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论文篇1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有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与之相适应，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也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先后出现了两次方向相反的变化过程。下面描述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发展阶段（详细数据参见表1）：

第一阶段，从建国初期到1956年，属于我国国有经济的形成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各根据地政府都有一些由自己管理的公营经济，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军事工业和后勤性质的工业。这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雏形。但数量不多，规模不大。在建国初期，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国有经济从无到有；而在经过民族资本的改造后，国有经济占我国国民经济的比重迅速上升，其占国内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26.2％逐步上升到1952年的41.55％，进而上升到1957年的53.69％，占据了绝对优势。

第二阶段，从1956年到1978年，这段时期是我国经济大波动时期，先是“”及随之而来的全面调整等曲折和波动，进而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极为严重的破坏。尽管如此，由于“左”的思想占了上风，使得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展趋向于全面提高国有经济比例。国有经济产值占国内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呈抛物线趋势，从1952年的43％猛增到1958年的89.2％，上升到1966年的90％后，以1966年为顶点；此后呈平缓下降的趋势，从1967年开始下降，在1967到1975年的九年间始终保持在80％以上，到1978年下降为77.84％。

第三阶段，从7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非国有经济开始得到很大的发展，并逐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改变了过去我国国民经济那种片面强调国有经济比重的所有制结构。从70年代末期以来，国有经济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由1980年的75.98％下降到1985年的64.86％，到1990年下降为56.17％，1999年下降到28.21％。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这过去的二十多年当中，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如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国有企业的数量增加了24300家，同期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年均增加20.5％。因此，我国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并不是因为国有经济的绝对规模缩小了，而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远快于国有经济，从而导致了国有经济比重的相对下降

。

二、对我国国有经济规模演变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启动工业化进程，只能依靠国家的力量，调动全国的资源进行重点建设，从而缩短经济起飞的时间，因此建立大规模的国有经济是必要的。但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国有经济在制度效率方面不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此时，政府理性的选择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缩小国有经济规模；但从以下方面考察，目前我国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偏大，明显超出了我国国有经济存在的合理界限：

1.就国有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目前我国国有经济规模明显偏大。国有经济的基本功能之一是为了校正市场缺陷。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市场体系不够完善时期，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失灵现象比较多，发展国有经济可以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相对大一些；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趋于健全，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尤其是直接干预的必要性就要相对下降，更多的是使用间接宏观调控手段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市场迅速发展，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不断强化，许多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失效产业已经得到正常的发展。这时候，以前部分由政府配置资源的行为可以完全由市场来替代，这就必然要求政府逐渐退出某些不适合其继续管理的领域。但事实上，一方面，目前我国国有经济仍然在许多市场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占据绝对优势，为其他经济主体只留下很小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在许多行业，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已经明显低于其他类型的经济主体。这些说明，我国国有经济的供给已经大于需求，只有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规模，使国有经济的供给与需求趋于平衡，才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2.从产业分布来看，我国国有经济点多面广且分布过宽。据统计，1998年末，在我国608个工业小类行业中，国有企业涉足的达599个，占98.52％，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涉足的达533个，占全部小类行业数的87.66％从资产分布来看，我国国有企业拥有资产总额为134780亿元，其中基础产业中的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56722.4亿元，占42.1％；一般生产加工业、商贸和服务业等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78057.6亿元，占57.9％。甚至在一些明显不适合政府经营的竞争性行业如家具制造业、塑料制造业、皮革制品、服装、制鞋、食品加工等行业，国有经济仍占有一定的比例。从产业组织结构来看，我国共有23.8万家国有企业，其中大型企业约占4％，中型企业约占14％，小型企业约占82％。从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来看，在23.8万家的国有企业中，国有独资企业为21.4万家，占89.9％，以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合作企业为主要形式的多元投资主体企业为2.4万家，只占10.1％。这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布局明显违背了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资本结构的基本要求。

3.从国际间的比较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来看，我国国有经济规模明显偏大。从表2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八、九十年代国有经济发展的高潮时期，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产值占GDP的比重平均为10％左右，发达国家始终未超过10％；从投资来看，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0％-30％，最高不超过50％，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投资比重则平均为6％左右。在这两个比重上，我国不仅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

三、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合理区间

在西方发达国家，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只需社会总资产10％左右的经济力量就足够了。我国国有经济规模过大，大大超过了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所需的必要量。那么，研究并制定一个合理的国有经济规模的区间，便成为事关提高制度效率、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由于影响国有经济规模的因素很多，因而一个国家国有经济规模的最优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数值，而应当是一个区间。其中，在一些行业必须实行垄断经营或者至少要占绝对优势，从而国有经济规模的下限主要由这些行业而定；而在另外一些不必要实行国家垄断经营或者国家不必要占绝对优势的行业，国家应当逐步退出，国有经济规模的上限主要视这些行业及已经确定的下限而定。

（一）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下限

为了确定一个合理的国有经济规模的下限，首先我们必须确定在哪些部门需要国家实行垄断经营或者是国有经济要占绝对的优势地位。根据国有经济的产业定位，在工业部门中国家必须实行垄断经营或者国有经济必

须占绝对优势的产业主要包括采掘业和一部分制造业。其中，采掘业是基础产业，是社会再生产的上游产业，这一行业决定着其他行业的发展速度；同时采掘业也属于垄断性行业，进入壁垒非常高，因此必须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制造业中的烟草工业和医药工业是比较特殊的行业，其他如电力、蒸汽、自来水生产和供应、石油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都是高壁垒行业，且都是能源、原材料工业，因此也需要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地位。

其次，为了计算出国有经济规模下限的数值，我们可以通过历年来上述需要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地位的部门的工业产值占我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进行推算。图2显示历年来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木材及竹材采运业、烟草加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医药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煤气生产和供应业、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这16个工业部门中的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通过表3的数据和图2显示的16部门国有经济比重的变化，我们不难发现，按照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要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我国国有企业产值在国内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限可以定为15％左右，如果用简单加权平均法（∑每年16工业部门国有经济比重×每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每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则我们计算出的国有经济规模的下限为17％。

（二）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上限

在所有37个工业部门中，除去上述16个工业部门外，在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印刷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塑料制品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服装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革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机械制造业等行业，国有经济都没有必要占绝对优势。其中许多行业如饮料制造业、工艺美术品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基本上可以全部转为民营，因为这些部门都具有赢利性和竞争性的特点，其规模经济性进入壁垒处于中、低度等级，资金需要量壁垒除机械工业外也都处于中、低度等级。这就说明，这些行业不具有垄断和规模经济的特点，因而没有必要由国家来经营。国家退出这些行业，可以使这些行业的经济运行和发展更有效率。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估算出另外21个工业部门中国有经济需要保持的比重，把这一比重加到上面已经计算出的国有经济规模的下限上，即可计算出国有经济规模的上限。

图316部门国有经济规模变化与国民经济发展变化

通过表4的数据和图3显示的上述21个工业部门国有经济比重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按照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这些不需要国有经济保持绝对优势地位的工业部门只要保持国有经济比重达到10％～15％左右即可。因此，我们在这里同样运用上面的简单加权平均法计算在上述21个工业部门中国有经济的比重，计算得出的结果为：

∑每年21工业部门国有经济比重×每年国民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每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15％

所以，最后我们计算出的国有经济规模的上限为32％。

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有经济规模，在发达国家中，西欧的国有经济最发达，一般在国内生产总值的7％～15％之间，有些国家在高峰时期高达20％；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更高，平均在20％以上。发展中国家的国有经济规模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导致国有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平稳，但从总体上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国有经济规模要大于发达国家，多数国家平均在12％以上，一些国家国有经济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因此，参照国际上国有经济的发展规律及目前我国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把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区间定为17％～32％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1]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学习辅导讲座[M].北京：人民出版社和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王金存.政解难题—世界国有企业比较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规模经济论文篇2

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和工业经济的交汇必然会带来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给传统工业带来较大的冲击，也必然带来高新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传统产业之间的激烈竞争。新兴产业如何发展？传统产业如何适应知识经济？如何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20世纪末我国已经摆脱了短缺经济，但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木合理性却日益明显，一般产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高新产品开发和生产严重不足，产业升级和产品升级换代缓慢，大多数产品缺乏市场竞争能力，企业发展严重受挫。为面对知识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入世”后的各种挑战，使国有企业尽快摆脱困境，我国正进行“以发展为主题”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企业将面临一系列的重组和变革，规模化、专业协作化将是企业发展的方向。面对国际和国内未来的发展趋势，企业如何创造竞争优势？如何提高竞争能力？——这将是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的抉择。

二、国有企业战略选择与规模经济

美国著名战略管理学者迈克尔·波特在著名论著《竞争优势》和《竞争战略》中就企业竞争优势、竞争战略等相关问题作出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竞争战略的实质就是将一个企业与其环境建立关系，其关键在于企业对外部的应变能力。战略选择的意图是针对行业的各种竞争力的影响，在一个行业里寻求长期的、有利的竞争地位和竞争优势。取得竞争优势的基本竞争战略可以概括为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别化战略。在企业经营实践中，竞争战略很少有单一的成本领先或差别化形式。企业竞争战略通常采取以成本领先为主，兼以差别化战略；或者以差别化为主，兼以成本领先。当然企业的竞争战略不同，取得竞争优势的途径也不相同。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大多数国有企业采取的战略对策是：一方面，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提高技术水平、提高产品质量，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企业的战略重组和资本经营的方式，实现其规模的扩张，达到行业内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提高市场的竞争能力。本文主要讨论战略重组和资本经营过程中的规模扩张问题。

（一）产业结构与规模经济

我国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以中小企业为主（据统计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90％），这种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面对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存在诸多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产业集中度低，规模效益差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我国不少工业产品总产量名列世界前茅，这说明我国产业具有相当的生产总规模。但由于产业集中度低，产业组织过于分散，企业规模偏小，尤其是缺乏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超大型企业，这一点从我国最大企业与世界最大企业相比就可以得到证明。造成产业集中度低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投资体制和分配体制，使国有企业创造利润的绝大多数被国家抽走，而国家对企业资金注入极少，银行融资有限，又缺乏直接融资渠道，企业规模偏小；我国的产业结构中，追求“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也造成企业规模偏小。企业规模偏小导致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和规模不经济。

2．产业的供给规模超过市场的需求规模，导致市场的过度竞争，这是我国经济的又一个突出问题由于经济体制上的“条块分割”，造成产业同构。重复建设，产业的供给规模超过市场的需求规模；同时由于政府的作用，使得产业进入障碍比较低，而退出障碍比较高，造成产业供给规模膨胀。我国市场机制还存在很多缺陷，尚未形成规范的市场竞争规则，致使规模偏小、布局分散的众多小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展开无序的竞争，经常使用不公平和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来谋取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其结果是全行业利润水平下降，缺乏与国外竞争对手的竞争，也影响整个产业的稳定发展。

3.我国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尚未形成，创新意识不强，技术创新投入不够，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由于追求产业规模，大量的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必然缺乏技术创新的意识，很多企业只是单纯地以模仿创新为主，不愿花大精力进行自主创新。正是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不够，企业产品升级换代缓慢，企业发展缺乏后劲，很难与发达国家相竞争，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处于劣势地位。在产业规模膨胀，而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也导致了很多企业经营难以维持，甚至出现一批企业破产倒闭。

