于国家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得以重新政治化，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平等交换的意识形态已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为了避免这种重新政治化的意识对资本主义的利益构成威胁，必须确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去掩盖国家的政治性质。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科学技术，统治者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通过将人与人的矛盾转化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来使民众丧失对公共领域的关注以实现其统治，[12]因此科学技术具有了操纵大众心理、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社会功能。

三、结论

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科学技术在使人类摆脱自然束缚和贫穷无知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

[13]然而，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利用，科学技术消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凸显，科学技术加速了工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善了民众生活条件，但是它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导致了生态失衡、引发了冲突甚至战争，人类在获得一个物化世界的同时却失去了自我。

上述种种现象的发生，使得西方学者开始反思科学技术，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不相容，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侵犯了人文文化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所谓的个人自主与尊严。[13]科学技术在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

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视角，科学技术是一个复合概念，科学和技术既相区别又密切联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一个辩证统一体，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曾精辟地把科学技术的作用概括为“历史的有力杠杆”和“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的发展说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增强，同时能够更多的创造人们所需的物质财富。

面对西方学者的论述及其批判，我们必须明确，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无善恶之说，它发挥什么作用是人类自由选择的结果，人有思想和主观能动性，科学技术起什么作用取决于支配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如霍克海默所言，科学技术陷入危机“并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那些阻碍科学发展并与内在于科学中的理性成分格格不入的社会条件。”因此不能把科学技术产生的消极作用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而判以原罪，应该从人类自身寻找原因。与此同时，彻底否定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也不可取，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科学技术的作用也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当然，科学技术所产生的正面效应也不是它自身在发挥作用，而是人类对它进行合理开发运用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理性看待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功能。

[参考文献]

[1]邢雅娟.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D].山西大学.2003.

[2]郭栋.在新的历史时期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研究[D].中北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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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尔库塞.单面人[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7]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8]马尔库塞.工业社会与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82.

[9]H・Marcuse，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0]瞿建权.论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分歧[J].理论界.2008（06）112-113.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2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其基本内容，是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属性、社会效益、社会推动作用、人类历史地位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推动历史的发展的正确认识。正如上文所说，科学和技术属于社会意识，因而也属于一种历史观。既然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属于一种历史观，那么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就不可避免地与特定的社会观相关联。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虽然具有相对独立的和客观的形式，但也带有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研究的内容虽然与科学技术有关，但内容也决不能局限在这个范围。这里，我们不难推出，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最大的特点从属于历史观受到历史观的影响，又对历史观有较大的影响。

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主要特征

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一脉相承，是对当代科学技术及其发展规律的总结概括，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内涵丰富，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技术本质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本质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以社会生产的发展为物质基础的，社会生产不断为科学技术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是科技进步的物质保证和不竭动力；反过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会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强大力量。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体。

第二，科学技术人才观。毛泽东提出对于科学家要委以重任。邓小平对科技人才极其重视，对科技人才的管理使用作出了很多精辟的论述。江泽民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胡锦涛进一步肯定了科技人才在社会进步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第三，科学技术和谐观。毛泽东认为如果对自然界没有清楚的认识，自然界就会对我们予以处罚。邓小平指出，科技发展是处理环境问题的最为有效的方式。江泽民认为，我国科技的发展必须要坚持保护环境。胡锦涛指出，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保护发展体系。

第四，科学技术创新观。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在一个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邓小平提出要善于自力更生创新。江泽民把创新提到了关系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胡锦涛关于自主创新的思想体现了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指明了中国科学技术未来发展的方向。

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实践意义

3.1 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对当今以及今后我国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当代中国科技事业继续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指针。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指导思想，就要做到： 必须长期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生产力观，将科学技术提升到关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战略性高度。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主义的诸多任务中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第一的地位，在发展生产力的诸多任务中要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的地位，更好地促进科学技术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和科学技术这两个时代潮流的结合”，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增强、国家安全的维护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提供重要的保证。

3.2 促进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3

马克思主义对于所有的民族而言，自然的法则是一样的，地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当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频频爆发时，被分成许多国家的世界，也必须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变成一个，生态文明也因此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目标。生态文明的建设涉及许多问题，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围绕着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在生态文明中的作用出现了生态中心主义与技术中心主义之争。生态中心主义批判一切科学技术，认为当前的生态问题是由科学技术带来的，他们主张“生态原教主义”，认为只有回归原始社会才能实现生态文明。与之相反，技术中心主义则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由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因此也可以凭借科学技术的创新和进步而得到解决。由于这些争论的存在，创建生态文明的途径也存在许多分歧。在这些分歧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生态文明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所持的观点对于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启示意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都抽象地看待了技术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忽视了技术运用带来的社会效应与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探讨科学技术对于创建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又紧密联系社会政治结构，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技运用使人与自然关系发生了异化的状况，而且也从社会制度方面探讨了突破科技异化的途径。

一、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明形态

要合理地阐述生态文明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首先要对生态文明的含义有确切的了解。虽然关于生态文明的含义目前早已众所周知，但正如黑格尔所说，“一般说来，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从词义上看，“生态”与“文明”共同构成了“生态文明”这一复合概念。“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是指生物体之间以及生物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文明”与“野蛮”一词相对立，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它涵盖了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由此看来生态文明包含了自然与人这两个要素。要明确这一词的含义，必须理解自然与人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是在理解领会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基础上进行阐述的。首先，自然本身就包含了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论述到：“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据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佩珀认为，自然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基础，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针对自然界的活动都是自然演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现实的自然界是在社会中产生的，自然是一个社会概念。所以马克思强调，“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由此表明，真正的自然界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脱离人类社会的自然界是无意义的。

自然只有通过人的开掘和发现，才能获得现实性，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具有了人化的社会性。最后，人与自然界通过实践相互影响。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可以通过生产来调节，而且可以通过更加直接的生产工具来调节——这使得人类可以通过各种生产方式改造自然。”显然马克思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的是一种整体主义观点，整体主义的自然观说明要创建生态文明必须要在尊重外在自然的基础上，合理地发展主体的能动性，在实践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基于马克思关于人自然关系的观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明形态，创建这种文明不能脱离人类、实践和自然。这种文明形态并非要求人类把自然界理解为“荒野”，把人类文明与生态保护对立起来，当然也并非意味着人类可以用操作主义和工具主义来看待自然，处理人类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使自然臣服于人。这种文明是让人们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的运用科学技术，在实践中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和谐发展。

二、发展生态文明依赖于科学技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一种社会文明形态都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都要有相应的物质文明做基础。科学技术是生态文明的物质支撑，因此人类永远都无法将科技排除在人与自然关系之外，面对当前生态危机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威胁，解决好生态问题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在探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在积极思索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生态文明的途径。其中，法兰克福学派是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他们把根植于技术理性基础上的科学技术视为当代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直接原因，认为科学技术使人和自然发生了双重异化，这种人与自然异化的关系上表现为，为了追求利润，资本家凭借科学技术向自然界疯狂的掠夺资源，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正如马尔库塞在《反革命与造反》一书中就谈到，“资产阶级利用技术理性使大自然屈从于商业组织，迫使自然界成为商品化了的自然界，破坏了生态平衡，直接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在生态问题上把科学技术看作最终的超时间、超历史的根源，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技术，忽视了科学技术背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

对于法兰克福的观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继承又批判。他们一方面肯定了科学技术增强了对人与自然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反对法兰克福学院离开社会政治结构仅仅把科学技术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的观点，而是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它不但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也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科学技术能为生态文明服务的观点主要来自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认识。恩格斯曾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对于协调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人类通过学习自然界的法则并正确运用他们可以避免大自然的报复，特别是，本世纪的自然科学有了强有力的进步，我们比以往能够更好地认识这些法则，从而更好地控制至少我们的日常生产活动会带来的更加长远的自然后果。”受这些观点的启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识到科学技术将有助于我们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本•阿格尔强调：“‘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所谓的“分散化”就是在工业生产中运用小规模技术，这种小规模的技术就是：“舒马赫所主张的不但能够适应自然规律，而且又能尊重人性的技术，这与资本家为了谋取利益而采用大规模的技术是完全相反的。”而“非官僚化”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集权的官僚管理体制，代之以工人民主管理的体制。由此，在阿格尔看来，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利用——小规模技术对于生态文明的创建是有利的。

此外，佩珀也主张科学技术能为生态文明服务。他认为科技在人类劳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人类正是通过生产劳动才与自然发生交换关系。他在坚持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包含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思想的基础上，主张“在劳动者和生产工具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分别是劳动技能和生产技术，科学技术的进步则是促进这两者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劳动技能和生产技能提高后，人类可以更加合理地处理废弃物来降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可以把人类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提高自身的智力和环保意识，从而更加合理地协调好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在肯定科技发展对于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时，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也指出，科学技术的不合理运用最终会沦为控制自然与人的工具，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但与生态中心主义者否定一切科学技术，主张“生态原教旨主义”观点不同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要认同科学技术对于创建生态文明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避免用操作主义和工具主义来看待自然，减少科学技术的不恰当使用，用非异化的技术解决人与自然的失衡，实现生态文明。

三、推进有利于生态文明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要发展出推动生态文明创建的科学技术，必须首先弄清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前生态危机的展现虽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但是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在生态利益上的矛盾冲突和危机，因此不能脱离调整人和人的关系来抽象地谈论人和自然的关系。”他们认为，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因此资本控制下的科学技术的运用必然和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之间发生矛盾冲突，造成人与自然的异化。针对技术中心主义者认为发展科学技术最终可以解决人类与自然的矛盾的观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认为：“这种观点没有把技术看成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体现，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和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具有不可逆行的特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单靠科学技术层面的发展创新是不彻底的，必须要“从社会制度方面予以有效的干预和控制，使科学技术摆脱资本的控制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文明”。

