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F29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6—0046—03

一、我国城市“摊贩经济”存在的必要性

（一）摊贩经济是一种历史现象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长卷画《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繁华的市井，各种各样的商业小贩云集街道口，形成繁华的集市，图中反映的是封建时期典型的摊贩经济形式。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因此，作为城乡商品交换的重要形式，摊贩经济仍然在城市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那时的摊贩是当时商业经济的主要形式。解放初期，各大中城市的小商小贩在城市商品经济中承担着商品供应的重要任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统治末期武汉汉口经济几乎全面崩溃，整个城市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由于失业人数众多，以摆摊为生的摊贩人数大增。这一方面增加了就业，另一方面方便了城市居民对生活用品的需求。随着商业的发展，现代化商业占据了主导地位，摊贩经济成为一种非主流经济形式，因此，一些城市的管理者和学者曾设想逐渐取缔摊贩经济。然而，摊贩的作用始终是主流经济无法替代的。时期，一种流动摊贩的典型形式——“拨郎鼓”，走街串巷、走村串寨，为城乡居民送去了他们需要的小商品，为百姓群众提供了方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在大政方针上逐步取消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因此，各种形式的摊贩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大街小巷。尤其是我国国有企业战略改组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的一部分就是摆摊维生的，其中有很多从流动摊贩到固定摊贩，不仅解决了生存问题，而且一部分人还通过摊贩经营发了小财。尤其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民进驻城市，摊贩的数量激增。可见，摊贩作为一种非主流经济形式，无论是古代，还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20世纪70年代，乃至今天，虽然一些城市借“摊贩”影响城市市容为由而横加打击和取缔，但摊贩经济都紧跟着历史的脚步，生生不息。因此，“摊贩经济”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应正视“摊贩经济”的存在，不能简单的横加责难。

（二）摊贩市场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存在是必然的

市场经济行为本身具有自发性、趋利性，而我国古代早期的城市摊贩市场正是在城市居民原发的供求状态下形成的，因此，可以说，摊贩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雏形。另一方面，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摊贩，摊贩市场具有很强的聚集功能，通过摊贩市场简单的商品交易活跃，人口逐渐积聚， 人口的积聚推进了城市的发展。现代城市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载体，而现代城市仍然离不开摊贩市场。一直以来，我国各地大中小城市，一些城管部门以维护城市的环境为由，提出并制定相关的政策，试图取缔摊贩经营行为，然而，摊贩市场非但没有因个别部门横加指责和刁难而消失，反而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摊贩经济变得异常活跃。

（三）摊贩经营是解决我国城市居民生存问题与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

首先，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必然保留相当的传统经济形式， 而摊贩经营是市民社会低层一种低级的、简单的、也是传统的维生手段。无论处于任何历史时期，人们的生存是第一位的。政府最应当关注的事情是市民的就业问题。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速度还是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比发达国家低，势必有大量的城市失业者依靠摆摊维生。其次，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市场化改革中，尤其是国有企业改组战略中，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后，有相当一部分文化层次低、技能较差、缺少投资资金，只能选择摊贩经营。第三，从我国当前城市化进程的现状来看，大量农民进驻城市，政府很难安置就业，因此，他们以最低的生活成本租赁廉价的出租房，摆摊做点小本生意，以解决家庭生活开支和昂贵的子女教育费用等。总之，城市个体摊贩不仅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解决了家庭的生存问题，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可见，摊贩经营作为一种快速而简便的就业途径，对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生存问题，缓解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就业压力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

（四）摊贩经济有利于完善城市功能

地摊经济论文篇2

一、概 述

（一）非正规就业相关理论阐述

1、非正规就业概念及界定

所谓非正规就业，是指在付酬、劳动时间、劳动关系、工作形态、社会保障及经营活动等方面不稳定或不规范而与正规就业有性质上区别的劳动就业形式。对非正规就业，在经济学上我们首先得给出科学的界定，使之可以被确认，从而可以被归类和管理。

引用张彦教授的界定方法，我们可以把非正规就业不同于正规就业的界定要素列举如下①：（1）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之间几乎没有制度性联系；（2）劳动时间不固定；（3）收入不稳定，非标准工资雇佣方式；（4）劳动关系不规范、不稳定；（5）劳务收入经常处于税务监管的“盲区”，经营活动处在法律法规的边缘不易统计；（6）家庭所有制及自我雇佣等工作形态。上述六条标准之中只要有一条符合便不是正规就业。尤其是要注意“非正规就业”与违法就业的区别，即以劳动方式取得收入及总体上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利作为其合法性的界限，不能逾越。

2、我国非正规就业门类

非正规就业是由个人、家庭或合伙自办的微型经营实体以及以社区、企业、非政府组织为依托，以创造就业和收入为主要经营目标的自救性和公益性组织及其他自负盈亏的劳动领域。如：（1）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正规部门里的非正规就业，如短期临时就业、劳务派遣就业等；（3）第三类是以独立的服务者或机动劳动者存在的经济形式。主要指摊贩经济、家政服务行业等从事各种临时性和零星就业的部门。摊贩经济是非正规就业里面规模最大、数量最多、涉及面最广的领域，而且其比重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3、我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战略意义

“2008年12月中国社科院的《社会蓝皮书》显示，国内实际失业率已达9.4%，再加上今年大学生、农民工、下岗人员三支就业大军的叠加，就业形势极为严峻。而非正规就业对扩大就业、缓解压力的贡献率已超过50%” ②。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之下淘汰出了大部分下岗职工和低素质人群，他们赶不上经济腾飞的马车，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所以发挥非正规就业“就业海绵”的作用，积极鼓励和支持非正规就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二）摊贩经济相关理论阐述

1、摊贩经济的定义

所谓摊贩，亦称小摊贩，专指那些无经营执照、无经营房屋、无固定经营时间、被纳入城管取缔的个体小商品经营者。摊贩经济，即街头贩卖活动，是人类史上历史悠久、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业态。从我国古代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到近现代走街串巷的街头叫卖者，如卖菜的、剃头的、挑货郎担的，一直发展到当代的摊贩商业街，如我国北京的秀水街以及各个社区之间的早市等。还有香港的庙街夜市售卖品种异常丰富、货品极富特色而且价廉物美。每年各大高校里的跳蚤市场，临时布阵很多学生组织的摊位售卖各种书籍、衣物、学习用具等。而在美国也存在着很多摊贩市场，如波士顿的Faneuil Hall，芝加哥的Maxwell街市，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如今已形成城市中重要的风景线。

2、摊贩经济的特征

各国的摊贩经济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经济特征：

第一，从业主体大多为城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部分自产自销的农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其共同的特点是为生活所迫从事摊贩，文化程度较低，属于社会弱势群体。

第二，摊点经营规模比较小，经营生产场所不固定。摊贩往往可以通过步行、肩挑、车运等方式在不同的地方流动性地进行商品或者服务交易。也有一些比较固定地点营业的摊贩，但是经常受到城管部门的驱赶，被迫流动。

第三，贩卖的商品大多数为价值不高的日用品。如衣饰、玩具、三无产品和盗版电子产品以及各类农产品，如时令蔬菜、水果等。另外还提供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一些服务，如修理家具、收购废弃物、擦鞋等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满足了城市“贫民窟”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需求。

3、关于摊贩经济的几种观点

（1）取缔主义。此观点认为摊贩对城市市容造成极大破坏，应该予以取缔。学者们认为摊贩们是“脏、乱、差”的代名词，破坏城市环境，影响城市形象。摊贩们降低了城市品位，与实现城市现代化目标严重不符，将摊贩们视为白色经济的“眼中钉”、“肉中刺”，是社会问题的制造者。

（2）鼓励发展。这是在2004年在日本福冈市九州大学召开的“亚洲摊贩国际研讨会”中亚洲各国专家学者们达成的共识。此观点认为摊贩经济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为经济繁荣带来了黎明前的曙光，应该支持鼓励并且合理引导。

（3）客观观点。此观点认为摊贩经济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其经营活动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各国广泛存在并发展着，是一种必然长期存在的经济现象。之所以现在政府部门与摊贩的对立，是因为摊贩经济的新发展与旧的管理机制不匹配。

二、发展摊贩经济带动非正规就业

（一）摊贩经济与城市非正规就业的经济联系

摊贩经济作为非正规就业形式的一种，与非正规就业是被包含和包含的关系，二者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存在着一致性。从摊贩经济和非正规就业的经济联系上来讲，要促进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摊贩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是重要推动力，根据有关资料分析预测，摊贩经济在促进非正规就业方面所起到的拉动作用将扮演着就业“火车头”的角色。

1、非正规就业者大军里面大多从事摊贩买卖

摊贩经济从业人员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中占据大部分。摆摊设点进行经营是非正规就业中最常见的形式，也是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关系最为密切的。从别的就业岗位转向摊贩经营，与其他非正规就业门类相比，降低了从业转换成本。

2、摊贩经济的市场需求所对应的人群恰恰是非正规就业者

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员，收入少，购买能力低下，而摊贩提供给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因为价格低廉、品种多样化、生活化，能够满足日常生活需求，所以这部分人群对摊贩经济存在着很强的依赖性。如果摊贩经济被取缔，这部分人群的生计将受到严重威胁，从而会加剧贫困，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3、摊贩经济从业门槛在非正规就业领域是最低的

既不需要什么劳动合同、口头协议，也不需要受制于其他雇主，找个空闲的地皮，去批发市场批发几样小东西，摆个摊点就能做生意赚钱。与其他非正规就业部门相比较起来简单易行，而且事实证明，摊贩的扩张恰恰引起了非正规就业率同比上升，直接导致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扩大。

（二）摊贩经济对促进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意义

摊贩经济形式是摊贩从业人员由非正规就业转向正规就业的一个“驿站”，发挥摊贩经济在非正规就业领域中的“内部动力”效应，可以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就业低效率。摊贩行业不仅解决了摊贩业主自身的就业问题，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给同类经济群体，起到了双向就业的积极作用。非正规就业为摊贩经济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摊贩经济促进了非正规就业率的提升。预测以后的就业趋势，摊贩经济的“火车头”带动作用在促进非正规就业领域将会愈发的明显。

三、发展摊贩经济相关对策建议

（一）规范市场秩序

为加强管理，政府应该设置“摊贩中心”，专门对摊贩进行专业性的规范化的管理。对迁人摊贩中心的摊贩发给牌照，赋予合法性，降低赋税，规范摊贩市场经营，引导摊贩自觉迁入与迁出。将摊贩中心打造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中心，展现地道风味和传统意蕴，延续街头文化。

（二）明确摊贩产权

复旦大学刘新宇博士曾经指出摊贩管理低效背后的根源其实是产权的错置，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明确摊贩的产权。在治理过程中承认摊贩的设摊权，并降低申请设摊的成本，在规范摊点的同时明确摊点所对应的摊贩业主，明文规定其应该遵守的市场法则，并形成长效机制，减少在以后摆摊设点的不稳定性而引起的各种利益冲突。产权明确，摊贩经营岗位稳定，避免了摊贩业主进入“失业—再失业—又失业”的怪圈。

（三）摊贩自治

鼓励摊贩成立自治团体，应用各种激励措施加强摊贩内部的自我管理。不仅可以减轻城管执法负担，还可以实现摊贩的结社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基本权利，协助解决城管日常执法与摊贩的纠纷，减少暴力执法、暴力抗法而引起的动乱。摊贩“自治”将有利于就业者自我管理、自我提升，降低经营成本和失业风险，也有利于提高城管部门的管理效率。

（四）摊贩管理法制化

摊贩的管理在法律上还是一个盲点，缺失切实有效地法律提供根据和支持，使得我国摊贩经济发展在规范上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城管人员执法理念低，执法程序不合法，管理活动缺乏监督等。摊贩业主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在抵抗过程中酿成了人间悲剧。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让摊贩经营活动和城管的管理活动和谐进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五）完善政府经济职能

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大都针对正规经济设计，触碰不到非正规经济的边缘，对非正规经济的管理只能严重缺失，尤其是在摊贩经济的规范与管理上就更少涉入。完善政府经济职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发展摊贩经济的有效途径。将政府经济职能的十六字方阵“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落实到摊贩的管理上。

四、结 论

摊贩经济的管理与非正规就业的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理论上应加强摊贩经济与非正规就业经济联系的研究，完善理论的不足，为经济决策者提供理论建议。实践中，政府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认真履行经济职能。总的来说，要以发展摊贩经济为手段，带动非正规就业为目的，帮助从业者走向健康长久就业之路，这对于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维持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态势，促进社会和谐具有战略性意义。

注释：

①张彦. 非正规就业：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②引自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非正规就业：破解就业难题的新途. 2010.08

