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经济论文合集12篇
民国经济论文篇1
一、招生情况
一般的情况下，每年经济管理系会招收4～5名计划内的硕士研究生和1～2名委托培养及自费的硕士研究生，计划内的名额中会有2～3名保送名额和保留学籍的名额。因此，您在报考时应仔细调查清楚。一般情况下，每年会有50～60人报考，因此竞争是比较激烈的，这就要求您作好一定的心理准备。
这里向您介绍一下近两年的招生情况：1998年，计划内招生3人，计划外1人，保送2人，报考人数为60人；1999年计划内招生2人，计划外1人，保送3人，报考人数48人，可以看出通过考试的录取比例为15：1～20：1。
二、教材的准备
经济管理系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为：数学(四)，英语，政治(文)，经济学，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公共课的教材是一定的，下面介绍一下专业课教材的准备。
(1)《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高稚光等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2)《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预计今年出版；
(3)《微观西方经济学》，侯荣华，、赵国良主编，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出版；
(4)《宏观西方经济学》，侯荣华、张铁刚主编，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出版；
(5)《宏观经济管理学》，侯荣华主编，中国计划出版社1993年出版；
(6)《工业企业管理》，鲍学曾、王柯敬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这些教材您可以在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配楼一层的教材科买到，但值得注意的是您应早做准备，因为报考的人很多，教材科不一定有充足的存货。
三、复习和应考
(1)对本科为经济类或管理类的考生来说，一般的复习时间应为6～7个月，要注意的是，中央财经大学经济管理系的硕士点是国民经济学，同一般理工类院校的管理系的差别很大，不能一概论之。
有一点应提到的是，现在报考经济管理系的考生有很多(50%左右)是理工类毕业生，他们的数学素质可能比您强许多，您需要认识这种差别，并在复习时给予充分的重视。您的复习最好从基础课开始，建议您报名参加6月份的基础课补习班，尤其是数学补习班。这时参加补习班的目的并不是要要学到一些具体的东西，而是帮助您系统地回忆所学的课程，这比自己复习的效率要高许多，因此选择哪个补习班并不非常重要，只要不是太差即可。
从7月份开始真正是您自己复习的时间，这时如何合理地复习非常重要。首先，您最好审视一下自己的优点和弱点，尤其是弱点，因为您若能被录取，各科成绩均要达到教育部和学校分数线。然后，建议您采用系统的复习方法--对于数学，最好是严格按章节复习，将每章的内容分为几个专题分别讨论，尽量能列出各个专题的要点和典型习题，并做笔记以供查阅；对于英语，首先应突击提高词汇量和速度；对于政治和经济及管理专业课，建议按某种线索将其划分成几块，详细地列出每个理论或事件的产生背景、条件、基本内容、其进步意义和不足之处，以及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您在复习时可能仅重视基本内容而忽视其他各项，建议您改正过来，而且这不仅对复习而言，考试时也应按这样的系统方法来答题。
这样的复约要持续4个月的时间，进入11月份，在您填写报名表的时候，您的复习也应进入综合阶段，即将各个专题串起来，仔细研究历年考题，适当地做一些模拟题，并且报名参加经济学考研辅导班。这个过程会持续45～55天，而且是备考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在这之后的时间会有15～20天，是您进行模拟考试的时间，这时您更应注意的是休息，准备考试。
(2)对本科为理工类的考生来说，一般情况下，理工类的考生会认为对付文科专业的考试只需要死记硬背，但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经济类专业的一些东西是要背诵，但更需要的是能够理解并真正的掌握。
对本科为理工类的考生来说，一般的复习时间应为10～11个月，如果您以前未接触过经济类课程的话。在最初的5个月中，您需要完整地学习一遍专业课的考试必备书，这时并不需要背诵，而是要求您真正理解，特别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当然这期间也可以准备一些基础课如背英语单词等，但是主要精力应放在专业课的学习上，不仅如此，若有条件，最好借阅本专业学生的课堂笔记以巩固学习。当您完成这些步骤后，就可以开始基础课的复习了，同样建议您参加6月份的基础课补习班。
理工类考生的优点是数学比较好，但弱点也是同样明显的--经济学的素养不够，因此需要您尽量以优点来弥补弱点。理工类的考生一般逻辑思维能力强，因此，建议您将经济类科目也进行条块分割，列出大大小小的标题和1、2、3此类的要点，用理科的办法来复习经济类课程。这可能对理解不利，但可能更适合您的思维习惯从而提高复习效率。7月份以后的时间安排应该同经济类的考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经济学考前辅导班您是一定要参加的。另外一点是，在考试答题，尤其是做论述题时，作为理工类考生的您，对自己不知道或不清楚的东西不要囫囵地写上，避免说出“外行的话”而影响整个题目的得分。
最后，一份工整的答卷是所有老师都喜欢和乐于见到的，经济类考试文字表述较多，因此，卷面的工整是非常重要的。
民国经济论文篇2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往往在原理上说不通。例如，把政府开支当作经济系统外部的所谓外生变量，这怎么行呢。政府开支受制于税收，而税收多了，利润、工资就会减少，否则钱从那里来？又说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是个外生变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我不否认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控作用呢？或者说货币发行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举个简单的例子，货币发行量增加一倍，国民经济将会怎么样？我认为数据一定令人兴奋：收入翻一番，GDP翻一番，当然，物价也都翻一番。有人根据1998年由国家统计局编写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过，从1952年－1997年，我国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8.5%（张金水，1999，第92－95页）。2003年我国GDP增长率才9.1%，真是小数见大数。货币调控国民经济的“威力”可见一斑。本文不打算多谈旁人的调控方法，本文依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简单介绍一种国民经济的调控方案。
二．国民经济调控原理
笔者曾经在网文［3］中，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原理，将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Y一步步分解为固定资产折旧，消费C，追加投资I和政府开支G（不考虑进出口）：
再假定固定资产折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f，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b，0＜f＜1，0＜b＜1，即有下列式子：
这样，由式（1）可以得到关于投资的方程式：
I=(1－f－b)Y－G(3)
国民生产总值Y中有一部分是税收和规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τ，税费额就是τY；国家对式（3）中的投资额可能也要征收投资调节税，设这项税率为q，0≤q＜1，税费额就是qI。这样，总的税收T由下式表示：
T=τY+qI(4)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式中β>0，税收多于政府开支时可以增加政府开支。另外，投资额I扣掉调节税以后的实际追加投资额为(1－q)I。所以，设资本存量为K，则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由下式表示：表示：
设资本量为K时，产出的国民生产总值为Y，资本产出率为u，则有下式：
Y=uK(7)
资本产出率u的意义是：投资1亿元，每年的产出为u亿元。现在归纳一下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
给定初始条件，就可以求解上列方程。经济系统的结构图，见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经济系统在不考虑进出口的情况下，是个封闭系统，不存在什么外生变量。这是一个自我成长系统。我们地球就是个封闭的经济系统，它并没有得到外星人的资助，经济成果不是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吗！
三．经济系统的求解
对上述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进行整理可得：
初始条件是：t=0，资本存量为K(0)，政府开支为G(0)。对上式稍加运算，改写成矩阵形式如下：
下面为了有个具体的结果，代入数值：f=0.25，b=0.25，τ＝0.25，u=0.25，q=0.1，β＝0.1。系数矩阵A如下：
对上式采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s为变换变量，则有：
对上式求反变换可以得到K(t)、G(t)。如果再假定：
G(0)=0.25Y(0)=0.25uK(0)=0.25×0.25K(0)=0.0625K(0)
则可以得到（下面直接给出结果）：
K(t)=K(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Y(t)=Y(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由以上数据可知，年经济增长率为7.6%。
四．经济增长率的讨论
在通常情况下，由矩阵A的特征值，可以近似得到关于年经济增长率r的公式：
将前面的数据代入得：r≈0.075=7.5%，与上面的结果差不多。由式（16）可知，提高资本产出率、降低税率、减少浪费、提高调控效率都能够加速经济增长。
由图1可以看出，这里对投资采取了适当课税的调控策略，既可以抑止过度投资，又起到扶持投资不足的平衡效果。调控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政府开支对税收收入的跟踪状态。
五．结束语
有些学者，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建模思想，所建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型，与“真实经济过程”相比较，“方程中所有的常系数几乎是不存在的，甚至这些系数很难找出可观测量，因为有可能这些关系本身在统计上是不成立的。”（郑辉，2001，第89页）而本文所列经济模型中采用的经济量、经济参数，都是真实经济活动中的变量、参数，如垫付资本、周转率、折旧、工资、利润、投资、税收、GNP、税率，等等，由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变量和参数的数值，调控将来的经济变量的数值，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建立某种目标函数，也可以探讨最佳路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动不动就是“均衡值”，“均衡值”等于多少？说得再头头是道，就是缺乏可操作性。经济系统不是什么稳定平衡系统；如果经济系统是个稳定平衡系统的话，我们只能一直呆在原始社会。
有文献借托外宾的话说：托宾（JamesTobin）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论文如果没有运用‘微观基础’的方法，就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任何研究报告如果被怀疑违背了‘微观基础’的戒律，就逃脱不了同行的批评；一个新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如果不能表明博士论文中假设的关系式是用‘微观基础’方法推导出来的，他就很难在学术圈子里找到理想的工作。”（郑辉，2001，第70页）我的这篇文章，既没有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微观基础’，又不讲“均衡”，也不是“非均衡”，完全依据西方民间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却也讨论了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这当然难逃“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可悲下场。
参考文献
民国经济论文篇3
摘要：总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创新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而创新又是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因此我们对国民经济管理理念创新进行了探讨分析，希望能够为其创新和改革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创新国民;经济管理
1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比较习惯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外乎是物资资本以及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对自然资源进行管理，物资资源的流动，货币资金的存取等来进行经济管理，管理内容也仅在于资金的运作、物资的调动，劳动力也是这些运作和调动中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国民经济内容单纯以物质和资金流动来当做主线。因为传统的粗放经济模式，人们对于物资的需求比较高，占的比重也比较多，而如今有了变化，因此需要对内容理念进行创新。
2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1)政府组织的变革
政企分开以及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领域，由民营企业进入其中，参与竞争，给民众创业提供条件，给经济创新提供基础，清除创新路上的阻碍，提供便利。尤其是政府组织的领导，应该要打破行政垄断，让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如果政府在经济领域过度的活跃，乃至于与民众争夺利益的时候，那么就不能够让经济的自由全面发展得以实现，从民众可以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中退出来，对民众组织进行扶植，建立社会公共经济组织，促使民众组织得到健康的发展。
(2)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中的社会自组织生长起来
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设立第三部门来对法治经济秩序责任进行承担，能够帮助政府缓解负担，同时提升了经济的民主性，对法治社会的完善具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也是国民经济管理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实现的目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必须存在的，企业和国家之间形成的社会自组织系统能够确保国民经济管理的正常运行。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除了注重上下级关系之外，微观主体活力也是其关注的焦点，希望能够将微观和宏观主体聚合能量给无限放大。
(3)权利平衡和分割的组织结构
政府进行国民经济管理是利用其行政身份，而当其职能发生了转变之后，其有了更多的责任，因此，新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中，权利应该划分得更清楚，防止相互之间的推诿现象，避免责任无法追究的情况发生。
3结语
总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创新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而创新又是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因此我们对国民经济管理理念创新进行了探讨分析，希望能够为其创新和改革提供一些帮助。
参考文献
1、推进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和云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15
2、国民收入核算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赵峰;姬旭辉;冯志轩;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08-15
国民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二：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充实和完善路径分析
摘要：引入能够反映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指标。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以后，结构性矛盾会愈加凸显，乃至会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关键词：国民经济管理;现实性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呈现出的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重总量、轻结构，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协调等，均与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设计直接相关。随着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质量的追求，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相应地改变发展战略，更新发展观念，充实和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内容，以符合新时展的要求。
充实和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现实性
(一)社会问题的突出要求经济增长必须服务于社会发展
总体而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既包含有直接促进生产力进步的经济活动，又包含对生产力进步起间接推动作用的社会活动，或曰非经济活动。前者主要指全部的物质生产、交换、分配、生产性消费以及所有与此有关的服务与管理活动;后者是指与物质生产只有间接联系和非物质的分配、交换和生活性消费活动，以及与经济活动在形式上全然无关的其他活动[2]。这二者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向前推进的整体内容，当然也内含着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人类社会发展都要求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必须相互协调、彼此促进。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是一种相辅相成和彼此依赖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经济活动是各项社会活动的源泉，社会发展总是依赖于经济发展;反过来看，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经济发展。但同时，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又有自身特有的运行和发展规律，不能相互取代。所以，二者之间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同步协调的，相反，社会活动同经济活动则往往保持着超前、同步或滞后的关系[2]。不管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时期，还是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都可以看到二者协调与非协调关系的存在。
尽管理论上讲，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应该同步发展、协调运行，但现实中真正将二者很好地兼顾起来则是较为困难的，多数时间往往是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结果较低的社会发展水平严重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二战后世界各国经历的道路来看，这种情况不乏其例。迟至冷战结束后，联合国才日益意识到社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才把包括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在内的社会发展作为重要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为此，相继召开了一系列涉及社会发展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如1990年世界儿童问题会议、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1994年的开罗世界人口大会、1995年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尤其是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了有史以来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把消除贫困、增加就业和促进社会融合定为此次会议的议题，尽管会议只是通过了没有约束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两个文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分歧也未因此完全消除，但是这次全球性的会议无疑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进入新世纪后，社会发展问题普遍受到各国政府的大力重视。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诸多林林总总的社会问题同样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化与转型。虽然我们在六五计划以后就将社会发展计划从原有的经济计划体系中划分出来，计划名称也由原来的国民经济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但实际工作中仍未将其置于与经济计划同等重要的位置，人们的认识也未真正到位，反映社会发展的指标也不明确、全面，措施更不得力，以至于我国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社会与经济的非协调发展至今仍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就必须大力改变经济与社会相互脱节的现象，要像重视经济发展一样重视社会发展。
(二)资源与环境已成为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约束瓶颈
