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一体化论文篇1

一、引言

区域货币一体化是一定地区的国家为建立相对稳定的货币区域而进行的货币协调与合作，其最终目标是组建一个由统一的货币管理机构发行单一货币、执行单一货币政策的紧密的区域性货币联盟。

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就是欧洲货币联盟。因而，借鉴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促进西非货币联盟的发展，探索非洲区域货币协调与合作前景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这将对西非区域政治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西非共同体正在研究起草一个关于统一流通货币区域的草案。基于对货币一体化基本理论及西非货币一体化研究的综述，本文介绍了西非货币一体化历程及其架构，接着对货币一体化进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对西非货币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1.货币一体化基础理论综述

最优货币区理论。RobertMundell最早明确提出最佳货币区理论，主张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佳货币的标准。按照他的提法，所谓“货币区”是指由不同国家或区域组成，实行单一货币或虽有几种货币但相互之间汇率永久固定、对外统一浮动的货币联盟区。

最佳货币标准理论。1963年，RonaldMeKinnon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佳货币的标准。麦金农将社会总产品区分为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经济开放性与可贸易商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成正相关关系，该比重越高，经济越开放。PeterKenen于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的产品多样性作为形成一个最佳货币的标准。与蒙代尔一样，凯南的建议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是宏观经济需求波动的主因这一假设之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是多样化的。因此，高程度产品多样化性的国家可以承受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低程度产品多样性的国家则不能，它们适宜采用汇率灵活安排的独立(最佳)货币区。针对以上实物标准分析无法圆满解说最佳货币区理论的情况，JamesIngram于1969年指出，在决定货币区的最优规模时，有必要考察一国的金融特点(而不是真实的特征)。伊格拉姆的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只强调了资本要素的流动，但资本要素的流动不一定能成为国际收支的一种有效调节机制，而且，他还忽视了对经常账户考虑。

2.西非货币一体化研究综述

从一定程度上说，货币区的概念建立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之上。Devarajan和Demello(1957，1990)以及Guillaumont(et.al.1985)是众多对发展中国家研究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典型代表，这些有关于法郎区的西非法郎的研究，如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其的在于比较法郎区国家与一组非法郎区国家在GDP增长比率上的区别。结果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强有力的货币联盟，法郎区国家的GNP增长明显比非法郎国家快得多。但是，研究结果同时表明CFA货币联盟的职能并不是尽善尽美。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认为法郎区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汇率贬值引发的。另外一个与之相关的调查来自Guillaumont，他运用了比较分析和动向分析方法，评价了现存的货币联盟。然而Jenkins和Thomas将注意力放在南非国家对货币联盟的准备工作上，他们测出由于该地区国家集中，宏观经济易变，所以推断该地区尚未为货币联盟做好准备。西非国家有许多对建立货币联盟潜在影响的测试，其中大部分是以欧盟的经验为基础。

三、西非货币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各国经济结构普遍单一，国民经济有增长无发展

尽管法郎区与非法郎区经济近几年来持续增长并且中长期前景被看好，但是并不能以此断定西非经济己处在不再下滑的拐点，其基础依然非常脆弱。克服和摆脱不发达、消除贫困，仍是非洲各国面临的长期任务。影响非洲经济发展的几大不利因素仍将长期存在。劳动力素质低，基础设施滞后，从而严重抑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另外，巨额外债、艾滋病蔓延、内战等隐患也严重抑制了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最为重要的是，尽管西非经济从1996年开始持续了9年的增长势头，但是这种低速增长的态势仍不足以提供西非人民摆脱极度贫困所需要的动力，严峻的贫困现象成为中西部非洲经济的持续增长的障碍。

2.次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发展缓慢，统一要素市场有待完善

西非地区与欧洲地区在国家间组织模式、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方面有所不同。西非地区成员国经济落后，结构相对单一，工业化程度低，国内和地区内部各生产部门之间缺乏相互依赖关系，各国经济互补性差，制约着地区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非洲内部贸易的不算太大的规模及其固有的内部支持的缺乏，就显出对外贸易对联盟的重要性。非洲的贸易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外部依赖性。尽管在非洲签署了许多地区性贸易协议，在次区域范围内可能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但还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在全洲范围内建成一个统一的商品与要素大市场，这使得西非货币联盟汇率制度的基础还不够完善。

3.金融市场不发达，银行体系不完善

由于西非金融系统仅包括个别的金融中介及那些缺乏资本、急需银行监管的金融机构，这使得银行很难达到规模经济所要求的规模。这些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不仅造成金融部门效率低下，并且使政府消除金融波动的能力非常有限。西非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这不仅与非洲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有关也与西非国家独立30多年来所实行的金融政策有关。

4.国家间缺乏一个超国家机构进行政策协调

西非法郎区和非法郎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若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货币机构，使成员国商讨得出的共同货币政策满足所有成员国的利益，那么这个货币政策就必须向基础设施最差的成员国倾斜。至今西非还没有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所以西非至今仍缺少强劲的动力去促使各国形成政策协调、融合。

5.财政纪律的严格执行存在困难

在西非的法郎区与非法郎区国家，其财政政策协调的模式基本上与欧盟相似，均规定一定的经济指标或是设立合作基金。但是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以及成员国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其真正意义上的政策合作也没有正式展开。总的来说，西非的财政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税收大权依然主要掌握在各国政府手中，各国财政与联盟共同财政同时存在。

四、政策建议

西非货币金融合作目前处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过渡一汇率合作阶段，属于较高形态的货币合作。鉴于西非经济发展程度和经历的货币危机，西非货币金融合作只能走循序渐进的道路，具体应该把握以下几点：

1.促进两个次区域的密切关系

进一步密切两大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并以此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展，在适当的时候将东南非经济共同体和北非一些国家包括进来。非洲法郎能否取代南非兰特作为非洲货币联盟中的单一货币，这是和西部非洲贸易和投资一体化密切相关的，通常货币区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则加入货币区的收益越大，损失越小。从收益来讲，西非经济两个区域间的贸易交往和投资联系进一步深化，法郎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为各自经济体带来较大收益。从成本来讲，两大区域内的国家经济状况越为相近，所受冲击的相似程度越高。这样，两大区域各自的货币政策同样有助于缓解对方国家受到的冲击，各国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有所下降。转2.积极推进财政体制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

要实现两大区域的进一步融合，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进一步削弱，财政政策将担负起调节国家经济的重任。因此，政府需要积极推行财政体系改革，严格财政纪律，完善财政体系。首先，为了弥补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的损失，政府必须进一步健全税收机制，合理利用税收收入；其次，为了有效的防范债务危机。政府应当严格控制外债规模，同时健全国内债券市场，弱化债务风险。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政府必须努力消除国家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障碍，提高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和弹性。

3.发展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金融业，支持区内贸易的发展

货币一体化论文篇2

【关键词】

货币替代；人民币与港元；货币一体化

1 关于货币一体化

货币一体化理论是国际政策协调理论之一，主要内容是最优货币区理论。它是由麦金农和蒙代尔20世纪60年代提出。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蒙代尔的“最优通货区”理论作为研究货币一体化的先例，并成为欧元的制度设计的基础；90年代初，爱默生等人为了扫清货币一体化障碍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想；90年代中期，保罗·克鲁格曼利用模型、加入国与固定汇率区的经济一体化成本收益分析最优货币区。

2 关于货币一体化的收益

汇率稳定是货币一体化带来的首要首要。汇率的经常性波动会阻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而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港元与人民币的一体化使得两地间货币保持相对稳定，减少汇率经常性波动带来的风险，从而促进两地贸易的发展，在可遇见的未来这部分收益也相当可观。随着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深入，两地货币交易总成本不断上升。以2010年为例，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总额为27432亿人民币，如果按照外汇的兑换成本占贸易总额的6.5%为计算标准的话，内地与香港实现货币一体化所节省的成本大约为1783亿人民币，这部分节约的成本占香港GDP的11.7%，两地GDP总和的0.43%。

3 人民币与港元一体化的现实基础

3.1 内地与香港的贸易联系

一直以来，两地之间的经贸联系就十分紧密，尤其是自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实施后，两地贸易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都处速发展之中，从贸易总量来看，内地一直是香港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内地发展为香港最大的货物供应商。2010年，香港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中国，为147亿美元。从两地贸易的结构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贸易的比重下降，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上升趋势。

3.2 内地与香港的资本联系

随着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内地与香港的资本市场联系日益紧密，香港成为内地的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内地对香港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投资规模趋于扩大，投资结构趋于深化。截止到2010年底，有103只红筹股和163只H股在香港创业板及主板上市。根据香港交易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香港主板上市的内地集资总额为34629千万港元。在外商直接投资上，两地直接投资的联系也十分紧密，香港拥有较宽松的政策，内地拥有广阔的市场与大量廉价劳动力，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使内地一直是香港厂商的直接投资的首选，近几年香港对内地的直接投资几乎一直大于内地对香港的直接投资。

4 对于未来货币的选择

本文试图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讨论对于未来货币的选择。

假定有两组人，其中一组人的人数为N1，另一组人人数为N2，起初他们各自使用自己的货币，他们分属于货币区1，货币区2。

第i个货币区的行为人得到的效用为：

Ui（T）=（ai+bini）=（ai+bini）/r，其中i=1，2该公式中a，b为固定系数，r为贴现因子，实际运用中以实际利率来考虑。n=㏑Ni，a可以理解为独立于网络外的使用货币的收益，bn为与网络有关的收益。其中a，b>0，现在分析的是如果以一种货币代替另一种货币所能带来的福利及其变化，由于有N1人数的人持有货币1，N2人数的人持有货币2，则在不考虑货币转换的情况下，社会总福利为：N1（a1+b1n1）/r+ N2（a2+b2n2）/r。

如果现在考虑以一种货币代替另一种货币，亦即N1或者 N2变为0，同时假定a1=a2， b1= b2，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总福利能达到最大。对于该问题的理论解释如下：