为了说明科技与资本主义存在矛盾的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同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出发进行了分析。如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不仅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他认为，生产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因为，获取源源不断的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标，为了实现其目标，资本总会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和进行技术创新。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虽然会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是技术是为资本增值服务的，科学技术只是充当资本向自然索取资源的手段，结果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异化。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制度追求利润扩张的逻辑决定了科学技术不可能为生态文明服务，科学技术只是资本增值的工具，因此要克服技术的异化，让科技服务于生态文明的前提必须是摆脱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大多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一个符合人性的，可持续的制度应是社会主义的。”这是因为：生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人的真实需求为目的，其生产方式是根据自然的界限来不断调节的，其目标主要是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生态文明。因此在生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学技术是倾向于清洁，低污染型的，技术不再是人类控制自然的手段，不再受资本的统治，这种技术将是自由的，有助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生态文明。

四、结语

综上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探讨生态文明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时，始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们批驳了“生态中心论”科技否定观，也否定了“技术中心主义论”的科技拯救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科学技术在生态文明中起何种作用关键取决于社会政治结构。他们把科学技术的运用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提出只有技术的合理性使用才能最终解决人和自然的异化问题，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制度。当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他们强调生态社会主义下的科学技术能够实现生态文明，但是他们并没有揭示出迈向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以及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运行机制，同时对科学技术社会效应的分析仅仅停留在变革科学技术的制度环境和生产方式的一般论述上。特别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和方案理想主义色彩较为浓厚，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这些见解和方案实际上更多地诉诸于观念，诉诸于缺乏现实基础的伦理道德革命。”从而使得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找不到切实可行的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而陷入了悲观论的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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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4

    技术给人类巨大的福社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强烈的惶恐与不安。核技术对人类和平的威胁、基因技术对道德伦理的冲击、数字化技术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及技术应用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等使得技术的成果和发展与人类的伦理道德关系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斗争和矛盾，结果使得技术双重社会效应引发了对技术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标准的争论、技术发展导致了技术生产及技术产品使用中不同利益的冲突。人们在发展技术的同时，愈加关注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但寻找一个普遍的技术伦理理论与规范并非易事，于是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到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试图从那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专门的技术伦理学，但对技术的关注却贯穿于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资本论》等著作中包含了其丰富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同马克思技术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实践观、马克思辩证法、马克思发展观等一样，是其全部哲学思想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当受到重视进行研究。系统的梳理和探绩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它不仅可以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技术伦理学和伦理学提供方法论指南，而且还有利于技术伦理学形成稳定的学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对当前和未来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对于更好的理解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分析和解决高技术社会和新技术革命产生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道德素养、促进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即技术批判维度、人类学维度和伦理学维度。

    技术批判维度。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涉及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相关领域。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及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是深受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影响的主要代表。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其中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显得尤为亮眼，虽说卢卡奇没有把它作为主要内容进行阐释，但这种初步性尝试无疑对技术批判理论的发展具有开创性价值与基础性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至法兰克福学派进人技术理性批判的繁荣时期。霍克海默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在《批判理论》中把技术与科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并规定和预示了这一理论的发展方向。阿多尔诺针对马克思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同庸俗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一理论在《否定辩证法》中提出唯物主义应与科学的传统理论和世界的笨拙解释区分开来的观点。马尔库塞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的人道主义批判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指出高级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类似马克思的“高级异化”。哈贝马斯的《哲学与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表达了将经验的历史哲学与实践政治意图结合的主张。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汲取和发挥。具体表现在:第一，从异化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异化根源的回答不尽一致。霍克海默认为技术异化决定于社会条件，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异化根源在于理性的工具化，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异化原因为科技自身。然而他们的出发点与宗旨完全相同，即从人本学角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将人本主义与批判理性相结合。第二，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论述技术的社会功能，把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技术批判理论中最具个性的理论特征。霍克海默最先指出，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实现了对自然和对人的双重统治。马尔库塞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研究。哈贝马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尤其是异化思想。中国

    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是当代技术批判理论的典型代表。他强调马克思是批判理论的先驱之一，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传统，秉承了美国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理论渊源，在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主义转向的大背景之下，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技术批判理论。他研究特殊的技术如何在物质和观念层面上影响人们的生活，对技术不再诉诸于消极地批判，而是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善于运用案例分析法，强调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与自然环境的保护融合到技术的发展、设计、改造以求解决技术的负面效应。芬伯格的“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与融合所有其早期著作思想的新版《技术批判理论》(2002)是其主要代表作品，其中的《技术批判理论》(1991)与《技术批判理论》(2002)体现了他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有关论述。芬伯格将已有的技术研究分为技术工具理论和技术实体理论两类。技术工具理论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技术是中性的，无任何价值负载，可以人为控制;技术实体理论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将整个社会的世界作为控制对象来重新构造的文化体系，它否认技术的中立性，认为技术的手段与结果不可分割。芬伯格在批判这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在反对宿命论上它与技术工具理论一致，在赞同技术形成文化体系上它与技术实体理论殊途同归，这种技术批判理论否认技术的中立性，强调技术最终要服从于人为控制。芬伯格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归为三种，一为技术的产品批判，二为技术的过程批判，三为技术的设计批判。为了更适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芬伯格试图发展一种“过渡新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他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三个过程:第一，生产手段的社会化;第二，社会的极端民主化;第三，导致创新的新型技术进步。只有完全包含以上三个过程的才是马克思主义，其余为非马克思主义。在芬伯格看来，技术同人一样遭受了奴役，同伦理一样陷人了矛盾。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是以现有技术为固定背景，没有质疑技术和技术体系的社会根源，所以自己的研究方法应与其截然相反。技术的发展取决于占主导的霸权，技术与价值辩证统一，通过一种技术政治学可以创造一种替代的技术体系。此外，芬伯格认为用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可能解释取代资本主义的有计划的社合的合理性，在批判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阶级偏见上建立一种文明变化的连贯战略并不可行。

    人类学维度。社会建构论者从马克思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认为技术的本质观是一种社会学人类学。该学派的思想家于20世纪初进行初步的技术社会学研究，70年代知识社会学即SSK  (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产生。麦肯齐(D. MacKenzie)与瓦克曼( J. Wajcman)的《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polo-gy》(1985)(即SST)，平奇(T. Pinch )、比杰克(W.Bijker)与休斯(T. Hughes)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1987)(即SCOT)的出版是社会建构论诞生的标志。shaping较construction为更多人所接受，SST成为代表社会建构论的主流术语。根据方法不同分为三种:以平奇(T. Pinch )、比杰克( W.Bijker)为代表的技术社会建构方法、以休斯(T.Hughes)为代表的技术系统分析方法和以卡隆(M. Cal-lon)、拉图尔(B.I,atour)为代表的操作子网络分析方法。社会建构论将技术作为社会利益与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认为技术发展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强调人在技术面前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它否认技术决定论，强调社会对技术的影响，认为技术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即技术是社会的产物，由创造和使用它的诸要素决定。社会建构论以人与社会之间互相创造为出发点，认为人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是建构性的，应从社会性的角度理解人、理解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与他的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创造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是社会建构的关系，人与技术之间的社会建构是互动的，即科学技术的人化和人的科学技术化。该学派的思想家重视对马克思的研究，试图说明马克思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对社会建构论的重要影响，并对马克思人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与关注，对人类和非人类的属性予以分析。

    伦理学维度。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arl Mitcham)把对现实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分为欧洲大陆(现象学)传统和英美(分析)传统，在欧洲大陆传统中马克思被排到希勒、加塞特、海德格尔和乔纳斯等人之前。米切姆认为马克思对技术伦理的产生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并把马克思的技术理解为有目的的活动。他把技术定义为四种基本类型:技术是客体、技术是过程、技术是知识和技术是意志。在分析了伦理学与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的关系后，他注重高技术伦理学研究，进而考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问题。《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1994)是其技术哲学明显转向技术伦理的标志，《Thinking Ethics in Technology》(1997)容纳了其1995至1996年间技术伦理成果，《Engineering Ethics》(2000)作为大学工科学生教科书，表达了他积极倡导工程伦理学教育的思想。米切姆认为传统伦理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们应该如何相互交往;现代伦理学的范围已扩大到人与非人世界之间的关系，即动物、自然界和人工制品等。中国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陈昌曙、远德玉等在论述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时涉及了同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相关论述。他们认为伦理观念影响技术活动、制约技术活动，要恰当的处理伦理追求与技术要求之间的矛盾，促进技术发展和伦理完善。高亮华认为技术“具有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对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图景进行了探讨。刘海文强调“技术负荷政治”，对技术构成特质和运用后果进行了论证。

    李庆臻的《现代科技伦理学》一书简单论述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总结为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科技与道德相互作用、科技要为人服务、科技和道德对立的根源、重视生态伦理问题、重视地球伦理和全人类的道德等七点。

李三虎的论文《技术伦理的休漠难题—走进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及其地位》是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他把当今技术伦理学的争论归结为三个问题:“一是目前技术伦理学使用传统的价值、责任等概念来分析技术伦理问题，出现了诸多矛盾(如运用价值判断处理新技术决策会导致各方固执己见和冲突激化，运用责任伦理无法规定技术后果的具体责任主体等)，从而面临着适应技术发展而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问题;二是技术伦理学仅仅限于技术职业责任或道德范围显得过于狭窄，它将技术发展的外部社会伦理问题归由科学家和工程师负责也失公允，而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形就存在着对技术的重新界定问题;三是技术发展涉及的诸多社会冲突及其解决无疑已经不再限于技术本身，技术伦理学如果要表现出它的实践意义，就不能不关注复杂的技术伦理责任主体关系，而这又必然涉及到政治协调和对话问题。”由此而转入马克思的技术伦理学，尝试解决争论。李三虎认为马克思在实践、异化、道德等概念下曾经对技术进行了伦理思考，在当代技术发展的伦理现实背景下研究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不仅是学术的任务，也是实践的要求。马克思重视技术的伦理问题而不是逻辑和经济问题，在技术时代刚刚出现时就预见了技术伦理问题的重要特征。马克思采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观察技术伦理问题，并将技术功能置于现实及社会背景中进行描述。马克思认为技术负荷道德价值，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才能消除异化现象。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回答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是否通约的伦理问题，他的劳动过程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机器理论解释了事实判断附着道德评价。李三虎正是通过回答“回到亚里士多德还是走进马克思”这一问题，找到了解决当今技术伦理问题的理论基础。

