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论文篇1

试点发现，从被告人角度，选择免费辩护的愿意较高。在这种态度的支配下，接受了免费辩护停息告知的被告人中，选择免费辩护的比例较大，由此使D县法院在试点后辩护率显著提升。受各种因素限制，①协调组没能将免费辩护信息告知试点期间到法院的所有被告人。在150名被告人中，除14人属于指定辩护的情形，有68人接受了告知，其中，有35人选择免费辩护，其他33人中选择委托律师辩护的20人，选择自我辩护的13人。随着诉讼的进行，接受告知的被告人中，有一名先期准备委托辩护的被告人最终放弃了律师辩护，转而进行自我辩护。故68人中的实际辩护构成为:35名免费辩护，19名委托辩护，14名自我辩护。如果考虑指定辩护也是影响辩护率的重要因素，那么，当免费辩护的权利告知程序实施之后，辩护率状况为免费辩护为42%，委托辩护24%，指定辩护17%，自我辩护17%。这与试点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2007～2008年，D县法院审理的686名被告人中，自我辩护率高达77%，而律师辩护率仅为22%，公民辩护1%。两相比较，试点期间样本案件的律师辩护率上升了约60%。显然，影响辩护率变化的根本因素是增加了试点期间的免费辩护这一变量。辩护率发生显著变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显然，对于选择免费辩护的被告人来说，“有辩护必要”是其选择律师辩护的根本原因，但在此之前他们的家人并没有为其委托律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家人认为没有必要聘请律师?考察发现，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大部分被告人的家人都认为有请律师辩护的必要，而之所以没有委托律师主要原因为经济困难或者不了解聘请律师的渠道。对于“作为亲属，你认为给被告人请律师是否是必要的?”一问，17名受访者中，认为“很有必要”和“有必要”的共有15人，占绝大多数，没有必要的2人，说不清楚的没有。而对于“如果你认为给被告人请律师是必要的，为什么没有自己花钱请律师?”的追问，如表3所示，分别有接近一半的亲属选择“请不起律师”和“不知道怎样请律师”。尽管如此，一定比例的被告人并未认为律师辩护是一种“必需品”。接近50%的被告人仍选择委托辩护和自我辩护，而放弃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的免费辩护。这与课题组在试点之前的预设大为不同。②何以如此?进一步的调查发现:一方面，对于委托律师辩护的情形来说，委托辩护律师已经确定、免费律师辩护信息告知太晚是主要原因。对19名选择委托辩护的被告人，课题组当场进行了问卷调查，问题为“为什么委托收费律师进行辩护，而不选择其他(免费辩护、自我辩护)的理由?”其中13人接受了调查，另6人拒绝回答，根据回答情况统计为表4。如表3所示，13名被告人之所以委托律师辩护而放弃免费辩护，家人已花钱请律师为主要的客观原因(11人)，而极少有被告人(2人)从辩护效果预期的主观角度进行解释。这意味着，是否委托律师其实并非取决于被告人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家属的安排。这是因为，所有这些被告人都被先行羁押，虽然他们失去了寻找律师、委托律师的能力，但其亲属可为其代行使权利。另一方面，就选择自我辩护的情形而言，被告人认为事实清楚、案情较轻而无辩护必要则是其关键性影响因素。如表5所示，对于“如果你选择自己辩护，不请人辩护，理由是什么?”14名选择自我辩护的被告人中，共有10人认为“自己的案情很清楚，没有必要请律师”(6人)或“自己案情不严重，没有必要请律师”(4人)，占约70%;其次是“请不请律师效果差不多”(3人);认为“案情不严重，自己辩护效果更好”的只有1人。

试点发现之二:辩护效果平稳

就辩护效果而言，无论是客观性评估还是主观性评价，试点案件中的援助辩护都有一定效果，但相比对照组案件并无突出之处。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辩护意见采纳率较高，另一方面，从司法人员角度，援助辩护与委托辩护效果大体相当。总体上，援助辩护效果可以称之平稳。

(一)辩护意见的采纳情况

辩护意见采纳情况直接反映了律师辩护效果，而无论被告人最终是否被认定有罪，以及量刑幅度如何。考察发现，试点案件与对照组案件的辩护意见采纳情况大致相当，前者案均采纳4．9件，后者为6．1件，其数量差异主要由辩护意见提出频率所致，而采纳率则基本相当。如图1所示，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辩护意见的案均采纳率均不低，且相当接近，这尤其是在法定从宽和酌定从宽情节方面。相对而言，“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基本事实成立，但不构成犯罪”及“基本事实成立，但构成轻罪”的辩护意见提出频率本来很小，其采纳情况受案情影响较大，因此，虽然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有一定差异，但不具有显著性。

(二)案件裁判结果

裁判结果表现为两方面:其一为是否作出定罪处理，其二为定罪后的量刑情况。就前一方面，在所有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中，虽没有无罪判决，但存在撤诉这种实质的无罪处理结果。其中，试点案件有一件1人被撤案，而对照组案件则有两件5人。考虑到对照组案件与试点案件数量之比，上述撤案情形之比较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性。具体分析这三起案件，可以发现，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中律师作用都较为明显。撤案处理的试点案件为一起共同盗窃案件，书指控(最终被撤诉的)被告人的作用是负责望风。该被告人不承认指控，而律师也对控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在辩论阶段提出“控方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的辩护意见。双方辩论激烈，第一次庭审时间达180分钟，第二次开庭后公诉方即以“证据变化”变由撤回。与之相比，撤诉的对照组案件均为自诉案件，且案由都是故意伤害。这两起案件(A、B)中，只有B案4名被告人中有1名聘请了律师。分析撤诉原因，A案主要是因为证据不足、法官调解，被告人也缺乏律师辩护，未有辩护功能的体现，故庭审时间只有30分钟。B案略有不同，辩护律师对原告出示的7份主要证据均提出异议，且自己提出4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与原告方形成激烈对抗，庭审时间也多达100分钟。最终被认定有罪的被告人为试点案件34人、对照组案件110人，对照组案件中，有律师辩护的被告人36人、自我辩护的74人。课题组拟在控制指控严重性这一因素之后，比较分析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的量刑状况。为此，课题组选择了审判程序这一控制条件，即认为分别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情况下，指控的严重性大致相当。考察发现，在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情形下，试点案件的量刑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案件，无论是律师辩护案件还是自我辩护案件。如图2所示，在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下，试点案件适用拘役、缓刑之比共为36%，而对照组的律师辩护案件和自我辩护案件分别为89%和55%。而在适用普通程序的情况下，如图3所示，试点案件的拘役、缓刑之比累计26%，对照组的律师辩护案件和自我辩护案件则分别为48%和43%。是否律师辩护不力导致试点案件的辩护效果不如未试点的律师辩护案件，甚至是被告人自我辩护的情形?分析发现，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图1中，试点案件中关于量刑的辩护意见采纳率不弱于对照组案件，按常理，在控制其他变量因素影响之后，案件的裁判结果也应相当。故量刑结果的差异可能出于案件的结构性因素，分析结果印证了这种判断。具体而言，试点案件中被告人被羁押的比例及其为外地人的比例较大，从而导致其更可能判处较长刑罚或者更可能判处实刑而非缓刑。首先，就强制措施的适用状况而言，试点案件的所有被告人均被先行羁押，而对照组案件的羁押率相对较低。如表5所示，对照组案件的羁押率只有66%，其中律师辩护案件为72%，自我辩护案件为64%。其次，就被告人的籍贯而言，试点组的被告人为外地人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的被告人。如表6所示，试点组被告人为外地人的比例为50%，而对照组被告人的同一比例只有35%，其中，有律师辩护的被告人为外地人的比例为33%，自行辩护被告人的同一比例为36%。

(三)主观评价

从诉讼参与人角度，试点案件辩护效果如何呢?考察结果构成客观效果评估的一种有效补充。问卷发现，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被告人亲属，大多认为试点案件中援助人员的辩护总体有一定效果，其中，司法人员的评价更加积极。如表7所示，9名司法人员中有8人认为“有效果”，而17名被告人亲属中有11人作出同样选择。更进一步，在评价援助人员辩护效果的具体表现方面，司法人员和被告人的亲属感知不尽相同。司法人员的评价比较多元和分散，而被告人亲属的认知较为单一。如表8所示，9名司法人员认为援助人员的辩护效果分别表现在“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情节方面”(6人)、“案件的定性处理方面的辩护意见被采纳”(5人)、“促进案件的公正审判”(5人)、“案件量刑处理方面的辩护意见被采纳”(3人)，而被告人亲属的评价集中在“案件量刑处理方面的辩护意见被采纳”(7人)。从司法人员角度，通过与委托辩护的比较能够更为确切地印证其评价态度。这种比较发现，绝大多数司法人员认为两类辩护的效果相当。就“与委托辩护相比，你认为授助人员的总体辩护效果如何?”9名司法人员中，认为两者辩护效果相当的达8人之多，1人说不清楚。逆向的问卷调查也发现，司法人员与被告人亲属认为，援助人员的辩护效果之所以受到限制，主要是因为其所辩护的案件性质所决定，无援助人员的辩护能力、态度、辩护权保障无直接关系。如表10所示，对于“如果你认为援助人员的辩护工作总体上没有效果或者效果果不好，主要原因是什么?”5名作出选择的司法人员均选择“案件事实一般很清楚，不管辩护如何，案件的判决结果都是一样的”，而4名被告人亲属中有2人作此选择。

试点发现之三:辩护方式单一

试点中，援助辩护主要倾向于在研究案卷基础上积极地提出辩护意见，而对庭审发问、质证、举证则相对消极。尽管如此，在主观评价方面，受访人员总体上认为援助人员的工作态度较为积极、辩护能力较强，此外，司法人员还认为援助人员发挥作用的空间主要在庭前和法庭之上。

(一)客观辩护方式

1.庭审发问情况。辩护人在庭审中的第一种辩护方式即是向被告人发问，其价值是发掘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情节，并为此后的质证、举证和辩护奠定事实基础。考察发现，无论是试点案件还是对照组案件，辩护人向被告人发问的次数均不多。如表11所示，试点案件中辩护人向每名被告人平均发问只有0．9次，而对照组案件(律师辩护)也不过1．2次。试点案件的35名被告人中，有20名被告人没有辩护人发问;而对照组的37名被告人中，也有18名被告人没有辩护人发问。辩护人发问普遍不甚积极的原因，很可能是被告人认罪态度所致。试点案件中，被告人不认罪的只有2人，而对照组案件则只有1人。由于被告人认罪，控、辩双方对指控罪名和案件事实无争议，因而辩护人发问至多只需要核实一些量刑情节。

2.质证情况。质证情况反映了辩护人对控方证据的基本态度和意见，它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否定性评价，即否认控方证据的真实性、证明力和可采性;另一种情形是肯定性评价，即从控方证据中发掘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情节。司法实践中可见的主要是前一类型，即质证异议，试点中亦不例外。在此基础上，考察质证异议的频率和异议内容可反映辩护人对指控事实的对抗性程度。考察发现，无论是试点案件还是对照组案件，律师质证均不甚积极。首先，从质证频率看，试点案件与对照组案件的质证频率总体较低，前者略多。如表12所示，试点案件的质证频率平均为0．29次，而对照组案件(律师辩护)只有0．24次。其次，从异议内容看，试点案件全部集中在证据证明力问题之上，而对照组案件(律师辩护)则相对平均地分布于证据客观性、证明力及证据资格问题。

3举证情况。对比研究发现，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的举证频率总体不高，而有限的举证基本集中在证明被告人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量刑证据方面;相对而言，试点案件的举证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案件。如表13所示，试点案件的平均举证频率为0．23份，而对照组案件相对较高，为0．79份，除了对照组案件中有一起自诉案件的辩护人提出4份无罪证据，其余所有证据均为证明被告人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量刑证据。需要解释的是，试点案件与对照组案件之所以出现举证频率的显著差异，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大多数试点案件由研究生辩护。他们虽然已取得律师资格，但尚未领取律师执照，囿于刑诉法规定的取证权限制，未能充分展开调查取证。

4.辩护意见提出情况。考察发现，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的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的频率相当且均不低，辩护意见内容都倾向于量刑情节的辩护。略有差异的是，对照组的辩护意见在法定量刑情节上的频率明显超过试点案件。如表14所示，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的辩护意见频率分别为3．6份和3．65份，从辩护内容看，两者都主要集中在量刑情节的辩护、尤其是酌定量刑情节的辩护方面，前者为2．63份，后者为2．54份。试点案件和对照组案件的差异显现于法定从宽情节的辩护意见方面，后者约为前者的一倍(0．97:0．51)。这是因为，对照组案件中有13名未成年被告人由指定律师辩护，而“犯罪时未成年”属于法定从宽情节。辩护方式的综合作用会体现在庭审效率方面，即，在控制了案情复杂性等因素之后，辩护作用越积极则庭审时间越长。考察发现，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下，试点案件与对照组案件的庭审耗时相当，而在普通程序之中，试点案件的庭审耗时则明显超过对照组案件。如表15所示，简易程序中，试点案件与对照组案件的庭审耗时量差之比为1:1．1:1．1，而普通程序则为1:0．84:0．55。

(二)主观评价

法律援助论文篇2

一、法律援助的渊源及现状

法律援助制度源自十九世纪的英格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其法律援助主要有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两种形式。在英国，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AccesstoJusticeAct）通过后，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分别被两个新的计划所取代，即社区法律服务和刑事辩护服务。法律服务局也被法律服务委员会所取代，法律服务委员会的两个重要职能便是更好地控制预算和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获得司法公正法》对英国法律援助体系最大的是将全新的合约制度引入了英国法律援助体制中。随着合约制的引入，英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有那些通过法律服务委员会质量认定并与之签订合约的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才能提供相关的法律援助服务。在民事法律援助方面，除原来的事务律师外，许多非赢利机构也能承担这项工作，前提是它们必须符合法律服务委员会制定的统一质量标准并获得法律服务委员会的合约。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法律服务委员会虽与所有符合质量要求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合约，但并不完全依赖律师事务所从事该项工作[1].

为保证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法律服务委员会设计了一套专家质量评分标准，用于评价不同种类的工作，提供者要想成为签约事务所，必须获得一定的质量分数。而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则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措施保证质量，比如采用大案管理体系，与律师事务所单独签订合同，或建立专业名册制度，要求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和办案经验的律师才能参与办案。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形成于本世纪中叶，它是世界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它已为世界上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宪法和一些国际公约确认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原则。

洛克说，“法律的目的是对受法律支配的一切人公正地运用法律，借以保护和救济无辜者”。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更是对平等的制度化的阐释。“在西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合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整个世纪的发展。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2]”。平等不成为信仰，法律平等不过是一种规则上的平等，而不会成为生活实践。平等在伪法治国家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而不是一种信仰，因此，不可能拥有自己诚实的司法实践。一般而言，平等保护要实现两个法律目标：“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通过政府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其他公民侵犯”[3].与此相关的，平等保护往往通过三种渠道来完成：限制政府特权、法治原则、法律援助。限制政府和法治原则从否定方面实现了法律的平等原则，法律援助则从肯定方面贯彻平等原则。然而，无论是法治原则，还是对受歧视团体的法律援助，平等保护背后一直起作用的是对平等的信仰。法律援助制度不仅是对平等的法律信仰的推崇，更是这种法律信仰的体现[4].

法律援助在国内外虽有许多种内涵界定，但其实质正如肖扬在1996年第7次部长办公会上所讲的：“法律援助，简言之，就是为弱者、残者、少者、贫者提供法律救济、法律帮助，保护司法人权，实现司法公正，体现我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从援助主体上看，法律援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帮助，例如《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称“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5]；广义的法律援助指包括司法救助在内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民间组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帮助[6].即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狭义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和民间组织救助三大块内容。从受援主体上看，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或残疾者提供的法律帮助，换句话说，为经济上贫穷，智能上低下，生理上残缺而需要法律援助帮助的人，提供免费或者减少收费的法律服务，以实现法律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利[7].

（一）狭义法律援助的现状

我国以经济困难的诉讼当事人为援助对象的狭义法律援助萌芽始于1992年。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初，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探索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揭开了中国法制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2003年《法律援助制度》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1条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特别是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事务主要由各级法律援助中心承办。至2005年12月，全国已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31298个，法律援助专职人员11377人，其中职业律师约5029人。1999年至2006年9月，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受理各类案件1224207件，受援人员2204403人。自1996年以来，我国许多律师事务所也同时承接法律援助事务，《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更是将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规定为其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近年来，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等法律援助人员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迅速增长。据统计，1999年，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91726件，2005年迅速增长到253665件，年增长率达到了25%；1999年受援人数为190545人，2005年增长到433965人，年增长率达到了18%.

