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文化论文篇1

(一)系统的中国文化知识输入在二语习得整个过程中，输入是语言习得产生的必备条件。在中国文化导入过程中，大量相关信息的输入，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从对教材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接受的中国文化输入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导致了“中国文化失语症”。当然在增大输入量的同时也要考虑输入形式的多样化。1．对比法从跨文化交际方面来讲，对比法能使学生在了解本土文化的同时加深对目的语文化的理解，通过对比，感受不同的文化差异，从而达到更好的跨文化沟通。比如在讲授《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册第四单元美国文化五大象征的同时，导入中国文化的标志性象征，不仅弥补了教材中中国文化内容缺失的不足，又增加了课堂趣味性，可通过讨论发言的方式引发学生对中国文化以及美国文化的思考，从而实现“可理解输入”。2．归纳法从宏观上讲，归纳法可以指教师在导入中国文化时，把学生琐碎的、有差异的文化碎片归纳整理成系统、完整的文化体系，使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地理解，帮助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整合，这正是习得理论中的反思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微观上讲，归纳法可以用于具体的文化知识输入。比如在导入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时，必然要涉及到中国五花八门的菜名的英语翻译，这对学生来说确实是个难点。教师可以使用归纳法把中国菜名的英语翻译归纳为按照烹制方法、原料、味型等翻译的不同类别，化繁为简，使枯燥的知识点变得生动形象、有条有理。3．视听法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对外文化传播的影响，现在不少介绍中国文化的纪录片都是双语的，比如《美丽中国》《故宫》《再说长江》《颐和园》等。有些英语教程也附带视频材料，如《走进中国文化(英文版)》《中国历史(英文版)》等。这些视听材料的使用，增加了中国文化的输入渠道，准确呈现了输入内容，同时丰富的画面又可以提高学生学习文化和语言的兴趣。但是使用视听法的同时，教师要同时做好选择视频、归纳文化知识点等一系列工作。

(二)跨文化意识的中国文化输出输出阶段在语言习得中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通过输入阶段的导入教学，学生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可理解输入，如何把输入有效地转换成输出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教师应充当组织者和帮助者，设计新型的课堂教学活动，可以参照Breen在1985年提出的“文化课堂”(CalssroomasCulture)［4］模式，让学生在课堂上参加教师设计的虚拟文化交际活动;课下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中国文化之旅、中国文化知识竞赛、中国文化PPT大赛等，促进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英语输出。在学生输出的同时，要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文化翻译本身就是翻译领域中的难点，涉及到中国文化和英语文化的双重理解。如果仅仅把一些中国文化方面的名词用拼音或者表面意思的词表达，可能还是很难被不同文化的人所理解。所以，我们既要充分显示中国文化的信息，又要考虑对方的可理解程度，达到文化的交融。比如说在介绍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DragonBoatFestival)时，仅仅把节日翻译出来，不同文化的人很难理解。我们可以加上介绍端午节的来源，端午节人们的饮食和活动的内容。讲到屈原时，就需要解释性翻译了，如:QuYuan，aChinesesancientpetrioticpoet(屈原，中国古代爱国诗人)。同样，很多中国文化方面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我们都可以用解释性翻译来呈现才能实现跨文化的良好沟通。当然，随着国际交流的加深，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进一步提高，许多拼音音译词逐渐被不同文化的人理解、接受。最新的BBC新闻已经出现的“tu-hao”(土豪)的新词，所以学生在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时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就要求教师培养学生的文化创造力。何自然认为，学生可以依据特定的语言环境，创造性地用英语表达中国独特的文化，构架不同文化桥梁，促进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

跨国文化论文篇2

1.市场需求原因。为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诉求，提高市场占有率是企业生产活动的终极目标。跨国企业会在全球寻找新兴市场，出于高效率的要求和经营利益驱动，多数企业的受众群体有着独特需求，必须有本土化改造。

2.成本因素。寻求成本最小化，降低综合性生产成本。成本最低化是所有企业永远的追求。理性的经济实体在目的国开展生产经营业务时，最先考虑的就是成本。最初跨国公司的原始产生驱动就是降低成本。但是发展到现代，成本最低化并不是牺牲质量的代名词，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现代跨国企业的首选。

3.赢得当地政府的支持。使得经营更为顺利，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必须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这就要具有正面的企业形象和良好的企业知名度。就业、地方生产总值、外资利用率等都是政府绩效的考核目标。

4.更好的融入目的国的民族文化。许多跨国公司经营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更好的融入目的国的民族文化。尽管当今世界一体化趋势明显，但是民族文化的唯一性和抵触性也是不可估量的。

二、跨国公司企业文化构建原则及途径分析

堪称企业灵魂的企业文化，对员工的影响深刻而潜移默化。一旦形成，员工所共有的价值观的传播继承能量是十分惊人的。即使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原来的企业，原来企业文化的烙印都会伴随很久甚至一直存在于员工的职业生涯中。换一份工作，最先要适应的便是企业文化。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多强调以人为本和创新为先。构建科学的企业管理体制基本入手点就是搭建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中最根本的员工的本土化与企业文化息息相关。作为企业文化的支撑载体和实施者，员工的价值观，职业生涯规划，个人发展追求都是企业文化构建的重要内容。综合考虑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特点、母公司的管理体系、目的国的文化历史背景，以实现员工个人价值观和公司价值观互相结合为目的，我们在构建跨国公司企业文化可以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达到企业员工文化的融合，即企业浅层文化。为了企业的发展，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首先意识并认可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员工在个人价值观、生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客观的差异，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学习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和地区发展历史都有助于互相的认可。

2.重点是企业管理体系方面的本土化融合，即企业中层文化，这是最重要的方面。企业管理必须强调以人为本。体制健全，规章合理，方法科学，注重方法的创新性，充分利用各种现代科学技术，尤其互联网技术。

3.高级阶段是公司经营战略的本土化融合，即企业深层文化，这是最终的目的。

4.形成全新的本土企业文化。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企业文化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全新的跨国公司企业文化要求这三个层次的内容都实现本土化。物质文化层是最基本的要求。即使不同区域或者国家的生活水平和消费层次有所差别，一个成功的跨国企业应当建立相应的转化机制，实现相对平衡。精神文化层是跨国企业本土化融合的终极任务和目标。具体来说，建造跨国公司企业文化体系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直接沟通，善于沟通，可以使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增强。同传统企业、事业单位、国企不同，跨国公司没有严格的内部等级制度，而是以经理总负责，团队协同合作为主，彼此之间的沟通更为顺畅和全面。从企业管理方面考虑是以内部的沟通为主。跨国企业必须有专门负责内部信息传达的部门。在自上而下的信息传达中，从专业角度出发，结合每个部门和岗位的特点，选择适当有效的传递方式和反馈形式。信息传递过程中的疏漏和误解是需要克服的重要问题，确保信息传达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是关键。第三方培训和咨询机构的引入也是完善企业沟通流程的重要手段。

（2）营造信任氛围。以创造力和实际工作能力为重，并非看中工作年限。跨国企业的经理层普遍年轻化，良好的工作激励机制和完全授权授信是实现项目成功的关键。增加员工的认同感，提升企业员工的凝聚力。管理层和团队成员的理念必须同一化，工作目标的一致，价值观的和谐，是企业进步的有利基础。

（3）鼓励员工在工作场所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不是肆无忌惮，而是通过营造舒适的工作环境，用来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跨国企业员工的创造力和进取精神是企业文化的特色之一。

（4）完善的培训机制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在跨国企业里，员工的培训机会是多样化的，不仅体现在次数多，更重要的是会根据员工个人工作岗位、表现和未来提升的可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培训学习。

（5）团队精神。协同奋战，强调个性，重视彼此之间的互补，已达到整体的最大化机能发挥，这是最有效的企业工作方式。

三、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本土化战略下的跨国公司企业文化构建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员工的本土化。所以企业文化的构建也最应该重视员工。在企业文化保持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时刻保持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主导方向必须科学，符合本土化经营的各项原则和要求。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根本。产品定位，管理体制，员工观念，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都要保持本质的统一。在沟通方面，横向沟通和纵向信息传递相结合，面临经营问题和其他社会事件时，跨国企业往往都可以快速有效地做出反应。通过企业内部媒介的传达，例如，路演，内部论坛，企业内刊等，建立起上下统一，横向协调的企业内部沟通机制。

跨国文化论文篇3

二、中医跨文化传播的实践

中医跨文化传播的实践，既有基于中医术语英文翻译的理论实践，又有中医技术传播的实际操作，二者各具特色，又融会贯通。就中医术语的英文翻译而言，有宏观层面的翻译原则、规范化标准以及方法的内容，又有微观层面中医经典著作的翻译实践以及不同英文版本的对比研究。鉴于中医英语翻译良莠不齐的现状，2004年9月初，全国科技名词术语审定委员会和中医名词术语审定委员会主持召开中医名词术语审定会议，与会专家确定了中医英语翻译应该遵循对应性、系统性、简洁性、同一性、回译性、约定俗成等原则。同时，专家学者也就促进中医药英译的标准化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在既定原则与标准化共识的前提下，近年来，新的文化传播———模因论被引入阐释中医术语所内含的文化信息，模因在传播中的复制和变异促使译者灵活地处理源语文本。在中医术语的英译中，译者可以采用表现型模因、基因型模因以及互文性来处理中医文化信息，以便中医模因能渗透到英语中医药名词术语模因库中，从而促进中医药及其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具体到中医文献的翻译，最为瞩目的当属中医经典的英译研究，如《黄帝内经》的英文翻译版本多达数十部，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黄帝内经》翻译研究的重点也从名词术语的译法发展到对书中各种修辞格的翻译和语篇的连贯性，具有代表性的是李照国与兰凤利的研究，前者重点研究了《黄帝内经》中比喻、借喻、比拟、对偶、联珠的翻译，后者则聚焦于比喻、借喻、错综、互备、和举隅的翻译，相对而言，《伤寒杂病论》《难经》与《神农本草经》的英文翻译研究与实践则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巨大的开发空间。相较于中医英译的实践，中医医术的传播实践则更为具体，因而也就更有说服力。据不完全统计，英国有中医诊所约3000家，仅在伦敦地区就有私人中医诊所近600家，每年大约有250万英国人采用中草药、按摩、针灸等传统的中医疗法，支付的医药费用达到9000多万英镑。目前，美国已经有48个州承认中医药、针灸的合法地位。在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还批准成立了美国中医药研究院与美国人体科学研究院。美国已经有超过一万名中医针灸医师，仅加州就有4000名。据统计，加拿大现有中医从业人员2000多人，在全国的10个省和3个特别行政区均有分布，但这其中多伦多就有700多人，温哥华也有500多人，其他则散居各处。自2012年7月1日起，澳大利亚开始对中医、中药师进行全国注册管理。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澳大利亚是第一个确立中医合法地位的西方国家，这无疑是中医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要事件，也充分说明了中医在澳大利亚的传播、发展状况处于西方国家的领先地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中医合法化的进程中，澳大利亚一直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跨国文化论文篇4

