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风险论文篇1

一、企业法律风险的概念

《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提出了法律风险的术语，但是该《办法》没有对法律风险的含义加以界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2005年《国有重点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国际论坛》上的讲话中，对国有企业的法律风险进行了分类，并认为法律风险是以承担法律责任为特征的：“企业法律风险按照不同的属性具有多种类型。从企业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企业风险主要有自然风险、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等。其中前两种风险分别以不可抗力和市场因素为特征的，而法律风险是以势必承担法律责任为特征的。”持此相同观点的还有曲新久教授：“法律风险是指因违犯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其他规章制度导致承担法律责任或者受到法律制裁的风险。”笔者认为这个概念不够全面。这个概念仅仅从由于企业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审查、逃避法制监管等原因，而做出的违法行为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后果，包括承担法律责任或遭受经济损失的风险。这仅仅是法律风险产生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由于企业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审查等原因，从主观上不知道可以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或者对自己已经或将要遭受的损失未进行法律救济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的风险。例如合同法上的代位权、撤销权的行使；无效民事行为的撤销权等。这种经济损失我认为也应当属于法律风险的一种。因此，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企业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审查，或者逃避法律监管而违犯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其他规章制度导致承担法律责任或者受到法律制裁的风险和主观上不知道采取法律手段对自己的权利或者将要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法律救济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的风险。

二、企业法律风险的特征

与企业的自然风险、商业风险相比，企业的法律风险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法律风险具有相对的确定性。由于自然风险、商业风险产生的原因分别是不可抗力和市场因素，自然风险、商业风险的产生具有不确定性。与之相反，法律风险的产生具有相对的确定性，这是因为法律风险主要是由于企业违犯法律或者是没有及时采取法律手段进行救济导致的。这种确定性是相对的，例如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如果该著作权人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该企业就一定会承担民事责任；也可能该企业没有追究其侵权责任从而使侵权企业的这种法律风险没有发生。但是这种法律风险的发生是必然的，不发生是偶然的。而自然风险、商业风险的发生正相反。法律风险的相对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风险的发生具有相对确定性。企业违犯了法律法规或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利，只要国家机关或被侵权人追究其法律责任，该企业就肯定承担法律责任。二是法律风险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是相对确定的。企业违犯法律进行经营，就会受到行政处罚；企业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律明文规定了行政处罚和承担民事责任的幅度和方式。由于具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性，因此法律风险给当事人带来的损失，当事人是可以事先确定的。即使当事人事先确定的数额与法院最终判决确定的数额有一定的偏差。因此，法律风险从损害结果上也具有确定性特征。

第二，法律风险是可防可控的。自然风险和商业风险虽然也可以通过风险管理，使发生风险的可能性降到最底。但是由于自然风险和商业风险产生的原因是不可抗力和市场因素，因此它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风险的发生。而法律风险完全可以从根源上加以防范和控制。只要企业建立了完善的法律风险防控机制，在懂法、守法的基础上从事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在他人侵犯自己的合法权利时能够及时拿起法律武器，法律风险的发生基本上是可以得到杜绝的。

第三，法律风险具有损害性。法律风险一旦发生，企业就会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企业的经济损失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企业的违法行为而承担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企业承担的行政责任往往是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罚款直接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吊销营业执照会使企业停止经营活动从而影响盈利。企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一般表现为赔偿损失。企业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主刑由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承担；附加刑由企业承担。另一种是由于企业主观上认为某种损失不能通过法律途径救济，而忽视了那一方面的权利保护，从而使企业遭受了经济损失。法律风险的损害性与企业的其他风险相比，有过及而无不足。第四，法律风险的发生具有可预见性和不可保险性。自然风险的发生具有突发性，往往使企业措手不及。而法律风险的发生是可以通过法律规定、违法行为等情况予以预见的。法律通过授权或禁止的方式规定了一定的行为模式及违犯该行为模式的法律后果。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判断企业的行为是否违法、会导致什么样的不利后果；企业在经营中，完全可以通过保险的方式分散企业的自然风险。由于法律风险与法律责任密切相关，因而，企业的法律风险是不能通过保险分散的。

通过上述对企业法律风险的含义及特征的分析，可以得出企业的法律风险是能够有效防范和控制的。企业应当重视建立法律风险的防范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是增强企业依法经营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提高竞争能力，适应日益严峻的市场竞争环境的需要；更是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有力保障。

法律风险论文篇2

一、我国担保合同风险的概念

担保合同是指为了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确保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而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或在债权人、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协商一致形成的，当债务人不履行或无法履行债务时，以一定方式保证债权人债权得以实现的协议。债权人与债务人或其它第三人签订担保合同后，当债务人由于各种原因而违反合同时，债权人可以通过执行担保来确保债权的安全性。

担保合同出了具备一般合同的特征之外，其典型的特征在于担保合同具有从属性。担保合同的从属性是指担保合同的成立和存在须以一定的债权关系为前提，它是一种从属于主债权关系的法律关系，不能脱离于一般的主债权而单独存在。我国《担保法》第5条明确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具体而言，担保合同的成立应以主债权的发生和存在为前提，不能脱离债权债务关系而独立成立，即使为将来之范围和内容不十分确定的债权提供的担保，如最高额抵押，也不能脱离相应的债权关系。担保合同因主债权的消灭而解除，随主债权的转移而转移，债权人不能将担保合同与主债权分离转让给不同的受让人。

（二）担保合同的种类

我国《担保法》第2条规定“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设定担保，本法规定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由此可以得出担保有五种形式，即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固然取得了诸多成绩，但其中暴露出的诚信危机也日益引起广泛关注，在拖欠危机条件下签订担保合同因市场关系发展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担保作为一种责任保障方法，强调担保人应对债务人对债仅人全部或部分地不履行责任承担责任，但是由于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导致市场是存在风险的，担保合同在实践中也遭遇到诸多法律风险，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顾昂然主任曾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草案）》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当前担保中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担保的主体资格不够明确，有些不能担保或者没有条件担保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担保；二是哪些财产可以作为抵押物不够清楚，有的以无权处分或者权属有争议的财产作为抵押物；三是需要明确当事人在担保中的权利义务；四是担保的程序不够健全。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以及担保合同在司法实践中操作中发现的问题，笔者以为担保合同常见的法律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担保合同主体资格角度，担保主体并不具有相应的资质。

我国《担保法》明确要求保证人必须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如果担保主体不具有相应的担保资质，直接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无疑增加了债权人的风险。具体而言，担保主体不具有担保资质主要有：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法律禁止担保的机构和单位。如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为保证人，国家机关不得作为保证人，除非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未经法人书面授权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也不得作为保证人。[②]另外我国《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

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第149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因此，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必须符合《公司法》规的条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必须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方可一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二）从担保的种类来看，债权人选择的担保合同形式不当。

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在为合法的债权提供担保时，只能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这五种担保，而不能创设新的担保形式，由于这五种担保形式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不尽相同。因此在债权人选择不同的担保形式对其债权的保障方式也不同，如保证主要是基于保证人的信任，质押一般要转移物的占有等。对同一担保形式，债权人也应及时履行相关的法律手续，否则也易增加债权的风险。如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以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应当进行登记，此时抵押合同方生效。否则根据第199条规定“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依照下列规定清偿：（一）抵押权已登记的，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二）抵押权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三）抵押权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有可能影响债权人债权的实现。

（三）从担保的标的角度，担保合同指向的对象不符合法律规定。

一方面，担保合同指向的对象主要是指作为担保的财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哪些财产禁止作为担保合同的对象，以法律、法规禁止流通的财产或者不可转让的财产设定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如果担保合同指向的对象不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无疑使得担保合同处于无效，无法实现对债权人债权的保障功能，如我国《物权法》第184条规定“下列财产不得抵押：1、土地所有权；2、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3、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4、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5、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如果以上述财产作为抵押担保合同的标的，则该合同无效。另一方面，固然一项价值较大的财产可以按次序分别设立不同的债务担保，但法律规定设立抵押权的价值不能超过抵押财产自身的价值。部分债务人将价值较大的财产多次进行抵押，在财产上先后设立多个抵押权，并对有关情况进行隐瞒，致使债权人抵押权落空。

（四）从担保合同意图角度，债务人出于欺诈签订合同。

有的主体利用担保合同的漏洞，并没有真实的签订、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采取各种欺诈的手段签订担保合同，骗取债权人钱财。具体而言，有定金欺诈，此种欺诈一般发生在加工承揽合同，而且往往发生在承揽方对业务的急切需求的情况下，欺诈行为人往往利用对方当事人急于签约的迫切心理，诱使对方当事人预先提供一定的货币作为“定金”，然后再寻找几条理由或利用已在合同文本中及其他方面设置的障碍造成承揽方违约的事实表象，迫使其接受“定金”的惩罚后果。有的甚至利用定金进行纯粹的诈骗，收取定金本就没有履约的意思和行动，在获得定金后就逃之夭夭。再如保证欺诈，一般而言，企业进行融资、借贷，金融机构均要求目前所谓经济运转良好的几家企业提供担保，以保证自己利益，但这些经济运转较好的企业在向银行等部门借贷时，则又相互提供担保，形成担保连环链，这条链让企业同生共死，最终金融部门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有的欺诈人同时拥有两个名称，相互担保、蒙蔽对方，一旦不能履行合同，对方也无能为力[③]。

（五）从担保期限来看，担保权人未能及时的行使权利。

我国《物权法》第202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担保法》第26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由此我国担保法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担保期间，其性质属于除斥期间，除斥期间是指法律预定某种权利于存续期间届满当然消灭的期间，其为不变期间，不同任何事由而中止、中断或延长，因此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担保期间届满，债权人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实体权利归于消灭，因而出现担保人免除担保责任风险[④]。

三、防范我国担保合同风险的对策

当然，造成担保合同存在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担保合同自身的缺陷，也有整个社会制度的不足如诚信等道德规范的缺失，本文着重从担保合同自身论述担保合同风险的防范。虽然我国《物权法》、《担保法》及《最高法院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担保这一民事法律制度规定比较具体而和详细，但因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法律的滞后性以及法律漏洞，担保合同存在风险是难以避免的，这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弱化担保合同的可能带来的风险。担保合同的成立需要具备的要件有担保人须具备主体资格、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用以担保的财产合法等要件，因此，担保合同的风险防范应当从担保合同的要件出发，首要的是确保担保合同的有效性。

（一）严格审查担保合同当事人主体资格。

担保作为一种民事行为，担保人必须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因此，在签订担保合同时，要认真审查当事人的主体资格，以防合同无效。如果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为企业法人的，应审查其有无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取得《营业执照》的，进一步审查对方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同时，审查对方的履约能力，如生产设备、厂房建设以及技术人员等，查明签约人是否是法人，是法人的应有单位出具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如不是法定代表人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如果是公民个人的，应提交本人有效的身份证及复印件以及婚姻状况、单位开具的工资情况证明等材料。

（二）认真考察担保合同指向对象的真实性、合法性。

作为担保财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担保人对该财产具有处分权。二是法律允许该财产作为担保物，担保人以自己不具备处分权或法律禁止作为担保物的时产提供担保 的，该担保无效[⑤]。为了确保担保权的权利得以实现，担保财产应当符合合法性、真实性的原则。一方面，担保物合法性主要进行下面的考察，担保财产应当可以进入民事流转程序而又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如担保物是否为法律禁止流通物，是否为根本不能变卖的物品，担保人是否拥有担保物的所有权。同时，担保财产应是法律上没有缺陷，真正为担保人所控制及占有的财产，担保财产没有其它法律负担，在此之前没有设置过担保，担保的价值没有超过担保财产自身的价值，担保财产没有设置多重担保。另一方面，充分考虑担保财产变卖的能力，即使合法的财产其变现能力也会因各种原因降低，从而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另外应充分考虑到担保财产不能变现的可能性，以免出现权利人无力接受该项财产又无法变卖的情况[⑥]。担保合同应当及时履行法律规定的手续，如法律规定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此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及时进行相关权利的登记，从而保障债权人的权利。

（三）仔细设置担保合同条款。

担保合同的条款内容直接影响到担保权人权利的维护，担保合同的条款应当明确、具体，担保的范围应当明确、担保的方式合理如保证中选择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担保合同的起止时间应当具体等等。另外，有的学者针对我国《担保法》规定的条款设计的不足，提出增设“陈述与保证条款、对价条款、延续性担保条款、借贷合同可变更、修改条款、立即追索权条款、无条件担保条款、代位求偿权条款、第一债务人条款等[⑦]”。以延续性担保条款为例，延续性担保条款要求担保人对借款人在整个借款期限中的借款总额提供担保，这有利于保护透支借款和连续借款的贷款人利益，在透支借款中，贷款人通过向借款人往来帐户透支提供贷款，延续性担保使担保人对借款人帐户中汇总的借方余额承担偿付责任；在连续借款中，贷款人在约定期限内向借款人提供数额不等的几笔借款，可以根据延续性担保以一份担保合同要求担保人对几笔借款承担总责任，这一条款增加了担保合同的稳定性，避免了借贷合同变化给担保合同带来的影响，无疑更有利于保护担保权人的利益。

（四）通过公证制度强化担保合同的效力。

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公证的目的是当事人使特定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得到国家法律的证明，以得到法律保护。就担保合同而言，可以将担保合同进行公证，从而使得担保合同具备法律规定的要件，如有的学者指出“在银行抵押担保合同中，公证能起到监督抵押当事人实施的抵押担保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即通过公证能确保抵押担保行为的有效性，确保低押人设定抵押权的意思表示真实，同时通过公证能制止违法行为，特别是防止社会上，以骗取国家信贷为目的的欺诈抵押行为，从而避免信贷风险，所以抵押担保合同公证是十分必要的”。[⑧]

（五）强化担保物的保险制度，分散风险损失。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保险尤其是财产保险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财产保险有利于人们安定的生活，有助于企业受损后及时恢复经营活动，有利于企业加强经济核算，促使企业加强风险管理，提高个人与企业的信用。因此，保险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分散当事人的风险，可以将保险制度运用到担保合同中，当担保合同有效成立后，担保企业可以要求债务人对担保合同所涉及的财物再次向保险公司投保，从而达到分散并转移风险的目的，即使发生风险可能导致担保物损毁灭失，也可以通过保险理赔减少企业的风险。

（六）强化对担保财产管理，减少风险损失。

按照担保合同类型，抵押担保合同签订后，仍由债务人占有该物，而质押合同签订后，需将财产或权利转由债权人占有，因此，关于占有物的保管因主体的不同要求也不尽相同。在担保权人与担保人担保合同签订后，作为债权人，应注意对担保物品的监督管理。一是质押的无形财产，主要指有价证券应由债权人保管。二是对有形财产抵押的保管要由双方签订合同，由债务人按要求保管，其财产权属证明归债权人保管，抵押权人可以对抵押物品进行监督管理。一但主债权有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能尽早采取补救措施，依法，通过法院向社会公开转让，拍卖抵押、质押财产用于偿还欠款，消除债权的风险隐患[⑨]。

五、结语

合同的担保通过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或直接依据法律规定，对特定的人或物设定权利，确保债权人能够获得赔偿而不致于因为债务人违约时经济状况的好坏影响债权人的权利，是促使债务人合同履行、保障债权实现的法律手段，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繁荣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凸显了担保合同的不足，因此只有通过加强维护担保合同的效力和通过建立整个社会诚信体制，才有可能从本质上减少担保合同的风险。

[①]贾登勋：“合同担保实践及其理论完善的法律思考”，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②]参见彭礼坤：“担保合同无效的原因分析”，载《商场现代化》20__年9月。

[③]参见卢尚纯：“警惕：担保合同的陷阱——企业担保合同欺诈剖析”，载《沿海企业与科技》1997年第3期。

[④]邵金水：“担保合同的风险分析”，载《金融与经济》20__年第8期。

[⑤]李毅：“无效担保合同的确认与处理”，载《法律适用》1996年第5期。

[⑥]参见韩旭：“担保合同常见法律风险及其防范”，载《经济导刊》20__年第3期。

法律风险论文篇3

1网上银行法律风险的现实表现

1.1技术风险

网上银行的虚拟性、开放性使银行交易突破了时间、地域的局限，在业务操作中对技术软件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因而技术风险成为网上银行面临的最大的法律风险之一。如果银行使用的技术软件不能使网上银行业务正常运作，导致现金支付、兑付、结算、网上证券等业务出现差错而给客户造成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客户有权要求开户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开户银行有义务赔偿客户的经济损失。其次，开户银行在向客户提供网上银行服务时，应详细说明相关软件的操作方法，客户作为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因银行的解释说明不到位，导致客户操作失误，由此造成的相应损失，银行也有责任赔偿。所以，开户银行在选择技术软件时，应深入研究和分析软件的技术含量和可靠性，以免影响服务质量和银行信誉，承担不必要的损失。