    陈芬的《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伦理维度》一文对马克思的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是国内学界直接论及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又一人。她认为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是一种系统的整体论，而非技术决定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超越了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并在人类实践基础上融通了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从伦理维度评价马克思技术观“对于我们正确解决单向度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对立，具有重要的价值。”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种现状还不尽人意，并存在一定的缺失。

   技术批判的缺失。法兰克福学派与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虽然对现代技术伦理的建构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但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理解仍存在着某些偏颇性与片面性。首先，脱离历史和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的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技术伦理批判忽视历史和现实的主客观条件，以客观理性取代主观理性，无法消除技术的负面效应。其次，对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未能摆脱对技术本身谴责的范畴，它的技术本身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错误论断是不可能动摇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第三，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尽管马尔库塞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技术对社会进步的“重要催化剂”作用，但总的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散发着存在主义的理论气息，针对技术本身的反人性本质和异化本质，表达了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这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批判精神要求走艺术理性或交往理性的道路，而忽视了人本身力量之大，因而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人在根本上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技术具有解放作用，只用技术真正服务于人本身的道路才是人类正确的抉择。最后，芬伯格的批判理论虽说也是在马克思技术批判的传统中进行的，但芬伯格过于乐观地看待技术，低估了技术的消极作用。从技术的民主变革到实现“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芬伯格也缺乏深入论证，空有希望与自信。

    社会建构的缺失。社会建构论虽然高度重视技术活动中的主体力量，但并不否认技术活动中的自然规律，这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其处理方式存在局限性。它无法用其理论解释技术中的必然的客观规律性，如普遍的对称性观点本身就需要完善。社会建构论虽然在理论内容上并未忽略人类行动的目的性问题，但在理论形式上不够重视。关于人类行动建构技术的过程理论即“如何行动”，它论述得较为详尽，而对于这背后的“为何如此行动”则考虑的不够。社会建构论者坚持认为技术活动中的客体的力量是人的主体力量的体现，这对于我们全面正确理解科学技术实践活动起到了阻碍作用。

    非马克思主义的缺失。国外学界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绝不能忽视。如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看来，‘马克思早期的技术批判生命力旺盛，而《资本论》中的批判方式已经不合时宜。法兰克福学派高度重视人的本质和异化理论的批判，丢弃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实际上吸收的并非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忽视了马克思的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过时论，芬伯格的马克思技术理论的“摇摇欲坠”等主张却是我们应该予以批判的。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5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清楚明确地揭示了现代工人运动即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或世界性,同时,这个国际性或世界性就蕴含在民族性之中,国际性和民族性是辩证统一的,国际性是共性或普遍性,而民族性就是个性或特殊性。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这一基本特性,在思想上引申出一个理论原则,即:共产党人“这些原理的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再申明,马克思主义没有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提出过“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②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不是在书本上,而是在具体的国家或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实践中才能体现出来;马克思主义一经与现实世界相接触,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具体和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首先使本民族的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与时俱进品格的必然表现。无疑,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化。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要具备一个前提和两个必要条件。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被实践验证了的科学体系,是正确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共产主义理论,是真理。所谓真理,即客观事物的规律,而一切真正名副其实的科学的知识及其体系,无不是对事物客观规律的正确揭示。正因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即资本主义必定灭亡和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这一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所以我们才坚信其为真理。而且马克思主义诞生160年来的国际和国内的实践,完全验证了和正在进一步验证它的真理性。后来的列宁主义和思想,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和重大的发展,但是,毕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俄国和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结合本国国情解决本国实际问题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它是基本规律的进一步具体化和丰富化。

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批判王明时曾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地宣传……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不能比国家的大小……”③针对中吹起的个人迷信思潮,强调要突出马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其后的列宁主义、思想等的关系,是“总店”和“分店”的关系,是“源”和“流”的关系。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要寻根索渊。不寻根索渊,既不会深刻理解它后来的发展,也难以真正掌握其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曾说过:“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总之,“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④

如何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一再告诫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读原著,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明确写道:“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指唯物史观――作者注)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并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⑤他在给《资本论》第3卷写的序言中也指出:“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⑥

列宁说过:“对于伯恩施坦这一著作的意义,对于这一著作引起的争论感到兴趣的读者,我们只能大力建议你们去看德文原著;千万不要相信俄国著作界中占优势的折中派的那些偏颇的片面的评论。我们听说,有人想把考茨基这本书摘译成俄文。这很好,但是这不能替代阅读原著。”⑦

马克思在为《资本论》法文版写的序言里谈到,《资本论》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而“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他接着写道,“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⑧这就是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要付出艰苦的脑力劳动。

确立无产阶级立场、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基本知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必要条件

一是必须培养和确立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不是任何人都能学懂和掌握的。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理所当然地会遭到包括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分子的极力抵制和拼命反对。同时,尚未确立无产阶级立场的人,假如不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边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就不会也不可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所以,立场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是个大的原则问题。

二是必须掌握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及其方法的基本知识。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下,人类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对各种各样的复杂性问题。当前科学的发展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以高度综合为主导的大趋势,其中蕴含着由简单性科学向复杂性科学的转向和飞跃。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系统科学的发展,在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数学、经济等学科领域开展了许多有关复杂性或复杂系统的跨学科交叉研究,用系统的方法,以复杂性探索为中心内容的复杂性科学应运而生了。突破机械论与还原论,发展有机论与整体论,在创建辩证统一的系统论基础上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重大的时代课题。

钱学森院士运用实践论的观点,按照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将现代科学技术划分为5个层次,即: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部门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现代科学技术就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整体,在这个体系的,还有尚未进入科学技术体系的“前科学”,即实践经验知识库和不成文的实践感受。这个体系是开放的,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部门还会增加或重新整合。在东西方文化互补、融和的基础上,钱学森提出的宇宙探索的五观(渺观、微观、宏观、宇观、胀观)世界的学说、社会主义社会四个文明建设的体系结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与大成智慧,这些构成了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的基本内涵。可以说,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的核心是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把握,是依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论证了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正在发展为“一个伟大的整体的联系的科学”这一命题的科学性,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具有怎样的整体性,按照怎样的模式相互联系、运动、发展。因此,不论在科学技术体系的内容方面,还是在科学方法论上都具有重大的突破,是当今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创新,已经引起我国和世界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学习、研究和掌握钱学森提倡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思想及其方法是包括法学在内的所有科技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这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有了这个前提和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法学还不一定可以中国化;但是,没有这个前提和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肯定不能实现。(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285、248页。

②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7、697～698页。

③《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0页。

④(《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页。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6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3-0232-0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早期具有特殊意义的著作之一,它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部著作内容极为丰富,其中,有关哲学、经济学和美学的思想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论述。但是,《手稿》中关于科学技术的思想未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本文拟对《手稿》中的科学技术思想作初步的探讨。

一、把技术置于工业活动中的技术观

技术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在早期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艺,是劳动者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技能。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技术主要表现为依据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规律,运用一定的材料、手段和方法,对物质、能量、信息进行变换和加工,以满足人类社会需要的实践活动。技术主要包括劳动手段、劳动者的技能以及工艺和方法。马克思关于技术的哲学认识和理解,通过他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的理解和揭示过程中阐发出来的。马克思在《手稿》中几乎没有使用过“技术”这个词,但这并不等于他没有技术观的思想。事实上,技术(马克思常常使用工业或机器这个词)是马克思分析问题和揭示对象本质的切入口,是一件最得心应手的批判武器。

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把技术同工业的本质紧密联系起来。其思想主要表现在:

第一,工业活动主要体现为技术活动,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确立了技术即工业的本质的思想。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1]在马克思看来,技术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的表现。技术或工业就是劳动,是全部人的活动。由于在当时私有财产的异化范围里活动的人,同自己创造的对象相异化,所以,在工业中他们看不到人性,看不到自己的本质,而只能看到它的非人性。这样,人对于对象,对于技术和自然科学,就至多只能看作有“效用”的东西。因此,人就只能把宗教、政治、文艺等活动当作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但是实际上,“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所以,虽然可以把技术即工业只当作人类普遍活动的一部分,但是从根本上说,更应该把上述那些抽象的普遍的活动,看作是劳动、工业、异化活动的一个特殊部分和表现。“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1]P127所以,马克思认为,必须研究劳动、生产、工业和它的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人的本质和力量。尽管它是在异化中发展起来的,毕竟它是人的本质的最现实、最易感知的成果。因此,技术的本质即工业能够在人的劳动活动或人的本质的意义上得到界定,技术的首要性也就可以理解了。这里,就隐含着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

第二,技术是人与自然的中介。马克思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没有仅仅从人与自然界的直接统一来直观地把人认作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以人的劳动、人的社会生产为中介,阐述了人与自然界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而人的劳动活动最基本表现就是技术活动。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的显现或自我确证,又是通过“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而实现的。这种改造、创造,就是劳动,就是人的生产活动,也就是技术活动。自然界通过劳动这个中介与人类联结在一起,自然界是人的劳动的基础,人离不开自然界;人通过劳动创造着自然界,现实的自然界同样离不开人。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劳动已经获得了社会化的大工业的形式。人类通过工业在创造和生产着自然界。所以,马克思认为,“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1]P128在这里,马克思把技术即工业作为连接人与自然的中介,把人的本质与自然的本质看作只有在技术的或工业的劳动活动进程中才能得到表现。接下来马克思更加肯定技术活动即工业的这种地位,认为“在人类历史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1]P128

第三,技术活动的价值意义在于二重性。马克思对技术活动的价值意义的丰富性的理解,被其劳动异化理论中人被奴役的思想所掩盖。其实, 马克思首先是从正面高度评价和肯定技术或工业及其活动的根本性意义。马克思的著名的需要理论,就是对技术价值的正面的肯定。技术活动确实带来了产品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等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仍然在技术自身的进步中,共产主义的实现也必须依靠工业的进步和发展。技术的二重性可以从马克思的如下论述中得到说明。马克思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业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一部分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P93这里,马克思看到了技术的积极性和消极性,而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也更加说明了技术的二重性。