狭义法律援助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发展中所遇到的弊端和困惑。第一，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整体水平不高。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数量和布局采取了量化的办法。例如在荷兰，政府要求保证申诉人1小时内能够到达最近的一个法律援助机构，5公里之内就应该有一个机构可以受理申请。再比如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法律服务公司，其大部分工作就是促使为每1万个穷人提供2个律师，以使美国各地都有法律援助9.而在我国，截至2005年底，尚有200左右的县、市（区）没有律师，全国每10万人才分享1名法律援助专职人员提供的服务，每24万人才分享1名职业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在财政经费方面，西方国家每年大都会划拨巨额财政用于法律援助，例如英国与荷兰法律援助的年度财政拨款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英国的法律援助开支是全世界最高的，约合每人30英镑，丹麦用于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5%.南非的法律援助经费全部由中央财政拨付，2005年的法律援助经费合计人民币4亿5千万元左右，而当年南非全国总人口约4千余万，人均拥有法律援助经费近10元。而我国2005年度各级财政用于法律援助的拨款总额为26220万元，以我国12亿人口为基数，人均占有法律援助经费仅为0.21元。

第二，我国国内个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财政上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也相对较为充裕，与中西部地区差距较大。以2005年为例，广东省用于法律援助的总经费超过了3000万元，山东省首次超过了2000万元，浙江、江苏也均超过了1500万元，河南、上海、重庆、辽宁、北京、福建的法律援助经费均超过了1000万元，上述10省法律援助经费总和占到了当年全国法律援助总经费的61.3%，而中西部很多省份当年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总额只有两三百万元。

第三，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提高。美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专家罗伯特。L.施潘根伯格认为，“没有至少为成本提供补偿，不存在来自法庭指定的没有数量限制的案件的压力的保证，私人职业律师中除了那些最没有经验的或最不合格的律师外，可能会一起放弃为贫困者提供辩护”[10].据统计，2005年全国12万名专兼职律师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08299件，人均不到1件，相当多的律师并未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这对法律援助工作来讲是一种资源浪费。第四，律师办案补贴增长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全国尚有部分地区没有出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或者制定办案补贴标准，仍有相当多的地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律师办案费用补贴机制不一是重要原因。几乎所有地方的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均是按照每案一定数值发放补贴，而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办理案件所发生的费用采取的是“实报实销”的办法，实际发生的费用可能要高于办案成本[11]，这样就造成了许多律师自己贴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局面，加之中西一些地方办案补贴更本无法到位，大大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最后，法律援助的社会捐助和行业奉献未能持续有效深入开展，法律援助资金过分单纯依赖于财政拨款。一些地方挤占、挪用、截留法律援助经费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有效开展[12].

（二）司法救助的现状

司法救助又称诉讼救助，罗马法中称之为“穷人规则”（poolpersonrules）13.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早在十九世纪末便开始关注国际司法救助问题，1896年制定的《海牙民事诉讼程序公约》中就专门涉及到国际司法救助的问题，该公约历经修改，最终于1980年被《国际司法救助公约》所取代。

我国当前的司法救助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对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诉讼费用及诉讼中产生的其他费用的当事人全部或部分免除其应承担的费用的一项制度。司法救助作为一项司法阳光工程，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受到重视和关注。新中国最早的关于司法救助的法律文件始于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正式提出了“司法救助”的概念。我国诉讼法中有关诉讼费用“缓、减、免”方面的规定，也是司法救助的体现。近年来，伴随着“和谐司法”、“司法为民”等理念的提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纷纷开始探索如何通过司法救助为弱势群体服务，如何通过司法救助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紧接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这两个规定的颁布，对规范司法救助工作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8月14日公告施行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更是对司法救助进行了里程碑式的发展，该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凭一张欠条就可以直接到法院打劳资纠纷官司，这在要求仲裁前置的是不敢想象的。2006年12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草案）》，该办法将于2007年4月1日起施行。《办法》专章规定了司法救助的主体、条件等内容，其中对减免诉讼费用分别规定了具体的适用情形。

司法救助在立法体制上得到完善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司法救助实践中所存在的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第一，司法救助领域单一、手段单一。我国当前施行的司法救助主要体现在诉讼费用的缓、减、免方面，而其他方面诸如当事人对诉讼文书的复印、执行阶段的救助等方面较少涉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救助的全面性。第二，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并未完全建立，地域差距明显。司法救助专项基金是为救助弱势群体而设立的，应该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我国到目前为止，东部沿海省份关于司法救助专项基金的发展势头良好，截至2006年12月，浙江102个法院已经全部建立了司法救助基金，全年为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缓、减、免收诉讼费2917.96万元14.但许多中西部地区的法院并未起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救助的施行。第三，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之间缺乏联通性。在施救主体上，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由于分属不同的单位，因此在申请手续、申请材料等方面，两者缺乏相互之间的承认，受援人如果想要获得救助和援助，便要提出两份不同的申请材料，分别申请，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援助的本意。第四，受援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存在困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当事人请求司法救助的，应当在或上诉时提交符合当地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但在实践中，求援的当事人大多来自，有的是外来打工人员，让他们去相关部门开具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存在困难。况且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并未明确当事人应提供的是哪一级政府所属部门开具的证明，因此给当事人求援和司法机关施援都带来了较多困难。

（三）社会团体及法律院校救助的现状

我国实施法律援助制度以来，各种社会团体一直积极支持和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第8条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在立法上肯定了社会团体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作用。

从目前情况来看，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主体主要包括各级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组织。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方式，一般是通过设立社团法律援助组织的方式，利用本社团资金、人员、设备、场所等条件，为本社团成员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其合法权益。到目前为止，我国妇联已建立其自身的法律援助组织2800个左右，全国工会已建立法律援助组织3000余个。除对个案提供指导和帮助之外，在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例如“三八妇女节”、“全国助残日”等，各级社会团体还组织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活动，积极开展宣传、法律咨询等活动。

社会团体对我国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受自身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仍然存在较多问题。首先，社团专门法律援助人才欠缺。法律援助是一项专业性相当强的工作，需要具备一定业务素质的人才能胜任。而我国各类社会团体中专业人才缺乏，使得在客观上影响了其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以法律援助工作开展较好的广东省为例，截至2004年，全省妇联共有144个法律援助组织，但整个系统仅有15名律师，而且大多集中在广州、深圳等发达的城市，有的地市的妇联组织则一名律师都没有，广东如此，那么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也可想而知了[15].其次，由于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欠缺，直接导致了其每年所办理案件的数量和质量。2005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量为208347件，其中社会组织人员承办的为5884件，仅占当年案件总量的2.8%.由于欠缺专业人才，广大社会团体提供法律援助的形式也大多限于提供法律咨询、法律调解等，而参与刑事辩护和诉讼则非常少。再次，社会团体法律援助组织的大量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以山东省为例，2005年全省有省、市、县三级政府法律援助机构157个，但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部队、狱所等部门和单位所成立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却达883个，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官方法律援助机构的主导地位，而且由于社会团体开展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于政府，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散了政府的资源。最后，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经费严重短缺。除个别经编制部门批准的外，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专项经费或者经费有限，其业务活动受到很大制约。

我国各类法律院校是我国法学的基地，是法律人才的培育摇篮。近年来，许多法律院校纷纷建立了学生法律援助机构，将学生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许多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比较悠久的国家的经验表明，利用非政府的力量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活动，不仅可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而且具有多种良好的社会效应[16].在国外，法学院校的学生和教员志愿参与法律援助的情况非常普遍，其组织形式在美国称之为“诊所”，在荷兰称为“法律商店”。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诊所”教育的创始人小查尔斯丁。奥格利特里认为，法学院的“诊所”教育有四个基本作用，即：“为社区贫困者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法律教学人员的一种有用的教学工具；作为法律教学人员的一种潜在资源；为学术界和学生提供了实践与认识社会的窗口”[17].近年来我国法律院校参与法律援助的广度和深度均有所扩大，一方面将法学教育与社会实践较好地结合了起来，另一方面为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

二、农民法律意识的影响因素

影响农村法治建设的因素可以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内在因素是农民的法律意识，它是农民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对广大农民工而言，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他们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为，能否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在因素则指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农民工问题时是否依法办事，能否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对农民心理的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旦形成就有传承作用，而法律意识的内在因素有历史传统、法制教育等多种复杂因素。

首先，在农村历史传统中，农民行为的指导思想是“礼治”多于“法治”，并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法律意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着浓厚的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等的与现代法治相矛盾的礼法观，强调德礼教化而忽视法治，强调家庭团体而忽视个人权益。中国自古就有“和为贵，好谦让”的民族传统，儒家思想历来倡导道德教化，反对事断于法，在封建农业的经济基础下，在天人合一的信念依托下，在德主刑辅的司法理念指导下，普通国人往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衙门面对威严的司法官，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人伦亲情的乡土社会中，诉讼无疑会破坏温情脉脉的和谐关系。“宗法制度在两重意义上塑造了中国农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过血缘连结的人情，把国家法律的强制、习惯法的约束和道德法庭的社会监督有机地统一为一体，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国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纱下面，农民自动解除了作为独立个体即自由民的可能，从而从根本上剥夺了农民以个体名义争讼的自主性。习惯中农民之间一旦发生冲突或纠纷，往往是请声望较高的长者以人情、礼俗来调解和缓和从而保持秩序的稳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让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意识仍决定着农民解决纠纷的方式。建国以来，我国虽在立法上对农民的平等权加以了保护，但基于长期封建思想的影响，农民对平等、自由等权利意识仍然相当薄弱。

其次，法制对农民的传统思想产生了一定冲击。自1986年开始，我国全民普法已历经从“一五”到“五五”共五个阶段21年时间。第一阶段以公民的法律启蒙为主，对农民而言填补了法律常识方面的空白。不可否认，普法教育在提高整体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有了明显的效果，广大民众普遍承认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中应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对广大农民重情礼轻法纪的传统法律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缺乏对受众的细分和浓厚的行政主导性，使得普法效果在大打折扣。例如某司法厅编印了“农村普法读本”，该读本汇编的第一部法律是《宪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普法成了一些公职人员必须完成的表面文章。对农民真正有意义的普法活动应该是第一阶段，然而受限于农民文化程度瓶颈，缺乏对农民法律需求的，尤其是上述一些走过场的行为了普法效果。

三、农民权利保护机构的制度性缺失

对农民权利产生影响的农村社会组织有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调解委员会等。

从角度看，解放前农村处于相对封闭独立的境地，血缘性与地域性相互结合使宗族保持了对农民的相对强大的控制。建国后，共产党通过、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等手段有力地冲击了农村的基本组织，国家权力得以渗透到农村基层，但这种冲击是通过行政权力扩大化来进行的，强力行政权的存在使国家政权在与农民的关系中起到了威慑的作用。更为消极的是期间砸烂公、检、法等极端左倾行为使农民加深了权大于法的观念。从现实的一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治的强大惯性至今仍使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时仍更多依靠行政权力来解决，而不是依照法律处理问题，它留给农民的印象是权力的强大而不是法律的神圣。现实中一些基层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机关的公职人员法律意识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农村法治氛围严重不足，农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思维。

在涉及农民权益维护的社会组织中，村委会是一个特殊的主体，一方面它是农民自己选举的组织，代表着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基层政权组织，客观上肩负着一些诸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秩序维护等责任。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行政权力在农村受到压缩，村委会的一些权力让渡给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过去、、文化、教育的全能调控型组织，权力与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导致权威的丧失。在经济贫困地区，村委会没有多少剩余索取权，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进入村委会，致使基层组织涣散，机构不健全，干部大量流失，后继乏人，甚至有的村组织名存实亡。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村集体拥有相对丰富的财产，村委会有一定的管理职权，也就有较多的剩余索取权，在村委会选举中候选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容易出现操纵选举的非正常现象。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村委会正处于由原来以集体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政权组织过渡到村民自治组织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律不健全、规范不到位，社会体制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发生断裂，出现了学者所说的“国家真空”，国家法律、方针政策难以得到贯彻执行。农村基层组织的弱化一方面导致宗族势力复苏，一方面使村委会失去保护农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团控制后可能成为危害农民利益的新威胁。

宗族势力一直以来是中国农村社会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由同血缘的同姓家庭扩展而成，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的宗族势力在处理村族事务中，更多依赖家族权威而不是法律。改革开放前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宗族利益一般并不重要。但如今农民在经营上不再依赖集体组织和基层政权，宗族成员间的相互依靠重新变得重要起来，导致宗族势力日益膨胀。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以宗族为核心的经济集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如何因势利导地利用农村中这一社会现实，一直以来也是我国农村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会选举受到宗族势力的影响，但在村委会选举规则进入乡村社会后，宗族力量对选举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它可以成为村委会选举的动员力量，在参与选举中摒弃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并在选举博弈中形成竞争、妥协、宽容等民主品格，同时村委会授权来源的改变使村委会干部由眼睛向上变成向下，使村委会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已任。

习惯上农民纠纷的传统解决途径是村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现行《宪法》和《民事诉讼法》及《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中都有相关规定。村民调解委员会根据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通过说服、教育、疏导等化解了许多民间纠纷。但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其缺陷也非常明显。一是调解委员会委员缺乏法律知识，二是因基层法院履行各种审判职能，工作繁重，几个乡镇才设一个派出法庭，很难对散落农村中的调解组织进行指导，造成调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为指导而非以法律为依据，缺乏统一的标准，往往达成协议后因一方反悔而难以执行，造成调解组织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建立过调委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间纠纷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农民越来越重视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冲突加剧，可调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指引下，村委会、乡镇政府的职能转变，对农民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说农民之间的利益纷争可以通过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等传统途径来解决，但当行政性质的权力介入纠纷时，这些传统途径就会变得无能为力：村委会、乡镇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资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库、集体的承包权的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的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拆迁中对农民权利的侵害等。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识而无法寻求帮助，或因无力支付律师费用而无法得到应有的帮助。村委会、调解委员会无法肩负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对贫者弱者所负有的一种责任，民间机构往往因经费、人员、机制等因素而力不从心，在为农民提供法律救济方面存在机构缺失的制度性问题，为社会秩序的动荡留下了隐患。

四、农民法律援助的几点思考

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农业、农村和农民”是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国家扶贫开发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我国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610万，还有5000万人是没有稳定解决温饱的低收入人群，两者合计有7600多万人[18]，而这些人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随着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失地农民的境况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按照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计，全国约有4000万失地农民，其中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贫困农民，已经成为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社会群体[19].随着城乡差别的扩大，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部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已经有1.5亿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由于农村贫困人口、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较差，他们往往成为社会强势群体的侵害对象，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主题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农民法律援助体系已经成为了现今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00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提出建立法律援助体系；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了政府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中国法律援助体系建立的基本指导思想应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体系。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部分之一就是对农民的法律援助。而我国农民社会的法律援助机制的架建，在尊重历史、照顾习惯和传统的基础上，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一）建设全方位、多渠道、点面结合的农民法律援助机制体系

首先，应根据各援助主体的性质和职能，有重点地为农民提供专项法律援助。①要充分发挥律师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我国12万律师是法律援助的主力军，要进一步完善律师办案补贴制度，努力避免办案补贴不到位和办案补贴低于办案成本的情况出现。要进一步将法律援助工作确定为律师的一项社会义务，或者通过一些行政手段，使律师严格贯彻我国《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所确定的法律援助义务。我国律师目前对法律援助义务的认识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美国的律师职业责任规范条例中规定，每名律师每年应自愿做50小时的免费工作。加州律师协会还通过决定，把5月作为免费提供法律服务月。加拿大政府则对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收费标准进行了封顶限制，律师界也明确提出了律师的责任，“律师应当以低于平时的价格提供法律援助服务”[20].德国《律师法》明确规定了律师有提供民事、刑事、咨询等法律援助义务。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英格兰和威尔士都有大量的志愿者参与刑事法律援助行动，用义务的方式来弥补政府经费的不足。

②要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法律援助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我国法律援助的实践来看，参与援助的社会团体主要包括各级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组织，上述社团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一般都通过设立社团法律援助组织的方式，由其所属的人员对外以社团法律援助组织的名义开展工作。囿于专业人才的缺乏，其参与援助的活动形式一般仅限于法律咨询、法律文书、非诉讼等形式，很少出现直接诉讼和刑事辩护等形式。因此要大力培养、接纳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才参与社会团体的法律援助活动。

③要充分发挥法律院校在校师生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高等法律院校的教师是法学的探索者，完全有能力指导学生开展法律援助实践活动。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我国已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559所（这一数字不包括独立院校以及各类法学专科院校），法学专业的在校本科生和生合计达30万人，其中本科生为20多万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2万多人，法学硕士研究生6万多人，法学博士研究生6000多人[21].法律专业的学生对社会实践感兴趣，有热情，如果能把这些人组织好，将对我国法律援助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其次，现有的专职法律援助机构和其他社会团体提供的法律援助应主动给农民以更多的关注，即变被动服务为积极主动服务。中国农民普遍受教育的程度较低，加之传统文化的影响，主动维权的意识不强；少数虽想维权，但不知向何处申诉或无力申诉。因而客观上农民享有的法律援助还不够普遍，以致于造成事实上法律服务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为此，当前各级各类法律援助机构对农民法律援助的重点是有针对性地、制度化地进行法律宣传和咨询，使之成为经常性和普遍性的活动，使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得以提高，知道权利何在，如何维权。继而在此基础上，提供各种诉讼服务，帮助农民实现其合法权益。

再次，进一步完善司法救助的途径和方式。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专门的司法机关，应当探索如何更好的为弱势群体服务。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困难群体特殊的制度保护，法庭就容易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强者和弱者在形式主义面前会很难获得实质正义的平衡，这绝对有违我们的初衷，我们要提倡更耐心一点地倾听弱势一方的声音”。完善司法救助必须进一步更新司法理念，改革司法体制，拓宽司法救助的范围和领域，将司法救助的领域从诉讼前和诉讼中逐步拓展到诉讼终结后的执行阶段，例如建立执行救助基金、对部分申请执行人进行经济救助或救急资助等。进一步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司法救助专项基金，从而为司法救助创造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彰显司法人文关怀。

