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论文篇1

“文革”结束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逐渐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史学走向新世纪之际，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已经走过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这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被陈伯达等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历史科学如何走上复兴、发展、繁荣之路，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史学在“文革”中的惨痛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反革命野心家的兴风作浪，以及理论的无知、混乱和荒谬，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文革”结束初期，以及“文革”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影响颇深的一种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因此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如果有，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史学惟一的、全部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但是它的指导作用并不仅仅在历史学方面，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因此，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还需要自己具体的理论方法论，特别在历史学这个“重灾区”拨乱反正，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述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理论思考;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展望;历史学的性质等等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受到广泛好评。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革”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吴泽、陈高华、庞卓恒诸先生也撰有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10余种版本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科学水平。

“文革”后，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及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维新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培养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理论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水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年来，中国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在通史、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专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这些专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没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支持，如果不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那是无法开展研究的。此外，这些专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形式问题;中国古代经济结构问题;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当代文化启蒙的主潮问题;民族史研究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等。这些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史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理论素养的提高。

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有多种著作出版。①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发展。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彭吉富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在较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史学方法研究的重点，近年主要关注的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和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这些方法的研究并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取代以往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原有的诸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史学方法。方法是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方法。近年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史学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并日益对中国史学发生有益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史学理论研究不断进步的积极成果。

二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如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研究。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课题，译介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著作。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

近20年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欧美和俄国等有影响国家的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在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近50种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③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近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已经由以往一般性、概括性的介绍为主，逐渐转变到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主要标志是一批内容广泛、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研究著述先后问世。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但也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李祖德、林志纯、林甘泉、廖学盛、刘文鹏、施治生、刘欣如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三

近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对这些成绩的进一步发扬，以及对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决定了今后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一部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或发展，首先是史学理论研究求实创新的结果。在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展望21世纪初叶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研究的内容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不断深化，史学思想史、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思维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国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有可能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的热点。

中外史学思想史是对历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但又是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为止，只有一部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有较大影响。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外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重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中外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今后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在外国史学思想中以及中国历代史学大家的历史思想研究方面，将会有精品力作问世。

在历史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将继续深入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沿问题，如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福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关于宗教或神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将结合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问题。学者们不再认为历史哲学仅仅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或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历史认识理论研究是历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其研究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却缺少系统的整体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完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将逐步深入，在大量个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会有自成体系并有一定开拓意义的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

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的实证研究如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现在，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关注实证研究的同时，自觉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整体理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就为今后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将加强中外历史研究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使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不断加强。

今后在研究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将有计划地开展中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等。今后将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国封建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历史研究要充分实现其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是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时代呼唤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如何科学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批判“文明冲突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大国战略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等，都应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史学方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这是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史学实证研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目录学方法、辑佚的方法、辨伪和校勘的方法、诠释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将继续应用，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当代史学、特别是国外史学常用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系统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方法以及种种新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等等，也将会被广泛应用。史学方法的多元化，不是用什么新的方法代替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使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中外历史论文篇2

该套丛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新课程改革十年来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丛书的编写主要面向全国历史教育硕士，中学历史教师，历史教育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具有学术性、实践性、代表性和前沿性。该套丛书编委会编委集中了当前我国中学历史教育研究的大部分专家学者：首都师范大学的赵亚夫、华南师范大学的黄牧航和张庆海、上海师范大学的李稚勇、华东师范大学的李月琴、南京师范大学的刘军和姚锦祥、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克礼、四川师范大学的陈辉、湖南师范大学的余柏青、山东齐鲁师范学院的齐健、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社社长任鹏杰和历史教学杂志主编任世江等。

1.赵亚夫、唐云波主编《国外历史教育文献选读》（长春出版社，2012年1月，360页）

该书体现了国外历史教育研究的最高成就，为历史教师了解和研究国外历史教育提供了借鉴。

2.李稚勇、周仕德、陈新民著《中外历史教育比较研究》（长春出版社，2012年1月，320页）

作者吸收国外先进历史教育思路，对当前的历史课程改革与实践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3.宾华著《中学历史课堂教学设计研究》（长春出版社，2012年1月，180页）

该书的特点是：将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有机结合，实用性和操作性强。

4.王继平著《中学历史教学研究方法概论》（长春出版社，2012年1月，276页）

该书非常契合当前新课程改革所倡导的要做研究型历史教师的理念，为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进行教学研究提供思路和案例。

5.陈志刚著《历史课程论》（长春出版社，2012年1月，236页）

该书的特点是：体现最新课程改革理念，内容全面，选材广泛。

6.王泳著《中学历史教学中的现代教育技术研究》（长春出版社，2012年1月，236页）

该书特点是：时代性强、视野开阔、重点突出、选材广泛、材料丰富。

7.张庆海著《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史学理论问题》（长春出版社，2012年5月，215页）

该书是第一本关于中学历史教学史学理论的作品，值得中学历史教师和历史教育硕士认真阅读。

8.王雄著《中学历史教育心理学》（长春出版社，2012年6月，309页）

该书是第一本关于中学历史教育心理学的专著。

二、历史教师专业发展类著作

1.何成刚、张汉林、沈为慧著《史料教学案例设计解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351页）

该书是何成刚主编的“历史教师专业发展丛书”的作品之一，是史料教学研究与实践的最新成果。

2.夏辉辉著《问题解决：历史教学课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148页）

该书是何成刚主编的“历史教师专业发展丛书”的作品之一，该书选择了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常见的问题作为研究主题。

3.朱汉国、陈辉主编《高中历史教师专业能力必修》（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236页）

该书是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组编的“青蓝工程系列丛书”历史部分，为广大中学历史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引领。

4.卢新建著《新课程高中教师手册：历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508页）

该书是《新课程高中教师手册》丛书的历史部分，是一本当前体系最完备的高中历史教师教学的工具书。该书的特点是：系统性、完备性、工具性、资料性。

三、文集类著作

1.刘宗华著《历史教育的实践与思考》（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2月，225页）

该书是从事中学历史教学近50年的刘宗华特级教师的历史教学研究论文集。论文虽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所作，但对今天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仍然具有借鉴与启发的作用。

2.张卫良、夏卫东著《明智之学：历史教学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3月，358页）

