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1

事实上，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以稳定各国间汇率关系为行动宗旨的国际组织来说，它提出的调整方案，或者说贷款的条件性，主要考虑的是危机国的外部经济均衡，同时总是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以韩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的条件是：采取停业破产等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开放贸易和金融市场，将1998年GDP的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将经常项目赤字控制在GDP的1%以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为稳定市场提高利率水平等等。

基金组织认为，以上的措施有助于危机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首先，整顿金融部门、保护存款人利益是恢复市场信心、提高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吸收国际先进的管理水平和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同时可以在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下，加速本国金融机构与国际接轨，加大改革步伐，提高经营效率；再次，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能够缩减有效需求，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币值稳定；最后，调整经济结构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本质上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竞争性，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的干预则能使各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理论上讲，这些措施无可厚非。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并要求这些国家进行金融改革，目的是使受援国得以避免更加严重的灾难。然而，IMF的救援引起了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褒贬不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救援方案，国际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1.IMF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

米尔顿·弗里得曼和乔治·舒尔茨都认为，正是IMF对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救济导致了1997年爆发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正是IMF。米尔顿·弗里得曼教授指出：“每当世界市场出现风险时，投机家都会得到IMF的援助而不会受到损失,这是不正常的。IMF用别人的钱鼓励投机，成了东亚的不稳定因素。救济由于愚蠢投资而受到打击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他主张“将IMF解体”。

2.IMF开错了药方

一些经济专家认为，IMF给东南亚受援国开出的药方过于猛烈。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和墨西哥不同。墨西哥当年发生的危机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因此，IMF要求墨西哥实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是对症下药；而亚洲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市场机制和金融体制不健全，法制薄弱，从而导致人情风泛滥。要在亚洲国家推进改革，必须转变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模式，而IMF并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建议。另一方面。IMF的改革方案直接影响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例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消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等，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另外，勒令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造成社会动荡。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IMF为亚洲开错了药方。它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调节成员国的经常收支上，却越来越重视对受援国进行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改革，而这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会给该国带来相反的结果。他认为，IMF应该提供的是基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建议、劝告，IMF也不能利用救援的机会强求受援国进行与恢复往常收支不一定必要的、本应当由当事国的政治体制负责的那些经济改革。

3.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

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应该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他指出，IMF导致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的事例太多了。在对付这场危机的过程中，IMF自告奋勇承担了许多让人想象不到的职能，但对于自己的行为会给受援国带来多大的政治冲击一点没有把握。必须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创建一种新的金融管理体制，通过这个新体制来找出区分长期资本和投机资本的方法，缓和由于过剩的投机资本对全球规模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冲击。而IMF必须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上去，那就是通过提供短期融资而为受援国提出咨询和建议。

4.IMF不仅救拯救了危机，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的R·库珀曾说过：“我们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发现了（IMF的）一些缺陷，但很快就纠正了。例如，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动作迟缓，但后来就设立了一个快速处理程序，并在韩国和巴西爆发危机时应用。当我们IMF或许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时，我们增加了经费，作出了新的安排，以便在紧急情况出现时能补充IMF的资源。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但现在都做了。”曾任IMF总裁长达13年的米歇尔·康德苏无疑是IMF政策的最大拥护者。在他看来，IMF不仅拯救了陷入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而且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在IMF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IMF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失误频频，不仅反映其指导思想有误，而且决策机制有问题，说明它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新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因此，应抛弃IMF，建立全球中央银行，发行新的国际货币或者恢复金本位制度，建立新的国际监控机构，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体系，以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这种“另起炉灶”的方法虽然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货币新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触及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势必遭受到发达国家的反对，短期内难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认为，IMF虽有失误，但它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机构，在国际货币领域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不必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只要对其不适应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部分进行必要改革，使其不断完善就行了。这种意见以美国6点建议、法国12点建议，日本改革方案、西方七国财经首脑联合声明等为代表。它们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坚决反对一切试图脱离IMF的金融改革。由此可见，上述意见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之争。

这两种意见不同之处还具体表现在对短期投资资本（又称国际游资）的流动是否需要监控的问题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认为，金融自由化为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快速流动，为其冲击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是国际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过度开放的结果，是国际炒家的“杰作”之一。对冲（套利）基金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要慎重，同时主张加强对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流入资本的管理，尤其要限制对冲基金的活动，以保证国际资本自由有序流动，保证发展中国家免受或少受国际炒家的冲击。他们的主张不仅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而且得到发达国家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实体外汇管制将为亚洲经济提供呼吸空间，使经济恢复增长”。但是，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美国政府，反对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他们一再强调资本自由化的好处，否认其负面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克服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还得从投资自由化入手，反对采取任何投资管制的措施。有人甚至要求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内容，即赋予成员国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同时要求将资本项目自由化写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章程。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从以上各个领域对IMF援助活动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当今国际货体系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和不足。

第一，缺乏对投机资本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利率风险，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开始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80年代，金融衍生工具成为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内容，并将新产品的开发逐步演化为一种“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投机交易，并由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变成了最具风险的金融工具。国际金融创新的兴起为投机资本的活跃创造了条件，而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每天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数以万亿计的庞大投机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使得一些国际投机资本能够无所顾忌地进行金融投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第二，缺乏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使得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具有突发性，当问题引起普遍重视时往往为时已晚，错过了抑制金融危机的最佳时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在危机爆发前，很少有人料到这些国家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从传统的检测手段看，即便是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经济运行状况。

第三，缺乏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阶段，IMF主要发起者美英就决意要在新成立的IMF舍弃一国一票制，而代之以一种“豪绅主义”的决策制度。由于当时美英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小国基本没有发言权，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加权投票制，并将其作为基金决策规则。按照这一规则，在IMF中，每一会员国投票权的分配主要由各成员国所缴纳的基金份额决定，投票权与其基金的份额成正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投票权的分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

第四，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多边支付体系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但是，除非国际收支失衡即将导致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危及以上两个目标，基金组织不会轻易出手。所以，目前庞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往往还要依靠国际货币体系以外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并且，目前国际收支的调节主要依靠逆差国来完成。由于近年来发生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的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如果不想发生债务危机就只能紧缩国内经济，但这样又会使刚刚起步的经济陷于停滞，不得已又要举借外债，从而难逃重债国的厄运。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许多学者提出了改革建议。例如，托宾(Tobin,1982)建议对所有的货币兑换交易，包括远期交易，征收一个较低的税收，如0.25%。因为这个税收比较低，所以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长期资本流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对短期货币兑换的交易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成本，以此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计划围绕三种货币，即世界经济中三个主要贸易集团的关键货币：美元（北美集团）、德国马克（欧洲共同体集团）和日元（亚洲集团）来进行。该计划打算在固定汇率基础上，至少在长期，建立新的国际货币本位。其最终目标是使这三个货币集团的国际贸易物品价格以三种货币中任何一种来表示都相同，即某种形式的绝对购买力平价是该体系的长期稳定器。威廉姆森和米勒(1987)建议主要国家的货币建立汇率目标区。该扩展的目标区建议与麦金农建议尽管目标不同，但都强调在稳定汇率方面进行多边合作。麦金农主张汇率固定，允许其在波幅(band)内自由浮动。克鲁格曼所赞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回到一种固定但是可以调整的汇率体系。在走向这个最终目标时，人们应允许货币在一个很宽的区域内运动。他认为，这会缓和疯狂的投机性运动，同时并没有把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不可维持的波幅之内。

由上述不同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理论界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过程。在现实条件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克服分歧、达成共识，应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以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任何国家和集团都想建立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由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成功，新秩序能否建立，关键是能否找到共同利益。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在经济高度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任何国家都不利。因此，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都要以此为准绳。

第二，以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为主要内容。要保证国际资本流动自由而有序，除了规范国际金融运行的一般行为外，还要制定监督国际资本投机的规则。这一职能可以赋予IMF，由其负责监控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以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且帮助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及时解决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构筑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金融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只有这样，国际资本的流动才能既是自由的，又是有序的。

第三，要体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离开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国际金融规则也难以制定和实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只是一句空话。因此，改革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废除一切歧视性规则，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有的地位和权利。

第四，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条件，先易后难，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当前，矛盾的焦点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过度投机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监控和防范，以保证国际短期资本的自由和有序流动。其他改革可以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逐步展开。

【参考文献】

1.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姜波克，陆前进.汇率理论和政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2

在持续了30年的“救”和“结构调整”贷款后，出于“感恩”的目的，贫困国家开列了一大堆改革清单以示回报：自由化经济改革、加速私有化进程、收紧银行信用入口门槛、迅速缩减预算和公共部门服务――但近两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面临巨大的信任危机，服务需求正在萎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东南亚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灾难性地干预使自己的信誉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至今未能恢复。

2005年12月中旬，巴西出人意料地宣布将提前偿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结束了长时间的自我满足状态。两天后，阿根廷表示将采取巴西同样的做法。与巴西相比，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交道的过程中，阿根廷并没有采用更多的外交手段，阿根廷总统内斯托尔・卡洛斯・基什内尔(Nestor Kirchner)明确表示，在经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令人气愤的长时间欺骗后，阿根廷终于可以从这种窘境中解脱出来。

解脱

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债权国紧步这两个南美国家的后尘，其他国家也竞相效仿，塞尔维亚、印度尼西亚、乌拉圭和菲律宾宣布了同样的决定。在印度尼西亚加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个最大的债权国中的三个已经解脱出来。据传，四大债权国的土耳其也将在2007年年底采取同样的政策。由于债务提前偿清，可以确定的是，那些“中等收入国家”将不再给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的商业机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由此面临支付危机。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遭遇10年来的第一笔损失――100万美元。

在结束了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角色定位的6个月高规格讨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股东去年4月聚集在华盛顿听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罗德里戈・拉托(Rodrigo Rato)对机构定位的决定：该组织将召集全球主要经济体讨论如何减少最近出现的全球经济巨大的不平衡问题，其中两项重大议题将被作为讨论对象，一是中国人民币汇率，二是美国赤字――而美国由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股东，有关美国的议题一向被当作重头。在会议上，部长和政府官员都露出微笑，宣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开始新的征程。

开列空头支票

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终会议上机构角色定位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所谓“新角色“将不能再处于不受审查的状态。在去年会议上，与会者愉快握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注的5大经济体――美国、欧盟（欧盟国家使用欧元作为货币单位）、沙特阿拉伯、日本和中国坐在一起，对一些久拖不决的困难问题争论不休。没有人对媒体宣布会谈结果，甚至根本没有人提及此事。