（二）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规范法律援助运行

司法所是设置于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是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司法助理员则是基层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他们是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神经末稍。在我国农村，大部分的乡镇不是设立了司法所就是在乡镇政府中设置了司法助理员这一职务，他们在乡镇政府和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调解委员会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范围从解决打架斗殴到山林地界纠纷和离婚调解等。可以说乡村司法所覆盖面广，扎根农村，熟悉农民经常面临的法律问题，而且可以作出较快的反应，能够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适合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从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设立在乡镇司法所之内，或采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形式，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司法所在农村开展法律服务工作具有天然的优势和客观的需求。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法制宣传，只要工作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农民都会乐意接受；另一方面，从党政部门来说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参谋，以实现依法治乡和依法治村。一些乡镇领导也认识到司法所就象农村卫生院那样不可缺少，一个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一个缓解了农民对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目标，客观上为农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乡镇司法所建设成农民法律援助机构和现实与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乡镇司法所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显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负担，因此必须加强建设力度。一方面要得到党政领导的重视，另一方面是要提高队伍的素质。现实中有的乡镇司法员是兼职从事，专职司法助理员中很多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缺乏人员编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样化，对开展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就要积极推进乡镇司法所的建设。

首先，要加强司法所的组织建设。乡镇司法所要发挥作用必须要身份合法，机构的立户和列编问题是关键。机构列入乡镇政府管理系列有利于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乡镇工作规划，促使乡镇领导将其作为一项工作职责，有利于理顺管理关系、改善办公条件及解决办公经费，同时便于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协调各个部门。其次，要加大对乡镇司法所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培训，提升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意识和业务能力，通过吸收法律专业毕业生等途径来壮大法律援助队伍。最后，要明确乡镇司法所有关法律援助的职责和制度建设。司法所作为政府机构系列之一，其本职工作是指导村民调解委员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法制宣传及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仅2004年，全国各地司法所就调解疑难纠纷51.7万件，协助基层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纠纷近50万件，宣讲法律近54万场次，受教育人数约2.9亿人次，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2307万次，制止群体性上访和械斗10万次[22].如果将其作为法律援助机构，它要负责免费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提供能最大限度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解决方案，及作为农民的人进行维权行动。这就必须处理好与现存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与律师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务相对应，乡镇司法服务所主要在农村为农民进行服务。到2004年底，全国已经建立了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近40982个，共有96000名工作人员为基层群众提供各类法律服务。但在许多乡镇，法律服务机构就在司法所下设立，人员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顺法援机构与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农民在寻求法律援助时很可能被以各种理由推到法律服务所进行有偿服务，法律援助就会有名无实，司法所就变成法律服务机构的“掮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要明确法律服务所的独立性，要求其与司法所进行“脱钩”；同时制定完善的制度，对于符合援助条件的不得推诿，也不得要求农民到法律服务所寻求帮助，进行援助工作的定岗、定人、定责、定目标，建立工作责任制和监督投诉机制。其次，要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和程序。范围应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农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寻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农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放宽援助条件；有的人担心法律援助成为所有人的免费午餐导致无理缠讼，其实农村中先富起来的农民为了得到更优质的法律服务会选择聘请律师等方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不能因为这一担心而使大部分农民支付较高的维权成本或失去维权机会。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权力，乡镇司法所援助机构可以完成农民的法律要求，但当行政权不当运作侵害农民权益时，乡镇司法所出于行政级别和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适合作为援助机构。这时应建立某种制度要求律师介入。司法所作为援助机构的便利之处是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对律师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司法局、法院有权指派律师承担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务。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要求基层司法所在发现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机关时，应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请求指派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务，使当事人得到更优质的服务。

（三）建立国家财政支持与社会慈善行为相结合的法律援助模式

纵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形式大体有两种模式。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主要靠政府资助的独立的私人团体进行的法律援助，具体由律师协会、各种私人基金会、律师个人等进行，国家对法律援助局限于原则指导和财政支持，受援对象是社会地位低下的特定阶层。二是以瑞典和丹麦等国为代表的，将法律援助纳入国家的福利制度体系，由国家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雇佣专门的人员进行法律援助工作，其法律援助面向全社会。在这种体制之下，法律援助作为国家的一种责任得以充分体现，但给国家财政造成的压力相对较大。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目前难以单一照搬瑞典丹麦模式，或者英美模式。首先，我们还缺乏由国家负担大规模法律援助费用的经济实力，不可能立即采纳瑞典丹麦模式。其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不应当长期将法律援助局限于特定社会阶层的少数人，相反地，应当逐步扩大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以更大范围地保障人权，特别是更好地保障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的人权，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这也不是英美模式可以解决的。权宜之计就是国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同时辅之以动员社会力量，取得社会各界人士的慈善捐助。这样既体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原则，又有助于解决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问题，使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也使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变得真正有效和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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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种若静：《英国司法体制分析及理论探讨》，司法部重点科研课题《中外司法行政体制比较研究》报告，中国司法网2002-6-8

[2]、（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第10页

[3]、（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第13页

[4]、（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罗森塔尔：《与权利》，三联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36页

[5]、段正坤：《法律援助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

[6]、王书君、苗存文：《法律援助主体刍议》，载《泰安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7]、肖扬：《建立和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步骤》，载肖扬顾问、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8]、以下数据参见丛卉：《2005年全国法律援助统计分析》，载《中国法律援助》2006年第2期，第31页

[9]、参见宫晓冰：《外国法律援助制度简介》第74页、132页，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1月版

[10]、参见罗伯特。L.施潘根伯格：《美国的贫困者辩护制度》，载宫晓冰主编，杨诚、郑自文副主编：《各国法律援助理论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29-543页。

[11]、参见丛卉：《2005年全国法律援助统计分析》，载《中国法律援助》2006年第2期，第34页

[12]、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关于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调查与研究》，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2期，第69页

[13]、李双元、谢石松：《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2页

[14]、余建华、裘茂金：《浙江普遍建立司法救助基金》，参见《人民法院报》2006年12月31日第1版

[15]、洪笃凯：《关于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思考》，载《中国法律援助》2005年第5期，第35页。

[16]、宫晓冰、郑自文：《中国法律援助立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17]、参见小查尔斯丁。奥格利特里：《对中国实施获得律师辩护建议的模式与方法》，载宫晓冰主编，杨诚、郑自文副主编：《各国法律援助理论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3页。

[18]、赵永平、顾仲阳：《农村贫困人口减了一半》，载《人民日报》2005年12月7日第2版

[19]、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

法律援助论文篇3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公益性美国自1830年起，律师在法学院的集中训练开始逐步取代了学徒模式，其后案例分析教学法正式确立，并成为美国法律学校占主导地位的教学方法。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学者对案例教学法提出了质疑[2]，而诊所教育能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和生活的多变性，使学生真正在实践中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促使教师和法学院学生意识到将法律规则运用于实践，通过提供法律服务来培养自身法律实践能力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学生在知识结构上的不完整、经验上的不足，缺乏教师的指导和其他机构的帮助，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就会显得力不从心，以致不能能为当事人提供最有利的法律帮助。在这些矛盾凸显之后，美国的法学家开始意识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借助法学院师生的力量。同时，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前身———判例教学法已随着法学教育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人们开始怀念学徒制，诊所式法律教育在这种背景之下逐步形成[3]。从上述美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起源及发展可见，诊所式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工作密不可分，诊所教育目标本身即带有公益性。

（二）弥补课堂教学不足的需要如前所述，尽管与早期的法学教育传统方法“讲义教学法”相比，案例分析教学法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突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获得良好的逻辑推理能力，但是它也有着明显的缺陷：忽略了法律实践中许多基本技能的训练，例如会见当事人、事实调查、法律咨询、调解、谈判等，而且也忽略了在判断力、职业责任心以及理解法律和不同的法律职业人的社会角色等方面对学生们的培养。另一方面，即使是专门面向实践技能训练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其有针对性的课堂教学也同样无法提供真实案件的效果。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可以有效弥补这一欠缺。从会见当事人开始，咨询，到正式接受委托，事实调查，乃至参与谈判、诉讼，都由诊所学生担当主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一个具体处理方案的失策乃至一个细节决定的失当，都可能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后果，在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所加诸的压力下，学生的积极性和投入程度是毋庸置疑的。

（三）法律援助的庞大需求与资源匮乏的矛盾法律援助是一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民心工程”。但目前我国法律援助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缺口很大。据统计，2010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的平均工作人员只有3.75人，法律援助机构平均受理审批法律援助申请222件，按照最低审批所需工作日计算，仅这一项工作所牵涉的人力之大就无需多述[4]。以广东为例，广东是一个人口大省，常住人口达9194万人，同时也是全国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最多的省份，约2000多万，占全国的1/4。但政府能够投入的经费有限，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至2006年10年中,全省各级政府投入经费共1.985亿元[5]。按照这一数据，平均每万人的法律援助经费只有约2000元/年。上述数据充分显示，无论从投入的人力还是财力来看，法律援助工作仅依靠政府投入是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的。因此，作为政府提供法律援助的有益补充，利用高校师生资源，诊所式法律教育过程中所提供的法律援助能够起到一定填补缺口、缓解矛盾的作用。

（四）诊所式法律教育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有利条件一是诊所学生普遍珍惜实践机会，工作热情很高。从实践经验来看，诊所学生非常珍惜接触、真实个案的机会。学生还没有直接面对生活的经济压力，赤子之心使他们更能同情当事人的际遇，尽管没有经济收益，但他们投入法律援助工作的热情高涨。二是诊所法律援助的机制相对灵活，能填补政府法律援助之不足。从法律援助的可获得性要求上来说，主要体现在经济困难标准和范围的规定上。但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对于经济困难证明的要求较高，尤其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要回到户籍所在地开具经济困难证明，不仅手续繁琐，经济成本（主要来回的交通费）和时间成本都较高。三是诊所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是一种保护下的独立，工作的风险大大降低。诊所学生毕竟涉世未深，欠缺实务经验，如果完全放手让其独自面对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的局面———诉讼纠纷，很可能出师未捷即已折戟沉戈，搞不好还可能要承担失职的法律责任，这不仅可能会使遭受挫折的学生心理上产生阴影，也会给诊所法律援助工作带来负面影响。而诊所教师能够以其丰富的实务经验与社会经验，给予学生必要的指导与支持，使诊所学生获得“保护下的独立”，降低风险。诊所学生在羽翼未丰之时，未具备独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能力，诊所教师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结合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案源稳定性问题在我国诊所法律教育实践中，案源不稳定是很多法律诊所开设的法律援助中心面临的困境之一。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当事人的角度上，由于学生无论在理论知识还是实际执业经验上都有明显的欠缺，即使有教师的指导，部分当事人还是会对案件胜诉率的把握上心存忧虑，因此，他们不放心将案件交给学生。其次，从学生方面来说，现实中并不是所有案件都适合学生办理，对接收到的咨询个案必须要加以选择。最后，由于我国诊所法律教育总体上还在起步阶段，社会宣传力度还不够，很多人对学校诊所教育以及所提供的法律援助还不是很了解。如果一直缺乏真实案源，学生就无法通过真实的案件、真实的当事人真切地在办理过程中掌握基本实践操作技能和了解司法制度体系，更别提法律职业道德以及社会公益心的培养，诊所教育的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甚至失去存在的意义。故此，案源不足是诊所式法律教育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二）纠纷类型的单一性问题诊所式法律教育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普遍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受案类型的单一性。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资源不能冲击正常的法律服务市场，只能针对于特定人群与特定类型案件提供援助，而这些人一般面对的法律纠纷往往集中于劳动争议、人身损害赔偿、离婚、刑事案件等，案情一般也较为简单，而复杂的案件类型如房地产纠纷、公司有关的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则不会涉及到。这就使得诊所学生办理案件的类型偏向单一，无法获得全面的锻炼。另一方面，法律援助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刑事案件，但由于诊所学生并非执业律师，不能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使得他们的受案范围进一步收窄。

（三）经费保障问题与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相比，高校开设的法律诊所（法律援助中心）更经常面对经费不足的问题。据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网站的资料显示，高校的法律诊所援助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一是从学校的行政开支中列支；二是来自校内师生的捐款；三是来自社会的捐助。例如，复旦大学的法律援助中心建设初始的经费来源包括：中心成员捐献了自己的奖学金、生活费近1000元，复旦律师事务所捐赠500元及法律系一些开支的报销。但是都存在经费不足、不稳定的问题。经费缺乏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律诊所的发展。

（四）诊所学生开展法律援助的法律保障问题法律诊所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主体是学生，但在校学生走出校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会经常遭遇各种制约。一是调查取证权利受限。由于学生并不具有律师身份，到有关部门调查取证的权利就受到限制。这使得学生法律援助工作的效果受到一定影响。二是出庭权利受限。由于社会上有部分不具有律师资格的人非法从事有偿法律服务，许多地区的法院、劳动仲裁委员会都订立了对公民的限制规则，例如，有的法院规定公民必须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有的劳动仲裁委员会要求公民要当庭提供免费的协议。三是学生人身份没有得到尊重。个别法院或者仲裁员不了解诊所学生法律援助的情况，对出庭的诊所学生不信任，对其人身份也不认可，在调解过程中绕开学生，容易使当事人对学生人产生误解或不信任，不利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五）人员流动性问题考虑到法律援助工作对学生专业知识结构完备性的要求，学生参加法律诊所课程和参与法律援助一般已经是大三，而学生大四大多已要找工作、考研等，参与办案的时间很难得到保障，毕业后去向就更难确定。而许多案件，从一审到二审再到执行，起码是半年至一年，如果涉及发回重审则时间更长，走完全部程序可能会持续两年以上。随着参与办案的学生毕业离校，案件跟进可能会出现衔接上的问题。此外，很多法学院有关法律诊所的课程一般只安排一学期，当课程结束后，学生就会将精力重新投入到新的课程学习上,并从相关的实践工作中退出。这样，高校法律援助中心里工作人员的稳定性就很难得到保证，中心的主要精力就不得不用于培养新的学生上，那么法律援助中心的办案质量、成员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受到限制[6]。

三、我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法律援助环节的路径

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环节是诊所式法律教育的重要内容，实践中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了诊所教育的效果。为此，需要有切实的方案解决或至少是缓解这些问题。

（一）建立多元化案源渠道没有足够的案源，大多数学生没有参与实践的机会，诊所工作只有单纯的值班等待咨询，诊所课堂教学中的实践技能没有应用的机会，容易使学生产生“无用武之地”的倦怠心理，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走出校门，多方面开拓案源是必要的。笔者所在高校的诊所学生自发组织，通过与社区办事处有效沟通，定期到社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为了有效吸引更多群众的关注，他们还与本地的社工组织联系，一同组织活动。通过与社区建立长期联系与合作，加大宣传力度，打开局面，是开拓案源的有效途径。另外，法律诊所还可以与当地司法局的法援处联系，定期组织诊所学生参与法援处的值班，在执业律师的指导下参与值班咨询。由于诊所的机制相对灵活，部分不符合法援处受理条件的案件可以转交诊所处理。

（二）开源节流，拓宽法律援助经费来源法律援助既然是着眼于社会服务，就不能因为经费问题变无偿服务为有偿服务。法律援助经费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着手解决：一方面，法学院可以合理配置现有教学资源，整合部分实践课程，适当调拨资源给法律诊所用于法律援助工作。另一方面，高校法律诊所应当积极争取各方面社会资源的支持。法学院应当借助其教师与学生良好的专业素养在其所辐射的地域为社会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形成较好的声誉并获得所在地域公众的认可。法律诊所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得到各项社会资助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目前我国高校的法律诊所普遍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影响，社会资助渠道并不畅通。故此，提高诊所自身专业服务能力，是获得社会资助的条件之一。