该书是两岸中学历史教学名师“钱江论坛”的论文集，这些论文主要围绕历史教学与公民素质、课堂教学与改革、教学实践与思考等问题进行讨论。

3.李晓风著《李晓风历史教学思考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4月，211页）

中外历史论文篇3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像。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像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像”。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3]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文本)正是为了消灭历史(存在)。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像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关于互文性的理论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像性和虚构性的关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像、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像”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像,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像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事实胜于雄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

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像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体的。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

三、新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具有学理的先进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尤其是恩格斯晚年推进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历史结构和历史进程的“基础论”、“主导论”和“合力论”的辩证统一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物的解释的有效性,同时注重具体的时间、空间、态势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制衡和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对当代中国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的认识,以及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身分认同。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光明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中国人民招手,一切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应当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方学者福山等人宣扬“历史终结论”,卡尔·波普尔等人宣扬“历史贫困论”,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表现出对历史的冷漠和失望。他们的观点其实是没有根据和没有说服力的。历史不会终结,它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历史不是贫困的,它是丰富多彩的。只有伤害人的历史才是冷酷的,而有益于人的历史却是温暖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原理是反不掉的。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同时也正在被另外一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牵着鼻子走。纵令像詹姆逊这样的著名学者也在鼓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体化和同质化。全球化运动通过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引导着历史发展的新航向,把世界各国打造成“电子村落”,利用和平手段,制造出“全球一家”和“世界大同”的美丽幻象。这是一种可称为“全球化”新品牌的历史决定论。本来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家,又在顺从和崇奉“全球化”的历史决定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应当对各式各样的历史观念进行鉴别和分析,同时吸收其中合理的内核。那些悲观绝望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念是不可取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可能会消解主流的或主导的历史观念,甚至会流于平面化、无深度和浅层次,但对克服线性的历史观念是有启发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可能产生怀疑一切和随意解构和颠覆历史的倾向,同时又往往消解了那些应当消解、改写了那些应当改写和重塑了那些应当重塑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构架和精神实质,同时承接现当代各种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吸引人们去关注那些曾经被忽略、被轻视和被遗忘的历史因素,以利于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便是高喊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特别是像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话语,尽管带有非历史化的倾向,但对扩展人们的历史理论思维,打开人们的历史视野是有益的,为全面、完整地理解历史真实、历史结构、历史过程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统。如强调正史时,适当地重视野史;表现大历史和对大历史进行宏大叙事时,不应忽视小历史和对小历史的微小叙事;坚持历史的决定因素时,要考虑到历史的中介因素;凸显历史的必然性时,应关注历史的偶然性;描写历史的中心领域、主导性、同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正面因素时,要努力发掘和表现历史的边缘地带、异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负面因素,把这些显示历史结构和历史过程的各种因素视为合理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运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加以整合创新,有利于建构一种开放而又科学的历史观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实践的观点,实质上可以表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用先进思想组织起来的处于自觉状态的群体的实践力量,才是推动历史前进、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尤其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重视个别的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我们注意到,西方现当代的历史理论往往表现出从不同的视域和以不同的方式否定历史的精神意向。由于战争、资本、物质、科技、权力的无比强大的力量对人的压抑,表现出敬畏历史、躲避历史,或诅咒历史、厌恶历史,或表现出对历史前途感到迷茫和恐惧,表现出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与此相适应,西方的人学理论也多半表现出带有非理性主义特征的极端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软弱化和幻想化的特征,表现出作为主体的人不能自立和自助的状态,既不能驾驭自己的前途,也不能掌握历史的命运,或者祈求建构一个虚假的精神家园,使自己的被压抑的受伤的灵魂得到安顿和憩息。他们编织出诸如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国、世外桃源、温柔之乡、审美乌托邦,乃至文化批判、文本解构、语言词句革命、充满浪漫情怀的诗学幻想的美丽花环,以供或自恋之精神需要。

历史与人的关系的实质,归根结底表现为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即表现为占有强大的资本、财产、物质、科技、信息、权力的人们对另外一些作为非占有者的人们的压迫和支配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表现着、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成为通过历史或历史地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当历史压抑人时,人应当改变历史,即改变上述那些方面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当历史有益于人,可以给人带来与历史进步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时,人应当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走。必须反对一切倒退的企图,抛弃一切用幻想和思辨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方剂,不要迷信一切非实践的批判活动的功能。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一切思想的、舆论的、语言的、文本的、文化的,所有这些诉诸或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批判,都不意味着会对人类历史和人的现实的生态和命运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一切形式的批判,都不能取代对世界的具有物质力量的实践批判!

[参考文献]

[1]格林布拉特,古恩主编.重新划界[M].纽约:美国现代语言协会,1992.410.

[2]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96.

[3]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中外历史论文篇4

历史既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作为科学，它是一部百科全书，重在培养学生形成缜密科学的历史知识体系和历史理论素养；作为艺术，它蕴含一种精神，重在培养学生求真求实的思想品格和严谨论证、创新的思维。在笔者看来，历史学科的教学都要把握上述“历史”的内涵，历史教学者才能较为准确全面地传导给学生所谓的“历史学”知识。而要做到此点，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教学者自己必须全面把握历史学科内容，在此基础上高屋建瓴，依据自己的历史观做出对百科全书式的历史知识的取舍，在有限的时间内有选择地传授给学生，然后才可以谈得上借助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而获得教学的成功。

所以，在上课之前，作为一个高校世界史教学的历史工作者，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一切可能阅读各种书籍，除历史学外，文化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尤其与世界史紧密相关的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书籍都应该是涉猎的范围，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并为《世界近代史》课程的备课做好知识储备，在此基础上认真写出详实的教案。在教案的写作过程中，要注意从宏观上把握世界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史的本质，在历史观上认清近代以来的世界史是一部蕴含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思想文化科学理性化的诸领域现代化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多元化与全球化同步发展的整体化的历史，力图打破受僵硬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史观一元化统治的非马克思主义史观，把传统史学强调的单调的革命史纳入到丰富多彩的现代化史和整体的世界史的进程之中，加强唯物史观这把被鲁迅先生称之为“最锐利的解剖刀”和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生产力中轴”原理在世界史教学中突出地位，其目的就是力图在教学内容上引导学生形成客观、严密的世界历史思维，增强学生学习世界历史的兴趣。