（二）跨文化主题课程Lanfranch等诸多学者根据瑞士文化教育会议的60号文件提出的“跨文化教师教育的欧洲网络”开发了《跨文化教育课程标准》，为多元文化、多语言国家的教师教育课程设置提供了参考。在此次改革中，汉堡大学与汉堡市的中小学和教育组织机构在《跨文化教育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共同合作提出了汉堡大学教师教育的三个主题，分别为新媒体、处理文化和社会异质性、学校发展。汉堡教师教育委员会（HKL）将这三个主题确定为职前教师教育的核心内容。它伴随着职前教师教育的整个过程，涵盖在教育科学、学科、学科教学法所有课程中。其中，新媒体主题主要包括媒体的使用和选择，媒体的设计、分布、展示，媒体影响的认识、媒体制作和发行条件的评价，解决问题科学方法的使用。处理文化和社会异质性主题的主要内容是认识和了解语言、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异质，了解学生的学习障碍和需求，关注学生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促进学生的语言学习，掌握跨文化能力和处理异质的教学手段。学校发展主题中，职前教师要将个人发展与学校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学科、学科教学法、教育科学置于发展的视域下进行学习，把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变视为一种发展和进步。

（三）国外实践项目自2012年开始，汉堡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科学学院为推进跨文化教师教育的改革步伐，共同设立了国外核心实习项目，该项目具体由汉堡大学教师教育中心负责规划和指导。汉堡大学将该项目作为职前教师硕士培养和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了两种培养模块。一种是职前教师在国外实习学期完成核心实习项目后，可以在国外学校直接毕业。另一种是将整个实习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国外学校完成，另一部在汉堡市中小学完成。职前教师在国外实习期间要参加与个人专业相关的讨论课。在国外实习期间，每名职前教师都有一名导师负责指导，并对职前教师的表现给予系统及时的反馈，并提出建议。在整个实习期间，要定期撰写实习计划和实习报告，并在报告中提出自己发现的问题和经过思考后的解决方案。在实习结束时职前教师要在国外参加实习模块考试，成绩合格后职前教师才能顺利毕业。国外实践项目的设立有助于培养教师理解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建立主动从不同文化视角进行观察与思考的世界观，逐渐在学习和交流中提高个人的跨文化能力。

二、德国跨文化教师教育改革的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欧洲国家制定了大量有关于跨文化教育的改革政策和方案，同时跨文化教育也成为了德国职前教师教育领域所关注的改革主题。德国将跨文化教育理念已经融入到职前教师教育改革的整体设计中，新的职前教师教育体系充分体现出处理异质性、能力导向性、开放性、实践性、多元性等特点。改革前传统的教师教育没有考虑到多元文化所带来的新形势的发展变化，新文化的浪潮已经影响到德国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等多个方面，教育学界在跨文化教育背景下对职前教师教育领域进行了重新思考和定位。

（一）处理异质性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德国各联邦州积极推进跨文化教师教育改革进程。1996年，德国教育委员会报告提出，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处理社会异质化、文化异质化、种族异质化、语言异质化等问题将成为跨文化教师教育领域中的核心任务。为了有效处理异质性，德国教师教育领域主要采取以下措施：1．将语言教育融入到学科教学中，并采用将德语作为一门外语进行教学的方法；2．为教师提供改善处理语言异质能力的专项培训；3．在处理异质性的视域下，对学科、科学教学法、教育科学领域的课程进行重新思考和调整，将处理异质的理念纳入核心课程中；4．“区别和公平”与“文化与社会异质化”成为跨文化教育课程内容的核心词汇，如在很多大学的必修课教育学导论模块中设有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结构”“公平的教育”“处理异质化”“文化与社会异质化”“教师对不同语言背景学生的研究”等课程。德国文化教育部部长常务会议（KMK）与德国教师教育协会（KommissionLehrerbildung）均认为，专业地处理异质化是改变教师教育现状，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元素之一［1］。处理社会异质化、文化异质化、种族异质化、语言异质化等问题对德国职前教师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能力导向性2004年12月，各州文化教育部部长常务会议（KMK）上，通过了《教师教育标准：教育科学》（StandardsfürdieLehrerbildung：Bildungswis－senschaften），为教师教育的改革确立了新的导向。《教师教育标准：教育科学》提出将“处理异质化”“整合”“促进”作为跨文化教师教育改革的重点，新课程的设立将以能力为导向，并围绕这三个主题展开［2］。跨文化教师教育的课程能力指标可以归纳为：1．了解关于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的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理论知识；2．正确评价和接受文化多样性的能力；3．支持学生形成价值意识和态度及培养学生形成自我决断的行为能力；4．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并为学生提供帮助和解决方法的能力；5．跨文化维度中教学设计能力；6．了解性别特殊性对教育的影响。鉴于职前教师教育所面临的多元文化带来的巨大挑战，2004年德国社会教育委员会（DGfE）提出了《德国教师教育核心课程建议》（KerncurriculumfürdasHauptfachstudiumErz－iehungswissenschaft），确定了跨文化教育课程的核心课程地位，跨文化教育内容占所有课程内容比例的3／4［3］。《德国教师教育核心课程建议》在《教师教育标准：教育科学》的基础上，提出将课程设置成四个不同的能力专题，分别为专题一：教育，社会，教与学，教学，职业生涯培训；跨文化教育是学习的重点。专题二：社会、政治、教育条件；“区别与公平”“文化与社会异质”是学习的重点。专题三：教育研究、教育方法的研究；“跨文化教育研究”是研究的重点。专题四：知识与能力，教师情感、态度、行为的研究；“跨文化知识能力”“树立兼容的价值观、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是学习的重点［4］。2008年德国文化教育部部长常务会议（KMK）颁布了《学科专业决议》（LndergemeinsameinhaltlicheAnforderungenfürdieFachwissenschaftenundFachdidaktikeninderLehrerbildung），提出了在跨文化教师教育改革中，专业课程和专业教学法课程要将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等内容进行融合，新的课程不再以传统的学科为重心，而是以跨学科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为核心［4］。除此之外，还要在学科教学法中融入能力领域中的导向知识和元知识。随着新课程学习的不断深入，教师的跨文化能力不断形成，教师的跨学科能力也会得到发展。

（三）开放性跨文化教师教育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开放的内容，开放的形式，开放的方法。开放的内容指职前教师培养内容具有丰富性和可供选择性，教师不应该仅限于专业学科内容的学习，要适当补充各国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等方面的相关内容，“活化”培养内容，让职前教师逐渐领悟到跨文化、跨学科教育内容的丰富性，使职前教师有机会在此基础上创造性的发挥。开放的形式指打破传统的培养模式，将自主学习模式作为职前教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前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学习进度、学习方式等自主安排学习，通过参与式学习和合作学习的形式在开放的学习环境中深化对跨文化教师教育的理解。大学在职前教师自主学习模式中提供各种学习资源和支持服务，并要求职前教师定期上交自学报告，将其作为职前教师考核的重要参考。开放的方法指通过培养职前教师开放的意识，观念，创新精神，使职前教师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找到个人教与学的方式，能灵活地应对不同的机会与挑战，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四）实践性德国跨文化教师教育领域非常重视职前教师的实践和亲身体验。为职前教师建立灵活有效的对外沟通机制，使职前教师能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信息，德国各州大学根据教师所承担的不同学科和未来所任教的不同学校类型，为职前教师教育的实践阶段培养补充了新的内容或者增设了新的项目。在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开放的背景下，许多大学联合奖学金组织或者利用高校合作交流项目为职前教师提供出国跨文化实习交流的机会，通过国外实习增长职前教师的跨文化经验和能力。在国外见习阶段，培养内容强调在参与中学习，其中包括职前教师在研讨课中理解跨文化教师教育的相关问题，通过小组讨论、情景模拟等方式使职前教师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充分认识、比较、体验、反思跨文化及跨文化行为；通过国外中小学课堂活动参与，获得和掌握跨文化交流的经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对跨文化的课堂进行观察，对任课教师和学生开展调查和访谈，分析交流和观察过程中出现的跨文化现象和跨文化冲突，培养职前教师的跨文化敏感性，在广泛的环境范围内培养教师的多元文化共融意识，从而为未来教师的职业生涯带来更多的思考与启发。除此之外，各州大学与公益组织、地方团体、政府建立联系，共同创建各种学术访问、交流、研究等实践项目，促进跨文化教师教育的发展。

（五）多元性德国的跨文化教师教育是一种新思维，职前教师教育的思想从传统的一元式转变到多元式。职前教师教育领域已经把多样性、差异性、创造性的教育思维贯彻在改革中，给教师的发展和创造力的发挥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从国际化视角来看，它侧重培养教师“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能力，将培养内容和目标与全球教育背景相联系。立足于Klafki提出的“关键问题”，培养职前教师关注和思考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和平、不公平、不同文化等问题的能力。从整体性视角来看，它侧重培养职前教师用新的知识观念取代传统的知识观念，进一步拓展知识层面，完善知识结构，以适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不断更新职前教师对跨文化教育的认识，将单独学科和与之相关的普通教育、跨文化、跨学科内容看成一个整体；在业务能力方面，需要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学会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并将不同种教学方式融合成一个整体，灵活使用。从多文化视角来看，侧重培养职前教师多元文化观念和跨文化适应力和发展力，培养职前教师宽容、尊重和公平的品质，同时拓宽职前教师的多元视野，使职前教师正确对待不同文化的问题，消除在教学中习惯使用的、带有文化歧视和文化偏见的内容，以更有利于相互了解、尊重和共处。从推动发展视角来看，培养职前教师对改革的适应能力，根据外界的变化、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学习，立足于学校的现在，着眼于学校的未来，对学校的全局发展有通盘的思考和认识。

三、对我国教师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为我国职前教师教育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对外交流提供参考在我国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强调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在未来的教师教育改革中，教师教育领域将扩大政府间学历学位互认，支持中外大学间职前教师互换、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加强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6］。德国在此次跨文化教师教育改革中，为了促进教师的跨文化交流，将跨文化交流合作项目纳入到实践阶段的培养体系中，使其成为职前教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了职前教师跨文化能力和增长了职前教师跨文化交流的经验。我国的职前教师教育正处在探索和计划阶段，德国职前教师教育实践项目的设立为我国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跨国文化论文篇5

入世后的中国，涉及国际贸易的谈判与日俱增，如何进行有效的跨国谈判的命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文化差异对跨国谈判而言，是极其重要而又繁琐的变量。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看，和任何企业一样，跨过公司要在东道国从事商务活动均需要计算下列成本：进入市场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履约成本和仲裁成本。然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谈判可以大大节约国际交易的费用。对此，美国一位资深企业家甚至断言：“如果能有效地克服文化障碍，美国对华投资、贸易量可以比现在增加两倍。”

一、国际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因素

国际商务谈判是指处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务活动的当事人，为满足各自需要，通过信息交流与磋商争取达到意见一致的行为和过程。谈判主体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谈判者代表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同时，它还具有跨文化性。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谈判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谈判者各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模式、语言以及风俗习惯等各不相同，这些文化因素对国际商务谈判的成功与否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商务谈判正确的名称应为跨文化商务谈判,这种谈判极少因技术或专业原因而失败。在跨文化商务谈判中,东西方民族常常会因为文化积淀、认知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而遭遇文化冲突。所以大多失败是由于对外国文化缺乏了解和没有顺应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规则。既然跨文化交际在国际商务谈判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呢？