考虑货币2被货币1所替代，并假定存在一种货币的转换成本为每人s，a=a1 =a2，b= b1= b2，这样，总福利将变为：

（N1 +N2）[a+b㏑（N1+N2）]/r- N2s，这样总福利与上式相比提高为：

（N1 +N2）[a+b㏑（N1 +N2）]/r- N2s-N1（a1+b1n1）/r+ N2（a2+b2n2）/r=

[（N1 +N2）㏑（N1 +N2）- N1n1- N2n2]b/r- N2s

上式的结果可能为正值，0值，也可能为负值。转换收益大于成本时结果为正。但是很明显，在N1 >N2时，这种转换收益达到最大，因此通过实现使使用较多货币的人的货币替代使用较少的货币的人的货币，这样的收益是最大的。

现在考虑另一个过程，即引入一种新货币，则总福利为（N1+N2）[a+b㏑（N1 +N2）]/r- （N1+N2）s显然其收益要小于运用现存货币的收益。

综上，在对于未来港元与人民币一体化的远期货币选择中，本文倾向于使用现存货币-人民币。

5 对未来港元与人民币一体化的简要分析

由于存在现实的障碍两地的货币一体化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可做如下安排：1，在较短的时期内，打造一个适宜港元与人民币一体化运行的宏观环境，具体可采取一下措施：首先，保持香港与内地经济稳健增长，经济实力与持币信心是正相关的。其次，进一步完善内地金融市场，促进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深化融合。最后，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将内地与香港共同纳入汇率决定机制的范围之内，为港元与人民币一体化创造条件。2，中期安排，在短期内实现了上述条件后，在汇率制度的整体安排上采取浮动汇率制，但是内地与香港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浮动区汇率对内固定，对外联合浮动。而一旦该汇率区成立之后，该汇率区应该以坚定的步伐稳定该汇率制，双方协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3，远期安排，本文认为，远期方式双方应统一货币单位，建立可协调的、统一的中央银行（货币局），在协调一致的基础上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总之，在金融系统管理上采取协调、联合、统一、完全一体化的方式。

【参考文献】

[1]范晓云，邵新建.港元、人民币一体化研究.世界经济，2009（3）.

[2]张鼎源.港元挂钩人民币，值得商榷.沪港经济，2009（6）.

[3]陈丹.港元人民币化的收益和成本分析.商业文化，2007（6）.

[4]姜波克，罗得志.最优货币区理论综述兼论欧元、亚元的问题，世界经济文汇，2001（1）.

[5]陈岩岩，唐爱朋，孙健.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货币整合的可行性分析.西南金融，2005（7）.

货币一体化论文篇3

一、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

当前关于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仍为最优货币区理论,该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兴起,并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1961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最优货币区理论》(“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一文为标志,奠定了该理论体系的基础。最优货币区的基本定义为:在一定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汇率在进行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在区域内国家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一)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围绕着对能否形成最优货币区的不同标准展开讨论的,多位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关于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前提条件。主要有要素流动性标准、经济的开放程度标准、产品多样化程度标准、国际金融体系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指标的相似性标准、政策一体化标准等。

上述标准的给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事实上,严格符合这些标准的最优货币区几乎不存在。因而传统的短期静态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无法对区域货币合作作出较为完善和客观的解释。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最新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最优货币区的付诸实践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区域货币合作的尝试和进展,最优货币区理论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最新的研究一方面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的假设,将早期的各种标准进行合并,另一方面也侧重从动态的视角来解释“最优货币区”,拓宽了该理论的研究路径。

第一,最优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克鲁格曼,1990)。该理论指出,一国加入固定汇率的货币合作区所带来的货币效率收益等于其所规避的浮动汇率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结算与贸易成本等等的损失。当一国与货币区内其他国家的贸易非常广泛并且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时,形成货币合作的收益将是非常大的。

第二,溢出效应与政策协调(滨田宏一,1985),此观点是从当下比较流行的博弈论和福利角度来分析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收益的。在最优货币区安排中,各参与国明显的政策溢出效应是政策协调的前提;并且政策协调需选择各参与国都能够接受的目标组合;同时还需要处理违约机制。那么在一个有效的监督体制下,经过重复博弈,参与各国会达成一个长期的动态平衡。

第三,最优货币区(OCA)指数法(Bayoumi,Eichengreen,1996),即在一般均衡的模型下,运用OCA指数来评估特定地区的综合情况。其运用计量方法,将影响汇率变动的有关变量,作为解释汇率波动的因素。

第四,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Frankel,1996,Rose,1997),此观点认为贸易开放程度和经济的对称性等标准是内生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那么判断最优货币区需要根据区域内这些内生变量(汇率、贸易联系和对称性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五,其他一些最新观点还包括俱乐部理论(Klimenko,1998)和跨界货币使用(J.Masson,P.Mauro,1990)等。俱乐部理论探讨了对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的不可测性问题;而跨界货币使用则提出在最优货币区中应关注货币在外国与外国之间以及在外国国内的使用问题。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分析

在梳理了货币合作以及最优货币区的相关理论之后,我们将目光转向东亚地区。经济意义上的东亚地区应该界定为地理上的东亚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总和,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十国等国家和地区。

自1966年亚洲开发银行成立以来,亚洲各国便开始了寻求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货币合作之路。1989年APEC成立之初以及1991年EMEAP都对地区金融稳定和货币合作进行了关注。直到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货币合作进程才开始加快。但在货币合作领域的探索和尝试还处在初级阶段,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货币合作机制。各种最优货币区方案(如“亚洲货币单位”、“亚元”等)仍停留在学术概念阶段,目前并无现实可行性。

以最基本的最优货币区静态标准来看,东亚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和对外贸易依存度正呈不断升高的趋势,且各国经济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本文对这种互补性的经济状态的可持性和稳定性度表示怀疑,因为此种区内分工是建立在一种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基础之上的,处于产业链中游和下游的国家始终希望能够改变此种经济发展模式,尽快步入上游国家行列,因而此种产业链形式的贸易互补关系是否能够成为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推动力量,还有待考量。而其他标准,如要素的流动性、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等标准从现阶段来看,东亚各国还存在很大差距。

随着东亚各国区域内贸易的深化和整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从长期来看的确存在着形成最优货币区的可能性。东亚国家和地区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货币合作还需要克服的巨大障碍是文化和政治的因素。东亚各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人口、、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一些小国的政局也并不稳定,自身发展存在很大困境,且几个大国之间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互信关系,这样便不可能完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区域货币合作进行客观的成本-收益分析。缺乏互信基础的区域货币合作也使得谈判成本和维护成本被无限放大。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也需要拭目以待。

三、东亚货币合作实现路径选择及进程对我国的启示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实现路径

亚洲开发银行将整个亚洲分为五个区域:东亚、东南亚、中亚、南亚以及太平洋国家。这5个区域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巨大,基本不存在进行货币合作的基础条件。因而所谓亚洲的货币合作问题,一般是探讨这5个次区域内部的货币合作问题。其中以东亚和东南亚的货币合作前景最被看好,发展也最为迅速。但从前述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是东亚的货币合作,也仍然是困难重重,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整体规划,做好“持续作战”的准备。

对于东亚的具体情况,需要以多重货币合作作为起点,循序渐进。即在区域内,形成几个次区域,在次区域中形成平行的主导货币区域化,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再创立区域内统一的货币逐渐替代本国货币,然后在各次区域之间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在整个东亚地区形成统一货币(见表1)。

(二)东亚货币合作进程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政治经济大国,与东亚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也在不断加深。作为东亚地区重要经济体的中国,一方面需要积极参与和推进东亚货币合作建设,承担起大国责任;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加快自身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完善,在中国货币区的货币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1、完善自身经济、金融体系建设,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发展。中国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与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提是自身经济的发展。因而我国需要以国内经济发展为根基,再进一步参与到东亚货币合作的建设当中。在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我国还需要加快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目前我国的整体金融体系建设还很不完善,金融中介机构市场化运作能力不足,资本市场深度还远远不足,需要不断努力稳定国内金融秩序,加快金融创新。我国在进行利率、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进程的同时,还要适时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资本的完全流动也是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的一个基本前提。

2、加快中国货币区建设、有步骤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国情,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的第一步应是采取措施完成中国货币区的货币统一。目前我国共存的4种货币为:人民币、港元、澳元和新台币。加快两岸四地的市场整合与货币统一,将使经济效率得到显著提高,形成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可以从启动两岸四地的共同自由贸易区开始,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和政策协调,对外保留独立的经贸机制,以实现中国货币区域内的资源最优配置。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有赖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则有赖于金融体系的对外影响力的加强。这就需要我国政府在制度安排上积极推进金融体系建设;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大海外业务规模,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储备支持;同时积极建立国际化的金融市场,打造以上海为主体的新兴国际金融中心、以香港为主体的人民币离岸中心。

3、加强同东亚区域内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和货币合作的开展。首先需要加强各国之间政府的互信,建立政府间的对话机制,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之上寻求深层次的合作,降低信息透明度不高与政策协调不利带来的沟通成本和货币合作的维护成本;其次需加强东亚各国的汇率协调机制和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和货币合作的进程中需要发挥大国优势,积极推进双边或多边汇率协调协议的签订,同时将国内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放在整个东亚货币区的环境中加以考量,最终达到“在稳定的货币区域内实现稳定汇率,并保持对区域外汇率调节的灵活性”的目标,享受区域货币合作带来的种种成本节约与经济收益。

综上所述,东亚货币合作与最优货币区的形成仍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在此进程中我国需要“两手抓”:一方面需要对内使得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可持续的上行轨道,另一方面还应在地区间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主动地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何慧刚.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模式和路径选择[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7).

2、洪林.东亚货币合作――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7(4).

3、吴品懿.从最优货币区理论看东亚货币一体化[D].厦门大学,2006.