参考文献：

[1]何松. 我国发展非正规就业面临的问题与政策建议[J]. 北京：商业时代，2009（3）

[2]王会涛，汪戎. 我国非正规就业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综述[J]. 黑龙江：北方经贸，2011（1）

地摊经济论文篇3

摊贩是指于户外的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依法经营的个体经营者。2009国务院《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流动摊贩可以登记成为个体工商户。但是在2011年11月1日实行的新《个体工商户条例》中并没有采纳这一条。只是第29条规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的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可见现如今摊贩的法律地位十分微妙。一方面他们要作为行政相对人防御来自公权力的不法侵害。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没有主体经营资格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法制背景下笔者试图为摊贩存在的正当性证成，以期为立法奠定理论基础。

一、基于外部性理论分析

（一）“外部性”定义

经济学上的“外部性”问题是一个难以用概念界定的范畴，所以很多时候甚至避而不谈。

但对于该定义可从两方面界定，一方面是从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来定义；另一方面是从外部性的接受主体来定义。前者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定义：“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后者如兰德尔的定义：外部性是用来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所以对于一方主体恒定的外部性问题存在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有利于该主体使得其生产成本被无形转嫁给他人，后者则是没有任何回报的承受他人的成本。上述两种不同的定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外部性是某个经济主体对另一个经济主体产生一种外部影响，而这种外部影响又不能通过市场价格进行买卖。前述两类定义的差别在于考察的角度不同。大多数经济学文献是按照萨缪尔森的定义来理解的。

（二）摊贩是外部性的受体

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中国伴随国家产业政策向工业的倾斜，使得长时间里国家财政支出大量流向高新技术，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上农村人口都无法和城市人口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伴随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土地国有化，农村土地被廉价的、无返还性的剥夺，这使得大量农村人口“被城市化”了。他们没有专业知识无法进入工业领域，所以从事小买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从自由和公平角度讲正是国家的宏观调控使得资源的分配违背市场规律，社会不同行业收入分配不合理，衍生出从事摊贩行业的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摊贩正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外部性受体。

（三）摊贩是外部性的主体

给予摊贩营业的权利的同时也要看到摊贩经营带来的外部性问题，这是从摊贩作为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讲。摊贩经营扰乱正常的公共秩序，影响公共交通，存在欺骗消费者，污染环境的问题，而且由于其很多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以索赔几乎不可能，对于环境污染更是将经营成本直接转嫁给政府和他人。

摊贩存在的正当性也就在于其是市场发展产生的结果，其产生了负外部性的同时，也是外部性经济发展的承受主体，所以摊贩的存在是市场主体自由发展寻找出路的结果，如果人为的过分行政干预，试图抹杀这一主体存在的必要性，必将违背市场规律，构成对公民自由财产权的侵害。

二、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分析

在经济活动中，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思考问题必须基于“经济人”假设，将每个市场主体都想象为趋利避害，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政治过程中，政府同样要被视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政府管理者负有提供不同种类公共产品的义务，管理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秩序需要获得最广泛的公众支持，但是政府资源有限，于是需要在不同公共产品之间做出权衡。以期获得最广泛支持，即实现帕累托最优。

一方面政府负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义务，所以为摊贩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是其当然的职责。从事摊贩的主体主要是处在贫困线边缘，缺乏稳定收入和社会保障的人，政府对这些人给予政策上的保护是宪法上平等权的体现。摊贩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失业人员的就业压力，解决了部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问题，给市民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这些人与摊贩构成一个稳固的利益集团和供给链条，使得摊贩获得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摊贩现象也带来了如占道经营、影响交通秩序、污染环境、影响市容、经营商品质量得不到有力保证等诸多问题。所以政府又负有维护交通秩序，城市卫生，维护消费者权利等多方面的职责。这些职责也构成一种公共产品，其需求者与摊贩存在利益冲突，政府需要从中衡平。

这些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他们之间，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存在冲突或优先顺序考虑。那么如何在这种冲突中实现利益最大化，以获得最广泛民众支持就是政府管理者要考虑的问题。为了获得最广泛的群众支持，执政者会选择对待摊贩的态度，并采取不用的执法措施。这种态度和措施作为一种变量必将影响社会公众对于管理者的支持度。而在支持摊贩与取缔摊贩两个极限取值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帕累托最优解，那将决定摊贩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而作为支持和取缔这两个极限取值都不会成为这个帕累托最优，这是经济学上的常识，正如上文所述因为此两者所耗费的资源同样趋向于极限，从成本效益分析将也不会成为管理者的选择结果。而且这两种选择必将失去一部分公众的的支持。所以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讲摊贩的存在是一个理性管理者的不二选择，他的存在只存在一个自由度多大的问题。

三、基于营业权分析

“营业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平等的营业机会和独立的投资主体、营业主体资格，可以自主地选择特定产业领域或特定商事事项作为其主营事项进行经营、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活动而不受国家法律不合理限制和其他主体干预的权利。营业权的基本内涵包括营业机会的平等享有、营业资格的自由取得、营业领域的自由选择、营业事项的自主决定，营业方式的自我决定、经营管理的独立决策以及营业侵权的救济等。营业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具有典型的私权性质，是民事主体财产自由权在营业领域的展开和扩张，是一种与就业权具有等值意义的个体经济发展权。” 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中规定“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

从维护公民的财产权的行使上讲，公民有权决定自己的财产如何处分和增值。国家不仅具有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职责，同样负有消极不作为，维护公民合法处置其资产的义务。物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对收益权的侵害同样是一种违法。但是营业权更加侧重于从动态角度分析民事主体获得财产，处置财产的权利，而物权则侧重从静态角度反应主体对财产的支配权属性。

我国承袭欧洲大陆法系以物权法为首，构建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体系，然而这种静态法律秩序的维护，其实是对社会秩序这一法律最低位阶价值的维护。从法律价值角度讲实际上秩序并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而存在，一个社会追求的秩序必然是一种自由的或是平等的，或是有效率的秩序。所以可以说欧洲大陆法系维护的秩序尚缺乏一种价值追求，它处在一种价值中立的角度。也正因此在私有财产权保护上无法在动态上给出一个直观的态度。因为动态的财产权行使总是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或是第三方利益。正如摊贩问题涉及的外部性问题一样。国家在法律制度上没有一个价值取向，使得摊贩问题类似一个自然法问题在实然与应热之间产生冲突，不同人却又都能得出不同的但又合理的解决方法，这也正是摊贩这一主体现在存在的尴尬所在。上述外部性和公共选择理论都试图说明这一问题。

可以说正是这种法律体系使得我们对于摊贩的营业权长期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各个地方对于流动摊贩的态度也是千差万别。无法认识摊贩营业行为是其财产权行使的结果，从而掩盖国家干预的不法性。

四、基于法律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分析

所谓商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是指伴随商事主体的经营规模的扩大和信用度的需求，法律设置不同的商事主体制度以适应其业务发展需要和资金需求。李建伟教授在《对我国商个人立法的分析与反思》一文中认为从小商人和农村承包个体户到个体工商户再到个人独资企业是商个人层次发展的路径。从小商人到个人独资企业，商人发展经历自由登记到强制登记，从无名商个人到有名商个人，从非组织商个人到组织商个人。所谓无名商主体是指在法定的商主体形态之外，拥有营业权从事营业活动的民事主体。摊贩就是无名商主体的典型代表。摊贩营业简单，成本低廉，对于没有资金的自然人从摊贩做起开展商事活动是个不错的选择。从法律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讲摊贩制度的存在是一国商事制度的基石，在其中蕴含了大量的潜在商主体，他们对市场经济起到激活和鼓励的作用，有利于市场主体的优胜劣汰。

但是现今我国《民法通则》中却规定自然人开展营业活动必须取得核准登记，实则没有区别商事主体登记和商事营业登记。自然人是必然的商事活动主体其主体资格不证自明，这与法人这一拟制主体不同。法人从事营业活动必须进行主体登记，然后才能取得营业登记的主体资格。“但对于商个人而言，由于自然人的法律身份乃是天赋的，无须登记，所以不存在主体登记程序。又由于自然人的营业权乃是宪法、法律赋予的基本民事（商事）权利，所以商事登记的意义在于确认商个人的营业资格，排除由于公务人员身份等原因不得从事营业的人，向公示其经营信息，为社会公众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 所以从商自然人到商法人、从无限公司到有限公司、从人合到资合，是商事主体发展的层次需要。

笔者认为李建伟教授的观点值得借鉴，实际上对于摊贩来说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试图通过商事登记来彰显自己的商业信誉、取得商号是很有必要的，而对于营业额达到一定程度的强制其进行商事账簿记载并开征适当的营业税也是合适的。所以从维护商人自身利益以及维护市场安全角度对于达到一定规模的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的小商人允许其自由登记为商人并受商法调整符合实质正义。

实际上在我国商事法律制度中对于层次发展理论缺乏应有的认识。在商个人上如此在公司法人上同样如此。依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转化缺乏法律调整规范，而在一人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更是规定一人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实缴资本且高于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制度安排缺乏灵活性，使得法律的调整和商主体的层次发展存在冲突。这样的制度设计与法律主体层次发展理论完全相违背。

地摊经济论文篇4

摊贩是指于户外的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依法经营的个体经营者。2009国务院发布《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流动摊贩可以登记成为个体工商户。但是在2011年11月1日实行的新《个体工商户条例》中并没有采纳这一条。只是第29条规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的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可见现如今摊贩的法律地位十分微妙。一方面他们要作为行政相对人防御来自公权力的不法侵害。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没有主体经营资格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法制背景下笔者试图为摊贩存在的正当性证成，以期为立法奠定理论基础。

一、基于外部性理论分析

（一）“外部性”定义

经济学上的“外部性”问题是一个难以用概念界定的范畴，所以很多时候甚至避而不谈。

但对于该定义可从两方面界定，一方面是从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来定义；另一方面是从外部性的接受主体来定义。前者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定义：“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后者如兰德尔的定义：外部性是用来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所以对于一方主体恒定的外部性问题存在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有利于该主体使得其生产成本被无形转嫁给他人，后者则是没有任何回报的承受他人的成本。上述两种不同的定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外部性是某个经济主体对另一个经济主体产生一种外部影响，而这种外部影响又不能通过市场价格进行买卖。前述两类定义的差别在于考察的角度不同。大多数经济学文献是按照萨缪尔森的定义来理解的。

（二）摊贩是外部性的受体

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中国伴随国家产业政策向工业的倾斜，使得长时间里国家财政支出大量流向高新技术，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上农村人口都无法和城市人口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伴随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土地国有化，农村土地被廉价的、无返还性的剥夺，这使得大量农村人口“被城市化”了。他们没有专业知识无法进入工业领域，所以从事小买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从自由和公平角度讲正是国家的宏观调控使得资源的分配违背市场规律，社会不同行业收入分配不合理，衍生出从事摊贩行业的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摊贩正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外部性受体。

（三）摊贩是外部性的主体

给予摊贩营业的权利的同时也要看到摊贩经营带来的外部性问题，这是从摊贩作为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讲。摊贩经营扰乱正常的公共秩序，影响公共交通，存在欺骗消费者，污染环境的问题，而且由于其很多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以索赔几乎不可能，对于环境污染更是将经营成本直接转嫁给政府和他人。

摊贩存在的正当性也就在于其是市场发展产生的结果，其产生了负外部性的同时，也是外部性经济发展的承受主体，所以摊贩的存在是市场主体自由发展寻找出路的结果，如果人为的过分行政干预，试图抹杀这一主体存在的必要性，必将违背市场规律，构成对公民自由财产权的侵害。

二、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分析

在经济活动中，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思考问题必须基于“经济人”假设，将每个市场主体都想象为趋利避害，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政治过程中，政府同样要被视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政府管理者负有提供不同种类公共产品的义务，管理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秩序需要获得最广泛的公众支持，但是政府资源有限，于是需要在不同公共产品之间做出权衡。以期获得最广泛支持，即实现帕累托最优。

一方面政府负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义务，所以为摊贩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是其当然的职责。从事摊贩的主体主要是处在贫困线边缘，缺乏稳定收入和社会保障的人，政府对这些人给予政策上的保护是宪法上平等权的体现。摊贩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失业人员的就业压力，解决了部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问题，给市民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这些人与摊贩构成一个稳固的利益集团和供给链条，使得摊贩获得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摊贩现象也带来了如占道经营、影响交通秩序、污染环境、影响市容、经营商品质量得不到有力保证等诸多问题。所以政府又负有维护交通秩序，城市卫生，维护消费者权利等多方面的职责。这些职责也构成一种公共产品，其需求者与摊贩存在利益冲突，政府需要从中衡平。

