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社会学论文篇1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陆定一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2

刘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讲师，博士后。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研究精品培育项目《“新闻经典”研究》最终成果的一部分（SKJ201004）。

时至今日，中国新闻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新闻无学”的争论也已告一段落，但与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等较为成熟的学科相比，诞生于20世纪的新闻学还尚显稚嫩，理论基础薄弱、研究层次不高等依然是不争的事实，许多新闻学的基础问题还未彻底厘清，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至今仍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新闻学到底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这一新闻学的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学科归属是关系到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新闻学到底是向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靠拢，还是向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逼近？这不但关系到新闻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实现，且会影响到新闻学能否在学科之林中与其他学科平等地展开交流对话。下面笔者将在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的基础上，通过辨析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重点阐释新闻学的学科属性问题。

一、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

客观地讲，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中，既有人文学科的研究，亦有社会学科的研究，但向来只有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提法，而没有人文科学或人文学科（尽管《辞海》上已单独作为一个条目而与社会科学区别开来）的提法。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学者提出区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要求。[1]因此，新闻学早期关于新闻学科归属的讨论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而主要讨论当今新闻学众学者在新闻学科归属问题上的争议。综观新闻学科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这一问题，学界仍无一致的看法：

一类以李彬、李希光、屠忠俊、吴廷俊、徐培汀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科是人文学科。他们在分析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差异时指出，首先是二者的学科属性不同，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中的应用学科，而传播学是社会科学的行为学科。再次，二者研究的方法不同，新闻学属人文学科，人文学科讲究人文性，体现人对人的终极关怀，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质的方法、思辨的方法；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量方法、实证的方法。[2-5]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唐远清则根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即人文学科本身具有人文气质；直接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相关；对人、社会、民族具有价值导向、精神塑造等功能；研究具有主体性、求异性、偶然性、复杂性和创造性等特征，认为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6]

再一类以郑保卫、张昆、赵凯、丁法章、黄芝晓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以新闻现象和新闻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7-9]除概念界定外，对新闻学为什么属于社会科学，其与人文学科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并无过多探讨。

还有一类以杨保军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新闻学是对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活动特征及其规律的探讨和揭示。按照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解与基本区分，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属于社会科学。但是，严肃一点讲，社会科学从严格意义上说要求研究者以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无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结论，而新闻学还包含着人文的思想和论述、价值性的评价与判断。因而，就学科性质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但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10]

上述论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一个明显缺陷即大多并未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区分角度进行新闻学学科性质的界定，唐远清和杨保军虽然区分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不同特征，但失之系统、全面。

唐远清依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来定义新闻学科的学术归属，相应标准虽容易区分，具体到实践中则很难操作，究竟何谓突出的“人文”气质？什么学科的研究才算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直接相关等等，并无明确的具体的规定。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单列一节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坚持认为新闻学是人文学科，但在前文中却把新闻学界定为“新闻学是一门研究大众传媒业的独立的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阅评人雷跃捷也指出了这一点），这就出现了前后矛盾、顾此失彼的现象。

而杨保军在谈到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别时，仅谈到了研究对象和研究判断类型的不同，判断标准有失片面。另外，在认定新闻学兼有人文学科属性时，仅仅从目前新闻学研究现状出发，认为相关的理论著述在事实判断之后，总要加上一个价值判断的尾巴，认为新闻学科兼具人文学科属性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因为现有著述存在的问题与该学科属性并不等同。

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区别

这里，笔者从区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不同特性出发，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判别标准归结为4点，以明确新闻学科的学科归属问题。

1. 研究对象和价值

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是人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下来的文化。人文学科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的技术，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一个精神的家园，使人类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依归。而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它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即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主观世界和人类的精神文化，社会科学关注的则是客观的人类社会，它是外在于具体个人的。

2. 研究方法

人文学科具有体验性、阐释性、评价性的特点，强调研究者的个体性和独创性，它的知识并不像科学知识那样呈前后递进式发展，而是散点、跳跃式的、或不断阐释性的。一些古典著作中提出的命题可以被后人不断地理解和阐发。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分析、归纳、证实等特点，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是前后递进式的，前人提出的某些命题可以被证伪或替代。

当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虽越来越多地借鉴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法，但社会科学并不排斥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既应该采用自然科学的逻辑实证方法来研究认识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的制度、关系、结构和功能，又需要采用人文科学的精神与情感体验方法来把握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因为社会具有物质客观属性与精神观念属性两重性质。

3. 成果形式

人文学者在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探索与创造，主要表现为精神的收获和思想的创造；而这些收获与创造，主要以人文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社会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以社会科学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决策的制订、规划的设计、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甚至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而人文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则很少以文本之外的形式加以保存。

4. 研究效用

人文学科是基础性学科，而社会科学是应用性学科，所以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不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而社会科学的成果则往往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文学科没有用，只有社会科学才有用，而是说人文科学是一种无形之用，而社会科学则是一种有形之用。社会科学更能直接指向人的现实生活，对人的现实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新闻学的学科属性辨析

依据以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划分标准，笔者认为，新闻学总体属于社会科学。理由如下：

1. 从研究对象来看，虽然目前新闻学术界并没有取得共识，但根据不同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较为常用的关键词是：新闻事业、新闻工作、新闻活动、新闻、新闻传播活动、新闻现象、新闻与社会关系等。有学者依据56位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筛选出中心词的出现频率，从高到低分别是：新闻事业（27次）、新闻（传播）活动（24次）、新闻现象（18次）、新闻工作（14次）、新闻（12次）、报纸（10次）、新闻事业与社会关系（6次）。[11]可见这些关键词都与社会活动、现象、组织、运作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更有不少学者如徐宝璜、黄天鹏、李公凡等认为，新闻学的间接对象就是全社会。[12]且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理论新闻学著作——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开始，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界定的中心词都由比较具象的“报纸”转换为比较抽象的“规律”——学者们几乎都使用了“规律”一词，尽管在与其他中心词的搭配上，有“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的不同。[13]这符合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的观点，而非人文科学研究对象范畴。

2. 从研究方法来看，新闻学强调研究“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既然研究对象的中心词是“规律”，那么，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虽然新闻学的研究方法目前仍以定性研究为主，但定性研究并不代表就是主观性研究，定量研究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客观研究，定性与定量只是研究方法的区别，而主观和客观则是研究对象与客观事物的符合、相去程度。“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使用事实、规律、原因等概念，并通过客观语言沟通信息。”[14]与此不同，“人文学科是想象的产物，使用现象与实在、命运与自由意志等概念，并用感情性和目的性的语言表达。”[15]从这一点看，新闻学无疑也归属于社会学科，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反映新闻现实，符合新闻实践的要求和发展规律，有效地指导新闻实践，而非自由想象，闭门造车。

3. 从成果形式来看，新闻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了以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新闻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新闻管理决策的制定，甚至还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譬如公共新闻学）。从新闻学界尤为强调新闻学研究成果要对新闻实践有指导意义即可见一斑。

4. 从研究效用来看，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闻业务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价值，能够对新闻实践产生直接作用和影响，即使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研究，也强调要对新闻实践有所启迪和教益。尽管目前学界的研究和业界现实尚有一定隔膜，但已有一批研究成果得到业界和政界认可。从长远来看，新闻学将更好地服务于新闻传播实践，对新闻传播实践产生更大的影响。

从以上4点可以看出，新闻学理当归属社会科学。然而，事实上，我们很难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画出泾渭分明的界线，正如著名学者让·皮亚杰所说：“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质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辨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16]新闻学虽然属于社会科学，但新闻学也具有较为浓郁的人文色彩，从学科性质而言，新闻学是具有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表现在：

第一，从研究对象和价值来说，新闻学既是事学，是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规律的研究，又是人学，除研究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及其运作之外，还需关注在媒体运行过程中传者和受众各自的精神状态、价值情感等。新闻传播事关每一位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新闻学研究决不能因事废人，放弃新闻传播学的人文属性。因为“新闻传播活动根本上是人的交流活动，尽管这种活动在现代以来越来越需要利用机器和制度等途径进行，但它毕竟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从没有离开‘人’的新闻传播”。[17]“新闻学的终极关怀或指向是为人的，新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更加趋近人所能拥有的自由、美好而不悖乎人性的生存方式，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18]从这一点上来说，新闻学科注定将难以回避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在新闻学科中占据较大的比重。价值判断是每一个新闻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新闻学需要事实判断，也需要价值判断。

第二，新闻学的文本之学特征较其他社会科学更重。尽管学界对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否为新闻文本仍存争议，与“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等这些关键词相比较，将“新闻”文本作为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呼声相对弱小一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其成效好坏最终都将反映到新闻文本上。可以说，新闻文本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最重要的环节，无新闻文本则无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新闻学的研究起步于新闻文本，最终无论是作用于新闻实践，还是作用于新闻管理政策，也将落脚在新闻文本上。新闻学研究是围绕着文本这一中心运行的，这是新闻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他们的研究未必起步于文本，也未必最终作用于文本，从这点看，新闻学也具有较为鲜明的人文色彩。

因此，新闻学的学科性质为具有强烈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新闻学不单单是人事之学，也是文本之学。

结 语

新闻学具有较多的人文色彩，但新闻学并非人文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一样仍属社会科学。一些学者在辨析新闻学和传播学时过分突出了两者之异，以至两个协同发展的社会科学之“小异”，被说成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之大别。目前，新闻学和传播学都还尚未达到成熟之境，过分强调其区别，不利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和两个学科的协同共进。两个学科之间只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双剑合璧，才能全面提高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地位，也才能在学科丛林中占据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之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李承贵. 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2] 李彬. 媒介话语 新闻与传播论稿[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3] 李希光. 畸变的媒体[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 屠忠俊，吴廷俊.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5] 徐培汀.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6] [11] [13] 唐远清. 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135，134.

