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传播论文合集12篇

时间:2023-03-17 18:15:05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1

(二)调查问卷本研究所用的工具为自行编制的调查问卷,该问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受试的基本信息,包括国籍、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第二部分旨在调查他们对云南的印象及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情况。第三部分为开放式问答题,主要调查他们接触和了解云南文化的主要途径。在分析他们对云南文化的了解程度时,主要采用李克特1-5等级量表。

二、研究发现与讨论

问卷调查主要从他们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了解及认同层面来分析他们对云南的印象。云南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民族共有25个,这些民族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民族习俗、饮食服饰及文化特点,同时,由于云南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云南多样化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沟通,从而汇成了具有云南特色的民族文化体系。

(一)东南亚国家留学生对云南的印象在问及“来中国之前,提起云南,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时,回答次数最多的是昆明,提及次数比较多的是“少数民族”、“香烟”、“民族服饰”、“过桥米线”、“石林”、“茶”。这说明,东南亚留学生对云南的最初认识是从地理概念开始,最先了解的是省会昆明;其次由于调查对象为学生,他们来云南之前,查询了解更多的是云南的高校,而云南高校最集中的地方是昆明,所以“昆明”这个词是他们最为熟悉的;第三由于诸多国际航班直飞云南的到达站均为昆明,它是连接东南亚留学生从本国到中国的第一站,因此,留学生们对昆明的熟悉程度较高。此外,由于云南跨境民族较多,东南亚留学生对云南少数民族提及的比例也相对较高。

(二)东南亚国家留学生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了解程度为调查东南亚留学生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了解程度,共设计了“云南民间艺术及歌舞(含中国民间艺术等)”、“云南城市”、“云南饮食”、“云南旅游景点”及“云南少数民族节日(含中国传统节日)”五个方面的内容。结果发现,在这五个方面,他们最为了解的是“云南城市”和“云南旅游景点”,100%的学生都能列出一到两个云南城市或景点,其次是“云南少数民族节日(含中国节日)”,最不了解的是“云南民间艺术及歌舞”。结合调查结果,排在每个层面前五位的分别是:云南城市:昆明(99%)、大理(99%)、西双版纳(99%)、香格里拉(99%)、丽江(99%)云南旅游景点:石林(95%)、大理古城(88%)、云南民族村(87%)、恐龙谷(84%)、玉龙雪山(80%);云南饮食:过桥米线(90%)、饵块(88%)、炸土豆(84%)、臭豆腐(81%)、火腿(70%)云南少数民族节日(含中国节日):中秋节(86%)、春节(82%)、端午节(77%)、火把节(75%)、泼水节(68%)云南民间艺术及歌舞:京剧(72%)、书法(70%)、太极(63%)、剪纸(53%)、功夫茶(49%)为了了解东南亚留学生来云南学习的同时,是否有兴趣了解中国或者云南少数民族文化,问卷中还提到“你还想了解更多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或中国文化吗?”,83%的学生表示云南民族文化丰富多样,有很多有趣的民族,他们愿意了解更多的云南民族文化和中国文化。但是也有8%的学生表示不愿意,还有9%的学生表示无所谓。而问及“你最想了解云南或中国文化的哪一方面”时,选择“中国饮食”和“中文”的比较多,选择“经济”和“建筑”方面的比较少。这可能与被调查的身份有关,他们大多是学生,来云南主要学习的是中文,要适应当地文化,和中国学生交流,语言是基本沟通工具,虽然部分学生可以使用英文,但是他们更倾向于用中文来交流。为此,选择想要了解“中文”的学生比较多。同时由于在学校,学生们每天都离不开的是饮食,当地食物是否符合他们的口味,也很容易影响到他们来昆明的文化适应情况,因此,很多学生倾向于了解中国饮食。

(三)东南亚国家留学生了解云南民族文化的途径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东南亚留学生在昆明上学期间,了解云南的主要途径有:云南当地的数字媒体,包括互联网、广播节目、电视和报纸;学生所在学校学习的有关文化的课程、身边的中国同学及老师;还有他们在云南的旅游经历及来云南之前在本国的一些媒体资源等。同时还有部分学生表示通过观看中文电影、参观会展中心的文化活动或展览、阅读相关图书、观看歌舞或者节目表演等来了解云南民族文化。此外,还有部分学生表示通过去云南各地旅游或参加文化体验也能了解到部分民族文化。为了进一步探究东南亚留学生在昆明学习期间,了解云南民族文化的途径是否方便,问卷中还问到“你觉得你能很方便获取云南民族文化方面的资料或者知识吗?”,73%的学生反映他们不能便捷获取云南民族文化方面的资料。虽然图书馆和书店都有很多这方面的中文书籍,但是翻译成他们本国语言的不多,双语对照的涉及云南民族文化主题的教材或著作也几乎没有。同时互联网介绍云南民族文化资源的主要是中文网页,个别有英文介绍,但是用泰语、越南语、缅甸语对照的网站基本没有。同时还向调查对象了解“你在国内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并了解云南民族文化吗?”,88%的学生表示他们在自己国家基本没有专门介绍云南文化的节目,也鲜有网页或者杂志谈及云南文化。

三、总结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昆明的东南亚国家留学生对云南民族文化的内容认识相对比较清楚,但是了解和认同程度还有待提高。美妙绝伦的旅游景点,五彩绚丽的少数民族,美味可口的当地小吃构成了他们对云南的基本印象。而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族习惯、民族舞蹈、歌曲及民族节日等了解还不够深入,也缺乏这方面的文化体验。同时,因为被调查者中间大多是汉语专业学生,他们对中国文化(含云南民族文化)及中文都有极高的认可度,但是还是有部分学生表示不愿意继续了解云南文化。这一现象值得深究,我们需要提升来昆留学生对云南本土民族文化的关注度;如何构建适合他们语言水平的涉及云南文化主题的汉语材料及他们本国语言材料也值得分析。为此,为了进一步加大云南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实现云南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可以依托在云南的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增强他们对云南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并将之培养成为学成归国后宣扬云南文化的主力军。具体建议有三:

(1)加大信息资源建设,构建多语种的外宣网络平台。云南省现有不少推广介绍云南民族文化的相关网站,但是网站语言大多局限于汉语,还有少量提供了英语语种界面,但是涉及东南亚语种的网页目前还比较匮乏。在与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合作交流过程中,对外宣传的主要受众是东南亚国家的民众,为此,在外宣网络平台建设中,应将东南亚国家语种列入网站语言,这样更方便这些国家的民众了解和感知云南民族文化,也能促进云南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

(2)依托留学生课堂教学,设置云南本土文化系列课程。昆明高校的东南亚留学生今后将是他们自己国家汉语教学或者其他岗位的优秀人才,也将是对他们国家民众宣扬云南民族文化的主力军,如何引导他们更好地了解云南民族文化,构建良好的云南印象值得探究。因此,我们应该立足于校园,充分依托留学生的课堂教学,增加他们了解云南文化的途径。如:开设与云南民族文化,摩梭族文化或者云南旅游景点赏析等课程;同时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课程学习,或者将云南民族文化传说或者民俗改编为本国语言,进行再创作等。此外,还可以在云南民族文化课程中加入一些民族服饰展览、服装设计或者昆明饮食文化等内容提升留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要求学生们分组,选取云南的某一个民族为主题对象,对其服饰、饮食、民俗、语言等内容进行搜集汇总,并以小组汇报的形式全班分享,如此一来,他们对云南民族文化的某些细节或者特色会有更清晰的认识,也会促进他们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和分析。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2

2008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三位,这标志着中国硬实力指标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然而,中国软实力,尤其是文化软实力却依然处于弱势。纵观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13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占了4%。中国科学院出版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中也指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仅居世界第七,文化竞争力更是排名世界第二十四,这与中国的经济大国形象相去甚远。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来自哪里?为什么西方文化会在传播力方面占上风?为什么韩剧和日本的动漫能把他们本国的文化带到全球各地?  

程曼丽认为,只有当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传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软实力才真正提升了。她提出,中国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对外传播策略。关世杰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笼统地谈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  

目前,跨文化传播的策略研究如火如荼,许多学者从教育、媒体以及文化的个性方面着手,提出了很多可行的策略方案。崔刚强调,在重视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的渗透,使学生学会使用英语介绍中国的文化与国情。汪飞舟认为,国际大众传媒是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制胜的是服务意识。纵观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对文化个性化的研究相对较突出,而对文化的共性研究却较少。本文拟从文化共性的角度出发,根据中外文化传播成功的案例分析中国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  

1基于文化共性的文化传播的理论依据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在对周围的世界进行解读和识别时,遵循的是一种体验哲学。由于人类拥有相似的认知结构、类似的生存经验以及相同的生理特征,扎根于不同文化中的概念隐喻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共性,体现了不同文化的共核部分,这是构成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基础,它必然有利于跨文化信息的顺利传递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自从人类进入群居社会,不管是处于东方,还是在西方,不论生活于古代,还是现代,时空、地域、习俗和民族的差异,乃至文化上的差异,都不能掩盖人类的特性和需求上的一致性及所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的共通性。这众多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构成了超越时空、地域和民族等界限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  

就中西方文化而言,尽管中西方各民族在思维方式、地理环境、语言体系等诸方面相去甚远,但由于人类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感受,比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都有对衣、食、住、行和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的需求,都有家庭关系,都有喜、怒、哀、乐,都会经历生、老、病、死,都可用哭、笑、红脸、皱眉等姿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等,因而中西方各民族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着许多“共性”。同时中西方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也一致:倡导教育优先,倡导人的进取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等。所以美国大片引进到中国,我们能够普遍接受它,是因为它也宣扬惩恶扬善。外宣的成功,需要尽量避开分歧,多宣传共同的东西。中西方文化二者既有很大差异,也有一定共同之处,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汇合点。所以我们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要供给的是能够被人认同的“共有文化”。一旦借助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传播了这些“共有观念”,就可以让相关国家认同。  

2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共性案例分析  

目前,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往往过分强调个性,而忽视了共性。众所周知,文化共性,是引起国外兴趣点的重要因素。只有点燃西方人的兴趣点,才能吸引他们逐渐喜欢上中国文化。如小仲马的《茶花女》与我国《今古奇观》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非常相仿,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其相似性,着手我们的文化宣传。在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外都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2.1青春版<牡丹亭》的跨文化成功转播  