这些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他们之间，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存在冲突或优先顺序考虑。那么如何在这种冲突中实现利益最大化，以获得最广泛民众支持就是政府管理者要考虑的问题。为了获得最广泛的群众支持，执政者会选择对待摊贩的态度，并采取不用的执法措施。这种态度和措施作为一种变量必将影响社会公众对于管理者的支持度。而在支持摊贩与取缔摊贩两个极限取值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帕累托最优解，那将决定摊贩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而作为支持和取缔这两个极限取值都不会成为这个帕累托最优，这是经济学上的常识，正如上文所述因为此两者所耗费的资源同样趋向于极限，从成本效益分析将也不会成为管理者的选择结果。而且这两种选择必将失去一部分公众的的支持。所以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讲摊贩的存在是一个理性管理者的不二选择，他的存在只存在一个自由度多大的问题。

三、基于营业权分析

“营业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平等的营业机会和独立的投资主体、营业主体资格，可以自主地选择特定产业领域或特定商事事项作为其主营事项进行经营、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活动而不受国家法律不合理限制和其他主体干预的权利。营业权的基本内涵包括营业机会的平等享有、营业资格的自由取得、营业领域的自由选择、营业事项的自主决定，营业方式的自我决定、经营管理的独立决策以及营业侵权的救济等。营业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具有典型的私权性质，是民事主体财产自由权在营业领域的展开和扩张，是一种与就业权具有等值意义的个体经济发展权。” 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中规定“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

从维护公民的财产权的行使上讲，公民有权决定自己的财产如何处分和增值。国家不仅具有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职责，同样负有消极不作为，维护公民合法处置其资产的义务。物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对收益权的侵害同样是一种违法。但是营业权更加侧重于从动态角度分析民事主体获得财产，处置财产的权利，而物权则侧重从静态角度反应主体对财产的支配权属性。

我国承袭欧洲大陆法系以物权法为首，构建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体系，然而这种静态法律秩序的维护，其实是对社会秩序这一法律最低位阶价值的维护。从法律价值角度讲实际上秩序并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而存在，一个社会追求的秩序必然是一种自由的或是平等的，或是有效率的秩序。所以可以说欧洲大陆法系维护的秩序尚缺乏一种价值追求，它处在一种价值中立的角度。也正因此在私有财产权保护上无法在动态上给出一个直观的态度。因为动态的财产权行使总是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或是第三方利益。正如摊贩问题涉及的外部性问题一样。国家在法律制度上没有一个价值取向，使得摊贩问题类似一个自然法问题在实然与应热之间产生冲突，不同人却又都能得出不同的但又合理的解决方法，这也正是摊贩这一主体现在存在的尴尬所在。上述外部性和公共选择理论都试图说明这一问题。

可以说正是这种法律体系使得我们对于摊贩的营业权长期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各个地方对于流动摊贩的态度也是千差万别。无法认识摊贩营业行为是其财产权行使的结果，从而掩盖国家干预的不法性。

四、基于法律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分析

所谓商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是指伴随商事主体的经营规模的扩大和信用度的需求，法律设置不同的商事主体制度以适应其业务发展需要和资金需求。李建伟教授在《对我国商个人立法的分析与反思》一文中认为从小商人和农村承包个体户到个体工商户再到个人独资企业是商个人层次发展的路径。从小商人到个人独资企业，商人发展经历自由登记到强制登记，从无名商个人到有名商个人，从非组织商个人到组织商个人。所谓无名商主体是指在法定的商主体形态之外，拥有营业权从事营业活动的民事主体。摊贩就是无名商主体的典型代表。摊贩营业简单，成本低廉，对于没有资金的自然人从摊贩做起开展商事活动是个不错的选择。从法律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讲摊贩制度的存在是一国商事制度的基石，在其中蕴含了大量的潜在商主体，他们对市场经济起到激活和鼓励的作用，有利于市场主体的优胜劣汰。

但是现今我国《民法通则》中却规定自然人开展营业活动必须取得核准登记，实则没有区别商事主体登记和商事营业登记。自然人是必然的商事活动主体其主体资格不证自明，这与法人这一拟制主体不同。法人从事营业活动必须进行主体登记，然后才能取得营业登记的主体资格。“但对于商个人而言，由于自然人的法律身份乃是天赋的，无须登记，所以不存在主体登记程序。又由于自然人的营业权乃是宪法、法律赋予的基本民事（商事）权利，所以商事登记的意义在于确认商个人的营业资格，排除由于公务人员身份等原因不得从事营业的人，向公示其经营信息，为社会公众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 所以从商自然人到商法人、从无限公司到有限公司、从人合到资合，是商事主体发展的层次需要。

笔者认为李建伟教授的观点值得借鉴，实际上对于摊贩来说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试图通过商事登记来彰显自己的商业信誉、取得商号是很有必要的，而对于营业额达到一定程度的强制其进行商事账簿记载并开征适当的营业税也是合适的。所以从维护商人自身利益以及维护市场安全角度对于达到一定规模的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的小商人允许其自由登记为商人并受商法调整符合实质正义。

实际上在我国商事法律制度中对于层次发展理论缺乏应有的认识。在商个人上如此在公司法人上同样如此。依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转化缺乏法律调整规范，而在一人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更是规定一人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实缴资本且高于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制度安排缺乏灵活性，使得法律的调整和商主体的层次发展存在冲突。这样的制度设计与法律主体层次发展理论完全相违背。

地摊经济论文篇5

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学界观点各异，有“衰退论”、“增长论”、“停滞论”、“内卷论”、“发展与不发展”和“非平衡化与不平衡”等观点，莫衷一是的观点表明，当时农村经济状况令人堪忧，可谓危机重重。乡村危机不仅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亦是一种学术问题，政界和学者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多视角探究农村危机的致因，形成了繁多解释。诚然，关于乡村衰败的成因，众说纷纭，但有一个共识就是，地主阶层通过租佃、高利贷等经济手段将农民推入贫穷的漩涡，进而致使农村全面危机的出现。①毋庸置疑，此种阐释丰富了我们对中国近代乡村危机成因的认知，但失之过简，对该问题的研究仍然存在空间。以往一味追求整体性的地主阶层研究，未发觉华北地主阶层在20世纪前期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不在地主群体异军突起成为地主阶层的主体，该群体对乡村经济的影响方式不同于传统时代的地主阶层，也正是这个原因，加速了乡村经济危机的来临。本文试从村费和摊派两个方面，呈现变动时代的地主阶层对当时乡村经济的影响。

村费

“村费”一词，古已有之，称谓多样，如乡经费、会费等。虽早已有之，但它起初并非是农民的主要经济负担，促成其地位演变要归结于清末明初以来国家权力对乡土社会的整合。官方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过程，给村落社区带来了诸多开支。当时的村费内容繁杂，有村公会的办公费、学校的教育相关经费、治安费用、役员报酬以及其他临时性费用（招待费）等。②

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记载，清代时村费很少，对农民来说并不为负担，然民国以后，村费急遽增长。20世纪30年代前期，村费大致四五百元，到了1939年增长到九百元，1941年时，猛增到一千七八百元。③以往对县级以下的财政（即区、乡、村财政）研究不够，因此对近代农民负担水平众说纷纭。而实际上，村费在近代农民负担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些县的村费甚至达到田赋的几倍。清末，山西省汾阳府“每亩敛钱至三四百文，较之正供钱粮其多两三倍”。而河北省通县垡头村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每亩地收会粮合老法币三毛钱。④另外，村费征收时间不定，一般来说，一年两次，即麦秋和大秋。⑤村费是一种强制性收取的行政费用。通常来说，村费以拥有土地的亩数为征收标准，但并不意味着土地所有者皆为征收对象，其因在于佃耕地的情形较为特殊，即地主在场与不在场（以地主居住于农村与否来划分的，地主在场是指地主居住于农村，地主不在场是指地主不居于农村）在村费的承担上存在差异。依照华北区域的传统惯习，佃耕地属于在场地主，主佃双方共同协商承担村费，地主承担村费的情况居多。小店村的村费每亩三元，佃耕地的情况，地主和佃农商量决定由谁负担。当然，村费全由佃农承担的村落也存在，但这样的村落极少。不在地主在农村拥有土地，按照征收标准理应缴纳村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该类型的地主基本不承担村落社区内的经济支出。

20世纪前期，在国家整合地方的过程中，村费骤然增加，“村费超前百倍，或数百倍”，与此同时，天灾人祸交织下的华北乡土社会农民的地权不断流入不在地主手中，而该群体数量庞大却不承担村费，沉重的经济负担落在村落社区内的居民肩上，此直接影响到了农家经济，“凡百人民，鲜不受其酷虐，甚或刺之以刃，或毙之以枪，肆意侮辱，重重压迫。且赋敛无度，十室九空，疮痍满目，民不聊生”。⑥农家经济衰败，农村经济自然亦步亦趋地随之。

摊派

言而简之，摊派为国家、地方、各军事势力根据各自需求临时性向村落征收款项、劳役、实物等的行为，如同村费存在已久。在20世纪前期，在国家权威向基层社会渗透和各军事势力混战的情境中，摊派较之于田赋及附加税的增长速度令人咋舌，有些地方的摊款甚至成几何式增长。1911年以前，摊款尚是一种极为少见的税收，⑦然十年之后，摊款逐渐取代了田赋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而20世纪20年代以后，田赋和田赋附加虽有增加，但财政收入的大源已转向摊派，这种现象在华北区域甚为普遍。摊款在变动的20世纪前期已成为地方财政主要支柱，这些摊款会摊分于各个村落。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记载，20世纪40年代初期，侯家营村的60%的财政收入用于支付摊款。⑧这说明，当时的摊款业已成为村落财政的主要支出。另外，社会秩序失范致使摊派成为国家和地方攫取经济资本的常用方式且无甚限制，国家和地方如有所需便随即征收，导致了摊款征收的次数和时期均不固定。

征收摊款是警察的主要职责，然而警察并非直接下到农村社区挨家征收，而是由各区的警务分所召集辖内所有保长到区里讨论摊款在各个村落的具体分配比例。这个比例的确定不是基于村落承担摊款能力的考虑，而是根据按花户编造的田赋红薄来征收，在统计伊始或许能够准确反映地权信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乡土社会的地权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而相应的统计则显得滞后，多少年未有更新，因此，文本记载的地权信息与现实地权的境况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封建政府虽曾构想丈量全国土地，但因“工作极为困难”且“无法从土地所有者手中获得足够的土地记录”，⑨清晰丈量全国土地从未实现。因此，“或许多达1/3甚或2/5的土地所有者从不纳税，因为他们向来未曾登记他们开垦或购买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政府由于军事危机而需要更多的税赋岁入时，官员们也只是简单地在既定地税的对象范围内追征附加税。”⑩村落社区的田赋红薄亦是如此，其与社区内居民拥有土地的实际情形不相符合，甚至相去甚远。

20世纪前期，在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的碰撞中开始了剧烈而深刻变动的华北乡土社会中，受时代和地域特征的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数量庞大的土地所有权从社区内转移到社区之外，不在地主群体便是在这种情境下大规模的形成。不在地主群体获得了地权却不承担相应的摊款，这便严重影响了土地所在的村落经济。如甲村摊款份地会随着本村居民所有土地的增减而有变动，村落中的居民将土地售于不在地主则该村征收摊款的土地量便会减少，可是承担的摊款额却并未相应的缩减。究其原因在于地权的转移并未牵动摊款比例的变化，相应的摊款未随地权转移而转移，而是继续由该村落来承担，也就是说，急剧增长的摊款不得不由土地减少状态下的甲村担负，这无疑加重了该村落的经济负担，此为农村经济崩溃的重要生成原因之一。

影响

国家之赋役，地方之捐输，兵车徭役均出于乡村，乡村是整个国家及地方的经济源泉。国家和地方借助于各种形式的正税与附加税攫取乡土社会的经济资源且呈现增强的趋势，但较之于清末以后的摊派则相形见绌了。清末民初，中央权威旁落，变乱四起，摊派征收的次数之多、额度之巨均为前所未有之现象，令人瞠目结舌。自此，摊派超越其它经济攫取方式成为农民最为恐惧的经济负担。与此同时，官方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却越发强烈，整合乡土社会给村落社区带来了繁多事务，不仅需增加人员维持村务，更需巨额村费，致使村落社区的开销呈几何式增长，这些沉重的经济负担将由农民来承担。20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苛捐杂税繁重、自然灾害频发、军事争斗四起、土匪群起肆虐等时代因素钩织之下，农民的地权大量流入于不在地主，然该群体不同于传统的地主阶层，“除以往应纳赋税自行完纳外，其余地方负担如治安费、县区摊份食粮各费概不摊纳”，由土地所在地的农民负担。在以往“差徭稀少摊派轻微之时，尚未感觉重大困难”，时过境迁，今“负担至重至巨”，严重影响了当地村民的生活甚至生存，故“群议沸腾、众情难遏”。面对此情形，有基层官员诉求于上级政府，要求制定政策以改变不在地主群体“只享权益不尽义务”的局面。不在地主群体对乡村经济的负影响之重可见一斑了。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注释】