而再华丽的外套都遮盖不了皇帝的病态尴尬，可现在的吹捧者还在以另一种方式看待这个问题。至少日本明白，今年4月的会议还是不会达成有价值的协议，也不会出台有价值的报告。机构的新角色定位表面上看上去能够平息众人的批评，但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败的记录在这次会谈上延续。

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来的一些功能将继续保留。在许多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宣布退出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将在世界最穷的国家――非洲国家，以及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和东南亚国家扮演经济总督的角色。这些国家没有能力提前偿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仍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认可”下吸引信贷资金和其他资源。

所以，拉托和他的伙伴在上两个月里向媒体透露的两份高回报管理报告并不是什么鼓舞人心的消息，一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共同任命的官员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监察人员甚至都在抨击这份报告，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低收入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记录不佳。

这名官员由巴西财政部长佩德罗・马兰(Pedro Malan)推荐，目睹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操作过程。他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停止向低收入国家发放贷款，这样才能切实履行世界银行的责任。报告还提出讨论“金融缓冲”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低通胀目标必须坚持，而置当事国经济增长受到损害和健康、教育问题处于危急状态于不顾――这已经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摩擦日益加深。

隐情自日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独立评估办公室主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撒哈拉非洲援助评估》，这份报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过去30年来的逻辑体系和操作实践提出了更多的质疑。事实上，这是自2001年机构外部和内部其他部门压力加大后，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务总监最强烈的批评意见。

在没有采取报告所说的更多的外交手段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非洲和全世界撒谎，吹嘘自己在非洲大陆上做出业绩。199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性调整计划”吸引了100多个国家参与，该机构还宣布了联系到贷款的政策条件的改变。机构以新的“减贫与增长贷款”(PRGF)取代了“加强结构调整贷款”(ESAF) 计划，政策需经过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磋商才能决定。

报告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将改变机构功能，但现在机构真正做到的只是改变一下计划名称而已。在“加强结构调整贷款”转换为“减贫与增长贷款”过程中，无论是操作过程还是最终的结果，都没有发生什么分歧。而来自“股东”政府的强硬措施在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也没起到什么效果，除了财政部门以外的社会组织甚至政府组织都被忽视掉了。

报告揭示，“除了制度层面上的花言巧语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减少贫困和收入差距问题上并没有采取多少切实有效的措施”。和马兰报告（Malan Report）一样，在提到“金融缓冲”这一议题时，报告得出结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过分保守的宏观经济计划妨碍了针对撒哈拉地区援助项目的利用”。增加的大量援助常常在85%的受援国家导致超过5%的通货膨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这些援助项目徒增了受援国的外汇储备，对这些国家人民的健康和教育并没有带来多少好处。

报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在“主动动员援助资源”上面临失败，“在分析援助政策和援助特定对象，以及与权威人士和捐助者分享成果方面也没有达到目的”。即使全世界的舆论都赞同“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对国际援助有影响的基金组织内部人士也不过是世界级小丑。

而现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中立性、信心和偿付能力危机在4月份的会议上是否进行讨论，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问题将成为与会者私人谈话的主题。作为国际组织的巨头，华盛顿的指挥大楼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生存问题看来还很难确定。除非与会者中有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值得信赖的新角色定位，否则，这个充斥着经济学家和华盛顿房地产商的会议将给全球市场带来灾难。

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229-02

《货币银行学》是教育部确定的21世纪高等学校经济学、管理学各专业的核心课程，同时是金融学最重要的专业基础理论课。本课程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课程知识为基础，研究有关货币、信用、利率、银行等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运行、宏观金融调控等经济金融现象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同时介绍了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及国际金融的创新与发展，课程涵盖内容广，信息量大。对于初次接触金融学知识的学生来说，学习上有一定难度。特别是对非金融专业学生来说，前期专业课程知识衔接不连贯，同时没有后期金融类课程巩固货币银行学相关课程知识点，对货币银行学知识的理解及应用上较金融专业学生有一定差距。如何在有限的一个学期内将货币银行学课程知识内容教给非金融专业学生，让他们能用货币银行学知识解释社会生活中的金融现象，熟知社会融资方式是教师在针对非金融学专业学生授课时的教学目标，同时也是经济类专业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的就业岗位性质决定了需要学习货币银行学课程以掌握相关金融市场运作、货币交易、国际金融市场等知识。在多年的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中，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生的学情、考试成绩、课堂教学效果反馈情况等因素，认真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货币银行学教学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教学内容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不相适应

我校属地方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通晓最新的国际贸易业务运作方式与基本操作技能，实践能力强、职业素质高的应用型人才。在货币银行学的教学内容中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货币供需理论、货币政策理论、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理论在外贸行业无直接应用性，上述教学内容又属于理论教学难点。因此，学生学起来有难度，教师讲解难以推进。同时，在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上，货币银行学课程与宏观经济学同时开设，还存在上述内容重复讲解的问题。在已有的货币银行学教材中，权威教材均为针对金融学专业的货币银行学、金融学或货币金融学教材，课程体系完整，内容严谨，但其完整的课程体系内容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来说显得理论有余，应用性不强。

（二）缺乏实践教学环节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货币银行学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在进入外贸行业前能够对一国乃至国际上金融市场的运行、金融机构体系运作方式有一定认识，从而为今后工作中的需要的融资、投资知识打下基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大多在学完货币银行学课程后再无其他金融学专业如商业银行经营学、中央银行学、金融市场学、投资学等课程，没有后续课程的衔接，学生就很容易将一个学期学习的知识忘记。并且，商业银行业务的运作流程、证券公司的交易业务、证券交易、外汇交易等教学内容无实验、实践教学的加入，宛如纸上谈兵，学生难以形成感性认识。现有的货币银行学的课程教学一般没有针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的实验实训等实践课，对于该专业学生来说，学完所有教学内容，仍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对现在的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的运行状况缺乏清晰的认识。

（三）教学方式单一

在现今的大学课堂教学中，已基本普及多媒体设备，普遍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提高了教师课堂讲课效率。但也出现了教师过度依靠多媒体，教学方法单一的问题。货币银行学课程是一门金融学的入门专业基础课，主要为学生讲授金融学的基础知识，内容多、理论性强，实务性不足。该课程理论教学占据课程内容95%以上的时间，需要教师将各篇、各章间的逻辑关系讲解清楚，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教学内容多，“满堂灌”往往是最省时的教学方法。除了理论教学之外，利率及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金融衍生工具采用习题课的方法进行辅助教W，仅突出了学生的课程主动性，未能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单一的教学方式，学习主动性、积极性不能有效调动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学习货币银行学课程效果差的重要原因。

（四）课程教学考核方式单一

在现有的货币银行学教学中，仍采用“一考定成绩”闭卷考试的方法，学生通过一个星期甚至三天的复习，就能强制性的记下书上的重要知识点，从而通过考试。考试并不能达到督促学生学习，全面检验学生掌握知识水平的目的。同时，期末考试“一考定成绩”的方式，使得学生期末考试同时应付几门课程学习，考试的负担较重。因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没有其他金融课程衔接，学生对知识掌握欠牢固，假期过后对货币银行学的教学内容就忘掉三分之二了。单一的考试模式不能有效促进学生对课程的学习，更不能促进学生对课程内容产生持续学习的兴趣，也不能培养学生自学学习的能力。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的改进建议

（一）调整课程教学内容

1.针对现有教材体系进行调整

现有货币银行学教材中，较权威有黄达主编的《金融学》简明版教材，中央财经大学李健主编的《金融学》教材有丰富的网络共享资源，复旦大学胡庆康教授的《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此类权威课程多针对具有一定金融学习基础及能力的金融学专业学生。为针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学习货币银行学需要，现采用的是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编写的由对外经济与贸易大学蒋先玲教授编写的《货币银行学》教材。此教材对金融学基础知识的表述较为浅显易懂，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完整。在此教材基础上，因与宏观经济学重复可对货币供求理论、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知识点可作为选讲内容，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知识点可结合中国近20年来的宏观经济形势及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手段的实际状况进行讲解，要求学生能理解一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及货币政策目标。因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就业仍会与金融机构有业务往来，将课程内容的讲解侧重于利率、信用及信用工具、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体系、国际金融危机等知识内容，注重金融原理与实务相结合。同时，为增加学生学习兴趣，应在课堂教学中不断加入金融时势热点及案例解读的教学内容，吸引学生去关注经济金融热点问题。

2.使用自编教材建设课程资源库

统一的教材内容不能适应不同的院校教学层次及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需要，在使用出版教材的基础上，应鼓励教师自行编写适应本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学情的讲义，再整理成校内自编教材提供使用，自编教材时效性强，针对不同专业可在案例及教学内容编写上进行调整，也可成为学生课后复习的辅导资料。建设校内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货币银行学课程资源共享平台，为学生课后复习、课前预习提供网络资源库。

（二）建设货币银行学课程校外实践基地及课内实验室

积极与当地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行业接触，建立校外实践基地，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提供实地参观及业内交流的场所。通过货币银行学课程课内参观学习，让学生对贸易融资、国际结算、商业银行运行、证券交易操作形成感性认识，巩固课内知识，同时也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今后就业选择提供行业参考。利用现有的实验室条件，增加实验软件购买，通过银行类国际结算软件的使用增强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生对贸易结算的认识，利用证券模拟交易软件的演示让学生掌握证券交易的知识。

（三）转变教学方式，强化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针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货币银行学课程的理论性教学内容，应采用案例法、研讨法等方式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通过金融案例的讲解，引导学生思考金融理论在现实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应用，比如信用经济的发展、货币形态的演变、商业信用形式等都可通过多样的实例吸引学生；针对利率理论、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危机等理论内容，可通过课前知识点拨，课后布置讨论作业的方式，让学生自行搜集资料解决如利率对经济的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何避免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等问题，有了问题答案后可向全班同学进行讲解，教师再点评。通过研讨式教学，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针对应用性教学内容，如资金的时间价值、金融工具收益的计算、金融衍生工具风险规避、货币供给量的计算等内容，可以通过课堂讲解和课后布置作业方式进行学习，加强学生对金融基础计算能力的培养。

（四）采用多维度的课程考核方式

通过考试督促课程学习是取得课程学习效果手段之一，为考察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对货币银行学知识应用能力，对金融时势热点的分析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可将课程考核分为几个部分。第一，用平时成绩考查对学生课堂学习积极性。观测点包括出勤、回答问题情况、作业完成情况，占期末总成绩的20%；第二，要求每一位学生在课前知识进行金融知识或金融时势热点分享。通过此内容调动学生关注金融热点及现象的主动性，并通过向全班同学的陈述分享，交流金融信息，锻炼学生的陈述表述能力。此项占期末总成绩的20%；第三，期末个人知识展示。要求在学期课程结束后，每一位学生用5分钟PPT陈述自己最熟悉的货币银行学课程知识点，要求嵌入F实金融案例对知识点进行引证。通过此项内容考察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及应用情况，占期末总成绩的30%；第四，开卷考试。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进行课程开卷考试，主要考查习题课中要求学生掌握的课程知识点，锻炼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及计算能力，占期末总成绩的30%。通过以上多维度的货币银行学课程考试体系，加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对货币银行课程的积极性，力图真实检测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及应用情况，让考试过程成为督促学生课程学习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谢丽华，谢伟杰.货币银行学“学生参与型”教学改革探讨[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139-141.

