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篇1

由于传统的金融模式与当前互联网金融发展理念以及各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再加上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金融已经逐渐成为当前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且进一步改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以及质量，因此探究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学博士论文它能够指导经济发展并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本文就互联网金融发展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风险   （一）竞争与垄断产生的负面影响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竞争尤为普遍，这种竞争不仅仅存在于产业模式之中，更是对金融实力的竞争，很多互联网金融模式在碰撞的过程当中，最终产生了竞争性垄断，而这会直接影响到社会融资模式以及投资模式的单一性，从而不利于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的稳定。例如在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支付手段已经逐渐产生了竞争性垄断的局面，这有可能会使得互联网金融格局出现服务同质化的现象，并且有少数金融机构垄断大部分市场份额的现象也不利于市场稳定。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但随着竞争产生的负面影响十分广泛，例如很多金融机构利用网贷产品，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加速了贷款公司的倒闭，而这种倒闭，由于受到服务同质化以及监管不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最终使得互联网金融发展出现竞争性垄断。   （二）资源重构过程中存款与贷款风险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资金的投放以及吸纳互联网资金的这一部分人群里也有存在对于金融风险意识相对较低的人，他们往往会在投资过程中产生一些非常不理性的行为，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性，这种现象涉及的人群数量较大，且会对社会产生十分不良的影响。很多贷款人群在对资金链条进行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一些银行无法获得小微企业或是个体工商户的融资，而一些传统商业银行在对资产以及风险进行评估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些用户存在着一定的经营风险，也无法较为顺利地完成最终的评估，因此互联网金融在对资金进行投放的过程当中，没有对客户的信息进行评估，这也会直接导致一些客户不能够正确使用资金，最终影响到互联网金融贷款偿还的及时性，不利于资金链条的运营。   因此，如果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进行放贷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考虑各项因素，没有对经济周期进行探索，很有可能直接影响存贷款模式时期出现失效，进而影响到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稳定性。由此可见，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很多运营者都应当正确判断贷款风险，有目的的提高客户的黏性，从而有效规避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与此同时，为了确保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相关部门应当加大对这一行业的监管力度。   二、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产业经济学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理论指导   在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当中，产品经济学理论无论是在范围经济还是规模经济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是一门较为成熟且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重要学科，而产品经济学作为其中的重要部分，无论是理论思想还是发展趋势都与经济学趋于一致。产品经济学理论主要有以下两个元素构成，分别为需求方形成的规模经济以及供给方形成的规模经济，在规模经济逐渐形成的过程当中，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尤为重要，在经济与当下互联网金融进行融合的过程当中，完成了资本与劳动力这两者的转换。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经济学的知识要素以及技术要素也在不断增强，在成本呈现递减趋势的背景之下，该理论所创造的收益却呈现着递增趋势，这也说明在互联网金融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中。传统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供给方规模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了突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盈利效益，提升了互联网经济的示范能力，因而互联网金融的价值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其次，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成本经济应运而生，互联网金融凭借着成本优势，在大幅扩大产品种类的同时，也使得利基市场得到了开阔，这与范围经济有着相似之处，与此同时，这也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无法用理论解释的现象。由于互联网金融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处于链条的长尾位置，因此也进一步衍生出了普惠金融这一类产品，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也凭借着这一形态在很多金融业务中获得了延伸，逐渐使得金融成本控制变为可能。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很多事物都可以通过信息复制来完成，这不仅仅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成本，还能够吸引顾客进一步占领市场份额。   相关推荐：   经济学博士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和维度的论文研究   （二）金融中介理论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理论与产业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理论中重要的部分，在互联网金融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之中，金融中介理论也在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首先，金融中介理论在对信息进行筛选的过程当中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互联网信息具有繁杂、无序等一系列特征，这也不能够使得相关工作人员准确控制信息、完善信息对称等问题，因此很难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有效的信息以及时应对这一问题。   金融中介理论不仅仅能够快速完成互联网金融主体的信息筛选、处理、判断，还能够运用这些有价值的信息为顾客在进行判断决策的过程当中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顾客在对信息选择以及决策过程中的准确性，提升了顾客对于互联网金融的信任程度，进一步控制成本交易。通过对金融中介理论的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两者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信息资源复制以及应用的影响，成本表现出了递减规律，因此想要在海量的互联网信息中选出对顾客有用的信息，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中介理论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应用一方面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提升信息筛选质量，提高成本控制效率。   （三）信息经济学对互联网金融理论的影响   通过将信息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无疑对互联网金融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在应用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过程当中，在搜索理论以及声誉理论的共同影响之下，互联网金融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积极的影响效应，这种影响效应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进步，再者，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互联网金融造成十分行深远的影响，例如如果在互联网金融进行活动的过程当中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一情况，可能直接给互联网金融发展带来一定的经营风险，而通过应用信息经济学理论能够有效控制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经营风险，从而帮助很多贷款公司规定了逆向选择风险，在稳定企业发展的同时，又能够提升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整体进程。   三、结语   综上所述，相关互联网金融的运营者以及监管者应当准确意识到互联网金融以及传统金融这两者之间的差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应当加大其发展稳定性，通过把握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结构以及模式问题，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的稳定性以及竞争性，因此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逐渐到来之前，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应当根据当前的市场需求，对经营状况进行针对性的调整，避免盲从金融时代的特点，从而提高自身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更多的经济学博士论文，可以到进行研究。

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篇2

1 提前工作的动因

高校毕业生包括本专科毕业生、应届硕士毕业生和应届博士毕业生。自本科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便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更是成为热点问题。新闻报道2008年中国应届本专科毕业生的就业率不足70%,部分地区甚至传出应届硕士毕业生的就业率首次低于应届大学生就业率的信息,社会惊呼“皇帝的女儿也愁嫁”。而2009年,正如前一年年底主席在辽宁考察时对大学生求职者表示的那样,“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将有超过700万应往届高校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事实上,伴随着全球性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国内外的经济环境日益恶化,国内人才市场的需求减少与高校扩招政策综合作用,形成了一个非良性的流程。

如图1所示:大学生就业困难,于是转向升学,升学需求的增加迫使硕士扩招。硕士毕业生的增加使人才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在挤占大学生就业岗位的同时也造成自身就业水平的下降,因而出现了所谓“1500应届硕士竞聘卖猪肉”、“十万年薪聘请大学生掏粪”的新闻现象。并且,由于预计2010年博士学位的年授予人数将达到突破历史性的5万,已经开始有学者开始担心博士培养质量的下降,质量下降的博士毕业生以后还要去培养硕士生和本专科学生,势必进一步造成硕士毕业生和本专科毕业生质量的下降,从而更加剧了他们的就业压力,令他们倾向于尽早适应市场,做出提前工作地选择。

本研究仅以硕士生为对象进行探讨。硕士生是高级科研人才的后备军,而高级科研人才的培养对国家的科技发展和创新能力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对硕士生的培养需要投入充足的时间和资源,若硕士生提前工作则有可能令实际培养时间不足,培养质量不能得到保证,对其今后的就业也将产生影响。所以,于国于己,硕士生的选择都值得商榷了。

2 博弈理论概述

博弈论也叫对策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冯诺依曼和奥?摩根斯坦首先提出的,是一种“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博弈论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在经济学、政治科学、军事战略问题、进化生物学以及当代的计算机科学等领域都已成为重要的研究和分析工具。此外,它还与会计学、统计学、数学基础、社会心理学以及诸如认识论与伦理学等哲学分支有重要联系。

一个博弈论模型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局中人,方案集和局势。局中人是指在一个博弈中有权决定自己行动策略的参加者,一般要求一个博弈中至少要有两个局中人。策略集是指可供局中人选择的,实际可行的,完整的行动策略的集合,每个局中人的策略集中至少应包括两个策略。局势是指一个博弈中各局中人所选定的策略形成的策略组。当局势出现后,博弈的结果也就确定了。

本研究采用博弈论中的上策均衡理论。上策是指这样一种策略,不管其他局中人采取什么策略,这种策略都是最优的。博弈论中的均衡是指一种稳定的结果,当这种结果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局中人都不想再改变他们所选择的策略。因此,所谓上策均衡即指一种局中人选择的都是上策时的博弈均衡状态。

3 高校、用人单位和硕士生的博弈

3.1 博弈模型的建立

3.1.1 三要素设定

出于能够更明确地表现分析结果的原因,本研究使用两两博弈的方式。局中人包括高校、用人单位和硕士生,其中硕士生按照意愿倾向还可分为两类,因此实际的博弈模型一共有五个,以报酬矩阵形式表现。

每个局中人的策略集都包括两个策略。高校可以选择允许或者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单位可以选择接收还是不接收在读硕士生,两类持不同意愿倾向的硕士生都可以选择提前工作或者毕业后工作。

每个局势包括模型中各局中人可选择的一个策略,每个模型产生四个局势,通过分析可得出其中满足上策均衡的局势。

3.1.2 度量方式设定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每个局中人对各种选择所产生结果,假设这种结果可以用满意或不满意两个属性值来度量。

一般来说,高校希望硕士生能够静下心来搞科学研究,一方面能够对导师的研究方向进行进一步的实践,另一方面高校培养硕士生的目标就是使硕士生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如果没有科研和论文的培养则有失这个目标的要求,如果硕士生提前进入找工作阶段则科研的最佳时期——研二和研三——就没有发挥作用。从上述角度来看,可以说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才能保证满意的结果;若做出允许的选择则总会有一部分硕士生提前工作,高校的培养结果达不到效用最大化,可以认

为是不满意的。

而作为用人单位,也有出自短期利益的考虑,他们要求自己员工的综合素质越高越好,独立行为能力越强越好,因此硕士生能否提前来单位实习决定了要不要在硕士生毕业正式上岗后付出一笔培养成本——工作上手前支付的工资和其它费用。可以认为,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是令自己满意的,而选择不接收的结果则是不满意的。

最后,按照硕士生的意愿倾向可以把硕士生分为倾向提前工作,倾向毕业后工作两类。对于第一类,假设选择提前工作将得到满意的结果,选择毕业后工作将得到不满意的结果;对于第二类,假设选择提前工作将得到不满意的结果——提前工作影响学业完成的质量,选择毕业后工作将得到满意的结果。

为了便于分析,设满意的值为1,不满意的值为-1,以此量化不同选择带来的结果。

3.2 高校与用人单位的博弈

根据上文对高校和用人单位选择结果的假设,本研究可以构建如表1所示的报酬矩阵,矩阵的每一个局势设为(E,S)。

当高校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时,若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则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而高校则因此不满意(1,-1);若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则必定不满意,而因为在读硕士生即便找工作也没有接收单位,所以高校最终得到满意的局势(-1,1)。当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时,硕士生受到纪律限制,则高校不管怎样都将得到满意的结果,而用人单位无论做何种选择都接收不到在读硕士生,结果必定是不满意(-1,1)。

由此可以分析得出,高校与用人单位的博弈达到一个上策均衡,即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单位却接收在读硕士生。两方的最优决策是相冲突的,而这恰恰解释了现状,即本研究前面说的高校要实现培养目标,而用人单位要追求用人成本的最低化。后面的分析中,高校与用人单位的这种冲突将不断得到体现。

3.3 两类意愿倾向的硕士生与高校和用人单位的博弈

3.3.1 倾向提前工作

如表2和表3所示,本研究把硕士生与高校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1,S),把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1,E)。

先来分析硕士生与高校的博弈,现实中总存在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用人单位。当硕士生选择提前工作时,若高校也允许提前找工作,则前者与后者形成的一个局势是(1,-1),若高校不允许提前找工作,则前者受到纪律约束的局势为(-1,1)。当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时,则高校的选择不再重要并总会获得满意的局势(-1,1)。由此本研究又得到了一个上策均衡,即硕士生选择提前工作而高校不允许提前找工作。

再来分析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博弈。当选择提前工作的硕士生面对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用人单位时,结果自然是“双赢”(1,1),若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时,则结果自然是“双输”(-1,-1)。当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时,用人单位的选择也不再重要,结果总是双方都不满意(-1,-1)。这里的上策均衡是“双赢”。