1.2系统运行风险

网上银行业务交易前，特定的认证机构对客户的电子签名及其身份的真实性要进行验证，提供具有法律意义的电子认证服务。网上银行判别注册客户合法性身份和确认交易有效性的标识是客户证书及相应密码。假设安全认证系统在运行中出现故障，导致注册客户出现交易损失，那么，开户银行应当和认证机构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纵观我国现有的网上银行服务协议，许多网上银行服务协议有免责条款的约定，诸如：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原因，或通讯、供电故障等非乙方过错原因导致一方不能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乙方不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在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如果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完全不能履行，则全部免除遭受不可抗力一方的不能履行合同责任；如果不可抗力只影响部分合同的履行，则未影响的部分，当事人仍需履行。同时，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上述服务协议中所约定的不可抗力，并未详细具体地说明或列举什么情况属于不可抗力。如果网上银行运行系统受到外部的恶意攻击，比如计算机病毒的发作、网络黑客侵袭等造成系统瘫痪，客户信息失窃或资金被盗等，客户发出交易指令，而银行却无法执行客户指令，此情况是否可以视为不可抗力？而在这些情况下，银行的举证也存在障碍，很难证明尽了应尽的防范外部恶意攻击的义务。另外，根据《民法通则》有关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银行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至少要承担客户的部分损失。同时，根据《合同法》第118条规定，银行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客户，以减轻可能给其造成的损失，并应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证明，方能免除责任，否则，也应承担因未及时通知客户而给客户造成更大损失的法律责任。

1.3制度风险

目前，我国仍然欠缺专门调整网上银行业务的法律制度，仅有的为数不多的金融行政规章，其内容主要局限于对银行业务操作进行规范和约束，但对交易中必然涉及的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权利义务没有进行规范和调整。因此，在实践中，各家商业银行的网上银行业务的开展都是依据本银行制定的格式合同，比如服务协议等形式进行。对这些合同的法律效力有待确定，尤其是容易发生歧义的条款在实践中会引发纠纷。况且网上银行业务范围涉及面广，既包括传统银行业务，也包括新兴的中间业务，如网上保险、网上证券等，法律关系复杂，涉及的客户类型多样。一旦发生纠纷，如何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责任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在网上银行事件中已出现一些纠纷，比如客户资金被盗，电子汇兑纠纷等。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应当如何处理该类纠纷，责任归属于谁？法律依据何在？我国在2004年8月颁布了《电子签名法》，依据该部法律规定，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消费者可用手写签名、公章的“电子版”、秘密代号、密码或人们的指纹、声音、视网膜结构等安全地在网上付钱、交易及转账。《电子签名法》的通过，标志着中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法律正式诞生。这部法律确定了网上银行交易合同的成立地点，在一定程度上为网上银行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法律支持。但总体上而言，立法的欠缺和立法的滞后仍然给法官判案提出了现实难题，也给银行从事网上银行业务带来潜在的法律风险。

另外，因特网是跨越国界的。因此网上银行具有无边界性，国与国之间的有关网上银行业务的法律制度也存在差异，在跨国交易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国与国之间的法律冲突，导致客户与开户银行陷入法律纠纷中，从而加大了网上银行的法律制度风险。

1.4交易风险

由于网上交易的低成本，吸引越来越多的客户上网购物。上海艾瑞市场咨询有限公司在2004年底所做的一次专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网民已经使用过网上银行服务。此外，大约51%的受调查网民表示，会在未来12个月内选择使用网上银行服务。在网上银行各项业务中，通过网上银行购物等服务最受欢迎。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些客户因自己保管或使用不当等原因泄露账户密码，或者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多数客户趋利和贪小心理，套取客户银行卡的账户密码，趁机截取客户的资金，给银行客户造成经济上的损失。3防范网上银行法律风险的对策

3.1网上银行法律风险的成因分析

（1）网络系统技术和管理中的漏洞导致风险的发生。

（2）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难以发挥作用。

（3）网上银行的开放性容易引起风险。

（4）立法的缺失使法律监督不到位。

3.2防范网上银行法律风险的对策

（1）加强内部管理，完善规章制度和业务协议。

网上银行业务能否健康有序地发展，能否避免和减少法律纠纷，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银行内部管理工作是否到位。商业银行应当采用先进的技术水平，强化内部管理，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根据网上银行的需要和发展，不断完善有关内部规章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对于银行和客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业务协议规范，尽可能做到详尽和具体化；对于银行和网络服务商之间的协议要明确约定，如遇网络系统故障引发的相关损失应如何处理；对于银行与软件供应商之间的协议要明确约定，如果因为软件、硬件的原因引发的事故而造成的损失如何承担责任等等，通过协议的约定分担法律风险。同时拟订的协议必须兼顾当事人各方的利益，体现公平、合理、合法。

（2）加强客户风险防范意识。

首先，由于网上银行操作的复杂性，有可能出现因客户的疏忽或错误操作而引起风险，因此，应当强化对客户的教育。比如，现在商业银行都对网上银行的业务流程进行演示，这样可以使客户了解网上银行业务的运行流程和具体操作等，减少错误的发生率；其次，客户密码是商业银行识别客户身份的重要凭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39条规定：“发卡银行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为持卡人办理的存取款、转账结算等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交易的有效凭证。发卡银行可凭交易明细记录或清单作为记账凭证。”据此，客户只要提供正确的密码，银行就视其为该账户的合法客户，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由客户本人承担。所以在实践中，为避免客户密码被盗，商业银行应加大对网上银行客户支付密码的重要性的宣传，告知客户密码设置应避免简单化，注意保管好密码，以免密码被泄露，使客户具备风险防范意识。

（3）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

网上银行的开放性，无边界性，也强化了国际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因此，对网上银行的监管不仅属于一国金融监管的范畴，而且需要不同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的相互配合，形成严密的全球监管系统。比如，对利用网上银行交易方式进行非法避税、洗钱等行为的监管；对利用网上银行进行跨国走私、贩毒、色情等犯罪活动的监管；对利用网上银行方式非法侵袭他国客户资料的电脑黑客进行监管等等。

（4）加强对网上银行犯罪的打击力度。

目前，利用互联网犯罪的案件不断增多，作案方式也更加隐蔽和复杂，网上银行因其交易对象金融货币的特殊性，成为网络犯罪分子的重点攻击目标。电脑黑客不断侵袭网上银行系统，网上银行的支付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果一家银行出现重大的网上银行安全事故，如黑客入侵造成系统故障和客户资料丢失等，那么客户对网上银行支付方式就会产生怀疑，从而影响银行的声誉。因此要使网上银行业务能够顺利开展，就必须加强对网上银行犯罪的打击力度。我国1997年修正的《刑法》新增加了对计算机犯罪的规定，比如：“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等”。但是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计算机犯罪日益渗透，危害的程度也越来越高，而刑法对计算机犯罪的规定较为粗疏、原则，量刑也较轻，对网上银行犯罪的威慑力较弱。因此，目前迫切需要顺应网上银行业务的开展，针对新的网上银行犯罪问题进一步制定出更加具体细化、操作强的法律规定，加大对网上银行犯罪的打击力度，以确保网上银行业务的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法律风险论文篇4

（二）企业法律风险的特征1.企业法律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风险的本质，企业法律风险也是如此。企业法律风险的发生具有偶然性，法律风险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只是一种不确定状态或者说具有某种产生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并不一定转化为现实的损失。因为，企业法律风险要转化为现实的不利事件，需要同时具备其他的条件。如，有发生法律纠纷的一方当事人违法，另一方当事人依法维权；或者是虽然发生法律纠纷的一方当事人没有违法，但是另一方当事人认为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受到了损害，因而依法维权。2.企业法律风险具有客观性。风险的客观性意味着风险是人类活动的衍生物，有人类活动即有风险，而法律是人们的行为准则，是人类维护正常秩序的客观实在体。法律的客观实在性和人类活动风险的客观实在性共同成就了法律风险的客观性。这种客观实在性表现为法律关系主体因行为目的不达而尽失成本费用的客观存在，同时也表现为其人身财产损害及承担法律责任的客观实在性。毋庸置疑，法律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且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佔计的，如企业被宣告破产的风险[2]。可见，企业法律风险并不是人们凭空想象的事务或者现象，而是受诸多客观条件影响的，并由诸多客观条件决定的。3.企业法律风险具有危害性。法律风险一旦发生而变为现实，表现为法律关系主体行为目的不达、人身财产损害以及承担法律责任。行为目的不达不仅使法律行为主体预期利益不能得以实现,而且行为过程中投入的成本和费用不能冋收。[3]企业法律风险的危害性意味着风险的发生给企业带来的物质损失和非物质损失。根据2006年4月统计，近三年来，国资委收到重大法律纠纷221件，涉及央企110多家，直接涉案金额达269亿元，间接涉案金额达500多亿元。其中，2004年，国资委共受理央企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直接涉案金额114亿元，2005年是75件，直接涉案金额70多亿元。[4]企业法律风险一旦发生，还可能使企业的名誉受到损害，降低企业在消费者和商业伙伴中的形象，使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下降，降低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4.企业法律风险一般具有可防控性。企业法律风险兼具可防控性和不可防控性的特点。大多数的法律风险具有可防控性。法律风险因其行为及相关法律而生，因之，法律行为人于行为之前对规范其行为的法律作深入研究，不仅可预测其行为引发的法律风险的可能性，且可通过纠正其行为的非法性而规避、防控法律风险损失。此所谓法律风险的可习得性，即可以通过学习和研究以减少不确定风险。因此，人类智慧在法律风险管理中有了用武之地，同时形成了新的智慧因素———风险智慧。[5]风险智慧使人类有了有效权衡风险的能力，涉及对风险的分类、本质、等级，涉及快速的习得、储存和检索风险信息。利用相关风险信息行动、有效交流、对新环境进行适应性调整等。这种可习得性迥异于其他风险如自然风险、经济技术风险的随机性，随机性意味风险处于无规则的混沌状态，难为人类所监测和控制。[5]少数的企业法律风险具有不可防控性，这是由于企业的外部因素造成的企业法律风险，企业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影响那些风险的形成因素。

二、企业法律风险的识别

企业法律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危害性、客观性、可防控性的特征。而要避免危害，就必须进行企业法律风险的识别。在企业的法律风险事故发生之前，运用科学的风险识别方法全面地、系统地、连续地、准确地对企业法律风险进行认识、辨别，可达到全面、系统和准确地描述企业法律风险的目的，进而采取必要的措施规避这些风险。企业法律风险的识别是指在企业的法律风险事故发生之前，运用科学的风险识别方法全面地、系统地、连续地、准确地对企业法律风险进行认识、辨别的活动。法律风险识别的目的是全面、系统和准确地描述企业法律风险的状况，为下一步的法律风险分析明确对象和范围。进行法律风险识别时要掌握相关的和最新的规范企业行为的立法和司法状况，必要时，需包括法律适用的背景信息，特别是法律法规的变化信息。除了识别可能发生的法律风险事件外，还要考虑其可能的原因和可能导致的后果，包括所有重要的原因和后果。不论法律风险事件的风险源是否在企业的控制之下，或其原因是否已知，都应对其进行识别。[6]企业法律风险识别的对象至少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风险事件的识别。风险事件是指引发潜在危险转化为现实损失的具体行为或事件，是风险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第二，风险因素的识别。风险因素是指引起或增加风险事故发生的机会或扩大损失的幅度的条件，是风险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第三，风险结果的识别。风险结果是指风险事故发生后会给企业带来的负面的责任或后果。[6]法律风险识别的根据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根据企业主要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识别（2）根据企业组织机构设置进行识别，即根据企业各业务管理职能部门、岗位的业务管理范围和工作职责的梳理，发现各部门机构内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3）根据利益相关者进行识别，即通过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如供应商、承包商、客户、员工、政府等）的梳理，发现与每一利益相关者相关的法律风险。（4）根据法律风险源进行识别，即通过对法律环境、违规、违约、侵权、怠于行使权利、行为不当等梳理，发现企业存在的法律风险。[6]（5）根据法律风险发生后承担的责任梳理，即通过对刑事法律风险、行政法律风险、民事法律风险的梳理，发现不同责任下企业存在的法律风险。（6）对不同法律领域进行识别，即通过对不同的法律领域（如合同、知识产权、招投标、劳动用工、税务、诉讼仲裁等）的梳理，发现不同领域内存在的法律风险。（7）根据法律法规进行识别，即通过对与企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梳理，发现不同法律法规中存在的法律风险。（8）根据以往发生的案例进行识别，即通过对本企业或本行业发生的案例的梳理，发现企业存在的法律风险。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不同需要，选择以上不同的角度或组合来识别法律风险。[6]根据所选择的法律风险识别角度，可采用问卷调查、访谈调研、头脑风暴、德尔菲法、检查表法等方法。法律风险的识别，首先是查找企业各业务单元、各项重要经营活动、重要业务流程中存在的法律风险，然后对查找出的法律风险进行描述、分类，对其原因、影响范围、潜在的后果等进行分析归纳，最终总结出企业的法律风险点，以对企业法律风险有一个全面、准确、系统的认识和把握。在此基础上来确定防范、控制风险等决策。

三、企业法律风险的防控

既然企业法律风险是不恰当的、危害的，客观的，又是可以防控的，那么为了避免风险，就应该实现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的制度化，将其作为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改善企业的形象，增加企业的价值的重要举措。建立和执行健全的法律风险防控制度，可以提高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改善企业的形象，增加企业的价值。企业法律风险的防控措施包括：

（一）提高企业的法律风险意识法律风险意识是指在法律实施过程中，预先判定由于企业外部的法律环境发生变化，或由于包括企业自身在内的各种主题未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而对企业造成负面法律后果的思维。[6]每个企业都存在多少不一的潜在的法律风险，法律风险一旦发生，如果没有预先的防范意识，往往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损失，严重的甚至会造成致命的打击。企业管理决策者法治意识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潜在的法律风险是否演变成现实灾难。所以，企业必须具备风险防范意识，从而才能制定完善的风险防范机制，做到防患于未然。[6]当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法律风险意识不高，没有认识到本企业法律风险的本质及危害性，因而没有主动识别本企业的法律风险，不知道本企业存在哪些法律风险点和每个法律风险点的来源，也不知道法律风险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不会积极主动地采取法律风险防控措施。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是，一旦发生重大的法律风险，这些企业无力应对而破产倒闭，或者被依法撤销。更严重的是，即使企业因为遭受法律风险而毁灭了，但是，相关的企业负责人也从来没有想到，如果事前能够主动识别企业的法律风险，并采取有效的法律风险防范措施，也许企业的命运将是截然不同的。可见，提高企业的法律风险意识，不仅是企业负责人应有的法律责任，而且也是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增强企业法律风险意识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企业负责人有义务主动学习有关企业法律风险的知识，并将所学到的知识用来分析自己经营管理的企业。政府主管部门作为社会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代表，为了发展经济，提高就业率，提高财政收入，有义务保证所管理的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对所管理的企业负责人经常进行不定期的法律风险培训。通过上述两种途径，达到提高企业法律风险意识的目的。

（二）建立和执行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内部控制是指一个单位的决策层与管理层，为了保护其财务信息的真实、安全和完整，确保经济活动的准确可靠、协调经济行为，有效控制经济活动，通过优化单位内部分工而产生的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工作关系。企业内部控制决定企业各项工作质量的好坏，如果管理意识不到位，控制制度不健全，控制环境差，就如同装满破旧零件的汽车，故障不断，最终酿成大事故。[7]对于公司治理，李嘉诚说：“一定要靠制度，靠人绝对不行；最信任的人，也一定要有监察与制衡。”[8]此观点同样适用于企业法律风险的防控，即企业法律风险的防控也必须建立和执行严格和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企业经营所面临的风险。而内部控制的失效往往会给企业带来发展过程中的某种不协调，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各国对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在此推动下，企业内部控制不断发展，目前，已经进入到企业法律风险管理阶段。[9]2008年5月22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关于印发《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下文简称《规范》）的通知。《规范》第二条规定，该规范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大中型企业，小企业和其他单位可以参照本规范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然而，目前的大多数企业并没有很好地执行这个《规范》，即绝大多数的企业没有建立和执行严格和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其法律风险的发生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却是不无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并防范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从而有效防控企业法律风险，发挥内部控制制度对企业管理及经济实体“监督和服务”的职能，是摆在每个企业管理人员面前必须高度重视并予以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建立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就是要制定一系列具有控制职能的方法、措施、程序，并予以规范化，系统化，使之成为一个严密的、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可见，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也是一个系统的管理工程。接下来，企业必须严格按照所制定的内部管理制度来运行，使得所制定的内部管理制度得到实际的执行。只有这样，才能从企业内部最大限度地防控法律风险。