[2]崔晓蕾，何婧.货币银行学教学改革与创新探索[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4（10）：73-75.

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4

30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使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在中国经济不断国际化的过程中，人民币也日益趋向国际化。

Kenen（1983）指出货币国际化是指一种货币的使用超出国界，在发行国境外可以同时被本国居民或者非居民使用和持有。Chinn等（2005）认为国际化货币应该能够给居民或者非居民提供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记账单位的功能。人民币现在已经逐渐开始成为金融的载体和计价货币，但是范围仍然比较小。

人民币国际化能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十分多的好处，高海红和余永定（2010）认为主要为以下几点：降低中国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提高中国金融机构的融资效率；推动跨境交易；有助于中国货币当局向外部世界收取铸币税；维持其外汇储备的价值。这些好处都有利于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因此，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显得尤为重要，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和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起着十分重大的影响。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条件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的研究，对现在已经高度国际化的货币，如美元、欧元和日元的国际化条件的定量研究较多，但是缺乏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影响条件的直接研究。

一、货币国际化程度的衡量

货币国际化程度主要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衡量，国际储备货币份额、国际债券市场货币份额以及国际贸易中计价货币份额。由于版面问题，本部分只说明国际储备货币份额。

Chinn和Franke（2008）认为影响国际储备货币的因素是：出口和贸易额、国家的金融市场规模、货币价值稳定性和网络经济外部性。

Eichengreen（2005）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政策，经济规模等因素是决定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主要原因。

Eichengreen和Mathieson（2000）认为国家选择货币作为国际储备收到汇率、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金融商业因素与自身发展因素影响。

二、人民币国际化基本条件

为了下文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证分析，本章节将就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进行论述。

（一）经济实力

货币国际化程度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货币是一国经济国际化的体现，只有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够为货币国际化打下好的基础，以此承担货币国际化的成本和抵御货币国际化的风险。

（二）国际贸易

一国的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是一国的国际贸易情况。一国的全球化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进出口和对外投资，如果进出口及对外投资多，则证明参与全球化的水平高。另外，出口量大也可以反映出一国的生产效率高，拥有高的比较优势。而高的对外投资则证明国家的资本充足。曹勇（2007）的是实证研究表明，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出口越多，出口时以本币计价比重越高。

另一方面，结算币种的选择也会影响到一国的货币国际化。在贸易中，往往汇率比较稳定，货币发行国通胀比较低的货币比较受欢迎，因为这样的货币汇率风险低。如果一国对外贸易十分活跃，直接使用本国货币作为结算工具可以降低汇率风险，如果货币币值波动较大，会给买卖双方带来损失，人们不会选择使用该货币作为结算工具。

（三）金融市场

1.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

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发达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有利于一国货币的流通，是本国货币国际化的基础，并且能够对利率提供保障机制。

货币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良好的货币市场能够保证利率走向市场化，而且完善的货币市场可以使资金在经济主题中合理配置，使得资产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中合理流动。

资本市场对货币也可以起到促进作用。资本市场的完善可以改变货币存量内部结构，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多种投资工具，有利于扩大本国货币在海外的使用。

因此，发达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

2. 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

金融市场自由化是一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房的过程。如果一国对本国金融市场和外汇管制严格，会使得金融市场产生扭曲，导致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无效率，产生政府腐败，使得资金的实际报酬率低于有形资产的报酬率，产生通货膨胀。而当自由化程度高时，这些问题则不会产生，这样才能使得一国的金融市场更加稳定，最终促进一国的货币国际化。

3. 汇率水平适当且汇率制度合理

汇率是不同国家货币购买力及其他因素的综合反映，是一国宏观经济的重要变量。在开放的经济中，汇率作为价格信号影响经济的运行，并且与国际贸易息息相关。因此，当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时，在合理的汇率制度下，应当保持适当的汇率水平，只有稳定的汇率才能组织投机者冲击，使得金融市场能够有效地运行。

4. 网络外部性

货币的网络外部性意味着随着某种货币的使用人数增加，会使得现有的使用者增加，使得该货币效用的提升，吸引更多的使用者，形成良性循环。英国在失去海上霸权地位后仍然是国际的主导地位，这证明了货币国际化存在这网络外部性，只有在1956年爆发苏伊士运河危机时，英镑大幅度贬值，此时美国故意抛售英镑使其贬值15%，否决了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申请，这才取代了英镑，成为国际货币。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文将从第三部分中的因素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进行实证分析，在Chinn和Frankel（2008）的模型上对中国的数据进行分析。

1. 样本

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因此，本文数据尽量选取在此时间段之后。本文选取的数据样本为2003-2012年的数据，数据的主要来源是IMF的COFER数据库、WB的WDI数据库和中国的国泰安CSMAR数据库，另外，对于一国金融业的开放程度则选取了Chinn-Ito指标。

2. 变量与数据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选择了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指标（KAOPEN），该指标在Chinn-Ito官方网站中有公开；在货币稳定性方面，本文对于人民币汇率才用了季度有效汇率指数的年度标准差，另外还采用了中国通货膨胀率来衡量货币的稳定性。

（二）研究模型与假设

文章的研究模型如下：

Logshare=β1GDP_Ratio+β2Export_

atio+β3Stk_Ratio+β4Kaopen+β5Volatility+ β6Inflation+β7L_Logshare+ζ

本文的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一：经济实力、贸易程度、金融市场发展程度、金融市场开放性和网络外部性与国际储备货币份额呈正相关。

假设二：货币波动和通货膨胀率与国际储备货币份额呈负相关。

（三）研究方法

文章使用STATA 11对数据进行分析，首先通过散点图的方法对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分析，再对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如果有的变量不显著，则通过逐项排除得出显著变量，最后进行一元回归分析。

（四）散点图分析

图1分别是经济实力、贸易程度以及货币惯性（网络外部性）与货币国际化程度的散点图与线性回归线。经济实力、贸易程度以及货币惯性（网络外部性）的线性拟合效果十分明显，呈正相关关系。

（五）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与逐步回归分析

根据模型，使用Stata 11 对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如下（排除Kaopen，从散点图中可以看出没有线性相关关系）

表2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只有货币惯性对于在多元回归分析中是显著的，在符号方面，除了GDP_Ratio衡量的国家经济实力，其余都符合假设。但是，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与散点图显示的情况来看，这是有十分明显的差别的，因此可以看出变量之间的自相关对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由于大多变量不显著，本人使用逐步回归法排除不显著变量，但是无论如何逐步排除，变量系数仍然不显著。

（六）一元回归法

从散点图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货币份额与其他自变量之间仍然有很强的线性关系，因此笔者对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依次进行一元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一国经济实力、贸易程度、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以及货币惯性对一国的货币国际化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而且符合假设。

四、结论

颜超等（2011）和庄永婷（2012）对通过对已国际化的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进行多元回归得出回归方程，庄永婷（2012）通过回归方程对人民币的国际化进行预测。但是通过本文直接使用相关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时，发现中国的自变量在多元回归下不能显著地解释因变量，原因是因为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互影响，因此使用多元回归的方程并不可以很好地对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行预测。

从散点图和一元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以中国的经济实力、贸易程度、金融市场的规模以及货币惯性作为单一自变量时是可以显著解释因变量的，并且与结论与原假设相符。

这次研究证明了对国外的货币国际化的条件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但是在单个因素方面基本与国际上的情况符合。

本次研究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只选用了国际储备货币份额作为货币国际化的因变量，但是实际上国币国际化的衡量指标可以是国际债券市场货币份额或者国际贸易中计价货币。

参考文献：

[1]Chinn M， Frankel J. Why the Euro Will Rival the Dollar[J].International Finance，2008，（01）.

[2]Chinn M， Frankel J A. Will the euro eventually surpass the dollar 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M].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sustainability and adjust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

[3]Eichengreen B. Sterling's past， dollar's futur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reserve currency competition[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5.

[4]Peter K. The Role of the Dollar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J]. Group of Thirty，Occasional Paper，1983（13）.

[5]曹勇.国际贸易计价货币的选择――兼论人民币国际化[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06）.

[6]高海红，余永定.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与条件[J].国际经济评论，2010（10）.

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5

一、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以人民币自由兑换为前提

1.货币国际化与货币可兑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是适用范围和状态不同。货币可兑换是指在外汇市场上，可以自由地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其它国家货币，或者反向操作。根据国际间经济交易的限制划分，货币可兑换可分为经常项目可兑换与资本项目可兑换。货币国际化是指该国货币可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在外国之间或者本国与外国之间相互购买和支付，即本国可用本币向第二国支付，第二国可用此货币向第三国购买商品，第三国可用该货币向第四国投资：本国货币为非居民广泛接受。目前世界上许多种货币都实现了可兑换，但只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少数几种货币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国际化。

二是实现的过程不同。货币可兑换取决于货币发行国政府决策，属于政策供给决定的，政府可决定该国货币随时可兑换，而国际化则取决于货币之间的竞争，并非政府政策就可以决定，为需求导向。

理论上两者并不互为前提，但是持有一种不可兑换的货币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持有者的潜在成本。一国货币的国际化高级阶段必然要求该国货币可兑换，但未完全可兑换并不妨碍该国货币的部分国际化，这两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货币可兑换为货币国际化提供了便利条件，而货币国际化是可兑换的肯定和发展。

2.人民币可兑换不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充分条件。

如前所述，人民币可兑换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判断，即根据人民币可兑换后带来的风险和收益决定是否实现可兑换，而人民币国际化虽然也需要政府推动，但能够国际化还是取决于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因此，人民币可兑换并不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前提，当然，人民币国际化后必然对可兑换提出更高要求，促进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如国际化后必然要求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

3.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取决于人民币可兑换的程度。目前履行国际货币职能的均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货币之间激烈竞争的形势下，货币不可兑换意味着持有这种货币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增加持有这种货币的成本，进而削弱非居民持有人民币的愿望。如果人民币更广泛地实现自由兑换，居民可以用人民币进行跨境投资、跨境借贷，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可以投资境内金融市场，这将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但是，在人民币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借贷等方面发挥一定程度的计价结算功能。当然，人民币广泛用于储备货币及国际经济交易的结算还是要求人民币自由兑换。