在这两个博弈中,硕士生面对的最优决策总是选择提前工作,而高校和用人单位的最优决策与由它们之间的博弈得出的上策均衡相同,互相冲突,这就解释了倾向提前工作的硕士生们为何会采取各种手段“欺骗”高校,出去寻找工作。

3.3.2 倾向毕业后工作

如表4和表5所示,本研究把硕士生与高校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2,S),把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2,E)。

迫于经济压力以及别的原因不得不提前找工作的硕士生只要高校允许,就会达成(-1,-1)的局势,若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助,则硕士生和高校仍能达到“双赢”的结果。当硕士生不存在经济困难或自己另想办法克服了困难时,必然会坚持好好完成学业,毕业后工作的选择,这种情况中高校与硕士生总是“双赢”。所以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和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是这一博弈中的双方最优决策。

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必定与硕士生的意愿“合拍”,局势总是(1,-1)。当用人单位接收在读硕士生时,只有选择了提前工作的硕士生会让其实现满意的局势(-1,1)。这里的上策均衡却是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而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

高校最喜欢的自然是愿意毕业后工作的硕士生,就如同用人单位最喜欢选择提前工作的硕士生。然而这并不是说无论持何种意愿倾向,只要选择了提前工作,用人单位都无差别的一视同仁。本研究在前面就已经探讨过,用人单位希望聘用的员工综合素质越高越好,而硕士生的科研水平无疑是衡量其素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认为只有愿意毕业后工作的硕士生才最有可能主动静下心来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从而达到令高校和用人单位都满意的科研水平,很遗憾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恰恰不可能接收到其最满意的对象。也就是说,用人单位的最优决策与其最满意的硕士生的最优决策相冲突,再换句话说,用人单位的成本最低化目标与对员工素质的期望相悖。

本研究的博弈分析就进行到这里,此时的问题是,硕士生是否应该提前工作以及高校、用人单位是否应该有所作为。本研究在最后就此进行一个探索性地讨论。

4 关于硕士生是否应提前工作的讨论

4.1 硕士生是否应该选择提前工作

  让硕士生们产生不同意愿倾向的重要原因可能是对未来预期收益的不确定,对此本研究认为可以从知识的可积累性给出探讨。

知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不同,“知识溢出足以抵消固定生产要素存在引起的知识资本边际产品递减的趋势。因此知识积累过程不会中断。”社会知识就在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并得以延续和更新,而个人知识积累得益于社会知识的积累沉淀,同样不断增长。这种知识积累是质和量双方面的,在当今的经济形态下,已成为整个经济的基础。在校学习可看做知识积累的最稳定途径之一,因此硕士生花在在校学习与科研方面的时间越长,作为生产要素的知识积累得越多,其创造价值的潜力越大,可以预期较大的未来收益。若提前工作,放弃的学习时间不谈,在工作中能获得知识多少也是不确定的。

事实上人们选择读硕士的目的不外乎希望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树和找到比之前更好的工作两个,这两个目的的实现都要求知识积累到一定水平,因为前面已经分析过用人单位也希望能招聘到科研水平最高的硕士生。如果硕士生都能明白这一点的话,就不会受到经济环境和就业环境的影响,认真完成学业,在毕业后凭借优异的知识积累接受社会的选拔应该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

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高校和用人单位,都应该为促成硕士生做出这种选择而有所作为。

4.2 对高校和用人单位提出的建议

(1) 高校安排好硕士生的日常生活。在推广自费制的同时,设置更多的奖学金和生活补助项目,提高物质激励的比重以降低硕士生的总成本,解决高校与持提前工作意愿的硕士生的冲突,并保障完成对硕士生的培养目标。

(2) 用人单位要把目光放长远,对接收在读硕士生工作的决策应当有所限制。应当看到一个科研功底扎实的硕士在未来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为单位创造的价值将远远大于一个水平一般,仅仅多半年或一年工作经验的硕士,足以弥补用人单位短期的成本损失。

(3) 高校与用人单位之间冲突的化解之法,除了提高各自的认识外,最好能够更多地进行“产学研”合作。用人单位欢迎高校前来调研和利用知识储备解决问题,高校根据用人单位的实际情况确立科研项目,设置硕士生的培养计划。如此,一方面硕士生通过“干中学”和“学中干”把科研和实践联合起来,必能提高其知识掌握水平,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为高校协助解决的问题支付的费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硕 士生的经济状况。

(4) 整个社会应当保证舆论的正确导向,不要宣传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并为创造良好的就业条件努力发展经济。

5 结论

本研究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推导,提出了硕士生提前工作的动因。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报酬矩阵,运用博弈论中的上策均衡分析了这种现象。最后通过对硕士生知识积累问题的分析,认为硕士生不应该提前工作,并对高校和用人单位如何促成硕士生做出这样的选择提出了建议。

作为探索性研究,在各种条件的设定难免带有主观意愿,使用的方法有限,分析结果也有必要经受实证的检验,进一步探讨是之后必须要做的。总之,对该类问题的深入研究,将为教育管理方法和决策的理论与应用提供十分有益的补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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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篇3

作者简介：杨忠旋（1988-），女，土家族，湖南湘西人，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蒋家琼（1975-），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湖南 长沙 410006）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8-0012-03

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有其自身不同的特点，依照其自身发展规律，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作出适时的调整。[1]本文对美国1999～2010年近十二年层次结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对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中的发展特点及其规律进行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期为我国快速扩展的高等教育提供借鉴，使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达到相对均衡状态，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美国高等教育各层次变化状况

1.各层次规模的增长速度变化

1999～2010年美国高等教育的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层次的毕业人数呈现出逐年稳步上升趋势，对于有着高入学率低毕业率的美国，毕业人数的上升说明美国高等教育总体招生规模也有所扩大，见图1。

2.各层次毕业人数增长幅度各不相同

在美国高等教育总体毕业规模扩大，各层次毕业人数逐年稳步上升的大前提下，各层次毕业人数的增长幅度不尽相同。从图1可以看出，拿到学士和硕士学位人数都处于稳定的逐年上升状态。根据表1数据可以看出，学士学位人数从1999年的1237875人上升到2010年的1715913人，学士毕业人数每年的增长率与平均增长率存在较小的差距，硕士毕业人数从1999年的457056人上升到2010年的730635人，硕士人数每年的增长率与平均增长率差距也不大，这说明学士和硕士这两个层次呈逐年稳步上升趋势。美国博士生教育向来以严要求、高质量的“金标准”闻名于世，博士毕业人数从1999～2009年这十年除了2001年有负增长情况外大体处于平稳上升状态，只有在2009年在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为了满足紧急的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2]有大幅度扩大，增长率达到134.15%。从年平均增长率来看，博士学位毕业人数增长率最高，其次是硕士层次，再次是学士层次。虽然硕士、博士招生规模的增长率高于学士规模的增长率，但学士毕业人数依然是硕士、博士招生人数总和的两倍，这说明在高等教育成熟的美国，层次失重问题依然存在。

3.各层次毕业人数的阶段增长趋势

学士层次整体呈稳步上升趋势，从1999年到2002年，有小幅度增长，2002年学士毕业人数规模增长率4.38%，学士层次增长最大，2003年到2009年属于平稳增长状态，2009年到2011年增长率有所上升。2010年的学士毕业人数增长率为3.99%，达到次高点。硕士层次整体也是呈稳步上升趋势，并且硕士层次的毕业人数增长率总体高于学士层次毕业人数增长率，2003年的招生规模是硕士层次招生规模中的一次小高峰，达到9.03%，小高峰后呈现增幅整体下降趋势，2006年降至最低点1.77%，2007年开始有所回升，2009年再次回升到5.52%。博士层次规模增长起伏较大，2001年出现-1.66%的负增长情况，2002年到2006年又开始呈现整体稳步增长趋势，2007年有小的波动，2009年，博士层次呈现大幅增长，高至134.15%，2010年趋于平缓。

总的看来，1999年到2003年各层次整体呈上升趋势，2003～2004年达到一次小高峰，2004～2005年增幅有所降低后各层次呈平稳增长状态。除了博士层次在2001年中出现负增长和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因素的影响呈现大幅度增长外，学士、硕士层次整体上基本处于平稳上升状态。从整体增长幅度来看，博士层次增长幅度高于硕士层次增长幅度，硕士层次增长幅度高于学士层次增长幅度，见图2。

二、美国高等教育各层次比例发展现状

1.各层次比例格局发生变化

21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已基本走向成熟，处于稳步发展阶段，各层次格局不存在大幅度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各层次人才的需要不断增加，高等教育层次规模和数量上有所扩张，各层次间的比例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图3中可以看出，学士毕业人数规模有明显减少，博士人数规模有相对大幅度的增加。学士毕业人数比例从1999年的71.15%下降到2008年的68.85%，这十年属于平稳下降状态，降幅不大，2009年由于突变因素的影响有三个百分点的降幅，2010年降至最低点65.74%。硕士毕业人数比例增长幅度不大，增减幅度在一个百分点范围内，基本趋于平稳。博士毕业人数情况与学士招生人数情况大至呈现出相背离趋势，博士毕业人数比例从1999年2.5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这十年博士毕业人数属于平稳上升状态，涨幅不大，同样，2009年由于突变因素的影响有三到四个百分点的涨幅，达到博士毕业人数比例的最高峰6.34%，2009年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从大体趋势上来观察，学士毕业人数比例在逐年减少，硕士、博士毕业人数比例在逐年增加，学硕博层次比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正在逐步发生变化。

通过对比1999年和2010年的层次比例情况，可以清晰直观看出这12年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变化情况，学士毕业比例逐年减小，硕博毕业比例逐年增大（见图4）。学硕博比例从1999年361.82∶100∶9.8变成954.22∶100∶22.41。这说明两个情况，一是美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有大幅度的扩张，虽然学士毕业比例逐年下降，但学士招生人数有所增加，且增加数大于硕博毕业增长人数总和。二是美国高等教育依然存在层次的失重问题，学士毕业人数比例依然是硕博毕业人数比例总和的两倍。2010年学士毕业人数比例相对于1999年毕业人数比例放缓，硕博毕业比例增加也说明美国高等教育层次逐步提高，整体规模向更高层次转变，见图5。

2.各层次男女比例

（1）各层次中男女所占男女总数比例。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比例格局是学士最多，其次硕士，再次博士。在各层次中男女生所占男女总数比例与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存在相似性，从1999年、2010年各层次中男女占男女总数比例的数据来看，存在一个问题，1999年学硕层次中男生比女生所占比例略低，博士层则是男生所占比例高于女生所占比例。2010年学博层次中男生所占比例高于女生所占比例，只有硕士层次的女生比例高于男生比例，见图6。

（2）男女人数在各层次所占比例。美国高等教育在受到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影响和制约后，加之个人对教育层次不同的需求，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发生了变化，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各层次中男女生人数的比例。从表2数据中可以看出，1999年，学硕层次的女生比例要高于男生，博士层次的男生比例高于女生，到了2010年，各层次的女生比例都高于男生，特别是硕士层次的女生比例高出男生比例近三分之一，这说明近年来美国女生接受高等教育多于男生。

3.分科类各层次比例

不同学科的层次结构发展变化，既可以反映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又可以体现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的总体需求。[4]美国的学科专业分类系统共有38个学科群（一级代码）、362个学科（二级代码）和1265个专业（三级代码）。[5]高等教育学位结构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6]，本文选取了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农学、医学、工商管理、教育学、法学、工学、理学几个不同学科专业作为对象，将1999年和2010年这几个不同专业的各层次招生比例作为分析样本进行对比分析，近而发现不同专业的层次结构的发展变化存在一些特点。

（1）农学、理学、文理综合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学科，层次比例的变化幅度不大。理学和作为交叉学科的文理综合，在学士层次上比例还有小幅度的增长，在硕博层次上比例都存在小幅下降趋势，说明美国高等教育在这两门学科上更加注重学士层次的教育。农学存在学士、博士层次比例下降，硕士层次比例增长的情况，作为研究农业科学的农学，是典型的技术应用型学科，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产业部门，肩负着为其他产业部门提供物质基础的重要任务，农学这一学科的作用也相当重要，从1999年和2010年数据来看，层次分布比例变化不大，硕博层次比例增长缓慢，说明美国高等教育在农学这一学科上对人才的培养重心开始向硕士层次上转移。

