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论文篇1

一、引言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企业和区域应该按照它们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例如，一个有丰富森林资源的地区应该专业化于木材生产。但是，随着木材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失业率上升。除非能够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在这里，一个首要问题是能否创造出与当地丰富的资源禀赋相关的新的就业机会。

在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制定政策过程中，在新古典理论、熊彼特的研究及投入－产出分析之间的交叉地带，出现了以资源为基础的增长和发展理论。对于这一被广泛运用于诸如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而言，它对政策制定并没有很大帮助，相反，在研究地区和国家中以资源为基础的增长问题时产生了当的混乱。

本文概括了上述主要理论，并且试图在演化经济学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基于资源的增长和发展理论。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促进增长和发展的资源是知识而非任何自然资源。但是一种自然资源可以作为建立一套复杂的增长能力的起点。这一结论和其它结论可以为制定政策提供新方法。

二、马歇尔的区域发展理论

马歇尔指出：“当一个产业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地点，它很可能长期待在那儿”。（马歇尔，1949，225）对于这一点，他发展了一个“产业区位”理论。这一理论应当被看作整个增长和发展理论的一个特例。根据这一理论，虽然资源可能是一个产业长期区域化的最初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应当是技巧、相互依赖的企业网络和支持制度的集合。

区域发展理论最重要的部分是，长期竞争力以技巧和能力的演进为基础。对技巧的持续的市场需求刺激了训练的努力。市场也存在对知识进步的需求。在产业区域内，“机器、生产过程和一般商业组织等方面的发明和改进有着被即时讨论的优点。”因此，创新能够迅速传播：“如果一个人开始尝试一个新想法，这个想法会被其他人吸收并且与自己的想法结合起来；并且因此成为更进一步的新思想的来源。”（马歇尔，1949，225）

虽然马歇尔强调在产业区域内辅助产业的出现，但他并没有进一步研究这一主题的细节。区域中企业间复杂的分工模式可以从两方面来研究。首先，可以在给定的劳动分工条件下集中分析系统的功能，这个分析可以通过标准的投入产出分析来做。其次，可以研究这个复杂系统如何生成。这方面研究必须强调企业专业化决策及创新活动的顺序。但是企业的某些专业化和创新会从根本上扰乱企业静态的投入产出过程。这两个方面显示了研究静态结构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企业家创新（或打破旧结构）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分裂。但是只专注于静态或动态特征可能妨害对区域发展的真实过程的理解。

三、演化经济学

上述讨论强调了在研究区域化增长和发展的演化过程时，目前的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新演化经济学的两位先驱，尼尔森和温特（尼尔森，温特，1982，19）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它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经济演化的文字表达似乎可以自然地转化为一种Markov过程虽然它可能处于一个相当复杂的状态空间。”在某一个时间点t，一个产业演化过程的状态用资本存量和每个企业的行为规则来描述。这种状态被用来决定产业的短期行为及在时间t+1时新的资本存量和每个企业新的行为规则。它是企业行为规则的变动，这种变动表明了一个静态Markov过程的全部演化特征。

典型的尼尔森－温特模型处理生产同质产品的产业中生产技术和行为规则的演化。这个模型描述了在给定当前阶段的产业状态（资本存量和生产能力）时，这个状态在下一阶段会如何演变。首先，当前状态被用于定义在已知市场份额、价格和企业利润的产业中短期内经济演化过程。其次，投资决策被看作是企业扩张其收益能力。第三，企业的创新和模仿过程。企业持续地寻找新的生产技术，或复制其它寡头竞争者的技术。如果他们成功，就会增强竞争力。创新也可以由产业外部引入。如果创新成为主流，就会不断提高集中度，即使模仿和大企业的垄断会抑制集中的速度。

四、演化经济学和区域发展

很明显，需要特别设计一个演化经济学模型以研究区域中企业间的劳动分工问题。为了建立这个模型，我们以尼尔森和温特的企业理论开始。根据这个理论（尼尔森，温特，1982，chs．4-5），每个企业都是以大量互相依赖的惯例和由职工执行的任务为基础。在熊彼特竞争的尼尔森－温特模型中，所有这些组织内的多样性被简化为一个单独演化的生产技术和一组固定的决策参数。但是他们关于企业内部复杂性的文字叙述实际上可以被用来对企业创造市场进行研究，这里的企业被特别看作演化过程的结果

在企业层次上模型的动态过程可以用一个简化的案例来描述。一个企业拥有一片森林，产品是木料。起初，企业只能雇用全能的工人，但是逐渐，它发展起了越来越复杂的劳动分工，包括伐木工，运输工人，苗圃工人，制造特殊用途的工具，等等。可以说，它的劳动分工的发展象一棵越来越多分枝的树。如果该区域中其它企业也发展同样的劳动分工，很明显有一个正在扩展的市场，推动企业的专业化，以一种更低廉的方式供给产品或者供给产品比森林所有者能够提供的产品质量更高。当企业建立以后，它们可能要寻找区域以外的市场以实现扩张。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充分描述演化模型的运行方式。这个模型说明了一个产业部门经济“迂回”的变动程度，即在不同类型中间产品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劳动的垂直分工。虽然这个模型是在尼尔森和温特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引入“奥地利经济学”的迂回概念极大扩展了研究议题，包括生产结构创新，中间产品市场的出现及功能，应对上游产品市场的不稳定性的方法，一个上游产业创新效果的传播，迂回程度和整体生产能力的测定。

现在，问题是企业的劳动分工为什么及如何出现。从模型的逻辑和后熊彼特学派的观点两方面，可以认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是涉及特有产品和生产性活动的创新。因此，一次专业化的原因可能是一种方法的创新（涉及一种中间产品生产的劳动生产力的改进），产品创新（一种特定产品质量的改进）和结构创新。

中间产品市场的创造，发展和消亡过程表明生产的迂回过程的演化并不是一个直线向前的过程。一个已经完成一个重要产品或过程的创新的企业家要判断在一种有重大创新作用的中间产品的生产上专业化是否可行。如果一种专业化相当有利可图，则潜在的购买者被要求给出一个最高价格和所需数量。如果总需求量足够利用企业家的能力并且最终购买者的价格也是合意，那么专业化就会出现，并且产品将以最低价出售。此后，企业家的专业化就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其它企业可能会进入它的“产业”。企业家（及其伙伴）只能进入次级树。

这里提出的模型只是研究产业动态过程的起点，它完全不同于尼尔森和温特的标准模型。在标准模型中，企业在完全相同的小环境中竞争。但是为了理解完全不同类型的经济行为的长期共存，我们必须突破这种演化模型限制。在我们的模型中，通过引入大量能够被单独创新的不同的生产任务，创造了一个多空间竞争系统，这个系统允许大量行为变量存在。企业能够专业化的原因在于：当一个企业针对它的一个任务进行创新时，它要决定是否在完成这个任务方面专业化。如果它决定专业化，就会以较大规模开发创新。然而企业创新任务的结果作为中间产品，还面临为之创造市场的问题。

五、结论

基于区域资源的增长和发展理论作为对新古典理论的补充已经发挥重要作用。对于许多地区中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就业率迅速下降问题，这一理论有助于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考虑是否及如何改进这一问题。马歇尔一派的理论特别强调发展首先是以知识为基础，其次才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他的理论也有助于将研究聚焦于区域化的劳动市场和企业网络。后熊彼特学派的增长极理论和发展锁定理论有助于促进对企业间的联结进行贴近的观察，这种联结可能在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最近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强调在不同产业中决定创新过程的不同的技术范式的作用，它也聚焦于在促进创新方面产品的供给者和使用者之间联结的作用。

演化经济论文篇2

一、全球化对公司治理制度变迁的影响

(一)全球化经济竞争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品市场的竞争拓展到国际层面上。全球产品竞争能够或消除一个治理结构体制中最无效率的特征(Rose，2003)。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多的产业领域的竞争将使现存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存在的无效率暴露无遗，从而促使公司治理的趋同(Moerland，1999)。因此，产品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将促使公司治理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全球化将使得产品产品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因而改善公司治理的动力也越强。公司治理竞争不仅会影响企业竞争力，而且会对整个国家竞争力产生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尽管影响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司治理的不完善被认为是造成欧洲和日本经济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德国等国纷纷对公司治理进行改革，借鉴英美公司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从而导致其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趋同于英美模式。

(二)国际投资者日益提高的影响

金融资本的控制者是造成全球公司治理运动的关键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国际流动性显著增加，跨国投资日益增多。当外国投资者参加到公司以后，势必会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国际协调。而且，由于外国投资者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而可以对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从国际资本的流向来看，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美国的资本大量流入到欧洲及亚洲国家，在此背景下，尤其是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会以英美模式公司治理的优越性为由要求受资国和被投资公司改善公司治理，包括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强公司内部监控等等，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公司治理向美国模式趋近。正如Steinmetz和Sesit指出的。美国全球投资的最严重后果就是迫使欧洲公司改变其经营方式并采用美国公司的价值观。

(三)资本的全球化竞争

随着资本流动的国际化，由于资本的稀缺性，各国也对外国资本展开了竞争。而不同的公司治理也会对投资者意愿产生重大影响。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资金，那些公司治理不完善的企业就会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公司治理方面的良好做法，以完善治理结构、提高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从而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因此，对资本，尤其是对国际资本的竞争，是公司治理趋同的重要动力来源。

就公司层面来讲，为了筹集资本并降低资本成本，公司有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的动机，公司间对资本的竞争会促使公司治理自发的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就国家层面来讲，尽管在法律框架上存在差异，但为了能够在全球权益市场竞争中取得资本，就必须采用国际认可的公司治理原则，从而促使其公司治理向公认模式趋同。

(四)法律全球化影响

公司治理制度与其所在社会现有制度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中各种制度安排是彼此关联的。公司治理和社会法律体制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特定的公司治理是与特定的法律体制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互补性给公司治理趋同造成了阻力。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将促进法律的全球化。尽管法学界对于法律全球化问题存在争议，但客观地讲，全球范围内法律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化，尤其是在私法领域。对于公司法和证券法而言，全球化的趋势就更为明显。法律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法律的全球化将对公司治理的趋同化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二、公司治理超同的阻力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的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每一个国家的模式或机制都是建立在其特有的文化、历史、技术因素基础上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差异反映了每个机制产生的路径。路径依赖的特征，决定一国公司治理的变迁是沿着起原先的路径不断演进的，除非强大的外力去改变它。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公司治理趋同的困难。

尽管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公司治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趋同，但是，在趋同过程中，这些国家或地区并非完全与原先的模式割裂开来，而是在原先路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趋同以后的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原先的特征。

(一)内部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1、德国

到目前为止，德国公司治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支持内部控制制度的治理联盟并未受到影响。总的来说，德国的公司治理仍然是内部控制、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并没有被股东导向所取代。尽管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英美的独立董事制度，逐渐在监视会中增加外部人员，但总体上，德国公司目前仍然在采用双层制委员会进行内部控制。事实上，近年来，德国还加强了监视会对管理者的监督，从而使得内部控制更为有效。Bebchuk和Roe(1999)指出，即便德国修改其法律允许公司自愿选择公司治理结构，而不是强制要求采用双层制，其现有的双层制结构仍会有较强的持久力。因为双层制结构已经存在多年，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即使它是无效率的，也仍然会持续下去。德国目前的公司治理制度既包含了原先的银行导向制度又包含了新的市场导向制度，因此是一个混合模式。

2、日本

在日本对商法进行修改、允许公司采用独立董事和委员会制度后，有许多日本企业反对采用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尽管日本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做法，尤其是允许采用独立董事制度，这表明其公司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总的来说，日本的公司治理仍然主要依靠内部控制，交叉持股、主银行制度等的影响仍然存在。因为，日本传统的终身雇用制、年共序列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其公司治理形成了强烈的互补关系，这决定了其现有的公司治理难以一下打破。

(二)外部市场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演化经济论文篇3

互惠研究的实验经济学进展与应用

金融危机与经济学流派的实践检验

金融危机与经济学流派的实践检验

发展资本品工业的一种国家主义思路

第三届中国演化经济学论坛暨年会简报

马歇尔对创新经济学的思想贡献

发展资本品工业的一种国家主义思路

产权表达、小额信贷与财富演化

解决“以药养医”问题的演化博弈分析

义乌小商品集群企业国际化路径探析

交易成本的复杂性与公司治理的演化

基于分工原理与演化思想的经济分析

融资创新与增长:改革一个功能失调性体制

美国在经济崛起之前为什么排斥外国直接投资

理解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复兴及其理论进路

经验、惯例与组织能力的内在起源:刺激贫乏

熊彼特与凡勃伦:谁是演化经济学更恰当的源泉

企业、市场、政府的演化:选择的视角与契约视角

产业集群发展与国家赶超战略:演化发展经济学视角

技术变革与创新:一个演化经济学视角的文献述评

组织知识创造理论:演化路径及未来研究进展

演化经济学面临思维转向——从生物演化到社会演化

基于行为仿真模拟对演化政府行为存在性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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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企业重组与我国钢铁产业路径突破

为何经济地理学不是演化科学?——走向演化经济地理学

广义达尔文主义演化经济学何以为演化经济学的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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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租总是经济发展的阻碍吗?——给李斯特和熊彼特一个机会

经济复杂与均衡幻象:关于市场非稳定与宏观生机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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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意识形态视角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的演化分析

技术创新的动因——基于技术扩散演化模型的动态分析

2009年凡勃伦—康芒斯奖获得者保罗·D.布什的制度变迁理论

失去王冠的哈姆雷特:发展是怎样从今天的“发展”论证中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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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繁荣的利润——股票回购如何操纵市场、抑制创新并恶化美国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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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繁荣的利润——股票回购如何操纵市场、抑制创新并恶化美国人的生活

演化经济论文篇4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高校创新性人才研究――大学生创新竞争力的协同演化机制分析”（2014WQNCX111）及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高校协同实践育人项目化运作模式研究――以多层级共同演化理论为视角阶段性成果。

达尔文主义能否以及如何与社会科学结合一直都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期间有着漫长和起伏的过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误用导致了社会科学家对演化思维的长时间拒斥。作为社会科学的新兴研究领域，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和纳森（G. M.