4.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可兑换的关系。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资本项目没有彻底开放，人民币不能完全可自由兑换，也就不可能完全国际化。应该看到，货币国际化比资本项目自由化包括更多内容，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例如，香港早已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港币可以自由兑换，但却不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货币，甚至不能说是真正国际化的货币。在世界各地都可以买到美元，但并不能在世界各地买到港元，如在中东地区根本买不到港元。而且，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家并不一定希望实现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例如，新加坡很早已实现了新元的完全可兑换，但在相当长时间内新加坡对新元的国际化采取的是不鼓励政策。

二、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分析

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的现状，不难发现现行的人民币边贸结算是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安排，与主流国际贸易结算相去甚远。主要表现在：一是现行的边贸结算大多以人民币现钞方式进行，而没有采用采取银行汇款及信用证、托收方式等非现金方式。二是采用了两国央行代表双边政府签约方式以及商业银行对开账户方式来确定人民币的结算地位，类似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与部分东欧国家间开展的记账贸易模式，而未纳入银行主流结算渠道。因此，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虽然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但其本身与人民币国际化还存在很大距离。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步骤

用于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与国际借贷、国际投资可以同步进行，无须界限分明，错失良机这是因为：一是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是建立在我国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基础之上的，是有着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厚实的物质基础的，也是应运实体经济需要而提供的一项金融服务。二是用于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属于经常账户交易范畴。我国于19%年就实现了人民币经常账户的可兑换，因此人民币用于货物贸易国际结算在法理上是没有障碍的。只是在现行法律上仍受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三是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是当今主流国际货币最基本也是最基础的功能，是一项基础性金融服务。货币的国际化应该从此功能开始。

四、发挥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作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离岸金融市场是为规避货币发行国的管制发展起来的，当时的离岸金融中心都是建立在货币发行国以外的地方并由他国来发起建立。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目的，是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前往交易其它国家的货币，以在确保本国货币不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发展国际金融业务。进入20世纪80年代，为应对境外离岸中心的竞争，在本国由非居民参与的本外币离岸交易也逐渐出现，如日本、美国和新加坡等国家。人民币是中国的本币，在中国外汇管制逐步放松、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情况下，由中国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并无太大意义，因为，就目前发展情况看，金融机构对于居民和非居民的本外币账户均可以在符合监管要求(如短债指标、会计系统上区分账户等)的情况下开立，设立离岸账户的条件已不复存在。此外，国际上己瞄住我国的金融资源，CME推出了人民币衍生品交易，新加坡交易所推出针对我国A股市场的A50股指期货，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人民币NDF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己成为影响中国人民币汇率远期定价的主要因素。在境外人民币市场日益壮大之际，在考虑在国内设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现实意义不大且未必有吸引力，现实的考虑是允许非居民直接参与中国金融市场投资。

五、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关系

如前面分析的，国际货币都是可自由兑换的，否则持有这种货币的高成本导致其不可能被广泛接受，而自由兑换的货币一般采取的都是浮动汇率制，因为自由兑换意味着供求不固定，那么价格也就不能固定，否则失去价格调节机制会出现供求不平衡的情况，这种货币面临投机冲击将无法保证自由兑换了。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非居民可以开放式的赎回外币，内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因为，跨境人民币的流动及其相伴的汇兑活动，势必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更大的影响，这需要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降低投机资金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

六、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现实可能性

本文研究的是人民币为何和如何成为国际货币，但是未来的国际货币是主权货币，还是一种与主权无关的货币，是一个理论上存在争议的问题。创造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但是，这一目标的现实可操作性值得商榷。

1.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2.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3.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4.从短期来看，由于意识形态和国情不同，国家之间在财政货币政策上的统一非常困难，而且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决定权，为了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不可能放弃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地位，因此，超主权货币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超主权货币的最大障碍是货币本身缺乏价值基础保障，一旦国际政策发生不协调，这种货币并没有国家主权的保障，购买力将难以实现。而诸如美元、欧元或日元等主权货币，尽管其价值存在不稳定因素，但仍可以在货币发行国实现购买力，缺乏价值保障可能是超主权货币发展的最大障碍。换言之，如果超主权货币得不到主权国家政府的法律保障和国际政策安排保障，它得不到广泛认同和接受，因而不会有产生的现实可能性。

参考文献：

[2]黄泽民等：《货币银行学》，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1。

[3]赵海宽：《人民币可能发展成为世界货币之一》《金融研究》2003年第3期。

[4]姜波克、张青龙：“货币国际化：条件与影响的研究综述”，《新金融》，2005年第8期。

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82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5-0069-04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世界各地频繁爆发货币危机。近几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又有波兰、匈牙利、乌克兰、俄罗斯、印度、韩国、越南等多个国家先后爆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会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造成沉重打击，致使企业倒闭、物价上涨、股市暴跌、失业骤增，部分国家甚至会出现社会动荡 [1-3]。因此，对货币危机理论及相关的汇率理论进行回顾与分析，能够为学者们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货币危机理论及发展动态分析

（一）货币危机理论

货币危机的发生机理长期以来都是国际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之一 [4-5]，迄今为止，共发展了三代货币危机理论。

1.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1979 年，Krugman [6] 建立了非线性的投机性货币危机模型；1984 年，Flood 和Garber [7]通过构建线性模型对投机性货币危机模型进行拓展和简化，逐渐形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该理论主要探讨投机冲击和固定汇率制崩溃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经济基本面不断恶化条件下政府与投机者之间的博弈，经济基本面恶化与固定汇率制难以维系之间的内在矛盾引致了投机冲击。该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拉美债务危机，但是不能很好地解释1992―1993年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

2.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Obstfeld（1994，1996） [8-9] 和Esquivel （1998）等[10] 认为，投机者之所以对货币发起攻击，并不是由于经济基本面的恶化，而是由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所导致的，政府与公众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是多重均衡的出现，从而建立了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1992―1993年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但是无论第一代模型还是第二代模型都不能很好地解释1997年的东南亚货币危机，由此催生了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

3.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

沿着第一论的逻辑，“道德风险”假说（Corsetti，1999；Burnside，2000） [11，12] 始终把货币危机的发生与一国实体经济中的基本面相联系，但是视角已由原来的宏观基本面进入到了一国的微观基本面，特别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有关制度的扭曲上；而沿着第二论的逻辑，“金融恐慌”假说（Chang and Velasco，1998） [13-14] 依然坚持了市场多重均衡假设前提，虽然承认脆弱的金融体系使得盯住汇率制度容易遭受冲击，但仍然认为货币危机主要是由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性以及投资者的“金融恐慌”心理所造成的。

（二）发展动态分析

与20世纪90年代的几起重大的货币危机相比，本轮货币危机有着显著的差异。

1.分布范围广。危机发生国不仅有欧洲地区的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乌克兰等，还有亚洲的印度、越南、韩国等国家。

2.时间上的“一致性”。多个国家的货币危机都发生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在时间上呈现出“一致性”。

3.机理上的“异质性”。不同于三代货币危机理论所分析的危机机理，本轮货币危机主要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首先导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进而全球各地的美元回流美国、危机发生国出现资本逆转所致[4]。

基于此，部分学者将货币危机放到全球金融体系的背景下进行分析。苏多永等（2009） [15]认为，在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衍生品大量使用条件下，资本流动逆转将会导致货币危机。黄晓龙（2007） [16]用非瓦尔拉斯均衡方法分析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非均衡性，指出美元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发的资本大规模流出和流入，是导致各地发生货币危机的直接原因。黄琼（2010）[17]建立了一个货币信贷模型，发现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主要是一场系统性危机，它来自于美元的信贷缺口。刘骏民（2007） [18]认为，美元支柱的虚拟化导致全球的美元流动性过剩，美国可供境外购买的产品和非金融服务的价值量远远小于美国境外资产的价值量。这种严重的失衡为货币危机奠定了基础。王立荣、刘力臻（2009） [19]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的角度对本轮货币危机的机理进行了分析。

韩振国（2008）[5]认为，资本内流存在一个临界值，一旦资本流入超过临界值，随后经济的演变就会出现货币危机。因此，应将资本的内流限制在一定规模。张宝林等（2009）[20]以国民资产负债表为起点，提出了四类资产市场的失衡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危机理论。Licchetta（2009）[21]对多个国家的国民资产负债表进行分析后发现，短期债务过高是一个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重要原因。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货币危机的发生机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成果，能够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货币危机进行解释；但是，基于投机者角度对货币危机的发生机理进行研究的报道相对较少。

不同类型的货币危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危机发生国的货币汇率在短时期内迅速地、大幅度地下跌[10]；因此，对汇率问题的研究就成为货币危机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二、汇率理论

汇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核心经济变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内外经济平衡。

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伴随着全球金融体系的动荡，汇率问题一直都是国际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其产出的文献数量极为庞大，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但仔细归纳起来，可以发现汇率理论大体沿着两条逻辑主线发展。

（一）汇率决定理论

1.基本因素分析的汇率决定理论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各国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国际资本流动性不强，汇率常被视做商品的相对价格，主流的汇率理论为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理论和利率平价 （Interest Rate Parity， IRP） 理论。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汇率的波动逐渐加大，其不仅受到商品价格的影响，还受到外汇市场的需求与供给的影响，于是资产市场分析法的汇率决定理论相继被提出，主要包括货币模型[23，24]、资产组合模型[25-27]、新闻模型[28]和微观结构模型[29]等；但这些模型无法解释外汇市场上的“无关性之谜”、波动聚集效应和“尖峰厚尾”等现象。

2.技术分析的汇率决定理论

基本因素分析的汇率决定理论有着严格的假设，难以描述和预测汇率的短期频繁波动，学者们转向对汇率变量自身的波动规律进行研究，并相继提出了ARCH模型[30]、制度转换模型[31]、神经网络模型[32]等。其中，神经网络具有较强的非线性逼近能力，正受到越多越多的重视。

3.异质预期分析的汇率决定理论

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的“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预期假说”与经济现实偏差较大，其线性研究范式与汇率运动的非线性特征不相吻合。Meese 和 Rogoff（1983）[33]研究发现，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难以经受实证的检验，在对汇率短期波动的预测方面甚至不如随机游走模型。