（2）工商管理、工学作为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三产业的学科，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学士层次比例在逐渐放缓，硕博层次比例有一定程度的增幅。这种变化也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在不断适应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3）医学、法学、教育学关系社会民生的学科层次比例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变化。医学专业学士、硕士层次比例都发生了大幅度的缩小，博士层次比例增长迅速。教育学专业学士层次比例下降明显，硕博层次比例都有所增长。变化幅度最大的是法学专业，1999年，法学专业层次比例最大的是在硕士层次，其次是学士、博士层次，2010年，法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层次比例都有大幅度的缩减，博士层次比例出现迅猛增长，高至80.71%，占据法学专业的五分之四。

（4）根据1999年和2010年各学科层次招生比例的数据来看，美国高等教育不同科类的层次结构总体在向硕士层次转移，比较注重实践经验的农学和作为交叉学科的文理综合，在人才培养方面倾向于学士层次的培养，作为与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法学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层次侧重点略高于其他学科，更倾向于博士层次，见图7、图8。

三、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研究的结论

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发展变化是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通过对1999～2010年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发展变化情况的研究，得出以下几条基本结论。

1.各层次整体规模扩大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基本成熟，1999～201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稳步扩张时期，2010年整体规模较之1999年有一定幅度扩充，各层次毕业人数逐年增多，说明之前各层次招生人数也呈逐年增多趋势，特别是在2008到2009年美国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下，硕博层次的毕业人数有大幅度的增加，远超出了硕博层次的平均增长率，2010年各层次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回归稳步增长。

2.各层次比例发生变化

1999～2010年美国高等教育在整体规模扩充的情况下，各层次比例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学士层次规模逐年缩小，硕博层次规模逐年扩大，学硕比例出现下降，博硕比例攀升。从总体层次规模分布来看，学士层次毕业人数逐年减少，硕博层次毕业人数逐年增加。未来美国高等教育层次比例重心将从学士向硕士层次转变，对人才培养的重心也将向硕士层次偏移。

3.各学科的层次结构相应发生改变

通过1999年和2010年不同学科门类层次比例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实践性较强的农学和专业性不强的理学、文理综合的层次重心在学士层次上；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学科和贴近民生的学科的层次重心将出现上移，重心大体转移至硕士层次，部分学科重心甚至上升至博士层次。

高等教育结构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高等教育结构的建构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7]观察美国高等教育1999～2010年层次发展变化情况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层次规模在逐步扩大，各层次的比例重心大体上移，各学科层次结构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也会发生相应改变。然而，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对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需求不同，探索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结构途径将是一项永久的任务。

参考文献：

[1]SIR ERIC ASHBY，The structure of high education：A world view[J].High Education，1973，（2）：143.

[2]GEOFFREY J.GILES，The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J].Higher Education，1978，（7）：131-156.

[3]Date collection：high education statistics[EB/OL].http：//nces.ed.gov/.

[4]何晓芳，迟景明，李霞，等.1998-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迁研究[J].高教探索，2010，（3）：47.

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篇4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上，培养学术研究人员是博士教育的目标。美国卡内基博士教育项目（CID）将博士教育的目标界定为培养“学科看护者”（the steward of discipline），也就是培养未来学术界的继承人以推进学科知识的发展。但是，随着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张、劳动力市场的变迁以及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博士教育的目标逐渐发生变化并呈现多样化，诸如“可雇佣的人”、“高级知识工作者”等概念的提出。21世纪初，阿什（Usher）提出今天的博士生应该具备如下特质：他们必须具有适应性和多方面的技能，并有开放的学习态度；他们必须对全球化过程和信息革命中的工作环境有充分的把握，至少应懂得网络信息技术。这些技能在问题解决、写作、领导和知识应用中被形容为“软技能”和“知识密集型技能”――问题解决能力、合作工作能力、领导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

这些要求超出了传统上学科教育的范畴。已有研究表明，学术不再是博士毕业生的唯一或主要归宿，美国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调查博士从事学术职业。从博士生的就业意愿来看，70%左右的英语系博士生期待能从事学术职业，而在化学学科，只有34.8%的博士生对教职感兴趣。伍尔夫（Wulff）等人采用回顾性评价方法研究了分布于6个学科已经工作10年到14年的博士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发现博士毕业生提及频率最高的是对劳动力市场更好的准备，强调跨学科和市场化的技能。

显然，博士教育目标从“学科看护者”到“可雇佣的人”的转变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不少文献指出，培养学者不再是博士教育的唯一目标，应该在学术型博士学位之外建立专业博士、项目博士等多样化的博士项目。尽管这些研究试图将触角伸向学术型博士项目之外寻找解决博士教育危机的出路，但不可否认，学术型博士教育也未能逃脱当前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挑战。“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不仅促进了博士学位类型的多样化，同时也促使传统的学科进一步分化，而且在某些学科领域导致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化。”那么，学术型博士教育的目标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不同学科的教师是如何定位博士教育的目标？教师认为博士学位获得者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或素质？

本文的资料来源于笔者2010-2011年在美国中西部一所研究型大学（以下简称R大学）进行的质性研究资料。R大学是一所具有近两百年历史的公立、博士-研究型大学，并且是美国大学联合会（AAU）的成员机构，它在全美共有八个分校。笔者主要在主校区进行田野调研。就具体的资料收集而言，大体包括文本资料（R大学研究生院、学院和系的文件），正式访谈资料（对9个学科35位教授的访谈，全部录音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以半结构化访谈为主，同时辅以观察），非正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资料（在R大学研究生院待了近一个月，访谈研究生院管理人员15位，参加各种会议3次）。本文主要选择化学、数学、经济学和英语作为典型学科进行分析论证。这四个学科的12位受访教师的具体情况如下（表1）。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进行资料分析，其具体操作过程是：一级编码，开放式登陆，以开放的心态呈现资料本身的概念和意义，发现概念类属，对类属加以命名，确定类属的属性和维度，然后对研究的现象加以命名及类属化；二级编码，关联式登陆，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三级编码，核心式登陆，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分析以后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将分析集中到那些与该核心类属有关的码号上面。

二、不同学科教师对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定位

（一）化学学科

当问及“您认为化学学科博士生培养的目标是什么”时，受访教授普遍宣称是培养独立的科学家。那么，化学学科的教师注重培养博士生具备哪些能力与素质？

在化学学科，对独立科学家的素质要求既包括学术研究与筹划的能力，也包括沟通和交流的能力。也就是说，独立的科学家应该能提出研究问题、理解研究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同时应该具备沟通能力、做报告的能力、独立思考和写作的能力，毕业后具有就实验室事务做出决策与计划的能力。对此，卡内基博士教育创新计划全面概括了化学学科博士应该具备的十个方面的专业能力：人际交流、写作和学术报告能力、团队工作能力、技术领域新技能的运用、道德伦理与公共关怀、了解企业策略和技术转移、接触其他领域以拓展知识广度、国际视野、了解工业界的机会、了解经济驱动对私企成功的重要性。

导师是如何培养化学学科的博士生具备上述能力呢？导师除了提供资源和好想法、给予指导和传授实践经验外，还教给博士生有关化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研究策略，并创造良好的科研氛围。一位化学教授陈述他作为导师的任务是：“教给博士生化学基本知识并习得研究过程，向博士生传授如何批判性并带有好奇心地观察科学世界的工具，希望博士生具有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有效沟通的技能；我很高兴能创造一个有利于研究、学习和将博士生培养成为独立科学家的氛围”。博士生要做的事情是做实验，主动从事研究并在需要之时寻求导师的指导。博士生在此过程中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了自主推进研究项目的经历以及相应的专业能力。此外，受访导师指出，指导博士生参加学术会议、与同行交流是获得沟通、报告、表达和展现能力的重要方式。下面是一段受访者的原话：

“我们教博士生如何沟通，包括口头沟通能力和阅读写作沟通能力。科学家喜欢讨论某一话题的研究进展，因此我们也喜欢参加专业学术会议，做20分钟的报告。我们的确花不少时间培养博士生如何做报告，如何画精致的图形，如何清楚地表达，如何机智地回答与会学者的问题。我们指导博士生如何有逻辑地、清楚地组织报告……我们不仅通过带博士生参加会议锻炼他们与人沟通的能力，也鼓励博士生与系里的访问教授交流。”

化学学科不仅注重培养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而且更看重博士生掌握一些可迁移技能。因为劳动力市场看重的是化学学科博士学位获得者作为科学家管理和指导研究团队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从事基本分析的能力。大部分博士生在毕业后会做两年左右的博士后，然后再选择到学界、工业界或者政府部门就业。越来越多的化学博士毕业生在公司或国家实验室工作，或自己开公司，这部分博士占了将近三分之二的比例。同样，导师认为对博士生的培养也并不局限于在学术界工作的科学家，也应考虑学术界之外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如一位资深化学教授所说：“劳动力市场给我的触动是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化学家。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都需要更多的科学家。”因此，化学学科越来越需要培养服务于社会各种技术需求的科学家。而对博士生可迁移性技能的培养，使化学学科的博士生获得了在学界内外就业的基本素质。

（二）数学学科

受访者指出，如何培养博士生成为独立有潜质的研究者是数学学科博士教育的核心目标。借用卡内基博士教育项目的定义，数学学科的目标是培养生产、积累和转化学科知识的研究者。据统计，学术界是数学学科博士毕业生最主要的就业市场，占三分之二以上。学术就业市场对数学人才的挑选注重博士生的研究工作及其所展现的研究潜质。也就是说，数学学科评价博士生的标准是学术论文所体现出的研究水平――博士生要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的、有结果的学术论文，并以此证明自己是有研究潜力、出类拔萃的研究者。

“学生研究做得比较好的、出类拔萃的，自然容易找到工作。对老师来讲，希望学生找到好工作的话，就要让学生做出好的成果来，对于学生来说就是希望写出好的论文。但是具体做什么样的题目，关系不是太大。例如说，数学系在招人的话，不管你做什么东西，只要做得好就可以，这说明你有研究潜力。”

尽管大部分博士生毕业后从事学术之职，但就“培养什么样的博士生是成功的”而言，数学学科的教师并非将博士生毕业后是否从事学术职业作为唯一衡量标准，有些教授更看重博士生在读期间的智识探索经历，诸如博士生是否具有自我激发（self-motivated）的能力，以及能否创造出有价值的研究。一位受访教师说：“如果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后，没有进入学术界，没有成为教授，而是成为保险精算师，为公司工作。我认为这也是成功的，因为博士生拥有的这段智识探索的经历，将使其终身受益。所以，我希望他们在读期间有一个很好的智识探索的经历，并创造出一些有价值的研究。”

此外，博士生的教学能力也是导师提及的博士生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数学学科博士生的资助主要靠教学和奖学金。教学是数学学科博士生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与英语学科很像：“博士生基本上是靠教课获得资助的，有很多教课的机会，因为我们有很多学生要教。在数学领域，我们的教学任务远远多于其他系，英语也是。”总体上看，博士生有两项任务：研究与教学。但是，如何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数学学科博士生面临的难题。正如受访导师所分析：一方面，博士生需要花大量时间用于教学以获得资助，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多的教学实际上挤占了从事研究的时间与精力；另一方面，无论是从获取博士学位的要求，还是劳动力市场的选才标准看，研究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教学。

（三）经济学科

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教授在访谈中更强调博士生的就业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培养。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既有到学术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也有到工业界、联邦机构或投行从事研究或实务工作的。经济学博士生培养具有灵活性与多样化的特点，而不单是对“学科看护者”的培养。

当笔者询问：“您在指导博士生时的首要目标是什么？”经济学科的受访教师均指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博士生具备就业能力并顺利谋得职业。经济学科教授对职业一词的理解不仅包括学术职业，也涵盖非学术职业。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有各种各样的职业选择和发展路径：一条路是学术职业，即进入高校从事学术研究或教学之职；另一条路是非学术职业，这是经济学博士生的重要就业途径。非学术职业包括两类：一类是非营利机构，如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美国政府机构（美联储、财政部等）、智囊团（兰德公司）；另一类是商业机构，诸如投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咨询公司。