在进行了上述准备后，世界近代史的教学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三步来完成。

第一步，了解学生学习世界近代史的困难所在。首先，要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仔细思考一个学生想学什么，如何学以及他希望教师怎样去教。其次，要尽力塑造师生之间的亲和关系。应该告诉学生教师的电话号码，邮箱甚至住址，并通过问卷调查、课下聊天等手段尽可能知晓学生学习世界近代史的兴趣所在和期望所在，了解学生学习世界近代史课程的困境。一般说来，世界史的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既有历史学科学习的共性问题又有世界史学科学习困境的个性问题，主要有三：一是专业思想极不牢固。造成该问题的根源在于现实，即来源于学习历史在现实社会中有用无用的困惑。二是专业兴趣不浓厚。这个问题有的是因为专业思想不牢固造成的，但也有很多学生仅仅就是主观上对历史不感兴趣。三是，学习方法存在重大缺陷。很多学生仅仅依靠死记硬背的传统手段来学习历史，由于世界近代史涉及的国别地区众多，时间跨度500年，各种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纵横交错，记忆力再好的学生靠死记硬背的单调方法肯定无法学习好世界近代史。

第二步，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和学生的面临的问题设计课堂教学内容。一般的《世界近代史》的讲授主要可以围绕三个方面内容进行。

第一，在大人文学科的背景下培养学生对历史学的兴趣，强调历史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对于构筑健全的人生观以及对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功能。要通过各种事例来证明此点，例如可以跟学生谈美国德鲁大学尼尔・里默教授提及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内部的争论，那场争论中，医学家、生物学家、航天学家对人文学者说，“我们不断地发明新的东西，新的药物、新的谷物和航天技术，而你们这些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除了单纯地重复过去，又做过什么呢？”对这样的疑问其中之一有力的反驳是：“您听说过美国宪法吗？”可以跟学生指出，美国宪法也许是人类社会以往的两三百年中最重要的社会发明，它不仅促成就了美国的强大，而且导致了民主政治在全球的传播，这样一项重要成果恰恰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等人文社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晶。在课堂教学中，要不断地告诫学生兴趣一方面可能是先天的，但更多的兴趣是在深入学习的过程中后天培养的，历史学更是这样，并告诉学生其实那些学习计算机专业、生物学专业、航天专业等这些所谓比人文社会科学有用的学科的同学也同样存在对专业不感兴趣的情况，问题是无论学习什么都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兴趣。

第二，把历史学研究方法论和历史学理论特别是思想史、文化史理论放在课堂教学的首要位置。要告诉学生，学习历史学表面上看仅仅是和史料与史实打交道，但其实体现一个史家见识最重要的方面是理论修养，因为一切历史解释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理论之上，没有历史理论修养就无法把握宏观的历史脉络，无法对史料解读，更无法对具体的史实赋予意义，归根结底也就无法使史实真正成为自己记忆的一部分。因此，给学生开列一个具有权威意义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书单并就其中的相关内容讲授十分重要，目的是便于学生看到在制度和历史事件等历史表象背后起恒久和深层作用的思想文化因素，比如，不了解19世纪末美国盛行的社会达尔文思潮就无法理解美国的海外扩张，不了解自然权利思想就无法理解《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不了解20世纪初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无法全面解读中国近现代史。此外，要告诫学生必须阅读如何认识和解读历史与社会现象的理论，如研究国际关系史需要的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文化交流史所需要的传播学理论等，最终就是要求学生根据自己掌握的理论来对众多庞杂的历史史实进行高屋建瓴式的取舍，而不必强行一一记诵，这种不是单纯强调史实记忆的学习方法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把历史学学习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学习融会一起，极大地扩大了学生的知识视野，拓展了学生利用其他学科方法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第三，根据世界近代史的现代化和整体化历史的本质来确定教学内容。由于受教学时间的限制，不可能在课堂上将所有的世界近代史的内容一一讲授，打破历史教学中编年史教学和国别史教学的传统取向，笔者认为基本的原则是凡是有利于学生认识世界历史的现代化和整体化发展取向的历史问题就跟学生多讲、重点讲，但是也告诫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和历史理论来确定自己应该掌握的重点问题。同时要注意将世界近代史的学习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结合起来，突破过去世界史教学就是外国史或是其他地区国别史教学的取向，要求学生将中国史学习置于整体世界历史发展的空间。

第三步，课堂未讲授的问题和学生感兴趣的问题采取讨论课的形式。讨论课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是课堂集中讨论；二是课下讨论。一般的原则是，课下讨论的问题相对分散而不具典型，比较集中且待深入的问题应该课堂集中讨论。教师可以给学生开列讨论的相关读书清单，利用图书馆，建议学生泛读史实和教材，精读相关历史理论，要求他们勇于提出观点，对看过的书籍和教材作出未必正确但必须持之有据的学术批评，并做出可长可短但必须真实而非敷衍抄袭的读书笔记，以此来作为讨论的基础。学生的个别问题个别讨论，普遍的问题群体讨论，增强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并引导他们在课堂之外仍关注历史的学习，而不是走进课堂是历史专业的学生，走下课程就成了外语系的学生（现在高校历史系学生课下时间主要就是用在外语上了，专业反而放在其次，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在完成上述三步过程之后，当然也不能忽视现代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在教学方面的应用，尤其是在备课中和板书中无法完美展示的教学内容。例如，在讲授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内容时所涉及到的战争进程与战争形势的分析地图；在讲授世界文化史内容时所涉及到的各种文物与人物图片；在讲授重大历史事件时所涉及到的各种教学录像等等，这些都是历史教学直观性的要求，有利于历史教学课堂的活泼氛围和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的丰富，但是在历史教学中居于从属地位。

总体上看，与传统的世界史教学模式相比，高校《世界近代史》的教学最好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获得重大突破：

中外历史论文篇5

二是讲练结合。 练是实际操作，通过练习才可以看到本人的真实水平。考前进行有一定量、有度、有序的强化训练，十分必要。可在学习《考试说明》、透彻把握历史教材的基础上，参照前几年中考试题的出题走向、把握重点、难点，将收集到的历史列出试题和信息，精心筛选加工出几套综合性、科学性、典型性以及知识、能力和思想都贴近中考的模拟试题，创设考试的环境，以考试的要求、标准进行针对性的练习。 学生进行练习后一定要认真听取老师对试卷的评讲，只练不讲，等于半途而废，凡练必讲，讲必纠错，纠错而总结，在练、讲、纠错、总结上提高和升华。实践证明，这是一个良性的教学循环。每一环节都不容忽视，不可或缺。

三是横竖结合。 竖的方面，要让学生把握历史发展阶段特征、基本线索、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横的方面，