随着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学研究的兴起，学者们开始关注外汇市场的异质性。Frankel 和 Froot（1990）[34]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外汇市场上交易者存在异质性预期，主要存在根据外推式预期进行交易的图表交易者和根据回归预期的基本面交易者。李晓峰、陈华（2012）[35]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建立了包含央行干预的汇率决定模型，使用Unscented 卡尔曼滤波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汇改后人民币外汇市场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易者。Paul等（1991） [36] 将基本因素分析的长期模型与基于非线性理论分析的短期模型相结合，提出了汇率决定的混沌货币模型。

（二）均衡汇率理论

固定汇率制度下对于汇率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汇率决定理论，在浮动汇率制度产生后，学者们开始关注外汇市场汇率频繁波动的原因，并研究汇率均衡问题。

均衡汇率是一个中长期的概念，讨论的是剔除了价格因素之后的实际汇率[37]。Nurkse （1945）将均衡汇率定义为国际收支平衡和充分就业条件下获得内外均衡时的汇率。目前测算均衡汇率的影响力较大的分析方法主要有：基本因素均衡汇率分析方法（FEER） （Williamson， 1983）、自然均衡汇率分析方法（NATREX） （Stein， 1994）、行为均衡汇率分析方法（BEER） （Clark&MacDonald， 1999）、均衡实际汇率分析方法（ERER） （Edwards，1989）和购买力平价分析方法（PPP）等。

购买力平价分析方法则基于汇率变动的长期趋势，注重商品相对价格或者货币的购买力，包括绝对购买力平价、相对购买力平价和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Effect，B-S 效应）扩展的购买力平价方法[38]。

（三）发展动态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是均衡汇率理论的内核与基础。在均衡汇率的理论分析当中，基本要素均衡汇率、行为均衡汇率、自然均衡汇率和均衡实际汇率实际上是“局部”均衡汇率，与Nurkse的均衡汇率概念之间存在差异；绝对购买力平价方法难以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结构不同的国家之间找到可比较的、合理的一篮子商品；相对购买力平价方法在衡量两个国家之间汇率变动的流量时简单实用，却在合理基期的选择上陷入了困境；基于B-S效应的扩展购买力平价方法目前使用较为普遍，不过国内外学者对其实证检验的结果却差异很大。虽然理论界较为认同实际汇率在长期将收敛于均衡汇率，然而迄今为止均衡汇率的测算仍未找到行之有效、且被广泛接受的方法。由于均衡汇率的测算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因此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在现有的一系列汇率理论当中，杨长江、钟宁桦（2012） [39]认为，购买力平价理论有着特殊重要的基础性地位，是任何其他汇率理论所不能比拟的。MacDonald（2000）[40]也认为它常常成为探求均衡汇率的首选模型。尽管目前关于均衡汇率的理论处于徘徊状态，但是，顺着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方向进一步地深入研究，才有可能获得实质性的突破。

三、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货币危机理论与汇率理论的发展相对独立。虽然货币危机是汇率短期大幅度异常下跌的危机，但货币危机理论与汇率理论的融合和联系仍然较少，两者总体呈现发散态势。不过，Kaminsky 和 Reinhart（1998）[4]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们研究发现，名义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大幅度偏离预示着货币危机的来临，因此，名义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是危机即将来临的一个很好的指示器。Goldfajn和Valdes（1997）[33]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货币高估是货币危机的关键决定因素。刘伟（2007）认为，测度一国实际汇率是否偏离均衡汇率即该国货币是否失调，并将此作为判断货币危机是否爆发的原因，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但是，相对而言这些研究较为零散，较之流行的货币危机理论和汇率理论的研究，其产出文献数量不足，尚未形成理论体系，且在均衡汇率的测算方面使用方法各不相同，尚未获得被广泛认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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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8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3－054－05

一、引言

从国家领土的统一到民族、社会和文化的不断融合；从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到货币金融一体化，人类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沿着货币一体化这条主线发展的。从货币统一的历史来看，许多学者都在探索货币一体化问题。货币统一实质上是价格单一化问题。价格单一化是人类经济交往活动中追求的理想目标，从物物交换到一般等价物，从一般等价物到金银价值标准，从商品货币一金银到信用纸币一英镑和美元等国际货币，以及从信用纸币到电子货币的不断演变发展。在经济交往中，人类不断地筛选出最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货币，价格单一化的趋势从来没有停止过。

自从国际金本位制度建立以来，人类对价格单一化的探索实践从未停止。从金本位制度到布雷顿森林制度，再到牙买加体系，在国际货币制度不断向前演变发展的过程中，价格单一化经历了由静态向动态，再由动态向静态的演变。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经济的交往，世界贸易与金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黄金不再充当世界价值标准，美元成为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元本位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是汇率波动幅度越来越大、贸易失衡加剧。2008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风暴，殃及世界经济。在金融风暴冲击下，国际社会要求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改变美元一枝独大的现象，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金融话语权，已成为一股新潮流。这是因为，美元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碍于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公平竞争，并经常受到美元汇率波动的冲击。

本文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视角，探索人类选择汇率制度、统一货币的终极目的，即实现商品和劳务价格单一化的理论渊源及其趋势。

二、价格单一化理论综述

中世纪以来，学者对汇率问题已有了大量研究，汇率决定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汇率决定于铸币平价；二是汇率变动决定于货币供求。马林斯(1620)提出了汇率的“货币供应论”，指出汇率是用一国货币表示另一国货币的价格。他主张实行外汇管制，以实现汇率的稳定。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提出了货币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认为汇兑平价是两国含金量之比，如法国的同成色、同分量的银币能够在荷兰换到同数量的银币，即汇兑平价。

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都主张用黄金充当世界货币，通过黄金天然属性实现价格单一化。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在《休谟经济论文选》一书中，阐述了著名的“硬币――物价流动机制”，即黄金输出输入决定物价水平，从而决定“平价”。他认为商品的价格随货币数量的变化而发生严格的正比例变动，所以汇率决定于国际收支，国际收支逆差(顺差)会使一国货币汇率下跌(上升)，超过一定的限度(黄金输送点)时则会引起黄金输出(输入)。亚当・斯密主张国际收支调节与否无所谓，主张贸易自由，黄金输出输入自由，世界价格单一化自发实现。大卫・李嘉图赞成金本位制，认为它是最完美的货币制度，主张黄金自发输出输入，世界价格水平自发地达到一致。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在其论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阐述了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共同标准的重要观点，为价格单一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阿弗里德・马歇尔在《货币、信用与商业》(1929年)一书中提出了货币充当价值标准的理论，他认为黄金是世界货币，充当世界价值标准，以黄金为通货基础的国家之间，汇率的变动是有限度的。可见，马歇尔也认为黄金作为世界价值标准有利于实现价格单一化。

西美尔认为，在经济交换中，货币把各种性质不同、形态迥异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货币成了各种相互对立、距离遥远的社会分子的粘合剂；货币又像中央车站，所有事物都流经货币而互相关联，比重相等的万事万物都在滚滚流动的金钱浪潮中漂浮，由于漂浮在同一水平面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只有覆盖的尺寸大小的不同而已；货币使一切形形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区别。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严厉的调解者，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西美尔关于货币的论述具有极其深刻的含义，货币使一切不能够度量的物统一了，标准化了。这是价格单一化最重要的实质性问题。货币的强大功能不仅在于它能消除千差万别的商品的特性，而且还要消除民族、国家、文化以及地缘界限等。唯有如此，货币价格单一化的功能才能彻底发挥出来。

马克思有关货币信用和汇率的理论散见于《资本论》等书中。马克思认为信用是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货币是一种信用符号，强调货币的职能存在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首先，马克思认为铸币在使用过程中被观念化了。他指出：“其他物因为同外界接触而失掉了自己的观念性，而铸币却因实践反而观念化，变成了它的金体或银体的虚幻的存在。”其次，马克思还指出：“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这些话表明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过程中，只要被人们普遍接受，货币本身是什么根本不重要。马克思还指出：“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可见，马克思上述关于货币的本质的论断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前瞻性，正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今天的货币越来越趋向于数字化、符号化。

罗纳德・麦金农和罗伯特・蒙代尔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货币一体化理论”，推动了价格单一化趋势的发展。该理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蒙代尔的“最佳通货区”理论开创了区域货币一体化研究之先河；20世纪90年代初，爱默生等人的“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想，打破了“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传统观，为不同国家间的货币融合扫清了思想障碍；20世纪90年代中期，保罗・克鲁格曼等人的“GG－LL模型”为单个国家选择是否加入共同货币区提供了分析方法与工具。

三、价格单一化的否定之否定

纵观历史文献和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实践，价格单一化有其内在的理论内涵。价格单一化的实质是理想价值标准的实现过程，并且经历了由静态到动态，再由动态向静态的变化过程。因此，价格单一化是在不断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自我完善的。

1　价格单一化的理论界定

价格单一化源自于古希腊的Stater(斯达特)，所谓价格单一化(Price Singularization)是指在全球范围内或者区域内通过汇率制度安排或者货币一体化，实现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商品、劳务价格趋于一致的过程。当然，价格单一化有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即一系列制度安排，主要是指货币制度安排，包括价值标准的确定、货币兑换关系及其规则。价格单一化的运行机制主要体现为“平价”的维护，其标志是始终以“平价”为目标，如金本位制度的“铸币平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汇率平价体系。要实现不同历史时期货币平价体系，需要约定俗成的或者是人为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来保障，从而形成价格单一化的运行机制。

2　价格单一化演变过程中的第一次否定

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历史规律表明，价格单一化经历了静态价格单一化和动态价格单一化。所谓静态价格单一化(Static Price Singularization)是指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或者是通过单一货币的建立，确定平价机制或者消除汇率风险来实现价格单一化。例如，国际金本位制度，布雷顿森林制度以及欧元的诞生，就是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平价机制，或者货币一体化来实现价格单一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协议方式”建立起全球性价格单一化协调机制。所谓协议方式，即通过国际间合作，以国际协议为约束建立起来的共同遵守的国际货币制度，以确保国际间的货币兑换关系稳定可持续，避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波动。

伴随着主要发达国家放弃了承担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义务，抛弃了好货币合作盟友，静态价格单一化转向动态价格单一化。所谓动态价格单一化(Dynamic Price Singularization)是指通过建立动态汇率制度，即关键货币单独浮动，其他货币采取管理浮动或钉住汇率，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消除汇率风险，实现价格单一化。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体制演变到了浮动汇率，由于汇率波动，平价很难维护。对此，为了消除汇率风险，人们创造了衍生金融工具，如货币期货和期权，以迂回方式确保价格单一化的实现。

