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心理学论文篇1

【关键词】行为主义心理学旅游企业管理

行为主义,或称行为论和行为学派,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华生在1913年所创立。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特征就是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其理论的广泛应用性。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教育、心理治疗等领域的应用已经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而在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尚无系统研究。

一、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主要观点

1.人的行为是受到有形刺激(外在的可以看见的物理、化学刺激)和无形刺激(内在的如思维、情感、欲望等)后的反应结果。多个刺激的反应表现为人的行为特征改变。

2.强化是行为得以保持的关键。强化是指某人的某一预期反应出现后,立即给予其奖励或满足其需要的行为。强化有正强化和负强化之分。前者是指与反应相依随的刺激能增强该反应的现象,后者指与反应相依随的刺激从情境中排除时,可增强该反应。

3.观察学习。人类通过语言和非语言形式获取信息,通过自我调节及观察他人所表现的行为和结果,不必亲身体验就能学到复杂的行为反应。

4.相互决定论。人的行为是环境的产物。行为、环境、个人内在因素三者相互影响、交互决定,构成一种三角互动关系。

二、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1.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企业员工培训中的应用

培训之前,主管先要掌握员工行为的实际水平拟定培训将要达到的预期目标,通过演讲、讲解、演示等方法,使员工自身行为的变化表现为预期结果。如果员工表现出目标行为,主管可根据强化论及时给予强化,使员工的目标行为得到巩固。比如导游培训,可以专门组织导游技能大赛,让导游通过模拟现场景点讲解,展示才能,从而全面了解导游们的素质特点,以便进行针对培训。获奖者必然会受到积极的强化。

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技能落后是员工必须面对的难题。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可以按照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联想学习和行为塑造原理进行。根据认知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观点,舒适的工作环境可以刺激员工产生良好的工作情绪,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激发员工追求卓越的斗志反之亦反。另外在员工职业生涯规划问题上,主管和员工个人应明确职业生涯每个阶段的具体职业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具体条件和要求。拿酒店业来举例,酒店不仅应让员工有充电的机会,并且有持续的充电机会,为每一个有需要的员工建立培训档案,与员工一起进行职业规划,将员工的发展与酒店的发展联系起来。同时倡导建立一个学习型组织,让员工感觉到这个酒店的氛围可以让他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技能,充实自己的经验。

2.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企业员工薪酬发放中的应用。

根据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观点薪酬是员工行为的重要强化物之一。员工工作的目的不仅仅是追求物质报酬,但物质报酬是员工提高工作生活质量的基础条件因为员工首先要生存然后才能发展。有些公司的薪酬计划看上去很华丽即注重未来的薪金报酬和奖励的增长幅度,但与员工实际需要相差太远不能产生强化效果。公司薪酬方案如果与员工绩效挂钩则薪酬底线应该明确奖励标准和尺度应该科学合理且得到员工认同。例如酒店业,薪酬支付的时间也是有技巧的,支付的时间不同,产生激励的效果也不同。不同的员工会有不同的心理需求,而员工年龄的增长,经济状况的改变和酒店经营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薪酬的支付效果。例如,对年轻的员工必须即时支付,无论是发奖金还是给予休假,给予奖励或表扬都必须即时。另外当员工情绪低落时,也应该采取即时的薪酬支付,而情绪高涨时则可采取延迟支付,这样有利于保持员工稳定情绪。

3.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景区规划上的应用

华生认为除极少数的简单反射外,一切复杂行为都取决于环境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通过条件反射实现的。针对旅游业,一个景区如果要吸引游客前来,其环境是否让游客舒适满意就成了必要条件。如果游客来到一个景区,接受到的都是一些有悖于自己认知、有违于内心预先期待的刺激,那必然产生抵触情绪,且会延续很久。所以景区规划要做到以人为本,不能盲目开发旅游资源,要考虑大多数人的审美情趣和生活便利,给游客以舒服安全便利的环境。

4.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反馈上的应用

行为主义者在研究方法上摈弃内省,主张采用客观观察法、条件反射法、口头报告法和测验法。客观观察法,包括借助仪器和不借助仪器的观察;条件反射法,凡在不能使用语言的情况下,条件作用法都可以起作用;口头报告法,人类是一种经常用语言做出反应的动物,人类有时唯一可观察到的反应就是语言。华生承认口头报告法不是彻底客观的,而是在当前科技条件下不得已采用的权宜之计;测验法,华生强调指出,考虑到语言方面的障碍,需要重视那些不一定要用语言的行为测验。旅行社一般都会安排旅游反馈,多数是让游客填写旅行社服务质量意见反馈单。而这种方法,即使能反应出一些问题,也是不全面不及时的。如果旅行社想要更好,不妨安排一些面对面交谈,即口头报告法,游客如果融入采访环境,或者旅行中确实碰到一些问题,相信可以看到很多靠笔写无法看出的问题。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游客出游的动机、方法、感受,都是旅游企业如旅行社、酒店、旅游景区等迫切需要寻求的答案。旅游企业期望被游客在心里选择,期望游客选择自己的服务产品,从而获得经济利益。而心理学正是研究人类心里活动规律的学科。这样,旅游学与心理学找到了契合点。上述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四点应用如果可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必然对旅游企业的发展有很大帮助。

参考文献:

旅游心理学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9-0094-08

1 引言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开始重视旅游哲学和休闲哲学的研究，在2008年召开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著名学者成思危先生强调休闲与旅游研究应该在哲学、理论体系构建和应用三个不同层面上展开。同年，在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上，多位学者的论文涉及休闲哲学和旅游哲学的内容，发表了诸多真知灼见。著名理论家、长期关注旅游与休闲研究的于光远先生强调指出：“任何一门学问离开哲学的考察，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眼前，不见长远；只见表面，不见本质……我认为，目前的旅游理论研究中缺少人文文化精神，缺少哲学的思考……我希望能从哲学的角度思考旅游问题。”同时，于光远强调对于旅游的概念、旅游的本质、旅游的精神价值、旅游的价值观等旅游哲学问题的研究。他还着重指出：“哲学对于休闲研究来讲是灵魂，是核心。”众所周知，旅游是休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或主要方式，那么，哲学显然也应该是旅游研究的灵魂和核心。哲学既是认识旅游的起点，也是认识旅游的归宿。离开哲学思考，旅游研究便有可能囿于浅薄和功利，就有可能沦人低俗或庸俗，旅游科学也无疑失去了作为一门“人学”的真正意义。

笔者撰写并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旅游哲学引论》，作为国内第一本旅游哲学专著，张斌先生肯定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并指出了研究上的一些不足。《旅游哲学引论》出版后，笔者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研究能力、学术积累和环境条件等有限，该书存在诸多不足和缺憾，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充实。《旅游哲学引论》的出版只是旅游哲学研究的一个小的起步，主要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事实上，自《旅游哲学引论》出版以来，旅游哲学研究领域进一步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国内发表的有关对旅游进行哲学思考或以哲学视角探究旅游的文章日益增多。近年来，笔者仍一直在坚持旅游哲学这项研究工作，现已完成《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书稿。该书稿在《旅游哲学引论》一书的基础上有了较大改进和提高，弥补了《旅游哲学引论》存在的一些不足与缺憾。目前，笔者在旅游哲学的研究探索中，时常感到一些困惑与迷茫。值此之际，笔者拜读到张斌先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旅游哲学——兼评（旅游哲学引论）》的文章-z-，对某些问题感到茅塞顿开并深受启发，该文对促进旅游哲学研究和探索颇有意义。

笔者认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旅游哲学——兼评（旅游哲学引论）》一文颇有新意和见地，其中有些观点非常中肯且具有启示和建设意义，作为《旅游哲学引论》的作者，笔者对文章中的大部分观点表示认可和赞赏，但对某些观点觉得有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必要，基于学术争鸣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故此撰文以求教于张斌等方家。

2 对文章中值得肯定并具有启示意义观点的思考

张斌先生认为：“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要坚持对其进行前提追问、反思和清理，才能在此上逐步建立起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主体的哲学体系。这种建立在哲学逻辑之上的研究体系，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旅游哲学体系。”笔者对此观点非常赞同，也意识到《旅游哲学引论》“没有很好地坚持和贯彻自己提出的逻辑思路”。这的确是笔者今后在旅游哲学研究上应进一步努力的地方。

张斌先生认为，《旅游哲学引论》将“论旅游的真善美”放在旅游本体论中论述有些不当，提出的“作者在此用价值论代替了本体论的理解，用‘旅游的真善美’代替旅游存在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偏差。笔者对此观点基本认可。笔者在写作《旅游哲学引论》时主要是从对本体论追求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本体论是理性思考的产物，但更是一种终极关怀。哲学的终极关怀具有崇高的理性，它致力于追求终极之真、终极之善和终极之美。旅游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从本体论的观点出发，努力揭示旅游现象的本质，力图阐明旅游的真、善、美，寻求旅游的“安身立命之本”，为旅游者及旅游利益相关者创造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与现实指明方向，体现对旅游的终极性关怀。而哲学对真善美的寻求，从根本上说，是寻求真善美之所以为真善美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也就是对“本体”的追求。换言之，求真、求善、求美也是哲学本体论应有的承诺与追求。基于这种考虑，笔者将“论旅游的真善美”放在旅游本体论中进行论述，但从旅游哲学体系的构建和知识逻辑上考虑，将其放在张斌先生所认为的“旅游价值论”中论述可能更为合理，因为西方哲学广义的价值论包括对伦理学（善）和美学（美）的研究。

张斌先生对旅游价值论基于“需要”的价值取向进行深入思考后提出：“旅游对发生需要的主体才有价值。我们要追问的是，什么时候主体才会出现旅游这种必然的需要？旅游价值对主体需要是偶然性的还是必然性的？如果产生了旅游需要，那么这种需要在主体内又是以什么方式构成？不同的旅游价值主体和客体，旅游价值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旅游价值客体如何满足不同旅游主体的需要？按照社会中人们的正常生活逻辑，旅游价值必然是建立在人的生存需要和价值满足基础之上的。”笔者认为，这些都是旅游哲学研究应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为旅游哲学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与研究课题。

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旅游哲学引论》从旅游本质论、旅游价值论、旅游伦理论、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旅游本体论、旅游方法论和旅游实践论八个模块展开论述，有些不够严谨，有些内容安排欠妥当。张斌先生就旅游哲学体系的构建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部分采纳。

此外，张斌先生认为，《旅游哲学引论》关于旅游伦理等研究内容尚未能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有的地方论述欠严谨等一些观点，笔者大都表示赞同，这里不一一敬复。

3 对文章中一些观点的商榷与进一步认识

3.1 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逻辑思路问题

张斌先生认为：“作者没有很好地坚持和贯彻自己提出的逻辑思路，导致了《旅哲》的旅游哲学构建和逻辑走向出现了偏差。例如，在对旅游概念进行评述时，并未对概念本身进行‘追本溯源、寻根究底，做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在列举了六种旅游概念后便直接做出了判断：‘除其一、其四中谢彦君教授的两种定义外，其他大多没有抓住旅游的目的和本质’。”笔者认为，张斌先生不应该孤立地从第二章“旅游概念的哲学辨析”来看这个问题，《旅游哲学引论》在第三章“旅游的表象、内涵与本质”就对旅游的概念进行了“追本溯源、寻根究底，做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深入论证了第二章笔者提出的旅游概念。这样安排，主要是考虑到著作写作的需要（如章节平衡等问题）。旅游概念不能凭空提出，因此，首先有必要对现有的旅游概念研究的“地基”进行清理。德国大哲学家康德（Kant）把哲学视为一种“清理地基”的工作，认为哲学家的事业就是对“自明性的东西”进行分析。哲学总是不断批判性地澄清现有的一些常识，对人们熟知的概念进行反思分析，这是哲学研究的起点，这同样是旅游哲学研究的起点。旅游哲学认为，澄清现有的有关旅游的常识与概念，进而认识旅游的本质，是旅游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基于旅游本质认识的旅游概念不能凭空产生或妄加臆断。因此，在论述旅游概念与本质时，首先列举和综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概念后，再做出分析判断是很有必要的（何况林林总总、纷繁芜杂的旅游概念犹如一团乱麻，更有梳理、缕析的必要）。这与旅游哲学“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坚持对其进行前提追问、反思和清理，在此上逐步建立起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主体的哲学体系”的逻辑思路并不矛盾，而且是比较顺理成章的。

张斌先生质疑《旅游哲学引论》论述旅游概念“建立在休闲的概念框架之上”的逻辑或思路的合理性。笔者认为，这个逻辑思路并没有错，也是本人一直所坚持的。这是因为，在理论原则上讲，旅游与休闲本质同一，休闲属性是辨识旅游的试金石。休闲是指在非劳动及非工作时间（或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的自由时间）内以各种“玩”的方式求得身心的调节与放松，达到生命保健、体能恢复、身心愉悦等目的的一种业余生活。旅游的本质是以消遣、审美等为主要目的的异地身心自由的体验，它实质上是人们的一种异地休闲活动。澳大利亚旅游学者维尔（Veal）曾经明确指出：“休闲和旅游两种现象的重叠之处在于：旅游可以被看作是发生在离家较远地方的一种休闲形式。”国内外类似的旅游定义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旅游人类学对旅游的基本定义更是纳入“休闲”的范畴。经过多年的讨论，我国绝大多数学者或越来越多的学者都持这种观点并基本达成共识。如徐菊凤认为，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进行的一种休闲体验活动。谢彦君认为，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彭兆荣在《旅游人类学》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旅游与休闲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笔者认为，休闲是旅游的主要目的与归宿。旅游发生的必要条件是闲暇、闲钱（可自由支配收入）、闲趣，须臾离不开“闲”字，休闲是旅游研究的逻辑前提，旅游是休闲活动的一种主要形式，旅游与休闲都是人与日常生活、工作背反的另类生活方式。休闲属性是旅游的基本属性之一，如果完全脱离休闲的概念框架，旅游研究就容易误入“概念泛化”或“本质异化”的歧途。当然，严格地讲，旅游与休闲也有着区别，只能在理论原则上和范畴意义上把旅游视为一种休闲活动，而落实到具体的旅游活动时，对休闲概念的使用和认识应该有意义边界的限定。笔者曾经在《哲学视野中的旅游与休闲》一文中深入分析说明了这个问题，并在《对“旅游”概念的进一步探讨》一文中提到：旅游用最简略、最通俗但不很严谨的语言表述，旅游在本质、原则上可以被视为“休闲型旅行”或“异地休闲性活动”，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表述。但在定义旅游或表述旅游概念时，为严谨起见，似乎不宜采用“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进行的一种休闲体验活动”或“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这样的定义。因为这种表述虽然不算错，但由于过于简略而显得欠严谨，同时也不够明了，缺乏“目的”、“内容”和“本质”等必要内涵的清晰表述，且有些解释不够到位的感觉，也容易让人“钻牛角尖”。笔者倾向于这样定义旅游的概念：“旅游是人们以消遣、审美、求知等为主要目的，利用余暇到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之外的地方的旅行、游览和逗留的各种身心自由的体验。”总之，基于旅游与休闲本质的同一性（身心自由体验），旅游哲学研究应正确认识旅游与休闲的联系，并将旅游概念这一涉及哲学问题的研究建立在休闲的概念框架之上。至于张斌先生追问“按照书中的逻辑，旅游既是一种休闲，那么将旅游的理论放在休闲学中论述就可以了，还有必要单独建立一门旅游学吗？如果对旅游概念向前进行逻辑清理，我们会看到：休闲本身是否成为一门学科？”笔者以为，这一认识有些偏颇。众所周知，国外许多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学者都是将旅游置于休闲的框架进行研究的，不少高等院校将旅游人才培养放在休闲专业。因此，将旅游置于休闲框架进行研究是有一定道理和依据的。笔者一向认为，旅游虽然是一种休闲，但不等同于一般休闲活动（休闲是“必需品”，而旅游是“奢侈品”），旅游以异地性等特征明显区别于其他休闲活动，具有研究对象与矛盾运动的特殊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而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乃是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揭示特定研究对象的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主席在《矛盾论》一文中曾经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由此可以看出，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了学科之间区分的依据。旅游研究的对象与休闲研究的对象有很大的不同，具有矛盾的特殊性。旅游现象中的具体矛盾主要表现为：旅游者日常生活环境禁锢和生命自由追求之间的矛盾，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空间距离的矛盾，旅游供给与需求矛盾，旅游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矛盾，旅游开发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对立统一构成旅游科学和旅游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旅游与休闲的联系质疑旅游和休闲各自的学科地位是不合理的。

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逻辑思路，结合张斌先生的认识，笔者认为，应以哲学理论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以旅游本质为核心，以旅游的现实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将旅游学与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有机结合，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实践论等哲学领域的角度，系统研究旅游的概念与本质、旅游的功能与效应、旅游伦理、旅游异化、旅游者的精神世界与旅游境界、旅游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社会文明进步、旅游发展观、旅游研究方法论、旅游学科体系的构建等有关旅游学研究中基本的、切关宏旨的、但目前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见图1）。笔者以为，对这些问题或内容的研究理应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旅游哲学。

3.2 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某些概念与观点问题

关于张斌先生对《旅游哲学引论》中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元概念——“旅游”定义中的“异地”、“愉悦体验”的质疑，笔者新近发表的《对“旅游”概念的进一步探讨》一文重点说明和深入分析了这些问题，本文就不在此展开赘述了。这里仅仅作两点简要说明：一是关于“异地”的理解。《旅游哲学引论》中所讲的“异地”主要应是指“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之外的地方”。张斌先生在文中反诘的特例“飞机或者火车交通行业的乘务人员到了异地之后，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与朋友一起上咖啡馆喝咖啡聊天或者到当地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听一场音乐会”，这些活动按《旅游哲学引论》中对于旅游的定义到底是属于休闲活动还是属于旅游活动？笔者认为，这显然是休闲活动而不属于旅游活动！因这些交通行业的乘务人员的这些短暂行为并没有完全远离“工作环境之外的地方”和完全脱离工作职责的束缚（不具真正的“身心自由的体验”），这个所谓的“异地”仍是这些交通行业的乘务人员的“工作与生活环境”，而不是旅游概念上的真正“异地”。何况这些短暂行为与《旅游哲学引论》中旅游定义中的“以消遣、审美、求知为主要目的”的前提根本不符。这些交通行业的乘务人员来这个“异地”的主要目的是履行工作职责而不是来短暂地“喝咖啡聊天、看一场电影、听一场音乐会”。因此，《旅游哲学引论》中对于旅游的定义并没有矛盾和错误，是基本抓住了旅游的本质的。二是关于“愉悦体验”的理解。笔者曾经同谢彦君教授进行过交流并达成基本共识，“愉悦”一词并不等于“快乐”，它更接近的意思是“”。而“”未必都是以快乐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能以“痛感”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探险旅游始于“痛感”而终于“”，悲剧审美来自“痛感”的克服）。“愉悦”主要是指旅游者因某种身心匮乏而得到的“补偿感”，“愉悦体验”是旅游的主要价值追求所在。只要认真钻研一下有关美学理论方面的书籍，对于“愉悦”这个疑问就会涣然冰释。总之，对旅游的“愉悦”这一本质特性不能狭隘地片面地理解，更不应以偏概全、以矛盾的特殊性（如黑色旅游、中国特色的红色旅游）否定普遍性（愉悦体验），对此还是应该本着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正确处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味地钻牛角尖。再说，旅游概念根据接近本质的程度有着元旅游、准旅游、泛旅游的层次区别，黑色旅游、红色旅游（所谓的红色旅游在我国大多是单位组织、公款消费，目的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旅游发生必要条件“闲暇”、“闲钱”、“闲趣”等不大搭边，且“身心自由体验”比较有限）只能视为准旅游进行理解。笔者近年发表的有关文章中，将旅游的本质视为“异地身心自由体验”，已很少使用“愉悦体验”一词，主要不是因为“愉悦体验”的观点有什么错误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曲解、误解，并有利于更准确地表达旅游的本质。