一是要把握同一时期历史学科自身发展的横断面上诸方面的内在联系。如：同一时期同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历史现象问的相互联系。通过横竖结合，学生才能把中外历史以及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知识点结合起来，这样学生在考试中才更有信心，遇到难题才会处惊不乱。

二是要将历史的复习与语文、政治、地理等学科的复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渗透，相互迁移。现在我市实行的政治、历史、地理的“文科综合”考试，比如政治课中所学的原理、观点和方法，有助于孩子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孩子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又比如有了过硬的阅读理解、语言表达、古文知识等方面的语文基本功，就可以迅速准确地阅读理解历史材料，对历史材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整理，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并充分利用有效信息，结合所学知识对有关历史问题进行说明和论证；就可以语言准确、逻辑严谨、扼要全面地答好历史材料题和问答题。

再如借助地理知识既可增强历史知识的直观性，又可强化记忆，深化理解，培养孩子对地图的意识和空间观念。同样，丰富的历史知识对于政治、语文、地理等学科的学习也是他山之石。事实上，各科知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诸种联系，知识的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的整体，我们应当树立"大知识观"，这不仅能提高备考复习效率，而且对于学生今后的学习和发展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四是中外结合。 由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教材是分别编写的，上课时也是分别讲解的。这就容易造成中外历史的割裂，顾此失彼，破坏历史知识的系统性。因此，总复习时要将中外历史有机地融为一体，尽可能地把中外历史教材里的相关内容结合起来，按历史事件的事件脉络，比较联系，对照复习，整体把握，中外历史比较考察这是历史考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对于中外历史的结合掌握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中外历史论文篇6

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在反驳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阐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仅仅将“历史合力”理解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或者“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无助于全面把握历史合力论的丰富内涵，无助于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合力论之间的理论关联。

一

所谓“历史合力”，是指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多环节、多因素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动力系统。

在社会形态层次(最抽象、最根本的层次)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划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层次，由它们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判别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本质，是对一切社会历史规律的普遍抽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历史是一个包含多样性统一的丰富总体，本质的抽象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一般性规律不应代替特殊性规律，“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况且，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往往要通过各种环节的中介，在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的相互联系中才得以实现。这就需要将历史合力由抽象的层次引入到更为具体的层次(社会结构层次)上来。

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社会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经济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的历史动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动力；经济对政治、文化、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既非机械的，也非总是直接的。因此，“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当然，这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总是通过与经济力的相互联系(如依赖经济条件、反映经济要求等)，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相对独立地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准确理解社会历史的合力，既要看到经济力的决定性作用，又要看到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往往需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来实现；既要看到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同时又要看到它们自身对历史进程的独特作用机制和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样，历史合力论就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的“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机械决定论、单一决定论划清了界限。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前提层次上，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生产劳动发展史，生产劳动实践是理解社会历史的锁钥。生产劳动无非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生产劳动过程无非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结合的过程。所谓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就是指人类以社会组织的形式与自然协同进化。这种协同进化从来都是通过共存、冲突、融合等形式的矛盾运动历史地展开的，社会与自然决不允许单单把和谐或斗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社会力对自然力的作用集中表现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制约和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自然环境状态即和谐与斗争的哪一个方面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直接表征着相应的社会历史阶段和人类文明程度。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双重作用也以重大自然灾害破坏社会生活、引起社会动荡甚而延缓或加速社会形态更替等非常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唯经济中心论。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层次上，历史合力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因而人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承认人的社会历史主体性，但不能走向唯意志论(历史主观主义、历史目的论)；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但也不能走向历史客观主义、历史悲观论。“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个“总的合力”实质上就是历史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而且，“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虽然“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使每一人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但并不因此否认每个意志对历史有所贡献。“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意志的“相互冲突”，因为历史不过是人们的交互活动，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大多数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问题上坚持了群众史观，根本区别于英雄史观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唯心史观。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外动力层次上，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如果说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部力的话，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交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则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外部力与内部力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历史合力。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突出地表现为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通过作用于各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内部力)，引起各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观念变革，从而影响社会历史的进程。“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可见，无论社会历史外部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多大，但它必须通过作用于社会历史内部力而显现自身的作用。社会历史外部力通过作用于内部力而影响历史进程，内部力规定外部力的作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不同社会之问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相互作用。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源与外源问题上超越了封闭发展与依附发展、狭隘民族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发展的内部力与外部力的辩证统一。

综上，从根本上说历史合力就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各种历史动力的辩证综合。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既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抽象层次、社会形态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又向我们提供了理解同一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具体规律的方法论原则(各具体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以历史合力论指导当今的社会发展实践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二

科学发展观在坚持发展方向的坚定性、发展目的的人本性、发展内容的全面性、发展机制的协调性、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方法的统筹兼顾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的社会发展动力系统思想。

在发展方向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环节、因素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规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科学发展观认为，求发展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科学发展观强调，始终坚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关键是要把坚持科学发展同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统一起来，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统一起来。这就既坚持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基本原理，又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把阶段性发展战略与根本性发展方向辩证地统一起来。

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力与客观规律制约力相互作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发展就是一个“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并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过程。这个“总的合力”的实质就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反对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主义”；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坚持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作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当作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质上就是要以人民群众为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看做历史剧作者与历史剧中人的有机统一，看做发展手段与发展目的有机统一；就是要在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正确应对社会利益格局变化，统筹兼顾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利益，充分调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一切积极因素，激发一切社会活力。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在坚持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的基础上，鲜明地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具体生动地再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进步是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

在发展内容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社会有机体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社会管理、社会组织等层面上的狭义的“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其中的经济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它总是要通过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相互联系和凭借许多中介环节发挥其最终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经济力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成为历史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同时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正是在此基础上，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强调坚持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既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建构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可见，科学发展所要求的全面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根本基础和重点，涵盖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的全方位发展。这样，坚持全面发展既与社会结构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在精神实质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同时又根据中国实际赋予了历史合力论以具体的内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发展机制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动力系统各环节、各要素相对平衡运动的思想。按照历史合力论的观点，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是一个由多因素、多环节构成的不平衡的动态系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动力系统由不平衡逐渐趋向相对平衡，然后引起新的不平衡再逐渐趋向更高级的平衡的矛盾运动过程。如果社会动力系统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就可能导致社会发展失调甚至崩溃。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协调各种社会动力，坚持社会协调发展。针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协调发展主要是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经济发展是在社会中发展、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发展、依靠社会力量发展，最终也是为了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基础和根本保障，这就要求必须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此外，只有协调城乡发展，才可能为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从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只有协调区域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环境，才能建成真正全面的小康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可见，坚持协调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对发展机制的创新，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要求。