①刘桐华：“现租佃关系下的中国农村危机”，《行健月刊》第五卷第六期，1934年，第11～24页。

②③⑤[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调查》（第1卷），岩波书店，1981年，第76页，第186页，第131页。

④中共通县县委宣传部选辑：《通县牛堡屯地区村史家史选编》，《地主奸商的巧取豪夺—牛堡屯公社垡头地主高文庆的剥削史》，1964年，第244页。

⑥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10卷），第434页。

⑦[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0页。

地摊经济论文篇6

论文正文：

水利工程经济费用分摊对策

1、水利工程经济评价及费用分摊

水利工程项目中经济评价是对工程项目在计算期(包括施工期、运行初期和正常运行期)内投入产出等经济因素进行调查、预测、研究、计算和论证，比选方案的一系列过程，以对项目的经济合理性作出全面的分析和评价。经济评价是评价项目可行与否，进而决定工程能否立项建设的一个重要依据。

而一些多目标、多用途的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在作经济评价时往往会涉及到不同受益部门(如灌溉、发电、工业供水、城镇生活供水等)或不同受益地区。因此，对这类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的投资和年运行费，通常要在各受益部门或地区之间进行费用分摊的分析计算，以确定工程合理开发目标，并为方案提供各种费用及计算依据。

2、费用分摊的计算

水利工程项目的费用分摊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分摊和年运行费分摊，费用分摊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按各功能利用建设项目的某些指标的比例分摊。如按水库各功能的库容或用水量等指标的比例进行分摊，可用单一指标、也可用几个指标综合计算。

②按各功能最优等效替代方案费用现值的比例分摊。采用此法时，一般应按替代方案在经济分析期内的总费用折现总值的比例分摊综合水利工程的总费用，然后再进一步分解到各部门分摊主体工程投资和年运行费用的比例和数额。

③按各功能可获得的效益现值的比例分摊。采用此法时必须遵循被分摊费用与计算分摊比例所采用的经济效益计算口径对应一致的原则，合理计算和划分各部门的经济效益和被分摊的费用。

④按可分离费用剩余效益法分摊。计算时，先分析计算可分离费用，再根据各受益部门或地区的剩余效益的比例，分摊剩余费用，两者之和即为各受益部门或地区应承担的份额。

⑤按受益部门或地区获得效益的主次地位分摊。当项目各功能的主次地位明显时可采用此法。费用分摊后，还应该对分摊结果进行合理性检查，以使各功能分摊的费用公平合理。

3、案例

某水库工程是一宗具有防洪、工业供水、生活供水及灌溉等综合效益的中型水利枢纽工程，水库总库容为6814万m3，其主要建筑物有大坝、溢洪道、生活供水隧洞、导流输水隧洞、工业供水建筑物和灌区建筑物等。工程施工期为三年，正常运行期为40年，则工程计算期为43年。由于水库涉及到防洪、工业供水、生活供水及灌溉等不同的受益项目，因此在做经济评价时需要对以上不同的受益项目分别进行评价，以确定各受益项目的经济合理性，同时便于安排投资计划，筹措建设资金和年运行费。

这就需要对工程的费用进行分摊。本案例从投资方面谈谈费用分摊的计算情况。本工程总投资11163.09万元(项目建设时间为2000年)，其中各项目单独的投资为：工业供水工程投资523.65万元(导流输水隧洞及工业供水建筑物);生活供水工程投资449.05万元(生活供水隧洞);灌溉工程投资606.44万元(灌区建筑物)。合计各项目单独投资1579.14万元，则剩余公共部分9583.95万元需要各受益项目进行费用分摊。

3.1按各功能利用建设项目的某些指标的比例分摊

3.1.1按水库的库容比例进行分摊

首先，项目的防洪工程费用可通过防洪库容占防洪库容与兴利库容之和的比例进行分摊。工程防洪库容为761.1万m3，兴利库容为5430万m3，则本方案防洪工程投资为：9583.95761.176.1+5430=1178.2万元。兴利库容分摊费用为8405.75万元。

3.1.2按各受益项目的用水量进行分摊

由于各受益部门所占的兴利库容计算不够直接方便，因此剩余部分费用8405.75万元按各受益部门的用水量比例进行分摊。水库每年可向当地企业提供工业用水2500万m3，向当地城镇提供生活用水2950万m3，水库多年平均农业灌溉供水量为1590.4万m3。根据上述用水量，各用水部门用水量比例如下：工业用水：25002500+2950+1590.4=35.5%生活用水：29502500+2950+1590.4=41.9%灌溉用水：1590.42500+2950+1590.4=22.6%则各受益部门费用分摊如下：工业供水工程：8405.7535.5%=2984.04万元生活用水工程：8405.7541.9%=3522.01万元灌溉工程：8405.7522.6%=1899.70万元

3.1.3分摊成果

根据上述分摊计算结果，最后可计算出各受益项目所分摊的投资如下：防洪工程投资：1178.2万元工业供水工程：2984.04+523.65=3507.69万元生活用水工程：3522.01+449.05=3971.06万元灌溉工程：1899.70+606.44=2506.14万元

3.2按各功能可获得的效益现值的比例分摊

本工程也可按各项目的效益现值比例进行投资分摊。工程项目的效益分为财务效益及国民经济效益，由于防洪工程没有财务收入，其财务效益为零，而灌溉工程的财务收入也是很少的，因此若采用财务效益现值比例进行投资分摊，防洪工程这部分投资将为零，灌溉效益也很低。这种分摊方法把水库防洪的功能给忽略了，灌溉的功能也被低估，进而让其它的受益部门分担了这两部分的投资。很显然，这样分摊是不合理的。因此可以考虑采用国民经济效益现值比例进行分摊。

3.2.1各项目的国民经济效益现值计算

防洪工程经济效益按工程可减免的洪灾损失计算。本工程防洪标准由原来不到1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担负着下游2.3万户共6.0万居民及5300亩耕地的防洪任务。根据当地统计，工程建成后平均每年可减免的洪灾损失约为2017万元，则防洪工程经济效益现值为11835.3万元。本工程工业供水主要是向一大型钢铁厂提供工业用水，其经济效益按水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例计算。工业供水经济效益计算为1125万元，则其经济效益现值为6601.23万元。

生活用水的经济效益按生活用水量乘以生活用水的影子价计算，则生活供水的经济效益为1475万元，其经济效益现值为8654.94万元。灌溉工程经济效益按有灌溉和无灌溉所增加的粮食产品产值乘以灌溉效益分摊系数计算。本工程改善水田灌溉面积3842.9亩，新增水田灌溉面积21916亩，灌溉的经济效益为970万元，效益现值为5691.72万元。

3.2.2国民经济效益现值比例分摊计算

根据上述效益现值计算，各项目比例如下：防洪：11835.311935.3+6601.23+8654.94+5691.72=36.1%工业用水：6601.2311835.3+6601.23+8654.94+5691.72=20.1%生活用水：8654.9411835.3+6601.23+8654.94+5691.72=26.4%灌溉用水：5691.7211835.3+6601.23+8654.94+5691.72=17.4%则各受益部门费用分摊如下：防洪工程：9583.9536.1%=3459.81万元工业供水工程：9583.9520.1%=1926.37万元生活用水工程：9583.9526.4%=2530.16万元灌溉工程：9583.9517.4%=1667.61万元

3.2.3分摊成果

根据上述分摊计算结果，最后可计算出各受益项目所分摊的投资如下：防洪工程投资：3459.81万元工业供水工程：1926.37+523.65=2450.02万元生活用水工程：2530.16+449.05=2979.21万元灌溉工程：1667.61+606.44=2274.05万元

3.3费用分摊的合理性分析

地摊经济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71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3-0305-02

一、供求关系

根据定义可知，供给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原意而且能够提供出售该商品的数量。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原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先从影响需求的因素分析：（1）对于商品的自身价格，一般来说，商品的价格越低，需求量就会越大。对于路边摊，其价格相对于正规餐厅的价格会稍低，从而增大了其需求量。因为需求量的存在，得以支撑路边摊的正常销售买卖。（2）是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对大部分商品，当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提高时，就会增加对商品的需求量。随着我国现在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工资上涨，路边摊的主要消费群体学生的零花钱会增加，且路边摊的食物基本没有随着物价工资上涨而变动，更加增大了需求量。（3）关于消费者偏好。路边摊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学生以及辛苦赶时间的上班族，消费者对于某种商品的偏好程度增强时，商品需求量就会增加。路边摊主及时迎合了消费群体的口味，增大了自身产品的需求量。对于供给因素的分析：（1）关于生产成本，成本的下降会增加利润，生产成本的高低对于利润、供求等都有一定影响。而路边摊的食品一般是较为便宜的豆类制品，工艺简单、成本低，利润空间很大，会使供给增多。（2）是生产者的未来预期，如果生产者对未来的预期看好，则往往会扩大生产，增加商品供给。若对未来预期悲观，则会减少供给，缩减生产，使均衡价格处在动态平衡的状态。通过对于供求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路边摊属于ed>1，即富有弹性的商品，降低价格会增加摊主的销售收入，例如美团、饿了么争夺市场时期，小吃摊的需求比以往高出很多。对于这些小吃摊，因为供不应求，具有很强的替代性。也减少了小吃摊因为商品滞销而可能造成的损失，从而更加促进了小吃摊巨额利润的产生。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市场供给与消费者需求研究这一问题，由于消费者需求的增加导致小吃市场供不应求，使得小吃的供应量增加，价格开始上升从而导致消费者的需求减少，最终可以达到一个供求平衡的状态。

二、成本理论

对于机会成本，通过调查得知，在中国石油大学北门那里的小吃街上，摊主们大多都不是本地人。外来务工人员生存艰难，相比较于去工厂打工、挣最低廉的工资，有一技之长的他们自然选择开小吃店作为自己活命的根本。所以，开小吃摊的机会成本十分低。而对于显成本，可以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部分。对于固定成本的方面，小吃摊大部分由一辆三轮车或几块木板搭建改装而成，而且不存在任何租金与税收，投资风险成本很小。再加上刀具、加热设备、容器等物资，固定成本最多不超过1 000元。而从可变成本来看，主要包括原材料（各种十分低廉的物品）、佐料、生产和制作成本和面对突发状况（例如被城管人员抓住）等成本。其中，原材料又以蔬菜中便宜的生菜、豆腐皮、土豆为主，肉类则是以鸡肉和火腿为主（因为肉类中鸡肉的价格最便宜，廉价的火腿价格也十分低，可以极大地降低原料成本）、油盐酱醋等调料等。因此，小吃摊的可变成本也很低，这也使得很多失业和待业人群盯上了这个低成本，高收益的“行业”，即使不成功，也可以及时退出，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同时，对于小吃摊来说，又必须面对的一部分成本――隐成本，即面对突发状况的成本，最主要的是与城管的博弈的成本。由于小吃摊大多没有营业许可证和食品安全证等合法证件，因此，小吃摊经常会受到城管的检查和处理。若商贩拒绝配合城管的突击检查，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结果将会是执法人员没收摊主物品，并且处予大约200元的罚款。在此之后，经营小吃摊的小商贩还要继续购买用来经营的物资继续经营。这部分成本是小吃摊隐成本中比较大的部分。

三、效用论

从小吃摊的销售过程来看，又可以把小吃摊组成的这一个区域和销售关系看成一个市场，把每个小吃摊看成一个商家，因为商家之间存在着竞争，因此这是一个竞争性市场。对于小吃摊来说，这个市场是可以自由进出的。要使小吃摊获得的利润达到最大化，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当小吃摊的销售量稳定维持在令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水平时，小吃摊主可以获得最大的利润。对于这些小吃摊，他们由于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所以一般情况下都面对着供不应求的局面。因此，这些小吃摊会不断提高产量和销售量，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种投入要素连续地等量增加，增加到一定产值后，所提供的产品的增量就会下降，即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会递减。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存在的原因是：随着可变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可变要素投入量与固定要素投入量之间的比例在发生变化。在可变要素投入量增加的最初阶段，相对于固定要素来说，可变要素投入过少，因此，随着可变要素投入量的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量逐步接近最佳的组合比，其边际产量递增，当可变要素与固定要素的配合比例恰当时，边际产量达到最大。如果再继续增加可变要素投入量，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之比就越来越偏离最佳的组合比，于是边际产量就出现递减趋势。或者说是因为对于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来说，可变要素投入量和不变要素投入量之间都存在一个最佳的组合比例。例如，石油大学本门的小吃街，如果在早上9～10点甚至是11点左右，基本没有小吃摊开业，因为这段时间客流量小。而北门的小吃街主要消费人群就是学生，早开业，还可能会受到城管的检查，边际成本就可能会比价格高。而到了晚上9点左右，小吃摊又面临一个消费高峰。经常光顾到烤冷面摊主，在短短的五分钟里就卖出去4份。一份的成本大概为1元左右，而卖出来的价格则为5元，里面的利润可想而知。如果把整个小吃摊群看成一个大的厂商，那它一定是一个垄断性的，它垄断了学生晚上的消费，并且有能力把生产的商品全部卖出，转化成利润。