昆曲艺术被认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在中国本土掀起了昆曲热潮。而且为昆曲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  

青春版《牡丹亭》利用商业运作与社会运作相结合的战略、立足本土与辐射世界的双重定位、坚持传统与调和现代的审美准则,为当下中国传统戏曲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排演四年来,不仅足迹踏遍了两岸四地著名高校,而且于2006年9月成功访美,在加州大学4个校区连演4轮12场,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世界日报》把青春版《牡丹亭》访美与当年梅兰芳访美演出相提并论。伦敦主流媒体认为昆曲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化韵味,《牡丹亭》是一出融合了莎士比亚爱情喜剧和睡美人故事的剧目。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马上开设了昆曲课程,音乐系与东方语文系合作,把昆曲当作世界性的歌剧来研究。青春版《牡丹亭》提高了昆曲艺术的国际地位,也再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华民族先辈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成为中国昆曲走向国际市场的成功范例。  

从传播方面来看,青春版《牡丹亭》定位的观众对象为年轻人(国外也是如此),因为年轻人更加容易受影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创作者们考虑到。对于不熟悉古典戏曲情节的国内外青年观众,片断式的经典折子戏无法使他们产生理解与共鸣,需要演全本。连续性的情节才能产生情感的激动与心灵的投入。另一方面演员诙谐幽默的表演方式也令国外观众耳目一新,非常符合西方的处世幽默观。再者,也是重要的一点是中西方人们对爱情具有同样的渴望,使得剧中缠绵四百年的爱情梦想能使国人和西方人产生人类心灵的共鸣。青春版<牡丹亭》启用靓丽帅气的青年演员来扮演处于青春爱情中的男女主人公,也是演出获得轰动效应的根本原因。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创始人白先勇先生说:“昆曲是唯美艺术,追求美是我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就是要叫中国的古典美还魂,以美唤醒观众心中的浪漫和憧憬。”所以“采用了全新的手法来演绎他们的爱情神话。”  

2.2《少林武魂》在百老汇的成功上演  

2009年1月15日晚,中国大型功夫剧<少林武魂》在美国纽约百老汇举行首演并获成功。纽约州长及市长宣布当天为“百老汇中国日”。  

《少林武魂》讲述少林寺武僧慧光成长的故事:战乱频起,母亲怀抱婴儿逃难,因遭遇匪徒而失散,婴儿被少林寺众僧救起抚养,取名慧光,从此在少林寺习武。慧光长大成人,成为身怀绝技的功夫大师,走上自我发现和济世利民的人生旅途。美国观众凯恩斯说:“我非常喜欢该剧结尾‘家庭比功夫更重要’这句话,它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非常懂得爱。”  

武术一直为全世界人们所喜爱。以往的武术表演似乎为了武术而武术,缺乏剧情的勾勒。《少武魂》正是在世界文化都共同认可的“济世利民”和热爱家庭本身的人类共同追求的理念指导下向世界的。《少林武魂>使西方人对流传世间1500年的少林功夫中呈现的禅武合一、德行感人的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3韩剧在中国的传播成功与其地域性的选择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韩剧以其独特的魅力风行国内,深受大批中国观众的热捧。韩国的影视能在中国畅销,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有选择性地采取了与中国的文化伦理道德一致的作品,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倾销而来。中韩两国之间历史上的相互交往,使得中韩两国在价值观上趋同,这给中国观众接受韩剧奠定了心理基础。  

韩国的影视作品大多以现实题材为主,十分注重突出本民族的文化生活特点,在现代剧中随处可见韩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如温暖的小吃、街头排挡常成为韩剧的场景,展示了韩国独特的泡菜和清酒文化;女性在家庭正式聚会的场合多身穿传统民族服饰;生活剧和爱情剧中,不厌其烦地出现吃饭场景,且都是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饮食方式。韩国影视剧十分注重在细节上对民族文化生活特色进行展示,在向世界各地销售文化产品的同时,也使得其间附带的所谓高丽文化逐渐为世界所认同。其次,韩国电视剧多走亲情、友情、爱情的情感路线,这些是最能超越民族和文化界限,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普遍接受的影视题材,他们正是用人类世界大同的情感来博得了人们内心自然的应和。此外,韩剧在中国乃至东亚儒家文化圈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它的作品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因此,有专家坦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已穿上韩服,正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中国倾销,以汉文化为根基的韩文化,大有成为儒家文化代言人之势。  

3如何利用文化共性进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文化的共性决定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一致,对于新鲜事物有强烈的接纳意识。因此在宣传中应以文化共性为基础,逐渐打开通向另一文化的窗口。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3.1在传播内容选择上,强调民族性,兼顾世界性  

每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显著的特点,这也是吸引其它文化的重要因素。但强调民族性的同时,还应兼顾其世界性。一种文化只有宣传出去了,才能发挥其对国家软实力发展的贡献作用。其实,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可以细化的东西也很多。比如中国的“和”文化,“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文化理念应是传播重点。中国的“亲情”、“仁义”等观念都是中国的传统精髓,也是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并效仿的方面,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宣传。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对于代代相传的国人来说比较熟悉且易于接受,然而要使其得以广泛对外传播,一定要注意其内容的选择,把一些具有文化共性的东西宣传出去,再带动一些民族性的东西,逐渐渗透,从而使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3.2在传播的方式和理念选择上,应强调现代性  

在传播方式上,中国文化应该更加注重文化对外传播的现代性理念投入。中国文化向来具有连贯性和延续性。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遭遇新时代的挑战,但是这种文化的根是不会改的。因此,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这种根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同时,我们也不能靠山吃山。必须运用现代的手法对传统的、能改进的一些元素进行加工,创造出属于现在这个时代的特色中国文化,并根据接受国的特殊接受心理和习惯进行改进。如针对日韩国家动漫非常流行的现象,在对外汉语的教材设计上就可以增加一些动漫化的设计,辅之以一些现代的手段,使得中国的文字语言能融人世界的行列,进而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诠释将能加快中国文化传播的步伐,例如,《孙子兵法》与商业谋略结合起来的有关书籍,在美国已成为热销书。  

3.3加强交流、规避冲突,求同存异、和谐共融  

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是单向的。在传播和接受的同时,也必定会接受对方的文化。那么加强两种文化的互相交流与信任,将会有效减少对对方文化误解和曲解,同时增加对对方文化的好感和兴趣。中国和法国、俄罗斯互办的中法、中俄文化年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没有一种文化交流是没有冲突的,也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是非得靠强迫来让对方接受的。中国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其它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此时就需要传播者调整姿态以接触和相互了解的心态规避冲突。因此,在考虑自身文化传播的途径时,必须考虑对方文化接受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文化的多样化,中国文化向来提倡以和为贵,要与不同民族、不同性格、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共融于世界,首先得承认彼此并理智地看清矛盾或差异的存在,尊重对方的文化,并尝试互相理解、包容。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尝试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融合,比如京剧版的哈姆雷特,又比如用小提琴演奏的梁祝,求同存异、互相尊重,才能进一步深入传播自己的文化,直至最后互相接纳、和谐共融。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H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2-0176-02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仅交流渠道、交流方式和交流舞台逐渐增多扩大,而且传播手段也不断地推陈出新。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主流方向之一,对外汉语教学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如何掌握好中华文化的精髓,怎样理解并运用好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之间的关系,将我国文化兼容并包的精神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这对于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长久屹立于世界强国以及世界优秀民族之林无疑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在论述以上观点后,旨在研究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并希望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者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弘扬东方智慧,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中华文化的传播——兼容并包的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八个字只是简单的描绘,但不足以表述其特征。中华文化的特色可以概括出若干条,但其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应属兼容并包,或者可以说是兼收并蓄。中华文化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这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传播中表现得最为深刻:首先表现在中华文化非常善于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例如:印度的佛教在传入中国后,逐渐地被融合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并在中华文化中有了独特的意义,这对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古至今,许多学者和有识之士为了强大祖国、唤醒人民,不断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力求贯通中西学,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其次,中国作为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其文化对东亚、东南亚以及欧洲的文明进程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

(一)跨文化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在新时期,对外汉语教学已不单纯是传授汉语知识的教学,而是一种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核心的交际语言的教学;如果要有效地、成功地实施这种教学,就必须首先培养对外汉语教师的跨文化的交际能力,只有掌握了这种能力,才能成功地组织教学,有效地给学生传授这种能力。需要强调的是,决不能把对外汉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解为在语言能力之外的一种辅助能力,尽管它包括了语言能力之外的其他能力,如:跨文化的心理能力、跨文化交际策略能力等等,但它首先是一种语言的能力,并且其他所有跨文化的交际能力最后都要落实到语言的能力上。由此我们可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对外汉语教师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其综合素质的体现。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如果不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很难有效地、成功地实施对外汉语教学。

(二)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语言交际

在跨文化交际中,根据交际渠道的不同,交际可以分为: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人们只注意到语言交际,却忽视了非语言交际行为。然而,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在面对面的交往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左右是言语行为,其他则都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由此可见,非语言交际在人际交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非语言交际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它是文化的重要反映,它在一切非语言交际行为中都要放到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去理解和体会,如果忽视了文化背景就很可能会发生误解。非语言交际包括:眼神、手势、身体动作、面部表情、服装打扮、身体的接触、谈话者之间的距离、时间观念等等。下面仅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进行非语言交际的跨文化对比。

1.沉默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沉默的态度和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中国人奉行“沉默是金”,常常用沉默来表示思考、慎重、默许和谦让等含义,然而英语国家的人对这种沉默态度感到很不习惯,在他们看来,沉默意味着轻视、不感兴趣等,因此他们在讲话或与人交谈时最忌讳沉默不语,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声的反应。而中国人则重视沉默在交谈中作用,认为停顿和沉默有丰富的含义,有时甚至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就笔者个人的经历来说,在国内的课堂上都是老师占主导地位,整节课下来基本都是老师在传授知识,学生只作为听众将老师所讲的内容记在本子上。而在国外的课堂上,学生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老师只讲重点部分,而其余大部分知识都需要学生课前自己做好预习,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分组讨论,基本每个人都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对于刚来国外读书的学生来说非常难以适应,因为我们习惯了当一个听众,而非侃侃而谈者。因此国外的课堂上就会出现整节课都是外国学生不停地发言,而中国学生一直保持沉默的两种极端差异,在外国学生的眼里,我们的这种沉默或许会被视为不积极上进的体现。了解这一情况之后,我们就必须清楚这种非语言交际的现象,到国外深造时,一定要多多主动发表自己的观点,融入国外的课堂文化氛围中,改变沉默。