Hodgson & T. Knudsen）提出了“社会-经济演化”

（Socio-economic evolution）概念，旨在借鉴达尔文主义（Darwin

ism）的核心元素弥社会演化统一研究纲领的缺失。在上述的背景下，社会-经济演化十分在意自身的合法性。与演化经济学相比，社会-经济演化追求更广泛和深刻的理论意蕴，表现为不局限于具体经验科学的建构，而是追求贯穿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适性研究框架。

霍奇逊和纳森对达尔文主义的借鉴主要体现在方法论和基本假定两个方面，后者的痕迹尤为明显，尝试通过一系列基本假定奠定社会-经济演化的理论起点。在科学哲学的语境下，基本假定预设了科学理论的分析框架和基本观点，对科学理论的合法性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由于标榜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复兴，社会-经济演化的研究进路遭到了质疑，质疑者承载着社会科学拒斥达尔文主义的惯性，坚持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可通约性”，而针对其基本假定的批评也直接动摇了社会-经济演化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在具体经验科学的层面已无法理清社会-经济演化基本假定的争论，本文尝试运用科学哲学的观点重新梳理有关争议，为社会-经济演化基本假定的合法性进行辩护：

一、社会-经济演化的基本假定

（一）遵循变异、选择与遗传的达尔文演化机制。达尔文主义的核心元素包括变异、选择、遗传以及由这三者组成的演化机制。社会-经济演化明确追求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有效运用，通过考究历史，霍奇逊和纳森直接将社会-经济演化的合法性追溯至达尔文本人：达尔文曾建议将其理论的核心原则普遍化，以图覆盖社会实体。霍奇逊强调，达尔文主义的普遍化不等于只能使用生物学术语解释社会-经济演化过程，后者也绝不是生物（基因）还原的另一个版本。相反，社会-经济演化不必完全套用生物学词汇。社会-经济演化不仅解释了社会与经济演化单元的复制、变异、选择过程，而且将抽象的达尔文主义与具体的经验科学（演化经济学）有机相连，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另辟蹊径。[1]

（二）强调累积因果的效用。早期有关社会演化的研究自诩是“生物学隐喻”，表现为大量引入演化生物学原理和生物学词汇，但是，霍奇逊认为不能仅仅满足于“生物学隐喻”，应该迈向更深刻的“本体论”建构，因为作为类比方法的“生物学隐喻”制约了社会-经济演化的合法性。在他看来，社会-经济演化蕴含了研究纲领所需的各种“本体论”特质，可以发展成为一种万能的解释框架。需要注意的是，霍奇逊所言的“本体论”并非指代事物的本源，而应该是奎因（Quine）所指的“本体论承诺”。

霍奇逊认为：原则上，所有的产物必须在互连的因果过程中进行解释。自然界当中没有目的论或目标。一切都必须服从于以科学术语表达的因果解释。这是达尔文主义本体论的关键部分……每一个事件和影响都有原因。这种本体论承诺很早就为达尔文的朋友，著名生物学家乔治（George Romanes）所认可，他坚称达尔文主义首当其冲代表着因果分析。[2]

（三）对拉马克主义的有限度兼容。在解释适应复杂性演化过程的理论体系中，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主义比较具有代表性。达尔文主义倡导生物（基因）演化遵循变异、选择与遗传机制以及累积因果的效用，拉马克主义强调获得性遗传是演化的基本特征，后天的外部环境是生物产生变异的主要原因，亲代通过对环境的适应获得新性状并遗传至子代。

霍奇逊认为在社会-经济演化的范畴内，演化过程是达尔文式，拉马克主义的解释力必须给予严格限定。他列出了例子：如房间里的人们受其中一人的笑声感染都笑起来了，认为这个场景表面上符合拉马克主义者所言在代际之间实现了的实质性传递，但是，人们模仿的只是作为动作行为的“笑”而不是作为能力的“笑”（Dan Sperber（2000）;因为每个人本来就具备笑的能力，只是在某个特定的场景中，笑的行为举止被诱发了。因此，解释社会演化需要有效的遗传模型以辨析变异是否选择过程的产出。

二、有关社会-经济演化基本假定的质疑

（一） “三位一体”的演化机制不专属于达尔文主义。虽然社会-经济演化承继了达尔文理论变异、选择和遗传“三位一体”的演化机制，但是，“三位一体”的演化机制在非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中也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因而“三位一体”的演化机制并不具备特别的“达尔文范儿”。因此，将达尔文主义简化为抽象的“三位一体”的演化机制是有问题的。 维特提出了连续性假设

（Continuity Hypothesis）作为达尔文主义普遍化的替论。连续性假设认为人类社会演化是以持续而漫长的生物演化为基础的，表现为当下人类的行为与心理过程深刻地受到生物演化的影响并与初民阶段的人类需求一脉相承，二者呈现出一个连续的谱系。

（二）社会演化与生物演化的关联性问题遭到诘问。在经验层面上，必须承认社会与生物有机体具有全然不同的结构，因此，如何关联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是理论上的难点，达尔文主义者对此也是语焉不详。霍奇逊只是说过，“存在一系列核心的、具普遍性的达尔文原则，与每一领域相对应的辅假说一道，可解释更广泛的现象。” 但是，辅假说何以能够解释真实的社会-经济演化过程则尚未展开阐述，这为批评者留下了口实。即使霍奇逊本人坚持从“本体论”的视野看待各种演化过程的同源结构，在缺乏理论模型适当性检验手段的前提下，达尔文主义的主张并非必然可从生物学推广至其他领域，而同源过程只是基于经验现象的抽象假定，霍奇逊未能对其进行证明，达尔文主义推广至各学科需要有效的证据支撑。就连相当数量的演化经济学家也承认生物与社会演化的异质性，不赞成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简单套用达尔文主义。基于物种演化的高度复杂性，对其进行解释需要依赖复杂程度相当的特定假说，即使依据坚实的古生物学证据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最新成果可以得到关于演化生物学有说服力的解释，但人们还是发现，许多生物演化的细节问题依旧争议不断。

（三）达尔文主义不能解释社会-经济演化中的意向性问题。维特认为，拉马克主义与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经济演化中的兼容性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意向性。生物的基因变异过程是盲目的，自然选择不能预设目标与方向。相反，在社会领域，很大程度上变异（创新）是非农盲目的，更多的时候是沿着人们预设的目标前进，因此，社会-经济演化也并非如生物演化的被动选择，而往往是主动选择。

三、社会-经济演化的科学哲学辩护

维特等人的质疑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偏颇之处。笔者运用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观点对社会-经济演化基本假定的合法性进行辩护：

首先，按照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科学理论是一个涵盖硬核，保护带和启发法的研究纲领，硬核也称为“基本假定”，既可以是经验命题，也可以是形而上学的假设。硬核是科学理论的核心部分，一旦放弃硬核，理论也被随之放弃。社会-经济演化最主要的基本假定就是承诺了适用于各类复杂演化过程的变异、选择与遗传的达尔文机制，对达尔文主义的承继关系及预设各类演化过程具备同源性是一种抽象的核心假定，具有不可反驳性，不能以具体的经验现象这一形而上学命题。

其次，霍奇逊提倡对拉马克主义有限度的兼容旨在修改保护带以捍卫硬核。理论的保护带便是我们常说的辅假设，顾名思义，其功能在于保护硬核免受攻击。在硬核的假定与经验现象不符时，往往通过修订保护带，实现理论假定与经验现象的自洽。霍奇逊在坚持达尔文主义基本假定的前提下，通过修改辅假设，有限度融入了拉马克主义的理论元素。对于意向性问题与达尔文主义的冲突，可以通过厘清群体选择与个体选择，适当修订辅助假说，假定社会-经济演化面向社会群体行为，使个体行为的意向性不能影响社会整体演化过程。由此，社会-经济演化的有效性不取决于意向性。

再次，社会-经济演化理论的本体论承诺可以为社会与生物演化的关联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社会-经济演化借鉴了达尔文主义的分析框架，但已在本体论承诺的高度重建了话语体系，无须拘泥于具体经验层面的逻辑。正如霍奇逊本人所言，并非所有演化过程都遵循同样的演化机制，但社会-经济与生物演化的关联基础在于“高度抽象层级上的本体共性”，即：涵盖累积因果分析、具有普适性的演化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论文篇5

演化经济学是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不断成长起来的一种非主流的或者说是异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随着经济学各种范式的冲突和较量，1981年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理查德・纳尔逊(R，Nelson)和悉尼・温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诞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国制度主义先驱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发表著名的学术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演化经济学”术语，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侧面指出经济学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倾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演化经济学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学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经济学的著述，大大推进了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在对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个人主义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战的过程中，被认为异端的演化经济学的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分析框架日益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国际经济学改革运动的声浪也日益唱响，21世纪的经济学可能会从新古典经济学转向演化经济学，从而进行革命性变革。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纳尔逊总结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两个共同特征：(1)关注经济的动态过程，不仅要看到均衡，更为重要的是，要说明均衡是如何达到的；(2)承认“路径依赖”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经济理论假定，存在着强有力的惯性趋势，使选择过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也存在着持续引入新变异的力量。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演化经济学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隐喻，通过运用“缘由”来解释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与达尔文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样，有关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种机制：遗传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在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遗传基础上进行变异以适应新环境，此即为“达尔文进化”。Hodgson(1997)对凡勃伦在经济学领域应用三种机制的总结中指出：(1)遗传(承袭)机制。演化主体存在一些遗传性或延续性准则，总是受到遗传机制的影响。以此为立足点，以保证不同后代个体虽然不尽相似，但他们都在某些方面与其前代相似。(2)变异机制。受初始条件区别的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续性变异广泛存在于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之间。(3)自然选择机制。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自然选择机制通过更适机体后代数量增长和变异或基因整合帮助机体获得存活优势两种途径发生作用。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

选择机制研究变异或“新奇”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制度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所以，变异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现。他通过“缘由累积进程”来解释选择过程的重要性，认为“习俗、惯例的累积性发展是对传统的选择性适应的结果”；任何习俗、惯例与行为方式都受选择机制的影响，而与变化了的环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则是检验其存活适应性的标准。按照个体群思考方法，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受群体成员选择的影响。选择过程将出现两个方向： (1)创新被旧的惯例扼杀。 (2)在自增强作用的影响下，创新被采用并向外扩散。纳尔逊认为，企业在面临环境变化且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企业要进行选择。选择的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如产品需求、要素供给、价格等市场环境)和内部环境(如创新引起的变化等)。

演化经济论文篇6

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更加注重于动态因素的研究。由于超越了主流经济学完全理性和个体偏好不变得到假设，使得演化经济学方法对于不管是微观还是宏观经济行为的分析更接近于现实。近年来，使用演化经济学范式研究经济问题的文献也逐渐增多，在理论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对西方演化经济学思想进行梳理，对在今后的的研究中能够更加精准的使用演化经济学这一工具分析问题有促进作用。

一、演化经济学思想的起源：达尔文时代的社会进化思想

生物和演化论隐喻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其中以德国和英国的发展程度最高。在德语世界中，有机生物类比采取了许多种形式，跟许多种命题联结在一起，包括对有机主义本体论的描述、对个人所受社会影响的认同、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系统相互依赖的认识以及明确参照有机生物体成长过程的历史“阶段”理论。在对社会经济系统进行分析时，可以认为它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而这种意志凌驾于个人意愿之上。在英国，1870―1920年间，生物学的化约主义十分常见。大家普遍相信，社会进步最终取决于人类的基因遗传。斯宾塞将社会比作一个活着的有机生物体，他认为社会知识追求各自目标的、自我约束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上连接这些个人的社会安排，他强调有机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过程。

社会进化思想与当今演化经济学思想相比，显然具有更大的应用范围，同时也更加抽象和概括，但思想的内核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制度是否可以设计？如果承认制度是可以设计的便承认了人类理性的超能作用，这便和主流经济学构成了同样的理性假设。显然，达尔文时代的社会进化思想同时蕴涵了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内核，比如黑格尔提出的世界历史是一个确定和序列。

二、早期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流派：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

这里的制度经济学是区别于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它的代表人物为凡勃仑。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最早源于凡勃仑的著名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而美国演化经济学会也是在美国制度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得以建立的。凡勃仑综合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他从本能出发分析社会冲突和社会结构变化，将本能划分为建设性本能和破坏性本能，前者包括劳作本能、闲散的好奇心和父母之爱；后者包络竞赛、好斗和掠夺。凡勃仑的工具―礼仪、金钱―工业的划分都是在这种本能演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将社会知识分为工具性和礼仪性知识，工具性知识是实用的知识。他通过这两种知识背后的拥有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抗衡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这种结构的变化也是制度变迁的方式。凡勃仑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主义，其出发点是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不仅是一种约束，还能够潜在的改变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制度对个人的行为具有重建力量。同时，制度是个体在群体交往中的产物，制度不能离开个人的存在。由此可见，此时凡勃仑的制度观中已经有了朴素的博弈均衡思想的存在。另外，凡勃仑给出了制度变迁的一个范式，即本能―习俗―习惯―制度的制度变迁演变阶段，其中，习惯和本能是核心范畴，这其中既蕴含了道格拉斯诺斯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思想雏形，也具备了纳尔逊和温特提到的惯例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的思想框架。

奥地利学派在演化经济学流派中独树一帜，原因在于它的观点与新古典经济学颇为类似，但方法论确实演化性质的。奥地利学派预设经济行为人是在真实的历史领域中活动的。这意味着未来的确具有不确定性，他们需要在个人的主观领域中进行经济分析。与制度主义相比，奥地利学派更倾向于强调历史对个人决策行为的影响，因而可以因之构建经济运用所需的恰当的主观抽象概念。相应产生的交互作用的复杂性被认为将会阻碍对历史过程进行宏观经济学上的正式描述。自发秩序被看做是突发的，并内生于惯例、规范、规章、法律和其他制度中的。因此在制度分析中，奥地利学派重视对新奇、能动性、异质性、过程性这类问题。

三、演化经济学的模型化：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

纳尔逊和温特模型化了竞争市场中产生调整过程的机制，从模型化中所得出的结果，不管是与新观点理论的中间主张和终极主张都是相容的，而非冲突，但他们对于古典理论的异议却让人信服。以产业行为分析为例，他们是以单个企业遵循的决策规则即惯例的用语进行的，产业行为被作为产业中单个企业行为的总和来分析。惯例是指企业有固定的行事方式，生产、惯例、销售、投资与研发都有一定的惯例，整个企业的运转离不开这些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熟练的个人往往不假思索的采取某种行为，而且许多知识是无法言传的。企业的惯例通常是持久不变，但有时需要适应业已改变的市场情况而作修改，这需要搜寻新的知识和惯例，这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过程。企业的惯例犹如生物学中的基因，在经济变迁过程中起作用。

纳尔逊和温特先后使用模型分析了以利润最大化和长期均衡为条件静态选择均衡、企业和行为对已改变的市场情况的反映、演化经济增长和竞争过程中行业结构的变化。同时，经济变迁的演化还为政策分析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即经济变迁的演化不仅通过市场机制，还通过有意识的社会政策来进行。该政策观并不等同与主流经济学中的分析思路。主流经济学认为政策是对市场失灵的补救，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利益最大化。演化经济学的政策观认为政策的实现受到信息、公平要求和官僚政治的限制，政策的选择很多时候并非最优政策，即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政策，而是“较好”的政策，即各种限制条件下的政策。显然，这种政策观更符合实际情况。

四、演化经济学新进展：演化博弈论制度分析

演化博弈论这一分析工具的引入为制度演化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也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将这一分析工具用语制度分析，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肖特在演化理论观点考察了制度源自理性设计还是演化生成，他通过博弈论模型再现了制度的演化过程，并验证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他认为福利经济学必须研究形成社会行动博弈的规则以及有助于决定其结果的那些规则、法律和制度的比较最优性。培顿・杨认为博弈者不是完全理性且信息不完全。人们根据有限地数据进行决策，使用简单的可预测的模型，有时候还做一些无法解释甚至愚蠢的事情。经过一段时间，这种简单的适应性学习过程就能趋同于颇为复杂的均衡行为模式，并把这种思路用于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他认为制度是由许多个体的积累性经验经过长期发展而出现，一旦他们互相作用结合成一种固定的期望与行为模式时，一种制度便产生了。同时，这一理论对该过程会遵循的演化路径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形式的多样性做出定量的预测。

青木昌彦认为博弈规则是由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内生，存在于参与人的意识中，并且是可自我实施的。显然，这里的制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外在约束条件，制度主体的经济行为也不仅仅是特定制度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而是“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信息浓缩”。这种关于制度的定义拓展了传统制度的分析范围和精确度。该制度观引入了博弈论（古典博弈论、演化博弈论和主观博弈论）做为基础分析工具，博弈的主体为一固定集合的参与人，每个参与人面临一个技术上可行的行动集合。行动集合决定了每个参与人的报酬分配，而决定报酬分配结果的规则称为博弈的外生性规则。

除肖特之外，多数博弈论制度分析者都声称自己是哈耶克主义者，并把自己的博弈论关于习俗、惯例、制度的经济分析的理论任务，界定为对哈耶克思想的程序化。

五、结论

综上所述，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演化特点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来源于达尔文生物学和进化社会学，其思想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二是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从抽象的思想研究到具体的经济现象研究的转变。三是时至今日，跨学科研究依然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鲜明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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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虎涛：演化经济学讲义―方法论与思想史[M].科学出版社，2011.