法律援助论文篇4

[论文摘要]法律援助在中国实施多年，作为政府行为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作为制度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也存在自身的困境。法律援助具有宪法实践属性，因此，在宪政视野下剖析和解决法律援助问题，探寻中国法律援助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关键词]法律援助；宪法；宪政；政策偏好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制度在中国已经推行多年，它和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一样，被列入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并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在“有限政府”理论的意义上，这种公共财政行为，已经将法律援助纳人宪政范畴进行实践。法律援助既是政府政策博弈的过程。也是法治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其中蕴含的制度设计意义不可小觑。法律援助从(政府)行为到(法律)制度的实践模式，具有宪法意义和宪政效应．它对宪法和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明显的作用。 一、法律援助的宪法实践属性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法学界一般认同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概念定义，即“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因此，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 法律援助不只是保障人权、公民权的途径，其本身也属于人权、公民权的范畴。法律援助的实践，不因尚未实现宪法上的规范性而有所减灭。也正是这一实践，反映了宪法的适应性和实践理性。不过，法律援助具有的宪法实践属性，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宪法规范的实践，而是回归到人权保障的意义上。作为宪法性行为，先于规范(如宪法文本)和规范救济途径(如违宪审查)而在实践中存在，践行宪法理念．使得人权保障和有限政府治理这两个层次的价值目标趋于一致。法律援助既贴近公民生活，又触及政府行为的决定生发机制——财政。确定法律援助作为宪法实践的属性．突破了以往从违宪审查或宪法诉讼研究宪法实践的单一维度的思考模式，是宪法适应性的最好注脚。 当然，法律援助作为一种宪法实践，不仅具有实践意义，也具有一定的规范意义。法律援助在法律文本之内。为宪法规范提出新的命题。这已经在一般宪政发展史中获得了经验上和规范上的支持。 二、国外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实践 从法治国家发展的进程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一直围绕着“帮助贫困者享受法律权利”这一目标，各国通过法律，甚至通过宪法或宪法性文件确立和规范法律援助制度。应当说，国外法律援助是在宪政制度的保障下得以发展和完善的。 早在1424年，苏格兰的一项法规创立了穷人登记册，据此，在册者提出诉讼可以免费得到法律顾问或代理人的帮助。1495年，英格兰承认穷人享有免付诉讼费的权利，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依据《最高法院章程》对不能支付民事诉讼费用的人给予法律援助。英格兰还对所诉刑事案件请求辩护人帮助的问题作了专门规定。17世纪，随着资产阶级人权观念普遍传播，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政治权利，在英国的《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中首先得到确认。并经过近五百年的发展，英国于1948年制定了《法律援助法》，这是世界上法律援助最为完善的法律之一。经过多年的实践。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得到不断完善，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行轨迹。其理论基础是：基于政府有义务确保公平的司法程序、保障公民的合法利益的公正原则，给予公民实际的法律援助。另外，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获得普遍认可。许多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把该价值确定为一项主要原则，而法律援助制度也作为重要的司法人权保障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加以确立。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公民有权得到法律援助．并由国家将法律援助写入宪法，使法律援助成为一种国家责任。意大利宪法第24条规定：“每个人均可以按照司法程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合法权益。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和任何情况下，辩护均为不可破坏之权利。贫穷者有在任何法院起诉和答辩之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证之。”日本宪法第37条规定：“刑事被告人在任何场合都可委托有资格的辩护人。被告本人不能自行委托时候，辩护人由国家提供。”德国宪法第101条、第103条和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则间接规定了这项权利。为了把宪法的规定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还制定了关于法律援助的专门法律。比如，美国制定了《州公共辩护法》和《法律服务公司法》；法国19 72年通过了《审判援助法》，日本制定了《法律援助法草案》等。 法律援助的立法也呈国际化的趋势。一些国际性条约都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世界人权宣言》肯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价值。并对此作了专门的规定。《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则在受刑事控告者权利保障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条款。①该公约第26条还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并有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无所歧视。在这方面，法律应禁止任何歧视并保证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护，以免受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理由的歧视。根据该条，各国不仅要规定平等地保护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还应承诺给予有效的保护。 从上述法律援助在境外以及国际立法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与人权保障和政府(国家)责任密切相关的制度，蕴涵着宪政的价值。 首先．平等是法律援助的价值来源。法律援助制度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普遍宪法原则的具体化、制度化。无论是早期将其作为政治统治的手段。还是一战以后法治文明的成果，法律援助对于贫困者来说。一直都以法律资源的平等享有为中心的，这也是法律援助的价值来源，不因其具有政治属性还是法律属性而发生偏差。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援助内在地蕴藏了超脱于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人权精神，人权保障正是法律援助的内核。 其次．政府是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纵观法律援助一般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援助经历了从社会责任上升为国家责任的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15世纪法律援助在英国产生到19世纪末以前。在该阶段，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收或减收代理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法律援助被定位为社会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从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观念进一步普及，人民的权利意识提升，人权保障运动不断高涨，法律援助制度因而成为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 第三．宪政是法律援助的发展路径。在宪政法治的制度背景下。政府作为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负有法定的职责实施法律援助计划，构建法律援助制度。这就需要通过宪法和宪法性法律对法律援助行为做出专门的规定．法律援助问题就不可避免的进入宪政视域。 三、中国的法律援助立法及其困境 与境外法律援助发展的一般进程比较，中国法律援助的发展没有经过社会责任的阶段，而直接从政府责任的阶段开始。 中国自1994年起开始建立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相继颁布．从刑事司法救助和律师代理辩护收费的角度规定了实施法律援助，但缺乏系统的法律援助基础法律规定和实施细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直接救助功能的实现。1997年4月，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对此状况的改善起到一定的作用。l999年，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该通知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公民在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劳动报酬、工伤等方面提起民事诉讼时可依法获得法律援助，可以缓、减、免交诉讼费。该规定不仅将传统认识中的生、老、病、死的生存问题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还将劳动就业作为法律援助解决的核心问题，为解决一段时间以来积聚的社会矛盾提供了救济措施。 国务院2003年颁布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成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以来，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从机构设置到财政投入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颁布该条例实施的一系列公共政策，将法律援助制度进一步具体化。通过该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民生改善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明确肯定，这为法律援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应该说。中国政府对于法律援助的制度设计一直是在法治的轨道上逐步推进的。但是，中国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发展至今，其实施和制度运行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不能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究其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有关法律援助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法律位阶较低，受政策偏好影响较大，易偏离宪政法治的轨道。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 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法律援助制度。虽然对法律援助的规定散见于个别法律，但因缺乏基础法律而使其实施效果大打折扣。而《法律援助条例》的法律位阶较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实施的公共政策时，会基于不同的考虑。这样法律援助的实施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法律援助制度受政策的偏好影响较大。这种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推进，在宪政运作模式不成熟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法律援助可持续发展来看。这种模式因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政府部门的短线利益，使得法律援助不能有效的推进。另外，法律性弱而政治性强使得法律援助缺乏深刻的宪政内涵。其发展很难突破政治过程的局限，随之而生的机构编制、财政投入、社会组织管理等问题，都使法律援助容易偏离宪政法治轨道。 第二。法律援助社会参与度低，有悖于宪政民主的本意。法律援助较之其他服务方式(如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在财政投入、机构设置、公众知晓率、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的公众参与度。而较低的公众参与度，使法律援助制度多停留于公共政策层面而无法得到公民社会的普遍认识、理解和运用。这与事实上法律援助社会需求的广泛性相悖离，阻碍了法律援助的平等价值的实现。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我们或许可以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得到解释：政府与社会之间缺少必要的“交往行为”，使得“交往行为”的理解、合作和社会化等功能都无法发挥作用。法律援助的社会低参与率，使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政府的“独角戏”。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政府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加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 四、中国法律援助的宪政发展路径 如上分析．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仍然处于制度设计阶段。法律援助立法的位阶、法律援助权的确立和保障、法律援助的实施等问题都还没有系统、明确的规定。今后中国法律援助的发展，应该在宪政框架下进行制度的设计和完善。 首先，应当明确政府的责任，限定政府的权力。长期以来。中国的法律援助更集中地表现为政策措施的调整，而不具有现实的法律性，这不符合法律援助的目的与价值。宪政法治的实现，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在法治运作中的责任，限制政府的权力。而法律援助权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在公民运用法律对抗公共权力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应制定一部具有较高位阶的法律援助法。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法律援助的关系，即政府(国家)和公民之间存在着提供和享受法律援助的法律关系，政府(国家)负有为社会的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而社会的贫弱者享有政府(国家)提供法律援助的权利。这样。才能改变以往政府主导型的模式，发挥刚性法律的强制作用，为政府权力设定行使的边界。 其次，确认法律援助权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权利保护是宪政的核心，从这一点上来说，法律援助只有实现了权利的法定化。才能获得更为有效的保障。由于中国未将获得法律援助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致使立法及司法实践中缺乏纲领性指导文件，法律援助更容易受到政府偏好和利益集团游说的影响，唯有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法律援助权，挖掘其宪法权利的意义，加以实证，法律援助制度才可能在全国得到普遍的实施。法律援助权的设立，将使法律援助更具有权利的放射效应——对公权力产生一定的拘束力，从而进一步推动基本法律和相关政策的完善，法律援助也因而可以获得更多的公共财政的支持

法律援助论文篇5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1]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重申，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要目标。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法律援助，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2]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权利的充分赋予和权利的有效实现与保障是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3]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4]而法治是和谐社会实现与维系的必要社会环境。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

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5]”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6]一个司法不公正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之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遵纪守法也是社会和谐的体现。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7]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8]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9]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在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上已有体现。而在国外，人们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已经提升到了以宪法规范来加以保障的高度。如意大利1949年宪法第24条规定：“贫困者有在任何法院和答辩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障之”。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000万，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10]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亟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11]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2004年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12]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13]2004年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2004年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把法律援助定义为：“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14]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15]“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16]等等。

纵观对于法律援助的诸多定义，虽然各个定义或许在受援主体或施援方式上略有区别，但是却无一例外地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17]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在对于法律援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18]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19]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20]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21]

四、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明确了法律援助在现阶段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以下是笔者对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韩国有《法律援助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22]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呼唤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通过法律援助法规，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23]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要强调的是：法学院系应该在法律援助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律院系的事业单位性决定了其应该在法律援助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方式如下：

——实行诊所法律。“诊所法律教育发端于美国，它借鉴医学院诊所与临床实践的教育模式，在有经验的教师导下，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件中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其所迫切需要的法律服务”。[24]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院学生对传统课程设置日益不满，积极要求实践性法学教育和为社会服务的渴望日益增长的推动下所形成的。[25]“是法学院在社会对法学院毕业生的能力诸多否定和批评的情势下，对法学院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进行反思、检讨和修正的结果”。[26]

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建立法律诊所并获得显著成效。诊所里的学生在实践性的教学中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效果，而且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咨询、代拟文书、甚至法律辩护等实践中为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2005年9月，我国已有35个法律院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7]实践证明，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无论是对法学教育改革还是法律援助事业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8]

——建立法律援助机构。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

“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其中不少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从其2000年成立到2001年11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待来访者2500余人，回复电话、信件500余次（件），成功办理6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曾创下我国民间法律援助单个案例索赔额之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9]实践证明了高校法学院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可行性及其对缓解目前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重大作用。

法律院系无论是以诊所法律教育还是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形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具有独特的优势。

（1）人力资源丰富。我国高校法律院系的教师知识深厚渊博（多数教师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博士化已成为趋势），并且不少教师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还有一些是法官出身，具有独立承办重大疑难案件的经验；法律院系的本科高年级学生、法学硕士及法律硕士都是法律知识功底扎实并有志于提供法律服务的热血青年，而且其中有些法律硕士或法学硕士甚至已经通过了全国统一司法，具备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基本资格。法律院系里的济济人才无疑是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力量。

（2）服务成本低，质量高。法律院系学生无论以何种形式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是以学习实践经验、锻炼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一般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学校也无需支付工资，更容易实现无偿为经济困难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一般都是学生中成绩好、能力强的佼佼者，他们参与法律援助的工作与其社会实践学分或综合测评挂钩，老师也会对他们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必要指导并且在必要时亲自参与其中，因而保证了法律援助的质量。[30]

（3）社会更易于接受。现阶段我国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仍然是律师，由于律师基于职责所在有时难免要替被公众认为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辩护，社会公众基于感情在心目中对律师存在误解，认为律师“惟利是图”，甚至可能产生抵触情绪而缺乏对律师的信任。而“法学院学生正直纯洁的风气，敢于伸张正义的勇气和法学院知识权威的形象，以及法学院在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制中的中立地位，使得普通百姓更容易产生信任感，也更易于案件的及时处理”。[31]

3、多渠道解决援助资金

我国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中华民族是有扶弱济贫、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只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引起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高度重视及对其困境的了解，鼓励公司、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其它行业协会以及有经济能力的人捐款，就一定能募集到更多的捐助，[32]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33]《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法律援助服务是“无偿法律服务”，探究其立法目的，无非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防止出现有偿服务，损害法律援助事业的形象，其价值取向是使法律援助制度维护社会公正作用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与此法规在价值取向上并无冲突。因为实行费用分担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弥补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正常运作的举措，这与有偿法律服务的营利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价值取向也是为了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施行。[34]此制度已为多国实践。[35]

（3）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律师交纳法律援助金制度。是指律师每年交纳一定数额费用作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制度。[36]对发达地区律师尤其是其中客观上没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是可行的。2003年专职律师承办一件法律援助案件的经费仅为308.21元，不足于支付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所必需的费、差旅费、通讯费、文印费[37]以及调查取证费，更为重要的是，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付出了昂贵的机会成本——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就丧失了承办其它有偿案件的机会。假定律师在可以从有偿案件中获利5000元，[38]即其机会成本的货币表现为5000元，远高于律师所获得的办案经费308.21元，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律师权衡利益之下难免内心不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这也是社会律师缺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热情的重要原因。实践上，青岛、桂林、北京等城市已经实行了这方面的做法，并受到了律师的欢迎与好评。

（4）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曾同有关部门协商争取在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划拨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事业，这个想法目前因现有的所有福利彩票公益金（包括每年新增部分）都已有规定用途而没有实现。[39]既然已有的彩票公益金都有规定的用途，那么可以考虑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这样一方面可以彰显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促使社会公众意识到自己对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彩票本身包含的不菲奖金也足以吸引充满重奖期待的公众踊跃购买。按照通行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正常的彩票销售发行规模大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左右。依此，我国彩票发行潜力可达1000亿元。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是可行的。[40]

（5）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系。对于由上述各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41]

五、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只有短短的十一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也应该重视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其困境的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本文对论述由于笔者能力问题而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的法律援助不仅要对弱势群体施以及时有效之救济，而且还要主动出击，积极维系社会稳定，预防矛盾出现。但就目前而言，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任重道远。

注释：

[1]2005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和谐相处六个要素。参见《人民日报》2005年2月19日讯：《深刻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一版，转引自张恒山：《略论和谐社会中的公平正义与法律》，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4期

[2]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3]胡玉霞：《论法律援助的两个基本问题》，载《江西职工大学学报》2005年3月期

[4]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载《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5]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载《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6]李中春：《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中国律师》2005年第6期

[7]同前注[5]

[8]《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

[9]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10]宫晓冰、高贞：《中国法律援助的实践、探索与前景（下）》，载《中国司法》1997年第6期

[11]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期。此数目相对于2003年已有所提高，但是相对于西方各国仍有巨大差距：英国1996年财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经费的开支高达16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10亿元），美国政府一年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达4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0亿元），人口仅有1500万的荷兰1991年用于法律援助经费约为3.5亿荷兰盾（约2亿美元），加拿大1994年财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经费达6.3亿加币（折合人民币35亿元），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南非2000年中央财政拨付法律援助经费3.2亿南特（相当于同等数量人民币）。参见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347页

[12]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期

[13]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4期

[14]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页

[15]章武生：《中国律师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转引自林莉红、黄启挥：《论法律援助》，载《社会战线》2003年第6期

[16]肖杨：《建立和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步骤》，载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转引自林莉红、黄启挥：《论法律援助》，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

[17]牟逍媛：《法律援助制度与诊所法律》，载《法学》2002年第8期

[18]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19]阎照祥著：《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20]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3月期

[21]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在实行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同时也充分重视其社会责任性——1978年3月2日欧洲会议的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明确提出：“不应把法律援助的规定视为对贫民的施舍，而应视为整个社会的责任”。参见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3月期

[22]林凤章：《我国法律援助的困境》，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23]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调研报告》，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期

[24]蔡彦敏：《诊所法律教育》，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3期引言

[25]有调查表明，我国高校大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具有参与法律援助的意愿和热情。参见张燕：《对缓解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几点思考》，载《法治论丛》2004年7月期

[26]同前注[24]

[27]数据来源：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网，2005年9月7日

[28]参见刘希贵：《法律诊所教育对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事业的贡献》，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03-12-28

[29]同前注[13]

[30]同前注[13]

[31]孙晔：《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载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编：《中国法律援助的与实践——妇女法律援助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32]诚然，要长期维持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光靠传统道德维系还不够，还实施一些必要的政策鼓舞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的捐赠热情。如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就纳税人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捐赠税前扣除问题下发了通知，规定纳税人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捐赠并用于法律援助事业的，可按税法规定的比例在所得税前扣除。参见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

[33]参见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转引自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4期

[34]同时，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也对承办律师较为公平。据司法部的统计，2003年平均每件由专职律师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经费仅为308.21元（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4期），如此少的经费很明显不能支付办理一个普通案件的合理支出，而实际上，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或多或少都要垫钱。律师有无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义务，但律师没有再为办案自掏腰包的义务，因为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已经为之付出了时间、精力、智力劳动及机会成本。

[35]1973年修订后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64条将援助费用的偿付期限规定为3年，在诉讼终结3年以后不需再偿付。即3年之内如果受援人没有能力偿付这笔款项，就可以免除其偿付义务。在日本，根据其法律规定，受援人胜诉的，由法律援助协算出律师费用的数目和受援助的当事人应偿还给协会的费用比例。当事人应当一次性或者分期偿还法律援助协会代其支付的款项的全部或部分，偿还期限为3年。西班牙法律规定，如果法律援助的受援人可能从判决中获得的金额超过了为其提供的法律援助的费用的3倍，他就有责任支付律师的费用。如果受援人在诉讼终结后3年内其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则该偿付责任将持续3年。参见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转引自牟逍媛：《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36]之所以强调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是因为在我国的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因律师较多（通常也是收入较高的），有些律师并不一定能够每年都被指派办理一件法律援助义务案件，甚至有的律师几年都没有被指派办理过法律援助案件（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这就极大浪费了律师资源。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的律师（通常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在没有任何办案补贴的情况下，一年办理十几件法律援助案件（高贞：《法律援助的中国经验》，载《中国司法》2005第6期），显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律师而言，如果在其每年无偿办理十多件案件的情况下还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基于自然感情就可以判断这是不合理的。