张斌先生不认同“体验是旅游的本质”的结论，认为“在这种泛用普适的逻辑结构中，旅游认识论被彻底遮蔽，如何认识旅游的本真性已经遥不可及”。“体验是旅游的本质”这句话是《旅游哲学引论》第三章第四节标题，它是对应书中前面第二节“经济是旅游的表象”、第三节标题“文化是旅游的内涵”而言的，主要是为了追求文字上的对仗与工整，这里的“体验”有特定内涵，不能简单化地仅从这两个字面上理解。笔者在《旅游哲学引论》第三章第二节花了大量篇幅论述旅游的本质是“异地身心愉悦体验”。这种“体验”（笔者新的认识是“异地身心自由体验”）是旅游活动所特有的，是旅游学科和旅游哲学构建的“原点”和“共核”，是旅游哲学研究应贯穿的红线。除此以外，很难找到其他别的东西。笔者研究认为，旅游学科的构建和研究应该以“体验”作为基本视角，具体来讲是紧紧围绕“体验”这个共核或基于“体验”这个视角进行研究，进而向相关学科领域拓展、融合。如旅游地理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环境与资源或旅游体验场景，旅游经济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经济规律与旅游消费规律，旅游心理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心理与行为，旅游美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审美活动，旅游伦理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道德伦理规范，旅游哲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本质，如此等等。凡是与“旅游体验”无关的或游离太远的学科领域，就不宜作为旅游学的分支学科。这样，可以避免旅游科学研究迷失方向或信马由缰、四处游离的现象，从而形成具有旅游本质特征与深厚人文内涵的分支学科和中心凝聚、有机整合的学科繁荣局面。这也是对旅游学科构建的哲学分析和旅游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张斌先生认为《旅游哲学引论》中将旅游的功能放在“旅游价值论”中论述不妥，认为作者混淆了旅游功能与旅游价值的区别，“忽视了旅游功能的价值关系前提，必然造成旅游功能的误读”，认为“旅游对发生需要的主体才有价值”，用“需要”界定价值更为合理，用大量篇幅并举例进行了思辨。笔者认为此观点很值得商榷。目前，学术界对价值的理解是多元化的。如国内外学者对价值所下的定义有数十种之多。有的学者用“需要”界定价值，有的学者用“属性”界定价值，有的学者用“关系”界定价值，有的学者以“合目的性”界定价值，有的学者以“有用性”界定价值，也有的学者用“意义”（或从“价值与意义相类比”的角度）界定价值、理解价值。早些年在哲学研究上，较多的学者用“需要”界定价值，即在满足主体需要的意义上理解价值；也有较多的学者用“关系”界定价值，认为价值属于关系性范畴，“价值是表示客体（一切客观事物）与主体（人）的需要关系，是表示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肯定与否定关系”。那么，主体需要是不是科学的价值标准呢？从当今哲学观点看，显然不是！如生态哲学认为，把主体需要作为判定价值的标准或单纯用“需要”界定价值是人类中心主义或私利主义的观点，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指自然万物所固有的、不依赖人的评价而客观存在着的非工具价值。它是生态哲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是自然获得道德关怀资格的基础，是自然获得权利的前提），它离开人的需要也有自己的重要价值（如孕育、繁荣生命的内在价值），不只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思考价值关系不一定非拿人的需要作为参照系，人虽然是价值的评价者、发现者、衡量者，但却不是价值的赋予者。更重要的是，实际上主体需要并非天然合理。需要有正当与不正当、健康与不健康、合理与不合理、有益与有害之分。例如吸毒、、挥霍、掠夺性开发资源，都是从主体需要出发的，这些需要都是有害的需要。以主体需要作价值标准，必然产生混乱，甚至会做出荒谬的评价。所以主体需要不是科学的价值标准，更不能作为根本的价值标准。什么标准是科学的价值标准呢？现代哲学研究倾向于用“功能”或“效应”界定价值，这种观点认为，价值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主体与客体双向建构、相互制约、相互对待的效应关系，或者说是客体属性与功能满足主体需要的效应。价值的本质是客体主体化，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主要是对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从根本上说是对社会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这种观点，既肯定了主体在价值形成中的主导作用，又克服了忽视客体作用的缺陷。旅游功能不同一般自然物的功能，它不可能脱离人而存在，它必然涉及主体与客体的复杂的效应关系，在价值的评判上更应该以社会效应为标准，而不仅是以人的需要为标准。因此，刘长凤等学者研究认为，以效应的视角来界定旅游价值更为科学。旅游价值是旅游客体对旅游主体的效应或者说是旅游客体对旅游主体的功用和影响。旅游价值取向上必须全面满足旅游与人、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文明进步。基于旅游客体对旅游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和对社会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旅游哲学引论》从旅游的综合功能和旅游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两个层面论述了旅游的价值。撇开旅游功能与效应而单纯从人的需要角度谈旅游价值没有多大意义，甚至会误入歧途。何况发挥旅游的应有的功能与效应是当前旅游发展切关宏旨的大问题，更应值得旅游哲学研究的关注和思考。经过认真思索，本人目前还是较倾向于将旅游功能与效应放在旅游价值论中论述，不过有必要对于这一部分进行逻辑分析与缘由说明。至于张斌先生认为《旅游哲学引论》中“‘旅游批判论’和‘旅游矛盾论’列举的负面效应，仍然是旅游功能，只不过是负面功能，将这两论列在‘旅游价值论’之外，而且并列成章似乎不符合哲学逻辑”。笔者以为，张斌先生可能对“功能”、“价值”的概念理解有些偏差或不够全面，而且没有很好理解作者的著述意图。《辞海》、《百度百科》等都明确解释“功能”的词义是“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或效能”；“价值”是具体事物具有的一般规定、本质和性能，其词义一般多指“积极作用”。因此，“旅游批判论”和“旅游矛盾论”中列举的旅游异化现象与负面效应最好不宜放在“旅游价值论”中论述，否则有些不符合哲学逻辑，也不大符合基本常识。哲学的本职工作就是反思与批判，矛盾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旅游特别需要用“反思与批判”和“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将其独立成章（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主要是基于这种考虑。

张斌先生对《旅游哲学引论》关于旅游价值观中对于旅游价值判断的论述提出质疑，认为把旅游价值判定为“旅游是生命对外部世界的渴求，是精神的放飞，是对现实生活羁绊或人生枷锁的挣脱，旅游是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是灵魂的洗礼”，“旅游是充盈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是灵魂的升华”等内容有点失之简单，并对旅游层次中的“神游”的价值判断提出商榷，认为“又有多少人能达到作者所设想的‘对旅游本质与真谛的认识最为透彻’的境界”，这一内容是在“旅游与人的精神世界”的标题下进行论述的，笔者认为，这不是“判定”（张斌先生所言）旅游的价值，而是指旅游的理想追求。哲学研究应是理想化的追求，如海德格尔提出“诗意栖居”观点并为此坚贞不渝的研究。事实上，人类社会的生态与人文环境现已千疮百孔，人的心态已严重失衡，哪能“诗意栖居”？但哲学是一个追求本真、纯粹、理想、崇高与诗意的学科，最有责任为人们提供精神指归。何况，《旅游哲学引论》并没有否定低层次旅游（如“俗游”）存在的价值或意义，只是说明旅游层次与价值有高下之分，应注意引导而已。这与张斌先生认为的“旅游者的需要不同，对旅游价值的评价也会不同”的观点不存在矛盾。

3.3 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问题

旅游哲学理论体系按照什么模块来建构，关乎整个旅游哲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在《旅游哲学引论》中，笔者是按照旅游本质论、旅游价值论、旅游伦理论、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旅游本体论、旅游方法论和旅游实践论八个模块来构建旅游哲学体系的。张斌先生在作必要的肯定的前提下认为：“作为学术研究来讲，开拓与创新固然可贵，但不意味着可以抛弃传统而不顾。旅游哲学作为应用性的创新哲学，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哲学框架时，其依托思路还是要参照哲学原有的成熟框架。《旅哲》的八个部分很容易使读者理解为旅游哲学体系含有八个相等的层级内容。对应哲学的基本框架，笔者认为《旅哲》框架划分方式及内容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其内在逻辑。”张斌先生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角度来讲，哲学基本框架大体分为三个部分：本体论（或存在论、形而上学等）、认识论或知识论等和价值论”，并认为应按照此传统来构建旅游哲学的研究框架。笔者按旅游本质论、旅游价值论、旅游伦理论、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旅游本体论、旅游方法论和旅游实践论八个模块主要是考虑著作编写的需要（如追求体系的完整、章节内容的全面与平衡。现在看来，其中有些地方显得不够严谨，如将旅游本质论与旅游本体论并列，且对某些内容的写作安排产生了一定束缚作用），但不意味着笔者就认为旅游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应该按照这八个方面来构建，这只是该著作的一种写作风格而已。对于旅游哲学的学科体系如何构建的确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问题是仅仅按照西方哲学传统的“三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是否过于机械和简单？这“三论”的内容也不能截然分开，是一种“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相对关系。何况认识论的外延太广，有些旅游研究内容的归属很难准确界定。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实践论又如何在旅游哲学研究体系中体现，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构建旅游哲学研究体系，笔者认为还是应该明确旅游哲学的“应用哲学”性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其他哲学和中国哲学等有机结合起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着重解决旅游中的实际问题，在研究上有所发展和创新，这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旅游心理学论文篇3

正是抱着对学术孜孜以求、认真负责的态度，曹诗图教授继续扎根旅游哲学研究领域不断探索，近年来又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其中，由学苑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的《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一书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着名学者、世界休闲科学院资深院士马惠娣女士为该书撰写序言，对该书的学术水平和研究价值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层面的工作恰恰是近30年中国旅游研究最为缺失的东西。能做这样的研究，自然是旅游学界的一桩幸事……希望这部着作能为变革人的旅游观念、旅游行为、旅游目的而推波助力；希望借机让政策制定者、规划设计者、教书育人者、业界经营者、学术研究者、职能管理者有些发反思与批判”。

该书分为7章，共28万余言。第1章“绪论”提纲挈领，统领全书，在评述国内旅游哲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全书的逻辑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基本观点。第2章“旅游本体论”是全书的重中之重，作者从旅游哲学的元概念和逻辑起点-一…旅游的概念一一人手，深人探讨了旅游的本质，提出了“旅游是人们以消遣、审美、求知等为主要目的，利用余暇到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之外的地方的旅行、游览和逗留的各种身心自由的体验”、“异地身心自由体验是旅游的本质”等重要观点。第3章“旅游价值论”全面分析了旅游所具有的文化功能、美育功能、认知功能、经济功能、德育功能、康体功能、成人成才功能、再生产功能、社会功能等，并从旅游与人、旅游与社会的角度深人分析了旅游的内在价值。第4章“旅游伦理论”分析了不同旅游利益相关者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与旅游道德，指出了旅游伦理建设的路径。第5章“旅游批判论”引人哲学中的“异化”概念，对国内存在的旅游异化现象进行了“反思与批判”。第6章“旅游矛盾论”提出了“旅游现象是一个矛盾复合体”的观点，指出了旅游现象中的诸多矛盾表象，并对旅游矛盾产生的原因及化解之道进行了分析。第7章“旅游认识论”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分析和解决旅游领域的认识与实践问题，构建起了旅游研究的哲学认识论框架。纵览全书，“旅游本体论”、“旅游价值论”和“旅游认识论”三章是该书的重点，所占篇幅最大，论述也最为充分。

《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重新构建了旅游哲学的理论体系。构建旅游哲学理论体系是开展旅游哲学研究最为核心和重要的工作，“关乎整个旅游哲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W。然而，由于学界的旅游哲学研究严重不足，国内外几无可以参照和借鉴的成果，因此按照怎样的逻辑思路和模块来建构旅游哲学理论体系，成为旅游哲学研究的一个全新学术命题。在第一章“导论”中，作者开宗明义，明确提出了“以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以旅游本质为核心，以旅游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内容，将旅游学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有机结合，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等哲学领域”，系统研究旅游本质等旅游学基本问题，以此来构建旅游哲学体系的逻辑思路(见图1)。

鉴于作者先前出版的《旅游哲学引论》一书所构建的、按8个模块展开的旅游哲学理论体系“有些欠严谨，某些内容安排欠妥当”w,该书对原有的旅游哲学理论体系的“纲”和“目”都进行了较大调整。作者按照“旅游本体论”、“旅游价值论”、“旅游伦理论”、“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旅游认识论”等6个模块，重新构建起了以“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为基础框架的旅游哲学理论体系。在该书中，作者将《旅游哲学引论》一书中的“旅游本体论”与“旅游本质论”归并为“旅游本体论”。旅游本体论的研究内容回归到旅游哲学的根基--旅游的概念与本质，避免了以前“用价值论的理解代替了本体论的理解”等问题，更加符合哲学意义上“本体论”的内涵。原来的“旅游实践论”和“旅游方法论”归并到“旅游认识论”。还有各个模块的研究内容也经过了较大幅度的删减、补充和调整。经过重新设计后，该书所确立的旅游哲学体系，既合乎了传统哲学的基本框架，又保留了原有理论框架的特色。新的理论体系更加严谨，内容安排也更趋合理。当然，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该理论体系“并不意味着这是哲学视野旅游研究或旅游哲学研究应有的理论框架，或不能简单理解为旅游哲学体系含有这六个相等或并列的层级内容”。该理论体系仅是作者旅游哲学研究的理论探索，为一家之言。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尤其是理论与观点的创新。研究者要创新理论、观点，不能依靠主观臆断，而应该具备“问题意识”等学术素养、丰富的研究经验以及深厚的学术功力，“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经过一系列严谨的学术过程，才能提出经得起学术检验、令人信服的理论与观点。《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包括《旅游哲学引论》）中的一些观点，如作者关于旅游的定义、旅游的本质、旅游的功能、旅游的异化、“旅游亟需从哲学的视角和高度进行研究”等，已经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在学界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反响。在《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中，作者又提出了旅游概念的“圈层理论”、旅游本质的“樊笼理论”、旅游结构的“冰山学说”以及旅游层次或境界的“金字塔理论”。这些理论是作者经过长期思考后，对旅游现象和本质的高度概括，仔细品味，意蕴深远。在观点创新方面,该书将旅游的本质由旅游者的“异地愉悦体验”提升到了旅游者的“异地身心自由体验”的高度，更加切入旅游本质，颇具海德格尔关于“人诗意地栖居”的哲学韵味。还有该书从文化、美育、认知、德育、康体等多角度对旅游功能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旅游功能研究。如果用该书所提出的旅游多功能观点去反观国内对旅游经济功能的顶礼膜拜现象，我们很容易发现，仅从经济角度解释旅游功能的做法是何等的狭隘与短浅。又如，作者在论述“旅游与人的精神世界”中，提出“旅游真正价值则在于充盈并提升人的精神世界”的观点，联系到作者还将旅游研究纳人到“人学”的范畴去认知并实践，这说明作者真正洞悉了旅游活动之于旅游主体的最高价值（马惠娣在该书“序言”中对作者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核心思想“旅游是人的自由境界”这一观点颇为欣赏)。这些观点将会对我国的旅游研究与实践起到警醒的作用，彰显了旅游哲学研究作为“警示平台”的意义。

《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彰显了哲学研究所秉持的“质疑、反思与批判”的学术态度，并将其一以贯之。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旅游哲学对旅游的一切问题都要追本溯源、寻根究底，作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它在别人从未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对人们通常未加省察和批判就加以接受的一切成见、常识等进行批判性的省察、质疑它的合理性和存在权力”作者在研究中很好地坚持了这种“质疑、反思与批判”的学术态度，在某些章节展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第五章“旅游批判论”。作者直面我国旅游领域的异化现象，提出了旅游异化的概念，分析旅游异化的表现并进行反思与批判，构建起了旅游异化研究的分析框架。异化现象广泛存在于旅游的学术研究、发展模式、思想观念、消费者意识和行为、消费环境等各个领域，旅游异化研究正是对“背离旅游本质和旅游业发展初衷”现象的批评与反思。这种批判性的声音在学术界犹如空谷回音，弥足珍贵。另外，作者对旅游概念和本质的研究也体现了这种批判性的学术态度。作者对旅游概念和旅游本质的探讨，正是建立在“批判性地反思国内外学界提出的旅游概念”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一书本身也是作者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批判性自省的结果，读者很容易发现作者对先前文章与着作中的某些理论、观点等方面做出的修正、完善与提升。

当然，任何一部学术着作都可能存在不足之处。依笔者浅见，《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在某些地方仍值得进一步强化和改进。首先，该书去掉了《旅游哲学引论》中的“绪论”和“旅游方法论”部分，笔者认为此种做法似有不妥。《旅游哲学引论》的“绪论”部分，论述了旅游哲学的概念、学术缘起、学术价值、研究内容、理论体系、学科性质、学科地位、研究方法等旅游哲学切关宏旨的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关乎旅游哲学这门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应该是一本“教科书”式的旅游哲学着作不可或缺的。同样不可或缺的还有“旅游方法论”部分，因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属于旅游方法论范畴，是旅游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次，《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部分章节的内容稍显单薄，理论性还不够强，哲学味道也不够浓厚。例如，第六章“旅游矛盾论”所论述的矛盾皆为旅游实践中的具体矛盾，并引用大量实例。虽然这种做法能够让理论分析与旅游实践的联系更为紧密，但似乎削弱了文章的理论性与“哲学”韵味。

旅游心理学论文篇4

2009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号),将旅游业定位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这一文件标志着我国新一轮旅游发展拉开了序幕。与片面追求规模效益和外延式扩张的发展方式不同,新一轮的旅游发展更加注重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注重应用信息技术和科技兴旅,注重旅游者的旅游体验质量,注重旅游业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升级。相比之下,旅游理论研究则相对滞后,尤其是旅游基础理论研究还很薄弱,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旅游学”。旅游学作为旅游学科大厦的重要地基,目前发展还很不成熟,“旅游学”这一名词仅出现于《旅游学概论》之类的教科书中,还不如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和旅游管理学成熟,甚至不被主流学术圈所认同,因此,旅游要成“学”还有待于广大旅游学人的齐心努力。旅游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取决于能否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一般认为,学科是一种学术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学科分类一般是依据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研究目的和目标等五个方面来综合考量的,因此,旅游学的学科构建能否符合上述这些条件和要求,是旅游成“学”的前提,也是关系到旅游学学科地位的关键。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专业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旅游学科主要是被列入“管理学”(学科门类)中“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的“旅游管理”(二级学科)。这种制度性的学科安排,人为地割裂了旅游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的亲缘关系,消解了旅游现象研究与管理学以外的人文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行为学等之间的逻辑关系,缩窄了旅游学的概念范畴和研究领域。将旅游现象研究局限在工商(企业)管理的范围内,不仅大大削弱了旅游在宏观经济上的功能,也不利于社会效益的发挥。要改变目前旅游学科寄居于“工商管理”下的尴尬境地,就需要建构起符合学科规范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结构,具有本学科固有的研究对象、确定的研究范围、独特的研究命题和术语体系、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和“范式”、明确的研究目的和目标、脉络清晰的学科分支谱系等。目前对于旅游学的研究仍属于探索初创阶段,即库恩所说的“前范式”阶段。据不完全统计,坊间以“旅游学”为主题词或关键词的概论性教科书多达80余种(不计海外著作和教材),内容涉及:旅游学研究对象;旅游学;各学科与旅游;旅游、旅游活动、旅游行为;旅游史;旅游者;旅游需求;旅游资源;旅游产品;旅游业;旅游景区;旅行社;旅游交通;饭店业;旅游商品;旅游娱乐;信息技术与旅游;旅游市场;旅游宣传、旅游营销;旅游区、旅游地;旅游影响;旅游组织;旅游发展趋势;旅游管理、法律、政策;旅游容量、可持续发展;旅游文化;旅游人力资源管理;旅游体验等(见图1)。

已有的这些教科书多以旅游业概论为主,对于旅游学的学科建设探讨不多,这倒并非作者的疏忽,而是客观地反映了这门学科的现状;即使是西方的主流旅游教材,也与此大同小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力求在旅游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特点和范围等方面做些探索。