（三）建立和执行有效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企业的法律风险涉及的业务领域和范围十分广泛，法律风险本身较为复杂，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和业务技能的人员很难胜任法律风险工作岗位。因此，各国主要是确立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由专业律师来处理企业法律风险的识别和防控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美国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起源于19世纪末，二战后得以广泛发展，发展历史悠久，发展程度高，企业法制化程度高，法制环境好，法律意识强，企业无论其规模大小、性质如何，都会有自己的法律顾问。美国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模式相当细致深入，渗透到公司各个管理层面，具体在每个层面分工也显示出专业化、细致化。往往一个公司设有多个法律顾问，一般地有：合同法律顾问；专利商标法律顾问；广告法律顾问；生产质量、环保法律顾问；税收法律顾问；涉外法律顾问；人才资源法律顾问；反垄断、反倾销法律顾问；诉讼法律顾问等。[10]企业法律顾问在企业中地位高，待遇好。美国企业法律顾问在企业中地位较高，体现在其专业性和待遇方面。美国的企业有一种强烈的法律意识，认为只有将总法律顾问放在副总经理的位置上才能真正负起责任、做好法律工作，否则，对公司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损失。另一方面，从管理工作的角度考虑，处于副总经理的位置便于协调公司各部门或对外的各种法律关系，更好地发挥作用。美国企业法律顾问由于地位越来越高，是受人尊敬、令人羡慕的行业，当然对其专业素质要求也很高，既懂法律、懂电脑，又懂企业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才能胜任。同时，企业也给予他们比同阶层更高的薪水和待遇，如带薪休假，获得公司股票、期权等。[11]我国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还处在较初期的阶段，除了极个别大型中央企业集团在极个别省份的公司聘请有几个法律顾问之外，很多的中小型中央企业一般在一个省或者市级行政区域只聘请一名法律顾问。即使是在极个别聘请法律顾问较多的央企，也没有做到法律顾问专业化分工。我国绝大多数的私营企业根本没有聘请企业法律顾问。正因为我国企业没有认识到法律顾问的重要作用，因此，企业法律顾问在企业中的地位极低，企业法律顾问的价值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法律顾问在企业中更多的是扮演着“救火队员”的角色，企业发生了法律问题才想到要找法律顾问，很多法律顾问处于“顾而不问”的状态之中，这导致我国大多数企业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有鉴于此，我国企业有必要借鉴美国的法律顾问制度，重视法律顾问的重要作用，提高法律顾问在企业中的地位和待遇，才能更好地防控企业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论文篇5

二、银行协助法律风险的类型及成因-----------------------------------------04

（一）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协助义务引发的法律风险--------------------------04

1．因故意不履行协助义务导致的法律风险。----------------------------------04

2．当事行因未能正确履行协助义务引发的法律风险。------------------------05

（二）执法机关违规办案引发的协助风险--------------------------------------06

（三）银行与申请协助的执法机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发生的协助风险---------06

三、法律救济的乏力，加大了协助风险----------------------------------------07

四、关于预防和减少银行协助法律风险的思考---------------------------------08

（一）在全社会树立法制观念，完善立法体系，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机关

执法水平。---------------------------------------------------------------------08

1．完善立法体系，减少法律漏洞。-------------------------------------------08

2．建立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救济制度。--------------------------------------08

3．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机关执法水平，减少违规办案的发生。---------08

4．在全社会树立法制观念，加强对生效法律文书强制执行的力度。---------09

5．协助风险的减少还有赖于良好的社会氛围的形成。-----------------------09

（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建设，提高银行工作人员自身的法律素质------09

1．加强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建设,对内部工作人员的协助行为加以约束。------09

2．各级银行管理人员应努力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培养良好的法律意识。--10

3．一线工作人员应加强银行协助知识的学习，减少不当协助的发生。-------10

内容摘要

随着我国立法步伐的加快和执法机关执法力度的加大，因银行协助引发的法律风险有逐渐增长的态势，并且已开始对银行业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加强对银行协助问题的研究，已成为银行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但理论界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尚很鲜见，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及其法律风险防范作一简要探讨。银行协助是指有权机关在案件的查处、审理、执行等执法环节上，因办案需要依法到银行查询、冻结、扣划当事人（包括个人和单位）的有关款项，查阅与案件有关的会计凭证、帐册、报表等银行资料时，银行必须履行的一项法定协助义务，它是我国银行对客户存款承担法定保密义务的一种例外。根据申请协助机关的不同，可分为银行的司法协助和行政执法协助。在实践中，以司法协助居多。银行能否正确履行这项义务，将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由此也造成了一定的法律风险。现阶段，我国银行协助的法律风险根据其形成原因可分为三大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协助义务引发的法律风险；执法机关违规办案引发的协助风险；银行与申请协助的执法机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发生的协助风险。协助风险发生后，由于法律救济方式较少，且手段乏力，又进一步加大了风险。针对银行协助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预防和减少银行协助的法律风险：在全社会树立法制观念，完善立法体系，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机关执法水平，加强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建设,提高银行工作人员自身的法律素养。

关键词：银行协助；风险；防范

随着我国立法步伐的加快和执法机关执法力度的加大，因银行协助引发的法律风险有逐渐增长的态势，并且已开始对银行业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加强对银行协助问题的研究，已成为银行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但理论界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尚很鲜见，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及其法律风险防范作一简要探讨。

一、银行协助的概念及性质

所谓银行协助是指有权机关在案件的查处、审理、执行等执法环节上，因办案需要依法到银行查询、冻结、扣划当事人（包括个人和单位）的有关款项，查阅与案件有关的会计凭证、帐册、报表等银行资料时，银行必须履行的一项法定协助义务。具体来讲，协助查询是指金融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有权机关查询的要求，将单位或者个人存款的金额、币种以及其他存款信息告知有权机关的行为；协助冻结是指金融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有权机关冻结的要求，在一定时期内禁止单位或者个人提取其存款帐户内的全部或者部分存款的行为；协助扣划是指金融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有权机关扣划的要求，将单位或者个人存款帐户内的全部或者部分存款划拨到指定帐户上的行为。

银行协助根据申请协助机关的不同，可分为银行的司法协助和行政执法协助。在实践中，以司法协助居多。

银行协助是银行的一项法定义务，它是我国银行对客户存款承担法定保密义务的一种例外。因此，银行能否正确履行这项义务，将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由此也造成了一定的法律风险。

二、银行协助法律风险的类型及成因

现阶段，我国银行协助的法律风险根据其形成原因可分为三大类：

（一）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协助义务引发的法律风险

1．因故意不履行协助义务导致的法律风险。随着各类金融机构不断增加，同业间的竞争日趋加剧，争市场、争份额成为各家银行工作的重点，而这就要求银行尽可能地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由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信用状况普遍较差，企业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意识匮乏，这就使得原本很正常的银行协助成了某些客户衡量一家银行服务质量好坏的标准，从而使得银行在履行协助义务时陷入两难境地。于是有的银行在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推行起了法律实用主义、利已主义：只想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不愿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比如有些银行，每年都有许多的案件到法院，通过法律的救济也收回了大量的呆滞贷款，其合法权益应该说得到了维护；然而按法律规定要求其协助法院执行其他案件时，却又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拒不协助，为留住客户，就违法地拒绝或变相拒绝履行协助义务，最终被法院制裁，酿成法律风险。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法正是“法律实用主义”的典型写照。

法律对社会的调整，是采用确定权利和义务的方式进行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法律上，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一方享有权利，另一方也就必然负有义务；而一方负有义务，也就意味着另一方享有权利；或者就一方来说，既享受权利又承担义务。这正如马克思所言：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自己应尽的法律义务，必然要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他人的合法权益，为法律所不容，最终也导致无法充分实现自身的权利。

2．当事行因未能正确履行协助义务引发的法律风险。由于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关于银行协助的规定大多较为原则，为增强其现实操作性，各有关部门即纷纷出台了各种相关操作细则，而这些细则因为部门限制，往往不能达到公示公知的程度，这就为银行正确履行协助义务增添了困难；此外，由于一些银行对银行协助还未足够重视，部分基层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这方面的知识还较为贫乏，以致在协助时不能正确履行协助义务，致使风险发生。这种风险又可分为两种，即客户追索因错误协助被错扣的存款和法院追究错误协助的法律责任。福建省厦门市的林女士向业务伙伴王某的银行卡上汇款时，不慎误将巨款16.3万元汇到南京朱某的账户上。应林女士要求，银行当即“纠错”，直接将朱某账户上的钱划给了林女士。朱某认为银行越权划款，将银行告到法院。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决银行败诉，返还朱某16.3万元并承担诉讼费。败诉后，银行把林女士诉至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要求其承担败诉损失。8月2日，集美区法院判决被告林女士败诉。

（二）执法机关违规办案引发的协助风险

由于我国现有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尤其是法院执行人员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加之各地地方保护主义较为严重，某些执法机关为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滥用权力，违规办案，也是银行发生协助法律风险的一个原因。

1997年10月27日，A市建行营业部（以下简称A市营业部）应a企业的申请，承兑了一笔金额为100万元，收款人为b公司的商业汇票，后该汇票经两次背书转让后被d公司取得，d公司持该票到D市农行（简称农行）申办贴现，并做了背书，D市农行在汇票到期日向A市营业部提示付款时，被告知，该票据已被A市法院裁定停止支付，故拒绝付款。D市农行遂以票据纠纷为由将b公司、d公司和A市营业部诉至D市法院，要求上述三被告支付票款及票据到期日至付款日的利息。另由b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1999年D法院判决A市营业部支付票款及票据到期日至付款日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后该判决虽被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但至此A市营业部已支付差旅费及诉讼费近2万元。

党的十五大坚定而又明确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各级政府也相继提出了“依法治省”、“依法治市”的口号。然而极少数公务人员将其简单地理解为“用法来治”,“用法来治”是把法单纯作为工具和手段，政府运用“法”这一工具和手段来治理国家、治理老百姓。这种观念令政府以治者自居，人民被视为消极的被治者。像法治并不否认人的作用一样，人治也并不否认法的作用；但人治是仅仅把法作为一种治民的工具，当主人觉得这件工具不顺手甚至碍手时，可随时弃之不用。这里面既有特权思想在起作用，更有法律是“专管老百姓”的“工具论”在作祟。

（三）银行与申请协助的执法机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发生的协助风险

受现行体制的束缚，我国立法体系也存在颇多漏洞，较为突出的是1995年。7月1日《商业银行法》实施后，该法第30条规定：“对单位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自95年7月1日，《商业银行法》实施后，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才构成银行协助的有效依据。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既不属于法律（此处为狭义的法律，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订的法律）也不属于行政法规（国务院为执行法律的规定或履行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而根据宪法和法律依据一定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而该条例第28条第七款却规定：“经县级以上（含县级）纪检机关负责人批准，纪检机关可以对被调查对象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进行查核，并可以通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若依规定提供协助一旦被执行人发难，将使银行和法院处于尴尬境地，危及司法机关的权威。而且，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外资银行开始大举登陆我国金融市场，它们也将面临这一问题。此类问题若不解决，势必对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再有一类并非是体制造成的立法漏洞，也可能给银行带来协助风险。比如执法机关违规办案引发协助风险的案例中，A市法院依据b公司的申请，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出停止支付被申请票据票款的裁定并无不当，A市营业部执行该停止支付通知书亦无不妥，但问题是《票据法》规定：“汇票付款人承兑汇票后，应当承担到期付款的责任。”这就使承兑银行陷入两难处境，如不付款，持票人会发难；付款又会面临被法院制裁的风险。三、法律救济的乏力，加大了协助风险

协助风险发生后，由于法律救济方式较少，且手段乏力，又进一步加大了风险。我国现行法律中，对银行协助规定的最为明确的也是唯一的救济方式是复议，见《民事诉讼法》第105条，该条规定：“对罚款、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由于此类复议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本质上与行政复议不同，因此不能适用《行政复议法》，但同时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还是其他司法解释，均未对此类复议所适用的程序，复议期间等作出明确规定，这就使得上一级法院的具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复议申请人（即协助银行）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以建行某二级分行为例，2000年，该行发生协助纠纷4起，其中两起提请复议，但直到2000年底，所提起的复议均未收到受理法院的书面决定。致使一些法律关系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该行的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由于这种情况的大量存在，使得部分义务人对司法机关的权威产生怀疑，并开始怠于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法律的权威。

四、关于预防和减少银行协助法律风险的思考

针对银行协助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预防和减少银行协助的法律风险。

（一）在全社会树立法制观念，完善立法体系，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机关执法水平。

1．完善立法体系，减少法律漏洞。虽然我国现在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但由于受旧体制的影响，加之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尚处于不断变化的阶段，法律作为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一阶段的色彩，各个部门的利益在法律中时有体现，这就使得不同的法律出于对不同利益的妥协相互出现一些矛盾，这是立法漏洞产生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立法技术尚不成熟，专家在立法中的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也是立法漏洞产生的原因。因此，要建立完善的立法体系减少法律漏洞，首先需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其次，充分发挥专家在立法中的作用，学习国外先进立法技术，尽快提高我国立法水平。

2．建立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救济制度。针对银行协助法律风险的法律救济方式单一，且规定过于原则不易于操作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补充有关复议的程序及复议申请人和复议机关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以增强其可操作性，同时也增强复议机关的责任感，减少对复议申请听之任之的现象。其次，对《民事诉讼法》第十八章公示催告程序的适用加以严格限制，同时在实体法中加重对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申请人的责任，从而避免因协助停止支付发生纠纷而增加银行风险。

3．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机关执法水平，减少违规办案的发生。法律是国家立法机关按照一定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代表了国家的权威，执法人员是法律权威的具体实现者。而现在我国执法队伍素质不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出现了大量违规办案的情况，不仅损害了执法者自身的形象，也动摇了法律在公民心中的权威。因此，加强执法机关队伍建设正迫在眉睫，笔者以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首先，加强现有人员的培训，切实提高其专业知识水平和政治水平，使其能尽快适应我国法制化的需要；建立淘汰机制，对确实不适应需要的人员，应及时淘汰；其次，建立准入制度，给新的加入者设定一定的门槛，学历必须达到一定要求，这样才能确保新加入者的素质能基本满足工作需要，不至于造成新的教育资源浪费；第三，建立完善的后培训机制，即对执法人员定期培训，及时更新知识，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需要。从而在整体上提高执法人员执法水平，减少违规现象的发生。

4．在全社会树立法制观念，加强对生效法律文书强制执行的力度。比如，加重对生效法律文书执行义务对象的处罚力度，以减少或杜绝其侥幸心理，树立法律的权威，也减少不必要的协助执行以及由此产生的纠纷。

5．协助风险的减少还有赖于良好的社会氛围的形成。在现代社会，守法是每个社会主体应尽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只是被各自有选择地服从与遵守，那么，法律就会成为一堆废纸，其结果必然是政权动荡、经济萧条、社会混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觉、全面、严格地遵守法律，一切依法办事，良好的法律秩序才能真正建立，权利才会得到有效保障。产生银行协助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社会未形成良好的社会信用，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均有严重的投机心理，不重信用，漠视法律文书的效力，甚至暴力抗拒执法的现象普遍存在，而这些不仅导致了银行协助的产生，在增加了银行协助风险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成本。基于上述原因，要想从根本上避免或减少银行协助风险，就需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注重信用的氛围。

（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建设,提高银行工作人员自身的法律素养。

1．加强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建设,对内部工作人员的协助行为加以约束。现阶段,各家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已较为完备,但关于银行协助的内部管理却鲜有提及,如2002年4月1日实施的《中国建设银行工作人员违规行为处理办法》就没有相关内容,这就使得金融机构对内部工作人员的协助行为难以进行约束,即使工作人员的不当协助行为使本级机构遭受损失,也难以给予惩戒。因此,笔者以为各家金融机构在内部制度建设时应增设银行协助制度,比如日常检查、违规处罚等制度。

法律风险论文篇6

1、文化产业引进风险投资的条件已成熟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并加大资金投入来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强国、文化软实力等概念的提出大大提升文化产业的地位和比重，大量文化产业从此出现。但由于我国文化企业起步晚、实力弱、规模小、风险高，所以很难找到适合的投资、融资机构进行合作。而风险投资是一种全新形式的投资方式，是由金融家或机构投入到有巨大潜力、高成长性、新兴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无论是从投资理念还是投资机制，文化产业的特点与形式都与风险投资的标准相契合。