灵活多样的就业去向实际上也要求导师对博士生的培养要具有灵活性，教师通常倾向于结合不同学生的职业定位培养博士生。受访者明确提出对经济学博士生的指导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不同职业对博士生的素质与能力的要求会有差异。一位教授的陈述体现出经济学科博士生培养的灵活性以及对博士生就业意向的重视：

“对不同学生的定位不一样。我的标准根据博士生的就业期待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很多韩国学生想毕业以后回国在研究所工作，那么这个标准就是很不一样的，对吧？如果你打算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谋职，这与去韩国的研究所工作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工作的特质以及我对学生的期待，标准有所不同。如果你想在美国从事学术职业，也就是从事学术研究，你得有创新能力，得有思想、有原创性的思想。如果你要回韩国的研究所工作就不是这样的标准，因为韩国的研究所大多数研究工作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的不是原创性的思想，而是要看你有没有实用性的技能。”

既然导师指导博士生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博士生获得就业能力，那么博士生应该掌握哪些技能或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通过对访谈资料提取高频词，发现“技能”一词在经济学科受访教师的话语体系中频繁出现，例如在受访教授EC_2的访谈中出现了18次，EC_3提到了13次。受访者提到的与技能相关的词有：研究技能、教学技能、沟通技能、实用技能、计算技能、英语技能、计算机技能、技术性技能、理论技能、计量经济学技能以及整套技能、所有各种各样的技能。从以上所列各种技能，可以看出经济学科教授的话语体系里对“技能”的宽泛界定，以及学科本身鲜明的实用取向的文化特征。

可以将受访者提到的博士生应该掌握的技能概括为四大类：专业技能、技术性技能、教学技能和软技能。其中专业技能是经济学博士生必须掌握的核心知识，是指经济学科本身的知识。但是，随着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导师越来越重视培养博士生的技术性技能。受访教授指出，现在对博士生的培养开始重视技术化的知识和技能，诸如数学、统计和计算机方面的技能。拥有数学、计算机等学科知识背景的学生在博士项目的录取中越来越受到青睐。拥有跨学科知识也是导师培养博士生技术性技能的一方面。“做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不仅仅意味着精通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数学和统计学的知识是必备的，当然，任何一位像样的经济学家必须会说专业语言。但是一名更出色的经济学家应该意识到与其他学科专家交流思想是有利可图的。经济学思维方式的专家通过与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等研究人类状况的专家交换思想，能够使自己充实。”总之，博士生应该掌握整套的技能或各种各样的技能。“如果博士生想找到一个好工作的话，必须具备各种工具性技能，这是必需的。我也希望他们不仅具有理论技能，也要拥有计量经济学和实用技能……我认为与过去相比，今天获得这些整套技能、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更为重要。”

（四）英语学科

英语学科的受访教授认为，帮助博士生从学生向“专业化学者”的顺利转型是其博士教育的目标。英语学科教师眼中的“专业化学者”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呢？扎根于访谈资料，可以发现英语学科教师对博士生培养中的“专业化学者”素质的界定大体包括：参加学术会议并做报告的经历与能力；写作与发表学术论文、博士论文具备出书的水平；教学经历。以上三方面是普遍被英语学科教授所认同的，同样也是就业之时劳动力市场所看重的评价维度。

首先，博士生应该具有参加学术会议的经历，而且导师鼓励博士生准备学术论文并做会议报告。参加学术会议更重要的目的是丰富作为专业化学者的经历与经验。同时，这一经历会在就业之时给博士生添砖加瓦。

其次，导师评价博士生学术研究成果（包括准备发表的期刊论文、博士论文）的标准是研究本身的创新性。导师认为，博士生向专业化学者的转型应该始于资格考试完成之后。也就是说，在资格考试之前，导师所看重的是培养博士生在专攻领域的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积累，而在资格考试之后才开始对博士生进行专业化学者的学术训练。

第三，对英语学科的博士生来说，教学能力也是作为专业化学者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在导师看来，虽然更注重培养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但教学能力对博士生作为专业化学者的发展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从就业的角度看，英语学科的博士生多在大学任职，而美国的社区学院和教学型大学尤其看重求职者的教学能力；即使是在研究型大学从事学术职业，教学能力也是考核的标准之一。因此，英语学科博士生在读期间需要承担大量的教学工作。以R大学为例，一般情况下，博士生一年至少教三门课，这也是博士生获取资助的重要来源。

从就业的角度看，英语学科的教师希望博士生毕业后从事学术职业。英语学科的教师之所以比较看重博士生能否到学界就职，一方面源于纯基础学科研究本身的价值与社会应用部门的联系不紧密，另一方面也与英语学科趋于严峻的学术就业市场相关。英语学科的教师不断地表现出对博士生就业的担忧。“由于学术就业市场不容乐观，越来越多的博士生选择到非学术部门就业，但是很少有英语系出于就业市场的原因而改变博士生培养的课程结构。尽管我们开始尝试做20年前不会做的事，例如教研究生职业性和技术性的写作，因为学生可能需要到工业界撰写文案和宣传册”，但是，“英语是相当传统的学科，很多学校仍怀抱博士生生来就要成为学者的理念”。在这里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学科文化传统以及博士生培养理念之间的多重张力。以学术职业和专业化学者为博士教育首要培养目标的英语学科，处在保持学术传统与适应新兴环境的藩篱中，现实张力下的博士生培养究竟何去何从？

三、学科文化与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学科差异

通过对化学、数学、经济学和英语四个学科案例的分析，我们认为，博士教育目标的总体趋势是从学科看护者向可雇佣人转化，但博士生培养目标呈现显著的学科差异。尽管所有学科的教师都注重对博士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但是不同学科的侧重程度以及对学术研究之外的其他能力的强调呈现差异。英语学科博士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专业化学者；化学学科的教师将博士教育目标界定为能在各行各业工作的科学家；与英语学科相似，数学学科注重博士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经济学科直接着眼于培养博士生成为“可雇佣的人”，当然这里所说的“可雇佣的人”包括学术部门和非学术部门。

这一差异可以用学科文化的理论进行解释。托尼・比彻（T.Becher）指出，学科是一种文化现象：体现于心智相似的人组成的共同体中，每个学科具有其行为方式、价值体系和独特的智识任务。导师对博士生的培养活动本身就是学术训练的过程，是将博士生进行学科规训或学科社会化的过程，因此，学科文化会对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产生影响。之所以不同学科的博士生培养目标呈现差异，是因为学科文化所追求的行动理性不同。行动理性是指学科成员在行动中遵循的标准，他们可以遵循价值理性的标准，也可以遵循目标理性的标准。区分的标准是学科知识本身对应用的关注程度。纯基础学科是追求价值理性，即为学术而学术，其知识生产是纯粹智识探索的过程，典型的学科如数学和英语。因此，这类学科将博士教育的首要培养目标定位为学者或研究者，更强调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而应用学科遵循目标理性，谋求博士生的职业发展或者解决某个实际问题，研究关注应用性，对博士生的学术训练不仅注重学术本身，更强调知识的目的和应用性。因此，应用学科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在强调学术研究能力的同时，更注重培养博士生的专业技能或就业能力，教师将博士生的就业去向定位为学术职业和非学术职业两条路径，典型的学科是经济学和化学（表2）。即使在当今博士教育的外部环境（就业市场）发生变化并对博士生培养形成挑战的情境下，学科文化仍旧以强有力的作用对不同学科博士生培养的理念产生影响。

对于从事高深知识研究的博士生、尤其是学术型博士生来说，对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几乎是所有学科的目标。但是，不同学科教师对博士生应具备的学术研究之外的其他能力，以及学术能力与其他能力的强调程度所持的观点是存在差异的。

纯基础学科对“职业”一词的理解往往限于学术职业，也就是说，培养博士生从事学术职业。根据“博士十年后”调查（被调查者于1982-1985年之间获得博士学位），大约四分之三的英语学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学术界工作。英语学科对“专业化学者”的培养要求是：参加专业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博士论文的研究要具有与学术领域对话的能力，并且能定义博士生的学术身份认同；同时，对博士生教学能力的培养也是作为专业化学者成长的重要方面。同样，数学学科大部分博士生毕业后都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之职，因此教师也看重培养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教学能力。他们认为，使博士生善于提出好问题，养成独立思考、自我激发和创新性的思维方式是博士教育的核心目标。

在应用学科，研究会受到外部实践需求的驱动，强调研究的实用价值，而且知识的应用范围较广。因此，这类学科对博士生的培养尽管也注重学术研究能力，但更注重博士生的专业能力与可迁移性技能，诸如经济学对技术性技能的强调，化学对解决问题与合作能力的重视。也就是说，应用学科注重博士生应用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博士生培养目标不仅仅定位于学术界，从事非学术职业也是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之一。化学学科对科学家的界定较广，不仅是指服务于大学的学者，也指在工业与政策等部门的就职者，是培养各行各业的科学家。

四、讨论与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的博士教育目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的界定：培养博士生扎实宽广的学科基础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以及具有独创性质的科学或专门技术方面的成果。《学位条例》体现的是一种整体化的培养学术型人才的理念，即主要培养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研究者。

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篇5

退休后，因为杨紫指导的部分博士生、硕士生尚未毕业，因此，他仍不辞辛苦地投入到教学和育人工作中。在杨教授的指导下，他的13名博士生和2名硕士生先后在2001年～2003年毕业，顺利取得了学位。2002年～2004年，杨紫烜作为澳门科技大学聘请的博士生导师，在澳门科技大学招收博士生8名。他们先后于2005年～2008年毕业，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与此同时，杨紫烜指导的一名博士后于2002年通过了《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并顺利出站。

杨紫的课非常受欢迎，在北京大学退休后，他每年给北大法学院经济法专业博士生讲授6个小时～9个小时的经济法理论专题。同时他也给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博士生讲授了“法理学研究”“经济法理论研究”“经济法专题研究”3门课程，受到学生好评。

积极投入科研工作

退休后杨紫笔耕不辍，独立撰写了53万字的《国家协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专著1部，并主编教材两本，其中《经济法》（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部级重点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于2002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与徐杰联合主编的66万字的《经济法学》（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连续印刷了5版。

杨紫退休至今基本上每年都参加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全国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经济法高峰论坛和中国法学名家论坛等学术会议，以及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公开发表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法》等22篇论文。

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篇6

美国大学平均就业率竟如此之低，不熟悉美国教育制度的中国家长和学生可能对此颇感意外，但像很多统计数据一样，了解清楚了也就不足为奇。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报告中提及的“毕业率”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以拿到学位证书为统计标准的“毕业率”是有所区别的，大学毕业生“未来的收入、获得知识的能力、工作上的成功以及成为能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的公民”等多重指标均被统计在内。专家表示：“美国的研究机构对大学教学结果的评价标准极为严格。报告中提及的‘毕业率’不仅仅是数字，也体现了一所大学的使命和担当。”

报告显示，不同大学的毕业率相差很大

以得州为例，每100名公立大学的注册学生中，有79人就读社区大学，但仅2人准时获得两年制学位，甚至在四年后，也只有7人毕业。其余21人是注册四年制大学，有5人准时毕业，八年后也仅有13人获得文凭。

犹他州也有类似情形。每100名公立大学的注册学生中，71人选择社区大学，其中45人注册全日制、26人为兼读，在四年后，全日制有14人毕业、兼读仅一人毕业。而注册四年制大学的29人中，只有13人在八年内获得文凭。

目前联邦教育当局统计的资料主要针对首次注册全时的学生，但该报告显示，每10名公立学校的大学生，即有4人选择兼职，而毕业率更是低于四分之一。报告也指出，大学兼职的学生，可在六年内获得学位的比率，不到五分之一。报告中说：“时间是完成大学教育的敌人，拖得愈长、阻碍就愈大。”

该报告并建议各州，采取资金激励方案，以促使各所大学更注意学生的毕业率。纽约市立大学的“副学士学习计划”（ASAP），协助学生更快速完成副学士学位，毕业率是其他未参与该计划学生的三倍。

美国大学的毕业率低由来已久。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显著增加，但毕业率并未大幅提高。虽然人们可以从这些数字背后看到一些值得称道的大学作风，但过低的毕业率对一个国家来说毕竟不是好事。所以，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在第一次向国会演讲就急切地强调了这个问题，称这种低毕业率对美国的国际竞争力是一种威胁。