文化是社会群体的都有特征。文化既包括心理要素，即群体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和规范，也包括社会结构要素：作为社会交往背景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体制。文化价值观把注意力导向较重要或较不重要的问题，影响着谈判者的策略。文化体制保持并提升价值观和规范。文化价值观、规范和意识形态是诠释所处处境（这是谈判，所以我应该……）和他人行为（她威胁我，所以我应该……）的共同标准。

国际间的经济交流首先意味着来自不同文化的成员为了某一共同的商务目的相汇于一个对其中一方来说是陌生的、具有文化特性的交际环境。来自不同文化和经历过不同社会化过程的交际双方为了某一经济事务进行磋商、洽谈时，他们各自的行为准则通常会出现交叠现象。在这种文化交叠情境中的交流与沟通，双方的言行不仅受到各种文化所特有的行为模式的制约，而且交际双方也是相互影响、较量、协同和构建的互动过程。

谈判的实质既可以是所取价值，也可以是创造价值。这样，就存在两种谈判结果：分配性与整合性协议。最成功的跨文化谈判产生的结果，其所达成的协议一般既是一份整合性又是分配性的协议，这份协议把增加了的资源总量分配给谈判双方。所以，跨文化谈判不仅是价值索取型谈判，还可以是价值创造型谈判。这取决于跨文化谈判者对文化的关切、处理以及对跨文化谈判策略的运用。

二、国际商务谈判中跨文化范畴探析

每一位谈判者都有利益和优先事项，而且每一位谈判者都有策略。利益是构成谈判者立场基础的需要或原因。优先事项反映各种利益或立场的相对重要性。谈判策略是为达到谈判目标而选定的一组综合的行为手段。谈判者的利益、优先事项以及策略的使用都受到文化的影响。

1.利益

首先，利益文化范畴涉及利益与优先事项。利益是要求被提处理和被拒绝的原因它使双方在争端问题的立场下潜在的需要和利害关系。

文化影响自身利益与其它利益冲突时的相关重要性。世界上的人们所关心的是实现他们的目标，受到其他人的尊重，实现他们所在的社会群体的目标，以及在那些群体中反映为正面的行为方式。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自身利益通常优先于集体利益。在集体主义文化中，集体利益通常优先于自身利益。当然，来自于集体主义文化的人有自身利益，来自个人主义文化的人也有集体利益；只是说在他们自己的文化里，价值、规范和制度在文化上暗示着一致的行为。当争端的一方来自集体主义文化，而另一方来自个人主义文化时，自身利益和集体利益有机会被互相替代。但也有可能遭受挫折和误解，因为自身利益相对于集体利益的主要侧重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当与来自集体主义文化争端方谈判时不要低估了集体利益的重要性，当与来自个人主义文化的争端方谈判时不要低估个人利益的重要性。

利益解释了为什么一个问题相对比另一个问题重要，或者为什么采取这种立场。但是谈判对手的利益往往很难猜测。解决争端的谈判者必须准备好两种策略来发现利益所在，直接信息策略——提出问题，以相应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间接信息策略——提出问题的解决提议，来自高语境文化的谈判者可能会对直接问题感觉不适，因而提出建议来发现利益所在会比较好些。当了解了利益，除了放弃低优先级利益来得到高优先级利益外，可以达成许多类型的一致，直到利益所在能够导向无先例的解决方法、限定期限的实验，或者发现双方同意进行更有效处理的基本问题。

2.权利

权利是公正、合约、法律或先例的标准。争端方用各种权利的标准来证明所提出和拒绝要求的正当性。

有些权利等标准是外在的，比如法律和经双方就具体条款进行谈判达成的合约。其他权利的标准是隐含的，比如在规范情况下对地位或年龄的尊重，以及公平的标准，比如公正和平等。外在的标准是成文的，由警察、法庭等社会机构执行的。隐含的标准融入在社会团体的文化中，由社会认同或社会排斥来加强。

以公平标准为例，作为提出要求、拒绝要求和解决争端的正当理由，公平的基本原则扩展到跨文化领域，因为价值和规范只能扩展到社会团体的边界。不同的文化特征似乎适应了不同的公平标准，使人们很难知道何种权利标准在哪种文化里最为接受。

所以，使用权利标准解决争端的成功关键是，要么提出争端另一方同意认为公平的标准，要么提供新的可靠的信息使提出的标准看上去公平，没有新的可靠的信息，论据不太可能有效。

3.权力

权力是一种能力，借此你可以从争端中得到你想要的——你的要求被承认或者你的拒绝得到支持。判断在跨文化谈判中谁更有权力是复杂的，因为权力是一种通过文化进行的认知。

权力是对受控新的估计或判断。来自平等主义文化的争端者与来自等级主义文化的争端者相比，较少注重地位和权威观念。他们可能更愿意打破地位的界限来提出要求，而这种界限让来自等级文化的争端者会因为失败、报复或者让当事人丢面子而产生恐惧；当来自等级主义文化的人在失去地位的情况下提出要求时，他们可能求助于同情心，提醒地位比较高的对方来负责关心地位比较低的提出要求者。当来自平等注意文化的西方人或其他争端者在失去权力的情况下提出要求时，他们经常避免谈及权力而更多地侧重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谈判路径的选择，不同谈判者运用权力影响谈判的结果有重要且微妙的文化差别。三、国际商务谈判中跨文化的策略

在国际商务谈判中处理跨文化问题，需要在是否调整你的策略以利于对方或坚持己见中做出决定。有时候没有选择的机会，而有时维持你所偏好的策略会使你在谈判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本文提供三种文化相连的谈判策略类型：

1.“独断的个人主义者”

“独断的个人主义者”树立高目标，一直被促使寻求信息，他们乐意权衡利弊，而不会为哪一方更具影响力而分心。以色列人主要使用这种策略，而不去管谈判桌上另一方的文化。以色利人特别依赖寻求信息的提议，这些提议能促使他们达成一致，同时能分配价值。以色列人的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另一个标志是他们运用权变协议，这样可以使买卖方在他们未来不同的观点上达成协议。

这种策略有一个潜在下降趋势。虽然来自其他文化的谈判者意识到与以色列人共事很有收获，但他们还是会有压抑的感觉，即便这种压抑是值得的。使用这个策略的谈判者目光短浅，不打算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于是限制了他们未来的选择范围。

2.“合作的实用主义者”

“合作的实用主义者”关心他自己和对方的目标，通过提问题和回答问题来建立相互信任，并间接处理影响力问题。德国谈判者是这个方法的忠实拥护者。他们运用这个策略去谈判整合性协议，实现分配性谈判结果。

这个策略的潜在的缺点是一个合作的实用主义者也许会被独断的个人主义者所利用。然而，合作的实用主义策略的核心——信任，难以赢得却很容易失去。只要合作的实用主义者掌握得住双方关系中的信任度，没有得到对方回应的信息，他就不应该泄露自己信息，他也不会被利用，但如果他不能使用感觉顺手的直接信息共享策略，他也许在谈判中不能达成整合性协议。

3.“间接策略使用者”

间接策略使用者也许依赖对权力的不确定性来激发间接信息搜寻。日本谈判者就使用这个谈判艺术，他们把直接使用影响力与间接信息搜寻结合起来。在他们的文化中，这个模式很奏效，但跨文化则会出现问题。间接信息共享对于认可直接策略文化的谈判者来说，也许太微不足道。如果谈判者来自于不认可直接影响力的国家，那么使用直接影响力也许会导致螺旋冲突，不能达成最佳协议。

三种模式的共同点是目的明确、对信息的渴望、使用一个策略便利地寻求信息，以及知道如何驾驭影响力，三种不同的是谈判者如何使用每一个不同的模式来树立目标，寻求信息和使用影响力。

四、结语

由于国际商务谈判的谈判者代表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政治背景，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语言及风俗习惯各不相同，从而使影响谈判的因素更加复杂，谈判的难度更加大。在实际谈判过程中，对手的情况千变万化，作风各异，有热情洋溢者，也有沉默寡言者；有果敢决断者，也有多疑多虚者；有善意合作者，也有故意寻衅者；有谦谦君子，也有傲慢自大盛气凌人的自命不凡者。凡此种种表现，都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有关。不同表现反映了不同谈判者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谈判者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和高超的谈判技巧，不仅能在谈判桌上因人而异，运用自如，而且要在谈判前注意资料的准备、信息的收集，使谈判按预定的方案顺利地进行。

参考文献:

[1]《哈佛商业评论》，1988年第4期

[2]A.L.Lytle,J.M.Brett,Z.I.Barsness,C.H.Tinsley,andM.Janssens,“AParadigmforConfirmatoryCross-CulturalResearchinOrganizationalBehavior,”inL.L.CummingsandB.M.Staw(eds.),ResearchinOrganizationalBehavior(Greenwich,Conn.:JAIPress,1995)

[3]S.T.FiskeandS.E.Taylor,SocialCognition(NewYork:McGrawHill,1991)

[4]Triandis,IndividualismandCollectivism

跨国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兼容 观察团体多层次系统

一、组织文化兼容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当下，评判组织的文化的兼容性，大致有三种观点：

第一：差异说。

大多数学者认为，组织文化差异越大，并购后的绩效越会不理想，这些观点多次在问卷调查、访谈以及案例研究中得到证实。这是因为，相似的组织文化表示企业间的文化冲突可能会比较少，从而避免因文化差异而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使得并购中的实际管理相对要便利些。

第二：多因素说。

有些学者提出，组织间文化的异质也会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即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是有利于并购的。从逻辑上分析，只是和经验的差异就可以帮助组织成员之间更好的互补。不过，发挥差异的协同效应需要在整个并购过程中保障有效的控制管理。除了文化差异之外，文化强度和文化吸引力也是并购中很重要的判断文化兼容性的因素。

文化强度是指组织中的个体对组织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的共享程度，这也可以近似地理解为个体对于组织文化的认同程度。可以设想，如果被并购方的组织文化强度较弱，相对而言更容易进行文化整合。

第三、类型说。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组织文化存在一定的分类，不同的组织文化对应着不同的并购难度。如组织文化可以分为四种主要的类型：权利型、角色型、任务/成就型和个人/支持型。虽然目前还无法证明哪种类型的组织文化更容易帮助组织成功，但组织文化的不同类型组合在并购中的确可能导致的不同结果。

综上所述，上述三种文化兼容性的观点并没有优劣之分。在进行实际的文化审查时，需要根据自身企业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财务等其他方面的因素，作出最终的文化兼容判断，并且结合文化审查的结果，分析不同企业间的文化兼容程度。

二、跨文化整合内容

杰克林•谢瑞顿和詹姆斯•l斯特恩认为文化的评估包括如下六个方面，这其实也是文化整合的内容。

1.价值观/信念/行为准则

2.目前这在被使用的衡量手段

3.管理作风和管理办法

4.员工的作风和行为

5.基础结构（制度/政策/实施过程）

6.对团队概念的认识和认同的程度

三、并购中组织文化的评估系统

1.组织文化的评估的背景：

研究发现，通常人们在并购前会过高估计并购后的绩效水平，忽视文化冲突对于绩效水平的影响。大量的实践应用也发现组织文化在并购中的重要作用。

2.symlog，观察团体多层次系统

组织文化指，组织中具有的基本假设或价值观的共识（hofstede，1983，edgar schein，1985)。目前，大多数组织文化测量工具也都是对于组织成员的基本假设和价值观进行测量。

