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出口论文篇1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0.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亿美元，年均增长31.2%，高出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14.2个百分点。尽管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在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迅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9年的499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万美元，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可见，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为了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在国内，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实证研究尤其是具体到某一省份的实证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较短，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少，占GDP和进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显著。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会进一步凸现，研究这一经济现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虽然对各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为数众多，但众多的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结论只有二个：一是以芒德尔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Mundell,1957)；二是以小岛清(1987)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芒德尔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认为，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常常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避开贸易壁垒，成为对外贸易的替代物，从而也就出现了“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小岛清的互补模型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小岛清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不同的条件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改变双方的比较优劣势的态势，从而直接创造了对外贸易。无论是芒德尔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统计方法与工具上的瓶颈。

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为数不少的经验统计显示，贸易与直接投资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据日本、美国、瑞士的统计数据，研究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互补关系，如果两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以上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而对于有其自身特点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对印度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上述结论的差异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且这些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对于处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来说意义甚微。由于国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而具体到某一省份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更鲜有人为之，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历年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由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加之统计数据并不完善，样本仅设定在1989－2005年之间。本文选取浙江年鉴和2005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衡量对外直接投资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FDI）衡量外商对浙江省直接投资量，以出口额（EX）、进口额（IM）来衡量对外贸易。蔡锐和刘泉(2004)认为,FFD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的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同理,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也可能存在时滞问题。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为止累计的浙江省内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值总和(ACFDI、AFFDI)。同时浙江省经济增长较快,其影响不容忽视,于是引入变量“浙江省生产总值指数（GDP）”来度量浙江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采用ADF检验，其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即零阶单整。LnEX和LnI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其差分后的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该变量也是一阶单整。对LnFFDI进行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二阶单整。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依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均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着重分析两者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长期稳定关系（张如庆,2005）。其研究的重点只放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的滞后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为避免忽视进口的作用，首先单独分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与出口、进口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综合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依据DW值与t值，运用向后回归法进一步筛选可以被替代的变量，删除t值不显著变量，同时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

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解释变量）与出口额、进口额（被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回归方程(1)表示LnEX与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2)表示LnIM与LnC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根据表3与表4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作用较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关与异方差。模型估计式(1)、(2)的残差序列为平稳性，变量lnEX、lnIM与lnCFDI、lnFFDI、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由回归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0709%；FFDI每增长1%，EX将增长2.5622%；AFFDI每增长1%，EX将减少0.312821%；GDP每增长1%，EX将增长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起步较晚，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说总量较少，所以对出口的贡献程度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结果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影响，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却对浙江省出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与一般看法和直接统计结果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赚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

由回归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长1%，IM将增长0.054923%；AFFDI每增长1%，IM将减少0.241292%；GDP每增长1%，IM将增长2.333%。同理，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对进口的贡献程度也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方程可知，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进口的增长,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中为了获得自然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实情，从而带动了浙江省进口贸易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说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需要进口的原料更多地来自本土,从国外的进口减少了。（四）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成为协整分析的一个延伸。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而这种稳定的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以知道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浙江省生产总指数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惟一的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各模型分别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误差修正模型(3)中，协整关系对EX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则误差修正作用降低了当期EX(弹性系数为-1.062)，EX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一定稳定性，而且误差修正模型ECM项对应t值较高，说明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短期比较稳定。

在误差修正模型(4)中，协整关系对IM的增长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IM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修正作用也降低了当期IM(弹性系数为-1.115)。IM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稳定性，这体现着短期内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稳定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外商直接投资额FFDI、生产总指数GDP与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协整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增长、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期关系看，CFDI、FFDI、GDP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在浙江省已经逐渐转型,从追求人力资源优势的生产型投资逐步转向追求市场的市场型投资。这样的转变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是十分明显的,无疑明显影响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长规模。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能产生出口引致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

从前文实证分析来看，CFDI、FFDI、GDP与进口贸易之间也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对进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原材料的进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经济实力虽位于全国前列，但资源极其匮乏，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许多重要的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几乎完全依赖外省或是从国外进口。因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在国外获取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它们对进口贸易无疑有强劲的促进作用。其次，随着浙江省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已经或者将要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能缓和双边经济关系，化解贸易（张如庆,2005），从而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全局，现阶段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与贸易额相比,比重还很小,2005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00158（注：根据2005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而世界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5634(注：根据2004年《世界数据报告》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从短期关系看，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CFDI与出口贸易短期均衡关系显著。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且t值显著,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出口贸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限制到鼓励的发展历程(齐晓华,2004)。由于其规模太小,对进出口的影响还不及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得大。但据权威研究报告预测（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扩大。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也首当其冲，必然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随着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进一步增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将逐渐增强。

贸易出口论文篇2

1.绿色关税制度

发达国家对一些污染环境和影响生态，可能对环境造成威胁及破坏的产品征收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和禁止商品进口，甚至对其实行贸易制裁。但是，在标准的实行上常常内外有别，明显带有歧视性，可以说是以绿色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2.绿色技术标准制度

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限制国外商品进口。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和垄断地位，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对进口产品不分国别一律采取非常严格的技术标准，事实上导致发展中国家产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3.绿色环境标志制度

绿色环境标志又称绿色标签或环境标签，是环保产品的证明性商标。发展中国家产品为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必须提出申请，经批准取得绿色环境标志。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行绿色环境标志制度，并趋向于协调一致，相互承认，对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形成了巨大障碍。

4.绿色包装制度

发达国家制定的较高且比较完善的包装材料标准，包括废弃物的回收、复用和再生等制度，是为了防止包装材料及其形成的包装废弃物给环境造成危害，结构不合理的包装容器可能损害使用者的健康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但某些过于严格的绿色包装措施，则可能事实上妨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引发贸易争端。

5.绿色补贴制度

发达国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内部采用比较宽松的环境标准，这些国家的产品就不必支付高昂的环境成本，与本国产品竞争时就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其实质是政府在对企业及其产品提供消极的环境补贴，所以进口国基于环境保护和本国的利益而有权征收反补贴税。

6.绿色卫生检疫制度

绿色卫生检疫制度是指国家有关部门为了确保人类及动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剂等的影响，对产品实施全面的严格检查，防止超标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绿色卫生检疫制度影响最大的产品是药品和食品，为保障食品安全，许多国家采取了严格的检疫制度，有些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了近似苛刻的检疫标准和措施，形成了实质上的贸易保护。

二、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由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对环保的标准和认识往往超过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运用绿色保护来实施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限制和歧视行为，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我国处在发展阶段，绿色保护对我国产品出口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主要有：(1)缩小出口产品市场范围；(2)增加出口产品成本；(3)引发出口贸易摩擦；(4)高污染产业的转移。

三、应对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幌子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其发展较早在环境方面的标准和措施远远超越了发展中国家。所谓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形成了歧视性，并严重限制了我国的出口贸易。

1.正确认识绿色贸易壁垒

要对绿色贸易壁垒有一个客观认识。绿色贸易壁垒存在着有利于市场发展和国际贸易一面，也有阻碍国际贸易发展一面。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采取的绿色壁垒措施，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产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也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使这些产业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新的增长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2.加大对绿色产业资金投入

要使我国的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增强我国绿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绿色产品和技术走出国门，离不开财政金融部门的扶植。财政部门应给予绿色产业以优惠的鼓励政策，加大对绿色产业的资金投放。金融部门应在信贷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

3.实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国家的基本战略，出口贸易也就必须服从于这个基本战略，这就要求出口不仅要追求增长的数量，还要追求增长的质量，及其与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条件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4.发展环保产业，推行绿色管理

以环保产业作为提升出口产业结构的重点。政府应制定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把环保产业培育作为提升出口产业结构的重点和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设立绿色银行和绿色产业基金，为环保产品的开发与出口提供专项贷款和信贷担保基金。

对我国的出口企业而言，应积极推行绿色管理。绿色管理是指将环境保护的思想观念融入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这一思想可概括为“5R”原则，即研究(Research)，将环保纳入企业的决策要素中，重视研究企业的环境对策；消减(Reduce)，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减少或消除有害废弃物的排放；再开发(Reuse)，变传统产品为环保产品，积极采取环保标志；循环(Recycle)，对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处理，循环利用；保护(Rescue)，积极参与社区内的环境整洁活动，对员工和公众进行环保宣传，树立环保企业形象。

参考文献：

[1]海闻.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N].经济研究，2004，(7).

[2]郭芳.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必要性[J].晋阳学刊，2002，(6).

[3]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J].南开经济研究，2003，(5).

[4]李湘等.国际贸易教程[M].上海：上海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

[5]黄立新.绿色壁垒及我国的应对策略[J].外向经济，2000，(1).

[6]胡蓉.试论GATT/WTO贸易与环境保护条款[J].当代法学，2002，(5).

[7]姜芳.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与对策[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