[7] 郑保卫. 论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发展[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8] 张昆. 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9] 赵凯，丁法章，黄芝晓.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 杨保军. 新闻活动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 李秀云. 中国新闻学术史[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3

新闻评论是新闻传播领域的一项重要分支,在配合新闻传播、挖掘事件内涵、引导社会舆论、增强公民参与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新闻评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针对新闻评论的诉讼与日俱增,新闻评论陷入前所未有的法律陷阱中,阻碍了新闻评论的正常发展,也一定程度地挫伤了新闻评论人员的积极性。

随着近几年法律、伦理等概念和新闻评论越来越紧密的结合,“公正评论”作为新闻评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被提出且得到重视。当然,“公正评论”在用来防范法律陷阱的同时,也对新闻评论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公正评论抗辩解析

“公正评论抗辩”这一概念是基于“公正评论”之上提出的,它首先应是一个“新闻评论”。所谓新闻评论,是指传者借用大众传播工具或载体,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事实、问题、现象直接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识的论说形式①。简而言之就是对新闻事实所进行的评论。

新闻学者喻国明说:“新闻不是评论。”② 这句话点出了新闻评论和新闻的不同。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或是对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③,因而新闻强调的是“显示”和“传播”事实,而新闻评论则强调“观点的表达”

但同时,新闻评论又依赖于事实的新闻,是针对新闻事件所作出的进一步的评说。当代新闻评论的一大特性就是新闻性,这一特性要求新闻评论直接针对客观实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媒体受众的疑难发表意见、表明态度④。先有事实,后有评论,可以说是新闻评论的本质概括。

而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看,新闻相当于“事实的陈述”,而新闻评论则相当于“观点的表达”。美国一位资深新闻人对此做过说明:“史密斯昨天辞职了――这是事实;史密斯早该辞职了――这是评价。”⑤

其次,公正评论抗辩有效行使的前提应是“公正”。目前,中国新闻界所认为的公正评论标准,大都根据美国康拉德・芬克《冲击力――新闻评论写作教程》而来,主要标准为“真实、说理、善意、内容合法”四项,即针对事件和现象进行的评论,只要所依据的事实是真实的、评论人的动机是善意的,主观上并无损害他人名誉的功利性,而且能客观地对问题发表意见和观点,就是公正评论。即便在评论过程中措辞激烈,整个评论都不是诽谤的。⑥

最后,“公正评论抗辩”中的“抗辩”一词,《现代汉语词典》中给出的解释是“不接受责难而做出辩护”。在司法解释中,“抗辩”即是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提出的事实或观点进行批评或驳斥,同时向法庭和陪审人申诉己方事实或观点的法庭论辩行为⑦。

因而,“公正评论抗辩”可以概括为:当新闻媒体或评论面临法律诉讼时,只要能证明自己的言论是一种评论,并且该评论符合“公正评论”的标准,就可以使用抗辩权为自己开脱罪责。

2 新闻评论遭遇的法律陷阱

1992年,著名剧作家吴祖光针对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所属的惠康超市对两名女顾客进行不正当地搜身和言语讥讽而撰写的评论《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被诉侵害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名誉。1995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为正当的舆论监督应受法律保护,吴祖光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是其读了新闻报道后的感受,属于正当舆论监督范围,不构成名誉侵权。至此,在中国司法界和新闻界,公正评论才正式作为抗辩事由在司法实践中确立。然而,不论是在这一概念出现之前还是之后,新闻评论仍和新闻报道一样,经常深陷于各种法律诉讼中。

现代新闻评论的系统漏洞有多方面,如“政治陷阱”、“伦理陷阱”、“语言陷阱”等,而“法律陷阱”就是其中之一。目前,新闻评论的法律陷阱最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以虚假新闻或失实报道为依托作出的新闻分析和评论,因事实虚假和分析错误而造成对有关个人或团体的诽谤、侵害名誉等后果。如2007年北京电视台播出“纸包子”新闻,因后被查实为记者炮制的假新闻而遭。虽然因假新闻而作出的评论其本身也可以说是“受害者”,但新闻评论既然作为社会的监督和向导、承担者重大的社会功能和责任,就应该对其评论的对象――新闻事件的真实性进行严格谨慎的核实,避免由新闻评论造成的二次“传播污染”,扩大虚假新闻或失实报道的不良影响。

二是作者出于恶意,在评论中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当事人名誉。这类案件多出于批评性评论文章中。因为批评性文章本身就对评论对象带有较为负面的观点,是最为“冒险”的一种评论,因而在观点表达和措辞选用上更容易踏入法律的陷阱。但是可以说,只要新闻评论人员具有良好的新闻素养和操守,站在一个公正客观的角度看待问题,不带入自己的私人恩怨,并注意措辞,这一种法律陷阱是最容易规避的。

三是因为用词不当而遭遇的法律诉讼。新闻评论依赖语言的表达,但语言表达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漏洞,被人挑剔。尤其是带有较强主观色彩的新闻评论,评论员在评论时难免会采用不当的、甚至带负面感彩的措辞。如在《南方都市报》的一起侵权案中,评论员因使用了一些粗俗词汇评价一位新闻人物而遭,为此支付2万元的精神赔偿金⑧。当然,在之前解释“公正评论抗辩”指出,新闻评论判案时的主要根据之一是“事实陈述”还是“观点表达”。这也提醒新闻评论者在进行评论活动时,要充分尊重新闻事实,不能在事实上夸大或错误表达。

四是因不当引用甚至剽窃相关文本而导致的法律诉讼。2009年9月,日本知名漫画家、《蜡笔小新》“之父”臼井仪人意外逝世,多家媒体在转载、引用这条新闻时竟错用日本艺术家黑田征太郎的照片,甚至包括央视这样的权威媒体在内。这样的乌龙事件不仅严重侵害了当时人的权利,更造成了十分不良的社会影响

然而为何新闻评论会屡遭诉讼?这与新闻传播的特殊属性分不开。一方面,新闻传播属于大众传播,与其他传播活动相比,它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先进的传播技术进行传播,使得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影响程度也更深,因此得到了更多受众的关注。另一方面,传播学奠基人赖特在关于大众传播“四功能说”中指出,大众传播在传播知识、价值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新闻评论的内容就是以社会热点、受众关心的话题为主。正因为新闻传播担负着如此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功能,受众对它的要求也更高更多。

3 公正评论抗辩――一条抗辩法律陷阱的出路

学者魏永征在《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中曾说:“不要让公众因害怕诽谤诉讼而不敢就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⑨ 但新闻评论屡遭诉讼的状况,一定程度阻碍了它的发展,削弱了其担当的社会责任和功能。

幸而自美国“沙利文案”和中国“吴祖光案”成为新闻评论遭遇法律陷阱后的胜利转折点后,公正评论抗辩开始作为一项抗辩事由在维护新闻评论的法律地位和保障评论人员的合法权益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新闻评论的功能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等给予了这一抗辩权以保障。

新闻在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一项至高无上的权力,即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之外被公众成为“第四权力”,这种权力主要体现在舆论监督上。尤其是随着传媒工具,特别是网络的发展,媒体的监督范围变得更加广阔和及时,成为前三种权力的一项有力补充。而公正的新闻评论,则是这种“第四权力”的一种体现形式,它通过引导舆论来深化监督,更好的维护社会秩序。另外,新闻评论的功能就如之前所言,主要承担了社会职责,如担当“社会课堂的解惑者”、“社会海洋的t望者”、“社会大众的参谋者”等⑩。这样的社会角色是新闻评论占据着十分重要的社会地位,是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所必不能少的。因此,用“公正评论抗辩”来保护公正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新闻评论,不论对新闻评论还是社会的发展对具有重要作用。

从法律角度来说,宪法保障了新闻评论抗辩这一权利的实行。宪法是规定国家各项基本制度和任务,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根本大法。《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条也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新闻自由”,但新闻评论工作者的言论自由包含于其中,而新闻评论事业又属于文化事业的重要部分,新闻评论自由受到宪法的保护。同时,《宪法》第四十一条对公民的监督权也做了如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而新闻评论监督作为“第四权力”,新闻从业人员作为“无冕之王”,在社会中起着最为重要和有影响力的监督作用,因而这条规定为新闻评论监督提供了宪法依据。除宪法之外,我国《出版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也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规定,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自由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这是我国法律文件中唯一对出版自由的解说,也是对现阶段我国公民行使出版自由的方式和范围的总体表述。

当然,要真正规避新闻评论陷入法律陷阱,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切实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和技巧。

首先,新闻评论人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新闻评论在社会中扮演着领航员和t望员的角色,新闻评论者就更应站在社会的角度切实关心公众的利益,发表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评论――从公正评论的角度说,就要充满“善意”。

其次,新闻评论工作者要有敏锐地发现和判断能力。要第一时间抓住社会中的热点难点发表有助于社会发展、激发公众思考的评论,同时要准确判断新闻评论所依据的新闻事实的价值和真实性,特别避免出现如“纸包子”之类的基于虚假新闻之上的评论。