2.目光语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与对方保持目光接触是十分必要的。目光语的功能极为丰富,但是它的使用也因文化而异,我们就需要掌握各个国家不同的目光语内涵,在去一个国家教学或交流前,做足准备工作,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在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进行社会交际的时候,相同的非语言行为可以表达出不同的意义,因此,深入了解造成这种差异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研究可以总结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民族心理、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不尽相同,因此要达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交际双方就必须了解对方的文化特性以及非语言行为差异。而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更要不断培养文化适应力、提高文化差异敏感度、有意识的培养自身非语言行为的能力。例如,可以多了解非语言行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准则,以此来提高对不同非语言行为准则的敏感度;需恰当地使用非语言行为,来正确地理解不同的文化内涵;多观察、多总结,对他人的非语言行为所表达的含义不要凭自身主观意识妄下定论;同时,在非语言交际过程中,不能为了照顾对方而丢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一定要做到兼顾双方,以使文化得到恰到好处的融合。

三、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孔子学院的产生与发展”

随着“汉语热”现象的出现,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散发出的深厚魅力。而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承汉语教学的载体,以中国古代圣人——“孔子”来命名的“孔子学院”就应运而生了。“孔子学院”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用以满足海外汉语学习者的需求、向其他国家的汉语学习者提供优秀的学习资料、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众所周知,孔子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教育家,用“孔子学院”来标榜学汉语的教育机构则再合适不过了,而孔子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和”的推崇者,这也正是前文所提到的中华文化之精髓的来源。

近年来,全世界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这其中不仅有文化的因素,自然也有经济动力,可以说,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蓬勃兴起,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升,已然占据了世界大格局的重要部分,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当今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从世界各地来华工作的各领域工作人员蜂拥而至,而只有懂得汉语并熟悉中国的国情和民情者才能在中国更好地生活、工作下去。因此,许多国家的有识之士开始倡导本国学生和某些领域的工作人员学习汉语。同时,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中国已经成为各国留学生留学的首选之地。笔者就读的学院与美国的迈阿密大学和意大利的米兰大学有着合作关系,我们学院在这两所大学里创建了“孔子学院”,而每年都有一批批优秀的外国汉语学习者获得“孔子学院奖学金”和“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到我们的学院学习。因此我们一定要利用好“孔子学院”这一平台,向那里输送更多更好的对外汉语教师,将我们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四、结语

作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应该为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中华文化不仅在历史的长河中绽放出夺目的光辉,而且必将在未来的世界文明中继续发光发热。作为炎黄子孙,每一个龙的传人都应该振奋民族精神,不断弘扬中华文化,肩负重大历史使命,为振兴中华与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由于非言语交际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进行跨文化对比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不但可以揭示非语言交际行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着怎样的异同,还可以增强人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因此,在跨文化交际这一领域,我们应该了解并学习不同国家和地区在非语言交际行为中的不同含义,以此找到运用的最佳方法,进而减少不必要的交际冲突,来提高跨文化交际质量。对于想要成为对外汉语教师的我们,更要不断努力地学好中华文化知识,做跨文化交际的使者,提升自身素质,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而不懈拼搏。

参考文献:

[1]傅荆原.论中华文化之精魂[J].中华文化论坛,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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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4

一、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现状述评和意义

2005年9月15日国家主席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他指出“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2007年10月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文化认同和文化吸引,已经成为维系国家之间稳定关系的重要保证。今天许多的政策误读、地区冲突和摩擦对抗,都能够找到文化上的因素。政治体制可能变动,经济份额可能涨跌,但是文化关系却是惟一能够长期影响两国彼此看法和交往途径的因素。推动文化关系上的深入发展,实际上也是政治和经济交往的重要补充,而且这种补充会更加稳定。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表现出强大的应变力和再生力,具有稳定的持续性,它不但孕育了中国灿烂的历史,而且也促进了周边国家的发展,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目前中国对外的文化传播,以及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与中国文化本身的内涵和蕴力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和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入超’,存在‘文化赤字’”(赵启正,2006)。文化的共通、相融和理解可以促进民族之间政治、经济、贸易诸方面的共同发展;反之,文化的差异、误解和冲突则会引起民族之间的政治封锁、经贸壁垒乃至国家间的战争。当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汉语学习热潮,例如“孔子学院”在国外已成立了155所;在美国,汉语已成为学习人数增长最快的外语,在美国3000多所大学里,有近800所开设了汉语课程;在中国周边的国家中,韩国政府2005年2月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识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汉字和汉字标记,并规定将目前完全使用韩国文字的公务文件改为韩、汉两种文字并用;2007年11月28日韩国第一份中文日报《亚洲日报》正式创刊,以满足在韩国的30万~40万华侨和200万学习中文的韩国人;在越南,以越南著名法学家范维义为代表的十多位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已联名向越南教育部上书,建议从现在起在全国小学和中学实行必修汉语的制度;在日本,每年举办的汉字检定考试,参加的受测人数已超过200万,这种情况给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此同时,“中国”、“中国崩溃论”、“中国分裂论”、“黄祸论”等不断出现成为中国国际形象塑造和国际贸易等诸多方面的障碍。这种障碍的产生,大多因为西方人不熟悉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所以产生了隔阂、误解并滋生了怨恨。例如在 2002年11月21日,由清华大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美媒体研讨会上,在论及“如何解释美国对中国报道的缺点时”,报告者认为主要是“缺乏中国语言和文化知识”,并由此导致他们忽略事件的关键性因素,误解甚至曲解事件真相。

因此,越过文化障碍,加强中国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增进与国际社会的了解和沟通,有利于中国正面形象的树立,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动地位,有利于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当前世界正是多事之秋,一旦紧张局势平静,中国目前的经济顺差和文化逆差的矛盾如果不加改变将有爆炸性危险”(赵启光,2006)。如何越过国际文化间障碍,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对外交流,成为时代的一个重大命题。

二、翻译视阈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营销策略分析

中译外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的研究要从当前中译外现状出发,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理论基石,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以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为探索视角,来研究翻译和翻译策略在文化对外传播中的原理和规律、中译外当下翻译策略的转变,以及中国文化彰显对人类发展的意义、中国文化彰显的必要性、中国文化彰显的适时性、中国优秀文化的遴选标准和传播次序、中国文化在国内的认同与普及、中国文化外译的方法策略、中国文化外译的队伍建设、中国文化彰显与国际市场的开拓等子课题,以求从理论上唤起中外人士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从策略上探索传播中国文化的最佳途径,在实践中找到译介中国优秀文化的国际市场,最终实现在国际上成功地传播先进中国民族文化的目标。部分问题作以下的论述:

1.探索文化对外传播的规律,研究测定营销效果的客观指标

文化的对外传播涉及到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不同的文化背景会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所以要加强对文化对外传播规律的研究。传播中要注意目标文化中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事物的判断往往表现出的不同价值取向;传播过程中因为语言、文化习惯不同,带来表现方式和风格不同的认知偏差;要研究接收心理的差异带来的主观评价的多义性等等;与此同时,还要多关注西方国家近年来推行其文化价值观念的方式,进一步借鉴其方法。在文化的对外传播和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寻找文化对外传播的规律,反过来进一步指导实践,以求事半功倍的效果。

文化的对外传播,应当既立于全球化的文化高度,又注重文化的多元性,体现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有机结合。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不能是民族文化的简单语言转换或求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应做到“和而不同”,应有足够的自信心来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勤劳奋发的现状,以及建设一个和谐世界的愿望,同时,在传播中要注重弘扬中国的优秀文化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对外传播以展示中国人民具有的勤劳、勇敢、智慧、正义的优点或传统,塑造完美的国家形象,克服消极因素的传播,不能以媚取目的语文化的认同或在国际上获奖等作为传播成功与否的标准。因此有必要研究测定传播效果的客观指标,作为指导文化传播的最佳方法,也作为文化对外传播中营销效果的标尺。

2.研究翻译在文化对外传播中的策略,寻求文化营销的最佳途径

翻译学要和传播学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对外翻译在强调“内外有别”的同时,也要注意“外外有别”,针对不同地区的受众特点,提供不同形态、不同面孔、不同包装的内容产品,以符合接收者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心理。翻译时要考虑引起文化对外传播的障碍例如寻求共性、不确定性、畏缩情绪、刻板形象、种族主义、偏见、权利、文化休克和民族优越感等因素;要寻求在不同场合不同翻译策略的应用,例如:寻找源语文化和目标文化的不同之处,充分挖掘源语文化中的异域特色,借助恰当的表达方式,展示源语文化中别具一格的魅力,以便迅速引起目标文化受众兴趣的文化吸引策略;源语文化和目标文化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却并不互相排斥,反而互为补充,要隐去双方文化中最容易导致冲突的主体文化,保存两者之间比较平淡和微不足道部分的文化相融策略;既保留着强烈的源语文化特点,又与目标文化环境相适应,既不同于源语文化,又不同于目标文化,是两种文化的有机整合,从而体现源语文化竞争优势的文化创新策略;当源语文化与目标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要注意在双方文化的重大不同之处进行规避,不在这些“敏感地带”造成彼此文化的冲突,特别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更要特别注意尊重当地信仰的文化规避策略;基于源语文化和目标文化的巨大不同,并不试图在短时间内迫使目标文化接受源语文化,而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文化优势,对于目标文化进行逐步渗透的文化渗透策略;由于源语文化和目标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采用一种比较中性的,与源语文化己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第三方文化对目标文化进行输出,以避免源语文化与目标文化发生直接冲突的借助第三方文化策略等。总之,在文化的对外传播时,要理解文化差异、尊重对方习俗、规避民族情绪、寻找恰当的传播策略,从而使不同的文化达到最佳的结合,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彰显自己的文化。

