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论文篇1

演化(Evolutionary，亦称进化)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最早在生物学里研究了进化和协同演化，后来这一研究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非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中，且其概念被翻译为“演化”和“共同演化”。从普遍意义来说，演化主要是指事物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或从一种事物变为另一种事物的动态变化过程，特指生物从较低级、较简单的状态向较高级、较复杂的状态变化。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中“演化”不仅包含动态变化过程的意义，而且包含复杂、不确定和非均衡的意义，是指利用演化思想方法，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演变规律的学科。它把技术变迁以及制度创新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借鉴生物演化思想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和发展。由于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在研究范式上强调“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主张用具有历史时间概念的演化模式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模式，同时将主流经济学忽略的诸如制度、文化、习惯等因素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这就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框架，并以全新的范式诠释了一个不同于新古典的经济学世界。演化经济学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理论面临的一次“充满希望、极有希望的挑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这个以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新范式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在最近二十多年来已成为社会科学中最重要并取得重大进展的学术领域之一。

一、演化经济思想的萌芽

演化思想早就存在于经济理论之中，即使是以静态分析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盛行的年代，演化思想也仍然在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早在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Chades R.Darwin)提出进化论之前，演化思想就已经蕴含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交换倾向与人类进化关系的猜测、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的人口理论中竞争选择的思想以及早期苏格兰哲学家们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中隐藏的典型的“个体群”的思考方式中。特别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0f Nations)中早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19世纪60年代，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问世后，卡尔・马克思(Karl H.Marx)就结合达尔文演化思想来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变迁，认为技术进步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物种共同演进及其相互转换。马克思关于生产领域中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与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反趋势之间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功能的论述等被认为是对演化思想的早期应用。他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是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企业的规模和利润的分布也必须从演化体系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的论断更是具有明显的进化论色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拒绝达尔文的“渐进”观点，而强调社会制度以革命形式表现的突变，这与达尔文的思想不同，却与现代生物学关于“突变”和“渐变”是进化形式的理论框架的观点相一致。作为第一位演化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演化思想无疑是独树一帜的。他的演化理论是宏大的，不仅包括经济，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演化。它的特点在于，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强调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类比，用演化的观点来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变迁和生产力变迁，并形成了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之后，19世纪后30年间，最有名的是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他对当时社会和生物科学影响很大，并试图建立一个包括自然和社会科学思想的完全体系。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斯宾塞发展了一个社会演化的理论，反过来它又对德国理论产生深刻的影响。事实上，斯宾塞比达尔文更接近拉马克(Jean B.Lemarck)，他强调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而不是有机体的环境选择。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多少经济演化思想。1890年，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Ifred Marshall)出版《经济学原理》(Principies of Economics)－书，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经济学的目标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他说：“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家的麦加(圣地，怕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但生物概念比力学概念更复杂，因而大量的经济基础理论研究还是以机械类比、均衡、稳定、决定。胜为主。”马歇尔的预言指示了经济学家朝圣地的方向。经济力学把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经济现象简化为经济力量的机械的位置的移动。尽管这样做有助于说明局部的、静态的现象，却并不符合现实。经济生物学则关注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关注它们的活力，它们的运动和它们的有机增长。在马歇尔看来，社会经济是一个处于运动中的各种经济力量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体。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是运动的过程，这不太像力学上的机械的位置移动，而更像生物学上的有机的向前运动。马歇尔提到了生物的“适者生存”法则在经济学上的主要意义：生存竞争使最适合于从环境中获得利益的有机体增多，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问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

这个阶段，经济学家开始思考社会经济的演变和自然界演化的相似性，以及把它运用于经济社会分析的可能性，但更多体现的是一些经济学与生物学相似关系的论断，只能是一种简单的类比分析。早期经济学研究中的演化思想虽然将注意力从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均衡分析转向了动态的演化过程，但是其经济过程的考察是基于群体的，其分析框架中仍然缺乏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未能形成一个

明确的理论框架，而且存在许多不恰当的成份。由于经济学的后继者们忽略了演进思想，新古典经济学仍是经济力学。

二、演化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

演化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掀起的。可以说，演化经济学的正式号角是凡勃伦吹响的。1898年，凡勃伦在美国《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mal0f Economics)上发表了他的演化经济学宣言《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Why Is Economics Notan Evolutiona ry Science?)以及他随后发表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0f the Leisure Class)，首次明确地把达尔文主义引入了经济学，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一次新的动向，开创了经济学演化思想的先河。他提出用达尔文的演化方法和比喻代替机械力学类似，把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遗传和选择应用于经济学。他深受当时同一时代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隐喻看作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和制度变化的主要方法。他认为经济学应该抓住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静态和均衡思想。凡勃伦强调，“近代科学”的特征是追求“累积的因果关系”，而“思考习惯”是经济学中用来说明人类行动以及行动所带来的“经济利害”的中轴。与变化的思考习惯相对应，经济学也应该是进化的，它应当是――“由经济的利害所规定的文化的成长过程的理论”。凡勃伦敦促经济学家发展一种现代的、演化的，符合实际的方法，而不是在常规的均衡状态上构造什么“技术性的”趋势。他最早指出，经济学应放弃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而采用生物进化论来重建经济学理论。因为从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动态性的角度来看，经济社会更类似于生物社会，人类社会的“制度自然选择”更类似于自然界的“物种的自然选择”。凡勃伦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约翰・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接受了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但他强调经济制度变迁的“人工”选择而非“自然”选择。19世纪末，尽管达尔文进化革命对当时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都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却未促使经济学走向演化之路。

在演化经济学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的不间断的、路径性的创新思想为演化经济学的复苏和发展带来了灵感。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而出现应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在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Theory0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进步的演进经济学框架。他认为企业家创新是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向前演进的直接原因。这种由企业家引起的创新活动，类似于生物学的“突变”，企业家就是在这种技术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中的核心动力。他发展了一套关于资源重新组合和扩张的创新理论，并用“内生性变迁”和“创新推动的自我转换过程”来纠正马歇尔经济学在市场均衡分析方面的缺陷。此后，熊彼特分别在1939年的《经济周期》(Businesscyde)和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Democracy)著作对上述理论加以发挥和运用。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提出内生技术进步理论，他指出技术演化过程内生于人类演化过程中。在对经济周期的解释中，他提出了基于“循环流转”的渐变过程和基于集群创新的突变过程的演化机制。这一机制以及基于创新的扩散过程的“Schumpeter竞争模式”为后来演化经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沿着熊彼特开辟的研究方向，西方学者对产业竞争、市场过程、长期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等层面的问题作出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在经济学及社会学等领域中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在熊彼特之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演化主义在经济学领域里的声音异常微弱，占绝对优势的是追求高深数学模型的新古典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只有少数学者如阿尔钦(1950)、哈耶克(1954)等，在经济学中曾使用过生物类比的方法。1950年，阿尔钦(Armen A.Alchian)在其《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Uncertainty，EvoIution and Economics TheoH)中正式引用了演化思想，认为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只有能够获得最多资源的行为主体才能存活下来。他建议在经济分析中用自然选择的概念代替最大化的概念，这一建议体现了生物演化和自然选择的原则.它把经济系统解释为以利润为目标进行选择的适应性机制。在这篇文章中，阿尔钦提出了应对生物演化的三种经济演化机制：“基因遗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经济对应概念分别是模仿、创新和利润。”顺沿阿尔钦的思想，贝克尔(Gary S Becker)开始探究达成新古典的均衡状态的过程。他指出经济演化过程可以产生标准的新古典结果，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分析可以通过对演化过程的深入理解得到补充和完善。他认为，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只有能够获得最多资源的行为主体才能存活下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则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所坚持的收益最大化假设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生存原则，只有那些力图获取最大化收益的行为主体才能够在市场选择中生存下来。因此收益最大化假设并不是说每个商人都是通过深思熟虑后做出决策的，它仅仅说明商人只是看上去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就是弗里德曼1953年提出的著名似然(As-if)理性理论。阿尔钦，贝克尔和弗里德曼的选择观点表明，向新均衡的移动并不是由那些能够及时做出反应的理性企业造成的，而是由一种类似于生物学中自然选择的力量一市场所决定的。1954年，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A.Hayek)用演化经济的观点研究了文化与社会秩序的形成。门格尔和哈耶克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突出地强调了主观知识对新奇的重要性。哈耶克关于社会秩序形成的思想与其对文化演进的思想有关。他设计了三个具体层次的演进：第一层次是遗传学演进；第二层次是人类智力和知识产品的演进；第三层次是“文化演进”。哈耶克对演化经济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该理论影响很大，且经常被众多的制度学派和演化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引用。1960年，哈耶克在

《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0fLiberty)对社会自发系统的演化进行了详细的表述。哈耶克认为，组织形式或秩序可以分为人为秩序和自发秩序，是目的性把二者相区别开来。“自发秩序”产生于个体为实现自我利益的过程，是非目的性的结果，是适应性进化的结果。哈耶克明确指出：“各种各样的制度和习惯，亦即人们做事的方法和工具，并认为它们是透过长期的试错演化而逐渐形成的，且构成了我们所承袭的文明”。另外，1964年，悉尼・温特(SidneyG.Winter)研究了选择过程，他的模型把行为的惯例或规则与某一行动区别开来。1965年老或后制度学派在美国成立演化经济学会(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Economics,AFEE)。该组织声称自己试图发扬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R Commons)和米契尔(Wesley Mitchell)等人的思想遗产，并于1967年创办了“经济问题杂志》(Joumal 0f Economic Issues)。1970年，法雷尔(Joseph Farre1)用一种分支过程理论探讨了一种关于投机行为的简单演化模型。1971年，邓恩(WiIliamN Dunn)用演化的思想提出了一种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看法。但是，20世纪50～70年代总体上是演化经济学的“黯淡”时期，基本上没有一本基于演化主义的著作问世。这主要是由于这个时期，进化仍视为一个有目标的定向的过程，进化的目的性和方向性恰好迎合人们头脑中的乌托邦思想，最优和均衡假说也就理所当然占据上风。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出现理论危机以后，经济学表现出了明显的混沌特征：动荡不已，仿佛混乱无序。具体表现为学派林立：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新奥地利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混沌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法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等；观点歧异：不同学派甚至同一个学派内部对一些基本问题相互争论，比如，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围的争论，演化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系的争论，演化经济学内部的争论，等等。但是，在争论的过程中，经济学逐渐呈明显的协同趋势，不同的学派逐渐达成一些共识，纷乱的学派逐渐形成几个大的阵营或者逐步相互融合。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两大阵营，一个阵营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范式，但是，也在逐步放宽假定条件，对均衡模型进行扩展，或者以均衡状态作为参照系研究经济达到均衡的过程；另一个阵营则认为，均衡范式或分析框架已经解释不了现实的经济问题，倾向于放弃均衡范式，该阵营把现实的经济看成一个远离平衡的、由简单到复杂不断演化的复杂系统。前者可称为均衡经济学阵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目前是经济学的主流；后者可称为演化经济学阵营，正在迅速发展壮大。

与以往各种非主流学派仅仅从局部修改新古典理论不同，演化经济学借用现代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对主流经济学的“硬核”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形成了解释经济现实的全新范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对主流经济学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自1981年贝尔(DanielBeN)和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主编的《现代经济理论的危机》(TheCrisis in Economic Theory)出版以来，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现代经济学的危机在于其研究范式，这种范式上的危机又根源于其机械论和简化论的方法论基础。1981年，肯尼思・鲍尔丁(Kenneth E.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 ryEconomics)一书，演化经济学重新受到重视。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1982年，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R.Nelson)和悉尼・温特(Sidney G.Winter)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An Evolutionary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标志着演化思想聚合之势，一种比较系统的新的经济理论呼之欲出，演化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纳尔逊和温特在这本著作中花费了相当的篇幅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和均衡思想进行了批判，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纳尔逊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纳尔森和温特用“演化”来定义一种理论或模型或观点，他们认为一个完整的演化范式应该包括选择单位、选择机制和选择标准以及适应性和变异性，不同的选择单位将影响当事人在个体或者在组织水平能被复制、修改、提高或代际传递；选择标准的多维性使得据此建立演化模型要能说明选择过程的机制；适应性用惯例表示，纳尔逊和温特将自然选择理论中的惯例解释为基因型，用“惯例”表示发现新的生产技术或者改进现有技术的“基因”，将变迁问题解释为达到一个显著的变异程度。他们强调有限理性的概念，一反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理性假设。

纳尔逊和温特(Nelson＆Winter)首倡的演化经济学方法已经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挑战，它把既定市场上的变化描述为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之间竞争的结果。这种工作成功地吸引了主要是从事创新、技术变迁和演化研究的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从纳尔逊和温特(Nelson＆Winter)的那本著作发表以来，大量的经济学家致力于演化经济理论的研究。例如多西(Giovanni Dosi)、弗里曼(Christopler Freeman)、罗尔斯(Richard Nelson)、西尔夫伯格(GeraldSilverberg)和索特(Luc Soete)，安德森(Philip Anderson)、阿罗(KennethArrow)和派因斯(David Pines)，克拉克(Norman Clark)和朱玛(CalestousJuma)，马格努森(Lars Magnusson)等都就各自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