[4] 库尔特・多鲁弗著，锁凌燕译：经济学的演化基础[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演化经济论文篇7

paul　a.volcker(2001)指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依赖于会计准则、会计与审计实践以及立法和管制，而后两部分可以归纳为会计准则的实施问题。可见，高质量会计标准即会计准则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基础，实施有力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保证。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的爆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关注。

一、会计准则制定研究述评

(一)会计准则制定基础(导向)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也被称作会计准则制定导向，其涉及了在会计准则范围内的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在国外倾向性的观点是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优于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mason,gibbins(1991)认为，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从总体上优于规则基础，更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如果会计准则是规则导向的，那些期望在会计准则上获取自我利益的组织，就有了可以进行“对策”的目标与方式(lys、vincent，1995)。engle(1999)阐述了管理者利用会计准则形式规避经济交易实质的行为。安然事件后，国外对会计准则的原则基础和规则基础的研究可谓数不胜数。nelson等(2002)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从业者包括公司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更偏爱具体的会计标准。dye(2002)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nelson的观点。nelson(2003)通过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审计师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会计准则越具体，管理层越可能通过交易进行利润操纵owebster，thomton(2004)以加拿大资本市场为例，发现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及其所赋予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空间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盈利质量。我国会计学者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的讨论主要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葛家澍(2002)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作了一个概括性描述，他认为制定一项高质量会计准则，其指导思想是规则基础还是原则基础，是一个有争议而必须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回答的问题。关于“原则基础或规则基础哪个更优”的讨论研究文献有很多。如平来禄、刘峰、雷科罗(2003)从自利经济人假定出发，推断出：如果准则是规则导向的，这表明那些期望在运用会计准则中牟取私利的人就有了可借鉴的方式；如果采纳原则导向不给定具体的政策界限，当存在利益冲突时，最终只能诉求道德操守，这显然有违经济学自利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其长期有效性程度也值得关注。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导向制定我国会计准则(路德明、邱昱芳，2003裘宗舜、李栗，2004；林钟高、韩立军，2005；张美霞,2005)，他们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的“目标导向”为最优的制定模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核心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准则这种思路是可取的。从会计监管的视角，洪剑峭、娄贺统(2004)提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基础与会计监管的有效程度相关，准则基础的变迁应该与具体的会计监管环境相适应。基于政治学视角，张力、陈许高(2007)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导向的内生性、会计准则的形成机理及财务舞弊行为的责任认定等角度探讨了我国当前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选择，认为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规范分析，没有取得严格的实证证据作为支撑。魏明海(2005)从理论推演和数据实证两方面得出结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要选择基于原则基础的规则基础。

(二)会计准则制定主体carey(1969)反对将上市公司会计规则的制定权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个政府管制机构。以georgemay为首的，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作的专门委员会(a special eomnnttee on co-operat ionwith stock exchanges)1932年向股票上市委员会提交了一封信，该信建议纽约证券交易所应要求上市公司遵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当由包括公司管理人员、律师、会计师等的专家委员会经过研究后确定(zeff，1972)。nolan(1972)认为，众多的规则必须由像fasb这样的机构来制定。most(1986)提出，会计准则应该由一个研究型组织制定，一个合适的研究型组织应该包括学术界的优秀人才，并得到职业界和产业界的资助。我国关于会汁准则制定主体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完全由政府及相关机构制定会计准则。按照“无知之幕”的要求：准则制定者应该是毫无自身利益要求的无利益关系人(薛云奎，1999)。陈冬华、陈信元(2003)在对世纪星源案例的研究中发现，会计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关乎利益协调的政治问题，利益相关者应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纂好东、杨志强(2003)，吴联生(2004)的实证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大都赞成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基于博弈分析，林钟高、韩立军(2005)，高筠燕、卢锐(2005)指出，政府在准则制定权的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会计准则制定权合约配置应以政府为主导、民间机构为辅助的结合方式。王建新(2001；2005)，张嘉兴、张俊民(2006)，宋英慧、高铭(2007)，李宁(2007)，李桂荣(2007)，林钟高、徐虹(2007)也分别从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博弈视角、游说视角、创造性会计视角、熵理论视角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表明利益相关者应该更广泛地参与会计准则制定。但是粱爽(2005)运用产权经济学等理论，分析了有效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具备权威性、效益性和公正性的特征，得出了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财政部会计司)是一种有效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结论。刘浩、孙铮(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所有权理论出发，对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归属提出经济解释，为了遏制经理的的“特定控制权收益”，政府拥有了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而经理仅拥有了在会计准则框架内做出会计判断的权利。

(三)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杨有红(1999)认为，将经济后果博弈机制引入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并建立高度标准化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由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的博弈机制缺乏独立性(王建新，2001)，在这种博弈机制下，准则的博弈程序流于形式，征求意见往往难以得到重视，即使得到重视也难在准则中有体现。在借鉴fasb和iasb的会计准则应循程序的基础上，2003年财政部颁发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从此，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分为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和阶段四个阶段。遵守公开的应循程序，对拟立项的准则公开讨论意见稿或举行听证会，并将有关的问题、原则和方法、相关理论等全部加以公开，在

制定过程中最大限度的让各利益集团参与并发表意见(裘宗舜、韩洪灵，2003)。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林钟高、徐虹(2007)提出，建立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反馈系统，让会计准则制定能够更多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些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向利益相关者公开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程度仍然不足。在会计准则制定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较多地采用了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进行研究，代表性的理论有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运用这些理论研究会计准则制定问题，有利于得出更清晰的结论，但这些理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经典物理学的力学方法为基本的分析方法，以简单的均衡决定论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黑箱理论将企业简化为一点，并在给定各种偏好、技术、制度等参数的情况下，静态地对经济过程进行分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恰恰是这些给定的参数，对企业及经济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涌现势必要求会计准则随之演化，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以原子论和机械力学为隐喻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并不能真实地表现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主体、程序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不能反映外界环境变化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所以，使用传统制度经济学方法很难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动态分析，于是也就难以制定出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演化经济学理论是针对动态过程的演化分析方法，以此为基础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研究将是一种崭新的思路。

二、演化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

(一)传统的演化经济学思想　在早期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就大量存在。马克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视为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这种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他提出的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即生产力的发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马歇尔(1948)曾指出，“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家的麦加(me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凡渤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到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思想，1898年，在他著名的论文中“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另外，熊彼特在其《全至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进步的演化经济学框架。阿尔钦在《不确定性、生物进化与经济理论》一文中，以其特有的理论视角，对经济演化理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提出了“社会秩序可以自发或自由演化”的制度演化学说。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1981年博尔丁出版了《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诞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文献激增，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同时，主流期刊也对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文章充满兴趣。2011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方法及其理论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学者们针对学习、模仿等技术扩散过程，经验的渐进积累过程以及学习模式等问题构建了演化模型，并由此建立了从微观范畴到宏观领域的技术创新理论。此外，演化经济理论在社会规则和制度的起源与变化、经济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技术的变化及其对人口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及其理解等方面的研究，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了。同时，一些诸如自组织理论、演化博弈论、实验经济学、混沌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等分析工具也在演化经济模型中不断涌现，使得研究对象的发杂性与分析工具之间有了很好的一致性(陈劲、王焕祥，2008)。2000年波茨出版了《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复杂性、能力和适应性行为》，该书是演化经济--学领域内最早的一本个人专著，其建立了一个以“连接为基本分析范畴的演化微观经济学框架。这些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和研究制度变革发展的重要理论。

演化经济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7－0005－06

演化经济学是达尔命和19世纪末物理学大革命所产生的新的世界观的产物，而新古典经济学仍是以经典物理学所产生的牛顿主义世界观为基础。更具体地说，演化经济学是以动态的、有机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以静态的、机械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哲学基础上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正如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指出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因此，正如美国老制度学派的开创者凡勃伦试图按照达尔文主义重建经济学一样，根据威特的看法，演化经济学应该成为经济学中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

我们知道，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实质上是世界观的根本性变化，哲学基础或者更特定地说有关实在的本体论假设不仅限定了更为具体的经济理论的构造，而且对经济实践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目前的经济学教育对哲学并不重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缺乏自觉的哲学批判意识，这是导致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新古典经济学被相当多的大学师生顶礼膜拜的重要原因。在演化经济学领域，自1994年福斯敦促演化经济学家加强对其哲学基础之一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撰文讨论其哲学基础问题，但绝大多数演化经济学家们仍忙于对具体的实际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这意味着演化经济学在方法上和研究兴趣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裂”，这是导致演化经济学目前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使演化经济学动态的、有机的、系统的和开放的世界观具体化，实现演化经济学诸流派的创造性综合，同时也是为了在哲学与经济学之间、演化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对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假设进行深入讨论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本文在霍奇逊和何梦笔等演化经济学家已有研究基础上，试图概括性讨论演化经济学的六大本体论假设及其对学科建设和经济政策的指导意义。

一、有机层级本体论

演化经济学深受怀特海、皮尔斯乃至马克思的有机论哲学的影响。霍奇逊在《经济学与演化》一书中，根据怀特海、克斯特勒、迈尔等人的见解，将自然科学领域的本体论上的“层级观”扩展到社会及心理领域。根据这种层级观，整个世界被看作一个层级结构。在层级结构中每一层上的系统或亚系统具有双重特征，即它们自身既是整体又是其他整体的组成部分，每个子整体(holon)既有自主性又有依赖性，这被称为“杰纳斯效应”(Jalius effect)。每个子整体拥有两个相反的极性(阴阳)――个作为更大整体一部分去运作的整体倾向和一个保持其个体自主性的自我决定倾向。在这一复杂的层级结构系统中，贯彻的是突现原则。虽然一个层面上的现象以其下层的现象为基础，并受其上层现象的影响，但是每一层上作为整体运转的系统(就像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具有不能还原为其组成部分属性的新特征。

在这种层级结构中，由于每一层级都具有双重特征，这就产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关系，并且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反馈关系。更重要的是，每个层级的突现特征不能(甚至不能在理论中)根据其组成部分的知识演绎推出，或通过其他部分不完整的结合来割裂地理解。因此，制度、社会结构乃至宏观经济现象可以被看作个体行为的突现特征，但是，却不可以还原为个体行为进行解释。何梦笔曾以企业举例：“企业是自成一类的一种实体，不能化约为一种使个人最优的合约网络。”进而，每个层级在解释上具有某种自主性，具有其自己的解释原则和自己的分析单位。突现原则表明了所有将复杂系统简化为共同的、简单的单位和理论规律的简化论或还原论方法的无效性。因此，合理的方法论立场必然是拒绝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原子论为基础的将理性个人作为唯一的理论本原以及将描述和解释压缩到一个单一的非历史的层级，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反还原论的多分析单位和多层级的分析。

有机层级本体论对演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创新体系文献的发展遵循着有机层级本体论的原理。自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伦德瓦尔于1985年提出创新体系的概念以来，目前该文献已经发展成由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地方)创新体系、部门创新体系和创新型企业所构成的体系框架，这种在不同层级上以互补和非简单加总的方式对创新问题的研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有机层级本体论直接指导着演化经济学有关“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构过程。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推导宏观经济理论”仅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境；而且，作为一般均衡理论基础的原子论个体的微观模型一直“都遭到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演化经济学不仅论证了宏观经济学相对自主的本体论地位，而且进一步指出，作为个量和总量的微观和宏观框架无法处理在经济系统的中观层次上所发生的结构变迁和质变过程，因此，有必要在微观－中观－宏观框架的基础上重建经济学的体系结构。

二、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

正如多普菲指出的，对于建立有关实在的、基本的演化动力学来说，心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何梦笔提出了演化经济学的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这种二重结构可以依据有机层级本体论的突现原则加以理解：心智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外部世界特别是生物层级的突现产物，它本身不能被排斥于实在之外，但其本身又是整个实在中相对自主的领域。因此，心智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种二重结构，知识状态的变化不能化约为世界状态的变化。心智对世界的反映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必然存在错误，不正确的知识或“谬见”并非是偶然现象。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正确”或者“谬见”主要应从相对于心智单纯地作为外部世界的“镜像”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换言之，它特别地与拉赫曼的主观预期以及罗斯比有关认知与决策的想象标准相关，意味着人类心智在与外部世界交互过程中所显现的创造力。

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说明了演化经济学在本体论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质差别。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意味着心智单纯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即心智产生的知识状态只是由世界实际状态

和实际的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并可以化约为后者。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在模型中纳入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计算成本之类的赫伯特・西蒙有关有限理性假定的一些因素，但正如杨小凯和汉斯‘伯杰等人指出的，这种改进仍然是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均衡框架下进行的，它低估了行为人面对的不确定性，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类理性能力的严格局限性。实际上，有限理性的假定只是强调了环境和不完备理性对人类心智的约束作用，但没有包括人类心智所具有的主观和特异性质、“根本的无知”以及人类心智的能动作用，而如果要在理论体系中处理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变化，就必须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假定的稳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等所有前提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人类的本性做出新的假设。

三、人性假设：人性二重性与文明创造者的本性

演化经济学在人性的本体论假设上提出以下四个基本命题：第一，人类在利益的本性上同时具有利己和利他这两种倾向或性质，这充分反映了人类作为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在人性上所具有的“二重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人类原始禀赋的本能，具有基础性的本体论地位。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经济学假定中预先把它排除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第二，人类还具有独立于利益关系的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这是完全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但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却更具根本意义的人性。正如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曾经指出的，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同样我们可以说，人类经济活动的天职就在于发明、生产、创新或创造。第三，人性的形成受到制度和社会环境的重大影响。制度对人性的作用不仅是约束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性的塑造上具有能动性的作用。换言之，制度和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形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就是这个含义。第四，人性和制度的关系是互动的。对此，霍奇逊曾指出：“个人与制度是相互设定的。制度塑造了人们的行为，并由人们的行为所塑造。”