2、风险投资领域、投资强度在不断扩大

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新兴的文化产业不断诞生。随着合作的深入发展，风险投资者的利润收益在不断提高，投资强度和投资领域都在不断扩大。从一些互联网创业者平台公布的信息就可以看到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企业获得融资。例如，从36氪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近一个星期，就有近百个文化企业完成了首轮融资，金额都基本超过了百万美元，其领域涉及到数字娱乐、趣味社交、在线教育、旅游户外等多种领域。由此可见，风险投资者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在不断加强，领域越来越宽。

3、文化产业的研发阶段投资力度不足

风险投资者为了降低投资风险一般只在文化产业发展的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提供大量的资金投入，对起步阶段的企业的投资力度极小。风险投资者对于处于研发阶段的企业兴趣强、有期望，但一般都是只立项，实际资金投入少之又少，基本属于观望状态。这导致风险投资在文化产业上的投资金额和项目不对等。而文化产业的特点决定了文化产业的研发阶段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此时风险投资不愿拿出大量资金进行合作，导致了该阶段的投资力度严重不足。

二、风险投资支持文化产业面临的法律问题

1、文化产业的成果保护制度不健全

文化企业的产品存在形式一般是无形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如何保护一个企业的智力成果是一个文化企业是否能够长远发展下去的关键问题，但中小型文化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相互抄袭模仿现象严重。对风险投资者来说，企业的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保护措施是否完善是其决定投资与否的重要参考。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起步晚，发展不够成熟。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较为分散化，各法律法规之间有所出入、甚至出现矛盾，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例如，我国的《专利法》和《商标法》的法律条例在范围和力度上存在差异。

2、风险投资缺乏政府监管及相关法律保障

由于风险投资属于新兴行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法规还未形成健全的体系。目前我国现有的风险投资的制度政策都只是起到宏观上的指导作用，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法律条例，可操作性差。没有政策法规的规制，造成了很多投资者错投、滥投，最终投资失败。另外，政府对风险投资的监督机制不够完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风险投资者对文化产业的投资，也导致了不规范的现象出现在投资过程中。在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方面，政府虽然对文化产业有一些税收上的优惠政策，但力度和效果都不明显，很多民间资本都很难进行风险投资。

3、风险投资者的机制缺陷

风险投资者必须通过中介机构来与政府、文化企业以及其他风险投资机构进行交流合作，而当前我国的中介机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很多机构在政策、法律服务方面的工作都不够到位。两方的交流渠道不够畅通以及缺乏法律政策的支持，极易造成决策失误及投资失败。另外，风险投资机构对客体的甄选机制僵化。由于缺乏专业性的判断能力，风险投资者会优先选择口碑好、信誉强、有一定名气的企业进行投资，忽略很多有潜力、有想法的中小型文化企业。还有，有时一家文化企业的风险投资者不止一位，可能两位甚至多位。多位投资者同时作为企业的股东，其在公司中的权利与义务不同，也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这就需要相关制度来规范风险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解决投资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三、解决上述法律问题的几点策略

1、健全保护制度

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对于企业成果的保护，需要一个健全的保护制度。国家一定要加强在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工作，健全保护制度，对于知识产权的侵犯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国家还要加强对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进行一定的修正，对当前各法律之间知识产权不对称问题着力进行解决，对知识产权进行一定的完善。保护好企业的知识产权，有利于风险投资者看到文化企业巨大的发展前景，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2、加强政府监管，建立相应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都没有完整的关于风险投资的法律体系，这与国家长期以来的市场经济制度有关。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风险投资者很难从国家政策方面看出投资导向，也就很难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当前情况下，必须加强政府对风险投资者的监管，给予风险投资者一定的优惠，改变风险投资者盲目投资的现状，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3、引导正确的市场走向

法律风险论文篇7

「关键词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法律风险防范

加快中间业务的发展，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拓展服务领域、改善收益状况、增强抗风险能力、推动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客观要求和现实选择。但是中间业务法律关系复杂、多样，容易滋生法律风险。因此借鉴国外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经验，防范业务开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对于促进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适宜的法律环境是国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竞相发展中间业务，中间业务逐渐成为国外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品种和收入来源，一般占总收入的40％－50％，有的甚至超过80％，如美国的摩根银行。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达与其适宜的法律环境密不可分。

1、金融监管法律的放松使得商业银行拥有较大的中间业务发展自，并大大地促进了中间业务的不断创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金融危机引起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过后，西方国家吸取教训，普遍推行极其严格的金融监管法律，明确划定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界限，严格限制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在严格的金融管制法律环境下，西方商业银行以传统的存贷业务为其发展的主方向，中间业务所占的比例很小。

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金融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业务日益自由化，金融监管法律放松，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差异日益缩小，传统上的不同金融机构可以提供相同的金融服务，商业银行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传统业务经营举步维艰，商业银行被迫调整服务功能、业务方向和竞争战略，提供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相结合的经营模式，从资产／贷款基础上的战略转换为服务／费用基础上的战略，从传统上通过存贷业务获取有风险利差的经营模式，转换为通过金融中介服务获取无风险或的风险中介服务费的经营模式。与此同时，在宽松的金融监管法律环境下，金融监管当局奉行"法律无明文禁止即许可"的监管理念，大大促进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创新，使得商业银行能根据客户需求的差异及其变化并结合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不断推出中间业务新产品。发展到现在，西方国家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几乎已涉及所有的金融领域。中间业务的不断创新使中间业务的发展持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为商业银行提供滚滚不断的利润来源。

在宽松的金融监管法律环境下，商业银行对中间业务产品的开发、定价等方面拥有较大的自。如中间业务产品的收费方面，在德国，法律没有直接规定收费标准，而是由商业银行根据成本和收益情况以及市场服务的供求关系自主决策，但不允许银行之间相互达成服务费收取方面的秘密协议。德国银行同业公会不具有决定服务收费价格和管理的职能。在美国，金融法规特别是联邦一级的金融法规对银行服务收费的金额和价格基本上未作出具体规定，而是让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的经营特点和市场状况来确定。但美国1991年《银行法》、《储蓄条件表示法案》等法律规定，银行必须在银行广告中向顾客说明收费事项，并不得将各种增加的成本以任何方式转嫁到客户身上。

当然宽松的监管法律环境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法律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开展的自由放任。相反，西方国家有一系列金融监管立法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产品的开发和销售进行关注，但主要是从道德和风险防范方面进行规范。如针对衍生金融工具出现后无法确定其市场价值，传统会计记帐方法不能及早发现这些中间业务的风险，1990年9月，英国银行家协会和爱尔兰银行家联合会了《关于国际银行中间业务的会计事务建议书》；为了加强中间业务信息披露的规范化，美国先后颁布了财务会计准则第105号《对具有中间业务风险和集中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的揭示》、第107号《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揭示》及第119号《对金融衍生工具及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揭示》，对中间业务风险和公允价值的披露作了详细的规定。

2、混业经营法律制度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开拓提供了宽阔的舞台。

1933年美国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该法确立了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以及其他非银行业务相分离的制度，奠定了三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分业经营格局，而且也成为战后许多国家重建金融体系时的主要参照。二十世纪后期，不断出现的金融创新模糊了不同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金融全球化加剧了各国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分业经营体制开始瓦解。追随美国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如英国、日本等，纷纷放弃分业经营，实行混业经营。美国自己也于1999年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以促进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之间的联合经营，建立一个金融机构之间联合经营、审慎管理的金融体系，从而加强金融服务业的竞争，提高其效率。

各国纷纷打破分业经营的限制、实行混业经营以来，为满足客户各种需求，金融业业务彼此交叉和渗透越来越广泛，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产品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中间业务范围日益广泛、种类不断增多，使现代商业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全能银行"。据统计，外资银行所使用过的中间业务品种已达2万种。如素有"金融百货公司"之称的美国银行业，其中间业务的范围涵括：传统的银行业务、信托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共同基金业务和保险业务。他们既可以从事货币市场业务，也可从事商业票据贴现及资本市场业务。

3、中间业务中银行与客户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明确法律规范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西方发达国家从《银行法》、《投资银行法》、《证券交易法》到《信托法》、《期货法》等有一整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作了详细而全面的规定，中间业务中银行与客户关系的调整、当事人权利义务有明确的规范，使得中间业务法律关系具有稳定性、可预期性和确定性，避免因法律真空导致银行与客户之间的纠纷，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如美国针对电子化银行业务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这些立法分为调整小额资金划拨和大额资金划拨的法律，二者共同构成了电子化银行业务完善的法律体系。调整小额资金划拨的法律有：联邦《电子资金划拨法》（ElectronicFundTransferAct），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颁布的D条例（FederalReserve’sRegulationD）、E条例（FederalReserve’sRegulationE）、Z条例（FederalReserve’sRegulationZ），《借贷诚实法》（TruthinLendingAct），各州关于电子资金划拨的法律，联邦及各州的关于设立分支机构的法律（branchinglaws）以及反托拉斯法等。调整大额贷记划拨的法律主要是美国《统一商法典》的4A编。

4、有效的商业银行内部法律风险控制机制是中间业务迅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一项成功的中间业务产品既要有设计合理、缜密的法律框架，又要满足客户的需要，具有操作性，同时还要符合现有的法律、法规。中间业务产品往往是不同金融产品的组合和衍生，在法律关系上必然表现为多重法律关系的组合，不同权利、义务的衔接。中间业务法律关系复杂、多样，容易滋生法律风险。为防范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十分重视内部法律机构的建设及其职能的发挥，建立了有效的内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从而实现了既促进中间业务的迅速发展，又有效地防范法律风险的目的。如美国花旗银行（CITIBANK）在纽约的总行设有内部法律事务部。该部有279名工作人员，其中部分律师专门负责中间业务法律事务。又如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MANHATTAN）法律部共有230人，其中110人是律师。为确保满足全行各种法律服务需求，法律事务部被分成为不同的工作组，有工作组专门负责处理掉期交易和金融衍生产品等中间业务相关的法律事务。

二、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面临的主要法律风险

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面对目前金融市场发展中的巨变及结合国际银行同业的发展经验，尤其是为了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银行强有力的挑战，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成为国内银行业的共识。与中间业务蓬勃的发展势头不相适应，我国相关金融立法明显滞后。诸多领域的法律空白、分业经营法律体制、严格的金融监管法律体制以及过时的法律限制等严重影响了中间业务的发展。在我国现行法律环境下，商业银行开展中间业务面临较多的法律风险，而商业银行内部亦缺乏有效的中间业务法律风险防范机制。近年来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实践表明，法律风险日益成为制约中间业务发展的瓶颈。

立法上的空白使银行开展中间业务面临较多的法律风险。在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商业银行才开始逐渐开拓中间业务，而且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引导和规范银行中间业务。2001年才公布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相对于中间业务的发展而言，仍有不少空白，而且有关中间业务立法内容侧重监管，忽视了银行与客户关系的调整，缺乏对中间业务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范，使得中间业务法律关系缺乏稳定性、可预期性和确定性。法律上的空白，造成了较多法律风险：相关监管部门进行管理和监督时增加了自由裁量权，使监管部门对违规行为的认定及其处罚均有一定的随意性；各商业银行则无法可依，商业银行和客户的许多行为在法律效力上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中间业务大多属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交叉经营的领域，因此，国家的宏观金融管理政策对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限定，直接决定着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开拓空间。由于我国《商业银行法》确立了对银行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管理法律模式，银行不得经营证券、保险业务，商业银行中间业务领域的拓展因此受到一定限制，特别是许多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中间业务品种无法开办，并由此限制了银行与保险、证券业的合作空间，中间业务品种和服务手段的创新也因此受到束缚。如个人理财业务领域，由于政策、法律的限制，我国金融机构只能分业经营，银行不能涉及证券、保险业务，也就不能给客户提供综合理财业务，所以至多只能给客户提供理财建议。而国外银行在提供理财服务时，受到的法律限制则较少，可以收取服务费、交易费、管理年费、信托保管费等数项费用，收费率0.07%-0.1%不等。据统计，在国外，这项服务收入占银行总收入的30%以上。又如银行兼业保险业务虽已放开，由于保险业务非常专业化，由保险业的专业人才在银行提供咨询服务，深受客户欢迎，但在我国，多数地区人民银行规定，不允许有关咨询人员进驻银行经营网点。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范》将银行中间业务分为结算类、类、担保尖、承诺类、交易类中间业务和其他中间业务，规定在经过央行审查批准后，可以开办金融衍生业务，证券业务以及投资基金托管、信息咨询、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这些新规定相对于《商业银行法》来说有一定的进步。但上述规定出台后，我国严格的分业经营法律体制并未有实质性改变，分业经营法律体制依然制约着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使银行难以设计开发出跨领域、综合性、多方位的中间业务产品，难以提高业务的集约水平和档次，中间业务的开拓受到很大限制，无法取得突破性发展，严重影响商业银行拓展中间业务服务领域。

此外，虽然按照《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享有经营自，商业银行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商业银行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同时商业银行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在实践中，由于我国金融监管法律比较严格，金融监管法律中行政干预色彩较浓，审批制度宽泛，监管实践中盛行"法律无明文许可即禁止"的理念，而现行法律对银行开展中间业务还有不少过时的限制，尤其是在中间业务产品创新、产品定价等方面限制较多，因此银行在开展中间业务，常常面临因突破现行法律规定限制而被监管部门和有关行政机关处罚的法律风险。

在产品创新方面，中间业务产品的创新需求与法律、法规相对滞后的矛盾突出，导致其隐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商业银行利用现有的资源（如网络等），在不增加银行资产和负债的情况下为客户提供各种增值服务是中间业务的重要特征。因而，创新是中间业务的必然要求。国内银行中间业务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银行服务与证券、保险市场的结合方面，主要是证券资金清算、银证合作、资产证券化等；二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电子化银行服务。然而，这两方面的法律、法规十分缺乏。前者如与保险、证券业相关的新产品开发，创新与资本市场相关且收费较高的表外业务，这些业务是国外商业银行的高利润增长点，但中资银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通过打混业经营中间业务球的方式进行，使得商业银行随时面临可能被监管部门处罚的法律风险。后者如网上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实施的《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主要是规范商业银行开展网上银行业务的准入条件、审批及风险管理，侧重监管职能，而未涉及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尤其是其中涉及的电子认证、电子货币及电子资金划拨等方面的法律，在我国还不完备，使得中间业务的创新缺乏一个完善的法律环境，使得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法律风险更加凸现。

在中间业务收费方面，根据《商业银行法》第50条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业务，提供服务，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收取手续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第19条规定，"对国家有统一收费或定价标准的中间业务，商业银行按国家统一标准收费。对国家没有制定统一收费或定价标准的中间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银行业协会按商业与公平原则确定收费或定价标准，商业银行应按中国银行业协会确定的标准收费"。中国人民银行正在制定中间业务收费管理办法，但直至今日依然未出台。在此情况下，较多中间业务产品没有收费标准，而仅有的少数中间业务手续费标准长期未调整，有些严重偏离市场成本。同时部分地方物价部门将中间业务有偿服务收费与行政审批收费混为一谈，认为中间业务收费是否合法，标准、费率等应服从《价格法》和物价部门的管理审批，否者中间业务收费便是"乱收费"；广大客户对银行收取手续费缺乏认识，不能接受中间业务收费的观念，在此情况下，银行中间业务收费面临双重法律风险：被金融监管部门、物价部门处罚的行政处罚法律风险和被客户的法律风险（客户状告花旗银行存款收费即是典型例证）。中间业务收费问题已成为制约业务发展的瓶颈。

我国现有部分法律和国际法律惯例的矛盾、冲突亦对商业银行开展中间业务构成消极影响，产生法律风险。我国现已加入WTO，作为现代商业银行，只有遵循国际法律惯例来操作，才能把中间业务作为核心竞争力来发展，而中国现有法律的规定在较多方面与国际法律惯例不相吻合，甚至相互冲突，而国际法律惯例又不能自动在国内发生法律效力，因而阻碍了中间业务发展的现有要求。如根据法律惯例，票据具有无因性，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无需审查票据业务的基础交易关系，但根据我国法律，尤其是票据行政规章，票据不完全具有无因性，商业银行必须在票据业务中严格审查票据的基础交易关系，影响了票据的流通，阻碍了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

