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发展论文篇1

一、农发行企业文化的内涵与现状

（一）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与一般特性

1、基本内涵。企业文化一般是指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形成的并被企业员工普遍认同和遵从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的总和，它渗透于生产经营的各方面，是企业独特的内涵、素质和风格，是企业的灵魂和持久动力。它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以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基础。它强调，在企业内部，要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员工的归属感、使命感；在企业外部，强调企业对社会的适应性和社会对企业的认同程度和信誉程度，以最终达到企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一般特点。企业文化主要特点表现为：一是柔软性，似一种无形的力量，让员工有一种柔性压力感；二是潜移默化性，象无声的命令，促使员工朝着同一目标前进；三是连续性，绵延发展，多年培育而成；四是变迁性，不断变化、积累和革新；五是群体性，由全体员工的行为共同作用形成。

3、主要功用。企业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归结起来有导向、提升、教育、凝聚、激励、约束、辐射、稳定、改善人际关系、规范企业形象、促进有效管理、提高经济绩效等等。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文化特色鲜明的企业在寿命、业绩方面均明显优于其他企业。作为柔性管理的重要手段，企业文化主要发挥着粘合剂和指示灯的作用，它为企业的员工树立了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能够代替权威机构来协调员工的行为，保证为了激发员工的创造性而采取的放权措施不会导致混乱；并可以为所有的员工指明奋斗的目标和行为准则，利用员工的创造性来做出相关的决策。

（二）农发行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企业文化的异同点

1、相同点。在市场经济前提下，树立以市场为导向、客户为中心、效益为目标的现代经营理念，打造现代银行，是银行业企业文化建设的共同目标。

（1）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商业性银行一样，农发行的文化建设也必须融入社会主流文化，紧扣“三个代表”这个主旋律，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

（2）金融是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防范控制道德风险、经营风险的任务很重，风险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主要形式。因此，与商业性银行一样，农发行的企业文化具有风险文化的特征。

（3）同商业性银行一样，农发行是一级法人，对于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核心经营理念、企业精神和奋斗目标，各分支机构必须与总行保持高度一致，全体员工要富有团队精神。

（4）农发行是面向粮棉企业特定客户的窗口行业，与商业性银行一样，其企业文化具有服务文化的特征，必须与大众文化、农村文化等有机地融通。

（5）同商业性银行一样，信贷业务也是农发行的主体业务，其企业文化又具有典型的信用文化的特征。

2、不同点。农发行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企业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由其所担负的经营与管理职能的特殊性决定的。农发行经营业务的政策性（经营的贷款属国家政策性资金）、客户群体的特定性（仅限于国有粮棉购销企业）、资金来源的借款性（主要为中央财政借款），与商业性银行经营业务的商业性、客户群体的广泛性、资金来源的吸储性相对应的。这体现在企业文化上，商业性银行必然注重在外部文化环境上下功夫，将通过丰富的金融文化扩大“吸储”来源放在第一位；而农发行则把侧重点放在内部文化管理和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归属感、使命感上，以运用企业文化规范员工管理行为、正确履行职责为第一目的。具体而言，农发行的企业文化主要体现出两个方面的特色：

（1）突出执行政策的刚性。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农发行必须把执行政策放在首位，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关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政策、农村经济与金融政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政策等，这是其立行之本，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办行方向始终不能动摇。

（2）凸现服务“三农”的特性。农发行工作的重心就是服务“三农”，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支持农副产品收购，促进农村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发展，促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