贸易出口论文篇3

从表中生存时间的三个四分位数据结果来看，中国已经与德国、美国、日本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强国在维持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上处于同一位置，例如上述四个国家制造业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第三个分位数都是13，也就是说与样本的时间跨度完全一致，这说明从粗略的分布情况来看，中、美、德、日4个国家相当部分的制造业出口能够维持长久的贸易关系，尤其是德国优势更加明显。制造业竞争力较强的其余6国中韩国制造业出口的稳定性略好，而巴西、印度以及墨西哥在维持制造业出口的持久性方面也与处于发达国家阵营的加拿大、新加坡等国相差无几，体现出这3个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出口的后发优势。为了更好地刻画出上述制造业最具优势诸国在出口持续时间上的细节，仅仅通过分位数进行统计描述是远远不够的。基于此，本文采用非参数的K-M估计方法进一步估计出各个可能的时间区间内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的生存率及其他相应的统计指标。如表2所示。当完全刻画出各个样本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生存率的时候，可以发现仅仅用生存时间的四个分位数来刻画各国制造业出口持续时间的特征是远远不够的。以中国为例，从生存时间的四个分位数来看，中国俨然与德国、美国以及日本等制造业强国平起平坐，然而从各个时间区间生存率的累积大小来看，情况就不容乐观了。就本文选择的世界制造业竞争力排名前10的国家来看，中国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下降幅度很大，从0.7039下降为0.2751，下降幅度达到60.9%；而德国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仅从0.7162下降为0.4352，下降幅度为39.2%；美国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6816下降为0.3641下降幅度为46.5%；日本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6012下降为0.2804，下降幅度为53.3%。这说明相比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还是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这一不稳定性将是我国未来制造业出口贸易存在的隐患。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升，人口红利释放殆尽，如何提升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将是中国出口贸易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他样本国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情况如下，韩国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5646下降为0.1933下降幅度为65.7%；加拿大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4463下降为0.1193下降幅度为73.2%；新加坡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5032下降为0.1627下降幅度为67.6%；印度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5198下降为0.1532下降幅度为70.5%；巴西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5154下降为0.1412下降幅度为72.6%；墨西哥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5024下降为0.1329下降幅度为73.5%。由此发现，以中国为分水岭，在制造业竞争力排名前10的国家中，传统的制造业强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制造业出口贸易体现了较强的持久性与稳定性，而中国的制造业出口贸易在持久性上已经达到贸易强国的水平，但是从稳定性上看还有较大差距。其余的样本国家，从目前看在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持久性方面都不及中国。接下来为了更直观地体现生存率的变化情况，本文基于K-M估计，进一步绘制了各样本国生存函数图见图1。生存函数图可以直观地看出各样本国生存率变化与生存时间的关系。从图中可以发现：总体而言，样本国随着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增加，生存率都呈下降趋势，但是下降的幅度明显趋缓，这说明一个维持了更长时间的贸易关系再多维持一年相比一个处在贸易关系确立初期的贸易关系再多维持一年而遭遇失败的风险要小一些。从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德国与美国的生存函数相比其他国家更加平缓，这意味着德国与美国制造业出口稳定性更好风险更小。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制造业出口生存函数在整个时间内的倾斜程度变化不大，在某个阈值之后趋缓的形态不明显，而其他国家制造业出口生存函数往往在贸易关系确立时间较短的区间内比较陡峭，而在某一阈值以后就逐渐变得平缓。这一特征说明，虽然从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持续时间在全球制造业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中处于有利的位置，但是其稳定性不好，即使是那些已经确立较长时间的制造业贸易关系，相比其他国家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失败风险。而从图中还可以发现，巴西、印度以及墨西哥在维持制造业出口的持久性方面也基本与处于发达国家阵营的加拿大、新加坡等国相差无几，体现出这三个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出口的后发优势。加拿大、新加坡以及韩国这三个国家，虽然其制造业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分布情况并不理想，但是一旦确立了长期的贸易关系则这种贸易关系相比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所建立的贸易关系更加稳定。

二、影响因素分析与跨国比较

对于生存问题影响因素分析的经验模型选择，一直存在争议。本文根据Be-sedeandPrusa（2006b）、BesedeandNair-Reichert（2009）、BesedeandBlyde（2010）等的选择，认为Cox比例风险模型适合用于对贸易持续时间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其理由是其他模型大都需要假设待估计参数与危机率（PHmodel）或者生存时间（AFTmodel）的特殊函数关系，从而存在需要指定危机函数的形式的弱点。而Cox比例风险模型采用局部极大似然估计使得既可以从PHmodel中估计出斜率参数又不限制危机函数的具体形式。具体而言对于CoxPHmodel考虑如下的一般化函数形式：h(t,x,θ)=h0(t)exp(xθ)其中x为包含解释变量的向量，θ是待估计的参数，基准危机h0(t)体现了生存函数怎样随时间变化的特征。CoxPHmodel的优势即在于就感兴趣的θ而言，并不需要特别指定h0(t)的函数形式，因此CoxPHmodel也可以被归为一种半参数估计。本文中x包含解释变量有：

（一）出口目的国或地区的特征变量在出口目标国国家特征变量中，大量文献（BesedeandPrusa，2006b；Obashi，2009）将经典的引力变量反映经济规模的目的国GDP总量纳入估计，进口国的GDP总量反映了进口国的需求规模，其数值越大也意味着需求规模或进口潜力越大，因此将使得出口到该国的产品退出市场的危机越小。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GDP表示。同时本文进一步纳入了出口目标国的人均GDP估计，大量文献（Nitsch，2009；HessandPersson，2010b）认为，一国的人均GDP反映了一国的需求结构，若假设一国的消费者需求偏好为位似函数的话，将与GDP总量一起从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共同刻画一国的需求情况。与反映需求规模的GDP总量不同，反映需求结构的人均GDP变量越大，表示该国需求层次越高，从而对进口产品的要求也越高，因此其符号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解释。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GDPPER表示。再者，与出口国的距离可以刻画运输成本的高低，也是经典的引力变量，因此本文也将之纳入估计，可以预计出口国与目标国的距离越远，其运输风险也越大，维持长久贸易关系的概率越低，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distwces表示。与此同时本文还纳入三个反映进出口国关系的虚拟变量，分别是两国是否有至少9%以上的人口使用同种语言，两国是否接壤以及两国是否曾经存在殖民关系。这三者都反映了两国贸易伙伴国之间历史、文化以及地理方面的紧密程度，对于维持贸易关系降低退出风险都有明显的影响。本文分别用comlang（comlang=1表示两贸易伙伴国至少有9%以上的人口使用同种语言，comlang=0则表示不具有这一特征）、contig（contig=1表示两贸易伙伴国在地理上是接壤的，contig=0则表示非接壤）和colony（colony=1表示两贸易伙伴国曾经有过殖民关系，colony=0则表示不存在殖民关系）表示。

（二）出口的制造业产品的特征变量首先本文考虑每年出口到各个目标国制造业产品的种类数，有研究认为，每年出口到各个目标国制造业产品的种类越多从产品大类来看其维持长久贸易关系的概率越高或者说退出危机越低，然而从细分产品的视角来看，也表示该产品在出口目标国面对的竞争越激烈，从而退出风险反而会增加，因此其符号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解释。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pronum表示。其次本文还考虑了每年各种制造业产品出口目标国的数量。出口目标国的数量越多，一方面表示该产品受认可的程度越高，因此其维持长久贸易关系的概率越高或者说退出危机越低；另一方面从全球贸易网络的视角来看，出口目标国的数量越多该产品嵌入贸易网络的程度也越深，这同样意味着其维持长久贸易关系的概率越高或者说退出危机越低。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counum表示。本文还考虑了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单位价值，产品单位价值越高表示该产品复杂度越高质量越好，因此意味着其维持长久贸易关系的概率越高或者说退出危机越低。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UV表示。最后本文还将单一制造业产品的初始贸易值纳入其中，前文的理论研究表明初始贸易值越小贸易关系相对不稳定，因此预计其符号为负，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inivalue表示。本文参考联合国的《世界各国制造业竞争力排名》，选取其中排名前10的国家，分别对其制造业出口的危机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这些国家是：中国、德国、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加拿大、新加坡、韩国以及日本。从表3和表4中发现，在出口目标国的特征变量中，反映经济规模或者说总需求的GDP每提高一倍，则会使得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下降36.8%，这说明中国与世界上那些经济总量较大的国家在制造业上维持了更好的贸易关系。反映出口目标国收入水平或者说需求结构的人均GDP每提高一倍反而将使得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上升2.71%，这说明当需求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对那些人均收入更高的国家吸引力有限，可能的原因是目标国需求层次越高，从而对进口产品的要求也越高，而中国制造业在满足目标国高层次需求的方面还有待加强。反映运输成本的两国距离变量每增加一倍，将使得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上升15.33%，所以运输成本也是导致贸易关系难以维系的一大重要因素。从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中国与那些使用汉语人数更多的目标国家（至少9%的人口）相比使用汉语人数更少的国家维持的贸易关系更稳定，其制造业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下降66.2%。中国与地理上接壤的贸易伙伴国相比非接壤的贸易伙伴国，制造业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上升15.57%，这说明中国与周边的国家制造业贸易关系并不理想，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接壤的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制造业出口上与中国有一定的相似性，产品在同一市场上竞争激烈，因此出现了这一现象。从出口的制造业产品的特征变量来看，每年出口到各个目标国制造业产品的种类数越多，贸易关系反而更不稳定，对此可能的原因本文认为是出口产品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因为从细分产品数据来看，出口产品的种类数越多也意味着目标国可选择的余地越大，同时产品也面临同质竞争的风险。每年各制造业产品出口目标国的数量越多，则中国与目标国制造业贸易关系越稳定，这与本文预期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一方面表示该产品受认可的程度越高；另一方面从全球贸易网络的视角来看，出口目标国的数量越多该产品嵌入贸易网络的程度也越深。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单位价值越高，则中国与目标国制造业贸易关系越稳定，这说明产品质量或者说复杂度是维系贸易关系的重要因素。最后出口产品初始贸易额越大则中国与目标国制造业的贸易伙伴关系越稳定，这也与本文预期一致，较大的初始贸易额说明建立贸易关系的双方信息更充分，这一信息可能包括双方的偏好，对贸易标的的认可程度以及与支付相应的财务状况等方面，无需通过小额的试探性贸易行为。再者，较大的初始贸易也可能反映了双方前期在贸易中介和渠道建设上更多的沉没成本投入，需要双方维系更久的贸易关系来分摊成本，享有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分析其他制造业极具竞争力的国家制造业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首先，本文将排名前10的其他9个国家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的代表为德国和美国，第二类是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加拿大，第三类是墨西哥、印度以及巴西。首先作为第一类的代表，德国和美国，作为全球高端制造业出口的典范，相比其他样本国家，其制造业贸易关系持续性更好。从影响因素来看主要体现在：反映出口目标国收入水平或者说需求结构的人均GDP每提高一倍，德国和美国制造业出口关系失败的概率分别下降6.5%和3.7%，这说明进口国人均收入水平或者说需求结构层次越高就愈发青睐德国和美国的制造业产品，这是德国和美国作为全球制造业金字塔最顶端的国家的显著特征，同时这也是其他样本国，包括日本这一传统的制造业贸易大国都不具备的特征。其次是作为第二类制造业代表的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加拿大，这些国家是传统的发达国家，高收入的OECD成员国，从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的维系情况来看，与其他的具有竞争力的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已经没有太多特殊的优势。但需要指出的是，和德国、美国一样，这些国家有一个特征，即每年出口到各个目标国制造业产品的种类数越多贸易关系越稳定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并不普遍具备的特征，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本文认为从细分产品来看这些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个别规模极大的跨国公司，这些大型的跨国公司都是典型的多产品出口公司，由于被同一跨国集团控制，所以在细分产品层面上可以有效地避免产品出现同质竞争的情况。出口产品种类数越多，也反映了该国的某些大型跨国公司国际影响力越强，因此贸易关系越稳定。最后是墨西哥、印度以及巴西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从前文的分析可知，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在出口持续时间的维系方面已经与第二类中的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仅在稳定性上略有不及，而从各因素的影响来看方向上这些国家表现出与中国更多的相似性，仅在程度上与中国略有差异，不难理解，同样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在国内经济特征和制造业出口产品特征上具有某些共性，在此不再详细分析。