货币一体化论文篇4

【关 键 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 history/ tong bao currency system/ monetary culture

【 正 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风骚。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 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 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 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 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政变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二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

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货币一体化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8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3－054－05

一、引言

从国家领土的统一到民族、社会和文化的不断融合；从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到货币金融一体化，人类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沿着货币一体化这条主线发展的。从货币统一的历史来看，许多学者都在探索货币一体化问题。货币统一实质上是价格单一化问题。价格单一化是人类经济交往活动中追求的理想目标，从物物交换到一般等价物，从一般等价物到金银价值标准，从商品货币一金银到信用纸币一英镑和美元等国际货币，以及从信用纸币到电子货币的不断演变发展。在经济交往中，人类不断地筛选出最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货币，价格单一化的趋势从来没有停止过。

自从国际金本位制度建立以来，人类对价格单一化的探索实践从未停止。从金本位制度到布雷顿森林制度，再到牙买加体系，在国际货币制度不断向前演变发展的过程中，价格单一化经历了由静态向动态，再由动态向静态的演变。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经济的交往，世界贸易与金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黄金不再充当世界价值标准，美元成为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元本位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是汇率波动幅度越来越大、贸易失衡加剧。2008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风暴，殃及世界经济。在金融风暴冲击下，国际社会要求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改变美元一枝独大的现象，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金融话语权，已成为一股新潮流。这是因为，美元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碍于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公平竞争，并经常受到美元汇率波动的冲击。

本文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视角，探索人类选择汇率制度、统一货币的终极目的，即实现商品和劳务价格单一化的理论渊源及其趋势。

二、价格单一化理论综述

中世纪以来，学者对汇率问题已有了大量研究，汇率决定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汇率决定于铸币平价；二是汇率变动决定于货币供求。马林斯(1620)提出了汇率的“货币供应论”，指出汇率是用一国货币表示另一国货币的价格。他主张实行外汇管制，以实现汇率的稳定。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提出了货币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认为汇兑平价是两国含金量之比，如法国的同成色、同分量的银币能够在荷兰换到同数量的银币，即汇兑平价。

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都主张用黄金充当世界货币，通过黄金天然属性实现价格单一化。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在《休谟经济论文选》一书中，阐述了著名的“硬币――物价流动机制”，即黄金输出输入决定物价水平，从而决定“平价”。他认为商品的价格随货币数量的变化而发生严格的正比例变动，所以汇率决定于国际收支，国际收支逆差(顺差)会使一国货币汇率下跌(上升)，超过一定的限度(黄金输送点)时则会引起黄金输出(输入)。亚当・斯密主张国际收支调节与否无所谓，主张贸易自由，黄金输出输入自由，世界价格单一化自发实现。大卫・李嘉图赞成金本位制，认为它是最完美的货币制度，主张黄金自发输出输入，世界价格水平自发地达到一致。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在其论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阐述了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共同标准的重要观点，为价格单一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阿弗里德・马歇尔在《货币、信用与商业》(1929年)一书中提出了货币充当价值标准的理论，他认为黄金是世界货币，充当世界价值标准，以黄金为通货基础的国家之间，汇率的变动是有限度的。可见，马歇尔也认为黄金作为世界价值标准有利于实现价格单一化。

西美尔认为，在经济交换中，货币把各种性质不同、形态迥异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货币成了各种相互对立、距离遥远的社会分子的粘合剂；货币又像中央车站，所有事物都流经货币而互相关联，比重相等的万事万物都在滚滚流动的金钱浪潮中漂浮，由于漂浮在同一水平面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只有覆盖的尺寸大小的不同而已；货币使一切形形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区别。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严厉的调解者，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西美尔关于货币的论述具有极其深刻的含义，货币使一切不能够度量的物统一了，标准化了。这是价格单一化最重要的实质性问题。货币的强大功能不仅在于它能消除千差万别的商品的特性，而且还要消除民族、国家、文化以及地缘界限等。唯有如此，货币价格单一化的功能才能彻底发挥出来。

马克思有关货币信用和汇率的理论散见于《资本论》等书中。马克思认为信用是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货币是一种信用符号，强调货币的职能存在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首先，马克思认为铸币在使用过程中被观念化了。他指出：“其他物因为同外界接触而失掉了自己的观念性，而铸币却因实践反而观念化，变成了它的金体或银体的虚幻的存在。”其次，马克思还指出：“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这些话表明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过程中，只要被人们普遍接受，货币本身是什么根本不重要。马克思还指出：“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可见，马克思上述关于货币的本质的论断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前瞻性，正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今天的货币越来越趋向于数字化、符号化。

罗纳德・麦金农和罗伯特・蒙代尔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货币一体化理论”，推动了价格单一化趋势的发展。该理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蒙代尔的“最佳通货区”理论开创了区域货币一体化研究之先河；20世纪90年代初，爱默生等人的“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想，打破了“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传统观，为不同国家间的货币融合扫清了思想障碍；20世纪90年代中期，保罗・克鲁格曼等人的“GG－LL模型”为单个国家选择是否加入共同货币区提供了分析方法与工具。

三、价格单一化的否定之否定

纵观历史文献和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实践，价格单一化有其内在的理论内涵。价格单一化的实质是理想价值标准的实现过程，并且经历了由静态到动态，再由动态向静态的变化过程。因此，价格单一化是在不断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自我完善的。

1　价格单一化的理论界定

价格单一化源自于古希腊的Stater(斯达特)，所谓价格单一化(Price Singularization)是指在全球范围内或者区域内通过汇率制度安排或者货币一体化，实现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商品、劳务价格趋于一致的过程。当然，价格单一化有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即一系列制度安排，主要是指货币制度安排，包括价值标准的确定、货币兑换关系及其规则。价格单一化的运行机制主要体现为“平价”的维护，其标志是始终以“平价”为目标，如金本位制度的“铸币平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汇率平价体系。要实现不同历史时期货币平价体系，需要约定俗成的或者是人为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来保障，从而形成价格单一化的运行机制。

2　价格单一化演变过程中的第一次否定

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历史规律表明，价格单一化经历了静态价格单一化和动态价格单一化。所谓静态价格单一化(Static Price Singularization)是指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或者是通过单一货币的建立，确定平价机制或者消除汇率风险来实现价格单一化。例如，国际金本位制度，布雷顿森林制度以及欧元的诞生，就是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平价机制，或者货币一体化来实现价格单一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协议方式”建立起全球性价格单一化协调机制。所谓协议方式，即通过国际间合作，以国际协议为约束建立起来的共同遵守的国际货币制度，以确保国际间的货币兑换关系稳定可持续，避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波动。

伴随着主要发达国家放弃了承担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义务，抛弃了好货币合作盟友，静态价格单一化转向动态价格单一化。所谓动态价格单一化(Dynamic Price Singularization)是指通过建立动态汇率制度，即关键货币单独浮动，其他货币采取管理浮动或钉住汇率，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消除汇率风险，实现价格单一化。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体制演变到了浮动汇率，由于汇率波动，平价很难维护。对此，为了消除汇率风险，人们创造了衍生金融工具，如货币期货和期权，以迂回方式确保价格单一化的实现。

3　价格单一化演变过程中的第二次否定

虽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以美元作为关键货币，是国际贸易、投资以及国际储备中的主要计价货币。但是这种单边的货币主义将逐渐被货币合作趋势所取代。随着欧元的诞生，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价格单一化趋势在货币一体化的潮流中，将逐步由动态复归到静态。由于受欧元的鼓舞，20世纪末，全球掀起了货币一体化新高潮，继欧元之后，人们提出了“亚元”，即实现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构想等。虽然，受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静态价格单一化趋势暂时受到冲击，但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这是由国际经济交往和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规律所决定的。

总之，价格单一化的否定之否定的自我完善需要漫长的过程。因为实现价格单一化需要一系列国际协调，包括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不仅如此，价格单一化过程还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自从实施浮动汇率制度以来，金融危机频繁发生，每次金融危机前后的表现都是汇率的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市场价格急剧变动，对价格单一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因此，要想实现价格单一化还必须进行国际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

四、价格单一化面临的新挑战及趋势

实现价格单一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理想价值标准。人们总是把这一理想寄托在强势货币上。根据霸权稳定理论，强大的国家才能创造强势货币，它的货币就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中心作用。纵观历史，巴比伦的沙克尔、波斯的德里克、希腊的四德拉克马，以及19世纪的英镑和20世纪的美元，都是各个时代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而正是由于超级大国对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否决权，决定了价格单一化道路上布满了荆棘。19世纪70年代，美国和法国强烈要求实施国际货币改革，主张用任何别的记账单位和货币代替英镑，取代英镑作为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英国总是对此说不。当英帝国衰弱，美国崛起之后，欧盟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而美国也总是说不。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霸权稳定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尤其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使美国再一次遭受重创，美元的国际地位正在逐步地走向衰退。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这一超级大国也不得不低下头来与世界其他国家展开合作，共同应对危机。这说明，美国仰仗美元霸权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时代将发生改变。价格单一化面临新挑战的同时，也将展现出新的演变趋势。

1　价格单一化面临的新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相互合作的游戏。历史上国际货币合作可以追溯到拉丁货币同盟(1865)和斯堪第那维亚货币同盟(1875)。国际货币合作鼎盛时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早在1936年，美国、英国和法国就签署了《三国协议》(Tripartite Monetary Agreement)，确立了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美元本位制，美元是惟一继续钉住黄金的货币，所有其他国家将货币与美元挂钩。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州达成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将国际货币合作推向了历史的高潮。直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合作陷入了困境。美国率先实行单独浮动，抛弃了其他货币盟友，采取了单边主义政策。从此，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动荡不定的浮动汇率制度时代。美国依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美元的地位。所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须有美国参与，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实现改革。然而美国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既定货币地位，反而会对挑战其美元霸权的行为予以反击。可见，当前在世界经济格局仍然以美国为中心的条件下，与美国的合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超储备货币的创立亦非常困难。

2　价格单一化演变趋势

根据理想价值标准理论和超国家货币创造的历史经验，在21世纪初或者更远的将来，国际金融市场价格单一化演变的路径要么沿着超国家混合货币展开；要么沿着超国家单一货币展开。首先，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的特别提款权(SDR)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改造成为世界货币，增加货币定值的国家数量，重新确定权重，直接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为世界中央银行。其次，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印度、巴西等)通过货币合作，签署国际货币协议，创立世界货币单位(World Currency Unit，简称WCU)。