在我国现阶段，商业银行开展中间业务，信用法律风险亦不可忽视。我国目前信用缺失现象已十分严重，且缺乏必要的惩戒机制，有关信用制度的相关法律几乎为空白，对于失信行为的惩罚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对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远远小于其失信行为所得，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失信者的气焰，阻滞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如本票、支票、汇票等信用工具，它们作为银行业务开展的依托，替代资金进入流通领域，降低了风险。但是，由于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很低，经济诈骗不断发生。银行为了减少纠纷，不得不限制这些票据的使用功能，如在银行承兑汇票后面注上"不得转让"，在支票上加编电子密码，连对本来安全系数较高的贴现业务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就使信用工具的作用和功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同时，与此相关联的中间业务的收入和发展也受到影响。

在我国商业银行内部，目前普遍缺乏健全、有效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商业银行内设法律事务部门力量薄弱，而且多数法律人员在忙于清收不良资产、打官司，同时中间业务拓展多数是在基层行，但基层行多数没有专门的法律人员，员工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更是参次不齐。

三、商业银行防范中间业务法律风险的对策建议

中间业务种类繁多，业务范围广泛，服务范围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社会覆盖面广，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之中间业务的开发、推介、经营涉及商业银行内部众多部门、众多环节，而我国多数商业银行尚缺乏有效的中间业务规范标准和操作规程，致使中间业务的开办过程透明度低，业务操作缺乏公开性。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具有较大的分散性、隐蔽性和社会性。基于上述原因，防范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十分重要。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现实法律环境，笔者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应从以下方面着手防范中间业务法律风险；

1、在法律的临界地坚持谨慎性原则。

我国目前对金融业实行严格监管，监管理念是"法律无明文许可即禁止"，而不是"法律无明文禁止即许可"。同时，如上文所述，我国现行法律对银行开展中间业务还有较多限制和诸多空白。因此银行在中间业务工作尤其是中间业务创新工作中，在法律的临界地，要坚持谨慎性原则，不可片面强调规避法律或打球，埋下风险隐患。如部分银行认为"代客申购新股并未形成银行的资产负债，而且能为储户带来增值，并且增加银行存款，因此不违反法律规定，"因而竞相开办代客集中申购新股业务，笔者认为，上述做法是否违反法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有可能被监管部门认为侵害了小股民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公平原则，是违法的。

2、建立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内部控制机制。

中间业务立法及其相关法制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商业银行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而言，有远水不解近渴之虞，因此，惟有建立完善的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内部控制机制，商业银行才能能动地控制中间业务法律风险。

建立完善的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内部控制机制，首先要做好中间业务法制教育与法律培训，使法制教育与法律培训工作紧紧围绕银行中间业务拓展情况，与时俱进，长抓不懈，使银行经办员工及管理人员尤其是业务一线员工熟悉与中间业务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切实提高全体员工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引导员工树立依法开展中间业务工作的观念，提高他们的风险防范意识和水平，帮助员工意识到中间业务中的法律风险，把握好中间业务开展中的法律界限，注意防患于未然，做到知法守法、依法办事，确保实现既拓展中间业务，又切实防范中间业务经营中的法律风险的目的。，其次，建立完善的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内部控制机制，要转变观念，重新定位银行内部法律部门的职能，要充分发挥其事前防范、控制和化解中间业务法律风险的功能。要让法律部门提前介入中间业务，充分论证中间业务新产品的合法、合规性，客观、公正、合理地设计和安排中间业务的法律框架；要积极开展中间业务法律专题研究，研究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并予以积极预防；要建立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后评价制度，研究、总结中间业务法律咨询中的疑难、有价值的法律问题，进行后评价，形成法律指引，规范相关中间业务的发展。

最后，建立完善的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内部控制机制，要认真对合同及合同性文件进行法律审查。在商业银行多数传统业务中，商业银行的总行或上级行制定了规范、缜密的格式合同文本。规范、缜密的合同文本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规范了银行和客户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防范了业务风险，减少或预防了纠纷。但在中间业务实践中，由于中间业务种类繁多，且差异较大，同时客户需求也差别较大，而且出于业务竞争的需要，常常需要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因此较多中间业务没有也无法制定格式合同。在此情况下，银行在开展中间业务时不得不根据客户的具体实际情况拟订合同。同时我国目前有关中间业务立法仍有不少空白，有关中间业务立法内容侧重监管，忽视了银行与客户关系的调整，缺乏对中间业务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范。基于上述情况，银行要重视中间业务合同，重视对中间业务合同文本的审查、修订和使用管理以及合同的履行及跟踪监督，通过合同规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充分发挥合同文本对中间业务法律风险的事前防范功能，进而增强中间业务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和确定性。

3、认真防范中间业务创新中的法律风险。

目前我国银行开展的中间业务品种少、功能单一，加强中间业务创新十分紧迫。中间业务创新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客户，增强银行竞争力，增加银行获利能力。但中间业务创新常常面临法律上的滞后，创新后的业务操作中银行和客户的权利和义务法律常常没有明确规范，因此中间业务创新在法律上常常存在一定的风险。为防范中间业务创新中的法律风险，在新业务推出时要认真完善有关业务章程等合同性法律文件，通过上述合同性法律文件分散中间业务创新中的法律风险，尤其要重视中间业务创新中技术性指标要求与合同性法律文件的一致性，认真分析新业务的主要风险环节并及早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同时，根据业务创新实践中的教训，中间业务创新要避免片面强调技术的成熟性、稳定性而忽视防范法律风险、忽视合同性法律文件拟订和审查的倾向，谨防客户故意利用中间新业务中的漏洞，甚至与金融系统内部的不法之徒内外勾结，进行金融欺诈。

此外，金融创新中要妥善处理好与国际法律惯例接轨和中国国情的关系。西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已经历160多年的历史，我国实行金融创新的有利因素之一是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拥有学习优势。在金融创新的初期阶段发挥"拿来主义"，大胆地引进发达国家的成熟金融产品能够减少独立开发的成本，缩短创新周转，避免走弯路，投入少、产出大，是推动金融创新的最佳途径。引进创新工具和创新技术相对简单，但移植创新制度时一定要通盘考虑，权衡利弊，结合我国现实法律制度环境、信用环境、公民法律意识以及犯罪现状等情况进行适当改造，走引进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要避免片面强调与国际法律惯例接轨而忽视我国现实法律制度环境、信用环境、公民法律意识等情况的倾向。

及时向监管部门申请审批和备案亦是现实法律环境下银行中间业务创新所必不可少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准入监管制度和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商业银行开办中间业务的业务性质、风险特征和复杂程度，分别实施审批制和备案制。适用审批制的业务主要为形成或有资产、或有负债的中间业务，以及与证券、保险业务相关的部分中间业务；适用备案制的业务主要为不形成或有资产、或有负债的中间业务。同时该规定正式确立了"一级审批"的市场准入原则。根据该规定，商业银行新开办中间业务，应由其总行统一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申请，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审查同意后，由其总行统一授权其分支机构开展业务，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开办中间业务品种，不应超出其总行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查同意开办的业务品种范围。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开办中间业务之前，应就开办业务的品种及其属性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管辖行报告。基于上述规定，商业银行在新开办中间业务时要及时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审批或备案，并及时向所在地人民银行报告，同时严格在人民银行审查同意的义务品种范围内经营。

4、切实防范个性化、差异化服务中的法律风险。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普遍认识到了发展中间业务的重要性，纷纷开始重视中间业务，国内银行间中间业务竞争比以前明显加剧，而且以后将会更加激烈。中间业务竞争的激烈强烈呼唤中间业务的差异化，这些差异不仅要体现在其产品种类、产品定价、市场定位等方面，而且体现在其营销手段以及营销工具等方面。与此同时，不同中间业务的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亦不同，中间业务需求也不同，迫切需要银行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中间业务的差异化、个性化需要建立在法律风险的防范基础上。差异化、个性化必须建立在符合管法规的基础上，而是否符合应由法律部门把关；差异化、个性化必然要求根据具体客户、具体情况进行法律风险防范，要求银行法律部门提供差异化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5、加强中间业务收入管理，防范财务法律风险。

中间业务是银行不运用或较少运用自己的资财，以中间人的身份替客户办理收付和其它委托事项，提供金融服务并收取手续费的业务。它是商业银行在办理资产负债业务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作为一种资产负债之外的银行业务和占用银行资产较少的业务，它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一般不直接反映出来。也就是说，银行办理中间业务时并不直接以债权人或债务人的身份参与。中间业务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中间业务收入不易监控，尤其是多数商业银行拥有为数众多的营业网点，而且由于中间业务的开展往往涉及多个部门，没有一个专门机构来进行统一管理，内部控制制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加之我国目前尚缺乏有效的中间业务规范标准和操作规程，致使中间业务的开办过程透明度低，业务操作缺乏公开性，上级行更无法作出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可能出现部分基础网点中间业务收入游离于大账之外，或基层网点擅自截留手续费收入，私设小金库和以收抵支等现象，违反财经法律法规，产生财务法律风险。

为了杜绝中间业务收入游离于大账之外，银行要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的原则，按规定的收费标准并入大账，严禁擅自截留手续费收入、私设小金库和以收抵支；要按照规定将有关收入如实地在相应会计科目中记录和反映。与此同时，中间业务牵头部门应加强对中间业务收入入帐情况的检查，要配合稽核部门开展中间业务收入专项稽核，加大约束和处罚力度，防止业务收益的"跑"、"冒"、""滴"、"漏"，确保中间业务收入全部并入大账，切实提高中间业务收益。

6、通过银行业同业公会防范法律风险。

市场竞争的不规范加大了中间业务的法律风险。与此同时，由于我国中间业务立法存在较多空白，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为防范上述风险，银行可以积极通过银行业同业公会作出协定、自律公约等形式予以防范。例如针对目前随意减免中间业务收费问题，通过银行业同业公会根据国内经济金融特点，考虑中间业务的风险因素，参照国际惯例，在对市场、客户、风险、成本等因素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基本业务制定基本收费标准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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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风险论文篇8

在电子商务中，支付的安全性是交易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第三方支付机构为商家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一个独立而有公信力的平台，确保了双方收付款的安全和快捷，极大地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第三方电子支付市场已经初具规模，支付宝、财付通、首信易等第三方支付机构纷纷崛起，第三方电子支付服务走进了千家万户。目前国内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注册用户已突破七亿，日交易额也超过了30亿元。其中，仅支付宝一家公司的注册用户就达到5.5亿左右，日交易额超过25亿元。

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首次将第三方支付机构纳入法律规范的范围。然而，该法主要从央行金融监管的层面进行规制，在平等的民事领域，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仍不清晰，由此产生大量法律风险，从而严重制约了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发展。本文将分析第三方电子支付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针对现存的法律风险，探讨如何通过立法合理分配和化解风险，从而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健康发展。

一、第三方电子支付及其法律关系

（一）第三方电子支付的界定和特点

第三方电子支付，是由非银行机构基于互联网提供的小额电子资金划拨服务，支付平台通过提供银行支付结算系统接口和通道服务或虚拟账户满足客户的收付款需要{2}。从国内和国外的实践来看，第三方电子支付有以下两种模式：一是支付通道模式。即支付平台向消费者提供银行网关的代理服务，消费者直接进入银行账户，由银行完成转帐，其典型代表是美国的PayPal。二是支付平台账户模式。在此种支付模式下，用户在支付平台设立虚拟账户，并可对账户进行充值、收款和付款。支付平台可以参与到交易中，通过虚拟账户来提高支付的安全度，其典型代表是支付宝。第一种模式中，第三方支付机构作为委托代理人加入“付款人——银行”的支付流程，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较为简单；而第二种模式中，第三方支付机构还通过提供虚拟账户，对基础交易的收付款承担一定担保角色，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法律关系。下文主要针对支付平台账户模式的第三方电子支付展开研究。

根据我国的立法和实践，可将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基本特点归纳如下：

第一，第三方支付是准金融活动。我国《办法》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且为非金融机构法人。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立法将第三方支付机构排除出金融机构的范围。但由于第三方电子支付服务具有明显的支付清算属性，这些机构应属“准金融机构”，其业务活动具有“准金融性”，在民事活动中的角色和地位类似于金融机构。

第二，第三方电子支付属于电子支付。电子支付是以电子计算机及其网络为手段，将负载有特定信息的电子数据取代传统的支付工具用于资金流程，并且有实时支付效力的一种支付方式。第三方电子支付的“无纸化”、“虚拟化”、“技术依赖性强”等特点，对传统法律，特别是民商法中的合同法、票据法等部门法律规范带来了新的挑战。

第三，第三方电子支付属于小额电子支付。小额电子支付又称为消费性电子资金划拨或者零售性电子资金划拨，主要面向个人消费者，这类资金划拨金额少，但划拨较为频繁。由于划拨服务的对象是普通消费者，与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相比，消费者在资金上、技术上、管理上都往往处于劣势，因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相当重要。

（二）第三方电子支付的民事法律关系

第三方电子支付是特殊的商事活动，主要涉及三类主体：一是第三方支付机构；二是银行，包括客户的签约银行和客户备付金的存管银行两大类；三是交易者，一般为买卖双方，即付款方和收款方[1]。上述主体通过互相缔结合同，确立彼此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1.第三方支付机构与交易双方的关系。根据《办法》，第三方支付机构应当制定支付服务协议，明确其与客户的权利和义务、纠纷处理原则、违约责任等事项。第三方支付企业根据支付服务协议的约定和交易双方的具体指令提供代为收付款的服务，具体来说应承担如下义务：第一，信息披露义务。支付机构应当公开披露支付服务协议的格式条款，公开披露其支付业务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并向客户提供其支付记录。第二，保管客户备付金义务。支付机构接受的客户备付金不属于支付机构的自有财产。从备付金的收取来看，支付机构接受客户备付金时，只能按收取的支付服务费向客户开具发票，不得按接受的客户备付金金额开具发票；从备付金的使用来看，支付机构只能根据客户发起的支付指令转移备付金。禁止支付机构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备付金；从备付金的返还来看，支付机构有义务按照客户的要求退还备付金。第三，代为支付义务。支付机构应当具备必要的技术手段，确保支付指令的完整性、一致性和不可抵赖性，支付业务处理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支付业务的安全性；具备灾难恢复处理能力和应急处理能力，确保支付业务的连续性。第四，代为收款和付款义务。支付机构应当按照客户指令，代为收取其他注册用户向该客户支付的各类款项。并且，按照客户指令，将应收款项交付给客户。第五，保守商业秘密义务。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支付机构应当依法保守客户的商业秘密，不得对外泄露。第六，保管客户信息资料义务。支付机构应当按规定妥善保管客户身份基本信息、支付业务信息、会计档案等资料。

从支付服务协议的条文来看，以支付宝支付服务协议为例，强调“代收”、“代付”、“代管”等字眼，体现了第三方支付机构作为委托代理人的地位；但从支付平台账户式第三方支付的运作来看，付款方先将资金划拨到虚拟账户，第三方支付机构负责对虚拟账户进行实际调用。对于收款方而言，支付机构担保收款人签字确认货物表面一致后，即付款给收款方；对付款方而言，支付机构担保当货物没有送达、货物质量有问题或买卖双方达成退货协议等，则不付款给收款方。在一定程度上，第三方支付机构充当着交易的担保人。这种担保法律关系与传统担保有所不同，引起一定的法律风险。

2.第三方机构与银行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客户的签约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之间的关系。客户的签约行主要是为客户提供资金存储、移转和结算服务的银行，该签约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通过缔结合作协议，形成金融服务合作合同关系——第三方支付机构根据协议获得签约行的授权，代理客户完成支付，签约行得到适当的利润分成。

另一方面，客户备付金的存管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除了基于备付金存管合同形成存管服务合同关系外，根据《办法》，存管行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备付金使用情况承担法定的监管义务，包括：备付金存管银行应当对存放在本机构的客户备付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支付机构调整不同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头寸的，由备付金存管银行的法人机构对支付机构拟调整的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的余额情况进行复核[2]。前者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后者则属于金融法上的监管关系，本文不作探讨。

二、第三方电子支付的主要风险

第三方电子支付与金融机构的电子支付一样，所涉及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系统风险、欺诈风险、法律风险、操作风险等。

然而，第三方支付机构由于角色的双重性——既是网络支付技术服务提供者，也是承担一定担保角色的支付中介——在风险承担上更是具有多重性。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对上述风险所引起的民事法律问题，只能适用一般合同法或侵权法原则，由此可能带来各当事方之间的利益不平衡问题。在此领域，有四类主要风险值得关注。

（一）未经授权的支付风险

第三方支付机构作为提供网络支付技术服务的专业机构，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风险在于——对于未经授权的支付风险，应如何在支付机构、付款人和收款人之间予以分配。在电子支付系统产生后，在数据的处理、传输过程中存在假冒、伪造、盗窃等活动。此类活动对电子支付系统形成严重威胁，相应民事法律后果该如何分担，成为影响各方利益的关键，也深刻影响着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发展前景。