3.研究中国文化在国际市场的开拓,以及翻译与营销的有效关联

对外传播中的中国文化应该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民族特色,这是成功文化产品的魅力所在;同时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应该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市场化行为,有市场才有前景,因此必须研究国际市场需求,设计并实施各种有效的方式,充分利用中国文化无所不在、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特性,在经济合作、学术交流、体育赛事、政府活动、国际访问等等场合中进行民族文化的国际营销,才能彰显自己的民族文化。与此同时翻译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做到积极主动,抓住翻译材料的要旨,以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和寻求成功的营销为目的,在最大的允许范围内进行创造性的翻译。例如在CNN电视有一个名为《书法壁毯》新闻短片,汉语解说词如下:

赵老先生现在已经开始编织他的第二张书法壁毯:中国北宋名将岳飞的词——《满江红》,原稿是用行书书写的。在此之前,他编织了用隶书书写的中国宋代诗人范仲淹的文章——《岳阳楼记》。

译文为:Zhang is now weaving his second “calligraphy tapestry”. He is weaving a verse by Yue Fei, a general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to his tapestry. He has finished weaving into his first “calligraphy tapestry” a prose by Fan Zhongyan, a renowned poet and statesma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吴自选,2004,30)

吴先生在《中国翻译》上撰文并讲,片长3分钟左右的译文,需要解释的文化因素太多,时间短难以说清,所以对上述文化因素进行了大胆、也是无奈的删节。他说“译者努力的目标是在 ‘沟通’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减少传播过程中文化的流失。”吴先生的翻译和传播文化的思路值得肯定,需要商榷的是,体现书法壁毯的价值应该是壁毯的质量和书法。如果要引起国外观众对这个壁毯的兴趣,或者说这个壁毯的卖点,应该是重点彰显书法——行书和隶书(这在电视画面上可以显而易见)——所承载和沉淀的中国历史文化,这也符合市场营销的原理和策略。电视片3分钟时间瞬间即逝,所以“让对中国了解不多甚至一无所知的电视观众了解、欣赏、热爱中国或其某一城市、地区的文化,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同上);同样在记忆中瞬间即逝的东西也许还有翻译解说词中Yue Fei, Northern Song Dynasty, Fan Zhongyan这些他们不熟悉的名词(这些名词当然应该翻译出来),但是如果翻译中能加入对于行书和隶书的介绍,并简要指出这两种古老字体所包含的文化,应该可以给国外观众留下相对较深的印象,同时也突出了书法壁毯的价值,在可能成功营销壁毯的同时,也成功地营销了中国文化。

中译外在中国文化国际市场的开拓中如何与营销策略做到有效关联,这是文化传播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又如作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的一项准备工作,北京出台了《北京市餐饮业英文译法标准》的讨论稿。其中比如过桥米线,翻译成“加鸡肉的鸡汤粉丝”。民族文化特色如何彰显?如果翻译将过桥米线“油覆汤上无热烟,虽过桥而汤不凉”的妙处表达出来,不仅可以使外国朋友品尝到中国独特的风味,还会领略到其中蕴藏的文化特色,加深对食物和文化的印象,岂不一举两得!

其他问题比如:对于中译外时策略的局限性、受众分析、传播效果,以及中译外队伍建设、中国优秀文化的遴选标准和传播次序、中国优秀文化在国内的传播等,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论述。

三、结语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巨大的国际市场价值。挖掘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全球营销策略,加大对外文化传播力度,中国文化在巨大的国际市场中,将会产生宏大的经济效益,具有非常广阔的经济前景,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向世界阐释中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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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治波:复兴繁体字,中国新使命[N].环球时报,20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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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自选:电视新闻汉英翻译“信”的幅度[J].中国翻译, 2004.(6)

[6]杨泉. 跨国企业中的跨文化管理 /htm/content/20056/37154.htm,2007

[7]袁晓懋.跨文化广告传播的创作策略.中国广告传播研究网 .cn/cn/xsyj/200210/021010kwhg.htm,2007

[8]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上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5

在传播学的定义中,“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1]符号一般指人们共同约定俗成的,以任何形式来显示意义的标志物,即再这种标志物中可以感觉和体现指代的对象的意义。比如一提到“长城”,首先能感受到中国宏伟的气势,感受到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对于国家,民族这种巨大的事物,符号本身就是一种公认的结果。符号不同于一般的记号,对于一个国家,它是首先被想到、记忆最清楚的,也是最响亮和夺目的。能够代表中国的符号不仅能让中国人唤起民族自信,而且可以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在留学生在心中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笔者将能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符号和非物质文化符号讨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长城、敦煌莫高窟、明清皇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苏州古典园林、颐和园、天坛、大足石刻、明清皇家陵寝、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龙门石窟、都江堰—青城山、云冈石窟、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澳门历史城区、安阳殷墟、开平碉楼与古村落、福建土楼、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荔波小七孔。”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医针灸、京剧、中国篆刻、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中国书法、中国剪纸、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南京云锦织造技艺、端午节、中国朝鲜族农乐舞、格萨尔、侗族大歌、花儿、玛纳斯、妈祖信俗、呼麦音、热贡艺术、中国传统蚕桑丝织技艺?、藏戏?、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粤剧、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麦西热甫、中国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中国活字印刷术,昆曲、古琴、艺术、新疆木卡姆、蒙古长调。” [2]

这些文化遗产仅是众多的中国符号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从某一方面或者整个方面象征了中国,但是中国符号远不仅限于此。中国的文化符号可以和对外汉语教学结合起来,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本文由收集整理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媒介,文化是语言表达和传播的内容,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越来越重要。现在来到中国的外国学生已不再只为学习语言,许多学生来华前就有一定的汉语基础,甚至汉语水平很高,感受、体验中国华夏五千年的文化成为很多留学生和社会学者踏上中国高校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程度和熟悉程度也最终决定留学生是否最终掌握了这门语言。

留学生在拥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底时,即可进入对留学生进行中国的文化感受环节。中国文化经过五千年的沉淀,自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形态和系统,涉及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借鉴冯骥才的《符号中国》,本文将能支撑起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传统文化分为语言文化氛围,物质文化氛围,非物质文化氛围。

二、汉字承载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面孔和灵魂。没有汉字也就不会有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文明之母。汉字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在每一个汉字的构成。汉字是汉族人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汉字之所以能够承载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因为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表意体系的汉字于表音体系的文字不同,他不是直接表示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而是用不同笔画构成的大量表意符号来记录汉字的单音节语素,从而代表语素的声音。唐汉在《图书文字》里将汉字分解为不同的部件,从而得出这个汉字的起源和意义,有助于大家理解和记忆这个汉字。如“母”字是象形字,甲古文中的“母”字是一个朝左跪立的女人形象,中间加了两个点突出女人和母亲的形象。“牢”字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中的“牢”是一个小房子里有一头牛,门被锁起来了,发展成为“监牢”、“囚禁”的意思。唐汉认为每个汉字都是有意义的,可以分解开来得出这个汉字的来源。王祥之在《图解汉字起源》里认为所有的汉字都源于物形。经考古发现,中国的文字起源于图画,虽然今天的简体字有很多已经看不到当年图画的痕迹,但是对留学生掌握最初的字根,掌握象形文字,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肯定的是,最初原始的文字数量不会太多,到后来庞大的汉字系统是如何创造的呢?早在东汉时期,许慎就著有《说文解字》,第一次系统的阐述了“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造字法和用字法,“文”“字”不是同一个概念,反应了汉字发展的两个阶段。“文”指汉字的图画符号阶段,主要针对象形文字和指事字,“字”指汉字的表音符号阶段。古代文学称独体的字为“文”,合体的字为“字”。独体的结构需要说明这个字的来源,故叫“说文”,合体的字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偏旁组成,故需要解剖,再来分析,即“解字”。这本书介绍了中国汉字的构字法,分析了当时每一个汉字的来源,反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不但有助于我们对汉字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博古通今,了解当时的社会形势。

中国的语言文学中,文字固然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朱俊声曾说“读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能通经,通经然后能致用”。而诗歌则是汉字所承载中国文化底蕴的精华。中国古代称能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一般统称为诗歌。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中国就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诗歌发展经历了《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诗,建安诗歌,魏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现代诗的发展历程。从唐朝开始,诗赋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诗赋不仅是世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也是评判一个人是否“有才”的标准,更是上流社会、官场应酬场合的必需品。诗赋同时也影响到社会的普遍风气,认为“才子佳人”是最完美的婚姻。中国传统文化铸造了中国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在我国古代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可以说诗歌史记录的也是当时的历史,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承载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内涵,而诗歌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唐诗宋词也是中国的象征之一,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展示营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

中国的历史遗迹和实物展示属于物质文化符号的范围,即“有形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和人类文化遗址。这些是人类在历史反战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并且是具体的物质的遗存。它是由人类创造,或者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的过往。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有的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有的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教育意义或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①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②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③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历史遗迹和文物是对一个国家文化的见证,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的物质文化遗产有二十七处,部级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不胜数。历史遗迹给留学生以第一手资料,真实的感受和还原当时的历史氛围。”以故宫为例,北京故宫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一起被誉为世界五大宫。顾名思义,故宫以为过去的皇宫,为15世纪初年明朝皇帝所建,用30万民工,历时14年建成,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拥有殿宇宫室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被称作“殿宇之海”。故宫的修建集中国的建筑、天象、风水、绘画、雕刻等为一体,依照古代星象学说,紫微星(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地所居,中国历代君王自命天子,天子宫殿如同天帝的“紫宫”禁地,故名紫禁城。皇宫严格按照“前朝后寝”的标准建造,一根中轴线贯通整个宫城南北,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御花园依序位于这条中轴线上。中轴线宫殿两旁又对称分布着许多殿宇。皇宫殿宇可分为前半部分外朝、后半部分内廷,外朝是皇帝朝政场所,以三大殿为中心。内廷“后寝”以三宫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举行祭祀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通过研究和感受故宫,留学生可以对中国历史上的宫殿有个大致的了解,明白中国的皇帝办公的地方,能感受到古代中国的气魄和皇家威严,留学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故宫又被称为“紫禁城”,有助于留学生掌握中国的历史文化。