1、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进展。农发行成立10年来，已经成为支持国家购销政策落实、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金融工具，其经营方式、管理经验、机构体系、干部队伍，都日趋成熟。不论从业务营运，抑或从内部管理的角度看，都已成功地探索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和经营理念。各级行都坚持以人为本，结合自身实际，举办了大量学习培训活动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开展了学习“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财经纪律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十字”行风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活动，“执行政策、服务大局；求真务实、团结创新；爱行爱岗、文明从业；廉洁自律、勤俭办行”已经写进农发行的员工行为守则，还有总行倡导的“清正严实”和“爱岗敬业、廉洁从业、艰苦创业、建功立业”的职业精神，“团结进取、务实创新”的团队精神和“机构精干、素质优良、管理严谨、手段先进、效率一流”的管理理念等，正在逐步转化为员工的理想和信念，农发行企业文化的理念和氛围正在逐步形成，建设的力度逐步加大、内涵逐步深化，取得了可喜成绩，打下了一定基础，服务“三农”的社会形象也逐步得以塑造。

2、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不足。10年来农发行的企业文化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不可掩盖的事实是，其经营业绩靠制度刚性约束取得的成分居多，靠文化柔性聚捻取得成分偏少。理论界把对企业文化的认知归结为五个阶段：混乱阶段（仅限于基本认识）、片面阶段（尚未形成个性和统一的核心理念）、系统阶段（能够正确认识并进行系统建设）、实践阶段（理念转化为企业的制度、流程、策略等各项行为）、省悟阶段（“形神合一”的最高境界）。从农发行的现实情况来看，应该界于片面与系统之间，由片面向系统阶段转换，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从表现形式看，不足之处主要反映为：

（1）缺乏对企业文化的全面理解。对文化理念的认同不够协调和统一，尚未准确理解和把握农发行企业文化的内涵，未真正认识到企业文化对于经营与管理、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往往把企业文化建设混同于开展一些文明服务活动、业务文体活动或思想政治工作，存在重业务经营、轻文化建设的思想，且在实际中关注更多的是企业文化外在的表现形式，存在将企业文化建设与经营管理搞两层皮的现象。结果外表看热热闹闹，内里依然故我，步入了形式化、肤浅花的误区。

（2）缺乏强有力的建设手段。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系统科学的调研手段、提炼提升技术和内化外宣的控制能力，企业文化建设研究缺乏一定组织形式载体，激励机制也相对滞后，导向作用不够。有的行甚至对抓好企业文化建设感到无从下手，理不清头绪。

（3）缺乏持续长期的建设机制。往往是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投入也不足，使得物质文化层面上的一些东西不够成熟。闲时或经费多时就想起搞一些企业文化活动，忙时或经费少时就少搞，甚至不搞，缺乏一种常抓不懈的机制。同时，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其业务范围有严格界定，其运行机制表现出明显的非盈利性和非竞争性，使得其企业文化建设缺乏一种持久的原动力。

（4）缺乏经过整合的推进系统。上下之间、部门之间尚未形成合力，造成企业文化“虚化”，各级行在文化建设上随意性较大；同时，引导教育和沟通不到位，职工参与度不高，业务部门常常觉得与自身不搭界而游离于企业文化建设之外，且存在员工进取心不强，工作推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现象，使得凝聚力作用显现不够。

（5）缺乏差异化和特色。一方面，行与行之间缺乏特色。现实中不少基层行所搞的企业文化建设往往是大同小异，缺少本地区农发行行业特色，缺乏本单位个性和创意，陷于低水平重复怪圈。另一方面，不同经营阶段重点不突出。农发行在业务经营上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但每个时期并没有准确地把握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氛围。

二、农发行企业文化的架构

农发行的企业文化架构应包含三个层次：物质层、管理层、精神层，这种由外到内的分布构成不是静止、孤立的，而是相互融合，浑然一体，缺一不可。精神层是企业文化的内核、主导动力源，是农发行之魂，决定其他两个层次；管理层是精神层和物质层的中介，精神层直接影响管理层，并通过管理层影响物质层；物质层和管理层是精神层的体现，以外在形式体现企业文化的水平、规模和特色，体现农发行特有的经营哲学、价值观念等。

（一）精神文化层：价值理念系统。

精神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作用领域、员工结构等各种因素影响而长期形成的一种精神成果和文化观念。农发行的精神文化层应主要由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发展目标、经营思想、企业道德等内容，构筑价值理念系统。