目前，对于未经授权的支付风险，仍主要由第三方支付机构与客户之间的支付服务协议予以分配。例如，《支付宝服务协议》规定：该公司通过客户的账户名和密码或客户使用的其他产品或设备[3]识别客户的指示，客户应当妥善保管其账户名和密码或其掌控下的这些产品或设备，对于因密码泄露、产品或设备遗失所致的损失，由客户自行承担。因客户的过错导致的任何损失由客户自行承担，该过错包括密码被他人破解，客户使用的计算机被他人侵入。如客户发现有他人冒用或盗用其账户及密码或任何其他未经合法授权之情形时，应立即以有效方式通知该公司，要求该公司暂停相关服务。该公司对客户的请求采取行动需要合理期限，在此之前，该公司对已执行的指令及（或）所导致的客户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支付宝上述格式合同，对于未经授权的支付风险的承担采取以下几方面原则：其一，以账户密码以及客户使用的其他产品、设备作为识别措施，一般情况下，只要符合识别措施的指令，视为得到授权的指令。其二，若发生未经授权的支付，客户需要履行通知义务，经过合理期限，支付宝才暂停相关支付服务，在此之前，未经授权的划拨风险由客户承担。这意味着，客户若没有履行通知义务，须承担所有未经授权的支付风险；且客户通知后，支付宝作出行动前有一个时间差，该“合理期限”没有明确，意味着客户要为此而承担巨大法律风险。

（二）支付瑕疵风险

支付瑕疵风险问题，即第三方支付机构发生支付错误、支付迟延或没有支付等状况，给客户造成损失时，应否赔偿以及如何赔偿的问题。根据风险的具体来源不同，支付瑕疵有几种：一是支付机构及其内部工作人员过错而造成支付中断或迟延；二是支付机构必要的系统停机维护造成支付服务终止；三是第三方原因而造成支付服务中断或迟延；四是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业务中断或迟延。当发生支付瑕疵涉及赔偿时，有两个层面的赔偿，一是支付服务的直接损失；二是支付瑕疵所带来的间接损失。

对于第三方支付瑕疵，目前无特别法进行规范，第三方支付机构往往通过格式合同规避或减轻己方的违约或侵权责任。例如《支付宝服务协议》规定：该公司不对支付服务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包括“服务不受干扰、及时提供或免于出错”。对上述四类支付瑕疵中的后三类，明确规定该公司均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且支付宝公司对于任何间接的、惩罚性的、特殊的、派生的损失（包括业务损失、收益损失、利润损失、使用数据或其他经济利益的损失），不论是如何产生的，也不论是由对支付服务协议的违约（包括违反保证）还是由侵权造成的，均不负有任何责任，即使事先已被告知此等损失的可能性。除协议另有规定外，在任何情况下，支付宝公司对协议所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总额不超过向客户收取的当次服务费用总额。

支付宝上述格式合同将绝大部分支付瑕疵风险转嫁于客户，体现在：其一，排除了三类支付瑕疵的责任，但对具体的归责要件、举证责任等表述模糊；其二，排除了间接损害赔偿责任，即使事先已知晓间接损失的可能；其三，违约赔偿责任限于服务费用总额之内。若立法不作明确规定，任由支付机构单方格式合同来分配支付瑕疵风险，客户的弱势地位难以得到改变。

（三）基础交易的抗辩延伸风险

第三方支付机构作为支付中介，尤其是承担一定担保角色的支付中介，当买卖双方之间的基础交易发生纠纷，付款方能否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撤回或者撤销其支付指令，从而阻止或者撤销对收款方的付款，称为基础交易的抗辩延伸。无条件的抗辩延伸固然可以维护付款方的利益，但却影响了支付的效率性以及收款方的利益；而抗辩延伸的完全切断，则有可能损害付款方的利益，纵容收款方的不当获利，影响交易公平。如何对各方利益进行衡平，影响第三方支付的长远发展。

目前法律对基础交易的抗辩延伸风险并无明文规定，主要由当事人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协议约定。例如，《支付宝服务协议》规定客户所发出的指令，都不可撤回或撤销，且成为支付宝公司代理客户支付或收取款项或进行其他账户操作的唯一指令，客户应当自己对该公司忠实执行上述指令产生的任何结果承担责任。因交易所产生的任何风险应由交易双方承担。当客户与第三方发生交易纠纷时，客户授权支付宝公司自行判断并决定将争议货款的全部或部分支付给交易一方或双方。当发生交易纠纷，客户授权由支付宝公司根据支付服务协议及网站上载明的各项规则进行处理。支付宝服务之合作单位，所提供之服务品质及内容由该合作单位自行负责。

可见，支付宝支付服务中，原则上，客户不可撤回或撤销已发出的指令，并须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一旦基础交易发生争议，能否主张抗辩延伸取决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判断，即使交易的相对方与支付宝有合作关系。这种格式条款的规定显然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支付宝公司的利益，不利于付款方的利益。

（四）资金沉淀风险

资金沉淀问题的产生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独特的支付系统不无关系。在一个理想的支付系统，资金的支付过程是同时进行付款人账户的借记与收款人账户的贷记。而在第三方支付系统中，支付的账务处理与支付指令的处理并不同步，交易环节和支付结算环节的资金流是先由买方（付款方）到第三方支付平台，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得到买方（付款方）确认授权付款后，再由第三方支付平台将资金转给卖方（收款方）{3}157-158。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交易双方的货款普遍存在延时交付、延期清算的情况，导致大量的资金沉淀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账户上。

如前所述，第三方支付机构只是暂时代为保管沉淀资金，并不取得该资金的所有权。根据我国民法的所有物与孳生物原理，孳息应当属于原物所有人，即支付账户持有人所有。《合同法》第377条也明确规定，保管人有返还保管物义务时，除应返还原物外，若在保管期间产生孳息的，应一并返还。但从操作层面看，由支付账户持有人来享有利息收入却并不现实。例如，支付宝的日交易笔数达到500多万笔，每秒交易笔数在50笔，如果让支付宝或者支付宝所委托的金融机构分别针对各个消费者的每笔消费金额进行利息的分配和返还，操作成本可能高得惊人，甚至超过利息收入总额{4}。因此，支付宝公司在《支付服务协议》中排除了客户对于沉淀资金利息的请求权，规定“您（客户）完全承担您使用本服务期间由本公司保管或代收或代付的款项的货币贬值风险及可能的孳息损失。”

但从法律意义上看，支付宝客户依据协议放弃资金利息的权利，但也不意味着支付宝公司当然地取得对该部分利息的所有权。为免触及这种法律雷区，实践中，支付宝公司将该部分利息收入计入“应付账款”并放在相关银行的账户中。但对于这笔应付却不可能付的账款，在明确的立法出台前，任何处分行为都可能使第三方支付机构面临法律风险。

三、第三方电子支付风险分配与化解机制的完善

第三方电子支付是新生事物，其法律关系不同于过去支票、信用证等传统支付模式，也不同于银行从事的电子支付业务模式。在风险分配与化解方面，可参考其他电子支付立法经验，突破传统民法思维，从第三方电子支付的特点和发展状况出发，进行专门的制度设计。

（一）未经授权的支付风险的合理分担

关于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冒用风险，可借鉴信用卡冒用风险分配的经验。因为两者都属于小额电子支付，支付机构与用户在风险防控方面都力量悬殊：从风险预防方面看，该风险源于支付制度的设计特点以及网络设备和技术的局限性，网络支付服务的提供者，作为资金和技术的强势拥有者，有义务通过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避免或者减少风险，因而对风险产生应当负重要责任；从风险控制方面看，除了付款方的妥善保管和及时挂失外，还依靠支付机构及其履行辅助人（收款方）在接受交易时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因而支付机构应承担部分风险；从风险转嫁方面看，支付机构可以通过保险等方式转嫁部分风险，而不是把所有风险强加于用户。总之，第三方支付机构跟发卡行一样，比一般用户更有能力预防风险、控制风险和转移风险。

因此，不能简单地以传统民法中“谁受益谁承担风险”来解决三方当事人的风险分配问题，而应依“优势之风险承担人”之标准，即应将风险分配于支付最少成本即可防止风险发生之人，始能达成契约最高经济效率之目的{5}97。有鉴于此，应通过立法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应当承担更多的未经授权的支付风险责任。

美国《电子资金划拨法》、E 条例及其官方人员注释，对消费者承担未经授权的电子资金划拨的责任规定了三个等级，即50美元、500美元和无限责任，并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具体适用取决于消费者通知金融机构存在未经授权的划拨的时间以及未经授权的划拨发生的时间{6}106-108。我国台湾地区“财政部”颁布的《信用卡定型化契约范本》确立了另外一种模式的风险分配机制，规定了三种冒用风险分配方式并用列举方式明确适用的条件：第一，由持卡人承担全部冒用风险，主要适用于持卡人有欺诈或重大过失行为的情况；第二，冒用风险自持卡人办理挂失停用手续时起由发卡行负担，主要适用于在自动化设备预借现金部份，以及条款中列举的持卡人虽无欺诈或重大过失但严重违反信用卡要求的行为；第三，冒用风险自持卡人办理挂失停用手续之前24小时起由发卡行负担，主要适用于持卡人既无欺诈或重大过失，也无其他严重违反信用卡使用要求的行为[4]。

由于在我国，第三方电子支付仍处于起步阶段，很多还是免费服务，若第三方支付机构承担过重责任，有可能束缚其发展的活力，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因此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责任承担，应采用台湾模式，对目前某些不公平格式合同条款予以一定修正，我们主张以下的风险分配方式：（1）挂失前的冒用风险由用户承担，挂失后的冒用风险由第三方支付机构承担。（2）有欺诈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用户对冒用风险负全部责任；（3）如果第三方支付机构或收款人未尽善良管理人责任的，应当和被冒用者共同承担风险；（4）在举证方面，基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技术优势，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即当发生冒用情况时，第三方支付机构须举证证明其已尽善良管理人责任且冒用发生在挂失前；或证明用户有欺诈故意或重大过失。

（二）支付瑕疵风险的适当归责

对于支付瑕疵风险，笔者认为应当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即第三方支付机构不管是否存在过错，都应对其支付瑕疵承担赔偿责任。依据王泽鉴先生之观点，在对产品设立无过错原则时，应考虑侵权行为法之体系、消费者保护之必要性、商品制造人及其他责任主体之负担能力及社会经济利益四个因素{7}181-182。我们依此分述之。其一，《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缺陷而致人损害的责任属无过错责任。因此，我们认为，电子支付这种特殊的电子产品存在“缺陷”而给消费者造成损害时，当然适用无过错原则。其二，第三方电子支付的服务对象是不可预知的，有可能是成千上万的在线用户，如有损失，其涉及面也巨大。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瑕疵支付施以无过错原则，有利于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其三，支付瑕疵的损害赔偿有可能让支付机构承担巨额的且与其收益不相称的损失，这种担心实则多余，因为该经营风险可以通过其它方式进行分化或转移，例如购买责任保险、建立经营风险基金等。其四，从长远来看，在无过错原则下，第三方支付机构将更加注重支付的安全性和可适用性，更容易树立良好信誉，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因此，对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利大于弊。

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更多地是基于效益与公正、个体利益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考量{8}。值得指出的是，为了遏制无过错责任带来的消极影响，应当确立相应的免责规定，这是防止第三方支付机构承担过重责任从而窒息其生机的“安全阀”。法律应明确规定以下几种情况下，第三方支付机构免于承担法律责任：第一，电信设备故障或电信部门技术调整、黑客攻击、网站升级、银行方面的原因而造成支付瑕疵；第二，支付机构必须的系统停机维护造成支付服务中止，且事先履行了信息公开；第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业务中断或迟延。

就赔偿范围而言，由于支付迟延、支付错误或者未完成支付所带来的间接损失比起直接损失，往往数额更大，而且事先难以确定。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为小额的支付服务费（甚至免费提供支付服务）而承担不可预知的巨额间接损害赔偿责任是显失公平的。因此，第三方支付机构只须对支付瑕疵的直接损失负赔偿责任。

（三）抗辩延伸风险的立法解决

用户在利用第三方支付购物或接受服务后发现商品或服务有瑕疵时，可否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对该购物或服务停止支付的问题，应首先研究第三方支付机构、付款人和收款人三方法律关系的性质。本文所研究的支付平台账户式第三方电子支付，与信用卡交易中发卡行、持卡人和特约商户的关系不同。在信用卡交易中，发卡机构承诺收到符合规定的信用卡的签帐单后即付款予特约商户，独立于作为其基础的持卡人与特约商户间的消费关系之外，信用卡在实务上获得了与信用证、支票相类似的独立抽象性特征{9}。从这个意义上讲，持卡人原则上不得对发卡行主张基于基础关系所生之抗辩。但在支付平台式第三方电子支付中，以支付宝为例，第三方支付机构具有一定的担保功能，若这种担保角色及其基础上的风险分担仅仅通过格式合同予以确定，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种种问题，交易者利益得不到充分保护。

我们认为，抗辩权是消费者的重要权利，完全通过格式合同予以调整有违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精神，应对消费者重要抗辩事由予以明文规定，规范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担保功能。（1）当收款方尚未把商品交付给付款人或交付的商品数量不符，或者收款方尚未向付款方提供服务时，付款方有权就该笔交易向第三方支付机构行使抗辩权；（2）借鉴外国的冷却期制度，规定买方在一定时期内有权退回订购的商品（特定类型商品除外）并提出解除契约，同时可以向第三方支付机构行使抗辩权；（3）在其他情况下，如果收款方和第三方支付机构有密切联系，具有从属性和相互依存关系时，持卡人也可以其对特约商户的抗辩事由来对抗发卡行的付款请求。

法律风险论文篇9

二、国际贸易中法律风险防范的必要性

国际贸易中的法律风险则常常是由于合同条款约定不明确，法律程序不确定以及法律法规修改等原因造成的，同时参与国际贸易的双方属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意识不同，也会产生潜在的法律风险，从而导致直接或间接的贸易损失。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大量的大额交易，交易企业投入巨大，一旦发生风险或事故，造成的损失将不可估量，严重情况下可能导致企业破产，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做好风险防范工作不仅有利于保护我国外贸行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外贸企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国际贸易中法律风险防范措施

（一）开展交易对象资信调查以了解交易对象所在国的政治、法律、汇率等信息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主体众多，既有世界跨国公司，也有中小企业，还伴有无主体骗子，表面上难以识别。许多业务一旦得到双方认可，第一步即告完成，但一些设陷者，一般开始隐藏得比较深，在业务前不露破绽，而在业务进行中设陷，且手法不断翻新、不断变化，严重干扰了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应严密防范和打击。因此在国际贸易中，选择诚信和信用较好的交易对象是风险防范的前提，是贸易成功的关键所在。无论是买方或是卖方，作为想进入某国拓展市场的外国商家，对新的合作伙伴、当地市场以及产品信息等方面必须掌握充分的相关信息，对交易对象的资质和信用进行全面调查，包括对方的营业资格、合法经营资质、信用等级等，如果进行大宗商品交易，还应当委托相关单位对对方的信誉状况和不良记录进行查询，以提前做好防范对策。另外由于受到世界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局势的影响，使涉及贸易的双方不可避免地存在政治风险，因此在开展国际贸易之前，了解交易对象所在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制度是保证在交易过程中不违反法律和政治的必备条件，同时还应当了解相关国家的关税、贸易壁垒的设置、汇率变动等信息，才能保证其在国际贸易中掌握政策主动权。

（二）保管好国际贸易合同磋商过程中的文件

国际贸易往往涉及大宗货物的买卖，标的额巨大，因此必须通过规范的合同文本将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确定下来，以防范合同内容不明确而产生的风险。国际贸易合同的订立必须通过双方当事人严密的磋商、斡旋，同时由于地域差异，许多国际贸易合同的磋商过程通过网络、传真等电子方式进行。合同磋商过程中双方表达过的意见、提供过的信息等，可以作为解释之后达成的合同条款的参考，甚至成为合同的一部分。另外，当事人双方之间就特定交易标的生效的内容，并非仅限于双方共同签字的那份合同书上所载的内容，而是包括双方就同一标的达成的所有协议的总和。例如报价、形式发票等。对于一些复杂的交易，双方经常对某些条款反复以函电形式交换意见，如果这种意见交换过程最终就某项事项达成一致，则就形成了一个合同条款，该条款即使不被载于之后签订的合同书中，也是双方合同的一部分，可以被赋予强制执行力。因此，应当妥善保存双方往来函电，不管是信件、传真还是电子邮件，甚至是即时通讯记录。为了最大限度地防范法律风险，除了保存往来函电外，还要保存发出文件的证据。更为有效的做法是，给每封发出函电都注明日期和事由，并在交往初期就要求对方在回复己方的函电时都注明其所针对的己方函电的日期和事由，这样只要己方出示收到的对方函电，就能证明自己发出过某件函电。