法，出版了关于演化理论的专著。1986年国际熊彼特学会(TheInternational Joseph Alois SchumpeterSocielv，ISS)成立。1993年著名的《演化经济学》(Journal of EvolutionaryEconomics)期刊成为该学会的附属刊物。1988年，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EAEPE)成立。它是欧洲最重要的异端经济学家组织，也是第二大欧洲经济学学会。它拥有自己的专业期刊《制度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InstitutionaI Economics，JOIE)，并以卡普・威廉姆(Karl William Kapp)、缪尔达尔(GunnarMyrdal)、西蒙(HerbertSimon)为名设立了三个奖项以奖励学会成员的研究成果。目前，这个学会已成为具有广泛基础和多元化的论坛。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Journal 0f Evolutionary Economics)正式诞生，同时众多经济学杂志对演化经济学方面文章甚感兴趣。1992年威特(Ulrich Witt)对演化经济理论方面的经典工作进行了综述。1993年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出版了《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重生》(Economics and Evolution：Bringing Life Back into Economic)。1 995年，威布尔(W.Weibull)出版《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一书，比较系统、完整地总结了演化博弈理论，其中包含了一些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演化博弈论强调参与人的有限理，试图概括惰性、模仿、不完备推断以及随机因素等人类行为的特征，因而与侧重于完全理性和演绎推理的古典博弈论有很大不同。日本也于1997年3月成立了“日本演化经济学会”(Japan Association forEvolutionary Economics,JAFEE)，并创办《演化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评论》(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Review,EIER)杂志，这是亚洲国家第一个专业的演化经济学学会。1999年，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出版《演化和制度：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Evolution andInstitutions：On Evolutionary Economicsan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s)，并于1999年开始编辑出版《制度与演化经济学新视野》丛书，2000年在英国赫福德郡大学成立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2001年，波普尔(DopferK)等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纲要与范围》(EvoIutionary Economics：Prog ram andScope)一书，该书收集了国际上一流的演化经济学家对于一些演化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的一系列经典的论文。这些演化经济学家们主要围绕着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本体论、演化微观经济学和演化宏观经济学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有益的探讨，就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和研究范围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本论文集无疑对于正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演化经济学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表明演化经济学对于“异端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综合的时机已经成熟。2001年，福斯特和梅特卡夫(John Foster and J.StanleyMetcalfe)主编出版《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Frontie rs 0f Evolutiona ry Economics：Competition，Self-Organisation and.Innovation Policy)一书。与许多以演化经济学为标签的著作不同，本书几乎没有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相反，演化经济学本身却得到了仔细的检讨，并发现了它在一些方面的缺陷。当然，这种自我批判总是建设性的，它为将来的研究前景和方向提出了一系列有见识的建议。2002年，霍奇逊(GeoffreyHodgson)主编出版《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A Modern Reader in Institutional andEvolutionary Economics：Key Concept)一书，书中共收录了12篇论文，反映了老制度主义学派对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概貌。反映了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会在演化经济学迅速发展的过去的十年中，即1990年一2000年在演化经济学研究上的优秀成果。2004年“北京共识”的提出，强调创新、演化及多样性，标志着集中反映了主流经济学机械和决定论思维模式的“华盛顿共识”的终结。从理论意义上说，演化经济学这种繁荣开辟了一种新的理论进路，代表了回归真实世界的倾向；在实践价值上，演化经济学对技术政策、技术演化、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将演化思想运用于经济学分析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演化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研究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不断涌现和；J士大。现代演化经济学不再依赖新古典主义，而是以达尔文、拉马克主义重建经济学，更明确地提出了选择机制、系统的自组织问题，并且用经济演化来分析产业演化和经济增长等许多实际问题；采取了群体动态学的方式，用复杂的动态数学设计简单的非现实状态，之前的演化经济学则倾向于一种与传统经济相异的、内部约束的经验主义。现代演化经济学中的学科交融的倾向日趋明显，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演化经济学理解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依据，尤其在理性、非理性、交换倾向、利他行为等传统经济学的“软肋”问题上，来自脑科学、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新进展为演化经济学开辟了新的分析思路。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1997)曾指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已成为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主要的事件之一。新古典经济学家弗兰克哈恩(Frank Horace Hahn)曾预言：“在21世纪，经济学将恢复其亲生物学的马歇尔传统。”哈恩的预言似乎暗示着演化经济学的未来，即通过“范式革命”来解决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危机。

从经济学发展史看，新的经济学理论只有实现了对不同学派的一定程度的综合，“把原有理论能解释的现象同它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综合在一起做出最精炼、最简单的解释”，才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而基于自组织理论之上的演化经济学最有可能完成这一使命。经济演化思想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成长，其今天的发展速度异常迅猛。长期以来，演化经济学是一个极其庞杂的理论体系，它广泛吸收了生物演化理论、演化心理学、认知科学、复杂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涵盖了诸如老制度学派、熊彼特主义、奥地利学派、创新经济学和桑塔非学派等各种经济学流派。现在，演化经济学正在融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中。许多学者认为，经济学理论即将迎来“第三次分叉”，演化经济学将成为21世纪经济学的主旋律，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贯穿整个21世纪。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有关演化主题的研究日益增多，例如，2009年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国经济学年会，涉及演化经济学研究的就有三个分会场。霍奇逊(GeoffreyHodgson,2007)甚至乐观地认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演化转向。尤其是最近刚刚发生的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使得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受到极大的挑战。以霍奇逊为首的英国十大经济学家在接到英国女王对于“经济学家为何对本次金融危机毫无作为”的疑问中，大力批判了当前主流经济学过分强调抽象的数学模型，而忽视了对经济现象本身的研究。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问题是仍滞留于力学或机械类比的状态，并通过经济学“帝国主义”向其他社会科学输出这种方法。演化经济学在这场危机中进人经济理论，将时间、知识和不可逆纳入分析范围，研究经济系统的变化和开放过程，从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程序。在演化视野下，演化经济学将时间纬度拓展到了极大，并开始关注人类的存在这样的命题。可以说，演化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交锋，实际上是“人文”经济学和“科学”经济学的交锋，借助于“惟有变是永恒的”这一理念，借助于开放式的学科态度，演化经济学能否在“科学”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之间拓展出第三条道路，我们将拭目以待。但当前演化经济学的格局仍处于一种无序态的发展中，在如何完善演化理论体系上和分析框架上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各学派的创造性综合以及系统的理论框架的建立将是其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另外，其分析基础是扩展达尔文主义还是以自组织理论取而代之，理论界仍有争执；再者，在演化经济学价格理论问题上，演化经济学家们仍很矛盾，一方面认为价格决定本身是一种习俗和惯例，不同意主流经济学视价格为市场结果的观点，另一方面仍不能完全放弃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的分析工具。尽管如此，我们仍相信，经过不断发展和改进，演化经济学将发展为一门系统的可与新古典经济学媲美的经济理论。

主流经济学强大的共同体阵容、高度的社会地位、完备的理论体系、优雅的数学形式和明确的政策建议是演化经济学无法比拟的，但演化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深刻见解和哲学思辨也是主流经济学难以达到的。演化理论动态的、演进的分析方法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理论作出了修正，使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更为准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古典的经济理论。如果我们摈弃成见，汲取不同理论范式的思想精华，将有利于开拓研究思路，提高研究水平。当然，演化经济学要发展成为一种可以替代主流经济学的能够为理论经济学未来发展起到定向作用的进步性纲领，止步于一股不屑主流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的理论思潮显然是不够的，这要求演化经济学不仅在方法论上继续完善，在跨学科交流，语言凝练，理论建模等方面都要取得进展。从理论发展来讲，演化经济学不能一味地追随或适应主流经济学范式而丢失自己的传统，必须在自身范式下拓展理论疆域。也许，演化经济学更应该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等学科中吸取养分，将经济分析置于更为宏大的视野中。

三、演化经济学在国内的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对演化经济学的引入和研究较晚。最早介绍演化经济学的是宁波大学胡世凯教授，1997年他翻译了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是该书的出版并未引起中国经济学界对演化经济学的特别关注。随后，刘永爱(1999)从创新的角度介绍了演化经济学。秦海(1999)考察了经济学中新、老制度主义学说的兴衰演化过程，论及“立完制度选择”、“历史制度分析”、“演化经济分析”诸学派，指出制度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出现某种综合的趋势，并呼吁国内社会科学界对此走势应给予充分关注。贾根良(1999)在国内论文中首次系统的介绍和评价了演化经济学这门学科。蒋德鹏、盛昭瀚(2000)对国外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综述，对社会经济分析中演化理论的最新进展进行了评述。郭箭(2001)从认识论的角度对进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指出了由于对经济世界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两种经济学理论在经济理性，多样性以及时间和过程等基本问题的理解上的显著差异，并认为，进化经济学坚持以动态演化观点来理解社会经济过程的思想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贾根良(2002)在《重新理解东亚模式：演化经济学的新框架》一文中通过对调节学派与创新体系这两种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的整合，提出了重新理解东亚模式的一种新框架。靳涛(2002)在对凡勃伦的“累积性因果”思想、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和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原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他们的演化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表述，并对他们的演化思想予以了客观的评析。贾根良(2002)在《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一文中按照“新奇”这个划分标准，把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划分为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调节”学派，认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四大流派所继承的传统近二十年来已发生了很大的擅变，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如果能在新的框架下相互杂交，这将有可能在理论上产生重大的创新。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盛昭翰，蒋德鹏(2003)剖析了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欠缺，系统地阐述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惯例、搜寻、选择环境)，在介绍演化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同时，对演化经济学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与介绍，剖析了演化经济理论被众多经济学流派接受和吸收的原因。汪浩瀚(2003)在对均衡和演化这两大截然不同的经

演化经济学论文篇2

随着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新古典体系不断拓展其理论的解释领域将原先许多主要由演化经济学考察的经济现象也纳入其理论分析框架中。例如，新古典的产业组织理论尝试解释“技术创新、企业规模和市场结构的关系”(多纳德。海和德里克。莫瑞斯，2001);新制度经济学尝试解释制度变迁问题(诺斯等，1994);新増长理论通过建立内生増长模型，尝试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増长的关系(巴罗和萨拉伊马丁，2000)。而这些原先都属于演化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此外，新古典经济学还论述了其理论与演化经济学在经济行为预测上的一致性，认为新古典的理性最大化行为能够从自然选择过程中推导出来，演化模型得出的结果与新古典模型是相同的，两者是可兼容的，并且宣称是新古典演化主义(Friedman,1953)。这些理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上述领域的解释还是存在明显的不足。产业组织理论主要研究市场结构对企业各种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并没有真正关注技术创新所引致的产业组织演变和经济结构变革。这种静态的均衡分析远离了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安东内利，2006)。新制度经济学则将制度变迁视为从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的瞬时移动，并不考察制度失衡后个体间的互动和协调过程(诺斯等，1994)。新増长理论也将经济増长视为移动均衡的过程，它假设企业知道所有可供选择的技术机会集合及其自身生产函数所处的位置，技术进步是源自企业有意识和明确的R&)投资决策，经济增长并不涉及任何知识增长过程(纳尔逊，2004)同样地，并不是所有的演化模型都能得出与新古典模型相同的结果，演化模型必须满足以下四个主要条件才能确保所有生存者的行为是利润最大化:多样性(variety)行为连续性、利润引起的增长和有限的路径依赖

 

可见，在许多领域中，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完全取代演化经济学的解释。而且，随着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新古典的理性选择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有限理性”的概念得到了更多经济学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以Nelson和Winter(1982)为代表的新熊彼特主义掀起了演化经济学复兴的浪潮。在过去的20年里，演化经济学发展速度更加迅猛。通过对Econlit数据库中经济学文献的统计，Silva和Teixeira(2⑴6)发现，在过去50年有关演化的经济学文献中，90%的文章是1990年以后发表。因此，经济学中有关演化主题的研究日益增多。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演化转向，演化经济学可能再次成为主流经济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在发生变化，从原先一般均衡理论的均衡分析转向博弈论的纳什均衡分析，进而又拓展为演化博弈的趋向均衡分析

 

其中，演化博弈的发展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几乎处于相同时期—些学者将演化博弈视为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交流和结合，认为演化博弈能够调和均衡理论和演化理论的范式冲突，也体现了主流经济学对演化经济学的吸收和接纳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演化博弈的发展可能促使演化经济学成为主流在一项有关演化经济学现状和未来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演化博弈是演化经济学未来最有发展前景的理论之一。

 

但是，从理论发展脉络上看，演化博弈和现代演化经济学却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且各自的分析方法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当然，独立发展并不意味着毫无联系。但现代经济学却很少深入研究这两种理论的关联。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博弈论者并不熟悉演化理论，反之，演化论者也不熟悉博弈论。很多学者仅仅凭借学术直觉，要么认为演化博弈是传统博弈论的拓展，属于新古典体系，它与演化经济学本身并没有联系;要么认为演化博弈能够为演化经济学提供合适的数理模型，是演化经济学的重要进展，甚至能够促使演化经济学再次成为主流。就演化博弈对于演化经济学的作用而言，前者判断过于悲观，后者判断则过于乐观。那么，演化博弈和演化经济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演化博弈是否能够推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并且成为演化经济学今后重点研究的领域之一?或者它更像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乔装，与先前的新古典演化主义一样，尽管其模型中包含演化过程，实质却是为了证明进而重复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显然，正确理解演化博弈在演化经济学中的作用和局限，对于理清演化博弈和演化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二、演化博弈的基本分析结构及其发展

 

普遍认为，演化博弈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首先，当博弈论在经济学中广泛运用时，生物学家从中得到启示，尝试运用博弈论中策略互动思想，建构各种生物竞争演化模型，包括动物竞争、性别分配以及植物的成长和发展等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博弈论在生物学中的运用;接着，生物学家根据生物演化的自身规律，对传统博弈论进行改造，包括将传统博弈论中支付函数转化为生物适应度函数引入突变机制将传统的纳什均衡精炼为演化稳定均衡，1973)以及引入选择机制建构复制者动态。这个阶段是演化博弈正式形成阶段;随后，鉴于演化博弈对传统博弈的拓展(例如，放松理性假设、精炼纳什均衡以及考察动态调整过程)，经济学家又反过来借鉴生物学家的思想，将演化博弈运用到经济学中，这又进一步推动演化博弈的发展，包括从演化稳定均衡发展到随机稳定均衡,从确定性的复制者动态模型发展为随机的个体学习动态模型等

 

实际上，演化博弈的思想较早还可以追溯到约翰。纳什对均衡概念的阐释。纳什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均衡概念存在两种解释方式:一种是理性主义的解释，另一种就是“大规模行动的解释”。前一种是经典博弈论的解释方式，后一种实际上是演化博弈的解释方式。纳什认为均衡的实现并不一定要假设参与者对博弈结构拥有全部知识，以及个体拥有复杂的推理能力，只要假设参与者在决策时都能够从具有相对优势的各种纯策略中积累相关经验信息(例如，学习收益高的策略)，经过一段时间的策略调整，也能达到均衡状态。因此，演化博弈的思想早就存在于纳什的博弈理论中。在一些学者看来，演化博弈是博弈论的另一种思考视角，它属于博弈论的研究范畴(Schmidt,2004)。事实上，演化博弈的发展主要也是由众多优秀的博弈论学者推动的。

 

但是，纳什也不是最早提出演化博弈思想的学者。尽管很难考证纳什的“大规模行动”是否受到生物学家的影响，但却可以在更早的许多生态模型和生物种群模型中清晰地发现演化博弈思想。例如，Logistic増长模型、Lokta和Volteira的捕食与被捕食(predatoiipiey)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各种生物互动模型等。Vincent和Brown(2005)指出，只要建立各种演化策略同适应度和种群増长率的关系，上述这些种群动态模型都可以被转化为演化博弈模型。他们进一步指出，演化博弈的核心思想早就存在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中，可以将其称为达尔文主义博弈(Darwiniangame)因此，演化博弈的兴起既受到博弈论的影响，也受到生物演化的影响。它不应该仅仅属于博弈论的研究范畴，还应该属于演化理论的研究范畴。

 

(一)演化博弈的基本分析结构

 

1.博弈框架

 