本文着重研究的是由哈佛大学bales教授开发的symlog（a system for the multiple level observation of groups），即观察团体多层次系统，这个系统可以用来测量个体、团队、组织层面的价值观，其中组织层面的价值观可以认为就是组织文化。

symlog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一个全面的框架来演示已经被组织、团队和个人论证过了的价值观。symlog方法特别强大的原因在于它提供了佐助提升领导力、团队工作，以及组织的有效性的重复测量。

symlog包括三个两极的维度。水平轴表示不友善 (个体主义) （unfriendly individualistic behavior）行为 vs. 有善(集体主义) 行为（friendly group-oriented behavior）；纵轴表示认可权威的任务导向（accepting authority） vs. 反对当前权威的任务导向（opposing authority）；第三个维度是度量支配（dominant） vs. 服从的（submissive），用圆圈的大小表示，越大说明越具支配性。三个维度不同得分组合，最终都可以别体现在上面

这个场图中。

symlog问卷共有26个题项，通过这26道题目的结果，就可以将一个人、团队或者组织的价值观体现在symlog的场图中。尽管只有26道题项，但是symlog却可以根据使用的需要，有许多提问方式。

3.symlog在组织并购中的作用：

作用1：并购之前的文化评估

如果在并购前，并购组织有几个选择的并购对象，那么可以使用symlog的评估结果，来选择合适的组织进行并购。可以使用symlog分别对并购组织和被并购组织进行组织文化评估，在场图中找出两个组织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通过分析26道题项内容，来详细评价两个组织在各个具体价值观上的差异，选择与自己最合适的组织。

作用2：并购之后文化整合效果评估

在并购前，对并购组织和被并购组织分别用symlog进行组织文化测评。可以在场图中清晰的看到两者的差异，并可以通过具体分析26道题项来有针对性地提出文化整合方案。

跨国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兼容 观察团体多层次系统 

 

一、组织文化兼容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当下，评判组织的文化的兼容性，大致有三种观点： 

第一：差异说。 

大多数学者认为，组织文化差异越大，并购后的绩效越会不理想，这些观点多次在问卷调查、访谈以及案例研究中得到证实。这是因为，相似的组织文化表示企业间的文化冲突可能会比较少，从而避免因文化差异而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使得并购中的实际管理相对要便利些。 

第二：多因素说。 

有些学者提出，组织间文化的异质也会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即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是有利于并购的。从逻辑上分析，只是和经验的差异就可以帮助组织成员之间更好的互补。不过，发挥差异的协同效应需要在整个并购过程中保障有效的控制管理。除了文化差异之外，文化强度和文化吸引力也是并购中很重要的判断文化兼容性的因素。 

文化强度是指组织中的个体对组织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的共享程度，这也可以近似地理解为个体对于组织文化的认同程度。可以设想，如果被并购方的组织文化强度较弱，相对而言更容易进行文化整合。 

第三、类型说。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组织文化存在一定的分类，不同的组织文化对应着不同的并购难度。如组织文化可以分为四种主要的类型：权利型、角色型、任务/成就型和个人/支持型。虽然目前还无法证明哪种类型的组织文化更容易帮助组织成功，但组织文化的不同类型组合在并购中的确可能导致的不同结果。 

综上所述，上述三种文化兼容性的观点并没有优劣之分。在进行实际的文化审查时，需要根据自身企业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财务等其他方面的因素，作出最终的文化兼容判断，并且结合文化审查的结果，分析不同企业间的文化兼容程度。 

二、跨文化整合内容 

杰克林•谢瑞顿和詹姆斯•L斯特恩认为文化的评估包括如下六个方面，这其实也是文化整合的内容。 

1.价值观/信念/行为准则 

2.目前这在被使用的衡量手段 

3.管理作风和管理办法 

4.员工的作风和行为 

5.基础结构（制度/政策/实施过程） 

6.对团队概念的认识和认同的程度 

三、并购中组织文化的评估系统 

1.组织文化的评估的背景： 

研究发现，通常人们在并购前会过高估计并购后的绩效水平，忽视文化冲突对于绩效水平的影响。大量的实践应用也发现组织文化在并购中的重要作用。 　2.SYMLOG，观察团体多层次系统 

组织文化指，组织中具有的基本假设或价值观的共识（Hofstede，1983，Edgar SchEin，1985)。目前，大多数组织文化测量工具也都是对于组织成员的基本假设和价值观进行测量。 

本文着重研究的是由哈佛大学Bales教授开发的SYMLOG（A System for the Multiple Level Observation of Groups），即观察团体多层次系统，这个系统可以用来测量个体、团队、组织层面的价值观，其中组织层面的价值观可以认为就是组织文化。 

SYMLOG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一个全面的框架来演示已经被组织、团队和个人论证过了的价值观。SYMLOG方法特别强大的原因在于它提供了佐助提升领导力、团队工作，以及组织的有效性的重复测量。 

SYMLOG包括三个两极的维度。水平轴表示不友善 (个体主义) （unfriendly individualistic behavior）行为 VS. 有善(集体主义) 行为（friendly group-oriented behavior）；纵轴表示认可权威的任务导向（accepting authority） VS. 反对当前权威的任务导向（opposing authority）；第三个维度是度量支配（dominant） VS. 服从的（submissive），用圆圈的大小表示，越大说明越具支配性。三个维度不同得分组合，最终都可以别体现在上面这个场图中。 

SYMLOG问卷共有26个题项，通过这26道题目的结果，就可以将一个人、团队或者组织的价值观体现在SYMLOG的场图中。尽管只有26道题项，但是SYMLOG却可以根据使用的需要，有许多提问方式。 

3.SYMLOG在组织并购中的作用： 

作用1：并购之前的文化评估 

如果在并购前，并购组织有几个选择的并购对象，那么可以使用SYMLOG的评估结果，来选择合适的组织进行并购。可以使用SYMLOG分别对并购组织和被并购组织进行组织文化评估，在场图中找出两个组织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通过分析26道题项内容，来详细评价两个组织在各个具体价值观上的差异，选择与自己最合适的组织。 

作用2：并购之后文化整合效果评估 

在并购前，对并购组织和被并购组织分别用SYMLOG进行组织文化测评。可以在场图中清晰的看到两者的差异，并可以通过具体分析26道题项来有针对性地提出文化整合方案。 

跨国文化论文篇8

论文摘要：企业文化对中国企业在迈向跨国公司的重大转型过程中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从企业文化的哲学与理念体系的构建、企业跨文化的沟通与管理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企业在迈向跨国公司过程中文化准备的重要意义，认为企业中的文化因素走企业管理的核心因素，企业的核心能力就是企业的理念体系，中国企业应下大力气进行企业理念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同时有意识培养跨文化的经理人，增强员工的文化敏感力和文化适应性。1 跨国经营文化准备的两个重要方面 新的世纪，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这就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一般而言，跨国经营是一个国家加入WTO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事跨国经营将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世界经济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目前，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国政府已明确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全方位开展海外投资，中共“十五大”提出并确定了鼓励能够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方针。1998年江泽民主席在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要有领导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国有企业走出去，到国外，主要是到非洲、中亚、中东、中欧、南美等地投资办厂，从事境外加工贸易，扩大出口，实现成熟产业的国际转移”。 事实上，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中国不少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已经具备了开展海外投资的条件。据外经贸部统计，自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间，中国已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793家贸易和非贸易型企业，协议投资总额约100亿美元，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额65亿美元。中国已被联合国评为新兴的海外投资国，中国有数家公司已经被联合国列入来自发展中国家最大的50家跨国公司行列。中国一批优秀企业，如海尔集团、上海广电、万向集团、杉杉集团、新希望、华为、科龙、格兰仕、森达、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地走向跨国经营。 在讨论企业跨国经营文化准备的有关问题时，一般企业很容易想到文化冲突、跨文化沟通、文化变革等与跨文化沟通和管理相关的事项，但本人认为，企业文化与理念体系的构建是更加重要的一方面，它对企业在迈向跨国公司的重大转型过程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本文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文化准备分为两个部分，一为企业文化的哲学与理念体系的构建，二为跨文化的沟通与管理，下面分别对这两方面作一探讨。2 构建适合的企业哲学与理念体系是事关企业跨国发展时期生死成败的核心问题 决定企业生死成败的核心问题是企业的战略决策和内部管理，这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公理与常识之一。但文化因素对企业命运的重要意义许多企业界人士认识不够，不少人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几句口号加一些职工文娱活动，不能没有，但意义不大；而国内学术界则对此缺乏切身体会。因此，对这一问题目前还有论述的必要。 2000年中期，笔者有幸与国内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书记陈珠芳女士就企业文化的有关问题进行交流。言谈间，这位前华中理工大学教授说了一句令人印象至深的话——企业的核心能力就是企业的理念体系。 华为公司是中国少有的在电子信息领域技术与生产规模方面都达到世界级水平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更是少有的“在管理思想上有很多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管理哲学”的企业。其四万余字的《华为基本法》标志着华为公司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基本经营政策体系的确立，也标志着其接班人确立原则与机制的确立，标志着华为公司由创业者个人色彩浓郁的企业家型管理向职业型管理的重大转变。 2000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实现销售额超过 220亿元，管理员工16000余人，其中85％具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目前，华为在全球建立了40多个海外代表处，产品进入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美国和印度设立了研究机构和生产基地。根据国家信息产业部公布的2000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排行榜”，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实现利润总额29亿元，在利润排行榜上超越联想、方正等知名企业居百强首位。 陈珠芳女士所言的“企业的理念体系”就是广义的企业文化，而“核心能力或称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这一概念源自80年代后期欧美