中外历史论文篇7

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在反驳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阐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仅仅将“历史合力”理解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或者“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无助于全面把握历史合力论的丰富内涵，无助于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合力论之间的理论关联。

一

所谓“历史合力”，是指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多环节、多因素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动力系统。

在社会形态层次(最抽象、最根本的层次)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划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层次，由它们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判别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本质，是对一切社会历史规律的普遍抽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历史是一个包含多样性统一的丰富总体，本质的抽象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一般性规律不应代替特殊性规律，“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况且，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往往要通过各种环节的中介，在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的相互联系中才得以实现。这就需要将历史合力由抽象的层次引入到更为具体的层次(社会结构层次)上来。

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社会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经济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的历史动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动力；经济对政治、文化、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既非机械的，也非总是直接的。因此，“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当然，这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总是通过与经济力的相互联系(如依赖经济条件、反映经济要求等)，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相对独立地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准确理解社会历史的合力，既要看到经济力的决定性作用，又要看到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往往需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来实现；既要看到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同时又要看到它们自身对历史进程的独特作用机制和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样，历史合力论就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的“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机械决定论、单一决定论划清了界限。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前提层次上，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生产劳动发展史，生产劳动实践是理解社会历史的锁钥。生产劳动无非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生产劳动过程无非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结合的过程。所谓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就是指人类以社会组织的形式与自然协同进化。这种协同进化从来都是通过共存、冲突、融合等形式的矛盾运动历史地展开的，社会与自然决不允许单单把和谐或斗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社会力对自然力的作用集中表现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制约和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自然环境状态即和谐与斗争的哪一个方面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直接表征着相应的社会历史阶段和人类文明程度。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双重作用也以重大自然灾害破坏社会生活、引起社会动荡甚而延缓或加速社会形态更替等非常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唯经济中心论。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层次上，历史合力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因而人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承认人的社会历史主体性，但不能走向唯意志论(历史主观主义、历史目的论)；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但也不能走向历史客观主义、历史悲观论。“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个“总的合力”实质上就是历史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而且，“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虽然“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使每一人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但并不因此否认每个意志对历史有所贡献。“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意志的“相互冲突”，因为历史不过是人们的交互活动，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大多数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问题上坚持了群众史观，根本区别于英雄史观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唯心史观。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外动力层次上，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如果说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部力的话，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交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则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外部力与内部力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历史合力。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突出地表现为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通过作用于各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内部力)，引起各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观念变革，从而影响社会历史的进程。“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可见，无论社会历史外部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多大，但它必须通过作用于社会历史内部力而显现自身的作用。社会历史外部力通过作用于内部力而影响历史进程，内部力规定外部力的作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不同社会之问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相互作用。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源与外源问题上超越了封闭发展与依附发展、狭隘民族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发展的内部力与外部力的辩证统一。

综上，从根本上说历史合力就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各种历史动力的辩证综合。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既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抽象层次、社会形态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又向我们提供了理解同一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具体规律的方法论原则(各具体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以历史合力论指导当今的社会发展实践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二

科学发展观在坚持发展方向的坚定性、发展目的的人本性、发展内容的全面性、发展机制的协调性、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方法的统筹兼顾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的社会发展动力系统思想。

在发展方向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环节、因素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规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科学发展观认为，求发展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科学发展观强调，始终坚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关键是要把坚持科学发展同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统一起来，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统一起来。这就既坚持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基本原理，又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把阶段性发展战略与根本性发展方向辩证地统一起来。

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力与客观规律制约力相互作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发展就是一个“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并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过程。这个“总的合力”的实质就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反对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主义”；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坚持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作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当作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质上就是要以人民群众为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看做历史剧作者与历史剧中人的有机统一，看做发展手段与发展目的有机统一；就是要在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正确应对社会利益格局变化，统筹兼顾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利益，充分调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一切积极因素，激发一切社会活力。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在坚持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的基础上，鲜明地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具体生动地再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进步是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

在发展内容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社会有机体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社会管理、社会组织等层面上的狭义的“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其中的经济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它总是要通过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相互联系和凭借许多中介环节发挥其最终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经济力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成为历史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同时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正是在此基础上，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强调坚持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既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建构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可见，科学发展所要求的全面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根本基础和重点，涵盖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的全方位发展。这样，坚持全面发展既与社会结构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在精神实质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同时又根据中国实际赋予了历史合力论以具体的内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发展机制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动力系统各环节、各要素相对平衡运动的思想。按照历史合力论的观点，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是一个由多因素、多环节构成的不平衡的动态系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动力系统由不平衡逐渐趋向相对平衡，然后引起新的不平衡再逐渐趋向更高级的平衡的矛盾运动过程。如果社会动力系统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就可能导致社会发展失调甚至崩溃。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协调各种社会动力，坚持社会协调发展。针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协调发展主要是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经济发展是在社会中发展、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发展、依靠社会力量发展，最终也是为了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基础和根本保障，这就要求必须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此外，只有协调城乡发展，才可能为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从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只有协调区域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环境，才能建成真正全面的小康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可见，坚持协调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对发展机制的创新，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要求。

中外历史论文篇8

第二，注重文史并重、图文并茂的撰述方法。如何运用通俗形象、生动的文学技巧表达古朴悠久的历史地理问题，这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迫切任务。《纲要》为历史地理工作提供了这方面成功的范例，不仅征引有据，论证精当，逻辑严密，而且极为重视文字锤炼与推敲，笔锋饱含激情，文章可诵可咏，如引文方面全书意引甚多，原引甚少，意引之处，毫不累赘，原引之处，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两者巧妙配置，使全书文笔流畅，轻松自如，语言生动优美，熔说服力和感染力于一体，读来引人入胜，不仅能获得历史地理知识，而且能从中领悟到科学药原理。历史地理既属于地理学的范畴，地图就是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纲要》擂入141幅历史地图，这些历史地图一方面使其论述得以形象展示，与文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便于读者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推动了历史地图学的发展。如历史人口地理一章有人口分布变迁图12幅，这些图皆以史书记载为据，用等值的点状符号详细地标出全国或局部地区的人口分布状况，从而准确而直观地显示出我国历史上人口分布形态和人口分布重心区的演变。