与经典博弈一样，演化博弈首先必须存在一个博弈框架。这个博弈框架主要指博弈的结构和规则。演化博弈总是在特定的博弈结构和规则下进行的。而特定的技术和制度条件决定了特定的博弈结构和规则。这也意味着演化博弈是在特定技术和制度条件下进行。但是，与经典博弈不同的是，演化博弈认为参与者并不拥有博弈结构和规则的全部知识，相反，参与者的知识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参与者通常是通过某种传递机制而非理性选择获得策略。尽管博弈的次数可能是无穷的，但是，在每次博弈中，参与者通常都是从大群体中随机选择出来，参与者之间缺乏了解再次博弈的概率也较低。因此，参与者不会像重复博弈那样尝试通过声誉机制来影响对方未来的行动(Friedman,1998)

 

2.适应度函数(fitnessfunction)

 

演化博弈必须将经典博弈中的支付函数转化为适应度函数。适应度是生物演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它用来描述基因的繁殖能力。在演化博弈模型中，某种策略的适应度可以被简单理解为采用该策略人数在每期博弈后的増长率。适应度函数则可以被视为策略与适应度的映射关系。在生物演化领域，适应度函数的定义是比较精确和确定的。但是，在社会经济演化领域中，适应度函数的定义则相对模糊和不确定。某种策略的适应度不仅仅取决于它在博弈中获取的支付，还可能取决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该策略的各种主观道德评价，以及个体对该策略的学习能力和个体间的社会互动模式。但是，为了简化分析，许多演化博弈模型都直接将个体的博弈支付等同于适应度。由于参与者是随机挑选的，某个纯策略的适应度取决于该策略的期望收益，后者又依赖于策略的频率分布。因此，适应度函数是频率依赖(frequencydependence)。此外，适应度函数有时还依赖于群体规模(人数)。

 

3.演化过程:选择机制和变异机制

 

演化经济学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2）-0061-06

经济学研究中的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分野由来已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期。时至今日，这一区分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均衡主义在指导拉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失败日益加深。“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破产，表明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不过是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致命的自负”［1］。

20世纪后期以来“演化经济学”的复兴是对经济均衡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它反映了人们寻求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多元化运行模式研究工具的努力。然而，对演化主义的肯定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对均衡主义的否定。尽管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哲学，但在工具意义上对二者的性质及功能进行严肃而客观的检讨与评估，从而在一个更为一般的框架内将二者进行整合和创造性发展，对于经济学基础体系的创新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研究中的均衡主义：新古典范式的形成与特征

19世纪以来，西方进入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时期。经济学家对自然科学的崇尚，不但导致了经济学发展对于牛顿力学的机械性模仿，也使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接受了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思想，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成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所遵循的主要方法。

新古典范式中的均衡主义首先是流行于17－19世纪的机械决定论思潮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体现。如同物理世界中各种运动的最终结果必然趋于均衡一样，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家坚信在经济世界中，各种分散的决策所产生的经济活动也将形成整个经济的秩序。对这一命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斯密分析了市场经济和分工条件下的协调问题，指出在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社会经济的均衡和秩序能够实现。萨伊接受了斯密学说中的“庸俗”部分，提出了“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的定理［2］。瓦尔拉斯则提出一般均衡的概念，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纯理论”，应当被建设成为如同机械学和力学那样的“数学一物理”科学［3］。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表明了通过市场供求力量的相互作用，各种经济过程必将达到一个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的均衡解。20世纪中期，阿罗、德布鲁利用布劳维尔不动点原理成功地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这样，在新古典范式的观念中，均衡是经济世界的一般状态，而各种变化只是经济系统中的偶然现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实际存在的事实，对于这些事实的初始动力或运动过程则不必给予过多的关注，对均衡状态的“偶尔的和暂时的偏离”情况更要排除在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之外。显然，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作为科学主义产物的经济均衡主义，事实上已经发展成为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进行理论辩护的工具，并在19世纪末逐步演化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失去其“科学”意义。

在方法论意义上接受实证主义思想是新古典范式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实证主义哲学追求实证知识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强调以“实证”为中心的科学标准。实证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早期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三代，对经济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直接对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逻辑实证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逻辑原子主义把世界看成由许许多多相互独立的事件或事实简单的加总，否定由这些事件构成的某种统一性，认为了解任何主题的途径是分析，对某一事物不断进行分析，直至不能分析为止，那时所剩下的就是逻辑原子，逻辑原子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必须看到，尽管“经济人”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44年穆勒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决问题》一文中，但新古典范式中的个人主义原则无疑体现了逻辑原子主义的基本主张。在新古典范式中，人被抽象成为边沁意义上的精于幸福和痛苦计算的完全理性的经济动物，社会不过是这一个个单独的个人的总和。个人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个人最优则意味着社会最优，实现经济均衡的秘密在于对个人行为的分析中，因此寻求和论证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乐此不疲的目标，经济学研究的个人主义方法原则成为新古典范式方法论的重要内容。

逻辑实证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排斥形而上学，强调可证实性原则，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科学标准的确立：（1）科学是具体的，它只能提出和解决现实对象的有限问题；（2）科学是经验的，经验是科学的起点以及内容和检验标准所不能超越的基础；（3）科学是精确的，科学结论必须通过方程以及数据等量化方式来表示；（4）科学是可检验的，科学结论必须具有能够接受检验的可能性。在这四点中，可检验性原则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可检验性原则是具体性的体现、经验性的基础和精确性的保证。可检验性主要包含三个方而的含义：①可检验性是依靠实验来获取科学结论的；②可检验性为具有猜测性质的假说转化为科学提供方法论途径；③可检验性意味着结论在可控条件下的可重复性，而可重复性为检验的客观性和现实可行性提供保证［4］。

逻辑实证主义还实现了逻辑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结合，特别是对数理逻辑的引入，精确了经济变量在逻辑上的严格关系，体现了科学理论构成对经济学公理化和形式化的要求。首先，根据这一要求，经济理论中的全部陈述必须安排成一个演绎系统。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分析基础》一书，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方法转译为一致的数学形式，实现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的综合，这样整个新古典体系就变成了一个建立在演绎推理之上的精致化的逻辑结构；第二，为了揭示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证明经济系统的均衡状态，一些难以量化和处理的变量统统被“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第三，数理逻辑的引入促进了新古典范式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数据检验风尚的形成。数理逻辑推演以及定量化进入经济学的程度，被认为是检验经济学“科学化”的重要指标，数学在其中被赋予了决定性的角色。

总的来说，以均衡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古典范式在其发展构成中鲜明地呈现出以下特点：（1）在理论上广泛使用对牛顿力学的机械隐喻；（2）只关注经济系统处于均衡状态时（即量变条件下）各经济变量因果关系的逻辑演绎，否定了经济系统质变或突变的可能，是对经济系统静态的分析；（3）接受了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坚持经济分析的个人主义原则；（4）在理论构成和框架安排上强调公理化、形式化和数学化，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计量分析。

二、经济研究中的演化主义：演化经济学的形成与特征

与经济学研究的均衡主义不同，演化经济学从经济现象的实际出发，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强调经济系统具体运动过程的分析。尽管人们以1982年纳尔森（Nelson）和温特（Winter）的《经济变化的一个演化理论》一书的出版作为现代演化经济学产生的标志，但“演化经济学”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98年凡勃伦发表的《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一文中，而经济演化的思想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

在达尔文和斯宾塞之前，一些德国社会学家已经在生物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做了广泛的比较，但经济演化思想的真正开始是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并以马克思成功地运用到经济社会中的分析作为标志，马克思无疑是一位重要的演化经济学家。

马克思发现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然达尔文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类似性，“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5］马克思的演化理论是宏大的，不仅包括经济演化，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演化，它的特点在于，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强调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类比，用演化的观点来研究生产力变迁和社会生产关系变迁，强调阶级斗争的“质变”与急剧的社会革命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演化的意义，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演化观。诺思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的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6］

演化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凡勃伦掀起的。凡勃伦首次将达尔文主义引入了经济学，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一次新的动向。他提出用达尔文的演化方法和比喻代替机械力学，把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遗传和选择应用于经济学，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新古典范式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但是，凡勃伦没有将他的思想发展成具有一般意义的分析框架。［7］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应该归功于熊彼特的研究。熊彼特认为，研究资本主义就是研究一个渐进过程。熊彼特借鉴了生物进化理论，他在1934年出版的《经济周期》中写道：“事实上，正是心理学和动物学，而不是力学，使我们的科学获得了类似的特点，这一点正是有关经济问题所有清新思想的起点。”［8］在熊彼特看来，经济演化是由创新及其所有效果产生的经济过程的变化和经济系统对于变化的响应。在经济演化中，竞争与创新是造成经济演化和性质变化的内生力量，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竞争不仅仅是价格竞争，而更重要的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的竞争，后者的竞争的对象不是企业的利润和产量，而是企业的生存。这些变化就是熊彼特“循环流转”的渐进过程和“创造性毁灭”突变过程的演化机制。熊彼特的经济演化思想为后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输送了营养，但由于熊彼特承认瓦尔拉斯均衡是经济的“有序机制”，他始终在均衡和演化之间徘徊，最终没有超越新古典主义。

哈耶克的演化思想在20世纪后期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受达尔文自然选择观点的启发，哈耶克认为，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他认为社会的演化是一个自然的进程，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在哈耶克看来，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9］。与哈耶克同时代的阿尔钦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经济自然选择的观点。

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始于纳尔森和温特。纳尔森和温特运用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范式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演化经济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纳尔森和温特之后，演化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如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调节”学派等，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产业演化、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0］

就本质而言，演化经济学源于对机械决定论、逻辑原子主义与静态宇宙观的背离，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与经济均衡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征：（1）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反对新古典范式的机械隐喻；（2）反对还原论或简化论的做法，即反对经济学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方法；（3）强调演化过程中的新奇性和创造力，强调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时间不可逆；（4）在承认渐变的同时，考虑突变的重要作用。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演化经济分析中的生物学隐喻并非机械的套用生物学的概念和理论。马克思拒绝纯粹的生物达尔文主义，他警告说：“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人物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11］隐喻的使用并不是无界限的，它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研究对象必须是同质的而不是异质的；第二，隐喻词所折射出的世界观应具有基本的相似性；第三，经济演化在逻辑上与生物演化必须契合。

三、均衡与演化：替代还是互补？

长期以来，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被视为相互对立的经济学范畴，二者的关系，要么是均衡主义替代演化主义，要么是演化主义替代均衡主义。诚然，在本源意义上，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前者借鉴了物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后者则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获得最初的思想灵感，二者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然而，宇宙观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对立并非简单地意味着形而下的工具意义上的不可兼容。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作为两种经济世界运行规律的解释体系，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世界。在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既需要均衡主义，又需要演化主义，二者是相辅相承的。

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互补，首先表现在它们只是在工具意义上从不同的层面上对同一个对象进行刻画，其功能和目标是一致的。均衡主义将世界理解为存在（being），演化主义将世界理解为过程（becoming），前者分析了经济系统处于暂时稳定时（即量变阶段）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后者揭示了经济系统的核心要素发生突变或质变的演化机制。不管是均衡主义，还是演化主义，只是反映了经济世界运行规律其中的一个侧面，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关于经济世界准确的认知。

均衡主义研究了作为存在的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均衡主义将世界理解成一个静止的状态，而从静态的角度分析经济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首先要将作为整体的世界分割和还原成作为元素的个体，这使得经济均衡主义在方法论上接受了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还原论哲学。考虑到许多因素之间潜在的关联和属性往往不易为感官所感知，要对各经济原子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揭示，进而形成理论上的系统知识，就必须在高度抽象基础上，在假定其它因素不变或者不予考虑的前提下，通过对相关变量统计资料的数值计算，采用公理化方式来确定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新古典范式的简化主义。必须看到，新古典范式利用原子主义和简化主义的方法，对经济系统中核心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实证的论证与检验，其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关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最系统最全面的理论总结，作为一种共同知识，为人们解释和改造经济世界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另外，在新古典范式中，由于对人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被视为外生变量，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均衡主义成功地描述了经济系统稳定时的理想状态，从而提供了一个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参照系”。它的意义在于，有了这样的参照系，经济问题的分析就具有了方法的一致性，而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在新古典范式中，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都是经济学家开展研究工作的参照系，它们虽然是不现实的，但却具有极大的价值［12］。针对新古典范式对现实解释力不足的局面，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在不放弃“硬核”的前提下，又开辟了交易费用的分析工具，倡导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初步实现了均衡主义理论框架的进步。

与均衡主义静态分析不同，演化主义研究了作为过程的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演化主义从整体主义出发，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被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经济世界只有在与技术、政治、历史等因素的联系中才能体现出自己的真正面目，经济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现象。在经济研究中，经济学家必须关注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必须关注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因此，演化主义是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和过程的真实经济世界的逻辑模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语言。需要强调的是，离开了传统和现实世界的支撑，经济学研究必然会沉沦于纯粹的文字游戏，从而陷入“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之类命题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纯粹思辨的泥潭，但过于重视传统、现实与各种影响因素，却又不得不面临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分析工具的简陋性之间的矛盾。演化经济学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公理化的理论体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均衡主义具体的研究手段，对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互补还表现在它为人们提供了两条改造社会的方法，即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的方法。均衡主义坚持了静态的、机械的宇宙观，不承认世界的变化，特别是经济世界中核心要素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这个变化也被假定为瞬间完成，这使得均衡主义在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中坚持了建构理性的思路；而演化主义继承了哈耶克、波普等人所主张的演进理性的传统，提供了一个基于历史的解释世界的视角。

建构理性又叫建构主义，起源于笛卡尔、培根和霍布斯等哲学家的思想，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建构理性把人抬到了神的高度，假定人生而具有智识和道德秉赋，认为通过这种秉赋就可以对人类文明进行全能的设计，“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望效力，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13］。建构理性主义者坚信，一切有意义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都应该是基于人的理智进行有意识的演绎过程的结果。然而，由于从本质上讲知识是分散的。市场中所利用的知识都是关于具体个人和具体情境的知识，它分散地存在于每个具体的个体当中，具有情境性、具体性、特殊性，是不可能汇总到一个或者数个头脑中并作为决策的依据的，人往往处于无知的状态，因此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方面存在极大的局限，建构理性关于人作为一种存在可凭籍其理性就可以超越他所在的文明的能力，只能是一种幻觉。建构理性实际上诉诸的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的情感，其结果是“从人神同敬的理想试验图，异化为神人同泣的道德嗜血国”［14］。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梦想，建构理性试图将人类世界变成天堂，但其无意识的后果将是人间地狱。20世纪80、90年代，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推行的“休克疗法”使建构理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它对经济的严重的破坏清楚地表明，否定演化主义的建构理性最终将导致理性的悲剧。与建构理性不同，演进理性认为，由于个人理性是十分有限的和不完全的，理性只能渐进地、局部地、在传统指引下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改进的方向，社会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有机地、缓慢地发展。各种实在的制度，如道德、语言、法律等并不是人类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以一种累积的方式进化而来的。20世纪后期，不拘泥于均衡主义教条的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经济改革通过分散试验、经济特区、价格双轨制等方法使我国“大范围制度变迁”取得了成功，很好地说明了演化主义的合理性。［15］

应该指出的是，对建构理性的批判并不是取消建构理性，对演化理性的肯定也不意味着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所作为，那样无非等于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知识分散化假定驳斥了人类的狂妄和自负，但并非对人类所拥有的关于已知世界的知识的否定，它只是表明人类在未知世界面前应该具有谦虚的态度。哈耶克也并不赞同完全的取消计划和组织，因为它们毕竟是冲突的个体寻求调节和妥协以及实现自利的唯一可依赖的仲裁者，也是行为规则的保护者。也就是，建构理性是必要的，但不是绝对可靠的，对理性的绝对依赖会伤害人的最基本的价值――自由。社会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社会的主体――人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动物。社会发展的过程根本上是不受人控制的，但人们仍可以利用现有的知识，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去局部地改造它。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计划观加上主体的创造性，不但是建构理性和演进理性的结合点，而且也是均衡主义和演进主义的结合点。［16］

四、结论：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综合

马歇尔在1920年《经济学原理》第八版的序言里指出，对经济世界的理解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均衡的思路，一个是演化的思路，前者的基础是“经济力学”，后者的基础是“经济生物学”［17］。长期以来，由于“生物学的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经济均衡主义成为观察经济社会的主要工具，并取得了霸权地位，但是“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的困境又迫使人们向演化主义的“经济生物学”寻找突破。遗憾的是，人们在抛弃武断的均衡主义的教条的同时，又似乎陷入了对演化主义的新的迷信。

上述分析表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只是为人们提供了观察经济社会的两种不同的视角，将二者形而上学地视为此消彼长、互相替代的关系，显然有失偏颇。当今世界经济先进与落后、稳定与变革的多元化现象，要求我们在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实践中应该同时从均衡和演化两个角度去理解经济系统的存在状态和运动过程。均衡主义解释了经济世界量变阶段核心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演化主义揭示了促使经济系统量变甚至质变的因素及演化机制，在工具意义上，将二者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框架内创造性综合起来，具有重大的价值。随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发现，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不但各自会从对方的理论体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而且还将互为对方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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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朱学勤.道德理想王国的覆灭［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105.