1旅游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1.1研究对象

目前我国旅游学概论教科书中对于旅游学研究对象的较有代表性的表述有10多种(见表1),归纳来看,可分为矛盾说、关系-现象说、三要素说等三大类。

教材名作者表述

1旅游学概论董玉明、

王雷亭,2000旅游学是以世界范围为统一整体,以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研究旅游活动和由这一活动所引起的多种关系与其矛盾运动规律的学科。

2旅游学概论张立明、

敖荣军,2003旅游学就是以各种旅游活动为背景,将旅游作为一种综合的社会现象,研究旅游活动过程中的各种内在矛盾,解释这种矛盾运动的规律性的一门科学,是一门由多种学科理论和知识交叉的边缘性应用学科。

3旅游学概论何丽芳、贺湘辉,等,2006旅游学的研究对象是旅游活动的内在矛盾,旅游学的任务是要通过研究来认识这种矛盾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和它所产生的各种外部影响。

4新编旅游学概论陶汉军,2001旅游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由多种学科理论和知识交叉的边缘性应用科学;是以世界范围的旅游活动为背景,将旅游作为总和的社会现象,研究出游期望与旅游产品效用之间矛盾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

5旅游学概论马勇、

周霄,2008旅游学是将旅游作为一种综合的社会现象,以其所涉及的各项要素的有机整体为依托,以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产业活动在旅游运作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为核心对象,全面研究旅游本质属性、运行关系、内外条件、社会影响和发生发展规律的新兴学科。

6基础旅游学(第3版)谢彦君,2010旅游学的研究对象是旅游活动的内在矛盾及其表现,旅游学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研究来认识这种矛盾的性质及其发生原因、形态结构、运动规律和它所产生的各种外部影响。

7旅游学杨时进、

沈受君,1996旅游学是反映旅游活动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旅游活动的实践经验的综合概括,也是哲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在旅游领域中的一个发展。其研究对象是构成全部旅游活动的诸要素和关系及其运行中的规律性现象。

8旅游学刘伟、

朱玉槐,2001旅游学是研究人类旅游活动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对旅游的现象和各种关系的研究,也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

9旅游学教程李冠瑶、

刘海鸿,2005旅游学研究对象是旅游活动及其所引发的各种现象和关系,研究内容是旅游活动、产生的关系及影响研究。

10旅游学原理申葆嘉,2011旅游学是研究旅游运行规律、研究动态旅游现象的一门学科,系统地解释旅游现象各种关系和现象之间的互动关系。

11旅游学概论李肇荣、

曹华盛,2006旅游学以旅游现象为研究对象具体是旅游活动和旅游业,重点是旅游三要素(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体)及其相互关系。概括地说,旅游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业活动的产生、发展、结构及其相关联的各种矛盾运动规律的综合性边缘科学。

12旅游学基础王兆明,2007旅游学是以“旅游产生与发展、旅游主体、客体和旅游业之间相互作用及其活动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为研究对象”。

13旅游学概论董观志,2007提出了三种旅游学概念:第一种是以旅游现象研究为基础的旅游学,第二种是以旅游系统研究为基础的旅游学,第三种是以旅游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旅游学。

14旅游学概论周武忠,2009旅游学是一门研究旅游系统一般规律的科学。旅游系统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游客为中心的旅游活动;第二层次是以企(事)业为中心的旅游产业;第三层次是以行业管理为中心的旅游事业。

15旅游学概论(第6版)李天元,2009旅游学是研究旅游者、旅游业以及双方活动对旅游接待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之影响的科学。

16旅游学邓观利,1994旅游学是以世界范围为统一整体,以旅游的社会经济条件为特点,研究旅游的产生、发展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

注:表中所列“表述”摘自于各教材的最新版本,个别“表述”在文字上略有技术性改动。

(1) 矛盾说

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旅游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内在矛盾。如董玉明、王雷亭(2000)认为:旅游学是以世界范围为统一整体,以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研究旅游活动和由这一活动所引起的多种关系与其矛盾运动规律的学科;张立明、敖荣军(2003)认为:旅游学就是以各种旅游活动为背景,将旅游作为一种综合的社会现象,研究旅游活动过程中的各种内在矛盾,解释这种矛盾运动的规律性的一门科学;何丽芳、贺湘辉等(2006)认为:旅游学的研究对象是旅游活动的内在矛盾,旅游学的任务是要通过研究来认识这种矛盾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和它所产生的各种外部影响;陶汉军(2006)认为:旅游学以世界范围的旅游活动为背景,将旅游作为总和的社会现象,研究出游期望与旅游产品效用之间矛盾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马勇、周霄(2008)认为:旅游学是将旅游作为一种综合的社会现象,以其所涉及的各项要素的有机整体为依托,以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产业活动在旅游运作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为核心对象,全面研究旅游本质属性、运行关系、内外条件、社会影响和发生发展规律的新兴学科;谢彦君(2011)认为:旅游学的研究对象是旅游活动的内在矛盾及其表现,通过研究来认识这种矛盾的性质及其发生原因、形态结构、运动规律和它所产生的各种外部影响。

(2) 关系-现象说

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旅游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和现象,如杨时进、沈受君(1996)认为:旅游学是反映旅游活动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旅游活动的实践经验的综合概括,也是哲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在旅游领域中的一个发展,其研究对象是构成全部旅游活动的诸要素和关系及其运行中的规律性现象;刘伟、朱玉槐(2001)认为:旅游学是研究人类旅游活动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李冠瑶、刘海鸿(2005)认为:旅游学研究对象是旅游活动及其所引发的各种现象和关系,研究内容是旅游活动、产生的关系及影响研究;申葆嘉(2010)认为:旅游学是研究旅游运行规律,研究动态旅游现象的一门学科,系统地解释旅游现象各种关系和现象之间的互动关系。

(3) 三要素说

所谓“三要素”只是一个较为笼统的说法,不同的学者对于“三要素”的具体内容也不尽相同,有的是指(旅游)主体、客体和媒体;也有的是指旅游者、企业和行业;也有的是指旅游者、旅游业和旅游地等。如李肇荣、曹华盛(2006)认为:旅游学以旅游现象为研究对象具体是旅游活动和旅游业,重点是旅游三要素(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体)及其相互关系。概括地说,旅游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业活动的产生、发展、结构及其相关联的各种矛盾运动规律的综合性边缘科学;王兆明等(2007)认为:旅游学是以“旅游产生与发展、旅游主体、客体和旅游业之间相互作用及其活动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为研究对象”;董观志(2007)认为:有三种旅游学概念:第一种是以旅游现象研究为基础的旅游学,第二种是以旅游系统研究为基础的旅游学,第三种是以旅游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旅游学;周武忠等(2009)认为:旅游学是一门旅游系统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旅游系统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游客为中心的旅游活动,第二层次是以企(事)业为中心的旅游产业,第三层次是以行业管理为中心的旅游事业;李天元(2009)认为:旅游学是研究旅游者、旅游业以及双方活动对旅游接待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之影响的科学;邓观利(1994)认为,旅游学是以世界范围为统一整体,以旅游的社会经济条件为特点,研究旅游的产生、发展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

显然,在上述这些旅游学研究对象的表述中,对于旅游的理解包含了旅游活动、旅游业、旅游现象等多层含义。

1.2学科性质

对于旅游学的学科性质定性因学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视角不同,认识也不同,主要有边缘学科、应用学科、社会学分支学科等多种理解。如陶汉军(2001)认为:旅游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由多种学科理论和知识交叉的边缘性应用科学;张华容等(2002)认为:旅游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社会学分支科学;张立明、敖荣军(2003)认为:旅游学是一门由多种学科理论和知识交叉的边缘性应用学科;王德刚等(2004)认为:旅游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安应民等(2007)认为:旅游学是一门由多种学科理论与知识交叉而形成的边缘性应用学科,也可以界定为跨学科的多学科交叉综合而形成的一个新兴学科;王洪滨、高苏(2010)认为:旅游学是旅游现象和其他学科(如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地理学和旅游心理学等)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化的、高度概括了的社会科学。

总之,多数学者认为,旅游学是属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边缘学科,具有跨学科、多学科交叉和综合性特点,但也有个别学者将其定位于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2旅游学科的归属与分类

目前,对于旅游学科在社会学科中的归属与分类,在旅游学术界内没有公认的一致意见。但在院校教学和科研工作实践上仍然可以找到一些与此相关的工作文件和参考标准。

2.1《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这个目录是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国务院学位办”)于2011年颁布的,是在1997年《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简称《专业目录》)和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旅游学科被归入管理学学科门类(代码12)中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见表2)。这个目录对于旅游学科的影响最大,涉及高校旅游专业的学科建设、教学科研、职称评定、招生就业、学位授予等多个方面。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包括旅游业在内的服务业,目前教育部正在酝酿将服务业从工商管理中分离出来,另设“服务业管理”一级学科,涵盖旅游、会展、文化产业、体育经济、电子商务等(见表3)。这一方案将旅游与文体休闲、商务会展、电子商务等二级学科整合在同一学科门类下,从行业的应用性看,似乎更为合理些。但也有学者担心，由于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文化中服务业的社会地位较低,将“服务业管理”作为一级学科,会对旅游学科高端人才培养以及招生、就业等造成不利影响。此外,“服务业管理”仍然只是突出旅游的经济和消费特性,没有包括旅游的文化属性。

2.2《学科分类与代码》

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2009)是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联合起草、1992年首次、2009年第一次修订、主要应用于基于学科的信息分类。在这个国家标准中,旅游学科没有被归入管理学,而是分别置于经济学(二级学科:旅游经济学)和地球科学(三级学科:旅游地理学)项下(见表4)。

在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2009)中,旅游地理学是2009版新增加的,但在其它一级学科或学科群下均未出现旅游学的分支学科,如心理学(190)下未列旅游心理学、社会学(840)下未列旅游社会学、民族学与文化学(850)下未列旅游民族学、旅游人类学或旅游文化学等。

2.3《中国图书分类法》(1999年版)

《中国图书分类法》原称《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是目前国内图书馆使用最广泛的图书(文献)分类体系,简称《中图法》,初版于1975年,最新版是1999年修订的第4版。《中图法》是对各学科学术研究发表的成果进行分类,主要用于图书编目和检索。《中图法》的最新修订版距今已经有12年了。由于《中国图书分类法》主要用于图书馆馆藏图书的编目,需要相对稳定,不宜频繁修订,因此无法反映当前学科发展的现状。尽管如此,鉴于《中图法》在出版业界、图书馆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这也可以视作是一种学科分类的参考方案。

《中国图书分类法》共有5个基本部类及下设的22个大类,但在《中图法》中没有“管理学”和“工商管理”类别,而是在“F经济学”大类下的“F2经济计划与管理”中列“F27企业经济”(其中“F270.7企业现代化管理”等);而旅游学科则归属于“F经济学”之下的“F5交通运输经济”的亚类“F59旅游经济”――可见,在《中国图书分类法》中,旅游学科的地位要高于工商管理(见表5)。

2.4《“复印报刊资料”分类指南》(第一版)

“复印报刊资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的,该中心目前编辑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系列期刊有118种,分为五个大类,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其中经济、管理类的系列期刊有30种,包括有《旅游管理》、《企业管理研究》(但没有“工商管理”)。《旅游管理》的前身是1982年创刊的《旅游经济》,2000年改为现名;出版方认为,《旅游管理》是属于“直接与人文社会科学有关学科相对应的学术类专题期刊”。从《“复印报刊资料”分类指南》(见表6)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分类方案受《中国图书分类法》影响的痕迹较深,也是除旅游学教科书之外关于旅游学科分类中内容最为齐全、涉及范围最广的方案。尽管这一分类是基于图书情报和文献编目,但对于旅游学科建设仍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2.5旅游学的学科结构

由于目前旅游学仍处于初创期,属于库恩(Thoms S.Kuhn)所述的“前范式”阶段,因此对于旅游学的学科结构的研究也处于初级阶段,对于学科内部结构的认识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点,其外延边界是不确定的,随着旅游学者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延伸。旅游学的分支学科大多数都是与其他学科交叉而产生的边缘学科,旅游学可以说是由这些边缘学科形成的各分支学科的集合。目前旅游学之所以不成熟,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正是因为这些分支学科中的大多数学科发展不成熟所致。

杜江、张凌云(2004)在查尔斯・格德纳等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改进的同心圆学科结构框架(见图2)。同心圆的最外圈层,是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地理学、信息技术等;第二圈层,是旅游学与相应的外层学科交叉而形成的分支学科如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电子商务等;第三圈层,就是最核心的部分――旅游学。

3关于旅游学学科地位的讨论

从表2至表6中可以看出,旅游学者对于旅游学的阐释并未得到科学研究和高等教学主管部门以及学术界主流的认可。在旅游学科体系中,只有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等少数几个分支学科被认同,且处于二、三级学科的地位。尤其是在国务院学位办的 《专业目录》中,自1997年就取消了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被置于“工商管理”(Business Administration)之下的二级学科。一般认为,工商管理是研究营利性组织经营活动规律以及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与技术的科学,这意味着,旅游管理主要是研究旅游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与技术。而将旅游(或旅游管理)置于与文体产业、会展管理等“服务业管理”学科下,也只是扩大了产业范围而已,仍然没有超出经济属性。显然,这大大缩小了旅游学科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漠视了旅游活动和现象所具有的社会性、文化性特点。事实上,随着我国旅游产业和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旅游学科的学术地位不升反降,由多学科综合变为单学科专题,由宏观降到微观。由此可见,旅游学科要成为一门独立的、被学术界公认的学科,还有待广大旅游学者的共同努力。

学科是科学知识体系的分类,不同学科就是不同的科学知识体系。一般认为,构成一门独立学科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1)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2)具有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3)具有一定的学科知识产生方式和研究范式,即方法论。因此,如果旅游要成“学”的话,必须要从纷杂的旅游活动和旅游现象中寻找到其本质,界定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形成一套具有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并建立起由个别到一般、由经验到理论的研究范式。

我国的旅游学者一直在努力尝试建立旅游学和旅游学科体系,如:谢彦君对于体验是旅游本质和旅游学“硬核”的研究;申葆嘉以“假设-命题-结论”的规范研究来探究旅游运行规律;曹诗图等从哲学的视角来辨析,提出旅游的本质应是“体验”,即旅游者的异地身心自由体验;张凌云对于“非惯常环境”下的体验是旅游本质的研究等。张凌云认为:对于纷乱复杂的旅游现象可以借鉴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方法――“现象学悬置”(也译为“悬搁”、“现象学还原”或“先验还原”),将旅游现象中那些无关紧要的要素“悬置”起来。

如前所述,旅游的多义性反映出的是旅游概念的多层结构。旅游首先是一种人的基本生理需要(或生理欲求,但这种欲望满足与否并不影响到人的生存和繁衍后代);其次,在这种需要支配下,可能付诸实施而产生的行为和活动;再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财富的增加,当旅游活动的需求达到了一定规模后,就产生出一系列提供和丰富这种活动的产业和系统;最后,由于人的频繁交往而造成人地关系(人与环境)、人群关系(主人与客人)发生变异的现象。

在这个概念的多层结构中,最基础的和最核心的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或生理欲求),这是构建旅游定义的关键。

从第一层次看,旅游是人们一种短暂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是人们对于惯常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或熟悉的人地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异化体验,是对惯常生存状态和境遇的一种否定。这是旅游的本质和核心,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每个人的文化背景不同、社交圈不同,惯常活动范围不同,旅游动机和目的地的选择不尽相同。所谓“惯常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或熟悉的人地关系和人际关系”在空间上并不限于居住区本地,与逗留时间也没有必然关系。

从第二层次看,旅游是由于人的这种与生俱来的需要和行为得到满足和释放时,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关系和现象的总和。简言之,我们将旅游看作是一种基于人自身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普适的人文现象。用深受现象学思潮影响的存在主义哲学来看,旅游也是一种“存在先于本质”。旅游作为一种人的自身基本需要,是与生俱来的,是先天的,并不受外界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对于现在学术界总结的旅游的种种性质和属性(例如经济性、文化性等)则是我们后天赋予的。旅游产生的历史要远先于旅游产业的存在。从人性的个体上看,我们可以推定,那时人们对于旅游的需求和体验(尤其是观光旅游)与今天的旅游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面对大自然的崇高和灿烂的文化艺术时,产生的审美和移情体验都是基本相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只是使得旅游变得更加方便、更加廉价、更加舒适、更加大众化罢了。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查尔斯.P.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在《两种文化》(Two Cultures)一书中分析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和区别时,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科学文化的进步是谁都不会怀疑的,但人文文化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例如,很难说我们今天比莎士比亚时代的人更能理解莎士比亚。对于旅游也是如此。

总之,对于旅游本质的深入讨论和对于现有旅游定义(或概念)的解构和重构,或许能为我们建构旅游学的理论知识体系和学术研究框架提供一种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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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tatus of Chinese Tourism Research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System of Tourism Discipline

ZHANG Lingyun

(Institute of Tourism,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旅游心理学论文篇5

[作者]赵红梅，厦门大学人类与民族学系2005级在读博士生。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30-009

一、旅游人类学的研究目标

英语世界的社会学学者做旅游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但似乎还尚未有学者坦然地将旅游研究视为正经八百的学问。原因不言而喻，旅游固然与审美、求知、猎奇、遁世、逃逸等高尚超脱之行为紧密联系，但其还以刻意迎合低级趣味(譬如赌博、色情等)的恶劣形象，而被多数学者斥之为肤浅、庸俗与虚假，学者们亦因此不愿正视之。如今，学术冷落旅游现象的时代已然过去，在旅游社会科学中，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科学、休闲学、历史学、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以及营销管理学，都对旅游做出了积极的学科回应。人类学首次界入旅游是在1963年，而正式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则是以1977年瓦伦・史密斯(Valene Smith)的《东道主与游客》(Hosts and Guests)一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完全是从其他研究中开出的偶然之花，但不管怎样，这朵花确实符合人类学的研究旨趣。

从研究内容上看，40多年来，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内容集中在两方面，即旅游对目的地社会的影响与旅游对旅游者的影响。具体可细化为：一、旅游影响研究，即旅游目的地社会的文化接触与文化变迁。这方面研究者甚众，主要关注主、客互动中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问题。此类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定性描述、片面评价阶段；细分量化研究阶段；跨学科、多方法结合阶段。二、旅游体验，虽然研究者不多，但此研究旨趣风格明确，主要关注“通过礼仪(rites ofpassage)”式旅游，将旅游与仪式进行比对，从中探寻一种类似“朝圣”的神圣旅游体验。旅游体验研究主要借用人类学仪式理论，但研究成果解释范围不大。此类研究逐渐激发了人类学学者对自身社会的兴趣，从而引发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叩问，譬如：人们为什么旅游，为什么出现不同类型的旅游，为什么特定旅游模式总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社会群体相关，影响旅游行为的因素是什么等等。此后，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在旅游人类学学者的不断调查与论证中得到运用与完善，旅游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建立，并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应用性学科。

正如《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的主编詹法・詹夫瑞(Jafar Jafari)所言，旅游人类学的目标应为：研究离开惯常环境的旅游者；研究旅游企业；研究旅游者与旅游企业的影响效应。而纳尔什・格雷本则对旅游人类学的未来研究提出更多的展望：1、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与不同文化背景之旅游者的比较研究；2、研究制度发展(如博物馆与节事活动)与旅游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意义，包括“真实性”问题；3、对旅游开发与旅游游记的研究，尤其是后者，将揭示出个人社会心理生命周期中的世界观与旅游体验之间的关系；4、将旅游视为一种上层建筑，研究决定此上层建筑的基础结构，亦是未来旅游人类学应该深入拓展的领域。

尽管学者们雄心勃勃，力图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使研究内容进一步拓展与深入，但他们亦不得不承认，就旅游的人类学研究现状而言，很强的理论意识与缜密的方法论相结合的“高兴状态(happystate)”尚未到来。当然，部分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理论已经在旅游研究中得到运用，而对部分理论进行介绍与阐述，正是本文的主旨。