四、结论对策

通过对小吃摊的营业成本、市场关系、替代效用、博弈等一系列分析，发现小吃摊的营业中的确存在着暴利，这不仅与其成本（包括隐成本和显成本）有关，也与消费者的偏好以及市场的竞争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其产生暴利的原因主要是：（1）成本较低。隐成本，即博弈所需成本占总成本的大部分，而其显成本价值相对较低。（2）消费者需求较大，易产生供不应求。由此可见，小吃摊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消费者的需求而带动起这一整个行业，无法彻底取缔。因此，政府可以通过以下对策管理规范小吃摊。

1.确定小摊贩原料来源。小摊贩的利润一个重要部分取决于成本，即食品来源。可以对于提供原料较好的厂家颁发质量鉴定证书，鼓励小摊贩进行购买，国家或地区可以给予一定的补贴鼓励。

2.通过规定固定时间、固定地点摆摊，将责任包“地”到户。通过规划设摊地点，合理引导小摊贩，使其小吃的质量责任分包到各自区域，责任明确。

3.税费合理、惩罚恰当。为防止小摊贩因税费过高而降低成本、对货源要求降低，制定优惠的税费政策。既可以制造稍微公平的市场竞争，也能减轻小摊贩的负担。对于不遵守规定的小摊贩，可通过警告、罚款、取缔资格等方式进行处理。

4.对小摊贩进行统一的学习教育，制定升级转型退出机制。小摊贩中大部分处于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对于国家的法律以及个人卫生等知识不熟悉，通过思想上的教育来提高小摊贩的素质。同时，对新兴的经营方式进行普及，比如美团、饿了么、微博等。为其走向正规化的经营创造条件，促使他们逐渐转型，减少小摊贩的数量。

参考文献：

[1] 郑丽琼，彭溶，谢晶晶，朱雯婷，陈小春，方季惟.高校周围“地摊经济”引发的思考――以嘉兴地区为例[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2012，（5）.

[2] 陶红茹，陶朝英.流动商贩管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1，（4）.

[3] 李锦峰.城市管理中的认知与观念――摊贩“非法化”的由来及其出路[J].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10，（6）.

[4] 庹旋.城市地摊经济浅析[J].湖南农机，2010，（5）.

[5] 吴丹丹.适度发展“地摊经济”缓解就业难问题[J].资治文摘（管理版），2009，（6）.

[6] 安博生.利益平衡者――和谐社会背景下政府经济管理中的新角色[J].中国市场，2009，（1）.

[7] 彭宇.街边小吃摊的微观经济学[EB/OL].http：///link？url=shmRKWLbRUrXInv8QzpNulFDMAtlFLTPYd6qBKXU39

地摊经济论文篇8

路边摊是指在法律许可外，无营业执照，不在固定的构筑物内现买现卖的经营者。其经营场所为公路、胡同、公共广场及公共停车场等，包括道路范围内的车行道、人行道、市政用地和桥梁、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以及其他附属设施。近年来，路边摊贩与城管的矛盾愈演愈烈，不断地出现在媒体的曝光与市民的关注下，逐步从一个行政执法问题上升到一个社会问题。而其中路边摊摊主的权利保障尤其应该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因为法律上赋予每个生而平等的人不可侵犯的权利。

二、路边摊摊主的生存现状

路边摊摊主多是下岗工人、城市务工人员，以及谋生能力相对较差等处在社会底层、生活极为艰苦的弱势人群。他们由于受到年龄、知识、技能、体力、资金、资源等因素的限制，无法进入正规行业就业，无奈之下只能靠经营路边摊来获取生活来源，而近年来的城市建设管理逐渐步入正轨，城管的行政执法也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矛盾。

在宪法上，城市一部分公民为维护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选择摆路边摊来维持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在法律上，城市路边摊阻碍了城市发展权，实质上是违法的。城市流动摊贩的生存权和城市的发展权之间，以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因城市流动摊贩的定义无法明确，导致立法上规定不明，容易在法律上形成法律漏洞。现在全国范围内都在加快城市经济建设发展，城市管理者将路边摊这种现象作为城市不发达的标志，在规划城市时也缺少对路边摊的关注和积极回应，造成他们的生存空间缩小，而摊主们在自身权利遭受侵犯的时候，凝聚力较小，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自身权利意识不高，因此造成话语权相对缺失。WWw.133229.cOm

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对象十分狭窄，只覆盖了国家正规单位的正规就业人员，大部分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权益仍未落实。所以，路边摊摊主基本上不享有医疗、养老、生育保险，也缺少必要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服务。路边摊摊主而作为宪法规定中的公民应享有的权利似乎已形同虚设。利益的矛盾冲突。

三、路边摊的人权思考

人权指的是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中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都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论其种族、肤色、性别、语言、财产、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其他出身、身份。这些权利和自由可分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两大类。”俨然在当今的国际社会，维护和保障人权是一项基本道义原则。是否合乎保障人权的要求已成为评判一个集体（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优劣的重要标准。因此，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该顺应世界潮流，将公民的人权加以实现和保障，唯有此才能保障国民经济发展，才能坚定不摇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此，路边摊摊主的人权保障问题更加具有社会意义，应加以重视。人权中包括两大类的权利，而我们今天主要从经济和文化两大类进行探讨，换而言之，即为生存权和发展权两大类权利方面的法制思考，希望有关政府部门能早日就此方面对路边摊作出积极回应和完善政策。

四、生存权和发展权法制合理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显而易见，人必须首先解决好吃、喝、住、穿的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活动。同理，路边摊摊主的人权中所应当首当其冲予以保障实现的就是生存权，而

转贴于 http://

此种权利是每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摊主的生存权具有正当性和正义性，毋庸置疑，而从路边摊的生存背景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大多是弱势人群，由此就更需要政府部门重视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利。因此，城管行政部门等公共权利机关应以路边摊合法化为前提，再提供公共政策和设施为保障。因为摊主的生存权http://首先要得到政府的合法承认，需要公共政策的积极回应，路边摊摊主的生存和经营活动才能有合法实现前提。

生存权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和历史条件下，人们应当享有的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基本条件的权利。因此，政府要提供公共政策和设施施予摊主的生活保障。经过科学规划，路边摊子在即不影响交通秩序又能有足够的客流量，让五花八门的路边摊成为街边一景。时间上，可以专门规划一个集中的周末市场，让摊主们利用这个集中的时间段地段进行经营，丰富市民的休闲生活。空间上，规划给摊主摊位，路边摊成为城市街道风景独特的点缀。

地摊经济论文篇9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户籍制度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下岗工人、农民融入城市自谋职业，但由于文化水平程度不高，技能不熟练等因素的限制而无法进入城市的正规行业工作，于是街头摊贩成为他们维持生活的最佳职业选择。流动摊贩1是指无固定经营场所、无营业执照、无注册资金，也没有合法摊位证，且流动性大的摊贩。不可否认的是，流动商贩在给城市居民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因为乱摆摊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给城市环境、交通、市容等带来损害；给市场监管部门统一管理带来不便；侵害正规商贩的正当权益等。因为流动商贩摆摊的外部不经济，城管部门负有监管责任。本文中的城管是指行使对无照占道经营的摊贩的集中处罚权的城管执法组织或非特定的个人。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条件下，流动商贩生存需求与城管部门职责管理之间产生矛盾。针对城管与流动商贩的矛盾问题，国内学者提出了很多的管理方法建议，如颁发许可证使流动商贩走向正规经营等。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博弈论基本原理――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理论分析城管与流动商贩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城市和谐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文献综述

纵观文献对流动商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流动商贩治理模式的研究。黄文芳认为，对于地摊的作用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地摊的存在提升了城市的活力，展现了城市的特色，彰显了城市多样化，并且提高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合理利用效率，方便了市民的生活。主张通过构建社区摊贩自治管理模式和完善相关制度环境，实现治理和包容并重的方式。徐善登认为，城管形象被垢病，使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一元化城管模式陷入了困境。徐善登主张采取多元化治理模式，通过改进政府治理理念，与企业开展合作，建立和扶持摊贩组织，依靠社区这个较为健全的城市基层自治组织，让市民参与城管事务，最终形成城市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合作的治理合力，使城管问题得到有效解决。（2）流动商贩与城管的博弈研究。王菲建立了流动小摊贩与城管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错误预期，博弈陷入“经营、围堵”的结果。同时城管部门管理形式单一、执法方式不当加重了两者的矛盾。向彦任通过城管与小商贩合作前后博弈模型的分析指出，如果城管选择帮扶小商贩，他们的效应可同时提高，两者将最终走向合作。

虽然学者们对流动商贩的治理模式以及简单罚款、颁发许可证、帮扶等模式下的流动商贩和城管的博弈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没有对流动商贩规范经营的积极性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没有区分流动商贩因政府帮扶获得的收入及因规范摆摊导致的收入减少。本文在修改帮扶策略即引入赏罚分明策略下，分析流动商贩与城管之间的博弈并研究流动商贩规范经营的积极性问题。

二、赏罚分明策略的博弈分析

1.赏罚分明策略模型建立

赏罚分明策略模型的基础是帮扶策略。帮扶策略是指流动商贩免费参加城管部门组织的小商贩经营教育，在实施该政策后，对小商贩的检查就集中在检查小商贩的摊位经营是否按照规范，对于不按规范的小商贩予以罚款，对于按照规范经营的小商贩实行帮扶；询问其经营中是否存在困难，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其解决困难。这样，一部分小商贩为免于罚款会选择规范经营，一部分小商贩会为追求违规经营，如延长营业时间、扩大地摊范围等产生的额外利润而选择违规经营。但帮扶策略并没有区分流动商贩规范经营中因政府的帮助而获得的收入增加部分和非政府帮助的营业收入部分。赏罚分明政策正是基于这两者的区分基础下的一种策略。

赏罚分明对策即对积极配合城管管理的流动商贩予以奖励（包括物质奖励和因政府指导其规范经营而获得营业收入增加的奖励等）。而对不配合城管管理或对城市环境和交通造成破坏的流动商贩予以一定程度惩罚的一种策略。假设城管实施赏罚分明策略所得到的名誉收入为R（当城管检查或流动商贩规范摆摊时，城管部门能获得名誉收入），检查所付出的人力成本为D，不检查时流动商贩对外界环境和交通等造成的破坏损失为C，流动商贩违规摆摊所获得的收入为S，规范摆摊所获得的收入为S1（S1是排除了流动商贩因政府奖励或政府指导经营导致的营业收入的增加额），规范摆摊得到政府的奖励为A，违规摆摊得到政府的惩罚为B。在这种假设下，流动商贩的战略空间为违规摆摊、规范摆摊和不摆摊三种战略选择。当城管在选择检查时，流动商贩的三种战略支付分别为-B，S1+A，0，对应城管的支付为R-D，R-D，-D；当城管不检查时，流动商贩的三种战略支付分别为S，S1，0，对应城管的支付为-C，R，0；可表示为表1：

表1：流动商贩和城管的利益博弈

[＼&违规摆摊＼&规范摆摊＼&不摆摊＼&检查＼&（R-D，-B）＼&（R-D，S1+A）＼&（-D，0）＼&不检查＼&（-C，S）＼&（R，S1）＼&（0，0）＼&]

可以看出对小商贩来说不摆摊策略劣于规范摆摊和违规摆摊策略，故将这个策略剔除，剔除后的支付矩阵可用表2表示：

表2：流动商贩和城管的利益博弈

（剔除严格劣策略后）

[＼&违规摆摊＼&规范摆摊＼&检查＼&（R-D，-B）＼&（R-D，S1+A）＼&不检查＼&（-C，S）＼&（R，S1）＼&]