跨国文化论文篇9

跨文化适应理论模型跨文化适应的相关理论类型众多，许多跨文化心理学家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理论框架。这些理论框架的构建、验证和比较，有力地推动了文化适应理论的发展。就目前而言，认可度较高且运用最广泛的主要有两种关于跨文化适应研究的维度模型，即单维度模型和双维度模型。(1)单维度模型:单维度模型理论认为，文化适应就是个体从原有文化逐渐被完全同化入东道国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单向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个体总是位于从完全的原有文化到完全的主流文化这样一个连续体的某一点上。［4］也就是说，个体会在逐渐接受东道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失去其原来所属文化的特征。例如，依据这一理论模型可以预测，随着移民对东道国语言的掌握程度越高，他们的第一语言能力会日渐消失。美国的“熔炉论”(meltingpot)便是这一理论的具体体现。虽然这种单维度模型在20世纪早、中期占据主要地位，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跨文化心理学家开始对它提出了挑战，纷纷提出了新的跨文化适应理论和研究模型。［5，6］他们认为，保持个体原有文化与接受主流文化是两个互相独立的维度。一个维度的加强不一定意味着另一维度的减弱。(2)双维度模型: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贝瑞(JohnBerry)认为:文化适应具有两个基本维度，即保持自身传统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倾向性，以及和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根据这两个基本维度，贝瑞区分出了四种文化适应策略:同化、分离、整合、边缘化。当个体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无意保持自身原有的文化认同，但积极地参与到与其他文化群体的互动交往中，他们所使用的策略就是“同化”;相反，当个体非常重视自己的原有文化，而尽量避免与其他文化群体的接触和交往时，他们采取的就是“分离”策略;当个体既重视保持自身原有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又注重与其他群体的互动交往时，他们采用了“整合”策略;而当个体既不重视保持自身文化，又无意与其他文化群体进行交流时，他们的文化适应策略就是“边缘化”。［7］贝瑞认为，个体对文化适应策略的选择对他们跨文化适应结果有很重要的影响。很多研究者对贝瑞的双维度理论模型进行了验证。多项研究发现，整合策略往往是最佳的文化适应策略，而边缘化是最差的策略选择;同化和分离策略居中。在一项关于来自13个国家的青年移民的跨文化适应状况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倾向于运用整合策略的移民在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上的状况最好，而那些对于自身文化取向模糊不清，对自己的生活目标感到茫然的青年移民的适应状况最差。沃德(ColleenWard)和拉纳(Rana-Deuba)在她们关于尼泊尔国际义工跨文化适应的一项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对自身原有文化的高认同能够预测心理层次上更好的适应，而对东道国文化的高认同则意味着更少的社交困难。［8］此外，还有尼奇(NyguenH．H)等对生活在英美社区的越南青年的跨文化适应研究、［9］李(Lee)等对韩裔美国人的文化适应状况及策略选择的研究［10］等都分别从不同的具体文化场域有力地支持了贝瑞的双维度理论模型。另外，应该注意到，文化适应策略的选择还具有一定的情境依赖性。也就是说，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中，不同的时间段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例如，一个移民或旅居者很可能追求经济和工作上的同化、语言上的整合(双语)、婚姻上的分离(族内通婚)策略。阿连兹(Arends-Toth)和维杰威(VandeVijver)在对荷兰的土耳其移民文化适应维度的研究中发现，这些土耳其移民可能在公共领域选择同化或整合策略，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他们获得社会承认和事业上的成功，但是在家庭这种私人领域，他们则更愿意保持自身原有的文化传统。［11］总的来说，在当今的跨文化心理学领域，虽然仍有少部分研究支持单维度模型，但双维度理论模型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支持，并对社会舆论和国家政策产生着日益显著的影响。虽然随着心理学家对文化适应研究的深入，又出现了多维度模型和融合模型等多种理论框架。但就现阶段而言，后两种模型还缺乏足够的实证性证据。

跨文化接触的理论方法跨文化接触是文化适应理论的核心概念，目前关于跨文化接触与变迁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理论方法:文化学习法、压力—应对法及社会认同法。文化学习法主要是对跨文化接触和变迁中的行为进行分析，强调的是，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所必备的文化技能的习得过程。压力—应对法是强调文化接触与变化的情感因素;社会认同法主要关注的是认知因素，如人们感知和看待自我及他人的方法。(1)文化学习法:文化学习法的理论源于社会和实验心理学以及阿盖尔关于社会技能与人际交往行为的研究。［12］这一方法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跨文化适应困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文化接触中的个体在处理日常社会交往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因此，必须通过学习具体的文化和社会技能及行为来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化学习法比较注重跨文化交际风格(包括语言和非语言要素)、行为准则、社会习俗及价值观等方面的跨文化差异及其对跨文化效力的影响，同时也强调特定的文化知识、跨文化培训、外语能力水平、之前的出国经历、与东道国民的接触、文化距离以及文化认同这样一些因素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减少接触中的困惑和不满。目前的一些研究已经考虑到成功的跨文化适应必须具有特定领域的技能。例如，国际留学生所需的学术技能和企业外派人员所需的工作技能等，如果发现了他们在这些领域的行为缺陷，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专业技能和社会技能的培训，以期缓解他们进入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后的“不确定性”和由此引发的“焦虑感”。(2)压力—应对法:压力和应对理论源自系统论，认为跨文化接触中的压力是当个体面对跨文化适应困难，并且认为这些文化冲突和难题无法通过简单的行为变换解决时所产生的一种压力反应。［13］换句话说，该理论是将跨文化接触和变化看成本身能够产生压力的重要事件并要求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以便能顺利的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在跨文化接触过程中，个体会思考他们海外经历的意义，将他们所经历的生活变化看成是困难、危机或是机遇和挑战。不同个体对这些变化的评价结果是不同的。当个体将跨文化经历看做是困难重重、难以逾越的高山时，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问题和困难;而当个体将跨文化经历视作一种机遇或有趣的经历时，他们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经历的困难可能会相对较少。而这种对生活变化的认知评估会受到跨文化经历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尤其是期望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程度对评估结果的影响非常显著。一些研究者指出，与实际经历一致的期望有助于人们进行调整，而期望与实际经历差别越大，心理调适和心理压力问题就会越大。为了应对跨文化适应过程中产生的这些困难和压力，个体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进行心理调整。不同的研究者对应对方式的划分也有所不同，大多是基于他们各自的实证研究。迪亚兹(Diaz—Guerrero)将应对方式分为两类:积极应对(有计划的、主动积极地寻找解决适应压力的途径)和消极应对(更倾向于忍耐和自我调整)。［14］贝瑞在其研究中指出:这些应对策略只有在东道国对移民或旅居群体持正面的态度，且在愿意接受他们的情况下，才最为有效。否则消极的应对方式可能会导致文化隔离的结果。此外，沃德和肯尼迪在对移居加拿大的英国人的应对策略和心理适应结果研究中发现，采用积极应对策略的英国移民的心理调适结果较好，而那些一味采用回避策略的人群的抑郁、沮丧等负面情绪的程度偏高。克洛斯对美国的国际学生以及伯恩、沃德对新西兰的国际学生跨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值得一提是另一种应对策略模型，即首要应对策略。首要应对策略主要是以任务为导向的行为，目的在于改变令人不快的环境中的负面因素。而次要策略更多的是涉及改变对压力事件和情境的认知与评价。沃德及其同事在对新加坡的东亚和欧美留学生的研究中发现，次要应对法能够帮助降低感知压力的程度，从而减轻抑郁、失望等症状。而首要应对策略(如积极应对和计划)相对来说不能对感知压力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然这些跨文化效力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加以验证。除了认知评估和应对策略，社会支持在压力和应对研究中一直被看成是跨文化过渡的主要手段和预测心理调整与生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个体可以通过构建和维持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获得各种资源(包括物质、情感、技能、信息等各个方面)的支持。

社会支持来源非常广泛，从亲疏程度上讲，包括家庭、朋友、熟人、长辈、工作伙伴等;从文化身份上讲，包括来自本国人士和机构的支持，以及东道国人士和机构的支持。很多研究都表明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尤其是在有压力的情境下，社会支持的缺乏很容易导致个体一系列的心理压力、情感上的困惑和生活满意度的降低，甚至是更严重的心理疾病。［15］博赫纳和弗恩海姆等人对旅居者的朋友圈模式进行了研究，将其由里向外划分成三个圈，包括单一文化圈(主要由本国同胞组成)、双文化圈(包括提供职业、学业及生活帮助的东道国人士组成)，以及多元文化圈(包括周围其他国家的旅居者)。这三种朋友圈对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都是必不可少的，各自有各自不同的作用，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支持方式。［16］(3)社会认同法:社会认同理论主要注重的是跨文化接触的社会认知方面，如知觉、态度、价值观、期望、归因等，而非外部的行为因素和内心情感，他们关注的是人们怎么看待自我和他人的问题。其中，文化/民族认同的变化是跨文化接触研究中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作为某文化或民族群体成员身份的承认(recognition)、分类(categorization)和认可(identification)。社会认同理论认为，有多种动态的复杂的因素影响着文化接触中的个体对其自身和他人民族/文化身份的定义、再定义和构建的过程。从个体层面上讲，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教育、人格特征(包括敏感性，心态开放程度、灵活性和自信)、外语熟练程度等;在群体层面上主要包括移民动机和居留的稳定度等;从社会背景层面上看，这些因素还包括歧视与偏见以及社会的多元文化性。而身份认同的改变对个体的跨文化适应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泰吉尔(Tajfel)的社会认同理论是研究在文化适应中个体和群体的身份和群际关系最常用的理论框架之一，它认为民族中心主义不可避免，社会身份认同能够使个体在看待本群体时采取一种比别的群体更赞同的方式，将其作为提高个人自尊的一种手段。［17］与此不同，贝瑞提出的多元文化假设，主张集体自尊和安全感会导致更有力的群际感知和更高的外部群体容忍度。也就是说，某少数文化群体对自身传统文化越是自豪和欣赏，对保持自身文化越是有自信，那么他们就更容易与主流文化群体或其他少数文化群体互动交流，对异文化的宽容和理解程度也会相对高些。这一观点在文化适应研究中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另外，史蒂芬夫妇的整合威胁理论对于整个群际感知和关系(如偏见和歧视)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18］上述三种理论方法被沃德、博赫纳和弗恩海姆称为“文化适应的基本知识”(ABCsofacculturation)。它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重点(情感、行为和认知)出发对跨文化适应过程进行了分析，同时反映了跨文化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的基本因素，三者互相联系，互有交集，共同影响着跨文化适应的过程和结果。影响跨文化适应的诸多因素跨文化适应的人群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长期移民(包括难民)，另一类是短期居留者，通常被称为“旅居者”(sojourner)，包括国际留学生、企业外派人员、访问学者、外交家、旅游者、军事人员等。从研究层面上讲，目前对跨文化适应层面的划分主要是根据沃德及其同事的观点，他们认为跨文化适应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心理适应与社会文化适应。心理适应以情感反应为基础，主要指跨文化过渡中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多从自尊和心理调适(对焦虑、抑郁等症状和身心疾病的调适)等方面来衡量。因此最适合运用压力—应对法进行分析;社会文化适应主要指的是与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互动的能力，偏属于行为范畴，可通过文化学习法来了解。社会文化适应主要关注的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如理解当地语言、交朋友、参加社会活动、处理好学习或工作相关的问题。当然，社会文化适应也包括对新文化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等深层文化因素的理解。同时马斯格特和沃德强调，社会文化适应不是要求国际学生一定得接受新文化当中的一系列行为准则和价值观，但是他们必须意识到这些价值观差异的存在，而且做好能有效应对这些差异和变化的充分准备。跨文化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跨文化适应结果包括文化和社会技能的提高，对新文化中的信仰、价值观和准则规范等的敏感度，以及跨文化交际技能的习得等。当个体在文化上和社交上都有充分的准备时，他们就有能力在新的文化社会中保持积极健康的社会关系，取得学业或职业上的成功。例如，对于国际留学生而言，他们在出国时面临着如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与父母、朋友分离，外语能力欠缺以及与母国文化背景相隔离等问题，这些问题给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沃德在其研究中对影响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的一系列因素进行了论述。她认为心理适应主要受到人格特质、应对策略、社会支持的影响;社会文化适应主要受到在外居留时间、文化知识、语言能力和文化适应策略的影响。陈慧等将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因素分为内部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生活变化、在外居留时间、社会支持、文化距离、歧视与偏见;内部因素包括认知和评估方式、人格特征(如灵活性和自信、主动意识、敏感性、心态开放程度)、知识与技能、应对策略和人口统计学因素(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19］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扶持，目前我国很多少数民族学生离开本民族聚居区，到内地汉语地区求学。他们对主流文化和教育环境的适应程度及其涵化策略的运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学业成就以及个人能力的发展，从而影响到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整体质量与持续发展。因此，深入了解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主要适应困难，并据此制定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已成为当前少数民族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西方跨文化适应的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能够为我国该领域的研究提供许多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例如，从涵化双维度理论的角度探讨涵化策略与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的关系;从群体和个体层面考察造成少数民族学生涵化压力的各种内外部因素;以及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认同、生活满意度与其文化适应结果的关系等。此外，Berry的涵化态度量表，Ward及其同事设计的涵化指数量表及社会文化适应量表(SCAS)等测量工具，题项设计合理且灵活，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与研究目的的实际需要进行修订和调整，因此不断被应用于移民、留学生及西方社会少数民族等跨文化适应目标人群，并多次被证明具有较高的信效度。这些相对比较成熟的量表能够为我国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研究提供测量工具上的选择。