第三，引用资料丰富，知识载量较大。《纲要》引用大量文献资料来进行论述，是目前我国历史地理著作中史料最丰富的一种，其中不少重要史料是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发掘而得，并经过作者整理和考证，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极有价值，此外书中还充分注意到野外考察的研究成果。

第四，集科学性与知识性为一体，这是《纲要》的又一特色。该书既是普及历史地理知识的中级读物，同时又是一本历史地理专著。由于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地理知识读物，也不同于专门性学术性研究的著作，所以该书特别注重于科学性与知识性的统一，充分地反映我国当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既满足了高校学生了解历史地理知识的需要，又满足了有关专业人员研究历史地理的需要。

中外历史论文篇9

一、党在抗战时期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

我们党素有重视学习研究历史科学的优良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就对历史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抗日战争爆发后?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教育的特殊功能?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党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体系?对历史教育活动的蓬勃开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对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将历史教育置于它应有的重要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抗日战争是需要动员千千万万民众共同参与的伟大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负有领导全民族人民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利用历史知识的教育功能?动员广大民众奋起抗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方针。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段话?把革命的理论、历史知识、对实际运动的了解摆在相同的地位?使历史知识这一要素与革命运动胜利联系在一起。号召全党?“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1]刘少奇曾经指出?“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21他要求“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2]。针对党内一些人不注重学习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现象?在中严肃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要求在全党形成学习研究历史的浓厚风气?使全党同志“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明天”E“。

中国共产党的经典作家们对历史及历史教育功能的精辟阐述?深刻地揭示了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对于促进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从理论上奠定了历史和历史教育在我们党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二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的目的在于深入认识国情?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保证革命事业顺利发展。深入认识国情?理论联系实际?是革命党克敌制胜的最重要的法宝。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1]因此?要想认识中国的现实?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号召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

只有充分深入地认识了国情?才能找到现实中国社会“内部联系”这个中国革命之“的”。找到了中国革命之“的”?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对于这点?陈云曾强调?“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不然也就不能规定当前的革命工作的任务和方法。”[4]在中国共产党内?既是倡导学习研究历史的典范?又是身体力行的典范。他在党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最早、做得最好和贡献最大?这与他深厚的历史科学功底密不可分。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正如指出的那样?“的著作有不少篇幅是讲历史的。读的著作也得懂得历史。”[5]

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成果作为革命事业的有益借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我们党在整风中加强了党史教育?目的是使全党“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3]。经过认真系统的党史学习?广大党员干部对以往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有了深刻地体会?从而把思想统一到思想轨道上来。对于这点?邓小平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的。”[61在中还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党员干部学习的文件?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吸取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因胜利而犯错误的深刻历史教训。

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教育中所始终遵循的重要原则。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1]。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对这份珍贵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要求全党要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因为“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这些重要论述?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弘扬了爱国主义的伟大民族精神?对于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坚持抗战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应该着重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特别注意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认真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是民主革命的需要。在党的七大召开时?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刘少奇也指出?“为了要使我们有知识、有经验和有预见?我们就必须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历史?学习外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2]在革命实践中?既要“根据群众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参照历史上、各国的经验”[2]。

认真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把重点放到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上?更是民主革命的迫切需要。针对当时党内不重视学习历史的现象指出?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另外?在抗日战争时期?还就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作出过很多精辟阐述?例如“古今中外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我们学习研究历史提供了正确的原则和法。

二、党在抗战时期历史教育的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充分发挥历史教育的独特教育功能? 动员更多的人投身到神圣的抗战事业中去，中国共产党在重视历史教育理论研究的同时，又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教育活动。

首先，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党领导下的革命史学工作者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为了培养更多的十部，我们党加快了建立干部学校的工作步伐。1940年底，强调:

“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各个根据地的各类干部学校不断涌现。在革命圣地延安，更是集中办起了一大批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按成立时间为序，我们党所开办的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学校是:1935年成立的中共中央党校、1936年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成立的陕北公学、1938年成立的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华北联合人学、1939年成立的中国女子大学、1940年成立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1941年成立的延安大学等。另外，中、小学教育.农民夜校等也广泛发展。

各类学校都对学员和学生进行社会历史和时事政治教育，特别要求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例如，延安大学开设的课程包括边区建设概论、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等。大学的教育原则是强调为抗日战争服务，培养一大批能做事、了解中国国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用一致的革命青年。十部学校的领导人多为久经革命锻炼的党的高级干部;教师多为富有革命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也有来自全国各地学术界的名流;学员多为全国各地有较高政治觉悟的先进青年。

其次，在中，我们党把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列为党员干部学习的主要内容。党的七大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历史教育活动。

在运动中，、等高级领导干部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党史和党的政策，学习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国情，结合学习对“三风”进行整顿。1940年前后，写了大批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文章，例如《<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对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经典的分析和评价，成为运动中对全党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文献。党的七大召开后，、、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报告和发言，在对国家前途命运、战争形势、党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问题进行深人细致的科学分析的同时，也对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从而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育。

再次，抗日战争时期，在我们党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外的东北沦陷区、重庆等地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历史教育活动，涌现出一批革命史学工作者和历史文学作家。

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是我们党领导成立的培养东北军政千部的基地。该校在教学安排上，不但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而且还专门开设红军长征史、《八一宣言》、东北的历史和地位、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及的卖国行径等专题课程。著名历史文学家郭沫若在重庆坚持以笔作刀枪，写出《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五部大型历史剧，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人们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爱国主义情感的教育，起到激励人心、焕发民众抗战热忱的宣传效果。

1944年，郭沫若还以历史为依据写了《甲申二百年祭))一文，运用唯物史观对明末农民战争予以分析评价。由于文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被我们党作为运动中对党员干部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文献，列为整风文件之一。另外，革命史学工作者李平心、韩启农等也编写出版了一批史学著作。李平心所著的《中国现代史初稿》、《论新中国》两部历史著作，运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结合中国革命运动近百年的历史事实，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新中国成长的道路，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批驳了政府在皖南事变前后的倒行逆施。韩启农所著的《中国近代史讲话》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是一部通俗易懂的大众历史知识普及读本，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列为历史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在对群众广泛开展的爱国主义历史教育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鼓舞了广大民众抗战必胜的昂扬斗志。