3　价格单一化演变过程中的第二次否定

虽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以美元作为关键货币，是国际贸易、投资以及国际储备中的主要计价货币。但是这种单边的货币主义将逐渐被货币合作趋势所取代。随着欧元的诞生，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价格单一化趋势在货币一体化的潮流中，将逐步由动态复归到静态。由于受欧元的鼓舞，20世纪末，全球掀起了货币一体化新高潮，继欧元之后，人们提出了“亚元”，即实现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构想等。虽然，受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静态价格单一化趋势暂时受到冲击，但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这是由国际经济交往和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规律所决定的。

总之，价格单一化的否定之否定的自我完善需要漫长的过程。因为实现价格单一化需要一系列国际协调，包括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不仅如此，价格单一化过程还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自从实施浮动汇率制度以来，金融危机频繁发生，每次金融危机前后的表现都是汇率的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市场价格急剧变动，对价格单一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因此，要想实现价格单一化还必须进行国际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

四、价格单一化面临的新挑战及趋势

实现价格单一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理想价值标准。人们总是把这一理想寄托在强势货币上。根据霸权稳定理论，强大的国家才能创造强势货币，它的货币就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中心作用。纵观历史，巴比伦的沙克尔、波斯的德里克、希腊的四德拉克马，以及19世纪的英镑和20世纪的美元，都是各个时代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而正是由于超级大国对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否决权，决定了价格单一化道路上布满了荆棘。19世纪70年代，美国和法国强烈要求实施国际货币改革，主张用任何别的记账单位和货币代替英镑，取代英镑作为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英国总是对此说不。当英帝国衰弱，美国崛起之后，欧盟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而美国也总是说不。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霸权稳定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尤其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使美国再一次遭受重创，美元的国际地位正在逐步地走向衰退。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这一超级大国也不得不低下头来与世界其他国家展开合作，共同应对危机。这说明，美国仰仗美元霸权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时代将发生改变。价格单一化面临新挑战的同时，也将展现出新的演变趋势。

1　价格单一化面临的新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相互合作的游戏。历史上国际货币合作可以追溯到拉丁货币同盟(1865)和斯堪第那维亚货币同盟(1875)。国际货币合作鼎盛时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早在1936年，美国、英国和法国就签署了《三国协议》(Tripartite Monetary Agreement)，确立了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美元本位制，美元是惟一继续钉住黄金的货币，所有其他国家将货币与美元挂钩。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州达成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将国际货币合作推向了历史的高潮。直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合作陷入了困境。美国率先实行单独浮动，抛弃了其他货币盟友，采取了单边主义政策。从此，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动荡不定的浮动汇率制度时代。美国依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美元的地位。所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须有美国参与，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实现改革。然而美国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既定货币地位，反而会对挑战其美元霸权的行为予以反击。可见，当前在世界经济格局仍然以美国为中心的条件下，与美国的合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超储备货币的创立亦非常困难。

2　价格单一化演变趋势

根据理想价值标准理论和超国家货币创造的历史经验，在21世纪初或者更远的将来，国际金融市场价格单一化演变的路径要么沿着超国家混合货币展开；要么沿着超国家单一货币展开。首先，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的特别提款权(SDR)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改造成为世界货币，增加货币定值的国家数量，重新确定权重，直接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为世界中央银行。其次，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印度、巴西等)通过货币合作，签署国际货币协议，创立世界货币单位(World Currency Unit，简称WCU)。

上述通过创造单一货币或者混合货币实现价格单一化的整合成本十分高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空间等多重整合，几乎是难以实现的，但并非没有可能。那就是通过两个方面：一是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从目前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定值货币至少扩展到“金砖五国”的货币共同加权定值，并且在决策方面进行调整，增加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言权；二是通过扩大区域货币合作，创立区域货币区，例如在欧元货币区的基础上，创建亚洲货币区、拉美货币区等等。将价格单一化的范围缩小至区域

范围内，待区域货币合作成熟以后再向更大范围扩展，直至实现全球货币一体化。

3　区域货币整合是最现实的选择

欧元诞生为人类区域货币整合提供了典范。1999年欧元的问世成为国际货币一体化的里程碑事件。欧元是一种超单一货币，其发展方向既不依赖于黄金，又不依赖于单一国家，成为世界货币发展的典范。尽管欧元从酝酿到诞生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并且现在已经运行了12年，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新生儿，存在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2008年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一些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如冰岛，深感到了货币大家庭的温暖与安全。这也彰显出欧元的强大生命力，欧元区正在不断地扩大。

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造成多次全球范围内的或区域性的金融危机。这就使得旨在提升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稳定性的对策研究逐步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焦点。创建独立于一国的世界性信用货币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的理想，从凯恩斯到蒙代尔等西方学者都提出了世界货币的设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创立了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尝试性载体。但包括特别提款权在内的所有世界货币计划都失败了，蒙代尔将原因归于人们无法对没有信用保障和黄金支持的货币赋予足够的信心。

因此，目前较为可行的改革路径应是区域性货币安排，即逐步从目前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过渡到多个货币共同竞争的货币体系，最终建立一个非国家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区域性货币安排的目的就是增强对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的约束，减弱世界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发展目标对世界货币发行目标的干扰。

展望21世纪初，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将会动摇美元的根基，美元的地位何去何从有待于观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美元一枝独大的国际货币地位可能将极大地改变。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金砖五国”的崛起，将对世界货币格局的演变发挥重要作用。未来世界货币格局演变将会由现在的三角格局到四角格局变化，甚至出现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新景象。中国的人民币也可能成为重要货币，毕竟中国的经济总量、进出口贸易额和近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都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大中华区域货币一体化已成为不可小视的力量。如果“金砖五国”联合起来，将对世界货币格局的变化产生极其重要的历史性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对于这一时代来说，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可见，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牢牢掌握货币与汇率，选择适合于自己国情的价值标准才是理想的。所以，从一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选择理想价值标准，既有利于抵御和缓冲外部冲击干扰，又有利于促进内外均衡；既能实现经济独立自主，又能有利于充分就业、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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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8

[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1]周颖，纪振强.东亚货币一体化:理论基础、可行性及前景瞻望仁月.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9).

[2]朱芳.最优货币区理论:欧元的启示与东亚货币区的设想〔J.南方金融，2003，(7).

[3]刘力臻，焦百强.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我国的参与对策〔J〕.东北亚论坛，2003，(3)，

[4]李勇辉，昊朝霞.区域货币一体化下的亚洲货币合作机制研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

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9

货币制度：决定汇率的基础

（一）金本位制度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黄金被赋予了货币价值功能；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金本位制度逐渐确立。这是一种以黄金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与若干重量的黄金相等同。铸币平价―即两国货币的含金量之比，决定两国之间的汇率。汇率则围绕铸币平价，根据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在黄金输出点与输入点之间上下波动（见图1）。广义上的金本位制度包括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三种类型。

1.金币本位制。金币本位制主要出现在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也是金本位制最早、最纯粹的表现形式。实行金币本位制的国家可以自由铸造金币，且金币具有无限法偿的特性；银行券和辅币可以自由兑换与其面值相等的金币；黄金是国家的货币发行准备，允许自由输入和输出。货币的含金量由国家政府通过法律进行规定，两国货币的含金量之比―铸币平价即成为汇率决定的基础。黄金的自由流动使汇率能够自发进行调节。铸币平价和黄金输送点共同发挥作用，使汇率的波动维持在较小幅度。

2.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及政治面貌。战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建立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又称金条本位制，是一种以金块处理国际结算的变相的金本位制。国家将金块作为货币的发行储备；国内不流通金币，只流通银行券；银行券的价值与一定量的黄金保持等值关系；银行券不能与金币进行自由兑换，但如果是用于国际支付或工业生产，可以用一定数量的纸币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块。这意味着金块本位制实质上属于有限制条件的金本位制。

如果一国所持有的外国货币的发行国实行金块本位制或金币本位制，则该国货币可以无限制地兑换成发行国的货币，这种货币制度称为金汇兑本位制。此时，只有银行券能在国内流通，银行券可以兑换实行金币本位制或金块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但无法兑换成黄金。国家除了储备黄金外，外汇也占一定的比重，但只有在国外才能兑换黄金，不到最后不会使用黄金作为支付手段。如果一国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必须通过无限制地买卖外汇，来使本国货币与其他实行另两种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保持稳定的比率关系。

由于不具备金币本位制的许多特点，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也被称为残缺不全的金本位制。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使这两种金本位制受到极大的冲击，各国逐渐放弃，转而采用不兑现信用的货币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这是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其本质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后来又两次将美元贬值，美元危机使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瓦解直至崩溃。

（二）纸币本位制度

纸币本位制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相继采用的现代货币本位制度。根据纸币流通是否代表黄金量，可分为两个阶段：

1.货币黄金化时期。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国际经济发展的混乱时期，各国普遍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和货币保护。黄金在这一时期对货币价值的形成仍有决定性的作用，黄金平价是汇率决定的价值基础，二战后世界各国普遍实行不兑换纸币制度，但黄金对货币价值的形成仍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各国通过黄金市场价格以法令的形式规定纸币代表的黄金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成员国需要公布各自货币按黄金或美元表示的对外平价，其货币与美元的汇率一般只能在平价上下1%的幅度内波动。

2.货币非黄金化时期。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全崩溃后，黄金不再作为货币价值的基础，纸币流通开始非黄金化。纸币的发行量取决于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的需要；纸币的流通则取决于中央银行的信用。纸币的价值不再由黄金价值决定，而由购买力决定。这种纸币本位制的优点显而易见：由于纸币不再与任何金属保持固定的等值关系， 因此纸币的发行不以黄金准备为后盾，从而可随时针对市场变化情况，在仔细观测和周密计划的基础上，根据客观需要，通过人为政策伸缩调整货币的供给量，以达到消除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目的。同时，对汇率进行管理、设立外汇储备基金，能够维持纸币对外价值的稳定、促使国际收支保持平衡。因此，实行纸币本位制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比金本位制更有利。不过，纸币本位制也存在着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首先，纸币发行不受准备金的限制，这使得货币供给的弹性很大，往往超量发行纸币，导致纸币贬值甚至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其次，汇率不依据货币的含金量而定、交由各国自由调整，使各国货币对外汇率变化波动大，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

汇率决定机制的变迁

（一）传统的汇率决定机制

1.购买力平价说。购买力平价说最早由英国学者桑顿在1802年提出，后来成为李嘉图古典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瑞典学者卡塞尔在《1914 年以后的货币与外汇》一书中充实和发展了该理论。购买力平价说已成为当今汇率决定机制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