综上所述，西方跨文化心理学及跨文化交际等理论较为成熟。这些理论对中国跨文化适应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参考价值。如何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好地融合西方已有系统性理论与本土文化理论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使之不仅能够更加准确、深入地帮助阐释中国留学生及移民的跨文化经历研究，且能够为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等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和数据支持，这也是今后该领域研究需要关注和深入探讨的课题之一。

作者：谭瑜 常永才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跨国文化论文篇10

1跨国经营文化准备的两个重要方面

新的世纪，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这就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一般而言，跨国经营是一个国家加入WTO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事跨国经营将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世界经济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国政府已明确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全方位开展海外投资，中共“十五大”提出并确定了鼓励能够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方针。1998年主席在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要有领导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国有企业走出去，到国外，主要是到非洲、中亚、中东、中欧、南美等地投资办厂，从事境外加工贸易，扩大出口，实现成熟产业的国际转移”。

事实上，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中国不少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已经具备了开展海外投资的条件。据外经贸部统计，自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间，中国已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793家贸易和非贸易型企业，协议投资总额约100亿美元，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额65亿美元。中国已被联合国评为新兴的海外投资国，中国有数家公司已经被联合国列入来自发展中国家最大的50家跨国公司行列。中国一批优秀企业，如海尔集团、上海广电、万向集团、杉杉集团、新希望、华为、科龙、格兰仕、森达、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地走向跨国经营。

在讨论企业跨国经营文化准备的有关问题时，一般企业很容易想到文化冲突、跨文化沟通、文化变革等与跨文化沟通和管理相关的事项，但本人认为，企业文化与理念体系的构建是更加重要的一方面，它对企业在迈向跨国公司的重大转型过程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本文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文化准备分为两个部分，一为企业文化的哲学与理念体系的构建，二为跨文化的沟通与管理，下面分别对这两方面作一探讨。

2构建适合的企业哲学与理念体系是事关企业跨国发展时期生死成败的核心问题

决定企业生死成败的核心问题是企业的战略决策和内部管理，这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公理与常识之一。但文化因素对企业命运的重要意义许多企业界人士认识不够，不少人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几句口号加一些职工文娱活动，不能没有，但意义不大；而国内学术界则对此缺乏切身体会。因此，对这一问题目前还有论述的必要。

2000年中期，笔者有幸与国内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书记陈珠芳女士就企业文化的有关问题进行交流。言谈间，这位前华中理工大学教授说了一句令人印象至深的话——企业的核心能力就是企业的理念体系。

华为公司是中国少有的在电子信息领域技术与生产规模方面都达到世界级水平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更是少有的“在管理思想上有很多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管理哲学”的企业。其四万余字的《华为基本法》标志着华为公司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基本经营政策体系的确立，也标志着其接班人确立原则与机制的确立，标志着华为公司由创业者个人色彩浓郁的企业家型管理向职业型管理的重大转变。

2000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实现销售额超过220亿元，管理员工16000余人，其中85％具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目前，华为在全球建立了40多个海外代表处，产品进入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美国和印度设立了研究机构和生产基地。根据国家信息产业部公布的2000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排行榜”，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实现利润总额29亿元，在利润排行榜上超越联想、方正等知名企业居百强首位。

陈珠芳女士所言的“企业的理念体系”就是广义的企业文化，而“核心能力或称核心竞争力”(CoreCompetence)这一概念源自80年代后期欧美学术界。当时，面对日本企业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美国不得不放下架子去研究日本。经过埋头研究与思索，他们发现日美管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对管理因素的认识有所不同。美国管理过分强调技术、设备、方法、规章、组织结构、财务分析等这些“硬”的因素，而日本则比较注重诸如目标、宗旨、信念、人和、价值准则等这些“软”的因素。美国人发现这些差别后，又回过头研究美国经营成功的企业，发现美国的成功企业也同样注重这些“软”的因素。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这些“软”的因素，即企业中的理念体系和文化因素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因素，是企业管理成败的根本与关键因素。

因此，“核心能力”概念的提出其重要意义就在于明确了企业中的文化因素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因素，是企业管理成败的根本与关键因素，广义的企业文化——企业的理念体系即构成企业的核心能力。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在《管理学》中也将管理与文化明确地联系起来。他认为，管理不只是一门学科，还应是一种文化，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管理效率依赖于价值系统、管理哲学等文化变量。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文化因素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意义，二是文化因素中企业哲学和理念体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文化因素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意义，在公司创业初期，重要的是生存与扩张，是产品和市场，企业文化并不是一个必须探讨的问题，因为它不构成企业发展的重要变量。但当一个公司的规模扩展到相当程度，即它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已成为或即将成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时候，文化的探讨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时对企业文化的探讨既成为内部管理问题，也成为对外营销问题。对内而言，随着企业的扩大和员工的增加，企业领导者迫切需要一个发挥增强企业内聚力、形成企业思维以统一员工思想、确认工作评价标准、确认接班人标准等作用的企业自身价值体系——即企业的文化体系、理念体系；对外而言，此时随着企业在业务过程中触及的社会利益日益广泛复杂，人们已从文化的角度评价其合理性和利益的得失，企业文化中的使命与宗旨、服务精神、社会意义等因素凸现出来，文化又成为对外营销问题，部分企业甚至以自身的企业哲学作为营销主要述求点之一，使之成为企业形象的重要部分之一。

因此，世界许多成功的企业发展到跨国公司阶段时都已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管理文化”或“管理哲学”，并发展出一整套“企业理念体系”。如IBM公司“尊重个人、服务、追求卓越”企业哲学；日本松下的“自来水哲学”及由此而来的企业定位；美国麦当劳的“质量、服务、清洁、价值”的理念及由此而来的标准化操作体系和销售欢乐的营销特色；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构筑无界限的组织、成为所进入行业内数一数二企业”等独特理念体系。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企业文化因素中企业哲学与企业理念体系的区别。企业哲学是企业理念体系的纲领，而企业理念体系是企业哲学的具体细化，它既包括诸如目标、宗旨、信念、人和、价值准则等这些“软”的因素，也包括工作评价标准、操作要求标准、工作方法、组织构建原则等这些与企业实际运作直接相关的“硬”的因素。

如美国麦当劳公司的企业哲学可以简单表述为“质量、服务、清洁、价值”(QSC&V)，但其企业理念体系则十分复杂，包括厚达385页的《营运手册》(即《麦当劳手册》)，包括“细心、关心、爱心”、“顾客永远第一”、“大胆、充满兴奋”、“立即动手”等七项基本政策，也包括质量管理的标准化、创造欢乐的就餐气氛、每晋升一级都必须接受的职业训练课程(共计有BCC、ACC、ACX、SIP、SWTP等多种)等管理方法，在此理念体系的指导、激励下，麦当劳井井有条地管理着全球超过15万家连锁店、200多万名员工，成为全球第一品牌。

又如在《财富》杂志近年组织的“全球最受推崇的公司”评选中连续数年名列榜首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其企业哲学可以简单表述为对下属企业要求“数一数二”、对内部管理要求“精简、速度和自信”，以构筑“无边界”的大型企业集团。但其企业理念体系则更加复杂，不仅包括其“通用电气价值观”，即痛恨、开明、讲究速度、自信、高瞻远瞩、精力充沛、果敢地设定目标、视变化为机遇、适应全球化对领导人的要求等，还包括其全球化、服务和六个西格玛质量标准等三大增长措施、对领导人的4E品质(Energy、Energizer、Edge、Excute)要求以及对管理的三手段T(技术)、P(政治)、C(文化)的同等重视等。其中，仅六个西格玛质量标准就是一个颇为庞大系统的、规范化的工作方法，该方法规定了GE员工应如何工作，以使其产品与服务的满意率达到统计学中正态分布的“六个西格玛(即Z值所对应的面积)”。在正态表上，一个西格玛是68．27％，两个西格玛是95．45％，三个是99．73％，四个是99．9937％……六个西格玛与100％已差别很小，GE藉此活动基本消灭了公司每天在全球从事生产的每一产品、每一道工序和每一笔交易的缺陷和不足。至于其具体方法与操作，外界则难以详细了解。

有“20世纪最伟大的经理人”之称的韦尔奇认为企业文化与价值观是企业管理中最模糊的领域，也是迄今为止最具挑战性的一环，它关系到如何指导组织行为，有难以言传的价值和意义。每个组织都需要有价值观，精干的组织尤其必要，价值观的形成是长远的挑战。

朱镕基总理曾于2000年5月组织中国20多家中央直属超级国企领导人赴GE设在美国克罗顿维尔的培训基地，接受杰克·韦尔奇及其管理团队为期两周的培训，以学习通用电气公司卓越的管理之道。

国内企业对化因素重视不够的主要原因是混淆了企业文化中企业哲学与企业理念体系的区别，将企业文化等同为几句口号和一些职工文娱活动，以致许多人认为搞企业文化就是“玩虚的”，不实在，不能赚钱，没用；此外，还有一个现象是有相当多企业对于提出几句口号、整理几句价值观等文化活动还是颇为热衷，认为这就是重视企业文化，却忽略了扎实、艰巨的企业理念体系的构建。

事实上，企业理念、价值观等企业哲学实质已成为企业文化中的显性部分，主要发挥企业文化中的对外营销作用，社会大众较为容易接触并了解；而企业理念体系则是企业文化整体冰山海平面下的隐性部分，发挥着对内的管理、指引、协调等功能，是构成企业管理独特性的重要部分，其中有些管理方法和系统甚至是企业知识产权与KNOW-HOW的重要部分，外人一般难以详细了解与掌握。

综上所述，企业的核心能力就是企业的理念体系，企业中的文化因素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因素，是企业管理成败的根本与关键因素，处于跨国发展时期的企业，在注重企业规模与效益扩大的同时，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以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特别是加强与企业实际运作密切相关的企业理念体系的构建。否则，如果没有适合自身的“理念体系”、“管理文化”，或仅有几句口号，或者“理念体系”不符合企业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企业就难以获得长久稳定的发展，较易发生各种意外事件而崩溃，或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消亡。

3加强跨文化的研究与管理以适应企业跨国发展的需要

企业要跨国发展，除必须了解进入国家的市场及其运作规则外，还必须了解其社会文化、人际交往规则、企业管理模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等。为此，我们需要对影响企业管理活动和管理模式的文化层面进行分析。