再次,新闻评论工作者在评论过程中要谨慎措辞、注意表达,防止由语言陷阱走向法律陷阱。尽管公正评论的标准认为只要所依据事实是真实的,评论人主观上并无损害他人名誉的恶意,即使措辞激烈,也不能算作诽谤。但事实上,是否“善意”在实际的判案中很难说清与衡量,因此最好的规避方法还是从评论员自身做起,从源头防止由此可能引发的法律诉讼。

最后,新闻评论工作者要提高新闻法制意识,运用法律知识来规避新闻评论的法律陷阱但不畏惧诉讼,捍卫自己的政党言论自由,发挥好新闻工作者的舆论引导职能。此外,还要注意合理引用,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

“公正评论抗辩”在新闻界和司法界仍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尤其在中国,可以说才刚刚起步,至今还没有见诸于任何法律条文。但随着法制建设的推进和新闻评论体系的日渐完善,这一概念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将会成为新闻评论自由的一个重要保障。当然,公正评论抗辩只是其中的一条可能的出路,新闻评论的健康发展应始终依靠高素质的新闻从业人员,只有从两方面共同努力,公正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新闻评论才能真正规避法律陷阱,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应有的功效。

参考文献

[1] 郑思礼、郑宇. 现代新闻评论分析与评价.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郑保卫. 新闻法制学概论.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3] 陈建云. 中国当代新闻传播法制史论. 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4] 柳珊. 当代新闻评论.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5] 赵振宇. 现代新闻评论.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6]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7] 李良荣. 新闻学导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注释

① 郑思礼、郑宇. 现代新闻评论分析与评价.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45页

② 郑思礼、郑宇. 现代新闻评论分析与评价.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44页

③ 李良荣. 新闻学导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第13页

④ 柳珊. 当代新闻评论.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第31页

⑤ 郑思礼、郑宇. 现代新闻评论分析与评价.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441页

⑥ 郑思礼、郑宇. 现代新闻评论分析与评价.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442页

⑦ 郑思礼、郑宇. 现代新闻评论分析与评价.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438页

⑧ 郑思礼、郑宇. 现代新闻评论分析与评价.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479页

⑨ 陈建云. 中国当代新闻传播法制史论. 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第153页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4

目前学术界对于新闻评论的定义出现了这样几种不同的表述,笔者现搜罗展示于其下:

(1)“新闻为事实的客观记载,评论为基于事实而发表的意见。”①――林大椿

(2)“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最近报道的新闻,或者虽未见诸报端但确有新闻意义的事实,所发表的具有政治倾向性的,以广大读者为对象的评论文章。”②

――范荣康

(3)“新闻评论,是媒体编辑部或作者对最新发生的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和有普遍意义的紧迫问题发议论、讲道理,有着鲜明针对性和引导性的一种新闻文体,是现代新闻传播工具经常采用的社论、评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专栏评论和述评等的总称,属于论说文的范畴。”③――丁法章

(4)“所谓新闻评论是传者借用大众传播工具或载体,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事实、问题、现象直接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识的论说形式。新闻评论在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文字,或声音,或音像结合,或图文并茂,在新闻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④――赵振宇

(5)“新闻评论是新闻体裁中重要的一类,它表达人们对新闻事件的判断、对由新闻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的思考。”⑤

――马少华

(6)“新闻评论,顾名思义是相关新闻的评述、议论。作为信息传播的一种方式,它是针对新闻报道中重要事实或社会现象及人们思想中的突出问题等,在新闻媒体上发表的具有一定倾向的言论,是新闻传播媒体的各种言论的统称。”⑥

――薛中军

要想下定义,首先要找准它的属概念。从逻辑上讲,下定义就是要明确被定义概念的属概念(外延),同时揭示被定义概念与其同一属概念之下的种概念之间的差别,即种差(内涵)。因此学者们对新闻评论所下的定义,无非也就是从新闻评论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来加以概括把握,引申得之的。根据观察,学者们对新闻评论概念的外延概括不外乎这样几种表述:评论文章、论说文、论说形式、言论、新闻文体、新闻体裁。我们把它们分为两组:1.评论文章、论说文、论说形式、言论;2.新闻文体、新闻体裁。然后逐组来进行分析。首先,第一组外延,根据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评论文章”、“论说文”、“论说形式”、“言论”这些表述除了语词形式和语义范畴的一些差别外,实际语义是基本相同的,但是“论说形式”和“言论”的语义范畴明显大于“评论文章”和“论说文”。换言之,“评论文章”、“论说文”一定属于“论说形式”和“言论”,但“论说形式”、“言论”不一定都属于“评论文章”和“论说文”。胡乔木同志曾经指出:“每篇文章都有它的结构,也就是形式。”⑦既然是评论“文章”、论说“文”,自然具有内在的文体结构。而“论说形式”和“言论”语义则比较宽泛,它们可以仅仅只是一些零星的观点碎片,不必言之成文。因此,从概念限定的精确性方面来考量,“评论文章”、“论说文”更适合于作为新闻评论概念的外延。

其次,再来分析第二组外延。“新闻文体”和“新闻体裁”仅仅只是所适用的语境不同,语义也是基本相通的。在中外新闻史上,学者专家们曾相继提出过各自对报纸的定义,其中大多关涉新闻评论。比如,1818年英国的《报纸法》就指出:“报纸系指揭载公报新闻事件、注释及观察之纸片,因贩卖而印刷……”就把极富评论成分的“注释”与对事件的“观察”记载并列提出,初步表示了报纸两大基本文体样式的端倪。中国著名报业史专家戈公振为报纸所下的定义也很具代表性:“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⑧中国著名新闻学家甘惜分也表示:“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⑨由此可见,新闻评论早就是学者们公认的一种新闻体裁。而“新闻体裁作为新闻内容的表达方式,也是新闻内容最常用的分类方式,它往往依据新闻内容的基本性质对新闻进行分类,有消息、新闻通讯、新闻特写、新闻专访、新闻分析评论等”。⑩通过以上对历史和概念的梳理可以得知,把新闻评论归属于一种特定的新闻体裁或新闻文体,不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且也符合当代新闻评论实践的发展,因而以新闻体裁或新闻文体来定义新闻评论概念的外延同样也是可行的。

再次,为了确保对新闻评论概念外延的精确限定,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评论文章”和“新闻体裁”之间的语义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交叉包含关系,相交领地就是:一切刊载在新闻媒体上的具有新闻价值的评论文章。因此,从新闻评论定义外延的层面上来考量,我们可以把那些不具备新闻文体特征的语录形式或碎片形式的言论意见拒之于新闻评论概念的门外。

新闻评论定义内涵之辨析

在这个限定的外延区域内,我们还能否对新闻评论概念的内涵做出更加精准的概括呢?为了便于具体分析,我们把学者们对新闻评论定义的内涵限定浓缩为这样几组关键词:

第二组评论客体:新闻事件、紧迫问题、社会现象、思想倾向

第三组表达形式:阐述观点立场、发议论讲道理、判断思考

第四组性质特征:政治倾向性、针对性、引导性

第五组传播载体:现代新闻传播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第六组服务对象:广大读者、广大受众

对于第一组、第五组、第六组关键词,学者们的观点比较统一,从学者们各自所下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他们所达成的共识。但是在第四组关键词“政治倾向性”的揭示上,就可以听到来自学界的不同声音,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政治倾向性应该属于政论文的特点,现代的新闻评论不必都具有政治倾向性。而且,随着当今新闻评论日新月异的发展,许多专业评论基于从可读性方面考虑而自觉摒弃了政治性话语,如果我们再三强调以政治倾向性来统率新闻评论的话,就会画地为牢,扭曲新闻评论概念的本身,因此政治倾向性不应该成为拘囿现代新闻评论发展的枷锁。

分歧最大的当数第二组:评论客体。范荣康、丁法章、赵振宇先生认为,新闻评论的对象包括新闻事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而马少华先生则认为新闻评论的对象是新闻事件。讨论至此,相关问题也就浮出水面。既然“一切刊载在新闻媒体上的具有新闻价值的评论文章”是成为“新闻评论”的一个要件,可以推导出,任何的“新闻评论”都必须刊载在媒体上,而且还须具有新闻价值。由此派生出来的问题是:在长期的新闻评论业务实践中,那些刊载在媒体上的关于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思想倾向的评论文章,究竟具不具有新闻价值?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回顾一下学术界对“新闻”定义的探讨。“新闻”定义在20世纪末经过新闻传播学者们的广泛探讨后,目前被学界一致认可的有三种说法,即“事实说”、“报道说”、“信息说”,它们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语用学范畴。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者董天策经过分析后提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只有信息才是新闻的属概念,也只有信息概念才能整合‘事实说’和‘报道说’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概念。”“完整的新闻定义应当是‘新闻是报道新近变动事实的信息’。”(11)如果以此认识基础来思考分析问题,那么“当前重大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思想倾向”都应该属于“新近变动事实信息”的范畴,或者说它们都是从“新近变动事实信息”的认识基础上推导或提炼出来的,因此也就天然地具备了新闻价值的某种要素,如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等,具备了新闻品格。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新闻评论客体当应包含“新闻事件”、“社会现象”、“思想倾向”、“社会问题”等这些包含有新闻价值的内容元素。