演化经济学论文篇4

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更加注重于动态因素的研究。由于超越了主流经济学完全理性和个体偏好不变得到假设，使得演化经济学方法对于不管是微观还是宏观经济行为的分析更接近于现实。近年来，使用演化经济学范式研究经济问题的文献也逐渐增多，在理论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对西方演化经济学思想进行梳理，对在今后的的研究中能够更加精准的使用演化经济学这一工具分析问题有促进作用。

一、演化经济学思想的起源：达尔文时代的社会进化思想

生物和演化论隐喻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其中以德国和英国的发展程度最高。在德语世界中，有机生物类比采取了许多种形式，跟许多种命题联结在一起，包括对有机主义本体论的描述、对个人所受社会影响的认同、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系统相互依赖的认识以及明确参照有机生物体成长过程的历史“阶段”理论。在对社会经济系统进行分析时，可以认为它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而这种意志凌驾于个人意愿之上。在英国，1870―1920年间，生物学的化约主义十分常见。大家普遍相信，社会进步最终取决于人类的基因遗传。斯宾塞将社会比作一个活着的有机生物体，他认为社会知识追求各自目标的、自我约束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上连接这些个人的社会安排，他强调有机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过程。

社会进化思想与当今演化经济学思想相比，显然具有更大的应用范围，同时也更加抽象和概括，但思想的内核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制度是否可以设计？如果承认制度是可以设计的便承认了人类理性的超能作用，这便和主流经济学构成了同样的理性假设。显然，达尔文时代的社会进化思想同时蕴涵了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内核，比如黑格尔提出的世界历史是一个确定和序列。

二、早期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流派：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

这里的制度经济学是区别于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它的代表人物为凡勃仑。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最早源于凡勃仑的著名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而美国演化经济学会也是在美国制度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得以建立的。凡勃仑综合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他从本能出发分析社会冲突和社会结构变化，将本能划分为建设性本能和破坏性本能，前者包括劳作本能、闲散的好奇心和父母之爱；后者包络竞赛、好斗和掠夺。凡勃仑的工具―礼仪、金钱―工业的划分都是在这种本能演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将社会知识分为工具性和礼仪性知识，工具性知识是实用的知识。他通过这两种知识背后的拥有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抗衡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这种结构的变化也是制度变迁的方式。凡勃仑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主义，其出发点是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不仅是一种约束，还能够潜在的改变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制度对个人的行为具有重建力量。同时，制度是个体在群体交往中的产物，制度不能离开个人的存在。由此可见，此时凡勃仑的制度观中已经有了朴素的博弈均衡思想的存在。另外，凡勃仑给出了制度变迁的一个范式，即本能―习俗―习惯―制度的制度变迁演变阶段，其中，习惯和本能是核心范畴，这其中既蕴含了道格拉斯诺斯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思想雏形，也具备了纳尔逊和温特提到的惯例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的思想框架。

奥地利学派在演化经济学流派中独树一帜，原因在于它的观点与新古典经济学颇为类似，但方法论确实演化性质的。奥地利学派预设经济行为人是在真实的历史领域中活动的。这意味着未来的确具有不确定性，他们需要在个人的主观领域中进行经济分析。与制度主义相比，奥地利学派更倾向于强调历史对个人决策行为的影响，因而可以因之构建经济运用所需的恰当的主观抽象概念。相应产生的交互作用的复杂性被认为将会阻碍对历史过程进行宏观经济学上的正式描述。自发秩序被看做是突发的，并内生于惯例、规范、规章、法律和其他制度中的。因此在制度分析中，奥地利学派重视对新奇、能动性、异质性、过程性这类问题。

三、演化经济学的模型化：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

纳尔逊和温特模型化了竞争市场中产生调整过程的机制，从模型化中所得出的结果，不管是与新观点理论的中间主张和终极主张都是相容的，而非冲突，但他们对于古典理论的异议却让人信服。以产业行为分析为例，他们是以单个企业遵循的决策规则即惯例的用语进行的，产业行为被作为产业中单个企业行为的总和来分析。惯例是指企业有固定的行事方式，生产、惯例、销售、投资与研发都有一定的惯例，整个企业的运转离不开这些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熟练的个人往往不假思索的采取某种行为，而且许多知识是无法言传的。企业的惯例通常是持久不变，但有时需要适应业已改变的市场情况而作修改，这需要搜寻新的知识和惯例，这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过程。企业的惯例犹如生物学中的基因，在经济变迁过程中起作用。

纳尔逊和温特先后使用模型分析了以利润最大化和长期均衡为条件静态选择均衡、企业和行为对已改变的市场情况的反映、演化经济增长和竞争过程中行业结构的变化。同时，经济变迁的演化还为政策分析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即经济变迁的演化不仅通过市场机制，还通过有意识的社会政策来进行。该政策观并不等同与主流经济学中的分析思路。主流经济学认为政策是对市场失灵的补救，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利益最大化。演化经济学的政策观认为政策的实现受到信息、公平要求和官僚政治的限制，政策的选择很多时候并非最优政策，即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政策，而是“较好”的政策，即各种限制条件下的政策。显然，这种政策观更符合实际情况。

四、演化经济学新进展：演化博弈论制度分析

演化博弈论这一分析工具的引入为制度演化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也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将这一分析工具用语制度分析，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肖特在演化理论观点考察了制度源自理性设计还是演化生成，他通过博弈论模型再现了制度的演化过程，并验证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他认为福利经济学必须研究形成社会行动博弈的规则以及有助于决定其结果的那些规则、法律和制度的比较最优性。培顿・杨认为博弈者不是完全理性且信息不完全。人们根据有限地数据进行决策，使用简单的可预测的模型，有时候还做一些无法解释甚至愚蠢的事情。经过一段时间，这种简单的适应性学习过程就能趋同于颇为复杂的均衡行为模式，并把这种思路用于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他认为制度是由许多个体的积累性经验经过长期发展而出现，一旦他们互相作用结合成一种固定的期望与行为模式时，一种制度便产生了。同时，这一理论对该过程会遵循的演化路径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形式的多样性做出定量的预测。

青木昌彦认为博弈规则是由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内生，存在于参与人的意识中，并且是可自我实施的。显然，这里的制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外在约束条件，制度主体的经济行为也不仅仅是特定制度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而是“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信息浓缩”。这种关于制度的定义拓展了传统制度的分析范围和精确度。该制度观引入了博弈论（古典博弈论、演化博弈论和主观博弈论）做为基础分析工具，博弈的主体为一固定集合的参与人，每个参与人面临一个技术上可行的行动集合。行动集合决定了每个参与人的报酬分配，而决定报酬分配结果的规则称为博弈的外生性规则。

除肖特之外，多数博弈论制度分析者都声称自己是哈耶克主义者，并把自己的博弈论关于习俗、惯例、制度的经济分析的理论任务，界定为对哈耶克思想的程序化。

五、结论

综上所述，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演化特点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来源于达尔文生物学和进化社会学，其思想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二是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从抽象的思想研究到具体的经济现象研究的转变。三是时至今日，跨学科研究依然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鲜明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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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库尔特・多鲁弗著，锁凌燕译：经济学的演化基础[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演化经济学论文篇5

Paul　A.Volcker(2001)指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依赖于会计准则、会计与审计实践以及立法和管制，而后两部分可以归纳为会计准则的实施问题。可见，高质量会计标准即会计准则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基础，实施有力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保证。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的爆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关注。

一、会计准则制定研究述评

(一)会计准则制定基础(导向)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也被称作会计准则制定导向，其涉及了在会计准则范围内的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在国外倾向性的观点是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优于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Mason,Gibbins(1991)认为，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从总体上优于规则基础，更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如果会计准则是规则导向的，那些期望在会计准则上获取自我利益的组织，就有了可以进行“对策”的目标与方式(Lys、Vincent，1995)。Engle(1999)阐述了管理者利用会计准则形式规避经济交易实质的行为。安然事件后，国外对会计准则的原则基础和规则基础的研究可谓数不胜数。Nelson等(2002)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从业者包括公司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更偏爱具体的会计标准。Dye(2002)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Nelson的观点。Nelson(2003)通过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审计师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会计准则越具体，管理层越可能通过交易进行利润操纵oWebster，Thomton(2004)以加拿大资本市场为例，发现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及其所赋予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空间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盈利质量。我国会计学者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的讨论主要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葛家澍(2002)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作了一个概括性描述，他认为制定一项高质量会计准则，其指导思想是规则基础还是原则基础，是一个有争议而必须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回答的问题。关于“原则基础或规则基础哪个更优”的讨论研究文献有很多。如平来禄、刘峰、雷科罗(2003)从自利经济人假定出发，推断出：如果准则是规则导向的，这表明那些期望在运用会计准则中牟取私利的人就有了可借鉴的方式；如果采纳原则导向不给定具体的政策界限，当存在利益冲突时，最终只能诉求道德操守，这显然有违经济学自利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其长期有效性程度也值得关注。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导向制定我国会计准则(路德明、邱昱芳，2003裘宗舜、李栗，2004；林钟高、韩立军，2005；张美霞,2005)，他们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的“目标导向”为最优的制定模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核心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准则这种思路是可取的。从会计监管的视角，洪剑峭、娄贺统(2004)提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基础与会计监管的有效程度相关，准则基础的变迁应该与具体的会计监管环境相适应。基于政治学视角，张力、陈许高(2007)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导向的内生性、会计准则的形成机理及财务舞弊行为的责任认定等角度探讨了我国当前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选择，认为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规范分析，没有取得严格的实证证据作为支撑。魏明海(2005)从理论推演和数据实证两方面得出结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要选择基于原则基础的规则基础。

(二)会计准则制定主体Carey(1969)反对将上市公司会计规则的制定权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个政府管制机构。以GeorgeMay为首的，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作的专门委员会(A special eomnnttee On co-operat ionwith stock exchanges)1932年向股票上市委员会提交了一封信，该信建议纽约证券交易所应要求上市公司遵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当由包括公司管理人员、律师、会计师等的专家委员会经过研究后确定(Zeff，1972)。Nolan(1972)认为，众多的规则必须由像FASB这样的机构来制定。Most(1986)提出，会计准则应该由一个研究型组织制定，一个合适的研究型组织应该包括学术界的优秀人才，并得到职业界和产业界的资助。我国关于会汁准则制定主体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完全由政府及相关机构制定会计准则。按照“无知之幕”的要求：准则制定者应该是毫无自身利益要求的无利益关系人(薛云奎，1999)。陈冬华、陈信元(2003)在对世纪星源案例的研究中发现，会计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关乎利益协调的政治问题，利益相关者应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纂好东、杨志强(2003)，吴联生(2004)的实证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大都赞成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基于博弈分析，林钟高、韩立军(2005)，高筠燕、卢锐(2005)指出，政府在准则制定权的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会计准则制定权合约配置应以政府为主导、民间机构为辅助的结合方式。王建新(2001；2005)，张嘉兴、张俊民(2006)，宋英慧、高铭(2007)，李宁(2007)，李桂荣(2007)，林钟高、徐虹(2007)也分别从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博弈视角、游说视角、创造性会计视角、熵理论视角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表明利益相关者应该更广泛地参与会计准则制定。但是粱爽(2005)运用产权经济学等理论，分析了有效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具备权威性、效益性和公正性的特征，得出了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财政部会计司)是一种有效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结论。刘浩、孙铮(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所有权理论出发，对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归属提出经济解释，为了遏制经理的的“特定控制权收益”，政府拥有了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而经理仅拥有了在会计准则框架内做出会计判断的权利。

(三)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杨有红(1999)认为，将经济后果博弈机制引入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并建立高度标准化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由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的博弈机制缺乏独立性(王建新，2001)，在这种博弈机制下，准则的博弈程序流于形式，征求意见往往难以得到重视，即使得到重视也难在准则中有体现。在借鉴FAsB和IASB的会计准则应循程序的基础上，2003年财政部颁发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从此，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分为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和阶段四个阶段。遵守公开的应循程序，对拟立项的准则公开讨论意见稿或举行听证会，并将有关的问题、原则和方法、相关理论等全部加以公开，在

制定过程中最大限度的让各利益集团参与并发表意见(裘宗舜、韩洪灵，2003)。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林钟高、徐虹(2007)提出，建立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反馈系统，让会计准则制定能够更多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些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向利益相关者公开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程度仍然不足。在会计准则制定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较多地采用了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进行研究，代表性的理论有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运用这些理论研究会计准则制定问题，有利于得出更清晰的结论，但这些理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经典物理学的力学方法为基本的分析方法，以简单的均衡决定论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黑箱理论将企业简化为一点，并在给定各种偏好、技术、制度等参数的情况下，静态地对经济过程进行分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恰恰是这些给定的参数，对企业及经济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涌现势必要求会计准则随之演化，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以原子论和机械力学为隐喻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并不能真实地表现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主体、程序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不能反映外界环境变化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所以，使用传统制度经济学方法很难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动态分析，于是也就难以制定出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演化经济学理论是针对动态过程的演化分析方法，以此为基础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研究将是一种崭新的思路。