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均离不开资源与环境的因素。资源是人类生产的重要载体，也是生产要素之一。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空间，具有整体性、持续性及相对稳定性等特点。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可持续能力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受资源与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也需要巨大的投入，要求经济必须有一定的发展速度，社会发展更要以保护资源与环境为目标，并从环境的质量改善中得到进步。因此，从完整的意义上讲，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环境有效保护共同构成了含义更加广泛和完整的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
与上述轻视社会发展的问题一样，长期以来，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的有效保护同样没有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不仅如此，甚至还往往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持所谓的高速度，这种增长实际建立在高耗能-低效率极端不平衡的基础上，使全球资源和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浪费和破坏，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环境噪音、气候变暖等，不仅使当前人类的现实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也加剧了代际公平的矛盾。西方国家长期实施的发展战略忽视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已经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治理难的惨痛之路。这本是前车之鉴，应当汲取，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挤压下，众多发展中国家为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可避免地选择了赶超型战略，国民经济发展多以极端追求高速度、高增长为目标，其结果是经济总量提升的同时也日益付出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沉重代价，诱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更为严峻的是，由于经济结构仍旧滞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缺乏治理污染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问题困难重重。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曾通过环境道琼斯指数──生命地球指数①来反映环境破坏的情况，结果表明，20世纪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世纪，也是人类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世纪[2]。
人类为了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忽视了生态平衡，造成了环境污染，反过来，环境污染又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给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工业革命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以西方为代表的全球性工商业扩张活动热衷于对自然界的征服，很少有人认识到人类也只是自然的一体和组成部分，应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上世纪70年代以后，人与自然失衡的加剧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才促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迫切与重要，也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但直到1978年才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实现的前景和途径。9年后即1987年2月第八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才对人类发展及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评价，并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明确界定为在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对环境资源需求的前提下，寻求满足我们当代人需求的发展途径。用我们现在公认的表述就是，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3]。可见，可持续发展有两个基本点:一是通过发展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二是这种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利益为代价，要为后代人的发展能力考虑。可持续发展虽然起源于环境保护问题，但已超出了单纯的环境保护领域，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和理念，它要求人们从全新的角度处理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使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使资源和环境问题游离于管理者的视野之外，必须把其纳入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要像重视经济发展一样重视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的有效保护。
我国长期以来单纯追求GDP增长而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协调，这主要表现在以往对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比例分配失调，过于强调经济增长指标，而缺乏环保指标等的约束，使得诸如生产挣钱，环保花钱，经济上不去，环保搞得再好，也不能算政绩的竭泽而渔式的观点在地方发展中流行。结果是决心在嘴上，行动在会上，落实在纸上。十一五规划前，虽然也召开过数次全国性的环保大会，制定了若干个环境保护发展规划或计划，但总的来说，落实效果非常不理想，一直到十五计划结束时，我国的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等指标都完成的较好，但唯独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指标未完成。近几年我国才十分重视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问题，将其提到是否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并按照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对各级政府的考核进行了补充，增加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低碳发展等方面的指标，说明我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三)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严重滞后
人们一般把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发展，称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现代经济发展的特征主要表现是: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急剧变革;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迅速改变，世界经济更趋于一体化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和经济结构的高变动率这两大基本特征。长期以来，众多经济学家都看到了二者的联系，如早期的威廉配第，后来的克拉克，近代的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等，且观点较为一致。但触及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经济学家则出现了较大分歧，以库兹涅茨为代表的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总量增长的过程，总量增长比结构变化更为重要，后者是依附于前者的;而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学则把结构变动的过程视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认为结构比总量更重要，离开了结构分析，就无法解释总量为什么增长和如何增长[4]。
表面上看这种孰轻孰重的争论意义似乎不大，然而，这场争论的焦点绝非仅仅停留在国民经济的技术剖析层面或方法论意义上，其现实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它启发我们必须从总量和结构的辩证关系和交替演进中来寻找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这自然便是与现代经济发展实践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经济发展必然有一个总量问题，但它又不仅如此，如果离开了结构分析，人们就难以正确解释经济总量增长的原因和途径。因而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应该是结构的不断优化与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总量变化的作用)。这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说明:
第一，总量与结构本身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共同决定着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及质量。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依附的关系，其中总量是结构的基础，而结构则是总量扩大的必要条件。但是，二者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完全一致，所以把总量与结构割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结构的变动一般是通过两种基本方式来进行:一是由新增投资的边际推动所引起的结构变动;二是由传统产业的存量衰减而导致的结构变动。当一国结构变动以前一种方式为主时，宏观经济的总量变动与结构变动便出现不等的非对称性，且结构变动对经济运行的作用要大于总量变动的作用。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动基本上是以后一种方式为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调控的重心必须移到调整与优化经济结构上，否则，就会影响调控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第二，技术创新对总量增长的作用只有通过结构的关联效应才能实现。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创新对于经济总量的增长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是，新的技术引进一般只能是在某个或某些产业发生，不可能在所有产业之间同时平均分布。因而技术创新也总是首先在特定产业内部出现后，通过各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向其他产业不断拓展，这样就会猛烈激发和推动产业结构发生变动，最终导致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如果一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关联度小甚至产业链条断裂，那么就会使技术创新的扩散受阻，也就不可能对经济总量的增长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经济结构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资源的配置效果，并最终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因此，结构不断调整与优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本质要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决不是像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政府可束之高阁，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自发来进行调节，它实际上是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市场变化的要求而自觉、主动地进行调控与管理的过程，因此必须把其纳入到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之中，否则就难以实现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进一步的发展。
结论与思考
通过对当前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内容的反思，笔者认为，应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下，对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内容加以充实和完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1.加大社会发展方面指标的比重。现有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四个内容，仅充分就业目标部分反映了社会发展方面的状况，其他三个基本上都是反映经济方面的，这是造成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重要原因。按照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必须在国民经济管理目标中加大社会发展方面指标的比重，并逐步将其量化，以引起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对社会问题的高度重视。当然，社会发展是复杂、多方面的，难以通过某一单项指标来反映，开始可以选用若干个指标来反映其主要方面，如国民受教育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居民收入差距、国民享受医疗保障率、国民社会保障程度等。随着发展逐步可借鉴国外的做法，通过计算国民幸福总值①来综合反映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以及与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和谐程度。
2.增加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指标。如果说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中虽然不多、但毕竟还涉及社会发展某些方面的指标(如充分就业)的话，那么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指标则基本上是空白，上至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所制定的目标，下至对各级政府的具体考核目标，均未考虑对资源的利用状况和环境保护程度，只重视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和总规模的扩大，而并不关心取得这些成果背后所付出的资源与环境代价，投入与产出严重脱节。这些都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密切重视资源的合理利用、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增加这方面的指标，可遵循先单项，后综合;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首先考虑采用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环境污染程度等指标，待条件成熟后，也可考虑用上述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所倡导的生命地球指数来衡量。只有加大对各级政府环保方面考核的力度，才能逐步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
3.引入能够反映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指标。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以后，结构性矛盾会愈加凸显，乃至会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正因如此，各国都把结构是否优化作为经济发展可持续程度和竞争力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然而，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内容中仍只有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缺乏反映结构性变化的指标。对此，应增设此方面内容。经济结构的内容也很广泛，鉴于我国目前情况，可先考虑选用反映产业结构变动的三次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和反映区域结构变动的三大地带经济占全国经济比重来作为此方面的代表性指标，今后可视发展再进一步细化。
民国经济论文篇4
[摘要]中国处于世界经济大形势之下,所以为了更加完善的认识中国居民消费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我们通过居民消费水平的国际比较、支出法核算的三大需求对GDP的影响等分为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居民消费问题并提出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居民消费;三大需求
首先,从GDP的国际比较入手,在汇总《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0年的数据后,分析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差距(见下图)。
2001―2010年各国GDP比较
从GDP数值方面分析,中国GDP的总体走势是上升的,但是同经济大国美国同期比较,虽然在增长幅度上占优势,但是总数值仍有极大的差距需要跨越;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仍是全世界GDP强国,尤其在200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在世界平均GDP负值的情况下,我国仍然保持了92%的同期增长率。由上图可以看出,中国的GDP的发展情况与世界各国相比较仍处于比较靠前的位置,我国2005年GDP首次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而且通过GDP增长率分析可以看出,中国GDP在2001年到2007年一直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但是,我们不得不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自2008年开始,中国的GDP增长率开始下跌,虽然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处于优势,但是我们应当正视问题,从中找出原因来。
我国想要继续扩大GDP,加速国内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就要从宏观的方面看待这件事情。受金融危机冲击,美欧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大幅下降,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增长,中国经济增长转向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的支撑,国际社会更对中国消费需求寄予厚望。与此同时,中国人均GDP正式迈入3000~6000美元阶段,这也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因素。但是,如何转型为以内需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我们仍需借鉴有关国家扩大消费的政策经验与教训,厘清各种认识误区和政策取向。所以,居民消费低已经成为中国不容忽视的问题所在,以下,我们就从不同方面分析居民消费问题。
1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
我国居民消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际对比分析显示,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较低、增速较慢、消费能力较弱,消费结构有待优化升级。
2008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为353%,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而且,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我国居民消费规模较小、增长缓慢。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量在世界的位次要低于GDP总量的国际地位,增速要慢于GDP的增速。
自1995年以来,各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一直保持在55%~57%,美国的最终消费率则保持在60%以上,并在2001年后上升至70%以上;与中国同处亚洲地区的日本,其居民最终消费率也保持在50%~70%的水平。而中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则始终处于低迷水平,长期停留在50%以下,并自2004年起降至40%以下。
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其发展趋势也与其他国家相左。各国居民消费率均保持平稳甚至小幅上升的态势,整体居民消费率也保持平稳;而中国居民消费率水平则从2000年起步入下降通道。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呈现出水平低,同时发展趋势向下的特征。
2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
中国的GDP即使已成为世界第四,但我国人口众多,普遍收入不高,且巨大的收入差距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严重问题,所以有效市场规模也就大打折扣。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收入差距对需求的影响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收入差距是影响市场需求规模的重要因素。