（三）选择正确的贸易术语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是目前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与贸易术语有关的贸易管理与规则之一。根据买卖双方承担的不同义务，现行有效的《2000年通则》将13种贸易术语划分为C、D、E、F四组，每个术语都代表买卖双方在费用、风险、交货等方面不同的责任承担。从E组、F组、C组至D组，其总的趋势是卖方的义务负担和风险逐渐增加，而买方的义务负担和风险逐渐减少。我国外贸企业传统上习惯选择使用两个贸易术语，即FOB和CIF,这两个术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我国外贸企业的不二选择。但是，这两个术语在现代物流业较发达的背景下却并非最佳选择，有时甚至是不当选择，会引发风险。这是因为这两种术语都只适用于船运，而且只适用于非集装箱运输。现今国际贸易的运输方式已经从最初的海洋运输发展到铁路运输、航空运输、河流运输、邮政运输、公路运输、管道运输、大陆桥运输以及由各种运输方式组合的国际多式联运等各个方面。因此我国外贸公司应当根据不同的国际贸易合同、不同的运输方式以及自己在业务中扮演的角色，结合业务实际需要，选择有利于本方的贸易术语。

（四）选择正确的付款方式

支付条款是国际贸易合同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不同的付款方式对于贸易双方存在不同的风险和在经营中的不同的资金负担。正确选择支付方式能使进出口双方在货款收付方面的风险得到控制，并在资金周转方面得到通融，从而促进交易目的的实现。目前在国际贸易中使用较为普遍的付款方式有直接汇款、信用证、托收等，而与直接汇款配套使用的有银行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工具。对于较为复杂的国际交易，通常会设置几个付款阶段，组合使用数种付款工具。然而实际合作中，我国外贸企业比较喜欢使用信用证，甚至达到无论必要、适当与否，都一律使用信用证的地步。因为多数企业深信信用证由于有银行信用介入，能较好地实现卖方获得付款与买方获得合同要求的货物这两种对立需求之间的平衡。但信用证比较适宜初次交易的企业之间。由于其操作比较复杂，费用较高，也容易出现争议及质量纠纷，并非完全保障，对于相互之间比较了解、交易较为频繁的商业伙伴之间，使用托收方式是相对更好的选择。

（五）做好合同履行中法律风险的防范工作

1.比对信用证与合同条款的一致性。

采取信用证作为付款方式的国际贸易合同中，进口方有义务按照买卖合同的条款开立信用证，出口方则有权利拒绝接受与买卖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信用证。进口方经常会在信用证条款中加入一些合同中并未规定的单据和条件，这些新增部分有的是合理的，有的则不合理，因此，出口方接到信用证后一定要仔细比对，发现不一致或者增加的条款而又无法在自己可控范围内予以满足时，一定要及时提出修改信用证。

2.及时检验和发出通知。

货物的检验程序和标准是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条款，当买卖双方达成贸易合作时，应当准确约定，有时，进口方仅仅抽取一些样品进行检验，如果样品合格，卖方将会开始安排托运，事实上这个过程中存在许多风险；如果只检验其中的部分样品，且在收到货物后才发现未检验的货物存在缺陷，那么进口方又如何证明上述事实和主张权利呢？因此进口方接到货物后，一定要根据合同的规定及时检验，如无规定则要尽快检验，发现质量、数量不符合约定要马上通知出口方。如果未能及时检验或通知，则可能丧失提出货物不符并赔偿的权利。

3.进口生产线安装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进口生产线需要安装、调试、验收，过程比较长，还涉及到双方配合，出现问题后责任常常难以界定，例如配套设施的质量问题、实验室检测水平问题、工人技术水平问题等。并且双方由于语言沟通障碍和文化隔阂，还会由于一些很小的分歧导致矛盾扩大，由于一方或双方处理不够理性导致关系的破裂。因此应该对安装过程加倍重视，在安装过程中，每一天的工作情况都要做成记录，由双方签字确认，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邀请第三方代表见证整个安装过程，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六）选择有利的争议解决方式、地点和机构

争议解决方式属于国际贸易合同的主要条款，应在合同中加以规定。具有法定强制执行力的争议解决方式有法院诉讼和仲裁两种。在国际贸易业务中，由于交易主体处于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下，一旦发生贸易纠纷，仲裁较诉讼而言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对交易各方也更公平，因此仲裁是解决争议的较为理想的手段，国际贸易合同中应当明确约定仲裁条款。双方在选择时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例如，首先是时间成本，法院诉讼尤其是涉外诉讼，公证、送达等程序要求很严，又是多级审理，因此所用时间一般会比仲裁长。其次从裁决质量来看，由于仲裁裁决实体上基本不受监督，仲裁员也不受组织监督，因此仲裁裁决质量从合理合法角度而言并不比法院判决高，有时甚至更低。再次是费用角度，一般情况下法院的诉讼费比仲裁机构的仲裁费要低很多。最后从执行角度而言，一国法院判决一般不会在另一国家得到执行，但仲裁裁决却可以。因此针对我国外贸企业遇到的纠纷来说，如果对方在我国有资产，而我方企业在对方国家无资产，则建议选择诉讼，除此之外，一般选择仲裁。如果选择法院诉讼，合同中一般不必事先选定特定法院管辖，基本上是在纠纷发生后由原告根据自身情况和有关法律规定选择具体法院。如果选择仲裁，则仲裁机构和仲裁地点必须在合同中预先选择。

法律风险论文篇10

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是人们热心利用资源、创建财富的前提条件。风险投资作为一种带有金融运作特点的特殊投资行为，对法律环境有着更高的要求。本文拟从法律角度，针对当前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企业风险投资的实际情况，结合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的经验，提出一些看法。

一、美国以立法推动风险投资发展的经验及其启示

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发展高新技术企业风险投资的经验看，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是促进高科技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美国是风险投资的发源地。1946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乔治？多里特（GeorgeDoriot）和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拉尔夫？弗兰德斯（RalphFlanders）等人成立了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mericanResearch&DevelopmentCorporation），标志着现代风险投资业的诞生。此后，随着美国高新技术发展对资金需求的不断增长，风险投资在美国得到了迅速发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小企业投资公司法》的促进下，一些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加入了风险投资的行列，但风险投资规模还不大。七十年代后期，由于电子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日益增多的大公司、大银行和各种民间基金组织开始涉足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业，从事与电子信息等高技术相关的研究开发活动，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入八十年代后，由于政府的税制改革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蓬勃发展，美国的风险投资额大幅度增加。美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风险投资在促进高新技术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功不可没。在美国，风险投资资本和风险投资家成为经济生活的流行语，将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归因于技术的进步和高科技的蓬勃发展是全球经济界的共识，而风险投资也被誉为美国经济增长的“秘密武器”。

纵观美国发展风险投资的历程，经验与教训都有，当然经验为多。在六十年代以前，资金来源以富有的个人和家庭为主。1958年，美国国会颁发了《小企业投资公司法》，并授权小企业管理局制定和实施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设立政府风险投资公司，引导民间资金投向风险企业，促进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经小企业管理局批准的小企业投资公司，可享受政府低息贷款和税收优惠。该法规颁布之后，一些小企业投资公司纷纷成立，但由于小企业投资公司可以从小企业管理局得到极低利率的贷款，使得很多小企业投资公司没有把资金投向高科技风险企业，而是以高利息的形式向那些能够带来现金流人的企业提供债权融资获利。此外，小企业投资公司由于得到了政府的特殊税收优惠政策，因而缺少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能吸引高素质的投资经理。因投资经理素质不高、专业水平低和管理不善经常招致投资的失败。为此，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赋予小企业管理局更广泛的执法和监督权，以加强对小企业投资公司的审计和管理，但这些措施并未扭转小企业投资公司衰败的局面。由此可见，即使在美国，具备如此良好的商业环境和市场机制的前提下，政府直接投资“开店”的办法也不是促进风险投资业发展的理想办法。尽管如此，《小企业投资公司法》还是为美国小企业可能获得风险投资资金奠定了基础。

为了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1974年美国国会修订了《有限合伙法》，并且从1978年到1981年，美国国会连续通过了5个重要法案。这5个法案分别是：1978年《赋税法》，为股权投资提供资本收益税激励，资本收益税从49.5％降至28％，从而使资本投入较前一年增加5.56亿美元；1979年（（ERISA的“审慎人”条款规定），允许养老金进入更高风险的投资，包括从事风险投资；1980年《小企业投资促进法》，将风险投资公司重新定义为企业发展公司，免除其SEC登记手续、定期汇报要求，并放宽其他限制，给予投资者更多的灵活性；1980年《ERISA的“安全港”条款规定》，声明风险基金经理可以不作为基金中养老金的担保人，极大地降低了风险投资家吸纳养老金的风险；1981年《经济恢复税法》，进一步将资本收益税从28％降至20％，致使当年资本投入加倍至13亿美元。这5个法案的颁布，尤其是允许养老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意义重大。由于受到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TheEmployeeRetirementIncomeSecurityAct即ERISA）关于“审慎人”（Prudentman）条款的制约，美国的养老基金被长期禁止投资于小的或新兴的企业所发行的证券及创业基金。这实际上是阻碍这一时期美国风险投资业的重大法律障碍。为此，美国国会于1979年开始对ERISA关于“审慎人”的条款进行修改。修改以后的法律规定，只要不威胁整个投资组合的安全，允许养老基金参与更高风险的投资，包括对新兴的风险企业的投资。这项规定出台以后，大量养老基金涌人风险投资业。到九十年代，美国国会更加放宽了对养老基金的投资限制，美国每年风险资本新筹集额也得到了持续稳步增加。更有意义的是，这直接导致了美国的有限合伙制度在风险投资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因为在美国，税法不将有限合伙企业视为纳税实体，从而有效地消除了投资者对双重纳税的恐惧，极大地提高了投资热情和收益期望值。

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于1992年通过《小企业股权投资促进法》，针对以前小企业投资法等法案作了改进，主要内容是政府为从事股权类投资的小企业投资公司提供公开发行长期债券担保；1993《信贷担保法案》，允许银行向风险企业贷款所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增大，并可在企业破产时拍卖风险企业的资产。为了保护高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美国在软件、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也及时制定，如1984年《半导体芯片保护法》、《半导体集成电路配置法》和1993年《高性能计算机与高速网络应用法》等，很好地保护了高新技术企业创业者的利益。

从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经验教训中可见，政府直接投资的方式有一定成效，但决非成功之举，而政府积极以立法形式促进风险投资发展，及时清除发展风险投资的法律障碍，法律制度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更新是其经验所在，也正是对我国发展风险投资的启示。

二、我国风险投资法律方面存在的制约因素

我国的风险投资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198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对于变化迅速、风险较大的高技术开发工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给予支持。”同年9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一一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公司），这是一家专营风险投资的全国性金融机构。1991年国务院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中指出：“有关部门可以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用于风险较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条件成熟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可创办风险投资公司。”这标志着风险投资在我国已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1996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该法第21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我国的风险投资加以规定，该法第24条规定国家鼓励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或者风险基金。1998年3月，民建中央在全国九届政协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被列为政协“一号提案”，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影响，其内容包括应该制定《风险投资法》。199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指出：“要培育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逐步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发展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建立风险投资撤出机制，加大对成长中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引进和培养风险管理人才，加速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规范风险投资的市场行为。优先支持有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紧接着，1999年11月16日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

由此可见，我国发展风险投资的大政方针是十分明确的，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成效，当然还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还没有制定一部专门调整风险投资法律关系的《风险投资法》。与此同时，现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文也正制约着风险投资的发展。

1.企业法方面

（1）关于企业组织形式

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公司基本上都采取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并且绝大部分都是由政府出资设立的，这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的，因为在发展风险投资的初期只能由政府出资加以推动，而其组织形式则由《公司法》所限制。我国于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只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组织形式。从国外的经验看，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有投资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有限合伙企业等，其中有限合伙企业是最佳组织形式。当然，我国制定的《公司法》，鉴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没有规定有限合伙企业，199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还是没有规定有限合伙企业这一组织形式，并且该法第39条规定：“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的，各合伙人应当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一对一般合伙企业的重要规定，正成为发展有限合伙这一风险投资组织形式的法律制约因素。

（2）关于公司设立注册资本

根据我国《公司法》和1994年《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全体出资者（股东）投入公司的实缴出资之和，是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出资以货币数额表示的资本总额，也是股东对公司享有股东权益和承担有限责任的依据。没有注册资本或注册资本不到最低限额，公司就不能取得法人资格，不能成为民事法律主体。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缴纳所认缴的出资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这一法律规定使风险投资公司的风险资本运作陷入两难境地。在国外，高科技企业多采用授权资本制或承诺资本制，即在风险投资过程中，按照风险投资当事人的协议与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风险投资资金按照承诺分期分批投入。而我国《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要求高科技企业在设立的时候一次缴纳足额出资资本，对于传统企业很有必要，但不符合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规律，往往会造成风险投资资金的大量沉淀，进而形成资金的浪费，加大对创业者的压力，甚至增大了引发资金管理者的道德风险的机会。

2.金融法方面

发展风险投资，没有巨大的风险资金来源和通畅的风险资金筹集渠道是不行的。我国目前的风险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很明显，政府不应该成为风险投资的主体。为什么会出现投资主体单一呢？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许多机构对风险投资不了解，另一方面是相关的法律规定束缚了我国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如《保险法》第104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投资，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我国的《贷款通则》、《养老基金条例》也有类似规定。

3.税法方面

（1）关于企业所得税

国外政府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法规定，普遍采用税收信贷、延迟支付和加速折旧等措施，而我国由于税法制定主要基于传统企业，因而没有能体现高新技术企业的特色。高新技术企业由于无形资产（技术）投入比重大，新陈代谢速度快，往往会出现资产自然寿命未到而由于技术进步不得不淘汰。根据1994年《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1996年《关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有关税收问题的规定》，“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i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2年”；另外，允许研究开发费用比上年实际增长30％以上的赢利企业把研究开发费用的15％在税前扣除。这项规定无疑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但对于大多数创业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来说意义不大，因为微利或亏损在开始阶段是难免的。

（2）关于增值税

我国的增值税法律规定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也没有体现鼓励作用。我国的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基本税率为17％、13％和零三档税率。其中，零税率适用于出口货物，17％税率适用于加工、修配等，适用13％的为粮食、食用植物油、暖气、冷气、热水、煤气、天然气、图书、报纸等，而没有对高新技术企业作出规定。高技术企业可能适用17％或13％。显然，这不完全符合高技术企业的特点，更谈不上鼓励，因为高技术企业附加值高，创业时投入的无形资产（技术）比重大，消耗的原材料少，核定税额时允许抵扣的进项税自然就少，形成高税负的现象，降低了风险投资的回报率。

（3）关于个人所得税

美国吸引风险投资资金的一个经验是完善了有限合伙制以避免投资者双重纳税，给富有家庭和个人长期投资以税收优惠。目前我国在风险投资上还存在双重征税现象，虽然国家给了高技术企业15％的税收优惠，但双重征税还是对投资者不利，制约了广大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

4.市场交易法方面

涉及风险投资市场交易方面的法律规定很多，但主要的是通过上市使风险投资资金得以退出。因为上市意味着企业创业阶段的结束和风险投资使命的完成，也意味着风险投资的成败。这方面，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也不利于风险投资资金的退出。

《公司法》第152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五千万元；开业时间在三年以上，最近三年连续赢利”：“持有股票值达人民币一千元以上的股东人数不少于一千人，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百分之十五以上”；第173条规定公司发行新股必须具备下列条件，“公司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并可向股东支付股利”，“公司预期利润率可达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这些规定对于那些刚步人扩张阶段或走向正常赢利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来说有一定难度。

《公司法》第149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它公司合并时除外”。这项规定，使风险投资无法要求上市企业回购其持有的股份。《证券法》第78条规定：“上市公司收购可以采用要约收购或协议收购的方式”，这条规定是允许风险投资家采用要约收购方式的退出。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7条和第48条同时又规定，收购方在持有目标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5％时要作出公告，以后每增持股份2％时要作公告，且自该事实发生日起二日内不得购买该股票，当持股数达到30％时应当发出收购要约。这样必然会使收购目标的股票价格持续不断上涨，给收购方带来巨大的成本障碍，不利风险投资采用要约收购的方式从已经上市的该投资企业中退出风险资本。