贸易出口论文篇4

西方经济学家和一些国际组织，把近几十年来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对外贸易总体战略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进口替代型战略。最早实施这种战略的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该战略主要是高筑贸易壁垒，限制进口，通过建立和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替代工业制品的进口，减少对国外经济的依赖，保护和扶植民族的幼稚工业。为了解决本国工业发展进口机械设备所需外汇，也出口一定数量的资源型产品和初级产品。

二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实施的是这种战略。该战略与进口替代型正好相反，主张大力发展外向型的加工业，扩大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这些国家把国际市场作为本国经济的活动中心，把制成品出口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其主要措施是鼓励出口贸易的同时，也大量引进外资、技术、进口原料，以弥补内资金和原材料的严重不足。

三是混合型战略。该战略是上述两种战略的结合，把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不过分限制进口，也不过分鼓励出口。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采取过这种战略。

以上三种战略的共同地方是都包含有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进口替代型把保护、限制进口作为战略重点，出口导向型把鼓励出口作为战略核心，混合型二者兼顾，视为同等重要。

我国过去几十年实行的究竟是何种对外贸易战略，从来没有过统一的认识和非常明确的定位。改革开放前谈不上贸易战略这个概念，当时按实际做法是在过分强调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导下，基本上采取了闭关锁国及几乎封闭式的进口替代型。至于市场的选择，更是反复多变、忽而是“东方”，忽而是“西方”，忽而又四面撒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国际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加强，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但外贸战略仍然摇摆不定。大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类似进口替代型与出口导向型相结合的混合战略；1994年以后，由外经贸部提出了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商品、资金、劳务合作与交流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协调发展的“大经贸”战略。这实际是一种内容复杂、实施困难、含糊不清的战略。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但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总体战略。最后在争论无果的情况下，又提出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选择可持续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比较自由的，配以适当保护的综合战略”和有管理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这更是一种没有具体战略的战略。

2外贸总体战略中出口贸易的战略地位

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在过去甚至今后的战略选择问题，总是没有形成过完全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是大家都无可争辩的，这就是出口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中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关键所在，更关系到我国对外开放的前途问题。实践证明，正是这些年我国坚持了以出口贸易为先导，才以此带动了进口贸易，推动了对外开放，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

（1）从外贸依存度方面，出口依存度始终高于进口依存度。从1990～2005年的16年间，出口贸易依存度有15个年份高于进口依存度，16年中出口依存度平均为20%以上，最高年超过30%，也就是说我国每年GDP的20％以上来自出口贸易。

（2）从外贸贡献度方面，出口贸易是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根据林毅夫等学者的测算，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外贸出口每增10.0％，基本上能拉动GDP增长1.0％。而进口贸易，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国内市场一直处于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贡献，而且体现为漏损，二者呈负相关，进口每增长10.0％GDP增长为负0.56％。由此可知，我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功不可没。出口贸易已成为与投资，消费一起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尤其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出口这驾马车显得更有活力。出口的增长还会刺激消费增加和投资扩大，对后两驾马车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3）出口贸易是我国换取外汇的重要来源。从1978～2005年我国年出口贸易额由97.5亿美元增长到7620亿美元，增长了78倍；1991～2005年的15年间，除1993年贸易呈逆差外，有14年都是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其中2005年顺差超千亿美元。多年的贸易顺差为我国换取了大量的外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带动了进口的增长。进口额由1978年的108.8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6601.2亿美元，增长了约61倍。

出口贸易能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重点，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出如此重要的作用，是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及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首先，出口贸易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实行对外开放，就要大力发展外经贸事业，就要大规模地引进技术设备、利用外资、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以及多边、双边经济合作等，所有这一些都需要出口贸易换取的外汇提供资金保证。其次是我国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一方面因为发展出口贸易必须积极发展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这对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贸易也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所需资金创造条件。第三，我国具有发展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优势，稀有金属、煤炭等的矿产资源优势，机电等制成品的工业基础、生产规模和成熟的国际市场优势，新开发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优势等都比较明显。

3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的战略选择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的物质商品结构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发生了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出口商品是以食品、土特产品、矿物燃料产品等为主，工业制成品不占主要地位。到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5年初级产品的出口仅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9％，工业制成品已占到92.1％。二是工业制成品中由粗加工型为主向精加工型为主的转变。过去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多属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产品逐渐增多。目前我国出口的几大类产品中，高科技产品仅次于机电、轻纺排在第三位，而且还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但是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总体上讲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轻纺产品中的绝大部分和机电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上不去，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我国国内原材料价格、劳动工资的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也正在减弱。二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较少，市场竞争力不强。贴牌产品虽然市场看好，但我国付出的成本代价太高。

鉴于目前的现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向，坚持走以轻纺类产品为基础，以机电类产品为重点，以高新科技产品为发展目标的出口战略，其内容如下：

3.1以轻纺产品为基础

轻纺产品是我国的传统出口商品，轻纺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是我国发展出口贸易的根本所在，特别是纺织服装、儿童玩具，国内有庞大的生产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出口大国的地位不易被撼动，是我国出口战略的基础。但是由于我国轻纺产品一般档次较低、质量较差、名牌较少，竞争力不强，轻纺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国多为欧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日趋升温，对从我国进口的纺织品等歧视性限制逐渐增加，再加上国内成本优势正在减弱，因此出口形势依然严峻。今后要坚守轻纺产品出口这一根基不被动摇，就必须采取以质取胜、提高质量、提高档次、创立品牌。

3.2以机电产品为重点

把机电产品作为我国出口贸易战略的重点，不仅这是我国目前出口的第一大类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出口的45%以上，还在于：一是机电产品中的一些产品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发展机电产品出口，可以改变长期以来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状况，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二是机电产品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生产规模较大，与国民经济其他许多部门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加机电产业的发展，也可为其他部门提供更多先进的技术设备，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三是发达国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国内机电产业出现萎缩，所需机电产品多为进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对机电产品，尤其是对成套设备的需求也明显增加。因此，机电产品的世界市场容量很大，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50%，出口贸易的空间较大。

3.3以高新科技产品为发展目标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计算机等电子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新的产业，代表着世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这些新的高科技产业不仅本身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同时还通过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可以普遍提高其他产业的技术含量，增加其附加值，从而增强同类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因此下大力气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其产品的出口，不仅是我国出口贸易追求的战略目标和新的增长点，更可极大改变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

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速，2005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接近30%。虽然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但今后发展潜力巨大，前景良好。因此大力发展新技术产品出口，培育一批在国际市场上有影响的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作为我国出口贸易的战略目标，是符合我国情况和千变万化的国际市场需求，是保持我国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驱动力。

4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

我国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曾明确提出实行“多元化的市场战略”，其内容包括：继续开拓欧（盟）、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稳定巩固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亚洲市场，加快发展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市场，积极开发非洲、拉丁美洲市场。但不同时期，多元化市场战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今后这一战略如何实施，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加入WTO后国际经贸环境的新变化及国内“十一五”规划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应当在坚持创汇增收、出口与进口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出口产品适销对路、发展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等原则下，把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分为三大不同类型，区别对待。三大类型是：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市场，以促进进口、服务于进口贸易为主要目标的市场，以销售中低档次产品和发展国家友好关系为主要目标的市场。

（1）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包括我国港、澳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市场，当属于以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市场。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容量大、消费水平高、需求稳定，我国产品在这里享有一定信誉。因此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年出口额一般要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5%左右，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外汇收入的摇钱树，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主要来源地。对于这些地区要在坚决巩固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向纵深发展。

（2）以促进进口，服务进口为主要目标的出口市场。这类市场包括俄罗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西亚的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北非的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西非的尼日利亚、拉美的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我国不仅是出口大国，同样也是进口大国，不仅要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还要进口我国储备有限但需求量很大的资源性产品，如被称为我国发展瓶颈的石油、天然气，以及铁矿石、化肥、铜矿等，上述地区正是这些资源储量、生产、出口的重要地，同时又不受发达国家所控制，因而是我国的重要进口基地，巩固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对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是十分必要的。维持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一是要尽量保持贸易平衡，用扩大出口解决进口所需外汇；二是为建立可靠稳定的进口基地，应以提供设备技术、直接投资、劳务输出等方式与对方建立多种经济合作关系。总之，把这些地区作为我国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不应以换取外汇为目标，而是满足进口需要。

(3)亚、非、拉其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起步比较晚，工业制成品比较短缺，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购买力不高，我国出口的中低档为主的轻纺类产品，价格低廉，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消费需求；我国的机械设备、操作技术要求不高，价格合理，与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相配套。因此这些地区理所当然的应是我国，特别是众多中小企业产品的出口市场。此外，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与我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在许多国际活动中是我国的忠实朋友与合作伙伴，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进一步开拓出口市场既可落实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又可以巩固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应坚持以出口为主导的战略方向，在出口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坚持创汇增收，同时通过技术设备引进及自我发展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在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实施上，根据不同的目的，市场的选择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国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荣林.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转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2曲如晓.中国对外贸易概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贸易出口论文篇5

进入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许多变化，它们对出口正在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由于现有出口贸易模式与外资利用密切相关，因此本文主要考察近年来我国引资格局的变化。

1.投资主体的变化。从改革开放到90年代初期，来华投资主体以东南亚等地区小规模的华人企业居多。这是第一代来华投资者。无论是投资规模、项目数量还是投资地位，他们都占绝对优势。但在1992年以后，欧美日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急剧增加。尽管项目数量和累计投资规模还不如前一类投资企业，但其增长势头强劲，已逐渐成为来华投资主体。他们资金实力雄厚，技术水平较高，是第二代来华投资者。

2.投资动机的变化。第一资者的主要动机是利用中国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和廉价劳动力资源，以降低其产品的劳动成本，提高价格竞争力。第二资者的动机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自身的特定优势，如先进技术、资金实力等，抢占中国国内市场；二是为跨国公司的全球一体化经营战略服务。

3.投资方式的变化。因动机不同，第一资者大多倾向于同中方合营，不特别看重所投资企业的绝对控制权。这有利于他们在经营活动中获得中方有关方面的更多优惠和支持。第二资者却多半倾向于独资方式，不大愿意合营。即使合营，往往也要求对企业有绝对控制权。这是为了使在华投资服从跨国企业全球战略的需要。

4.投资行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变化。第一资者主要投向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加工工业，产品主要或相当一部分用于返销或销往第三国；为方便运输、节省运费和熟悉国际市场行情，这些投资大多集中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第二资者却更多地投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交通运输和金融业等。产品外销的比例相对较小。与此相适应，投资地区更多地向全国扩散。

世界经济近年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对我国出口发展影响最大的，主要是由全球金融动荡和后冷战格局所引起的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对加工贸易出口而言，过去那种相对自由的国际市场环境已不复存在：