我们用α表示城管检查的概率，用θ表示流动商贩违规摆摊的概率，给定θ，城管选择检查（α=1）时和选择不检查（α=0）时，政府的期望收益分别是：

[πG（1，θ）=（R-D）?θ+（R-D）?（1-θ）=R-DπG（0，θ）=（-C）?θ+R?（1-θ）=R-（C+R）?θ解 πG（1，θ）=πG（0，θ） 得θ*=DC+R 。]

即如果流动商贩违规摆摊的概率小于[θ*=DC+R]，城管的最优选择是不检查；即如果流动商贩违规摆摊的概率大于[θ*=DC+R]，城管的最优选择是检查；即如果流动商贩违规摆摊的概率等于[α*=S-S1A+B+S]，城管随机地选择检查或不检查。

给定α，流动商贩选择违规摆摊（θ=1）时和选择规范摆摊（θ=0）时，流动商贩的期望收益分别是：

[πF=（α，1）=（-B）?α+S?（1-α）=S-（S+B）?απF（α，0）=（S1+A）?α+S1?（1-α）=S1+A?α解πF（α，1）=πF（α，0）得α*=S-S1A+B+S 。]

即：如果城管检查的概率小于[α*=S-S1A+B+S]，流动商贩的最优选择是违规摆摊；如果城管检查的概率大于[α*=S-S1A+B+S]，流动商贩的最优选择是规范摆摊；如果城管检查的概率等于[α*=S-S1A+B+S]，流动商贩的随机选择违规摆摊或规范摆摊。

因此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是

[α*=S-S1A+B+S ， θ*=DC+R]

因此的期望收益是[πG=R-D]

流动商贩的期望收益是

[πF=A?S+B?S1+S2A+B+S]

2.赏罚分明策略的结果分析

（1）在赏罚分明的策略下，流动商贩和城管之间博弈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是：[θ*=DC+R ，α*=S-S1A+B+S]，即城管以[α*=S-S1A+B+S]的概率检查，流动商贩以[DC+R]的概率规范摆摊。这个均衡一个很合理的解释是，经济中有很多流动商贩，其中有[DC+R]比例的流动商贩选择违规摆摊，有[（1-DC+R）]比例的流动商贩选择规范摆摊。

（2）流动商贩和城管之间博弈的纳什均衡与检查的人力资本投入D，获得的名誉收入R及对城市环境和交通等的破坏C有关。投入的人力资本越多，即检查成本越高，获得的名誉收入越多，对城市环境和交通的破坏越大，流动商贩选择违规摆摊的概率就越高。对城市环境和交通等的破坏损失C越多，流动商贩选择规范摆摊的概率越高的原因是因为对城市环境和交通等的破坏损失C越多，城管检查的概率就越高、投入检查的成本就越高，从而流动商贩违规摆摊的概率就越小。

（3）在赏罚分明的策略下，流动商贩的期望收益是

1若S1

[S1=A?S1+B?S1+S?S1A+B+X

2若S1=S，则

[S1=πF=A?S+B?S1+S2A+B+S=S]

3若S1>S，则

[πF=A?S+B?S1+S2A+B+S>S]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S1S，那么流动商贩就会积极遵守城市的规划管理，进而帮扶补贴政策就会奏效。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由前人研究获知：免费帮扶策略虽然比简单罚款和颁发许可证等策略增加了流动商贩的期望收益，也降低了城管检查次数，节约了政府开支，但并没有使流动商贩的期望收益高于没有城市管理制度下的利润，即流动商贩没有积极性去遵守城市的管理制度。在修改帮扶策略即赏罚分明策略下，流动商贩的期望收益为[πF=A?S+B?S1+S2A+B+S]，只有当S1>S时，流动商贩才有积极性去遵守城市管理制度，真正影响流动商贩遵守城市管理制度的积极性因素是收入，只要收入增加，流动商贩遵守城市管理制度的积极性就越高。

2.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要真正解决流动商贩与城管之间的矛盾，就要使没有城市管理下，流动商贩所能获得的利润高于在赏罚分明制度，即补贴下流动商贩的期望利润。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提高在有城市管理下流动商贩的利润，以期降低流动商贩遵守城市管理制度的不积极性。那么政府应做到：

（1）针对我国现阶段城市管理问题中的流动商贩治理问题，政府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鼓励创业、提供再就业培训机会以及进一步出台社会保障政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才能使人民真正摆脱贫穷。

（2）现阶段我国的贫富差距很大，政府要着力解决贫富问题，保障民生并保护流动商贩在城市中生活的基本权益，给予流动商贩更多的关怀。

（3）城管部门应该提高自身素质、柔性执法，避免对流动商贩严厉训斥而是采取劝说教育等。对违规摆摊的流动商贩告知其对城市交通、环境等的危害，进行思想教育并使流动商贩相信在长期的城市管理制度下，经济能更好地发展，进而能为流动商贩带来利润。劝说流动商贩配合城管执法，选择按规范经营，避免直接冲突。同时政府也要向公众申明，政府并非排斥流动商贩，而是希望流动商贩能按规定经营，希望他们能在不影响城市交通、卫生等前提下实现利润。

除了上述三条增加流动商贩经营利润的建议外，还需要对正在经营的流动商贩制定规定，即为流动商贩规定营业时间、划定经营区域、提出垃圾投放要求等。只有制定了明确的规定，流动商贩才能知道规范摆摊和违规摆摊的界限，城管才能判断流动商贩是合法经营还是非法经营。

引文注释

1王亚新.公共视角下城市流动商贩管路[J].当代经济管理，2009（8）：77―80.

2李洪普.上海市流动摊贩的治理研究[D].2010：1―7.

3黄文芳.试论摊贩管理中的治理与包容[J].环境卫生工程，2008（5）：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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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菲.城管执法困境分析――以崔英杰事件为例 [J]. 理论前沿，2011（7）：315-317.

地摊经济论文篇10

地摊市场，类似于国外的跳蚤市场。只是跳蚤市场一般为旧货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其经营模式、经营时间得到了政府和市民认可。中国目前的地摊市场既有旧货售卖，但更多的是首次上市的商品和服务。地摊市场已成为各个城市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线，各地针对地摊的管理措施也是五花八门。

一、地摊现状分析

就西安目前地摊市场而言，地摊经营现状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1.就地摊从业者主体而言：主要包括进城农民、失业或无业市民、在校大学生等人群

这类从业人员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他们基本没有太多的谋生技能，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多大的社会保障。因为从业者自身经济能力极为有限，摆摊这种经营模式不需要太大的资金投入，无需缴纳场地租金、营业税费，一般也不产生水电费物业管理费等经营成本。少则几十多则几百就足以做好开业前的准备工作，平常周转资金也只需几十到几百元而已。从事地摊经营，从业者没有太多的经济压力，任何有此意愿的人都可以轻松开业。当然投入产出是成正比的，地摊每天的营业额也有限，从业者每月的收入一般也不会有多高。

2.就地摊存在的地域范围而言：摆地摊不需要固定经营场所

为了更好的营销业绩，地摊一般都出现于城市主干道两边人行道上、商业繁华地带、居民小区周围等人流量大的地段。为了降低成本，从业者不会选择任何可能收取管理费用的地方。如果摆摊地点要交费，无论是交给城市管理者、市场管理者还是路面管理者、城中村村委会，这就该归入比较正规的集市，不能再把他们当地摊来看待了。真正的地摊从业者会躲避一切形式的收费，他们没有固定的营业点，摆摊工具也是简单而实用的，最常见的是准备好四角提前系有绳索的布块或纸箱，遇有合适地点就临时开摊，遇有城管检查等紧急情况，随时收起绳索迅速撤离，等紧急情况解除，他们会临近再找一个方便的地方继续开摊售卖。也有推着三轮车摆摊的，一路走一路卖，同时也准备随时为紧急情况而收摊撤离，或为更好的售卖业绩而随时更换地方。

3.就地摊市场售卖的对象而言：地摊上售卖的对象五花八门，有二手货，更多地摊售卖的则是新商品

从大的类别上看，地摊售卖的货品包括服饰类、餐饮果蔬类、日常用品类。这些货品与正常市场上售卖的同类商品相比，质量并没有太高的标准（但未必就全不合格），并且大多价格低廉，所以能吸引相当多的低收入人群。另外有些货物在地摊上购买比正规市场更便利更划算，比如糕点等方便食品、果蔬类、手机挂件、手机贴膜等地摊上提供的货物或服务，相比正规商店里售卖的同类货物，真算得上物美价廉。所以在地摊上消费的人群也不全都是生活水平不高的低收入人群。

二、地摊经济给城市管理带来的法律问题分析

地摊经济有其自身特性。从业者身份不固定，售卖商品来源不一，有从批发市场低价进货的，也有自产自销的。地摊给城市经济生活带来了便捷，同时给城市带来的管理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1.人员流动性大，给正常社会秩序带来的冲击

地摊从业者大都没有固定收入，摆地摊的目的只是为了取得一份养家糊口的收入。既然首要目的是谋生，自然是做什么挣钱多就干什么，什么东西销路好就卖什么，什么地方摆摊能吸引顾客就摆在什么地方。对他们来说，每天在不同地方干不同的事情是很正常的。为了躲避城管的检查，他们发明了很多应对城管检查的有效办法，包括摆摊工具都是为应对城管专门设计的，每天和城管人员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已经是他们日常经营内容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除了经营场所不固定之外，他们的生活住所也不固定。为了降低生活成本，除大学生能够住在学校宿舍外，其他地摊经营者大多租住在城中村。近两年西安二环内城中村几乎拆迁殆尽，这些从事地摊经营的人的住所也随着一次次的拆迁向离城中心越来越远的郊区转移。

地摊经营场所的不固定，从业者日常住所也不固定，这不但给政府管理地摊经济带来了很大的难题，也对政府管理社会秩序带来了更大的考验。从积极方面来说，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生活一年以上，就可以说这个城市是他的惯常住所地了，但随时可能搬迁住所的现实使得这些地摊经营者很难作为城市的一员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给本地居民的各种福利。从消极方面来看，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国家对公民有一系列管理措施，包括治安管理、计划生育管理、居民收入统计等等，要实现这些管理效果，与公民居所相对稳定、积极配合政府调查是密不可分的。但现实中包括地摊经营者在内，大部分常年生活在底层的居民都无法享受其所在城市的福利待遇，同时也成了当地社会秩序不好的替罪羊。这种结果的出现显然跟这些人的日常流动性大、不懂得该享受哪些权利更不知道该如何享受这些权利的生活状态有很大关系的。

2.地摊所处空间场所的特殊性，给城市交通、环境、居民生活秩序带来的负面影响

为了追求客流量，地摊不可能摆在背街小巷，除非这些地方的地摊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摆在城市主干道两边的地摊无疑会挤占人行道，把行人和人力车逼上快车道，影响道路交通秩序。同时因为地摊的随遇而安，保洁人员也无法及时清理地摊经营中造成的垃圾，这无疑会造成一定范围的环境污染。摆放在居民小区周围的地摊既占道又污染环境，同时也对附近居民的出行和生活秩序造成了负面影响。曾几何时，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凉皮米线摊就饱受附近居民诟病。虽经大力治理，但这一现象仍未绝迹，只是大多改成了晚上出来营业，虽方便了部分居民的生活消费，但给周围环境、生活秩序带来不利影响却并未杜绝。

3.地摊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质量较差，给消费者权益带来的不便

地摊货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形容某些商品价格低廉、质量没保障的代名词，这也完全能够反映出地摊消费者难以维权的现实。地摊上出售的日常小用具、服饰类商品如果质量不好，消费者最多损失几块或几十块钱，一般不会面临太大的安全风险。但如果从地摊上购买的食品类有问题，消费者除了遭受经济损失外，轻者可能因为食品不合格给消费者造成身体不适需要就医诊治，重者可能危及消费者生命安全。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地摊上出售的食品或提供的食品包装对人体的危害并非马上就能显现出来，这些劣质甚至变质食材或包装材料对人体的危害是长期累积形成的。加之摊贩流动性大，消费过程中没有任何证据会留存下来，这就使得消费者即使出现了不利后果，要么找不到地摊经营者，要么地摊经营者一口否认，或者地摊经营者根本没有能力承担法律责任。对消费者来说，在地摊上消费的后果就是，一旦受害要想维权是极不容易的。

三、地摊管理的法律途径分析

地摊的出现发展不是短期形成的市场行为，更不会在可预见的短时期内消失。虽然建国后有一段时期地摊的确曾消失，但那只不过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表现，不代表当时已从根本上解决了地摊经济的存在。真正对地摊进行有效管理，需要从立法、执法等几个方面综合考虑。