演化经济学有关人性的本体论假设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首先，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到制度对人性的巨大塑造作用，必须考虑到如何唤起并发挥人类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前者的例子有：在我国的体制改革中，完全市场化的医疗保健体制改革之所以无法成功，就是因为按照“自利经济人”的“工作假设”所设计的制度解决不了医疗保健中的“老大难”问题。后者的例子则有：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按照“自利经济人”的逻辑，必然只关注于产权改革、管理层高薪和所谓资本运作，而如何通过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同舟共济”的奋斗目标就被严重忽视了。其次，文明创造者的假设在我国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应该发扬光大。目前，经济学家们太多关注于人类的利益本性，而没有注意到作为创造者的本性。但人类文明史却说明，创造者的假设不能化简为利己或利他的利益本性，在许多情况下，创造的欢乐是利益的多寡所无法衡量的。因此，笔者曾经指出，国民创造力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学要为这种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建设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超越，发明、创造和创新应该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

四、异质性(多样性)假设

正如著名生物学思想史专家迈尔指出的，达尔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在这种哲学体系中，个体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与物理学中流行的本质论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相对立。本质论思维的实质就是把变化多端的现象化约为同质性的某种基本类型，认为世界上真实的和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基本类型的内在本质，而基本类型与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可以被忽视的东西。物理学是本质论思维的避难所，其基本特点就是对质点模型的追求。为了建立均衡模型并使经济学实现数学形式化，西方主流经济学明确把经济学与物理学相类比，把丰富多彩的个人和企业行为简化为“代表者”，抹杀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及其多样性，通过对类似于作用与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进行原子化的质点分析，制造了市场自动创造和谐的神话。这种同质性假设不仅预先从理论体系中排除了多样性和人类的创新行为，而且否认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对国家贫富所产生的极其重要影响。

达尔命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上述本质论思维的革命。在达尔文之前，生物学家们即使承认变异，也只是停留在物种的层次上，正是达尔文把它定位到了个体层次上。在人类社会中，正是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才使创新和演化得以发生。因此，达尔命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决定性的。正如彼得・M・艾伦指出的，“适应和演化来自这种事实：知识、技能和惯例在个人间从没有完全被传递，个人之间总是有差别的”，人类心智的不完备，它所具有的主观性质，不同的制度、文化、习俗、阶级差别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塑造，个人经验以及人类心智的创造性理解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个人即使在面对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同样的想象机会，其认知和行为也不会完全相同。以此类推，不同的企业、地区、国家乃至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一产业都具有不同的知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演化经济学所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等分析框架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以个体群思维为基础的异质性或多样性假设也构成了个体知识和意会性知识这些概念的哲学基础。

五、时间不可逆、不确定性和历史重要

时间可逆和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本体论基础，恰如琼・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一旦我们承认经济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知的将来前进的，那么，以钟摆在空间来回摆动的机械类比为基础的均衡观就站不住脚了”。正是因为这种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经济规律和经济政策。但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时间不可逆在经济系统的演化中具有基本的建设性作用，技术轨道、技术经济范式、路径依赖、路径创造(path creation)和经济类型(economic style)等演化经济学的这些概念都渗透着时间不可逆的观念。正如柏格森指出的，“我们越是研究时间，就越是会领悟到：绵延意味着创新，意味着新形式的创造，意味着不断精心构成崭新的东西”，演化过程的历史性是以新奇创新为特征的，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在时间进程中“不可改变”地不断突现，甚至时间可以被视为一系列有序的变异和选择的事件。因此，时间进程是不会完全重复的，也就是不可逆的。

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这种新质要素的突现是以人类心智的创造力为基础的。因此，著名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家劳森指出，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依赖于人类能动作用的转变潜能，社会经济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相对持久的，它不可避免地是以时空制约或地理历史性为基础的。……如果说自然科学家的任务是要持续不断地改进相对不变(或缓慢变化)的有关实在的理论，那么，社会科学家则要更快地改进他们对相对快速变化、具有高度时空特定性的世界的理解。爱伯纳也指出，“大

多数的经济现象是时间依赖的(lime-conditioned)，根植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它们随着时间而变化，因此无法用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和概念来对待。经济理论只能通过不同的经济生活模式来应对这些经济现象，而这些模式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因此，经济学以及所有的社会科学在其性质上必然是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存在着少数为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社会经济规律，而是强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多数规律只具有历史的暂存性，其有效性与地方化的条件高度相关。

根据这种历史时间的本体论假设，脉络主义(contextualism)就成为演化经济学在以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并制定经济政策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所谓脉络主义就是“情境和脉络特定(context specific)”的方法，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它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考虑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的精神，把社会事件及其“规律”置于事物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空间限制之中。脉络主义在方法论上依赖着一个基本的循环：经济事件依赖于经济时空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反过来，经济时空新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也是由这些经济事件所影响和塑造的。脉络主义类似于《易经》中“时位相关”的概念，按照《易经・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时间和空间并不构成一个可供事物在其中发生的“宇宙容器”；毋宁说，它们是与作为创造性之脉动的事件和实在一起被创造的。因此，按照脉络主义的基本原则，经济政策都应该是情境和脉络特定的，而不是如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普遍适用的经济政策。

六、系统协同效应与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演化经济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3--0021―08

时间在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元问题。时间本身是人类认识的对象，同时也是我们感知与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时间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时间观念的改变，日益改变着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里，它几乎成为牵动经济学快速发展的引线，以至于马歇尔视时间为“差不多是每一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中心”[1]2。经济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时间观念更新的果实。

一、时间概念的演化

人类对时间的认识是伴随着人类文化的提升而演化的，不同文化的社会拥有不同的时间观。在西方哲学史中时间概念的演化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循环时间观、线性时间观、近代物理学时间观以及现代时间观。

循环时间观源于古希腊人对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动所引起的昼夜、季节变化的感性认识，古希腊的哲学家把具体的周期现象当作宇宙的一般模式，注重事物运动的“周期”变化。这种循环时间是可逆

线性时间观源于基督教文化，基督降生和最终审判的存在赋予了时间方向性和不可逆性。耶稣之死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只能由此走向神圣的饱含预言实现可能性的未来，历史从一个预言间隔走向另一个，直至最终审判的到来。这种单向时间的未来是开放的，能动的，由于有可能使耶稣复活从而也是充满希望的。基督徒将他的一生置于对上帝日益增长的爱中，为了建造上帝在尘世的社区，为了灵魂的得救，个人必须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劳动被视为个人最大的快乐以及与上帝取得一致的工具。基督教时间是一种必须得到有效利用但没有任何质变的时间之流。

近代由于物理学的相对发达，特别是牛顿定律的发现促生了近代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最具代表性的是牛顿及其追随者的时间理论。对于牛顿来说，时间只是运动的一个外在参数，它同物质及其运动本身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这是一种脱离了物质运动的独立存在的均匀流逝的绝对时间。牛顿的时间还是一种“可逆的对称时间”，“未来”同“过去”没有区别，对时间只有量的规定，完全没有质的区别，没有对时间的方向的规定。时间不具有方向性，它既不标志着世界的进化，也不标志着世界的退化，只是标志着运动和变化的量的大小。

循环时间和经典物理学的牛顿时间都是一种可逆的、无始无终的客观时间。后现代主义大师罗蒂曾川“视觉时间”来对之进行批判，这种时间观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将视觉作为认识事物的唯一可信的方式，从而将时间空间化、进而客观化。牛顿时间由于其坚实的自然科学幕础成为近代最深入人心的时间理论，并对产生于这个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在其基础上发展的新占典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世纪的线性时间尽管强调时间的一维性，强调时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但是这种线性时间的现在和过去仅仅是相互外在、互为区别的不同时刻，而不是创造的源泉，从而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的强调时间的创造与生成的现代时间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时间理论的演变中，最富有革新意义的是现代时间理论的诞生。首先是现代科学的发展突破了牛顿力学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时间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空间所发生的事件(钟表)来标识时间，钟表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所标识的时间不同，这同牛顿经典力学的时间观相悖。著名的“双生子佯谬”则进―步暴露了包括相对论时间在内的测绘时间的缺陷：由于外在测量标准的不同，使处于不同参照系的人的生命节奏也随之改变，这是不町思议的。以普里高津所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为代表的非线性、非平衡态热力学从科学上证明了时间的不可逆性，统计物理学的创始人玻尔兹曼则用几率的方法从分子运动推导出一个不可逆的演化方程，为现代创生性思维时间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柏格森、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是现代始源性时间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从柏格森到胡塞尔再到海德格尔，时间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成了具有属人本性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一个不断生成、创造和超越的过程，柏格森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并以之为自己的理论基石，他认为牛物的进化是创造的进化，进化的动力是生命冲动。时间与绵延是柏格森哲学的核心，绵延是人的生命的绵延，时间也是人的意识的时间。其中，时间是“一种状态的连续，其中每一种状态都预示未来而包含既往”[2]5，在柏格森的时间里每一刻都意味着创造、意味着新质的创生。源自于柏格森理论的时间源始性问题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共同的核心问题之一。胡塞尔继续着柏格森的内在时间意识的研究，从“现象学还原”来追寻时间的起源，考虑时间的“原始构成”。胡塞尔认为存在两种把握时间的方式，一种是通过空间中的运动来把握时间，即客观时间；另一种则是从人的意识现象中来把握时间即“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3]72，这种关于经历的纯粹时间、即“显现的时间”或“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时间，海德格尔同胡塞尔一样试图寻找时间的“原始起源”，只是他不再象胡塞尔那样从意识现象中寻找，而是转向“此在的生存过程”。海德格尔将时间视为“此在”对存在的一切领悟，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并非固定静态的具有规定性的现成存在物，而是处于永恒的流变、展现、生成中的。作为人的“此在”的生存过程是一个不断生成、超越自己的创造过程，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本质。源始的本真的时间是不断绽出、涌现、不断出离自身，富于创造和生成的绵延过程，由于“此在”能感悟到时间性、有限性，从而它有”曾在”、“现在”和“将在”的区分。

近代牛顿时间的主导地位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和理论范式影响巨大；时间观念的现代变革即始源性时间观念的诞生在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经济思想中时有体现，对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冲击，影响更为深远。西方哲学“时间之思”的演变在经济理论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二、牛顿时间观中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始于17世纪古典经济学的诞生，这个时期发达的力学背景使古典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将经典力学的研究法则和思维范式运用到自己的理论中来。经典物理学视野中的中顿时间就成为古典经济理论的时间观，并深刻影响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成为其理论发展最基本的支点之一。

古典经济学留给后人的思想遗产主要包括价值理论、人性的自利假设及利益和谐沦。在占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中，时间是计量劳动的参数，如同牛顿运动定律中的t，劳动价值论中的时间是一个客观的、静止的、可测量的变量，随着单位产品劳动时间的延长，产品的价值也会增大。在斯密那里，购

买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对于李嘉图来说，最差劳动条件下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仅仅与生产商品的时间有关，而对于商品中由于制度变革、技术创新所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化不作探讨。因而占典劳动价值论主要以静态时间为分析的座架。

在古典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斯密那里，分工和交换等与财富生产相关的主题是其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分工和交换可以成千上万倍地提高：正效，从而能节约大量的时间。这种时间是一种静态的牛顿时间，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减少，相反，当劳动生产率降低时，则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增加。斯密的生产理论看重分工与交换，生产中的技术、创新及制度、历史等与财富增加密切相关的主题都不是其研究的重点，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到不可逆的时间与时间中的变化与积累。古典经济学发展至李嘉图，在斯密那里备受重视的有关社会财富增进的生产过程被完全忽视，财富的分配成为经济学讨论的主题。在资本、利息以及地租等与时间的流逝明显有关的问题上，牛顿时间观的主导地位使古典经济理论的相关解释难以自圆其说。斯密价值理论的混乱是人所周知的，斯密的混乱一则源于他以牛顿的静态测绘时间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他又凭直觉看到了事物随时间一维流逝所发生的变化。

新古典经济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微观经济理论中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和市场理论等，无不以具备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为其全部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假设，以均衡为基础，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超历史分析，抛弃经济过程中一切以制度为转移、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因素。在时间观上，新古典经济理论并没有超越占典经济学的视角，依然是以较为低级的牛顿时间为基础的，其源渊于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很自然地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视角。

首先，源自于斯密的人性的“自利假设”、作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之核心概念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以牛顿时间为背景的。牛顿时间观中时间具有同质性、对称性，时间是一个能包容万物的容器，时间是静止的、永恒的，时间中的一切也拥有与之相同的特质。这种时间观中的经济人是一个偏好给定、不受制度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影响、拥有永恒不变的人性的自我存在。这个原子式的个人拥有完全信息、完备理性、在经济活动中永远作着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然而，理性经济人假设仅是一个有局限性的理论抽象：第一、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人性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形态中拥有不同的特征。第二、经济行为中的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的完全信息。相反，信息的获得是同时间有关的。人在时间中所获得的信息是变化的，从而选择也会不同。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事物的完全信息，就像人无法穷尽时间一样。第三、人并不具备完全理性。如同人不能获得完全信息一样，人也不可能拥有完全理性。因为人在经济行为中所获得的相关信息决定着他在经济过程中的选择。维克尔斯认为人是时间的创造物，人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感知同知识量的获得密切相关，经济学必须考虑个人在时间、过程中的不同时刻的经济选择，知识是积累性的，随着知识的获得，经验的增加，个人不可能回到他的从前，今天他所了解的事是昨天的他所无法想象的，时间流逝，它带来了经济行为者新的复杂认知，而行为者今天的选择与策划决定了明天的历史。他进而感叹：“经济现实，认识潜能变化的复杂性及相应的个人选择模式、偏好和决策的不稳定性都被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所忽略，新古典理论可以被认为是‘逻辑时间中的故事’”。[4]15