学生无法完成学业原因多样

造成大学低毕业率的原因是什么？影响因素很多，如大学前特别是预科教育准备情况、家庭收入状况、个人努力程度、种族和性别、学校教育资源优劣、学术标准高低等。被社会普遍认可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学校学费太高，造成很多家庭无法承担。

据美国国家教育长期追踪调查研究（National Educ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最新统计的数据，在对四年制公立大学毕业率可能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全面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父母教育”、“家庭收入”、“种族与性别”、“高中期间成绩”、“大学入学考试分数”、“经济援助”及“就读大学特点”对毕业率的影响最大。很多学者研究表明，在这些重要因素中，最核心的因素是“经济援助”和“家庭收入”，即经济问题。大约只有40%的低收入家庭学生在6年内获得学位，比高收入家庭学生的毕业率低22个百分点。

报告综合新生的SAT/ACT（可简单理解为“美国高考”）分数、在高中的排名情况以及录取率等多种因素，把这1300多所四年制高校分成6类，从毫无竞争力、鲜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很有竞争力到有高度竞争力、最有竞争力，其中毕业率千差万别，同类大学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在这些高校中，近半数毕业率达不到50%，而这些学校主要属于竞争力较差的。总的趋势是：越有竞争力的大学，其毕业率越高，反之亦然。

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世界名校，比例均未低于95%。不过这些学校是真正地“严进严出”，招收的大都是一流的学生，只有10%左右的申请者最终被录取，要顺利毕业，也要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准。

“毫无竞争力的大学”数量不多，在这1300多所高校中只占到5.6%，其平均毕业率仅有35%，南方大学新奥尔良分校以8%的毕业率位居最末。

那些在高中阶段学习成绩明显不理想的学生，如果在大学还不愿狠下功夫，毕业就会成为遥不可及的目标。通常，成绩在高中毕业班位居班级后40%的学生，如果选择的第一所大学就是四年制高校的话，会有三分之二的人在8年半以后还拿不到学位。

然而，毕业率偏低并不是说学校的教学质量差，而是说明学校的要求太过严格了。美国排名前50名的全国性大学中有11所大学毕业率在80%以下。也就是说，@些学校每年都有数千人没能读到毕业。

很多美国大学与各类公司和社会机构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学生在就读期间有机会获得一个学期甚至一年的时间参加带薪实习；一些学生出于家庭经济状况方面的原因，中途申请休学参加工作，在认为有必要或者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返回学校继续学业，如此一来，既拉长了毕业时间也拉低了毕业率；还有的学生则是选择了退学或转学。

这与美国大学实行真正的学分制有关，美国高校没有所谓班级的概念，学生只要修够学分即可毕业。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承受太多学习压力的学生平时可以少选一些课程，而学有余力的学生则可以选修更多的课程。

硕博生修业时间更长

美国是学分制的国家，而不像中国一样是学年制。美国的研究生学分是30-60个，根据所选择的学校以及不同的专业有具体对应的不同学分。

美国研究生教育采取学分制。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选课、实习和论文写作等各个环节均折合成相应学分加以量化。一般来说，无论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都没有严格设定的学习年限，学生只要修满学分即可毕业。

一般研究生学习的时间为2年，但是有部分的学生会选择在假期的时候也修学分，这样一来就能够提前修完学分毕业，也有部分的学生愿意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因此就会延长学习的时间，总而言之就是什么时候修完学分什么时候就毕业。

由于研究生在选课方面有很大的自，美国大学里年级和班级的概念均不明显。即使同一专业的同学，既有刚刚入学的新生，也有读了三四年的。同一年入学的研究生，由于各学期选课数量和科目不同，毕业时间也往往各不相同，与中国大学“同进同出”的情况很不一样。

从理论上说，全日制研究生如果每学期选修3―4门课程，通常可在2―3年内获得硕士学位，而在职生的学习年限要长些。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一方面，美国的研究生课程要求较高，不容易过关，而且只要注册就不能随意退课。为保险起见，许多研究生往往会自觉延长修业年限。另一方面，研究生院为了保证培养质量，也不鼓励研究生在一学期中选修过多课程。因此，经过4―5年方才获得硕士学位者大有人在。

美国的博士同样是这个道理，一般来讲为5年，但是要看学生修学分以及完成毕业论文的时间来决定。美国是不承认中国的硕士文凭的，所以大学本科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申请美国的博士学位，如果在中国已经是硕士在读或者毕业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选择匹配的学校，申请转学分过去，这样就可以缩短在美国读博士的时间了。

相对于硕士，美国的博士学位显然要难拿得多，在学校呆的年头也要长得多。曾经有一项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博士研究生的修业年限平均达6―8年，而且还有进一步延长的趋势。

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篇7

近年来，我校为树立研究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学术理想，培养其科学探索和学术创新精神，积极推进博士生质量培养体系建设，建立了研究生培养项目资助体系，并制定了配套的激励机制。其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术新人计划”，为优秀博士生提供不少于6.8万元科研资助，鼓励其发表高水平论文，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科技创新(博士项目)提供0.5万元经费，资助博士生团队进行初期科研探索;此外，学校还设置研究生科研成果奖励办法对高水平论文给予奖励，举办数学建模大赛、哈博(经管)论坛等活动提高博士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同时，为提高博士生国际学术竞争力和国际交往能力，我校专门设立了“国内外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项目”，大力资助博士研究生赴国外一流大学学习交流，师从一流导师开展科研合作;另外，依托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博士研究生还可申请“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和“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资助标准可登录国家留学基金委网站查看。

为鼓励优秀博士生脱颖而出，我校设立了博士研究生奖学金制度，凡选择脱产攻读我校博士学位的非定向考生均可享受。其中，新生奖学金覆盖率达到100%，奖学金1.8万元;老生奖学金覆盖率达到100%，奖学金1.5万元。同时，符合条件的博士生(含新生)还可申请每年3万元的国家奖学金。此外，我校还设立为研究生“三助”岗位，为研究生提供最低每月700元的岗位资助。每名研究生每年还可领取1.2万元的国家助学金。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能够在相关专业方面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报考条件

1、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较高的个人素质，遵纪守法、勤奋学习、积极向上。

2、考生必须具备下列学历、学位条件之一：

(1)已获国家承认的硕士学位;

(2)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获得硕士学历和学位);

(3)其他正在攻读硕士学位人员(须在资审前获得硕士学位);

(4)我校不接收以本科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3、在境外获得的学历、学位证书须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否则报名无效。

4、身体健康状况符合体检要求。

5、有两位与报考学科相关的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推荐(不含所报考导师)。

6、本校教师报考须持人事处批准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职工在职攻读学位申请表》，并将原件提交研招办，否则报名无效。外校在职、在读人员报考须持原单位同意报考证明。

三、招生专业及人数

2016年我校拟招收博士研究生70名(硕博连读和“申请-审核”制研究生已录取53名)，统一考试招生专业方向及导师、招生计划见附表1(表中数据以教育部正式下达指标为准)。

四、招生类型、修业年限及学费

1、非定向就业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为三年，一般不超过六年。学费10000元/人/年，享受国家规定的补助和学校的奖助政策。入学时须将人事档案转至学校，毕业时可就业派遣。

2、定向就业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为四年，一般不超过六年。学费为10000元/人/年，不享受国家规定的补助和学校的奖助政策。学生入学时不将人事档案转至学校，毕业时不进行就业派遣。

五、报名

报考我校博士学位研究生一律实行网上报名和考前现场资格审查，所有报名考试相关招生信息均在我校研招网(yjs.cueb.edu.cn/yz/)，考生随时登录网站查询相关信息。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认真准备网报材料和资格审查材料，并按规定时间进行网上报名和参加考前资格审查，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一经查出将被取消录取资格，责任自负。

1、2016年1月5日—3月11日考生网上报名。

(1)网上提交信息

考生初次登录“博士在线报名系统”时，请登陆yjszs.cueb.edu.cn/xscx/ 网址，点击“博士报名”注册姓名、身份证号和密码(请务必保存好密码)。

用户注册完毕，凭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按系统提示如实录入个人报考信息，并网上提交本人近期免冠电子照片;

(2)下载并打印相关表格

考生填报无误后，点击“提交”按钮，下载并打印PDF文件，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6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此表格系存档使用，请务必如实填写);

2、提交材料

网上报名成功后，考生务必于2016年3月11日(以当地邮戳为准)之前提交以下材料：

(1)自行下载打印有照片并经本人签字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6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

(2)本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3)硕士阶段成绩单(须加盖公章);

(4)最后学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复印件;

(5)两位所申请专业领域内教授(或同级别职称)的《专家推荐书》，密封后提交;

(6)本校教职工报考我校博士生，需提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职工在职攻读学位申请表》原件。

(7)报考“定向就业”的考生提交“定向就业类别考生单位同意报考证明”

注意：按教育部有关要求，不论录取与否，考生提交的报名材料一律不予退还。

3、 交纳报考费

(1)标准：200元/人。

(2)交费方式：网上缴费

(3)交费截止时间：2016年 3月11日

4、准考证打印

网报结束后，考生可登录博士在线报名系统(时间待定)yjszs.cueb.edu.cn/xscx/下载打印博士生准考证。

六、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将于2016年3月25日在校本部启铸恭温楼E210进行。届时如发现提供虚假信息者，将取消考试及录取资格;未参加资格审查的考生将取消考试资格。

1、基本材料

(1)二代居民身份证(或护照、现役军人证件)原件;

(2)准考证;

(3)硕士学位证书、硕士毕业证书原件;

(4)应届硕士毕业生须提交学生证原件。

2、考生必须确保自己的报名信息真实有效，如因弄虚作假、提供不真实材料导致资格审查不合格、取消考试资格以及取消录取资格等一切后果，考生责任自负。

3、资格审查确认无误后，我校研招办在准考证上加盖公章，作为考生准考凭证。未加盖研招办公章的准考证一律无效。

七、考试

1、考试方式

考试分初试、复试两个阶段。初试采取笔试形式，复试由专业复试和综合面试组成。专业复试和综合面试时间另定。

(1)初试。

第一阶段考试拟定时间：2016年3月26日。考试科目为：外国语和专业基础课(具体内容见附表2)。

我校将根据第一阶段的考试成绩，划定进入第二阶段考核的资格线，只有达到资格线的考生方可进入第二阶段考核，请考生考后及时关注我校研究生院主页相关通知。

第二阶段考试时间：拟定2016年4月份，具体时间另行通知。考试科目为专业课。

(2)复试。实行差额复试，根据考生提供的材料，进行综合素质、专业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跨专业学科加试随复试一同进行。

2、考试地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本部(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张家路口121号)，请在考试前三天登陆我校研招网，查看具体考场安排。

3、考试科目相关说明

(1)外国语为英语或日语，其中数量经济学仅限英语;

(2)跨专业考生不再加试两门专业课。

八、其他事项

1、凡不能脱离原工作岗位、不能将档案转至我校的考生，只能录取为定向就业博士生;对于脱离原工作岗位并将档案转至我校的考生，录取为非定向就业博士生，如录取后，档案不能迁入我校，录取类别须转为定向就业，并按相关规定执行。

2、考生与人事档案所在单位及工作单位之间的各类责任关系，由考生本人与之协商处理，与招生单位无关。

3、录取考生于2016年秋季入学，报到时须携带本人录取通知书。应届硕士研究生考取我校博士研究生若未能取得硕士学位证书则取消录取资格。

4、有关报名、资格审查、初试、复试及录取的相关事项将随时在我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公布，我校不再向考生寄发书面通知，请考生及时登陆网站查询。

5、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张家路口121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启铸恭温楼E210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邮编：100070

注意：由于一些快递不能保证考生材料送至研招办，为防止材料丢失，请考生一律使用顺丰快递邮寄材料。

九、联系方式

研招办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张家路口121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启铸恭温楼E210研究生部招生与考试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70

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篇8

1.政治条件：政治合格，思想道德纯洁，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较强的团结协作和吃苦耐劳精神，具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和顾全大局的意识，志 愿从事军队院校教育事业，无学术道德问题，入伍态度端正，符合教育部、公安部、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军队接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政 治条件的规定》。