[37]律师去法院、检察院调查时所有资料复印被要求在其内部进行，复印费用远高于市场价格，复印一页价格为1－5元不等，而所涉案件卷宗动辄几十或上百页，仅复印一项支出就已不菲

[38]这是极为保守的数字。实际上在广东律师收费标准就已经高达200－3000元每小时。参见《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载劳动法律专家网，2004年9月22日

法律援助论文篇6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天职和神圣的召唤。它使人确信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得以继续保障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这是在实然层面上的反思，更是在应然层面上的追求。作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朵“奇葩”，法律援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时代宣示者的角色，应该与时俱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注入活力，为广大民众的全面发展铺就一条法治绿色通道。本文着重在宏观层面上把握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力求对其理论、立法和实践作客观、鞭辟的述评，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展望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未来的发展趋向。

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述评与创新（一）理论述评理论源自于实践，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种经实践凝炼和升华的制度，也必然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撑。这里，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进行评析。

1.价值源泉：人权保障人权保障是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渊源，这在理论界业已形成共识。“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权是人的价值的社会承认，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观念上的、道德上的、政治上的、法律上的标准。”最早提出“人权”口号的是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他们开始了对人性的崇拜和对人自身利益的关注，表达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愿望。但是，由于当时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历史条件所制约，他们所推崇的“平等”是理想化、绝对化的平等，他们所憧憬的“人权”是抽象的人权，缺乏实质内容，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实现，因而只能成为倡导性宣言。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权”越来越被西方国家所重视。“国家的进步过程，其实也是人权内容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大多数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人权”的内容，并且在一般法律中将其具体化和明确化。人权在宪法中表现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一般法律中表现为各种具体的权利。从此，具有实质内容的人权便找到了依归，人们对人权的追求真正成为可能。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局限性，其所宣扬的“人权”不可避免地带有欺骗性，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人权，往往成为少数政治人物把玩的“工具”，广大人民不可能享有真正的人权。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权保障的宗旨。这是新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然而法治国家不仅仅“通过法律的途径直接地保障人权”，而且“还通过依法制约国家或政府的强权来保障人权”.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正是通过限制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权力，附加其行政义务，以确保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实现。它侧重于司法救济和保障，是人权保障价值的具体实现形式之一。但这种人权保障制度是片面的、不完全的、不平衡的，它只强调对某些特殊人群某方面的人权保障，其他许多本应为法律援助制度所“牵挂”的权利，如学习权、经济权、政治权、技能权、自我权、社会权等由司法权衍生的，本属于人权范畴的一系列权利都被排除。人权保障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从司法角度救济弱势群体，只实现他们部分人权的做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司法人权即使能够得以实现，也会因为其他人权缺失的制约而前功尽弃。因此，可以说目前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所追求的人权保障价值，只是在某一历史阶段的静态的特殊要求，没能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和人类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审视和设计。于是笔者认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以人权保障价值作为具体目标，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与文明作为终极目标。

2.经济基石：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是人类最古老的理想之一。中国自古就有“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构想。法律援助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时期应运而生的，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生事物。它是资源分配不公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源合理配置的有力措施。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人力资源是最为重要的资源。法律援助的对象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对这部分人的援助是对生产力决定性因素的极大重视。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法律援助实际上为弱势群体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法律平台，是对这部分生产力的一种解放，是对人力资源的充分发掘。这无疑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使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摸爬滚打，其中有些人却难免于被社会所淘汰，沦为弱者。同时，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法律援助制度的产生在一个层面上迎合了这种需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贫富分化逐步扩大为最棘手、最头痛的难题。在“先富”与“共富”政策的指引下，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已达到小康水平，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弱势人群于温饱线甚至贫困线的边缘，他们是社会发展的滞后者。法律援助为这部分人提供帮助，可以认为是法律资源的“先富”帮“后富”，从而实现全社会法律资源的“共同富裕”。实际上，法律援助在某种程度上是物质上的帮助，只不过是以提供法律资源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它是社会资源分配的有效途径之一，符合中国国情。

归结为一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有赖于法律援助提供一定量的法律资源作保障，同时，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康运行也需要相当多的物质资源作基础。客观地讲，虽然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综合国力也有所增强，但由于我国已达到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们在未能全面满足自身需求的时候，很难拿出更多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法律资源及其他资源去发展法律援助事业。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尴尬。笔者认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转换视角，拓宽思路，寻求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法律援助事业的飞跃进步。

3.政治之本：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为了中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组织优势和社会动员能力，实行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正是这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公仆情怀和执政理念，给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送来一股清风。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求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为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提供条件和保障。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正是国家对弱势人群的特别关照，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而更充分地行使当家作主的各种权利。这突出表明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民内部矛盾，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从心底里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体味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依法治国是中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实现“法治”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充分保障每一个公民享有基本权利和相关权利。而“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是司法救济，如果司法救济不公，公民的权利则将无所诉求了。”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保障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穷人也能打官司”，无疑是对一个国家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正最深刻而又最通俗的表达。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中国最底层、最贫困、最需要法律帮助的人们的合法权益。它直接向世人昭示：中国法治的本质不是“治民”，而是“民治”，人民利益是“法治”的最终归宿。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涉及面之宽，影响面之广，在最大多数人中间推行，依赖于全社会法治环境的形成；但同时也有利于法治方略的最终实现，有利于社会进步与文明。

人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历来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利，人民权利的实现有赖于行政权力的保障。法律援助是实现人民权利的有效途径，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保障人民权利的重要形式。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正是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一头牵着百姓疾苦，一头系着政府关爱”，直接面向社区、面向农村、面向群众，成为政府关心群众、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样可以协调、维持人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良性、互动、文明关系，有助于彼此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

总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的主导下发育和成熟起来的，它是党和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之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必须认识到，由于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还不十分科学，人民当家作利的实现渠道还不十分畅通，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阻力重重、问题多多，政府行政水平、行政艺术还有待提高和改进，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政治因素的制约，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司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无法实现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虽有所发展，但困难较多，压力较大，可谓任重而道远。

4.人文理念：民生关怀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孕育着扶弱济困、匡扶正义等传统美德和“仁爱”思想。这是儒家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发扬和创新。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最早正是脱胎于此，它是全社会基于道义、慈善之心自发的个人行为，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内在精神的呈露。但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是政府对人民的义务，应将其上升为国家行为。政府只有给予社会弱势群体人性化的关怀和民生救助，在社会弘扬正义、培育人文理念，才是对弱者最根本、最彻底的关注和扶持。当然，对于新时代的社会捐助、义务帮助等社会公益行为，国家也要大力倡导、全力支持和有序引导，使之成为为弱势群体撑起正义蓝天的另一只巨手。这也有助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与了解，实现全民族心灵上的共通共融。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都是中国的治国方略。二者的主体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最终目的都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实现其根本利益，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进步。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德治的保障。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有赖于“德治”提供社会道德基础，同时又有助于正确引导全社会都来关注弱者、救助弱者、发展弱者，进而推动以德治国方略的更好实现。

“法治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法治的实现要观念先行，法治的观念是实现法治的精神动力。法治意识就是这一观念的体现。法治意识作为法律文化的要素之一，它是法治现代化的真正内在动因。“民众是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和最深厚的普遍基础。”民众的法治意识对于法治的实施及法治国家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推行，无可厚非应建立在全民法治意识觉醒和普及的基础上，因为只有如此，弱者才会知道在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设法求助于法律；社会各界才不会任意损害弱者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有助于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推广和强化，进而为法律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最为直接的载体。

总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植根于特有的人文理念之中，是精神文明之花的必然结晶。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人们在给予弱者关注与关怀时，其心态更多的是同情和施舍，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拉大援助人与受援人之间心灵上的鸿沟、造成无形中的不平等，而这恰恰背离了人文精神和民生关怀的初衷和实质。

（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制度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保障。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研究的范围较窄，思路不宽，前沿问题研究不多，缺乏创新，没能充分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因而，笔者试图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见解，以引起更多学者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给予更多关注和进行大胆创新。

1.树立以人为本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法律援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最终目标，因此自然成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终极目标。法律援助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人为中心的，都与人有密切联系。笔者认为，法律援助应该突破只提供直接的法律帮助的束缚，通过提供与法律援助相联系的更为广泛的间接的法律服务，全面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环境和发展条件。因为“一个社会的贫弱者，法律问题仅仅是他所遇到的广泛的社会、情感、健康和其他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如果法律援助为他提供了一个案件的帮助，在个案结束后，他的经济状况并未改变，还会面临其他问题，也就是说，就个案进行的法律援助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不应该只停留于对单个人的法律帮助，而要在单个受援人的生活、权利等发生明显改变后，使其全面提升自己、发展自己，尽可能多地帮助周围的人，带动社会法治正气和爱心的养成，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符合这样的理念，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才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好的制度。

2.摆正法律“援助”观念，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中国自古而来的“扶危济困”，本质上存在“瑕疵”。这种传统的扶贫带有同彩，扶助人在心态上存在偏差，常常以一种高姿态俯视贫弱群体。笔者认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援助”中饱含“恩赐”和“不平等”。因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从一开始就应该树立一种服务理念，“援助”的实质应定位于“服务”，援助人必须以平等的身份、态度、思想提供法律服务，而且应当认为这是自己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法律援助不仅仅是为了社会的公正，更重要的是要消除贫困，彻底改变贫困者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最终保障他们作为人的所有权利。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是将社会原本属于弱势群体而被其他大众所享有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法律资源等相关资源以法律的形式归还给他们。我们姑且将这样的分配方式称为“资源回归”。基于此，必须做好“三次分配”理论的研究：第一次分配，主要是透过市场作用实现的收入分配——注重效率，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第二次分配，主要是透过政府调控而进行的收入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优化分配关系、分配结构、分配格局，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增加对贫困人口的健康投资，提高贫困人口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起跑点，提高弱势群体的长期生产力，以提高其发展能力；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透过个人自愿进行的收入分配——注重道德，强调个人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将可支配收入的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有助于加强全社会公平观念教育，培育社会成员互帮互助的社会责任心、爱心和公平竞争的规则意识，有助于缩小两极分化。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捐赠，因此影响更为广泛，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所无法比拟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中找到自己的最佳归属，并努力在第三次分配中谋求发展。

3.坚持协调发展战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协调发展”是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发展方向和倾斜力度上的重大调整。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律层面上的一种制度，也应当坚持协调发展战略。由于历史和地缘因素所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之间，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区别和差距。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惠及全中国所有地区，但也须正视上述差别，在差别中找寻法律援助实施的有效形式，努力使之既有全国的共性，又有各地的个性；同时，各地之间应互通有无，互相借鉴，架构法律援助资源共享之桥梁，在个性发展中实现全国的协调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体华夏儿女梦寐以求的理想。因此，“我们应超越个人利益、阶层利益的局限，站在时代的、历史的、发展的、民族振兴的高度”来看待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可以唤起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使人们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只是一部分人的复兴，而是整个民族的复兴，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实际上是为了加快民族复兴的进程。从这样的高度来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完全可以成为点燃弱势群体生存与发展希望之火炬，成为提高全民综合素质的有力杠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助推器。理论界对此应继续深入研究，并挖掘出新的理论素材。

二、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述评与完善（一）立法述评建立和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是建设中国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而法律援助制度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律作支撑，于是“立法”被放至相当重要的地位。所谓“立法”，是指“由特定主体，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特定社会规范的活动”.立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层面理解，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宪法中有关法律援助的价值依据。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有关精神实质作了原则性规定，但缺乏关于法律援助的直接条文；第二，一般性法律、行政法规、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司法解释中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它们构成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法律体系，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彼此之间的内容有些不协调；第三，国家五年制定一次的计划纲要和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虽然它们不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但究其实质而言，仍是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和权威性的法律文件，在这些法律文件中规定法律援助，总体上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第四，地方性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它们对某些问题进行专门性规定，但适用范围较窄；第五，国际法中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它们便于实现国际法律援助合作，但目前适用频率较低。

本文仅在最狭义的层面讨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即对国务院颁布施行的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进行概括性述评。

《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的全国性专门立法，是在总结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成功经验、借鉴国（境）外法律援助制度的有益做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它既体现了法律援助制度自身的规律，又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初步构筑了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标志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是我国政治文明和法制文明的重要体现。

1.公民权利，政府责任我国宪法虽已明确了公民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但是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有些公民因为经济困难，在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无法靠自身力量求得法律帮助，因而无法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条例》的颁布施行，使公民不管经济条件好坏、社会地位高低，都能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平等地进入诉讼程序，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因此可以说，法律援助是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法律援助责任归属，是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与实施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条例》的灵魂和亮点所在。它表明政府既是权力政府，更主要的是责任政府，其享有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一切权力，同时也负有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责任和义务，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形象，标志着中国法律援助工作逐步摆脱过去单纯的道义色彩，从传统的社会个人慈善行为发展成为国家对公民的司法救济和保障。笔者认为，这里所指的“政府责任”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完善相应的体制和制度；第二，提供必要的机构和队伍保障；第三，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第四，充分调动律师、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积极性；第五，广泛开辟资金渠道，鼓励各方面对法律援助提供支持；第六，对法律援助进行监督和管理。必须指出，《条例》关于“政府责任”的规定十分抽象和模糊，但在涉及律师作用时又非常具体和明确，其重心显然放在律师义务方面。《条例》这种“政府责任宽松、律师义务严格”的立法思想值得斟酌。因为按照国际惯例，法律援助制度的义务是国家义务，履行这个义务的责任应当是政府的责任。即使政府决定要让律师来承担部分义务，也应当是要求政府设立“公职律师”来承担这个义务，而不能要求所有的律师都来承担义务，否则，“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已。

2.律师义务，社会参与基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暂时无法采用福利型模式，《条例》采取由专职人员、社会职业律师和社会组织人员等多种援助提供主体并存的立法模式。这有利于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人力资源，增强法律援助制度运行的灵活性和便民性。但《条例》特别强调法律援助诉讼服务的主导力量是律师，对律师从业人员而言，法律援助是义务，属于“必须行为”的范畴，并且责任较为严格。这是国家在目前人力、物力、财力等稀缺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无奈之举，充分考虑到律师可以利用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等相对优势，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应当明白，虽然法律援助主要是律师的义务，但并非强制律师“白干活”，相关法律援助机构应依法给予其一定量的办案补贴，这种补贴不是劳动报酬，而是办案成本支出。对于现实中出现“有些律师不愿或不擅长办理诉讼案件，而由其出资折抵法律援助义务”的情况，《条例》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可行。因为这样做无论是从律师业的社会性和公益性特点看，还是从社会影响和社会接受的程度讲，都是弊大于利。所以，探索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新方式和新途径，科学合理地调配律师资源，让所有的律师都能公平地承担义务显得很有必要。

在当前我国法律援助资源严重不足，特别是全国县级地方和西部贫困地区经费严重短缺，导致法律援助工作明显滞后的情况下，《条例》大力倡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包括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热心奉献、积极捐助，使法律援助专项基金能够发挥吸纳社会捐助的功能，广泛募集社会资金和其他资源支持法律援助，特别是在支持贫困地区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特殊作用。但也应当注意，社会组织建立从事法律援助的机构，必须经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并受其指导和监督，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得收取当事人的任何费用，更不得假借法律援助的名义从事有偿服务。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经费支持的，应该按照有关程序公开进行，不能给某些单位和个人提供腐败的便利和“温床”。

3.界定法律援助范围法律援助范围解决的是哪些人可以或应当享受法律援助的问题，是法律援助制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条例》基本上沿袭了10年来法律援助实践中的做法，对原来零散分布于《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等法律中关于法律援助的范围进行了集中阐述，但也有所突破。

《条例》规定公民在6种行政、民事诉讼方面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这个规定比以前略有缩小，只规定了一个最基本的法律援助范围，即生活困难的公民主张与基本生存有关的事项。如依法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发放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此外，增加了一项“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内容。考虑到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规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条例》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目前这种做法切实可行，但也留下许多隐患。笔者将在后面进行具体分析。

《条例》规定对公民在刑事诉讼中的5种事项进行法律援助，与以前的相关法律比较，被援助对象的范围作了较大调整。这一点体现在《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可以看出，中国的立法正逐步倾向于人性化的关怀。这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号角，值得称颂。

但是，《条例》在法律援助范围方面的规定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些问题悬而未决，给法律援助实践带来困惑。第一，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可否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笔者认为，基于中国目前的国情考虑，法人暂不纳入法律援助范围的做法是可取的。因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最初就是为了保障人权而建立的一项司法救济制度，目的是通过对那些经济困难和某些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依法减免其诉讼费用或律师费用的法律帮助，使其能够平等、公正地实现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法律援助的宗旨并不在于调整经济关系，不在于通过挽救某些濒临破产或倒闭的企业而达到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的目的。当然，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成熟定型，随着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壮大，在若干年后，可以借鉴某些国家的做法，将某些法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并在相关立法中得以体现。非法人团体与法人在此问题上的做法基本相似。第二，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可否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中经济困难的外国人可以考虑给予法律援助，因为这涉及我国刑法的公正实施问题；对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外国当事人，如确因经济困难的，则应由其所属国籍的国家提供法律援助费用，或由两国间签订法律援助司法协助协议相互减免有关费用。对于无国籍人，笔者认为，从人道主义出发，只要其居住在我国，符合我国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将其作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条例》对此没有规定，有待于今后立法的逐步补充和完善。