二、演化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

(一)传统的演化经济学思想　在早期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就大量存在。马克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视为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这种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他提出的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即生产力的发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马歇尔(1948)曾指出，“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家的麦加(Me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凡渤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到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思想，1898年，在他著名的论文中“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另外，熊彼特在其《全至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进步的演化经济学框架。阿尔钦在《不确定性、生物进化与经济理论》一文中，以其特有的理论视角，对经济演化理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提出了“社会秩序可以自发或自由演化”的制度演化学说。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1981年博尔丁出版了《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诞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文献激增，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同时，主流期刊也对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文章充满兴趣。2011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方法及其理论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学者们针对学习、模仿等技术扩散过程，经验的渐进积累过程以及学习模式等问题构建了演化模型，并由此建立了从微观范畴到宏观领域的技术创新理论。此外，演化经济理论在社会规则和制度的起源与变化、经济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技术的变化及其对人口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及其理解等方面的研究，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了。同时，一些诸如自组织理论、演化博弈论、实验经济学、混沌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等分析工具也在演化经济模型中不断涌现，使得研究对象的发杂性与分析工具之间有了很好的一致性(陈劲、王焕祥，2008)。2000年波茨出版了《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复杂性、能力和适应》，该书是演化经济--学领域内最早的一本个人专著，其建立了一个以“连接为基本分析范畴的演化微观经济学框架。这些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和研究制度变革发展的重要理论。

演化经济学论文篇6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 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 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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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学论文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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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学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013-05

纵观人类语言发展史，语言文字始终处于动态的演变之中。从腓尼基字母到希腊字母再发展演变到拉丁文字：从甲骨文发展到如今通用的简化汉字，都经历了较长时期语言变异的过程。期间有的语言可能已经消亡，有的语言新生，有的语言变体。从横向来看，即使印欧语系中的英语也存在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的区别。语言文字发展史告诉我们语言具有演化特征，这一命题已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认可。尤其鲁宾斯坦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与语言》中认为“经济学试图将社会秩序解释为从某些甬数的最优化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常规性：这一点对语言也是适用的。”他试图用演化博弈的方法研究语言演化，“语言被认为是一种行为现象，而且如果它不能服务于人们的需求，那么演化力量将会发生作用，以改进其功能。”值得一提的是，鲁宾斯坦在其著作中也介绍了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论述交易演化与语言存在的关系；哈耶克也是语言演化论者，他用自发秩序原理论述法治演化时类比了语言，认为“与语言、货币或者大多数社会生活赖以存在的和机构常规惯例一样，法律机关当然也不是由一位智者发明出来的。”可见语言演化的问题较早就被经济学家关注。

经济学者研究语言演化，主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如成本与收益分析和计量经济学的工具研究导致语言演化的外部因素，即语言演化的动力机制，剖析语言演化所引致的经济效果。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可以为人类起源提供启示。寻找语言演化的历史轨迹也能发现某些语言的亲缘性以及理清人口迁移的路径，这也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纲领之一。

一、经济发展无疑是语言演化的重要动力机制

语言演化的首要动力机制应该是经济发展这是因为：首先，从微观上讲，语言具有资源属性和价值属性。资源追逐利润的经济学原理决定了理性人学习通用语言以求提升人力资本。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获得更高的交际收益。如此，减少本民族语言使用时间，增加通用语言的学习时间，可能会导致本民族语言的弱化甚至消亡。世界上有七千多种语言，实际上只有十几种语言被广泛使用。从宏观上看，经济发展促进了国际以及区域贸易的广度与深度，而贸易是一种互动行为，作为互动行为的常规工具就是语言。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客观上需要使用通用语言，因此增加了通用语言的吸引力。此外，频繁的贸易增加了语言接触，很容易促进语言融合和语言借用，所谓“洋泾浜”现象就是这种语言融合的结果。其次，经济发展与强势是提高语言通用度的重要原因。英语的强势以及高通用度就与英美国家的经济强势有较强的相关性，这种高通用度的语言深受个人的青睐，成为当前二语选择与习得的最主要的语言。当然，经济发展未必一定会造成语言强势，但是本民族语言强势往往会与本民族经济强势有关，至少一定历史时期本民族经济是发达的。第三，经济发展推动了语言文化产业的发展。语言产业发达的重要标志是更多的人投资使用某种语言，其投资语言的动力机制主要是该种语言所带来的收益以及学习成本，这和该国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当前英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推动了英语产业的发达，全球GRE等考试培训业足以显示英语的吸引力。英语的全球推广不仅使英语吸收了各民族的语言，增强了英语的生命力，促进了英语演化。还可能会使一些小语种社区的人们放弃本民族语言的使用。

直观的数据和实证结果验证了经济发展对语言演化的重要影响。各大洲的语言种类差别较大，欧洲语种最少，非洲语种最多，这与大洲的经济发展差异有关。欧洲平均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语种较少，与之相反，非洲语种就较多。从实证研究上看，拉奇尔建模论证了学语种语言可以获得高交际收益，导致小语种语言可能被大语种语言同化。德・斯旺的语言Q值模型论证高Q值的语言其吸引力较大，生命力就越强，相反那些低Q值的语言则因为吸引力弱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消亡。切齐和金论证收益与语言使用的相关性，大语种语言可能会同化小语种语言。

经济发展导致语言演化的形式主要有三：第一。经济社会的发展衍生出许多与经济相关的新词汇。例如，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汉语出现了较多的新词汇，比如

“科学发展观”、“新常态”、“一带一路”、“绿色GDP”等等。这些新词汇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恰恰新词汇的“所指”体现了语言经济原则，即用较少的词汇表达更多的内容：“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要义：“一带一路”则用较少的词汇表达了区域贸易一体化的丰富政策内涵；等等。当然，经济发展是衍生新词汇的动力，反过来，新词汇也表征了经济发展的趋势与动力。第二，经济发展与贸易往来提高了交际的频率，促进了语言的接触与融合，有些词汇约定俗成，形成新词汇。比如英语借用了许多汉语词汇：LaoZi（老子）、lianghui（两会）；汉语中也吸收许多英语词汇如“T恤”就是此例。词汇的交叉借用不仅没有降低该语言的纯洁度，反而提高了该语言的通用度，增强了该语言的生命力。第三。经济发展导致语言趋同与语言简化。语言简化其内在的动力仍然是经济的因素。比如口语的简化正是省力省时的表现，而繁体字演变为简化字正是适应于降低文盲率，提高人力资本的需要。

经济发展与语言演化都是动态的过程，经济发展影响语言演化往往是不同步的，可能存在时滞。但并没有否定两者的相关性。认识经济发展是语言演化的重要动力机制，语言演化是一种自觉行为，因此不应该对语言消亡过分忧虑，也没有必要保持语言绝对纯洁度而否认语言的变异。

二、地理禀赋与语言演化趋势

地理禀赋主要包括地理面积、地形因素、地理距离以及气候条件。地理禀赋是影响语言演化与分布的重要因素，并形成新的学科分支地理语言学。世界语系以及我国各方言的划分主要是根据地理区位来划分的，足可以说明地理禀赋影响语言演化的权重。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地理禀赋影响语言演化的传导机制是交易成本的扩大与节约。地理面积越大，地形越复杂，交通越不发达，气候越恶劣，很可能造成市场的分割、运输成本的增大以及人口迁徙的障碍，较容易演变成语言的多样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亚洲土地面积较大，其语种绝对数量也最多。相反，欧洲面积较小，其语种绝对数量就较少，见下表。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大洋洲面积较小，但是其语言种类最多，这与其地形条件有较大的相关性：大洋洲包含众多的岛屿，互动中存在着更高的运输成本。就单个国家来说。岛国的语种数量和语言多样化指数偏高，比如印度尼西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领土大部分是由岛屿构成。其地形因素决定了本国语言多样化的情形。从语言地图看出这两个国家的语种绝对数量分别约为710、830；语言多样化指数分别约为0.8、0.99。另外，北美洲洲际面积较大，但语种较少，这与其较高的经济水平有关。因此。以上反常态事例不仅没有否定命题。更有力地验证了命题的正确性。再比如我国南北方言演化存在差异与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可能与地形有关。北方平原居多。各种方言虽有音调差异，但是不影响交际；而南方地形复杂，即使同一县域内也存在难以交际的方言。地理距离也是影响语言演化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地理距离影响语言演化的理论传导机制是交易成本的扩大与节约。例如，世界语言谱系树就是根据区域来划分的。具有空间上的连续性。邻国往往被纳入同一语系之内。再比如，邻国的语言基本上相似：瑞典语、挪威语以及丹麦语就可以互通；许多日本人也能认识汉字。地理距离越近，明显地缩小了交易成本，两国的交际频率就越高，就越能促进语言的融合。地理禀赋影响语言演化还有其他系列观点，如有学者研究，在地理上孤立的人口族群会因遗传漂变（genetic drift）而丧失基因多样性，但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相对孤立的语言的音位丰富性高于有许多“邻居”的语言。

综上，语言演化有明显的地理依赖特征，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地理禀赋影响市场的统一性以及交易成本，从而影响语言演化的趋势与速率。一般来说，地理禀赋是客观的，但是地理禀赋作为影响语言演化的客观因素会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而逐渐弱化，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互联网的普及改善了交通设施，促进了人口迁徙，改变了人们的交际方式，从而促进了语言新生和语言融合的多元化。

三、科技进步与互联网发展衍生网络流行语的约定俗成抑或消亡

科技进步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地理环境，缩小了人们的交际范围，增加了交际频率，或导致大语种语言同化小语种语言。或导致词汇互相借用与融合。但是无论是何种演化结果。都适应于交易成本节约的需要。作为语言演化的动力机制，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有重合的部分，科技本身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但是科技发展影响语言演化的传导机制可能会广一些，比如可以影响人口迁移，尤其是促进了互联网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扩充科技进步与语言演化的相关性，科技进步为人口迁移提供了工具，促进了人口迁移，而人口迁移应该是语言融合的原因。例如，从世界历史上看，科技进步促进了新航路的开辟，导致了美洲大陆的发现与欧洲移民。这就促使英语频繁借用了土著语占印第安语。当今。美国的各州地名以及河流，很多都是以印第安语命名的。科技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语言接触不再局限于人口迁徙，地球真正成为“地球村”。较为发达的通讯方式大大缩小人们之间的物理距离并改善了人们的交际方式，带来了网络流行语。网络流行语的产生以及变迁是21世纪以来语言演化的重要形式。其主要特点表现为：新生性、简洁性、趣味性、不规则性以及口语化，网上交际可能不会过多地强调语法规则，双方了解语义就可以顺利交际，这本身就体现了语言经济原则。正是由于网络语言的简洁与省力特点才具有较高的吸引力。网络语言演化趋势表现为约定俗成抑或消亡，那些较有意义并且“所指”准确的网络语言逐渐为人们接受，约定俗成，形成新语言，比如用阿拉伯数字“88”成为“再见”替代语，有些较为粗俗的网络语言。不能被接受，很陕就消亡了。

从现实来看，科技进步带来了较为丰富的词汇，如CT、B超等。其中有些词汇中英文夹杂，简洁、生动、所指准确，约定俗成，成为汉语言中的基本词汇；而有些中英文夹杂语言尤其是网络流行语比如“hold”住、你“oUt”了等，这些网络流行语具有趣味性，但是网络流行语凸显年轻人追逐时尚及调侃的意义可能要大于这种语言本身所表达的含义，因此往往成为年度的流行语，可能不能够约定俗成，很容易消亡。总起来说，科技进步影响语言演化的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间接影响。科技进步影响经济发展、地理禀赋与人口迁移，影响互动中的交易成本，从而影响语言演化。第二，直接影响。科技进步带来了工具的更新与升级，因此衍生了许多科技术语。如前文所述的“B超”。此外，科技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互动迅捷化与多样化，产生了网络流行语，并且这种流行语数量越来越丰富。表达越来越简单。

通过以上论述表明，科技进步尤其互联网的发展对语言演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其衍生的新词汇反映了时代特征，并具有两种倾向：约定俗成抑或消亡。与此同时，科技进步也会加快语言趋同与趋简的速度。

四、语言经济原则与政府行为

语言演化应该是语言系统要素相互作用而导致的，其演化的特征仍然体现语言经济原则。语言内部规则主要指语言内部结构，按照语言学的定义。语言内部三要素包括语音、语法与词汇。语言的演化应该是三要素的演化，但是演化的速率和形式应该是有差异的，是不平衡的。其中词汇的演化速度最快，也较明显。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率先衍生或者改变新词汇，正如前文指出，人们在互联网聊天更多地采用新词汇，而不过分苛求语法规则或者语音问题。这本身体现了语言省力与语言节约的经济学道理。以英语中的汉源词汇为例。根据雷小兰、郭晶（2015）的分析，自16世纪中叶以来到21世纪初，汉源词所占英语词汇的比例呈不断递增的趋势。另外，不同语言的演化速率可能与语言的表音性还是表意性有关，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说：表音性文字其演化速率更快，表意性文字演化速率较慢。

综上可以这样认为，无论语言内部要素如何变化，都是沿着这样一种趋势即使用更少的语言表达更多的意义，也就是语言经济原则。按照索绪尔的语言学“能指”与“所指”的术语也可以用于解释语言演化的路径。所谓“能指”就是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反映事物的意义；“能指”具有多元性、任意性，“所指”具有固定性。唯一性。比如英语中的“people”、法语中的“personne”发音不同，但都唯一指向“人”的含义。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能指”意味可选择语言的约束集；“所指”即理性人的目标最大化，那么，在既定的约束集中寻找目标最大化的规划问题解必定是那些易学易懂的语言，这是因为，既然都能达到指向“人”的目标，理性人出于语言习得效率的考虑，必然会选择那些学习成本最小的语言，因此易学易懂的语言将成为语言演化的趋势和方向。

经济学家和语言学家对语言内部规则演化问题的研究可谓是殊途同归，如语言学家齐普夫提出了语言省力法则和说话者与听话者的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原理是相同的。姜望祺（2005）对齐普夫的语言省力原则做了较为完整的论述：“Zipf认为，用词经济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讨论：说话人的角度和听话人的角度。从说话人的角度看，用一个词表达所有的意义是最经济的。这样，说话人不需要花费气力去掌握更多的词汇，也不需要考虑如何从一堆词汇中选择一个合适的词。这种‘单一词词汇量’就像木工的一种多用工具，集锯刨钻锤于一身，可以满足多种用途。但是，从听话人角度看，这种‘单一词词汇量’是最费力的。”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的“语言省力”即用少量的语青表达更多的意义。以实现效用最大化，但这不是说词汇越少越好，词汇需要满足所指准确，以满足信息传递的效率性。简言之，就是要在听话者与说话者的博弈过程中达到经济均衡，这又与Laurence Horn的“两原则模式”（听话人省力的Q原则与说话人省力的R原则）不谋而合。