根据荷兰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史特德(Hofstede)的研究，对管理活动和管理模式有影响的文化层面主要有五个方面，它们是：①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②权力差距；③不确定性的规避；④阳刚与阴柔；⑤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它们分别表明人们对他人、对权威、对不确定性、对自我、对时间的价值观。

个人主义是指一个松散的社会结构，假定其中的人们都只关心自己和最亲密的家庭成员；而集体主义则是在一个紧密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分为内部群体与外部群体，人们期望自己所在的那个内部群体照顾自己，而自己则对这个内部群体绝对忠诚。

权力距离是指“一个社会对组织机构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情况所能接受的程度。”在权力距离大的文化中，下属对上司有强烈的依附性，人们心目中理想的上司是开明专制君主，是仁慈的独裁者；在权力距离小的文化中，员工参与决策的程度较高，下属在其规定的职责范围内有相应的自。

所谓“不确定性的规避”，是指“一个社会对不确定和模糊态势所感到的威胁程度，试图保障职业安全，制订更为正式的规则，拒绝越轨的观点和行为，相信绝对忠诚和专业知识来规避上述态势。”

阳刚与阴柔是指：“社会中‘男性’价值观占优势的程度，即自信、追求金钱和物质、不关心别人、重视个人生活质量”；其反面则是“女性”价值占优势。

长期导向性、短期导向性表明一个民族对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的价值观。具有长期导向的文化和社会主要面向未来，较注重对未来的考虑，对待事物以动态的观点去考察；注重节约、节俭和储备；做任何事均留有余地。短期导向性的文化与社会则面向过去与现在，着重眼前的利益，注重对传统的尊重，注重负担社会的责任；在管理上最重要的是此时的利润，上级对下级的考绩周期较短，要求立见功效，急功近利，不容拖延。

研究表明，中国的大陆、香港与台湾均属于“儒家文化圈”的范围，它们的文化层面和管理形态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很深，倾向于集体主义，保持了较大的权力距离；从不确定性规避方面看，台湾属中等，香港较低，大陆在由低向高的方面发展；从男性与女性价值观方面看，港台更倾向于男性价值观，而大陆则属于一种中性的、混合型的价值观。

美国和加拿大是高度实用主义的国家，强调利润最大化、组织效率和生产率。它们是个人主义化和行动导向的国家，对风险具有高度的忍耐性，具有低程度的不确定性规避的倾向。美国属于高成就需求型，强调个人的自我成就，重视民主领导方式，倾向于集体决策与参与，权力距离很小，男性化的指标是中等的，倾向于体贴人的、关系指向型的领导。

日本社会和企业高度重视集体主义，在权力距离方面，保持了一方面扩大、另一方又缩小的两种倾向；日本人具有高度的对不确定性进行规避的倾向；在男性化与女性化价值观方面，日本人保持了一个高度男性化的文化价值观。

欧洲的情况比较复杂，大体上可分为英国系、日尔曼系、近东系、北欧系、拉丁系等几种类型。

因此，中国企业在实施跨国发展的过程中，应详细了解拟进入国家的市场与文化情况，根据所在国家不同的文化层面特点，有针对性地调整自身的管理措施与策略，具体建议见本文下一节。

此外，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母公司与分公司利益冲突、外国分公司负责人国籍选择等问题，根据帕穆特(Perlmutter)的著作，世界主要跨国企业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跨国企业起步时属于“种族优越主义”阶段。企业赴海外活动，主要目的在于谋求母公司的利益，由公司所在的某国发号施令，指挥在外国文化下的分支机构如何行事。

(2)跨国企业进入愈来愈多的国家后，不能再以母国的利益为重，必须转向“多轴心主义”阶段。外国据点的营运重任愈来愈由当地管理阶层主导，他们比单纯的外国人更受到当地政府及文化的左右，但也能掌握母国公司的文化精髓。

(3)进入第三个阶段，公司开始“以地球为中心”(geocentric)阶段。也就是说，只要和企业成长及生存相关，都是从公司利益出发，任何国家(包括母国)的压力和其他国家一样，公司不会特别优先考虑。此时，经理成为公司的一员，他的国籍反而不被重视，任何人可以凭功绩在全球化企业中步步高升，不会因国籍而有不同待遇。新的企业文化诞生，经理人不再担负任何包袱，其中包括国家文化方面的包袱。

4关于文化准备的几点具体建议

(1)下大力气进行企业理念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由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较短，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在企业理念体系的完善与创新方面都仅处于万里长征的开始，大部分企业在企业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只是关于目标、宗旨、信念、人和、价值准则等这些“软”的因素，而在工作评价标准、操作要求标准、工作方法、组织构建原则等这些与企业实际运作直接相关的“硬”的因素方面，细化具体的东西较少，形之于文字且直接指导操作的，就更少。

在管理的诸多环节，中国许多企业仍处于粗放经营阶段，而跨国公司是一种高度组织性的超巨型企业，客观上需要有高度严密的管理，世界上跨国公司早发展国家已经积累了上百年的经验，具有成熟而不断创新的管理理念体系和规范化的管理技术。因此，要真正实现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目标，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还需付出艰辛的探索和努力。

(2)确定合适的国际化发展思路，确立“以地球为中心”的国际化经营理念，尽量缩短企业文化的成熟过程，在开始阶段尽量减少文化冲突。

具体措施包括：选择进入地区与国家时考虑文化因素，以香港为桥梁，或先与国外企业组建合资企业介入跨国企业经营等。

(3)有意识培养跨越文化的经理人，增强员工的文化敏感力和文化适应性，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充分考虑到文化因素。如对方国家权力距离指数较低，则应选派民主型、关怀型领导；反之，则选派权威型领导。如对方国家不确定性回避指数高，进入该国后首要工作就是树立稳定、专业、规范的企业形象，并制订好各项规章制度；如对方国家不确定性回避指数低，则可以优先考虑市场机会等。

(4)积极引导企业内部的文化变革，适度降低权力距离指数，提高个人主义指数。

跨国文化论文篇11

与此同时,我国许多有特色优势的企业也不甘示弱,将业务范围逐步向海外拓展,如海尔、联想。虽然这些跨国公司经营管理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不可避免地采取了本土化的营销战略。所谓本土化战略,是指一些跨国经营的企业、公司为了在所在国或所在地区获得最大化市场利益,充分满足本地市场需求,适应本地区文化,利用本地区经营人才和经营组织生产、销售适应特定地域的产品和服务,而实行的一系列生产、经营、决策的总和。“本土化”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营销本土化。

二、营销本土化势在必行

(一)“本土化”是一种国际发展趋势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它们不仅要与当地的公司抢占市场份额,而且还要与同在一国市场的其他国竞争对手分羹夺食。因此,谁更了解市场,谁更熟悉东道国的文化习俗,谁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从产品差异细分市场、个性化方面来看,为了迎合不同社会和文化对产品的不同需求,企业必须研究当地社会和文化,开拓当地市场所需的产品。

(二)从哲学的观点看“本土化”问题—营销矛盾的特殊性大于普遍性我们都知道任何事物既有共性,又有特性,而营销的成功与否在于企业是否注意到了所在市场的特殊性,并能采取相应的营销策略。这正是“本土化”的精髓所在。世界是多彩的,组成世界的每一部分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民风习俗、价值观念、禁忌爱好、消费观念、道德理想、政策制度等人文因素都对产品的目标市场开拓产生极大的影响。例如,美国人在选择服装时注重张扬个性,追求标新立异;中国人则是追求典雅含蓄,合群合体。由于这些人文因素的差异,世界各国消费者对商品的态度和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导致购买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企业只有重视目标市场的“本土化研究”,做到“入乡随俗,适市营销”,才能富有成效的拓展市场空间。

三、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营销的五个方面市场营销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诸多营销要素和营销手段,是营销诸要素的整合

因此,本土化营销要从营销组合诸要素等多方面入手,达成营销战略和营销手段的本土化。具体而言,跨国企业的本土化营销可划分为产品本土化、品牌本土化、价格本土化、渠道本土化和促销本土化。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界限明朗的,因为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渗透、相辅相成。

(一)产品本土化产品本土化是产品设计要适应目标的需求和口味,它还包括产品研发本土化。例如,海尔冰箱能在美国市场取得一系列成就就是因为它在美国实施了“本土化”策略。海尔冰箱自进入美国市场以来,由于节能指标达到了美国2001年DOE标准,再加上总部设在洛杉矶的美国海尔设计中心专为美国消费者度身打造,而成为美国消费者喜爱的品牌。当然在实施产品本土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麦当劳和肯德基这两家快餐巨头了。在上海,肯德基的营业状况比麦当劳好,但这并不是因为肯德基进入上海的时间比麦当劳早,而是因为麦当劳刚开始没有了解到上海人不喜欢吃牛肉。后来,为了迎合上海人的口味,上海麦当劳不得不用猪肉代替牛肉,并且用麦乐鸡与肯德基的家乡鸡来竞争。肯德基更是不甘落后,该公司一直致力于研发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新产品,以取悦于消费者。他们相继在北京推出“榨菜肉丝汤”,“寒稻香蘑饭”;并在上海推出“海鲜蛋花粥”,“香菇鸡肉粥”等中式早餐。

(二)品牌本土化品牌是产品战略的一个主要课题,由于其在市场竞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往往将其从产品策略中分离出来。品牌的一半是文化,跨国公司自进入中国以来,十分注重适应中国独有的国情,主动根据中国消费者的需要、偏好和支付能力等因素,为产品准确定位,不遗余力地在产品生产、包装设计、商标名称、广告宣传等各个环节增加品牌的文化投入,从而创造出本土化的品牌。在商标名称上,跨国企业无不苦心孤诣,力求匠心独运。20世纪80年代,Cocacola公司再次登陆中国,他们在研究了4万个汉字的基础上,最后确定了发音相近,读音悦耳,寓意精妙的“可口可乐”四个中国字,所取得的成功众所周知。“雪碧”是可口可乐公司“sprite”饮料,在美国十分畅销,但“sprite”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魔鬼”、“小妖精”,为了挺进中国,他们多方征求意见,反复进行论证,经过几个方案的筛选,最终决定将其直接译音为“雪碧”,意为纯洁清凉之意。还有飘柔、潘婷、海飞丝、舒肤佳、玉兰油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品牌名称,也都是美国宝洁公司的产品。

(三)价格本土化由于运往各国的产品运输费、关税、经济状况不同,跨国企业在向各国销售自己的产品时,面临着产品的定价差异问题。同一种商品如果在世界各地采取同一的价位,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某种商品的价格可能在一些国家被认为物超所值,而在另一些国家却可能相反。因此,跨国企业在进行定价时,往往要考虑各国目标消费者的经济收入状况、消费观念、价值观念、群体偏好和消费者对价格的心理承受力等因素。当然还要参考一下同类进口产品和当地同类产品的价格区间,尽量使产品价格处在这个价格区间范围内。此外,当地的市场竞争状况也是跨国企业制定价格的考虑因素之一。