4.“经济困难”没有全国统一标准《条例》规定，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各地在制定经济困难标准时，既要考虑贫困群众的实际需求，又要兼顾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是，各地经济困难标准至少要保证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公民能得到法律援助；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尽量降低门槛，使更多的人受益于法律援助制度。这样规定，充分考虑到中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有利于各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使弱势群体在享有法律援助资源方面存在差别，实际上造成弱势群体之间新的相对不平等，从长远看，不利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和平相处，势必给未来中国社会新的矛盾和歧视埋下伏笔。

纵观《条例》所有条文，其内容十分丰富。之所以选择以上几个方面进行述评，是因为笔者认为它们相对比较重要，但不是说其他问题不重要，只是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述及。

（二）立法完善在现代社会，法律援助的状况如何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程度，是检验一国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健全与否、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一国社会文明、法律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准绳。完善的立法是法律援助制度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于《条例》刚刚颁布，且其施行的效度较高、社会反响较好，笔者论及的重点不再局限于《条例》本身，而是着眼于构建成熟、健康、文明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体系，希冀其能真正成为中国弱势群体“遮风挡雨”的屏障。

1.提升法律援助立法层次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最高法律依据是宪法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最直接法律依据是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与中国贫弱老百姓联系最密切、最广泛的制度，是法治意识普及的最佳途径，其立法意义远非其他一般救助措施所能相提并论的。因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层次不应该限定在行政法规。笔者建议，在宪法中明确载明“国家坚持和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用最直接、最显明的语句将法律援助制度在根本法中固定下来。同时，从长远计，在《条例》施行一段时间后，在法律援助实践成熟的基础上，努力提升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以基本法律的形式规范法律援助。这样有利于法律援助实践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更好实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颁布施行后，要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使之更好地发挥实际效用。

2.加强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出台之前，应当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做好《条例》的修改完善工作。司法部要及早制定与《条例》相配套的关于法律援助机构、经费管理使用、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社会组织人员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监督、落实《条例》规定的法律责任等管理办法，全面规范法律援助工作。各地也要根据辖区的实际情况就法律援助的管理和实施，尽快制定或修改地方性法规、规章、细则和办法，等等。

3.协调法律援助相关规定目前，与法律援助联系较为密切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法》、《国家赔偿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法律援助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它们为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真正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然而这些法律法规、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之间往往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重复甚至矛盾之处。因此，有必要在未来几年内对它们进行拉网式整理，以使所有与法律援助有关的法律规定衔接起来。当然，笔者并不赞成就“法律援助”这一项内容特别加以修改，而是要在修改相关法律规定时必须重视此类条文的修订。

4.拓展法律援助国际法视野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要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理所当然，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要解决中国国内弱势群体对法律资源急切需求的难题，但也应该关注国际弱势人群的法律要求.在法律援助国际化方面，中国已经迈出了一定的步伐，加入了诸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国际公约，并与一些国家签订了司法协助双边或多边协定或条约。但是，法律援助国际化并没有被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所特别重视。因此，必须加大法律援助国际法研究的力度，保障国家履行法律援助的国际义务，以使更多的弱者获得法律的帮助，从而推动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向更宽广的领域发展。

以上是笔者对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提出的一些粗浅建议，然而有了宏大的立法构想，没有具体的立法步骤，显得较为空洞。为此，笔者初步设想并建议，构建成熟、健康、文明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体系可以实行三步走战略：第一步，2004～2007年，在《条例》颁布施行5周年之际，全面制定法律援助相关规范，修改与法律援助有关的法律法规、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使之逐步协调一致，初步健全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体系；第二步，2007～2010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际，将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明确规定在宪法中，使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加强法律援助国际法的研究，使之渐趋走向国际化；第三步，2010～2013年，在《条例》颁布施行10周年之际，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最终完成成熟、健康、文明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体系的构建，并使之向纵深发展。

三、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实践述评与改革（一）实践述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实践大体上经历了自下而上、由自发到自觉、由社会推动到国家主导的过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统计，至2003年底，全国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0多万件，解答法律咨询600余万人次，有近97万人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福音，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越来越多的人们投入法律援助事业，为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增添了人性化的关怀与温暖，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国保障司法公正和维护人权的良好形象。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呈现出良性的发展态势，前景十分美好，但仍有许多地方有待改进。这里，笔者侧重于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实践的不足之处进行述评。

1.法律援助宣传力度不够，部分公民综合素质不高在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农村、社区）。然而，一些地方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存在偏颇，针对基层的宣传较少，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不宣传，老百姓就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比较困难。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形成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由于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与义务意识的淡薄、社会人际关系的缺少、心理上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他们在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更不知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而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2.对法律援助认识模糊，积极性不高（1）对法律援助重视不够。法律援助应该是"上为政府排忧，下为百姓解难"的行政行为，然而一些人却认为法律援助工作可有可无，抱着“能搞则搞，不能搞就拉倒”的态度，形成"会上重要，会后次要，碰到实际困难不要"的观念，导致人员不到位，职能不发挥；也有人认为，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事，与自己无关，漠然视之，使法律援助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2）对法律援助缺乏热情。有些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对法律援助工作不热心，对来访者的态度冷淡，有的案子迫于舆论或领导的压力才不得不提供法律援助；有些地方的社会执业律师得不到必要的成本补贴，即使拿到一定量的补贴，也不能与他们的服务成正比，因此积极性受到挫伤。

（3）基层法律援助实施困难。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基本上是“上面雷声大，下面雨点小”；一些基层法律援助中心给人的印象是挂着牌子，却很少受理业务，即使受理，也仅是为了完成上面所规定的任务而已。

（4）人民法院系统对法律援助工作支持不力。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往往不同意当事人提出减免诉讼费或指定辩护的申请，在处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3.法律援助缺乏经费保障，办案质量不高经济困难的公民逐渐认识到可以通过法律援助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法律援助本身也亟待“援助”，经费短缺成为最棘手的问题，由此带来办案质量不高的问题。

（1）经费来源存在“瓶颈”。目前我国财政每年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平均每人不足6分钱，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02年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投入的法律援助经费只能满足实际需求的1/10，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律援助经费还不能得到稳定的财政支持，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县级地方法律援助经费有待进一步落实。有的法律援助机构自成立时起就没有经费，需要支出时，须向相关的司法行政部门打报告，再由司法行政部门向本级财政部门申请，如此往往要等几个月才能拿到少量资金，有时甚至一无所获；有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援助经费由当地的律师协会拨款，而律师协会的经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上缴的管理费，这实际上是律师事务所在搞法律援助；有的地方政府拨给相应的法律援助机构一定编制的人头费，但无办案经费；有的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既无编制也无拨款。

（2）办案质量不高。经费短缺，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也直接影响到办案质量。有些法律援助机构为了不增加经费负担，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走过场，敷衍了事；有些法律援助机构缺乏必要的工作资料，办案时只能靠东拼西凑。这样使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总体上远远低于有偿服务的质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法律援助的社会信誉面临严峻挑战。

4.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矛盾突出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和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法律援助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限制，加上法律服务和运作成本在不断增加，使得我国的法律援助资源不能适应正在急剧转型和变化的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2002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受到援助的低于18万件，受援率不足1/4.我国加入WTO之后，涉外法律事务猛然增多，全国法律援助队伍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特别是那些高层次的法律援助人才更是奇缺。此外，律师与法律需求不呈正相分布，客观上制约了法律援助需求的满足，也加剧了供求矛盾。

5.法律援助机构设置混乱、队伍整体素质不高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四无机构”，即无编制、无经费、无专职人员、无办公场所的法律援助机构。有的法律服务所（有偿）与法律援助机构（无偿）混设，且人员编制混杂；有的法律援助机构还没有独立的办公地点，只是在律师管理部门增挂了一块“法律援助中心”的牌子；有的法律援助机构设置“机关化”，人员进入把关不严，“福利性”、“照顾性”安置较多，将司法局里的一些干部安排到法律援助中心来，既不能办案，又不能管理。同时，目前全国法律援助人员的总体水平是业务素质偏低，知识储备单薄，学历参差不齐，没有实现职业化、专业化，严重影响到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开展。

法律援助论文篇7

一、中国法律援助的特点

法律援助制度又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困难、生理残缺、智能低下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而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这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减免诉讼费在内在的整个法律程序的各个环节上为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帮助。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法官、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社会的贫困者、弱者、残疾人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同国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中国法律援助物质保障的现实性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不同于资本主义法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们的法律既规定了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实体权利，又规定了为实现平等实体权利所必须的平等程序权利，而且特别强调为实现这些权利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完善平等程序权利的实施机制，切实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以真正贯彻实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区别。总而言之，中国的法律援助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范围广、后盾强，有保障，是一项大有发展的公益事业。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探索、解决和完善。

(二)中国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

在中国，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行为。法律援助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责任。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目前还缺乏大量的社会援助组织，没有形成稳定、可靠、充分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而律师又已成为法律服务资源市场的竞争主体。因此，如果没有国家的全面参与和组织领导，单靠社会和律师个人的力量，要形成一种开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活动的有效制度并维持整个法律援助机制的统一、有序运行，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而且还可能导致法律援助活动出现各自为政、孤军奋战、管理失灵、形式混乱、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的法律援助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特点，也是其优点。我们在确立法律援助为国家责任的同时，也没有排斥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法律援助活动。这种以国家援助为主，社会组织和个人援助为辅的法律援助机制，不仅体现了国家在整个法律援助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而有些国家或仅仅把法律援助强调为一种国家责任，或只认为法律援助是社会组织和律师个人的人道行为。这两种作法，或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或易导致法律援助工作的失控。

(三)中国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

首先，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来看，包括如下:刑事辩护和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及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务。而一些国家的法律援助则仅限于特定的刑事、民事案件的辩护及简单的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咨询。

其次，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来看，只要是公民、法人确因经济困难或其它特殊情况，以及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人，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而许多国家则完全排除了法人和外国人的法律受援权。

再次，从法律援助的主体来看，中国法律不仅明确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师的应尽义务，而且还要求公证人员、墓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也应为维护社会弱者的法律权益提供法律援助。而在一些国家，法律援助被认为仅仅是公设律师的工作和少数具有正义感的私人律师的善举。

二、中国法律援助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

(一)实现和保障人权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就是一切人，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一定社会中的一切成员或一定国家中的每个公民，不论其种族、民族、性别、语言、、政治主张、财产收入、教育程度等状况如何，其所受到认可和保障(主要是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的能够实际拥有的实然权利和应当拥有，但因目前种种条件的限制实际上还无法拥有的应然权利，特别是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权利等，不仅在资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应当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此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条件。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法律就是人权法。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无论是宪法，还是各部门法，对人权的保护还仅仅是一种立法上的承认，而对人权的真正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于使这些法律规定的权利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现实。一般而言，人权的实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法律行为来直接实现其实体权利;二是人们在司法救济中通过行使程序权利(诉讼权利)来保证实现其实体权利。以上两种实现人权的途径，随着法律规范的繁多复杂，越来越需要专业性的法律服务。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资源的有限性、有偿性往往导致社会弱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方式获得相应的法律服务。因此，传统的人权保障措施已远远不够，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所以，无论是从道德及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公正、平等的法律价值与评价的角度，或是从人权的角度，中国都不仅应当实行法律援助制度，而且中国的法律援助都应当比外国实现得更好。

(二)凸显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拥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要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来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要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性。一般把前者称作实体正义，把后者称作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有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靠司法人员的秉公执法也是不够的，还要有对社会弱者的法律援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司法公正特别是对程序正义的种种障碍，其中包括社会弱者在寻求法律的平等保护时遇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困难。具体而言，这些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经济上的障碍;知识与信息上的障碍;权利和义务观念上的障碍;沟通交流上的障碍;法律服务资源上的障碍;生理上的障碍;人身自由上的障碍。以上诸种妨碍司法公正的障碍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从而导致了实体上的不公正。而法律援助则是保障这两种公正的重要制度和措施之一。

三、中国法律援助蕴涵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适应人人平等的共同道德需求而产生的。‘言首先是在西方社会出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平等”诺言，积极支持在有关法律制度中订立给予穷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内容。如法国1851年确认法律援助制度，英国1903年颁布《保护穷人囚犯的法案》、1949年颁布《法律援助和咨询法案》等。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建立，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享有法律服务特权的否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并没有改变其维护资产者利益的阶级本质，且他们所宣扬的人权是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人权，所以其法律援助制度不可能使资本主义法律成为普遍保障广大穷人利益的工具。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国家，穷人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现象仍到处可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对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应该提供法律帮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同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一样，反映了人人要求乎等、铲除人间不平等的共同道德要求。然而，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它既反映了中国全体社会成员大都具备的或是能够接受的传统道德价值，又体现出了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必然联系。中国的法律援助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体现仁爱积善

孔子云:“仁者爱人”，这是中国占代早期的人道主义。孔子从爱护他人、尊重他人的基本伦理立场出发，认为作为一个仁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进一步提出人的“良知”问题，认为“良知”即“不虑而知者”，可与“良能”、“良心”视为同义语。“良能”，是指天赋为善的能力，也就是天生愿做好事;“良心”，即善良之心，不忍加害他人之心。且认为“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积善”亦即多做好事，与人为善。铁面无私的包拯、刚正不阿的海瑞等为民请命、为民伸冤的壮举，流芳千古，可歌可泣，都是传统道德价值观在司法活动中的典型表现。

中国的法律援助，给在犯罪案件中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给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而无力支付律师费者，给请求给付抚恤金、保险金或与此有关的公证而无力支付费用者等等自然人提供法律帮助。同时，也给某些经济上有严重困难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法律纠纷提供法律援助。这些都可谓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好事，同情弱者，扶贫帮困助残，充分体现了仁爱积善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历来被人们看成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基于各种原因，社会上总会存在一些弱者，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因经济贫困或其它原因，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对弱者的法律援助，不仅逐渐成为一种法律制度，也是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之一。为社会弱者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援助，是我们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体现。

(二)强调义务，淡泊利益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居于传统道德价值观主一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重义轻利。它主张“君子义以为上”，“不义而富且贵”则“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抵制贪欲、战胜邪恶的武器。在法律不断受到金钱腐蚀的今天，全国首届十佳律师王海云的话掷地有声:“做律师就不能为了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是律师至高无上的准则。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己使许多当事人受益。法律援助，为贫弱者减免服务费，不正是重义轻利这种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吗?