其次，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均衡思想以牛顿时间观为理论基础的。均衡思想贯穿于从“斯密教条”到“萨伊定律”再到乩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许多人认为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只研究“瞬时交易”，它的市场理论只研究市场的运作而对市场自身如何发展并不涉及，历时制度演化是不存在的。卡尔多在他的《非均衡经济学》中对此有一段很经典的批评：“在一般瓦尔拉斯模型中，所有m种产品或n种产品都可以在一个市场内实现……，只存在一个所有产品都能在同一个时间出清的价格系统，没什么要费时间：所有的生产计划、生产过程、出售意图和实际的出售，计划的和实际的购买及商品的消费都在同一个时刻发生。即是说，它通过将时间降为一个维度然后再将它拉长从而每下一个时刻都是上一个时刻原样的复制，而这样消解了时间。”[5]20由于相信经济过程结果会趋向均衡，因而对均衡本身的研究代替了对经济过程的关注，从非均衡到均衡的过程被忽视了，从而也忽视了过程中的时间。预置了时间的同质性便排除了经济行为中变化、创新的可能性。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与边际分析的一系列模型，在分析每一个自变量的变化轨迹之时，无一不以相关变量保持不变为前提，这就使有机的经济体成为独立无关的自变量的组合。而在追求用这些独立变量的数学关系来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中，作为工具的数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理论的目的，使经济学日益成为一个“不可能再作任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数学水晶’，一个要么正确要么不正确没有折中方案的僵硬东西”[5]60。这种数学化做法体现了形而上学的特点，这种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将研究的对象加以简化和分割，通过归纳或逻辑演绎或数学推理得出想要的结论，并能通过下一层次的推导和证明来验证前而的结论并依此发展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中，时间常常作为其经济模型的一个向量，如同牛顿定律中的t与-t，只要知道了初始条件，我们既能预知所有的后继状态，也可以推出先前的状态，一切都是确定的。新占典经济学受这种决定论的影响，认为通过一系列的假设，设定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即可确知经济过程的结果。

牛顿时间观导致了以之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时间缺位的假象，时间是同质的、对称的、可逆的――任何一个交易同另一个交易没有任何不同，时间是与经济行为无关的量。关于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观所造成的缺点已经引起了人们长篇累牍的批判，其中卡尔多的批判很具有代表性。在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看来，一般均衡理论在瓦尔拉斯之后一百年来的发展只是后退而非进步，因为其假设的前提只是比从前更为严格从而也更为抽象。瓦尔拉斯均衡原本就是经济现象的一个“典型事例”，而这个“典型事例”通常与真实的经济过程完全相反。均衡理论假设价格机制引导一切经济行为使市场趋于均衡，但价格机制发生的过程与瓦尔拉斯设想完全不同。瓦尔拉斯均衡中只有生产者与消费者两类人，而在真实的市场中，商人和中间商是市场的制造者，是他们发起了价格变化来调整生产者的供给与消费者的需求，他们依靠“差价”为生，“差价”必须包括利润和存货成本以补偿未来市场价格跌落的风险。出售和购买的任何差异都会反映在存货上，这迫使商人必须同时调整其售价和买价以适应市场的动荡，价格变化的幅度取决于商人对商品价格的预期及对这种预期的坚信程度。数据证明商品价格的动荡通常十分剧烈。不幸的是，价格的动荡及与之相连的存货变化并不是一定的，只有关于未来供需的

预期频繁变化时才会有价格调整，投机商人的存在更加剧了价格的运动。为了减少时刻面临的风险，他们会在高价时减少他们的存货，低价时增加货存量。商品市场的这些特点无法满足一般均衡理论的要求。首先，它们不是严格理论标准下供需均衡意义上的“市场出清”，市场中存量时时在变，即需求不是超过就是少于供给，即使最短时间内的交易也不是在统一的价格下进行，市场价格在每分钟都在变化。供给的变化通常是数量信号作用的结果而非价格信号的作用，数量的多少决定价格的高低，价格变化只是反映了供求的变化。经济过程远非如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均衡过程，而是充斥着大量的失业与通胀现象的非均衡。

卡尔多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击中了其理论的要害。古典、新古经济学的静态、可逆的牛顿时间使其不得不忽视经济过程中的所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素的存在，如技术革新、制度的历时演化、风险、经济行为人的心理预期与选择以及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历史的重要性。而这些因素又是真实经济世界最基本的构成部分，甚至是一切经济过程的决定因素。新占典理论所探讨的常常只是经济现象的特例。“如果我们想跳出当前的困境，我们必须建构一个完全不同的抽象模型，这个模型必须从一开始就将时间视为一个持续的和不可逆的过程。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时间，如劳动和资本的供给，对商品的心理偏好，商品的质量和数量或技术知识。”[5]61

三、经济学的时间革命：演化经济学

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批判及突围的尝试产生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的经济流派，其中演化经济学由于其独特的时间视角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领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创新是它的理论硬核。最近20年来，演化的思维、方法与范式有替代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趋势，这成为20世纪末、本世纪初国际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演化思想在经济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在西方哲学开始自己的现代转向时，西方经济学已经对此有所知觉并作了呼应。在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凡勃伦、马歇尔及熊彼特等人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十分丰富。

马克思被现代演化经济学派追认为演化经济思想的先驱之一。《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的分析，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作为生产力的技术构成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动力系统，当技术革新有了质的变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变迁动力源于一种技术的组织规则和现在产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技术的变化导致生产工艺的进步，而其潜力并不能在现有的经济组织中得以实现。“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6]68马克思是从现代时间视角来分析经济现象的，客观静态的测绘时间在马克思那里也是人类把握时间的一种方式，但他也并没有忽视时间的一维性、主体性与创造性，其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达到了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统一，个人时间与社会时间的统一。马克思既承认经济现象微观领域的均衡(如关于价值规律的沦述)，又看到其宏观层面的非均衡的本质，从而将人类社会的演化视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过程。资本、利润、利息和地租以及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从而也都是一个历史范畴而非永恒范畴。对时间的深刻认识使得技术创新、制度、历史这些与历时演化不可分割的经济现象成为马克思研究的重心，从而也使他成为演化经济学最伟大的先驱。

与马克思几乎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将演化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中，着眼于经济积累和增长的研究，强调将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依据历史的发展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抽象的、演绎的、静态的、不看重历史的分析方法，从而被现代演化经济学视为先驱。

早在主流经济学发展之初，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机械性和牛顿时间视域的局限性就已为当时一些杰山经济学家如凡勃伦、马歇尔、熊彼特所发觉并试图在生物学中寻找经济思想的源泉。凡勃伦同马歇尔一样认为理想的经济学隐喻应该是生物学而非机械力学，基于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的反感，他断言，在关于演化的经济理论中，将没有均衡分析的位置。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雁成为一个独立的理沦分支。他强调经济过程的非均衡性及质变的作用，变化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企业家和技术创新是其中的核心要素。马歇尔将经济学与大自然、生物学及演化作了许多富有趣味的联系，如将公司的成长与发展喻为“林中树”，这一类比经过后人的发展对企业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马歇尔尽力将一维的、不可逆的时间纳入他的需求与供给分析中。马歇尔强调“时间会带来困难，也会带来变化，有了变化就有了发展与进步的可能。”[7]60由于意识到经济生物学发展的巨大困难，马歇尔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以生物学为经济学隐喻的没想。以门格尔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试图将生物进化的观点引入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分析中，提出社会秩序自发演化的观点。

可见在早期富有演化思想的经济学家那里，经济生物学比经济力学概念更为复杂，蕴含更为丰富从而也更为符合经济发展的现实。然而，经济学与生物学的进一步“亲合”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愈来愈受排斥，最终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马歇尔、凡勃伦等倡导的以生物学为研究方法，继续它的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精致化之路。演化经济思想的这种淡化缘于20世纪2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失败。20世纪50年代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卷起了经济学数学化的狂潮，新古典经济学藉此逐渐取得了主流地位。然而此后却不得不步入门己的极限，被延误的演化经济学思想必然以不町遏止之势逐步受到世人的重视。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重新发现演化思想，80年代初博尔丁的《演化经济学》和纳尔逊与温特的经典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再生。演化经济学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熊彼特主义、管理主义和行为主义等观点从而使其成为具备独特视角的经济理论并在近几年的发展中高歌猛进。

现代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富有演化思维的经济思想，以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完成了经济学时间观念的革新。这种时间观念的革新表现在其对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怀疑，对制度与历史的重视，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发生过程的极端关注，以及对创造性、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因素对经济过程影响的研究，对新古典理论的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历史主义整体论的方法而非个体主义方法，以动态演化分析法取代静态均衡分析，用创生性的、演化的思维取代近代经济学的基础主义思维：

1．作为理论硬核的创新理论。演化经济学以现代时间观为基础，在现代时间观中，时间不再是传统

的可计量、空间化、同质的，而是一维的、不同质、不可测的、流变的。时间有过去、现在与将来，它们都感融于人的心灵，具有属人本性。人的创造、超越本性赋予具有属人本性的时间创造性和生成性。演化经济学从这种流变时间的视界去观察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那么变化及变化中的创新就成为研究的主题，并采用动态演化的观点来看待经济发展过程。

2．多样性思维。在思维方法上，演化经济学认为多样性本身就是基础性实在，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它更注重由无数个体努力带来的由小的和递增变化组成的恒稳的‘细流’而不是那些稀少且重大状况的发明。”[8]108进化是一个试错过程，一些小试验会逐渐汇聚成大河，而这些小的试验最终被选择为成功的实验从而得以保存下来。

3．有限理性、搜寻利润、有限信息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假设：理性经济人假设、利润最大化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被演化经济学的下述一系列理论所代替：“有限理性”、“企业搜寻利润行为”和“信息连续、分散”理论所代替。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变迁是一个动态过程，利润最大化的实现过程是企业的搜寻信息与追求最优决策的过程，这是一个反复试错过程。企业在试错的过程中选择，由于经济者过去的经验，选择将不会相同，而不相同选择的积累，构成企业的演化过程。在这个历史模型中，任何一个事件都是唯一的。

4．经济过程非均衡。在演化经济学看来，经济系统的均衡是相对的，非均衡状态才是经济系统的常态，非均衡状态有向均衡状态逼近的趋势，但可能长时间达不到均衡。凡勃伦认为，演化经济学府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关于过程的理论，一种逐渐展露序列的理论。”[9]404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信息的稀缺，经济行为人在决策与选择的过程中不可能确切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事实上，是人们所拥有的大量的默会知识左右着人们的决策，而这些默会的甚至处于无意识的知识是不可测的。经济过程并不完全受必然性的控制，相反，许多偶然性因素常常对经济过程起着关键作用，因而经济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5．重视制度演化。在演化经济学的视界里，制度分析被认为是研究经济现象的最重要的环节。历史和时间是经济过程中直接影响着经济绩效的内生变量，二者在制度演化中的意义特殊。演化经济学将制度的演化视为一个由本能、习惯、习俗变化和技术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反应，这个反应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学习和选扦的过程。制度变迁是一个基于干中学基础上的试错过程，其中选择性模仿至关重要。技术创新、学习与选择都是在时间中进行的，时间是制度演化的纵轴，时间中的制度演化是一个历史的、同生物进化类似的过程，正如历史不能重来一样，在这里，时间也是不可逆的、不同质的。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观、时间观构成了路径依赖理论的哲学基础。路径依赖强调制度变迁中“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其现在可能的选择”[6]，即制度变迁的初始路径一旦选定，便会在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沿着原有的轨迹运行下去。路径依赖理论本身便暗含了时间的特殊性和一维性以及地点的特殊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演化经济学将制度从近代哲学的“目的论”和“预定论”中赦免出来，“经济过程的路线不再被假定为是在‘事物的自然状态’中被预告预先确定的或者是由某些神圣的造物主设计出来的。”[10]3，将制度视为一个演化的、不可逆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复杂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偶然性和创造性，“制度最好被认为是无数互动的个体行为的无意识的结果”[10]3。“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实质性不确定性，即由信息问题引起的，及程序性不确定性，即由知识引起的，创新者所具有的默会的知识。”[11]167

演化经济学抛弃了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还原论的简化法，抛弃新古典的以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的静态均衡分析、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及价格理论，试图在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基石上运用系统的、演化的、整体的观点建立动态经济演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受到强调的是借用进化论概念所提出的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即创新－选择机制和有限理性假说。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由于它对时间、历史、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微观个体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及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的重视而更加符合经济现实。演化经济学的产生带来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其繁荣意味着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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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013-05

纵观人类语言发展史，语言文字始终处于动态的演变之中。从腓尼基字母到希腊字母再发展演变到拉丁文字：从甲骨文发展到如今通用的简化汉字，都经历了较长时期语言变异的过程。期间有的语言可能已经消亡，有的语言新生，有的语言变体。从横向来看，即使印欧语系中的英语也存在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的区别。语言文字发展史告诉我们语言具有演化特征，这一命题已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认可。尤其鲁宾斯坦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与语言》中认为“经济学试图将社会秩序解释为从某些甬数的最优化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常规性：这一点对语言也是适用的。”他试图用演化博弈的方法研究语言演化，“语言被认为是一种行为现象，而且如果它不能服务于人们的需求，那么演化力量将会发生作用，以改进其功能。”值得一提的是，鲁宾斯坦在其著作中也介绍了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论述交易演化与语言存在的关系；哈耶克也是语言演化论者，他用自发秩序原理论述法治演化时类比了语言，认为“与语言、货币或者大多数社会生活赖以存在的和机构常规惯例一样，法律机关当然也不是由一位智者发明出来的。”可见语言演化的问题较早就被经济学家关注。

经济学者研究语言演化，主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如成本与收益分析和计量经济学的工具研究导致语言演化的外部因素，即语言演化的动力机制，剖析语言演化所引致的经济效果。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可以为人类起源提供启示。寻找语言演化的历史轨迹也能发现某些语言的亲缘性以及理清人口迁移的路径，这也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纲领之一。

一、经济发展无疑是语言演化的重要动力机制

语言演化的首要动力机制应该是经济发展这是因为：首先，从微观上讲，语言具有资源属性和价值属性。资源追逐利润的经济学原理决定了理性人学习通用语言以求提升人力资本。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获得更高的交际收益。如此，减少本民族语言使用时间，增加通用语言的学习时间，可能会导致本民族语言的弱化甚至消亡。世界上有七千多种语言，实际上只有十几种语言被广泛使用。从宏观上看，经济发展促进了国际以及区域贸易的广度与深度，而贸易是一种互动行为，作为互动行为的常规工具就是语言。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客观上需要使用通用语言，因此增加了通用语言的吸引力。此外，频繁的贸易增加了语言接触，很容易促进语言融合和语言借用，所谓“洋泾浜”现象就是这种语言融合的结果。其次，经济发展与强势是提高语言通用度的重要原因。英语的强势以及高通用度就与英美国家的经济强势有较强的相关性，这种高通用度的语言深受个人的青睐，成为当前二语选择与习得的最主要的语言。当然，经济发展未必一定会造成语言强势，但是本民族语言强势往往会与本民族经济强势有关，至少一定历史时期本民族经济是发达的。第三，经济发展推动了语言文化产业的发展。语言产业发达的重要标志是更多的人投资使用某种语言，其投资语言的动力机制主要是该种语言所带来的收益以及学习成本，这和该国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当前英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推动了英语产业的发达，全球GRE等考试培训业足以显示英语的吸引力。英语的全球推广不仅使英语吸收了各民族的语言，增强了英语的生命力，促进了英语演化。还可能会使一些小语种社区的人们放弃本民族语言的使用。