在最终分配中,居民消费倾向低、储蓄倾向高的现象十分明显。经过收入再分配以后,200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594%,但仍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我国居民消费和储蓄比重分别为644%和356%,而主要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在80%以上,美英等国家更是达到了95%的消费比重,差距十分明显。
各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抑制消费支出。由前述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分析可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对居民消费的增长也有极大的影响。
3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和拉动
现阶段我国的收入分配机制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城乡之间的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交流,并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张,农业生产难以持续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农村消费品市场与城市消费品市场的等级在不断拉大,农村需求结构得不到提升,必然影响与需求有关的供给结构。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和拉动的中美比较对GDP增长的
贡献率%对GDP增长的拉动
(百分点)最终消费资本形
成总额净出口最终消费资本形
成总额净出口GDP
年均
增长
率%中国3920398021004604602401170美国80702980-980240100-030320
如上表所示,在初次分配方面,劳动者所得偏低、企业所得偏高的问题比较突出。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417%,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在50%~57%。营业盈余占GDP比重为296%,明显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固定资产折旧比重为15%,低于日本,高于美国、英国、法国;生产税净额比重为136%,低于韩国,高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且由上表可明显看出,我国与美国的最终消费所占GDP比重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4结论
综合分析来看,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发展水平因素,也有发展战略因素;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体制和机制因素。应注重短期刺激和长期调整政策相结合,通过提高居民收入、调整消费结构、加大民生工程投资力度以及改革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等综合措施,充分挖掘我国居民消费潜力,提高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推进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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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的论文范文二：森林综合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意义
摘要 将森林核算结果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目的是在传统经济核算中对森林的处理方法加以扩展，对森林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做更加全面的整体评价。
关键词 森林 综合 核算
在支撑当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等三大类产品中，生态产品已成为社会最短缺、最急需和大力发展的产品，提高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已成为林业部门极为重要、艰巨和迫切的任务。因此，必须及时开展森林价值及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客观地评价，林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所做出的贡献，准确地反映森林资源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对森林资源的影响，反映森林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力，为国家制定促进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将森林核算结果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目的是在传统经济核算中对森林的处理方法加以扩展，对森林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做更加全面的整体评价。森林综合核算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是要对森林自身的价值进行核算，要将其包含在国民财富之中，第二是要对森林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即森林的产出进行综合核算，并尝试与国内生产总值衔接起来。
一、森林总价值与国民财富
森林是一个国家所拥有自然资源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核算森林的总价值即森林的存量价值，并将其纳入国民财富。
1.森林总价值核算
原则上，森林总价值应该是森林所具有的全部功能的价值，包括提供物质产品的功能价值和提供生态服务的功能价值。但是，从目前核算所能够实现的程度看，森林存量价值主要是指林地和林木价值总和。
2.森林总价值对国民财富总量的调整
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中，国民财富的核算对象是各种所有权确定、可以为其所有者在目前以及一定时期内带来经济收益的经济资产，其中包括各时期生产活动产出成果被积累起来形成的生产资产，以及一部分符合经济资产定义的非生产资产;而且，核算中以市场价格作为财富的基本估价原则，核算的是各种资产的市场价值。就森林主题而言，上述基本原则会在两个方面导致无法在国民财富中体现森林的重要性。第一，从内容而言，一般来说，人工林属于生产资产，可以包括在国民财富核算范围内，但天然林却有可能因为不符合经济资产的定义而被排除在国民财富范畴之外，即使包括在其中，也会仅仅作为非生产资产，与作为生产资产的森林割裂开来;第二，从估价方法而言，侧重于经济价值的估价原则无法体现森林的生态功能价值。因此，要在国民财富核算中显示森林的重要性，需要在核算方法上做以下改进：第一，扩展核算范围，使之包括所有森林;第二，将属于生产资产的森林和属于非生产资产的森林合并在一起，创建完整的森林资产概念;第三，延伸经济价值，使之包括森林的生态功能价值。
二、森林产出与国内生产总值
森林功能的实现在于它为人类和经济体系提供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产出，特别是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本项目研究创新性地提出并定义了森林产出概念，并尝试将其与反映国民经济最终产出的国内生产总值衔接起来。
1.森林产出的定义
森林产出是指依托森林和林木形成的产出，主要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为国民经济提供的森林物质产品，二是为社会提供的森林生态服务。
森林产出没有全部包括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的范围之中。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产出代表经济生产活动成果，一般是指物质产品产出以及通过市场提供给他人使用的服务产出。据此，森林生态服务不能作为经济产出，除非这些生态服务通过市场实现了其服务价值，比如通过森林旅游业实现的森林景观价值;当期林木自然生长也因为无法独立计算其产出量及价值而排除在外，只是笼统地用育林和森林维护活动中的成本投入作为产出替代。
即使是已经包括在其中的部分，森林产出也没有作为林业产出加以核算。在现行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由于林业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相当一部分依托森林和林木形成的物质产品产出没有作为林业产出看待，而是被归纳到农业、畜牧业以及工业等部门产出统计之中了，比如各种干鲜林果、森林花卉、林间养殖等等。
可以说，森林产出是一个突破了现有经济活动产出计量的概念，相当于大林业(林业及其他相关产业)计算的初级林产品产出与森林生态服务产出的总计。
2.将森林产出与国内生产总值衔接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个时期国民经济生产最终产出成果的指标，在经济管理中发挥着核心指标的作用。由于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没有全面地反映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国内生产总值在反映现实经济活动成果方面具有很大局限性，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核算，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调整，得到所谓绿色GDP。
结合森林主题看，所谓GDP总量调整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将当期对森林资源的耗减价值作为经济活动成本从GDP中扣减，得到经济资源耗减价值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对GDP做减法。一般地，作为扣减项的资源耗减价值是指净耗减，即林木资源采伐量与其自然生长量抵减后的净变化，如果该净变化非负，即可认为不存在森林资源耗减，森林发展是可持续的。
民国经济论文篇5
一、研究国民消费的意义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社会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消费需求作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总需求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进而对总需求政策的制定也有明显的影响,它影响着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
现阶段,我国有条件也有必要依靠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首先,我国处于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发展阶段,较高的国民储蓄率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为拉动需求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我国居民生存型消费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并正向发展型消费需求升级过渡,但产业产品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及消费政策和观念等严重滞后于消费结构升级变化的需求,既导致了消费需求的缩减,也给社会生产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
关于如何扩大国内需求方面,中央经济会议曾指出增加居民消费是重点。从理论角度讲,消费需求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消费结构上,要增加居民消费,就要从研究居民消费结构入手,只有了解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掌握消费需求的热点和发展方向,才能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引导消费者合理扩大消费,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相协调,才能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二、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分析
(一) 模型建立与求解
居民消费水平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收入水平,消费价格指数以及恩格尔系数。下表给出了从1991年到2010 年消费水平的相关数据。基于表1和表2的数据,分别建立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关于其三个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二)模型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 根据回归结果:城镇:y?4672.999?0.736x1?5.937x2?52.900x3 农村:y?470.486?0.721x1?1.793x2?8.827x3,得知,其中x1前面的系数0.736与0.721分别表示在城镇(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城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不变的条件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元,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绝对数平均增加0.736元(0.721元),与理论中描述的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对居民消费水平变化有明显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水平增长的重要原因这个结论是一致的。
2.统计推断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
由上面分析数据知两个模型的决定系数R分别为0.994、0.998,调整文秘站:的决定系数为0.992、0.998,可见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效果非常好,解释变量能对被解释变量99.4% 99.8%的离差做出解释。
(2)方程显着性检验—F检验
给定显着性水平?=0.05,由表中可以看出F=823.034(3195.1),查F分布表中自由度分别为k=3,n?k?1?4的临界值2F?3,4??6.59 ,由于0.05
F>F0.05?3,4?,所以认为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Y对x1, x2, x3有显着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式是显着的,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联合起来对被解释变量有显着影响。
(3)变量显着性检验—t检验给定的显着性水平?=0.05,查t分布表得出自由度为4的临界值t?4?=2.776,由于回归分析表中: 0.025
城镇: t1?25.622,t2??0.371,t3??1.956
民国经济论文篇6
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逐渐深化的过程中，国家要想在国际上占有优势，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提升自身的经济水平，而生产过程的同化导致服务水平的差异直接决定其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占有份额，所以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分析
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新型服务业，其利用现代化新技术、新服务方式和管理理念，使传统服务业的业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能够向其他行业释放较强外溢效应，是对整体经济竞争力具有提升作用的服务行业的集合体，其需要去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及生活服务，由此可见其具有现代性、高新技术性、知识密集性、动态性、生产性等特点，其是信息化、现代化经营理念的发展成果，公共服务职能愈加突出，所以现代服务业不同于第三产业，其广泛分布于三大产业之中[1]。
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波及效应
首先市场上对现代服务业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其产品生产中所需要的相关产品行业的发展，形成相互消耗式的波及效应，例如现代服务业中的物流业发展会带动汽车生产企业的壮大，现代服务业中的房地产业发展会带动钢筋、水泥等企业的生产等，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消耗会波及相关产业，而相关产业的消耗又会形成现代服务业的间接消耗波及，以此推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其次，受消费者以此购齐消费心理的影响，现代服务业会形成配套需求式波及效应，例如消费者最初购买智能手机的目的是观看直播球赛，但其在业余时间可能会利用智能手机拨打电话、观看付费电子小说、付费视频，玩付费游戏等，为满足这种配套消费需求，现代服务业的产品会自觉与相关产品形成互补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除此之外，由于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科技和现代管理理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属于新兴产物，所以其具有示范作用，形成示范波及效应，例如其自身的特色决定会出现咨询、管理等新的行业形式，会在信息传播交流速度逐渐加快中影响人的消费观念，以此引领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二)现代服务业激发生产者新的投资需求
首先，随着现代物流业、信息传输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出现和发展，生产者舍去了建造仓库、配置车队、信息交流、寻找市场等环节的成本开支，使其生产成本相比过去得到明显的提升，为生产者队伍壮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其次，金融业的发展、技术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生产者的融资渠道扩宽，例如民间小额贷款，为中小型生产者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持，使生产者产品升级、提升自身管理水平等方面更有保证，这不仅有利于生产者开拓产品相关产业，也有利于其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结合市场需求扩大规模，以此拉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再次，现代服务业中的市场调查服务、会展服务、媒体宣传服务等可以使生产者及时、全面的了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从而针对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的开发和改进，为生产者提供展示自身产品、服务优势的平台，使其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得到加强，从而为生产者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除此之外，现代服务业中的调研、策划、咨询服务及保险业使生产者的投资风险在事前事后都得到有效的控制，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可以使生产者的生产难度降低，而生产利润增加，由此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现代服务业激发消费者消费需求
首先，现代服务业重视产品的研究开发，而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个性化、品牌化的追求愈加旺盛，生产者为追求经济利润，积极与现代服务业相关服务相结合，使其产品供应相比过去更加具有吸引力，以此激发消费者消费;其次，随着现代服务业分期付款等服务形式的出现，使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由传统的先赚钱后消费向先消费，后付款转变，而且使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更加旺盛，使房地产、汽车行业等一次性消费成本较多的产业在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以此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再次，随着现代服务业中的各种保险服务的出现，使消费者对工作、健康等方面有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恐惧心理得到缓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最后，现代服务业中为消费者提供的多种支付方式，如信用卡、网上交易等，使消费过程的安全性、便利性等更有保证，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名经济增长。
(四)现代服务业的就业机制
现代服务业的显性就业机制和隐形就业机制都非常明显，显性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自身发展中创造了庞大数量的就业机会，例如淘宝行业作为现代服务业中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截止2014年向社会提供近20万的就业岗位，而且仍以每月5000个新店铺开张的速度持续增长，而隐形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对其相关产业就业机制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对就业收入产生的乘数效应、因推动技术进步而创造就业机会、对供需结构的调整，从而使就业结构发生变化等方面，例如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劳动力市场运行不稳定等，以此扩大就业的空间，在现代服务业刺激消费者需求，推动产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由此推动国民经济增长。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对现代服务业充分认识，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强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长期伴随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服务业。
有关国民经济的论文范文二：互联网金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对国民经济的主要影响
(一)衍生出依托互联网的新经济形态