(三)注重尊老爱幼

法律援助论文篇8

内容提要：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法律援助面临着种种困境，要解决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并使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就必须明确在现阶段法律援助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尤其是法律院系在法律援助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的资金严重短缺问题。 论文关键词：法律援助 和谐社会 共同责任 困境 对策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重申，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要目标。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权利的充分赋予和权利的有效实现与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而法治是和谐社会实现与维系的必要社会环境。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 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一个司法不公正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之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影响，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遵纪守法也是社会和谐的体现。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中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 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在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上已有体现。而在国外，人们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已经提升到了以宪法规范来加以保障的高度。如意大利1949年宪法第24条规定：“贫困者有在任何法院起诉和答辩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障之”。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亟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2009年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12]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13] 2009年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2009年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把法律援助定义为：“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14]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15] “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16]等等。 纵观对于法律援助的诸多定义，虽然各个定义或许在受援主体或施援方式上略有区别，但是却无一例外地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17]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 ，在对于法律援助性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助性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代理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 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18]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19]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20]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21] 四、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明确了法律援助在现阶段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以下是笔者对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韩国有《法律援助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22]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时代呼唤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通过法律援助法规，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信访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23]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要强调的是：法学院系应该在法律援助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律院系的事业单位性决定了其应该在法律援助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方式如下： ——实行诊所法律教育。“诊所法律教育发端于美国，它借鉴医学院诊所与临床实践的教育模式，在有经验的教师导下，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件中代理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其所迫切需要的法律服务”。[24]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院学生对传统课程设置日益不满，积极要求实践性法学教育和为社会服务的渴望日益增长的推动下所形成的。[25]“是法学院在社会对法学院毕业生的能力诸多否定和批评的情势下，对法学院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进行反思、检讨和修正的结果”。[26] 2000年9月，在美国福 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建立法律诊所并获得显著成效。诊所里的学生在实践性的教学中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效果，而且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咨询、代拟文书、代理甚至法律辩护等实践中为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2009年9月，我国已有35个法律院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7]实践证明，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无论是对法学教育改革还是法律援助事业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8] ——建立法律援助机构。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 “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其中不少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从其2000年成立到2001年11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待来访者2500余人，回复电话、信件500余次（件），成功办理6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曾创下我国民间法律援助单个案例索赔额之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9]实践证明了高校法学院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可行性及其对缓解目前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重大作用。 法律院系无论是以诊所法律教育还是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形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具有独特的优势。 （1）人力资源丰富。我国高校法律院系的教师理论知识深厚渊博（多数教师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博士化已成为趋势），并且不少教师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还有一些是法官出身，具有独立承办重大疑难案件的经验；法律院系的本科高年级学生、法学硕士及法律硕士都是法律知识功底扎实并有志于提供法律服务的热血青年，而且其中有些法律硕士或法学硕士甚至已经通过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具备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基本资格。法律院系里的济济人才无疑是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力量。 （2）服务成本低，质量高。法律院系学生无论以何种形式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是以学习实践经验、锻炼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一般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学校也无需支付工资，更容易实现无偿为经济困难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一般都是学生中成绩好、能力强的佼佼者，他们参与法律援助的工作与其社会实践学分或综合测评挂钩，老师也会对他们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必要指导并且在必要时亲自参与其中，因而保证了法律援助的质量。[30] （3）社会更易于接受。现阶段我国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仍然是律师，由于律师基于职责所在有时难免要替被公众认为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辩护，社会公众基于自然感情在心目中对律师存在误解，认为律师“惟利是图”，甚至可能产生抵触情绪而缺乏对律师的信任。而“法学院学生正直纯洁的风气，敢于伸张正义的勇气和法学院知识权威的形象，以及法学院在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制中的中立地位，使得普通百姓更容易产生信任感，也更易于案件的及时处理”。[31] 3、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社会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中华民族是有扶弱济贫、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只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引起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高度重视及对其困境的了解，鼓励公司、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其它行业协会以及有经济能力的人捐款，就一定能募集到更多的捐助，[32]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33]《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法律援助服务是“无偿法律服务”，探究其立法目的，无非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获得法律援助的权 利，防止出现有偿服务，损害法律援助事业的形象，其价值取向是使法律援助制度维护社会公正作用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与此法规在价值取向上并无冲突。因为实行费用分担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弥补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正常运作的举措，这与有偿法律服务的营利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价值取向也是为了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施行。[34]此制度已为多国实践。[35] （3）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律师交纳法律援助金制度。是指律师每年交纳一定数额费用作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制度。[36]对发达地区律师尤其是其中客观上没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是可行的。2009年专职律师承办一件法律援助案件的经费仅为308.21元，不足于支付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所必需的交通费、差旅费、通讯费、文印费[37]以及调查取证费，更为重要的是，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付出了昂贵的机会成本——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就丧失了承办其它有偿案件的机会。假定律师在可以从有偿案件中获利5000元，[38]即其机会成本的货币表现为5000元，远高于律师所获得的办案经费308.21元，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律师权衡利益之下难免内心不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这也是社会律师缺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热情的重要原因。实践上，青岛、桂林、北京等城市已经实行了这方面的做法，并受到了律师的欢迎与好评。 （4）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曾同有关部门协商争取在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划拨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事业，这个想法目前因现有的所有福利彩票公益金（包括每年新增部分）都已有规定用途而没有实现。[39]既然已有的彩票公益金都有规定的用途，那么可以考虑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这样一方面可以彰显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促使社会公众意识到自己对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彩票本身包含的不菲奖金也足以吸引充满重奖期待的公众踊跃购买。按照通行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正常的彩票销售发行规模大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左右。依此计算，我国彩票发行潜力可达1000亿元。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是可行的。[40] （5）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系。对于由上述各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41] 五、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只有短短的十一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也应该重视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其困境的方法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本文对论述由于笔者能力问题而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法律援助不仅要对弱势群体施以及时有效之救济，而且还要主动出击，积极维系社会稳定，预防矛盾出现。但就目前而言，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任重道远。 注释： 2009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要素。参见《人民日报》2009年2月19日讯：《深刻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9年2月20日第一版，转引自张恒山：《略论和谐社会中的公平正义与法律》，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4期 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页 胡玉霞：《论法律援助的两个基本问题》，载《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9年3月期 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载《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 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载《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 李中春：《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中国律师》2009年第6期 同前注 《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又无力支 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 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宫晓冰、高贞：《中国法律援助的实践、探索与前景（下）》，载《中国司法》1997年第6期 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10期。此数目相对于2009年已有所提高，但是相对于西方各国仍有巨大差距：英国1996年财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经费的开支高达16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10亿元），美国政府一年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达4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0亿元），人口仅有1500万的荷兰1991年用于法律援助经费约为3.5亿荷兰盾（约2亿美元），加拿大1994年财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经费达6.3亿加币（折合人民币35亿元），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南非2000年中央财政拨付法律援助经费3.2亿南特（相当于同等数量人民币）。参见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347页 [12]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10期 [13]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4期 [14]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第347页 [15]章武生：《中国律师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转引自林莉红、黄启挥：《论法律援助》，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6期 [16]肖杨：《建立和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步骤》，载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转引自林莉红、黄启挥：《论法律援助》，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6期 [17]牟逍媛：《法律援助制度与诊所法律教育》，载《法学》2009年第8期 [18]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第346页 [19]阎照祥著：《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20]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3月期 [21]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在实行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同时也充分重视其社会责任性——1978年3月2日欧洲会议的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明确提出：“不应把法律援助的规定视为对贫民的施舍，而应视为整个社会的责任”。参见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3月期 [22]林凤章：《我国法律援助的困境分析》，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23]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调研报告》，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10期 [24]蔡彦敏：《诊所法律教育》，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3期引言 [25]有调查表明，我国高校大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具有参与法律援助的意愿和热情。参见张燕：《对缓解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几点思考》，载《法治论丛》2009年7月期 [26]同前注[24] [27]数据来源：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网，2009年9月7日 [28]参见刘希贵：《法律诊所教育对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事业的贡献》，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2008-12-28 [29]同前注[13] [30]同前注[13] [31]孙晔：《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载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编：《中国法律援助的理论与实践——妇女法律援助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 [32]诚然，要长期维持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光靠传统道德维系还不够，还实施一些必要的政策鼓舞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的捐赠热情。如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就纳税人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捐赠税前扣除问题下发了通知，规定纳税人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捐赠并用于法律援助事业的，可按税法规定的比例在所得税前扣除。参见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4期 [33]参见 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转引自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4期 [34]同时，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也对承办律师较为公平。据司法部的统计，2009年平均每件由专职律师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经费仅为308.21元（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4期），如此少的经费很明显不能支付办理一个普通案件的合理支出，而实际上，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或多或少都要垫钱。律师有无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义务，但律师没有再为办案自掏腰包的义务，因为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已经为之付出了时间、精力、智力劳动及机会成本。 [35]1973 年修订后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64条将援助费用的偿付期限规定为3年，在诉讼终结3年以后不需再偿付。即3年之内如果受援人没有能力偿付这笔款项，就可以免除其偿付义务。在日本，根据其法律规定，受援人胜诉的，由法律援助协会计算出律师费用的数目和受援助的当事人应偿还给协会的费用比例。当事人应当一次性或者分期偿还法律援助协会代其支付的款项的全部或部分，偿还期限为3年。西班牙法律规定，如果法律援助的受援人可能从判决中获得的金额超过了为其提供的法律援助的费用的3倍，他就有责任支付律师的费用。如果受援人在诉讼终结后3 年内其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则该偿付责任将持续3年。参见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第204页， 转引自牟逍媛：《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36]之所以强调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是因为在我国的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因律师较多（通常也是收入较高的），有些律师并不一定能够每年都被指派办理一件法律援助义务案件，甚至有的律师几年都没有被指派办理过法律援助案件（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4期），这就极大浪费了律师资源。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的律师（通常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在没有任何办案补贴的情况下，一年办理十几件法律援助案件（高贞：《法律援助的中国经验》，载《中国司法》2005第6期），显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律师而言，如果在其每年无偿办理十多件案件的情况下还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基于自然感情就可以判断这是不合理的。 [37]律师去法院、检察院调查时所有资料复印被要求在其内部进行，复印费用远高于市场价格，复印一页价格为1－5元不等，而所涉案件卷宗动辄几十或上百页，仅复印一项支出就已不菲 [38]这是极为保守的数字。实际上在广东律师收费标准就已经高达200－3000元每小时。参见《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载劳动法律专家网， 2009年9月22日 [39]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4期 [40]据广东司法部门介绍，以发行彩票的方式为法律援助筹集资金的想法目前正在付诸实施。参见李长松：《法律援助——冬日里的阳光》，载中央电视台网，2002.3.28 [41]参见贺春云：《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改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9年法律硕士学位论文，第39页

法律援助论文篇9

二、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缺陷

（一）《法律援助条例》本身未臻完善

《法律援助条例》是国务院于2003年颁布实施的，其本身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对农民工法律援助造成了一定的制约。首先，《法律援助条例》的效力等级不够高。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建立已有整整20年，但至今没有出台法律援助方面的专门法，法律援助方面的唯一一部全国性立法是国务院的《法律援助条例》，从法的效力等级来看，《法律援助条例》不是法律，只是行政法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法律援助的相关“决定”、“办法”等也不是由地方人大制定的，而是由地方政府或是司法行政部门制定。行政法规仅限于规范行政机关的法律援助职责，对与法律援助工作密切相关的司法机关，如法院、检察院等在法律援助实施中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司法行政部门与各参与方的协调关系等则无法进行调整，这样的立法状况非常不利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其次，《法律援助条例》的条款过于原则，限制较多。比如管辖权的问题，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当事人应向义务人所在地，也就是用人单位所在地申请法律援助，但很多当事人在打工受阻后都回到了户籍所在地，路途遥远，为了申请法律援助来回奔波，经济条件不允许；而如果向户籍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往往会因为管辖问题不予受理。再如，《法律援助条例》对援助申请、办理等程序的规定比较单一，不像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得那么具体详细，且没有特别程序、简易程序等特殊规定，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实际操作造成一定的制约。再次，《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援助范围过于狭小。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仍然限制在与公民基本生存权相关的案件，极大的限制我国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我国《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援助案件的（可诉性）范围上仅有如下几类：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这本是国家为了防止个人滥用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资源，设计了一些条件，这些范围明显不能有效地解决实际发生的民事纠纷，不能够很好地保障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二）《法律援助条例》与其它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除

《法律援助条例》外，我国关于农民工法律援助方面的法律规范散见于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中，因出台时间先后，以及法规的位级限制，很容易造成相互间的冲突。比如，《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所有的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该提交经济困难证明。国务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则规定，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法律援助的，不再审查其经济困难条件。《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的规定与《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明显冲突，在位阶上，《法律援助条例》属于法规，其法律效力明显高于国务院的《意见》，而《意见》是在《法律援助条例》之后颁布的。因此，在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审查机制上两者存在矛盾。另外，现行《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等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程序复杂，不利于农民工维权，这与《法律援助条例》的立法宗旨也是相悖的。（三）缺乏对农民工保护的专门立法我国目前农民工人数众多，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今没有一部法律对农民工作出过明确的界定，也没有一部专门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在意识形态上，很多人忽视了农民工作为一个阶层的现实存在，而把它仅仅看作是社会发展过渡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将农民工群体简单地归到工人或农民群体中来保护。但是农民工的特点使得这些法律法规在应对农民工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严重影响了对其的立法保护。我国已有的涉及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等，但这几部法律是以保护职工就业为主的，对农民工权益受损时的保护规定较少。目前，农民工权益被侵害的现象非常普遍，涉及到农民工的劳动、医疗、养老、教育、居住等各个方面，仅靠这几部法律显然不能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而同样作为弱势群体的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都有各自的专门立法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农民工法律援助过程中，因为没有专门的农民工保护立法，法律援助机构和工作人员在帮助农民工维权时也会遇到诸多的困难。

三、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制度空间构想

（一）尊重立法现状，增益完善现有法律规范

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条例》和各地制定的实施细则是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主要法律依据，但这些法律、法规中对农民工法律援助并没有专门的具体的规定，对实际操作的指导性不够，其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一，在既有法规框架内进一步规范用工制度。现行劳动法虽明确规定用工单位必须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事实上，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一直在处于低位，而法律对于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仅有行政处罚的规定，而没有刑事方面的责任约束，处罚的数额也较低。不少用工单位心存侥幸，一旦与劳动者发生纠纷，因缺乏有力证据，对农民工维权造成很大的障碍。因此，要加大对违法用工的惩罚力度，促使用人单位规范用工，有效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第二，消除歧视，落实同工同酬。目前，《劳动法》第12条关于“劳动者就业，不得因其民族、种族、性别、不同而受到歧视”的规定由于采取的是列举的方式，范围过于狭窄。建议将户籍、身份等补充列入不得歧视的范围，同时予以概括式规定，以便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能够根据时展的要求予以扩大解释，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第三，赋予劳动者争议解决路径选择权。现行的对于劳动争议的一裁二审制度对农民工法律援助非常不利，诉讼程序过长，耗费的精力过大，建议对劳动争议案件实行仲裁、诉讼选择制度，即可以在发生纠纷时选择通过仲裁还是诉讼途径解决，一旦选择一种途径，就不需再走另一个程序，这样，可以有效缩减诉讼环节，为最终执行到位赢得时间。第四，增设对获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时无须提供担保的规定。涉及到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案件经常会涉及到财产保全，一般法院都会要求申请人提供财产担保，而农民工一般无力承担，因此，建议在《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对此类案件的保全费用给予减免。

（二）强化顶层设计，适时出台《法律援助法》

法律援助论文篇10

(一)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条例》的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对于《条例》第11条所规定的三类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很少，法律援助中心基本上没有为这些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如云南省2005年全省办理的14171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8930件，占63%。刑事案件中,法院指定的8578件,占96%，通过申请的352件，仅占4%；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1526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1514件，占99%，全部为法院指定案件。2005年，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5万多件，接待法律咨询200多万人次，有43万多名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比上年增长4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这项制度。

(三)审判阶段法律援助人员介入案件的时间过迟。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条例》第20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据此，与委托辩护人相比，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只有在开庭前10天才能介入诉讼。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机构的时间离开庭的时间远远少于10天，一般为3～5天，个别法院甚至在开庭前临时找在该院其他案件的律师为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紧急出庭辩护”。

(四)律师队伍发展不平衡

“救济走在权利之前，无救济即无权利”，广泛流传于法律界的这句经典法谚，向人们道出了法律救济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律师，法律救济便会丧失重要的力量。现实就摆在人们面前，全国206个县没有律师，而且这个范围正在扩大之中。据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执业律师已达11.8万多人，其中专职律师103389人，兼职律师6841人，公职律师1817人，公司律师733人，军队律师1750人，法律援助律师4768人。另外，还有律师辅助人员3万多人。全国律师每年办理诉讼案件150多万件，每年办理非诉法律事务80多万件。但另据统计，在全国律师中，仅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5省市律师人数就占了大约1/3，业务收入占了全国律师业务收入的2/3。2002年西部律师人数占全国律师人数的比例不到22%。目前，全国律师总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10万。西部一些省区，与这个比例差距较大，陕西省现有2768名律师，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7/10万，西安市集中了111家律师事务所，占全省律师事务所总数的近1/2；甘肃省现有律师1344名，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5/10万。来自陕甘宁等省区律师协会的资料显示：陕西省自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全省共有6000余人取得律师资格，实际在陕西从业的不到2500人。但是，截至2004年初，己有400多人到东部地区执业，近三四年来，更是以每年50名左右的速度流向东部地区。宁夏自治区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取得律师资格的不到1000人，但近5年中，就有150多名律师外流。甘肃省近5年也有140名律师外流。青海省自律师制度恢复后，只有877人取得律师资格，现在本省执业的有406人，至今己有100多人外流。陕西省永寿县法律援助中心虽有4个人，但都没有律师资格。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必须提供法律援助的，“我们只能让我们局法律援助中心的人过去，法院对于我们援助中心的人，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五)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2003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人均救助经费不足6分钱。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2005年初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律援助经费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是还有9个省区市尚未出台法律援助补充范围、经济困难标准，有22个省区市没有制定办案补贴标准，影响了《条例》的有效贯彻实施。二是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许多贫困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必要的业务经费，或者数量很少。不少县区的法律援助经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如河北省、江西省、云南省、广西区等省区超过半数以上的县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湖北省、海南省有约一半的县区未列入预算，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仍有34％的县（区）未纳入预算。三是九部委联合通知关于设立省级法律援助资金转移支付的规定落实起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目前仅有广东、贵州、河南、重庆、宁夏五个省区建立了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贫困县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绝大多数省区市还没有采取这一做法。法律援助专业性强的特点，决定了法律援助的服务力量是法律专业人才。现阶段，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有些地方有专项法律援助经费、但是没有用于支付律师办案补贴；还有一些地方存在对律师办理的义务量之内案件不给补贴、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有结余才支付补贴等现象。如石家庄市由于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法律援助的实际开支，支付律师办案补贴不能完全得到落实，三年来，全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和办案律师共为受援人减免法律服务费用1000余万元，其中三分之一的案件是律师自己贴钱办案。社会律师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时，没有经费保障，难免使有的律师缺乏责任心，敷衍了事，影响了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从1994年开始，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促进和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1996年3月和5月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相继颁布，对法律援助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同年5月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199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1年4月，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出台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地方性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经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但从总体看，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都过于原则和不明确。在组织机构、人员管理、业务工作制度、办案规程、经费管理、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和案件质量监控，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管理制度等方面，尚未形成与《法律援助条例》相配套的法律援助管理和实施的规范体系。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各地在法律援助实践中所掌握的经济困难标准过于简单或者过低和不科学、程序不严谨、审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助时随意性较大、案件质量标准不统一、监控不力等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刑事法律援助应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国家责任的规定相对比较十分薄弱。法律和法规对于国家义务性规范的规定仍相对较少，而且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仍不强。特别是在一些规定中，对于国家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如何得到救济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规定；司法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后果和救济程序，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规定。如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第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在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在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案件，自收到移送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告知犯罪嫌疑人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委托辩护人的，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交的法律援助书面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向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转交该申请，并同时通知其法定人或近亲属在三日内向该法律援助机构提交身份和户籍证明、经济和居住状况证明等相关材料。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也有类似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绝大部分案件只有到了法院，因法律有强制性规定，法律援助问题才被重视。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上述联合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七)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有待规范和提高