再如长城,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与埃及金字塔齐名的建筑,长城是人类的奇迹。两千多年前劳动人民以血肉之躯修筑了万里长城,其成为中国冷兵器时代直到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期规模最大、最坚固完美的筑城体系,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工程。“在万里长城身上所蕴藏的中华民族2000多年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的内涵十分丰富,除了城墙、关城、镇城、烽火台等本身的建筑布局、造型、雕饰、绘画等建筑艺术之外,还有诗词歌赋、民间文学、戏曲说唱等。”[4]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戍边士卒、骚人墨客、诗词名家为长城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边塞诗词已成了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流派。如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李白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等名句,千载传诵不绝。长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旅游观光的胜地长城以它巍巍雄姿、坚强的体魄,象征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克服困难的毅力。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以长城作为依托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学能让留学生在游乐的过程中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有直观的了解和震撼。

中国的物质文化符号太多,数不胜数,中国的名山华山、峨眉山、泰山、青城山、武当山等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道家、儒家文化,对留学生的教学可以以此为依托而展开;丝绸之路、楼兰古城、大理古城、西夏古城等可以支撑起中国古文化遗址的教学,大足石刻、莫高窟、敦煌石刻等记录了中国的佛教本土化艺术。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在对外汉语教学上都相互映照,奠定了留学生学习和感受中国文化的基础,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四、中国现有社会传统习俗氛围渲染了中国传统文化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6

⑥参见江胜信:《契合国际语境的传播才更有效――代表委员畅谈如何让中国文化更好“走出去”》,《文汇报》2015年3月15日。

⑦参见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⑧参见汤一介:《论儒学与“普遍价值”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秋之卷。

⑨参见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7

在“我者”与“他者”分野的跨文化传播视域下,武术国际传播面临着语境差异、文化误读、传媒选择等多种障碍。因此,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和对话,应在不同文化语境和多维对话模式中展开[14](王庆军方晓红,2010)。武术跨文化传播要注重个性,内容要具有兼容性,“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找准契合点”[15](刘沁,2010),应寻求文化共性,消除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ABC电视网络副总裁Dzodin(2007)指出,通过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创意中国正借助武术建造连通世界的文化之桥[16]。另有学者基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和理论,对武术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跨文化影响因素、受众障碍、竞技武术套路发展、太极拳跨文化传播、北美的功夫电影等进行了探讨。李吉远(2012)认为,当前武术国际传播对塑造“国家形象”的战略思想尚未得到武术学术界与管理层的现实关注,要着重从技术和文化方面,上升武术跨文化传播为一种国家战略[17]。

目前,纵然武术国际交流实践频繁,但拘于语言交流的现实障碍,武术学界缺乏更多的对武术国际传播的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不过,仍有学者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调研成果,季建成(2000)对英国武术爱好者的习武目的和练习模式等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18]。季建成、邬燕红和王晓东(2006)对美国的武术练习者、运动员、教练员所做的问卷调研和统计分析表明,西方了解武术主要集中在电影、电视功夫片和英特网等途径[19]。于翠兰和吴晓红(2005)则对在华留学生、外籍教师、企业外籍员工和社区外籍人士就武术国际传播的基本状况,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分析[20]。刘雅媚和郭强(2007)调查国外民众,采用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结果表明中国武术在国际上已有较大知名度,但也存在着普及程度低,知晓渠道单一化等问题[21]。严志钢(2011)在加拿大开馆教拳,通过个人的实践经验和社会调查,总结出加拿大武术传播的社会习惯[22]。另外,罗玲娜(Roblitschka)(2006)、李艳君(2011)、孟涛和周庆杰等(2012)分别在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国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缺乏实证性和深度化的调研分析,武术国际传播研究难免流于表面化、对策性和自我揣测型。因此,武术调查和研究亦须推行“走出去”发展战略,对武术国际传播进行跨国家和跨文化的联合研究[23](朱东Theeboom等,2010),在突破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的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中顺利实现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持续化、规模化和机制化。

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评论

跨文化传播是通过对相关文化、社会和语言等变量分析的基础上,对交际和传播结果进行预测的过程,是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对意义归因的象征性的互动过程[24]。武术跨文化传播是指在武术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对影响武术国际传播的文化差异(如“中国形象”和“自我东方化”等跨文化问题)进行全面的认识和分析,强化武术国际传播的文化自觉意识,深入关注武术传播者与接受者双方的跨文化理解与认同;采取长远、系统、双向、针对性强的武术国际传播战略,以实现武术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身份认同。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非常注重武术国际传播的跨文化分析和实证实地调查研究,着眼于武术跨文化传播的质量、过程和反馈,致力于推动武术国际形象构筑及传播机制、武术跨文化译介机制与系统、武术跨文化传播理论构建与实践体系等现实课题。综观相关研究文献,国内外学者已就武术跨文化传播进行了积极有益的理论探讨,并取得了极具研究与实践价值的阶段性成果。但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跨文化的视角与理论已运用于武术国际传播研究,但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尚不系统深入。武术国际传播正遭遇文化误读的跨文化障碍。国内学者集中探讨了武术跨文化传播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兼容、衔接、契合,乃至融合。然而,目前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尚显零碎,主观性较强,尚未进行系统全面和深入细致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挖掘;同时,研究仍未深入至文化纵深,未能通过跨文化的测量指标和理论概念进行调研和剖析。

(2)作为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首要议题,武术国际形象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外学者也研究了文化差异、文化身份、“自我东方化”等影响因素。总体而言,国内武术学界对武术国际形象的现实价值和影响因素已做了深入探讨,但面对李小龙和国内外功夫影视对武术国际艺术形象所做的生动刻画或偏差演绎。武术界未能在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中主动跟进,未能进一步深化武术国际形象这一课题的理论构成、形象构筑和实证调研。

(3)武术术语翻译研究过热,武术跨文化译介研究尚未拓展。武术翻译不规范引起了翻译学界和武术学界的共同关注和持续研究。虽然国内诸多学者对武术术语翻译的原则、标准、方法、文本等方面展开讨论,但是目前武术翻译研究力度和深度不足,对翻译实践未形成实际指导作用。翻译只是武术译介过程的开端,对于跨文化译介这一武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此类研究未能延伸至武术译介的实践译介现状、涉及产业体系和对外传播成效[25],尚未能提出武术跨文化译介的可行机制和合理措施。

(4)武术国际传播实证研究不足,且缺乏系统的跨文化测量与分析。目前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系统性和全面性不够,尤其是实证性缺乏[26]。缺乏个案的受众群体的个体感知与传播效果。“武术国际化传播过程中忽略了反馈机制,造成武术的国际化传播基本上是一种单向传播”[27]。总体而言,目前武术国际传播实证研究有明显的顺便性、零星化和偶发性。调查内容仅限于基本的武术认知和传播途径。武术国际传播调查研究缺乏跨文化的测量与分析,更未能实现持续化、规模化和制度化的系统调研。针对武术国际传播的战略和个案,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力图突破描述和设想的现状窘境,着眼于文化传播的质量、过程和双向性,更注重武术跨文化传播的整合理论体系、微观文化剖析和实地实证调研,旨在凸显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系统性、深度性和科学性。

武术跨文化传播学研究走势

武术跨文化传播应立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作为文化外交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武术成为中国国家形象之一,其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亟待提升。应该积极构建和完善跨学科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学,既需要武术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和营销学的理论整合,更必须建立在武术国际传播实践及其跨文化调研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研究。

1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构建与实践体系研究

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为武术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学科领域。基于跨文化传播视角,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应该把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引入到武术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整合跨文化传播学、武术传播学和营销学等理论,建立包括武术国际形象、武术跨文化译介、武术跨文化传播等概念在内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实践体系,探索、调查和验证武术跨文化传播的运行机制与影响评估,构建并完善跨学科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学。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还必须深入探讨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要素、模式和体系,提出理论设想,构建跨学科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学。整理、分析实地访谈资料和问卷调查数据,验证理论设想,完善理论构建,提出武术跨文化传播相关主题的战略规划和实践措施。

2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构筑及传播机制研究

作为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首要议题,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构筑与传播至关重要。通过武术形象识别系统的理论探讨、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设计和武术国际形象的测量与调研,构筑最有益于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科学合理的武术国际形象。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构筑及传播机制主要研究武术形象识别系统理论构想、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设计方案、武术国际形象测量、武术国际形象传播机制等问题。

3武术跨文化译介机制与系统研究

武术跨文化译介是一个复杂细致的文化系统工程,其进度取决于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的实际成效,但武术界必须积极探索和创新武术对外编译、出版、传播的运行机制和译介系统。武术跨文化译介机制与系统主要研究包括武术翻译的规模整理和系统研究、规范和统一武术翻译的可行方案、武术跨文化译介现状及问题分析、武术对外编译、出版、传播的运行机制和译介系统。

4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国际调研与实证研究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8

该书最大的特色,莫过于其具有国际视野的研究模式。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网络传播学术领域内,不管理论还是实践都很需要国际化的借鉴和交流。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在当前也倍显意义重大。张咏华教授对国外传播学领域富有启示性的理论及研究案例进行介绍和分析,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国际上传播学领域学术成果的展示,也提出了很多有创见的想法。

文章的第一个主题“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就体现了作者对国外传播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传播学问题的深刻思考。尤其是她对媒介分析领域系统、深入的研究更是给读者提供了研究媒介分析的理论、系统的思考途径。《媒介分析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贝尼格的“控制革命”论评析》《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一种独辟蹊径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媒介系统依赖论评述》等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国外对于媒介分析领域的理论成果。为其后来以媒介为主体进行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具有国际视野的媒介研究在新媒体纷纷崛起挑战传统媒体及传统传播学理论的今天,有巨大的启迪意义。只有站在国际视野的研究高度,才能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在传播学方面的学术探讨。单纯的放眼国内研究问题,尤其在网络传播时代,是闭门造车的行为。