当然,学者们的观点产生分歧的还有第四组关键词,那就是“判断”是不是新闻评论的本质特征。我们知道,作为评论必须阐述观点、发议论讲道理、表达意见。但是,仅仅这几种表达形式还不能够揭示出新闻评论的本质规律。因为它们只是反映了论说文的一般规律,并没有揭示出新闻评论的特殊规律和特殊要求。任何一种显在的表达形式都对应着一种内在的思考路径,因而表达形式也是一个思考方式的问题。逻辑学告诉我们:思考的一个最有效的向度就是认识,新闻评论的表达形式应该也是一个合乎理性、合乎逻辑的认识过程,因此我们也就可以从认识论的层面上来把握新闻评论的特殊规律。

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判断”这种表达形式,是否揭示了新闻评论的本质特征呢?关于这一点,港台和大陆的不少学者都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比如郭步陶先生在讲到新闻评论的性质时说:“判断,‘这是评论最重要的部分’。”(12)台湾《联合报》的主笔王民先生写的《新闻评论写作》第七章的标准就是:“最重要的一课――判断。”他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新闻评论所讨论的问题,不外是真或伪的问题,是或非的问题,善或恶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判断问题。”(13)另一位台湾新闻学者林大椿在《新闻评论学》中把新闻评论的性能分为五种,其中第三种即为判断性,他说:“新闻评论对一切问题作评断,是一种最要紧的工作。”(14)中国人民大学新闻评论学者马少华也认为:“新闻评论的基本功能就是对新闻进行认识,判断是新闻评论的核心价值。”(15)既然新闻评论不同于任何宽泛意义上的公民言说,那么它就必须符合一种“内在的文体自觉”,而“判断”正好是新闻评论文体表达形式上的一个特殊标志。

为了满足广大受众的认识需求,任何新闻评论都必须表达判断。对于那些评价具体新闻事件的评论,不但需要作者做出有力的价值判断,还需要作者做出及时的事实判断;而对于那些评价社会现象、思想倾向、社会问题等宽泛意义上的评论,如果不能做出事实判断,做出一定的价值判断是必要也是必须的,因而“判断”应该是新闻评论的立身之本。认准了这个基点,我们就可以把新闻评论和其他的边缘文体(如杂文)区分开来。新闻评论的结构遵循着严格的逻辑程序,有概念、有判断、有推理,有完整清晰的论证过程;而杂文的结构沿袭着形象思维的脉络,它不需要做出判断,也不需要完整清晰的论证过程。因此,在新闻评论定义内涵的层面上来考量,有无判断、有无内在论证结构则可以成为新闻评论和杂文等边缘文体的分水岭。

通过上述甄别分析,我们可以把在媒体上发表的这两种类型的评论文章纳入到新闻评论概念的范畴:1.针对具体新闻事件表达判断的具有内在论证结构的评论文章(如新闻时评、新闻述评)。2.针对当前重大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和思想倾向表达判断的具有内在论证结构的评论文章(如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等)。

结语

根据各位学者的观点,结合本文的语义学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把新闻评论的定义概括为:新闻评论是媒体编辑部或作者对当前重要的新闻事实、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思想倾向表达判断、阐述自己观点、立场,具有内在论证结构的一种新闻体裁。

注释:

①③丁法章:《新闻评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范荣康:《新闻评论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④赵振宇:《论新闻评论的根本特性》,《新闻大学》,2006(1)。

⑤马少华:《新闻评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⑥⑦⑧薛中军:《新编新闻评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⑨⑩甘惜分:《新闻学大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董天策:《新闻传播学论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5

充分认识主流舆论的内涵和重要意义

新闻研究刊物要推动主流舆论传播，首先应该对主流舆论有正确的认识。否则，办刊的指导思想就有可能不到位，甚至可能发生偏差，好比盲人骑瞎马，十分危险。

何为“主流舆论”？国内关于这一提法有不同的理解（尽管总体来说含义差异不大）。学者郑保卫认为：“主流舆论”就是代表主流人群的主流思想和情感意志的强势舆论。“主流舆论”是正向舆论，是能够体现社会发展方向、反映时代主流与本质、真正代表民心民意的舆论；是积极的、进步的、建设性的、正义的舆论。①此外，也有人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主流舆论是指代表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的群众的言论。”②这两个定义都将“主流舆论”的“主流”理解为舆论主体的特征描述，认为“主流舆论”是主流人群的舆论。换言之，这种观点认为主流舆论是主流公众的意见而非公众的主流意见。刘洪流、张杰两位作者在《高度公信力铸就主流舆论――论新华网的十年发展》一文中认为，主流舆论“是多数公众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的一种正向舆论，它反映社会发展趋向，并对社会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 ③该文认为主流舆论的目的应该是：设定社会目标，建构政府权威，整合社会意识。

综合以上这些观点，大致可以认为，主流舆论具有接受面较广的影响力，具有涉及国家的“大事”的重要性，具有体现时代发展的特征。当然，主流舆论必须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繁荣稳定。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社会转型期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和引导力。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发表了重要讲话。胡锦涛同志强调：“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科技不断进步，信息传递和获取越来越快捷，新闻舆论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④这次讲话的意义重大。

2008年11月7日，在第九届长江韬奋奖颁奖报告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也发表讲话强调了新闻战线要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此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发表讲话时，也表达了对新闻宣传工作尤其是对主流舆论的重视。这些讲话充分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党把主流舆论的导向工作上升到事关国家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

在我国现行的传媒体制下，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是传媒的职责。因此，新闻研究刊物的编辑，尤其是主编（总编辑）要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充分认识主流舆论的内涵和重要性，并在办刊中，既要遵循新闻宣传规律和学术研究的规律，又要把党性原则贯穿到办刊的策划、选题、编辑的每个环节中，力求办出高质量、高品位、影响大的新闻研究刊物，持续提升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和引导力。

新闻研究刊物要积极探讨新闻热点

2011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的文章。文章认为，社会热点问题带有普遍性、综合性、代表性，很多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都关系和影响大局。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已经成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课题，成为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突出任务。⑤传媒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不应回避社会热点问题，而应积极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负责任地解释和引导，让舆论有利于党和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利于社会长久的稳定和发展。由此，社会热点就可能成为新闻热点。作为与新闻密切相关的新闻研究刊物，要主动从新闻学、传播学的角度对这些新闻热点进行分析，总结报道经验，发现传播规律，丰富主流舆论宣传的形式和内容。

例如，最近重庆市奉节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重大项目暨乡镇“10＋1”工程建设大会，具体部署全县城乡统筹工作，要求单位“一把手”参加，但是不少部门都派出单位副职参加。随后，奉节县委办公室发出通报，对缺席的25个部门“一把手”提出严肃批评，责令他们在电视上对全县群众作检讨。群众对此议论纷纷，质疑有作秀成分。《重庆晚报》等报刊对这一热点事件进行了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⑥《新闻研究导刊》采用了西南大学董小玉教授的新闻案例解读文章，对这一新闻热点进行了深入分析。董文着重谈到记者“发现新闻背后真相”的价值，通过揭示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彰显了记者的良知和新闻敏感，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⑦此文总结了解释性、揭露性新闻报道的原则、特点和方式，指出了解释性、揭露性新闻报道是传播主流舆论的一种方式，为此类新闻热点报道提供了范例。

主流舆论并不是要一味地“唱赞歌”，它本身并不否认批判性，从根本上讲，主流舆论是为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服务的，是为促进社会整体目标的达成服务的，因此，在形式上“以团结、稳定、鼓劲为主”。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讲话中所说，媒体要“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媒体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对一些不正之风、不合理现象发出自己的声音，有破有立，本身就是弘扬主旋律、传播主流舆论的好方式。

新闻研究刊物要积极追踪行业的新问题

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指出，新闻宣传工作必须与时俱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新闻传播领域必然出现新事物。新闻研究刊物要从新闻传播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解释这些现象，引导新闻报道的快速有效地运行，提高主流舆论宣传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有效性。

例如，网络实名制问题是网络传播时代必然面对的问题，任何一个新闻研究刊物不能回避这类问题，媒体记者也希望从这些刊物中寻找到具有深度解释力的文章指导新闻工作。因此，《新闻研究导刊》2010年第3期以特稿的形式刊发了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和周文吉同志合著的文章《网络实名制是个系统工程》。⑧这篇文章有理有据，论证严谨，持论公允，富有建设性，对于理性地看待网络实名制的作用及其实现的条件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网络法制化是网络发展的必然趋势，网络实名制对舆论监督具有重要作用。

新闻研究刊物在跟踪行业新问题时，站在全局的高度，从政策层面和新闻传播理论层面进行研究，以事实为依据，以学理说服人，见解独到，鞭辟入里，这既是新闻研究刊物学术性的内在体现，也是新闻研究刊物推动主流舆论传播的必然要求。新闻研究刊物作为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站在时代的高度，回答行业的新问题，这就是先进性的一种体现。高度决定影响力，“高度”也能提升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这是新闻研究刊物推动主流舆论传播的一大优势。