1、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是指农发行内部成员对某事件或某种行为好与环、善与恶、正确与错误、是否值得仿效的一致认识，是农发行企业文化的核心。农发行核心价值观应体现“以人为本、团结协作、创新进取、和谐发展”四个基本特点：一是以人为本，尊重员工自我价值的实现。坚持“以人为本、公平竞争、选贤任能、人尽其才”的人本理念，将农发行发展目标与员工个人发展目标相结合，构造农发行与员工的命运共同体，达到农发行与员工共同成长。二是团结协作，强调团队精神。这是推进农发行改革与发展的所必须具备的。三是创新进取，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开展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观念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全方位的创新活动。四是和谐发展，客户是农发行生命所在。积极开展客户营销，支持客户开拓市场，培植优质资产。

2、企业精神。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必须放在企业精神的确立上，这是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最有效方式。“执行政策、加强经营、引入竞争、服务三农”应是农发行企业精神的精髓，既找准农发行的职能定位，又提炼出农发行人的价值取向。执行政策是农发行的立行之本，服务三农是农发行的职能所在与价值体现。加强经营是农发行可持续发展的出路，依托经营目标的完成来保障政策性目标的实现。引入竞争方使农发行获得持久不衰的内在发展动力，在金融全球化与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不仅在业务经营上勇于创新、敢于竞争，在内部工作的完成、文化建设的参与上也应引入、培育竞争精神。

3、发展目标。农发行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必须有明确的、可实现的目标作牵引。“打造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应是农发行的目标方向，对于农发行改革与发展的总体目标，可依据总行的定性：努力把农发行打造成为发展目标明确、治理结构合理、资产状况良好、经营管理规范、内控机制健全、管理手段先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政策性银行。

4、经营思想。农发行应突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银企和谐共存”的经营思想。在政策性银行商业化运作的进程中，融洽银企协作，健全自身体制机制，加强经营核算，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提高金融效率与经营绩效，在实现“社会贡献最大化”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运行成本，追求最佳利润，实现社会效益和自身经营效益的和谐统一。

5、企业道德。企业道德与伦理是农发行经营管理活动能够绵延存续的内在凝聚力。“爱岗敬业、廉洁从业、创新立业、团结兴业”，树立开放型思维，引进先进因素，弘扬新时代敬业精神、自律精神、创业精神、团队协作精神，应是农发行道德伦理文化的应有之义

（二）管理文化层：管理规范系统。

企业管理文化是承接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纽带，是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之外的企业文化的总和，是以企业管理行为为形态的企业文化。农发行的管理文化，应包括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

1、制度文化。即企业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企业为实现自身目标对员工行为给予一定限制的文化，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依托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和规范的制度运作链条，培植农发行的动力机制、决策机制、控制机制、评价机制、保障机制、监督机制。

2、行为文化。即企业及其员工在生产经营、人际关系中产生的活动文化。主要包括企业管理行为文化和员工行为文化。企业管理行为文化体现为培训文化、风险文化和网络文化。培训文化的着力点在于构筑梯次结构的培训系统，为员工提供成才和提升自我价值的平台；风险文化表现为风险意识的形成，风险预警、防范机制的建立与运作等；网络文化则是着眼于“科技兴行”的战略，加快农发行电子信息化建设，应用网络平台，实现决策层、管理层与员工层之间政令快车直达的“扁平化”管理和高效管理的目标。员工行为文化，体现为自律和他律的过程。自律，即严格、高标准要求自己，克服不良习气，养成不断学习的良好习惯；他律，即“依法办事”，在管理实践中让制度规范渐入人心，使之演变成农发行全体员工的习惯行动。

（三）物质文化层：形象识别系统。

企业物质文化是由企业的各种物质设施、行业标识及其生产经营的产品等构成的器物性文化。农发行在物质文化建设中，需要导入CI形象标识系统，构建标识文化、服务文化和环境文化，形成包括理念识别、行为识别、视觉识别的全方位的农发行形象识别系统。