网络在拓展海外华文媒体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潜力巨大。而面对英文的西方文化信息在网上的强势地位,加强传播中国文化,加强中文信息的网络化建设显得非常迫切。《试论跨文化传播的合理化维度》一文在描述了当今时代跨文化传播的特征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轨迹之后,围绕跨文化传播的合理化维度进行了讨论。指出学术界不仅应该在描述性的层面上对跨国文化传播中的不平衡现象的历史和现状作更多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而且学术界还应在前瞻性的层面上创造不同文化之间和平相处、平等互动的世界文化作出贡献。

研究方法多样,深入实践调查以小见大

该书的另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不光有很多理论、思辨性的文章,更有很多采用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框架分析法等对有关观点、现象进行理性、客观分析调查的实证性文章。有理有据的论述让人信服。

“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传媒业提高竞争力的策略”主题文章就调查了境外媒体进入上海的情况,并选取案例对上海报业媒体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策略进行了探讨。真正做到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且指导了实践。而“传媒内容与国际传播研究内容考察”主题文章则从各个案例出发,采用多种实证性方法,对国际传播中的中外媒体、新闻传播学刊中的国际传播篇章等进行深入剖析。在实践层面上揭示了国内外传播的一些报道框架问题,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的对外传播,改善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在理论层面上,通过整理分析国际传播研究界关注的议题,梳理国际传播方面学术论文,总结了以往的概况和成就,为后来学者进一步完善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张咏华文中的话说:“从研究方法上来比较,国外学者更多地使用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想结合的方法,对定量分析的重视度较高。”“国外学者重视以数据说话的做法,对我国学术界具有参考价值。”这也是学术界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基础。

网络时代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问题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极为重要。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都需要全方位、多渠道地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我国同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方面迥然不同。这就需要我国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和各种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及其应用的飞速发展,当前可利用的国际传播渠道途径手段比以往更丰富、更先进;并且呈现出传统和新兴传媒渠道并存,政府渠道和民间渠道并存的局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国对外传播与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它们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何有效地、整合协调各类渠道,全方位地展开对外传播,改进国外对中国的认知,不只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传播学研究课题,也是重要的外交课题。为完成网络时代国际传播的大任,我认为可以在政府的引导下从媒体渠道和公共外交传播两方面进行努力。传媒渠道:构建完备的对外传播体系

传媒方面,由于因特网的崛起,社会传媒环境产生了急剧变化。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国的传媒机构应该紧跟世界的大趋势,上网拓展其内容服务。用张咏华教授在一文中的话说:“中华大地的网站,责无旁贷地负有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中华大地的媒体,近年来大量上网拓展发展新天地。网络使这些上网的媒体的内容,有可能传向世界各地的用户,因而,即使它们中许多在上网前仅是地方性媒体,上网后也就具有了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作出贡献的巨大潜力。”在传媒上网方面,我国媒体尝试得很早,许多媒体也都想到了,一旦上网就成为面对全球的媒体,纷纷开办了英文等外文版本。如人民网,依托中央级传统媒体《人民日报》,以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为己任,目前已推出6个外文版本;《经济日报》下属的中国经济网、上海的东方网和广东省的南方网等很多著名新闻网站都办有英文版。从媒体数量来说,中国目前已形成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共同发展的、颇具规模的对外传媒体系。我国的一些对外媒体,尤其是人民网、新华网,已在国外具有相当的知名度或产生较大影响。

我国这些对外媒体拥有政府的官方渠道,对政策和重大事件信息的掌握具有权威性,无论在国际政治中的重大时刻,还是在介绍本国概况、发展动态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但由于我国同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在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迥然不同。官方信息源不符合国外受众接受习惯。对于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受众来说,凡是对贴上“官方”标签的媒体,总是要持怀疑态度。而且一部分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确实政治色彩较浓。我的建议是媒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可以尝试以接近西方风格的模式进行传播。比如突出信息性、资料性。以权威的信息、数据资料向世界展示中国作为开放、合作、负责的大国的形象。在具体报道中尽量中立、平衡、多角度的进行报道,避免众口一词和过度的宣传和“官方”色彩。

公共渠道:增强公共外交意识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9

对“舞蹈传播”进行研究,首先要对这一学术概念进行清晰明确的学术定位。所谓舞蹈传播,就是以舞蹈作为文化媒介和传播内容在不同社会系统中的传递与流动,是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实现舞蹈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全部过程。舞蹈传播研究是围绕着舞蹈历史背景与现实空间开展的新的科学思维活动,它的研究范围起于舞蹈的传播现实,展开于舞蹈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和目标受众,关涉到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技术背景,并最终指向传播的特征、特质以及相关规律。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叉学科,舞蹈传播学既属于舞蹈学的研究领域,也属于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它是一个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领域中皆有渗透、优势整合的研究领域。舞蹈传播学以人类历史文化生活中的舞蹈传播行为、传播途径、传播主体与对象、传播的规律与模式以及形成的舞蹈传播理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不同传播环节来考察传播运行系统,它极大地借鉴和吸收了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与一般传播学比较而言,舞蹈传播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以“舞蹈的传播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其“外延广泛、内涵丰富”的跨学科性质,舞蹈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必然也是多元化的。譬如,从舞蹈史学的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不同舞种流波、演变的历史及其背景因素;从舞蹈心理学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传播主体与受众群体的心理现象、人格特征、审美喜好以及他们对舞蹈传播活动的影响;从舞蹈身体语言学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舞蹈传播对于身体美学的影响或是舞蹈身体语言的发展脉络;从舞蹈社会学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舞蹈在不同社会的传播条件、途径、内容的选择或是阐释在市场的催化下,舞蹈如何成为文化产业中的商品及其生产、销售、消费的整体过程和社会影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同的研究角度在舞蹈传播学的公共视阈下都能建构其具有自身研究特点的理论模式,避免了模式套用而陷入空泛的理论之中,也在切实而具体的研究中充实了舞蹈传播学自身的理论架构和概念体系。舞蹈传播学的研究必须基于舞蹈传播活动的丰富实践中。人类舞蹈传播活动由古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这样的文化现象当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传播关系而实现的。将这种悠久的传播现象和丰富的传播经验总结成具有规律性、概括性、真理性的“学理”———舞蹈传播学,是当代舞蹈研究者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可以说,舞蹈传播学是舞蹈学科在时代需求下的一次扩容与发展,这样的整合与延伸将激发舞蹈学研究的内在活力。舞蹈传播学将是一项有现实意义和广泛学术前景的学科,它在吸收、借鉴传播学理论基础、观念基础、知识基础的同时构建舞蹈学自身的理论模式,紧密地与传播实践相联系,并将引导舞蹈传播的实践活动进入良性循环中。

二、舞蹈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10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900多个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教学点,一批传播学博士从海外学成归国加入各大院校的新闻传播系科,再加上国家制定了国际新闻传播的总体战略,因此,我认为,在当前各种主客观条件业已成熟的情况下,“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建设在中国实现“传播学转向”,回归其“传播学本位”,应当是下一个十年内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

具体来说,这一“传播学转向”要在以下三个层面展开:理论框架、实践和方法论。

与传播学乃至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以欧洲中心主义为主导的。为破除这一学术霸权,莫勒菲・阿桑蒂(MolefiKete Asante)和三池贤孝(YoshitakaMiike)等学者相继推出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非洲中心”范式和“亚洲中心”范式。简单来说,“人本主义”(personalism)、“精神至上主义”(spiritualism)、“物质至上主义”(materialism)分别是“非洲中心”、“亚洲中心”和“欧洲中心”三大范式的世界观来源。因此,“非洲中心”范式主张“物质”和“精神”不可分,“亚洲中心”范式主张“精神”高于“物质”,“欧洲中心”范式则主张“物质”和“经验”高于“精神”。

上述这一本质主义的概括延续了跨文化传播“西方范式”中对各种文化的二元划分:即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物质/精神、个人/集体,等等。但基于这种西方范式的理论建构(例如,Hofstede的“文化维度论”)能否解释当下更为复杂和多元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和文化身份“杂糅”(hybrid~y)的现状,这些都是学术界在进一步反思的问题。同样道理,在讨论跨文化传播的理论范式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问题时,我们应当避免再次陷入“中国/西方”或“中国/其他国家(地区)”的二元对立当中。目前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中国模式”为跨文化传播的“本土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中国模式”是一个跨文化传播的产物,超越了“欧洲中心”或“亚洲中心”的二元对立。尽管对“中国模式”、“通三统”等理论模式还可再做进一步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跨文化传播在中国的本土化不应限于“欧洲中心”还是“亚洲中心”的纷争,也不应当仅仅沉缅于“传统文化”或“国学”的复兴,而应当根据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探索出新的理论范式。

其次,从实践的层面来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需要来自实践的强大支撑。“二战”后的美国为了摆脱孤立主义的思维定势,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开展了“马歇尔计划”、“和平队”、“第三世界发展传播”等许多卓有成效的跨文化传播实践,这就为美国充当这一学科领域的领军角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当前中国“大国崛起”语境下,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是,跨文化传播如何实现与国家、社会的需求和实践的对接?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国家和社会需要学者做什么?学者应该做什么?后一个问题关乎学术体系的构建,前一个则是回应实践的需要。对于跨文化传播这门学科来说,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前一个,这个问题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对外传播体系,近年来又进行了令世界无比艳羡的巨大投入,但效果不明显。“三鹿奶粉”丑闻和上海襄阳路大火几乎可以抵消“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所产生的正面效应;智利成功地利用解救圣何塞铜矿39名矿工进行了一次事半功倍的“国家营销”,而山西王家岭矿难成功解救了115名矿工,却由于国内媒体的“颂圣”型报道而导致国际舆论更为负面的评价,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在我看来,恰恰与前面提到的学科定位问题不谋而合,即强调语言和文化为核心,忽视传播本位。

在这个传统思维的引领下,我们以为跨文化传播就是语言、文化、营销、广告,或者是包装,或者是形象设计,但是恰恰忽略了一个核心环节,就是新闻和舆论。我们的孔子学院宣传中国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但是外国人在新闻媒体上、在网络上获得的恰恰是相反的信息。所以,让跨文化传播在中国回归“传播学本位”,也是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变革,尤其是为国际新闻报道和对外传播事业的变革,提供更为强大的理论支撑。