由于互联网自身具备的高效便捷的通信能力和快速准确的运算能力，产生了一批依托互联网庞大的消费群体而形成的全新的经济形态，这一类经济形态被称为互联网经济。狭义的互联网经济主要由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即时通讯、网络游戏四大核心产业构成。其中以电子商务产业中的阿里巴巴集团发展态势最为迅猛，其创立初时资产总规模仅为1亿元人民币，此后依靠电子商务迅速扩张，2014年在美国上市时净资产总额估值已超2300亿美元。
(二)传统产业的营销模式得到了革新
美国著名学者波拉特早在1977年就准确的预见传统产业在遭遇互联网经济所产生的变革，并创造性的将社会产业部门划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果不其然，当下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使得信息服务业迅速与其他传统产业实现融合和渗透，传统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间的边界已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也是互联网经济另一个重要特征信息高度渗透性。以汽车电子产业、光学电子产业为例，两大产业充分融合了信息服务和基础制造，实难再以单一的产业结构学说来进行清晰划分。
二、国民经济立足于互联网金融下的发展前景
创新不仅是技术成长的动力，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过去，为了提高国家的技术水平，我们采取的是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但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当前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没有自主创新为支撑，即使用市场也换不到核心技术，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也难提高。须知，单纯地依靠技术引进、技术模仿和技术移植绝不会成长为一个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所以，借助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态势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共同促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一)将重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互联网经济带领我国走进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先导、以农业为基础、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为重点的全面产业格局。在此环境下，国民经济发展不仅要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引导相结合，比如，积极改造传统产业，对信息程度大、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予以政策扶植和资金鼓励，对于产能相对落后的僵尸企业提供兼并和信息化改造指导。加快推进第三代移动通讯和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竞争水平上的重要作用，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比如新型工业化与工业化、信息化的融合，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带动工业化，运用工业化提升互联网技术水平，推动传统工业走上科技含量高、资源耗费少、环境污染小的道路。
(二)将直线提高企业生产经营能力
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产品的出口能力正逐步被削弱。经济学家认为，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第三驾马车就是净出口，因此，依托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成为了提高国内企业生产经营能力的突破口之一。由此，企业可利用自动化设计和生产系统(CAD、CAM)来提高企业劳动生存率和产品质量;或借助管理信息系统(MIS)来综合分析经营管理水平，为管理者提供科学的决策建议;或采取业务处理系统(TPS、EDP)来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又或是运用经理信息系统(EIS)向企业所有者及最高层管理者提供全面的企业管理信息，集合多元信息技术合力共同推进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
(三)将加快市场经济活动释放速度
民国经济论文篇7
[提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从规模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通过对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关系问题的研究，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建议和参考。
关键词：国民经济发展;信息资源;关系
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由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经济环节、经济层次、经济部门和经济地区构成。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按生产资料的不同所有制形式，我国的国民经济可以分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或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等，它们共同构成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稳步发展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同时也要适度发展民营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使各种经济成分都能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国民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我国的国民经济百花齐放，百家争容，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提升，使国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信息资源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产业，它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和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在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大背景之下，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新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就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也是参加国际竞争的需要。因此，厘清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关系十分重要。本文从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关系、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加快信息资源产业升级建议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信息产业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加快信息资源产业升级服务。
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关系
总体来说，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是紧密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一)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繁荣，经济的发展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到了知识经济时代，而作为知识经济代表的信息资源产业必将取代生产力中的其他要素，成为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积极的要素。它必将改变人们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变，从而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信息资源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新经济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发展要依靠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的变化等)，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生动力。因此，知识水平和人才质量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就会提高。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随着信息资源产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知识和人才是社会财富积累的重要因素。而信息资源是社会知识的重要来源，社会知识从信息资源中产生出来，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加快了信息资源向社会知识转化的速度，在推动信息资源产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从社会生产力各构成要素上看，社会知识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也成为决定劳动力素质、生产要素结构调整、能源开发利用程度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三)信息产业的兴起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信息需求的增长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商品化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条件之一。信息技术是现代的高科技，其生命力在于应用。信息技术产业化还会带动信息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化，导致门类齐全的新兴信息产业蓬勃发展。信息产业是为其他产业服务的产业，兼有基础产业与支柱产业的特性，会形成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庞大产业群。近几年世界信息产业发展很快，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信息产业的兴起不仅会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而且还会导致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使产业结构优化和创新，并通过经济信息化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是推动当前和21世纪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决定因素。
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加快信息资源产业建设的建议
(一)抓住机遇健康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改造。
信息产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旧有的经济结构，而且通过加快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推动了经济方式的转变，使国民经济得到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加快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是一种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国民经济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水平成正比。
(二)国家要制定统一的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政策，明确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通过政策倾斜和技术创新，逐步缩短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加快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步伐。在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协调和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协调作用，实现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兼顾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取长补短，发挥优势，形成合力，在政府的主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创造优良的市场环境，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从而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促进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信息安全领域和范围的不断扩大，信息安全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其安全的各个方面。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就必须加强信息安全管理。而知识产权保护除了各信息收储单位的已经明显失去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数字化信息转化不具有侵权之外，其他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大多存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因此应该清楚如何加强信息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制定与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制度的完善，遵守国际条约和协议，还应该尽可能地保护各类信息资源的使用权，这将最大限度地节省经费，有效地规避侵权问题，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
三、结语
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提供经济基础，而信息资源产业又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保障，为人民的小康生活提供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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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发展论文范文二：浅析地下水环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
摘要：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资源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是客观的，主观上要看我们能否正视它，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地解决，这对于我市国民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把我市建设成园林化生态城市极为重要。
关键词：地下水环境;国民经济发展
地下含水层按其水力学特征分为第四系上更新统孔隙潜水、第四系中下更新统孔隙承压水和第三系大安组裂隙孔隙承压水3种类型。第四系上更新统孔隙潜水含水层岩性以砂砾石为主，含水层厚度大，水位埋藏浅，富水性强。该层地下水的补给源为大气降水的渗入补给、江水的侧向补给、灌溉水的回渗补给及邻区地下水的侧向径流补给;其排泄主要是向下层承压含水层的越流排泄、农灌区的开采排泄、蒸发排泄以及向下游邻区的侧向径流排泄。潜水主要化学类型为重碳酸一钙钠、钠钙型水1)分布于城区的、局中，铸碱性水、铁、锰和有机质含量普遍升高。由于人为影响潜水普遍遭受污染，日前E1出现较大范围的重碳酸、氨化物一钙钠型水，主要分布在大民屯、劳动湖和浏园一带，因此潜水已不宜生活饮用。造成潜水污染的原因主要是:重、中污染区大部分在氧化塘和劳动湖一带，塘、湖水直接渗透污染潜水。2)工业渗坑、生活污水井遍布，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极易通过渗坑、渗井渗入地下。3)郊区菜田和农业区长期大量地施用农药、化肥，经灌溉水和大气水而渗入地下，造成地下水的污染。4)工业废渣、生活垃圾未经处理堆放，雨水将有害物质带入地下，简易厕所无防渗措施都是造成潜水污染的重要途径。第四系中下更新统孔隙承压含水层岩性以含砾中粗砂、含砾细砂为主，含水层厚度大，承压水水位埋深浅，承压水水头高度26.68～69m，富水性强。本层地下水的补给源主要是上层潜水的越流补给及侧向径流补给，其排泄主要是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开采地下水。承压水水化学类型主要是重碳酸一钙钠、钠钙水，属中偏弱碱性水，矿化度一般为0.22～0.49mg，除铁、锰含量略高外，水质可称为优质水，但在城区局部地带出现重碳酸、氧化物一钙钠型水，显示地下水的污染。承压含水层上覆亚黏土、淤泥质亚黏土，构成承压含水层区域隔水层但分布不稳定，岩性、厚度、埋深等变化较大，局部地带隔水层厚度1m或缺失，成为沟通承压水与潜水含水层之间水力联系的天窗。第三系大安组裂隙孔隙承压水含水岩组，勘探资料比较少，基本处于未开采状态，该含水层是齐市未来水源开采目的层。
地下水开采降落漏斗的产生和环境地质问题
齐市中心城区目前城市供水主要由市政供水和企业自备水源两大供水系统组成，其中市政水源7处，年开采量4015万m3，企业自备水源井187眼，年开采量3230.7万m3，呈污染趋势。工业及生活用水主要开采第四系中更新统孔隙承压水。由于长时间的大量集中开采，承压水天然状态已被破坏，形成较大的封闭状的开采降落漏斗，降落漏斗呈椭圆形，长轴北东至南西向，漏斗中心在龙沙水厂，中心最大水位降5.121m，降落漏斗范围约200km2。开采降落漏斗的形成引发了环境地质问题的出现。
1)开采降落漏斗的形成改变了地下水的天然流场，使原来单一的北部侧向补给变为四周环状补给，增加侧向补给带的长度，同时水力坡度的加大，也使侧向补给量得到增加，这就使处于龙沙水厂以南的大民氧化塘成为威胁水厂水质的一大隐患。
2)随着承压水层水位与局部潜水位差P的増大，使局部潜水向下部承压含水层的越流量得到增加，导致承压含水层的水质发生变化，局部地出现水污染现象，如第一机床厂和省农机厂等地承压水水化类型为HCO3一CL型，属污染类型，总硬度、矿化度、硫酸盐、氰化物等含量也高于其它地区。龙沙水厂至肉联厂一带，地下水中硝酸盐、氧氪、亚硝酸盐等指标都不同程度地超过饮用水标准，呈现超量、集中式开采地下水产生的水位降落漏斗是人为开采条件下地下水资源状态的必然体现，是很正常的现象，据1987年至今的地下水动态长期监测结果显示，开采降落漏斗在枯水期扩大，丰水期缩小，这是由于齐市含水层厚度大，地下水储存功能、调节功能比较好，枯水期消耗的水量在丰水期能够得以充分补偿，地下水基本处于均衡开采状态，因此开采降落漏斗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可通过调整开采井布局和开采强度得到控制和恢复。但是也应看到开采降落漏斗的环境地质问题地下水水质的变化(潜水基本遭受污染，不宜生活饮用，承压水局部遭受污染)，如果对此不加以重视和的话，那么我们引以自豪的优质承压水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其供水功效会越来越差，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将失去可持续利用水源的有力支撑。
应对措施探讨
1完善与优化地下水动态监测网络，对地下水资源的量和质分析和预警，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依据
从1987年开始在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富拉尔基区布设地下水动态长期监测点，目的就是通过对地下水水位、水质的监测，掌握其随时间变化的特征。但现在看来对这些监测资料充分开发、科学利用不够，还没有开展对地下水发展变化趋势预报和预警方面的工作。地下水预警系统的研究是目前国内外比较热门的一个项目，是指在天然条件或人类活动作用下，对地下水资源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定量评价，在达到某一质量限度时，适时给出相应级别的警戒信息。地下水预警研究包括地下水现状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地下水变化趋势的预测及方法，预警方法及预警模型，预警指标体系和等级值的确定，预警决策支持系统等。具体说地下水预警就是对地下水水位、水质的动态变化过程给予定量的描述，分析其所处状态，预测其变化趋势及其变化度。地下水的预警与一般的地下水水量、水质评价方法相比，具有如下特点:1)以地下水的状态变化为识别指标，考虑地下水是否从一状态向另一种状态变化或转移。2)预警的取值要反映一种变化趋势，重点不在于地下水资源状况属于哪一级，而在于与现状比较，其状况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是向坏的方向发展。3)预警评价侧重对不同时间、时段的动态变化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不是一个，而是随不同时间而变的系列，加强了动态的描述。地下水预警系统的总体结构见图1。对于水资源管理者而言，通过地下水预警系统可以及时掌握动态性的地下水监测资料，为合理利用和管理地下水资提供依据[1]。
2地下水资源评价与地下水资源管理有机结合，是人类对地下水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利用的前提和基础