（二）国有企业战略重组与规模经济

由于我国产业布局的不合理而带来的产业规模的不经济和组织结构的不合理，如果想仍在原有的格局下搞好国有经济，是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和取得较好的成效的，因此改变国有企业现有状况，必须对整个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改组。一方面可以达到调整国有经济产业结构和组织结构的目的，另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实现资产重组，调整集团内部产品结构，进而促进功能优化，从而实现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目标。因此，我们把国有企业战略重组作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总体战略选择，而把实现规模经济作为国有企业战略重组主要任务之一。

从微观层面，规模经济对企业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目前产业供给规模偏大，而企业在资本投入、技术投入、人力投入、市场容量等各种资源有限，企业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实力来扩大生产规模。通过国有企业战略重组而体现的规模经济的意义就在于：l）规模经济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份额，具有增强企业对市场的支配能力。2）规模经济有利于有效利用、组合社会各种资源，发挥各自资源的使用优势，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也有利于降低成本，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这也是国有企业战略改组的目的所在。

从中观层面，产业中有规模经济企业的存在，能够增强企业整合币场的能力，减少产业内过度竞争，减少由于资源过度使用而造成资源浪费。而企业能否实现规模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供给规模是否与市场规模相适应，市场规模大而产业供给规模小，或者市场规模小而产业供给规模大，都不利于行业内企业的规模经济。产业内存在规模经济的企业，容易对产量、价格等达成协议，对市场具有较强的支配能力，易于形成成本优势，有利于阻止新的竞争对手进入，特别是境外竞争对手的介入。实现规模经济，有利于我国从根本上改变主要产业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以及由此造成的过度竞争状况，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行业的资源配置。

从宏观层面，企业规模经济有利于增强企业。行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从而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国际竞争也是不同国家经济实力的竞争，表现为不同国家同类行业企业之间的竞争。我国要想进入世界强国之林，就必须发展经济，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不仅要走向国际市场，而且要在国际经济舞台占有一定的地位，尤其是在加入WTO后，要迎接“竞争国际化”挑战，更需要树立有强大实力和竞争能力的世界级的企业和企业集团。

（三）资本运营与规模经济

资本经营是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的一种有效形式，也是国有企业竞争战略选择的有效形式。资本经营有多种含义，这里所指的资本经营是企业本身或者其部分资产作为一种“商品”在资本市场上进行买卖的活动，包括投资银行的策划、融资，企业的兼并、收购，产权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流动等一系列的活动。资本经营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决定的，由市场配置资源就是要求各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各行业和企业之间进行流动，从而达成资源有效配置的动态优化。资本经营作为竞争战略实施的有效途径，其意义在于：

1．从微观层面，通过资本经营是可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迅速扩张企业规模，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国有企业发展过程的问题之一就是规模过小，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使优势企业进行规模扩张。企业扩张离不开资本，如果完全依靠企业自身的积累进行规模扩张，一来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分配体制以及近年来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企业自身的积累极为有限，要想通过这种办法进行扩张是非常困难的。二来是全世界大集团都不是通过自身积累来进行扩张的。目前国有企业负债普遍偏高，通过银行的借贷资金来进行规模扩张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应是推动大中型企业的资本经营，通过重组别的企业来扩大规模，实现低成本的扩张。

通过资本经营的方式，重新构建企业的产权结构或所有权结构，盘活企业存量资本，以弥补增量资本的不足。实际上就是通过资本经营的方式筹集扩张所需的资金，以重组存量而推进增量的扩张。比如可以通过出售企业现有的部分产权，所集资金可以进行新建规模的扩充或者收购其它企业，也可以利用企业现有资本优势、产品优势、技术优势以及市场优势对其它企业实施购买、兼并等资本经营活动。

通过资本经营，实现企业间优势互补，促进产品结构的优化以及产品的升级，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张。传统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投资是以条块分割为特征的，行业内各企业的优势比较分散，如有的企业有品牌优势，也有市场优势，但没有形成规模，也缺乏技术的发展后劲，这种品牌的优势也只能维持暂时的品牌优势，最后也很难发展。有的企业有品牌优势和市场优势，但苦于规模太小，要扩张缺乏资金、缺乏技术，而且时间也比较紧，不能更好地发挥优势品牌的影响。也有的企业有规模优势，也有先进的技术优势，但没有品牌和市场优势，其结果也很难使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得以发挥。通过资本经营，实现企业间优势互补，通过资产重组，在保证品牌和市场的优势的同时，扩大了企业的规模，实现了在产品结构重组和优化基础上的规模扩张。因为有优势品牌，在行业中形成了差别化；因为有一定的规模，必然会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降低成本，而两种优势双管齐下，必然会全面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

2.从中观（产业）层面，通过资本经营可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效应从我国的产业结构看，因为我国企业的组织结构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大企业只占全国企业总数的0．5％，而且大企业的规模也偏小。由于我国知名企业集团规模太小、产品单一，一旦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便无法同世界大企业相抗衡。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途径就是依靠推进资本经营，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把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组织结构，转变为以大企业为龙头的组织结构。

通过资本经营优化产业结构，改变过去企业产品结构单一，促进龙头企业产品结构的优化组合；扩大龙头企业的规模，提高市场占有份额，扩大市场的影响力；促进不同优势企业（尤其是技术优势。产品优势和市场优势企业）之间的互补，使重组后的企业既有市场，又有领先技术和发展后劲，提高规模效应，以增强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的经济实力，逐步培养企业的专利技术和专利产品，带动产业整体技术水平提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总之，通过资本经营的形式，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使以大企业为龙头的产业结构有充分的实力和灵活可变的应变能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尤其是面对“入世”后的激烈竞争）。

3．从宏观层面，通过资本经营可以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促进存量资本的流动，实现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与地区之间的投资合理化同时还可以促进产权结构的合理化，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使经济改革的全面推进和进一步深化。

通过资本经营，使一元化的产权结构转变为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有利于推进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以有利于形成有效的治理机制，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促进国有经济改革的深化。通过资本经营，促进存量资本在木同企业及不同所有制企业间、不同行业间、以及不同地区间的流动，使龙头企业的增量资本得以扩充，也促使企业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以资本经营的形式，通过流动不断达到优化配置，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平衡和协调发展。

三、资本经营与实现规模经济的几点思考

（一）规模经济的评价标准

1．规模经济分析的前提西方经济学关于规模经济的定量分析主要是针对某特定商品，以单一工厂制企业为前提进行研究的。而现实经济中，通过资本经营重组的企业包括同类（产品同类）、相关（产品之间是相关的）以及不相关（产品之间不相关）多个工厂组合的一体化企业，或多个企业组合的企业集团。因此，在一个现实的企业战略下来研究规模经济定量分析，确实有一定的难度。西方经济学关于规模经济问题的另一个前提就是所有要素按相同比例增长，所体现的要素增加的倍数与产出增加的倍数的比例关系。当产出增加的倍数大于要素增加的倍数，生产效率是增加的。也就是各种要素的投入要遵从生产经营的活动规律，即遵从比例性和协调性。而在资本经营过程中，很难做到绝对意义上的比例性和协调性。

2．规模经济分析的评价标准西方经济学关于规模经济的标准：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会带来生产效率和收益的提高。生产效率可以表示为产量增加的倍数与要素投入增加的倍数的比值，即改变前后产量的比值（Q’／Q，其中Q’为规模扩大后的产量力为规模扩大前的产量）。实际上，生产效率也是较难确定的，企业或企业集团中产品大多相似或不相似，产品产量不具有可比性，自然也不能简单相加，这使从数量上来确定规模经济标准变得比较困难，而使从技术经济和经验估计规模经济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

3．规模经济分析的评价指标规模经济不仅是企业资本经营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行业结构优化和行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目标。因此，我们在规模经济的效果时，应从企业的微观标准、行业的中观标准和宏观的社会经济标准进行评价，其中主要是企业的评价标准和行业评价标准。从企业方面，其评价标准应包括：资产报酬率、资本成本、生产成本、市场占有率等指标；从行业方面，其评价标准应包括：行业集中度（行业中大中型企业的数量、资产总额、在世界同行业的排名）、新产品和技术创新在同行业的领先程度、大中型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占有率等。

这些指标中，有些指标是可以量化的，而有些指标是很难量化的，这就需要在合理的指标体系下，运用技术经济的评价方法进行评价，比如要素变化过程中实际上由于技术进步因素的作用，使各种要素的构成关系发生变化（即要素的比例性和协调性发生变化），也可能因外部环境使各种现实因素发生变化，如要素价格、税收等因素。因此在采用规模的比较分析时，应该剔除相关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二）规模经济实现中的几种关系

资本经营对我国企业的竞争战略的实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我国企业在以资本经营的形式实现规模经济，最终实现企业竞争优势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实务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构成关系我国经济已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集约经营实际上就是以效率为中心的经营思想，而这正是规模经济实现的前提。资本经营中，对资源有效配置和有效利用应体现集约经营的思想。

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技术一定情况下的最大产出量不仅取决于资本、劳动投入的数量，而且取决于资本之间、劳动之间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结构和比例关系，这里的资本是指实物资本（或称资本品或投资品，可以表现为实物形态或货币形态）。在现实中，通常所说的资本是由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构成，因为人是企业中最活跃的因素，尤其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人的因素是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因此，企业的战略重组不仅是实物资产的重组，也是人力资源的重组，而且还应该是实物资产与人力资源的重组。这样才能保证规模扩张中资产与资产、人员与人员、资产与人员的比例性、协调性，如在企业购并中，往往重视土地、厂房、机器、专利等实物资本，而忽视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结构关系，如优化人员结构的投入，人员在职培训的投入，劳动人事改革成本和机会投入等。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比例失调，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影响企业文化和精神，最终影响企业的发展后劲。人力资本决定实物资本是否发挥其应有作用，影响企业的未来收益，自然影响到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

2．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构成关系资本经营是对企业资产的重组，其中应该包括有形资产与有形资产、无形资产与无形资产以及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重组。有形资产是指企业长期发挥作用且具有实物形态的资产，无形资产是指企业长期发挥作用而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无形资产中的商誉包含着企业家及企业员工的创造力、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的凝结、企业品牌和形象在过去和现在给企业带来的高于正常投资报酬的价值，或未来可能给企业带来发展的潜力或未来会给企业带来高于正常情况下的投资报酬。有效的资本经营，应该能够体现市场机制对企业乃至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要求，其无形资产在资本经营中起的作用是有利于有形资产发挥更大的效率，形成规模效应，并使重组后的生产效率大于单个企业生产效率的总和。

然而在实际的企业购并中，企业比较重视被购买方或被兼并方的有形资产，而对无形资产以及与有形资产有效组合不够重视，特别是重组后企业整体的无形资产重组、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的重组重视不够，比如对于重组的企业，如何重塑企业形象。如何重组企业品牌，以真正发挥规模优势，体现规模经济；如何融合重组各方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使重组后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经营运行机制尽快融合，能够体现较高的生产效率的管理效率，以更好地发挥规模效应的作用，这些方面都缺乏分析和研究，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实施方案，也影响了资本经营的效果，影响规模经济的实现。