上述通过创造单一货币或者混合货币实现价格单一化的整合成本十分高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空间等多重整合，几乎是难以实现的，但并非没有可能。那就是通过两个方面：一是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从目前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定值货币至少扩展到“金砖五国”的货币共同加权定值，并且在决策方面进行调整，增加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言权；二是通过扩大区域货币合作，创立区域货币区，例如在欧元货币区的基础上，创建亚洲货币区、拉美货币区等等。将价格单一化的范围缩小至区域

范围内，待区域货币合作成熟以后再向更大范围扩展，直至实现全球货币一体化。

3　区域货币整合是最现实的选择

欧元诞生为人类区域货币整合提供了典范。1999年欧元的问世成为国际货币一体化的里程碑事件。欧元是一种超单一货币，其发展方向既不依赖于黄金，又不依赖于单一国家，成为世界货币发展的典范。尽管欧元从酝酿到诞生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并且现在已经运行了12年，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新生儿，存在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2008年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一些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如冰岛，深感到了货币大家庭的温暖与安全。这也彰显出欧元的强大生命力，欧元区正在不断地扩大。

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造成多次全球范围内的或区域性的金融危机。这就使得旨在提升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稳定性的对策研究逐步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焦点。创建独立于一国的世界性信用货币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的理想，从凯恩斯到蒙代尔等西方学者都提出了世界货币的设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创立了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尝试性载体。但包括特别提款权在内的所有世界货币计划都失败了，蒙代尔将原因归于人们无法对没有信用保障和黄金支持的货币赋予足够的信心。

因此，目前较为可行的改革路径应是区域性货币安排，即逐步从目前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过渡到多个货币共同竞争的货币体系，最终建立一个非国家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区域性货币安排的目的就是增强对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的约束，减弱世界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发展目标对世界货币发行目标的干扰。

展望21世纪初，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将会动摇美元的根基，美元的地位何去何从有待于观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美元一枝独大的国际货币地位可能将极大地改变。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金砖五国”的崛起，将对世界货币格局的演变发挥重要作用。未来世界货币格局演变将会由现在的三角格局到四角格局变化，甚至出现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新景象。中国的人民币也可能成为重要货币，毕竟中国的经济总量、进出口贸易额和近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都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大中华区域货币一体化已成为不可小视的力量。如果“金砖五国”联合起来，将对世界货币格局的变化产生极其重要的历史性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对于这一时代来说，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可见，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牢牢掌握货币与汇率，选择适合于自己国情的价值标准才是理想的。所以，从一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选择理想价值标准，既有利于抵御和缓冲外部冲击干扰，又有利于促进内外均衡；既能实现经济独立自主，又能有利于充分就业、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西关尔，货币哲学[M]，华夏出版社,200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人民出版社，1962：99

货币一体化论文篇6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non)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P.B.Kenen)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

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这一传统的国家要素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货币一体化论文篇7

货币一体化是指若干国家货币当局通过政策协调，建立国际金融机构和签订国际协议等方式，在国际货币领域加强合作的过程。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推进，区域货币一体化越来越成为区域性经济组织开展地区间经济金融合作与协调，促进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一种选择，而东亚的经济政治形势是否具备实行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基本条件，这一直视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目前关于东亚货币一体化可行性与否的论证方法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分析

“欧元之父”蒙代尔在其于1961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中，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该理论说明了货币区并不都满足最优货币区理论，并把生产要素流动性最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复旦学者刘红忠指出，亚洲各国的生产要素流动性较差，要素流较多，而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就更加严格。

麦金农认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应该是经济开放度，即一国生产和消费的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比率，以及经济的规模。根据统计年鉴的数据，东亚各国中中国大陆和日本的经济开放度最低，而新加坡，中国香港的经济开放度最高。由于开放度的程度不同，使得东亚货币一体化受到阻碍(刁慕容，程永锋)。

凯南认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高程度的产品多样化。那些多样化程度低的国家应该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减少外部需求骤减给固定汇率制带来的冲击。在东亚的各国中除中国和日本有较健全的产业体系外，其他各国都不具备健全的产业体系，比如马来西亚主要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以出口电器，石油为主(王立军，陈增灵)。

伊格拉姆认为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是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如果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货币区就容易维持。自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后，东南亚各国加强了对资本账户和外资，外债方面的监控(蒋天虹)。而且东亚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够完善，长期债券的发展滞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除香港较高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般都局限在本国范围内，金融市场规模较小，监管不规范，许多国家存在很多的呆账坏账，给了投机者可乘之机(何慧刚)。

二、政治因素分析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实行像欧洲一样的经济货币一体化必须要具有像马克一样的强势货币作为支持。而且近年来日本的经济已经连续衰落，日元的汇率的不稳定也会给东亚货币一体化造成不利的影响(何慧刚，黄梅波)。

三、最优货币区指标与指数方法分析

戴金平在文章中选取了九个最优货币区的指标，进行东亚指标与欧洲共同体1979年建立欧洲货币体系时的指标比较，只有两项指标东亚超过欧洲共同体，其余7项指标，东亚低于欧洲共同体。如果将1979年欧洲共同体的指标水平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水平，则可以说东亚还不具备最优货币区的条件。

从数据看出东亚的最优货币区指数远远大于欧共体，也就是说无论以中国，韩国还是日本为中心建立区域货币一体化，其成本都将远远超出欧共体，东亚还不具备货币一体化的基本条件(戴金平)。

四、成本收益分析

很多学者运用成本和收益分析的方法来衡量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由于各国的成本和收益都是复杂的，并且无法加以数量化来进行比较，便无法计算出净收益。但是从长远来看，收益应该是大于成本的(杜秋莹，李国平，顾建国，毛凤梅)。这些学者对于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分析使用的国别分析法，虽然没有错误，但由于东亚国家和地区众多，给人以不够清晰明朗的感觉。

我国复旦学者白当伟采用组别分析的方法对于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他从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大小等方面将东亚的国家与地区进行了分组分析：开放度高的国家和地区与开放度低的国家和地区的分析；大国与小国的分析；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分析。并得出结论：由于东亚各国的情况差异比较大，如果东亚地区所有经济体进行单一货币尝试，恐怕不太现实。但是在几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货币联盟却是可行的。

五、实际产出波动的冲击方法分析

学者李晓洁运用实际产出波动的冲击的方法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他主要借助VAR模型分析东亚的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是否对称，并与欧洲的经验数据进行比较，以判断东亚实行区域货币联盟的可行性。从而得出结论：东亚各国的整体看，外部冲击并不对称，特别是中国大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呈不相关或者负相关。东亚虽然存在一个冲击高度相关的东盟，但是他们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构成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力量。要加速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就必须采取措施使得中国大陆的冲击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高度的相关。

六、购买力平价模型分析

日本学者小川英治运用购买力平价模型对在东亚创建统一货币篮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并考察了在东亚哪些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创建统一货币区。并得出结论：在东亚创建统一的货币篮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否能够建立统一的货币区还有待于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

学者Koichiro Kamada，Izumi Takagawa运用模型从贸易，产量，价格，美国与日本的对比来分析东亚货币一体化的不可行性。

七、欧元的前车之鉴

学者陈琳对欧元汇价的持续下跌原因进行了考察，并得出了较深层次的原因：单一货币的基本矛盾，包括单一货币与不同之间的矛盾，单一货币与经济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得出结论：亚洲单一货币在目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可行的，东亚只能实行一定程度的货币合作，而不应勉强实行单一货币。

Robert Mundell认为欧洲货币一体化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列举了三点原因来说明东亚货币需要一个锚来维持。

八、增长趋同实证研究

学者程传海利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趋同条约为参考标准考虑了东亚的名义趋同并进行了检验同时从产出结构层次对东亚的结构趋同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结论：东亚经济体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趋同，但并不明显，与货币一体化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东亚货币一体化的路还很漫长。九、评价

国内的学者在进行东亚货币一体化可行性与否分析时，基本采用的是理论论证，理论论证的优点在于思路清晰，有逻辑，但很多情况因不能提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很难令人信服。而国外的学者比较偏重于用实证分析，采用很多的经济计量模型来加以论证。学者们集中精力来探讨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但却几乎没有人真正提出如果实行了东亚货币一体化将要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更何况是解决办法了。学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实意义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陈琳.对建立亚洲单一货币观点的质疑.上海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

[2]王立军，陈增灵.东亚建立最优货币区的不可行性.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4.

[3]何慧刚.试论东亚汇率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生产力研究，2005.11.

[4]将天虹.从最适度通货区理论看亚元近期实施之不可能性.嘉兴学院学报，2002.7.

[5]刁慕容，程永锋.东亚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研究及其前景分析.亚太经济，2004.6.

[6]戴金平.东亚的货币金融合作的经济政治基础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04.3.

[7]刘红忠.亚元诞生的现实性思考.世界经济文汇，2001.2.

[8]杜秋莹，李国平.东亚货币合作的收益成本分析.统计与决策，2006.5.

[9]白当伟.东亚货币联盟的收益与成本分析.亚太经济，2002.3.

[10]李晓洁.亚洲货币联盟可行性研究.财经研究，2004.6.

[11]黄梅波.最优货币区理论与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能性研究.世界经济，2001.10.

[12]程传海.东亚经济趋同的实证研究.亚太经济，2006.5.

[13]小川英治(日).创建东亚统一货币篮的可能性.国际金融研究，2004.6.

[14]Sung Yeung Kwack.An optimum currency area in East Asia： feasibility，coordination，and leadership role.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04.2.

[15]Yeonseop RHEE.East Asian Monetory Integration：Distined to Fail?.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2004.7.