1.加强立法，承认地摊的合法性

现有立法中如《个人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赋予不同的商事主体以不同的经营资格和相应的权利义务。但这些法律没有一个能够和地摊从业者相匹配。地摊因其特殊性也不能按照个体工商户来管理，让地摊从业者必须领执照才能开业也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与地摊直接相关的法律目前仅有各个城市制定的关于城市市容管理方面的规定。而为了城市市容，各地对地摊几乎都是不能容忍的态度。

既然地摊经济有其自身特性和重要性，一味限制取缔又根本无法取得预期效果。与其让这种躲猫猫的游戏继续下去，不如结合现实情况，在立法方面首先承认地摊的合法性。由于各地城区规划各有本地特色，对于地摊的承认也需要各城市根据本地规划情况自行立法，划定特定区域专门留做地摊市场，并结合不同地摊经营范围的现实情况，从税费、从业资格、产品或服务质量、市场管理、营业时间、营业空间等方面对地摊做出不同于一般市场管理的规定，如专设果蔬早市、早餐市场、餐饮夜市、生活用品夜市等，使地摊取得合法地位，并在为居民提供生活方便的同时，将其对环境的污染、对周围社区生活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2.贯彻落实执法权限，使执法部门不再成为地摊的天敌

在各地通过地方立法确认地摊的合法地位后，凡在规定空间、时间范围内的地摊经营者，城市管理部门不得干预取缔他们的地摊经营行为，更不得处罚地摊经营者。对在规定时间、空间以外的地摊经营行为加大巡查力度，坚决取缔。

生存权是人的第一人权。在国家不能为农村居民、城市富余劳动力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的时候，只要这些公民不给国家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更大的破坏，就应当允许他们以其有限的能力和财力自谋生路，而不是一味禁止取缔，否则更易引发社会矛盾。突尼斯一个小贩的命运导致国家政权的更迭，这样的事情足以引起管理部门的高度警惕。

在城市给地摊经济提供合法地位和竞争机会的同时，地摊从业者作为商业主体也需从长远考虑，摆地摊的目的不仅仅是解决今天的温饱，还要让地摊发展成为自己的一项事业，从街边进入到商厦。要做长久生意就必须注意个人形象、生意品牌、商业信誉等真正的商业问题。只有在城市给地摊以生存发展的空间，个人也能以积极心态面对这一份经营机会，地摊经济才能成为一个既能解决大量低技能人员就业的市场，又能成为方便居民生活的市场，成为一道体现城市活力的特殊风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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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阳奕.政策开禁:流动摊贩合法化,摆地摊也要讲营销[J].现代营销(经营版),2009(10):

地摊经济论文篇11

在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及其选择原因的基础上，本文给出“街头摊贩占道经营”的定义：城市无稳定职业者为获得经济收入以满足自身或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利用城市路边空地、广场、绿地等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所从事的小规模的未得到政府主管部门认可和保护的商品经营活动。

这一定义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从业人员：实施占道经营的街头摊贩来自于“城市无稳定职业”群体。按户籍属性区分，这一群体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以下岗失业职工为主的具有城市户籍的无稳定职业人员，二是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

（二）从业动机：街头摊贩限于自身条件，迫于生计而实施占道经营行为，其动机是“获得经济收入以满足自身或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其在主观上并不存在破坏市容环境等公共利益的故意，其在客观上弥补了城市商业网点覆盖能力的不足，方便了市民生活。

（三）经营地点：城市路边空地、广场、绿地等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这是本文所研究的占道经营问题在空间上的规定性：一是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于城市；二是占道经营的实施地点为城市中开放的公共空间。而如何发挥城市公共空间除通行能力之外的多种用途，从而彰显城市特色、增添城市魅力、增加就业机会、恢复城市活力正日益为城市管理研究者所重视。

（四）行业特点：“小规模的”“商品经营”活动。街头摊贩在学历、年龄、劳动技能等方面大多处于劣势，难以进入正规部门就业，所以其从事的占道经营活动具有技术要求低、投入少、规模小、见效快的行业特点，而这一非正规就业形式为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五）政府态度：街头摊贩的占道经营活动“未得到政府主管部门认可保护”，属于违法行为，因而受到城市管理部门反复的清理取缔。在政府部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对占道经营取缔过程中，城市管理者与摊贩之间积累了一定的矛盾。

从“街头摊贩占道经营”定义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摊贩实施占道经营是在自身生存能力和就业条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维持生计而进行的一种“自我救济”方式，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违法的行为，但本身并不存在“违法”的故意。而政府部门为了维护市容环境等公共利益，对其反复加以取缔，致使以弱势群体为主的摊贩群体在难以找到其他生活出路的情况下，与政府部门维护市容环境的执法权之间产生了矛盾，并且发生了一些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从而使占道经营治理问题成为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社会问题。

二、运用公共管理理念分析街头摊贩占道经营活动

从城市管理部门的角度出发，维护城市的美好环境应该是符合大多数市民的公共利益的，而市民却对城管执法人员在占道经营治理中的执法行为颇多指责，对被查处的街头摊贩则抱有深切的同情。城市管理部门认为，他们代表的是广大市民的利益，数以百万计的市民与一个城市中存在的数以万计的街头摊贩来比，自然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城市管理部门的“取缔占道经营”行动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为什么依法行事的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执法行为却陷入令“多数人”和“少数人”都不满意的境地呢？其实，仅仅将占道经营视为一种违法行为还远远不够，该问题的边界已远远超越了违法和执法简单认识，我们还要从这种行为实施者的生存状况，摊贩经济的存在对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作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重新审视占道经营问题。本文将分别运用“需求层次理论”、“帕累托改进原则”和“外部性分析”来论述：维护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城市驱逐摊贩的理由。

（一）摊贩从事占道经营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都潜藏着从低到高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这五种需要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一般来说，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才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那么，街头摊贩处于需求层次理论所给出的哪一个需要层次，他们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对占道经营从业者即街头摊贩的在社会生活中所处阶层和生存状况进行分析。根据中国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的分析，将当前中国社会划分十大阶层，这十大阶层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占道经营从业者群体显然属于十大阶层的最底一层，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是城市中最贫困的群体。该群体的普遍特征是“四低”：低学历、低劳动技能、低收入、低社会保障（或者根本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障）。他们明显处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描述的最低层，即生理需要层面，他们成为街头摊贩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就是因为占道经营几乎无进入门槛和技能要求，成本低、见效快，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满足最低的生存需要。我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要求商贩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尚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为保证市容市貌来放弃为自己提供生活来源的“霍布森选择”是并不现实的。

（二）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要体现“帕累托改进”原则

城市管理者取缔占道经营并不是为一己之私，他们也是在维护公共利益。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辨析一下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是否可以在以保护多数人利益的名义下变得无足轻重呢？关于什么是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并没有一个被大家普遍认可的概念。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上是被普遍认同的：一是公共利益并非仅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当少数人的利益因所谓的公共利益而受到损失的时候，需要对受损一方进行必要的补偿，通过这种补偿来实现或者说接近达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目前城市中的摊贩群体主要由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转移劳力构成，他们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受益者。改革是世界和历史潮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想获得永续发展，只有坚持继续深化改革。改革使国力迅速增强，经济迅猛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得以提升的同时，有些人成为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他们并未在改革中获益，而是加入了无稳定职业群体的行列。根据帕累托改进“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原则，他们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理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维持正常的生活。但目前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覆盖率低，大部分城市非正规就业者还处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上街头，成为摊贩，以这种“自我救济”的方式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从城市管理部门的角度出发，维护城市的美好环境应该是符合大多数市民的公共利益的，而市民却对城管执法人员在占道经营治理中的执法行为颇多指责，对被查处的街头摊贩则抱有深切的同情。城市管理部门认为，他们代表的是广大市民的利益，数以百万计的市民与一个城市中存在的数以万计的街头摊贩来比，自然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城市管理部门的“取缔占道经营”行动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为什么依法行事的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执法行为却陷入令“多数人”和“少数人”都不满意的境地呢？其实，仅仅将占道经营视为一种违法行为还远远不够，该问题的边界已远远超越了违法和执法简单认识，我们还要从这种行为实施者的生存状况，摊贩经济的存在对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作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重新审视占道经营问题。本文将分别运用“需求层次理论”、“帕累托改进原则”和“外部性分析”来论述：维护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城市驱逐摊贩的理由。

（一）摊贩从事占道经营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都潜藏着从低到高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这五种需要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一般来说，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才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那么，街头摊贩处于需求层次理论所给出的哪一个需要层次，他们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对占道经营从业者即街头摊贩的在社会生活中所处阶层和生存状况进行分析。根据中国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的分析，将当前中国社会划分十大阶层，这十大阶层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占道经营从业者群体显然属于十大阶层的最底一层，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是城市中最贫困的群体。该群体的普遍特征是“四低”：低学历、低劳动技能、低收入、低社会保障（或者根本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障）。他们明显处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描述的最低层，即生理需要层面，他们成为街头摊贩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就是因为占道经营几乎无进入门槛和技能要求，成本低、见效快，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满足最低的生存需要。我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要求商贩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尚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为保证市容市貌来放弃为自己提供生活来源的“霍布森选择”是并不现实的。

（二）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要体现“帕累托改进”原则

城市管理者取缔占道经营并不是为一己之私，他们也是在维护公共利益。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辨析一下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是否可以在以保护多数人利益的名义下变得无足轻重呢？关于什么是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并没有一个被大家普遍认可的概念。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上是被普遍认同的：一是公共利益并非仅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当少数人的利益因所谓的公共利益而受到损失的时候，需要对受损一方进行必要的补偿，通过这种补偿来实现或者说接近达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目前城市中的摊贩群体主要由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转移劳力构成，他们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受益者。改革是世界和历史潮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想获得永续发展，只有坚持继续深化改革。改革使国力迅速增强，经济迅猛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得以提升的同时，有些人成为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他们并未在改革中获益，而是加入了无稳定职业群体的行列。根据帕累托改进“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原则，他们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理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维持正常的生活。但目前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覆盖率低，大部分城市非正规就业者还处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上街头，成为摊贩，以这种“自我救济”的方式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社会中的一部分在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提升的同时，自身利益受到损失，他们理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得到相应的补偿，在这种补偿尚不到位的情况下，“帕累托改进”原则并未得以实现，如果政府和社会对于他们的“自我救济”行为给予宽容、理解和引导，允许摊贩通过自食其力解决生存危机，我们可以将这种解决办法作为目前无法真正实现利益补偿情况下的一种补救措施，从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趋近于“帕累托改进原则”，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三）街头摊贩占道经营的外部性分析

占道经营对城市市容环境和交通秩序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是这一行为的负外部性，消除这一负外部性正是城市管理部门取缔摊贩的理由。多年以来，城市管理部门以运动的方式对占道经营行为采取了一轮又一轮的取缔行动，每一轮集中整治，城市管理部门都力图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消除这一“城市顽症”。但是，城市政府部门忽略了这一“占道经营”本身的正外部性。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城市困难群体和城市化进程中流入城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成为城市中无稳定职业的困难群体，而由于我国近年的高经济增长并未带来高就业增长，这一群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保持一定的规模。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对这一群体的覆盖率非常低，他们在难以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同时，无法靠社会保障体系中满足其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无稳定职业群体中就业一部分具有劳动能力者选择进入非正规就业领域以实现“自营就业”，在非正规就业的方式选择上，成为街头摊贩的进入门限最低，见效最快，几乎是就业能力较低的困难群体的最可能做出的选择。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调查，成为街头摊贩是进行非正规就业的主要方式。而这种“自我救济”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减轻政府负担、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这正是占道经营行为所具有的巨大的“正外部性”。本文认为，这一正外部性远远大于其负外部性，而城市管理部门恰恰是忽略了或者说低估了街头摊贩存在的巨大的正外部性，而试图以行政强制手段彻底铲除占道经营现象的行为以消除其负面影响。但是，强制取缔的措施在使城市市容环境得以改善的同时，却迫使众多以“占道经营”来实现自我救济的摊贩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谋生方式。摊贩群体在无法实现自我救济又难以得到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其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本文认为，街头摊贩在合理范围内存在其正外部性是明显的，而城市管理部门在退路进厅没有真正到位的情况下，采取行政强制手段取缔摊贩是在进行一场损失大于收益的“负和博弈”，其结果是得不偿失的。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占道经营治理政策时，应重新认识街头摊贩的存在对于社会生活的积极意义，通过规范、引导摊贩的经营活动，体现城市治理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使摊贩经济为方便市民生活、保障摊贩的基本生存需要而发挥积极作用。超级秘书网