新闻研究刊物要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体现和根本要求，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和工作作风，也是我们做好新闻工作、办好新闻研究刊物的根本方法。新闻研究刊物是理论和实践联系的桥梁，是学界与业界沟通的纽带。只有为两者服好务，才能赢得受众，才能提升自身影响力，才能在推动主流舆论传播中发挥积极作用，当好舆论导向的导向。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提出，《新闻研究导刊》要对新闻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要体现实践价值取向，并将其定位于实用型传媒理论刊物。刊物创办以来，努力实践集理论性、实践性于一体的办刊方针。在栏目设置上，每期固定开设有“传媒实务”专栏，选用业务指导性强、能“接地气”的文章，如《如何使新闻价值更大化――五要素新闻发现法》、《新闻特写应注重现场细节》、《时评写作的材料来源和语言运用》等文章，注重对新闻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探讨了新闻报道创新的路径和模式，指导了新闻实践。

同时，《新闻研究导刊》编辑部围绕传媒业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前沿性话题，积极向新闻宣传战线上的高层领导和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约稿。先后在每期固定专栏“特稿”、“传媒观察”、“专题讨论”等栏目上发表了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李东东的《谈谈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的《努力打造“渝派文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的《“亲和力・影响力・公信力・竞争力”――论党报改革发展的四个着力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生导师陈力丹教授的《提升记者的职业素养》、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院长马胜荣的《报道事实是新闻传播的首要原则》、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强月新的《我国财政报道的现状、问题与思考》、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董天策的《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透视》等文章。这些文章关注前沿，立意高远，理论夯实，论述严谨，使刊物不仅在学术质量上，而且在主流思想的传播影响力方面，都能产生重要影响。

无论是“接地气”的业务指导性文章，还是高深的理论研究性文章，归根结底都是指导新闻实践、服务新闻一线的。通过持续传播这些新闻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增强了媒体的学习研究氛围，提升了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理论素养，从而不断地提升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有效地推动了主流舆论的传播。

新闻研究刊物要加强品牌建设

1960年，美国市场营销协会将品牌定义为：品牌是一种名称、名词、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其目的是识别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劳务，并使之同竞争对手的产品和劳务区别开来。所谓报刊品牌，就是围绕目标读者群的新闻资讯需求，以特定的名称，全方位建立的一种受众对报纸的认知关系，它意味着客观公正的、特定风格的新闻资讯呈现形式，使目标读者产生“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报刊”之认同感。⑨报刊品牌是读者的路标，是占领市场的旗帜。如何在新的传播格局下加强新闻研究刊物的品牌建设，提升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呢？笔者提出几点肤浅认识，仅供参考。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新闻研究刊物367家，其中有公开刊号的67家，内部刊物300家。几乎每个传媒集团都有一份新闻研究刊物。这些刊物的办刊指导思想、受众对象、栏目设置大同小异，同质化倾向严重。再者，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媒体不断产生，传播方式日益多元化。新闻研究刊物面对如此的生态环境，如何生存和发展呢？除了研究新闻热点、追踪行业新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等多种路径外，还要突出自身特色，着力打造品牌，提高影响力，增强推动力，提升传播力。

1.突出定位特色，推动品牌建设

好的定位是品牌成功的一半。新闻出版总署明确规定，《新闻研究导刊》是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的刊物。而全国此类刊物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传媒高等院校师生和研究机构人员为主要受众对象的学术型新闻期刊；二是以传媒从业人员和新闻爱好者为主要受众对象的实践型新闻期刊。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提出了《新闻研究导刊》定位于实用型传媒理论刊物，具体表现为：学界业界结合点，理论实践引领点，今天明天制高点。鲜明准确的定位，确保了《新闻研究导刊》品牌建设方向的正确和推进的顺利。

2.突出地域特色，促进品牌建设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地处西南腹地的重镇，全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市，重庆市历史文化厚重，尤其是清末民初和抗战时期的新闻史料丰富多样，是新闻研究的富矿。在办刊中，开设了以此为内容的专栏，体现了独特性和唯一性，目的是通过3～5年的栏目建设，努力形成全国新闻研究刊物有影响力的品牌栏目，从而促进《新闻研究导刊》的品牌建设。

3.突出栏目特色，带动品牌建设

杂志的内容由栏目结构体现，因此，栏目设置很重要。在栏目设置上，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精”的原则，确定栏目；在约稿选稿上，本着“要精，要新，要有用”的原则，筛选符合栏目要求的稿件，经年积累，自然形成特色，形成品牌栏目，推动《新闻研究导刊》品牌建设。比如，《新闻研究导刊》设置了“专题讨论”栏目，自创刊始，每期策划一个主题，围绕主题，多方约稿，深度探讨，吸引受众。目前，受众反响强烈，认为该栏目有高度、有深度和有读头。

4.突出视觉特色，加强品牌建设

俗话说得好“人靠衣服，马靠鞍”。新闻研究刊物的封面（底）、版式、插图、标识、字号等，是此类期刊的视觉识别符号。系统、独特、符合此类刊物定位和内涵的视觉设计，就能展示鲜明美观的期刊外在形象，就能迅速吸引受众注意力，为品牌建设提供有利的条件和支撑。比如，《新闻研究导刊》每期根据“专题讨论”栏目的主题，自主设计封面图案，力求风格现代和美观，具有视觉冲击力，获得读者和行家好评。

注释：

①郑保卫：《掌握驾驭和引导舆论的艺术 提高应对和化解舆论危机的水平》，《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

②徐胜：《主流舆论的特点及风格》，《党建》，2006年第7期，第32页

③刘洪流、张杰：《高度公信力铸就主流舆论――论新华网的十年发展》， 《青年记者》， 2008年第14期

④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

⑤任理轩：《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人民日报》2011年5月10日

⑥何英：《用“替身”参加会议 重庆奉节25部门一把手公开检讨》，《重庆晚报》，2008年8月20日

⑦董小玉：《用“替身”参加会议解读》，《新闻研究导刊》，2010年第3期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6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7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 在上个世纪80 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 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 年代之后， 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 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 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 是在2004 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 年10 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 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 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 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 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 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 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 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 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 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 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 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 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 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 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中博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 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 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 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 个传播模式， 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 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 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 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 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 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 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8

“记者高勤荣案”在争议中虽然显得扑朔迷离，但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高勤荣确被陷害、有冤情；二是高勤荣罪有应得。无论是什么结果，从高案本身和新闻媒体对其进行的报道，我们可以透视出中国新闻学存在的致命问题：一是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中“实践人学”的严重缺位；二是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角色定位的迷失。

一、中国新闻学之“实践人学”的缺位

“实践人学”的内涵：本文所讲的“实践人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人学”概念，只是借用了它的形式，其本质内涵是：“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把握人学”，指在新闻传播实践中，记者与媒体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的深入把握与驾驭。它包括如下几个维度：(1)新闻传播主体(新闻媒体与新闻人)对社会本质及其运行环境有深刻的把握；(2)新闻传播主体对当代政治以及官场本质有深刻的把握，能在其间游刃有余；(3)新闻传播主体对人的本性即人性有深入的研究与把握，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驾驭自如；(4)新闻传播主体对新闻传播规律与新闻控制机制有深入的研究与把握，能较好地运用这些规律，做到对传播控制环境的驾驭；(5)新闻人应成为熟谙社会人的“痞子”，这个“痞子”并不是贬义词，而是成熟的社会人之意义，即新闻人应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生有较好的把握能力的“通才”基础上的“专才”，具备较高的驾驭整体社会环境的能力与水平。

高勤荣如果是被冤枉的，那么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应承当一定的责任。高勤荣如果是冤枉的，可见他对社会的复杂性太不了解了，可以说是幼稚的。作为新闻记者，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首先要学会自我保护，而高勤荣没有这个本领，他对社会人生以及官场上的事等等不去研究，只是“一根筋”地去揭露，最终只能落得这样的结局。

为什么说中国新闻学教育有责任呢？只要看看当下的中国新闻学就知道了。当下的中国新闻学从“新闻事业”的层面进行展开与建构，告诉新闻人的是如何为新闻事业而奋斗、追求与拼搏，对新闻的真实性以及新闻人的职业道德等范畴与理论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用这样的新闻学培养出来的新闻人肯定是正直、诚实、为建立社会公正秩序不惜一切代价的。但仅有这样的品格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新闻人不会保护自己，更谈不上能够很好地推动社会公正秩序的建立。当下的中国新闻学中没有如下内容：新闻人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护自己，以便更好地为新闻事业做贡献。即它没有教导新闻人如何研究社会、研究人生；没有教导新闻人怎样去应对复杂的环境与局面；没有教导新闻人如何达到上述“实践人学”的五个维度。可以说，当下的中国新闻学教育还是一种现象的、浅层次的新闻学教育，尤其是在“实践人学”上的严重缺位，使中国新闻学显得缺乏理论深度和实践应用价值。

“做新闻记者没什么难的，初中生都能当”，社会上一些人对新闻记者的职业评价如是说。这种评价不无根据，因为我们的新闻记者的确缺乏一种高水平的、适应复杂社会环境的能力的训练，中国新闻学中“实践人学”上的缺位，带来的是新闻记者研究社会的不自觉，显而易见，这样的记者的确是初中生都能当。我们再看看MBA的理论体系，它不仅仅是在企业经营管理上进行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同时也非常注重研究社会环境，教给学生如何应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我们的新闻学在这方面实在是太缺乏了。

试想，高勤荣如果对“实践人学”有比较好的把握，他就会讲究报道策略，或者采取更为稳妥的办法把造假案反映到有关领导或部门，自己的身份还不暴露，达到既解决了问题，又保护了自己的目的。遗憾的是，他在中国新闻学中没有学到这方面的知识与本领。