(四)分销渠道本土化跨国企业在国外进行销售时,必须考虑各国分销渠道的差异。他们在销售商品时要以适应当地的分销渠道来进行,并且要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跨国企业(除少数外)在异地销售往往没有自己的营销渠道,因为自建渠道会花费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而且难度大、不易维护。所以,他们经常选择与大企业合作的方式来利用知名品牌已建成的渠道。比如说,日本三洋与海尔的日中市场互换策略就已开始利用海尔的网络。

(五)促销本土化在促销上,“本土化”策略被各跨国公司用得极其频繁。他们根据所在国的风俗习惯、民族节日适时地推出了符合当地情况的促销策略,以此来抓住消费者的情感世界。可口可乐在中国的广告宣传就别出心裁,令人叫绝。他们在我国春节来临之前,向顾客赠送对联,上联为“春节家家包饺子”,下联是“新年户户放鞭炮”,横批则是“可口可乐”。这种采用汉民族特有的对联形式的宣传,使我国消费者与可口可乐产品的心理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伊莱克斯更是将它的亲情化营销演到了实处。为了宣传变频冰箱的节能优势,它打出了“还能再省吗?伊莱克斯推出日耗电不足半度的冰箱”,“省是中国人的美德”的广告语。此外,在媒体选择上,跨国企业也颇费心思。

四、本土企业也需要营销本土化

(一)案例分析20世纪90年代初期,武汉长江啤酒有限公司生产的中德啤酒曾在武汉电视台、湖北电视台上大打广告,广告口号是“中德啤酒很德国!很德国!”意思是“中德”啤酒是使用德国酿造技术、聘用德国专家、引进德国生产设备、纯正德国口味的一种中、高档啤酒。这一广告至今在武汉市民中仍有较深印象,其广告投资不能说不大,广告效果也不能说不好。但是,这一广告并没有推动产品的销售,“中德”啤酒及其生产厂家最终还是在1995年被“百威”啤酒收购,中德啤酒这个品牌,从此在市场上消失。中德啤酒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没有很好地了解当地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的习惯,也就是没有做好“本土化”研究。在定价上,“中德啤酒”的价格是主要竞争对手“行吟阁”啤酒的近两倍。当“行吟阁”卖一元时,中德卖两元左右。由于啤酒的主要消费群体是中、低收入的武汉市民,他们不可能不考虑价格上的对比。因此,定价偏高是中德啤酒卖不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产品口味上,由于武汉天气较热,市民喜欢喝清淡爽口、酒精含量较低的啤酒,而中德啤酒口味较浓、酒精含量较高,这是产品本身存在的一个销售障碍。在销售网点的分布上,中德啤酒主要通过大中型宾馆、饭店、涉外饭店销售,并通过一些中档以上,装修较好的零售店销售,而不在居民区附近的个体户小店、夫妻店铺,以维持其中、高档的产品形象和企业形象。但是,武汉市民购买啤酒一个最大的行为特征就是哪近就在哪儿买,没有人会骑个单车花十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去找哪儿有中德啤酒。这是中德啤酒在销售网点上一个重要障碍。超级秘书网

(二)我国企业在本国的营销也应采取本土化策略任何一个国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和产品都要进行国际化的扩张,总有不少企业和产品立足内销市场。因此,跨国企业的本土化营销对我国本土企业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气候、环境不尽相同,56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也各异,城乡差别,各地政治、经济环境差异等等,这一切都导致了各个地区人们的消费口味、偏好、甚至价值观、审美观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在做菜的口味上,有一种说法是“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再比如说,在穿衣上,南方人身材普遍娇小,而北方人普遍偏高,因此,服装厂在加工时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针对不同地区,在尺寸上加工适合当地人身材的衣服。由于我国的这些“特殊国情”,我国企业在本国进行跨区域销售时,尤其应该采取本土化营销策略。在产品上,要深入了解当地人的消费习惯、偏好,来及时调整自己的产品。在价格制定上,要考虑到城乡收入差别、地区收入差别来及时调整产品在各地区的价位。对于连锁零售企业来说,应根据连销店所在地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当地市场竞争环境来适当地调整商品的价格。在当地的促销上,应深入研究当地人接收信息的来源。比如城市里的上班族、学生、老年人等,他们接收信息的媒体各不相同。老年人倾向于广播、报纸;上班族多通过报纸和电视来了解信息。此外,采用名人促销时,应尽量选择当地人喜欢并信得过的人士,最好这位名人是在当地出生。在分销渠道上,当然应采取当地的渠道,采用当地的分销商、商,通过他们在当地已建立好的一系列营销网络来分销商品,这样可以节约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

五、结束语

总之,营销本土化的核心是关系本土化。不论是跨国企业,还是我国的一般性企业,只要进行跨区域销售,就应该处理好与所在国或地区的各种关系问题,即与消费者、分销商以及各级政府等之间的关系。因为关系处理好了,本土化营销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参考文献:

〔1〕张青山,赵忠华.企业人才培养的当地化和内部化〔J〕.管理现代化,2000,(1).

跨国文化论文篇12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界对语言、文化、交际三方面关系的深入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在我国，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文化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文化教学仅仅关注目的语文化的输入，轻视了母语文化的输出。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过多地侧重目的语文化的学习，强调对目的语文化的适应，忽视了本族语文化的学习，忽略了母语及母语文化对外语教学的影响。因此，学生只学会了用英语表达目的语文化，而对母语的英语表达能力较低，跨文化交际能力没有得到平衡发展，从而导致跨文化交际的不平等，出现文化单向性传输。

一、文化传输中中国文化的缺失

跨文化交流是指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之间的交流活动，是一种双向性的交流。语言做为人们进行交流的工具，与文化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表述、承载、象征着文化。因此，跨文化交流也意味着交际双方文化的吸纳与传播。然而，在文化领域，我国目前出现了较严重的文化逆差现象，对西方文化引入较多，中国文化输出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文化传输中中国文化的缺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宽广。但是，不论是在文化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都出现了逆差现象。大量反映西方文化、思想、理论、价值观等的文学作品被迅速传人中国，而中国人怀着一种崇拜的激情全盘照搬西方文化，甚至还曾经出现过提倡将中国“全盘西化”的观点。作为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大国，我们的文化当中也有很多珍品，它反映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却鲜有能被充分介绍并传人西方的。因此，以英语为媒介来传播我们的母语文化应当与传播西方文化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二)文化教学中中国文化的缺失

长期以来，无论是外语教学大纲的制定者、教材的编写者还是外语教育工作者都一味地强调目的语文化的输入，对母语及母语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都缺乏足够的认识。文化教学中，仅有目的语文化的传人而没有母语文化的传出，导致了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传输的单向性，没有真正实现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变成了西方文化的引进。目前的教材几乎全部选自英美原版出版物，大量介绍英美国家的文化与习俗。几乎每所大学都开设了以英美文化为背景和核心内容的必修课和选修课。而有关中国文化与习俗的内容微乎其微，几乎不涉及。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只强调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知识、价值取向、审美观点、道德理念、世界观、人生观，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也是掌握英语的交际能力，没有将英语的学习提升到传输中国文化的高度，漠视甚至抛弃了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

在这种教育背景下，出现了一些让人痛心的现象。大多数英语学习者对于西方文化了如指掌，他们能够用流利的英语谈论西方的各种文化习俗，如圣诞节、情人节等，而对于西方人比较感兴趣的中国传统文化却知之甚少。许多有相当英文程度的中国青年学者，在与西方人交往过程中，始终显示不出文化大国学者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独立的文化人格。诸多现象的产生，不仅反映了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缺失，同时也是我国当前学界中国文化精神严重缺失的明显表征。

二、英语教学中文化单向性传输的原因

(一)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文化输出相对滞后

改革开放前，由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文化运动以及其后的“文化大革命”两次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彻底颠覆，民族传统文化几乎丧失殆尽。而且我国闭关自守的文化政策也阻碍着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深化，西方文化犹如潮水一般涌人。这些不但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文化观、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使得中国文化的输出受到较大冲击，在跨文化交际中，甚至出现了中国文化失语现象。

(二)在思想上，人们对于跨文化交际的理解错误

跨文化交际撇开了母语及母语交际，成了西方文化传人中国的“一边倒”式交际。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就是了解西方的文化知识，用英语与西方人交际，过分地重视西方文化的输入，忽视甚至是摒弃了中国文化的输出。大多数学者们在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时所使用的话语、所运用的理论，几乎都来自西方。西方的经典名著被翻译成中文版本传人中国的比比皆是，这种重视西方文化、忽视本土文化的现象，不仅在跨文化研究中存在，而且也是外语教学领域的痼疾。在教育界，不少人士提倡在学习西方文化时要完全“浸入式”学习，抛弃母语，用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的话语习惯来学习语言。

(三)经济上的弱势是导致跨文化单向传输的重要因素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的政治军事强权和经济霸权，西方文化也在世界文化中取得了话语霸权，成为强势文化，凌驾于弱势文化之上。经济全球化也为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推销其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进行文化征服，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此背景下，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遭到颠覆，人们缺乏文化交流的平等意识，对交流的互动概念认识不足，本土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的平台上渐渐失去了话语权，中西文化交流失衡。在中国，外语教学成为英美社会文化统治的工具，西方国家的人生观、世界观慢慢渗入到中国，以英语为载体的西方文化在中国任意横流，建立英语霸权，淹没了中国文化。

三、弘扬中国文化，实现平等的跨文化交际

(一)建立平等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长久以来，人们对西方文化的一味盲从，是造成跨文化交际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只有在思想上改变错误的认识才能彻底解决目前的文化单向输入问题。这就要求制定者在制定教学大纲时，从宏观上进行政策引导，将中国文化提升到与西方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英语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纳入教学计划。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也应该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分层次、分阶段系统地编人大学英语教程。通过对本土文化的学习，让学生树立民族自信心，提升民族自豪感，避免外语教学成为英美社会文化统治的工具。让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树立平等的交际意识，培养和加强学生的“中国文化输出”意识，保证文化传输的双向性。

(二)改编教材，提升中国文化地位

英语教材的编写直接影响教学内容的实施和教学目的的实现。当前的大学英语教材只注重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跨文化交流中交流“communication”一词所表示的交际行为都是双向的。跨文化交流决不能局限于对交流对象的理解方面，而且还有与交际对象的文化共享和对交际对象的文化影响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后两者对于成功交际更为重要。因此，加大教材中中国文化内容的含量，结合中国学生的实际生活开发本土文化英语教材，是我国外语教学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在介绍时不能面面俱到，因此在编写教材时应该选择一些经典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系统地编入英语教材。同时，采取多样的编写方式，既可以把中国文化作为正文编写，也可以安排在阅读课文里，或是作为口语交际的内容。通过各种方式合理地编撰好教材，让英语教材真正发挥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弘扬民族文化、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作用。

(三)在英语教学中渗入中国文化

长期以来，英语教学过分强调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使得教师把英语课上成了单纯的语言技能训练课。这种课不能满足当前提升学生文化能力的需要。因此，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改变目前的教学模式，尽快把单角度的语言技能教学改变成多角度的语言能力教学。同时，还应该与语言环境结合起来，实现文化教学。教师还应该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根据学习者的特点采取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掌握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方法，最大程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他们的文化素养。让英语学习者学会用英语向其他国家的人讲述、解释中国文化，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