一是美国市场对我传统出口产品的需求相对饱和，今后很难保持我国加工贸易产品对美出口的稳定高速增长。首先，受全球金融动荡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减缓的迹象日益明显，其进口需求将相对减弱。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8年第二季度，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猛增至创纪录的565亿美元。1998年美国贸易逆差将达到2400亿美元左右（1997年为1100亿美元），且1999年将继续增加。这将促使美国加紧贸易限制。其次，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放松对华贸易限制。美国国会调查局1998年8月发表的调查报告称：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政府不可能顺利推行美国政府原先期望的政治、经济改革，因此中美关系只可能维持现状。在这样的中美关系框架下，不可对中美贸易关系的改善期望过高。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配额、贸易行为规范和人权等方面，美国政府不可能放松对中国施加压力。1998年8月中旬，美国海运委员会展开对所谓中国港口贸易壁垒的调查并以贸易制裁相威胁就是明证。第三，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和深化，拉美及东南亚金融动荡和货币贬值，大大提高了这两个地区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受到这些地区同类产品日益严重的冲击，面临新的竞争和障碍。

二是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和经济不振，使日元持续疲软，金融体系长期动荡。日本政府不仅在缓和银行体系危机、扩大内需方面行动过于迟缓，而且为了达到自己扩大出口、减少进口的短期利益，不惜牺牲别国利益，对日元的持续疲软采取有意无意的放任态度。日本政府长期拿不出切实有效的方案和措施来改革其金融体系，刺激经济复苏。受东方民族传统的影响，日本民众对经济萧条很敏感，一旦经济形势不妙，他们便尽量压缩消费需求，把收入储蓄起来，以备未来之需。上述因素在短期内难有根本转变，因此在较长时期内，日本市场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将相对饱和。我国对日出口很难保持稳定增长。

三是作为我国主要转口市场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受到欧美日益严格的限制，并陆续认定为已“毕业”的工业化国家而取消了对他们的普惠制待遇；今后要想继续通过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幅度增加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欧美的出口也不太现实。

四是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各国都把经济发展作为本民族的中心任务，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由于其产业结构特别是出口结构与我国现有出口结构相似，因而在国际市场上同我国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最突出的是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甚至越南以及巴西、墨西哥等也参与竞争。

五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带来了双重不利影响：一方面，危机大大降低了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的劳动成本，严重削弱了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快速发展有两个基础：一是我国相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二是这一优势引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和技术向中国大陆的大量转移，在过去十几年中，正是这种转移推动了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快速增长。东南亚危机使上述优势大为减弱甚至消失，使上述转移过程严重受阻，使海外资本投向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势头大大减缓，甚至不排除今后出现部分资金回流的可能。危机的影响将是长期的、深远的，它一方面严重动摇了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从反面说明了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脆弱性：一个大国，以建立在外来资本和技术基础上的加工装配业作为出口的支柱，既不合理，也相当危险。

二、现有出口模式的主要缺陷

——现有模式主要依赖于两个基础：一是廉价劳动力的相对优势；二是第一资者来华投资的迅猛增长。前述引资格局的变化已严重动摇了第二个基础。就第一个基础而言，在东南亚和拉美货币大幅度贬值、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同时，我国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生产率增长迟缓和管理效率的低下，已使劳动力优势逐步弱化。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上，一个国家是否具有优势，最终取决于其单位产品劳动耗费的高低，而这又取决于三个因素：工资水平、劳动力素质、经营管理效率。劳动力的数量和工资水平曾经是影响单位劳动耗费的主要因素，但今天已日益让位于劳动力素质和经营管理效率所决定的劳动生产率。恰好在这方面我们不具有任何优势。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革命性应用，各发达国家正积极将科技成果广泛用于改造和武装传统产业。在发达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今天已面目全非。以纺织业为例，它在发展中国家当然仍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但在发达国家，这一行业不仅没有因转移一部分到发展中国家而衰落，而且其性质正悄悄地发生变化。据专家介绍，新型无梭纺纱机代表了当今纺纱机的最先进水平；但据统计，过去十年中全世界95％以上的新型无梭纺纱机都安装在欧美发达国家

。伴随生产的日益自动化，劳动生产率成倍甚至数十倍地提高。个别国家的部分纺织企业已出现所谓“无人车间”甚至“无人工厂”，其单位产品的劳动耗费之低廉便可想而知。这样的纺织业事实上已不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随着发达国家不断用新兴科技改造和武装劳动密集型行业，我国在这一行业上的相对优势正被不断地削弱，现有出口模式的第一个基础也正遭到严重冲击，今后将很难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维持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

——现有模式使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过分依赖对外贸易量的增长，外贸依存度高得惊人。首先，由于加工贸易出口过度依赖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因此出口的增长实际上主要取决于进口的规模；进口是为了再出口，进口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技术的进步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是为了维持出口数量的扩张。其次，中国外贸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已接近40％，远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国民经济总量的40％必须通过国际市场这一转换机制才能实现。近年来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中，相当大的成分是由进出口的数量扩张构成的。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格局。在推进市场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以及出口本身将很难承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而保持稳定的增长。

——在现有模式下，出口的发展与国内制造业特别是基础工业的发展缺乏应有的联系，两者日益分离。加工组装业是一个特殊的、“孤岛型”的产业，与国内其他行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极为薄弱。由于“两头在外”，原材料与零部件从国际市场来，产成品到国际市场上去，因而出口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前瞻影响”和“回顾影响”都很微弱，对国民经济的实际带动作用比它表面上看起来应起的作用要小得多。一方面加工贸易出口的快速增长没能大规模地、有效地带动基础产业的改造和进步，产业结构得不到应有的优化和升级；另一方面，没能优化和升级的国内制造业和基础工业也就很难成为出口的稳固基础，为出口的进一步发展和出口结构的优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长此下去，出口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后劲令人担忧。据海关统计，1998年以来，我国加工贸易进口和出口的增长率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上半年加工贸易出口仅增长8.6％，比去年同期下降12.7个百分点；加工贸易进口只增长1.8％，比去年同期下降12个百分点。这预示着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发展后劲已经不足，并将影响整个出口产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

——现有模式形成了对外国品牌及其外销渠道的过度依赖。目前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外国品牌的商品，缺乏中国民族工业自己的国际知名品牌。一方面，中国工业的发展长期不注重品牌效应，没有品牌意识，更谈不上完善、成功的品牌战略，所以始终拿不出自己的国际知名品牌。另一方面，在近年来的加工贸易出口中，无论是中方独资企业，还是中外合营企业，都是按照外商要求进行加工，使用外国品牌开展外销。对于缺乏自有品牌的中方来讲，使用现成的外销渠道和有一定知名度的外国品牌，不失为迅速扩大出口的一条捷径。但是这种实质上的权宜之计却带来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加深了中国工业和出口对外国品牌及其外销渠道的依赖，助长了中方在开辟外销渠道、开发自有品牌方面的惰性。二是中国企业成了外商品牌的加工和推广基地。

——现有模式使中国的外贸增长指标失真，夸大了中国的实际进出口能力和中国经济实力。中国企业从加工贸易出口中，只能获得一点点加工费。它仅占出口产品总价值的很小部分，其余部分都是进口原材料或零配件；且我国加工贸易的进出口市场严重错位：进口市场主要是东南亚，出口市场则主要在欧美。当成品输往欧美时，对方却将产品全部价值统计为中国对其出口。以中美贸易为例，按美方统计口径，中国每年对美出口额非常庞大，并形成中方巨额贸易顺差。但对中方来说，这实质上是一种虚假的出口额和虚假的贸易顺差。它却成为对方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使中方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处于极端被动的地位。据海关统计，199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251亿美元（其中出口1827亿，进口1424亿）。由于用于加工贸易的进口占全部进口的49.3％，因此约有700亿美元的价值既被作为进口额统计，又被作为出口额来统计。这实质上夸大了我国的外贸实力特别是实际的出口能力。帐面上的这种“虚假”出口规模的连年快速膨胀，很不利于我国在有关对外贸易谈判中取得主动。

——现有模式很不利于充分利用西方国家分配给我国的有限出口配额，最大限度地扩大出口总额。由于西方国家的配额限制一般只限进口产品数量，不限进口金额，对我国来讲，在出口数量一定的前提下，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单位售价就成为扩大出口创汇额的唯一选择。在现有模式下出口品的附加值和单位售价都很低；受有限的配额限制，进一步扩大我国出口创汇总额的余地非常有限。

三、几点建议

面对变化了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我们应该也必须变外在压力为内在动力，变挑战为机遇，及时调整现有的出口贸易模式，逐步形成以国内制造业而不是加工装配业为基础、以一般贸易为主导的出口发展模式，使出口的长远发展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两者之间形成相互推动的良性循环。

1.应结合国内外经济条件的变化，尽快确定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国家出口产业战略，并且从战略指导思想上把上述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全方位地扶持国民经济的战略性产业，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国的战略性出口产业，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换代作为出口发展的基础来推动出口结构的优化和出口模式的转换；逐步改变出口产业同国内制造业特别是基础工业日益脱节的状况，把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统一起来；把国民经济的重点产业同重点出口产业逐步统一起来。

2.大力加强政府对企业的全方位的出口信息服务；同时尽快废除出口经营权的审批制，实行出口经营权和经营范围的登记制，努力发掘和培育一批新的潜力巨大的出口企业集团和拳头产品。

贸易出口论文篇6

进入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许多变化，它们对出口正在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由于现有出口贸易模式与外资利用密切相关，因此本文主要考察近年来我国引资格局的变化。

1.投资主体的变化。从改革开放到90年代初期，来华投资主体以东南亚等地区小规模的华人企业居多。这是第一代来华投资者。无论是投资规模、项目数量还是投资地位，他们都占绝对优势。但在1992年以后，欧美日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急剧增加。尽管项目数量和累计投资规模还不如前一类投资企业，但其增长势头强劲，已逐渐成为来华投资主体。他们资金实力雄厚，技术水平较高，是第二代来华投资者。

2.投资动机的变化。第一资者的主要动机是利用中国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和廉价劳动力资源，以降低其产品的劳动成本，提高价格竞争力。第二资者的动机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自身的特定优势，如先进技术、资金实力等，抢占中国国内市场；二是为跨国公司的全球一体化经营战略服务。

3.投资方式的变化。因动机不同，第一资者大多倾向于同中方合营，不特别看重所投资企业的绝对控制权。这有利于他们在经营活动中获得中方有关方面的更多优惠和支持。第二资者却多半倾向于独资方式，不大愿意合营。即使合营，往往也要求对企业有绝对控制权。这是为了使在华投资服从跨国企业全球战略的需要。

4.投资行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变化。第一资者主要投向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加工工业，产品主要或相当一部分用于返销或销往第三国；为方便运输、节省运费和熟悉国际市场行情，这些投资大多集中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第二资者却更多地投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交通运输和金融业等。产品外销的比例相对较小。与此相适应，投资地区更多地向全国扩散。