从传统上看,我国的国际新闻报道和对外传播完成了“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双重使命,即向国内受众报道国际新闻,向国外受众报道中国新闻。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看还要加上一项新的使命――“向世界说明世界”――即在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和国际舆论场中获得首发权、话语权和阐释权,这就需要我们培养的新闻和外宣工作者具备跨文化传播的素养和能力。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11

一、体育传播学的概述

与西方相比,我国体育新闻传播起步较晚。早期来华传教士就在中国报告中强调体育的重要性。20世纪以来,中国的体育史学者在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过程的研究中,实际上也涉及了大量体育传播的研究,比如马约翰的《体育历程十四年》中就专门介绍过上海青年会的体育传播情况。随着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的发展,面对体育运动实践过程中传播活动和传播规律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和不可忽略时,传播在体育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被逐渐发现和认识。体育传播学是体育理论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理论分支,也是传播学中文化传播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因此体育传播学具有鲜明的学科边沿性。

二、体育文化传播的价值意义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体育发展都存在着地域封闭倾向,我国传统文化传播的错误观念,认为文化只能是从内向外传播。导致许多体育类项目如:武术、球类、养生及各种民间游戏等都形成独特的个性,与外来文化交流的痕迹并不明显,致使体育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

交流与传播是人类的重要天性,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以传播为基础,因此可以说传播是一切社会交往的实质。在体育领域,全面、深刻的交融是体育文化保持活力的前提,人类专门设计出各种身体运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身体运动增进身体健康,并在身体运动的过程中获得特殊的身体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体育项目都属于人类体育文化的范畴,都是社会进步与文化繁荣的产物,而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民族体育文化的交融,各种体育文化的传播,才能促进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世界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不同区域性、不同民族性体育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交流与融合,形成多姿多彩的体育文化传播。

1.传播者队伍的建设

以往我国体育传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即由体育记者或者编辑介入,对各种赛事和体育活动进行报道,这种格局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也有不利的因素,由于长期与体育打交道,容易将自己的思维模式禁锢于体育圈子之内,忽视其他内容,不擅长或者不习惯开展文化报道,少数体育报道甚至于体育文化传播思路是对立的。因此这一局面应该改变,我国传媒必须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有所作为。所以在此基础上首先完善传播队伍,在报道队伍中充实熟悉文化传播的记者、编辑,负责传播中国体育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全面提升记者、编辑的文化素养,使他们产生传播中国体育文化的高度自觉,并将这一理念注入其传播活动中。

2.传播内容变革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有着数千年的体育文化内涵,并且与西方体育文化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如果不加以整合,容易造成体育文化传播的混乱局面。因此,要加强体育文化的整合,将代表中国文化特色的内容作为传播的重点,在这些方面寻找突破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身心统一”等核心内涵,目前就应成为我国传媒对外体育传播的重要内容。

3.传播策略的选择

采取介绍与诉求并重的传播方式,提升信息传播内容被受众接受的机会。传播活动是内容结合的有机体,单纯考虑传播内容,忽视传播形式,必然不能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跨文化传播尤其如此。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而这一切又会影响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对外传播中,如果缺乏对传播对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本方的价值尺度去评判他方的行为,经常会引发歧义、曲解、甚至发生冲突。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社会文化心理的接近,把体育作为提高人的生活和生存质量的手段等等,这些都为我国传媒在传播中国文化时找到合适的契合点,只要加以正确的传播方式表达出来,就能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而传播策略的成功包含两个方面: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所以传媒在开展对外体育文化传播时,应将说理性介绍和倾情式介绍结合起来,但又避免变成另西方反感的宣传,这是一个重要的传播策略。

4.体育新闻传播的平台构建

建立与世界可以匹敌的传媒机构,提升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全球体育文化传播之所以受西方主导,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世界顶端的传媒机构。目前,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继续蔓延,除了外界因素外,媒体的经济实力的差距也是重要因素。因此只有靠强大的传媒机构,才能使中国体育文化在世界各国得到很好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打造世界级传媒机构,是我国体育文化传播的有力支撑。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化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提升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

三、体育新闻传播的不足

1.重竞技轻大众的报道策略降低了体育新闻的可读性

竞技体育具有独特的魅力,其竞争的激烈性,使之成之广大读者的宠儿。各类新闻媒介也以此为报道重点,加以突出和宣传。这是由于,大多数体育新闻报道为实现自身的利益和满足更多民族对竞技体育的热情,把竞技体育的报道看作是体育新闻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

2.体育评论缺失,没有主流报道的声音

新闻的力量是事实,言论的力量是道理,一个摆事实,一个讲道理。真实就是新闻的生命,真理就是言论的生命,只有说真话,讲道理,体育新闻传播才能起到旗帜、灵魂和风向标的作用。对于体育新闻来说,体育新闻评论代表了媒体机构的立场和声音,是媒体表述事理,引导舆论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媒体主流和权威的体现。同时,还可以因对体育事件的及时客观的阐述吸引更多民众,使之能从中得到启发。因而,体育新闻传播要增强评论的可读性、导向性,就要求我们对体现社会时代精神的事情做出快速、及时的反应。如果总是放“马后炮”,已经时过境迁,即使评论文章写得多么正确、多么精彩,在人们的心目中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反响。

参考文献: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3013906

[GK-2!-2]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new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y

[HJ*2/3][HJ]

[WT4BZ]――a summary of the second highlevel forum on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y

HE Wei, ZHANG Qi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early one hundred experts and scholars had a heated discussion in “the second highlevel forum on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y” held b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The conference has conducted indepth and comprehensive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on the following six dimensions: communication of national politics and culture,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external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twork media spac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discours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hetoric paradigm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discussion holds that the ethical order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research subjects appear to be multiple new dimension, which should be gradually tried to dewesternization and paid attention 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alternation and accumulation among different paradigms; especially for the media cooperation problem of “The Belt and Roa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global governance, national governments, local governments and media organizations need to carry out indepth communication in the aspects of different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regional problem solving, and also use security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of “discourse turn” to face major challenges of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o as to pave the way for Chinas narrativ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y; The Belt and Road; discourse turn; network media

[GK-2!-2]

“大国,应有大国的气度,应有大国的文化,应有大国的文明,应有大国的学术气象。国家传播学正是这种宏伟学术气象的一面视窗。”北京大学陈汝东教授于2017年3月25日在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开幕式上致辞。2017年3月25日,主题为“理论与实践:国家传播学发展的新气象”的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在“丝绸之路”的起点――古都西安成功举办。国内近百位学者专家齐聚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为期3天的会议研讨中,就国家传播学理论建构、全球化时代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国家传播研究等诸多议题进行了多元深入的探讨。

一、主旨演讲:新气象・新

追问・新启迪

北京大学陈汝东教授、浙江大学吴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赵永华教授及杭州师范大学施旭教授,分别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围绕国家传播学作了题为《论国家传播伦理秩序发展的新向度》《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困境与范式创新》《“一带一路”、媒体合作与全球治理》《构建国家安全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主旨演讲,为与会学者带来了一场颇富启迪的学术盛宴。

传播伦理一直是传播学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阵地之一。针对以国家为传播主体的国家传播学,国家传播学会会长、全球修辞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陈汝东教授在大会主旨演讲中指出,近年来国家传播的伦理秩序在伦理主体、领域、形态以及媒介感官等方面呈现出多重新向度。其中蕴涵着国家与个体、政党与民众、传者与受众、责任与权利、职业与业余、单一与多元、专业与普遍、静态与动态、结构与建构、规范与实践、听觉与视觉、平面与立体、单时空与全时空、现实与虚拟等范畴的对立与统一。而这些范畴演化的趋势,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全球的;既具有现实性,也具有理想性。陈汝东教授强调,揭示并把握这些范畴体系对阐释中国国家传播的新动向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吴飞教授对近年来的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做了全面的梳理,从国家传播研究当下面临的困境、线性范式交替研究的反思、从国别研究到比较研究的思索、非西方视角理论构建的意义以及如何重建国际传播的理论、政策与实践5个方面进行了重新解读及展望。吴飞教授指出,目前的国家传播研究主体忽视了社会组织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内容局限于文化研究,很少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国际法等学科领域;研究方法上缺乏不同范式之间的更替,仅从一种理论、观点与观察维度跳跃到另一种理论视角,过程中漠视累积性的理论建构。他认为,研究者视角应逐渐尝试去西方化,结束二元对立,而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将传统文明的人文理性注入当下西方文明理念。他强调,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未来需要的国际传播研究的跨文化转向。

在当今国家之间传播日趋频繁的全球治理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赵永华教授对中国应该如何进行“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设计。赵永华教授认为, “去中心化”的全球治理模式应该成为当前国际交往的主导模式,并认为在这个全球治理平台上的媒介合作绩效应该基于媒介合作机制的透明、完善、权力制衡及国际问题的解决、公民社会之间的认同这几大方面。值得关注的是,赵永华教授从全球治理框架下的“一带一路”角度出发,完整构建了一个媒介合作的路径框架:从价值、主体、主体所发挥的作用、治理对象、内容及绩效评估5个维度,探究了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及媒介机构如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行不同区域经济发展、跨区域问题解决方面进行沟通交流。

S着近年来在世界舞台上的迅速崛起,中国作为当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在中国人民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关头,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受到了国际舆论、国际战略、国际秩序的严峻挑战。杭州师范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主任施旭教授注意到国家/国际安全研究中“话语”所起的积极作用,并提出了建构主义安全化理论――“话语转向”。施旭教授认为国家安全研究和实践的新视野、新方向应是话语研究,作为由主体、言说、渠道、效果、历史、文化等多元因素交织的交际实践,与国家/国际安全辩证相联;面对国家/国际安全的重大挑战,尤其是全球化、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国际传播话语研究应该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柱。他建议,国家安全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应该基于3个相互联系方面工作: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国际传播话语研究框架,解析中外国家/国际安全国际传播典型话语实践和谋划国家安全国际传播话语的战略与策略。

4位嘉宾视野宏阔的学术演讲,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为导向,提出了一系列颇具启发意义的反思、追问和学术图景的理论设计,从不同维度丰富和充实了国家传播学的内涵和外延,引发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