二、旅游人类学的三个研究视角

理论是拓展与提升调查成果的必要手段，如果缺乏理论的知会与提炼，实证资料的简单堆积将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对人类学学者而言，理论的建构主要来自田野工作与文化比较，通过田野工作这一具体实践，人类学学者了解某一文化，建构对人、社会、文化的理论。而从事旅游研究的人类学学者似乎并不关注学科界限，他们毫不犹豫地借用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理论与方法，而不问其学科渊源，只要这些东西适用其研究。事实上，旅游人类学对人类学理论的借鉴并不很多，主要还是表现在对人类学方法与视角的把握上，因此，要求旅游人类学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与特别的方法论，目前看来似乎不太可能，而唯一现实的办法是，对旅游现象能形成某些一致的观点，从而使学科内部或学科之间的学者的研究能够融合起来。总体来看，旅游人类学亦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分：前者主要与科学性问题有关，比如某一特定旅游形式的形成原因；后者回答与现实相关的问题，比如旅游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以下将介绍三个人类学视角下的旅游研究，以及其他学科之理论在旅游基础与应用研究中的运用。

(一)从涵化与发展的视角看旅游

1　涵化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涵化(acculturation)是文化变迁的一个主要内容，亦是文化变迁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关于文化变迁理论，必须明确几个关键词：传播、媒介传播、文化接触、采借、选择、整合、涵化。不难看出，文化传播、文化接触可以说是涵化的先决条件，而涵化则是文化传播导致的一种结果。厘清文化变迁与涵化的关系，可使研究者不仅仅桎梏于涵化理论，对于文化传播与接触的模式，亦可关注与研究。

涵化一词最早出现于1880年。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关于涵化的研究主张，对后人影响很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有人类学学者专门从事涵化研究。最早的三种研究成果都于1932年出版：一是比尔斯(L.Beals)的《马约文化中的土著遗存》，着重讨论文化接触问题；二是特恩窝尔德(R.Thumwald)的《涵化的心理学》，首次提出涵化的心理学问题并对其概念与过程作了系统分析；三是米德的《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变迁中的文化》，描述一个北美印第安部落安特勒人与白人的文化接触从开始到最终的结果。赫斯科维茨(M.J.Herskovits)于1938年出版的《涵化一文化接触的研究》是最早的涵化研究，对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论，讨论了涵化研究的方法论等。许多人类学学者都对涵化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最终形成完备的涵化理论。因此，人类学关于涵化的界定、原因、模式、过程与结果的阐述，都可运用到旅游研究之中。

将旅游者生成社会、旅游者、东道主社会之间的互动视为涵化，实际是一种判断，即此三者间的遭遇过程(touristic encounter)就是多种文化接触、影响、发生变迁的双向互动过程。这说明，旅游不仅对东道主社会产生影响，也对旅游者、旅游者生成社会产生影响。关于旅游者及其生成社会的文化对东道主社区的影响，人类学的内化、适应、示范效应、对抗、复兴等概念都等到应用。旅游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当属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因此许多关于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的研究。莫不是以人类学完善的涵化理论为研究基础的。

2　发展

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通常是指GDP的增加或贫富差距的缩小，而“增长本身是不够的，事实上也许会对社会有损害”。“发展”这一概念在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中使用的范围则很广，指一切指向理想中目标的社会文化变化。

“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源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以发展为研究对象，分为广义的发展研究与狭义的发展研究两方面：前者指研究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阐述全球背景下各地区、各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后者以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问题为对象，主要探索这些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方针及至具体的政策、做法与经验等。有关发展的理论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

“现代化理论(Modemizational Theory)”于上个世纪50年代诞生，其吸收了涂尔干、韦伯等社会学家关于传统与现代之分的观点，强调在两种类型的社会中，起作用的规范与价值观是不同的。简言之，这种理论认为世界各国都有可能接受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渗透与全盘传人，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今天就是不发达国家的明天。由于无视国际经济格局以及不能解释某些具体事实，这种片面的发展理论招致一片骂声，也导致“依附理论”的产生。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由弗兰克等人创立。他们认为，在现行世界体系中，强国对弱国的贸易与投资只能使弱国陷入贫困与依附他国的困境，因为经济剩余都回流到强国去了。弗兰克提出“依附链条”理论，链条的一端是高度发达地区，依次是渐贫渐弱的地区，直至另一端的最贫困城镇与乡村，而弱国的经济剩余就沿着这链条，流回到强国。这一流派认为对外来资本的依赖将导致不独立、经济漏损、结构不平衡、民众怨恨、经济偏斜等后果。依附理论同样遭到实证研究的反驳，研究者亦开始不妄谈“依附”，而改谈“低度发展(Undeveloped Theory)”，因为在外来资本的帮助下，许多国家的确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发展。

“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 Theory)”的提出是以美国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为标志。“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必须把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无论研究体系中的哪个方面，如民族、国家、地区、族群等，都必须置于整个体系中来考察；而现代世界体系在16世纪就在欧洲出现，并以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为基础，超越国家界限，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世界体系理论”亦并非完美无缺，它忽略单个社会的独特历史发展过程，并且过分夸大世界体系的力量，抹煞了边陲社会独立发展的历史与可能。

应该说，“发展研究”的三个理论虽然并未有足够的解释力，但人类学学者却将旅游视为一种发展现象或发展手段，在此视角下研究旅游这一复杂现象，这三个理论的内容，人类学学者在旅游研究中都有涉及，比如现代性、全球化导致的标准“国际(旅游)空间”在偏远山区的出现；旅游收入的渗漏(leakage)到外来利益集团、因色情旅游而引发的弱国对强国的经济与心理依附、由当地人与开发商、旅游者之间的权力、地位悬殊而造成的文化间统治一从属关系，即纳什所谓的“旅游帝国主义(touristic imperialism)”等等。当然，亦不乏因发展旅游而使经济发展、文化复兴的案例，旅游人类学学者对旅游影响的看法，也从全面否定走向客观看待。正是在旅游过程中的文化接受、文化适应与文化复兴等方面，涵化与发展的概念得以衔接。

另一方面，在旅游对东道主社区的影响上，人类学学者也许并非完全会无能为力。在社区的发

展研究与实践上，早期人类人类学学者曾尝试过，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实证经验。

维柯斯计划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家在秘鲁维柯斯庄园所进行的一项较成功的社区发展研究，这项计划1951年到1964年，为期14年。他们积极介入与参与到当地的政治、经济与教育中去，并通过研究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去改变维柯斯人的价值观，使得一个社区最终确实有所发展。在研究中，人类学学者们既是观察者，又是设计者，指导者、辩护人、保护人与变迁促进者，并因此形成一块后来称之为“发展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在另一个称为“福克斯计划”的案例中，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们将当地人的“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作为行动原则，尽可能提供多种方案，供福克斯人自由选择，而不是像维柯斯计划的人类学学者那样直接介入与参与。这项计划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持续了几十年。福克斯计划的实施，意味着“行动人类学”的诞生。行动人类学学者在研究中只是尽量发现问题，尽量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却不施加主观价值判断，这种判断由社区自身来完成。关于这两个案例的更多信息，可参阅石奕龙教授的《应用人类学》一书。

由上述两个案例，不难总结出，人类学学者对社区发展的贡献至少可以有两条途径，一是积极参与控制；二是提供发展方案，促进社区自决。对于将旅游作为一种发展手段的社区而言，人类学学者的参与控制是理想模式，一段时间内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旅游社区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外来力量的干涉控制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续效应，况且目前人类学学者在旅游研究与实践中，并未获得任何特权；而提供发展方案对于间接控制消极旅游影响来说，则现实而可行，比如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概念的提出，以及人类学学者充当顾问、咨询员等手段。当然，还远远不够，而欲使人类学学者对旅游社区的文化变迁研究得以运用到实践中，以促进社区发展，尚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

(二)从个人经历转换的视角看旅游

“个人经历转换”这一视角，关键词是“转换”，转换意味着与原来、过去相比，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一样。当人们刻意追求与原来或过去不一样时，他们往往借助某类仪式来完成这种转换。范金纳普就世界各民族的仪式中归纳出一类特殊仪式，这类仪式帮助人们完成人生旅途上各个重要关口的“转换”，无论是出生、成年、成婚、生儿育女、死亡，还是晋升、离职、离婚、孀居等，范．吉内普将此类型仪式命名为“通过礼仪(rites of passage)”。“通过礼仪”的思想，对往后的人类学、宗教学有深远的影响，以至仪式研究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热点。象征人类学大师v.特纳指出，通过礼仪的第二阶段最为重要，是整个仪式过程的核心，因为它充满“两义性(be―twixt and between)。正如罗杰・D・亚伯拉华所言，范・杰内普对提升仪式(elevation)、成长仪式(initiation)、治疗仪式(healing)、融合仪式(incorporation)与超越仪式(transience)的结构相似性提出了深邃的认识，而特纳的任务，则是根据这些认识，来分析仪式是怎样成为生命进程之标志，又是如何在人们之间生效的。特纳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一书中就详细分析了各种类型的仪式过程，重点放在阈限与仪式参与者的“共睦态(communitas)”体验上。

受范金纳普与v.特纳的仪式理论所启发，以纳尔什・格雷本为代表的人类学学者将旅游视为一种特殊的世俗仪式，进而寻找旅游与仪式的相似处，以使仪式理论能够适用于旅游研究。詹夫瑞的“跳板”理论与格雷本的“世俗一神圣―世俗”的提法，都是对旅游现象的象征性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分析在接近旅游本质与旅游动机方面不无裨益，但它却更适用于旅游体验的研究。仪式中的阈限体验与“共睦态”体验，都可在旅游过程中找到踪迹。“阈限”体验中的个人，体会到“自由”与“再创造”的快乐，因为来自社会规范的结构束缚被暂时解除，或暂时失忆；而“共睦态”体验，则让旅游者领略到结构社会绝无仅有的群体共同的“高峰体验”。

将旅游视为仪式的视角，并不能解释旅游体验的多样性。是否人人都有转换身份的需要，或者说，是否所有去旅游的人都是为转换身份，这一点，很难得到确认。旅游是否具有仪式的功能，是否会成为现代人的宗教替代品，亦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将旅游视为一种过渡仪式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旅游体验的全面研究。挖掘旅游体验的“深层语法结构”固然是掌握体验本质的一种方法，而对林林总总的体验类型的忽略，则是避重就轻的做法。格尔兹(CliffordGeertz)说，“……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因此，人类学的民族志应该追求一种“具有厚度的记述”，即“深描(thick description)”。所谓“深描”，就在于要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来解释行动的意义。这一理念在旅游体验的研究中，亦不乏学者运用。旅游体验，既需心理学的剖析，也需要通过对体验者行为之流(flow 0f behaviors)的观察与解释，来揭开这体验背后的文化与历史渊源，而且“一种好的解释总会把我们带入它所解释的事物的本质深处”。对于这一解释视角在旅游体验研究上的运用，尚需更多学者的深入研究。当然，研究方法与找寻规律亦非常重要，毕竟，观察一切旅游者是不可能的，或许正如梭罗所言，为数清桑给巴尔的猫而走遍世界是不值得的。

(三)从上层建筑的视角看旅游

“旅游是一种上层建筑”，来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存在决定意识”的思想。文化唯物主义论者马尔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与戈德利尔(Godelier)则用一种更宽泛的唯物观点来看待社会，他们的共同观点就是，像人口、技术、经济、环境等物质基础，最终决定了人类的其他活动。由此可推断，旅游亦是由这些基础结构决定而出现的。把旅游看作一种上层建筑的观点是由新进化论者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率先提出的，他认为休闲是“与经济动态适应的上层建筑对应物”。由此，休闲研究者提出两种观点，即“满溢效应”与“弥补效应”，前者认为现代生活的表面现象满溢到了旅游活动中，后者认为旅游者在寻找生活中缺失的东西。两种观点都可以解释旅游的产生，并且都将旅游产生的原因归诸于旅游者生成社会，因此，“上层建筑”之视角针对的是旅游客源地社会，要解决的问题是旅游现象之本质。麦坎内尔对旅游客源地的分析可谓这方面研究的先驱。

不过，文化唯物论者过于强调基础结构的决定作用，忽视上层建筑对基础结构的反作用。因此，虽然旅游可能对社会的其他活动施加一定影响，但在研究中，它往往只是被当作一个因变量。况且，研究者认为，旅游者不仅受自身社会“推力”因素的影响，也受旅游目的地“拉力“因素的影响。即使可将旅游视为一种上层建筑，它也是不同于艺术、科学与宗教的特殊“上层建筑”，因

为旅游是一种现代人行为的社会外逸出，其反作用更多地施加于自身社会之外。譬如人们司空见惯的旅游模式：欧美的单枪匹马、日本人著名的团队旅游、后现代青年的另类旅游等，都是自身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在另一种文化类型中的展演。不过，旅游者生成社会的基础结构所决定的，决不仅仅是旅游模式，其他方面，如旅游需要、旅游行为、旅游体验等，都或多或少地被它决定着。然而正如前述，人类学学者对旅游客源地的研究还远未开始，“上层建筑”的视角能做些什么，尚待到实践中去探索与求证。

三、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跨学科视角

人类学学者的旅游研究，并不十分关注学科界限，这一点可从卷帙浩繁的旅游民族志或专论中看出。人类学学者与社会学学者都倾向于在对方的领域里挖掘自己的所需，因此，在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中，社会学、心理学理论随处可见，以下将对其中几个常见理论作简要介绍。

(一)旅游的界定

“旅游”概念的界定是旅游人类学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因为只有澄清旅游现象的性质，研究才有深入的可能。麦坎内尔与科恩都曾对旅游做过界定，但前者以偏概全，认为旅游者就是观光者，后者的归纳较为全面，但失之简练，与人类学缺乏直接的关联。与“休闲、工作”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旅游概念又试图将一切休闲活动视为旅游，显然，不是所有休闲活动都可定义为旅游。

在法国社会学家乔弗里・杜马泽迪尔(Joffre Dumazedier)“休闲”理论的启发下，人类学视野下的“旅游”概念与休闲的某种特性联系起来。杜马泽迪尔值得借鉴的论点就是：休闲是自由，即能够从公认的社会主要责任中解脱出来。其“休闲”有“纯粹休闲(pure leisure)”与“半休闲(semi-leisure)”之分，人类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寻找“纯粹休闲”的特性，此特性就是“旅行(travle)”。人们公认，旅游者应该是寻找生活变化的人，因此合格的旅游者必须离开家居社区，离开就意味着旅行。当然，对于旅游者生成社会而言，旅游就意味着休闲与旅行，而就整个旅游过程而言，它还意味着主、客间的跨文化互动、对旅游社区的文化影响、旅游的历史等。为此，纳什建议：人类学者可将旅游视为两种、或多种文化在历史上的交叉产物，这样，旅游就变成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拔拔旅游者旅行而至，随之与东道主社区发生一系列互动，它影响着所有介入此过程的人群与文化。

(二)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

“社会交换”概念有许多学科来源，比如人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与莫斯(Marcel Mauss)的交换概念都不大适用于旅游中主、客间的互动研究，倒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相关交换理论可以借用。

埃克(Ekeh)的“一般交换(generalized exchange)”理论。比如在旅游者与当地人的互动(touristic transactions)中，文化的示范与交流并非一对一的关系，这种影响效应会扩散到下一拔旅游者或旅游社区的其他成员身上。其他譬如Skinner的“行为心理学”、盖奥里格。齐美尔(GeorgSimel)的“冲突社会学”、霍曼斯(George Casper．Homans)的建立在公平原则上的“六命题”，都可为旅游者、旅游中介者与当地人之间的各种互动(give and take)提供理论资源。以上理论涉及颇广，篇幅所限，恕不赘述。

(三)“陌生人(strangerhood)”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与哲学家盖奥里格・齐美尔的“陌生人”概念早为社会学者所熟悉，“陌生人”与人类学的“他者”正好对应起来，前者是旅游者，后者是东道主。齐美尔认为，“陌生意味着远方的人是在附近的”。旅游者，似乎非常贴近于齐美尔的理想型“陌生人”，“现实中近在眼前，文化上远在天边”。结果，主、客间的互动成为熟悉与疏远的奇怪混合物，于是对待彼此既像同类，又如远客。当然，由于旅游频率与旅游人数的不同，这种互动的性质亦会相应不同。“陌生人”的出现，勾勒出一条明显的族群界线，强化着当地人的族群认同，这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前台”与“后台”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兴趣在于研究日常生活中人们面对面的具体互动细节，展示那些隐含着的、不公开的互动规律。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主要探讨一个问题：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是如何在他人心目中创造出一个印象的?或者说，运用哪些技巧使自己作出某种行为，来让别人产生一种希望别人产生的印象。戈夫曼对这个问题的精彩论证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管理学、文学等学科都有一定影响。首先，’戈夫曼将戏剧表演的“舞台设置(setting)”定义为“前台(front)”，进而将之隐喻为“个人前台”，后者的组成部分有：官职、地位标记、服饰、性别、年龄、身材与外貌、仪表、言谈、表情、姿态等等，这是个人呈现给其周围环境的“前台”，是潜意识下的刻意“表演”，亦是他期望让别人看到的一面。如戏剧一样，“前台”具有理想化、神秘化、甚至误传的特性。“后台”是表演者能够确认没有观众能够闯入的地方，在此他们不需要表演，相对于“前台”的表演，“后台”即为真实的呈现。对于个人而言，其在行为上无意中流露的真实，就是“后台”。当然，整个戏剧的呈现需要场景、剧班人员、表演、沟通等环节，这些在个人生活中亦可找到对应的隐喻。

麦坎内尔在《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中专辟一章，论述“舞台真实(stage authenticity)”，他认为寻找“真实性”的旅游者，往往看到的是“前台真实(即舞台真实)”，这是东道主刻意提供给旅游者的，或者说是他们期望旅游者看到这精心布置的“前台”后，能产生他们期待的印象，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是出于保护传统文化或是真实的文化已不堪搬上舞台。总之，“舞台真实”因为有别于“后台”而被研究者们认为不真实。而所谓的“后台真实”又是东道主处心积虑的安排与设计，它让旅游者以为进入了“后台”，实质上却是装扮成“后台”的“前台”，但此举满足了旅游者对“后台”天生的好奇感。当然，“前台”与“后台”的设置，需要有表演者、场景、不可或缺的细节，以让旅游者觉得真实。在“前台”与“后台”之间，旅游者、东道主、中介者是必不可少的观看者、表演者与旁观者，他们共同搭建了这两个舞台，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两个舞台，考察三者间的互动，进而揭示旅游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影响。

以上介绍只属挂一漏万，旅游人类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借用，远不止这些。其他譬如“示范效应”、乘数效应、“畅爽”理论、“真实性”理论、“商品化”等，都在旅游研究中频频出现，这些都亟待研究者做进一步的追根溯源，以免误用。

四、未来的研究

(一)困境

正如《旅游者研究》(Tourist Study)编者所言，当前的旅游研究已陷入到困境中。

首先，旅游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发展，而旅游研究团体却仍属新手，他们对旅游者的研

究，还只限于追踪与记录大量相关案例与旅游者类型。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旅游者研究仍被政府、企业所支配，这成为旅游市场调查的重要部分；二是由于研究者自身的学科背景所限，他们缺乏分析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并将之理论化的能力。许多旅游研究者往往只依赖一小部分核心理论家”，而这些理论家的理论则以其标准化的解释、公认的理论以及原创性观点，而令人茫然失措。正如莫里斯(Morris)所说，学术的“繁荣”不仅意味着研究数量上的扩展，而且还暗示着对一种特定方法的重复、巩固与模式化运用的倾向。

其次，对旅游的理解，已囿于将之视为一件事、一件产品、一种行为，而且尤其是一件经济事项。对此，罗杰克(Rojek)与厄里(Urry)曾指出：旅游性质的确定，问题重重。那些刻意集萃社会、文化重大事件以吸引游客的行为，被认为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而旅游者爱好、旅游模式与族群认同等问题则被认为是旅游经济体系所衍生的非核心内容。