2.学业条件：必须是参加全国普通学校（含研究生培养单位）统一招生考试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应届博士毕业生，必须按时获得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成绩 总评良好以上。重点接收进入国家“985工程”或“211工程”高校的毕业生，且第一学历为国家“985工程”或“211工程”高校本科毕业。普通高等学 校招收的委培毕业生、被作留级处理或中途休学超过半年（不含应征入伍）的毕业生均不接收。同等条件下，优先接收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三好学生和曾服现役的 毕业生，优先接收CSSCI论文高产作者、“985工程”高校保送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者等在学术、科研上有突出表现的毕业生。

3.性别及年龄要求：仅接收男性，年龄不超过34周岁（截止毕业当年8月31日），少数民族和曾服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放宽1岁。

4.身体条件：符合《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其中，身高在1.62米以上，双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3，肝功能化验正常，等等。

5.能力要求：专业理论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外语水平高，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教学科研能力，能胜任学院有关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教学工作，有成为本专业及相关学科领域教学科研骨干的潜力。

6.除根据部队建设需要经组织安排外，个人在8年内不得要求退出现役。

二、接收入伍计划

（详见下表）

2014年接收普通高等学校应届博士研究生计划表

专业（研究方向）

岗位名称

基本要求

性别、年龄要求

备注

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学科研岗位

“985工程”或“211工程”院校应届博士研究生

男性，年龄不超过34周岁（截止毕业当年8月31日），少数民族和曾服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放宽1岁

8至10名（最终数量以总政审批为准）

政治经济学

法学

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

马克思主义理论

社会学

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篇9

山东淄博人。遗传学家、小麦育种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51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农学系。现任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李振声院士长期从事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研究,开创了小麦远缘杂交品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先例,1987年,他带领科技人员对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进行大规模改造和治理,6年时间实现该地区粮食增产504.8亿斤。他开发的以“小偃6号”为代表的系列品种,成为我国北方麦区的主要优质源之一。

同时,李振声院士创建了蓝粒小麦和染色体工程育种新系统,为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的实用化开辟了一条新路,并提出了提高氮、磷吸收和利用效率的小麦育种新方向和资源节约型农业发展观。李振声院士是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他著有《小麦远缘杂交》等两部专著。

吴文俊(1919―):

上海市人。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中国数学会名誉理事长。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1949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博士学位。

吴文俊院士是中国数学机械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研究工作涉及数学的诸多领域,其主要成就表现在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两个领域。他为拓扑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在拓扑学的示性类、示嵌类等领域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影响深远,享誉世界。他还提出了利用机器证明与发现几何定理的新方法,这项工作对数学的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对中国古代数学在数论、代数、几何等方面的成就也提出了精辟的见解。2000年,吴文俊院士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刘东生(1917―)

辽宁沈阳人。地球环境科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欧亚科学院院士,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现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刘东生院士长期从事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地质学、青藏高原与极地考察、黄土研究等领域。

他从黄土地层研究中根据黄土与古土壤的多旋回特点,发展了传统的四次冰期学说,奠基了环境变化的“多旋回学说”。他基于中国黄土重建了250万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历史,使黄土与深海沉积、极地冰芯并列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三大支柱。他把青藏高原研究同黄土高原研究结合起来,把固体岩石圈的演化同地球表层圈的演化结合起来,开辟了地球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他在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贡献,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使中国在古全球变化研究领域中跻身世界前列。刘东生院士于2003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叶笃正(1916―):

安徽安庆人。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美国气象学会荣誉会员;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会员;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

叶笃正院士是国际大气科学界屈指可数的学术巨匠,为全球变化、大气环流和气候变化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长期致力于动力气象、高原气象、海气关系、大气与地表面过程、全球变化等专业方向的研究工作。尤其在大气动力学、青藏高原气象学、东亚大气环流以及全球变化科学等领域成就显著,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全球变化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近年来,叶笃正院士一直从事如何利用全球变暖的正面效应、降低负面效应的研究,他首次提出了“有序人类活动”的概念。

叶笃正院士曾代表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了国际气象界的“诺贝尔奖”――“国际气象组织奖”。2006年1月9日,国家主席为他颁发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吴孟超(1922―)

福建闽清人。我国肝胆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历任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副校长,附属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总后勤部卫生部医学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副理事长,中德医学协会理事等职。

吴孟超院士在上世纪50年代研究正常人肝脏解剖,提出了适合临床外科应用的分叶分段新见解,为肝脏手术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在60年代首创简便安全的肝脏外科手术新疗法――间歇阻断切肝法,并突破肝脏,施行中肝叶切除术成功。70年代成功地切除了世界首例18公斤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对中、晚期肝癌首先提出二期肝切除及再次肝切除的新论点。至1986年底已进行肝叶切除术1019例,成功率97%,切除总数和成功率均居国际领先地位。、著作100余篇,著有《肝脏疾病手术治疗的临床研究》一书。吴孟超院士是200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魏寿昆(1907―):

天津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的冶金学家、工程教育家,我国冶金物理化学的奠基人。1929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系,1935年获德国德累斯顿工科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北京科技大学教授,九三学社中央顾问。

魏寿昆院士曾任西北联合大学、重庆大学、北洋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天津大学教授、副教务长,北京钢铁学院教授、教务长、副院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金属学会冶金物化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九三学社第六、七届中央常委。魏寿昆院士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冶金过程热力学和动力学的研究,运用物理化学理论解决冶金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其中共生矿分离的基础理论研究“铌在铁液及钢渣中的热力学行为”获得成果。编著有《冶金过程热力学》、《活度在冶金物理化学中的应用》等书。

石元春(1931―):

湖北武汉人。著名土壤学家、两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56年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研究生毕业。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现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资源环境委员会科学顾问。

石元春院士长期从事土壤地理和盐渍土发生与改良方面的工作。1973年开始,持续在黄淮海平原从事中低产地区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和农业发展的国家科技攻关课题研究达20年之久,1978-1990年先后是该项目的专家组组长和课题主持人。1992年开始,石元春院士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大项目“节水农业的基础性研究”,在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治理实践上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1993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得陈嘉庚农业科学奖和萍科学奖。出版专著7部,发表文章100余篇。

王大珩(1915─):

江苏苏州人。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用光学专家。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年获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应用光子学硕士学位。我国光学界的学术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

王大珩院士对中国技术光学、激光、光学计量、光学玻璃和光学工程等研究较深,为中国应用光学、光学工程、光学精密机械、空间光学、激光科学和计量科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上世纪60年代以来,王大珩院士指导研制了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第一台大型光测装备和许多国防光学仪器。1986年,王大珩院士与其他科学家向中央提出“发展中国的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由此国务院发出了“高技术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863 计划”)。

王大珩院士曾在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4年“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陶诗言(1919―)

浙江嘉兴人。气象学家,中国当代天气预报理论和方法的开拓者之一,国际知名的季风研究专家。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陶诗言院士在20世纪50年代初,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副主任期间,培养了大批天气预报的骨干,为开展中国天气预报业务作出了贡献。他划分了入侵中国的寒潮路径,指出寒潮过程是大型天气过程急剧调整的结果。在研究梅雨方面,他指出中国长江流域的梅雨同东亚和北半球大气环流的突变密切相关,尤其同亚洲夏季风的爆发和西风急流的北跳关系更大,这些都对中国天气预报工作有指导作用。

陶诗言院士是中国最早将卫星资料用于预报方面的研究者之一,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成果奖,1980年的科学技术成果推广应用奖。

李政道(1926―)

上海市人。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50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历任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教授、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理论物理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李博士1956年和杨振宁博士合作,解决了K介子的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是守恒的实验途径,而共同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博士的研究领域包括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方面。

李政道十分关心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多次回国访问讲学。他发起组织美国几十所主要大学在中国联合招收物理学研究生,为培养中国青年物理学家作出了贡献。

丁肇中(1936―)

祖籍山东日照。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62获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1967年起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1977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丁肇中主要从事高能实验物理、基本粒子物理、量子电动力学、γ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他最杰出的贡献是在1974年,与里希特各自独立地发现了J/ψ粒子,获得了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外,丁肇中在1979年夏发现了三喷注现象,为胶子的存在和量子色动力学提供了实验依据。

丁肇中热心培养中国高能物理学人才,经常选拔中国青年科学工作者去他所领导的小组工作。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94年6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1996年度获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杨振宁(1922―)

安徽省合肥市人。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44年毕业于中国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获硕士学位。1948后先后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普林斯顿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66年起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艾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

杨振宁博士于1956年与李政道博士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因而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原理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对称性的认识,为人们正确认识微观粒子世界开辟了新天地。另外,杨振宁博士还是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诸多领域中重要研究方向的先驱和奠基人。

1971年以来,他多次努力帮助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在美进行科研和学习,在促进中美科技交流和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钱学森(1911―):

浙江杭州人。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历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副教授、教授。

钱学森回国后,长期担任中国航天工程的技术领导工作,任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由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两弹结合”试验的研制,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钱学森于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1991年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著有《工程控制论》、《星际航行概论》等著作。

王永志(1932-):

辽宁省昌图县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总装备部研究员,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载人航天功勋科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后投身于我国第一种自行设计火箭的研制工作,继尔参加了多种火箭的设计和研制。

先后担任洲际火箭副总设计师、三种新一代地地火箭总设计师,是长征二号大推力捆绑式运载火箭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和研制总指挥,曾任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院长,1992年11月至今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先后担任洲际火箭副总设计师、三种新一代地地火箭总设计师,是长征二号大推力捆绑式运载火箭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和研制总指挥,曾任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院长,1992年11月至今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金怡濂(1929―):

江苏常州人。我国高性能计算机专家、我国巨型计算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56－1958年在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进修电子计算机技术。现任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计算机学会名誉理事。

金怡濂院士先后提出多种类型、各个时期居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巨型计算机系统的设计思想和技术方案,为我国高性能计算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相继参加了我国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和多种通用机、专用机的研制，主持完成了多机并行计算机系统的研制。

上世纪90年代,金怡濂受命主持研制国家重点工程――“神威”巨型计算机系统,担任总设计师。随后,金怡濂继续担任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系统的总设计师。为我国在世界高性能计算机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获得了200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罗沛霖(1913―):

天津人。新中国信息产业奠基人之一、电子学与信息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3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52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特荣誉级哲学博士学位。信息产业部高级工程师。

曾负责引进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制造企业,并参与工厂设计,以后为建厂技术总负责人。多次参加主持编制国家科技规划的电子学部分。主持了我国第一部超远程雷达和国产最早系列化电子计算机研制的技术工作及组织工作,对我国电子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工业建设做出重要带头及奠基性贡献。在学术与技术方面,对雷达、信息理论、电子电路、电子计算机逻辑设计、电机、电器、工艺评估方法学、经济财政数理分析以及当代信息技术发展动向等有创造性成果。获2000年度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及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建会百年纪念奖。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终身会士。

任继愈(1916―):

山东省平原县人。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毕业。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即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建国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宗教学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孔子基金会理事,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等职。

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词典》、《中华大藏经》等。

季羡林(1911―)

山东临清人。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吴敬琏(1930―)

江苏南京人。著名经济学家。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1990年,为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成员;1994年,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客座教授;1996年,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员;1999年,为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研究员等。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江苏南京人。著名经济学家。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1990年,为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成员;1994年,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客座教授;1996年,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员;1999年,为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研究员等。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篇10

这十大中国经济学家榜单顺序是：张五常、钱颖一、郎咸平、林毅夫、邹恒甫、吴敬琏、张维迎、李稻葵、陈志武、田国强。

这份榜单把学术影响力看做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同时也引入全球知名学者的评价。《华尔街电讯》表示，他们想以此斧正被妖魔化的经济学家，肯定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

经济学家须有创造力

《华尔街电讯》送出的这张引人注目的榜单，十人中，只有吴敬琏一人是中国本土培养的。其他学者如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张维迎，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李稻葵等都在国外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

据调查，在中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约有6000人，然而，能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的经济学者只有大约100人。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在全球经济学界和财经媒体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非常有限，他们的观点仍然处于边缘状态，全球主流媒体很少关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华尔街电讯》董事会主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教授指出，“评判一名经济学家是否合格主要有两点：第一，他对经济到底了解多少?第二，是否有创造力?有很多人有一流经济学的教育背景，但他们没有创新思维，这也是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学家的。”