二、中国新闻学之媒体与记者角色定位的迷失

所谓媒体与记者的角色定位，即新闻传播主体在新闻传播中充当什么角色。是中立的平衡角色，还是偏向某一个方面?是当实事求是的公平客观的传播者，还是当法官?是超然事外，进行冷静的客观的报道，还是把自己“搅入”新闻事件之中?这些都是新闻传播主体在面对一个新闻事件时必然要选择的角色定位。

不论高勤荣案是不是冤案，新闻媒体与记者都应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之，而不应凭借所谓的“合理想象”或猜测，就亮出观点，明显偏向高勤荣。综观高案的新闻报道，几乎都是为高鸣冤叫屈的。从专业角度来看，这些报道已经涉嫌“媒介审判”了。

国内众多学者及司法界人士认为：“媒介审判”是指大众传媒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大案件，在司法机关未作出相应的判决前，就对该案件进行大量报道，在报道过程中由于“义愤”的驱使，报道者掺杂了个人主观好恶因素，从而担当起“民间审判”的角色。

本文认为，“媒介审判”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事，它还有更加广泛的内涵。从本质上来说，“媒介审判”是新闻传播媒体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对所发生的新闻事件，尤其是涉及法律纠纷的新闻事件进行肯定或否定的评判行为。这种行为是媒体自身定位的迷失，是违背新闻传播规律的行为，最终导致的是媒体公信力的缺位或搅进无休止的新闻官司之中，这在中国不乏其例。虽然高已经出狱了，但高的案子是冤还是不冤，各方面均有说词，都没有拿出有力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媒体理应冷静从事，或者等待、或者进行调查采访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然后再进行客观报道。可是，我们看看各家媒体的报道，什么“蒙冤记者高勤荣”、“反腐记者高勤荣”、“记者高勤荣因言获罪”……新闻媒体的这一系列“判决”都是没有根据的，最多也只是猜测或想当然的推理，这样的报道是典型的“媒介审判”，更是典型的媒介自身角色的迷失。这是很可怕的，媒介一旦迷失了自我，舆论还会有什么公正可言?反观之，这也不能全怪当今媒体，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的中国新闻学也很少论及。媒体、记者如何处理易出现“媒介审判”的新闻事件，当下的中国新闻学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学的一个重大缺位。

“媒介审判”是媒介不恰当地使用自己拥有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使这两种权利形成了一种“外部溢出”效果，是对“新闻自由”的滥用。中国新闻学应该在这方面进行科学的理论建构，使新闻媒介真正告别当下的这种“媒介审判”的非理性状态，回归到理性的轨道上来，找到自己应有的准确位置。

三、中国新闻学之“实践人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

当代中国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由五大板块构成：新闻本体论；新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新闻事业的生存与发展；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新闻理论自身发展问题。这种新闻学体系的建构与理论内容的设置，多是从“新闻是”、“新闻是党的事业”这些角度来立论的，可以说是“政党新闻学”或“政治新闻学”，没有从人类新闻学的普遍性出发，揭示新闻学的本质和建构其理论。

当代中国新闻学让人感受最深的是它的“官话”的、政治的、抽象式的、说教式的语境，而学理层面的本质探索太少。这种站在官本位或政治本位上来观照与建构中国新闻学的学术研究，自然会产生偏颇或缺陷。例如，当下中国新闻学对新闻本体论的研究就停留在表层的现象探索上，把新闻定义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事实的报道”，这只是把陆定一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新闻定义加以改良，还没有接触新闻的本质深处：在新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更多的论述是新闻如何对外部世界发生作用，而外部世界对新闻的制约作用以及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对新闻的影响等却鲜有论及，更缺乏从实践人学的层面进行研究与探索，这种缺陷导致的是新闻传播主体的“霸权意识”，而缺乏对复杂环境的应对、驾驭与防范意识：在新闻事业的生存与发展方面，还只是停留在“事业性质”上，没有把新闻传播业放在国际市场环境的大背景下，放在“产业性质”上进行研究与探索，没有从新闻文化生存的深度去研究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机械的“物”的层面研究不少，但缺乏“人”的层面的研究与建构，缺乏“实践人学”的深度；当下中国新闻学尤其是在“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理论建构中显得肤浅，多从新闻职业道德层面论及，严重缺乏“实践人学”的内容，没有提供系统化的新闻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只是告诉人们一些简单的职业道德准则与操守，这样的“素质标准与要求”难以培养出能够驾驭复杂社会环境的优秀新闻人；在受众研究方面，当下中国新闻学缺乏的是人学层面的美学高度与深度，也缺乏系统化的建构。

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实践人学”的系统工程，笔者谈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以之抛砖引玉，期待中国新闻学在学界与业界的共同努力下，有更加完善的建设。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不要立足于“事业”层面，而要立足于“实践人学”的学理层面进行系统建构，尤其是对新闻传播本体论的建构要加大力度。

新闻传播本体论，主要研究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学，新闻价值论以及新闻学的特殊性。最重要的是从实践人学视域定义新闻与新闻学。当下的新闻学把新闻学定义为研究报道规律的科学。这样的定义应该是没有错误，但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没有告诉人们什么是新闻学的本质。笔者认为，新闻学就是实践人学。它与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不同，文学的人学更多涉及的是精神与心灵层面，而新闻学的人学必须是实践层面的，是在实践中把握的人学。当下新闻学中众多的新闻定义只是对新闻现象的描述，有的还有逻辑上的毛病。本文在实践人学的层面定义新闻：新闻是自然界、人类社会中发生的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某种影响的事实。新闻的内涵是体现人类的本质，这种有影响的事实具有新闻的客观独立品格，不论媒体是否报道，它都是新闻，它不因媒体的报道而产生或存在，也不因媒体的不报道而消逝或不存在。关于新闻价值论，同样要体现实践人学的深度，在实践中、在人学的层面寻找和定位新闻价值标准，那些对人类产生一定影响的事实就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就是新闻，至于价值的大小，就看它的影响程度了，价值的大小与事实的影响程度构成正比例函数关系。新闻学的特殊性，正是它的“实践人学性”。

参考文献：

［1］丁柏铨主编：《中国新闻理论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2年7月版。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641；G219.2 文献标识码：A

一、新闻舆论产生的背景及其特点

21世纪的中国，已经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飞跃，在经济、科技、人文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特别是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的科技发展迅速，与此同时，中国的新闻媒体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而新闻舆论也依靠各种媒体进行传播，所谓媒体，就是指传播信息的介质，通俗来说就是宣传的载体或平台。按照传播媒介的不同，人们通常把新闻媒体的发展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以纸为媒介的传统报纸、以电波为媒介的广播和基于电视图像传播的电视，它们分别被称为“第一媒体”“第二媒体”和“第三媒体”。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新闻媒体事业也创新了信息传递方式，即应用互联网技术的媒体软件。现阶段主要的新闻平台包括微博、微信、贴吧、QQ以及各种社交平台，不仅社会信息需要借助这些平台开展工作，现如今的高校信息及传递同样要借助于这些平台。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指出：“新闻舆论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对社会精神生活和人们思想意识有着重大影响。”如何去正确利用这种影响，是我们现阶段的一大任务。新闻舆论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1）权威性：纵观所有的新闻舆论，其产生的机构主要是政府部门或者政府部门下设的广电、网络、报纸等机构。因其有较强的政府背景环境，所以新闻舆论都贯彻我国提倡的主要价值观，代表我国现当代环境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2）影响的广泛性：因为科技的发展，我们进入了一个互联网时代，全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各种信息的传播不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时间和领域，它的传递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不可估量，各类信息一旦，短时间内就会有成千上万人的浏览和转载，有着广泛的影响性。

（3）可控性：新闻舆论的和传播是可以控制的，每一条信息的首先要经过专业人员的审查，再一层一层地，它的传播数量和领域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严格监管，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查看和控制新闻舆论所产生的效果，相较于之前传播媒介的不可控制特点，当下的新闻舆论可控性特点更突出。

二、新闻舆论的分类

现阶段下，新闻舆论主要分为高校新闻舆论和社会新闻舆论两大类，而社会新闻舆论又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娱乐、时事和体育。

（1）高校新闻舆论：主要是服务于各高校的信息传递，如学校的新政策、校园新闻、正能量文章的传递等，一切以学校和学生为主。

（2）社会新闻舆论：主要是服务于社会中的信息传递，帮助大家了解当今社会形势，形成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的局面。社会新闻舆论为我们提供娱乐新闻，体育新闻以及国家政策等时事新闻，便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大千世界，这类新闻不止局限于国内，世界各国新闻事件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给我们。

三、新闻舆论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1.积极影响

（1）传播主流价值观念：新闻舆论对大学生价值观最大的影响便是传播主流价值观念。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国内的主流思想，新闻舆论恰恰可以把这一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传递给大家。

（2）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腾讯新闻、新浪微博等媒体弘扬“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正确的引导作用，每时每刻我们都可以看到各种感动人心的事件，再一次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从而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第一时间掌握各种大事件：新闻媒体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它的时效性，只要有新闻媒体的存在，我们便可以及时了解每天发生的事件。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我们大家关心时事，为大学生做出各种选择提供了便利。

2.消极影响

（1）易传播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观点：在当今社会，新闻媒介层出不穷，很多新闻事件掺杂了新闻媒体工作者自己的看法和态度，缺失了新闻的客观性；过度的新闻炒作和不良新闻舆论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学生的自主判断能力，模糊其自我认知。