再次，旅游研究通常只限于将旅游视为一系列孤立的地方性事件，旅游目的地，则是有边界的空间区域，被动地接受外来力量的影响。由此，旅游就成了与旅行、到达、活动、购物、离开等相关的一系列无数孤立的事件，而旅游者则成为冷酷的“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旅游者研究亦成为对旅游者类型的执迷追逐，这容易让人联想到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与市场调查之间的“不幸联姻(unhappy marriage)”。

最后，旅游研究的理论匮乏。不仅如此，大量旅游研究的概念与理论方法尚未得到严格检验，而不断累积的田野研究亦缺乏明确的理论导向，亦因此对理论构建毫无贡献。

以上评论虽然并非绝对正确与全面，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揭示出旅游研究的现状与缺陷，某些状况尚未出现在国内，但上述警示或许可使部分研究者少走弯路。

(二)展望

首先，要对旅游有新的认识。旅游不再单纯是某种消费产品或消费模式，而旅游现象也突破了早期那种被视为“现代国家生活的镜像反观或短暂仪式”之时代，而呈现出“跨国界现代生活’’的形象，因此，旅游的移动性与感受性就成为必须予以关注的内容。旅游不再局限于一项孤立的活动，或是清晰完整地囊括在特定区域与特定时段内，它成为一种多维的、全球性的社会生活，不会再仅仅是被看作是离家旅游者在旅游景区所发生的系列事件了。它是包括移动性、变动性、寻找真实性、逃避、经济调整、全球化、场所消费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内的复杂现象。旅游研究需要反映出这种现象的新意义。那么，旅游究竟会演变成什么呢，L6fgren在1999年的论断对这种预测可能会有帮助。

将度假活动视为一个文化实验室，人们在此能体验到不同层面的认同感，社会关系，与自然的互动，其间，他们会利用白日梦(daydreaming)与心灵旅行(mind-travelling)等文化技巧。总之，旅游将成为一个舞台，而幻想(fantasy)则是这个舞台上的重要社会实践。

其次，要反映出旅游现象的新意义，必须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譬如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表演研究、休闲学、人文地理、文化研究、消费学与都市研究等，这些学科的理论亦可在旅游研究中得到重新论证与检验。当然，多学科方法与跨国界研究人员的结合，将会使旅游研究更加广阔与深邃，因此激励非英语世界的研究者加入到旅游研究中来，势在必行。

旅游心理学论文篇6

旅游业在经历了资源驱动、产品驱动、市场和营销驱动后，进入了形象驱动的阶段。“形象就是实力和财富”的观点已得到业界的普遍认同。旅游形象研究对于提高旅游地和旅游企业的知名度、识别度、美誉度及引导旅游者的出游行为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旅游形象是可以塑造的，其有效的手段就是对旅游地的形象进行策划。如何策划鲜明、独特、富有吸引力的旅游特色形象，已成为一个旅游地或旅游企业拥有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正如Pike（2002）所言，旅游地形象是旅游学术界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

关于旅游形象策划的综述类文章，只有苗学玲（2004）对我国1994-2003年旅游地形象研究的述评。她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归纳的方法，由表及里梳理10年间国内这一方面研究的发展脉络，聚焦核心理论的演化，揭示出国内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的发展过程和现状。其实仍属于旅游形象研究综述。

一、基本概念

（一）旅游形象

对旅游形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最早提出旅游目的地形象这一概念的是Mayo；国内最早提出旅游形象的学者是邱焰美（1986）。我国最早研究旅游形象的学者是白祖诚（1994）。

国外学者探讨最多的是旅游地形象（DestinationImage），其次是旅游形象（TourismImage）。国内学者在研究旅游形象这一概念时，有多种提法，如旅游形象、旅游地形象、旅游目的地形象、旅游区形象等。

经过了30多年不断深入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概念含义的理解经历一个从模糊到具体、从片面到较全面、从宽泛到集约的过程（程金龙等，2004）。但是，尽管研究所涉及的主题众多，在目的地形象的特性上仍未有共识，因此，仍有进一步理解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概念及组成的必要。

从旅游者的角度看，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他们对旅游目的地的总体印象和期望；从旅游地角度来讲，旅游目的地形象是旅游资源优势的集中体现（程金龙等，2004）。从时间角度来看，旅游形象由历史形象、现实形象及未来形象构成（马勇、李玺，2002）；从空间角度来看，旅游形象可分为省（区）域（宏观尺度）、县（市）域（中观尺度）和景区（微观尺度）3个层次。

（二）旅游形象策划

陈传康等（1996）发表的《神仙世界与泰山文化旅游城的形象策划（CI）》一文被认为是国内第一个关于旅游地的形象策划。1999年，李蕾蕾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旅游地形象策划：理论与实务》一书，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探讨旅游形象及策划的专著（乌铁红，2006）。

旅游形象策划是旅游地经过人为干预的形象再造过程。陈晓梅（2008）认为，旅游形象策划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旅游形象前期研究、旅游形象定位研究、旅游形象推广研究、旅游形象影响及作用研究。苗学玲（2005）认为，旅游形象策划的步骤可以简化为4个部分（见图1）。

其中分析包括地理文脉、旅游形象的受众调查、替代性分析；定位指在分析的基础上将旅游地的核心理念概括出来，浓缩为一个形象口号；然后，围绕此理念在本地塑造物质视觉和人文感知形象；最后选择适当的传播手段影响受众。

运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旅游形象”类文章进行二次检索。结果发现，“分析”、“定位”、“设计”、“传播”是旅游形象策划四个步骤相关词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因此，可以将旅游形象策划分为旅游形象分析、旅游形象定位、旅游形象设计和旅游形象传播四个阶段。本文借鉴苗学玲的“旅游地形象策划简化模型”，从以上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二、研究内容

（一）旅游形象分析

我国旅游学者在吸取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拓展了旅游形象研究的领域，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

1、“脉”理论

“脉”理论经历了“一脉”到“四脉”的丰富和发展历程。文脉概念最早由陈传康（2003）先生引入旅游规划（于1996年），特指旅游点所在地域的地理背景。后来，范业正（1998）将“文脉”进行细分，把旅游目的地自然因素称之为地脉，社会文化因素称之为文脉，“二脉理论”由此形成。牟红、姜蕊（2005）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地脉、文脉、史脉；章尚正等（2006）则提出了地脉、文脉、商脉的新细分。熊元斌、柴海燕（2010）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旅游目的地形象定位的“四脉”理论，即地脉、文脉、商脉、人脉，并以商脉为核心重构旅游目的地形象分析理论。

此外，吴必虎（2001）提出“地方性研究”这一概念，内容包括自然地理特征、历史文化特征和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与“脉”理论一样，都是关于地理背景分析的研究方法。

“脉”理论是旅游地分析的重要理论框架，目前还处于描述性阶段，需要不断深入，形成层次体系。

2、旅游形象关系理论

旅游形象关系理论包括屏蔽和叠加两部分。自王衍用（1993）最早提出“热影区”概念以来，旅游形象屏蔽研究应运而生。许春晓（2001）回顾了过去的研究成果，归纳了屏蔽现象的类型及性质，并对屏蔽度概念及其测量方法进行概述；李国平、叶文（2002）提出了游客感知“灰度区”与游客感知“光环区”的概念，并对“灰度区”旅游形象策划进行了一种模式探讨――旅游产品的形象整合模式；杨振之、陈谨（2003）对产生“形象遮蔽”和“形象叠加”的原因、形象遮蔽的表现形式、作用机制、空间影响力和如何避免形象遮蔽，产生形象叠加效应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李雪松、田里（2009、2010）分析了旅游形象屏蔽机理、基本性质与空间表现。

旅游形象屏蔽理论核心内容之一是旅游形象替代性分析。吴必虎、宋治清（2001）强调了在旅游地形象的前期研究中，替代性分析的重要性。

旅游形象屏蔽与叠加其实是旅游竞争与合作的结果。关于旅游形象屏蔽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但是关于旅游形象叠加的研究却没有进展。如同替代性分析之于屏蔽理论，互补性分析之于叠加理论，是空白点。

（二）旅游形象定位

金颖若（2003）提出旅游地形象定位及口号设计应满足独特性、社会性、吸引性、认同性、整体性、层次性、艺术性的要求；戴继洲、徐升艳（2007）针对我国旅游形象定位互相雷同的问题，提出了旅游地形象USP（Uniquesellingproposition）的独特性定位理论框架；赵磊（2009）从意象理论入手，以意象所内隐的内在底蕴与外在形象的相互生成机制作为理论支撑，对文化旅游形象进行实证定位。总之，旅游形象定位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多是嫁接其他学科理论。

（三）旅游形象设计

陈传康（1996）的CI（CorporateIdentity）、李蕾蕾（1999）的TDIS（TourismDestinationImageSystem）、殷柏慧（2004）的RIS（RegionalIdentitySystem）是目前国内旅游形象设计中常用的理论和方法框架。

陈传康的旅游形象设计理论以企业CIS为基础，旅游形象设计体系由企业CIS延伸形成，包括MI（理念基础）、BI（行为准则）、VI（视觉形象）三部分。李蕾蕾的旅游形象设计与传播模式称为TDIS。它是以旅游形象调查为基础，对旅游地的地方性进行分析，综合得出形象定位和口号，然后根据形象定位设计形象感知系统（人-地感知形象和人-人感知形象）和形象传播系统的方法。殷柏慧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区域旅游形象策划的RIS框架，分两个建构层，第一层包括理念识别系统（MI）、行为识别系统（BI）、文化识别系统（CI）和视觉识别系统（VI）四个方面，第二层包含总体旅游形象策划（GI）、一级子系统形象策划（FI）、二级子系统形象策划（SI）和精品旅游线路形象策划（LI）四个层面。

本质上，这三种理论都没有脱离企业形象设计的阴影。旅游形象设计的理论有待突破。

（四）旅游形象传播

目前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旅游传播理论是旅游目的地营销系统（DMS）。它是世界旅游组织在全世界大力倡导的一种旅游信息化应用系统。李宏（2004）对旅游目的地营销系统的构建与运作机制做了研究。周年兴、沙润（2001）根据传播媒介的不同，将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形成分为大众传媒传播、旅行中间商、形象代言人等8个传播阶段；罗秋菊（2009）运用城市触媒理论从触媒对象、触媒强度、触媒因素、触媒机理几个方面对大型事件活动提升举办地旅游形象进行研究评价。旅游形象传播的理论有待深化。例如，业界旅游形象营销正在向旅游形象管理转变，而理论界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对旅游形象策划的研究，从缘起发展到今天，研究基本上循着从简单到复杂、从单因素到多因素的道路前进。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方法逐渐增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诸多不足。

在旅游形象分析理论中，“脉”理论还处于描述性阶段，需要形成层次化、系统化的科学分析体系，旅游形象关系理论关于旅游形象叠加的互补性研究尚存空白；在旅游形象定位理论中，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多是嫁接其他学科理论；在旅游形象设计理论中，陈传康的CI、李蕾蕾的TDIS、殷柏慧的RIS这三种理论都没有脱离企业形象设计的阴影，有待突破；在旅游形象传播理论中，旅游目的地营销系统（DMS）等理论有待深化，新的营销理念需要理论跟进。

总之，旅游形象策划研究的理论尚不完善。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旅游形象策划的一套完整、专门的理论。从理论研究的内容上看，国内旅游形象策划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形象的分析和设计研究；从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我国旅游形象理论大部分是借鉴其他学科和国外同行的形象理论来解释旅游形象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二）展望

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研究将进一步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与融合；更加重视基础理论，进行理论体系的构建，加强旅游形象理论体系的研究；旅游形象分析系统化，定位注重准确性和差异性，设计突出个性和原创性，旅游形象营销转向旅游形象管理。

今后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有：一是旅游地形象的竞合分析；二是旅游形象的定位理论；三是旅游形象策划的系统理论问题。

参考文献：

1、程金龙,吴国清.我国旅游形象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旅游学刊,2004(2).

2、马勇,李玺.旅游规划与开发[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苗学玲.“旅游地形象策划”的10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4-2003年旅游地形象研究述评[J].旅游科学,2005(4).

4、陈传康.陈传康旅游文集[M].青岛出版社,2003.

5、熊元斌,柴海燕.从“二脉”到“四脉”：旅游目的地形象定位理论的新发展[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6、吴必虎,宋治清.一种区域旅游形象分析的技术程序[J].经济地理,2001(4).

7、许春晓.旅游地屏蔽现象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

8、李国平,叶文.游客感知“灰度区”的旅游形象策划初探――兼曲靖市旅游形象策划[J].人文地理，2002(4).

旅游心理学论文篇7

一、主题报告

来自国内外的4位著名学者为大会做了主题报告。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旅游学刊》名誉主编刘德谦以《学科成长的时代推手――关于我国旅游学科成熟度的讨论》为题，探讨了旅游学科基础理论已经建立，并在不断地得到丰富；旅游法规体系和旅游标准化体系的建立，有利于旅游合作和旅游行业运行的规范，从而优化了学科研究的对象等10个旅游学科成熟的表现。

中国旅游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魏小安教授做了题为《顶天立地――关于中国旅游研究的几点认识》的演讲。所谓顶天立地，涉及中国旅游研究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回归原点，是立地；一个是引领前沿，是顶天。目前的旅游研究首先需要回归原点。而原点的研究，一是旅游的元哲学和元理论；二是描述，对涉及旅游的各个方面进行完整的描述；三是解释，对各种现象进行深入的解释，形成理论的说服力；四是分析，需要建立体系和框架，形成理论的系统化。

中山大学校长助理、旅游学院院长保继刚教授以《中国旅游研究：回顾与展望》为题，分3个部分梳理了海外学者对中国的旅游研究、中国学者对中国的旅游研究的特征，以及未来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方向。关于中国旅游研究的未来，保教授指出了4点方向：第一，持续关注旅游研究的理论建构；第二，强化旅游研究的知识／理论输出；第三，提升旅游学术刊物(平台)的水准；第四，提升旅游应用研究的水平与深度。

英国萨里大学教授、国际公认的权威旅游学术期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主编John Tribe结合近年在Annals上发表的研究成果，介绍了国际旅游研究的现状、趋势及创新，为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等方面带来很多带来很多新的理念和思考。

二、主题论坛

本次年会设置了4个主题论坛以及教育论坛和博士论坛。

第一论坛为“‘十二五’期间中国旅游研究的五年规划”，由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主持。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教授宋海岩，北京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吴必虎，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首旅建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润钢，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崔凤军，去哪儿网副总裁张泽，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宁泽群围绕此议题进行了探讨。

宋海岩、吴必虎、宁泽群回顾总结了中国旅游研究的变化及旅游研究对象等方面的转变。宋海岩介绍了国外的经验，例如政府提供研究经费和教学经费，学校研究成果要能够应用到实践当中，而业界也参与学校的教研和课程设置，同时企业也可以提供一些研究经费，但学校研究体系跟实际有差距的现象是一直存在的。崔凤军特别指出，目前中国旅游学术研究亟须解决两个问题：建立旅游研究的范式；旅游学科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一些方法和理论问题。张润钢、张泽作为旅游业界的专家代表，从企业的具体实践提出，目前的研究成果很难在企业转化成实际成果，迫切希望旅游研究能够有更新的实践性成果。

此外，论坛嘉宾还对如何将中国旅游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进行了讨论。吴必虎指出，应该做些应用理论研究；教育部要推进旅游学科的一级学科建设；国家旅游局要重视专家的作用。

第二论坛为“‘十二五’期间城乡统筹与旅游发展”，由青岛大学旅游学院院长马波主持。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光，著名农村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海南省旅游委巡视员陈耀，四川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杨振之，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汪宇明参加了讨论。

光首先表示，目前的城乡统筹有很多内容，主要是政府主导，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考虑，是城市的发展。具体到与旅游相关的方面，现在城市旅游是要考虑如何能够提高水平，而乡村旅游重点是考虑如何进一步开发，城乡旅游都要做出自己的特色。于建嵘提出，要把人文、文化、爱心、物质融合在一起，公益旅游是一种好的方式；要从人文的角度来理解城乡统筹，一定要尊重农民的利益、尊重农民的权利，使农村生活多元化，而不是大规模搞土地流转。杨振之结合成都近年来在城乡统筹方面的实践，分别从城乡统筹中涉及的制度问题和旅游发展在协调城市和乡村发展关系的作用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汪宇明提出，上海要率先建成全国城乡一体化格局，路径有很多，但最新的动向集中在公共服务的根本性并提出了一个顾虑，即乡村被城市化。陈耀结合在海南的工作经验谈到希望由旅游推进城乡统筹，提出“乡城统筹”的概念，认为在科技进入农村、资本进入农村的同时要保障农民的利益。此外，专家们着重探讨了土地流转、尊重农民的权利和利益、公正性等问题。

第三论坛为“中国旅游研究的国际化”，由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朱f主持，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院长谢彦君、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副教授肖洪根、安徽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陆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邹统钎、南开大学教授李天元、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李享参与讨论。

谢彦君表示，中国旅游研究的国际化应该体现在3个层面，即视野、方法、规则。研究者不仅要有更加宽泛的、世界性的视野；进行科学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和交流核心研究成果的平台要国际化；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则也要符合国际规则。肖洪根分别从技术和知识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第一是非英文国家开展的旅游研究，走国际化的道路应该是一种趋势；第二是知识传播过程当中，或者是科学传播过程当中的“大同”主义。陆林从三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中国旅游研究首先要接受西方的一些研究方法、价值观、思想，然后用这样的 视野来开展中国的研究；第二，中国旅游研究要有更多的独立思考，立足于本土，立足于民族化；第三，贯通中西文化。邹统钎列举了一系列数字，显示出中国的旅游研究在世界范围取得的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李天元阐述了他对中国旅游研究国际化的理解，即国人的旅游研究要能够融入到国际社会当中去，拥有跟国际沟通的共同话语权的平台，并通过国际化更好地了解别人、宣传自己。李享则围绕世界关注中国，中国的旅游研究关注国外的旅游情况不足，以及中国更应该关注世界3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第四论坛的主题为“30年来中国旅游研究成果总结与当前走势”，由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辉主持，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石美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凌云、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教授马耀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庄志民、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勇参与讨论。

论坛专家认为，30年来中国旅游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亟待提升。在总结成果时，专家们围绕重新回归到旅游学研究本质、旅游研究范畴、旅游的研究角度等最基本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谈及未来旅游研究的走势时，马耀峰提出旅游学从借鉴、整合到提升、优化的转变的趋势，学科融合、学科深化和学科体系的构架亟须共同努力。庄志民提出要从辩证思维来理解走势，旅游产业研究要从经济为中心向以经济文化为中心转变，并且搞清楚旅游研究和实践的本源和去向问题。马勇提出学科引领、产业支撑、产业融合三大走势。石美玉提出了消费者的问题是未来研究的一个热点。

该论坛的讨论吸引了台下嘉宾的积极参与。保继刚提出，希望增强旅游研究者内部的凝聚力，旅游学科应为产业发展解决更多实际问题，并培养一批坚定的旅游研究追随者。朱f也认为，过去30年旅游的发展，最大的成就是有一群数量庞大的、有无限热情和能力的一个群体的出现。

本次年会特别设置的教育论坛以“‘十二五’期间旅游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创新”为主题，由吴必虎教授主持，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院长谢彦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副院长谷慧敏、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王美萍、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常务副院长彭青、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夏赞才、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赵黎明参与讨论。

吴必虎与嘉宾们分享了目前旅游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首先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旅游方面的增长情况；其次，学院办的旅游系专业方向非常多；最后，是专业教授的从业经验丰富，有70％的人教学经验丰富。谢彦君谈及目前国内旅游教育现状的3个方面：全国的院校数量很多；各院校教师数量差别相当大；教师的实践经验不足。谷慧敏谈及目前旅游教育受到了教育体制的制约，使得很多老师不能深入到行业一线进行深度的接触。夏赞才认为旅游教育的问题是其结构性的问题。王美萍认为在“十二五”期间旅游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创新这个阶段，教师的创新和发展显得更为重要，教师队伍应该是以规模为基础，以质量为榜样，以功能为特征。彭青提出课程计划应该兼顾职业导向和未来导向两个方面，或者是通识教育导向。赵黎明认为，老师应该在完善自己的同时，还要站在更远的角度看旅游学科发展。