从上面可以看出,一开始,马克思关于技术的哲学理解就是对技术活动的本质的认识,他特别关注技术活动与人的本质的关联性,技术与人的社会化和人化的自然之间的关系。对人的本质理解,必须在人的社会劳动中,在技术活动中。劳动或技术是理解社会、理解人、理解现实生活的基础。

二、从人类历史中来理解科学的科学观

马克思在《手稿》中也阐述了自己的科学观。他把科学作为人的一种社会活动,作为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作为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的历史过程看待的。

第一,社会的活动主要体现为科学。马克思指出,因为“人”是社会的,所以当他作为“人”而活动时,必定是社会的活动。科学劳动者“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1]P122。他不可能游离于社会之外。所以,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同时,马克思认为“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1]P128这说明,科学一方面是一种精神生产,即“感性意识”;另一方面,又是具有生产形态的普遍性,即“感性需要”,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所以,自然科学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活动即生产劳动,从而产生人类对自然界规律性的认识的一门学科。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阶段,自然科学就发展到真正具有科学形式的阶段。因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完成非人化。”[1]P128这里,已经隐含着马克思后来一直坚持的科学是生产力的思想。作为精神生产的科学可以通过工业实践转化为物质生产力,进入并改造人类生活,导致人的解放,导致共产主义实现。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的存在,科学却又造成人的关系的非人化。这样,马克思就全面地阐明了科学在两个方面的社会作用: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

第二,科学体现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本质力量,就是人的创造能力、人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的劳动、生产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人通过劳动来“实际上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就是人的上述诸能力的“自我确证”。自然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能力、精神生产的创造能力的确证。人通过自然科学从精神上“占有”自然界,形成关于自然的知识。被科学所占有的自然界的许多部分,并没有马上被人们用劳动实际地改变,但是,人类通过自然科学一旦认识它的本质,便实现了精神上的占有。然后,又可以通过工业,通过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再实在地以物质上占有它。这里,已经包含有“科学―技术―生产”的思想。人类正是通过生产活动和科学活动的结合,逐步展开自己的本质力量,使天然自然界成为人化自然界。可以说,人类的科学史,就是人的本质力量逐步展开、发展的历史。

第三,自然科学必须与人文科学相统一。马克思的自然观是自然、人、社会相统一的自然观。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离状态,反对这种分离,因为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方向”。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但又离不开人。因为这个自然界通过人的劳动、通过工业而被人改造过的;而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说“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1]P128。人文科学是以人、人的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但也离不开自然。因为人必须以自然界为对象,如果离开了人的自然本性,离开了人以自然界的改造的对象性活动,人文科学就根本无法认识人和他的本质。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1]P129所以,“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P128因此,必须把人的科学当作自然科学来加以研究,而自然科学也必须研究人本身,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全面的科学,它是在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的科学。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就是建立在这种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一致的基础之上的唯物主义学说。现代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也证明了马克思当年预言的正确性。

三、评述

马克思写作《手稿》的时代,正是他“确立自己观点”的时代。《手稿》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考察理论问题时的经济观点和哲学观点的有机统一”[2]。马克思对科学技术观的阐述,正是这种综合的成果。马克思从自然与人及人类社会相统一的历史发展中,从与劳动以及异化劳动的联系之中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观;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历史活动与整个人类历史、生产发展、异化劳动,与人的彻底解放联系起来。社会的、历史的、人的劳动,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马克思整个哲学的出发点,也是他的科学技术观的出发点。尽管在马克思的这部手稿中,许多思想和认识并没有得到展开,但从人出发去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从科学技术出发来理解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这个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原则,却被确定下来。现在,整个世界的哲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百多年前前所未有的新面貌,正好确证了马克思这种思想的科学性。因此,马克思所坚持的科学技术观的基本原则,仍然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研究。虽然《手稿》里所散发出来的科学技术观,是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第一次探索,有其局限性。但是它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科学技术是人的本质的表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具有二重性;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相一致。同时,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马克思也认为,必须有高度发展的物质基础,而这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综上所述,这部《手稿》在科学技术哲学方面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7

Abstract:HebertMarcuse''''sideaortheoryabouttechnologyismainlyasocialcriticism.Onthewhole,theconclusionwasdrawnfromtwotechnologicalphilosophers:CarlMitchamandEgbertSchuurman.Forexample,CarlMitchamdividedthetechnologyphilosophyintotwokinds,i.e.,theengineeringphilosophyoftechnologyandhumanistphilosophyoftechnology,andhedidn''''tattributeMarcuse''''sideatoeitherofthetwokindsbuttothepartofthetraditionalsocialcritiqueoftechnology.Ontheotherhand,EgbertSchuurmandividedthetechnologicalR&Dintotranscendentalismandpositivism,andhedidn''''tthinkthatMarcuse''''sphilosophyoftechnologybelongstoeitherofthembuttoatechnologicaltypeofsocialcritique.Actually,whattheMarcuse''''sphilosophyoftechnologyembodiesisthecoreofhumanism.ThenatureofMarcuse''''sphilosophyoftechnologyisofsignificancetothestudyoncurrentdevelopmentoftechnology.

Keywords:HebertMarcuse;theoryoftechnology;essence;traditionofsocialcritique

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Marcuse,1898—1979),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他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包括我们熟知的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解放论和新感性等等。随着当今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lasKellner)对马尔库塞未发表的手稿和书籍的整理,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的思想也逐渐展现出丰富的内容。本文主要是就马尔库塞技术概念的本质加以分析论述,希望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思想的研究有一定的助益。

一、技术概念的定性:社会批判传统

宏观上来看,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传统,这一结论来自于以下两位技术哲学家的论述。

第一位是卡尔·米切姆(CarlMitcham)。美国技术哲学权威卡尔·米切姆有过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的论述,米切姆把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归为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技术哲学概论》中。他说,后来的浪漫主义对总是设法掩盖生活本质要素的现代技术的批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在20世纪前半叶,存在主义和接近存在主义的哲学家等,都使用一种生命哲学框架,指出现代技术社会的种种难题,甚至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这样的社会理论家,“就他们敢于对技术作出超技术的批判而言,都可以看作是与这种研究方向有密切联系的”［1］18。然后,米切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不仅避免使用‘技术哲学’这个术语,而且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强调这种批判并不是指向技术本身,而只是指向它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关于技术的质疑,只有关于技术镶嵌于其中的社会情景的质疑。”［1］44米切姆的特别贡献之一是把技术哲学分为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在对技术哲学进行两大阵营的分类之后,米切姆又接着补充问题,他问到,在技术哲学中是否不止两种传统?随后的答案是还有第三种技术哲学,而马尔库塞就名列这第三种技术哲学中。米切姆认为,对技术进行反思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存在,对这样的论题提出了最尖锐的挑战。西欧的法兰克福学派包括马尔库塞和东欧科学技术革命的理论家等,以及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等,他们“都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受到马克思思想的激励”［1］43。“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许整个社会科学的技术哲学传统很可能被用来展示一种与工程学的和人文主义的传统截然不同的值得特别重视的途径。可以认为,这种传统的基本观点既不是对技术的接受和阐释(工程学的传统),也不是对技术的质疑(人文主义的传统),而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和改造。”［1］43可见,在米切姆看来,马尔库塞技术观就是社会批判。

第二位是E.舒尔曼(EgbertSchuurman)。现代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舒尔曼也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有过定性研究。不过,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是间接地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中。和米切姆一样的是,舒尔曼也把技术研究分为两个类别,不过不同的是他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两个类别。舒尔曼认为:“一般来说,超越论者在科学技术的力量中感到了对人的主体的威胁;……而在实证论那里,情况都反过来了。他们认为现代技术是一种好东西。他们在现代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了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的进展。”［2］61而且这两种观点是有联系的。

在谈到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这两个类别之后,舒尔曼把斯泰因布赫作为实证论者之一提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舒尔曼把马尔库塞与斯泰因布赫加以对比,在这个对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定性。这里插一句,卡尔·斯泰因布赫是卡尔斯鲁厄技术大学的通讯与信息技术专业的教授,他撰写了关于技术发展、技术的未来等方面的著作［2］407。

舒尔曼把马尔库塞归入到绝对化的自由一派中,同时还包括哈贝马斯。他说:“在论及斯泰因布赫时,我还论及到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他们的观点,既不同于超越论者,也不同于本章涉及的实证论者。”［2］3也就是说,在舒尔曼看来,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一致的地方是他们的技术思想中都有一种强调绝对化和控制的倾向。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强调的内容和角度不同。马尔库塞强调的是社会中自由的作用和地位,而斯泰因布赫则强调的是社会中权力的不可战胜。换言之,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属于技术与绝对自由的联姻一派,而绝对自由是社会批判理论的追求目标,是社会解放的一个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舒尔曼实际上也是把马尔库塞看成是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

但是,由于他信奉耶稣基督,因而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在他那里没有位置。“不管是在绝对化的权力中(斯泰因布赫)还是在绝对化的自由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意义都找不到它的实质,意义是在耶稣基督那里给定的。”［2］246最后,舒尔曼指出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的本质上的不同。“尽管斯泰因布赫求助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尽管他有直接民主制思想,然而斯泰因布赫与这些革命思想家之间还是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区别。斯泰因布赫是受到未来可以完全被控制论所控制这一思想驱使的。我们看见,即便他的直接民主制观念也必须服务于这一目的,由于这种民主制的宣告在统计学理论的基础上是可以预期的,因而也是可以加以考虑的,因为未来正在被规划之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相互之间虽也有分别,但都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他们同意优先权应当给予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简而言之,尽管斯泰因布赫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那里借来了一些观念,他的技术意识形态却是与他们的自由意识形态相对立的。”［2］318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实证论者,斯泰因布赫强调和关注的问题更多的是技术本身,而作为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马尔库塞则在意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由上可见,舒尔曼笔下的马尔库塞,其技术概念是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马尔库塞更加强调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和摆脱控制这个方面,而不是技术问题自身,他对什么是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并没有多着笔墨,而且实际上这个思想特点也体现在马尔库塞的著作里,在他一生的众多作品里,他提到技术的时候无一不是关注技术的社会解放和批判传统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舒尔曼没有把他归入到前两个阵营即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主要原因。