规模经济论文篇3

规模化牧场一定会配备专业的畜牧人才，根据奶牛的不同生长发育阶段进行合理的饲料搭配，在饲料的供给上，规模化的牧场饲料的需求量是巨大的，为了节省饲料费用，需要专业人员选择、利用、开发优质饲料，同时我们也可以像散养户学习，自己制作饲料，这就需要经营者去购买饲料加工设备，并且购买或者种植原材料，自行配制饲料，这样就会降低饲料成本且保证了饲料的安全性。

1.2保持奶牛的繁育状况

如果使用国内的种公牛冻精，有可能出现假数据，没有通过后裔测定，从而导致牧场下一年的经济效益差的问题，据了解，我国使用的种公牛主要依赖进口，加上中间商的炒作导致种公牛的价格一路攀升，因而我们只有培育自己的种源，才能真正提高规模化牧场的经济效益。另外在奶牛的繁育上来讲要注意把握奶牛的繁殖特征，挑选最适合繁育的种来提高受孕率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1.3进行分栏分群饲养

按照奶牛的不同用途和不同生长状态进行饲养，保证进行分栏分群饲养。这就需要牧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观察奶牛的状态，随时做好分栏分群的准备，对于妊娠期间的奶牛注意好饲料的搭配，保证母体的营养，同时也要注意观察母体的体重等问题防止出现不必要的损失。

1.4注意犊牛的饲养

犊牛在生下来后要注意健康护理，保证每天两次的脐带消毒;刚生下来的自主呼吸，注意体重等，关键要注意犊牛的体温，铺设垫草等方式为犊牛保暖，确保新生犊牛的存活率。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专业的畜牧人才进行研究。

1.5注意季节问题

奶牛和人一样对外界的温度是能够感知的，这就需要牧场工作人员在冬春季节注意保暖，在传染病多发的夏季注意防暑降温，同时保证卫生环境的安全以及饮用水的干净和足量供给。只有进行科学的饲养管理才能提高奶牛的成活率从而保证规模化牧场的经济效益。

2选用优良品种，保证奶牛品质

只有品种优良才会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这是市场经济不变的原则，因而要拥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就要规模化牧场的配种奶牛具有优良的品种。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规模化牧场一定要建立起自己的繁育群，走自繁自养的道路。如果一直依靠从市场收购犊牛，一方面会出现成本加大的问题，另一方面所购犊牛的品种难以保证，防疫没有保障，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高，出栏时间又集中，一旦出栏时价格大幅度下跌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只有规模化牧场采用自繁自养的方法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3做好疾病防控工作

规模化牧场由于养殖的奶牛集中，一旦发生疫情将会造成难以估计的后果，因而做好疾病的防控工作成为保证牧场经济效益的根本保证。第一，做好防范工作，减少疾病的发生。牧场不仅要配备专业的畜牧人才，还要配备专职兽医，不要出现病急乱投医的现象，同时牧场的疾病防控要以预防为主，这就需要牧场工作人员通过物理或者化学方法来控制病原微生物的活性;再者还需要专职兽医为牧场奶牛注射疫苗，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第二，做好环境的管理。疫苗注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范疾病的发生，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方法，适宜的环境和卫生情况也是疾病防控的一大助力，严格做好消毒制度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第三，加强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不同的地区流行的疫病不同，因而兽医不能故步自封，对发生的疫病要认真分析，从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诊断，最后采取科学的防治措施，选择最佳的方案控制疫病的发生与流行。同时我们也要发现疫病总是会进化，有的疫病现在没有疫苗或者免疫效果不理想，对于这类疾病，就需要兽医及时采用药物防治的办法加以有效控制，而后致力于发明创造出适合的疫苗。第四，做好人员培训。规模化牧场想要达到最好的生产水平，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就需要牧场工作人员严格遵守牧场规程。同样地，牧场工作人员流动性较大，这就需要经营者做好对工作人员的多次上岗培训，同时对于饲养员，不仅需要畜牧兽医理论基础知识，还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牧场管理者就需要保证饲养员队伍的稳定性。第五，调动人员积极性。要调动牧场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首先需要制定一项明确的奖惩措施，明确目标;然后营造一种和谐的工作环境，树立团结协作的牧场文化，培养团队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让牧场的工作人员真正的融入牧场生活，从而提高牧场工人员的积极性。第六，多种经营，变废为宝。规模化牧场占地面积大，如果仅仅只是养殖奶牛就会造成大量的浪费，牧场管理者应配合鱼塘、果菜田、农田，可以自己进行种植，将干湿粪进行灌溉或者与周围的农庄进行合作，粪尿水养鱼，种果树蔬菜，既增加收入，又减少环境污染。

规模经济论文篇4

一、企业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普哈拉德和哈默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提出的。他们认为核心竞争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如何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并且指出就短期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造就和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何为核心竞争力？简单地说，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的能带来超额利润的独特能力。它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新产品研发、售后服务等决策和营销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自己独特优势的技术、文化或机制所决定的巨大的资本能量和经营实力。

一般来说，核心竞争力具有如下特征:

1.价值性：核心竞争力是最富有战略价值的。它能为企业降低成本，创造更多的价值;能为顾客提供独特的价值和利益等，最终使企业获得超过同行业平均利润水平的超额利润。

2.独特性：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长期培育和沉淀而形成的。企业不同，它的形成过程也不同。它为企业所独具，而且不容易被其他企业所模仿和替代。

3.延展性：核心竞争力在经营管理活动中，还必须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变化，即在原有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应进一步衍生出新的经营方式和服务方式，保持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应能为企业延伸到新的产品市场提供支持，对增强产品或服务的竞争力起促进作用。

4.动态性：核心竞争力虽然内生于企业自身，但它是在企业长期的竞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与一定时期的产业动态、企业资源及其他能力变量高度相关。

5.长期培育性：核心竞争力不是企业在短期内就能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经营管理中逐步形成并培养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具有的独特性，动态性的特征也都与其长期培育性有直接的关系。

二、企业多元化战略

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经营战略学家安所夫在《产品——市场战略组合》一书中提出了多元化战略。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许多大公司所采用，并一度掀起热潮。多元化战略指的是企业同时经营两种以上基本经济用途不同的产品或劳务的一种发展战略。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多元化战略日益成为现代企业的一种发展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化战略在我国企业界非常流行，然而我国企业对于多元化的理解和运用存在着误区，使企业在多元化道路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很多企业在实施多元化战略的过程中急于求成，扩张过度，只求规模，不重协调。简单的套用西方投资组合，忽视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导致原来的优势被削弱了甚至没有了，而新的核心竞争力又没有形成，以至于使我国的很多企业走上了覆灭的道路。

企业进行多元化战略一般基于以下几点:

1.分散风险，某一个业务单元发生亏损，可以由其他业务单元来弥补

2.有利于内部融资，企业可以把一个业务单元的闲置资金转移到其他业务单元

3.有利于发挥协同作用

4.获得规模经济

三、实现核心竞争力与多元化战略之间的良性互动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多元化战略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普哈拉德和哈默教授曾经提出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树型”理论，深刻的揭示了核心竞争力与多元化战略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多元化企业就像一棵大树，树干和主枝是核心产品，分支是业务单元，树叶和果实是最终产品，提供养分并且维持生命的树根是核心竞争力。从这个理论可以看出来，核心竞争力与多元化战略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关键是如何把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其效能与潜能发挥至最大化。

1.利用核心竞争力推进多元化战略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向某一方向或某几个方向集中的，而多元化战略是业务外向的扩张，因此在推进多元化战略的过程中，核心竞争力往往未必会随着被推广到新业务中去。如果多元化选择不慎则有可能导致新业务的失败，以至于波及整个企业，因此企业在推进多元化的过程中必须谨慎选择。

以日本canon（佳能公司）为例：佳能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发展阶段就已经确立了以技术为主导的经营战略，经过10年的专注经营，到20世纪60年代，佳能公司在世界照相机市场上占据了领先地位，并且在精密机械和光学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技术资源。其后，佳能公司预见到电子技术应用的广泛前景，主动进入了同步计算器行业（电子计算器），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与此同时，佳能公司掌握了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微电子技术，并且在人力资本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积累。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佳能公司在精密机械技术、光学技术、微电子技术三个领域取得了绝对优势，三者相互融合构成了图象化方面的核心竞争力。随后，佳能公司利用其核心竞争力先后进入复印机、打印机、传真、，医用仪器等新行业，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多元化战略的理性推进方式应为在核心竞争力支撑下的相关多元化战略，企业在原有的业务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竞争优势，在进入新的相关领域时就可以逐渐把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融合到新的相关业务中。因此，企业在进行多元化战略的时候，要看主业务上所建立的核心竞争力是否可以支撑其多元化战略扩展的领域。尽量选择相关多元化战略，不能无约束的进行无限多元化。要先将主业务做强，在此过程中壮大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建立竞争优势，以此为基础进入其他相关领域。

2.通过多元化战略提高和增强核心竞争力

企业具有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就意味着它具有大量开发新产品或新市场的潜力。若其生产和经营仅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这是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适度、适时的推进多元化战略可以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利用效率。

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途径主要有传统途径和现代途径两种。传统的途径需要从组织内部着手，通过提高自身的一系列素质来实现企业内部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这是缓慢而且需要企业内部作出很多改变的行为，而通过多元化战略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显然是一条快捷的途径。现代途径是企业重组，推进多元化战略，促进有效整和外部资源而采取的更为复杂的管理行为。虽然核心竞争力作为一种能力具有不可交易性且不能直接购买获得，但通过兼并、联营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获得这种核心竞争力的主体或是与之融合，通过一段时间的融合学习可逐渐获得核心竞争力，这是通过多元化战略获得核心竞争力的过程。还有一种反方向的核心竞争力的传播，即新的业务不具有核心竞争力，但组织原来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多元化过程逐渐融入新业务中，使得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业务扩大，企业也可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以日本三菱集团为例：三菱集团是日本最大的多元化经营集团，它包括了三菱汽车、三菱电器等28家核心公司。它独有的“相互持股、独立运作”的集团运作模式，使得三菱集团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其中不少具有行业竞争优势。1999年三菱集团联合销售额为1178亿美元，列全球500强企业第7名。三菱集团的多元化战略有效的对企业现有的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提升、补充和升级。

总上所述，由于买方市场的形成，“科，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战略已经不能适应企业竞争的新需要。核心竞争力的多元化战略将成为企业一定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对此，企业要较为科学的导入多元化战略，把握时机、方向和力度，避免过大的主观随意性。同时，应建立学习型组织以实现持续不断的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期在更高层次上重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企业适时、适度、逐步推进多元化战略，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将核心竞争力与多元化战略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分散风险，获得范围经济，才能建立长期竞争优势，推动企业不断向上发展，保证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杨锡怀:企业战略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王铁栋:论企业多元化发展战略[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6（6）