本次年会还专设了博士论坛，为学术新秀提供展示成果的机会。共有16名博士代表做了精彩演讲，并得到了宋海岩、张辉、许春晓、肖洪根等专家中肯的点评。

三、学术委员工作年会及颁奖典礼

旅游心理学论文篇8

关键词：

研究方法; 研究范式; 本土化旅游研究; 跨文化旅游研究

收稿日期： 2011-05-01; 修订日期： 2011-08-31

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皖南国际旅游区品牌权益的评价与管理:基于顾客视角的研究》(AHSK09-10D90);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科研资助计划项目“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160-751056)

作者简介：

张宏梅(1969-),女,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消费行为、旅游目的地营销、跨文化管理。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旅游研究已走过30年。30年来,旅游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加,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水平有所提升,旅游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研究成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1) 很多研究是对国外研究的简单模仿和复制,这些研究借用国外的理论模式,将国外的测量工具翻译成中文,然后以中国旅游目的地作为案例地,以中国的旅游者、居民或旅游企业员工作为调查对象,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复制,而很少能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推进旅游知识的积累;(2) 很少有研究在借用国外理论和方法时能考问这些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应用时的适用性问题;(3) 尽管解释性研究数量在增加,但旅游研究仍以描述性研究偏多,很多研究满足于对现象的定性或定量描述,而缺少对现象背后原因的分析,或只是想当然地列出一些解释;(4) 很多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只是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和堆砌,而这些分析结果很难放置在一定的理论脉络中加以解释;(5) 缺乏理论构建意识,很多研究满足于对案例地或调查样本特征的具体描述,而对理论概括和抽象无所涉及。

以上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使中国旅游研究的整体水平无法提高,旅游学的学科地位无法确立。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研究者在参考国外旅游研究文献时,多依葫芦画瓢。虽然在具体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上容易模仿,但存在于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却很难直接从文献中看出并被理解,而研究范式及相应的科学哲学是构建知识和理论的基础。由于对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导致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只能在理论和方法上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借用和模仿,而很少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构建上有所贡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强调西方的科学研究范式在旅游研究中的哲学基础作用,并探讨如何进行中国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以期引起中国旅游研究者对研究范式和本土化研究的关注。

2 对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反省

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有句名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者做研究工作同样如此。研究者要想把研究工作做好,取得好的研究成果,必须首先掌握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同,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研究工作,研究方法简单粗糙会限制研究者的研究工作,进而限制理论和学科的发展。

国内早期的旅游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陆林(1997)对国内旅游地理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内旅游地理研究描述性工作多,低水平重复工作多,缺乏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谢彦君(2003)认为旅游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特殊的研究方法体系还没有成型,理论范式单一,研究方法不够系统。张宏梅和陆林(2004)对《旅游学刊》1999~2003年刊出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发现,约80%的文章运用传统定性方法,即主要以文字作为表现手法,对所研究内容进行理性的分析,属于科学研究的传统思辨阶段;运用现代定性方法的文章约占文章总数的8.8%,这些文章主要运用定性资料、统计数据、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对各种定性数据进行频数和频率的统计分析;运用定量方法的文献只占总数的11%,且大部分使用基础统计方法(均数、频数等),比如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多元复杂统计方法使用较少。

近些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观。定性研究中,个体深度访谈和焦点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睐;定量研究中,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规范性在不断提高,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多元分析方法被广泛使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研究者来说也不再陌生。旅游研究方法的改进促进了旅游研究质量的提升,让我们对旅游研究的未来充满期待。但当撇开这些成绩的光环,将旅游研究与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成就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旅游学科和上述学科的差距还很大,这固然与旅游学科的复杂性有关,但更与国内的旅游研究者缺乏科学哲学、研究范式、方法论、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的系统理解和训练有关。旅游学科可以说是旅游业快速发展背景下催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从其产生之初就存在很大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加上旅游现象涉及面极广,具有高度复杂性,这都给旅游学科树立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出了挑战。目前,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旅游学科的学科地位仍然没有得到学界认可。作为旅游研究者,当然首先应该对旅游学科的发展前途持乐观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反省目前的研究现状,思考如何跳出盲目模仿、简单重复、多零散的案例描述、缺乏理论建树的怪圈,还旅游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本质,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摒弃过度的实用主义倾向,处理好旅游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应用之间的关系。虽然建立独立学科的路很艰难,也很漫长,但有志于旅游学科发展的仁人志士应当勇于挑战这种艰难。不过光有勇气和决心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寻找克服这种艰难的有效途径。我觉得这种有效途径至少有以下两条:一是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二是进行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

3 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

在西方国家中,科学哲学和各门学科之发展存有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各门学科的发展,变成科学哲学反思的题材;科学哲学的发展又能回过头来,促进各门学科的发展(黄光国,1999)。与各种科学哲学思潮相对应的研究范式更是西方学者进入研究工作的敲门砖,方法论课程是西方高校研究生入学第一学年必修的基础课程。反观国内的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我们会发现,很多高校没有开设方法论课程,甚至一些高校连研究方法课程都尚未开设,研究生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结果只能是盲目模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错误地使用研究方法,更难有自觉的理论建树。

目前,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多在自己摸索和尝试使用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各种数据分析方法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状况仍令人担忧。一方面,硕士生甚至博士生们,对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盲目使用;另一方面,国内旅游学界虽然已经开始重视研究方法使用的规范性,但很多人会满足于对具体研究方法的正确理解和使用,很少有人关注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问题。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是科学研究和建构知识的基础,要进行高质量的旅游研究,研究者们不仅要掌握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更要理解各种研究范式,在范式的指导下从事旅游研究工作。

3.1 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脉络

西方科学哲学的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初期,在整个20 世纪,科学哲学出现了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混沌理论、建构实在论等多种思潮或范式,这些范式为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

最先提出、持续时间最久的科学哲学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它排斥神学和形而上学,认为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由普遍规律和真理支配的。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和揭示真理,其路径为科学观察和逻辑归纳,“科学始于无偏见的观察”,遵循“观察-归纳-理论-证实-新的观察”的真理累积增长模式。实证主义采取一种极端经验论的立场,认为:人类知识应当仅限于收集事实并找寻其间关系,借以对世界做出正确描述;超出主观经验的知识是不可靠,也是不可知的。这种极端经验主义的立场致使实证主义在20世纪初就遭遇了危机和挑战,对实证主义思想的批判推动了后实证主义、诠释学等哲学思潮和流派的涌现。

以波普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以其“否证论”哲学最先对实证主义提出挑战。波普在《科学发现的逻辑》(1932)一书中,提出科学方法应当是以理性批判为基础的演绎推理:科学家先针对特定问题提出假说和猜想,再依据事实对假设进行检验,并在检验过程中不断修改原来的假设和猜想。他否定科学理论是由归纳过程发现的,主张演绎才是经验科学正当的方法,并始终认为“一切观察都渗透着理论”,“理论先于观察”,提出科学发展的证伪模式:“问题-猜想(理论)-批判(反驳或证伪)-新问题”。波普认为,以经验观察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必须坚持否证原则,我们可以证明一种理论为假而予以摒弃,或者因为还不能证明它为假而暂时予以保留,但不论多少经验事实,都不能证实一种理论。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主要源于自然科学领域,但在科学和理性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它们也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被很多社会学科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如管理学中的实证研究,心理学中的实验心理学和行为学派,并成为20 世纪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主要采取客观主义的研究立场,认为在主体(研究者)之外存在一个客观、独立的客体(研究对象),研究的任务是发现和解释客观规律和真理,寻找现象间的因果联系。这种立场遭到现象学、诠释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持主观主义立场的哲学流派的批判。这些哲学流派反对“自伽利略和笛卡尔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思想的无所不在的客观主义”,认为:在每一个地方生活的人们都可以构建出他们所特有的“实在”,即世界是由多重事实组成的,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等待研究者去认识的世界;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主体的关系,在互为主体的交互作用中,双方共同构建知识,这种知识是主观的、创造性的,因而也是不可重复的。

西方各种哲学流派之间互相批判和论战,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许多科学哲学家在与他人的论战中也不断发展着自己的思想,以至于有时很难将一些科学哲学家划归哪个流派,如皮亚杰的思想中就既有结构主义成分,也有建构主义成分。一个哲学流派内部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也存在很大差异,以致要概括某一科学哲学流派的基本思想变得非常困难。

各种哲学思潮和相应的研究范式都存在一些优势和不足,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建构实在论试图整合客观和主观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为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知识融合提供哲学基础。建构实在论在本体论层面上主张存在两种“实在”,一种是“实在自身”(actuality),另一种是“建构之实在”(constructed reality)。“实在自身”是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感官之外而不为人的感官所掌握的既定世界,这个世界或许有某些结构,这些结构或许是以距离、空间、因果性或时间作为其运作的基础,但我们无从获悉;我们对其特性所提出的都只是预设,我们只能理解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构建出来的世界,除此之外,我们不能理解其他任何东西。这个构建的世界,我们称之为“建构的实在”(黄光国,2010)。

3.2 研究范式对研究方法的制约

范式(paradigm),又被翻译成范型、典范,是美国物理学家库恩(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意指组织观察和推理的基本模式和参考框架,是指导行动的一套基本理念,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知识共同体(科学社群)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科学哲学思想决定了相应的研究范式,如后实证主义哲学决定了遵从该哲学流派思想的研究者必然采用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差异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加以比较。

范式是研究者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是知识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指南,研究者要进入某一科学社群,从事研究工作,必须首先从理解范式开始(黄光国,2010),只有理解了各种范式的基本观点,“才能确保研究者在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案时,保持资料的收集方法与此后的基于资料的知识建构之间的一致性”( 詹宁斯,2007)。

每一种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如果研究者采取客观主义的立场,即认为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存在,那么,他必然采取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并采用客观的研究方法,不管是质性的还是量化的方法,都不能带有研究者的任何主观因素。反过来,如果研究者使用了客观的研究方法,那么他必须同时接受“客观实在”的本体论和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他建构的知识就是客观的知识,即客观规律或真理。

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受制于研究范式,一般来说,研究者采取某种研究范式,就需要相应地采用某些研究方法。如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多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法、观察法等方法收集数据,并主要采用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检验理论和假设。但后实证主义也不排斥质性方法,如他们通常会通过个体访谈或焦点组访谈等质性方法收集被访者对研究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作为设计问卷和量表的基础。解释学研究范式多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和非参与观察、焦点组访谈、案例研究、文本(如旅游日志、照片等)等方式收集数据,采用内容分析、主位(或局内人)视角、三角互证等方法分析数据,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扎根理论。虽然解释学研究范式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但它也不完全排斥量化方法,如内容分析方法就会用到频数和百分比等定量描述指标。

因此,研究范式对具体研究方法的制约是有限度的,同一种研究方法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研究范式,但不同范式对同一方法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比如,同是访谈法,后实证主义和狄尔泰的历史主义解释学都主张客观主义,认为需要摆脱研究者个人偏见对访谈过程及其结果分析的影响,而伽达默尔的辩证诠释学则强调解释者的“偏见”或“视域”在理解中的积极作用,将研究者的偏见合法化,认为访谈是双方共同建构知识的过程,在访谈结果的分析中明确研究者的个人偏见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需的。在Denzin和Lincoin(1994)的质性研究五阶段框架中,他们认为质性研究在第四个阶段,即陈述的转折时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研究者将自我融入到认识的整体过程中,并将自己写进文章,使野外研究和解释过程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Denzin和Lincoin的第四阶段质性研究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哲学观点是相一致的。

每一种研究范式和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适用自己的研究情境,因而国外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争论已趋于平息,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不过,不同的学术期刊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会有所偏好,作为主流的研究范式,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和定量研究方法仍受到更多青睐。国内的旅游学者由于对各种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加上有些研究方法被一些研究者错误地使用,导致有些人完全否定一些研究方法,这种认识不利于提升中国旅游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3.3 旅游研究范式选择

研究范式是研究者进入某一科学社群进行研究工作的起点。当一个研究者想进入旅游研究领域,进行科学研究时,他必须首先理解各种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问题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国外旅游领域对研究方法的关注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加强,此阶段出现了一批方法论专著和关于研究方法的论文,经过近30年的争论,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旅游研究同时需要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应将两者结合起来或根据研究情境适当地取舍。

旅游现象非常复杂,既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如旅游的生态环境影响),又涉及社会科学领域(旅游学科的性质是社会科学);既涉及心理学领域,也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所以,旅游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是一门典型的跨学科性质的复杂学科,对旅游现象的研究不能采用单一的研究范式,而必然需要采取多元范式的研究取向,多元研究范式的立场最适合旅游学科的性质。

由于旅游现象的复杂性和广域性，所以对旅游现象的不同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即使是同一研究问题,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范式和方法,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达到对研究问题较深入的认识。如旅游体验研究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旅游行为预测可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旅游影响研究则既可采用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也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无论采取何种研究范式,研究者都应对该范式的优势和不足有较清晰的认识,避免过于美化某种范式,而完全否定另一种范式。

旅游学科具有跨学科性质,但目前,旅游学科的发展还不够成熟,这种跨学科性还没有真正实现,而仍然处于多学科阶段。多学科的特点是相关学科分别从各自兴趣和角度介入旅游研究,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和整合,在旅游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只能用来充实原有学科的知识体系,而对统一的旅游学科的形成无太多帮助。跨学科则要求介入旅游领域的各相关学科以某个统一的内核为基点,实现知识的整合,谢彦君认为这个统一的内核就是旅游的本质,即“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谢彦君,2010) 。

旅游学科在由多学科向跨学科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的障碍和困难,但我们可以在西方研究范式的发展中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哲学基础,以帮助我们在哲学层面上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依据和方法,这个科学哲学流派就是建构实在论。建构实在论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不同学科的跨学科、跨文化整合,在哲学上提出一套知识论的策略,让不同学科所构建出来的知识体系整合在一起。旅游领域的不同分支学科、不同范式下的旅游研究成果需要互相理解和整合,以改变目前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这也是旅游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

4 中国旅游研究的本土化

4.1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必要性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学者对各种哲学思潮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在科学研究中自觉地遵循一定的研究范式,因此西方学者在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屡有建树。我们熟悉的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都是产生于西方,我们自己很少提出有影响力的理论。李炳全在其所著《文化心理学》一书中指出,中国心理学比较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是在西方已有深厚积淀的领域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心理学框架内进行研究”( 李炳全,2007)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科学哲学缺乏深入的理解和系统的认识,这可能是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因而,中国学者要想在由西方制定游戏规则的科学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必须对西方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有一种“相应的理解”,不过,这种理解只是进入学术这一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黄光国,2010)。

虽然中国旅游研究与西方旅游研究在起步时间上相距不像其他学科那么久,但与其他社会学科一样,中国的旅游研究也主要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进行。西方的旅游研究在各种哲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多元化的范式,中国的旅游研究者要想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有所建树,也必须去熟悉这些框架或范式。但是,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在中国的研究情境中采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工具,来验证西方研究得到的知识。改变这种状况的一种途径是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环境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那么中国人的旅游行为、旅游业发展模式和旅游企业的运营管理必然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仅靠简单借用西方理论和模仿西方的研究方法,很难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可以使我们着眼于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构建本土化的旅游理论,改变总是步西方研究后尘的局面,为全面理解旅游现象做出贡献。但提倡本土化研究并非认为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已不重要,为了提高研究水平,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必须首先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本土化研究,才有可能对建立和完善旅游学科的理论体系有所贡献。

4.2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方法和策略

本土化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后风靡全球,港台的一些心理学者在80年代初期开始致力于本土心理学研究,并发起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心理学领域的本土化运动给旅游研究以很大启示,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与其盲目地复制西方的研究,倒不如在我们熟悉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

“本土化”旨在突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色或特征。根据李炳全对心理学本土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旅游研究的本土化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西方旅游研究中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进行改造和处理,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研究,如在西方旅游动机的“推-拉”理论框架下修订旅游动机的测量量表,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者。其基本步骤一般为:学习和接纳外国研究范式改造或转换本土化后的研究范式。这种本土化本质上仍是国外的理论,又被称为“外源性本土化”,但因为操作比较简单,适用于刚进入旅游研究领域的学者。第二个层次是以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为研究根源或素材,通过对中国语境下旅游现象的研究,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旅游学理论体系,这种本土化可称为“内源性本土化”。

本土化旅游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和策略:(1) 主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在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时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采取被研究者的观点,为此,研究者需要参与到研究对象中,如在某个景区停留较长时间,观察旅游者的行为,与旅游者进行交谈或访谈。(2) 客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更多从自己的视角,而不是从被研究者的视角来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这种策略下,研究者可以完全独立于被研究者之外,如请学生或市场调查机构进行的问卷调查,旅游本土化研究并不排斥西方主流的实证方法和方法论。(3) 同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有同样的文化背景,这样更容易达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心灵的相通,研究者会更容易理解被研究对象,更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如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对中国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更容易理解。(4) 异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分属不同的文化背景,如西方学者对中国旅游现象的研究、中国学者对西方入境旅游者的研究,异文化研究可避免“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状况(李炳全,2007)。以上四种方法和策略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可以同时采用几种研究策略。

4.3 本土化旅游研究与旅游跨文化研究

本土化研究与跨文化研究是相互联系但又互相不同的两种研究方式。本土化研究强调对本土(特定语境下,主要是不同于西方的语境下)的旅游现象进行研究,以突出本土旅游现象不同于西方旅游现象的独特性。不过,本土化研究并不反对普遍性或普适性的旅游知识和理论,中国旅游研究者在中国语境下得到的旅游知识和理论如果能在别的语境下重现,就有可能发展成普遍性的知识和理论,从而为世界范围内的旅游学科发展做出贡献。跨文化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的研究方法或策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旅游现象的差异,目的在于验证知识和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普适性,关注文化对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旅游跨文化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国外已有大量的旅游跨文化心理和行为、主客跨文化交往方面的研究成果。国内跨文化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也较少(张宏梅,陆林,2008;张宏梅,陆林,2009;马耀峰,等,2008),但跨文化旅游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王健,2010)。旅游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的交往是一种跨文化交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的心理和行为会深深打上文化的烙印,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者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如都是作为旅游者的人,因而,他们也会存在一些共性的旅游心理和行为。跨文化旅游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识别这些差异和共性,加深对旅游现象的理解,避免盲目使用西方的理论和知识解释中国旅游现象时出现的困惑。

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都可以说是一种研究策略,且都重视文化的影响。通过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中国旅游研究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熟悉本土文化的优势,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有所作为。不过,与本土化研究侧重单一文化下旅游现象的研究不同,跨文化研究需要同时考察和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这给跨文化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和挑战,有兴趣进行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必须首先搞清楚跨文化研究的含义,以及跨文化研究在方法论、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特点和要求,以免使用不当的方法和技术进行跨文化研究,结果是付出了精力和成本,却得不到可靠的知识(张宏梅,陆林,2009)。

5 结语

旅游学科作为一门新兴而又异常复杂的学科,其研究水平与其他学科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的旅游研究与国外的旅游研究相比也还比较落后,表现在我们总是步西方的后尘,从研究选题到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都是对西方研究的简单模仿,而没有去深度理解指导西方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虽然我们提倡通过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策略来改变中国旅游研究整体水平不高的局面,但无论是采取哪种研究策略,对西方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和演变路径的理解是希望对旅游知识积累有所贡献的旅游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对于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系统性掌握不能仅靠研究生们零散、盲目地去摸索,而需要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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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心理学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09)08―0017―07

一、问题的提出及国内外研究进展

旅游学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等国家的旅游学者在旅游研究中做出了许多开创性工作。马里奥蒂(Mariotti)1927年首次从经济学角度对旅游现象作了系统的剖析和论证，但至今旅游研究依然众说纷纭，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旅游理论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吴必虎等学者通过对国际旅游学界权威学术刊物《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在1973―2003年间的《主题词索引》(subjeet Index)进行了统计研究，发现“对旅游学理论……的研究已有相当的论著，但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尤其是旅游学基础理论，在很多问题上，譬如本文正在考察的旅游学科体系问题，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