如前文所述，语言如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是演化的，但是语言演化的进程中存在着政府构建语言文字的行为。中国历史上就存在某些语言文字是基于权威主义的构建，比如传说中的“仓颉造字”、秦始皇的“书同文”。近代历史上也有新中国规定的《简化字使用方案》。从世界上看，也存在所谓的“世界人工语”。那么。如何理解语言演化进程中的权威主义行为？黄少安、苏剑（2011）把语言分为口头语言和文字两种形式。认为口头语言是演化的，而文字主要是构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语言演化与构建的矛盾。虽然存在着政府或者其他权威主义的构建行为，但并没有否定语言是演化的这一命题。首先。语言的构建是以演化进程中的本民族语言为依据，并不是主观臆造的。秦始皇的书同文，正是李斯在秦国文字的基础上参照其他六国文字，构建“小篆”作为通用文字。汉字的简化字是根据汉字草书构建的。世界语的形成也是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为基础。因此，可以认为，权威主义的构建行为实质上遵循了语言演化规律。当然，政府的构建语言文字的行为本身是为了经济效率的需要，也适应于交易成本的节约，这可能有助于推动语言向更简单、更简洁、易学、易懂方向演化。例如汉字笔顺的制定，有利于速写、省力与美观。其次，如果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理解，那么政府构建行为就是语言演化的外生变量。政府的每次构建都在较短时期改变语言演化的路径。但是从长期来看，语言还是演化的。一旦引入认知进化的因素，演化和构建的不和谐性就会消失。任何建构都是局部和短期均衡的，是长期演化过程中的某一驻点。

我们说语言是演化的，是自觉行为，是一种普遍规律。但并不是说在语言演化的进程中尤其小语种消亡面前无所作为。首先，不应该对语言消亡过于忧虑，在尊重语言演化规律的基础上制定适宜的语言保护策略。其次，应该致力于语言推广，提高本民族语言的通用度，增强本民族语言的吸引力。虽然语言推广在短期内不可能提高本民族语言的通用度。但是加快语言推广，可以让外国人更熟悉本民族语言要素中的语法、词汇等特点，从而降低本民族语言的学习成本，提高习得效率。这正反映前文所讲的“能指”与“所指”的经济学内涵，理性人选择学习成本低的语言以使目标达到最大化。当前，世界的通用度最高的语言是英语，但是最初并不是如此，就如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所言，“在对当今英语进行考察之前。让我们再概略地回顾一下这种语育的发展历史，就和拉丁语一样，英语最初甚至可以说是很不起眼，没有人能预想到她有一天会成为一种世界语言”。英语的通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美国家推广英语的制度安排。诸如英美国家语言准入考试，GRE以及托福等，与之相配套的英语语言产业在全球的普及与建立传播了英语，增强了英语语青的吸纳能力与生命力。

演化经济学论文篇9

关键词： 演化经济学；企业文化；创新

Key words： evolutionary economics；corporate culture；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1-0121-02

0 引言

企业文化是企业巨大的内在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从管理学角度来讲，企业文化是被企业成员广泛认同、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群体意识的总称。企业文化、组织学习是企业在快速变化的行业和竞争环境下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和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将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分析企业文化演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并针对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1 演化经济学基本概念及其理论概述

演化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它是利用生物学隐喻和演化思想从动态方面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演变规律的学科，是一门研究生成的学科。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分析框架及认识论和方法论与主流经济学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达尔文进化论的三种机制（遗传、变异和选择）为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把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以及自然选择机制运用到经济学当中，认为在经济学中，旧的模式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被复制遗传下来，也会根据环境的变化发生不断地变异，不能适应环境的旧模式将会被淘汰，新模式不断产生。第二，演化经济学强调惯例和创新在经济演化中的作用。其中，创新是核心，新奇是人类创造性的产物，新奇一旦被人们所发现和采纳，就被称为创新，创新被不断地学习和模仿，形成知识的外溢，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促使新的创新的形成。企业是以日常惯例为基础的，每个企业的惯例都是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这些惯例的差异性成为企业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企业的惯例在一定时期内会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同时会随着环境的改变发生变异。第三，遵循满意原则，强调时间、历史等在经济演化中的地位，认为经济演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演化经济学接受满意假说，对新奇的搜索遵循满意原则。并认为新奇随时间的流逝产生和到来，历史对社会经济具有重要作用。

2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文化的演化分析

2．1 企业文化演化的动力 从演化经济学角度来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累积自发形成的一种价值观体系，企业文化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企业文化的创新。创新对经济体系的内生变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经济体系不断前进的动力，创新的产生来自于新奇。

新奇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首先，演化经济学家认为新奇的源泉是个人创造性的心智，个体的经历和已有的知识对新奇的产生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体的创造性技能和习得的文化模式也对新奇的创造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创造的动机与两个假设有关，一是满意假设，当主体的抱负水平可变时，他会对现状感到不满，进而会搜寻新的、未知的选择，最后使得新的选择和抱负水平能够相适应。二是假定人们能正面的评价新奇的感受，假若社会环境是赞成和鼓励创新的，将会刺激新奇的产生，使创新变得活跃，即新奇的产生及实施与文化环境的选择相关。这两个假设是互补的。企业文化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内部不断地学习和积累，及企业内部对新奇的搜寻，从而使得企业文化不断向前演化。

2．2 企业文化的遗传、变异和选择 在进化生物学中，基因能够在微观层次上保持相对稳定，能够实现代际传递，又具有变异功能，它是生物进化的基础。在经济体系中找到“基因”隐喻的对等物，对演化经济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企业文化的复制也就是企业文化随着时间的进展能够传播和保持连续性。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企业文化是伴随着企业的发展、内外环境的改变过程中累积和自发形成的企业员工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体系。它受到其所处的文化时代背景、地域、行业特点及企业家的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在企业中主要表现为一些惯例、默认规则、默会知识等一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观念。如果企业按照这些观念运转能够获得满意的收益，它们就会像生物学中的基因，随着组织的发展被不断的复制和保留下来。

企业文化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它还会随着企业的发展不断的发生变革，从而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下去，也就是演化经济学所谓的变异。这些变异的动因主要来自创新的产生、企业所处环境的变化、自身发展的需要。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新奇的成功成为创新，创新对企业文化的发展往往是更有利的，进而使得企业文化发生变异。遵循演化经济学满意的原则，当企业文化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时，可能会使得企业的期望抱负与现有水平不相适应，企业就会对创新进行搜寻，直到找到满意的创新，企业文化发生变异，并且可以认为这些变异是拉马克式的。企业文化变异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阻力。

企业文化遗传和变异的过程也是企业文化被选择的过程，最后能够被企业传承的企业文化是内外环境选择的结果。企业文化所面临的外部选择主要有市场环境、人们对现有企业文化及变异的评价，是企业变异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内部的选择大多在于企业自身价值观念体系、企业家价值观指导、企业结构与目标等对企业文化变异的选择。在这一选择过程中，遵循着类似生物界的自然选择，优胜劣汰，只有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利益，适应市场竞争、被企业员工所接受的企业文化变异才能够被选择保留下来。

2．3 企业文化与企业结构、技术、目标的协同演化 企业在演化过程中并不是孤立发展和演化的，而是和企业结构、技术、目标协同演化的。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往往会导致企业文化的变革，相对应地，企业文化发生变革时也往往需要企业组织结构随之发生调整，两者之间互相影响，协同演化。企业文化的变异具有路径依赖，企业在技术上的突破是一种创新，对企业文化变异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企业文化变异有利于企业技术的进步。当企业目标发生改变时，会要求企业文化相应的做出调整以有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企业文化的变革也对企业目标提出新的挑战，使得企业目标不断向新的更高层次的目标前进。企业在演化过程中，企业文化与企业结构、企业的技术、企业目标的协同演化，使得企业不断壮大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企业文化的演化过程是一个不断“遗传——变异——选择——保留”的螺旋上升的动态演化过程，同时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受到诸多企业内外因素的影响，并且企业文化的演化与企业结构、技术、目标演化存在协同关系，最终实现企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此，针对企业文化建设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建立良好的鼓励企业文化建设的经济政策环境，提高企业对企业文化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准确地对企业文化进行定位 企业能否在经济政策上得到认可和鼓励对企业文化建设非常重要，国家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和认可企业文化建设，对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企业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另外，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时，要准确定位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并非只是一些表面的礼仪、培训等组织形式。同时注意和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企业文化建设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化基础之上的，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做保障，这也是为什么企业文化在中小企业中建设难的重要原因，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切勿好高骛远。

3.2 企业应注意向学习型组织发展 企业演化的动力是创新，创新来自于企业中个体的主观创造性的产物，个人心智模型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创新都与学习相关。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知识是最主要的战略性资源，学习是最重要的过程。企业的学习过程不仅仅是一种适应性学习过程，企业更应该成为学习型组织，以应对除经济体系之外而来自社会环境的变化。学习型组织的学习包括个体的学习、团体的学习和组织的学习三个方面。在学习型组织中，普遍的学习过程，一方面，在企业中具有学习能力的个人在与非人力资本结合的过程中，持续的通过学习企业的默会知识同时与其原来的专业知识、技能相结合，从而有利于创造和发现知识间的新联系，形成新的默会知识，进而有利于企业文化的产生及变异；另一方面，个人将新的默会知识融入到企业惯例当中，促使企业惯例产生新奇要素。在学习型组织中，强调开放、创新和应变，鼓励个人的学习和自我超越，有利于建设共同的愿景和团队的学习，这些对组织文化的建设和变异都是十分有利的，所以说企业要注重学习型组织的建设。

3.3 积极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国内外不乏有企业文化建设成功的经验，这些对国内企业文化建设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只是在模仿借鉴时，要注意和企业的实际相结合，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具有本企业特色合适组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

3.4 从动态方面注重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建设，重视企业结构变革、技术更新、目标更新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果，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企业文化建设切忌急功近利，要注重长期的积累和建设。企业的生命周期及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也要求企业文化不断的更新，与时俱进。另外企业文化与企业结构、技术、目标是协同演化的，注重这些方面的发展，会使得企业文化变异步伐的加快。

3.5 企业应注重不断引进新鲜的血液，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和人本管理 同一组织中的人们（尤其是企业文化厚重的企业员工）往往具有类似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得变异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从企业经理人市场组织引进新的优秀人才，有利于新鲜血液的输入，进而有利于组织创新。员工是企业创新的来源，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做好人员配备，注重人本的管理对于企业的创新及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3.6 要注重企业文化的传播与保持 企业文化是经济时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具有整合、适应和导向功能，好的企业文化会使得企业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号召力，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改造性，使其自身能够更好的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并能够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成为其他企业学习和模仿的榜样。所以说好的企业文化应该得到更好的传播，能够更好的保持和流传下来。

参考文献：

演化经济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章编号：1009-2374（2016）34-0001-03 DOI：10.13535/ki.11-4406/n.2016.34.001

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结构和产业素质以及产出效率的提高与改善。产业是由一个个个体企业所组成，它本身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因此产业升级有赖于构成产业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竞争与协作，从而促进共同进步。本文认为，企业创新是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因素，正是因为企业创新，才导致行业内企业犹如生物界中生物“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为了更好地对这个问题加以梳理，本文的主要工作是对这一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综合分析。

1 国外研究述评

基于企业创新的产业演化理论，尽管正式提出这个概念的时间不长，直到20世纪80年代演化经济学兴起才逐渐繁荣起来。但是关于这个议题的研究思想早就渗透在各派经济学者的著作中。

1.1 古典经济学的分析

劳动分工是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核心主题，亚当・斯密认为，分工的起源是由人的才能具有自然差异，而分工的发展或提升意味着企业多样性和企业异质性的增加。因此，在亚当・斯密的分析中，实际上已经预示着这种差异性将显著提高企业效率，进而提高产业效率。也就是说，斯密的分工理论实际上已经预示产业的发展有赖于企业创新的增加。

1.2 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

众所周知，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但是从其著作中不难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一位“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人物。阿弗里德・马歇尔（1890）在其关于“产业区”的分析中，非常明确地考虑到了组织的多样性以及异质性，此外，他还尝试将这种多样性和异质性纳入产业分析中，进而解释“产业区”的形成以及发展。在马歇尔关于“产业区”的理论中，马歇尔用森林和树的关系来解释产业中行业和企业的关系，产业就像一片森林，企业就是这片森林里的各种生长、成熟或者说是衰老的树，因此产业的发展总是企业集群式发展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产业和企业共同演化，个体的异质性发展促进群体的发展。

1.3 奥地利学派的分析

奥地利学派的巨擘哈耶克虽然没有对产业升级进行直接的描述，但实际上，他的思想也是强调创新对产业升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哈耶克在关于“真伪个人主义”的思考中指出，奥地利学派所倡导的个人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派所倡导的“个体完全自由和能动”有本质的区别，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这种个体主义思想是将个体看出一种“原子式、孤立的个体”，也就是所谓的唯理主义。同时，哈耶克认为，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也不是个体在结构面前一点主观能动性都没有的结构主义、集体主义思想，而是在认知进化情况下的进化理性，即个体和社会结构具有双向的反馈关系，具有互动性。因此个体既受制于社会结构，但是在一定情况下，个体也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改变规则推动结构本身的演化。根据奥地利学派以及其代表哈耶克的观点，产业演化升级，首先在于作为个体的企业的升级，但企业的升级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产业具有双向的反馈互动的过程。

1.4 演化经济学流派的分析

实际上，演化经济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当前的演化经济学具有各种流派，但是他们对企业创新与产业演化大都有所涉及。

谈到创新，必然要谈到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1921）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关于创新和产业演化的关系。熊彼特将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创造性的创新；另一种是积累性创新，并关注创新是如何促进产业发展、结构转变和动态竞争。具体来说，熊彼特认为，企业创新具体有资源配置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五种形式，不同的创新交互作用促进企业、行业的发展。

阿伯内西和厄特巴克（1978）明确区分了产业发展中具有主导创新和辅助创新，他们认为，产业发展过程中，正如技术进步遵循“解冻、冻结、再解冻”的模式一样，在主导创新出现之前，产业创新是一种“解冻状态”，各个企业、组织将会百家争鸣，呈现较多独立的产品创新，但在出现主导创新之后，其他的辅助创新就出现了，创新将从根本性转向渐进性。