地下水资源评价是指对本系统地下水资源的数量、质量、时空分布特征和开发利用条件做出科学的、全面的分析和估计。地下水资源管理是指:在一定约束条件下，通过对某些决策变量的操纵，使系统既定的目标达到最优。从定义上可以看出，地下资源评价与管理是紧密联系的两个环节，但在实际工作中地下源评价与管理两者往往相互脱节，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环境地问题。齐市20a来来先后开展了齐齐哈尔市北市区供水水文地质初勘、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地下水资源评价和合理开发利用、齐齐哈尔市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报告等项目，对地下水的量和质都有了明确的概念，但却一直未能建立科学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模型，从而使我们管理工作未能从宏观角度出发，科学调配和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产生了由开采降落漏斗引起的环境地质问题。这就是人们普遍认为对一个地区进行地下水资源评价是对其地下水资源开发前所必须进行的一项工作，相对而言，对地下水资源管理却往往缺乏足够的重视，等到产生了危及人类生活生存的环境地质问题之后，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和管理模式。上海由于超量开采地下水，形成了以市区地下水开采区为中心、最大沉降量达2.63m的蝶形沉降洼地。地面沉降造成沿江地区潮水上岸、地面积水、桥墩下沉、城市部分建筑物倾斜、开裂等环境问题，因此，我们应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建立地下水资源管理模型，让用水者获得最大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效益，同时使开采地下水造成的对环境的影响降低至最小。
3在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上优化配置水资源、合理开采、利用水资源，使水资源充分发挥其功效
优化配置水资源就是调整用水结构，分层、分质开发，分质、分类供水[2]采取相邻井中浅层(50～100m)和深层(100～150m)分段取水的办法，这样可以缓解开采降落漏斗的发展趋势。此外，对于遭受不同程度污染的潜水，应在各项管理政策上鼓励用水者开发利用潜水，将潜水用于建筑施工、国林绿化、除尘、降温、消防等对水质要求不高的行业，科学地将部分开采量分配到潜水，加大潜水开采强度，这样不仅可增加嫩江向潜水侧向补给量，使已污染的潜水得到快速更替，降低污染浓度，改善水质，而且，潜水开采量的增加造成水位下降，降低潜水与承压水之间的水压差，减少了潜水向承压水的越流补给量，从根本上保护承压水，将优质的承压水用于满足居民生活饮用和对水质要求较高的工业用水，地表水应用于用水量大且水质要求不太高的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应因地制宜，地下潜水和地表水兼用。
4局部地段限制第四系承压水开采，开辟新水源
齐市中心城区中更新统承压水开采过于集中，鉴于目前已形成水位降落漏斗的情况，应限制增加开采量。为满足用水要求及应对用水紧急情况，在市区西北部的浏园和东北部的工人屯一带开辟新的水源地，保证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需求。
5加强水资源的综合管理，节约用水
水资源管理要坚持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加大供水管线，调整井点分布不均、过度集中开采的状况，不得随意增打新井，凡地下水资源必须按规划要求合理确定井距和成井深度，在用水方面建立循环用水系统，提高地下水重复利用率。农业逐步采取节水型灌溉技术，以喷灌、滴灌代替渠灌、漫灌。生活、生活用水方面减少供水系统的跑、冒、滴、漏，对各业用水实施用水定额制度、取水许可证制度等，便水资源管理逐步纳入依法治水、管水的轨道，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
6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
1)划分饮用水源保护区，按照水资源保护法的要求严格禁止兴建有污染水源的建设项目。2)加强三度的治理，严格执行排放标准。3)加速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
7加强水文地质工作
凡是新建水源地要做好先期勘探试验和供需评价工作。富拉尔基区目前开采量较大，但没有做过专门的供水勘察工作，为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应及时开展供水勘察工作;第四系下更新统含水层和第三系大安组依安组含水层勘探资料较少，今后应进一步开展工作，为地下水资源远景规划提供依据。
结语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保证，地下水资源是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地下水资源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人类似乎有一种通病，就是为长远着想者寡，急功近利者众，居安而不思危。当时间的脚步不断地向前迈进时，人们渐渐意识到人类忽视了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结果是一系列环境地质问题的出现，紧接若是寻求控制和治理环境地质问题的办法，这又是一条艰难而耗资巨大的漫长之路。我市现行的水资源管理政策或多或少还存在着问题，亟待解决。
1)未能实现分层、分质供水，合理调配水资源。受我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第八条在城市供水管网范围内，不得凿井取水的制约，大量优质承压水被用于建筑施工等对水质要求不高的行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资金浪费。
2)在水资源管理上还存在空白区。市自来水公司在我市地下水开采量中占地下水的总开采量50%，本应列入水资源管理部门的重点对象，但由于种种原因，对自来水公司失于管理，使其各水厂的开采井布局及开采强度未能从宏观角度予以考虑，出现龙沙水厂采水井布局不合理，过量集中开采所产生的水位降落漏斗和由此引发的环境地质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再不加以重视的话，难保其它水厂不会出现类似情况。
3)20a来在城市水资源管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水资源管理的科技含量很少，这不仅使水资源管理工作容易步入误区，而且也极大地阻碍了水资源管理的发展进程。
4)城市水资源管理要尽快实现科学管理，除决策者需要不断更新观念、不断调整工作思路外，关键还在于能否有技术过硬的队伍。但多年来我们囿于自家的天地，没有走出去，致使科技人员不能适应新形势对科学的新要求。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资源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是客观的，主观上要看我们能否正视它，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地解决，这对于我市国民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把我市建设成园林化生态城市极为重要。
民国经济论文篇8
二、通信工程技术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的应用
1.国民经济的内涵。国民经济是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从经济环节上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从经济层次上包括宏观经济、中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等层次，从经济部门上看包括工农商、建筑通信、文化教育科研等部门，从经济地区上看包括国内不同经济区域以及各国之间的交叉经济区域和国际交叉区域。
2.通信工程技术在国民消费领域中的应用。（1）在日常消费领域，通信工程技术主要促进了通信终端制造业的发展，提升了人们对电脑、移动电话、互联网络等通信终端产品的消费需求，实现了信息资源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法制等领域的跨界融合，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刷新了人们的消费理念，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2）在生产行业领域，通信工程技术催生了网购经济、微信经济等新型商业模式，降低了生产型企业的日常运营成本，改善了公司与客户关系，创建了大众致富平台。（3）在卫星导航领域，通信工程技术进步促进了GPS系统改造升级，拉近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距离，让遥远的宇宙星球通过卫星图片画面变得清晰逼真，扩大了人类的生存视野和生存范围。我国北斗导航卫星技术在GPS基础上实现了对高山、高寒等极端环境区域的广泛覆盖，提高了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预警系统的工作效能，保障了国民经济的安全稳定运行。（4）在国家安全领域，通信工程技术以卫星监测的形式实现了对我国领土、领海和领空等重点要害防区的实时监控，以监控摄像视频的形式实现了对城市主干道、重点路口、居民区、涉钱、类公司等的实时监控，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即可利用各类通信传媒进行全民通告。（5）在航空航天领域，通信工程技术为载人火箭、宇宙飞船等航天设备的成功发射升空、完成宇宙探测使命提供基础通信技术保障，监控其飞行轨道和运行状态，提高各类飞行器的动作精确度，实时摄录飞行实况景象，采集、传输特定高度、速度、时空环境下的宇宙数据，提高我国航天科研领域的创新发展。
三、通信工程行业的发展前景
1.通信工程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据相关科研资料显示，我国通信工程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将运用光通信技术、云电技术和无线宽带网络技术实现全国全城无线战略，摆脱空间距离的沟通限制，彻底改变人们的通信体验；一方面将与生态环保理念相结合，降低通信工程在生产和消费上的环保成本，加大通信工程技术与生态环保科研成果的密切结合，结合国民经济各领域的行业发展现状，设立以生态通信理念为主导的综合类通信工程技术项目，让通信工程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社会的同时，也要更好地造福于子孙后代。
民国经济论文篇9
一、 新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宪政
经济学及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民国经济史的重点是与当代新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宪政经济学有关的问题：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近国家经济学的正式数学模型(李克， Li， 2001年) 将霍布斯(Hobbs， 1651 ) 有关国家的思想数学化了。有名的霍布斯丛林假说认为在没有国家制度时，每个人都是其他个人的敌人，他想尽办法偷抢人家的财产，也想尽办法不被别人偷抢，在这种没有国家制度的条件下，大量资源被用于从事偷抢和防止被偷抢的活动，因此生产活动不可能发达起来，而偷抢在结成人群的团体之间发生时，就是战争。按照李克的模型，当王权出现时，它能通过税收(严格而言可被视为一种大偷大抢)创造公共财政，用来支持其奢华的生活，同时用它支持司法、执法系统以惩罚其他人的偷抢行为。因而这种被霍布斯称为利维坦的政府权力成为交易中进行仲裁的第三者。它可能有效地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按宪政经济学的思想，私有产权不可能由看不见的手产生，而是需要合法的强大(因而可信)的国家警察暴力为基础。但是由于国家惩罚偷盗的权力以统一、垄断和强制性暴力为特征，所以它很容易被执政者利用来侵犯而不是保护财产权。而如何形成合法、强大的国家暴力用以保护财产，扼制偷盗，但同时找到一种机制能限制这种国家暴力本身的偷盗行为，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当清朝国家权力在执政者垄断政治的条件下被用来追求特权阶级利益和损害社会利益(所谓国家机会主义)时，清末的经济发展的落后和停滞就发生了，而当国家机会主义使政权失去合法性，因而使强大合法、 统一的国家暴力崩溃时，民国初年的社会动乱就发生了，二者都造成交易效率低下，分工发展迟缓，生产力进步缓慢。
西欧是从几个世纪的动乱中逐渐形成国界不可侵犯的概念，既保留了政治不统一，又维持了一定时期的相对和平，因此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使以上国家功能的两难得以解决。这是欧洲经济发展快的动因，但其代价就是战乱连绵(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用联邦制度、三权分立、普通法、宪法司法(国会立的成文法可适当程序被成功诉讼，成为违宪和非法)和用宪法严格限制国家权力等一套制度和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在一个统一、实行地方自治的大国内解决了上述国家功能的两难，因而使其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
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发展的迟缓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寻找解决国家功能的途径过程中逐 渐滑向统一合法的国家暴力失效，出现类似霍布斯丛林的军阀混战局面。
严格而言，如果军阀形成多个小国，并形成国界不可侵犯的秩序，则军阀割据有可能象欧洲一样形成多国平等竞争的局面。1920年代以广东军阀陈炯明为代表的地方自治、联邦主义思想(所谓联省自治)就代表了中国朝这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方向最后被代表用武力统一中国趋向的国民党军队击败。当时外国对各地的军阀政权不予承认，由于当时外国的承认对各地军阀政权的合法性及经济军事援助至关重要，所以在外国的鼓励下，各地军阀大多以统一中国，争取外国承认的全中国统治合法性为目标。外国选择一个统一的中国作为打交道的对象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军阀混战。如果中国的军阀可以象美国各州在独立战争时一样，在本省实现议会政治，与外省和平谈判关于形成联邦的条件，中国仍可和平统一。但大多数军阀选择了军事统一，而这种选择与大多数中国人相信的意识形态有关，他们佩服不尊重游戏规则的刘邦，而不佩服尊重游戏规则的项羽。
这也与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给中国人树立的行为榜样有关，中国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从未有 玩的就是公平 (fair play)的概念，因此陈炯明关于各省之间缔结各省同意的条约(宪法)通过和平统一方式发展出美国式的联邦制的想法得不到其它军阀支持。与此相较，英国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耐心争取中国政府自己同意的条约，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美国人在独立战争后各州之间不发生军阀混战，很大原因，也是英国人治理美洲殖民地时实行地方自治，尊重各州议会和州宪法的行为为独立后的美国执政者树立了良好榜样。
民国经济史分为四个阶段：民初实现宪政的阶段( 1911-1915)， 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7)，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28-1938)，及抗战和国共内战 (1938-1949)时 期 。我们在此小节其余部分讨论第一阶段，而在其余四小节记述其它三个阶段。
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是本关于立宪与经济发展和中国商人阶级成长的关系的杰出著作。此书详尽地记载了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事实。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商人们认识到 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转引自侯宜杰)。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也引张謇之言为证，清朝当局但有征商之政，而无护商之法，商之视官，政猛于虎。当时这种绝君主专制，根本不受法律的制约，只有法制，没有法治。君主超然于权限之外，官员游行于利禄之中。
商人在推动清末的制度改革中，不但对新的制度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其实行起着关键作用。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商人在各省咨议局中进一步推动宪政的发展，使咨议局成为独立于政府的真正议会雏形。全国资政院的议事细则已与现代议会制度类似，首届资政院提出了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相当于当令的危害国家安全犯)案。它于1911年迫使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将财政预算核减掉7790万两银。在各地的咨议局中，商人们还提出了他们对外交事务权利的要求，反对支付不经咨议机构同意的各项外国债务。这种发展形同提出了类似欧美的 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的原则。
商人还对民国初孙中山、黄兴等人不经议会同意私自借贷外债提出反对，也对革命军的扰商行为要求制止。清末民初宪政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曙光初露，但随后的军阀混战打断了这一过程。
二、军阀混战时期
军阀混战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所有历史学家公认的，按Feaerwerke (1983， pp. 28-127) 所记载，军阀混战时期，不同军阀在其占领某地时期重复收税，并预收未来的税，操纵实物与货币的换算率，增加苛捐杂税、战时捐税，并进行强制粮食征购，使经济不堪重负。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的商业化趋势被逆转，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之间的贸易被中断。
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清末民初的宪政实验失败的根源。从英美发展起来的宪政主义可追溯到十二、三世纪英国城市中的地方自治及大宪章。在一个不需要常备军就能防止外国入侵的海岛国家，公正司法过程自发产生的案例形成的普通法构成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王由于收税的困难，不得不将制定税法的权力让给交税大户组成的国会，因为这是在私有地产神圣不可侵犯条件下，收税的最有效方法。17世纪大革命前后，新教和天主教及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互相迫害最后被光荣革命终止，各派终于达成共识，承认了保护人权，禁止政治迫害，用虚君共和、内阁制、议会民主、政党公平竞争作为分配政治权力的游戏规则。英国一直没有成文宪法，但却是宪政的创始国，其宪政游戏则是朝野各方所认同的一些行为准则，例如不能容忍政治迫害、宗教迫害，这些行为准则是以参加政治游戏的局中人对公众利益和道德准则的一些基本共识为基础。这些共识对什么为对、什么为错有一些像信仰和意识形态一样的认同，对于错的行为，大家都有类似对偷窃应予全社会的反对(Saction)和惩罚的态度。即使偷东西的人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能从私利反对社会和司法机关对儿子进行惩罚。
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人物并没有形成这种共识，因此宪政并没有坚实的道德共识的基础。所以宪法规则并不是中国政治家的行为准则。例如孙中山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护法战争后)，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而在自己军力弱小时(1915年旧国会复会时)，就支持联省自治。孙中山在野时反对专制，一旦军事实力大了，就开始讲军政、训政(专制的另一种说法)，表现了不能出以公心以社会利益为重选择和尊重游戏规则，而是以自己的政党利益为选择政治游戏规则的标准。
袁世凯更是典型的机会主义，在他向清朝争权时就反对君主立宪，逼清帝退位，而他一旦大权在手，就鼓吹君主立宪，而当他看到自己发展的政党在议会可能败给国民党时，就开始想办法迫害国民党，取消新闻自由。袁世凯如能象华盛顿那样自动退位，则前文提到的合法的可用来保护财产的暴力与此暴力倾向于侵犯人民权利的两难就可解决。当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宪政经济学指出，可以生存下去的宪政游戏规则必须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这原则是：不管局中人在什么地位(是警察还是小偷，是在朝还是在野)都认为游戏规则公平。
民国经济论文篇10
（一）流通业与国民经济的正相关协同效应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流通业承接着生产和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正常运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流通业规模及效率提高，国民经济效益和经济运转效率将会明显改善。流通业的发展速度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一致，甚至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则将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瓶颈。反过来，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流通业的成长起到了强大的带动作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的变化，流通业将逐渐具备相对独立性，并逐步成熟。因此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具有正相关的协同效应。一方面，流通业通过连接生产和消费对国民经济中的企业生产和各个行业的发展发挥着引领市场、决定生产、促进消费的作用。具体来看，流通业通过发挥其规模优势以及采用先进的流通模式等手段降低产品价格和经济运行成本；通过商品流通交换和为其他产业提供服务把各个不同产业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增强了各个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最终提高优势产品、企业、产业的竞争力，进而实现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的又快又好发展对流通业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有利于促进流通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以及流通模式的不断创新。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越强对流通业正向辐射效应越强大，具体表现在政府及社会加大对流通业的投资力度，流通业的基础设施会更加完善，从而流通业获得较快发展。
（二）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内部交叉协同效应流通业和国民经济内部存在着交叉的影响过程：首先，流通业发展对经济发展贡献较高，流通业产值增长越高，GDP的增长速度就越快。其次，流通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中的就业状况可以产生明显的影响。流通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人力资本要求相对较低等特点决定了流通业在经济发展中成为解决劳动力就业的最主要行业之一，在就业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最后，从流通业与其他产业的产业关联度可知，流通业是前向部门，流通业提供的大多数产品属于生产服务型资料，而各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有效消费这些生产服务型资料来实现的。