世界经济近年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对我国出口发展影响最大的，主要是由全球金融动荡和后冷战格局所引起的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对加工贸易出口而言，过去那种相对自由的国际市场环境已不复存在：

一是美国市场对我传统出口产品的需求相对饱和，今后很难保持我国加工贸易产品对美出口的稳定高速增长。首先，受全球金融动荡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减缓的迹象日益明显，其进口需求将相对减弱。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8年第二季度，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猛增至创纪录的565亿美元。1998年美国贸易逆差将达到2400亿美元左右（1997年为1100亿美元），且1999年将继续增加。这将促使美国加紧贸易限制。其次，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放松对华贸易限制。美国国会调查局1998年8月发表的调查报告称：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政府不可能顺利推行美国政府原先期望的政治、经济改革，因此中美关系只可能维持现状。在这样的中美关系框架下，不可对中美贸易关系的改善期望过高。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配额、贸易行为规范和人权等方面，美国政府不可能放松对中国施加压力。1998年8月中旬，美国海运委员会展开对所谓中国港口贸易壁垒的调查并以贸易制裁相威胁就是明证。第三，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和深化，拉美及东南亚金融动荡和货币贬值，大大提高了这两个地区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受到这些地区同类产品日益严重的冲击，面临新的竞争和障碍。

二是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和经济不振，使日元持续疲软，金融体系长期动荡。日本政府不仅在缓和银行体系危机、扩大内需方面行动过于迟缓，而且为了达到自己扩大出口、减少进口的短期利益，不惜牺牲别国利益，对日元的持续疲软采取有意无意的放任态度。日本政府长期拿不出切实有效的方案和措施来改革其金融体系，刺激经济复苏。受东方民族传统的影响，日本民众对经济萧条很敏感，一旦经济形势不妙，他们便尽量压缩消费需求，把收入储蓄起来，以备未来之需。上述因素在短期内难有根本转变，因此在较长时期内，日本市场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将相对饱和。我国对日出口很难保持稳定增长。

三是作为我国主要转口市场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受到欧美日益严格的限制，并陆续认定为已“毕业”的工业化国家而取消了对他们的普惠制待遇；今后要想继续通过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幅度增加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欧美的出口也不太现实。

四是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各国都把经济发展作为本民族的中心任务，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由于其产业结构特别是出口结构与我国现有出口结构相似，因而在国际市场上同我国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最突出的是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甚至越南以及巴西、墨西哥等也参与竞争。

五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带来了双重不利影响：一方面，危机大大降低了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的劳动成本，严重削弱了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快速发展有两个基础：一是我国相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二是这一优势引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和技术向中国大陆的大量转移，在过去十几年中，正是这种转移推动了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快速增长。东南亚危机使上述优势大为减弱甚至消失，使上述转移过程严重受阻，使海外资本投向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势头大大减缓，甚至不排除今后出现部分资金回流的可能。危机的影响将是长期的、深远的，它一方面严重动摇了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从反面说明了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脆弱性：一个大国，以建立在外来资本和技术基础上的加工装配业作为出口的支柱，既不合理，也相当危险。

二、现有出口模式的主要缺陷

——现有模式主要依赖于两个基础：一是廉价劳动力的相对优势；二是第一资者来华投资的迅猛增长。前述引资格局的变化已严重动摇了第二个基础。就第一个基础而言，在东南亚和拉美货币大幅度贬值、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同时，我国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生产率增长迟缓和管理效率的低下，已使劳动力优势逐步弱化。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上，一个国家是否具有优势，最终取决于其单位产品劳动耗费的高低，而这又取决于三个因素：工资水平、劳动力素质、经营管理效率。劳动力的数量和工资水平曾经是影响单位劳动耗费的主要因素，但今天已日益让位于劳动力素质和经营管理效率所决定的劳动生产率。恰好在这方面我们不具有任何优势。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革命性应用，各发达国家正积极将科技成果广泛用于改造和武装传统产业。在发达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今天已面目全非。以纺织业为例，它在发展中国家当然仍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但在发达国家，这一行业不仅没有因转移一部分到发展中国家而衰落，而且其性质正悄悄地发生变化。据专家介绍，新型无梭纺纱机代表了当今纺纱机的最先进水平；但据统计，过去十年中全世界95％以上的新型无梭纺纱机都安装在欧美发达国家

。伴随生产的日益自动化，劳动生产率成倍甚至数十倍地提高。个别国家的部分纺织企业已出现所谓“无人车间”甚至“无人工厂”，其单位产品的劳动耗费之低廉便可想而知。这样的纺织业事实上已不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随着发达国家不断用新兴科技改造和武装劳动密集型行业，我国在这一行业上的相对优势正被不断地削弱，现有出口模式的第一个基础也正遭到严重冲击，今后将很难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维持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

——现有模式使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过分依赖对外贸易量的增长，外贸依存度高得惊人。首先，由于加工贸易出口过度依赖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因此出口的增长实际上主要取决于进口的规模；进口是为了再出口，进口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技术的进步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是为了维持出口数量的扩张。其次，中国外贸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已接近40％，远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国民经济总量的40％必须通过国际市场这一转换机制才能实现。近年来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中，相当大的成分是由进出口的数量扩张构成的。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格局。在推进市场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以及出口本身将很难承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而保持稳定的增长。

——在现有模式下，出口的发展与国内制造业特别是基础工业的发展缺乏应有的联系，两者日益分离。加工组装业是一个特殊的、“孤岛型”的产业，与国内其他行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极为薄弱。由于“两头在外”，原材料与零部件从国际市场来，产成品到国际市场上去，因而出口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前瞻影响”和“回顾影响”都很微弱，对国民经济的实际带动作用比它表面上看起来应起的作用要小得多。一方面加工贸易出口的快速增长没能大规模地、有效地带动基础产业的改造和进步，产业结构得不到应有的优化和升级；另一方面，没能优化和升级的国内制造业和基础工业也就很难成为出口的稳固基础，为出口的进一步发展和出口结构的优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长此下去，出口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后劲令人担忧。据海关统计，1998年以来，我国加工贸易进口和出口的增长率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上半年加工贸易出口仅增长8.6％，比去年同期下降12.7个百分点；加工贸易进口只增长1.8％，比去年同期下降12个百分点。这预示着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发展后劲已经不足，并将影响整个出口产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

——现有模式形成了对外国品牌及其外销渠道的过度依赖。目前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外国品牌的商品，缺乏中国民族工业自己的国际知名品牌。一方面，中国工业的发展长期不注重品牌效应，没有品牌意识，更谈不上完善、成功的品牌战略，所以始终拿不出自己的国际知名品牌。另一方面，在近年来的加工贸易出口中，无论是中方独资企业，还是中外合营企业，都是按照外商要求进行加工，使用外国品牌开展外销。对于缺乏自有品牌的中方来讲，使用现成的外销渠道和有一定知名度的外国品牌，不失为迅速扩大出口的一条捷径。但是这种实质上的权宜之计却带来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加深了中国工业和出口对外国品牌及其外销渠道的依赖，助长了中方在开辟外销渠道、开发自有品牌方面的惰性。二是中国企业成了外商品牌的加工和推广基地。

——现有模式使中国的外贸增长指标失真，夸大了中国的实际进出口能力和中国经济实力。中国企业从加工贸易出口中，只能获得一点点加工费。它仅占出口产品总价值的很小部分，其余部分都是进口原材料或零配件；且我国加工贸易的进出口市场严重错位：进口市场主要是东南亚，出口市场则主要在欧美。当成品输往欧美时，对方却将产品全部价值统计为中国对其出口。以中美贸易为例，按美方统计口径，中国每年对美出口额非常庞大，并形成中方巨额贸易顺差。但对中方来说，这实质上是一种虚假的出口额和虚假的贸易顺差。它却成为对方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使中方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处于极端被动的地位。据海关统计，199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251亿美元（其中出口1827亿，进口1424亿）。由于用于加工贸易的进口占全部进口的49.3％，因此约有700亿美元的价值既被作为进口额统计，又被作为出口额来统计。这实质上夸大了我国的外贸实力特别是实际的出口能力。帐面上的这种“虚假”出口规模的连年快速膨胀，很不利于我国在有关对外贸易谈判中取得主动。

——现有模式很不利于充分利用西方国家分配给我国的有限出口配额，最大限度地扩大出口总额。由于西方国家的配额限制一般只限进口产品数量，不限进口金额，对我国来讲，在出口数量一定的前提下，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单位售价就成为扩大出口创汇额的唯一选择。在现有模式下出口品的附加值和单位售价都很低；受有限的配额限制，进一步扩大我国出口创汇总额的余地非常有限。

三、几点建议

面对变化了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我们应该也必须变外在压力为内在动力，变挑战为机遇，及时调整现有的出口贸易模式，逐步形成以国内制造业而不是加工装配业为基础、以一般贸易为主导的出口发展模式，使出口的长远发展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两者之间形成相互推动的良性循环。

1.应结合国内外经济条件的变化，尽快确定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国家出口产业战略，并且从战略指导思想上把上述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全方位地扶持国民经济的战略性产业，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国的战略性出口产业，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换代作为出口发展的基础来推动出口结构的优化和出口模式的转换；逐步改变出口产业同国内制造业特别是基础工业日益脱节的状况，把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统一起来；把国民经济的重点产业同重点出口产业逐步统一起来。

2.大力加强政府对企业的全方位的出口信息服务；同时尽快废除出口经营权的审批制，实行出口经营权和经营范围的登记制，努力发掘和培育一批新的潜力巨大的出口企业集团和拳头产品。

3.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大力提倡和鼓励提高出口产品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国产化程度。对于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或者有巨大潜力的企业，应该给予更优惠的税收待遇，并提供更多、更优惠的信贷支持。

4.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契机，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将出口优惠与鼓励进一步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出口产业和出口企业倾斜。

5.调整进出口工作的指导思想，逐步改变进口主要服务于出口数量增长的不正常格局，让进口主要为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与优化服务；在发展出口的政策指导思想上，应该下决心以牺牲速度来换取效益，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出口增长数量和速度，忽视出口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错误倾向，变速度型增长为效益型发展。

【参考文献】

〔1〕1995—1998各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

〔2〕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1997年中国经贸发展概况》。

贸易出口论文篇7

1.2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中的工业分行业增加值、分行业能源消耗量以及出口贸易总额数据均来源于2005年、2009年和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分行业出口贸易额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分行业出口贸易额选取的是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出口贸易额。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分别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出口贸易额和工业增加值数据。鉴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借鉴前人文献的分类方法，将中国主要工业分类归并调整为14个行业，具体如表1所示。