货币一体化论文篇8

党十报告中指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反映一个重要的信号：中国希望通过逐步实现人民币区域化和货币一体化，进而推进全球范围内的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市场的货币一体化进程，使人民币更好融入国际货币体系。本文介绍平行货币及其相关理论，即一种能够有效缓解经已严重影响全球经济的欧洲债务危机的过渡手段，从而给予中国推进亚洲货币一体化、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目标提供理论视角和可行性方案。

一、平行货币理论

1、平行货币的内涵

区域平行货币制度，由Giorgio Basevi（1975）等9位学者联合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提出，而当时正处于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相对处于低潮的20世70年代。Vaubel（1974）试图让欧洲平行货币比欧洲各国货币更有影响力，讨论了几种为平行货币作价值规定的方法，给出了几种欧洲平行货币的定义。到了21世纪，区域平行货币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运用，Eichengree（2006）通过对欧洲货币系统的理论产生和发展回顾，认为亚洲货币单元可以采取平行货币渠道实现亚洲货币一体化，具有固定购买力。

通过综合已有平行货币的概念描述，笔者给出一个便于操作和理解的定义：在一个国家或者超国家范围的区域内，一种盯住某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由某国或某区域金融机构发行，同某国或某区域内国家货币执行相同的货币职能且与其保持固定兑换比率，具有不变购买力的过渡性货币。

2、平行货币的发展和实践

在20世纪80年代末，平行货币理论得到发展并被运用于实践，英国财政部长正式建议政府采用平行货币理论，并建议欧共体研究欧洲货币单位的职能，使其变为一种与国家货币平行使用的贸易和金融工具。在90年代后半期，平行货币理论的研究与实践被推向高潮，欧美学者不但总结平行货币的利弊、作用，而且研究它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并尝试性地把平行货币理论运用到欧元的过渡期。英、美、法等国在确立“金本位”之前，即18―19世纪期间，一直采用“金银复本位制”――金和银同时充当本位币，金和银互为对方的平行货币。欧元在巴尔干半岛等许多国家变成唯一的真正接受的平行货币，在丹麦将取代德国马克作为平行货币。金斯顿奎恩大学教授Courchene关注到加拿大与墨西哥一体化已经有了进展，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接近一体化，能把美元作为一个平行货币同本国货币同时流通，并朝着完全的美元化方向迈进。

3、平行货币的功能与局限性

对于平行货币的功能与局限性，本文主要针对李富有（2005）介绍平行货币理论相关功能进行合理的探讨，并提出合理的补充和提议。第一，李富有在文章中提出平行货币“通过区域中央银行使区域内发达国家少使用平行货币”的观点，在此笔者提出异议：以经济实力强大的德国为例，其国民视马克为“皇冠上的宝石”，认为欧元货币疲软，信誉度过低，会抵制使用欧元。因此，在发达国家如德国，区域中央银行应该适当鼓励本国国民多使用平行货币来平抑国民对使用欧元的抵制情绪。第二，李富有还提出平行货币具有“市场化渐进性与稳定货币体系”等功能。在此，笔者认为平行货币还具有“自我驱动性”功能。如果直接用一种区域货币来替代区域内所有国家的货币，这样可以自动排除区域内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但这种做法太激进，可能带来巨大风险。而平行货币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同时实现渐进性与自我驱动。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定有弊，平行货币也是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平行货币是一种渐进的过渡性改革方案，具有过渡性与不彻底性。笔者引入两个效应：“锚定效应”和“损失厌恶”。这里我们可以把各国本国货币看作一个“锚”，国民在进行使用本国货币还是平行货币决策时，他们可能会先综合比较使用本国货币和使用平行货币前后的净收益，根据“锚定效应”国民做出最终决策时会更倾向于使用本国货币。平行货币作为过渡性货币安排，在成员国多了一个货币维度和交易环节，就会产生更多的兑换费用。这些直接和间接交易成本的上升是一种“损失”，相对使用平行货币所带来的“收益”，居民和企业所感受到的“负效用”会大于“正效用”，因此会减少使用平行货币。因此，平行货币具有过渡性、不彻底性增加直接和间接成本等缺点。

二、欧元区困境的一种折中方案――双轨的平行货币制度

1、平行货币制度的另一种思路――双轨制

现实中，欧元、美元等存入银行作为储藏手段时，这些货币仍然会被利用来进一步投资、放贷，即进入流通领域，并没有真正的作为存量货币存在。而现行货币制度是国家以国家信用作担保发行货币，在经济稳定增长时，政府会维持货币供应的稳定，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政府会有滥发货币蚕食居民储蓄以征收通货膨胀税的冲动。本文下面介绍有些缓解以上矛盾的双轨平行货币制度的特点。

（1）价值货币发行组织部门

结构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欧洲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结构委员会在储备要求上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与管理委员会成员共同讨论规定储备要求――价值货币。而整个欧元区内的流动性则主要指流通货币。

（2）流通货币与价值货币的关系

欧洲中央银行发行两类货币，第一类是流量货币，此类货币执行计价、结算职能，此类货币就是现在的欧元；另一类是价值货币，此类货币只执行贮藏职能，欧洲银行和欧元区国家央行和政府必须保证其具有稳定的价值。第二类货币不能在市场中流通，也不能购买商品，它只有兑换成第一类货币时才能进入流通市场。所以综合来看，第二类货币的对应实物可以选择欧元区17个国家人民的家庭最终消费品的消费量（以欧元或者美元计价）。以欧元区国家的家庭最终消费品为价值基础的货币制度，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货币的质和量成正比发展，即货币的币值随着家庭最终消费品价格的不断上升而愈加稳定，货币供应量随着家庭最终消费品价格的不断上升而不断增长。

（3）价值货币的单位

上文已经提到，价值货币可以与欧元区17个国家的家庭最终消费品量（以美元或者欧元计价）挂钩，此时价值货币的单位便可以被确定下来。我们赋予价值货币的单位名称为“最终消费因子”。

（4）价值货币的价格

为了确定价值货币的价格，以下分两个步骤来做。

首先，通过欧元区17个国家的相关经济指标来确定这17个国家在欧元区的权重比例。得到17个国家不同经济指标均值的总和，然后算出各个国家相关经济指标占总和的百分比，继而算出每个国家所有相关指标所占比的和，然后可以算出这17个国家的相对权重比；其次，通过确定欧元区17个国家的权重以后，单位价值货币的价格可以根据此来确定。上文已经规定价值货币的价格由17个国家的家庭最终消费品的消费量的加权平均得到，此时假定从欧元正式启动的1999年开始到2011的加权平均得到。由于各个国家家庭最终消费品量会变动，因此每年都需要进行加权调整，但是权重可以不改变。表1为欧元区17国1999年―2011年相关经济指标平均值和最终得到的加权平均值。

从表2得知最后欧元区所有家庭最终消费品量的加权均值为690037.891（百万欧元）。此时可以将这个均值缩小1×1012倍，均值约等于6.9欧元，且假设价值货币的价值与家庭最终消费品量的加权均值比例关系为1：1，即价值货币的价格为6.9欧元，此时“最终消费因子”=6.9欧元。即价值货币与流通货币（欧元）的比例为1：6.9。以后每3年根据实际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2、引入平行货币制度可行性探讨――以希腊为例

希腊债务共计3600亿欧元，其中3522亿为欧元债务，另外81.75亿为别国货币债务，在其3522亿欧元债务中，国债部分为2760亿，占到总欧元债务的78%，而目前关于减记激烈讨论的正是这2760亿国债。目前希腊国债的前五大持有商业银行均为希腊本国商业银行，其持有总额约450亿欧元，占希腊所有发行国债的16.5%。

货币双轨制的引入一定程度上会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解决流动性问题，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首先，利用一定的汇率差值解决流动性问题。我们已经通过模拟计算出1“最终消费因子”的价值货币=6.9欧元，这是通过欧元区17个国家家庭最终消费品消费量的加权平均得出的兑换比率，当应用到欧债危机最为严重的希腊问题上，我们可以把希腊作为一个试点来分析。现作如下假设，欧洲央行的结构委员会发行一定数量的价值货币给希腊央行，希腊央行将其兑换成欧元发，此时兑换比率为“最终消费因子”的价值货币=6.9欧元。而希腊人民和企业想要获得价值货币，必须把手中的欧元兑换成价值货币，此时兑换比例为“最终消费因子”的价值货币=6欧元。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汇率差问题，即个人和企业只需6欧元就可以换取1单位的价值货币，然后将这些价值货币转换成欧元；而欧洲央行在中介机构进行欧元和价值货币兑换时，需要6.9欧元才能换取1单位的价值货币。此时形成的汇率差会造成个人和企业将手中的欧元先兑换成价值货币，然后将这些价值货币再兑换成欧元，此时可以获得更多的欧元。这样企业和个人手中的钱被人为的增加了。

其次，用价值货币来填补由于债务减记给商业银行带来的资金缺口。首先，适用范围规定在希腊国内（各大债权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先计算出希腊各大商业银行的资金缺口，然后与IMF、EFSF、EFSM共同讨论出资比例，现假设欧洲中央银行发行总资金缺口的30%的价值货币给希腊央行，然后希腊央行到上文提到的非盈利的中介机构兑换成欧元发放到各大商业银行以替补资金缺口，此时兑换比率为“最终消费因子”的价值货币=6.9欧元。由于这会大大刺激各大商业银行对于发放资金的需求，所以希腊央行在发放这些资金前，需要设立一定的约束条件，例如各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程度、呆账和坏账的比例、信贷规模等，然后考察3到6个月时间，符合标准的银行则按时按量发放资金，这样既可以缓解资金缺口，又可以激励各大银行改善其资产负债、信贷规模等运营状况。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首先回顾了平行货币理论的提出、发展，给出了平行货币的定义。然后文章提出价值货币作为欧元区（希腊）的平行货币的设想，并且模拟计算出“最终消费因子”的价值货币=6.9欧元，发现短期内可以通过这种双轨制来缓解希腊国内债务危机。但是从长期来看，债务减记和货币贬值只是解决流动性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债务危机，经济的快速增长（实际GDP增长率高于实际利率水平）才是解决欧债危机的根本方法。同时，平行货币也可以给亚洲地区（尤其是东盟和中日韩地区）的货币一体化提供思路，为将来形成“亚元”做准备。

中国积极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以自身发展为前提与基础的，同样，中国推进亚洲货币一体化也需以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前提与基础。其一，加强与东盟10国和日韩的经济合作，摒弃“冷战思维”，通过平等的磋商来解决各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冲突、金融监管透明度、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一致性等问题，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东亚其他地区的货币合作步伐；其二，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到具有一定国际结算和计价功能后，逐步加快中华经济圈（大陆、香港、台湾、澳门）货币合作的步伐，最终形成“华元”（以人民币为锚）；其三，与东盟单一货币区和日元区融合，形成东亚货币联盟，使用单一货币“亚元”，成为实际货币体系的第三极，形成“美元――欧元――亚元”三足鼎立之势，为将来“世界元”的形成作铺垫。随着人民币乃至东亚单一货币的强大，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也会随着加大，而亚元的诞生和发展也必定会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来。

【参考文献】

[1] Peeters T，Basevi G：The All Saint's Day Manifesto for European Monetary Union[J].The Economist，1975.