1、标识文化。统一行徽、统一行服、统一行歌、统一办公楼外观形象设计、统一佩证上岗，体现中国农业政策性银行的特色，体现农发行人简洁、干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2、服务文化。农发行是应国民经济发展要求而生，只有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客户、服务于大众，才能取信于社会、取信于客户、取信于大众。农发行在办理金融业务时，应讲究文明用语，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办事效率，提供超值服务。抓好营业窗口建设，从礼节礼仪、交际规范等方面提升员工服务水平，将简单的办事程序升华为高层次的服务文化。改善农发行在龚断经营下形成的官商作风，以客户为中心，从不断发现与解决客户、社会、大众的不满意来完善管理，努力在客户中树立优质、诚信形象，在政府树立有为、有位形象，在社会公众中树立负责任、讲奉献形象。

3、环境文化。注重办公、生活设施建设。农发行的物质环境整体布局应体现自己的特色，突出自己的风格，使员工在简洁、宁静、庄重、神圣的文化氛围内既感受到环境对自身言谈举止和行为的规范，同时也感受到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精神上的愉快和自豪，自觉自律、爱岗敬业、心情舒畅地做好本职工作。因地制宜，多方筹措资金，花小钱，办大事，搞好农发行“共性文化”和各行“个性文化”的结合，充分利用本地、本行“亮点”，创建自身特有的特色文化，使之成为一种品牌文化，产生品牌效应，提高企业文化建设档次，为提高业务经营效益服务。

三、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措施

综合考虑企业文化的一般内涵和农发行的职能特点，笔者提出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十字诀”，即农发行的企业文化建设应从“规划、孕育、引导、激活、凝聚”十字上下功夫。

（一）加强组织领导，规划企业文化。首先，提高领导者素质，强化领导者作用。企业文化的首席设计师是企业家。要重视各级行领导班子的选配、教育、培训、评价和监督，把各级行行长塑造成现代化农业政策性银行家。各级行行长应具备五项基本素质：通晓现代金融和农业政策性银行经营理论与实务；道德价值观高尚，品格修养完善，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洞察力与创造力敏锐，有坚韧不拔的勇气、毅力和开拓创新精神；组织控制经验丰富，掌握领导艺术，知人善任；具备较强风险意识及处置、抵御风险的实际能力。

其次，成立推进中心，建立工作机制。要建立党委（支部）领导，行长负责，工会协调，各部门共同参与，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企业文化建设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并在协调部门下设企业文化建设推进中心，从人员上配备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干部，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工作；从资金上保证必要投入，尤其是对试点单位给予重点扶持，以推进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探索和实践。

第三，整体规划，稳步推进。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可考虑在物质、管理、精神三个层面上，由外向内，先试点后推广，利用3～5年的时间，分三步推进：

第一步，侧重物质文化建设，结合农发行文化理念，聘请社会中介机构进行CI形象设计。

第二步，侧重行为文化建设，制订长期培训计划和年度培训计划，提高员工整体素质，增强员工的信用、风险、效率与学习意识；同时，联系实际，根据需要，分年度制订文化活动计划，建设好“员工文化”，增进员工彼此友谊，培养团队协作意识。

第三步，突出制度文化建设，完善制度规范体系，健全制度运作链条，把文化理念转化为制度、流程、策略等实践行为，把按制度规范办事转化为员工的共同习惯，推动企业文化逐步由“员工文化”向“行文化”、“家园文化”过渡。

（二）强化培训交流，孕育企业文化。要通过强化教育、培训、学习、交流，培育员工的企业文化理念。一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二是加强培训。一方面，以培训研讨、以会代训等形式，对各级行行长和推进中心干部，加强企业文化理论与实务培训；另一方面，采取专题研修与学术探讨、学历教育与资质考试、送出去培训与自办培训班相结合的形式，经常性地对员工分期、分批、分类开展业务技能、观念及素质教育的再培训，在学历教育上可加强与大专院校的联系，为员工提供在职深造的平台，并建立培训档案，掌握员工的培训状况、知识结构与专业特长。三是创建学习型银行。完善学习制度，健全学习机制，让工作本身成为学习过程，让学习升华为创新，让农发行保持恒久生机与活力。四是加强员工之间的沟通交流。通过行际交流、部门交流和本部门员工之间交流等形式，增进彼此友谊，团结和睦相处，互相学习共进，在农发行内部营造一种“流动”的企业文化，把员工多元的价值取向融入到农发行统一的主流价值观之中。