1.3行业碳排放量测算为计算各主要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数据，进而计算出口贸易影响碳排放的技术效应，有必要经测算获得各工业行业的行业碳排放量数据。本文将采用方程（3）所示的计算公式，通过一次能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系数来估算各主要工业行业一次能源消费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C为行业碳排放量，E表示一次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的行业消费量，F为一次能源的碳排放系数。通过搜集不同机构研究确定的能源碳排放系数，取其平均值，确定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能源的碳排放系数F分别为0.728，0.549，0.416。

2出口贸易对碳排放量影响的因素分解分析

2.1结构效应根据模型（2）的计算方法，将2008年相对2004年、2012年相对2008年各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份额变化量，分别与2004年和2008年该行业的碳排放量相乘，加总后即得到出口规模和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在2004～2008年和2008～2012两个计算期内，主要工业行业由于出口结构变动而引起的碳排放量变化，计算结果如图1、图2和图3所示。由图1、图2和图3可以看出，在第一个计算期内，我国工业行业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出口份额下降较多的行业有服装鞋帽制造业和纺织业，由此带来的碳减排量分别为142.002万吨和1536.27万吨。值得注意的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出口份额的减少量虽然不是最多的，但其对我国工业碳排放量的增加发挥了最大的抑制作用，减排量为299.28万吨，此外，一些加工制造业出口份额的小幅降低也为碳减排起到了积极作用。出口份额增长较快的行业包括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其中，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种行业的能源利用率高且碳排放量低，即使出口份额增长很快，带来的碳排放量占总量的比重并不大。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是加工制造行业，由该行业出口份额变动带来的碳排放增量最多，多达21006.23万吨。总的来看，在2003～2007年这一计算期内，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使碳排放量增加了20140.03万吨，结构效应为正。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工业行业的出口贸易结构处于从轻纺制品行业向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行业转变的过渡阶段，出口商品结构已经在朝着清洁化的方向发展。从图4、图5和图6可以看出，在第二个计算期内，出口份额增长较快的行业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在这些年里逐步发展了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的出口，由此带来的碳排放增量分别为819.425万吨、154.5555万吨和274.29万吨。由于这些行业本身属于技术密集型的低碳行业，所以由此引起的碳排放增量并没有对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出口份额减少的行业包括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和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其中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口份额的调整对降低碳排放做出了巨大贡献，碳排放量减少了17810.1万吨。2007～2011年处于“十一五”规划期间，总的来看，在这一计算期内，工业行业出口结构不断向低碳低能耗转变，工业行业的碳减排起到了成效，减排量为167.81万吨，结构效应为负。由此可以说明，此计算期内，我国始终坚持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的出口结构，把减少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作为优化出口产业结构的主要方向。结合这两个计算期来看，在第一个计算期内，我国初步确立了工业碳减排意识，但减排成效尚不明显。在第二个计算期内，各主要工业行业已基本实现了向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结构转变，并取得了较显著的碳减排成效。

2.2技术效应碳排放强度也称碳强度，是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该指标主要是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同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下降，那么说明该国就实现了一个低碳的发展模式。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各主要工业行业，因此这里的碳强度是指单位工业增加值中包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模型（2）的计算方法，结合两个计算期各主要工业行业的行业出口额与碳排放强度变化量，二者相乘再加总便可得出主要工业行业出口对碳排放影响的技术效应，计算结果如图7、图8和图9所示。由图7、图8和图9中的碳强度数据可知，2004～2008年和2008～2012年两个计算期内，碳排放强度都较大的行业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其制品和造纸印刷及文体用品制造业，这些高碳排放行业以资源密集型和加工制造行业为主，其生产效率和排污处理水平较低，伴随着能源消耗而产生的碳排放量也较大。碳强度维持在较低水平的清洁型工业行业主要包括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服装鞋帽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总的来看，各主要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资源密集型和重度污染行业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化学原料及其制品和医药制造业表现尤为显著。具体而言，第一个计算期内碳强度下降最多的行业依次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其制品和医药制造业，由此带来的碳排放量分别减少了191.1万吨，215.83万吨，34.01万吨，295.23万吨和327.04万吨。在第二个计算期内，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仍保持着碳排放强度的大幅减少并跃居减幅量首位，给工业行业碳减排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到第二个计算期结束，14个主要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的碳强度水平已经降低到每亿元1万吨以下，表明我国在节能技术上的进步，使得工业行业获得了良好的减排效果，一些行业如各类机械、设备和器材制造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已经接近每万吨0万吨。综上所述，由于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在第一个计算期内碳排放量减少了1233.08万吨，技术效应为负，在第二个计算期内碳排放量减少了1809.81万吨，技术效应为负。这说明在过去这两个计算期内，我国工业生产的环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了，工业生产的节能减排技术得到了大力的发展与应用，对国家的碳减排和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2.3规模效应根据模型（2）的计算方法，将2008年相对2004年、2012年相对2008年各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与2004年和2008年该行业的碳排放量相乘，加总后即得到出口结构和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在2004～2008年和2008～2012两个计算期内，主要工业行业由于出口规模变动而引起的碳排放量变化，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在第一个计算期内，除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外，其余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规模都大幅增加，其中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出口增长率均超过了100%，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更是高达730.01%。因而在该计算期内，由于出口规模的变动而带来的碳排放增量大大超过减排量，总计2230144.01万吨，规模效应为正，但一些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行业的出口行业的出口规模显示出大幅度的增加。在2007～2011年也即第二个计算期间，各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规模均大幅缩小，其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金属制品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其出口增长率分别下降至-60.02%、-64.07%、-1.80%和-18.51%，由此带来的碳排放减量分别为792701.55万吨、37204.81万吨、352.78万吨和339860.07万吨，为工业碳减排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计算期内，主要工业行业碳排放减少了204136.20万吨，规模效应为负，说明“十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坚持走信息化道路，扩展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行业的出口，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加强了排污控制，工业碳减排取得了显著成效。3.4总效应综合来看，主要工业行业出口贸易的碳排放量变化是出口结构、生产技术和出口规模共同作用的结果。由表3可知，在第一个计算期内，主要工业行业出口对碳排放影响的总效应为正，其中出口规模的扩大是导致碳排放量上升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给碳减排带来了积极作用，结构效应虽为正，但结合上述分析可知出口结构已经处于向低能耗、低碳排放的清洁化方向转型的过程中。在第二个计算期内，总效应为负，其中出口规模的减小是导致碳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而技术进步是减少碳排放的关键因素，出口结构的变化给碳减排起到了积极作用。

贸易出口论文篇8

2.其他因素（1）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上涨，反倾销体系不断建立现今，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各国都增强了对本国农产品的保护意识。1980年至今，全球主要农产品贸易大国对我国实行反倾销防御体系的现象已非常普遍。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农产品行业逐渐成为每个国家的根本性产业，对该行业的贸易保护已经上升到一定阶段。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正悄然崛起，对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为了保护本国农产品贸易额度，各国纷纷针对本国农产品市场情况，不断建立反倾销防御体系来实行贸易保护，加大了湖南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的难度。（2）绿色壁垒逐步扩大，对湖南农产品的出口形成挑战食品安全问题是每个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在我国，从“三鹿事件”到“瘦肉精事件”，使得我国农产品在国际上的出口形象大打折扣，也间接地影响到湖南省的农产品出口。在这个风口浪尖，国际上很多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进口商品的要求，来达到保护本国企业的目的。达不到进口国所制定标准的农产品往往会被淘汰，绿色壁垒范围的逐步扩大让湖南省的农产品出口受到阻碍。而某些国家在农产品进口这方面会制定一些苛刻的多重标准，这无疑会对湖南的农产品出口造成巨大的挑战。

二、湖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存在的问题

1.农产品产业结构不合理，出口竞争力低下湖南省农产品产业结构不合理，影响着出口效益的提高。目前，湖南省在农产品优良品种的培育，保鲜、冷冻、包装和运输等方面的技术力量匮乏，以致于达不到国际标准，质量较低，并且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少。世界上其他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会借此机会生产一些优质廉价的农产品，大大降低了湖南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另外，该省出口的农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产品粗放，成本偏高，在价格竞争上不具优势。

2.优质劳动力少，农产品生产效益下降湖南省从事农林牧渔产业的人口达到2059万人，占到全省乡村人口的大多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文化程度只有小学或初中的水平，并且年龄相对较大。而文化素质较高者都愿意去我国沿海一带打工或经商，以此来寻求更好的发展出路。因此，在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时，剩下的从业人员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接受和运用，特别是在新的农产品栽培技术和加工技术的推广应用上。而且这部分人员不能准确把握市场信息，盲目扩大生产，生产的农产品严重过剩，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从而影响了整个农产品产业链的生产效益。

3.名牌产品缺乏，农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弱湖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必须紧跟世界发展的步伐。改革开放至今，虽然湖南省农产品中已有一些名牌被世人熟知，但是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看都不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湖南省的名牌农产品在国内农产品市场上占领先地位的比例严重偏低，缺乏拳头产品，与其农业大省的地位不相称。名牌农产品的缺乏会直接导致企业经营发展的活力降低，获得的利润减少，不利于农业产业的长期发展。

4.省内龙头企业规模小，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该省农产品行业的龙头企业普遍存在规模较小、发展缓慢，产品结构单一的缺陷，社会投入和外来资本的吸收较少。虽然这些龙头企业在农业发展的初期阶段贡献了一定的力量，但发展速度、企业观念无法与国际化市场接轨。另外与其他农业发达省份相比较，不论是企业的规模还是对农业的带动作用，都与其拉开了一定的差距。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弱，使得湖南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十分缓慢。

5.农产品质量安全无法保证，出口风险较大随着经济发展，大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食品安全问题也更加重视和关心。世界范围内有关农产品进出口的绿色壁垒不断扩大，给主要农产品贸易大国敲响了警钟，这些国家必须高度关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对湖南省来说，农产品的生产没有建立一个标准化体系，农产品的生产模式没有相关标准配套设施、缺乏协调机制、缺乏科学指导，达不到综合化，致使生产的农产品质量低。再加上农药的不科学使用、乱用的情况时有发生，以及农产品出口的检验检测工作不到位，导致湖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无法保证，存在着较大的出口风险。

三、提高湖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水平的对策

1.优化农产品产业结构，增强出口竞争力湖南省农产品产业结构紊乱的现象已对其农产品的出口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要充分发挥湖南省农业中传统初级产品的比较优势，加强农产品基地建设,加大对优良品种的培育力度。对销量比较好的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例如，生猪、柑桔、茶叶、桑蚕丝、优质蔬菜等，形成高附加值产品，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要整合区域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增加农产品出口基地的加工项目，促进农产品产业链的形成和延伸。另外，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经营策略，让该省出口的农产品更加符合国际标准。