（三）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内部多层次协同效应由于流通业与国民经济的主体层次性，流通业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协同作用依次存在于企业、产业层级上。在企业层次上，流通业整体发展是各类流通企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增长最终亦来源于这些企业产生的贡献。在产业层次上，各区域内产业结构及主导产业集群的构成会导致对流通业产生不同的需求，从而影响流通业内部构成以及流通业规模的变化。同样，不同区域流通业的整体发展状况也会影响到该地区产业结构的形成，进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流通业内部构成特征在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多层次协同效应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一方面，流通业的内部结构是生产力分布特征的表现[6]。因为具有流通业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不仅是生产性要素，也是具有内在价值追求的资本性要素。人才的分布在流通业的不同内部结构中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流通业的内部结构是资源的蓄水池，流通业的不同结构特征导致了不同区域内资源的分布状况差异，资源的积蓄作为经济运行高效率的重要标志，促进了资源集聚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二、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的构建
（一）框架构建流通业与国民经济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复杂的综合系统，根据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效应，并结合二者的发展现状，本文构建了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机制如图1所示。
（二）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的构建1.市场调节机制。流通过程诸因素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复杂多变的市场关系，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可以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具体包括：（1）价格作用机制。价格机制的运行贯穿流通的整个过程，是市场流通的重要调节机制。具体表现在：首先通过运用价格机制，协调市场供求，合理调节流通中商品的供求关系，实现供求稳定，促使价格与价值的统一，进而实现商品的充分流通，最终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其次，价格机制调节能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和流通中商品的合理比例分配。参与交换的当事人的收入和支出，受流通过程的价格波动信号的影响，生产者会根据成本和利润的变动来重新组合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相对价格的变动促使社会劳动转变为社会紧缺产品，起到调节社会劳动分配的目的，形成流通中商品构成的合理比例结构。最后，调节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购买力决定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在货币收入一定的条件下，价格水平升降影响消费者购买力进而影响消费水平。当价格水平一定时，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改变消费构成。（2）利率机制。通过竞争过程中利率的变动，引导资金的流向，加大对流通业的投资，推动流通业的发展。（3）劳动力价格机制。劳动力价格上涨，流通企业成本上升，会阻碍流通企业的发展，劳动力价格下降，流通企业难以留住人才，同样会影响流通企业的发展。2.行政计划机制。我国市场秩序不健全，市场在调节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政府在推动流通业发展和提升竞争力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行政计划机制包括：（1）制定发展规划机制。政府根据地区的比较优势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利用获取信息便利的优势，制定流通业发展规划，并为促进流通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2）保护与激励企业创新机制。当今时代，创新能力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政府需要通过有效的调控机制，保护与激励企业的创新积极性。鼓励各类流通企业不断创新流通方式，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从事网上交易。开展电话、网络和电视购物等交易方式，不断创新网络销售的新模式。（3）引导中介机构发展机制。即政府通过为中介机构创造公平的竞争和发展环境，引导流通业内部中介机构的规范发展，在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的作用，使其真正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增强中介机构在流通业发展中的作用，在发展现代商贸流通业的同时，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改造传统商贸流通业，促进商贸流通业的改革和发展。（4）建设跨区域创新体系机制。政府通过跨区域科技合作及创新体系的建设推动本区域流通业融入到更宽更大的区域和全球的产业价值链中，实现流通业与全球市场、全球价值链结合。3.市场竞争机制。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是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和谐发展的动力，流通业的快速发展需要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匹配，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流通业的助推和带动。市场竞争促使流通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不仅能促进流通企业的发展，同时防止竞争对手的模仿。流通业通过两种方式优化要素资源的配置：（1）外部机制———通过包销、兼并收购、参股与控股、、连锁经营等多种要素资源的配置方式进行优化。（2）内部机制———通过要素资源的整合、业务重组、优胜劣汰等多种方式进行优化。4.财政金融扶持机制。建立财政金融的扶持机制，刺激流通企业增加研发支出，提高流通业竞争力，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实现二者协同发展。（1）财政支持机制。首先，通过减免税收、加速折旧的方式对投资流通給予补偿，带动对流通业的投资；其次，通过财政补助、补贴等方式来鼓励投资；最后，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现产业倾斜。（2）金融支持机制。流通业与国民经济的协同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首先，政府对流通业的投资提供低息贷款，并且出面对贷款实行担保。其次，商业银行针对流通企业实行有别于其他行业企业的授信标准，缩短审批流程。再次，银行可对流通业相关企业贷款实行风险补偿机制及贴息，提高风险容忍度。最后，银行创新贷款形式。基于流通行业企业现金流、物流的特点，开发诸如合约、保单和票据贴现等新型抵押产品。5.合作机制。（1）信息沟通机制。在协同治理过程中，沟通障碍极易引起冲突，而政府可以通过构建公共信息平台，借助电子政务的优势，建立双向沟通机制，改善协同成员之间的沟通。很多地方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比较落后，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非常严重，给流通业与国民经济的和谐发展无形中设置了障碍。例如很多的物流企业通常在运输、保管和仓储的普通物流服务领域开展低价格竞争，但在专业化的服务领域却很难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二者协同急需相应的平台和桥梁。构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实施信息更新责任制，不断加强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不断促进各类信息资源的充分交换与共享。（2）跨区域协调机制，不同区域之间的有效合作，需要有相应的组织协调机构以及合理的协调机制。成立职能化的流通业组织协调机构，主要负责统筹规划、指导实施和信息沟通服务等工作，建立有效的流通组织协调机制，推动和引导区域流通业全方位、多层次、高效益全面合作。6.文化机制。（1）营造文化氛围机制。加强宣传，改变流通业主体的思想意识观念，做到诚信、守约、合作等，使流通业主体专注于核心业务，从而提高竞争力。对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比较好的区域，通过总结经验，逐步推广，以起到“以点带面”的效果。消除两者协同发展的障碍，为流通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流通业人才培养创造有利环境。规范流通业的市场竞争秩序，稳定业内企业规模和管理水平，继续推进企业的信用评级机制，有效防范合同违约、恶意竞争、偷逃税费、债务拖欠等商业欺诈行为。（2）协同治理理念机制。区域政府逐渐转变为以流通业为导向，积极回应流通业发展需求的新型政府，不再是凌驾于流通业之上的机构。具体的可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保障流通主体基本需求；二是努力提高对流通主体的服务水平；三是加强与流通主体的沟通，提高他们的满意度。（3）制度体系机制。在我国目前法制环境下，各种非政府组织缺乏规范的运作进而影响着协同合作。因此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来明确其职责权限、规范运作规则，达到增强非政府组织的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的目的，最终为创建新型的社会管理和调控体系创造法制基础，更为流通业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7.集约机制。通过集约机制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流通效率。集约机制包括：（1）物流资源的整合机制。通过对物流资源的合理组织、整合、优化配置和集成，把原来小规模的分散独立的物流资源重新分工和配合，形成物流联盟，最大限度地减少物流资源的浪费、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的竞争力。物流资源的整合包括物流基础设施、物流信息化、物流企业与功能等资源的整合，进而提供更加专业化的物流服务。（2）信息集约机制。信息化时代，信息不仅决定了流通业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决定着现代流通业的运作方式。在流通业发展过程中通过电子商务，流通业主体可充分利用Internet的巨大优势建立信息系统和网络平台，开展客户响应模式，信息传递和处理系统，实现信息集约化，加快流通业与国民经济的协同发展。8.创新机制。（1）流通主体创新机制。①加快流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即对原有国有独资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引入其他投资者，特别是战略投资者，一方面形成新的利益主体，另一方面充实流通企业资本金和流通资金，在新的竞争中获得资本动力[7]。②加快企业流程再造，重新设计流通企业的作业流程，使流通企业的成本、质量、服务和运转效率等各项指标得以明显改善。（2）流通方式创新机制。即建立现代物流配送系统。通过电脑管理、电视调度和卫星定位等现代物流跟踪系统，实现全天候物流配送。（3）流通空间创新机制。即区域流通与全球性流通紧密结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活动都必须参与国际流通。大多数流通企业都是全球流通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要使整个流通链条能够畅通运转，提高流通的整体运转效率，链条上的各个流通企业必须在各方面遵守共同的约定和规则。
三、促进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政府角色定位政府在协调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其他任何市场主体无法替代的重要角色。首先，政府通过政策制定引领着流通业的发展方向。例如政府通过政策性财政金融机制来鼓励和引导流通业的发展方向，同时还可以通过舆论宣传工具，形成良好的协同发展理念。其次，政府能保证各项机制的顺利实施。政府通过制定协同发展规划，并借助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确保各项机制的实施。第三，政府要为流通业与国民经济的协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营造协同发展的文化环境，消除协同发展障碍，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创造有利环境。构建协同发展的制度体系，增强非政府组织的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为流通协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第四，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传播协同发展成功案例，交流总结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成功经验。但是只靠政府的作用远不足以实现流通业与国民经济的协同发展，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政策的相互配合，以及区域政府之间建立跨区域协调机构和协调机制，最终实现不同区域之间的有效合作。
（二）完善基础服务体系，优化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硬环境打造更高水平的便民商业体系。在各个社区商业的便民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通过传统和现代商业服务模式的结合，把零售、餐饮等各种便民服务结合起来，并把商业和民政等多种社区服务功能结合在一起，不断加快“一刻钟社区服务圈”这样一种新的便民商业服务网络建设起来，鼓励多形式发展居民服务业。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加快农产品流通设施建设。不断加大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做到农产品零售网络的全面覆盖，使农产品物流配送渠道全面畅通，有效衔接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建成以批发市场为核心、以零售网络为保障、以物流配送中心为支撑的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积极推广农产品展销中心、农超对接、农餐对接、农校对接等衔接方式。
（三）优化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软环境软环境是相对于硬环境的概念，是指除去物质条件外的制度、政策、法律、文化等条件的总称。政策环境。政策支持是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基础。各地区相关部门应该立足于本地区流通业和该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切实需要，针对该区域经济和流通业的特点，制定相关政策。推动流通基本法的立法进程，做到有法可依，严格执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内需求从中长期来看具有很大潜力，应加快流通业的发展，助推国内消费，国务院应尽快出台各种法律法规，诸如针对批发市场、商业网点、网络销售、典当等出台相应的管理条例，以及针对大型商业设施（批发、零售）审批和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以法治商。为规范交易行为，应尽快出台公平交易和市场竞争法，为流通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和市场竞争环境。市场环境。具备健康的市场环境，市场才可能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依靠市场来解决资金流、劳动力、商品流运动的方向，减少了资源配置中的无序甚至是不合理情况。实施食品安全追溯制度，建立综合食品安全追溯信息的搜集、公布和分享平台，实现食品安全全程追溯。通过实行联合监管，加大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检测力度；严厉查处操控价格、垄断等破坏市场竞争的行为，严厉惩戒违法经营主体。在流通领域通过搭建失信企业数据库，加强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和协同监管，进一步深化诚信体系建设。
民国经济论文篇11
根据近年来发表的著作、文章和一些学校的讲义或提纲来看，对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大致有下列几种意见：
(一)把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的经济发展分成八个时期：1840～1895年，1895～1912年，1912～1919年，1919～1927年，1927～1931年，1931～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以上的八个时期又分成两个阶段，从1840年到1919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①
(二)在好几个学校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讲义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分期意见，但在讲义编章的安排上和内容的叙述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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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页。
致是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为七个时期：1840～1864年，1864～1894年，1895～1914年，1914～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①，
(三)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农业、手工业的资料中，都采取了一定的分期办法。虽然由于各个经济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采用的分期不尽相同，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共同的地方，如都采用了1927年和1937年为断限的时间，都没有以1919年作为一个时期的断限等等。
从上面分期年限上看，当前的几种意见有共同之处。如都以1840年为起点，1949年为终点；其中大都采用了1894(或1895)年、1927年、1937年为分期点。但是，分歧的地方也是很大的，需要通过讨论，得出一个比较妥当的、切合历史实际的分期意见，以便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建设和教学工作。几年来，由于共同的努力，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发展过程的面貌，已经弄得比较清楚，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切实的讨论，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二、正名
在讨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首先要对下面一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就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应从何时起到何时止，换言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内容是什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那一个阶段的历史。这个问题也是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内容和起点问题是密切相连的。
几年来，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对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起点，大家都同意在1840年；然而对止点，意见就不一：有主张1919年的，有主张1927年的，还有主张1914年的，而从公开的著作文章来看，大多同意以1949年为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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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
版。
吴杰先生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①一文中，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以1919年为起点，而“终点”，吴先生没有明确指出，但是从他提出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重点”中，包括“要加紧研究解放十年来的经济史”，以及文中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吴先生所认为的现代经济史，是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史。这种把1919年为界划分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意见，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世界史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来说，所谓近代史，一般来说(不是很精确的)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近代”，一般是资本主义时代。所谓现代史，一般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这是现在在世界史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史上共同习惯的用法。②在我国，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没有经过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但是，从鸦片战争后，我国就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我国近代史就应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它的起点应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终点应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认为，把中国近代通史或近代国民经济史看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通史或国民经济史，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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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杰：《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⒎期，第56页。