综合米切姆和舒尔曼的看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虽然说法不同但是实际上舒尔曼和米切姆的评价和定性已经十分接近了,他们都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

二、“社会批判”本质的具体体现: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特征

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社会批判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为人道主义或者人文主义。这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自身的经历和社会背景。马尔库塞生长于1898年到1979年之间,而这81年是一个十分动荡的年代,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出现后短短的20多年间,把一个经济上落后的数十个封建国家转化为一个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在工业能力上仅次于大英帝国,追求生产和利润是其主要生活目标。这种影响对每个人都产生很大的冲击。人们对科技的神奇无不惊叹。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一下子可以把限制人的物质匮乏的局面打破,使人得到足够的自由和物质享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令人向往。随后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它证明了人类理性没有因为科技的发展而改变,相反,科技的进步使战争更加残暴。更多的市场竞争不但没有带来更多的利益,反而是更多的种族和国际间的敌意和仇恨,这些都迫使不少当代的哲学家重新反省西方文明的前景,反思科技与人文主义关怀的问题。马尔库塞即是其中之一。这种深刻的亲身经历更加促使马尔库塞本人去批判和揭露科技发展本身所带来的问题,从而不断地在哲学上在理论上寻找这种矛盾的根源并试图给以解答。所以说,从出发点和自身的社会背景来看,马尔库塞的科技观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批判立场。

其次,马克思的印记。从资料来看,我国学者在研究马尔库塞和马克思的异化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多从批判和比较的角度指出马尔库塞的错误理解,批评马尔库塞“要批判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到《手稿》(编者注: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道主义上来”［3］,笔者认为这恰好可以说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对马尔库塞的影响。马尔库塞的技术观与马克思关系密切。戈菲说:“马克思的例子表明,人们很容易从技术的人类学过渡到一种对这种技术的评价。当人们把技术活动与生命的活动联系起来,从生命活动开始对技术活动进行评价时,人们会发现这是极具吸引力的。因为,生命历来被看作是一种价值。因此,我们也正是将从这一方面,讨论当代对技术的评价。”［4］110戈菲这样评价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他说:G.西蒙栋、海德格尔和D.伊德,以其各自的方式,用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代替了自然的与人工的之间的关系这个古老的问题。“这种观点在马克思对工艺学的分析中仍然是很明显的。”［4］85也就是说,马克思强调了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为马尔库塞进一步把技术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这一想法提供了桥梁的作用。“异化”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心概念,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的观点在西方世界颇为流行,尤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就秉承这样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当他阅读到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就立刻认可了马克思在该著作中阐发的异化论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原因。

再次,当时对科学和人文的关系的探讨成为马尔库塞人文主义特征的直接来源。自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对人文主义要求的呼声日益强烈,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关怀和人文主义的主题与特征也越来越突出。卢梭对技术的批判核心即是对过分强调技术的使用而忽略了人文和社会综合因素的批判,开了人文主义批判的先河。以后,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分析和批判科技发展及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马尔库塞也正是继承了这种人文特征和传统。霍克海默尔在他的科学技术观中阐发的人文关怀丧失的问题也影响了马尔库塞的技术的人文主义的批判特征。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当代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科学主义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而人文主义则有较长的历史。近代科学与人文分化的结果,一方面为人们谋取物质利益取得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其反自然、反人道却使科学失去了人性的光彩。但无论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都是对人的本质的片面理解。而科学人文主义则是两者的结合,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和美好愿望。正如贝尔纳所说:“由于应用了科学和创造发明,人类有了新的发展可能性。”［5］543“科学意味着要统一而协调地,特别是自觉地管理整个社会生活;它消除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依赖性,或者为此提供可能性。此后,社会仅受到自我的限制。”［5］544马尔库塞从技术入手来研究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问题。首先,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受到当时科学和人文的矛盾的影响,这是当时文化批判传统的体现。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都对当时的科学和人文的矛盾关系给予关注。其次,他强调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技术概念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来论述技术问题,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体现了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人道主义是马尔库塞“社会批判传统”这一技术本质的具体体现,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体现出了人道主义的思想特征,该本质对他的科技观研究有重要的意义。究其一生,他的思想观点和论题经历了多个变化阶段,但是唯有他的“社会批判传统”的技术本质是始终如一的。在马尔库塞一生的各个阶段里,他都以“社会批判传统”的本质来衡量和评价某个理论的得失与否和价值标准。所以说,马尔库塞是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从科技观而言,他的科技观也必然带有既积极入世又消极避世的矛盾。积极入世具体体现在从开始马尔库塞即确立了科技批判的现实,而消极避世则具体体现在他一生中对科技观的分析和矛盾解决都从人的心理、人的感性等方面去开拓出路而没有从阶级分析和社会经济发展上找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确立什么样的哲学基础和本质对他的影响有多大。衣俊卿在《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一书中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特别注重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到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再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贯穿于东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主题或思想主线是人道主义的文化批判”［6］247。不同于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等人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6］55。马尔库塞等,“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人的本质,并且把自己关于人的存在与本质的见解同对现存社会的具体批判结合起来”［6］225。由此可见,马尔库塞作为人道主义者是不容置疑的。

三、评价和意义

于是我们的问题也由此产生了,如何看待米切姆和舒尔曼关于技术的划分,以及如何看待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

笔者认为,首先需要肯定的是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是有其必要性的,其必要性在于他们突出了技术问题本身,而我们知道当时的技术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并没有看到技术问题有它自身的存在和地位。正如舒尔曼指出现代技术问题的重要意义那样:“现代技术的问题之所以很少有人看准,主要是缺乏这种分析。只有当我们了解到技术是什么,以及怎样把它区别于其他人类文化活动时,才有可能对技术和文化相互作用进行有成效的哲学反思。尤其是需要清楚地探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以便去评估技术对文化的未来的重要性。”［2］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说,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一方面促进了人们对技术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使得当下关于技术的论述得以系统和归类,有利于理论上的反思和进一步的研究,其意义在于凸显出了技术问题本身,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问题发展的逐渐显现的客观规律,功不可没,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正是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后人对技术的研究不断深入下去,今天技术哲学界还在做此论题。它开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此外,从有别于通常的技术哲学的两个传统之外的第三个传统来阐述马尔库塞技术观的归类,从哲学的角度讲具有科学性和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我们对马尔库塞技术哲学的研究有针对性和目的性,从而对整个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次,米切姆和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划分属于一个角度的问题。而且也正如米切姆和舒尔曼所划分和定性的那样,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是必要的一种存在方式。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或者说属于社会批判的技术,也有其必要性。其必要性在于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的技术突出了社会现状。其目的是为了突出社会现实中的社会问题,所以马尔库塞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这些技术哲学家包括米切姆所划分的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以及舒尔曼所划分的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出发点不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是从上面提到的需要重视技术问题本身的角度来说的,而马尔库塞所强调的是需要重视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的角度来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米切姆和舒尔曼的划分里没有把马尔库塞作为其中的一个成员的根本原因所在。

再次,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的意义或者说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的技术的意义。第一,实际上,马尔库塞提出了从纯粹技术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的可行性的问题。第二,从马尔库塞的身上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与技术问题的结合作为一种趋向,更有助于解决社会中的技术问题。马尔库塞与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同,当技术问题变成为社会问题时,这种从社会传统的角度来分析技术问题的做法则有的放矢。第三,技术问题也是现代性中的根本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出发,是唯一解决的方法,当然,其他方法可以辅助、参考和补充,但是无法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的检验能够使得技术问题不断得到验证,而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则表示技术问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解决技术问题提供了宏观上的指导。

参考文献:

［1］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M］.殷登祥,曹南燕,译.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2］舒尔曼E.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3］张和平.《手稿》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手稿》地位观点之批判［J］.晋阳学刊,1997(1):53－58.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8

（一）全球化的挑战

当今社会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不管我们对全球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抑或欢迎并拥抱，抑或反对和拒绝，全球化都以其深刻性和广泛性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主导下，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瓦解，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全球市场已经形成。然而，全球化又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全球化，还有政治、文化等的全球化，欧盟和各种国家、地区间组织的出现就是例证。在全球化所塑造的“地球村”中，不同民族、国家、宗教和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人类社会各种文化和文明的冲突也史无前例地凸显出来。19世纪40年代，面对刚刚开始涌动的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浪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预言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当今的全球化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已经是“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行动”［1］89。不可否认，如今的全球化进程正一步步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预言。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通讯工具的发达，当下的全球化对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仍然超出了马克思的预期。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资源和生态问题、人口和粮食问题、民族和阶级问题已经越出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成为全球性的难题；同时，基因技术的负效应、核危机的蔓延、恐怖主义的猖獗也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危机。面对全球化进程给人类生活实践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深刻影响，我们已不能期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中找到现成答案，而必须立足人类整体利益，总结反思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成因，努力探索出人类走出当前生存和发展困境的有效途径。同时，这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要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尤其是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类整体立场，深刻反思并关注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