学术影响权重占70％

《华尔街电讯》评选经济学家的指标包括三个方面：学术影响(70％)、经济影响力(25％)和社会影响力(5％)。学术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在国际国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被引用的次数，经济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对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产业政策的影响，社会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的社会责任感、社会知名度以及话语可信度。

《华尔街电讯》总编辑丁海森说：“和第一届评选相比，学术影响力的权重已经从60％提高到70％，以后这个权重还会持续增加。”

蒙代尔表示，中国有很多名牌大学经济学系，但没有一个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经济系前列，无法与麻省理工、哈佛、耶鲁、剑桥、牛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世界名校相提并论，这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学家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经济学是一门非常专业、非常严肃的学科，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才可能出结果。”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十大经济学家的身世：

张五常1935年生于香港；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跟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学习；1961―1962年攻读硕士学位；1963一?967年攻读博士学位；1967年到芝加哥大学跟从科斯作博士后研究；1969年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82年至今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

张五常教授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张五常教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1997年张五常教授当选为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次将该职衔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钱颖一　生于北京，祖籍浙江。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专业；1981年本科(提前)毕业，1982年获学士学位，毕业后留学美国；198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1999年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1999－2001年任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2001年至今任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组织和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以及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

郎咸平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长江商学院(首席)教授，2003年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搜狐首席经济顾问，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受中小投资者赞誉的“郎监管”，1990年金融学论文引用率排名全世界第一，畅销书《公司治理》的作者。

在大众心目中，郎咸平是位观点鲜明而且具有世界级学术成就、在中国博得极高知名度的大师级学者。郎教授曾于1998―2001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在东亚地区，此项研究尚属首次。其论文在美国最负盛名的《2000年金融经济学期刊》、《2002年美国金融学会期刊》发表，被专业学者、研究人员及《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广泛引用，并且被收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林毅夫　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毅夫生于1952年10月，籍贯为台湾省宜兰县；1971年，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8年，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19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主要作品有《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等。

邹恒甫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司经济学家，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

他在国外主要杂志上发表740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由于他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在去年年初全球10多万名经济学家和5500名著名经济学家的大排名中名列世界第247位。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SSCI检索结果，仅仅由于邹恒甫一个人所发表的文章，就把武汉大学在这一领域的排名从全国第十几位上升到了第三位。

吴敬琏　1930年1月生，江苏南京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曾师从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阿―毕尔曼。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1979年开始，吴敬琏教授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比较研究方面，是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国内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市场经济论”和“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坚持市场化改革而被称为“吴市场”。其不同时期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如建设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等，在理论上始终一贯，在实践上推动了中国改革事业的前进。

2000年以来，吴敬琏教授先后对基金黑幕和中国股市进行抨击，引发了学界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争论。

张维迎　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84―1990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期间，在部级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

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教授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

李稻葵　曾任美国安娜堡密歇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并兼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研究；长期受聘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并任该校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学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访问学者；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学位。

现兼任(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美国密歇根大学威廉戴维森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经济学通报》、中国《经济研究》、香港《中国评论》等学术杂志的编委；国际比较经济研究会执行理事；南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曾兼任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研究项目顾问；国际《比较经济学杂志》编委；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转轨经济学、公司金融、国际经济学、中国经济。

陈志武　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普纳思经济管理研究院联合学术主席，国际著名金融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美国价值引擎公司创办人，华尔街Zebra对；中基金公司的首席投资经理，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获得过美国默顿・米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奖励。

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市场监管、风险管理、资本市场、公司治理、现代金融理论、资产定价和投资管理、公司财务、期权定价模型和套期保值、资产证券化的运作等。

陈志武先生在核心财经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大量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论文，涉及从股票定价和期权定价理论到有关外汇、资本市场发展、公司治理、基金管理和投资战略的研究。最近几年，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其他新兴资本市场问题。

陈志武先生的著作常被《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等杂志所引用，也常发表于许多香港和内地的报纸和杂志上。陈教授的学术思想常被实业界和政府高层领导所采纳。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全球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7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为第202位。陈教授还是许多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等。

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篇11

2015年6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了“全面深化博士生教育综合改革”方案。该方案中的“在职博士生比例在10%以下”和“减少兼职导师数量”两条规定引起广泛关注，而方案的其他内容，几乎被舆论忽略。

朱奇盛突然发现，自己“想读书”这个简单意愿的“正义性”，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就连我这个只管一小撮事儿的处长，想毕业都这么难了，高官（毕业）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嘛！”朱奇盛说。

记者梳理发现，近10年来，已有十多所高校先后开始限制在职博士招录数量。而几乎所有鼓励培养在职博士的官方政策，也都止步于e二十世纪。

究竟从什么时候起，在职博士与兼职博导变成了遭人诟病的角色？而简单地将博士教育改革的板子打在“在职博士”与“兼职博导”的头上，真的就合适？

在职博士的“难产”

区分在职博士的关键因素，是人事档案与工资关系是否留在原单位。大多数在职博士的学习方式是非脱产的，即“边工作边学习”。从就业形式上看，在职博士属于“定向就业博士生”，即毕业后仍回到原单位工作。除此之外，在职博士与其他非定向博士无异。

半个身子探入大学校园，却想摘得高等教育的最高学位，更像是不少在职博士的算盘。

1981年11月26日，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共151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点812个，博士生导师1155人。30年来，全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逐年扩张。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迄今共培养50多万名博士，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随着博士体量的增大，在职博士随之壮大，通常分布在二三线城市的普通高校及受官员、企业老板偏爱的人文社科类专业。

据多位受访的高校博导表示，高校教师与公务员，是在职博士中最常见的两个群体。

“能够把必修课上完，就已经很不错了。”大多数高校要求他们用一年时间上课，其余时间完成博士论文。“10万字以上的论文，今天写明天放下，很难写完。”据称，他一位师兄的论文一拖就是八年。

而能否严格把关，导师间因人而异。河北大学一名不愿具名的教授多年前也曾带过在职博士，是一个地方的科级干部。而带过这一个之后，他断然回绝了所有的官员读博请求，“不敢带了，免得麻烦”。

“官老爷难伺候。”他回忆称，当年为了照顾“官老爷”，学院将周三、四的课程特意调到了周末，自己还亲自操刀，改“官老爷”的论文，“把脸都熬得蜡黄蜡黄的”，才勉强通过了。“论文肯定是他自己写的，不是，因为水平实在是……”

在这位博导看来，“带官老爷”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我虽然带着他，但他的学识、价值观方面也没有多大的提高，我带他干嘛？”

这种把关不严的现象近年来有所好转。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介绍，以其所在院系为例，目前所采取的导师组制度，一个导师已无法决定博士的命运，也因为把关正在变严，在职博士顺利毕业变得更加困难。

招生政策 从松到紧

产出低，把关难，是高校在职博士教育当下面临的最大问题。而最为社会所诟病的，是“官员读博士”。

许多官员的高学历以在职方式获得，已成不争的事实。多名拥有在职博士学位的高官落马，更是引发了一次次的舆论地震。

南京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党校干部班学员出身，却于2006年拿到苏州大学在职博士学位证。2008年被的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在北京工作的同时，两年内在位于成都的西南财经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

而回顾中国博士教育的30多年历史，在职博士一度还是被提倡的、适应发展需要的“先进制度”。

“在职博士”这一概念由教育部于1982年首次正式提出。此后，对于“在职博士”，“鼓励、鼓励、再鼓励”的基调维持了10年。

1987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再次下发通知，明确要求“今年各研究生院录取具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在职人员的比例应高于去年”。

直至1992年12月8日，在原国家教委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关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中，鼓励在职人员攻读硕博，已被提上了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方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国家层面上的在职博士招录政策，始终停留在它曾经辉煌的顶点，激昂的鼓励政策再也没有出现。

而就在此时，在职博士开始受到公众质疑，各高校开始逐步收紧在职博士的招生规模。

最早宣布“不再招收在职博士生”的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2003年，时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厉以宁表示：“无论是什么地方的副市长或者企业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都要顶住压力，不招收在职博士生。”

此后，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相继控制在职博士比例，甚至彻底关闭了在职博士的入口。

记者梳理39所985高校2015年的博士生招生章程发现，其中5所高校明确规定“不招收”或“原则上不招收”不能全脱产学习的在职博士;13所控制了在职博士比例;3所虽未明确比例，但规定了如“每位导师最多招收一名”的限制条件;其余18所既无明确比例，也无限制规定。

负责多年研究生工作的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石义彬教授表示，近年来该校招收的在职博士，尤其是官员博士数量已在大幅下降，基本上一个专业仅招收两至三人，或者不招。

“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产出不够。”石义彬称，由于在职人员，尤其是官员、干部，没有时间和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基本都“读不下去”，“十个里面有五六个都不出来”。

看守“看门人”

据多名受访者介绍，兼职博导的问题也仍然出在把关上，尤其是“官员任博导”难以免于责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一些部委与部属高校联合办学，高等教育进入大发展阶段，到高校兼职的官员也逐渐增多，并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晓求表示，此次改革中取消兼职博导资格的，包括一些正部级和副部级官员，兼职博导已从150人左右减至100人左右。

兼职博导并不仅指“官员博导”，一位博士生导师受聘在多所高校招收博士生，在国内和国际都比较常见，也属于“兼职博导”的一种。

我国的博士生学术训练多半采取单一导师制，很大程度上，导师对博士生的学术命运有着“生杀大权”，是博士学位的“看门人”，因此也流传着“硕士看专业，博士看导师”的说法。

鉴于导师地位之重，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中国世界经济学学会理事王福重称，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社会兼职人士哪来的精力带学生”？

王福重曾目睹一位部长身份的兼职博导来学校“视察”，“大家就陪着，毕恭毕敬的，其实他指导的学生从来没见过”。论文答辩时，一旁的老师介绍称，“部长，这就是您指导的博士，您跟他合个影吧”，才算是认识了。

但不能排除这是“两情相悦”的双向选择结果。“现在的学生，特别是报博士的，功利性明显。”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展江表示，不少学生看中导师背后的资源。

就连“博士生导师”这一教授级别本身，也受到多名教授的质疑。

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5-0034-07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的学习年限①（也称修业年限、培养年限或学制）究竟应该几年比较合适？这不仅仅是博士生们所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培养单位从培养质量保障、培养机制改革、培养过程管理和办学资源投入等方面十分关注的问题，而且也是政府部门合理配置资源、确立人才战略、实施财政拨款、进行绩效问责的重要判据。与此同时，部分学校硕士生学制逐步调整为二年，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学术训练环节。基于以上综合考虑，本研究认为博士培养单位仍然按照博士生三年基本学制来进行博士生教育组织管理和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值得重新思考，政府财政部门仍然按照三年执行博士生教育经费投入和相关培养管理规定也应该重新考虑。本研究在系统考察我国有关博士生学习年限规定的演变过程、全面分析博士生实际毕业年限的变化趋势，并参考、比较国外博士生学习年限的基础上，提出了博士生合理修业年限的建议，并为相应政策的调整提供了依据。

一、博士生学制规定的演变过程

通过分析历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政策文本可知，对博士生培养（或学习）年限的规定主要反映在研究生招生、培养和管理相关的通知、规定和指导意见之中。在这些政策规定和制度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对博士生学习年限的规定，在时间长短、管理权限、弹性空间和灵活程度等方面，大致呈现出三个界线相对清晰又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历史阶段（参见图1）。

第一阶段（1981～1990年）：博士生学习年限为2～3年。在我国研究生教育恢复之初，为了尽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教育部决定从198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由于时间紧迫，实际招生始于1982年），并在《关于做好一九八一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博士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二至三年”。1983年，教育部在《关于高等学校制订理工农医各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几项规定》中，进一步明确规定“脱产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的学习时间一般在取得硕士学位之后，再继续学至三年”。经过“六五”（1981～1985年）期间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探索与尝试，博士生的实际学习年限一般是二年半至三年。博士生的学习时间主要用于进行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用于课程学习的时间累积为半年左右[2]。而且，培养单位已经意识到“博士生的情况差异较大，学习年限（应当）有一定的灵活性。”[2]1986年底，国家教委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中对此前规定的学习时间有所调整，规定“博士生学习年限以3年左右为宜”。