二、百花齐放:多向度探究国家传播学

(一)国家传播实践之一:国家政治传播与国家文化传播

中国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大国文明的根源和资本。自“文化自信”概念的提出,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时成了各方热议的话题。在“文化自信”的灯塔下,此次会议中有不少学者将国家的艺术文化作为传播的切入点进行了深入剖析。从中国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策略(王思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到中国舞蹈传播的国家价值(何薇,北京大学);从蒋彝《中国书法》的域外跨文化传播(梁雪梅,红河学院)到如何打造国际影视之都(惠东坡,北京联合大学)……,涉及了较为丰富的艺术文化领域。这些研究丰富了国家传播中传播主体的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国家传播学的研究内容,成为了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而北京工业大学马宁及国际关系学院盛静则从新媒体入手探讨了文化创意产业及文化全球化下的身份认同、传播策略。

在对内传播形态方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彦《中国文化自信的社交媒体传播研究》一文采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方法,基于新浪微博相关贴文中呈现的互文性和超文本多模态的理论框架,对社交媒体用户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看法进行了分析。而在对外传播方面,更多的学者关注了与跨文化传播理论相关的领域,例如从第63届哈佛大学模拟联合国、孔子学院的制度建设、性别视觉符号等从微观现实案例出发,探究跨文化交际中的传播效果及传播模式。

陕西师范大学朱清河从更广阔的视域重新解读了跨文化传播存在的核心障碍与挫折,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中的“随乡入俗,推己及人,亲仁善邻”寻绎出“普适性”的应对理路,用中国文化的智慧为跨文化传播与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资鉴与启示,颇有新意。

(二)国家传播实践之二:国家形象建构与国家对外传播

在对外传播中,国家形象的构建一直是各方学者探究的热门议题。国家传播学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在国家对外传播中如何构建传播主体形象、引导舆论、传播意识形态、获得身份认同等相关维度的探讨。在本次会议的分论坛中,有不少学者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该类问题发掘了新的视觉和领地,进行了更有深度和广度的对话。

众所周知,社会组织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组织形象的构建入手,可以从不同维度解构国家形象的成分。成都理工大学王菁从十以来《环球资讯广播》《人民日报》《新民周刊》《央新闻》等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的微博廉政宣传报道勾勒政府廉政形象;广东警官学院马建文把国家执法主体――公安机关作为研究主体,指出了涉警新闻的部分报道在主观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诋毁、诽谤、贬损公安机关名誉,丑化公安机关形象等侵害公安机关名誉权的行为。

中国农业大学李焕征、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陶赋雯、南京晓庄学院梅潇等学者以影像构建为路径,分别探索了视觉传播中如何借助影像重塑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乡村生活的艰辛历程;如何在电影中以叙事编码传达“战争记忆”,再现国家历史形象;如何在电视节目中宣传对外政策,建构执政党形象。这些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视觉传播形态,更丰富真实地把国家传播的宏伟蓝图解码在大众的生活周边,使得国家形象的构建更加具象、更接地气。

(三)国家传播实践之三:网络媒体空间中的国家传播

随着网络媒体的普及,当今社会已经全面步入了网络时代。网络空间或虚拟空间早已成为国家传播实施的新疆域,因此网络媒体空间中的国家传播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特别是网络媒体空间中的国家数据和国家话语权。吴卫华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数据战略》中提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应该把维护数据放到国家战略高度,多层次多部门联动,做好顶层设计、法律制定、技术研发、政企互动等多方面工作。肖琳《现实与虚拟的融通:新媒体时代的政府公共话语空间建构》认为,现实和虚拟交织的新媒体公共话语空间推动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革。政府公共话语空间建构必将推动一个健康积极的理性社会建构,同时进一步增强和提高公民参政意识与网络媒介素养。王璐《控制论视阈下抢占网络话语权路径初探》解析了抢占网络话语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以“反馈滤波法”“主观干扰法”“变送器”3种思维为基点,介绍互联网时代抢占网络话语权的具体方法。徐利德《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国家话语权提升策略》着眼于移动互联网的传播形态及其带来的影响和中国国家话语权历史和现状,从国际受众、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4个方面分析了话语权提升的策略。

此外,还有学者从网红与网红经济、宗教知识话语权威、台海网络互动“帝吧远征”“小粉红”的网络政治参与等视角,阐述了网络媒体空间中涌现出的新兴国家传播实践议题。

(四)“一带一路”建设视野中的国家传播研究

在“一带一路”建设视野中如何进行国家传播,也是此次会议的一个热点议题。学者主要从几方面加以探讨:

第一,“一带一路”建设与传播理念研究。张勇锋《“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传播理念重构研究》在对传播学功能主义范式进行反思的同时,重新思考和分析提炼了“传播”“媒介”“研究范式”“传播共同体”“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以及“国际传播新秩序”等一系列传播“元问题”,进而提出能够有效回应当下中国社会大潮和传播实践的理念重构之策。雷力《视觉传播伦理研究初探》从视觉传播伦理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开展过程中的视觉传播伦理风险。

第二,“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文化传播研究。赵旭《“一带一路”下的文化自信与传播》指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加快构建政府社会联动、文化资源共享、各方优势互补的协同体制;应注重将文化交流、文化贸易等与提升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全球认同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伍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离岸文化中心与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离岸文化中心,对于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文化融合创新,提升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都有积极意义。金强《加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文化传播的创新性研究――基于“民心相通”的战略考量》主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版文化传播,应采用平等合作的逻辑。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与实体行业传播。李宁《“一带一路”视阈下乌兹别克斯坦旅游业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合作》指出,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乌两国旅游产业合作是人心相通的重要沟通方式。张艳《“一带一路”下民营企业的海外传播战略》认为,民营企业的海外传播面临诸多困难与瓶颈,需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进行合理的路径选择,对接国内供需产业链,整合优势资源,打造商业共同体,抱团出海。刘洋和杨雷《速度与稳定:“一带一路”视角下的高铁外交战略问题与对策分析》梳理了“一带一路”与高铁外交的辩证关系,阐述了高铁外交的合理性。

第四,国内外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的研究。郝源《第三媒介时代下――“一带一路”国家政治话语微博中传播效果研究》分析了关于“一带一路”话题的微博,发现政治话语传播虽然呈现出不同样式的表达,但是未能全方位体现出国家传播层面的认知多元和丰富内涵。周宏刚《从国际舆论的形成机制看“一带一路”的传播策略――以印度主流英文报纸的报道为例》提出“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应该积极回应舆论关切,争取多方支持,弘扬丝路精神,增强对外传播的针对性、有效性和感召力。陈欣《浅析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形象构建》主张要把握国外媒体舆情,为中国媒介更加主动地设置参与国际话语议程。

(五)国家话语:国家传播研究的话语学视角

近年来,“国家话语”作为一个新范畴被广泛提及并接受。国家话语从话语学角度为国家传播研究提供了理论滋养。在此次会议上,学者分别从国家新闻话语、国家话语口语传播、话语、中国文史哲学术话语、中国庆典话语和国家体育话语等方面研讨了国家话语和国家传播议题。

林援森《从人民币消息看国家新闻话语权》指出,人民币报道的不足不仅是一个财经货币问题,更是涉及结构性的媒介议题。何海翔《后危机时代:媒介话语表达风险及其治理》主张必须加强媒介话语的互动议程设置,完善媒介对话机制,加强媒介话语自律,促进媒介话语之间的融合与互动,提升媒介话语治理能力建设。李亚铭和白钰《言立功成:论国家话语中的口语传播》着重从修辞学、语言学、话语学等视角就国家话语中口语传播的形式、主体、特征、问题及对策等进行探讨。金茹花和欧阳护华《中国政府人权话语的语用论辩分析――以国新办“评美国〈人权报告〉”为例》分析了话语,表明语用论辩学所兼顾的论辩合理性和有效性有助于中国政府改进在国际传播中的理性话语。庞雯《论春节联欢晚会“ 零点时刻” 中主持话语对国家意识的建构策略――仪式情境下的符号学解读》指出:在春晚“零点时刻”,主持人通过话语向受众传递国家主流价值观、塑造大国形象以及强化大国公民的身份认同等内涵。冯美《奥运媒介景观中的国家话语与体育叙事》认为,大众传媒与奥运体育的联姻,使奥运会超越了单纯的竞技比拼和体育精神的传播,成为强化国家民族身份话语的重要机制和力量。

(六)国家修辞:国家传播研究的修辞学范式

国家修辞,既是实现国家话语转型的新基石,也是国家传播的重要途径。学者围绕国家修辞范式下的国家事务、提升国家国际地位、协调国际关系、解决国际争端为目的的修辞行为和现象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研讨。

丁云亮《媒介化社会国家J同的修辞建构》提出,借助修辞学理论、批评工具,审视国家认同的话语流变、实践策略,有助于把握国家认同构建的社会文化属性,拓展相关研究的学术维度和知识空间,应对全球化潮流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徐同林《强秦之言:反复的力量――以秦三篇公文为例》认为,语言在强秦之路上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其中反复修辞格多用于秦国的经典公文。张倩《皇室“战名修辞”:二战后的日本国家传播策略》从国家修辞角度梳理了日本皇室的“战争名称修辞”脉络,提出“战名修辞”既折射了日本官方的认知错乱,也反映了日本的国家修辞传播心理。印心悦《“生活政治”中的国家修辞:中国梦是如何实践的?――基于央视网〈图说中国人的生活〉栏目的内容分析》强调了“中国梦”这一宏大叙事与微观层面行动主体“实践者”之间的关系和互动。

台湾省学者从修辞学研究范式阐述对国家传播的理解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夏春祥《书写传承与记忆铭刻:二二八事件的修辞叙事》一文分析了二二八事件的修辞叙事。刘怡伶《传统伦理观念与现代国家传播:蒋伯潜〈初中新国文〉教本的内涵分析》聚焦蒋伯潜传统文化观念的取舍议题,考察其编纂思维、注解特色,揭示教科书对形塑台湾省人民品格、语文能力表达的影响。蔡鸿滨和郭曜薄痘丽的告解:台湾小英时代之语艺采探》分析发现蔡英文演说采用一种类似教徒向神父告解的叙事策略。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