②如在苏联来说，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对世界史来说，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胜利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从十月革命开始以来的历史。
以通史来说，在1956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许多同志都感到必须明确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应是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以经济史来说，在解放以前，进步的经济史学家，一般都把鸦片战争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称为“近代经济史”或“近百年经济史”。解放以后，一般习惯于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史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就是吴杰先生在195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绪论中，也是主张鸦片战争为起点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点的。因此，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史，统一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用“中国近代”这个习惯用语来代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既符合一般称为“近代”所代表的科学含义，又符合经济史学界习惯的用法，没有改变的必要。
吴杰先生在上述文章中改变他原来的看法，提出中国现代经济史从1919年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吴先生的这种意见值得商榷，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因为：
第一，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史上来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在1919年的前后，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其中有了质的变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把鸦片战争到以前的历史称为近代史或近代革命史．把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为现代史或现代革命史，尚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种名称的区分表明了革命发展史上质的区别。但是从经济发展史上来看，虽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爆发的，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然而，应该指出，前后我国社会经济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以区分经济史为近代与现代两个大阶段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第二，1919年至1927年，中国还完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就是在1927年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产生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1949年以后就不同了，社会经济起了根本的变化，1949～1959年的历史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所以把1840～1919年划为近代经济史，把1919年到现在划为现代经济史，就缺乏理论上和逻辑上的一贯性：1840～194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史的整体被划成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而1919～1949年和1949～1959年两种不同社会性质的经济史又都被划人了“现代”经济史的范围。①
这里还需指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从1914年起，这当然是不妥当的。还有一些人认为现代经济史应从1927年开始，主要理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产生的。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也不妥当。主要理由已如上述。1927年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萌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表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瓦解，但是，它并不表明中国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以1927年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的一个年限是可以的，作为区分中国近代和现代经济史的年限则是不合适的。
总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840～1949年；中国现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史，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转三、标准
要正确分期，必须有正确的分期标准。只有根据正确标准划出的时期，才能表明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某些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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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近代史”和“现代史”，“近代经济史”和“现代经济史”……等等中的“近代*和“现代”是一个沿用的习惯称呼。“近代”和“现代”是具有相对意义的时间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的绝对年代是不相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不是按年代的久远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而是按社会经济形态来划分历史时期的，因此，它都赋予习惯用的“古代”、“近代”、“现代”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容。
整个社会经济史应以生产方式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阐明了的。至于在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时期内，如何划分历史阶段，应根据什么标准，需要根据经典作家们的指示进一步讨论和明确。
苏联国民经济史学者过去和现在都讨论过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内部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或原则，许多意见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参考。我国近几年来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我们的讨论也有很大的帮助。必须吸取这些讨论中的积极成果。但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必须结合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找出一个最切合实际的标准。
现在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否应当一致?我们认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近代史的联系是极密切的，但是，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二者在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所担负的任务上是不相同的。中国近代史必须研究国民经济的变化，因为经济的变化是阶级斗争、政治、思想、文化等等变化的基础。但是，作为近代通史，不仅它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广泛得多，而且它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线索，不能不是叙述和分析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发展。以此为它的主要内容。因此，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志，应当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一门专史，它的对象是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统一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生产方式演变的过程，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离开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其他社会现象，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叙述和分析经济发展过程的。这是它和近代通史的主要区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的分期标准，应当是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有区别的。
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看来是很明显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征，分析和找出这些重要表现是什么。这正是运用这一标准能否正确划分历史时期的关键所在。
我们认为，这些重要表现是：
第一，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首先是国民经济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快或慢，生产力的增长或破坏，经济的高涨或危机，工、农、商、交等部门的发展或停滞、倒退，等等。这些表现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状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各个时期的表现，是在决定经济史分期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些表现不是显示或表明各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的主要因素。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此外，在旧中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由于分散经营，技术停滞，又受到几重残酷的剥削，生产表现为长期的慢性危机的过程。如从1873年到1933年，耕地面积和单位产量并没有什么增加，①1933年以后耕地面积还在缩小；同时，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生产，对自然灾害抵抗的能力极弱，产量的增减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所以农业生产量这一年与那一年的增减，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完全表明社会生产关系或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如抗日战争以前几年，农产量有所增加，但并不能说明这几年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至于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其生产的发展或危机是能较明显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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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各时期22个主要农业生产省份的统计的计算，如以1873年为lOO，1893年、1913年、1933年的耕地面积指数都为101。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5页．
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之间的变化；但是，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小，它的发展与衰落虽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有密切关系，可是也有变化趋势不一致的时候。因此，工业的变化趋势也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企图以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或停滞、危机的表现来划分我国近代经济史的时期，是不妥当的。范文澜同志曾经正确指出：由于中国近代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近代史等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从而“仅仅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划分中国近代史的阶段是不全面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①
第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社会，是居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社会，是居于独立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过渡地位。从而社会经济成分特别复杂，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表现有性质的逐渐变化。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②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性质的某些逐渐的变化，主要的表现在新的经济成份的生产和发展、各经济成份间关系的变化上。诸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势力开始侵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经济剥削，半殖民地城市和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一些地区自然经济受到破坏，……等等。但是资本主义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只是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资本主义才由“萌芽”发展成为经济成份。“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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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0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0页。
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步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①这个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但还没有全面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只是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了投资特权，把大量“过剩”资本侵入中国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这样，外国垄断资本就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社会经济性质又有了某些变化，殖民地的性质加深了。1931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公开的直接统治以后，很大一部分地区变成殖民地经济，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经济，由于这些变化表现社会经济发展中某些性质(质)的变化，所以是国民经济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表现。
在以上述的经济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还必须十分重视下面两种情况：
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②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各地各民族的经济变化在速度上、程度上以至趋势上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在考察整个国家经济的变化并决定经济史的分期时，必须全面地研究各地区和各民族经济的变化，同时又必须善于找出那些能够表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趋势与程度的因素来，特别是那些能够表明经济发展趋势与性质变化的新因素。如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最初只是限于少数地区，但它却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中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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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88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5页。
瓦解的趋势。在这里，特别要着重指出，由于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及其他因素，决定我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民主革命首先是在一个地区取得胜利，逐渐发展扩大以至取得全国的胜利。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与灭亡也表现为一个逐渐的和不平衡发展的过程。1927年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的进行，新型的、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就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崩溃和灭亡的开始。因此，1927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进入崩溃阶段的开始。
其次，经济发展的过程与阶级斗争的发展比较起来，一般表现为一个逐渐的过程(当然，如经济危机的爆发等等是表现为突然的激烈的形式)，其新的产生和旧的死亡总不如阶级斗争事件那么形式激烈和阶段明显。具有特殊过渡性特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如此。因此，要从一个经济发展过程的各种表现中找出一个事件发生的年代(如工厂建立年代，危机发生的年代等等)，就作为分期断限的年代，往往是不恰当的。如要以1871年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创办的工厂产生的年代来划分时期。是不能确切表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正由于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很残酷，所以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都很激烈。这些斗争对于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变化的趋势、前途与发展的速度等等；一些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往往揭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的开始(如1840年和1927年)；或者直接引起经济的重大变化(如1894年与1931年)。而且，这些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本身又是经济变化一定阶段的表现。如19世纪6。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开始走上政治舞台领导革命斗争，使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时期转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的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成长，才为工人阶级力量壮大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使中国革命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发生变化。故我们在经济史分期时，不仅要十分重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而且要采取那些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并能表明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实质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事件发生或终止的年代，作为经济史分期断限的年代。在经济史分期上忽视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是十分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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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72页.