（三）注重典型宣传，引导企业文化。先进典型是企业精神理念的人格化、组织机构力量的集中体现和企业文化的力量源泉。农发行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应不断挖掘、培养、树立典型，用榜样的力量丰富企业文化的内涵，用先进典型的人格魅力引导企业文化的成型。典型应包括三种类型：默默奉献、忠于职守、业绩突出的职工典型；办事严谨、严于律己、高效精干的管理“精英”；又红又专、思路敏捷、开拓创新的各类“人才”。具体操作，应借助先进典型的宣传，对内利用局域网、各类会议等渠道，深化对企业文化的宣传，引导广大员工认知企业文化，自觉参与企业文化建设；对外利用报刊台及互联网等新闻媒介，深化对“农发行”品牌的宣传，提高农发行的知名度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四）完善激励机制，激活企业文化。要根据现实情况研究激励的层次、效用和方法，对单位和个体实施有效的激励，激活企业文化，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一方面，建立严密科学的企业文化建设量化考核机制。结合农发行实际，对各级行企业文化建设细化考核项目、量化考核指标，实行动态检查、考核验收机制。具体由推进中心制订考核办法，联合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另一方面，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专家认为：人才在工作中寻求的无非是三方面的回报：现实收入、工作挑战、发展空间。农发行要留住并吸引人才，就必须在这三方面下功夫。在现实收入方面，全面推行岗位工资制，技能、岗位价值决定岗位工资，贡献、绩效决定年度总收入，发挥市场价值最后留人的比较效用，实现外部公平。在工作挑战方面，重视员工的职业生涯设计与规划，推行目标管理。对于管理型、专业型和操作型三种职业前途，当每一名员工跨入银行的大门时，都会被告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职业前途，通过努力，若干年后可能会达到什么高度。这样，就让每位员工都能有一个体现自身特点的奋斗目标，依托农发行事业致力自身人生价值的实现。在发展空间方面，用技能鉴定和业绩考核等方法确定员工上岗的资格，员工根据自己的业务能力和身体状况等条件选择合适的岗位，双向选择，竞争上岗，变对管理人员“相马”式的委任制为“赛马”式的竞争聘任制，并实行“在岗要受控，升迁靠竞争，届满须轮岗”的管理模式，为每一位员工创造竞争的均等机会。同时，逐步完善专业技术岗位等级管理，为不同类型的专业人才提供人尽其才的发展空间。

（五）建造温馨家园，凝聚企业文化。一是加强职工之家建设，创造人文环境。规划办公、居住环境，实现绿化、美化、净化、亮化，营造“绿的格调、美的享受、爱的氛围”；同时，建设和完善信息网络系统、图书室、健身室、活动室、荣誉室等文化设施，营造高品位、深内涵的人文环境，增强员工对农发行这个“家”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农发行事业的兴衰紧紧捆绑在一起，风雨同舟，荣辱与共。

二是开展文明创建工作，营造文明氛围。深入开展“文明行（部）”、“文明处（科、部）室”、“文明楼栋”、“文明行员”、“文明家庭”等的创建评选活动，在丰富内容、提高质量、突出实效、优化形象上下功夫，从深度和广度上把文明创建引向深入，提升员工的思想境界，构建一种文明、竞争的机制。