直观的数据和实证结果验证了经济发展对语言演化的重要影响。各大洲的语言种类差别较大，欧洲语种最少，非洲语种最多，这与大洲的经济发展差异有关。欧洲平均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语种较少，与之相反，非洲语种就较多。从实证研究上看，拉奇尔建模论证了学语种语言可以获得高交际收益，导致小语种语言可能被大语种语言同化。德・斯旺的语言Q值模型论证高Q值的语言其吸引力较大，生命力就越强，相反那些低Q值的语言则因为吸引力弱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消亡。切齐和金论证收益与语言使用的相关性，大语种语言可能会同化小语种语言。

经济发展导致语言演化的形式主要有三：第一。经济社会的发展衍生出许多与经济相关的新词汇。例如，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汉语出现了较多的新词汇，比如

“科学发展观”、“新常态”、“一带一路”、“绿色GDP”等等。这些新词汇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恰恰新词汇的“所指”体现了语言经济原则，即用较少的词汇表达更多的内容：“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要义：“一带一路”则用较少的词汇表达了区域贸易一体化的丰富政策内涵；等等。当然，经济发展是衍生新词汇的动力，反过来，新词汇也表征了经济发展的趋势与动力。第二，经济发展与贸易往来提高了交际的频率，促进了语言的接触与融合，有些词汇约定俗成，形成新词汇。比如英语借用了许多汉语词汇：LaoZi（老子）、lianghui（两会）；汉语中也吸收许多英语词汇如“T恤”就是此例。词汇的交叉借用不仅没有降低该语言的纯洁度，反而提高了该语言的通用度，增强了该语言的生命力。第三。经济发展导致语言趋同与语言简化。语言简化其内在的动力仍然是经济的因素。比如口语的简化正是省力省时的表现，而繁体字演变为简化字正是适应于降低文盲率，提高人力资本的需要。

经济发展与语言演化都是动态的过程，经济发展影响语言演化往往是不同步的，可能存在时滞。但并没有否定两者的相关性。认识经济发展是语言演化的重要动力机制，语言演化是一种自觉行为，因此不应该对语言消亡过分忧虑，也没有必要保持语言绝对纯洁度而否认语言的变异。

二、地理禀赋与语言演化趋势

地理禀赋主要包括地理面积、地形因素、地理距离以及气候条件。地理禀赋是影响语言演化与分布的重要因素，并形成新的学科分支地理语言学。世界语系以及我国各方言的划分主要是根据地理区位来划分的，足可以说明地理禀赋影响语言演化的权重。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地理禀赋影响语言演化的传导机制是交易成本的扩大与节约。地理面积越大，地形越复杂，交通越不发达，气候越恶劣，很可能造成市场的分割、运输成本的增大以及人口迁徙的障碍，较容易演变成语言的多样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亚洲土地面积较大，其语种绝对数量也最多。相反，欧洲面积较小，其语种绝对数量就较少，见下表。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大洋洲面积较小，但是其语言种类最多，这与其地形条件有较大的相关性：大洋洲包含众多的岛屿，互动中存在着更高的运输成本。就单个国家来说。岛国的语种数量和语言多样化指数偏高，比如印度尼西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领土大部分是由岛屿构成。其地形因素决定了本国语言多样化的情形。从语言地图看出这两个国家的语种绝对数量分别约为710、830；语言多样化指数分别约为0.8、0.99。另外，北美洲洲际面积较大，但语种较少，这与其较高的经济水平有关。因此。以上反常态事例不仅没有否定命题。更有力地验证了命题的正确性。再比如我国南北方言演化存在差异与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可能与地形有关。北方平原居多。各种方言虽有音调差异，但是不影响交际；而南方地形复杂，即使同一县域内也存在难以交际的方言。地理距离也是影响语言演化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地理距离影响语言演化的理论传导机制是交易成本的扩大与节约。例如，世界语言谱系树就是根据区域来划分的。具有空间上的连续性。邻国往往被纳入同一语系之内。再比如，邻国的语言基本上相似：瑞典语、挪威语以及丹麦语就可以互通；许多日本人也能认识汉字。地理距离越近，明显地缩小了交易成本，两国的交际频率就越高，就越能促进语言的融合。地理禀赋影响语言演化还有其他系列观点，如有学者研究，在地理上孤立的人口族群会因遗传漂变（genetic drift）而丧失基因多样性，但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相对孤立的语言的音位丰富性高于有许多“邻居”的语言。

综上，语言演化有明显的地理依赖特征，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地理禀赋影响市场的统一性以及交易成本，从而影响语言演化的趋势与速率。一般来说，地理禀赋是客观的，但是地理禀赋作为影响语言演化的客观因素会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而逐渐弱化，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互联网的普及改善了交通设施，促进了人口迁徙，改变了人们的交际方式，从而促进了语言新生和语言融合的多元化。

三、科技进步与互联网发展衍生网络流行语的约定俗成抑或消亡

科技进步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地理环境，缩小了人们的交际范围，增加了交际频率，或导致大语种语言同化小语种语言。或导致词汇互相借用与融合。但是无论是何种演化结果。都适应于交易成本节约的需要。作为语言演化的动力机制，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有重合的部分，科技本身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但是科技发展影响语言演化的传导机制可能会广一些，比如可以影响人口迁移，尤其是促进了互联网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扩充科技进步与语言演化的相关性，科技进步为人口迁移提供了工具，促进了人口迁移，而人口迁移应该是语言融合的原因。例如，从世界历史上看，科技进步促进了新航路的开辟，导致了美洲大陆的发现与欧洲移民。这就促使英语频繁借用了土著语占印第安语。当今。美国的各州地名以及河流，很多都是以印第安语命名的。科技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语言接触不再局限于人口迁徙，地球真正成为“地球村”。较为发达的通讯方式大大缩小人们之间的物理距离并改善了人们的交际方式，带来了网络流行语。网络流行语的产生以及变迁是21世纪以来语言演化的重要形式。其主要特点表现为：新生性、简洁性、趣味性、不规则性以及口语化，网上交际可能不会过多地强调语法规则，双方了解语义就可以顺利交际，这本身就体现了语言经济原则。正是由于网络语言的简洁与省力特点才具有较高的吸引力。网络语言演化趋势表现为约定俗成抑或消亡，那些较有意义并且“所指”准确的网络语言逐渐为人们接受，约定俗成，形成新语言，比如用阿拉伯数字“88”成为“再见”替代语，有些较为粗俗的网络语言。不能被接受，很陕就消亡了。

从现实来看，科技进步带来了较为丰富的词汇，如CT、B超等。其中有些词汇中英文夹杂，简洁、生动、所指准确，约定俗成，成为汉语言中的基本词汇；而有些中英文夹杂语言尤其是网络流行语比如“hold”住、你“oUt”了等，这些网络流行语具有趣味性，但是网络流行语凸显年轻人追逐时尚及调侃的意义可能要大于这种语言本身所表达的含义，因此往往成为年度的流行语，可能不能够约定俗成，很容易消亡。总起来说，科技进步影响语言演化的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间接影响。科技进步影响经济发展、地理禀赋与人口迁移，影响互动中的交易成本，从而影响语言演化。第二，直接影响。科技进步带来了工具的更新与升级，因此衍生了许多科技术语。如前文所述的“B超”。此外，科技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互动迅捷化与多样化，产生了网络流行语，并且这种流行语数量越来越丰富。表达越来越简单。

通过以上论述表明，科技进步尤其互联网的发展对语言演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其衍生的新词汇反映了时代特征，并具有两种倾向：约定俗成抑或消亡。与此同时，科技进步也会加快语言趋同与趋简的速度。

四、语言经济原则与政府行为

语言演化应该是语言系统要素相互作用而导致的，其演化的特征仍然体现语言经济原则。语言内部规则主要指语言内部结构，按照语言学的定义。语言内部三要素包括语音、语法与词汇。语言的演化应该是三要素的演化，但是演化的速率和形式应该是有差异的，是不平衡的。其中词汇的演化速度最快，也较明显。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率先衍生或者改变新词汇，正如前文指出，人们在互联网聊天更多地采用新词汇，而不过分苛求语法规则或者语音问题。这本身体现了语言省力与语言节约的经济学道理。以英语中的汉源词汇为例。根据雷小兰、郭晶（2015）的分析，自16世纪中叶以来到21世纪初，汉源词所占英语词汇的比例呈不断递增的趋势。另外，不同语言的演化速率可能与语言的表音性还是表意性有关，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说：表音性文字其演化速率更快，表意性文字演化速率较慢。

综上可以这样认为，无论语言内部要素如何变化，都是沿着这样一种趋势即使用更少的语言表达更多的意义，也就是语言经济原则。按照索绪尔的语言学“能指”与“所指”的术语也可以用于解释语言演化的路径。所谓“能指”就是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反映事物的意义；“能指”具有多元性、任意性，“所指”具有固定性。唯一性。比如英语中的“people”、法语中的“personne”发音不同，但都唯一指向“人”的含义。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能指”意味可选择语言的约束集；“所指”即理性人的目标最大化，那么，在既定的约束集中寻找目标最大化的规划问题解必定是那些易学易懂的语言，这是因为，既然都能达到指向“人”的目标，理性人出于语言习得效率的考虑，必然会选择那些学习成本最小的语言，因此易学易懂的语言将成为语言演化的趋势和方向。

经济学家和语言学家对语言内部规则演化问题的研究可谓是殊途同归，如语言学家齐普夫提出了语言省力法则和说话者与听话者的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原理是相同的。姜望祺（2005）对齐普夫的语言省力原则做了较为完整的论述：“Zipf认为，用词经济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讨论：说话人的角度和听话人的角度。从说话人的角度看，用一个词表达所有的意义是最经济的。这样，说话人不需要花费气力去掌握更多的词汇，也不需要考虑如何从一堆词汇中选择一个合适的词。这种‘单一词词汇量’就像木工的一种多用工具，集锯刨钻锤于一身，可以满足多种用途。但是，从听话人角度看，这种‘单一词词汇量’是最费力的。”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的“语言省力”即用少量的语青表达更多的意义。以实现效用最大化，但这不是说词汇越少越好，词汇需要满足所指准确，以满足信息传递的效率性。简言之，就是要在听话者与说话者的博弈过程中达到经济均衡，这又与Laurence Horn的“两原则模式”（听话人省力的Q原则与说话人省力的R原则）不谋而合。

如前文所述，语言如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是演化的，但是语言演化的进程中存在着政府构建语言文字的行为。中国历史上就存在某些语言文字是基于权威主义的构建，比如传说中的“仓颉造字”、秦始皇的“书同文”。近代历史上也有新中国规定的《简化字使用方案》。从世界上看，也存在所谓的“世界人工语”。那么。如何理解语言演化进程中的权威主义行为？黄少安、苏剑（2011）把语言分为口头语言和文字两种形式。认为口头语言是演化的，而文字主要是构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语言演化与构建的矛盾。虽然存在着政府或者其他权威主义的构建行为，但并没有否定语言是演化的这一命题。首先。语言的构建是以演化进程中的本民族语言为依据，并不是主观臆造的。秦始皇的书同文，正是李斯在秦国文字的基础上参照其他六国文字，构建“小篆”作为通用文字。汉字的简化字是根据汉字草书构建的。世界语的形成也是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为基础。因此，可以认为，权威主义的构建行为实质上遵循了语言演化规律。当然，政府的构建语言文字的行为本身是为了经济效率的需要，也适应于交易成本的节约，这可能有助于推动语言向更简单、更简洁、易学、易懂方向演化。例如汉字笔顺的制定，有利于速写、省力与美观。其次，如果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理解，那么政府构建行为就是语言演化的外生变量。政府的每次构建都在较短时期改变语言演化的路径。但是从长期来看，语言还是演化的。一旦引入认知进化的因素，演化和构建的不和谐性就会消失。任何建构都是局部和短期均衡的，是长期演化过程中的某一驻点。

我们说语言是演化的，是自觉行为，是一种普遍规律。但并不是说在语言演化的进程中尤其小语种消亡面前无所作为。首先，不应该对语言消亡过于忧虑，在尊重语言演化规律的基础上制定适宜的语言保护策略。其次，应该致力于语言推广，提高本民族语言的通用度，增强本民族语言的吸引力。虽然语言推广在短期内不可能提高本民族语言的通用度。但是加快语言推广，可以让外国人更熟悉本民族语言要素中的语法、词汇等特点，从而降低本民族语言的学习成本，提高习得效率。这正反映前文所讲的“能指”与“所指”的经济学内涵，理性人选择学习成本低的语言以使目标达到最大化。当前，世界的通用度最高的语言是英语，但是最初并不是如此，就如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所言，“在对当今英语进行考察之前。让我们再概略地回顾一下这种语育的发展历史，就和拉丁语一样，英语最初甚至可以说是很不起眼，没有人能预想到她有一天会成为一种世界语言”。英语的通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美国家推广英语的制度安排。诸如英美国家语言准入考试，GRE以及托福等，与之相配套的英语语言产业在全球的普及与建立传播了英语，增强了英语语青的吸纳能力与生命力。

演化经济论文篇11

基金项目：[F]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制度生成和演变分析”（NCE11030）；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山东省新能源产业发展研究：基于技术、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的分析”（ZR010Q007）；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制度生成和演变的主观博弈分析、验证与应用”（1RWZD11）

作者简介：[F]黄凯南，男，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山东 济南 50100）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013）03008308收稿日期：[F]01103

一、引言

近年来，构建数学模型是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也促使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从原先推崇非正式的现实性描述开始迈向对正式和形式化的数理逻辑的重视。

当前，在众多的经济学文献中，存在许多被贴上“演化”标签的数学模型，可以不严格地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直接对传统生物演化模型的借鉴、改造和运用。例如，Logistic增长模型、捕食与被捕食（PredatorPrey）模型和共生演化模型等[1]（P17）；二是演化博弈论，它最早也是源自生物学家构造的生物演化模型（P8），而后被经济学家广泛采用并进一步发展。演化博弈论是当前比较流行的演化建模工具。根据Silva和eixeira[3]的文献统计，在演化经济学领域发表的众多论文中，涉及演化博弈论的占将近0%，而且这个比重近些年还处于上升趋势。演化博弈论模型既包括单群体、离散策略的对称博弈模型，也包括多群体、多维度连续策略的不对称博弈模型[4][5]。这些模型主要涵盖各种类型的选择动态，例如，复制者动态、最优响应动态、平滑最优响应、布朗—冯·诺依曼—纳什动态、选择—变异动态、模仿动态和适应性动态等[6]；三也是和生物学相关，不过它不是直接采用生物演化模型，而是基于生物演化隐喻（Metaphor）发展出来的各种演化算法模型（Evolutionary Algorithms）。这些模型将求解过程类比于生物演化过程，它们最早被运用于计算科学和人工智能中，现也被广泛运用于经济演化建模中[7] 。这些模型包括演化规划、演化策略、遗传算法、学习分类器系统（Learning Classifier Systems）和遗传编程等；四是各种类型的学习模型。较之于前三种类型的模型，学习模型不是直接源自生物演化模型或生物学隐喻，而是主要源自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较之于生物学模型，它更加强调个体行为的意识和目的性。这些模型包括虚拟行动、随机学习动态、随机信念学习和经历加权吸引模型等[8]（P895）；五是多主体模型（Multiagent Model）或基于主体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这类模型充分考虑了个体行为的异质性以及个体间的互动过程，也被广泛运用于各种经济演化分析中，并与计算科学结合，逐步形成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基于主体的计算经济学[9][10]。