（二）现代科学技术的挑战

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受到了全球化的冲击，也同样遭到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僵化的教条，正如恩格斯所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但是，当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了严峻挑战。“信息社会”的到来，冲击和改变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伴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根本上拓展了人们实践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人类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和自由度。另一方面，它也给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带来了深刻的挑战，如虚拟实践的出现和发展，改变着传统实践观的结构和形式，导致人类生存和活动方式的变迁；信息的资源化，冲击着传统的资源观、价值观和劳动观，导致人类财富观、权力观的变迁；人工智能的飞跃发展，挑战着传统的思维和意识观，导致既有理论的苍白；信息社会的出现，重构着传统的社会组织方式，导致传统文化观念的变迁等，这一切都冲击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与马克思得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时代相比，现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敏锐地发现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要素中的重要地位，然而，目前科学技术已不仅仅只作为生产力的一个要素而存在，而是成为了生产力各要素中的决定性因素，它不仅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而且也决定着生产中的产品结构、劳动方式、产业结构及组织结构，甚至决定着未来生产的方向。在劳动、资本、科技三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中，科技的作用已经越来越重要，要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能只靠劳动力和资本，更要靠科学技术。总之，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中已上升到主导的地位。当代新科技革命改变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预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预言了“两个必然”，向世人宣告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20世纪初，列宁也预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将进入一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已经为期不远。然而，当代科学技术打破了马克思的这一预言。一方面，现代科技改变着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资产阶级开始采用比较缓和的方式（如实行政府调节经济、社会福利政策和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等）来解决国内矛盾；对于国家间的冲突，资本主义国家因不愿意承受现代高科技武器的毁灭性后果，因而放弃用世界大战的方式解决，而采用经济战、科技战的方式，利用高科技优势“和平地”掠夺资源，获取利润。可见，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掠夺变得日益隐蔽。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严峻挑战。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确立，彰显出了旺盛的生命力。然而，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出现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包括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对科技、教育、人才等重视不够，发展机制不健全，平均主义和分配不公交相困扰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破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美好向往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极大热情。

（三）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挑战与诘难

与全球化和现代科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界也遭遇着各式各样的挑战和形形的诘难。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毋庸置疑，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本质和思想精髓，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的挑战。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挑战并不意味着径直的对抗。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批评和质疑。我们知道，自马克思主义产生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与全球化的推进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有关，当今世界理论与现实际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正是依据这一变化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进行了不同于马克思的批判性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是时展的必然结果。西方其他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诘难。从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等人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到20世纪后期，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宣布自由民主将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式”，再到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重大挫折，“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过时”的论调风靡一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盛行，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有偏见的学者提出了“淡化马克思主义”等口号，这在事实上宣告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用论”。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诘难中最具蛊惑力的论调。由此，西方学者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当性展开了攻击。新的理论境遇要求我们必须对这种以“全球话语”和“普世价值”的方式展开的西方意识形态强势话语予以回击，由此，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变得十分迫切。

二、问题的澄明：正确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

黑格尔曾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2］12正如黑格尔所言，任何哲学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法等国确立起来，这致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日益严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逐渐激化。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响应时代号召，参加并指导无产阶级运动，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分析创立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经产生，便引领无产阶级掀起了一波波的共产主义革命浪潮，对资本主义产生了致命打击，令资产阶级瑟瑟发抖。我们知道，就目前来说，马克思主义已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现实的、历史性的存在，众多思想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不得不在和马克思主义的碰撞、对话和交流中实现自己的理论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创始人逝世130年后仍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力，这本身就是其时代性的重要标志。然而，面对各色各样的挑战与诘难，我们只有对其进行澄明，还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面相，才能在时代不断变迁的情势中正确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

（一）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

不可否认，与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历史阶段相比，当今的全球化已经大大出乎马克思预料，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与困境也不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中找到现成的答案。那么，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当下的全球化有什么新的特点，或者说，当今的全球化在哪些方面超出了马克思的预期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全球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当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大大缩短了时空距离，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商品、资金、人员的流动频率越来越高，速度越来越快。二是全球化广度的不断扩大。当下的全球化已不仅仅只限于经济的全球化，而是已经渗透到政治、文化、交通、信息、科技等领域，甚至带来了竞争的全球化和观念的全球化等。三是全球化深度的不断加深。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不同，当代人类社会全球化正在向着更加有机化和高度组织化的方向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三点新变化给全球化带来的后果，即使全球化的效应不断地双重化：一方面，全球化为世界上各个地区、民族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尤其是为广大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同时，全球化所提供的无限广阔的范围和空间，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资源。另一方面，当代的全球化也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等人与世界关系问题方面带来了灾难，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了的困境。了解了当代全球化的新特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的问题与挑战。虽然全球化带来了资源生态问题、人口粮食问题、民族阶级问题等全球性难题和基因技术的负效应、核危机的蔓延、恐怖主义的猖獗等世界性危机，但我们要看到，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全球化效应在新时期双重化的状态下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全部否定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总体看来，全球化进程仍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尤其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回首近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它不正是马克思全球化预言的真实写照吗！马克思指出，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美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88。可以说，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场域”中，无论这种场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对者创造的。总之，我们的一切思考和行动都不自觉地置于这种场景之中。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挑战以否定的方式促进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这就要求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强化人类意识。这里所讲的人类意识与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意识并不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时，马克思曾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是其进行资本主义批判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真正解放自己。这也表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将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设定为自己理论的根本任务所表达的正是对整个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深刻关切。今天，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并最后解放自己的历史任务还远未完成，但它却以变化了的形式蕴藏于当代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过程之中。从这一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仍肩负着重大使命，仍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二）从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科学和实践都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相比，当今人类实践活动呈现出大科学、大实践的基本特征；大科学、大实践时代特征的形成和出现既挑战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别结论，又深刻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观和实践观。所谓的“大科学”是相对于20世纪以前的科学而言的。当代的大科学呈现出如下基本特点：研究活动规模巨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研究活动出现了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整体化特征，新兴学科不断出现；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趋向越来越明显，科学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所谓的“大实践”，是指当代人类实践呈现出大技术、大规模和大效应的特点。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相比，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更新突破，当代人类实践的技术不但结构复杂、形式多样，而且效率惊人，呈现出大技术的时代特点。借助于当代实践的大技术，一方面，当代人类已真正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真正以类主体的身份来面对自然、改造自然和正视自身，同时，当代人类也把实践的客体扩大到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范围，使得人类实践活动呈现出大规模的时代特点。当代人类实践的大技术、大规模又进一步决定了它的大效应。在当代实践活动中，各种大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已经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和方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也因此经历着巨变。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当代人类实践的大效应不仅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等人与世界关系各个方面的正效应，也包括各个方面的负效应。深刻反思人类实践活动负效应，我们发现，其原因乃在于技术本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为人类带来幸福，也能为人类带来灾难，这在当代各种高新技术的应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也正因如此，当代科技的发展确实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别结论造成了严峻的挑战。然而更重要的是，当代人类大科学、大实践的形成和发展，仍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尤其是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观和实践观。作为人类科学和实践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当代大科学和大实践乃是人类科学和实践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是由历史上的科学和实践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科学的基本观点，如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科学是社会总劳动的特殊部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有力杠杆，同时也是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推动力量等思想在当代大科学的背景下仍然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基本观点，如实践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最基本方式，实践是人类所特有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或感性活动，实践是全部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也是人类哲学思维应有的立足点等仍然正确地揭示了当代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和特点。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科学和实践的基本观点，在当代大科学、大实践的时代背景下，仍然是正确的。当然，这不意味着在当代大科学、大实践的背景下，我们要完全固守马克思的所有结论，而是要求我们正视当今人类实践活动呈现出的新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和实践观，建构出符合时代特征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大科学观和大实践观。这既是由马克思的科学观和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决定的，也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性的内在要求。

（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世界的影响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依据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状况而形成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当时的时代特征，它充分体现了19世纪时代精神的本质内容。如今，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各种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发出了种种质疑。针对这些质疑，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予以回击。第一，众所周知，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重要品质，马克思正是围绕着“资本”这个核心概念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的。如今我们依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逻辑时代。不可否认，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相比，如今的资本统治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巨大变化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与马克思所描述的阶级斗争相比较，目前的阶级斗争已经越出民族国家的界限，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弥漫整个世界，进而表现为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二是与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家为了利益而斗争相比较，目前人类是在与资本无限增殖逻辑下产生的全球性生存危机而斗争。这两大变化非但不是资本主义顽强生命力的标志，反而是资本主义日渐走向灭亡的前兆。资本主义经历的危机归根结底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资本的无限增殖带来的矛盾与冲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马克思所描述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的榨取而引起的阶级斗争，第二阶段是世界范围内资本家利益的争夺并带来周期性的金融危机，第三阶段则是随着资本逻辑的推进，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开发导致的自我毁灭。根据此逻辑，人类必然会在资本无限增殖中走向灭亡，而要避免灭亡，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摆脱资本逻辑的控制。纵观今天的国际斗争和生态危机，不正是资本逻辑的结果吗！这不正是宣告着资本主义在走向破产吗！事实上，马克思的思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的思想就依然有效。正如伊格尔顿所说：“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多数批判至今仍有其道理。只有当资本主义体制可以冲破自身的边界，开创一个崭新局面的时候，才能改变这样的状况。但资本主义恰恰没有能力创造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3］15所以，马克思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社会批判依然绽放着夺目的时代光芒。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来看，在几千年的人类思想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思想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对世界格局、社会结构和人类学术思想的理论思维方式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伊格尔顿指出：“与政治家、科学家、军人和宗教人士不同，很少有思想家能真正改变历史进程，而《共产党宣言》作者恰恰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历史上从来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之上的政府，用柏拉图思想武装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马克思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历史的理解，这就是连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就连主义思想家维希•冯•米塞斯也认为，社会主义是有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第一个不限于某个特定群体，而受到不分种族、国别、宗教和文明的所有人支持的思想潮流。”［3］2事实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反对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一座高山。就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而言，马克思主义这座高山仍然等待人们攀登，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如金融危机、文化困境、社会公平正义等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就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吸收了马克思的思想精髓用于治理社会，可以说，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19世纪40年代的“幽灵”，而是不可战胜的思想巨人［4］。这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有力量和当代价值，马克思的根本观点、立场与方法并没有过时，因为作为马克思立论根基的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在遵循资本的逻辑顽强运行。无论如何，我们今天仍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域”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远未终结，虽然它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但这非但不能否定它的时代性，反而是其生生不息的标志。正如德里达所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5］因此，我们只有在坚持挖掘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的基础上，结合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才能深刻认识到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探寻出人类走出困境的路径。