综上所述，我们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就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的特点，全面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各种重要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经济成分的产生，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停滞或危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变化等等。在这些因素中，特别要重视那些表明和引起社会经济性质某些变化的经济因素的产生、变化和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
关于划分国民经济史的标准，吴杰先生曾提出：“国民经济史划分时期，主要是以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为主要标志的”。这是可以同意的。可是吴先生在论证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具体表现时，只是认为“有时表现为阶级斗争的高潮和爆发，有时斗争的结果被巩固于国家和法律之中，有时反映在人们的意识里，而阶级斗争尤其是最重要的标志”，①并进而得出结论：“我们考虑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更必须把革命斗争作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具体表现”。②吴先生在这里分析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表现时，是有一些严重的缺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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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页。
②同上书，第14页。
第一，吴先生在这里根本没有指出“国民经济关系”，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本身的最直接的最明显的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产生、发展，新经济成分的产生，以及经济危机等等)，而是完全撇开这些，认为只表现在阶级斗争、法律、意识等方面。大家知道，后面这些方面，虽然与经济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但究竟不是国民经济变化本身的表现。阶级斗争、法律和意识对经济变化的表现或反映，并不是一步一趋的，在时间上也不总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在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完全是如此。如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9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产生，但资产阶级激烈的政治活动，却到19世纪9。年代才开始、又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始于1919年，但新民主主义经济却产生在1927年以后。我同意范文澜同志下述意见：“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是没有什么重大联系的”。“革命的进行，不依靠资本主义的发展或停滞而发展或停滞。”②由于吴先生忽视了国民经济本身的表现，所以吴先生分期的标准，实际上不是“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而是“阶级斗争”，这从吴先生的具体分期意见上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诸后吴先生没有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产生的前后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又如吴先生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也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来进而把1919年以后定为现代经济史等等。把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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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340～342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着重指出：“经济情况改变以后”政治情形，或是早，或是迟．……也总是要被改变的。”(重点号都是引者加的)
②《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1页。
济史完全与革命史等同起来，看不出国民经济分期的特点。吴先生主张的国民经济史分期标准的表现，与近年来有些同志主张的中国近代史分期应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表现是完全一样。①我们认为以阶级斗争作为近代通史的分期标准或许是正确的，但作为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标准就不能被同意了。因为这两门学科的对象和内容是有区别的，从而分期标准就不应当相同。
第二，吴先生在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表现时，根本没有分析和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特别是没有考虑到过渡性社会经济的特点，从而在分析分期标准的标志及具体分期上，没有指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性质的变化。这从吴先生对各个时期的命名和说明中看得很清楚。吴先生没有能够明确地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加深和崩溃的阶段，以及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使人不理解分出一个时期的意义和原因何在，分期的目的何在。而这些，都是在划分经济史发展时期时极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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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5、13页。
四、分期
根据上述分期标准，我们考虑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史，划分为下述三大阶段九个时期。
(一)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年(1840年)起，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年(1895年)止，为第一阶段，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形成的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从此以后直到19世纪末，在此时期中，中国的经济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已由封建社会经济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具体说，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基本面貌或基本特征已经形成。这些特征是：①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逐步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土地制度及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仍然存在，并且占着优势。②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产生，并且有了某些发展，但是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随之产生。③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在中国拥有很大的经济力量，并且开始操纵中国对外贸易、金融和航运等部门。中国经济依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侵略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掠夺地。买办阶级随之产生。④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封建地主阶级以及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首先是外国侵略者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农民大量破产，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从未间断。⑤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性质上、程度上，都与过去的不平衡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两个时期：
1．1840～1864年。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特征与4O年代以前和60年代以后都有重大区别。基本上仍然是封建经济和自然经济，但是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在五个通商口岸已产生几个小型机器工厂，通商口岸附近的家庭手工业开始破坏，半殖民地城市及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的剥削，社会经济已经开始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方向发展。这就是说，与鸦片战争前不同，中国经济已不是独立的封建经济，而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同时，与6O年代以后也不同，封建自然经济还保持相当完整的形态，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还没有产生。
2．1864～1894年。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初步形成的主要时期。社会经济的重要变化是：①外国商品大量输人，数量迅速增加，及于中国各地；外国资本非法地在沿海设立一些工厂、银行，开始在金融、航运、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并且开始向清政府贷放政治和铁路借款。②广大地区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城乡手工业生产者，在外国商品的竞争打击下破产；农业生产商品化有了发展；土地兼并产生一系列新的特点(土地更加集中，土地流转更加迅速，外国资本占有和兼并土地，官田之变成民田……)，半殖民地性质，半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开始形成；大批农民及手工业者破产，自然经济结构初步瓦解，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推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③民族资本主义的工、矿、交通运输企业产生(包括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并有了某些发展；部分地区的一些手工业部门中的手工工场有了增加，资本主义的作坊和包买商有了发展；农业中资本主义开始萌生；旧式的商业和钱庄逐渐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资本主义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成分。④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各部门之间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这首先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结果。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新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产生，农民阶级发生激烈与复杂的分化；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二)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1895年)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为第二阶段，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发展的阶段，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深”或发展的阶段。①在这个时期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各基本特征，都发展到更加典型的形态。主要表现在：①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迅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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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崩溃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而不是五种基本社会形态之一。在这个特殊阶段中，没有一种新生产方式占着主导地位。因此，严格说来，它不可能有什么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不过，这种社会又有它自身的基本特征，就这些基本特征来说，是有它们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或时期的。
加，成为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外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内部一个具有支配力量的恶毒成分。由于德国、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更加明显地成为“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①②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交通运输业有了发展，农村的富农经济和各种“农垦公司”有了增长，银行是在这个时期产生并有了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着重要地位，发生重要作用。③农村商品经济继续发展，地主经济和买办经济日益结合，大多数富农和农垦公司的土地都带有半封建性质，侵略分子在中国抢占大量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土地更加集中，农村阶级分化空髓激烈，大批农民破产流亡。④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影响，由于辛亥革命后军阀的混战，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统一的特征更加显著。由于上述一系列的变化，新的富农阶级产生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展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悲惨，革命斗争由一个高潮到另一个高潮，由单纯的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斗争，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1．1895～1911年。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通过条约特权、借款、直接投资、吞并等手段，外国资本控制了国内关税与海关、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工矿业，金融业和中国政府的财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国际垄断资本侵入中国经济内部，成为一种经济成分，并在各部门中占有优势。帝国主义由此得以支配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对自然经济的猛烈打击和影响，农村商品经济大量发展，广大地区的农民变成小商品生产；由于人民反帝斗争的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初步发展，农村出现少数农垦公司。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它领导的和辛亥革命都先后爆发和相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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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37页。
2．1912～1919年。这个时期经济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和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迅速的发展。国民经济变化总的趋势，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自然经济进一步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前后各时期比较来说，显得比较突出。这是国内外各种经济政治变化所促成的。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民反对封建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所直接推动的，同时也由于世界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相互厮打的世界大战。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在近代工矿业、城乡手工业、商业、银行和农业各个部门，主要是在轻工业方面。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由于国外经济的影响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开始出现；由于广大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活动领域的扩大，它们的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现象。
3．1919～1927年。是中国经济由发展到衰落的转变时期，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转变时期。经济的发展到衰落，表现在农业、工业、手工业和贸易各个方面，而工业最为明显。1922年以后工业发展进入停滞和危机阶段。在工业、银行、贸易的发展和危机过程中，同时出现资本集中和官僚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结合的过程，产生了带有地区垄断性或行业垄断性的资本集团。更重要的在于：中国是在这个时期才找到经济发展的现实出路一一新民主主义道路．。在此以前，先进的中国人，想使国家富强，认为只有走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事实上这是走不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可能。只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才具有物质条件和政治条件，走新民主主义之路。不仅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姿态，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使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个革命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可能实现的最好出路，如斯大林在1926年所指出的，“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①指出：“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②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革命，是中国经济走这条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保证。1925～1926年，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地区，开始要改变土地制度。1927年以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进行，中国经济就开始走上新民主主义发展的现实道路。
(三)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崩溃的阶段，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胜利的阶段。1927年革命根据地建立，土地革命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萌生，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以后中国经济变化的过程，虽然形式极为复杂和曲折，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新旧两种经济对立斗争和相互消长的过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完全崩溃。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的，还有社会生产力遭受长期的破坏，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深刻，经济生活极端紊乱，以破坏性和腐朽性为特征的中国垄断资本主义一一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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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44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42页。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1927～1931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的时期。首先，是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的进行，工农民主政府的公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社经济的产生。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的因素和半封建的因素”，①产生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半社会主义的成分，从而“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②它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根本对立的，并是其代替者。其次，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中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在掠夺和破坏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腐朽性；它集中起来的财富，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所以，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瓦解过程的产物，并是其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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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打退第二次高潮的总结》，《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785页。
②：《井岗山的斗争》，《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80页；另见：《我们的经济政策》，《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27页。
2．1931一1937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一步崩溃的时期，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开始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我国东北，在占领区内建立日本垄断资本的直接统治，使经济半殖民地化。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①其次，各革命根据地从1931年后有了较紧密的联络，1931年11月7日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统一的经济政策，革命根据地扩大了，并有了比较固定的地区，土地革命逐步深入，公营经济有了发展，并开始了可能的必要的经济建设。最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1931年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工矿企业大量倒闭、停工，农村急剧破产，对外贸易逆差迅速增加。由于集团卖国反人民的政策，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结合，发展十分严重。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在这几年中基本上建立起来的。
3．1937～1945年。基本的趋势和上述时期一样，主要不同之点，是全国都卷入了战时经济，国民经济遭受更严重的破坏。首先是日本占领的殖民地经济地区扩大，大部分地区直接受到战争的破坏。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的直接统治和破坏，发展到了最高峰，也是它被赶出中国的时期。其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内，四大家族利用民族灾难和独裁政权，通过掠夺的办法，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经济，造成本身统治的危机。这个经济地区是在曰益缩小的。最后，新民主主义经济及其地区得到空前的发展，占有全国五分之一人口的地区，由于抗日战争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经济一部分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以前有某些不同(由于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原因)，为抗日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
民国经济论文篇12
1引言
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由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经济环节、经济层次、经济部门和经济地区构成的。国民经济这一概念突出强调经济的整体性和联系性。
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为对象，应用现代经济计量学方法，分析探讨1978-2005年期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活动。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进而由国内生产总值影响居民消费与社会投资，因而政府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起到直接的影响而对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则起到间接的影响。
政府支出规模随经济的增长而扩张。我国的GDP近年来处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就2005年而言，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9％，属于“高增长阶段”。根据“瓦格纳法则”，当国民收入增长时，政府支出规模会以更大比例增长；与此同时，R•A•马斯格雷夫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政府支出的规模逐渐增长。因此，本文想探讨一下在未来的时间里，政府支出的变化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投资、居民消费的影响。
2模型设计
2．1模型结构
建立一个能反映农村政府消费支出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投资、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计量经济学联立方程模型，文章共选取了3个内生变量，2个滞后内生变量和1个外生变量。
2．2模型的变量说明
（1）内生变量
Ct-居民消费；单位：亿元
I-社会投资支出；单位：亿元
Y-国内生产总值
（2）外生变量
G-政府消费支出；单位：亿元
(3)滞后内生变量
Y(-1)国内生产总值上一年的值；单位：亿元
Y(-2)国内生产总值上上年的值；单位：亿元
2．3模型结构方程式
Ct=a+b*Y(-1)+U1（1）
I=c+d*Y(-1)+e*Y(-2)+U2（2）
Y=Ct+I+G（3）
方程（1）反映的是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与上年度的国内生产生产总值相关。
方程（2）反映了社会投资与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上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相关。
方程（3）反映了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消费、社会投资、政府消费相关。
3模型的参数估计及检
3．1数据来源
本模型参数估计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数据均来自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样本区间为1991~2005年。数据处理与模型计算采用的是Excel2003和Eviews3.1软件。3．3模型检验
本模型估计出来的参数所反映的经济意义与经济理论与实践相符；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本模型各方程均能通过F检验，所以模型具有显著性；各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大于0.94，表明模型的可信度较高；估计参数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基本能够通过t检验，参数具有显著性。上述结论表明，本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在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上均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历史模拟和事后预测
4．1历史模拟
为了检验模型用于模拟分析的可靠性，本文运用上述模型对样本期数据进行模拟，并进行事后预测，通过计算内生变量1991~2005年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来考察模型的预测能力。计算结果见表2。
表2结果显示，本模型变量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绝大部分均小于5%，其中Ct的模拟效果最好，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全部小于3%；Y的模拟效果也较好，除了2004年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为14.935%外，其余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几乎全部小于5%；I的模拟效果其中几个年份稍微差了一点，如获至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4年的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相对偏高了一点，但是最近几年它的模拟效果还不错。这表明由随机方程式解释的内生变量的相对误差较低，该模型对历史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用于外推模拟分析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2事后预测
以下预测未来10年，政府支出以5%的增长率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消费和投资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