《公司法》第143条规定，“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第148条规定，“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可以依法转让其持有的股份，也可以购买其他股东持有的股份”，“转让或者购买股份的审批权限、管理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体改委等部门的《股份试点企业国有股权管理的实施意见》、《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等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国家股和法人股目前不能上市流通。这些规定极大地制约了风险投资采用协议收购的方式，从已经上市的该投资企业中退出。在实际业务中，风险投资机构可以通过场外协议转让股权的方式退出企业，这将使风险投资的回报率大打折扣，远不如将资金投向购买一些实行股份制改造时的企业发行的社会公众股回报高。

三、构建我国风险投资法律体系的若干建议

及时革除制约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法律因素，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体系及制度，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才能促使风险投资正常运行机制的形成。在这方面，我国的许多地区已经制定了若干鼓励风险投资的行政法规，如《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及其《有限合伙管理办法》、《深圳市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暂行规定》、《浙江省鼓励发展风险投资的若干意见》等，都对风险投资的组织形式及其运作规范作了有益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借鉴国内外实践经验，完善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体系及制度，具体包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险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限合伙企业法》和修改、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1.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险投资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风险投资法》是调整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在风险投资法律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对于风险投资公司及其受托银行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定义、分类、设立、关联人、规模与职能、投资原则、资本结构、公司财务、税收、风险资本的退出及其方式等作出具体规定。其内容大致有：（1）关于立法宗旨和适用范围；（2）关于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设立条件和设立程序、财务会计、合并分立、破产清算的具体规定。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合伙、个人独资企业等；（3）关于风险投资基金的规定，包括风险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设立条件、设立程序、基金投资人的资格、投资范围、税收优惠、运作原则、监管规范的具体规定；（4）关于风险投资资金的筹集。具体规定鼓励养老金、保险基金、银行资金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渠道和运作原则、监管规范，规定鼓励民间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渠道和保障、税收优惠原则；（5）关于风险投资对象即创业企业的技术标准、设立条件、设立程序、财务会计、破产清算的具体规定。风险投资的对象主要是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6）关于风险投资的市场运作规定，包括风险投资的资产质量、投资组合、风险管理；投资项目的选择、评估、审查、立项、资金承诺与托管、违约责任；创业企业的上市条件、上市程序、股权收购的具体规定；（7）法律责任。

2.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限合伙企业法》

我国国内风险投资公司基本上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企业活力不足，缺乏有效的内部激励、约束和监督机制，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而国外的风险投资公司普遍采用有限合伙组织形式，而我国法律中还未确定这一制度，目前只有英美法系国家对有限合伙进行了立法，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与之相应的有公司法中的两合公司。有限合伙是指由管理经营合伙事务并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普通合伙人和不参与合伙事务的管理经营但以其出资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的有限合伙人组成的一种组织形式。这一组织形式适应了风险投资的内在需求，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风险投资实践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限合伙法》是我国有限合伙企业法律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其主要内容包括：（1）关于立法宗旨和适用范围；（2）关于有限合伙的定义、组织形式、组织章程、设立条件、设立程序、财务会计、分立合并、解散清算、税收缴纳的具体规定；（3）关于有限合伙合同的具体规定，包括出资比例、分配关系、经营管理权限、利益转让及其他权利义务关系；（4）关于有限合伙人的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包括有限合伙人的出资形式、出资承诺与资金托管、监督权利与撤约权限，普通合伙人的企业经营管理自、企业财产优先受让权等；（5）法律责任。

3.修改、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由于我国现行的经济法律法规大多是基于传统企业制定的，不能适应风险投资这一新事物的发展需要，甚至有的已构成制约因素，因而要对原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以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

（1）修改《公司法》

为了适应发展风险投资的需要，有必要修改《公司法》。其内容包括：在公司的组织形式中增加两合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合伙企业的发展排除障碍风险投资公司设立的注册资本也应相应降低，允许风险投资的高技术企业出资采用承诺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对高新技术企业出资中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合作出资的比例不再作限制；在高新技术企业股份改造上市的规定中，上市条件也应作适当变更，其中关于连续三年盈利的条款应适当放宽；在公司股本回购的规定中，增加规定风险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适时回购其股本。

（2）修改《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

我国实行分业经营原则，但事实上，银行、保险资金均有一部分进入股市，况且，混业经营是国际趋势，人世后这一问题会更加突出。当然，我们国家目前还是不宜立即实行混业经营的，因为条件尚不具备，但以后肯定会实行混业经营。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银行、保险、养老金在各自监管部门统一规定下，按照风险资产比例安排适当比例资金组建风险投资公司，即按照巴塞尔协议规定的基础资本与风险资产比例达到一定要求的金融机构，以其风险资产比例乘以其资本金算出可以用于风险投资的资金，因而这一资金数是动态的，资产质量好的金融机构可用于风险投资的资金量必然就多一些。可以按照这一原则来修改《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养老基金条例》的相关条文。证券法的修改主要是集中在高新技术企业上市条件、上市程序、股份回购等方面，相对来说并不复杂。

（3）修改税法

适当的税收减免是国外发展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之一。我国也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尝试：一是改变企业所得税法。对于风险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其投入知识成本大，研究开发费用多，收益不确定，因而应允许将其减免税开始年限从2年改为3年，允许企业在计提折旧时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允许企业把风险投资的损失直接用于抵减本企业其他投资的所得，允许企业实行利润再投资税收减免，可规定为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企业所得税款的40％。二是完善企业增值税法。由于风险投资的高技术企业设立时，投入的无形资产（技术、专利等）大，而原料消耗少，统一的增值税制显而易见不利其发展。改变的方案可以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将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也可以从所征的增值税中逐年退还一部分用于其研究与开发费用。当然，最易于操作的办法是对经相关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的创业企业直接核定一个比较低的增值税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规定：对高新技术产品实行税收扶持政策，“对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开发生产软件产品的企业，其软件产品可按6％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三是个人所得税法方面，如果引入了有限合伙制度，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好解决。为了鼓励其他组织形式中的风险企业家，也可以采取税后返还、直接降低税率等办法。对于家庭或个人直接投资于风险投资的资金，其收益所得应给予税收优惠。

（4）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

风险投资主要涉及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研究与开发，风险投资的高收益也多凭借其知识产权而取得。如果创业者的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势必影响风险投资的收益。在这方面，我国已制定了《著作权法》、《专利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合同法》、《刑法》中的相关规定，但还不能适应高技术发展的需求。我们应该对软件、数据库、信息技术、集成电路、生物技术、生命科学等领域的技术秘密和知识产权保护进行跟踪研究，及时调整和完善现行的《著作权法》、《专利法》等法律法规的内容，并制定相应的专门保护高科技领域知识产权的法规。

四、结论

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离不开风险投资，发展风险投资离不开完善的法律环境。我国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建设，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快，已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形成了若干法律法规，尤为可喜的是，北京中关村等地进行了风险投资法律制度创新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时代总是在不断前进，事物总是要不断发展的。当今世界，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生活各个领域变动、发展的程度和烈度，包括高新技术和风险投资，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面对变化与发展，我们不能熟视无睹，不能静止不前，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深入研究我国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变动的动因、实质、趋势和影响，研究各种变化着的现象后面的内在联系并找出对策，使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都能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自然，良好的风险投资法律环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没有固定的模式，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参考文献：

1、成思危主编：《科技风险投资论文集》，北京，民主与法制出版社，i997年。

2、蒋铁柱、杨亚黎：《构建完善的科技创新政策支持体系》，《新华文摘》，2001年第11期。

3、群言：《风险投资的法律体系与制度》，《金融时报》，1999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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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风险事中控制

近年来，招远市供电公司通过严把合同管理的每道环节，有效防止和减少了管理漏洞的出现，极大地完善合同管理制度体系，使合同管理工作步入了规范化管理的轨道。按照市场规律，依法规范合同管理。严格执行《国家电网公司合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合同管理实行“六统一”（统一归口、统一职责、统一流程、统一分类、统一文本、统一平台），实行承办人制度、审核会签制度、授权委托制度、合同备案制度、监督检查制度。要求合同必须根据其内容涉及的业务范围经相关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签订；合同由非法定代表人签署时应取得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公司签订的重大合同要向上级部门备案。为了规范与促进合同管理工作，防范风险，公司要求合同归口管理部门、审计、监察以及其他部门对本单位的合同管理工作进行监督与检查。开展合同的信息化管理工作，采用了“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系统”作为合同管理的信息化平台，除了《供用电合同》、《物资采购合同》，所有合同都要在“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系统”上流转。建立健全招投标活动法律保障机制。法律人员深度参与招标活动，遵循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提供全过程法律服务，并在招标活动中发挥决策参谋、服务保障和风险防范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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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上银行法律风险的现实表现

1.1技术风险

网上银行的虚拟性、开放性使银行交易突破了时间、地域的局限，在业务操作中对技术软件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因而技术风险成为网上银行面临的最大的法律风险之一。如果银行使用的技术软件不能使网上银行业务正常运作，导致现金支付、兑付、结算、网上证券等业务出现差错而给客户造成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客户有权要求开户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开户银行有义务赔偿客户的经济损失。其次，开户银行在向客户提供网上银行服务时，应详细说明相关软件的操作方法，客户作为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因银行的解释说明不到位，导致客户操作失误，由此造成的相应损失，银行也有责任赔偿。所以，开户银行在选择技术软件时，应深入研究和分析软件的技术含量和可靠性，以免影响服务质量和银行信誉，承担不必要的损失。

1.2系统运行风险

网上银行业务交易前，特定的认证机构对客户的电子签名及其身份的真实性要进行验证，提供具有法律意义的电子认证服务。网上银行判别注册客户合法性身份和确认交易有效性的标识是客户证书及相应密码。假设安全认证系统在运行中出现故障，导致注册客户出现交易损失，那么，开户银行应当和认证机构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纵观我国现有的网上银行服务协议，许多网上银行服务协议有免责条款的约定，诸如：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原因，或通讯、供电故障等非乙方过错原因导致一方不能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乙方不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在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如果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完全不能履行，则全部免除遭受不可抗力一方的不能履行合同责任；如果不可抗力只影响部分合同的履行，则未影响的部分，当事人仍需履行。同时，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上述服务协议中所约定的不可抗力，并未详细具体地说明或列举什么情况属于不可抗力。如果网上银行运行系统受到外部的恶意攻击，比如计算机病毒的发作、网络黑客侵袭等造成系统瘫痪，客户信息失窃或资金被盗等，客户发出交易指令，而银行却无法执行客户指令，此情况是否可以视为不可抗力？而在这些情况下，银行的举证也存在障碍，很难证明尽了应尽的防范外部恶意攻击的义务。另外，根据《民法通则》有关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银行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至少要承担客户的部分损失。同时，根据《合同法》第118条规定，银行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客户，以减轻可能给其造成的损失，并应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证明，方能免除责任，否则，也应承担因未及时通知客户而给客户造成更大损失的法律责任。

1.3制度风险

目前，我国仍然欠缺专门调整网上银行业务的法律制度，仅有的为数不多的金融行政规章，其内容主要局限于对银行业务操作进行规范和约束，但对交易中必然涉及的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权利义务没有进行规范和调整。因此，在实践中，各家商业银行的网上银行业务的开展都是依据本银行制定的格式合同，比如服务协议等形式进行。对这些合同的法律效力有待确定，尤其是容易发生歧义的条款在实践中会引发纠纷。况且网上银行业务范围涉及面广，既包括传统银行业务，也包括新兴的中间业务，如网上保险、网上证券等，法律关系复杂，涉及的客户类型多样。一旦发生纠纷，如何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责任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在网上银行事件中已出现一些纠纷，比如客户资金被盗，电子汇兑纠纷等。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应当如何处理该类纠纷，责任归属于谁？法律依据何在？我国在2004年8月颁布了《电子签名法》，依据该部法律规定，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消费者可用手写签名、公章的“电子版”、秘密代号、密码或人们的指纹、声音、视网膜结构等安全地在网上付钱、交易及转账。《电子签名法》的通过，标志着中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法律正式诞生。这部法律确定了网上银行交易合同的成立地点，在一定程度上为网上银行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法律支持。但总体上而言，立法的欠缺和立法的滞后仍然给法官判案提出了现实难题，也给银行从事网上银行业务带来潜在的法律风险。

另外，因特网是跨越国界的。因此网上银行具有无边界性，国与国之间的有关网上银行业务的法律制度也存在差异，在跨国交易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国与国之间的法律冲突，导致客户与开户银行陷入法律纠纷中，从而加大了网上银行的法律制度风险。

1.4交易风险

由于网上交易的低成本，吸引越来越多的客户上网购物。上海艾瑞市场咨询有限公司在2004年底所做的一次专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网民已经使用过网上银行服务。此外，大约51%的受调查网民表示，会在未来12个月内选择使用网上银行服务。在网上银行各项业务中，通过网上银行购物等服务最受欢迎。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些客户因自己保管或使用不当等原因泄露账户密码，或者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多数客户趋利和贪小心理，套取客户银行卡的账户密码，趁机截取客户的资金，给银行客户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3防范网上银行法律风险的对策

3.1网上银行法律风险的成因分析

（1）网络系统技术和管理中的漏洞导致风险的发生。

（2）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难以发挥作用。

（3）网上银行的开放性容易引起风险。

（4）立法的缺失使法律监督不到位。

3.2防范网上银行法律风险的对策

（1）加强内部管理，完善规章制度和业务协议。

网上银行业务能否健康有序地发展，能否避免和减少法律纠纷，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银行内部管理工作是否到位。商业银行应当采用先进的技术水平，强化内部管理，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根据网上银行的需要和发展，不断完善有关内部规章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对于银行和客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业务协议规范，尽可能做到详尽和具体化；对于银行和网络服务商之间的协议要明确约定，如遇网络系统故障引发的相关损失应如何处理；对于银行与软件供应商之间的协议要明确约定，如果因为软件、硬件的原因引发的事故而造成的损失如何承担责任等等，通过协议的约定分担法律风险。同时拟订的协议必须兼顾当事人各方的利益，体现公平、合理、合法。

（2）加强客户风险防范意识。

首先，由于网上银行操作的复杂性，有可能出现因客户的疏忽或错误操作而引起风险，因此，应当强化对客户的教育。比如，现在商业银行都对网上银行的业务流程进行演示，这样可以使客户了解网上银行业务的运行流程和具体操作等，减少错误的发生率；其次，客户密码是商业银行识别客户身份的重要凭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39条规定：“发卡银行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为持卡人办理的存取款、转账结算等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交易的有效凭证。发卡银行可凭交易明细记录或清单作为记账凭证。”据此，客户只要提供正确的密码，银行就视其为该账户的合法客户，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由客户本人承担。所以在实践中，为避免客户密码被盗，商业银行应加大对网上银行客户支付密码的重要性的宣传，告知客户密码设置应避免简单化，注意保管好密码，以免密码被泄露，使客户具备风险防范意识。

（3）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

网上银行的开放性，无边界性，也强化了国际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因此，对网上银行的监管不仅属于一国金融监管的范畴，而且需要不同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的相互配合，形成严密的全球监管系统。比如，对利用网上银行交易方式进行非法避税、洗钱等行为的监管；对利用网上银行进行跨国走私、贩毒、色情等犯罪活动的监管；对利用网上银行方式非法侵袭他国客户资料的电脑黑客进行监管等等。

（4）加强对网上银行犯罪的打击力度。

目前，利用互联网犯罪的案件不断增多，作案方式也更加隐蔽和复杂，网上银行因其交易对象金融货币的特殊性，成为网络犯罪分子的重点攻击目标。电脑黑客不断侵袭网上银行系统，网上银行的支付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果一家银行出现重大的网上银行安全事故，如黑客入侵造成系统故障和客户资料丢失等，那么客户对网上银行支付方式就会产生怀疑，从而影响银行的声誉。因此要使网上银行业务能够顺利开展，就必须加强对网上银行犯罪的打击力度。我国1997年修正的《刑法》新增加了对计算机犯罪的规定，比如：“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等”。但是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计算机犯罪日益渗透，危害的程度也越来越高，而刑法对计算机犯罪的规定较为粗疏、原则，量刑也较轻，对网上银行犯罪的威慑力较弱。因此，目前迫切需要顺应网上银行业务的开展，针对新的网上银行犯罪问题进一步制定出更加具体细化、操作强的法律规定，加大对网上银行犯罪的打击力度，以确保网上银行业务的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