现代演化经济学兴起的标志当属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的面世。纳尔逊和温特的这本书第一次将生物学的选择理论系统地运用到复杂的经济领域当中，此外，他们还对经济领域的选择过程进行了适当的模型化。可以说，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演化理论，对现代演化经济学具有开创、革新的意义。这种理论第一次确切地将达尔文生物学中的“变异、复制和选择”的概念直接运用到企业、产业以及整个经济的演化中。比如，在他们的模型中，在经济领域中，与基因型等价的“复制者”是“惯例”，企业是与表现型等价的“互动者”，企业的学习过程就是一个复制过程，市场的选择则是选择过程。

安东内利（2006）认为，成功的产品创新最终会被其他企业模仿。

现代产业演化理论比较重视企业多样性或异质性以及企业动态对产业演化的影响，Dopfer、Fosteria（2004）明确提出企业的异质性以及演化动态。这种思路也充分体现在许多尝试建立微观和宏观演化关联的研究中。

Hodgson和Foss也从演化的角度对企业和产业的共演进行了描述。Hodgson（1997）和Foss（2004）相继指出，系统（产业、宏观经济）发生和个体（企业）发生基本上是同时存在的，产业的动态发展一般也伴随着企业异质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多样性增减。此外，这种多样性或异质性对某些产业的演化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此基础上。Foss在2004年进一步强调：“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在社会领域中一般是同时存在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过程的层级体系。”也就是说，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系统发生和个体发生的交互作用隐含着一种双层理论：一种包含了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理论。

2 国内研究述评

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在近年来，也逐渐兴起。

刘友金、杨继平在2002年的文章中指出，基于协同效应的企业间竞争是企业创新行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这种企业之间的协同竞争能促使企业通过相互合作或者说合作创新，导致本应该属于互相竞争的双方，实现“共赢”。当然，企业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的协同竞争是一种动态变化的过程，绝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它是企业间不断的博弈以及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到底是选择合作或者还是选择背叛，主要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比如合作创新所受激励大小、合作效应、合作创新中谁占有支配性、合作创新的次数等。

胡俊成、侯峻（2007）认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演化过程，一般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微观（企业）演进中观（产业）演进宏观（国家或地区创新体系）演进。在他们的分析中，技术创新首先是在企业实现（微观演进阶段）的，企业是提高资源要素使用效率的第一推动力，其次由企业逐步在产业的层面上展开（中观演进阶段）；最终体现在国家或地区创新体系层面（宏观演进阶段）；胡俊成、侯峻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的演化路径，这种理论强调了企业和产业的互动，个体与群体的相互促进。也就是说，技术创新演化、企业演化、行业演化以及国家或地区创新体系演化几个层次的演化进程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

黄凯南（2009）认为，由企业互动生成产业，并且这种互动过程中构成了企业的知识环境、学习环境、竞争环境以及选择环境。

汪秀婷、程斌武（2014）基于协同创新视角，描述了作为个体的企业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是如何促进动态能力演化并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他们强调的是企业之间的合作性。

上述研究主要着眼于企业与产业的互动，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产业集群升级的时候，切入点直接放在产业集群本身。

朱海燕（2009）认为，产业集群升级是指处于某一特定阶段的产业集群，通过完善企业间网络关系，从而推动集群内各个企业的知识创新，进而实现企业知识结构的强化、更新以及跃进。

阮建青、石琦、张晓波（2014）构建了一个产业集群动态演化三阶段模型，即集群发展早期处于数量扩张期，在数量扩张期的鼎盛阶段，集群可能会陷入内生质量危机；若能克服质量危机，集群将演化到质量提升期；在质量提升期末期，宏观经济的发展逐渐影响着区域间相对比较优势，产业集群较发达的区域将面临要素成本不断上涨的压力，生产环节的利润将日益微薄；若产业集群能够将利润重心从生产环节升级到技术研发、品牌创新与市场开拓环节，则集群将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演化，即集群演进到研发与品牌创新期。

3 对我国的启示

3.1 企业创新是产业演化升级的驱动力量

综合以上国内外学者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企业创新是企业、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因素。加强企业创新，对当前我国低端制造业转向高端制造业，由“中国制造”实现“中国智造、中国质造”意义重大。

当然，企业创新不仅仅指的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制度创新等也是不可忽略的。实际上，制度创新可以为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有效的运营机制，无论是对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还是对产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都有赖于企业的改革。

可以说，没有制度创新，企业就很难有活力，也就不大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创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产业演化升级的驱动力量就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制度创新等构成的共同演化机制。

3.2 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两种模式并重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产业演化升级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强调个体与群体的互动是共性，纯粹只有个体的异质性发展的仅仅是单个的企业，如何带动群体发展，才是思考的主题。因此在企业创新中，先行企业的自主创新如果能够成功，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对其他企业的示范作用，我们应是鼓励的，其他企业在能够获取较高利润的预期下，通过模仿创新，从而推动企业发展，进而达到整个行业升级，这是产业演化升级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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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学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65―06

一、引 言

虽然早在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Marshall，1890)就指出“经济学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凡勃伦(veblen，1898)也质问“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但经济学研究的演化方法却是在近一百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由博尔丁(Boulding，1981)及纳尔逊和温特(Nelson&Winter，1982)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得到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演化经济学家和大量的相关文献，以致“演化”已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标签。

与主流经济学采纳笛卡尔－牛顿世界观，借用经典物理学均衡、弹性等概念进行简单化和还原化的经济学类比方法不同，演化(或进化)经济学则接受达尔文的进化世界观，认为经济演化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Being)，而在于动态的生成(Becoming)，倡导从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中汲取丰富营养，通过遗传、变异、复制、选择等生物学概念的隐喻方法来理解和处理动态复杂经济系统，从而发展了一种富有前途的经济学方法(Foster&Metcalfe，2001)。然而，到目前为止，演化经济学还未能形成较为统一的研究纲领和理论范式，其内部对很多问题都还存在着广泛的分歧和争论。对于马克思是否是一位演化经济学家这个问题同样存在着不同意见，弗里曼(Freelnan)和卢桑(Louca)把马克思认作演化经济学的前驱，而霍奇逊(Hodgson)则把马克思逐于演化经济学的大门之外。但是，包括上述人物在内的几乎所有演化经济学家都一致承认：马克思经济学的确蕴含着丰富的演化思想。

任何一个学派的发展都需要从前人成果中汲取充足的养分，演化经济学概莫能外。然而令人稍感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演化思想进行挖掘的成果和文献还甚为鲜见。技术变迁理论在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丰富的演化思想也在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充分挖掘和发扬马克思技术变迁理论中的演化思想和洞见正是本文之意图所在。

二、关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演化经济思想

马克思生活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工业革命时代，时代背景让他深切体会到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历史演变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科学技术如此重要，以至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进步的”。也正因如此，有关技术变迁的理论在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众所周知，达尔文和马克思是同时代的人物。当马克思于1860年第一次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时，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虽然它是以天然的英国风格发挥的，但正是这本书为我们观点提供了自然历史基础”。一年后他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重申了同样的观点：“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但是，由于当时达尔文主义的渐进观点与马克思力主通过暴力革命跳跃式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思想不相容，所以后来，“达尔文及其追随者成了马克思敌意的牺牲品……但是，他将达尔文的概念适用于技术进步分析”。因而，“达尔文对经济思想的影响在马克思发展的技术进步概念范围内特别有意义”。

技术变迁的巨大作用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有目共睹，但当时大多数学者都只把技术简单地看成一个自变量和动因，并不去深入研究这个变量和动因本身，而马克思显然并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并不从来就是这么重要的，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期才开始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马克思写道：“十八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发现和进步，无论在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程度。发明也是如此，例如在法国就和英国差不多。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正如罗森伯格所正确理解的：马克思坚持认为技术必须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技术变迁被(马克思)理解为一种对变化经济压力适应性反应的社会活动(过程)，而人类需求的变化是这种经济压力的主要内容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新技术社会学无疑从马克思这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而当技术变迁被马克思恰当地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时，其中就已经蕴含着丰富的演化思想。达尔文将生物器官的进化理解为环境的自然选择过程，自然选择机制既来自于外部生态环境，也来自于生物内部本身(如新特征要与内部特征和谐一致等)，进化表现为一种生物与环境(注意包括内外部环境)相适应的过程。而技术变迁，和生物器官进化一样，在马克思看来必须当成一种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来理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在这里，马克思明确表达了将技术变迁类比生物器官进化的思想，试图以此来理解技术变迁的整个历史，并尝试用人类技术的历史阶段作为不同经济时代划分的根据。因此，他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等著名论断，其实应该被更好地理解为这种深邃演化经济思想的应用而不应该简单化地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

三、关于技术进步的演化经济思想

虽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达尔文进化理论还备受争议，远没有如今的这种被普遍接受的显赫地位，更没有能够证明其合理性的现代遗传理论。但马克思显然走在时代的前列，不仅明确提出将人类技术变迁类比生物器官进化的思想，还进一步地应用和发挥了这种思想和方法，试图开创和发展一种关于技术进步的演化理论，提出了许多超前而又深邃的演化洞见。

1．作为知识的技术。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技术本质上应该是作为知识的技术，人造物(或称人工物品、劳动资料)只是技术的外在形态和实物载体，技术不应该被曲解为“劳动资料或劳动手段的总和”。马克思明确指出：“利用机器的方法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组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方法的组合”。马克思还更加明确地写道：“自然界没有制造任何的机器……它们

是人类的产物……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已经是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不但在知识的形态上，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他甚至还直接指出：“直接的生产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技术――这种人类社会生产工艺的本质――应该是包括科学原理、操作方法、使用技巧等在内的一个知识集合体。

一旦技术被马克思看成是作为知识的技术，这其实就是一种极为超前而深邃的演化思想洞见。因为这种理解为解决技术从而人工制品的“自我繁殖”及其“选择和自我进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和方法，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潜在地意识到知识而非人工制品才是技术遗传和进化的基本单位，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中，知识才应该被视为现代遗传学中的基因或DNA概念的隐喻对象，知识才是技术演化和变迁的縻母(Meme)。考虑到当时还没有作为进化理论基础的现代遗传学，马克思的这种演化思想洞见是多么难能可贵。

2．作为累积过程的技术进步。和达尔文理解生物进化过程类似，马克思则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一个累积和渐进的过程。有别于当时(乃至现在)大多数人强调技术进步过程中“大发明家”和“重大突破”的重要性，马克思则强调技术进步的累积性和渐进性，认为发明是建立在许多微小改进基础之上的技术累积过程，而不是少数天才人物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杰作。他写道：“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技术)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这是一种鲜明的技术进步演化思想，马克思在考察具体技术时继续坚持并发挥了这种演化思想。在研究机器发展时他写道：“最初的机械织机主要是木制的，改良后的现代机械织机是铁制的。只要表面上把现代蒸汽织机和旧的蒸汽织机比较一下，把铸铁厂的现代鼓风工具和当初仿照普通风箱制成的笨拙的机械风箱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旧形式最初如何支配着它的新形式”。在关于磨的细致研究中，马克思将这种演化思想表达得更为精妙：“最早是把谷物砸碎。起先是用石头把谷物砸碎。以后，开始用容器或臼，把谷物放在里面用杵捣碎。后来人们发现碾碎比捣碎好。因此，人们使臼内的杵作旋转运动。这最好是用一个手柄来完成，手柄固定在杵杆上，并由人来转动……手磨就这样发明了……以后用辕杆代替手柄，把马、牛以及驴子套在辕杆上……这就有了马拉磨……接着马拉磨得到了改进……”。这些言论中，马克思表达了一种清晰的把技术进步理解为一种累积渐进过程的演化经济思想。

半个多世纪后，美国学者吉尔菲兰(Gilfillan)追随马克思这种技术进步的累积思想，对船舶进化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从最早的漂浮的掏空了的圆木一直研究到内燃蒸汽机驱动的汽船，得出“发明事实是不可分割的连续统一体”的类似结论。一些技术史学家也开始接受马克思这种观点，坚信技术进步是一种累积和渐进的过程，并试图对人工制品序列进行分类整理，以证明这种过程的累积和渐进性。比如美国著名技术史学家巴萨拉(Basalla)写道：“假如人造物链中缺项比生物链中缺项显得更多的话，那只是因为，对植物和动物的采样和分类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而对人造物的整理和分类仅仅才刚刚开始”。显然，马克思是他们当之无愧的理论先驱。

3．作为选择过程的技术进步。对生物进化而言，自然选择是在变异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自然选择作用，能适应环境(包括内外部环境)的有利变异得到保留，有害变异则被淘汰，如此完成生物的不断进化，同时造就生物的多样性。马克思已经注意到技术进步类似的选择适应特征和多样化特征，他写道：“单在伯明翰就生产出约500种不同的锤，不但每一种锤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而且往往好多种锤只用于同一过程的不同操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在这句话的注脚里，马克思还毫不讳言自己是从进化论那里获取了灵感，写道：“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中，谈到动植物的自然器官指出：‘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容易变异的原因也许在于：自然选择对于每一形态的细小差异的保存或抑制，不如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一个特殊目的时那样小心。比如，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大刀，大体上可保持同样的形态；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如作另一种用途，就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生物学隐喻方法，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一个类似于生物进化的选择适应过程。

马克思虽然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但应该说他的这种隐喻还是较为模糊和笼统的，也是不够彻底的，马克思并没有对技术进步的选择适应过程作进一步的隐喻和更深入的研究，对技术“变异”及起选择作用的“环境”等问题也很少涉及。其原因不在于马克思意图发展一种技术进步演化思想的立场和态度是否坚定，而是在于当时人们对达尔文的理解远不如今天这么深刻和清晰，进化论在当时还远非一个成熟的理论，这才是影响马克思发展一种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的真正原因。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是明确和坚定的，这种坚定态度也为后人继续研究技术变迁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四、关于技术消失的演化经济思想

现代生物学研究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地球上曾存在过的物种数量大得惊人，但其中99％以上的生物都消失了，幸存至今的物种仅是总量的一个零头不到，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是大量物种灭绝的最主要原因。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达尔文《物种起源》还刚刚问世不久，物种“神创论”还有着广泛影响，人类对于物种的整理和分类也才刚刚开始，对生物化石亦知之不多，但马克思显然已经较好地理解了达尔文并将其进化理论应用到对技术变迁的研究中，已经意识到技术和物种一样存在着灭绝和消失的可能。马克思写道：“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重头开始的境地……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都长期失传了。再如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也有同样的遭遇。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可见，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洞察到技术演化不仅和生物物种一样有着灭绝和消失的可能，而且造成技术消失的原因也和物种灭绝的原因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大量生物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大灾难突然降临(如五次动物大灭绝时期地球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而技术或文明的消失也往往是由于“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等引起的技术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马克思在这里发挥了一个绝佳的生物学隐喻，甚至还阐述了通过交往和竞争来保障技术和文明不断传承演化的思想，考虑到马克思对技术本质的认识，这就已经蕴含着通过基因重组、突变和频率等概念的生物学隐喻方法来进一步研究技术变迁演化理论的可能性。如果这些遗传学的概念和理论马克思已然了解的话，如果马克思时代进化生物学已像今天一样成熟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会在这种演化方法和思想上走得更远。