（2）价值取向的单一化：传播学者斯坦利・巴兰等认为，新闻舆论“创造了一个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未必正确，却轻而易举地变成了现实，并基于这样的现实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做出判断”。新闻舆论在主导社会共同理念的同时，也造成了大学生价值观出现单一性，他们在这种大环境下不会从新的角度重新思索，而是在众人的认同中，也认同了这一大众观点。

四、应对新闻舆论对大学生价值观消极影响的具体措施

1.高校打造良好的校园舆论平台

首先，各大高校要加强校园新闻舆论平台的建设，对时事热点、新闻等的加强监督，增强娱乐性和建设性，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进行正确引导。其次，安排具体的老师线上答疑，对学生产生的疑问和心理问题，及时梳理和解决，帮助学生走出困境。最后，学校要通过校园广播等媒介传递主流思想和正确的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对大学生的思想进行引导。

2.加强社会新闻舆论的法制化建设

社会新闻信息真假难辨，完善社会新闻舆论的法制化建设很有必要。网络舆论自由既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也受到法律的制约。早在1994年2月18日，中央就出台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而后又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在法律上进一步规范了新闻舆论，使得新闻舆论有法可依。国家应该努力地完善新闻舆论监督系统，使监督活动透明化，为大家营造良好的社会新闻舆论环境，使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环境越来越美好。

3.大学生自身提高对信息的分辨能力

加强新闻舆论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引导，除了外部环境建设，大学生自身建设也格外重要，在接受新闻舆论的同时，大学生自己要有明确的分辨能力，不接受消极信息和错误信息，有问题及时和同学、老师进行沟通，不盲目接受所有信息，从规范自身做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伍安春，王 丹.网络舆论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J].中国邮电大学学报，2011（7）.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10

二是历史本体论的观点。所谓历史本体论，就是一般所说的历史理论、历史思想，它是指关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与客观规律的理论体系。回到历史本身，尊重新闻历史自身的发生演变规律来表述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断反思历史的本原，这是新闻学研究的历史本体论的核心。从事中国新闻史研究、重视历史本体论的指引并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中，有已故著名新闻学家王中教授对《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的独到而有深度的研究。③而拥有哲学背景的李秀云博士所著的《中国新闻学术史》也在新闻史本体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开拓，正如南开大学李喜所教授所肯定的：“该书不囿陈说，超越学术界一般按照政治史分期研究中国新闻学发展过程的现有理论格局，突破阶级分析的传统理论框架，具体以新闻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变为标志，按新闻学理论形态的变迁为基本线索，以新闻学特有的概念、范畴、原理为分析框架,……从而揭示了新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令人耳目一新。”④

三是新新闻史的观点。这种观点，主张采用新史学的观点与方法来重写新闻史。所谓新史学之“新”在于：一是注重史学的“当代性”，二是更注重史学的“思想性”，三是更注重史学的“叙事性”。在新史学看来，历史从来不是僵死的过去，不是考古的名物，而是生生不息的人类实践和息息相通的社会运动，既包含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往昔纠葛，更体现着当下此刻的现实关怀。新新闻史的观点，“就是立足当下，面向历史，然后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⑤所谓社会史的范式，就是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时代心理等等。社会史范式更多地体现为三个融合：“新闻与社会的融合”、“理论与历史的融合”、“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所谓叙事学的方法，就是要还原新闻史上的历史与人物及其行为，激活历史过程、历史事件本身。因此，在新新闻史学者来看，“不管是社会史的范式，还是叙事学的方法，归根结底都在于激活或复活新闻史的生命力，让新闻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使学人受益，也使‘报人’受益；既使新闻学受益，也使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受益，最终形成一幅新的、活泼泼的、洋溢着生气、焕发着思想与文化魅力的‘新新闻史’”。⑥

三种观点大体上代表了目前国内新闻史学界重写中国新闻史的三种有价值的探索路向。许正林博士所著的《中国新闻史》大体上是在历史本体论的层面上进行了初步而有效的探索,从而表现出如下三个特点和价值:

第一，重视中国新闻本体观念演进的揭示。事实上，“革命”的新闻史，其根本缺陷在于脱离新闻本体观念的发生成长过程来外在地描述新闻史。因而，总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新闻史就是人类长期以来为了传播而进行斗争的历史，即发掘和揭示新闻，并在观点的市场上提出明智的见解和引人入胜的思想的历史。”⑦任何脱离新闻观念演进自身的解释和描述，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史。而从历史自身来看，老黑格尔的教诲仍然是不容忘记的：“要想了解历史和理解历史，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并且认识这种国度里所包括的思想。”⑧探究中国新闻史，揭示中国新闻观念本体的演进尤为重要。《中国新闻史》的作者承认，现代中国新闻思想观念的萌芽、发展是与1815年以后西方近代新闻观念的导入息息相关，但与此同时，他又强调“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强大惯性和对外来文化的同化作用始终贯穿于中国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成熟的历史过程之中。”⑨对于唐朝邸报至清末京报等官报所蕴含的新闻思想与观念，作者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与清理。在此基础上，对于清末至前夕的中国新闻思想萌芽期的新闻观念，作者更重视把新闻观念从一般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中剥离出来，揭示其独立性和自主演进的形貌。例如，对王韬的言论自由观念、梁启超的言论独立思想、章太炎的言论自由观点、于右任的言论独立口号、黄远生的言论自由主张的分析，都成为本书颇具光彩的篇章之一。以此为基础，展开对于报刊功能与舆论引导观念、新闻事业思想的分析，这是极有见地的。

第二，强调新闻制度的构建以“言论出版自由”为基石。新闻制度，不管它的构成工具新闻政策还是新闻法律，其根本归旨在于通过明晰的权利与义务规范，来保障新闻传播自由的实现，保障传播者的传播权、受众的知情权的充分实现。本书追溯了古代的“言禁”与“报禁”之后，就敏锐地指出：“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建设的第一步就是要争取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⑩并且，进而充分肯定了清末新闻法律制度最重要的内容在于赋予了国民的言论自由及新闻从业人员的自由权利。由此出发，肯定民国临时政府新闻法制的最大亮点，确立了自由新闻法制，废除了满清在事实上限制新闻言论自由的旧法规，将言论出版自由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些都成为新闻制度后续演进的重要基础。

第三，突出纵横交错的结构，揭示中国新闻发展史的概貌。本书打破一般的编年通史的写法，而是参照詹姆斯?卡瑞、珍?辛顿的《有权无责：英国新闻史》的体例与写法，既照顾了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的独立发展演变，又将其置放在宏阔的社会背景之上来分析多种媒介生态因子的影响，分别对于中国古代新闻传播、近代传教士报纸、民族报业、期刊业、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描述与评价，勾画出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史的全貌，这容易使读者建立起中国新闻史的整体印象。与此同时，在内容处理上，本书也有一些创新。例如，明确使用政论报刊、政治报刊、政党报刊、商业报刊等现代新闻史学范畴，来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的报刊媒介；注重对一定历史阶段的重要报刊、重要任务、重要事件、重要制度、重要理念进行重点分析和叙述，而不求面面俱到，等等。

当然，本书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本书是新闻史学界第一部把2008年之前的新闻发展事实纳入观照视野的著作，但对于1949年以来的新闻本体观念的演进分析着墨稍轻，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的分析更需要进一步展开。另外，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中华民族寻求复兴的宏大历史场域中展开的中国新闻历史，是一个关联因素杂多，漫长而又复杂的发展事实。可能由于本书篇幅的局限，作者自己的一些具有创见的思想似乎也没有完全得到充分的展开。但总体上看，瑕不掩瑜，《中国新闻史》是一部从中国新闻历史本体演进的视野，在“重写”中国新闻史方面进行了富有价值和有特色的探索性著作。■

（作者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注释：

①吴文虎：《本体迷失与边缘越位》，《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②[英]卡尔?贝克尔著，吴存柱译：《历史是什么?》第5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③吴文虎：《本体迷失与边缘越位》，《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④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第6页李所喜序，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⑤⑥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11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人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

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

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中博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12

“事实说”：“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徐宝璜）

“报道说”：“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陆定一）

“信息说”：“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宁树藩）

分析三定义的阐述话语时可以发现，“事实”一词是这三个定义共同强调的，其次所强调的便是“新近（最近）”一词。而且，在3个定义陈述过程中，作为新闻传播主体的“人”都被放在了其叙述之外，取而代之的是传播的客体“事”变成了定义阐述的主体。而这正是中国新闻理论话语建构中所呈现的一个重要特征。

由此可见，中国新闻基础理论话语实际就是以“事”为中心，或者说是以“事学”模式来建构的。而新闻实务界又是以理论话语的建构模式来进行自己的实践的。由此不难理解《北京最后的粪桶》出来的时候给新闻界所带来的迷惘了：这既不新又不近，东拉西扯的事儿怎么能算是新闻呢？①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国新闻传播中人文精神严重缺失的现象了。“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新闻媒体中，‘人’的缺位一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新闻实践中由于对‘人’的忽视而制造的‘无人新闻’比比皆是”。②实务界行为偏差的根源其实就在于新闻基础理论话语的这种“事学”建构模式上。而今基于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立场来看，继续以这种模式来建构新闻学的理论和实践话语显然是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的。