三、政府部门在占道经营治理中的作用

城市治理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便民而不是治民，这一指导思想在占道经营治理中尤为重要。这里的“民”是包括生活在某一区域内的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这一城市中的街头摊贩。摊贩群体与生活在同一城市中的其他人一样，也需要生存，也有老人需要照顾，也有孩子需要上学，也有喜怒哀乐，也有生老病死。但他们又与城市中的很多人不同，他们来自于城市中生活最贫困的群体，他们夏天头顶烈日，冬天冒着严寒，从事着这个城市中最辛苦、最没有保障的工作。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为市民带来了生活的方便，同时获得维持自己和家人最基本生存需要的微薄收入，他们属于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来自全社会的特别是政府部门的关怀和帮助。

地摊经济论文篇12

一、引言

当前我国城管与摊贩之间的暴力冲突已成为社会的一大热点话题，已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问题，已成为政府治理的中心议题。围绕这个问题，学术界各位专家作出了以下评价。

王锡锌教授认为，在直观层面上，执法困境表现为规则受到行动者的规避和拒斥，但问题的缘由往往需追溯到规则所代表的立场、这种立场与生活世界中真实的协调程度、以及民间对政府立场的态度。流动摊贩的执法困境出现，其根源在于政府立场与经济理性、社会价值观以及传统习俗上存在着很大的偏离。流动摊贩往往是农民进城打工人群或者是失业下岗工人，属于社会低下层，被社会视为弱势群体，一方面他们得到社会的同情，另一方面他们又能满足城市中的中低层消费者的需求，从古至今，摊贩行为都被人们广泛接受与认可。因此，城市流动摊贩的管理需构建成一个由政府、城管、社区、市场、摊贩为一体的模式。社会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生活空间，优劣共生兼容并蓄是有它的应有之义。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古已有之，论证了这一职业的历史合法性;弱势群体、不偷盗、不抢劫、不伤害他人，描绘了这一职业的伦理合法性，也是国内外个体经济的共享形式。梁波分析了国外相对成熟的管理思路和模式，主要突出人性化的特征，为我国的治理模式提供了一些启示。而我国目前大多数城市都是以城管对流动摊贩实行打游击战的粗放型的传统管理。赵英军等人用博弈论进行了分析，认为摊贩和城管一般的情形是（摆摊，打击）与（摆摊，不打击）。而政府进行打击，成本大于收益，所以摊贩的最优策略是摆摊。实践证明，我国的这种打游击战的管理方式是不可取的，日益增多的暴力抗法更是血淋淋的教训。

厉以宁教授主张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放松对摊贩的限制。何兵教授总结了近年来城管与摊贩的冲突，并分析了导致城管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的行政决策体制方面的顽疾。面对社会的压力和学术界的引导，流动摊贩治理模式的转型势在必行，急需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以促进市场经济、摊贩经济和城市市容的和谐发展。

本文从城管与摊贩矛盾日趋深化这一问题出发，剖析流动摊贩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同时从实际出发，结合国内外治理经验和管理制度对城市流动摊贩治理提出一些建议，在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同时达到城市和谐发展。

二、城市流动商贩治理的传统模式利弊及原因

1、城市流动商贩治理的传统模式

随着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发展，城市流动摊贩犹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但随之而来，产生了许多城市问题，比如城管与摊贩的暴力冲突问题，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成为社会焦点。摊贩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看到城管来了就逃，久而久之，它们之间就形成了“猫捉老鼠”的局面。长期的“打游击战”模式，使城管失去耐心，“一脚定乾坤”即“抄摊”就成了城管治理流动摊贩的必备技能。这种非人性化的治理模式不但没有缓解和解决流动摊贩的现象，反而激化了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关系，更是恶化了城管形象。正如曾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弱者在没有得到同情重视反而遭到暴力执法时，同样以暴力反抗，然而，以暴制暴越演越激烈。城管部门因而加大了执法队伍，花费了更多时间精力整顿流动摊贩。然而，实践证明，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因此得到井然有序的生活，我国对于摊贩治理采取的方式是适得其反。为了更好地管理，城管采用了文明执法的方式，但收效甚微。其中“微笑执法”、“眼神执法”、“静默队列式围观”这一系列手段缺乏法律效力，有冷暴力之嫌，是一种变相恐吓。从执法对象的角度看，虽然避免了直接的暴力冲突，但内心对城管的形象可能根本没变，对“违法”的认识也可能没变，未来的矛盾冲突隐患依然存在。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旁观者、顾客并不违法，城管创意执法在将冷暴力施加给执法对象的同时，也施加给了旁观者、顾客，这不仅不利于城管树立新的社会形象，更涉嫌侵犯旁观者、顾客的合法权益。实质上违背了长效机制原则，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且没有解决本质问题。

2、城市流动摊贩治理困境的原因探析

（1）摊贩身份的特殊性 。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城镇化快速发展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而城市就业市场无法供应如此多的劳动力，相对而言，农村人口大多是文化素质较低人群，加之城市失业人口增多，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城市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导致城市流动摊贩也与日俱增，城市流动摊贩是这一时期的特殊现象。从经济角度看，流动摊贩的存在既是谋生手段，也是满足了一大部分消费者的生活所需，方便了居民生活，满足了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的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从社会角度看，流动摊贩是城市繁荣与发展的必备条件，美国作家简・雅各布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指出，街头小摊贩的存在，也是城市无处不在的眼睛，能够有效地降低犯罪的发生，他们是城市的安全哨。有谁能说城市安全系数的提升不是一种城市福利呢？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而且流动摊贩带有深厚文化特色，点缀了城市的街道风景。总之，城市流动摊贩的存在有其长期性，合理性和必然性的特点。

（2）非正规的商业对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负面影响。流动摊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也不能忽视它给城市良性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流动摊贩没有营业执照无需支付店面费，营业成本较低，它的商品价格比正常市场价格低，吸引了大部分消费者，对于正常实体商铺而言，无疑是给他们造成了一定冲击，损害了持照经营者的利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和公平性原则。在利益驱使下，持照经营者在竞争压力下，也会加入到流动摊贩中，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3）城市社会秩序遭到破坏。非规范化的占道经营，不可避免地会对城市交通带来堵塞现象。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公共秩序混乱，而且往往伴随着“脏乱差”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正常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摊贩都没有办过卫生许可证，健康证，食品来源都存在质疑，这对消费者来说严重影响到身体健康问题，食品安全方面存在很大的隐患。同时，摊贩的噪音对城市居民也造成困扰。但从摊贩的角度看，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是社会底层，获得自身道德上的正义感;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自己的摆摊行为是影响市容的，但不得不继续以此谋生。

（4） 城管执法范围广，心理压力大。城管执法范围广，涉及面宽，无法全面顾及。在暴力冲突事件发生时，不管是网络媒体上的评论报道，还是社会舆论通常都倾向于同情弱者，即就是城管执法人员遭受暴力，出现城管被打情况，就很少有人为城管鸣不平。而一旦出现城管打人事件，网民攻击城管的言论就满天飞，大多市民对城管执法群体带有偏见，城管人员执法心理压力很大，影响了工作积极性和执法质量。这种相互论战可以表明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冲突已经不限于当事人之间，而演化为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对立紧张情绪。如果协调解决不当，会影响社会稳定，由城管执法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冲突事件便是明证。另外，执法人员很多都是临时聘用的合同制工作人员，工资福利随时没有保障，让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三、国内外城市摊贩管理的制度和经验

1、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服务化管理

从国情来看，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贫困人口数量上都较为相似，所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都允许摊贩的存在，而且将流动摊贩先作为“服务对象”，然后对其进行管理。摊点都被规划管理，通常集中于某一区域或者集市，并允许他们办理经营证件，而且必须保证持证者才能进行摆摊。政府还定期组织摊贩进行培训，对其进行食品安全卫生教育，淘汰业绩较差的摊贩。既为摊贩提供就业又保障了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和公众的生态环境。

2、韩国的区域化管理

在韩国，流动摊贩式被允许的，前提是他们加入“小摊业主协会”。韩国政府在管理流动摊贩时，采用了分区域管理。主要划分为三个区域：第一类“绝对禁止区域”，第二类“相对禁止区域”，第三类“诱导区域”。在划分区域后政府限制了时间和范围，按不同的时间段进行管理，有效地避免按区域管理带来的操作不足，同时避免扰民现象的发生，也有利于摊贩自觉遵守。

3、南京的十二分制管理

“十二分制”顾名思义就是实行记分制度，类似于驾照12分考核法。2007年在南京正式实施。首先通过批准对摊贩进行统一批准并实行亮证经营。再进行每周一次考核，发现一次违章就扣除对应分数，第一次扣完12分停业整顿，第二次扣完12分就取消其经营资格。实施前后有很大的改观，这种管理模式既提高了摊贩自我约束力，又提供了就业机会，减少了环境污染、占道经营，对于管理者而言，更容易监督管理摊贩，自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暴力冲突。

四、城市流动摊贩治理模式的创新

1、转变管理理念，使其合法化、法制化，实施“许可制”

首先，管理部门应认清城市流动摊贩存在的长期性、合理性和必然性。对流动摊贩实行禁止的政策是不可行的。流动摊贩不仅能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更能满足城市居民生活需求。其次，大力扶持弱势群体，将“以人为本”思想切实落到实际中，鼓励支持和保护流动摊贩的就业和谋生手段。由以往的打击向帮助和引导转变，促使流动摊贩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经营的权利，逐步实现流动摊贩经营合法化，时刻关注弱势群体的状态。最后，我们第一步要采取“许可制”制度，要求摊贩办理营业执照，杜绝无照经营者的现象产生。但同时提供良好的摊贩摆摊环境以及设施，并对其进行统一培训来提高经营者的整体素质，若是摊贩不在规定范围内进行经营就对其进行处罚，真正尽到城市服务职责。在美国、欧洲以及日本，他们的城管执法权威性强，均有较为完善的相关法律体系支撑，对城管执法的法律授权充分、翔实。但是，执法人员一般没有最终裁定权，相关违法案件的终极裁定在法院。中国地区太大，人口众多，各地的情况又各不相同，一直存在管理难的问题，由于缺乏相关法律体系支撑，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得不到推广。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法治化，制定相关法律政策是治理摊贩和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

2、发挥市场的引导、制约作用

在治理中，政府起引导性作用，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引入市场机制，采用市场的手段为摊贩提供公共服务和设施，建立配套机制达到节约成本与提高效益。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引入市场机制后，通过企业的参与，由一般行政性管理转变为经营，可能是一条出路。就像日本在城市管理中，涉及市政服务方面的事务一般采用合同承包方式，由民间企业对某些市政服务项目进行社会化、企业化的管理，其效率、成本、人员配置、服务质量均比单纯的政府行为有很大的改进和提高。这种治理模式改革势在必行。首先城市规划中将摊贩市场进行规划建造和设置，保证环境不被破坏，社会生活稳定的前提下，政府将权利发放给企业统一进行企业化管理，将流动转变为固定，产生歧义时企业代表通过与摊贩的共同协商将问题一一解决并达成一致。

3、充分发挥商贩自治作用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摊贩的长期存在已是必然，流动摊贩的综合治理亟须探索引入以摊贩自我约束为主、城管部门监督管理为辅的摊贩自治管理新模式。比如摊贩与居委会自觉达成协议，如有违约，摆摊资格自动取消。在互相信任以及互利互惠的前提下，在满足居民的需求时也保证了摊贩的生计，最终达成共赢局面。摊贩与第三方的协商至关重要，免去了监管部门不必要的干涉，又能起到良好的管理效果。组织摊贩成立城市流动摊贩协会，让经营者加入其中，进行统一的意见传递和自我管理。

4、公众参与，非政府治理

公众参与是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是暴力冲突事件消失的途径，是提高城市管理的手段。通过鼓励公众参与流动摊贩的管理，既能提高管理效率，又能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更是构建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方式之一。通过公众参与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对市场进行编制规划和监督管理以及参与商贩自治中。但目前在我国公众参与缺乏积极性的现象十分明显，主要有以下这些困扰与阻碍：一是形式主义，公民在参与决策过程中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无法在现实中行使，只是走过场，政府决策为主。二是渠道缺失，参与渠道的贫乏，使得公民参与决策存在很多不畅之处。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让公众真正参与其中。首先，大力宣传资源，增强公民参与热情，提高公民公共意识，使公民自觉加入社会管理中来。再者，发挥社区作用，通过社区引导引入市场经营并发挥其监督管理作用。

五、小结

摊贩治理中产生的暴力困境中，城管与摊贩都是受害者。由于流动摊贩的存在有其正负因素，才引起暴力冲突，使城管与摊贩出现对立。一方面，流动摊贩满足了民间需要，缓解了就业压力，突出了城市文化。另一方面，打乱了市场经济，扰乱了城市秩序和环境。所以，城市流动摊贩的治理变得尤为重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国内外成功有效的经验，完善创新涉及各利益主体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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