[2] VAUBEL R：The Choice of Value-maintenance Provisions and “Gresham’s Law”[J].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74（2）.

[3] Barry Eichengreen：The Parallel-Currency Approach to Asian Monetary Integr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

[4] WILLIAMSON H，NEWMAN C：Euro Will Soon Be A Parallel Currency[N].Financial Time，2001.

货币一体化论文篇9

[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1]周颖，纪振强.东亚货币一体化:理论基础、可行性及前景瞻望仁月.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9).

[2]朱芳.最优货币区理论:欧元的启示与东亚货币区的设想〔J.南方金融，2003，(7).

[3]刘力臻，焦百强.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我国的参与对策〔J〕.东北亚论坛，2003，(3)，

[4]李勇辉，昊朝霞.区域货币一体化下的亚洲货币合作机制研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

货币一体化论文篇10

出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种种考虑，英国国内各阶层对是否加入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简称emu）存在不同看法。如何看待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成为决定英国能否加入欧洲代写硕士论文货币联盟并最终投向欧元区怀抱的关键。英国作为欧洲的重要国家之一，对欧元保持着观望的态度，不仅对英国国内经济、欧盟经济，甚至对世界经济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2008年1月1日，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同时加入欧元区，从而使欧元区成员国从13个增至15个，区内整体实力不断壮大，欧元的国际地位也正在不断提升。与欧元区良好的发展态势相比，英国近年来经济却一改往年“运行良好”之态势，渐呈疲软迹象。

本文首先简略的介绍了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最佳货币区理论（ocat）。然后回顾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历程，并简要的介绍了英国与emu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从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入手，综合分析英国拒绝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对英国、欧元区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最后探讨了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

关键词：英国欧洲货币联盟；最佳货币区

引言

一直以来，英国何时加入欧洲货币联盟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话题。英国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政策问题，近年来严重困扰着英国的内政与外交。前梅杰保守党政府，曾在谈判制定《马约》的过程中为英国争得由英国议会最终决定是否加入欧洲单一货币的“例外权”。布莱尔上台后，对欧洲政策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在货币联盟问题上，坚持以英国的经济利益作为判断的标准，重申英国不大可能在1999年1月作为第一批成员加入单一货币。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有关货币联盟问题的讨论，为英国最终加入单一货币进行舆论和组织准备。面对已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欧元，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代写硕士论文虽然屡屡试图推动本国加入欧元区，但每次总是无果而终。对欧元态度冷淡并以“五项经济测试”标准使英国置身于单一货币之外的前财政大臣布朗2007年6月接替布莱尔出任新首相，也使英国短期内加入欧元区变得更为渺茫。英国政府至今对何时加入欧元区仍然没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英国对欧元消极观望态度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及其创建、发展历程，之后介绍了英国与货币联盟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英国不加入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对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一、货币一体化相关理论概述

（一）最佳货币区理论

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经济学家或赞成或反对。但有趣的是，他们赞成或反对的主要依据都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开创的最佳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a theory）。其作为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章将着重介绍最佳货币区理论并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所谓最佳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s，oca）是指一种“最佳”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佳”是根据维持内部和外部平衡的宏观经济目标来定义的。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最佳权衡点，就算达到了内部平衡。外部平衡既包括区域内部的国际收支均衡，也包括与区域外的国际收支均衡。

蒙代尔在论文中将最佳货币区域定义为：受对称性冲击影响的地区所构成的一个经济区域，这些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他指出，区域内部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而区域之间不能流动时，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区域就构成一个货币区，这样的区域可以采用单一货币或者将区域内各地区的货币汇率固定，从而组成最佳货币区。需求转移是引起代写硕士论文外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货币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后者只能通3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浮动汇率是不同货币区之间的均衡机制，而生产要素流动则是货币区内的均衡机制。

蒙代尔之后，不少学者对最佳货币区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他们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最佳货币区的判定标准，另一方面是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最佳货币区理论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对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程起了重要的理论引导作用。

（二）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最佳货币区理论除了说明有关国家应组成货币联盟的一些特征外，还力图阐明一个国家加入货币区域的代价与收益。欧洲货币联盟是最佳货币区理论的重要实践，本节将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1．欧元启动的成本分析

货币一体化论文篇11

引言

最优货币区或称最适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s ）这一概念，由蒙代尔（Robert.A.Mundell，1961）首先提出。最适货币区是指这样一种最佳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盯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固定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适货币区理论试图阐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适合组成货币联盟，或进行货币一体化。根据该理论实行单一货币会给成员国带来诸多利益：一是实行单一货币，可以节约大量的兑换及交易成本，有效刺激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提高市场透明度，促进经济一体化。二是在单一货币区和货币联盟区，成员国可以节省外汇储备，减轻中央银行调节国际收支的负担，消除汇率波动，降低金融风险。三是稳定物价，维护经济稳定。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指导下，欧盟于2002 年在12 个成员国统一启用了欧元，开创了国际货币的新纪元。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可行性。

本文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首先，从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出发，尝试性地从生产要素流动、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通货膨胀率、经济发展水平结构的相似性以及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程度这六个判断标准来分别分析东亚主要国家的情况。然后，进一步分析了欧洲货币一体化存在的问题。最后，说明东亚货币的合作是否可行。

东亚货币一体化可行性分析

（一）生产要素流动性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在他的论文《最适度货币区理论》中提出，组成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和该地区的要素流动程度有相关性。

1.劳动力流动性。东亚各个国家或者地区在语言、文化、以及民族构成方面的差异远大于欧盟各国之间的差异，地理疆域也更为广阔。东亚各国家或地区也并未像欧盟那样将鼓励区域内的劳动力流动提上日程，也没有打算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出入境签证手续也比较麻烦。因此，东亚地区内的劳动力流动性非常低。除此之外，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也阻碍着区域内劳动力的流动。

2.资本流动性。相比较于劳动力流动性，东亚国家或者地区间资本的流动性要强一些，但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通常来说，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资本流动性就越高；反之，金融发展水平越低，资本流动所受到的限制也就越多。如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均是地区性金融中心，其与外界的资本流动基本上不受什么限制。日本虽然资本项目早已经对外开放，但仍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公司进行了繁杂的限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经济体，金融自由化起步的时间比较晚，金融管制比较多，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程度仍然比较低。大部分遭受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重创的国家或地区，都再度对资本流动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

总体上来说，东亚地区内，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比较低。

（二）经济开放度

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on）1963年在蒙代尔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开放度是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就越有利于货币合作区的建立。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情况差异很大，但是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对外开放度还是比较高的（见图1）。例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其对外开放度都在100%以上，其中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更是高达300% 以上。另外，韩国、菲律宾的对外开放程度也都在50%以上。由此可见“东亚四小龙”及东盟大部分国家基本上属于开放经济体，对汇率变动较敏感，因此有迫切需要稳定汇率的需求，并进行地区货币合作，这对建立最优货币区是有利的。但是存在两个阻碍，一是作为亚洲经济大国的日本，因为该国经济相对较封闭，其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在收益可能不大，其动力和积极性也自然地受到一定影响。二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对外开放度有逐年降低的趋势（见图2），这将导致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意愿降低。很难想像一个没有中国和日本积极配合与参加的东亚货币合作能够取得成功。所以，推进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有待考虑。

（三）产业结构与产品多样化程度

1.产业结构。东亚地区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而产业结构差别也较大（见图3），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服务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而老挝、越南等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业所占比重较大。

2.产品多样性。彼得·凯南（P.B.Kenen）1969年提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产品多样化程度，如果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那么其抵御非对称冲击的能力就越强。东亚各国中，除中国、日本等少数经济体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外，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则主要集中在某些类别产品的生产上，比如电子或电器产品、纺织品、石油产品等，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多样化程度也相应比较低（见图4）。因此，东亚各国在抵御外部非对称冲击的能力方面较弱，进而不利于建立区域货币联盟。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的巨大差异性以及一些国家或地区产品多样化程度比较低，都使得东亚地区容易受到非对称冲击的影响，不利于建立固定的汇率制度。因此，这些国家或地区在金融合作的意愿上就会降低，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能性就有待进一步考究。

（四）通货膨胀率相似性

哈伯勒（G.Harberler）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年提出用通货膨胀率相似性作为判断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和汇率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各国或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存在一定差异。如果区域内各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趋于一致，汇率波动将趋于消失，因此会更有利于组成货币联盟。然而，东亚各国或地区之间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见图5），根据哈伯勒和弗莱明的“通货膨胀率相似性”的衡量标准，东亚现阶段不利于实施东亚货币一体化。