从国内来看，虽然学术界对旅游学科体系、基本理论框架等方面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旅游学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与其他成熟学科相比，旅游学仍非常年轻。受到我国旅游发展经济利益导向的影响，我国旅游学研究的功利性色彩十分浓厚，旨在解决旅游发展中具体问题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比较多的成果，而旅游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却非常欠缺，至今在旅游研究对象、旅游学科体系框架等基本问题上都尚未形成共识。

总的说来，我国旅游学科框架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有以下几种：

“六要素说”是较有代表性的，即认为旅游学的研究对象是从活动角度界定的“食、宿、行、游、娱、购”六大要素。目前有学者以六要素为核心建立了旅游体系结构，并认为“旅游六要素不仅是旅游产业结构的主体，而且在旅游学科体系中也居于基础性的地位。旅游六要素有自己的概念和原理体系，使旅游学具有应用学科性质”。笔者认为，以“六要素说”来认识旅游业，带有明显的功能导向或者实践导向的色彩。以旅游者的活动为研究的轴线，优点在于有助于建立旅游者导向的旅游发展观念，在旅游规划和开发中，这一观念尤为重要。但仅从旅游者的角度来认识旅游，不可避免地将旅游供给方(包括旅游目的地、旅游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排除在分析框架体系之外，使得分析结果不够完整。同时，以“六要素”理论来分析旅游学科框架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如旅游人类学、旅游经济学、旅游社会学、旅游行业管理等方面无法进行分类，使分析结果不够清晰。

另一种影响较大的理论是“三体说”，即将旅游学科框架理解为主体、客体和介体(也称媒体)。有的学者认为，旅游学是以这3个要素为核心，研究旅游活动和旅游业发展规律的科学。在这一点上笔者同意谢彦君的观点，“把旅游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定义为旅游学研究对象的核心，太过于一般化，而没有体现旅游现象的特殊性。因为任何人为的行动，乃至任何生命活动，似乎都离不开行为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另外，“三体说”还存在一个理论上的硬伤，就是关于旅游介体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旅游介体是指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连接起来的旅游交通，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是指旅游业。前者虽然也有一定道理，但却失之片面，须知促使旅游活动发生的绝非仅仅是旅游交通，旅游业不仅通过营销刺激了其产生，也通过各个部门的协作使得旅游活动能正常的进行；正是因为旅游业的存在，大众旅游的出现才成为可能。而后者认为旅游介体就是旅游业，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混乱，即旅游资源的归属问题。在“三体说”中，旅游资源应该作为旅游活动的对象归为旅游客体，但同时，旅游资源以景点景区的形式表现出来又不得不归于旅游介体之下。总之，“三体说”搭建了一种学科体系的框架，对从整体上把握旅游学科体系是有意义的，但也存在着缺陷。

系统论的思想引入到旅游研究之后，立刻成为学者们研究旅游体系的工具。国外学者们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分别从结构一功能的角度、系统的混沌性和复杂性角度，以及空间结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旅游系统模型。在国内近年来以吴必虎为代表的系统论的观点受到了广泛的认同，即将旅游活动视为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旅游系统构架包括四个部分，即客源市场系统、出行系统、目的地系统和支持系统。这一理论从系统论的角度阐述了旅游学研究的范畴及其涉及的范围，尤其是支持和保障系统的提出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在用来描述和解释旅游现象是有力的，但在作为旅游学科体系的框架时，则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即旅游学科体系是否存在一个理论核心。如果不存在理论核心，则旅游系统也与前面所述的“三体说”一样，仅可作为旅游学科框架的一种视角，强调对旅游现象的描述，而前瞻性和指导性则不足。

以上仅是旅游学科体系建设中受到较为广泛认可的3种观点。旅游研究的框架虽然经过了30年的构建，至今仍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看法。各种理论都有其合理之处，但或因不够全面，或因非旅游业所特有，或因重描述轻概括而未能形成旅游学科独特的研究体系框架。

二、认识旅游系统需注意的问题

要认识旅游学科研究体系，需要坚持以下的认识：首先，对理论的探索必须坚持与实践相结合。旅游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来源于实践，并将用于指导实践，离开旅游发展的实践空谈理论是没有出路的。对旅游学科研究框架的认识首先来自对旅游发展实践的总结和规律的归纳。另外，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旅游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研究旅游现象要放到历史发展的背景中去考察，探索它的起源，借以知道了事物的过去，可以明白它的现在，从而推断它的未来”。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方法。

按照旅游发生发展的顺序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图1)。可以看出，起初是个体旅游需要的产生，随着旅游人数的增多，旅游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对其形成机制的研究是旅游心理学、旅游人类学的内 但同时又是必然的，这是因为实践的特征和学者自身的因素。首先，“从科学研究的过程上看，实践的地方性、时间性和机会性因素都是在实际上发生作用的。”因此，如果想要为旅游学科建立一种大一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美体系，是不可能的，实践总是比理论所能抽象和概括得更加丰富多彩。其次，学者自身的因素也导致了目前旅游学基础理论的“战国”现象。因为纷繁复杂的旅游现象在进入不同学者视野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原有学术背景的影响，学者们带着自己的知识体系去观察和思考旅游现象时都带着主观色彩；另一方面，学者们在思考问题时总会努力地调整自己的研究目标，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不存在完全独立和客观的研究。由于这两个原因的存在，旅游学科研究的路径必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有的学者利用混沌理论来研究旅游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旅游学混沌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旅游学‘前科学时期’的混沌态，体现了旅游学的不成熟性；二是指由旅游学‘内在随机性’而产生的混沌态，体现了旅游学自身固有的混沌性，它决定了旅游学科的多学科、交叉性和多维度等特点。”

在当前的认知条件下来讨论旅游学科体系的建立，既要看到现存现象的合理性，不能脱离当前的大环境来空谈建立一个排他的、绝对正确的学科体系，又要尊重实践和科研之中的多元化，注意体系的完整性和包容性。和所有的科学研究一样，旅游学科的研究也总是处于某种地方性、阶段性的情境之中，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场合而存在。因此，在对旅游体验说继承和思考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旅游的核心是旅游活动，其中包括旅游者的活动和旅游接待方的活动。旅游体验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它和“六要素”一样都是对旅游者活动的描述；旅游活动的其他方面也同样重要，那就是旅游接待方的活动，包括旅游接待地政府、相关旅游企业，旅游接待地社区和当地居民，以及当地自然环境因素，包括旅游地理等一系列内容，后者不仅是旅游活动的对象，也构成了旅游活动发生和发展的舞台。

基于对旅游核心的思考，旅游学科体系的核心也是旅游活动，需要研究的是旅游活动中的人(包括旅游者和旅游接待地区的管理者、居民)、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环境之间的矛盾。旅游活动既是这些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这些矛盾的对立统一。

以旅游活动为旅游体系和旅游学科体系的核心，其意义在于以下两点：

首先，对旅游的关注和研究不应仅仅注意其对接待地区方面的作用，旅游经济说之所以不够全面，正在于此；而仅从发生学的角度去关注旅游的产生、发展，将旅游体验作为旅游研究的核心，或者仅关注旅游对接待地的环境影响也同样失之偏颇。旅游学科框架能否建立的关键是要找准对旅游学科研究路径的初始位置，目前的各个学科之间的研究能否融合起来，对这个“初值”的依赖性很大，有时会达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程度。而这个“初值”就应该反映出学术界对旅游所涉及的问题的全面关注。

其次，以旅游活动为旅游学科体系的核心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发展观体现出社会发展与管理范式的深刻转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其实质就是确立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范式，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诉求，规约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目标。这与目前旅游发展的需要完全吻合，巴特勒(Buder)认为，理想的可持续旅游是要在3个层面上都达到可持续性，即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而不是单指其中的某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们用统筹兼顾的思想去思考旅游学科体系的问题，就必须将旅游者、接待地区社区和居民、旅游环境、旅游经济现象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去考虑，而只有旅游活动能将它们统一起来。

四、对旅游学科框架的认识

围绕着旅游活动这一核心，借鉴以上提到的“三体说”、“六要素说”和“系统说”，可以就旅游学科体系的构建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在上文的讨论中已经明确了旅游活动是旅游所涉及的各种现象和活动的核心，同时也是旅游学科体系框架的核心，由此，可以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研究旅游活动发生的机制，为进一步得出旅游学科的框架体系做好准备。

图3表示的是旅游活动的发生机制。旅游者方面的旅游活动开始于对信息的需要，之后才是旅游动机的产生、旅游体验的发生和旅游后的反馈。其中，对信息的需要和信息搜索的结果构成了对旅游的推动力。旅游活动的提供方认为旅游活动包括旅游吸引物、旅游设施、旅游服务三大部分，实际上还有旅游市场营销这一部分，由此构成了旅游拉力。旅游推动力和旅游拉力共同组成了旅游动力系统。旅游活动过程包括两个方面，即旅游者方的旅游动机、旅游需要和旅游体验，以及旅游供给方的旅游吸引物、旅游设施、旅游服务。在旅游活动进行之后，旅游者会对本次旅游活动进行评价，这一评价将影响其下一次的旅游动力。同时，旅游活动的进行也会对旅游接待方产生影响，这个影响也会作用于下一次的市场营销活动。这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支持保障系统。

图3中，旅游接待方的活动实际上包括旅游环境和旅游经济两个部分。旅游环境之中包括旅游资源、资源的规划与开发、旅游地理、气候等因素；而旅游经济则包括旅游活动中的各种经济现象、旅游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内容。

在对旅游活动的发生机制进行研究并由此探索旅游学科体系时，必须认识到旅游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一种转变，即从注重旅游的经济功能转为重视旅游的社会功能。这也反映了我国政府发展旅游业的动机正在逐步转变为经济和社会双重动机，随着时间的推移，旅游的社会功能必定会大大加强。正如目前欧洲一些国家那样，政府发展旅游业的动机首先是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其次才是增加外汇收入、回笼货币、创造就业等经济动机。学者也注意到，“旅游业具有很强的社会事业性质”。另一方面，在和谐发展观的指导下，旅游活动需要实现的不仅是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还有环境功能。由于大众旅游和盲目的旅游开发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对旅游环境的关注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早已成为学术界，特别是国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大都仅仅停留在被动的保护上。如何通过旅游开发和经济的发展，积极主动地促进环境的保护，这不仅是在和谐发展观指导下的一个必然的课题，也是旅游学科体系建设中不能回避的问题。通过旅游来促进环境的积极保护，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从实践情况来看，许多宗教或考古建筑之所以从濒临毁坏的境地中被保护起来，更多的是由于旅游的发展，而不是由于它们在当地民众看来所具有的价值。因此，旅游学科体系中环境的这一部分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应该占到重要的位置。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推动文化遗产和自然保护的社会力量。

根据图3，如果将旅游者和旅游接待地区居民都归为旅游活动中的“人”，并用旅游社会学来进行解释，并且将旅游接待方的活动分为旅游环境和旅游经济两部分，那么在总结旅游学科体系的时候，就 可以概括性地归结为旅游社会学、旅游环境学和旅游经济学3个方面。

如前所述，旅游活动本身就是人、环境、社会、经济等现象和关系的和谐统一，借助谢彦君的思想，学科的核心是矛盾，那么旅游现象中就充满了这三方面的矛盾，旅游者需要的满足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旅游者期望的满足与旅游业发展的矛盾。这些矛盾贯穿着旅游研究的始终。同时，这3个方面中的每两项之间都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及其表现、发展、变化，才构成了目前多姿多彩的旅游现象和多学科的旅游研究内容，如果摒弃其中一个而将另外两项列为旅游现象中的基本矛盾，则难免失之偏颇。

因此，如图4所示，围绕着旅游现象这一核心，旅游学科体系需要从旅游经济学、旅游环境学和旅游社会学3个角度对这些矛盾的发生机制等进行研究，这就形成了旅游学科体系的三足鼎立模型，这3种学科分别借鉴了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环境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从不同的出发点来研究旅游现象及其规律。在此，笔者将旅游文化学归入旅游社会学之中。

目前旅游研究中出现的各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以统一在这个模型之中，如历史、语言、跨文化交际等领域，都可以归于旅游社会学的框架之下；旅游企业管理，包括饭店管理、旅行社管理，可以划为旅游经济学的范畴之内；而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等则可以归人旅游环境学之下。由于3种学科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叠，如旅游消费者行为从传统上来看属于心理学范畴，但现在地理学家也从旅游流的角度进行研究，故其只能用虚线进行分隔。

在这一模型中，旅游活动是旅游学科体系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旅游社会学、旅游经济学和旅游环境学3门学科各自承担了不同的功能。旅游社会学着眼于个体的旅游者体验及作为社会行为的旅游现象，是从旅游主体角度进行的研究；旅游经济学侧重于由作为社会现象的旅游活动引致产生的经济现象和关系，即旅游最明显的外在表现，这是从旅游接待地角度进行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最具实用性，对于促进旅游接待地的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旅游环境学也从旅游接待地的角度出发，侧重于旅游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双方和谐关系的创造，这一角度的研究有助于促进旅游与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旅游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总之，在这一学科体系中，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角度的研究在功能方面互相补充，形成完整的统一体，强调旅游中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统一与和谐。

旅游心理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8-0026-06

1　引言

国内旅游学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国内学术界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地位。但作为新兴学科，旅游学科本身的积累仍然不够，关于旅游学的理论体系、知识框架等也一直是旅游学界讨论的焦点。其中，许多学者通过对旅游学术期刊的载文量、作者情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基金资助、主题词索引等进行分析，以梳理旅游研究的学科体系、研究进展等。《旅游学刊》作为国内有限的旅游研究学术期刊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旅游研究的基本情况。本研究则通过对《旅游学刊》2000―2010年期间刊载文章的所有作者书写的关键词进行分析，以揭示我国旅游学研究的主要知识领域。其中关键词作为表示文章主题内容信息的词汇，隐含着该学科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

2　数据收集及研究方法

选取《旅游学刊》2000～2010年期间共96期正刊(不包括增刊)，提取研究所需要的关键词数据。首先，剔除会议通知等非论文文献，选取有作者、书写关键词的论文，共得到1373篇文章；其次，提取这些论文的关键词，构成本研究的关键词数据库，其中共得到原始关键词5205(含重复)频次，篇均关键词3.79频次；对这些关键词之间的不一致、不规范等进行一定的处理，包括对语义相同、表述不同的关键词进行归并，如层次分析法与AHP、酒店与饭店、出境游与出境旅游等。通过对关键词的多轮归并及处理，共得到3320个不重复的关键词，对这些不重复的关键词进行频数统计，以进一步选取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研究。

3　核心关键词分析

基于上述关键词的频数统计，本研究选取出现频率大于等于4的高频关键词构成核心关键词库，以反映中国旅游学研究在过去11年内的知识领域，共得到核心关键词162个。这162个核心关键词占总关键词数量的4.88％，但出现频次(1518频次)占到了所有关键词总频次(5205频次)的29.16％。而“旅游”单独作为关键词出现75次，高居核心关键词榜首。根据核心关键词所反映的旅游研究内容，将剩余关键词分为“旅游现象”及“旅游本质”两类，进一步将“旅游现象”相关的关键词分为“地理区域”与“研究主体”，将“旅游本质”相关的关键词分为“研究方法”与“知识领域”。

3.1旅游现象分析

3.1.1地理区域

在剔除“旅游”之外的161个核心关键词中，13个是相关文章研究的地理区域，其出现频次反映了该地区旅游现象受学术界关注的程度。根据出现的频次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大的地理区域，研究最多，出现频次在22次，远高于其他区域；与此相对应的，国外作为一个大的地理区域，出现频次在9次。长三角和珠三角作为中国最具活力的两大经济区，其旅游发展也得到了旅游学研究的关注，以这两个地理区域作为关键词的文章分别有6篇和5篇。另外，上海、西安、澳门、广州、浙江、香港、苏州和杭州等旅游热点省份及城市也是相关研究的热点；而九寨沟作为自然风景区，也是近几年国内旅游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及案例地。

3.1.2研究主体

有45个核心关键词与研究主体相关，总频次为532次(占核心关键词总频次的35.05％)。这些研究主体类关键词被进一步划分为3类：旅游业利益相关者、旅游产业及旅游吸引物、旅游及休闲活动。、

旅游业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多而杂，包括旅游企业、旅游者、旅游从业人员、当地居民、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等。这一类的核心关键词有8个，主要集中在旅游企业(包括旅游企业和旅游上市公司)和旅游者(包括旅游者、入境旅游者和大学生)，另外还有旅游从业人员中的导游和居民。其中，“利益相关者”作为关键词，出现了6次，说明学者们已经从利益相关者视角进行旅游学研究。

与旅游产业及旅游吸引物相关的核心关键词有21个，总频次为298次(占核心关键词总频次的19.63％)。其中，“旅游产业”单独作为关键词，其数量居于首位，另外旅游产业类的核心关键词还有酒店(包括酒店、经济型酒店、酒店集团、星级酒店)、旅行社、休闲产业、博彩业和会展业。而旅游吸引物类核心关键词包括目的地、景区、旅游资源、旅游区、旅游产品、主题公园、世界遗产、旅游商品、文化遗产和国家公园。

相关研究中涉及旅游及休闲活动的核心关键词占到了核心关键词总频次的10.01％。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农家乐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另外，反映的旅游活动形式还包括：出境旅游、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城市旅游、都市旅游、遗产旅游、文化旅游、会展旅游、影视旅游、温泉旅游、大众旅游和黄金周。其中，作为核心关键词，“休闲”出现17次，体现了国内旅游学界对休闲研究的重视及关注。

3.2旅游本质分析

3.2.1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选取的关键词反映的国内旅游学研究方法主要有14种，且多属于定量分析，其中因子分析法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定量分析关键词，另外还有层次分析法、结构方程模型、重要性及其表现分析法(IPA)、模型、Logistie回归模型、统计分析法、投入产出法、系统动力学。相比定量分析，定性类关键词则相对较少，主要包括比较分析、实证分析、指标体系这些传统的描述性或概念性分析方法，文献分析和内容分析也都分别出现了5次，说明国内旅游学界也已经关注这些现代定性方法的运用。

3.2.2知识领域

旅游研究具有综合性特点，与多种学科相互交叉融合，基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旅游学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根据旅游学所涉及的学科，本文将涉及旅游学知识领域的核心关键词分为8类：旅游心理学、旅游营销及工商管理、旅游社会学及旅游人类学、旅游经济学、旅游生态学、旅游地理及规划、旅游公共管理和旅游研究。

旅游地理及规划、旅游营销及工商管理、旅游研究和旅游心理学的核心关键词出现频次均在100次以上，说明这些领域的研究已经有相当的积累。为了进一步对比各知识领域核心关键词的集中程度，笔者计算了每类核心关键词频次的标准差(表1)。旅游经济学领域的标准差最低(0.991)，加之关键词数量相对较少，说明近几年旅游学界在这一领域没有较为核心的研究主题；旅游心理学领域关键词频数的标准差也较低，但关键词数量多，说明该领域 研究关注的内容宽泛、主题多样。而旅游社会学及旅游人类学、旅游公共管理和旅游生态学这3个领域的核心关键词数量相对较少而标准差较高，说明相关领域的研究主要针对个别主题，例如旅游生态学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其余3个领域――旅游营销及工商管理、旅游地理及规划和旅游研究则关键词数量及标准差都较高，说明这些领域所关注的研究问题不仅多元化，而且也有深入研究的重点。