[3]王勤:多元化经营对核心竞争力的影响[J].现代管理科学，2004（11）

规模经济论文篇5

一、引言

当前,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发展,规模经济的重要性逐渐显示出来，追求规模经济的行为日益渗透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去。特别是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实现规模经济更是成为主要研究热点，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多是通过企业并购，通过并购，使企业在优化产业组合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实现在生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不断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二、规模经济理论综述

规模经济理论最早起源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大原因，同时认为分工又受制于生产规模与市场需求量的大小。自亚当・斯密之后，马克思以及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也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规模经济”概念，他利用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理论来说明规模效应,。认为报酬递增是由于企业扩大其不动产而获得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生产经济。马歇尔以后，穆勒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从节约生产成本的角度论述大规模生产的好处。还有些经济学家，比如科斯、张五常、黄有光、威廉姆森和克莱因等从交易费用的节约和内部化优势方面探讨组织管理的规模经济。巴克莱、卡森和拉格费等则沿用科斯等人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内部化引起企业规模经济的原因。哈伯勒(Haberler)进一步发展了规模经济理论,他创立的机会成本说为企业并购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见，关于规模经济的理论已经日趋成熟，现在重点已经从理论方面转向了应用方面，当前在规模经济理论的应用方面的一个重点就是企业并购，美国的企业并购从19世纪下半叶产生至今已经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企业并购已成为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并购理论，详细分析了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企业并购。并通过一个具体实例――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状况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三、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

对于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理论：

1.规模经济理论

研究证明了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度）与企业的利润率成正相关关系。在资本较为密集的工业里，集中度较高的大企业可以比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其根本原因在于集中度高的产业中，大企业的生产成本比中小企业低，企业规模扩大带来了单位成本的下降，超过了集中度提高价格上涨的效果，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高于平均数。这种成本优势就能增加工业产出的份额和减少单位成本，同时，联合生产经济即范围经济带来的成本减少也是显著的，这方面的成本利益来自于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共享研究费用、管理费用、营销费用，从而降低了每一单一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大单位投入的收益。而企业通过并购的方式，将在并购之前没有运营在规模经济水平上的企业整合，使其获得规模经济，这将大大提高企业的效益。

2.经营协同效应理论

经营协同效应的理论基础最早见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通过兼并来组织企业会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经营协同效应可以通过横向、纵向或混合并购来获得。对横向并购而言，经营协同效应的来源代表了规模经济的一种形式，通过对同类资源的合并，使并购双方形成了能力上的重要补充，并购后对各方面能力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会带来在短期内通过企业内部投资所难以得到的收益。对纵向并购而言，将同一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合并在一起，可以获得行业上的规模经济性。企业并购后如果能将并购双方的优势和特长协调

与结合起来，并同时消除各自的劣势和不足，这将可以使得企业获得规模经济。

四、企业并购理论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应用

以中国的汽车产业来看, 自1953年我国从前苏联引进汽车制造技术和成套装备 ,建立以年产3万辆卡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厂以来，经过近50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汽车工业体系。但是，我国的汽车产业却存在致命的弱点，即企业数目太多,厂家过于分散，生产厂家遍及除和宁夏之外的省区，目前,我国的汽车制造企业厂家数量已超过了日本、美国、欧洲等汽车大国的所有汽车厂家之和，可谓汽车企业数上的“超级大国”，然而我国1998年汽车产量仅为156万辆，只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6，丰田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3.我国1956年至1998年的43年间累计生产汽车1580万辆,而美国1978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290辆，日本1981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118万辆。目前，国外一般单个汽车企业的最小生产规模是年产40万辆到60万辆，而我国汽车年产量超过10万辆的企业只有一汽、二汽、上海大众和天津夏利四家。与我国125个汽车厂一年生产 156万辆汽车相对应,美国3个汽车厂生产 987万辆；日本7个汽车厂生产1011万辆,德国 3个汽车厂生产427万辆；意大利1个汽车厂生产150万辆。由此可知，中国的汽车产业远远没有实现规模经济，因此，如果通过资本之间的并购重组，汽车企业可以实现迅速的规模扩张，规模的扩张有利于企业有效降低成本，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赢得宝贵的利润空间，而有了利润保证，才能使资本有效循环周转起来，才能进一步支持在研发、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需要的巨额投资，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85.

[2]赵全民.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规模经济及其形成机制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147).

[3]张海如.规模经济：理论辨析和现实思考[J].经济问题,2001,(1).

[4]王美桃、王海龙、吕瑞亨.规模经济文献综述―――以呼和浩特市奶牛养殖业为例[J].北方经济，2006,(12).

[5]汤惠.规模经济理论对企业购并活动的启示.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6] 徐鑫波，宋华. 企业并购动因理论综述[J]. 现代商贸工业，2007,（7）.

规模经济论文篇6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乃至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马歇尔是第一个重视并较为系统地研究规模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自他之后，对规模经济的研究转而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新贸易理论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既贴近现实又很好地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贸易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与艾瀚南(Help-mall Elhanan)合著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1985)一书中提出了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Romer(1986)的开创性研究复兴了主流经济学对对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分析。从此，经济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证是否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去探求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

1　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论证

数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运用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他们利用各层面的相关数据说明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Davis和Weinstein(1998)通过估计13个OECD国家的支出变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来检验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他们估计出来的产出需求弹性为l_6，因此推断出存在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Head和Rise(2001)利用美国和加拿大的总量数据对Krugman(1980)的规模收益递增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从整体看，这两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

至于企业内部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由于企业层次上的微观数据很难获得，所以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少见。但最令人瞩目的就是Lucas(1993)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工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根据Lucas(1993)提供的分析结果。自由舰的累计总产量每翻一番，生产一艘自由舰所需的时间就会下降12％～24％。同时，在生产胜利舰、护航舰和坦克的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2　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分析哪些因素导致规模报酬递增时，现有的文献通常会将规模报酬递增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间的规模报酬递增；另一类是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一般认为，外部性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从外部性是否出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角度将外部性分为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

在现在的文献中，技术外部性主要包括知识的外部性、研究与开发的外部性、干中学的外部性以及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等四种。第一，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Easterly(2001)指出，知识外部性会从三方面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并且由于存在知识溢出的现象，所以新知识实际上会提高整个社会中现有知识和机器设备的生产率。第二，源于研发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知识生产的主要投人要素就是研究与开发投资，根据Griliches(1992)的分类，可以将分析研发活动溢出效应的文献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计算某项(或某一系列)具体创新活动的社会收益的文献。在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是Mansfield、Rapoport和Romeo(1977)以及Knutson和Tweeten(1979)等人的实证分析。另外一类文献则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去估计研发部门对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Bernstein和Nadiri(1991)的分析。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的外部性是非常明显的，研发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也会非常明显。第三，源于干中学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Lucas(1993)指出，通过“干中学”而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Nelson和Pack(1999)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时，干中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第四，源于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Foster和Rosenzweig(1996)指出，学校教育会使一个社会在采用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时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

从现有的文献看，货币外部性。有时候又被称为“密集市场”效应，基本上都出现在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之中。较早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外部性的文献是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的研究。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旦企业的利润不能完全反应其所创造的社会净收益，那么就会出现货币外部性。此时，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并改善各投入要素间的协调问题，或者进行“大推进”式改革，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这种外部性的大小是与市场中参与此活动的企业数目相关，而与企业从事的活动无关。Rodrik(1996)分析了不可贸易的中间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会使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情形。

从理论研究的文献看，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固定成本。Romer(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都指出，只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固定成本，那么就一定会在企业内部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第二，生产投人品之间的互补性。Fasterly(2001)认为，除了固定成本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导致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即不同类型熟练工人之间的互补性。在团队生产中，某个成员的错误会使得其他团队成员的努力付之东流，所以将团队中的高技能工人身上投资的报酬会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出现递增的特征。

3　规模报酬递增的对经济的影响

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上。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效应。在短期内，规模经济效应是否会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会对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能理解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就很难运用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去熨平经济波动。我们分别概述供给边和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3.1　供给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分析供给边的规模报酬递增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时，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Diamond(1982)、Weitzman(1982)、Shleifer(1986)、Diamond和Fudenberg(1998)、Howitt和McAfee(1988)等人的分析，他们都假设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阐述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变动的影响。他们指出，规模报酬递增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由于不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所以经济在各个均衡之间的转换会导致大幅度的波动。近年来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通常都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而且这种非线性波动都是内生的。Ryzhenkov(2006)利用1948～2004年间美国的总量数据对一个含有规模经济递增现象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校准后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其累计循环效应却非常明显。Aloi、Dixon和Lloyd—Braga(2000)以及Lloyd－Braga(2007)等人则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利用Hopf分叉法分析了规模报酬递增对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规模经济效应使得那些能导致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条件更加容易出现。

3.2　需求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由于需求因素的变动都能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到供给上去，所以在研究经济波动现象的文献中，很少有人从需求角度展开分析。Young(2007)分析了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当带有明显网络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时，为了获得消费外部性所带来的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高新企业会在需求发生很小的变动时做出重大的价格和产量调整。这会使经济变动得更加剧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需求边的规模收益递增现象比较显著时，即便投资和产出不发生变动，价格水平也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其原因在于，所有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都源自于网络效应。由于存在网络效应的产业，基本上都是生产的固定成本较高，而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产业，所以对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而言，价格竞争是最常用的竞争手段。

规模经济论文篇7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乃至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马歇尔是第一个重视并较为系统地研究规模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自他之后，对规模经济的研究转而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新贸易理论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既贴近现实又很好地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贸易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与艾瀚南(help-mall elhanan)合著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1985)一书中提出了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romer(1986)的开创性研究复兴了主流经济学对对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分析。从此，经济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证是否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去探求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

1　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论证

数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运用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他们利用各层面的相关数据说明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Www.133229.coM

davis和weinstein(1998)通过估计13个oecd国家的支出变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来检验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他们估计出来的产出需求弹性为l_6，因此推断出存在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head和rise(2001)利用美国和加拿大的总量数据对krugman(1980)的规模收益递增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从整体看，这两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

至于企业内部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由于企业层次上的微观数据很难获得，所以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少见。但最令人瞩目的就是lucas(1993)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工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根据lucas(1993)提供的分析结果。自由舰的累计总产量每翻一番，生产一艘自由舰所需的时间就会下降12％～24％。同时，在生产胜利舰、护航舰和坦克的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2　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分析哪些因素导致规模报酬递增时，现有的文献通常会将规模报酬递增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间的规模报酬递增；另一类是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一般认为，外部性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从外部性是否出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角度将外部性分为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

在现在的文献中，技术外部性主要包括知识的外部性、研究与开发的外部性、干中学的外部性以及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等四种。第一，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easterly(2001)指出，知识外部性会从三方面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并且由于存在知识溢出的现象，所以新知识实际上会提高整个社会中现有知识和机器设备的生产率。第二，源于研发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知识生产的主要投人要素就是研究与开发投资，根据griliches(1992)的分类，可以将分析研发活动溢出效应的文献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计算某项(或某一系列)具体创新活动的社会收益的文献。在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是mansfield、rapoport和romeo(1977)以及knutson和tweeten(1979)等人的实证分析。另外一类文献则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去估计研发部门对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bernstein和nadiri(1991)的分析。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的外部性是非常明显的，研发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也会非常明显。第三，源于干中学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lucas(1993)指出，通过“干中学”而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nelson和pack(1999)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时，干中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第四，源于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foster和rosenzweig(1996)指出，学校教育会使一个社会在采用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时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