（五）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性

从理论上而言，假如来自外部的经济冲击对贸易区内各国或地区影响是对称的，那么贸易区内的各个经济主体就能够采取同样的或者类似的货币政策予以抵消，这样各国就不需要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然而衡量冲击是否对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当，经济结构是否具有相似性。欧共体形成货币联盟的过程中，就伴随着各国人均产出的趋同，因此需要考察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从表1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上，特别是人均GDP这项指标，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从最低的越南人均GDP1050美元到最高的日本人均GDP40050美元，将近差了6倍之多。主要原因可能是各国的经济体制多元化、经济结构差异较大所导致。因此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东亚各国所采取的政策手段将会不同，这就会不利于东亚地区货币一体化的建立。

（六）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程度

詹姆斯·伊格拉姆（J.C.ingram）在1973年提出，将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在一个货币区域内，各个国家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与资金流动情况有关，尤其与缺乏长期证券的自由交易有关。国际金融一体化是通过对外贸易比率（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对外投资比率（对外和外来投资总额与GDP的比值）、利率等指标来体现。

东亚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并不高（见图6），除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比较高以外，其余的东亚国家或地区大部分限于国内。虽然日本有几个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从整体上看，其金融一体化程度也不高。同时，东亚各国或地区对资本的流动也进行了严格限制，相当部分国家的资本项目还未完全开放。亚洲的美元市场也不太发达，可以看出资本在东亚区域的流动性不高。此外，东亚各国实行的汇率制度也有差异，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日本则是单一汇率制，而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马来西亚实行的是单独浮动汇率制。因此，东亚各国在这一指标上，并不具有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缺陷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统一

在欧元区，货币政策统一由欧洲中央银行实行，但是财政政策并未统一，财政政策依然由各个国家独立制定。欧洲的货币政策以通货膨胀率变化为依据，采取一刀切的形式，这种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的货币政策却不能针对性地解决个别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而导致对该国经济的不利调解，那么当该国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时，就只能借助于财政政策，而过度依赖于财政扩张来刺激经济发展，将最终导致该成员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政府的债台高筑（见图7）。例如，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低迷时，为了抑制本国经济的衰退，货币联盟区以外的国家，可以通过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对经济进行调节，欧元区国家则只能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以及减少税收等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当欧洲央行统一制定的货币政策和该国的财政政策不协调时，会使该国经济陷入困境，导致公共支出过度膨胀，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进而出现债务累积和债务危机，例如欧债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政策的不协调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所致。

（二）各成员国间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

欧元区内各成员国虽然都属于发达国家，但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存在着巨大差异。首先，成员国间经济总量存在着巨大差距（见图8），通过对比可以明显看到，欧元区四大核心成员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总量占整个欧元区的76.86%，而其他国家所占比重较小，其中希腊占2.65%，葡萄牙、爱尔兰只占1.82%。其次，产业结构方面，德国和法国等欧元区的核心国家产业结构比较完整，而欧元区诸多小国产业结构却相对单一，并且其支柱性产业均是容易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周期性产业。欧元区国家之间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导致欧元区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周期上出现不一致，进而各国所需要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措施和力度也不同，这使得欧洲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难以平衡。

（三）监督约束机制和救助机制不完善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规定了两项加入欧元区的重要标准：一是区内各国都必须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 以下；二是政府债务/GDP占比保持在60%以下。但由于欧元区国家对如何执行这一规定未达成统一意见，并且也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尤其是违反条约的惩罚措施，导致违反条约的收益主要由违约国独享，而造成的恶果却由整个欧元区的国家来承担。欧元在1999年正式启用后，货币政策就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欧元区成员国就只能运用财政政策调控本国经济，一些经济状况相对较差的国家由于过度使用财政政策，使得本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攀升。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违反欧洲联盟条约规定的国家没有被处罚，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使得德法在内的欧元区核心国家，为了刺激本国经济，也过度使用财政政策，使得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大幅增加。同时，欧元区成立时为了规避成员国的道德风险，欧洲中央银行并不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并且规定成员国之间除了自然灾害和不可控制的事件以外不能相互提供任何救助，同时也反对成员国向任何国际机构寻求救助。这个规定对成员国虽有一定的震慑力，但是一旦该国遭遇经济危机，就容易失去最佳的救助时机，使得该成员国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成员国，导致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和危机的不断恶化。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发生时，希腊既不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救助，也得不到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区其他国家的援助，最终引发了这场波及欧洲多国、严重影响欧盟经济发展并引发人们对欧洲货币一体化质疑的欧洲债务危机。

结论

本文从两个层面对东亚地区目前建立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进行否定，一是基于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分析了东亚地区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得出目前东亚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差别较大，劳动力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非常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迥异，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通货膨胀率差别较大，这些指标都不符合最优货币区的特征，所以目前建立东亚货币一体化还不存在可能性；二是分析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缺陷，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二元性以及监督约束机制的缺失，导致目前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引发了人们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质疑，甚至对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产生了质疑。

因此本文认为，东亚各国在不满足建立最优货币区条件以及最优货币区理论还存在很多质疑的情况下，盲目建立东亚地区最高形式的货币联盟是不明智的。

参考文献：

1.Mundell·R·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1961，VOI.51（4）

2.Mckinnon，R.I.Optimum Currency Are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3，9

3.Kenen ·P·B.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An Eclectic View[M].Monetary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1969

4.J.M. Fleming. On Exchange Rate Unification[J].Economic Journal，1971

5.黄梅波.最优货币区理论与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能性分析[J].世界经济，2001（10）

6.张彬.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东亚货币一体化可行性研究[J].区域金融研究，2011（4）

7.李晓.东亚货币合作为何遭遇挫折？[J].国际经济评论，2011（1）

货币一体化论文篇12

JEL分类号:C3中图分类号:F8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1)10-0054-07

一、国内外关于三大指数的研究现状

为适应新变化，货币理论应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对出现的新型准货币形式给予更多关注。的确，近些年，国内外不少学者针对货币口径变宽的事实，相继提出了若干颇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划分标准和指数形式。其中迪维西亚货币指数当属一例。受到了来自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推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指数的构建前提是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仅从资产持有的角度对指数构成进行深入剖析，没有充分注重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这与货币交易功能不断强化的事实相悖。鉴于此，本文引入旨在反映货币交易功能的费雪理想货币指数和动量货币指数概念.力图通过实证对比这三个指数在稳定性和预测效果等方面的优劣，从中筛选出与宏观经济最为契合的指数类型。以期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重要参考。

在进行货币指数比较之前，需要对国内外有关三大货币指数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梳理。

(一)迪维西亚货币指数(Divisia)

弗朗克索瓦・迪维西亚(Francois Divisia)在1926年的《指数货币与货币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Divisia指数概念。起先它被用作计量商品价格动态轨迹的指数工具，此后被广泛地应用于数据加总和衡量技术变化的理论范畴。时隔五十年，迪沃特(Dievert)结合经济加总理论和指数理论，建立了最优数量指数分类标准，并以此证明了离散型数据Divisia指数的精确性。随后，William.A.Barnett(1982，1984a,1984b)等人创建了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法。该类指数体现了各种货币资产在结构上的不完全替代性，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典范。在实证方面，国外诸多学者结合理论知识，运用多种计量手段对不同国家的Divisia货币指数进行大量的经验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Belongia(1996)、Fase&Winder(1994)、以及Rubens P.Cysne(2003)等人，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国内对Divisia的研究也不在少数。刘斌、邓述慧(1999)提出Divisia货币指数作为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控性。李治国、施月华(2003)编制了我国Divisia货币数量指数，并研究了货币资产结构与货币总量增长的相互关系。左柏云、付明卫(2008)在比较各种货币总量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差异性时指出，Divisia总量是最适合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2009年二人又对中国货币服务指数的构建方案进行了有益的经验探索。

纵观国内外大量有关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虽然研究视角迥异，但所得结论大体趋同:在比较静态的背景下，替代性较高的货币类型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Divisia货币在动态变动趋势中的总体表现更为理想。然而不可否认，这些结论具有很强的理论依赖性。大多数是对Barnett的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方法的直接模拟，缺乏必要的理论突破精神，从而造成结论趋同现象。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该指数将货币视为一种耐用消费品，强调抽象的货币服务功能，淡化货币的交易功能，与当今货币经济发展现状不相符合。而且该指数的测算前提假定利率完全市场化，这也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率管制情况背道而驰，因此，该指数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二)费雪理想货币指数(Fisher Ideal Money Index)

Paul.A.Spindt在《货币本质:货币总量和交易方程》一文中，以交易方程式为分析起点，提出了著名的费雪理想指数，并使用资本账户、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等作为货币交易的替代数据，对货币存量指数和流通速度指数进行了缜密测算。但遗憾的是，该指数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一致共鸣，只有少数感兴趣的学者从事理想指数的边缘研究。例如Roif Fdre andShawna Grosskopf于1992年比较了麦氏生产力指数(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和费雪理想指数的差异后指出，两者虽然分属不同的函数形式(前者是由距离函数构建出来，后者则是成本函数)，但由于函数相互之间存在二元性，可以推出两个指数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至于经验方面研究更是凤毛麟角。Boyd、Roop(2004)使用1983至1998年美国制造业数据，分别计算并比较了费雪理想指数和Divisia指数的数值差异，最终得出:费雪理想指数能很好地对数据进行分解，在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情况下，该指数能作为一个“新”的旧指数，在能源研究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相对国外研究，国内针对费雪理想货币指数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寥寥数篇涉及到这一主题的文章，也仅限于从统计学的角度对指数概念、经济解释能力进行简单重述或修正。例如徐明生(2006)对费雪理想物价指数进行了“加法”和“乘法”等综合分解.但没有触及经济贡献率方面的考虑。游玲杰(2000)讨论了费雪理想指数的现实价值，并认为“理想”指数是拉氏指数与帕氏指数的几何平均数，比传统的综合指数更有意义。吴巧生(2010)也利用指数分解方法，对我国能源强度指数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费雪指数在国内的研究更多只是作为统计分析手段，即使有些涉及到宏观经济的领域，也是将费雪方程中货币交易速度同收入速度混为一谈。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国内外对费雪理想货币指数的研究深度不够，但是，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货币交易职能的重要性。相对Divisia指数来说，这是质的变化，也为动量货币的后续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三)动量货币指数(MTM index)