用货币在国内的购买力水平来确定各国货币之间的比价的理论称为购买力平价说。该理论认为，两种货币在本国国内所能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数量决定一种货币和另一种货币间的比价，这意味着货币的对内价值决定其对外价值。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国际市场上，一种货币之所以有需求，是因为货币持有人可以用这种货币购买其发行国所生产的商品和劳务。因此，当兑换不同的货币时，实际上是交换它们对各自发行国内的商品和劳务的支配权。这使得货币在发行国内的购买力是决定汇率的唯一基础。

绝对购买力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是购买力平价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之间的比价称为绝对购买力平价，这由两国货币在各自国内的购买力之比决定。如果用Pa和Pb分别表示本国和外国一般物价的绝对水平，则绝对购买力平价公式为：Ra=Pa/Pb。由于计算绝对购买力平价必须首先获得两国物价水平的相关数据，实际操作过程非常困难，而两国物价水平变动率的数据更容易获得，卡塞尔因此又提出了相对购买力平价，即以两国物价指数之比（通货膨胀率）表示汇率。相对购买力平价的基本公式是：本国货币新汇率=本国货币旧汇率*（本国物价指数/外国物价指数）。

2.利率平价说。1923年，凯恩斯在其《货币改革沦》中提出了利率平价说。该理论认为，两国之间的远期汇率变动与两国利差有关，两国利率不同会导致套利活动的产生，只有当远期汇率变动幅度等于两国利差时，套利才能停止；因而必须基于资产市场的均衡，或者说基于一国货币远期与即期价格在时间上的无套利均衡来确定远期均衡汇率。根据套利是否与远期业务结合，利率平价可分为抛补利率平价和无抛补利率平价两种类型。前者指汇率的远期升（贴）水率等于两国货币利率之差，并且高利率货币在外汇市场上表现为贴水，低利率货币在外汇市场上表现为升水；后者指预期的汇率远期变动率等于两国的货币利率之差。利率平价说在描述汇率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忽视了外汇管制、交易成本、投机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3.汇兑心理说。汇兑心理说是在1924-1926年间，法国国际收支均为顺差但法郎的对外汇率反而下降，从而引起物价上涨的反常情况下提出的。法国学者阿夫达里昂认为，人们为了满足投资、支付、投机等愿望而对外币产生需求。外币价值的高低是由人们的主观欲望决定的。当外汇供给增加，单位外汇的边际效用就会递减，从而使外汇的汇率下降直至外汇的需求与供给相等，此时的汇率就是外汇市场上的实际汇率。这一学说后来发展成为心理预期说，认为外汇汇率与市场上人们的心理预期密切相关。虽然这两种学说不可避免地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解释外汇汇率的决定因素也过于片面，但其揭示了客观事实与主观判断之间的相互作用，前者对后者产生影响，后者又反过来作用于前者，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也能够很好地解释外债积累、资金逃避、外汇投机和国际黄金储备下降对未来汇率可能产生的影响。

4.国际收支说。国际收支说从国际收支变动对汇率的影响出发，讨论汇率的决定机制。在纸币本位制的条件下，一国的国际收支情况决定外汇供求，进而决定汇率。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该国的外汇供小于求，导致外币汇率上升、本币汇率下跌；当出现顺差时，外汇供大于求，则本币汇率上升、外币汇率下降。基于此，国际收支说在探讨汇率决定机制时，侧重于分析国际收支如何决定和变动。

局部均衡分析的弹性论是一种影响较大的汇率决定理论。该学说通过严格的理论分析和公式证明，总结出一国进出口量与国际收支及外汇汇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汇率作用于国际收支及进出口的过程和条件，为各国政府提供制定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一般均衡分析的吸收论将国际收支变动与整个宏观经济状况相结合，认为在某一时间内，国民收入和国内吸收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一国的国际收支情况。当国内吸收不变而国民收入增加时，国际收支将改善；相反，当国民收入不变而国内收入增加时，国际收支将恶化。因此，调节国际收支必须从调节国民收入或国内吸收入手。汇率变动也通过此途径实现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内外均衡分析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简称F-M模型）扩展了对外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同政策效应的分析，意在说明资本是否自由流动以及不同的汇率制度对一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二）现代汇率决定机制

1.新闻模型。1979年，穆萨结合理性预期假说和资产市场宏观结构模型提出了新闻模型。他将“新闻”定义为非预期的、能使人们修改对汇率的预期值的新信息，并阐述了“新闻”如何影响汇率的运动。该理论认为，作为基本经济变量的“新闻”会引起未预见到的即期汇率的变化。这表示当任意新闻因素影响外汇市场上人们的预期时，这种影响都能在即期汇率或远期汇率中得到及时体现。“新闻”在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之间的时间内出现，从而可能使后者成为前者的有偏估计，这解释了为什么外汇市场的有效性检验失败；汇率的频繁波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新闻”因素持续进入外汇市场来解释。此外，由于“新闻”是不可预见的，这表明“新闻”的产生是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从而导致能够预测的即期汇率的变化也呈现随机游走的特点，这对即期汇率的路径近似遵循随机游走的经验规则给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

2.理性投机泡沫模型。用能够预见的基本经济量的变化解释汇率决定和变动的原因是新闻模型的理论依据。但是，当基本经济量的变化幅度并不大时，外汇市场仍会时不时地出现暴涨和暴跌的现象，却无法用新闻模型来解释。一些学者依据理性预期的假设分析这种汇率现象，提出理性投机泡沫模型。该模型认为，泡沫的产生源于期初的汇率偏离由基本因素所决定的水平。受理性预期的影响，人们认为汇率将进一步偏离原先的均衡水平，为了能够获得货币持续升值带来的收益、并在汇率回落到最初的均衡水平之前卖出货币，人们会继续购买被高估的货币。市场投机因素使得汇率快速上升，泡沫随之迅速膨胀。每一期结束前投机者都会估算泡沫破灭的概率，汇率上升得越高则破灭的概率越大，补偿增加的泡沫破灭的风险促使汇率更加快速地上升，使泡沫进一步膨胀。因此，理性投机泡沫理论得出初期的偏离在理性预期的条件下会导致汇率理性泡沫的生成并进一步加速膨胀的结论。

参考文献：

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10

金融首先应该是一个涵盖宏观货币创造与微观资金融通的大概念。中文的“金融”与英文的“Finance”无法一一对应。1937年《词源》释：“今谓金钱之融通状态曰金融。”实际上，在信用货币出现后就产生了货币银行学，这是一个宏观问题，而资金融通是一种财产权的使用，是微观问题。

发端于次贷危机的本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验教训，正好证明了宏微观金融的相互影响。在世界进入完全的信用货币之前，世界的贸易差并不大，在1969年之前美元还和黄金挂钩，那时世界的贸易顺差和逆差也不大。但是从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国际贸易的失衡也变得加剧。原因即是贸易出现了巨额的逆差也可以通过信用货币的创造加以弥补。

危机的治理涉及到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内容。货币政策及的实施自然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但却不能替代货币银行学。宏观经济学中的金融分析以货币供求利率、汇率对经济的影响为主要内容，货币银行学则以货币供应如何创造、如何调控的技术为研究对象，这一理论问题远未解决。

很多人认为基金可以替代货币，但是这一次金融危机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金融资产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它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为什么美联储要出手研究货币基金？就是因为共同基金在金融危机下也跌破了面值。因而，当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金融资产和货币的区别就显现出来了。当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存款货币和法定货币也会区别开来。这个时候大家不太相信存款货币了，对现钞的追逐会加剧。而到出现了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的时候，所有的货币都不会被大家所信任，结果就只会回归到实物中去。当今黄金价格的暴涨就反映了人们对于货币的担忧。

货币与金融资产有无区别？完全的信用货币制度下如何确定货币需求？如何控制货币供应？央行被动吐出基础货币与主动吐出基础货币时货币政策工具有何不同？

我个人认为美国的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操作没有错误，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是对商业银行不放贷的一种替代，中央银行替代商业银行创造信用货币。到现在为止，美国信贷的增量仍是负的，美联储创造的货币M2仅仅1%强，低于它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和。

多余的美元不是现在创造的，更确切地说是危机之前的后果。然而，由于银行不能破产，致使它不能够消除掉。因而，对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误读造成了市场上对于通货膨胀的一种严重预期。我们主动吐出基础货币和被动吐出基础货币和商业银行不创造货币了，中央银行怎么办？很多的理论问题和操作问题，货币银行学并没有解决。

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催生了新的难题与困境。在全球信用货币制度下，以货币为国际结算货币的特里芬难题仍然待解。实际上美联储只能对美国经济负责，无法对全球负责，但是它又是一个国际结算货币，又有极大的外部效应，这就是它面临的特里芬难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论基础到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

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6.022

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也称为“纸黄金”（Paper Gold），用来作为记账单位和储备资产。当一国拥有了该权后，就可以在产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余会员国换取外汇，用来偿还国际收支逆差或基金组织的贷款，同时特别提款权还可以像黄金一样作为储备货币。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经投票表决，同意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是第一个拥有特别提款权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币的加入使得SDR更具有代表性和稳定性，同时，对我国金融改革的要求也更加严格，有利于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此外，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1 人民币加入SDR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人民币加入SDR意味着人民币的流通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不仅为国内居民出国消费、投资增加了许多便利，而且促进跨境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多使用人民币交易的机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有利于中国逐渐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1.1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Cohen（1971）认为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能在世界市场上使用并被其认可的货币，二是能在某一范围或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的货币。Hartmann（1998）在此基础上对国际货币的定义进行了拓展，提出国际货币是指一种能同时拥有交易，计价和储备三种职能的货币。

1.1.1 人民币加入SDR增大了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的信心

林涛（2016）指出货币的国际化有很多种表现方式。而人民币加入SDR，增加了人民币成为交易货诺目赡苄浴R恢只醣乙成为交易货币的前提是先成为国际化货币，一旦成为交易货币后就表示这种货币可以进行各种交易活动，这不仅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同时还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脚步。吴晓芹（2011）提出人民币国际化可增加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贸易交易量，减少对外汇的储备，避免外汇储备过多造成资金流出。

1.1.2 人民币加入SDR增加人民币作为记账单位的可能性

杨艳，刘敏（2016）从动态分析的框架上看，提出人民币加入SDR有实际和象征两种意义，且在不同的阶段上这两种意义可以相互转化。目前，尽管有很多学者认为人民币加入SDR的象征意义要更大，但不能否认它有利于人民币充当记账单位，例如大宗商品也能以人民币计价，同时大宗商品市场也会受人民币波动的影响。随着以人民币结算的国家数量增多，在大宗商品定价时，中国企业参与的机会也逐渐增多。魏冬，田小辉（2016）认为目前在市场上，虽然多数商品仍以美元计价，但随着人民币的加入，货币篮子更具有代表性，同时降低了美元在其中的比重。人民币地位的提升增加了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定价的机会，同时也为中国提供了更多的话语权，这会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并愿意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