尽管越来越多的模型被贴上流行的“演化标签”，但是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例如，这些演化模型是否真能够描述经济演化的本质特征？某些演化模型（例如，演化博弈模型和博弈学习模型等）本质上是更属于演化分析还是新古典的均衡分析？各种类型的演化模型之间是否存在什么内在关联？面对如此繁多的数学模型，建模者该如何选择适当的模型？是否存在较为一般性的演化模型能够成为经济演化建模的基准模型？ 这里尝试进一步探讨演化经济学的数学模型问题，并尝试部分解答上述一些问题。

二、考察演化模型的三个维度

（一）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共识

近年来，演化经济学较为流行，并逐步成为时髦的学术标签，但它却是一个极其繁杂的理论体系，至今尚未形成较为成熟和统一的研究范式。被贴上演化经济学标签的理论至少包括：旧制度学派、新熊彼特主义、通用达尔文主义（Universal Darwinism）、演化制度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创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基于主体的计算理论（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heory）等。这些理论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在众多的研究方法各异的理论中，还是存在一些基本的共识。odgson[11]总结了演化经济学的四点基本共识：其一，认为世界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数量上或参数上的，它还涉及如熊彼特所强调的技术、组织和经济结构等质的变化。而这种质的变化恰恰是主流均衡理论难以解释的；其二，承认经济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新奇（Novelty）的产生。通过创新促使多样性的产生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其三，强调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特征。这种复杂性主要涉及各种异质主体之间的非线性甚至是无序或混沌的互动，从而限定了可预测性，也促使了新奇和种种“涌现”特征产生的可能性；其四，正如达尔文强调的，各种复杂现象是涌现生成的，不是人为设计或上帝创造的，演化经济学秉承了斯密和哈耶克等人对于自发秩序的洞见。[JP]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黄凯南：演化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评析

在上述四点共识中，第一点涉及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它表明演化经济学必须研究社会经济的演化或变化现象，这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研究社会经济的均衡现象；第二点涉及演化的动力，它指出演化的主要动力源自创新，创新推动了多样性的生成或增加，为经济演化提供必要的燃料。第三点和第四点都涉及理论研究方法，它指出由于演化的复杂性，参与者都是有限理性和异质的，并且必须从参与者间的互动来描述经济现象的演化过程，这也是复杂系统的生成和演化过程。而这些互动过程可能伴随着新奇的产生、选择和扩散。

（二）三个维度

基于上述演化经济学基本共识，以下提炼三个考察演化模型的维度。

1模型中是否将创新内生化：完整演化分析和局部演化分析。完整演化分析指在上述共识的基础上，不仅承认创新的重要性，还将创新过程内生化，并进一步强调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必须伴随着新奇的产生过程、选择过程和扩散过程，甚至还涵盖这三个过程的互动关系。当然，在某些演化现象中，选择过程和扩散过程可能很难被明确区分开。因此，一个完整的演化分析必须将创新内生化，它是一种比较严格和彻底的演化分析。当将这种演化分析从单一层级演化扩展到多层级共同演化时，它能够解释更多复杂系统的演化现象。如果以此演化分析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或者用它作为标准来判定某种理论是否属于演化经济学，许多贴上“演化”标签模型可能都不属于真正的演化经济学。那些将创新外生化而只侧重考察选择过程或扩散过程的理论本质上就不属于演化经济学的阵营。这样一来，许多演化模型就可能都被排除掉。例如，演化博弈模型和某些学习模型。但是不可否认，许多不考虑创新生成过程的演化模型也能够为我们理解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提供深刻的洞见，尤其是对新奇的选择过程或扩散过程。因此对于这类模型，不能轻易地将其排除出演化经济学的阵营。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宽松的演化分析定义，这里将其称为局部的演化分析。一个局部的演化分析是指，尽管承认创新的重要性，但为了简化分析却没有将创新的生成过程内生化，而是侧重考察参与者互动过程中伴随着的选择过程或扩散过程。在对待创新问题，局部演化分析通常将创新视为外生给定的随机冲击，或者甚至不考虑创新生成因素，仅仅关注创新后的对新奇的选择或扩散。

通过区分完整演化分析和局部演化分析，许多流行的演化模型可能不属于完整演化分析，但它们却属于局部演化分析，也能够为我们理解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机制提供洞见，因此它们也都属于演化经济学的建模工具。

模型中参与者理性的有限程度：无意识、弱意识和强意识模型。演化模型中参与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如果说完全理性模型只有一种类型（例如，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优化），而有限理性模型在理论上就可能具有无穷多种，这部分取决于参与者理性的有限程度。因此，从参与者理性有限程度的视角，可以根据参与者行为决策的意识程度区分不同类型的演化模型，例如，无意识演化模型、弱意识演化模型和强意识演化模型。

3模型中参与者之间的异质程度：个体演化模型和群体演化模型。较之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性个体的同质性假设，演化经济学强调参与者的异质性。但是由于参与者之间的差异可能表现在不同层面上，例如，偏好的差异、禀赋（或预算约束）的差异、信息的差异以及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的差异，不同的演化模型有不同的异质性假设。因此，根据参与者异质性程度的差异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演化模型。这里通过考察模型中的参与者之间的学习规则或演化动态规则是否存在差异，将演化模型简单区分为个体演化模型和群体演化模型，前者指参与者的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存在差异，后者则是指参与者拥有相同的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

三、演化模型评析

如上所述，可以从三个维度对演化模型进行归类和分析：其一，根据是否将创新内生化，将模型分为完整演化分析模型和局部演化分析模型；其二，根据参与者理性的程度强弱，将演化模型区分为无意识演化模型、弱意识演化模型和强意识演化模型；其三，根据模型中是否考虑参与者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的差异，将演化模型区分为个体演化模型和群体演化模型。以下通过这三个维度来分析五种演化模型，尝试比较这些模型。

（一）生物种群动态模型

在Vincent和Brown[1]（P17）研究的基础上，这里描述一个较为一般性的生物种群动态模型。首先介绍经典并且被广泛运用的上述种群动态模型描述了种群密度或数量的动态变化过程，也可以转变为策略频数的动态变化过程。模型中物种的类型空间和策略空间都是外生给定不变的，模型并不涉及新物种或新策略的产生，亦即不涉及创新的生成问题。因此，这类演化模型显然是一种局部的演化分析。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可以将物种密度xi视为参与者或互动者i（例如，个体、企业和其他组织等）的某种表现型特征（例如，资产规模、产出等），而策略ui视为互动者i某种基因型特征（例如，投资惯例或R&D决策等）。上述演化模型可以描述参与者互动过程中对策略的选择过程。可以将策略频数的变动规则视为一种策略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则该模型所有参与者都拥有如方程（5）所示的演化规则。因此，参与者之间的演化规则是同质，这类模型属于群体演化模型。此外，这类模型中参与者的意识程度较弱，通常是采用无意识的学习规则，策略的改变主要是受到自然选择（例如，市场竞争）的作用。

（二）演化博弈模型

演化博弈论的发展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几乎处于相同时期，但演化博弈论在演化经济学的运用却长期存在争议[5]。这里描述演化博弈中最为经典的复制者动态模型。

通过比较方程（5）和方程（7）可知，上述的种群动态演化模型等同于演化博弈论的复制者动态模型。如果假定策略的适应度不受策略的频率分布的影响（即适应度是不变的），那么，复制者—变异者方程就等同于准种方程（Quasispecies Equation）。n种策略的连续复制者动态方程等同于n-1物种的LotkaVolterra方程。正如，Vincent和 Brown[1]（P30）指出，只要建立各种演化策略的适应度和种群增长率的函数关系，大量生物种群动态模型都可以转化为演化博弈模型。

许多演化经济学家拒绝演化博弈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演化博弈论本质上不考虑创新问题，它仅仅涉及策略的选择过程或扩散过程，其所谓的策略突变是在既定策略空间中进行的，即从某种已知的策略以随机概率转向另一种已知的策略，这过程并不产生任何新的策略[5]。但是如前所述，只要我们放宽对演化分析的定义，这种仅考察选择过程或复制过程而不考察创新过程的分析可以被称为局部的演化分析，它也应该属于演化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较之于上述原因，另外一个拒绝演化博弈论的理由则更加充分，即演化博弈论主要是为了解决经典博弈论多重均衡问题，其发展出的能够抵御孤立突变策略冲击的演化稳定策略 、累积突变策略冲击随机稳定均衡以及其他的均衡概念是为了进一步精炼经典博弈论的纳什均衡。如果将演化博弈论视为通过发展新的解概念来精炼经典博弈论的均衡，那么演化博弈论则属于均衡分析。因此，演化博弈论既可能属于演化分析，也可能属于均衡分析，这取决于研究者运用它时的分析视角。如果是运用演化博弈论来考察策略频数的动态变化过程，那么它就属于局部演化分析，能够成为演化经济学建模工具，这时演化过程可能出现演化稳定均衡（例如制度的生成），也可能不出现策略均衡；反之，如果运用演化博弈论的解概念来精炼纳什均衡，那么演化博弈论就不属于演化分析，而是均衡分析。

由于不考虑创新生成问题，演化博弈论的博弈形式（ame Form）是外生给定不变的，演化环境是外生给定不变的，它是一种典型的局部演化分析。演化博弈中的参与者之间拥有相同的演化规则（例如，复制者动态、复制者—变异者动态），因此，演化博弈模型也属于群体演化模型。在经典的复制者—变异者动态模型中，演化博弈论的参与者的理性是相当有限的，其行为通常是无意识或弱意识的。

（三）演化算法

演化算法是指将求解过程类比为生物演化过程（例如，基因复制、变异、重组和选择等）的各种优化技术，它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涵盖了包括演化规划、演化策略、基因算法、基因规划和学习分类器系统等在内的各种演化计算（Evolutionary Computation）方法[6][1]（P0）。

以下简要阐述演化算法模型的基本分析结构，它通常包含如下一些分析构件：其一是种群（Population），种群中包含许多个体，每个个体表示一个可能解；其二是适应度函数（Fitness Function），它是一个特定的目标函数，用来描述一个给定的可能解与目标解之间的距离，适应度越高的解与目标解的距离越近，通常也越容易被保留，反之则更容易被淘汰。存在两种类型的适应度函数，即不变的适应度函数和可变的适应度函数。设定适应度函数是演化算法较为重要的环节。如果设计了错误的适应度函数，可能得出错误的解，或者很难得到收敛的解；其三是初始化函数（Initialization Function），它是指如何从种群中随机挑选出初始的群体，是设定初值的过程；其四是选择，即从种群中挑选出符合选择标准的个体进行繁殖。根据不同的选择标准存在各种类型的选择函数。例如，与适应度成比例的选择，即个体被选择出来繁殖的概率等于它的适应度在种群的比例，以及锦标赛选择，即通过随机分群，选择适应度最高的群体进行繁殖。当种群规模不变时，就需要一种替代机制，即在复制过程中，种群中的某些个体被另一些个体取代。根据不同的标准，存在不同类型的替代机制；其四是重组（Recombination），它是指个体之间信息交流的过程，这也是生成新解的过程。通过重组算子，新的解（例如，后代）从被选择出的可能解之间生成。存在不同类型的重组算子，例如，算数重组、几何重组、平面重组和模糊重组等；其五是突变，是指在突变算子（Mutation Operator）的作用下，一种解突变成另一个解，在整个种群中，突变的比例通常很低，否则对最优解搜寻过程就成为随机游走。根据解的不同表述形式，突变算子也具有不同的形式。例如，当一个解用二进制的比特串（Bit Strings）来表示时，突变可以被描述为在特定位置上一个符号对相反符号的替代。如果解是一个比二进制更为复杂的数据结构，突变算子也会相对比较复杂[7] 。

由于重组过程明确考察了新策略的产生过程，演化算法将创新内生化，它是较为完整的演化分析。在许多情况下，参与者的理性程度通常较弱，最优解的求解过程是通过演化算法来实现。在演化算法中，参与者之间通常拥有相同的演化算法，因此，它也属于群体演化模型。

（四）学习模型

上述三种模型主要与生物演化相关，学习模型则更多地基于认知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脑科学等）的研究成果，用来描述参与者策略频数的演变。根据学习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意识的认知过程，可以将学习分为不存在认知过程的无意识学习（Nonconscious Learning）以及存在认知过程的有意识学习（Conscious Learning），前者是指参与者在学习过程中通常不需要去思考行动及其结果，例如，强化学习和参数自动化学习（Parameterised Learning Automaton），后者则是指参与者在学习过程中通常要耗费认知资源去思考和比较各种行动及其可能的结果[8]（P895）。Brenner[8]（P890）认为，根据意识的强弱程度，可以再将有意识学习分为基于惯例的学习（Routinebased Learning）和信念学习（Belief Learning），前者是相对弱意识的学习，包括满意学习和模仿学习等，后者是相对强意识的学习，包括随机信念学习、贝叶斯理性学习和虚拟行动等。

这里描述一个较为综合的学习模型，即经历加权吸引模型（Experienceweighted Attraction Model），通过改变模型的参数值，它能够描述无意识学习和有意识的信念学习[8]（P900）。该模型可以通过如下两个方程来描述对新经历的学习或调整过程较之于生物演化模型、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学习模型能够更准确地描述社会经济系统演化过程中参与者的微观行为，使得许多宏观演化现象具有较为扎实的微观基础。如上所述，学习模型既包括无意识的基于本能的学习行为，也包括弱意识的基于惯例的学习行为以及强意识的信念学习行为， 它实际上能够描述人类包括目的性和无目的性在内所有特征的行为，是较为一般的模型。前面谈到，通过适当的改造，大量生物种群动态模型都能够转化为演化博弈模型。同样的，通过适当的改造，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实际上也能够转化为学习模型。例如，演化博弈中复制者动态模型可以被视为参与者采用较为简单的“见好就变”的学习规则；上述演化算法中的选择过程、重组过程和突变过程分别可以被视为参与者采用了模仿、交流和试错等学习规则。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只要谨慎地设定参与者的学习规则，许多演化模型都可以转化为学习模型。

学习模型既可用于完整的演化分析，也可用于局部的演化分析。无论是自己试错式的创新还是在互动交流中的创新都是学习过程，因此，当它将创新内生化（例如，新策略的产生），这种学习模型则是一个完整的演化分析，反之，如果它只考察策略的扩散问题（策略频数的变化），它则是一个局部的演化分析。显然，学习模型包括无意识演化模型、弱意识演化模型和强意识演化模型。同样的，在理论建构中，如果参与者的学习规则是相同的，则它属于群体演化模型，反之，如果参与者的学习规则存在差异，则它属于个体演化模型。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博弈学习理论中，为了便于求解，许多的学习模型通常都假设参与者拥有相同的学习规则，并且不考虑策略创新问题。