动量货币是对费雪理想货币的进一步发展。它将货币总量和交易速度视为货币运行过程中的两个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整体。由于包含了数量和速度双重变动因子，使得动量货币具有了一般货币总量(指数)所不具有的独特特性，能够更好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现实。埘动量货币的研究关键在于对速度的考察。但目前国内外有关货币速度问题的探讨大多局限于收入速度，对交易速度普遍持有轻视或忽视态度。

早在1755年，Cantillon就已经开始研究货币交

易速度。随后，马克思(1867)在研究货币需求理论时，也引入了货币交易速度的概念。然而，真正将货币交易速度纳入理论框架并进行系统研究的还是欧文・费雪(Fisher，Irving)。他在1911年提出的交易方程，成为近代数量论中有关货币流通速度的最早范式。认为货币流通速度短期由制度性因素所决定，长期则受到人们经济行为习惯、支付体系的发展和技术革新等因素的影响，具有长期上升的趋势。随后庇古的现金余额说(1917)、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1936)以及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数量论(1956)转变了研究对象.主要以收入速度为替代指标展开货币与经济相关关系的理论探讨。这种研究思路同样“复制”到了经验分析领域。国外多数实证研究往往倾向于收入速度，而将交易速度束之高阁，淡然处之。Michael Bordo、Lars Jonung

(1987)；Thomas(1997)；Palivos、Wang(1995)等人都可归为收入速度的偏好者。

国内有关动量货币的研究文献为数不多，对货币交易速度的探讨也屈指可数。陶江(2003、2004)分别在《货币的速度与“弗里德曼悖论”》和《货币的交易速度重要吗》等文章中，相继批判了弗里德曼的货币收入速度观点，认为货币的交易速度是比货币的收入速度更真实、更有价值的宏观经济变量，应恢复货币的交易速度在宏观经济学中的理论地位。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2003)、伍超明(2004)、罗天勇(2006)等人。截至目前，有关交易速度的研究仍处于“边缘化”境地，但是我们相信，对于它的争论，将为动量货币理论的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综上所述，无论是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还是费雪理想货币指数，都没有将交易速度因子与货币数量因子进行很好的综合。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塑旨在真实反映货币流通规律的动量货币指数。

二、三大货币指数的测算依据及实证过程

(一)货币指数的测算依据

三大货币指数对货币本质和职能的认识不同，推导出的指数表达式也将有所不同。以下简单介绍三大指数的适用条件和具体表达形式。

1、迪维西亚货币(Divisia Index)指数。

该理论假设前提是(1)各种货币性资产在效用函数巾具有弱可分性。(2)各种资产提供的货币性劳务的能力可由基准利率与各资产的利率差来反映。(3)资产的效用函数满足一次齐次性。在预算一定的条件下，

求解货币性劳务效用极大，从而推出Divisia货币总量表达式为益率、税率以及第i种货币资产的名义收益率。

2、费雪货币理想指数(Fisher Ideal Index Num―ber)。

Spindt(1984)将费雪理想指数运用到货币交易方程，得到理想货币存量指数和速度指数。

其中m't、mt-1分别为t、t-1期各种交易货币的行向量组合，vt、vt-1为t、t-1期货币周转率的列向量组合。可以看出，该指数是以速度为权重，以货币存量为依据的测算商品交易额的几何平均值。它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理想指数中的成分权重部分，不是Friedman和Schwartz(1970)所言的线性平均加总；二是速度因子分别出现在理想货币存量指数和速度指数的表达式中，但它并不对指数本身的变化造成影响。

3、动量货币指数(MTM index)。

陶江提出的“动量货币假说”认为:真正反映货币运行规律的指标不仅包括数量因素，还应包括速度因素。动量货币(MTM)正是对这一规律的真实反映。可表示为:

MTMt=Mt*Vt　(4)

其中MTMt代表动量货币；Mt代表传统意义上定义的货币概念；Vt代表货币交易速度。对上式两端取自然对数，并对时间t求解一阶导数，即可得到动量货币的指数形式。

借鉴费雪理想货币存量指数和速度指数则可得到动量货币指数形式(7):

(二)澳大利亚三大货币指数的测算过程

(7)式给出了动量货币指数具体的表达式。表面看来，只要知道m。、mt-1以及vt、vt-1大小即可求出指数值。实则不然。实践中，货币mt由于归类口径不一.存在很大的统计难题，且货币周转率(交易速度)V1的数据资料不全使得研究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对于费雪理想货币指数和动量货币指数的测算，我们则需要借助实证检验方法来大致模拟指数数量值，为下文的指数比较做好前期准备。

l、Divisia货币指数的测算。

本文根据上节中的货币总量、货币资产使用成本和资产份额表达式，构造出了澳大利亚的Divisia货币指数。物价水平P选取消费者物价指标；基准资产名义收益率Rf取自十年期政府债券利率(treasurvbonds)；活期存款收益率用存折账户利率(passbookaccount rate)来代替；现金收益率设定为0。所有数据均取自《澳大利亚储蓄银行》官方支付网站。另外考虑到数据统计口径一致性问题，所涉及的测算指标均采用1950-1980年的时间序列样本数据。构造的各货币资产的名义使用者成本和货币资产支出份额以及Divisia货币指数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和表2。

2、费雪货币理想指数的测算。

费雪货币理想指数的计算关键在于货币交易速度的测算。货币交易速度在理论上应该等于一段时间内货币周转的次数。但是就目前而言，世界范围内的银行统计体系尚不完善，测算技术还未将周转次数纳入指标范畴。为研究需要，我们只有采用拟合模型检验的方法粗略地对该指标进行估算。

估算的大体思路是:首先，将整个经济划分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大类型(刘骏民，1998；伍超明.2004)。假设执行交易媒介功能的货币或准货币(现金CASHS、活期存款DDS、大额可转化存单CDS、货币市场存款MMS等)频繁参与两大经济的正常活动，并将这些货币归入总交易货币范畴。其次，采用VEC误差修正模型，分别拟合各种交易货币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长期关系，根据变量的弹性系数(0)i或B；，i表示交易货币类型)以及边际产出Myij(j=1为实体经济、2为虚拟经济)，求出交易货币参与整个经济体系的交易权重λij，从而得出与货币一一对应的社会交易额(IAVi和FECi)。之后，参照费雪交易方程的扩展式MiVi=M1iV1i+M2iV2i=IAVi+FECj，求出货币的总交易

速度Vi=(IAVi+FECi)/Mi。最后，依照公式(2)、(3)，计算出费雪理想货币指数。逻辑结构如下图1所示:

本文选取澳大利亚国民账户中的工业增加值(IAV)来代替实体经济总交易额；虚拟经济交易额(FEC)则用联邦政府证券和外汇交易额来表示。为了满足货币划分的弱可分性以及顺应当今澳大利亚货币流通实践，我们将该国具有支付手段的货币子成分大略概括为:现金(cASHS)、活期存款(DDs)、大额转账存单(CDs)、货币市场存款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S)四种，统称为交易货币，s并对各类交易货币指标进行了“高频向低频”数据转换处理，使所有指标都统一转化为月度数据，同时，使用CensusX-11方法对季节数据进行调整。通过以上步骤的层层演绎，最后得出澳大利亚历年的费雪理想货币指数。

3、动量货币指数的测算。

费雪理想指数由于嵌入货币速度，突出货币的交易和支付媒介功能，从而比简单加总指数和Divisia指数具有了更多的实质内涵。但不可否认，该指数仍有一定缺陷，即将货币和速度指标视为独立系统，进行分割，使得本应“连体”的内在体系无法统一。鉴于此.我们重新审视现有指数范式，并借用动量货币概念。创建新指标一动量货币指数，以真实反映宏观层而所包含的所有货币信息。沿袭上文逻辑演绎思路，求解交易速度和对应货币值，按照公式(7)得出动量货币指数的历年季度值。

三、有关三大货币“稳定性”的实证分析

在做实证检验之前，需要将货币指数转化为货币总量，之后沿着以下两条路径予以展开:一是从货币自身角度出发，采用回归系数稳定性检验方法实证研究三大货币总量的时间趋势特征，用以初次判断三者作为货币中介目标是否满足平稳性条件；其次构建圣路易斯方程，分析三大货币与财政政策等其他经济变量共同作用国民收入的相对力度，以考察它们在预测未来国民收入准确性方面的优劣。

(一)三大指标自身稳定性检验

本文使用邹至庄在1960年提出的“回归系数稳定性检验(Chow Forecast Test)”来识别Divisia指数、费雪指数和动量货币指数的时间参数稳定性，据此考察三者随时间变动的趋势平稳状况。由于前文提到指数测算所依据的样本容量有所差别，外生等虚拟变量对货币冲击的时间点也会因此有所不同，所以，做检验之前，需要根据各指标的折线图以及突变点的相关检测，来确定外生虚拟变量的准确位置。之后依次构建货币与时间t的回归模型。Mi=c+ηt+'qη2Di+η3tDi模型。对三大货币模型的回归系数进行稳定性检验。检验参数和规则如下所示:

经检验得知，三大模型中的F统计量都小于对应的F临界值，接受原假设，说明回归系数不受突变因素干扰，在整个样本容量内基本稳定。同时也说明Divisia货币总量、费雪货币总量和动量货币总量均随时间变动具有平稳的趋势特征。仅从比较货币自身稳定性上看，三者没有根本优劣之分。为深入比较，我们必须将其嵌入到整个宏观经济大背景中，考察和评价它们的综合经济影响。

(二)三大指标的宏观经济稳定性检验

首先需要使用ADF单位根检验和VEC误差修正估计方法，对宏观经济与货币存量之间的长期静态和短期动态关系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通过识别误差修TF系数TFl俪和预测方差的大小来判断三大货币存量作

2010年第3季度，与前文统计范围略有差别，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公布的财政支出历史数据仅到这一季度，为统一口径，其他变量指标也截取至2010年第3季度。表中数据，包括原值和预测值均为期末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