2.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益政府在这方面要高度重视，起好带头、引导的作用。譬如，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外出的高素质人才到省去乡；积极鼓励当代大学生下乡对农业从业人员进行农业知识教育；督促企业定期派一部分人员去外地加强交流学习等。与此同时，政府要与农民一起并肩作战，共同致富。另外，湖南省必须践行“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大力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发展。这样不仅会使湖南省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充足，质量上更具有优势，也会为农产品出口贸易培养出一批专业技术人才，最终从根本上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益。

3.重点培育名牌产品，加深国际影响力培育国际化名牌产品，国家和政府要在继续支持像克明面业、天龙米业、金健米业、金浩茶油等现有品牌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在省内寻求发展潜力较大的中小型企业，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让其成长的空间更加宽广。同时出台相关政策，使主要产业和涉农品牌的优势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名牌产品是一个企业科技创新实力强弱的具体体现，大力培育名牌产品，会让湖南省农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加深。

贸易出口论文篇9

一、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现状

我国加工贸易由1981年以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到2001年的20年间，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从10亿美元扩展到1400亿美元，从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不足5％跃升到55％以上。2003年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突破4000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7.6％，其中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商品总出口额的55.17％。2004年第一季度，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贸易1111.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3％，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6.3％，其中加工贸易出口651.9亿美元，增长38.0％，占全国商品总出口的56.34％。加工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一个主要方式，它对扩大出口、促进就业和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经过20多年的发展，加工贸易的方式和内容都有了许多新的变化：

第一，加工贸易方式的变化。加工贸易可分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等。对我国来讲，来料加工是一种盈利较小但风险也较小的加工贸易方式，而进料加工是一种盈利较大但风险也较大的加工贸易方式。按照加工贸易的主要方式，可以将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1）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料加工为主，这一阶段以对外的来料加工和装配作为利用外资，扩大出口的启动模式。

（2）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以进料加工为主，这一阶段以亚洲“四小龙”向我国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直接动力。进料加工是比来料加工更为成熟的一种加工贸易方式。

（3）九十年代初期开始以外商投资为特征，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外商投资成为推动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产业特点和技术档次以及分工的层次上都有较为明显的提升。这意味着我国的加工贸易进入了一个更高的综合发展阶段，其综合性特征表现在以外商投资为基础带动各种方式的加工贸易发展，因而是一种投资式的，而非单纯契约式的加工贸易。

第二，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加工贸易的最初发展缘于发达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将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移植于交通便利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传统产业的转移主要着眼于东道国的劳动力优势和区位优势。随着技术的进步，产业分工的深化和细化，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将走向国际化。在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过程中，跨国公司更加注重东道国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研发能力和信息基础设施、配套产业水平等因素，劳动力优势和交通便利条件的重要性正逐步降低。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

第三，外商投资主体的变化。我国加工贸易的投资主体随加工贸易的发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经历了与港、澳、台毗邻的东南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然后到港、澳、台商投资，再到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变化过程。投资主体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我国加工贸易的投资规模、技术与管理水平，经营方式，销售渠道以及行业结构的改变，反映出我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的渐进过程。

二、我国加工贸易中的主要问题

1、国内加工贸易配套产业的发展堪忧。目前，我国加工贸易的本地采购比例不仅低于新兴工业国家，而且低于东盟国家。国际经验表明，随着加工贸易的发展，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能提高自身产品的竞争能力和产业的配套能力，加工贸易逐渐与本地经济相融合。然而，我国加工贸易发展20多年，配套产业仍不理想。这是由于加工贸易关联程度较差和技术含量不高的特点造成的。传统加工贸易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和大进大出，因此传统加工贸易的大规模发展，必然要大量进口原料，这给我国国内相关原料工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原材料工业的发展的提升受到阻碍。加工贸易本是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台阶。发展加工贸易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充分利用其波及效应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但在我国，加工贸易是典型的大进大出模式，原材料与零部件从国际市场上来，产成品到国际市场上去，而在国内只进行简单的加工装配，产业链条短，使得加工贸易对国内其它产业缺乏前向和后向的带动作用。因此加工贸易出口的快速增长没能大规模地，有效地带动基础产业的改造和进步，产业结构也没得到应有的优化和升级。一旦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都将受到恶劣影响。因此，鼓励和培植加工贸易的配套产业的发展，是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发展中既有紧迫性又具有长远意义的问题。

2、我国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一直是我国加工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目前我国较高的贸易壁垒和不同程度的贸易管制下，加工贸易相对于一般贸易的税负优惠对加工贸易本身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优惠政策使得大量出口企业纷纷争取将其出口业务列入加工贸易中以享受增值方面的优惠，这其中包括一些进口料件及其关税在产品成本中不占重要地位的企业和原本使用国产料件从事一般贸易的出口企业，从而出现中国加工贸易出口过度膨胀的态势。

第二，优惠政策使得多数出口企业弃国产中间品不用而采用进口料件，从而严重压制了国内中间投入品的生产，加工贸易始终停留在“飞地”状态，不仅难以带动国产原材料的进口替代，而且自身发展也因缺乏国内产业力量的支持而难以摆脱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的阶段。

3、加工贸易监管不严，打击力度不大，走私现象普遍。由于加工贸易的基本政策是对进口料件采取保税政策，在我国相应原材料进口关税水平较高的制度背景下，走私者利用加工贸易的名义，偷漏税款，导致国家税收大量流失，同时对国内相关行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造成了极度不平等的市场竞争格局。

三、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策略

随着加工贸易不断发展，其地位在未来贸易中越来越重要，如何引导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已关系到我国外贸未来的发展前景。

1、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提升加工贸易发展水平。目前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呈现新的特点，跨国公司开始将内部服务业和研发中心向外转移，中国要鼓励国内企业加强国际间的科研合作，不仅把加工贸易作为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的载体，更要采取措施进一步提升加工贸易发展水平。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也要从引用外资为主转为引用外资与对外投资齐头并进的新策略。

贸易出口论文篇10

2、数据的平稳性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笔者选取学界运用较多的ADF方法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两个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的ADF统计量值都大于5%的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两个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都存在单位根，是不平稳的。而变量LNSE和LNEX的二阶差分的ADF统计量值分别为-3.931043和-3.972618，都小于5%的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水平-1.977738，说明了两个变量的二阶差分是平稳的，即两个变量是二阶单整变量。为了避免“伪回归”，我们就不能直接对模型进行OLS回归，要进一步检验二者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

3、数据的协整检验因本文中的两变量都是二阶单整的，笔者采取JJ法（Johansen检验）检验两变量是否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拒绝了无协整，接受了最大一个协整的原假设，即两变量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说明河南省劳务输出总量与出口总额存在统计意义上的长期均衡。这和上文叙述的，两者在2000年以来呈现的相同变化趋势相照应。

4、OLS回归协整检验表明两变量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为了进一步对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进行测度，笔者选取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R2较为接近1，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自变量的T统计值为7.555296，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是显著的。但是回归结果的D-W值只有0.707075，说明模型存在正自相关。为了消除正自相关，需要对模型进行简单修正，经判断发现此自相关为移动平均型。笔者通过向模型中加入MA项，消除了自相关。修正后模型D-W值为1.885353，自相关已经被消除；可决系数为0.957678，说明加入MA项后，模型的拟合效果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修正后的T统计量值为75.42819，说明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仍是显著的。LNSE的系数为0.949280，即河南省对外劳务输出总量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会引起出口总额同向变动0.949280个百分点，河南省对外劳务输出对出口贸易有明显的拉动作用。这一结论与经典国际贸易贸易理论坚持的要素流动对贸易具有替代效应的结论明显不符。

5、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河南省对外劳务输出总量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许多经济变量之间往往存在互相而非单向的影响。格兰杰因果检验就是一种通过考察变量之间在统计上的先导—滞后，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单向还是双向的方法。笔者参照AIC和SC原则选择3阶为模型的最优滞后阶，对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检验的结果显示在滞后期为3期时，对外劳务输出不是出口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而出口是对外劳务输出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但这并不说明对外劳务输出与出口没有因果关系，只能说明对外劳务输出不是出口的先导因素，而出口是对外劳务输出的先导因素。即对外劳务输出的信息效应的发挥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对出口贸易的拉动是滞后的；另一方面，伴随着出口贸易的增长，需要更多的劳务输出以承担贸易辅助工作，同时出口贸易的增长也会使得贸易关系更加活跃和紧密，带动更多的国际劳务合作与交流。

6、模型的误差修正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往往更关注实际的经济变量之间短期的关系和“动态均衡”，而非长期均衡。笔者参照两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模型式（1）根据上文的检验结果，结合变量的实际经济意义，按照格兰杰表述定理，建立了变量的二阶非均衡关系式（4），并在对其进行了简化之后做了OLS回归。其中ECMt-1和ECMt-2是分别是滞后一期和二期的均衡误差。模型的R2值仅为0.245354，且各项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短期偏离长期均衡的修正机制在实证中是不存在的，也更加确认了，LNSE与LNEX之间是一种长期均衡关系，这种长期均衡在短期内表现并不突出。

贸易出口论文篇11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各国贸易空前开放，加上一些贸易条约、协定和贸易组织的影响，贸易中关税壁垒的保护作用逐渐减弱。但近几年，金融危机使得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受阻，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传统的关税壁垒起不到较好作用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采用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的生产与经济发展，绿色壁垒是非关税壁垒中一种新兴的、隐蔽的、灵活多变的贸易措施。

一、绿色壁垒的涵义。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曾将“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健康所必须的措施”和“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列为自由贸易原则的一般例外规定。这就意味着有关国家可以以此为由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于是集环境保护与贸易保护于一体的绿色壁垒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保护本国生产与经济发展的有利武器。

绿色壁垒的涵义在理论界有多种界定，但归根结底绿色壁垒具体是指一国以保护有限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名，通过制定苛刻的环境保护标准来限制国外商品的进口。这里的环境保护标准可以是相关的条例法规，也可以是较高的技术限制，或者是繁琐的海关检验、审批程序等。

二、绿色壁垒的主要形式。

绿色壁垒的形式多种多样，且极富变化性，有关国家可根据本国经济结构、产业特征或是国际经济面临的突发性事件来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绿色壁垒以保护本国贸易。绿色壁垒主要有以下几种：

1.绿色关税与市场准入。

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保护环境对一些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的进口商品征收高额的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禁止其产品的进口，甚至对其进行贸易制裁的做法。比如美国就对石油销售征收环境进口附加税，使进口石油比国内同类产品每桶多缴纳几美分的附加税。这种做法对保护国内环境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它使生产商在控制成本的驱使下尽可能地少用进口产品。