三、问题的反思：以可行的方式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各种挑战与诘难从根本上并没有妨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但是这些挑战也为我们在新时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出了警示，即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直面时代生活实践的新挑战，构建反映时代特征、永葆创造激情的新形态，从而对世界做出新的贡献。回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中的百年历程可以发现，坚持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功能，不能靠纯概念的演绎、诠释，只能通过理论与现实的互动以及不断推动其新形态的构建来实现。曾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6］邓小平也曾提醒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7］他们依据中国实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走上了国家富强、民族繁荣之路。因此，根据当前中国社会历史实践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质，也是历史的必然。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不断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内涵。

（一）强化问题意识，正确审视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

马克思曾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8］，黑格尔也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那个时代”［2］12。一切真正的哲学研究都应该于现实的互动中完成。其实，在历史上，真正的哲学研究也从没有脱离过现实，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现实。因此，任何哲学研究都必须对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境遇、价值诉求等层面凸显出来的矛盾与问题进行深度的研究、审视与批判，为个人的生存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撑。以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取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新的历史境遇中构建新的理论形态，就要在思想性与时代问题的互动对话中完成，就必须把握时代脉搏，强化问题意识，正确审视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强化问题意识，就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重大的时代性问题。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9］在马克思看来，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时代问题是思想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当今社会，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便是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悖论：一方面，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另一方面，资源及生态形势日益严峻，并由此产生了霸权主义及国家间的冲突。事实上，这些问题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价值目标的片面性，即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而置人类的持续发展于不顾。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强烈的时代性就彰显出来了。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对为了少数人利益而造成的社会不公和对自然界的无限掠夺的资本的批判为宗旨的，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及全人类的解放为目标的。无疑，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摆脱当下困境提供了可能性路径。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丰富思想资源，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时代问题的解决做出更大贡献。

（二）进一步凸显微观研究方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并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以来，一直是指导人们进行社会历史实践的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同时也是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科学的方法论。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相比，如今的社会内在结构和运行方式已发生重大变迁，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明确界限已被打破。在此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获得新的发展，就不能仅从宏观理论范式出发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而要科学认识微观理论范式与宏观理论范式这双重维度对丰富其内容、彰显其时代价值的重要作用。凸显微观研究方法，就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建构日常生活世界科学、民主、人文的精神家园。一般而言，社会历史的转型期也是各种思想文化观念激荡期。当前中国的社会历史转型正发生在世界普遍交往深化发展的全球化时期，这必然要引发人们精神世界深刻而广泛的变化。面对各种腐朽的文化观念、封建迷信的滋生和各种非理性思潮的蔓延，要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构建健康向上的精神信仰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提供“批判的武器”，而且要提供“武器的批判”；美国学者L•J•宾克莱早就对马克思思想的信仰价值作出肯定：“基督教指出人能够如何从罪恶中得救；马克思也给人指出了从异化中得救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和在这个历史时代的末期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出现人才能得救，在那个社会里，创造性的工作将代替异化了的劳动，在那个社会里，大家将在一个亲如兄弟的社区内自由地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10］因此，新时期，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系列价值错位与精神文化异化现象进行透视，对渗透于日常生活诸层面的腐朽文化、迷信偏见等不良观念进行批判。同时，应注重研究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各种矛盾与困境，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提供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从而为人们构筑科学、民主、富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家园。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9

技术哲学到十九世纪末才成为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但马克思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就对与自然、人和社会密切相关的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探索。尽管马克思是没有写过技术哲学专著，但在他的全部学术成果当中，关于技术的哲学思想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散见于诸多著作中，它不仅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而且对技术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哲学家库斯塔・阿克斯劳斯在《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技术》一文中指出：“技术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关键和核心，唯有同时深入研究马克思对技术之意义的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之意义的理解，才能有一种清晰的哲学认识。”［1］荷兰著名技术哲学家E.舒尔曼认为：“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出发来考察技术的发展，那么，任何对技术和未来的研究都将是不完备的。”［2］美国著名学者N.罗森伯格强调：“马克思对技术问题的系统表述依然值得成为任何的严肃的技术研究及其分支的起点。”［3］不管是从这些影响抑或是从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来着，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确确实实存在着。“存在即合理”，那么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存在是否合理呢？又是如何体现其合理性的呢？下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

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来看，十九世纪是近代科学的鼎盛期，近代科学革命的种子在这一世纪获得了丰收，技术取得了辉煌胜利，在十八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获得成功的基础上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莫尔斯的第一份电报内容是：“上帝创造了何等的奇迹啊！”［4］“到十九世纪，特别是下半叶，科学逐步成为主旋律，对文化的各个层面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技术在它的文化背景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科学技术升任为主角，科学家在十九世纪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十九世纪不仅是科学知识、技术发明的鼎盛期，而且是科学在文化中地位的鼎盛期，科学家在社会中地位的鼎盛期”。［5］对技术的推崇和欢呼，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人，培根早就预言，操纵时代，改善人类生活的力量既不是宗教和政治，又不是思想，而是“机械技术上的发明”。“机械技术像被赋予生命力似的日益完善地成长”。［6］但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技术承载着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并且反映出全部社会关系，体现着人对自然与社会自由的质与量。马克思曾断言：“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7］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当时的时代背景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充分的基础，没有技术涌现的世纪，技术哲学思想也根本无从谈起。

二

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阶段及其内容亦可以看出其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在1844―1845年形成自己的哲学观点，这也是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诞生时期。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称《巴黎手稿》），为他后来技术哲学思想的全部发展提供了出发点和源泉。他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受到人文主义传统的熏陶，以及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影响，关注对人的本质、价值和地位的理论探讨，为探索“历史之谜”和追求人类的解放，着手批判私有制。以批判异化劳动为背景，马克思批判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始终是疏远”的状况，力图从哲学的视野观察科技与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联系。1845―1863年，从《关于费尔巴哈》开始，马克思对以往哲学进行了全面清算，提出了建立实践唯物主义的任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已经彻底摆脱了费尔巴哈哲学术语的束缚，以实践、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等新范畴剖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工艺学和技术哲学著作的主要研究方式仅局限于摘引相关论述，或潜在地以之为认识基础支持建立实践唯物主义，还不能对它们进行专门的批判性研究。但由于他重视实践，重视改变世界，而技术活动是实践的最基本形式，因此，他从建立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天然地汲取了丰富的理论营养，扬弃了早期以思辨为主的人文主义批判向度，自觉向实践唯物主义技术批判转变，重视以实证的视角透视自然改造活动，取得技术哲学研究上的长足进步。这也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发展阶段。而后来，马克思在写作《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手稿（即《技术手稿》）（1863）直至完成《资本论》时，对许多技术事实及工艺学术语就已经非常熟悉并能实际把握。1863年之后马克思沿着自己一贯的社会批判理论轨迹，在成熟的实践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扬弃了贝克曼唯技术论技术的工程学技术分析传统，扬弃了尤尔等人的技术哲学观点，从技术史实出发研究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哲学问题，从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透彻的批判，达到对技术的成熟反思，成为十九世纪最重要的技术哲学思想家之一。［9］因此，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阶段，从诞生到发展与成熟的时期，每一阶段时期都有其显著的特点，尽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更多的是马克思在自己不断地探索中所形成的自己关于技术哲学的观点，因而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存在是具备一定的合理性的。

诚然，在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三个阶段中蕴涵着极其丰富的重要命题，而这些命题对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存在的合理性则具有相当有效的说服力。

（一）技术揭示了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技术体现为工业的本质，而工业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的表现。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是人巧妙地创造出来的劳动手段，主要包括物质手段，即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技艺;而人类之所以会创造这些劳动手段，首先在于人的需要，在于经济的和社会生产的客观需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地阐述了技术的产生过程。他指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此，马克思揭示了人体、需要和生产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人体的生命生存就是需要，而需要只能依靠生产来满足。也就是说，正是人们的生活需要，才决定了技术的产生。同时，“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从而形成“需要―技术―需要的满足―新的需要―新的技术―……”的发展序列。［10］

（二）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技术对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是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重要成果。在《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获得，人们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他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技术如何展现），用什么劳动资料（技术的展现）生产。”而列宁则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在社会的发展中技术是一个永恒的动力，技术及技术的物化决定着时代的变迁。事实上，技术对社会经济、对生活质量、对社会关系的改变，对社会政治和文化，都有其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技术作为生产力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工具，是推进人类自由的强大动力。马克思总是站在人类整体文明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理解作为生产力的技术在人的自由与解放中的巨大作用，总是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与现实的密切关联中去认识技术、生产力与人类劳动的意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技术既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又不是孤立的，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一个纯粹领域，而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构成要素的一个基本要素，离开社会的技术是不存在的。

（三）技术异化。技术异化是马克思技术哲学形成的三个阶段当中所关注的焦点。在马克思看来，无论社会分工的产生还是国家的出现，在本性上都是技术或工业在社会生产中应用的结果，因而，人的异化也是技术或工业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在他看来，人类有一个历史的本质，但在人类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人类历史的本质被客观化、异化了。人类相对于自身及其本质而言是异化的，是技术的作用，人在历史与现实的技术中推进了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但也在生存斗争中丧失了自己的真实存在，成为自己的陌路人。实际上，《巴黎手稿》已经潜在地指出技术异化的一些内容：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的技术活动越有力，工人越无力；技术活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而在其发展阶段中，马克思又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分工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这种力量。活劳动是增殖死劳动的一种手段，机器使工人的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他深刻地批判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1］在这里技术异化的观点不仅包括技术使人异化为片面的人和技术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而且包括技术使人道德败坏、堕落。

这些重要的命题不仅充实着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而且为证明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存在的合理性增加了砝码。