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科学地发展中国新闻学理论，使之“与时俱进”就成为当前理论研究界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以“人”为本，以“人学”观念替代“事学”观念建构新闻理论话语是第一步，由此去修正以往“事学”话语建构模式所存在的一些偏差，新闻的人文精神才有可能从根基上被张扬起来。

也正是基于此，笔者提出了探析新闻人文内涵的观点，以与方家交流商榷。

新闻的人文内涵：人对自身和社会发展状况的一种描述

其实，童兵先生早在2001年就针对“新闻是事学”的观点明确指出：“新闻所关注的事，无论是自然界发生的事还是人世间发生的事，大多同人的生存发展有关，新闻从不问津同人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实。我们生活其中的客观世界，每天有多多少少的事情发生，而媒体对它们感兴趣并光顾的，也总是那些同人类生存发展相关的事实。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新闻既是事学又是人学，是同人密不可分的‘事学’。”③在这里，童兵事实上已提出了“新闻是人学”的观点。但时至今日，理论界并没有去进一步明确“新闻”的人文内涵。

正如童兵所言，和人类生活密切关联着的新闻，理所当然应是和文学一样的“人学”。从人文角度来看，新闻与文学这两个学科表现出来的都是人类对自身的生存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注，都是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认识和表达自己的思考。二者的区别只在于表述和思考方式的差异（一个强调真实的描述，一个偏重艺术的表达），而并不在于对“事”与“人”之间的机械的分割。和对文学的影响一样，“人学”带给新闻学的亦应是一个思想的导向：不论是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还是传播有关“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新闻”的中心都应是“人”，或者说与人有关的“事（事实）”、与人有关的“信息”。

由此来探析“新闻”的人文内涵，“新闻”就不应只是关于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或“信息”，而是和文学一样，是人类在长期的生存发展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认识和思考的方式。

可以这样说，“新闻”是人所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媒介传播内容，是基于人对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及其发展、变化的认识而做出偏重于真实与客观的描述，并且通过媒介将之进行传播。通过这种描述和媒介的传播，“新闻”体现了人对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尤其是其发展、变化的关注。这里的生存状态包括人的物质状态和精神状态；生存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新闻”的这种对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实际上还包含着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

作为人类的一种独特的认识和思考方式，新闻中所包含的“思考”不仅是出自传播者，也来自于新闻的受众。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事情能传播开来，有些事情不能传播开来的原因。在考察一些新闻的传播价值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越是事关人的生存、人类社会安危的新闻，其传播价值也就越大，传播的速度也就越快。俗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正是其反证。

而“人咬狗才是新闻”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人的生存状态的变异是每个人都关注的焦点。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传播技术的更新，新闻传播的多元化和平民化更进一步说明，“新闻”作为一种独特的认识和思考方式，是人类进行社会化生存的重要手段。

在这里，笔者要申明，这不是在重新定义“新闻”，而仅仅是从“人学”角度来探析“新闻”的人文内涵。因为界定一个概念需要更为科学的认识和更为精确的话语建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界定本身就意味着对一个概念进行封闭的话语建构。对于新闻学来说，这并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新闻学与社会的关系密切，始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新闻学理论话语也自然应在开放的状态中建构，以便其能随社会话语的改变而改变。

探析新闻的人文内涵是为了修正以往“事学”话语建构中的偏颇，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思考的起点，是“人学”理论话语建构的基点。

如果要坚持强调说“新闻”是“事实”的话，那它就应是一种描述人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及其相应变化的“事实”；如果要坚持强调说“新闻”是“报道”的话，那它就应是一种描述人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及其相应变化的“报道”；如果要坚持强调说“新闻”是“信息”的话，那它就应是一种描述人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及其相应变化的“信息”。由此新闻的人文精神才得以被真正地彰显出来。

新闻与谣言的差异：社会转型

更需强调新闻的“人学”价值

在多元化的时代和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变革面前，以人为中心来建构新闻学是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什么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份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多个时代的社会成份并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同社会成份的诉求共存在一时，而这些诉求本来是应当属于不同的时代。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情形是经常可以见到的。”④在这样的社会中，单纯地强调“新闻”是对新鲜“事”的关注，显然是以偏概全。任何“事”的背后都有人的影子；任何新闻活动都由人进行的，而人是社会的人，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人生经历和认知结构，带给人的是不同的思想意识，其新闻活动，特别是新闻话语的建构因此就有了五彩缤纷的“色彩”。这就正中福柯所言，权力无处不在。而不关注人的存在和滥施权力意志，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将直接导致社会裂痕的扩大和社会矛盾的加剧，“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

几年前哈尔滨供水危机事件就是一个例子。由于不及时和不正确的信息传播，结果不但引发了社会传言，还带来了一定的社会恐慌。如果不是政府出面及时化解，就有可能造成“人祸”。

谣言是什么？奥尔波特•波斯特曼说，谣言是“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的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证实其确切性。”纳普说，谣言是“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它与当前时事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彼得森•古斯特说，谣言是“在人们之间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卡普费雷说，“我们称之为谣言的，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胡钰说，“谣言是一种以公开或非公开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他在《新闻与舆论》一书里，就将谣言当作一种社会舆论现象加以研究。“谣言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现象，区别这种舆论与其他舆论的主要标志是其传播的内容：谣言传播的往往是不实之事。”⑤

从这些解释中，我们可以确认，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也体现了人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的关注。所以，当被传的事件越直接关系到人本身时，谣言传播的规模就会越大。研究流言和谣言的社会心理学家G.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在对1942年美国“珍珠港事件”中战时谣言进行分析后就指出，形成谣言有两个条件：一是所涉及的事件是重要的，另一是人们对相关事件的信息掌握不明确，具有“模糊性”。如美国“珍珠港事件”中战时谣言传播就是“以美国民众对官方的‘战时损失报告’的不信任为基础的”。⑥

就某种意义说，谣言与新闻非常相近，它们都反映出人对自身生存的关注。所以，卡普费雷的《谣言》一书中，就把谣言等同于新闻。他认为谣言传播迅速的根源在于它是新闻：“首先是因为它是一条新闻，这条新闻涉及到群体，其结果并非局限于某个特殊的人物，而是整个圈子里的人；其次，这是一条新闻，因此在时间的效果下，它是会寿终正寝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涉及一件往事或永远存在的事情的谣言，比之有关现实的谣言，传播速度较为缓慢”。卡普费雷则更是把“新闻”的概念理解为：新闻=谣言=信息。这种观点虽然明显是以偏概全，却表明新闻与谣言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胡钰的观点中，谣言有可能是新闻―――经过官方公开，也有可能不是新闻―――未经官方公开。这说明，谣言与新闻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相互转化：“谣言经过证实可能是合理的推测或者解释，通过官方认可和经由大众传播媒介公开，便可成为新闻；同时已经在社会上公开的新闻，如果含有虚假、歪曲事实的成份，便被称之为谣言。”⑦新闻与谣言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从社会学来说，它们都是一种以信息传播为特征的集群行为；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新闻是相关的、真实的，且被确认了的信息。而谣言也是相关的，但未经确认的，也许是部分失实也许是完全虚假的信息。

从上面的探讨可以看到，对自身的生存的关注是人的本能，以真实满足人的生存需求，就是新闻人文精神的最大彰显。新闻只有强调人的存在和肯定人性的是必须得到尊重的，由此而强调对每一个人生存状态或者说命运的关注，强调对公民基本权利（包括民利）的尊重，才能较好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较好地完成新闻媒介所应担当的社会责任。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任：传媒必须

高扬新闻的“人学”大旗

只有将新闻放在关系人的生存的高度，我们才能看清新闻的真正价值，那就是，新闻所体现的是社会文明，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和进步的标志。

传播，本来就是人类为了生存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手段。而新闻传播则是人为生存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了解自己的生存状态、生存环境和社会变化的一种手段。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一步进化，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手段进而直接成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特别是在人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在人面临着危险的情况下，新闻信息的真实和准确直接就关联着人的生存安危。从哈尔滨供水危机事件中，我们看到了新闻信息的传播与社会的轶序的密切关联，而2003年的“非典”流行则证明了信息传播与人的生存的本能需求的直接关联。

“非典”时期，由于信息不透明而造成的谣言流行和社会恐慌就说明，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关注，是人的一种生存本能，是人性的一部分。而在事关人的生存的危机面前，不传播真实的信息，不但有悖于人性，还有可能造成社会的恐慌行为。从这个角度说，“新闻”人文内涵的确立不仅彰显了“新闻”的人文价值，更彰显出“新闻”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而在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中，“人学”观念所赋予的“新闻”人文内涵更有着独特的意义。

“实现社会和谐，既有赖于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也有赖于普遍广泛的价值认同。一个缺乏统一价值认同的社会，很容易陷入一盘散沙；一个没有坚强精神纽带的民族，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普遍的价值认同、坚强的精神纽带和良好的社会风尚。”在这个过程中，传媒负有不可忽视的重任。

而传媒要担负其应尽之责，就必须高扬新闻的“人学”大旗，张扬人文精神，关注人性的健康发展，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社会的和谐发展。唯有此，传媒才能发挥传播和谐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作用。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新闻系教授）

注释：

①孙丽萍：《人文关怀精神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和意义》，《新闻大学》2001年夏季号

②王多：《“无人新闻”与人文精神》，《新闻记者》2005年第3期

③童兵：《科学和人文的新闻观》，《新闻大学》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