旅游营销及工商管理领域的研究主题，以服务质量、目的地形象、旅游市场、旅游合同最多，出现频次均至少在10次，另外还有与市场营销及管理相关的其他主题；其中“市场”、“营销”、“管理”单独作为关键词分别出现了4次，在核心关键词之列。旅游地理及规划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开发(相关的关键词有：旅游开发、开发、开发模式)、旅游规划(旅游规划、规划)、旅游发展(发展、旅游发展、模式、战略、建议、发展模式)、旅游影响(影响因素、影响、旅游影响)和区域旅游(区域旅游合作、区域旅游)方面的研究主题；其中“旅游地理学”作为关键词也出现了4次。旅游研究领域的核心关键词，以“旅游研究”出现频次最多，为23次；其次为研究综述、研究方法、旅游学、研究进展和研究述评；而“旅游学”作为关键词出现了13次；“《旅游学刊》”也出现了5次，位列核心关键词，可见《旅游学刊》作为国内创刊最早的旅游类学术期刊，其所反映的中国旅游研究状况受到了学者们的很大关注。旅游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满意度(相关核心关键词有：满意度、顾客满意度、旅游者满意度)、体验(旅游体验、旅游者体验)、行为(消费行为、特征、旅游行为、旅游者行为)、感知与认知(感知、居民感知、认知、旅游者感知和感知价值)方面的主题，除此之外的关键词还有态度、评价、旅游需求等。

另外上文提及的4个研究较少的领域中，旅游社会学及旅游人类学对“社区参与”的研究最多，出现频次为19次；而且“旅游社会学”和“旅游人类学”作为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分别为6次和4次。旅游经济学领域的核心关键词反映的研究主题包括预测、旅游经济、旅游消费、旅游卫星账户、产权、产业地位、动力机制和体验经济。旅游生态学的研究则集中在可持续发展和保护方面。旅游公共管理领域出现频次最多的关键词是对策，其次是创新、旅游扶贫、问题、制度变迁、旅游立法、合作。

4　基因词分析

基因词是从核心关键词中提取的高频词，其作为主语或定语等与其他词汇一起构成核心关键词。基因词出现频次高，且和核心关键词存在一定的交互关系，因此能够更加深入地揭示旅游学研究的热点。本研究基于3条原则提取了基因词：首先，一个基因词的出现频次至少应该为50次；其次，以一个基因词作为词根构成的核心关键词至少应该有4个；再次，一个基因词必须有明确的语义，并且能够代表旅游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此，本文提取了8个基因词：旅游、研究、分析、旅游者、市场、发展、酒店与感知(见表2)。

4.1“旅游”作为基本基因词

“旅游”作为最基本的基因词，与其相关的关键词出现频次达1129次，其中与其相关的频次在4次以上的核心关键词有47个(总频次为559次)。与“旅游”相关的核心关键词涉及“旅游现象”与“旅游本质”两类，其中“旅游现象”类涉及旅游业利益相关者、旅游产业与旅游吸引物以及旅游及休闲活动，“旅游本质”类涉及旅游心理学、旅游营销及工商管理、旅游社会学及旅游人类学、旅游经济学、旅游生态学、旅游地理及规划、旅游公共管理及旅游研究，充分体现了旅游学科与旅游产业的综合性特点。

4.2基因词所反映的研究主体

反映研究主体的基因词为“旅游者”和“酒店”。与“旅游者”相关的核心关键词包括旅游者(单独作为关键词)、入境旅游者、旅游者行为、旅游者满意度、旅游者感知和旅游者体验，主要分布在旅游业利益相关者和旅游心理学两类。“酒店”属于旅游产业及旅游吸引物类，与其相关的核心关键词皆围绕酒店的类型，包括酒店(单独作为关键词)、经济型酒店、酒店集团和星级酒店，反映了国内旅游学研究对酒店的关注。

4.3基因词所反映的研究本质

基因词所反映的旅游学研究本质，包括研究方法及知识领域。其中基因词“分析”反映了研究方法，与其相关的核心关键词包括因子分析等定量分析类及内容分析等定性分析方法。剩余的4个基因词反映了旅游研究的知识领域，与“感知”相关的核心关键词包括感知、居民感知、旅游者感知、感知价值，都属于旅游心理学领域，与“市场”相关的核心关键词包括旅游市场、市场营销、市场化、市场细分、市场，都属于旅游营销及工商管理领域，与“发展”相关的关键词包括属于旅游地理及规划领域的发展、旅游发展、发展模式，另外还有一个属于旅游生态学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与“研究”相关的关键词则都属于旅游研究领域。除可持续发展属于旅游生态学领域外，这4个基因词反映的4个主要领域：旅游心理学、旅游营销及工商管理、旅游地理及规划、旅游研究，也是4个核心关键词最多的知识领域，进一步体现了国内旅游学在这4个知识领域方面知识的积累与研究的相对成熟。

5　结论及讨论

本文通过对《旅游学刊》2000～2010年研究文章的关键词进行归并、排序、分组，提取出了162个核心关键词和8个基因词。“旅游”是旅游学研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其单独作为关键词出现高居核心关键词榜首；其余核心关键词体现了国内旅游研究对旅游现象与旅游本质的关注，旅游现象涵盖地理区域、旅游业利益相关者、旅游产业及旅游吸引物、旅游及休闲活动，旅游本质体现在研究方法和8类旅游学科相关的知识领域――旅游心理学、旅游营销及工商管理、旅游社会学及旅游人类学、旅游经济学、旅游生态学、旅游地理及规划、旅游公共管理、旅游研究；8个基因词中“旅游”也是最基本的基因词，另外还有“旅游者”、“酒店”、“分析”、“感知”、“市场”、“发展”和“研究”。其中，旅游心理学、旅游营销及工商管理、旅游地理及规划和旅游研究4个领域的核心关键词数量及频次都相对较高，而且都有反映其领域的基因词(感知、市场、发展、研究)，体现出了中国旅游学研究在这几个领域的相对成熟，而且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旅游心理学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7211(2016)01－0088－03

旅游休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明确指出:“发展旅游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生活质量并为所有的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和出境旅游消费国，并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国民化的大众旅游休闲时代初步到来。然而，面临着我国国内国际旅游市场的转型升级大趋势，围绕国民旅游行为或权益的各种不良旅游现象与问题接踵而至。多年来，我国国内旅游游客不文明现象在各景点景区已是屡屡出现，均引发了媒体激烈讨论和社会强烈反响，国民旅游行为与权益已成为重大的社会现象与民生问题。为倡导国民文明旅游和保障公民旅游权益，《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颁布施行，《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谋划制定。旅游问题根源并非全在旅游业界内部，对旅游现象的深度剖析和旅游问题的解决切莫“坐井观天”。1999年《全球旅游伦理规范》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历年年度主题口号均切入至旅游的伦理价值，早在1988年即明确提出了“旅游:全民教育”(Tourism:educationforall)的高远主张。旨在解决旅游不文明现象“头痛医头”的现行举措却往往是鞭长莫及，“我们在理念、教育、培育、管理等都有些滞后”，“旅游伦理教育将会在大众中普遍展开，提升整个社会的旅游伦理意识水平将成为当前最要紧的工作之一”［1］。

1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概念提出

笔者认为旅游学研究核心在于具备跨学科性乃至新学科性的旅游学现象，而非多学科视野下的旅游现象。本文提出融汇并超越单一学科理论体系的学科论，即旅游学所研究的学科对象是复合却一元的旅游学现象。由旅游者及其旅游活动所引起的旅游现象、旅游业及其影响称为旅游学现象(TouriologicalPhenomena)［2］。我们所倡导的旅游学界须树立和强化的旅游研究学科意识和问题意识，在此，则是指旅游学学科发展和旅游学现象研究的旅游学理论自觉。“旅游学研究必须高度重视理论自觉问题，强化旅游学的独立学科意识和理论体系建构。”［3］中国旅游学应充分利用中国旅游发展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与理论，形成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为世界旅游学增添中国旅游学家自己的理论创造。旅游学学科的理论体系构建，应从元旅游学的学科立场出发，需要相关基础概念和基本命题的系统提出，以及理论体系的整合与创建［4］。我们经常讲要“建构中国旅游管理的本土化研究理论”。借鉴“国民信息素养”“国民媒介素养”“国民科学素养”“国民艺术素养”“国民信息安全素养”等概念，突破作为旅游目的地管理理念的“游客教育”概念，我们提出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理论概念，且必须科学构建国民旅游素养的系统理论体系与长效教育机制。所谓国民旅游素养，是指我国公民能够正确认识与充分领悟旅游休闲的价值、意义和作用，并能够有效提升旅游层次与标准、规范自身旅游服务与行为、维护自身旅游权益与安全的国民素养。国民旅游素养包括旅游职业素养、旅游伦理素养、旅游信息素养、旅游审美素养、旅游文化素养、旅游礼仪素养、国际旅游素养、旅游安全防范、旅游权益维护等具体内容，侧重旅游素养意识、旅游自然与文化常识、旅游认知态度、旅游职业规范、旅游行为规范等层面，深刻切入“文明旅游”“和谐旅游”“旅游公平”“休闲与旅游权益”“低碳旅游”“生态旅游”等实践，国民旅游素养将成为休闲社会人类生存立足的重要素质与修养。孔永生在2013年3月6日《中国旅游报》发表的《国民旅游教育:为“美丽中国”加分》一文中，倡导开展国民旅游教育，以美丽中国人的培养提升中国旅游好客度与亲和力，此举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需要，更是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现代文明程度，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壮大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路径和举措［5］。冯学钢(2010)也主张为推动国民旅游休闲行动计划顺利实施，“我国应尽快将旅游休闲教育纳入全民教育体系”［6］。

2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构建设想

国民旅游素养是国民素养的“窗口”平台，提升国民旅游文明素养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我们缺少必要的国民素养公共教育，国民旅游素养是国民社会公德提升、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国际文明形象塑造的重要渠道与手段，势必倍加重视。

2.1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研究设计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国民旅游素养教育是一个系统而复杂、任重而道远的大社会工程，必须从更高层面和更宽领域加以谋划与运筹。在顶层设计上，面对国民旅游素养教育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应以国家的高远视阈去审视，从国家的多重层面去规划，凭国家的综合职能去统筹，出台国民旅游素养政策，搭建旅游素养教育平台，确保国民旅游休闲健康发展之大势必需，势在必行。同时，旅游学界应建构国民旅游素养学，这是一门介于旅游学、休闲学、伦理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重心在于国民旅游素养的养成规律。要研究国民旅游素养，需要对旅游素养概念本身作慎重科学的学术辨析，进而开展国民旅游素养的实证意义上的测评研究工作;而这也正是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必要成为旅游学研究的新的重要课题。国民旅游素养基本上应当属于一个新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采取实证调查、理论描述、个案分析等多种研究手段去探测和衡量。要针对我国当今国民旅游素养的薄弱环节积极构建理念体系、组织体系、运行体系和反馈体系，进一步做好国民旅游素养的培育与优化工作。

2.2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总体设想

国内尚缺乏针对国民旅游素养教育形成，通过各个教育要素，基于一定的调控规律和方式而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所形成的工作系统。为纠正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的异化现象，培养和造就最具现代文明品质的国民旅游休闲的决策者、管理者、服务者、消费者乃至普通民众，传播旅游休闲文化，必须对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的机制进行系统性的再造，有效构建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作为一种新型的国民素养教育框架，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涵盖着旅游从业者的敬业精神、专业能力与精致服务，目的地居民的权益维护和互惠意识，全体公民的旅游休闲生活质量意识、生态伦理与环保道德观、旅游文明行为规范、旅游安全技能等，旨在培养旅游活动追求真、善、美的伦理基底，致力于人与自然、文化和社会的终极和谐。我国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实践需要立足本国国情，有效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的成熟的教育理念与机制模式，既坚持“文化关照”的全球视野，又强化“本土性”的资源培育。构建当前我国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可从完善国民素养教育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整合相关社会资源和开展相关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等方面展开。作为一项崭新的现实课题，启动和推进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离不开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良好的运行机制，努力有效整合旅游素养的各种国民教育资源，建立健全国民素养的教育机制互联、教育功能互补、教育力量互动的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和民众自身“五位一体”的国民素养教育格局，构建多层次、多侧面、全方位、立体化的国民教育工作网络，并同分散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资源逐步生成多元化的国民教育资源整合机制(见图1)，从而使国民旅游素养教育在整个旅游行业和国民教育中得到普及。

2.3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构建策略

从整体上，国民旅游素养教育提高国民个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世界公民的和谐发展，也要贯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我国教育指导思想。如上所述，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是一项提高国民基本素养的非常系统性的浩大工程，目的在于有效引领个性、健康、文明、环保、智慧的国民休闲旅游活动，致力健全和完善旅游休闲公共服务体系。一般而言，国民旅游素养将展示其金字塔形的层次结构，呈现出从常识性知识向内生性素养生成的总体趋向。国民旅游素养教育要从素质教育转向素养培育，大力倡导休闲意识、生态意识、环境保护意识、资源节约意识，构建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提升国民旅游文明素养和社会公德意识，实现国民的教育与自我教育。在构建步骤上，开展国民旅游素养教育应充分结合我国国情实际，注意分层次推进，建构多样化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的具体实施大致如下:一是问题和对策的研究与论证，由专家、学者、旅游研究机构、旅游管理部门、教育管理部门和各级教育机构共同完成;二是推广普及相关观念和知识，并通过媒介宣传、素质课程、主题活动等方式实施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等不同层面的教育;三是通过对前期试验的不断总结和调整，探索多元化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路径，形成科学完善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机制和体系。尤其重要的是，通过政府鼓励、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企业支持、社会赞助、社区参与等多种渠道，推动建立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保障机制。应组织具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就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的学术基础、基础理论、教育目标及内容、教育资源评价及开发、教育方式及方法、教育效果评价等内容进行系统的探索和研究，以指导当前国民旅游素养的现实问题，提高战略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最终推动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的效果最优化。

3总结与展望

作为一个旅游学理论体系及实践系统的全新领域，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尚待探讨的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和体制问题颇多，极具学术挑战性和前沿创新性。本文对旅游素养及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进行了颇具理论整合性的初步阐释。本课题研究将旅游素养教育作为一种国民素质教育，以旅游素养这一核心概念暨理念的产生与发展为出发点。后续研究将逐步构建和夯实完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的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以求架构独立的国民旅游素养体系，指导旅游业良性发展，为国民素养的全面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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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麦池.基于理论自觉的中国旅游学学科构建分析［J］.旅游发展研究，2014(1):6－9.

［4］陈麦池.基于学科构建的旅游学案例研究方法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36(5):78－84.

旅游心理学论文篇12

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旅游活动内容丰富，具有多重功能，诸如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与环保功能等等。从构成要素看，旅游是集“行、游、住、食、娱、购”等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实践活动。但从本质意义上看，旅游观光是一项综合性的审美实践活动，它集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与生活美之大成，熔文物、古迹、建设、园林、绘画、书法、雕塑、篆刻、音乐、歌舞、服饰、陈设、烹饪、民情、风俗等于一炉，涉及审美的一切领域和一切形态。构建“旅游后花园理论”的美学依据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旅游后花园理论

在我国，构建旅游后花园理论还是个新兴事物，学术界对旅游后花园的理论研究还是空白，尚没有关于旅游后花园的概念界定，只有少数地区明确提出建设旅游后花园的规划，如2001年江西省委省政府确立建设沿海旅游休闲后花园的战略决策；南京浦口区提出建设南京市旅游后花园的目标等。

本课题组尝试对其做如下定义：旅游后花园是指旅游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运用科学的手段，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旅游需求发展的趋势，相对区域旅游中心城市或地区提出的一种旅游发展定位模式。该理论的核心是依附于中心旅游城市来发展自身旅游，主要通过体系休闲化和田园化等吸引旅游中心城市的游客。近年来，在政府的强势推进下，各地区区域旅游联动从局部的、零星的和松散型合作转向高层次的、全方位的和紧密型合作，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二、构建旅游后花园理论的美学依据

（一）弱势旅游地区一般以原生态自然景观为主

尽管在现代化大众传媒网络的频繁刺激和交叉影响下，不同形式的旅游信息和促销手段随处可见，旅游审美需求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性。但正所谓风景这边独好，弱势旅游地区一般以原生态自然景观为主，在生态主义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弱势旅游景区因其生态性特质，加之休假制度的改革促进了不对等区域间短途旅游的兴起。例如五一假期缩短、小假期增多等，旅游市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不仅“短途游”备受青睐，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在钢筋水泥丛中的都市人已开始逐渐厌倦城市中的生活氛围，他们已不再满足于普通的观光旅游，而希望获得一种愉悦的经历，强调一种参与，一种体验，他们渴望去感受大自然的真山真水，寻求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感受，渴求在宁静与自然中彻底放松自己，他们希望在安全、洁净、卫生的前提下，能有更多新奇的见闻和感受，能了解到乡村特色民俗风土人情，那么，弱势地区相比中心景区因而更加可能使得旅游者实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之“高峰体验”，获得极高的审美享受。总之，就目前国内游客流向的趋势来看，已形成“回归自然，追求野趣”，“绿色田野”，“生态环境”等旅游时尚，并日益成为诸多旅游动机中的优势动机，这就使得弱势地区提供的旅游产品与强势地区有着明显的区别，更有利于弱势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以苏北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为例，以徐州的战事文化、两汉文化，连云港的神话英雄（孙悟空）、淮阴的豪杰遗踪等为重点开展文化旅游，同时在民俗乡情浓厚的城镇发展风情旅游，如武术之乡、窑湾古镇、古邳八景、盱眙胜迹等；利用江苏的教育科研优势，大力发展科考与修学旅游，将散点的文化遗迹串联成线，如古文化探源、古墓葬考察、武术健身等。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全省仅有的滨海旅游资源、珍稀动物资源，发展度假、休闲旅游与生态旅游。把弱势地区的优势充分展现出来，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来这里旅游，比如苏北盐城，地处里下河水乡，自然风光独具特色，东线有丹顶鹤、麋鹿、中华鲟三个自然保护区为依托的沿海风光带；西线有大纵湖、九龙口、马家荡为依托的湖荡风光带。

（二）构建旅游后花园理论的美学依据

构建旅游后花园理论的美学依据就是在人类重视生态环保的大背景下，借由弱势旅游景区一般具有生态优势的特点，实现人类通过旅游活动参与自然的行动，突破旅游单纯为了调节心理环境的目的，真正实现旅游能使人与天地合，获得精神的极大欢快，造就具有优美灵魂的人的终极目的。

诚如李泽厚在《艺术杂谈》中所言：把美学仅仅规定为艺术理论，似乎就太局限了。人们要游历，要观赏自然美，要游玩到大自然中，要美化生活，从外表到内心，都希望符合美的要求。时代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陷入到完全依靠高科技已不能彻底解决生态问题的尴尬境遇中了，人类借助旅游、文学等“心”的活动自觉而郑重地参与自然的时候到了，旅游将从稀释人心的贪婪入手，借由山水自然景观使人类拥有辽阔的情怀：对动物关心，对生命爱护，对大自然感激，最终使旅游持久性地在人类拯救地球，缓解生态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旅游是人“心”的活动，人在旅游审美活动中，完善了人性，提升了人类感性认识世界的能力，同时也获取了更为丰富的理性知识，提高了人类理性认知世界的水平，慢慢地实现“旅游参与自然的手段”，开始“旅游参与自然”的行动轨迹：产生审美快感唤起对自然的同情、悲悯和人道主义精神自我净化自觉服从自然规律节欲获得辽阔的人类情感。意即在亲临自然风物中安慰和净化人类灵魂，在认同自然美景中顺应自然规律，甚至在对最卑微的小生物的悲悯中，感受生命的真谛与平等性，自觉地服从自然循环的节奏变化，融身自然，体会“宇宙之大，蝼蚁之微，等无差别”，从灵魂深处珍惜生命，爱惜地球，鄙视贪欲，节制物欲，彻底放弃对于自然资源的毁灭性开采，有节制地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善待自然和生命，唤醒精神性自然的意识，从此人类生活在由善良、质朴、公正和宽容等美好的人性织造的社会风气里，相互滋润，和谐发展。

“旅游参与自然”对我们恢复人类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构建旅游后花园里理论的美学依据就是在人类重视生态环保的大背景下，借由弱势旅游景区一般具有生态优势的特点，实现人类通过旅游活动参与自然的行动，突破旅游单纯为了调节心理环境的目的，真正实现旅游能使人与天地合，获得精神的极大欢快，造就具有优美灵魂的人的终极目的。

参考文献：

[1]王柯平.旅游美学[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6，08.

[2]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34-46.

[3]李松柏.发挥比较优势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j].经济导刊，2006，(3)：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