如上所述，多主体模型是一个较为开放的建模方法，它本质上是一种建模的思路，而不是具体的模型。通过具体的模型构造（例如，设定具体的微观参数、宏观参数、决策规则和互动结构等），它能够变成各种生物演化模型、演化博弈模型、演化算法以及学习模型。因此，多主体模型更具有一般性。在某些情况下，多主体模型可以求出解析解（例如，演化博弈模型），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参与主体之间的异质性、非线性的互动和正反馈效应等，大量的模型不能求出解析解，只能借助计算机进行仿真模拟计算。较之于上述演化模型，多主体模型具备如下一些优点：其一，较好地描述了复杂系统的生成和演变。多主体模型能够最大限度地刻画参与主体之间的异质性，能够描述参与主体各种类型的学习规则以及主体间各种类型的互动过程，进而较好地描述复杂系统的生成和演变；其二， 能够被运用于各种经济政策仿真实验，比较各种政策的实施效果。借助计算机科学的成果，多主体模型能够方便地通过改变初始条件、宏观参数等来仿真比较各种不同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从而为政策或者制度比较提供仿真实验；其三，结合现实经验数据，通过参数调整和校准，能够更为真实地模拟经济系统的运用状况。

当前，多主体模型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许多局限，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由于多主体模型更多是一种建模的思路或方法，它涵盖了许多类型的演化模型，缺少对具体模型建构和选择较为统一和严密的理论分析，亦即缺少统一的理论分析逻辑，这导致建模者对于模型中初始参数、变量、行为规则或互动结构更多是根据经验归纳和自身研究偏好来设定，模型带有较大的随意性。相同的经济现象可能出现多种的解释模型，并且这些模型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其二，由于许多模型存在较强的正反馈机制，初始条件的设定对结果的影响极大，初始条件较小的变动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可能导致结果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这会影响模型的稳健性，并要求建模者必须对系统演化的初始条件拥有足够的信息；其三，模型很难通过实际的经验数据来检验。模型通常产生多重均衡或预测结果是不确定的，但现实观测的数据通常仅仅是一个单一时间序列数据，它可能是位于各种可能结果分布中较小峰的低概率事件或者是结果分布的瘦尾处（hin ail），这使得即便模型能够精确体现这一数据生成的过程，也很难用标准的统计方法来检验模型的精确性[9]。

根据模型的具体构造，多主体模型既可能是将创新内生化的完全演化分析模型，也可能是仅考虑创新扩散和选择的局部演化分析模型。相应的，根据不同学习规则的设定，多主体模型既可能是无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的演化模型，也可能是个体演化模型或群体演化模型。

四、模型比较与选择

如前所述，可以通过三个维度来比较不同类型的演化模型（如表1所示）。从创新是否内生的维度看，生物种群动态模型和演化博弈模型都将创新视为外生，它们模型本身没有解释创新是如何生成的，而是更为关注创新的选择和扩散问题，这是一种局部的演化分析，系统演化的动力主要源自选择的力量。而演化算法模型、学习模型和多主体模型都能够将创新内生化，因而它们能够进行完整的演化分析。当然，它们也可以进行局部的演化分析。

创新是否内生（完整或局部演化分析）参与者理性有限程度（无意识、弱意识和强意识）参与者间异质程度（个体演化和群体演化）

生物种群动态模型创新外生，属于局部演化分析[SQ3]无意识演化模型[SQ3]群体演化模型

演化博弈模型创新外生，属于局部演化分析无意识或弱意识演化模型[SQ3]群体演化模型

演化算法模型创新内生，属于完整演化分析无意识或弱意识演化模型[SQ3]群体演化模型

学习模型[SQ3]完整或局部演化分析[SQ3]无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演化模型个体演化模型或群体演化模型，通常是群体演化模型

多主体模型[SQ3]完整或局部演化分析[SQ3]无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演化模型个体演化模型或群体演化模型，通常是个体演化模型

例如，在博弈学习理论中，大量的模型都将创新视为外生；从参与者理性有限程度的维度看，生物种群动态模型通常是无意识的演化模型，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模型通常是无意识或弱意识的演化模型，而根据学习规则的具体设定，学习模型和多主体模型则可能是无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的演化模型；从参与者异质程度的维度看，在生物种群动态模型、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模型中，参与者之间的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是相同的，它们属于群体演化模型；在学习模型和多主体模型中，根据模型的具体设定，参与者之间的学习规则既可能是相同，也可能是不同，因此，它们既可能是个体演化模型，也可能是群体演化模型。通常情况下，为了便于求解，学习模型更多假定参与者之间采用相同的学习规则，它更多是属于群体演化模型。借助计算机技术，多主体模型能够最大限度地考察参与者的异质性，通常假定参与者之间采用不同的学习规则，因此，更多是属于个体演化模型。在上述五种演化模型中，从生物种群动态模型到多主体模型，通常情况下，模型的复杂程度和开放程度是依次增强的，模型的描述性也是依次增强，相应的，模型的抽象程度和封闭程度则依次减弱。较之于其他模型，由于强调参与者之间的异质性及其互动的非线性，多主体模型是一个更为开放和更具备演化本质的模型，能够更为准确地刻画复杂系统的生成及其结构性的演变。当然，描述性越强的模型抽象程度就越弱，多主体模型的预测性和稳健性也较弱。

相应的，建模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研究目的来选择合适类型的模型来建模。这包括：其一，根据具体研究是否需要考虑创新的生成问题来选择合适的模型类型。例如，如果研究涉及创新的生成问题，建模者就不能选择局部演化模型，而必须选择完整演化模型，反之，则可以选择局部演化模型。其二，研究目的是为了更为准确地描述参与者的微观行为过程。这类模型通常基于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或心理学等的研究成果，力求更准确地描述参与者的微观行为机制。模型包含对参与者行为细节的描述。因此，建模者可以根据其所考察的参与者的行为规则选择合适的模型。例如，根据不同理性的程度选择有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的演化模型，或者根据参与者之间的异质程度来选择个体或群体演化模型。其三，研究目的是为了便捷地解释某种典型性事实的生成。这类模型主要强调参与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必须与典型性的事实相符，而不追求参与者微观行为描述的真实性，在许多情况下，只要能够达到研究目的，模型对参与者行为的设定越简单越好。

五、结论与展望

如前所述，多主体模型是一个较为一般和开放的建模方法，通过具体的模型构造，它涵盖了许多类型的演化模型，而且借助计算机仿真模拟，它能够考察复杂的宏观现象的生成和演变是如何由多个异质的微观主体互动过程来实现的。这也是多主体模型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种演化分析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缺少统一的理论分析逻辑，多主体模型还存在许多局限，具体模型的构建还比较随意，它更多是提供演化建模的思路或视角，还远没有建立演化分析的基准模型。因此，在演化经济学基准模型的探索过程中，未来可以沿着多主体模型的分析框架进一步确立统一的演化分析逻辑，这样有可能建立一个较为一般能够被大多数演化分析共享的演化模型。而演化经济学的基准模型必须能够刻画选择和创新两个驱动演化的基本动力，并且能够从单一群体的演化分析扩展到多群体演化分析。[J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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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论文篇12

关键词： 演化经济学；企业文化；创新

Key words： evolutionary economics；corporate culture；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1-0121-02

0 引言

企业文化是企业巨大的内在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从管理学角度来讲，企业文化是被企业成员广泛认同、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群体意识的总称。企业文化、组织学习是企业在快速变化的行业和竞争环境下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和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将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分析企业文化演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并针对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1 演化经济学基本概念及其理论概述

演化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它是利用生物学隐喻和演化思想从动态方面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演变规律的学科，是一门研究生成的学科。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分析框架及认识论和方法论与主流经济学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达尔文进化论的三种机制（遗传、变异和选择）为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把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以及自然选择机制运用到经济学当中，认为在经济学中，旧的模式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被复制遗传下来，也会根据环境的变化发生不断地变异，不能适应环境的旧模式将会被淘汰，新模式不断产生。第二，演化经济学强调惯例和创新在经济演化中的作用。其中，创新是核心，新奇是人类创造性的产物，新奇一旦被人们所发现和采纳，就被称为创新，创新被不断地学习和模仿，形成知识的外溢，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促使新的创新的形成。企业是以日常惯例为基础的，每个企业的惯例都是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这些惯例的差异性成为企业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企业的惯例在一定时期内会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同时会随着环境的改变发生变异。第三，遵循满意原则，强调时间、历史等在经济演化中的地位，认为经济演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演化经济学接受满意假说，对新奇的搜索遵循满意原则。并认为新奇随时间的流逝产生和到来，历史对社会经济具有重要作用。

2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文化的演化分析

2．1 企业文化演化的动力 从演化经济学角度来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累积自发形成的一种价值观体系，企业文化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企业文化的创新。创新对经济体系的内生变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经济体系不断前进的动力，创新的产生来自于新奇。

新奇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首先，演化经济学家认为新奇的源泉是个人创造性的心智，个体的经历和已有的知识对新奇的产生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体的创造性技能和习得的文化模式也对新奇的创造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创造的动机与两个假设有关，一是满意假设，当主体的抱负水平可变时，他会对现状感到不满，进而会搜寻新的、未知的选择，最后使得新的选择和抱负水平能够相适应。二是假定人们能正面的评价新奇的感受，假若社会环境是赞成和鼓励创新的，将会刺激新奇的产生，使创新变得活跃，即新奇的产生及实施与文化环境的选择相关。这两个假设是互补的。企业文化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内部不断地学习和积累，及企业内部对新奇的搜寻，从而使得企业文化不断向前演化。

2．2 企业文化的遗传、变异和选择 在进化生物学中，基因能够在微观层次上保持相对稳定，能够实现代际传递，又具有变异功能，它是生物进化的基础。在经济体系中找到“基因”隐喻的对等物，对演化经济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企业文化的复制也就是企业文化随着时间的进展能够传播和保持连续性。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企业文化是伴随着企业的发展、内外环境的改变过程中累积和自发形成的企业员工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体系。它受到其所处的文化时代背景、地域、行业特点及企业家的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在企业中主要表现为一些惯例、默认规则、默会知识等一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观念。如果企业按照这些观念运转能够获得满意的收益，它们就会像生物学中的基因，随着组织的发展被不断的复制和保留下来。

企业文化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它还会随着企业的发展不断的发生变革，从而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下去，也就是演化经济学所谓的变异。这些变异的动因主要来自创新的产生、企业所处环境的变化、自身发展的需要。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新奇的成功成为创新，创新对企业文化的发展往往是更有利的，进而使得企业文化发生变异。遵循演化经济学满意的原则，当企业文化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时，可能会使得企业的期望抱负与现有水平不相适应，企业就会对创新进行搜寻，直到找到满意的创新，企业文化发生变异，并且可以认为这些变异是拉马克式的。企业文化变异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阻力。

企业文化遗传和变异的过程也是企业文化被选择的过程，最后能够被企业传承的企业文化是内外环境选择的结果。企业文化所面临的外部选择主要有市场环境、人们对现有企业文化及变异的评价，是企业变异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内部的选择大多在于企业自身价值观念体系、企业家价值观指导、企业结构与目标等对企业文化变异的选择。在这一选择过程中，遵循着类似生物界的自然选择，优胜劣汰，只有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利益，适应市场竞争、被企业员工所接受的企业文化变异才能够被选择保留下来。

2．3 企业文化与企业结构、技术、目标的协同演化 企业在演化过程中并不是孤立发展和演化的，而是和企业结构、技术、目标协同演化的。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往往会导致企业文化的变革，相对应地，企业文化发生变革时也往往需要企业组织结构随之发生调整，两者之间互相影响，协同演化。企业文化的变异具有路径依赖，企业在技术上的突破是一种创新，对企业文化变异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企业文化变异有利于企业技术的进步。当企业目标发生改变时，会要求企业文化相应的做出调整以有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企业文化的变革也对企业目标提出新的挑战，使得企业目标不断向新的更高层次的目标前进。企业在演化过程中，企业文化与企业结构、企业的技术、企业目标的协同演化，使得企业不断壮大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企业文化的演化过程是一个不断“遗传——变异——选择——保留”的螺旋上升的动态演化过程，同时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受到诸多企业内外因素的影响，并且企业文化的演化与企业结构、技术、目标演化存在协同关系，最终实现企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此，针对企业文化建设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建立良好的鼓励企业文化建设的经济政策环境，提高企业对企业文化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准确地对企业文化进行定位 企业能否在经济政策上得到认可和鼓励对企业文化建设非常重要，国家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和认可企业文化建设，对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企业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另外，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时，要准确定位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并非只是一些表面的礼仪、培训等组织形式。同时注意和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企业文化建设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化基础之上的，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做保障，这也是为什么企业文化在中小企业中建设难的重要原因，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切勿好高骛远。

3.2 企业应注意向学习型组织发展 企业演化的动力是创新，创新来自于企业中个体的主观创造性的产物，个人心智模型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创新都与学习相关。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知识是最主要的战略性资源，学习是最重要的过程。企业的学习过程不仅仅是一种适应性学习过程，企业更应该成为学习型组织，以应对除经济体系之外而来自社会环境的变化。学习型组织的学习包括个体的学习、团体的学习和组织的学习三个方面。在学习型组织中，普遍的学习过程，一方面，在企业中具有学习能力的个人在与非人力资本结合的过程中，持续的通过学习企业的默会知识同时与其原来的专业知识、技能相结合，从而有利于创造和发现知识间的新联系，形成新的默会知识，进而有利于企业文化的产生及变异；另一方面，个人将新的默会知识融入到企业惯例当中，促使企业惯例产生新奇要素。在学习型组织中，强调开放、创新和应变，鼓励个人的学习和自我超越，有利于建设共同的愿景和团队的学习，这些对组织文化的建设和变异都是十分有利的，所以说企业要注重学习型组织的建设。

3.3 积极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国内外不乏有企业文化建设成功的经验，这些对国内企业文化建设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只是在模仿借鉴时，要注意和企业的实际相结合，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具有本企业特色合适组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

3.4 从动态方面注重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建设，重视企业结构变革、技术更新、目标更新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果，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企业文化建设切忌急功近利，要注重长期的积累和建设。企业的生命周期及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也要求企业文化不断的更新，与时俱进。另外企业文化与企业结构、技术、目标是协同演化的，注重这些方面的发展，会使得企业文化变异步伐的加快。

3.5 企业应注重不断引进新鲜的血液，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和人本管理 同一组织中的人们（尤其是企业文化厚重的企业员工）往往具有类似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得变异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从企业经理人市场组织引进新的优秀人才，有利于新鲜血液的输入，进而有利于组织创新。员工是企业创新的来源，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做好人员配备，注重人本的管理对于企业的创新及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3.6 要注重企业文化的传播与保持 企业文化是经济时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具有整合、适应和导向功能，好的企业文化会使得企业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号召力，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改造性，使其自身能够更好的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并能够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成为其他企业学习和模仿的榜样。所以说好的企业文化应该得到更好的传播，能够更好的保持和流传下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