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机构一般对应工、青、妇、残的机构设立而设立在相关的维权或部门。第二类是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法律援助组织设在高等法学院系内，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第三类是纯粹的自发成立的各种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但从目前看，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主要是第一类，这类法律援助组织数量众多，是目前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主体，仅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数字，全国妇联系统就有这类法律援助组织2000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存在的问题是：经费严重短缺；法律援助工作不规范；对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缺乏有效地管理和监督。

(八)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大多数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中，凭着强烈的同情心和职业道德，能较好地为当事人服务。但也有不少地方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不高。表现在：—是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申请、审查和决定指派的环节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操作，表现在：对口头申请不受理、不答复；对当事人递交的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不向有关机关和单位查证；不按规定时间对当事人的申请给予答复等，既违背了《条例》的有关规定，又损害了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是对《条例》和有关规定的理解出现偏差。一些地方认为在国务院《条例》颁布实施后，省级政府出台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补充范围之前，原有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的相关规定自动失效，应当只办理国务院《条例》规定范围的案件。因而不适当地缩小了应受理的事项范围，导致对当事人作出不适当的审查决定。三是148法律服务专线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服务效率还需提高。四是没有根据《关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律师协会开展合作，对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不会见当事人、不愿卷等敷衍塞责的情况没有对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质量控制机制。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建立完备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

获得律师帮助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很多国家因此都制订了法律援助方面的单独立法，如英国的《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1997年修订）、荷兰的1994《法律援助法》、韩国的《法律援助法》（1994年）年。很多国家的法律援助体系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一个是民事法律援助体系，另一个是刑事法律援助体系，虽然这两个体系可能同时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我国于2003年颁布实施了《条例》，但是不管是从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中的地位效力还是法律援助可能涉及的部门考虑，仅仅一部行政法规难以担当此重任。如刑事法律援助必然需要涉及的法检系统，与国务院就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通过行政立法就无法确定法院、检察院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权利义务。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建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应当强化国家责任，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也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得到强化，国家责任与律师责任不平衡的状况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加以改变。

要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1、扩大强制辩护的范围。强制辩护是指在法律所规定的特定类型的案件当中，必须要有辩护人的参加才能开启正式审判的制度；否则整个审判活动将被视为无效审判。我国现有的强制性指定辩护是从两个方面来设定标准：可能判处的刑罚和被告人的自我辩护能力。前者是针对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后者则是针对未成年人和盲、聋、哑人。这样的规定是比较切合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的。但是，从国外的强制辩护的范围来看，他们通常都把所有的重罪犯纳入强制辩护的范围，如德国为可能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日本则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那么我国强制辩护的范围应如何确定呢？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应扩展至无力支付费用的且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刑事被告人。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对可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被告人提供强制辩护的保护。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被判处重罪的被告人理应得到更有效的法律保护。从1984年到2003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的比例在整个罪犯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都维持在40％以下。根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19.04％。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再加上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律师队伍的壮大，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为标准应该是恰当的。

2、扩大任意指定辩护的范围。

(三)刑事法律援助受援阶段提前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第一，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第二，应当建立权利告知制度。即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有义务及时告知其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并且应当适应将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告知而没有告知的情况作为程序违法来规定，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四)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质保障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费用，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制约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援助发展的关键因素。一项法律制度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如何解决法律援助经费困难是世界上所有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所面临的难题，绝大多数国家以财政拨款为主提供法律援助的经费。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公检法四家缺乏经费，就难以充分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了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支持力度，同时，社会各界也奉献爱心，积极支持法律援助事业，使法律援助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得以增强。我们认为解决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应该坚持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赠为辅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保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真正落实。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对贫困地区，建议由中央财政负担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现因为身处贫困地区，越需要援助的群体越得不到援助的窘况。二是要落实法律援助专职机构的人员编制，从优待律师，确保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乐于并认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五)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

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作用在于：一、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产生良好的宣传作用；二、分流政府法律援助一部分工作量。他们可作为法律援助的前端环节，对拟进入法律援助程序者进行筛选，减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压力。三、由于他们具有准政府组织的特性，工作模式更易与政府法律援助衔接。在未来必将在非政府法律援助社会组织中扮演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如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诊所。这类法律援助组织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这种法律援助组织不是掌控公共权力的社会强势群体，也不是某一社会群体的代言人，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公益性、非政府性特点更为突出。高等院校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作用，首先是为法律人才服务社会提供途径，在法律人才中培养、弘扬服务社会的公共意识；其次是弥补法律援助人才资源不足，为政府法律援助队伍储备人才；三是其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使服务质量相对其他社会组织更高。

法律院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大环境下可以利用的最大的法律资源。近20年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得到迅猛发展，法学教育机构成倍增加。据统计，2001年，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292所，2005增长到559所，2007年全国已有603所法学院系，每年法学毕业生将达到数十万。“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学教育和法学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它既为法律援助提供了资源，又为法学学生提供了实践经验，同时也增加了法学院学生对法律援助的情感投入，它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可以利用的一支重要力量。

(六)建立相关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在刑事诉讼程序范围内，程序性制裁是指针对参与诉讼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的行为，确立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制裁方式上看，主要是通过宣告程序违法者的证据、行为或裁决丧失法律效力的方式来达到惩罚违法者的作用。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剥夺程序性违法者所得的不当利益，来促其不得不遵守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具体到刑事法律援助，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应当有而没有律师帮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审判行为无效。例如，可以明确规定当事人认为自己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法院没有指定辩护的，当事人有权向法院要求指定辩护，法院仍然没有指定辩护的，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如果因为符合条件而没有指定辩护最后被法院定罪的，可以成为第二审或者再审程序中撤销原判决的理由。负有法定告知义务的国家机关，没有告知当事人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的，该事实也可以因违反法定程序而得到程序性制裁。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能有效促进公检法机关的合作与支持，从而实现法律援助的效果，同时也可大大改变公检法机关对律师的态度。

(七)建立质量监控机制，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标准

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保障机制。虽然《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第24条1款规定：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并分别规定了质量监督的主体、质量监督的方式，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鉴于刑事法律援助活动的特殊性，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同样也应当值得我们的关注,如果律师仅仅是在形式上提供了刑事法律援助，而未对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那么，设置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就会落空。为了解决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问题，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是确保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最有效的方式。美国各州和各地方通过一系列方式确立了贫穷被告人辩护的标准，包括法庭裁决、法规、法庭规则和贫穷被告人辩护合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未明确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所应当具备的服务质量标准，出现了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不负责任，走过场的现象。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提倡律师能够积极的参与刑事法律援助，另一方面也应当设置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制订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标准。从而使刑事法律援助能够落到实处。

法律援助论文篇11

1、保障公民获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保障公民获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是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宪法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条例立法的根本目的。公民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从而公民有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保障公民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是法律援助制度所追求的直接目标，即保障公民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去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

2、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其具体的实施工作亦需要法律、法规的规范和保障，这已是当今世界已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以及我国法律援助立法前后的法律援助工作实践所证明了的，法律援助的宗旨在于保障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并平等地实现公民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法律援助的对象和范围、法律援助的申请与审查、法律援助的实施与程序、法律援助的管理体制以及法律责任等一系列可操作性规范，都需要以制度化的形式予以规范，从而保证公民平等地获得应有的法律援助，也使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的活动按照一定的规范运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援助条例》立法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使法律援助制度的运作实施达到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以确保法律援助制度的社会功能得到真实、有效的实现。

二、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和应具备的条件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法律援助是一项政府主办的事业，立法中确定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是，既要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又要考虑我国国情；既要考虑所涉及的案件情况，又要考虑当事人经济困难的程度；既要考虑能让经济困难的公民得到必要的法律援助，又要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适用范围包括两个方面：

1、对人的适用范围，即“符合条例规定的公民”。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人员：一是有需要事项但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费用的公民；二是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告人；三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

此外，根据我国加入或者签定的有关国际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等的规定，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只要符合本条例规定的，也可以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

2、对事项的适用范围，即“咨询、、刑事辩护”的事项（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其中包括的事项有：一是需要咨询、的事项，包括：依法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发给抚恤金或者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教育费、抚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主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此外，还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上述事项之外补充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二是刑事诉讼中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或者没有委托人但需要的事项，包括：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的事项；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的事项；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的事项。三是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指定辩护的事项。

上述范围的人和事，都可以按照规定获得无偿的法律服务。

具体有那些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呢？（一）在民事、行政诉求中公民对下列需求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也就是说可以向设在县级司法局、地、市级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1、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2、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的；3、请求给付抚恤金、救济金、社会保险金、劳动报酬的；4、因公受伤请求赔偿的；5、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讨侵权赔偿的；6、无法履行劳动行为的民事权益的。（二）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1、犯罪嫌疑人在被侦察机关（公安机关）第一次询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2、诉讼案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3、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具备那些条件？（一）有我市常住户口或者暂住证的公民；（二）案件发生在本市并且依法由本市司法机关或者公证，仲裁机构受理的；（三）有事实证明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援助的；（四）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者无完全能力支持法律服务费用的；经济困难的持证参照我市最低生活保障费的规定执行。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哪些材料？（一）身份证、户籍证明、暂住证或者其它有效身份证明；（二）申请人所在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工作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经济困难状况证明；（三）与申请法律援助有关的案件证据材料；（四）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和管理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用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费用。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只要有两种渠道：一是基于政府责任财政支持，即财政拨款，这是法律援助经费来源的主渠道和基础。二是社会捐助，这是法律援助经费的补充渠道，包括以基金形式接受的捐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法律援助的或者对某些社会弱势群体的捐助，法律服务组织的捐助。其经费管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专款专用的原则。法律援助的宗旨在于保障贫困当事人能够平等地实现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援助经费的性质类似于救济款项。国家对救济款项的使用和管理都有比其他经费的使用、管理更为严格的规定。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贫困当事人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保护，无论哪种渠道来源的法律援助经费，都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改变法律援助经费的用途和性质。贪污、挪用构成犯罪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监督的原则。这种监督是对法律援助经费收支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效益性进行的检查监督，是检查监督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的社会效益的重要手段。

3、接受司法行政部门检查和经费的规划。法援经费的使用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规划、预算、结算，包括各类案件补助标准的审核。特别是市、县（区）司法局每年对法援经费的使用至少要有两次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报告上级司法行政部门。

四、法律援助的申请方式和审查受理

1、申请方式

法律援助的申请方式有两种：书面申请和口头申请。这两种申请方式中以书面申请为原则，口头申请为例外。一般来说，公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应当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在特殊情况下，有些申请人不识字或者填写申请表有困难，确实无法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时，才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书面记录。条例之所以要求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有利于公民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便于法律援助机构顺利进行审查，并及时顺利地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2、对申请的审查

法律援助论文篇12

一、法律援助的产生

据相关材料调查显示，我国最早出现的从事法律援助方面的组织是武汉大学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它是一家民间的法律援助组织。由此可见，法律援助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近几年才产生的，还是个新生儿。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9月1日颁布施行《法律援助条例》后，我国法律援助事业进入了崭新的阶段，进入了法律化的阶段。那么怎样来给法律援助定义呢？

广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为经济困难的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减收或者完全免费的法律帮助的一种制度。服务的形式可以是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和公正。狭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在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中提供代表律师（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服务，目的是确保任何具备充分理由提出诉讼或答辩的人，不会因为缺乏经济能力或出于弱势群体地为而无法打官司，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法律援助市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的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61546;由此可见，社会各界法律援助组织的成立是有法律依据的。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就是依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依靠法学专业的法律知识资源优势，经院团委同意，报校团委批准成立的。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长历程

（一）、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及内部组织结构

“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是一个以大学生为主体,面向社会,无偿为公众服务的公益性组织,它有着先天的优越性,对于培养法律后备人才和解决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61547;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正是本着“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而成立的。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前身为石河子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1月，它是一个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为主要成员，并聘请校内外教师，律师为指导老师和顾问，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

该中心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工作原则，以义务法律咨询、宣传法律法规为其基本的工作内容；以论坛、讲座等方式学习法律法规，总结实践经验；组织其成员深入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服务活动，并且积极开展同国内各法律院校同类社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成立之初，中心下设团支部，主任，秘书处，事务部一部，事务部二部，事务部三部。秘书处（下设网络组、刊物组、外联组）的主要工作是办公室日常事务，值班、负责接待来访等。事务一部的主要工作为行政复议，劳动纠纷，妇女，儿童权益来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事务二部的主要工作为一部以外的民

事类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事务三部的主要工作为刑事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有其自己完整的章程，法律援助服务范围，法律援助审核程序，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制度和值班守则，以确保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切工作能顺利开展。

事物总在不断发展中壮大，作为石河子大学学生面向社会开展的法律援助的专业性公益性社团，该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师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石河子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发展到今天的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由于工作的需要，精简了一些部门，其内部组织结构为委员会，团支部，主任，副主任，事务部，档案部，外联部和宣传部部门。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活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以接待咨询为日常工作。同时举办自成立以来的每年的重大法制宣传日活动。例如，举办每年的“3&61590;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法制宣传活动；举办每年的“五&61590;一”、“六&61590;一”、“十&61590;一”校园法制宣传活动；举办每年的“12&61590;4宪法宣传日”普法宣传活 动；并成功举办了首届“十&61590;一物权法宣传”活动，承办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大学生暑期三下乡”送法下乡活动，以及协办每年的“西域法学高峰论坛”。

在活动中，我们组织学生参加，邀请指导老师带队，接受相关的新闻媒的采访报道。我们发放各种法制宣传单，接待来访咨询，现场为他们解决疑难问答，提供解决办法，若遇有重大案件，则有专门人员负责接待，并给予满意答复。在三下乡中，我们送出了法律咨询，普法宣传，法律援助，不仅发放法律法规传单，接待咨询，还进行了问卷调查，深入群众，知群众之所难，给群众之所需，真正地做到了学以致用，服务群众，并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共接待来访咨询上万次，接待案例上千个，并案件近十余起，真正地帮助了经济困难的公民，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9月2日，我校成功举办了“第三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我国著名法学家，刑法学泰斗，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资深法学教授马克昌来我校作专题讲座，并高兴地给法律援助中心题词：“维护弱者权利，保护公平正义”。马克昌教授治学严谨，学贯中西，享誉学界，与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合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北高南马”。马老对法律援助中心给予厚望，他希望我们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为弱势群体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加大普法宣传工作，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真正做到保护弱者权益，维护公平正义，我们将继续努力，不辜负马老厚望。

10月13日，我校再次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室主任姜明安，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室副主任兼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院长王磊，刑法学研究室主任陈兴良一行四人来到我校，分别作了专题讲座，并分别高兴地给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题词，对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予了厚望。

三、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重要意义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存在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下面笔者结合以上论述来具体分析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义。

（一）、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存在对学生的重要意义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是一个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为主要成员，并聘请校内外教师，律师为指导老师和顾问，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该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根据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的宗旨，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日常事务及开展的活动，（这些已在上文中论述过了，这里不在赘述）组织学生开展案例分析讨论，论坛及模拟法庭等内部活动，提高了学生的基础理论水平，使学生的专业技能更加坚实，还为对外援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首先为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实践平台，有利于自身理论的提高，真正体现了“法律援助可以全面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61548;

其次，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学生提供了解社会法律需求的窗口，促进学生良好法律职业道德素质的形成。法援通过对外开展普法宣传，法律咨询与援助活动，帮助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法律咨询，案件等，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我们自己的专业技能，真正地做到了边学习边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效果。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能够为贫困者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创造一种很好的法律援助模式。“法援所承办的每一件案件都是贫困者的案件,这有助于学生了解社会最普通民众的法律需求，使学生在承办具体的案件中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在这样的案件中进行律师职业道德教育所达到的效果是学生在课堂上不可能达到的。这有利于培养承办案件的学生对于全社会特别是当事人的责任心,培养学生对于实现司法公正目标的奋斗、献身精神。学生在办案中能够培养社会正义感和职业道德,从而使法律援助案件有质量上的保证。”&61549;

总之，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存在不仅可以使法援的成员学到法律方面的知识，更能学到社会实践的本领。我们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不仅把我们所学的理论得到了应用，还锻炼的我们的沟通交际等综合能力。

（二）、大学法律援助对社会的重要意义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是一个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学生法律援助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从该中心的性质就能看出它的成立对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利用节假日和法制宣传日开展的法律宣传活动，大力宣传法律法规，一方面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法律知识，增强了他们的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使广大群众受益。另一放方面也为国家普法，进行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