2.绿色包装和标签规定。

一些国家对在本国市场销售的商品的包装进行规定，包括包装材质、包装方式、包装上的文字说明，另外还有绿色标签条例。进口商品必须符合这些规定才能进口，但这些规定无疑会增加进口商品成本，削弱其竞争力。美国从1999年开始禁止中国将未经处理的木质包装输往美国，他们认为未经薰蒸处理的木质包装会将天牛带到美国危害森林。许多国家对包装上的文字说明也有要求，如法国要求进口商品包装的说明文字必须是法文。所谓的绿色标签规定是进口商品的“绿色通行证”，它是一种印刷在商品或其包装上的图形或标志，是由进口国的相关管理部门按严格环境标准审批并颁发给制造商的，如果进口商品上无此标志则不予进口，如德国的“蓝色天使”、印度的“生态标志制度”等。

3.绿色技术标准。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研发生产方面投入较大，科技水平较高，所以往往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制定极其苛刻的技术标准，进口商品的生产过程没有达到该标准就会被限制进口或是禁止进口，而这些技术标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较难达到，或者会增加其生产成本，这就给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带来一定的困难。早在1990年美国就利用绿色技术标准与墨西哥产生过贸易纠纷：当年10月，美国政府借口墨西哥在捕捞金枪鱼的过程中没有实行保护海豚的作业规范，下令禁止进口墨西哥的金枪鱼及其制品。事实上，美国这种做法是毫无根据的且有些霸道，如果美国的这种做法能成立的话，那么任何国家就都能随便找一个理由、立一个法限制其他国家商品进口，国际贸易秩序也就乱了套。所以绿色技术标准实际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幌子。

4.绿色卫生检验制度。

近几年来，随着一些全球性疾病的蔓延和贸易战的加剧，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进口商品的卫生检验，一些国家借口卫生检验来限制商品的进口。这些国家要求进行检验的商品越来越多，检验标准也越来越严，不仅增加了进口商品的检验成本，而且限制了一些国家的商品进入。比如早期对于农副产品主要是检验六六六、滴滴涕的残留，现在则要求检验放射性污染、多氯联苯和二恶英等，且残留物不得超过百万分之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对花生及其制品进行黄曲霉素检验，对化妆品进行铅、砷等元素检验，对玩具、陶瓷制品进行铅、汞含量检验，对肉类进行荷尔蒙技术检验，等等。这几年国际上又发现鸡肉中残留二恶英，再加上疯牛病、禽流感、H1N1病毒的全球性蔓延，因而各国都加强了对进口肉类的检验，甚至禁止进口病源国的肉类。

5.环境成本和绿色补贴制度。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口保护资源和环境，认为有必要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在成本之内，即环境成本内在化。这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因为一些中小企业自身无力承担环境治理的费用，于是形成高环境标准产品生产企业的不公平竞争。而一旦发展中国家政府给予这些生产绿色产品的中小企业环境补贴或优惠贷款的话，发达国家则会以此为名对其征收反补贴税。而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通过跨国公司将一些高污染产品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使发展中国家商品的环境成本提高，削弱发展中国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三、我国应对绿色壁垒的措施。

从以上几点看来，绿色壁垒一般都是打着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幌子，实施限制进口的贸易壁垒，且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歧视性。它还会抓住消费者的心理，人为引导消费者对技术标准相对较低或生产消费过程不“绿色”的进口产品产生抵触心理，设置进口障碍。尽管绿色壁垒与贸易自由化相冲突，但是其对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应对绿色壁垒的措施应从实际出发，一方面对以环保为借口侵害我国合法权益的绿色壁垒要坚决反对、努力消除，另一方面要实行绿色战略，开发绿色产品。具体应对措施如下：

1.制定完善的环保法律、法规，秉承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

制定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是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有效手段，也是应对绿色壁垒的有力武器。我国关于环保的国内法虽然对治污有一定的作用，但应对绿色壁垒还远远不够，环保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应仅仅是单纯的防治污染和保护环境，还应该对企业生产全过程甚至消费过程进行监控，促使企业节约资源，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推行清洁生产、绿色消费，使之与国际接轨，更好地推动我国贸易的发展。另外要坚决贯彻“污染补偿支付”和“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原则，谁污染谁买单，使环境成本内在化。此外，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公约，严格遵守公约，并使国内立法与相关公约互相呼应。

2.灵活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积极应对绿色壁垒。

作为WTO成员国，在面对绿色壁垒损害我国贸易利益的事件时，我国要依据WTO规则与有关方面进行磋商，或向相关组织提出抗辩。这就要求我国能利用WTO的透明度原则积极收集各国的绿色壁垒信息和相关国家对抗绿色壁垒的案例，总结别国经验，一方面为我国应对绿色壁垒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另一方面帮助我国制定有效的绿色措施和制裁手段，善于灵活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绿色壁垒纠纷案，在磋商、调停无效的情况下，我国也可根据WTO有关规定实施贸易报复措施，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我国还要培养熟悉WTO机制的专业人才为我国企业服务，改变我国企业过去在国际贸易战中消极、不应诉的被动观念，积极应对绿色壁垒。

3.建立环境标志制度，构筑绿色环境标准。

环境标志已成为商品“走出去”的通行证，我国也应切实考察建立环境标志制度的可行性，尽快出台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标志制度和具体实施细则，使国内符合环境标准的产品能得到相关认证，而对进口商品实施该制度既可以进一步保证进口商品的品质，又可以为我国增加相关收入。同时，我国还要用相关法律来保障该制度的实施，以确立其权威性、可靠性，构筑绿色保障体系，保护国内绿色产业。超级秘书网

4.开发绿色产品，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所谓绿色产品是指从生产到使用乃至回收的整个过程都符合环保要求，对生态环境危害小或无危害，以及可回收利用的产品。我国企业必须实施绿色战略，开发绿色产品，对绿色产品进行专业化研究，使之真正有利于生态环境，注意节约资源，同时考虑回收利用，并要结合国情和消费者承受能力来确定绿色产品的“绿度”，不可盲目追求绿色而使商品成本过高失去市场。

总之，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并集中表现在国际贸易的绿色壁垒中，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限制。面对不利局面，我国要积极利用WTO机制中的特殊待遇，努力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合理设置自己的绿色保护屏障，以保护和促进我国的贸易发展。

参考文献：

［1］叶汝求。环境与贸易［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

［2］诸江。国际贸易中绿色壁垒之应对［J］。商场现代化，2008，27.

［3］马秀贞。WTO框架下的绿色壁垒及其应对新探［J］。东方论坛，2003，6.

贸易出口论文篇12

根据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出口贸易发展情况是与国际及国内经济形势紧密相联系的。本文将从理论方面分析影响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因素(1)。 一、 影响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国际因素 1.从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率对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影响上来看，根据凯恩斯的出口需求理论，一国的出口总量受贸易伙伴国的实际收入和该产品的相对价格影响。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迅速时，其居民的实际收入就会提高，那么对出口国的产品需求就增多，有利于出口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反之，若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增长缓慢，则不利于出口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则理论上可以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湖南省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率提高，湖南省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反之，湖南省出口贸易发展缓慢。即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率和湖南省出口贸易发展呈现正相关关系。 2.从出口价格水平对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影响上来看，按照需求供给理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价格水平提高，国外对出口产品的需求将下降，而国内对出口的供给将上升;相反，出口价格降低，国外对出口产品的需求将上升，国内对出口产品的供给将下降。由于湖南省具有劳动力优势，并且国家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贯彻鼓励出口的对外贸易政策，因此其出口供给受价格影响程度不是很大。所以，一般来说，出口价格水平的上升会阻碍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发展，而出口价格水平的下降会促进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发展。即湖南省出口贸易发展情况和出口价格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 3.从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影响上来看，从理论上讲，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蒙代尔认为: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贸易障碍会促使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阻碍会促使国际贸易的发生。而日本学者小岛清认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技术转移、分工深化等渠道促使东道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所以从理论上讲，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要从多方影响的综合效应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二、影响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国内因素 1.从湖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其总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上来看，湖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其出口供给水平。一方面，湖南省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生产规模，从数量上提高了出口贸易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通常伴随着经济效益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完善和升级，以及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因此，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可以提高了出口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而且也优化了出口产品结构。所以，从理论分析上来看，湖南省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促进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发展。即湖南省的GDP水平和出口贸易发展水平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2.从汇率变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上来看，汇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理论界长期以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且在理论上一直是存在有争议的。所以，汇率对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具体影响，还必须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判断。 3.从进口贸易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上看，进口贸易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可以按照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方式分两种情况考虑。首先，在一般贸易方式下，初级品和工业制品的进口为出口产品的增加提供了投入品，并且提高了出口国的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工业制成品进口对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进口提高了出口的竞争力，因此，进口对出口的影响是同向的正相关。其次，在出口加工贸易方式下，由于出口加工是“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国际贸易模式，出口国外产品的投入品绝大部分是来自国外的进口，所以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是相辅相成的。鉴于以上的分析，无论是在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方式下，进口对出口的影响都是正相关的。 4.从技术投入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上来看，技术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同时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也有着强大的促进作用。按照技术差距理论，科学技术被认为是一种生产要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可以改变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比较优势。科学技术进步不仅能降低其传统工业的生产成本，而且能促进新兴产业部门发展壮大。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增加出口。当前科技进步在中国及湖南省均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湖南省出口产品中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的基本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科学技术进步对出口贸易有重要影响，并且可以认 为技术进步是促进出口贸易发展的。 三、影响湖南省出口贸易的不确定性因素 湖南省1985年～2005年贸易出口额趋势图 由于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统一的有机系统，任何一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引起出口贸易的变化。如比较典型的1994年外汇体制的改革，汇率的并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的9. 11事件、2001年中国加入WTO， 2003年的“非典”事件等。从理论上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汇率体制的并轨，以及中国加入WTO等事件完善了中国的外贸体制，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而亚洲金融危机、9. 11事件和“非典”事件对出口贸易的发展起阻碍作用。根据下图，湖南省的出口贸易增长率波动比较大，可以看出1994年以前，湖南省出口增长率一直不稳定，而由于受1994年国家外汇体制改革的影响，随后由于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5年～1999年间，湖南省的出口贸易增长率都在低位徘徊，2000年才开始回升。但2001年由于受9. 11事件的影响，尽管中国于11月份加入WTO，湖南省的出口增长率仍然比上一年有大幅度的下降，由2000年的28.94%下降到2001年的6.11%继而到2002年2.34%。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加入 WTO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显现，2003年～2005年间，出口贸易增长率一直比较高;而2003年的“非典”事件，由于得到及时的控制，其影响面比较小，对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并没有影响其出口贸易上升的总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