三

从学术界的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评价，以及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对现代哲学的影响当中一样可以看出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存在是具有合理性的。贝尔纳指出：马克思比当代科学家更清楚地看清了科学与技术的密切关系。埃吕尔说：马克思是第一个使大众确信技术力量的人。海克曼认为马克思是最早提出连贯的技术发展三阶段理论者之一。芒福德承认马克思阐明发明对每一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的特殊价值的观点，是对技术研究的伟大贡献。丹尼尔・贝尔赞扬马克思比他同代人更敏锐地感觉到机器的革命作用。远德玉和陈昌曙认为，马克思是真正把技术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放到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和由此而决定的经济关系中去加以系统研究的第一人。刘大椿指出，马克思第一个突破了把科学技术当作经济系统外生变量的流行观点，开创性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12］可以说，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某些方面在技术哲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地位。其对现代技术哲学的影响在国际学术界都是巨大的。米切姆强调马克思对技术的剖析是技术哲学中最重要的过渡桥梁之一。伊德也对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思想流派别有论述。还有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无不受到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启发。这一学术思想对日本的技术论研究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在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日本展开了技术论研究，如冈邦雄曾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生产力的问题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日本技术论争论的背景。［13］吉田文和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关于达尔文自然工艺史的脚注成为二战前日本唯物论研究会进行“技术理论”争论的焦点。［14］简言之，正是因为存在着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才会在学术界有其重要的地位，也才会对国际学术界的技术哲学的发展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也正是因为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高度评价，才会使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更具有其合理性。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存在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从其形成的时代背景，还是从其形成的阶段及其重要命题，抑或是从其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地位来看，都是如此。尽管上述的分析旨在简要阐明其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也可以对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不能仅从一个方面去把握实质，因此，对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探讨依然不能止步。多元化的信息社会赋予时代以新的特点，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应该与时俱进，逐步迈向多元化的世界，这样才能使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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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8.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10

我们在继承科学前辈们留下的技术与经验时，会对其提出质疑和进行反复验证，直至其理论与实践都是客观存在贴合实际的。这就是科学的继承，是反复验证而不是盲目接受。同样的，科学的发展也是在科学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科学发展也需要反复提出质疑、进行验证、投入实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课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世界观都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跟当代始终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不谋而合。

就如《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课程中关于当代科学技术部分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科学和技术的讨论在当代得到了有效印证，科学观念的转变与更新引发了技术革命，带动了产业革命，促使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代，综合国力的竞争越发激烈，而且科学技术在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要不断强化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创建一个具备创新性与科学性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各行各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价值目标以及社会评价越来越受重视与关注，但在继承与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要注意区别于科学主义，在这里我们就要尤为重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11

关键词：大学生；马克思义；误区；意义；方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是当代全国高等院校的一门必修基础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反映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是彻底、完整、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科学社会主义是其核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为这个核心提供理论基础并为其服务的。

所以，大学生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要做到爱学习马克思主义，才会学习马克思主义，最终才能学好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不少的大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具体如下：

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误区

不少同学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简单的说教，便产生轻视、忽略的思想。在学习上表现为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或是应付，不深入理解和掌握其真正的本质和内涵。

（一）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

在没有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又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舆论的错误和反面宣传的影响，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100多年前的理论，时代已经发展到21世纪，已不适应当今的社会了。但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通过分析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

（二）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简单的说教

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说教，是大道理没有什么多大的实用性，没有什么实际的具体用途，只是适用于作为宣传工具，进行舆论的导向，或是在人们犯错误时，走错道路时进行批评，帮助改进错误的思想武器。

（三）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适用价值

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只适合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生，对于理科类、自然科学类没有多大意义。马克思主义是用于与资本主义作斗争的理论，属于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而自然学科领域没有阶级斗争的存在，没有必要认真学习，只要略懂，不求甚解。甚至认为不懂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干好本职工作，学好本专业的理论就足够了。在这种错误的思想指导下就出现了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在课堂的学习中不认真听讲，不认真阅读、理解，走过场。

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只有正确的思想才能产生正确的行为，行为才能符合客观规律，在矛盾和斗争中才不会失去方向，增强斗志，才会有前进的动力和坚强的毅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抵御巨大的物质、精神、金钱、权贵的诱惑而坚定方向与立场，同时生活也会更加充满斗志和热情。

（一）坚定科学的信念

在当今随着时代的演变，使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课题。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辩证方法论，才能引导我们正确认识这些领域的问题、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从而解决这些问题，找出这些领域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世界形势变化的本质和趋势，使我们不被历史和现实中的旋涡和逆流所迷惑，从而不断增强辨别、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侵蚀的能力。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国际、国内都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并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与特点，从理论上回答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重大问题，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保证其正确的发展方向，才能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

（二）培养崇高的理想

当代大学生，必须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才能有牢固的精神支柱，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当今各种物质、金钱、经济等诱惑中不迷失方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能成为一个具有崇高觉悟和高尚思想境界的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只有掌握了这一武器，树起了这一精神支柱，才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转变成建设美好世界、创造美好生活的强大物质力量。因此，促进大学生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理想。

（三）明确正确的方向

在当今世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引起新的技术革命，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引起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革，大学生更要自觉地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并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这就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不断创新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条件。在科学技术革命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对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就更为明显，它可以启迪科学的理论思维，开阔科学的思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头脑，对于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

（一）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理解其基本概念、原理、方法

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花时间和精力动手、动口、动脑去记忆、复习、巩固所学知识。数字内容的知识是要先理解，后记忆、背诵。而文字性的知识记忆需要先背诵，才能理解其内容实质，要系统、完整、全面地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才能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要认真读书，有计划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刻苦钻研，做到真正读懂弄通，不能断章取义。要把经典作家的论断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认识，并紧密结合今天的实践来加深理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这是真正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基本要求。

（二）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理论联系实际，科学的最终目标是为生产、生活，为政治、经济服务，只有将真理回归与指导实践相结合才是真正学到了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才谈得上理论联系实际，否则，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一句空话。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基础，同时，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形势，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充分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在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过程中，不断地检验、修正、补充、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充分发挥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和发展动力的作用。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陷入盲目、被动的境地，最终实践也不能取得成功。此外，没有实践的基础和动力，理论就会陷入僵化、停止发展。忽视实践，也就失去了判断理论真伪的唯一标准。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地运用。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问题，联系过去，结合现实，预测未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重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改造，不断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学风问题是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问题，必须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这是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与时俱进

活学活用，不能生搬硬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精髓和活的灵魂，开放的学科要不断增加新的理论和实践。这既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内在要求。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任何理论体系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而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这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正是其永葆青春、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所在。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就是方法体系，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着眼于实际和具体条件的变化，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创立的理论。大学生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去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基本经验的总结，也是学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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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编写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12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探究如何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重要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经典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们既是辩证的、历史的，在本质上又是科学的、革命的，这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是19世纪40年代，恰巧在这个时期自然科学得到了迅速发展，一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科技革命在欧洲迅速蔓延。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了科技革命地严重冲击，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未来瞬息万变的大环境下，吸收和总结新的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科技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一、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18世纪下半叶，英国人瓦特制成的改良蒸汽机得到广泛使用，以“蒸汽机”为代表的英国首先在全球掀起了科技革命，蒸汽技术得到广泛使用并推广至其他国家和地区，法、德、美等国相继走上了科技革命的道路。蒸汽技术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式，其影响范围蔓延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在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国家、社会等多方面矛盾激化的一系列问题，正在这个时期，《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马克思主义由此诞生，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此后的一百五十多年间，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科技革命产生，它以电力、机械技术为代表，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产生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使生产力和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阶级矛盾空前尖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常发生。这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不断输出向外延伸，垄断资本争相争夺国外资源，帝国资本主义开始瓜分世界，形成了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但是，帝国资本主义利欲熏心，为牟取更大的利益，不惜爆发了以重新瓜分世界为目的的世界大战。马克思主义没有因为世界大战的影响而停滞不前，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和概括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理论，形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进一步论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等学说。斯大林在之后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扬了和充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东方，马克思主义也开花结果，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开创了重大理论成果——思想。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在全球蔓延，它以信息技术为标志，并由此开启了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方面占据优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继续存在，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趋势不会改变。马克思主义再一次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擦出了火花，并成功应用于中国当时的社会实践中。改革开放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邓小平理论内容丰富而广阔，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等重大成果。来到21世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到充实。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发展前进，科技革命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史上的瑰宝，既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又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非凡的成就，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而且也严重动摇了自然哲学的基础。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否定了神创论，改变了人们对天文学的认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同时，德国化学家维勒发现了能量守恒定律，从不同方面证明了自然界中的历史性，是物理学史上的重大发现，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取了影响深远的科学成就，动摇了人们对自然界形而上学的认识，实现了人类对自然界的重新认识。同一时期，生物学界的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彻底摧毁了上帝创世学说，否定了物种不变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证明了自然界历史的发展。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自然科学的成就和科技革命不仅为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提供了依据。18世纪至19世纪发生的两次科技革命大大提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力，佐证了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扮演重要作用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产生的规律，这也可以从科技革命中得到佐证。科技革命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把生产的社会化推向新的更高的水平，高度的社会化水平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大量存在，而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私有制相对立的。为解决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频繁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适应社会生产化的要求。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尖锐且不可调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尖锐对立，预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成为历史的必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有关技术革命方面总结了一些重要观点，比如，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科技革命开辟了不同的历史时代；科技革命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等。所以说，历史唯物主义与科技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坚持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统一

科技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具有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科技革命的产生使得马克思主义迅速根据时代的变化做出变革和发展，使理论得以创新和发展，以适应社会带来的新变化和新发展。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尤其在科技革命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变幻莫测，出现了许多新事物、新问题，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变，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的观点依然具有科学性，并与当代社会的现实性相契合。显然，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能回答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问题，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的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变化，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还要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做出符合时代的新的概括和总结，对实践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能够与科技革命相辅相互促进、共同促进。学习和研究科技革命中产生的重大成就和理论成果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可以有效保证科技革命的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立之初，虽然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但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还不够全面，而科技革命产生了社会变革影响，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受到了深刻影响。因此，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统一的。科技革命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才能对新的科技成果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做出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坚持科技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统一，既要让现代科技革命成果服务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又要做好科技革命产生的新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冲击的准备。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活力，吸收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成就、新成果，科学也回答和解决科技革命所带来的重要问题，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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