从现有的文献看，货币外部性。有时候又被称为“密集市场”效应，基本上都出现在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之中。较早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外部性的文献是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的研究。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旦企业的利润不能完全反应其所创造的社会净收益，那么就会出现货币外部性。此时，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并改善各投入要素间的协调问题，或者进行“大推进”式改革，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这种外部性的大小是与市场中参与此活动的企业数目相关，而与企业从事的活动无关。rodrik(1996)分析了不可贸易的中间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会使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情形。

从理论研究的文献看，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固定成本。romer(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都指出，只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固定成本，那么就一定会在企业内部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第二，生产投人品之间的互补性。fasterly(2001)认为，除了固定成本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导致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即不同类型熟练工人之间的互补性。在团队生产中，某个成员的错误会使得其他团队成员的努力付之东流，所以将团队中的高技能工人身上投资的报酬会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出现递增的特征。

3　规模报酬递增的对经济的影响

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上。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效应。在短期内，规模经济效应是否会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会对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能理解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就很难运用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去熨平经济波动。我们分别概述供给边和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3.1　供给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分析供给边的规模报酬递增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时，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diamond(1982)、weitzman(1982)、shleifer(1986)、diamond和fudenberg(1998)、howitt和mcafee(1988)等人的分析，他们都假设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阐述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变动的影响。他们指出，规模报酬递增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由于不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所以经济在各个均衡之间的转换会导致大幅度的波动。近年来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通常都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而且这种非线性波动都是内生的。ryzhenkov(2006)利用1948～2004年间美国的总量数据对一个含有规模经济递增现象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校准后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其累计循环效应却非常明显。aloi、dixon和lloyd—braga(2000)以及lloyd－braga(2007)等人则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利用hopf分叉法分析了规模报酬递增对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规模经济效应使得那些能导致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条件更加容易出现。

3.2　需求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由于需求因素的变动都能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到供给上去，所以在研究经济波动现象的文献中，很少有人从需求角度展开分析。young(2007)分析了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当带有明显网络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时，为了获得消费外部性所带来的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高新企业会在需求发生很小的变动时做出重大的价格和产量调整。这会使经济变动得更加剧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需求边的规模收益递增现象比较显著时，即便投资和产出不发生变动，价格水平也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其原因在于，所有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都源自于网络效应。由于存在网络效应的产业，基本上都是生产的固定成本较高，而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产业，所以对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而言，价格竞争是最常用的竞争手段。

规模经济论文篇8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乃至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马歇尔是第一个重视并较为系统地研究规模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自他之后，对规模经济的研究转而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新贸易理论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既贴近现实又很好地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贸易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Krugman)在与艾瀚南(Help-mallElhanan)合著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1985)一书中提出了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Romer(1986)的开创性研究复兴了主流经济学对对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分析。从此，经济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证是否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去探求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

1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论证

数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运用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他们利用各层面的相关数据说明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Davis和Weinstein(1998)通过估计13个OECD国家的支出变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来检验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他们估计出来的产出需求弹性为l_6，因此推断出存在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Head和Rise(2001)利用美国和加拿大的总量数据对Krugman(1980)的规模收益递增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从整体看，这两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

至于企业内部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由于企业层次上的微观数据很难获得，所以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少见。但最令人瞩目的就是Lucas(1993)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工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根据Lucas(1993)提供的分析结果。自由舰的累计总产量每翻一番，生产一艘自由舰所需的时间就会下降12％～24％。同时，在生产胜利舰、护航舰和坦克的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2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分析哪些因素导致规模报酬递增时，现有的文献通常会将规模报酬递增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间的规模报酬递增；另一类是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一般认为，外部性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从外部性是否出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角度将外部性分为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

在现在的文献中，技术外部性主要包括知识的外部性、研究与开发的外部性、干中学的外部性以及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等四种。第一，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Easterly(2001)指出，知识外部性会从三方面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并且由于存在知识溢出的现象，所以新知识实际上会提高整个社会中现有知识和机器设备的生产率。第二，源于研发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知识生产的主要投人要素就是研究与开发投资，根据Griliches(1992)的分类，可以将分析研发活动溢出效应的文献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计算某项(或某一系列)具体创新活动的社会收益的文献。在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是Mansfield、Rapoport和Romeo(1977)以及Knutson和Tweeten(1979)等人的实证分析。另外一类文献则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去估计研发部门对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Bernstein和Nadiri(1991)的分析。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的外部性是非常明显的，研发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也会非常明显。第三，源于干中学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Lucas(1993)指出，通过“干中学”而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Nelson和Pack(1999)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时，干中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第四，源于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Foster和Rosenzweig(1996)指出，学校教育会使一个社会在采用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时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

从现有的文献看，货币外部性。有时候又被称为“密集市场”效应，基本上都出现在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之中。较早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外部性的文献是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的研究。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旦企业的利润不能完全反应其所创造的社会净收益，那么就会出现货币外部性。此时，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并改善各投入要素间的协调问题，或者进行“大推进”式改革，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这种外部性的大小是与市场中参与此活动的企业数目相关，而与企业从事的活动无关。

Rodrik(1996)分析了不可贸易的中间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会使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情形。

从理论研究的文献看，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固定成本。Romer(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都指出，只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固定成本，那么就一定会在企业内部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第二，生产投人品之间的互补性。Fasterly(2001)认为，除了固定成本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导致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即不同类型熟练工人之间的互补性。在团队生产中，某个成员的错误会使得其他团队成员的努力付之东流，所以将团队中的高技能工人身上投资的报酬会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出现递增的特征。

3规模报酬递增的对经济的影响

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上。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效应。在短期内，规模经济效应是否会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会对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能理解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就很难运用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去熨平经济波动。我们分别概述供给边和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3.1供给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分析供给边的规模报酬递增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时，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Diamond(1982)、Weitzman(1982)、Shleifer(1986)、Diamond和Fudenberg(1998)、Howitt和McAfee(1988)等人的分析，他们都假设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阐述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变动的影响。他们指出，规模报酬递增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由于不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所以经济在各个均衡之间的转换会导致大幅度的波动。近年来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通常都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而且这种非线性波动都是内生的。Ryzhenkov(2006)利用1948～2004年间美国的总量数据对一个含有规模经济递增现象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校准后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其累计循环效应却非常明显。Aloi、Dixon和Lloyd—Braga(2000)以及Lloyd－Braga(2007)等人则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利用Hopf分叉法分析了规模报酬递增对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规模经济效应使得那些能导致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条件更加容易出现。

3.2需求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由于需求因素的变动都能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到供给上去，所以在研究经济波动现象的文献中，很少有人从需求角度展开分析。Young(2007)分析了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当带有明显网络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时，为了获得消费外部性所带来的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高新企业会在需求发生很小的变动时做出重大的价格和产量调整。这会使经济变动得更加剧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需求边的规模收益递增现象比较显著时，即便投资和产出不发生变动，价格水平也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其原因在于，所有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都源自于网络效应。由于存在网络效应的产业，基本上都是生产的固定成本较高，而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产业，所以对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而言，价格竞争是最常用的竞争手段。

规模经济论文篇9

中国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这个阶段的典型特征。这种城市规模日益扩大的城市化进程，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古典学者对城市规模经济的探讨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 斯密以制针业为例强调了分工和合作的作用，人们往往将这段描述为“规模经济”思想的萌芽或开端。他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原理：许多产业只能在较大的城市中才能存在。

马克思在《资本论》通过对分散生产、简单协作与工场手工业等不同形式的比较，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规模组织生产能够带来生产效率的巨大进步和财富的巨大增长。而且，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生产规模和效果的比较，他认为大规模的生产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致带动各部门经济发展。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经指出“像伦敦这样的城市...这种大规模的集中，二百五十万人这样集聚在一个地方，使这二百五十万人的力量增加了一百倍。”他明确强调了规模经济的巨大力量且做下了“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的论断，肯定了规模效应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马歇尔在前人的基础上，系统地表述了规模经济理论，他在 《经济学原理》 中提出“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概念。他指出许多企业在特定区位的聚集，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同时，听海提出追求规模经济会导致大企业的控制力和垄断，降低经营效率，导致规模报酬递减，这就是“马歇尔冲突”。

韦伯一般被认为是聚集经济的创始人，他首次使用了“聚集经济”一词，“聚集经济是由于把生产按某种规模聚集在同一地点进行，因而给生产和销售方面带来的利益或造成的节约。”可见，韦伯的聚集经济与规模经济有关，他还认为高次聚集主要就是扩充大规模经营的利益，也就是城市产业的集聚就会带来规模经济效益。

二、近代外国学者对城市规模经济的探讨

（一）城市规模经济的存在性

对于城市聚集规模的扩大是否会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这个问题多数学者持肯定态度。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英国经济学家・培笛，他于1682年针对伦敦市的规模问题，进行了扩大人口规模与缩小人口规模两种情况论证，得出的结论是扩大人口规模时可获得集聚效益。Dixit和Stigliz提出DS模型提出模型，这个模型预测了三种规模经济类型，其中平均城市规模与人均真实收入呈单调正相关关系。但是，Henderson对城市规模经济提出异议，认为大城市的较高生产率和较高工资并不能证明大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生活质量。

（二）城市规模经济的模型解析

起初Mills提出了在一个没有城市的世界这样的分析起点上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仅有的投入品是土地和劳动，假定土地和劳动都是同质的。每个生产函数都假定规模报酬不变，所有的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这个模型只是一个理想状态。

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和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等人提出了用轨道经济和图灵方法，研究表明即使城市中产业是随机或均匀分布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之后，产业仍然会聚集成团。轨道经济研究中定农业平均分布在各个地区运输必须沿着圆周进行，单位工业制成品每运输单位距离就会有常数部分τ消失。图灵方法就是把空间看成是连续空间，如果任何频率的特征值均为正，那么在该频率上偏差的振幅就会随时间逐渐增大，平地均衡就是不稳定的，会形成城市经济体中的规模经济。

Dixit和Stiglitz于1977年提出D一S垄断竞争模型把规模经济、产品种数、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垄断竞争纳入了一个均衡框架。在有限的资源条件，消费的产品种类越多，效用水平越高。

城市规模经济模型表示，假定城市资源固定，而剩余劳动力无限，且人口自由迁移且人口自由迁移。根据边际产出递减规律，从周边地区迁入城市的人口的边际产出先增加，达到一个顶点后必然下降。而从周边地区迁入城市的边际成本则先下降后上升。

三、我国学者对城市规模经济的探讨

饶会林、周一星等代表性人物认为城市规模同经济效益呈正相关关系。此外，一些学者强调了城市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弱正相关性，认为城市规模并不是决定城市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

王明浩、李小羽就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政策总结为4种观点：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小城镇论和综合发展论。综合发展论是普遍接受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我国的城市化应该走大中小城市并举发展的道路，逐步建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龙头，小城市为纽带，小城镇为基础，比例协调，布局合理，多层次、多功能的城镇体系。