1.1.3 人民币加入SDR表明人民币向“储备货币”更进一步

肖立晟（2016）在改善国际储备货币供给政策的建议上提出了三点：第一，增加新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第二，增加国际货币的供给，第三，积极发展可以和美元相抗衡的货币，通过这三种建议来弥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缺陷。并主张建立多元货币体系，在制约美元地位的同时，努力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赵冉冉（2013）使用蒙特卡罗模拟法对不同的外汇储备资产组合进行研究，发现包含了人民币的SDR储备资产组合拥有更好的抵制和防御风险的能力。

1.1.4 人民币加入SDR增加了我国的铸币收益

杨凡（2016）认为人民币加入SDR后在提升国际地位的同时也被更多的国家所接受，并扩大了其作为结算货币的范围，降低持有人民币的成本，除此之外，还能获得铸币收益，有助于加快我国金融融入国际金融的脚步。李稻葵（2008）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给中国带来了三个主要的经济收益，其中一个就是铸币收益。陈雨露（2005）根据接受人民币程度的不同将考察的国家和地区分为A类地区和B类地区，并大致估计2010年至2020年不同地区的铸币收益，对于普遍接受人民币的A类地区其铸币收益大约是2779亿元，而对于开始接受人民币的B类地区其铸币收益大约是4353亿元。

人民币加入SDR只是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并不代表人民币实现了国际化。在整个人民币国际化的征程中，人民币加入SDR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想真正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邹海涛（2015）认为人民币加入SDR并不能直接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和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

1.2 促进外贸的发展

1.2.1 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促进周边国家经济共同发展，而且也能带动欧洲经济的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是实现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重要战略，它兼顾了各方利益，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把各方的优势充分利用，优势互补。

涂宇翔，李根生（2016）从对外经济的溢出效应来看，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仅仅凭借现有的外汇储备是无法实现的。随着人民币加入SDR，使得沿线各国更愿意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这在一定程度上既缓解了外汇储备不足的问题，也给沿线各国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王晓亮（2015）认为人民币加入SDR能有效促进边境贸易的发展。采购成本的降低和交易的便利有助于推动双边经济贸易的往来，带动国内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 人民币加入SDR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促进贸易的发展，带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拓宽了人民币的流通范围，提升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使得中国在国际贸易或国际事务上有更多的话语权。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所承担的责任就更大，人民币纳入货币篮子，汇率、利率的市场化，必然会使国际市场的波动影响到国内市场，国内经济也易受国外经济的影响，意味着中国将面临更多的风险，这就要求国内政府、企业对风险进行合理的评估并做出相应的措施积极应对。

通过上述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研究都集中在人民币加入SDR后对人民币国际化、外贸及金融等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否真的如上述文献所说的那样大还有待探讨。综合大量的文献发现，鲜有文献在人民币未加入SDR之前，SDR在国际市场上并不普及，人们也较少将SDR作为储备货币，结算货币，在人民币加入SDR后是否能使SDR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性增强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也有待时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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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10-58　-03

一、引言

关于货币供给是内生还是外生的争论由来已久，究其本质是货币当局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如果说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那么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来调节物价水平、利率以及实际产出等因素。反之，如果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那么货币供给并不是由中央银行自行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中诸多因素，如物价水平、利率以及实际产出水平决定，中央银行只能被动地根据经济发展所需的货币量投放货币（王楚明，2008）。此时，货币供给只是一种被动的适应。货币外生性一直是经济学主流学派的一个基本命题，得到了新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的支持。现代经济理论大多以货币供给外生性为前提，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中央银行才能够通过对货币供给的调节来干预或影响经济。例如，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给是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主张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以“单一规则”作为货币政策的执行规则。然而，随着金融理论的不断发展，货币供给外生性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理论和现实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大师们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并从多角度探讨了内生性的原因。例如，格利和肖（1960）从“内在货币”和“外在货币”的角度入手，指出由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具有货币创造作用，加上货币当局无法对他们实施有效控制，因而货币当局无法完全控制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存在内生性。托宾（1967）认为，货币供给类似地决定于商品生产和流通，受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化。温特劳布（1978）认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政府为避免失业增加而被动增加的货币供给。卡尔多（1985）认为，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责是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直接随着公众持有现金或银行存款的变化而变化，而不能够独立于货币需求的变化。莫尔（1988）认为，利率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外生变量，在既定利率水平上，中央银行只能满足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而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由公众的贷款需求决定，货币供给曲线在既定利率水平下是水平的，货币供给是由货币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帕雷（2002）指出，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供给的开放经济内生性主要是通过放款渠道实现的，出口需求的增加促进了出口部门的投融资需求，由此导致国内货币供给的增加。我国的货币供给究竟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国内学者对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给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的结论。魏巍贤（2000）指出，货币供给内生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企业投资软约束和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而形成的“倒逼机制”，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扩张缺乏自主控制能力。万解秋、徐涛（2001）　认为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率受到体制变迁和制度变化的强烈约束。王曦、舒元（2003）对我国在结售汇制和汇率制度安排下的货币供给内生性做了实证分析，指出基础货币的供给冲击主要是由于国际收支的变化。谢罗奇、胡昆（2005）利用1993　年第一季度至2003　年第四季度的M0、M1、M2　和GDP　的季度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规模变量GDP　是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Granger　原因（M0　除外）。因此，货币供给呈现出一定的经济内生性。王国松（2008）从基础货币投放的被动性、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与外汇”资产渠道以及利率渠道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他指出，我国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即基础货币供给存在制度内生和信贷供给存在需求内生。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结论，例如，史永东（1998）对1981-1995　年的GNP　和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季度数据进行了Granger　检验，发现M1　或者M2　对于GNP　是外生的。郭文旌、周磊（2008）的研究表明，就基础货币投放而言，我国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外生性。因此，综观国外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货币供给是内生还是外生的没有统一的结论，但却更倾向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于我国而言，研究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从具体的研究结论来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半期，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的特点比较明显，而在当前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特点比较明显。下面，本文进一步检验当前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二、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择、数据来源与指标处理

由于M2　更能反映我国的实际货币供给情况，本文选择M2　作为衡量货币供应量的指标，选择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M2　和GDP　采用1999　年1　月至2009　年9　月的季度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宏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前，对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处理。

（二）ADF　单位根检验

在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需要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如果变量没有单位根，则为平稳序列。如果变量是平稳的，那么可以继续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在此，采用ADF　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取对数后的GDP　和M2　的原始数据和一阶差分数据都是不平稳的，而对应的二阶差分数据则为平稳序列。因此，GDP　和M2　具有二阶单位根过程。

（三）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是要求变量平稳。因此，根据表1　中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利用GDP　和M2　的二阶差分进行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结果表明：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　的变化是M2　变化的Granger　原因。这一检验结果意味着，在当前金融开放条件下，我国的货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内生性。下面，本文深入探讨内生性的原因，以便全面了解货币供给的性质。

三、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原因考察

（一）从货币供应量计算公式考察

依据相关金融理论，货币供应量等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因此，探讨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就是要分析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内生性。

1、从基础货币来看。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四个：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和外汇占款，但通过各种渠道投放基础货币的数量和方式不同。

（1）在再贷款方面。长期以来，中央银行一直将贷款限额作为调控基础货币和信贷规模的重要手段，再贷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经济粗放式增长和投融资体制的缺陷，投资饥渴症使得财政和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向银行信贷软约束转化，各种政策性贷款形成了对中央银行发行基础货币的“倒逼机制”，再贷款的内生性较强。而在经济的快速扩张阶段，我国货币供给的超额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央行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大幅增长的缘故，说明我国货币供给有较高的内生性（郭文旌、周磊，2008）。

（2）在再贴现方面。目前，我国商业票据远没有普及，贴现市场不发达，再贴现业务数量和功能非常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客观上我国社会信用机制不完善，企业缺乏契约观念导致票据业务发展较缓（陈敏，2007）。2000　年之后，我国再贴现额发生较大变化，再贴现额占基础货币的比重变得越来越小（见表3），再贴现业务有淡出票据市场的迹象。实际上，由于再贴现额的发生对于央行来说并非主动行为，贴现与否、贴多贴少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因而通过再贴现所形成的基础货币具有较强的内生性。

（3）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

从表4　可以看出，在2003　年以前，我国央行债券持有量占总资产的比重比较低，而2004　年之后这一比重大幅度增加。2004　年，我国进行了利率改革，放开了存款利率浮动下限与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同时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及回购利率也已经完全市场化，但利率市场化体系并未完全形成，有效收益率曲线的缺位严重制约了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效果。此外，由于适合我国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资产短缺，难以通过逆回购业务收回基础货币，加上持有大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因此，从我国的实践来看，中央银行并不具有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的绝对控制权，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基础货币表现出较强的内生性。

（4）在外汇占款方面

当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抛出本币，购进外币，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1994　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持续双顺差（1998　年除外），使得外汇储备迅速增加（见表5），从而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1995　年，外汇占款仅有6774.5　亿元，占基础货币的比例为32.6％　；2005　年，外汇占款达到71211.1亿元，占基础货币的比例达到110.7％。这一比例在2006-2008　年间仍然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此外，外汇占款占广义货币（M2）的比重从1994　年的50％增加到2008　年底的2.4　倍（《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2009）。我国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必然引发央行被迫释放等量基础货币。外汇储备增加导致通过外汇渠道发行货币的比重提高，强化了我国货币制度对外汇储备和可自由兑换货币的依赖程度，使外汇渠道的人民币发行成为刚性，这无疑从体制上强化了货币发行的内生性，削弱了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主动性。总之，随着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使得外汇占款所带来的货币供应量内生性增强。

2、从货币乘数来看。货币乘数又称为货币创造乘数，指当基础货币变动一单位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规模。货币乘数的表达式为：m=（rc+1）/（rc+rd+re）　（1）其中，rc　表示现金在存款中的比率，rd　表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e　表示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从我国近年来的法定准备金率来看，法定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负相关。例如，2003　和2004　年国家将法定存款准备率上调后，货币乘数仍在扩大，2003　和2004　年的货币乘数分别为4.15　倍和4.30　倍。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不能完全控制货币乘数。从超额准备金率来看，商业银行通过控制超额准备金率来降低中央银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从而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失效。对于现金漏损率而言，现金漏损率主要取决于居民持有现金的状况，中央银行对于它并无直接的决定性影响。由此可见，中央银行不能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来控制货币乘数，加上超额准备金率及现金漏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运行中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表明我国货币乘数同样具有内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