演化经济学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1-0017-06

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服务“三农”的功能，对我国这样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特征的“小农大国”而言，更具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6年12月2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农村金融理论和实践工作者也做了大量探索，但我国现行农村金融功能依然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0）。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试图结合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的现实背景及其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创新的客观需求，采用文献评论方法，在概括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演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特征及其主要观点基础上，基于演化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和农村金融发展理论视角，分析既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不足，进而提出加强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深化的建议。

二、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现实背景

（一）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供求矛盾依然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不断，但农村金融供不应求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观。回顾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历程不难发现：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是在没有触动金融体制下自发进行的。农村改革成功后，改革的重心便很快在政府的主导下转向了城市和工业。市场化过程中，城市和工业改革迫使政府通过金融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注入资金（章齐，2004）。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连续不断的金融危机，使我国政府对金融的依赖变得谨慎起来，金融监管和控制更加严厉（张杰，2003）。为化解国有金融风险，政府发起了以强化自我约束为特征的国有金融改革，农村金融问题日益显露并不断恶化。由于缺少农村金融支撑，农村经济发育不足，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进而又制约了农村金融发展。农村改革最终没有内生出适应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需求的农村金融（张杰，2003）。

为化解日益恶化的农村金融问题，缓解农村金融供求矛盾，我国开始实施农村金融新政。2006年12月2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了《意见》；2007年1月29日该意见的配套文件和实施细则，并确定首批试点地区；2007年3月20日邮政储蓄银行正式成立并开办农村存、贷款业务。在农村金融新政的推动下，近年来各类城市金融机构开始向农村延伸、回流；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后，外资银行也开始抢滩农村金融阵地。应该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在经历了“机构恢复调整、组织体系重构、金融风险防范和产权改革深化”四阶段后，开始进入市场多元化阶段（何广文，2008）。然而，农村金融新政实施已五年，农村金融供求矛盾依旧。

一方面，农村金融需求日益增加。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到2020年我国新农村建设新增资金需求总量大概在15万亿左右。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公共财政难以满足，必须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而且，财政投入形成的农业和农村公共产品的实际效率，也必须以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的规模化利用为前提。否则，公共财政投入形成的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可能会因为缺少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用，而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农村金融服务，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金融供求均衡，而且关系到财政支农的绩效。

另一方面，农村金融供给依然不足。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1年12月末，我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12.15万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4.5%，而农村GDP占全国的46%以上；农业贷款2.44万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不足6%，而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10.2%。熊德平（2011）的研究显示：农户大额贷款需求增加，平均需求在50000元以上，但现行农户贷款仍以上限为5000元的小额贷款为主；联保贷款办理难度大，只能满足10%左右的农户需求，浙江地区农村中小企业信贷需求正规金融仅能满足20%，其余必须依靠非正规金融。虽然近两年在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城乡资金开始双向流动，但农村流出规模仍在扩大。而且，农村金融日益明显的“脱媒”、储蓄下滑和分流现象，也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构成了巨大的困境（陈剑波，2008）。这也正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历次一号文件，以及有关农业和农村政策中不断强调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并明确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的现实依据。

（二）产业组织落后制约我国农村金融发展

在新一轮农村金融新政的推动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是未来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目标。

但依据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客观事实不难发现，多元化只是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还需要合理的农村金融产业组织。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仍处于过度集中与高度分散、市场垄断与无序竞争并存的状态（唐双宁，2007；杜晓山，2008；熊德平，2010），适应新农村发展要求的农村金融产业组织仍未形成，产业组织落后制约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2010）所指出的“多层次、多样化、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仍尚未建立；农村信贷市场拓展的深度和广度需进一步提高；信贷、证券、保险的联动机制有待加强”等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大多是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的直接表现或直接所致。

（三）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必须深化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渐进性变化与发展过程，而非间断的激进性跳跃与爆炸过程。分析现有文献不难发现，既有研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均衡理论框架和产业组织理论“新SCP”范式的研究设计，使得成果只能基于农村金融市场的静态均衡结果，获得产业组织创新的最优结局。其结论不仅忽视了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中，产业组织“成长”的内在属性与自发力量，而且难以解释我国农村金融政策不断失效的现象。显然，其只能在市场外生和静态均衡假设下的“时点”有效。

事实上，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是演化与政策的共同结果，但政策必须始终从根本上尊重和顺应演化的机理。因此，必须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深化农村金融产业问题研究，揭示其演化机制。

三、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中国农村金融理论研究状况及其发展动态分析

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金融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以货币为中心的货币面纱论、货币非面纱论、货币中立论和货币非中立论等早期阶段，并深受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和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的影响。二十世纪80年代后，随着计划经济的转型和西方政府干预的失败，以及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心由货币、信用向金融的转变，也同样经历了金融结构论、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论、金融约束论、局部知识论等现代阶段，并深受金融危机论、金融创新论，以及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影响。先后形成了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农业信贷补贴论、二十世纪80年代后农村金融市场论或农村金融系统论（Rural Financial Systems Paradigm）、二十世纪90年代的农村金融约束论（ Rural Financial restraint）和农村金融局部知识论（Rural Financial Local Knowledge Paradigm）。

在我国，二十世纪90年代以前，专门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成果并不多见。（周立，2003），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金融问题才成为经济和金融理论研究的热点。然而，更多的研究属于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一般性对策分析（周立，2003；熊德平，2011）。林毅夫（2003）、何广文（2002、2003）、张杰（2003）和夏斌（2003）等研究了我国农村金融供给非农化、政策性金融缺位、信用社改革、小额信贷规范等问题。但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农村金融机构视角（张杰，2003；罗来武、刘玉平、卢宇荣，2004；熊德平，2009）。在众多的研究中，吴国栋（1994）、冉光和（1995）等开始关注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问题，熊德平（2005）在国内率先系统研究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机制与模式问题。但这些研究均为基于宏观体制、战略或微观机制、治理等研究，基于中观视角的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近年来才开始出现，并呈不断增加趋势。其中，朱冰、刘钟钦（2005）关于中国农村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路径的研究；何广文（2007、2008）对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构造的分析；王煜宇、温涛（2007）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创新的战略思考；辛耀（2008）对研究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效率意义与方法的阐述；杜晓山（2008），马九杰和徐雪高（2008）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重要性以及存在问题的论证；郭树华、王文召（2007）等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SCP分析，都凸显了近年来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之势。

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是重要和必须的。但这些研究普遍忽视了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的演化机理，没有及时引入演化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范式等现代产业组织分析工具，其结论也只能基于农村金融市场静态均衡结果获得的产业组织创新最优结局。这不仅暴露了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在理论、方法和范式上的滞后与不足，而且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提出了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

（二）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演化经济学基础

经济演化（Economic Evolution）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国富论》对经济发展的过程问题研究。自此经济学一直蕴含着经济演化思想。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或传统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的静态均衡研究范式，认为那只能解释现存路径条件下的决策过程，对经济演化问题无能为力，认为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均衡状态下市场容量是既定和静止的，但市场是一个通过竞争实现由非均衡到均衡或不断打破均衡的动态过程，均衡只能是瞬间的（尼尔森，温特，1982）。他认为市场主体（企业）是被利润所推动的，是通过不断探索和创新，朝着能够获得更多利润的方向努力，而不是像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在一个明确界定的和外在给定的选择集上使利润最大化（刘志铭，2001）。为此，演化经济学用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不确定性（Uncertainty），以及变化（Variety）、惯例（Routines）、选择（Selection）等概念来代替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理性、最优化行为和确定性（杨虎涛，2010），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尤其经济结构变化在长期是怎样发生的，并注意研究市场行为主体（个人、企业、产业、区域甚至国家）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选择生存策略的（贾根良2005；王军，2008）。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分析范式，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构成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并在与其他经济理论，如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以及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在相互影响和互动交织中不断发展完善。但毫无疑问，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分析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范式。尽管我国经济思想自古就有演化思想（贾根良，2004），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则是二十世纪90年代后才逐步出现的泊来品，国内的研究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引进、消化吸收与推广应用（蒋德鹏，盛昭瀚；2000；武爱，2003；商孟华、刘春英，2007；陈劲、王焕祥，2008）。

（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关于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自马歇尔（1890）提出的马歇尔冲突以及斯拉法（Sraffa.P，1926）等人对马歇尔冲突的讨论和张伯伦与鲁滨逊（Chamberlain与J.Robinson，1933）提出垄断竞争理论以来，产业组织理论一直伴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并形成了体现不同经济学主张的产业组织理论流派。但无论是二十世纪30年代的哈佛学派，还是二十世纪60—7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以及二十世纪80年代新产业组织理论（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产业组织演化的思想总是始终蕴含其中，只是往往被忽视而已（王军，2008）。因为，自《国富论》研究经济发展的过程开始，经济学就一直蕴含着演化思想。

分析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清晰地分为两个特征显著的阶段。一是传统产业组织理论（Tradition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阶段，主要代表是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逐步成型的以SCP范式为基础的哈佛学派和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芝加哥学派。二是二十世纪70年代后逐步形成的，以利用博弈论、数理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方法经济分析为显著特征的新产业组织理论阶段（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植草益等，1995）。但如果抽象去不同产业组织理论流派在研究内容、方法和视角的差别后就会发现，在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和新产业组织理论之间存在一个渐进性的由静态研究到动态分析的变化过程（贾良根，2005；曹雷，2008）。现行产业组织理论处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和新产业组织理论交错共存、交叉发展，并不断接受外来影响的状态，其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来自演化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王军，2008）。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及研究范式的产业组织理论可以理解为产业组织演化理论（孙志刚、杜丽娟，2010）。

尼尔森和温特（1982）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虽然没有明确使用产业组织演化的概念，但经济结构演化、产业演化、动态竞争等概念则被广泛使用，标志着演化经济学框架的建立。经济演化思想和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对产业组织理论的重大影响，促进了产业组织演化理论的形成（尼尔森、温特，1982；弗罗门，1995；吴宇晖、宋冬林、罗昌瀚，2004）。尼尔森和温特之后，在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推动下，虽然产业组织演化的动态过程和理论体系构造的具体细节还存在诸多学术争议，甚至产业组织演化理论内涵还未得到共识性的科学阐述，但其应用不仅在国外已不罕见，而且在国内也日益普及（孙志刚、杜丽娟，2010）。江小涓（1999）、孙天琦（2001）基于转型背景研究了中国产业组织发展；谢地（1999）、盛昭瀚、蒋德鹏（2002）等从系统论角度探索了中国产业组织发展规律；袁春晓（2002），胡立君等（2005），张燕，姚慧琴（2006）等分别对环境、产业结构、企业边界、分工、企业家才能、资源分割和组织族系等与产业组织演化关系进行了探索；王盛（2005）基于技术和市场对分工、协调与产业组织形式的研究；陆瑾（2005）基于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演化经济学框架对产业组织演化的理论分析；于立（1999）、杨蕙馨（2000）等对国有企业产业进入退出的分析；朱磊（2002）对浙江制造业成长的研究；郑世卿（2009）对中国旅游产业组织演化的研究；赵伟（2011）基于制度演化对浙江工业化与产业集聚的研究；程新章、吴勇刚（2011）基于传统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对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选择的比较等等。尽管部分并没有贴上产业组织演化的标签，但均属于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代表之作。

在金融领域，由于很长一个时期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并不包括农业和金融产业（杨治，1985；植草益，2000），加上我国理论和实践界一直没有将金融作为产业看待，所以，金融发展理论中也一直没有将产业组织引入研究范围。因此，有关金融产业组织的研究一直远远落后于制造业（孙志刚；杜丽娟，2010），在我国直到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才真正开始。但大多只侧重于银行、保险或证券某一领域的SCP分析，以及一些关于金融机构风险和市场退出问题的专门研究（杨德勇，2004；王颖捷，2004）。其中，具有演化经济学特征，体现金融产业组织演化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孙天琦（2002）的《金融组织结构研究》、杨德勇（2004）的《金融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王颖捷（2004）的《金融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孙伟祖（2008）的《金融产业演进与金融发展——基础理论的构建及延伸》，以及曹宝明，袁洪泉（2008）、邵全权、江生忠（2008）对我国银行和保险业产业组织结构与效率的实证等少数。但这些研究，对深化和发展了我国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明显的推进作用（杜丽娟，2009），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产业组织理论由静态到动态的发展过程，不仅体现了其一直蕴含着经济演化的思想，并深受演化经济学影响，日益形成完整理论体系的特征。而且，产业组织演化理论、方法及其研究范式，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组织问题研究重要手段，在制造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加上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不仅滞后于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进程，而且滞后于金融发展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很长一段时期，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一直未能引起农村金融理论和政策研究的足够重视。近年来，熊德平（2005），朱冰、刘钟钦（2005）等开始关注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并取得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不少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经济演化的思想，但其视角、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等关键性要素，仍为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均衡理论框架下的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或新产业组织理论的新SCP范式。基于演化经济学及其产业组织演化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至今没有被真正系统地引入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这不仅制约了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和农村金融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政策的有效性和农村金融改革进程。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亟待引入产业组织演化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

四、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框架的展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针对国内现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研究忽视演化机理的缺陷，在进一步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目标和政策需求基础上，立足农村金融开放的复杂系统假设，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寻找产业组织演化理论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结合点，在界定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是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市场关系及其组织形态的总和基础上，定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是其在特定初始状态和外部环境下，以制度、技术、信息和政府角色为主要环境因素，以变化、选择和复制为主要特征的农村金融市场自然选择过程。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是演化与基于演化机理进行政策推动的共同结果。

在市场内生、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假设下，引入产业组织演化研究范式，修正、扩展并导入温特（2003）等的产业组织演化模型，将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置于农村金融发展大环境（PESTEL）中，从微观主体和中观产业（区域）两个层面，考察处于不同位置和角色的政府和农村金融市场主体，在市场自然选择机制下的行为机理、模式及其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的影响，建立研究的理论架构和分析模型，进而将基于Agent的计算经济学方法和基于LSD（Laboratory for Simulation Development）软件的计算机模拟相结合，并综合运用历史分析、制度分析、博弈分析，以及计量检验、实验研究等多种实证方法，分别就全国及中、东、西地区农村金融行业与区域市场，从外部环境、初始状态、市场行为、市场关联、产业关联等方面，揭示并检验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的机理、模式，并进一步在政府胜任能力研究基础上，就农村金融政策优化的方向、重点和路径提出对策建议，进而丰富和发展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与研究方法，拓展产业组织演化理论的应用边界，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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