第二阶段（1990～2000年）：博士生学习年限为3～4年。国家教委在1992年初出台的《博士生培养工作暂行规程》中，对博士生的培养年限规定为“全日制博士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3年，如确有必要可延长学习年限，延长期一般不超过一年……在职博士生的学习年限相应延长一至二年，一般最多不超过五年。”在1995年国家教委出台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中，重申“博士生（在校学习年限）一般为三年。研究生应在规定的年限内完成学习任务，一般不能延长。因特殊原因未能完成学习任务，经培养单位批准，可适当延长学习年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体制改革的推进，教育部在1998年4月出台的《关于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研究生的学习年限在达到培养目标所要求的前提下由培养单位自行确定”。而且，该指导意见针对不同类型的博士生提出了不同的学习年限要求，“全日制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习年限一般为3至4年；硕博连读的学习年限一般为5至6年，并且可根据实际情况允许研究生提前或延期毕业。……非全日制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习年限一般不超过6年。”1998年8月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进一步从法律层面明确“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三至四年。非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的修业年限应当适当延长。”同时，高等教育法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培养单位的办学自。“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报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对本学校的修业年限作出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七条）

第三阶段（2000～至今）：弹性学制和学校自行规定学习年限的现象日益普遍。我国博士生教育经过二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在培养类型与学习形式上不断趋于多元化，博士生学制已在实际执行中不断地被国家和培养单位进行弹性化处理。因此，迫切需要从政策层面改革博士生学制，回应博士生培养多元化的现实状况。2000年，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提出“实行弹性学制。……博士生学习年限一般为3～4年，具体由培养单位自行确定。”并且，从1992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在少数博士生培养单位的某些学科、专业，进行硕士、博士连读的试点工作”（《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工作“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要点》）调整为该意见中的“培养单位可自行决定采用本科毕业生直接攻博或硕士生提前攻博等培养方式”。此外，考虑到在职学习、终身学习和学生创业等实际情况，在弹性化的学习时段中，该意见还允许研究生分段完成学业，并规定学生累计在学的最长年限。2002年，科技部、教育部在《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提到，“逐步推行与国际接轨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取消对研究生培养年限的统一规定，实行弹性学制”。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再次强调“学生在校最长年限（含休学）由学校规定。”

至此，博士生学习年限似乎已“弹性化”，不再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在博士生培养管理过程中，与博士生培养有关的经费投入、资源调配、培养方案、激励约束和质量保障等诸多环节都需要正视博士生基本学习年限。例如，在国家新一轮研究生投入机制改革中，财政部和教育部于2013年颁布的《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指出：“超过规定学制年限的延期毕业生不再享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这里的“规定学制年限”便是国家财政和学校执行研究生培养经费和奖助经费时的重要依据。再比如，有学校明确规定“按研究生培养学习年限发放培养费。目前本校学术型研究生的基本学习培养年限为3年，因此每生培养费发放时间为3年。延期毕业者在延长时间内不发培养费。”[3]

二、博士生毕业情况并获得学位年限的实证分析

1.全国博士毕业生延期数据分析

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判断，我国博士生毕业并获得学位的年限实际在不断延长。据报道，2004年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能在3年内毕业的仅为10%，约70%延期至3年半、20%延期至4年[4]。2005年南开大学延期毕业的博士生有300余名，约占应毕业博士生总数的一半[5]。同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首次对没有达到要求的博士毕业生亮起“红灯”，95名博士研究生被延期毕业，人数占当年该校应毕业博士生的51.9%[6]。2006年复旦大学延期毕业博士生达389人，延期毕业率约为37%。同济大学同期申请延期的博士生约占40%[7]。2013年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按期毕业率为50%，其中硕博连读博士74%，普通博士生44%[8]。同年，上海大学按照正常学制授予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占比为27.04%，和前两年相比，该校正常学制授予博士学位的比例在一路走低[9]。

从全国博士生毕业情况来看，2003～2011年，我国博士延期毕业率从46.52%攀升到了59.82%（详见表1）。也就是说，每年我国博士生实际毕业率自2003年的53.48%逐年下降到2011年为40.18%。这一统计结果表明，到2011年，我国培养的博士生在规定学习年限（3年）内按统计应该毕业之时，只有四成顺利毕业，剩下六成因各种原因延迟了毕业时间。于是乎，在校（或注册在学的）博士生中处于延期毕业状态的博士生所占比重也由2003年的11.97%跃升到2011年的27.60%。

以上实际说明，实行弹性学制，由培养单位自行确定博士生修业年限已逐步成为高校的共识和普遍性做法。通过设置博士学位要求和毕业门槛，推迟博士生毕业生时间，延长博士生学习年限已然成为我国博士生培养单位保障博士生培养质量，实行博士生淘汰、分流的一种制度选择。

2.全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学习年限的总体情况分析

从2003～2012年间我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数据库③的分析结果来看，过去十年来我国博士生获得学位的平均学习年限逐年攀升，从2002年的3.6年延长到2012年4.3年。博士生获得学位年限的中位数也从2002年的3.3年发展到2012年的4年（参见表2）。也就是说，从总体情况来看，博士生获得学位所需的平均学习时间十年来增加了10个月左右。

进一步分析不同学习年限的博士生学位获得者的分布情况可知，在3年以内（含3年）顺利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在当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从2003年的50%递减到2012年的31.9%，已不足三分之一。也就是说，3年以内获得博士学位者所占比例在十余年间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参见表3）。其中，以在职（相对脱产而言）形式培养的博士在我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约占20%。这类博士在三年以内获得学位的人数所占比例从2005的35%下降到2012年的22.1%。以公开招考方式入学（相对硕博连读、直博而言）的博士是全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群体的主体，占比超过70%，这类博士生获得学位所需时间在三年以内的人数所占比例从2009的37.6%下降到2012年的32.4%。

总之，过去十年来，我国博士生获得学位的平均学习年限逐年增加，从十年前的三年半左右延长到目前的四年半左右。其中，以公开招考类别入学的、在职形式学习的博士生所需学习年限相对更长。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学科之间存在明显的学习年限差异，工程类博士学位用时最长。2002年工程学科博士学位用时（指平均修学年限，下同）就需要近四年（3.8年），到2012年，该类博士学位用时已接近五年（4.7年），能够在四年内获得学位的人数所占比例不足一半（43.1%）。人文学科类（哲学、文学、历史学和艺术学）博士学位用时从2003年的3.3年增加到2012年的4.3年，而且人文学科的博士十年前有四分之三能够在三年内毕业获得学位，到2012年这一比例已低于五成（45.1%）。自然科学类（含理学和农学）博士学位用时从2003年的3.4年增加到2012年的4.2年，社会科学类（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和管理学）博士学位用时从2003年的3.2年增加到2012年的4.1年。医学类博士学位用时从2003年的3.1年增加到2012年的3.8年，医学门类的博士十年前有八成（79.6%）能够在三年内毕业获得学位，到2012年这一比例已低于五成（49.8%）（详见表4）。

三、美国大学的博士生学制规定和实际学习年限分析

1.美国大学对博士生学制的规定

近年来，博士生学习年限和完成率也是美国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博士生们选择院校、学科专业的重要依据。在美国并没有政府统一规定的博士生学制，政府部门及各种基金会主要通过财政资助引导博士生的学制年限。相应地，美国的大学和院系在各自的博士项目培养要求中都会明确规定博士生的学习年限（total registered time limit，TRTL或者normative time to degree，NTD），特别是攻读博士期间能够接受财政资助的规定年限（Support limit，SUTL）和博士生资格考试时限（或称博士候选人预备期限，Pre-candidacy time limit，PCTL）。

举例来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下称伯克利）研究生院规定，博士生标准学习年限（NTD）分为两段：一是从注册入学成为研究生，到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晋升成为博士候选人；二是从博士候选人到提交博士学位论文。一般来说，博士生从注册入学到完成学位论文的标准修业年限为10～14个学期或者说12个学期左右[10]。有的院系则明文规定博士生标准学习年限为6年，不论学生之前是否获得硕士学位[10]。为了激发学生在标准学习年限内顺利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伯克利先后在大部分基础学科类（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项目，不含工程技术、应用学科项目）博士项目中设立了研究生标准学习年限院长奖学金（The Dean’s Normative Time Fellowship，DNTF）[11]和博士学位奖学金（The Doctoral Completion Fellowship，DCF）[12]。

2.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学习年限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机构对学术型博士生的修业年限等教育经历、资金来源和就业去向进行了跟踪调查（SED）[13]。根据SED的调查结果，自获得学士学位到获得博士学位的总时间（TTD，Total Time to Degree Since Bachelor's）已从峰值时中位数的10.8年逐步下降，2011年中位数为9.1年。从注册研究生入学到获得博士学位的总时间（ETD，Time-to-degree since Starting Graduate School）也相应由峰值时中位数的8.7年逐步下降，2011年中位数为7.7年（参见图2）。

从分学科领域博士学位获得者学习年限（RTD）的变化情况来看，过去三十年（1983～2012年）间，自然科学类博士学位获得者学习年限基本稳定在6～7年之间，近15年均为6.7年，工程类博士获得学位用时则基本保持在7年左右；生命科学类博士获得学位用时则基本保持在7～8年；社会学科类博士获得学位用时近5年均为7.7年；人文学科类博士获得学位用时近20年呈递减态势，到2012年为9年；教育类博士获得学位用时最长，长期保持在12年以上（2012年为11.8年）[14]。

四、结论与建议

1.主要结论

首先，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建设急需人才之际，我国博士生教育肩负“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历史使命，加之硕士生普遍按照3学年制进行培养，因而将博士生学习年限设定在2～3年。发展到今天，我国博士生教育基本已实现依靠自身力量、持续稳定地培养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所需的高层次人才，博士生培养单位逐步根据博士生培养的实际情况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对博士生学习年限不断进行弹性化、灵活性处理。目前，大部分“985工程”高校已将博士生培养的学习年限调整为3～6年。但是囿于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和教育资源，绝大多数非“985工程”的博士生培养单位仍按照3年基本学制培养博士生。

其次，在不少博士生培养单位中，制度规范与培养过程情况之间、管理预期与实现执行之间存在明显的分野，而且这种分歧还在继续扩大。名义上，国家和部分培养单位已在博士生培养规定中强调实行“弹性学制”，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国家对高校的财政拨款，以及学校向博士生提供的津贴补助、宿舍资源等，以及学校和院系制订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都是以3年为限。

因此，国家和培养单位亟待在博士生培养管理制度（包括淘汰分流、就业引导等）、教学资源配置、后勤服务保障（包括物质、精神层面）等方面正视博士生延期毕业现象，适时调整与博士生实际学制相一致的资源配置政策。

2.建议

综上所述，建议将博士生基本学制调整为4年。通过学制改革，明确博士生在校学习的年限范围，改善在读博士生的待遇，从而激发博士生的学习积极性，确保博士生培养质量。

具体来说，第一，应明确将博士生的基本学制由3年改为4年。相应地，培养单位应通过国家财政专项、科研基金、重点建设、社会捐赠等多种渠道筹措办学经费，按照4年学制改善博士生办学条件、科研设施、培养环境和生活待遇。第二，要对博士生学习年限进行弹性化管理，兼顾不同学生特质、不同学科特色、不同院系文化而设置博士生学习年限的区间范围。诺斯曾经说过：看好的制度有效性有多长，关键是该制度的灵活性有多大。对博士生学习年限的规定也应力戒“一刀切”，既要允许特别优秀、做出原创性成果的学生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学位，又要对超过基本学制的博士生进行适时监控，督促其在规定的最长年限范围内完成学业。

参考文献

[1] 吴镇柔，陆叔云，汪太辅.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史[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244-245.

[2]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关于研究生培养业务费使用管理暂行规定[EB/OL].[2013-11-20]. ，2005.

[5] 支勇平，杨永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半数以上博士生被延期毕业[EB/OL].[2005-08-04]. .

[11] UC Berkeley. Dean’s Normative Time Fellowship [EB/OL]. [2013-10-11].http：//grad.berkeley.edu/policies/guides/dn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