杜闻贞、梁源静等学者认为应该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而大多数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应当合理发展而不是限制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则明确“鼓励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定居，”对于特大城市则要“形成用经济办法等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机制”。

四、对研究综述的评论

通过对国内外的城市规模经济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外的学者的研究都存在三个不足，一是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研究者往往只选用某一种分析工具，如回归分析；二是缺少综合。现有文献对城市规模经济的研究中，往往是从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侧面展开，或仅从某一方面展开，而缺少对将经济、社会和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对城市整体效益或者说综合效益的分析。三是视角单一。现有文献往往是对城市规模经济本身进行论证，而较少和城市化、区域经济、最优城市规模等相关问题联系起来。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分行业、 从整体上研究规模经济的存在、 测度等问题；二是研究非常具体的行业（如银行业）的规模经济存在性的问题，但得出的结论也是各不相同

国内外学者研究逐渐从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发生转变，综合运用多种统计分析工具如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岭回归分析、面板模型等来研究城市规模经济，更能深入的反应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限制不利因素发展有利因素来有利实践者将理论应用于现实的城市经济发展过程去。

现如今各国许多城市都还处于城市化进程中，在城市化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需要通过规模经济理论来对现阶段的经济进行一定的调整。我们可以借鉴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并借鉴已有乘数规模经济的经验，对我国乃至全球的城市化发展的规模经济进行更多新的尝试。

参考文献：

[1]比如，饶会林，在研究规模经济时都把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为起点。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1页

[3]转引自冯云廷，城市经济学第1版【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12

[4]「日藤田昌久、「比蒂斯集聚经济学，刘峰等译.第1版，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16-17

[5].规模经济的制度分析【D】.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13

[6]冯云廷城市聚集经济―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应用分析【M】第1版.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2

[7]Hoch.Ⅰ.1972.“Income and City Size”，Urban Studies.Vol.9.Oct

[8]（日〕藤田昌久，「美保罗・克鲁格曼，「英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一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第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9]Fujita，mori ，2005.Frontiers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DISCUSSION PAPER NO.27

规模经济论文篇10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12.108

[中图分类号]F832.4；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12-0-02

随着我国金融规模的不断扩张，金融机构发展日益多元化，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也在不断创新，社会融资结构因此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企业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手段逐步成为企业融通资金的重要手段之一，直接融资额在社会融资结构中的比例大幅增加，而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则日趋减少，新增人民币贷款已无法准确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因此，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

金融市场快速发展，新的融资工具大量出现，如果只片面控制贷款规模，其他方式的融资就可能较快增长，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中央要求货币政策要综合运用多种工具，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节奏。因此，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了“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这一说法。

社会融资规模是对中国的货币政策理论与法规调控实践的重大创新，是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金融变革以及经济转型而对宏观调控体系做出的现实选择。

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是对我们国家货币政策的理论及货币实践的巨大创新，它不仅可以提高和加强金融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同时，对推动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宏观调控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鼓励和支持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

1 文献综述

我国提出社会融资规模既具有传统货币理论背景和现代金融理论支持，又符合我国融资结构深化的现实国情。盛松成（2011）总结了社会融资规摸这一指标的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并在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强调社会融资规模符合金融宏观调控市场化方向的中间目标。吴晓灵（2012）认为，社会融资规模的少增是社会金融秩序好转的表现，在对社会融资规模进行统计监测时，必须关注影子银行体系及其产生的金融泡沫问题。吴盛光（2011）从二元论的维度评价了社会融资规模在当下宏观调控的重要价值，建立以“社会融资规模”为纲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具有前进性和曲折性。黄隽（2011）结合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特点，对银行信贷、直接融资及影子银行等融资结构的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进行研究。社会融资规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概念。因此，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关于社会融资规模的研究文献，国内文献也仅对社会融资规模的指标内涵、统计口径争议、政策意义、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但目前，专门针对社会融资规模进行预测的相关性研究较少

2 研究方法和基本内容

通过理论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对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现状进行分析。其中，定性研究部分主要阐述与社会融资规模的相关性评价指标的内涵、统计口径、结构特征等内容。并依据此理论研究得到的初步结论进行定量研究，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选取相关的评价指标进行相关性实证检验，验证了与经济实体运行机制一些有关因素的高度相关性，得到社会融资规模对我国实体经济运行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3 社会融资规模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社会融资规模既是全面反映金融工具与经济运行关系的统计指标，也是金融对实体运行资金支持的有力工具。广义的社会融资规模是指实体经济内部之间互相融通和金融体系给予实体经济的融资。狭义的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能够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

选取1990～2012年我国实体经济的有关评价指标相关数据（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以及人民币汇率来评价社会融资规模，并对其进行了相关性检验分析。

利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其输出窗口描述性统计量表和相关分析结果表1和表2所示。

由以上输出结果可得出以下几点。

（1）社会融资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1.000（**），即=1.000，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两个变量是完全正相关的，且两者之间不相关的双尾检验值（Sig.（2-tailed））为0.000

（2）社会融资规模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241，即=0.241，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这两个变量是弱相关的，且两者之间不相关的双尾检验值（Sig.（2-tailed））为0.267>0.01，变量间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3）社会融资规模和人民币汇率（100美元年平均价）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128，即=0.128，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和人民币汇率（100美元年平均价）这两个变量是极弱相关的，且两者之间不相关的双尾检验值（Sig.（2-tailed））为0.559>0.01，变量间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4）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96（**），即=0.996，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两个变量几乎是完全正相关的，且两者之间不相关的双尾检验值（Sig.（2-tailed））为0.000

得出结论：社会融资规模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人民币汇率（100美元年平均价）之间呈弱相关关系；社会融资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供应量之间呈极强相关关系，如图1所示。

4 结 语

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总量指标。本文依据社会融资规模发展规律和其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影响，通过SPSS软件对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实体运行进行相关分析，对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研究的是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运行的相关性问题，研究表明，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供应量等实体经济运行指标与社会融资规模相关性极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人民币汇率（100美元年平均价）等指标并不直接影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因此，实体经济运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国社会融资规模整体发展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1]蔡亮.中国央行编制和社会融资总量透视[J].时代金融，2011（7）：24-25.

[2]黄隽.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J].经济纵横，2011（10）：68-72.

规模经济论文篇11

一、引言

中央银行是我国金融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肩负国家金融稳定的重要责任，次债危机爆发以来，各国中央银行均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市活动，我国中央银行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有力的支持了我国经济快速复苏。从财务报表角度分析，中央银行的宏观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可以在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得以充分体现，其中资产项目反映了中央银行资金的运用，主要包括国外资产、政府债权、公司债权等方面，中央银行总资产规模反映了一国货币运用现状，现代货币论理论认为，货币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适当的货币供应量是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主要通过对利率、货币供应量等中间目标的调节从而对一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实现最终目标，由于各国经济实体的传导机制不同，中央银行资金运用过程中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对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发展间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可以准确把握央行金融政策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为一国宏观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货币当局资产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展起来的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理论，凯恩斯理论反对古典经济学家将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作为两个完全相互独立的存在体，相反凯恩斯理论认为，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利率将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联系起来，即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会对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总结归纳得出在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衡条件下利率与国民收入关系模型，即IS-LM模型，认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会引起LM曲线的移动，通过利率的作用使得宏观经济在一个新水平上达到均衡。弗里德曼（1963）通过对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经济产出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在短期内会对经济总产出产生扰动影响。韦伯等（1995）通过利用近3300个样本对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总产出增长率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在长期范围内，货币供应量变化与国民经济产出增长率间并没有明显的关系。

我国学者也对货币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过系列研究，隋鹤（2007）通过建立货币理论模型，分析结果认为货币供给与国民收入之间存在正比关系。马树才等（2009）以我国2000-2008年月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短期内货币供应量对国民经济产出影响十分显著，但长期范围来看，货币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货币当局应加强短期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杜朝运等（2009）运用投资乘数相关理论推倒出我国货币供应量与国民收入关系曲线，认为货币供应对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应以货币供给过剩为必要条件，并据此提出央行应根据经济运行与货币供给关系所处的运行阶段不同制定出有差异的货币政策。黄瑞玲等（2009）对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深入考察得出广义货币供应量与我国经济增长率间具有大体一致的波动关系，我国阶段性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有效的。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可以发现，现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货币供应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以及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解读。从央行资产整体来源看，货币发行规模只占总资产来源的一部分，仅以货币供应规模为变量分析金融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难以全面真实反映中央银行宏观政策对经济产生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从财务报表角度分析央行资产总规模与宏观经济间的发展关系，揭示央行整体宏观政策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三、模型简介与样本选择

本文运用VAR脉冲响应分析模型对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VAR模型是数理统计模型的一种，最早由西门斯（Sims）1980年引入用于经济学分析。脉冲响应分析是对VAR基础模型的发展，是通过时间序列分析随机扰动项受到冲击后如何在系统中进行传播从而对各变量产生冲击影响。基本模型如下：

yt=a1yt-1+a2yt-2+b1xt-1+b2xt-2+ε1t①

xt=c1xt-1+c2xt-2+d1yt-1+d2yt-2+ε2t②

现假设系统在t=0时刻有y-1=y-2=x-1=x-2=0,现考察y对x变化产生的响应函数，给ε20=1，ε10=0，以后各期随机扰动项取值均为零。在第0时期则有x0=1，y0=0将上述结果代入①②式则有x1=c1，y1=b1在1时期 以此类推根据所取样本区间一直计算下去，算出yt即为变量y对x变化冲击所产生的响应函数。运用VAR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随机扰动项下列特征必须对任意取值t或t≠k均成立：

E（εit）=0；var（εt）=E（εt,εt′）；E（εit，εik）=0

因此在进行VAR脉冲响应分析前，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从而影响实证结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应对单个样本变量序列进行稳定性检验，并在水平值向量序列不平稳的前提下对向量序列之间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本文分别运用ADF检验与JJ检验对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序列与经济发展规模序列进行了相关检验。

本文在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与分析科学性的基础上，选取1999-2009共计11年的数据为样本，综合分析央行资产规模与经济规模间的关系，其中经济规模变量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指标。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首先对1999-2009年间的央行资产规模向量序列和国内生产总值向量序列分别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判断各向量序列是否稳定，在检验过程中根据SIC准则选取滞后期为2期。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详见表1。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GDP规模原序列均不平稳，但在10%置信水平下，可以认定两个变量的二阶向量序列均为平稳序列，说明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GDP规模为同阶平稳序列，因此在做VAR脉冲分析前，还需要对两个向量序列间的关系作协整分析，检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本文运用JJ协整检验方法对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发展规模之间关系分别进行特征根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判断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从而为VAR脉冲响应分析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提供支撑。在协整检验过程中，本文根据Schwarz准则确定滞后期数为1,协整检验结果详见表2。

从协整检验结果分析可知，在假设不存在协整方程前提下，取5%为置信水平，特征根迹检验与最大特征值检验的检验值均大于临界值，两种检验结果均可拒绝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即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我国经济整体规模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中央银行资产规模变动是执行一系列宏观金融政策的结果，说明一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的一系列宏观金融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长期稳定的影响。