三、党在抗战时期历史教育活动的特点

党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教育活动，具有创新性、实践性、广泛参与性花大特点，为我们今天开展历史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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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说过，历史教育有三项任务：一是讲做人的道理；二是讲历代兴衰治乱之故；三是讲历史的前途。历史课程属于人文社会学科，必然承担着育人的使命。为了落实新课程的三维目标，培养学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态度，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追求富有生命活力的历史课堂，实现历史教学的有效性，我根据高二文科实验班学生基础较好、思维活跃的特点，推出课前五分钟“历史论坛”活动。

论坛分为三大板块：风云人物，热点解剖，事件追踪。

在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准确把握“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之间的区别联系。三者内涵不同，但不是各自孤立，而是三位一体构成完整的历史知识。要了解历史人物，就必须了解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因为历史人物的活动一定要由历史事件来表现，历史事件必定由历史人物完成。历史现象是历史上较广泛地域、较长时间内发生的，带有普遍性、共同性的社会现象，它不是抽象地表现为若干历史事件或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要了解历史现象，就一定要了解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论坛话题一：评说历史风云人物

历史课本中的杰出人物很多，可让学生们选择自己最欣赏的人物，有军事家、政治家、艺术家等，走进人物内心，探讨其坎坷命运，评价其是非功过。从历史人物的命运起伏中，学生们均能不同程度地解读，谈出自己的观点，闪耀着思维的火花和理性的光芒。例如：晏子的机智，曹操的谋略，达・芬奇的多才多艺，凡・高的博爱，杰斐逊的无私，这些不朽人物在历史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令后人景仰。

通过创设历史情境，熟悉当时的历史氛围，也体会当时历史人物的感受，让学生“观史如身在其中”。诱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思考历史和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而培养“言之有据，论者符实”的科学态度，以及“理解偏见、容纳悖论”的人文精神。

论坛话题二：说古论今，进行热点解剖

中学生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求知欲，他们希望了解每天发生在身边的社会新闻和大家极为关注的热点、焦点等现实问题，而且渴望倾吐和交流。教学中要善于发现这些现实资源与历史课本知识之间的联系，通过历史论坛活动将它们引进课堂。这样既可以引导学生把对现实问题的各种印象和感受、怀疑和问题带到课堂上来，展开热烈的交流，使学生在课堂上积极思考、主动学习，又可以以现实问题为媒介，引起学生对一些历史现象和问题的关注与探索。

历史学科的热点包括两类，一是学科内的热点，如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的变革，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外交往，民族关系，“三农”问题，等等。二是学科外的热点，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恐怖主义问题。论坛的选题十分重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要求学生紧扣时政热点、焦点，既提高认识，又服务高考，更增强能力。在增强兴趣，培养学生感悟能力方面多下工夫，让学生思考得更深入，拓宽视野，学以致用，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关注社会现实，关心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命运，树立感恩、悲悯情怀，同时将史学界、教育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课堂，使学生能举一反三，豁然开朗。

论坛话题三：反观现实，进行事件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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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研究的历史回归:新历史主义与20世纪文论思潮

纵观西方文论发展史,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可以粗略地分为非历史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两种。非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割断文学与作者、读者以及它所反映的世界的确切关系,抓住文学的语言特性展开理论和批评实践。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则强调文学是外在于它的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对文学的理解依赖于对产生它的整个“大语境”的理解。

20世纪初期,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西方文论发生了重要转向。以俄国形式主义及布拉格学派为代表,文学的研究对象从作家或作家的心理、社会、历史等方面转移集中到文学作品本身的形式、语言、语义等方面的“内部研究”,在研究中突出科学性和客观性。结构主义、符号学直接借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把本文视为能指和所指的完整统一体,却忽略了其中的个性、差异、非中心化以及社会历史具体性;阐释学的“本文”虽具有基于个体自我阐释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重视读者的地位和作用,但对文学与具体历史如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关系仍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和巴尔特从否定文本结构中心和终极意义入手把本文视为能指游戏和能指碎片、认定文本中别无一物,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强调阐释的权利和自由。但在否定作品意义和作者权威的同时,实际上也斩断了作品与作者、时代、以及历史之间的联系,将文本仅仅看成一种符号的游戏。

“新历史主义”是作为一系列非历史主义文论和后结构主义的挑战者应运而生的。新历史主义将解构主义颠倒的传统再颠倒过来,重新注重艺术与人生、本文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它致力于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强调文学与其语境之间的相互塑造。在文艺复兴领域的一系列批评实践过程中,新历史主义的倡导者格林布拉特始终将文学作为文化和历史语境的一部分,一反各种非历史主义批评把文学艺术作品看作是与社会生活无关的实体、看作是语言游戏等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以特有的方式回归了“历史”。在莎士比亚的戏剧解读中,新历史主义不是封闭地深究戏剧语言本身的含义,而是不断地联系与之相关的各种历史情境、历史文本、以及现代语境,作出开放性的理解和阐释。由此看来,新历史主义重新关注“历史”,在西方批评史上是向传统历史主义的一种“根”的回归。但是它已经走过了“反历史主义的历程”,打上了反历史主义的深刻烙印,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彻底地回到过去,而是一种“螺旋上升运动”,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即超越。在对文学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上新历史主义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语义学、符号学及结构主义等批评话语的封闭性,体现了“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但它所回归的“历史”又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着力考察的以政治、经济制度为主的社会状况,而是一种“文化性”的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和马歇雷“发现”了本文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联系,但对于新历史主义研究中极为关注的权力、性等因素的支配作用却极少涉猎。在强调文学和社会生活的互相渗透、以及重建什么样的历史问题上,新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相通中又存在着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将文学艺术作为离经济基础较远的意识形态,除受经济基础的最终制约外,更直接地受到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相当的自主性。由之而发展出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将文学作为整个社会历史的产物,他们要重建的作为文学背景的‘历史’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和作家的阶级立场、思想状况、审美趣味等。而新历史主义回归的‘历史’则更关注一些文化碎片构筑起来的偏重精神文化性的‘历史’,这种历史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新历史主义在强调‘文本的历史性’的同时深入地挖掘了‘历史的文本性’,显示出与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差异,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它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历史纬度输入到后结构主义批评当中。”“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而不是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二、新历史主义研究对象的形成原因:

新历史主义在研究对象上的与众不同是高扬其理论大旗的重要保证。在文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种文论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传统历史主义对研究对象的主张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观念和哲学思潮;20世纪文论研究对象的转向是基于一系列语言学和文学观念的革新;新历史主义则受到了新史学精神、喻说理论、以及文化思潮转型的诸多影响,才得以对文学的研究对象作出自己的回答。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2]徐润拓.《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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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融通”是从国际史坛发展的大趋势来考量的。在当代西方，受新史学的影响，“微观史学”的理念与方法至今仍有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不少史界精英也逐渐意识到，单一、孤立与封闭的研究方式，固然是历史“个案”考察的可行方式，但要将“个案”的探究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要将无数的“个案”研究汇聚起来，进而阐明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并从中寻找某种历史规律性，那就必须突破地区、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将诸多的同类历史现象群纳入视野之中，进行交叉、对比与开阔的“融通”式研究。早在在20世纪初，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大史学家马·布洛克首倡比较史学，很快受到欧美史学界的热烈呼应与普遍认同，比较史学由此而逐渐在西方史坛风行。这一重要学术现象的勃兴，无疑是西方史家开始追求“融通”学理的产物。当代英国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就指出：“只要历史学家忽视了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历史，他们便会有回到知识孤立主义中去的危险，必然会阻碍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他强调，“今天的历史学家所需要的是范围广泛的比较性资料，使他们能够探索和分析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模式之间的共性和差异，能够认识到人类社会结构中的规律性，与此同时，也要努力发现出乎意料的明显的无规则性和变异性的深刻原因”。由此，巴氏倡导西方史学家“跳出欧洲去，跳出西方去，把视线投入所有的地区和时代”。正是基于“融通”的学术理念，20世纪的西方史坛涌现出象汤因比、斯塔夫理阿诺斯、伊格尔斯、亨廷顿那样的著名史学家。尽管他们的著作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广博的学识、宏阔的眼界与非凡的宏观驾驭能力却不得不让人击掌叹服。当前，对历史现象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式综合研究正在国际史学界兴起，2000年奥斯陆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第一个大主题就是“全球史的前景：概念与方法论”，其下的两个副主题，一是“普世史或全球史(Universal History)能否成立？，一是”几个世纪以来大陆之间的文化冲突”。在讨论中，代表们强调写一部完整而全面的新世界史。国际史坛讲求“融通”的学术潮流，无疑值得我们关注与借鉴。

事实上，讲求“融通”也是我国世界史学研究中的优良学术传统。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开拓者，大都是国学基础深厚、讲求“中外融通“的史学大家，且多是在精通中国史的基础上研究世界史的。雷海宗先生原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的是纯外国思想史的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任教后， 既从事世界史教学，并撰有在文化形态学上颇有创见的《西洋文化史纲要》，同时也注重国史探讨，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论文集，其中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君主制度、军事制度、历史分期等重要问题，在当时广有影响。解放后，他发表了《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与《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这两篇文章，前者是有关文明的冲突和融合问题的先驱之作，而后者则是有关历史分期的开创性论著，均涉及世界古代史大局。齐思和先生同样是学贯中西。他在193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回国后，即从事先秦史的研究与教学，先后出版的主要论著有《战国制度考》、《周代锡命礼考》、《孟子井田说辩》等，后来才转入世界史领域，讲授世界中世纪史、世界现代史、英国史、美国史等课程。他注重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的比较，主持编译了《中世纪初期的西欧》、《中世纪晚期的西欧》两部史料集，还曾撰写了《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发表了《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从英国封建庄园看欧洲庄园制度的特征》等论著，成为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周一良先生1944年是以《中国的密教》博士论文在哈佛取得博士学位的。周先生不仅精通日、英文、梵文等外语，国史根柢甚是深厚。回国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佛学、敦煌学、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续编》在中国史领域深有影响。同时，周先生也是新中国亚洲史与日本史研究的奠基人。他和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一直是高校世界史教学中最具权威性的参考书。此外，他还撰有《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多种著述。这些史界前辈所开启的“中外融通”的学术传统，在当今又为一些著名学者“薪火相传”，由此而推动了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例如，林志纯先生在世界上古史的研究中，将中国古代城邦与希腊、罗马、西亚的城邦加以比较研究，进而构建起“中西古典学”的学术研究框架。马克垚先生在潜心研究西欧中古史时，以中国古代史为参照，在经济、政治、思想观念上作了不少深入的比较研究。齐世荣先生在研讨现代国际关系史时，注重考量当时的中国在国际冲突与交往中所处的地位。他们之所以在世界史研究中取得不同凡响的成就，是与其深厚的国史基础与“中外融通”的学术理念分不开的。在当今，也有不少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在本专业研究过程中注重继承“中外融通”的传统，在中外历史比较中初露头角。所有这些都有力证明，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中外融通”，将有力促进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中外融通”对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致说来可以归纳为如下几方面。

其一，它将深化诸多历史个案的研究，促进对历史规律性的探讨。众所周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的始基点与归宿点，就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深入系统地探讨从古至今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历史，从中揭示出各种特殊的历史规律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样的学术主旨，既要求我们对各种历史现象进行求实、求真的辨析与论证，也要求我们基于大量的“个案”研究，对各种历史规律性作科学的探索与阐发。这两大层次的研究，都离不开某种程度的“中外融通”。就前一个层次而言，“个案”研究固然讲究专门化，但专门化并非是“狭隘化”与“孤立化”。那种“就个案而个案”的模式，常常局限于对史实的简单罗列、表象描述与线性分析，是难以作出独到、精辟的解释的。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将某一“个案”其与中国的同类历史现象作一对照与比较，反倒易于厘清学理、洞察本质与深度阐释。早在20世纪初，著名学术大师梁启超就对此颇有所悟，为此而撰写了《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等论著，认为从中国和欧洲历史比较中，可以“知今日现象之所由来”，并提出“凡天下事，必比较而后见真”的学术箴言。因此，在研究世界史的具体问题时走“中外融通”的路径，以中国史作为一个参照系十分重要。有了这一参照系，无论进行比较与否，都有助于开阔视野，厘清思路，深化认识。此外，要研究处于中国古代文明辐射圈中的东亚史、东南亚史，“中外融通”的路径则更为关键。在规律性探求这一层次上，“中外融通”的重要意义尤为凸显。因为“一般”寓于“个别”之中，规律性寓于大量的的“个案“之中，历史规律只能从对诸历史现象的归纳、比较中提炼与阐发出来。只有走“中外融通”的学术路径，对诸多同类历史现象群的相似点与差异点作宏观归纳与对比分析，从中研讨产生其异同的终极因果必然性，才有可能探究出相应的历史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