协整分析结果同时表明，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发展规模满足VAR脉冲响应分析条件，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央银行资产规模变动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具体影响，本文运用Eviews5.0软件建立VAR(2)模型，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规模对中央银行资产规模由于受到宏观政策作用发生变动而产生的响应函数。实际操作过程中，脉冲响应分析结果选择以图形方式输出，详见图1。图中横轴表示中央银行资产规模变动对经济规模产生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我国整体经济规模变量。

由VAR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知，当中央银行执行宏观金融政策导致总资产规模发生变动时，会给实体国民经济产生一定时期同向的冲击，这种冲击效果在第二期达到峰值，随后逐步趋于平缓，说明我国中央银行宏观金融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对经济发展产生有效冲击，但整体来看，冲击期间较短，一定时期的宏观金融政策难以对经济产生长远冲击，这与我国当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相一致。

五、结论

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金融体系决策中心，通过制定一系列金融政策对一国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各国经济体制以及政策传导渠道存在差异，使得各国中央银行宏观政策的执行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效果不同。本文试图运用VAR脉冲响应模型分析我国中央银行宏观金融政策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为了科学量化中央银行各项金融政策效果，文章从中央银行财务报表角度分析，考虑到各种宏观金融政策结果可以通过央行总资产规模指标进行综合反映，本文进一步研究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我国经济发展规模间的相互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总量规模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当中央银行执行各类宏观金融政策导致总资产规模发生变动时，会对我国整体国民经济产生同向的冲击。这种冲击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且冲击效果在短期内较为明显，宏观金融政策对经济的长期影响效果有限，说明我国中央银行当前金融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分析结果与我国宏观经济现实情况相吻合。

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以来我国高速发展的实体经济受到严峻的考验，中国人民银行接受中央政府委托，果断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政策措施，有力刺激了我国经济的率先回暖，当前我国经济正朝着预计目标发展。前文分析可知中央银行宏观金融政策会对国民经济产生短期明显的同向冲击，一方面这与我国当前实行一系列金融与经济政策带来社会经济在危机中软着陆的现状相符；另一方面考虑上述短期冲击效果，在我国经济全面复苏迹象尚不明显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作为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应谨慎考虑各种新政策的推出可能对经济体系产生的冲击，短期内应保持政策的一贯性与连续性，避免由于政策的退出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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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论文篇12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6.03.019

〔中图分类号〕F0626；D0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6）03-0104-11

〔Abstract〕Based on 2041 papers from Web of Science by an topic search on government size between 2002 and 2014，this study carried on analysis about high-frequency words，high-bust and high-centrality references and representative clusters by using CiteSpace Ⅲ.The intellectual structure，hot topics and fronts of government size research were found，which were concerned with（1）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ze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social welfare，as well as the reasonable government size and structure under the goal of maximizing growth rate and welfare；（2）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size and fiscal policy，in addition to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fiscal policy on realizing government functions；（3）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size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and then the support mechanism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n government function.

〔Key words〕government size；mapping knowledge domain；bibliometric analysis；CiteSpace Ⅲ

政府对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因此政府规模一直是经济和公共政策的重点研究领域。有关政府规模的大小与结构也一直是政界和各国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世界各国不断地进行政府改革，试图探寻最合理的政府规模，以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保持社会稳定和提高经济增长水平，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政府规模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主要集中在规模膨胀的原因解释与适度政府规模。关于规模膨胀的解释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著名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他提出当国民收入增长时，政府支出会以更大比例增长，被称为政府活动扩张法则。后继的研究者们在验证瓦格纳法则的过程中得到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四种结论：正相关（Ram，1986；Lin，1994）、负相关（Barro，1991；Folster，Henrekson，1991）、非线性相关（Vedder，Gallaway，1998；Armey，1995）和不相关（Engen，Skinner，1992；Evans，1997）。理论视角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象。“新古典主义理论”早期研究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认为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是需求的增长；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官僚体制和财政幻觉导致了政府规模的增长；“系统科学理论”认为政府组织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影响规模各因素之间应该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且还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关于适度规模的研究，亚当斯密于1776年提出“小政府论”，认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最有效率，应由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政府要避免对经济过多干预；1929年，市场严重失灵，经济危机爆发，凯恩斯提出政府干预市场，建设“全能政府”，政府支出规模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学者奥斯本和盖布勒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学派提出用企业家精神去改造政府，把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些成功方法移植到政府中来，使政府这类公共组织能像私人企业一样提高效率，建立“小而能的政府”；90年代，以罗伯特・登哈特夫妇为代表的学者针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建立“服务型政府”；权变系统组织理论则强调应不断寻求组织与环境及其他分系统的最大一致性，即政府规模不应该是确定的，而应随着与之相联系的外界环境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

随着学科交叉融合的快速发展，新的理论和知识不断涌现，研究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建立了不同的模型，得出了不同的甚至矛盾的结果，使得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因此，梳理和理解政府规模研究领域现状与历史脉络，把握领域的知识结构与未来发展走向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方法，采用CiteSpace39R10软件对政府规模研究领域绘制知识图谱，以求获得政府规模领域的文献数量、文献分布、高影响力作者、高产机构、核心期刊、关键文献、研究热点等宏观现状，并通过共被引聚类分析把握政府规模领域的知识结构与发展脉络。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1]和知识图谱可视化方法[2]，以图形和表格相结合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整理。首先，通过对文献信息计量分析研究领域文献数量、文献分布、高影响力作者、高产机构、核心期刊等概况；接下来，采用CiteSpace软件绘制政府规模研究领域的关键词网络、共被引聚类分析图谱与演化路径图谱，探讨政府规模领域研究的知识结构、热点与前沿；最后，通过对高中心性文献与代表性聚类的进一步详细讨论，深入考察与科学评价国际政府规模领域研究的结构特征与发展动态。

12 数据来源

选取Web of Science数据库核心合集下的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作为来源数据库，通过两次检索，第一次以“government size”or“size of government”or“government scale”为主题，以2002-2014年为时限进行检索（检索时间2015年8月3日），共得到308条文献记录，然后以一次检索的数据为“种子”进行引文的二次检索[3]，得到相应的施引文献1 762条。本文选取两者其中的研究论文（Article）、综述（Review）与会议论文（Meeting）共2041条文献，并经CiteSpace内置MYSQL数据库初步处理后，作为文章分析数据。

2 政府规模研究概况分析

通过文献计量法对政府规模研究领域的文献数量、分布、作者、机构、热点等作一个统计分析与必要说明。

21 文献数量分析

图1是以单一年份为统计单位得到的2002-2014年间政府规模研究领域Web of Science数据库核心合集下的SSCI收录的文献数量，在一定程度上直观、明了地呈现出政府规模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由图1可知，政府规模的发文量从2002年的24篇到2013年的近350篇，整体上呈现出稳步的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约为123%。

22 文献分布分析

221 从学科分布角度

通过CiteSpace内置MYSQL数据库统计，政府规模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经济学、政府与法律、公共行政、社会科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学科范畴（图2）。其中经济学是最主要的学科范畴，文献数量占到724%，其次是政府法律与公共行政，分别占总量的221%及102%。

222 从国家分布角度

以country为节点类型，每年一个时间切片，每个切片上选取前50个高频出现节点，选用最小生成树（Minimum Spanning Tree，MST）剪枝算法，运行数据得到图3。

23 高影响力作者分析

本文从高被引作者和高产作者两个方面对国际范围内政府规模领域的高影响力作者进行分析。

表1列出了10位高产作者，他们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主要研究社会信任、社会资本、政治制度、投票选举、宪法规则、政治竞争、税收结构、意识形态、民主、腐败等与政府规模、经济增长、生活满意度等之间的相互关系，高产作者主要有Bjornskov，Bergh，Potrafke与Aidt；第二类，主要研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改革等对政府规模的影响机制，高产作者主要有Sousa，Luca，Afonso与Furceri；第三类，主要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事这一类型研究的高产作者主要有Bergh，Goel与Feldmann。

表2列出的10位高被引作者对政府规模领域的某个或某些主题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Alesina的著作《The Size of Nations》[4]对政府规模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Persson与Besley在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经济政策对政府规模的影响机制方面做了深入研究；Barrro将政府引入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数理推导得到政府最优规模，使政府最优规模的研究开始进入实证检验的阶段；Rodrik主要集中在贸易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政府规模之间关系的研究；Oates（1972）的《fiscal federalism》[5]堪称财政分权研究的奠基之作，也是学者们进行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关系研究的基础文献之一；Acemoglu与Arellano对政策、制度、腐败等与政府规模、经济增长等多个研究主题都有涉及。

前10位高产作者中来自英国的有3位，前10位高被引作者中来自美国的学者就有5位。无论从高产作者还是高被引作者所做的主要研究来看，财政、金融、经济政策、腐败、民主、选举制度、经济增长与发展、社会福利水平等因素与政府规模关系的研究是政府规模研究领域的主流问题。

24 高产机构分析

从表3可知，排名前10的高产机构中，有4个来自美国，2个来自德国，其他4个分别来自英国、丹麦、希腊和意大利。

哈佛大学代表人物主要有Barro，Alesina，Rodrik，La porter，Glaeser等，几乎涉及所有与政府规模有关的研究；伦敦经济学院代表人物有Besley，Sousa，巴勒莫大学的代表人物有Furceri与Luca，雅典大学、康斯坦茨大学、基金组织与银行主要进行了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及相关改革等方面对政府规模影响机制的研究；奥尔胡斯大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Bjornskov，主要进行了社会信任、社会资本、政治制度、投票选举、宪法规则、政治竞争、税收结构、意识形态、民主、腐败等与政府规模、经济增长、生活满意度等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的代表人物Goel等主要进行了腐败、影子经济与政府支出问题的研究。

从高产机构分析得出的结果，本文进一步验证了有关各种经济、金融、财政政策与政府规模关系的研究是当今政府规模研究的主流之一。

25 核心期刊分析

核心期刊也被分成了两类，一类是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位期刊；另一类是发文量最大的前10位期刊（表4）。高被引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30662，远高于高发文量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10736。被引频次最高的期刊是《美国经济评论》，而发文量最高的期刊是由获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坎南和图洛克创办的《公共选择》。

26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包含作者最想传递的信息，是对文章观点及内容的高度概括与浓缩，出现频率或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可以代表研究领域的热点。以“关键词（Keyword）”为网络节点，以每年为一个时间切片，每个切片上选取前50个高频出现节点，选用最小生成树（Minimum Spanning Tree，MST）剪枝算法，生成共词网络知识图谱（图4），共有199个网络节点，188条连线。通过综合分析与归纳出现频次、中心性排名各前20位关键词，本文总结得到政府规模研究的4个研究热点：经济增长、财政政策、政治制度与社会福利（表5）。从前面的分析结果以及这些关键词相关的文献数量与引用情况来看，进一步验证了这些研究热点问题的可靠性。

除此之外，排名前20的关键词中还有不平等（收入、种族、性别等）、经济开放程度、经济自由、国际援助、信任以及宗教、文化的异质性等，这些都是当前政府规模研究中被关注的问题。

3 政府规模研究聚类分析

每篇研究论文都会引用一定数量的参考文献，这些文献就是共被引网络中的节点。以“被引文献（cited reference）”为网络节点，以1年为1个时间切片，每个切片上选取前50最高频率出现节点，用MST算法剪枝，运行CiteSpace软件得到政府规模共被引网络图谱，共有280个网络节点及274条连线。黑色标签标示出了政府规模研究的基础性文献，用节点大小区别被引文献频次高低，而紫色光圈则标示出了节点的中心性大小。引用频次的高低反映出了文献的价值和经典程度，而中心性的高低则反映出了节点文献对于研究的枢纽作用和转折性意义。在此基础上再对网络图谱进行聚类，得到16个聚类，用关键词（LLR算法）作为聚类标签，得到政府规模研究共被引聚类分析网络图谱（图5）。从图上可以看到聚类Q值08915，S均值05203，因此聚类被认为是合理的[3]。

表6列出了主要的7个聚类信息，包括聚类编号、大小、S值、标签和平均年份。大聚类更具有代表性因为其有更多文献作为支撑，S值反映聚类成员的同质性和一致性。为突显出主要网络层次，增加图谱可读性，本文用MST算法对单片网络和合成网络都进行了剪枝，但因此降低了聚类的S值。通过观察分析，聚类1和4都是关于经济增长主题的研究，故将其二者合并；聚类6和8都是关于财政政策主题的研究，也将其合并为一个聚类。得到表6的七大聚类S值都在048以上，聚类质量尚可[3]。平均年份代表该聚类的新近程度，从表6可以看到，七大聚类平均出版年份都在1995-2000年之间。

31 高中心性文献分析

表7列出了政府规模研究前10位高中心性被引文献，这些文献对整个网络结构中的节点与聚类都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

Meltzer and Richard（1981）[20]用收入再分配份额衡量政府规模，认为在多数通过规则下，税收与转移支付政策的选择依赖于中位选民的偏好，政府规模的扩大是因为中位选民的收入水平降低与收入不平等使得政府加大再分配规模。通过施引文献分析发现，在Meltzer研究的基础上，Adserà et al（2002）对贸易、民主与公共部门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Alesina et al（2004）进行了收入不公平、政府规模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Alesina et al（2005）还进行了选民偏好对再分配总量影响的研究；Erik et al（2010）研究了政治极化与政府规模的关系；Andreas et al（2014）研究了信任、政府规模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Hettich and Winer（1999）[21]建立选举行为模型，根据选举通过的财政政策，多角度检验了民主国家的税收体系以及对政府规模产生的影响。通过施引文献分析发现，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Gould et al（2002）研究了选举、政党、宪法、立法与行政规则对政策选择，进而对政府规模的影响；Allers and Elhorst（2005）利用空间计量分析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模仿与标杆竞争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Aidt et al（2009）对税收结构、政府规模与选举权的扩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Aidt et al（2013）进行了民主化与政府规模关系的研究。

Mueller（2003）[14]运用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与外部性的消除者、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者、利益集团、官僚、财政幻觉与税收弹性等深入剖析了政府规模的增长的原因。通过施引文献分析发现，在Mueller研究的基础上，Alesina et al（2005）对腐败、不平等与政府规模关系进行了研究；Potrafke（2009）研究了全球化环境下政党政治对政府社会支出规模的影响；Getzner（2015）对文化支出规模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

Treisman（2000）[22]通过理论综述与实证分析国家法律体系、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政治稳定、经济开放、宗教、民主等因素对腐败的影响，得出经济自由化政策是少量可行的降低腐败程度与控制政府规模，继而提高经济发展率的经济杠杆。通过施引文献分析发现，在Treisman研究的基础上，Adserà et al（2003）进一步讨论了政治责任与政府质量、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Arikan（2004）研究了财政分权对腐败水平、政府规模的作用机制；Olken（2006）讨论了腐败与再分配关系问题；Treisman（2007）本人对民主体制、贸易开放、商业规则等对腐败、政府规模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Persson（2000）[10]结合了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学说3种学术精华，提出了一种统一的分析方法，分析了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与政府规模的影响。通过施引文献分析发现，在Persson研究的基础上，Milesi-Ferretti et al（2002）进一步探讨了选举制度与公共支出之间的关系；Lee（2004）研究了选民与选举政策的关系及对政府规模产生的影响；Borck（2007）研究了选举、不平等与再分配总量之间的关系；Campante（2011）从也不同角度重新讨论了不平等与再分配的关系。

Lizzeri（2001）[15]对比了两种不同的选举制度下，政府公共物品的供应情况。在赢者通吃（利益全部被赢者占有）情况下，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比例制度（利益根据选票比例分配）下数量更少。通过施引文献分析发现，在Lizzeri研究的基础上，Milesi-Ferretti et al（2002）进一步讨论了选举制度与公共支出之间的关系；Gerring（2004）探讨了政治制度对腐败与政府规模的影响；Persson（2007）研究了在议会民主制度下，选举制度对政府规模的影响机制；Enikolopov（2014）则讨论了政客、官僚与再分配的关系。

Hamilton（1994）对于计量经济时间序列模型的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政府规模的相关研究，而PENN WORLD TABLES（佩恩表）数据库是关于国家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等数据，因为其高可信度与国家间的可比性受到研究者们的青睐。

32 高被引文献分析

表8列出了政府规模研究的前10篇高被引文献，有6篇来自美国。高被引文献被称为经典文献或奠基性文献，它们开创性的贡献共同构成一个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主要涉及经济开放程度、再分配政策、经济政策、腐败与政府规模、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政府绩效的影响因素等。其中La Porta（1999）[23]，Montinola（2002）[24]与Treisman（2000）[22]探讨了腐败与规模问题；Meltzer（1981）[20]，Persson（2000）[10]，Lane（2003）[25]对财政政策对规模的影响进行了研究；Rodrik（1998）[26]研究经济开放程度对规模的影响；而Arellano（1991）[27]与Blundell（1998）[28]是关于计量面板模型设定与检验问题。

33 高突现性文献分析

科学文献可分为持续高被引的经典文献（classic articles）和在短暂时间内达到被引峰值的过渡文献（transient articles），第二种更普遍[2]。利用Kleinberg设计的突变检测算法（burst detection algorithm）识别代表着研究前沿的突现词。表9列出了突现值最大并且突现持续时间在2010-2014年间的8个文献。其中突现值最高的Beck（1995）[29]与突现值第三的Roodman（2009）[30]都是关于计量经济方法的讨论，它们引发了计量方法在政府规模领域中应用的热潮。其它的几篇分别讨论了财政政策、财政分权、健康卫生支出等问题，可见这些热点问题依旧活跃在政府规模研究的前沿。

34 代表性聚类分析

每个聚类都包含了相应的被引与施引文献，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政府规模研究的内部结构，本文以腐败、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三大聚类为例，分别列出了前五位被引频次最高的被引文献和前五位覆盖率最高的施引文献。

聚类#0“corruption”（表10）中共包含23篇共被引文献，左边被引的几位作者Glaeser，Mauro，La porter，Shleifer与Egorov都长期致力于腐败与规模关系的研究，关于腐败对政府规模、经济增长的影响做出了重大贡献。右边施引作者中的Goel（2010，2011）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及在不同的国家范围内研究了腐败与支出的关系。

聚类#1、4“economic growth”（表11）中共包含40篇共被引文献，左边的Barro从宏观经济学视角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进行分析，认为政府规模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右边五个主要的施引文献都发表于2010年、2011年，在Barro等人研究基础上引入了新的中介、调节变量，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得到了与前人相似或矛盾的结论。

聚类#6、8“fiscal policy”（表12）中共包含37篇共被引文献，左边Persson，Besley都长时间致力于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经济政策与政府规模的相互影响问题的研究。右边的施引文献在左边被引文献的基础上，通过细分变量，使用不同的测量方法与数据，得到了更细致的结论。

35 演化路径分析

图5的layout方式选择“时区图（timezone）”，政府规模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示在图6上。通过前面部分对热点问题、高中心性文献、高突现文献、高被引文献与代表性聚类的详细分析，结合图6，不难发现，政府规模始终以经济增长、财政规模、政治制度、社会福利为研究主线而逐步演进的。其中财政政策是实现政府资源配置、收入再分配、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各职能的工具，政治制度是实现政府职能的保证，而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则是政府行为的最终目的。后继研究都是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理论视角、研究方法、研究范围、概念测量、模型设计、使用数据等的改变以及引入新的中介变量、调节变量改变问题边界等方式，不断对政府规模领域研究进行拓展。在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大背景下，政府的基本职能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因此对应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主题也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将继续遵循目前的研究主线逐步演进。

4 主要结论

通过文献计量分析与绘制知识图谱，笔者发现：

（1）政府规模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经济学、政府与法律、公共行政等范畴。其中经济学是最主要的学科范畴，文献数量占到724%。2002-2014年政府规模领域的文献稳定增长，在2013年达到一个峰值。美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遥遥领先，前10位高被引作者中，5位来自美国；前10大高产机构，4个来自美国；前10篇高被引文献，6篇来自美国。而目前最高产的作者是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的Bjornskov。最高被引期刊是《美国经济评论》，最高发文量期刊是《公共选择》。通过对政府规模研究高频关键词分析，总结归纳出政府规模研究的4个研究热点：经济增长、财政政策、政治制度、社会福利与政府规模的关系研究。通过突变文献检测，发现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这些热点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是目前政府规模研究的主流与前沿。另外不公平、经济开放程度、经济自由、外国援助、信任以及宗教、文化的异质性等，也都是当前政府规模研究中被关注的问题。

（2）通过对共被引网络聚类分析，共得到16个聚类，其中前7个聚类分别是economic growth，fiscal policy，corruption，business cycles，government expenditure，life satisfaction，每个聚类形成的平均年份均在1995-2000年之间。通过对高中心性文献、高被引文献及代表性聚类中施引与被引文献的详细分析，确立了政府规模研究的知识结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的关系，以及增长与福利目标下的合理政府规模与结构的研究；政府规模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财政政策对实现政府各职能的影响机制研究；政府规模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制度对政府职能的支持机理研究。

文章数据来源仅限定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时间仅选取了2002-2014年，加上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影响了研究结果的精确性。因此要准确把握政府规模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还需进一步对文献内容进行深入的分析。尽管如此，本文对政府规模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对其中一些关键文献与作者得以识别，对研究热点与前沿进行了展示，对知识结构与发展脉络进行了清晰演示，为人们系统了解政府规模研究文献提供了可靠依据，避免了传统方法归纳文献的主观性，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也为中国政府规模领域国际化研究成果的产出提供一定借鉴和启示。

根据上述研究发现，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的政府规模研究可以朝以下两个方面努力：其一，追踪关键作者、核心期刊的相关研究，将国外的研究理论、视角、方法本土化，在中国具体国情下对相关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细致探讨，使得政府规模研究更加有效地服务于中国经济与民生，推动政府规模领域研究的纵深化和国际化发展。其二，要强调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简单的描述研究并不能够满足政府规模研究的需求，要提倡使用实证方法，更加细致地探究政府规模研究中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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