三农发展论文篇2

一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是增加农民收入和建设新农村的产业支撑。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的农业发展道路;要拓宽农业产业体系，丰富和优化农业内部产业构成;要改善农业物质装备条件，提高农业基础设施水平;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步伐，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形式，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二要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农村第二、第三等非农产业。发展非农产业，应以能够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具有广阔市场需求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为重点，比如农副产品加工业、建材工业和建筑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信息业等。三要重点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是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因此，要从多方面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增加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投入。

提高农民收入，维护农民利益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实现、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民是我国最广大的利益群体，目前也是弱势群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是党代表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充分反映了亿万农民的强烈愿望，也体现了党服务人民、造福农民的宗旨。

农民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三农”问题，要依靠农民，尊重并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农民的知识结构、技术能力、经营管理水平、思想观念和道德水准，直接决定着其作用的发挥程度。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有效开展农民技能培训，培育新型农民，同时促进农民通过发展专业合作社等形式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富裕农民，使农民充分享受建设和发展的成果。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的最直接受益者，富裕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首要的是提高农民收入，一是在政策上继续加大政府财政补贴力度;二是在组织上创新农业生产组织与经营形式，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规模效益;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步伐，实现农民充分就业。

优化结构，实现农业与农村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照这一基本要求解决“三农”问题，可具体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要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全面发展。农村发展的这些内容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统一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和系统，是多元一体化的综合建设和全面发展。这体现了农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发展，体现了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环境建设和党的建设协调统一的发展要求。二是协调发展，主要是促进农业与农村内部关系的协调，实现结构优化。农业与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包括结构合理化和结构高级化。三是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实现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可持续农业，要充分开发、合理利用一切农业资源，合理地协调农业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高资源转化率，使农业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化配置，达到农业资源永续利用。四要实现农村社会安定，农民安居乐业。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问题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

三农发展论文篇3

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全球化问题，只是接触过一些文献，参加过几次研讨会。全球化难以定义，却不难理解。这是一种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社会潮流，是全球范围内经济、技术、信息、文化越来越共通和共享的趋势性力量。这种力量创造就业和生活，改变观念和行为，不仅影响了现代城市，也影响了偏远乡村。本文试图分析，在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下，在当前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具体情况下，中国农村需要新的治理范式。

一．农村发展需要好的治理

村庄开放带来与外界资源、信息的充分交流，特别是人口的流动，为过去相对稳定的村庄生活带来了诸多变量。这些变量不仅改变村民的日常生活，也在改变村庄内外部关系，改变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和结构。遥远的西方国家如何进行一场战争、如何处置一个紧急事件，都被村民直接关注并成为议论评点的题目，而乡村内部的事情，农民所受到的影响则可以直接转化为某种价值和行动。从信息传播看，农民获得外部信息变得快捷方便，大量的国家政策通过大众传播工具，传统的逐级传达文件似乎变成多余，普通农民往往比县乡干部更懂政策。政策传播不再被官员“垄断”，基层政府“领导”农民的难度显著增加。从农民与政府的互动看，农民更有力量反作用于政府，当农民为某些事情而抗争冲突时，如选举纠纷、征地纠纷、环境破坏、干部腐败等问题，因为信息共享，农民变得更加容易组织起来。因为与外部的联系变得方便，农民也更加容易获得外部的支持。比如，一场村民与乡镇政府的征地谈判，农民往往有远在北京上学、在上海经商的村里人在政策信息、斗争技巧、上访资金的支持，甚至有国外人士、媒体的直接关注介入。这个时候，基层政府面对的，不再是孤独无援的几十个普通村民，而可能是一种巨大深远的社会网络。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如何调整行为，改善与乡村社会的互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出现了空前严峻的“三农”问题。有基层干部将问题的表现概括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那些年里，中国农村确实状况堪忧：经济方面基本上处于停滞，农民收入连年徘徊，生活艰难；社会方面可以说全面滞后，农村的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问题不断堆积，公共服务严重短缺；政治方面，则信任和支持明显下降，农民与基层组织的关系空前紧张，冲突性事件频仍。反思这些问题的生发过程，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找到原因。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政策导向发生偏差，重视城市而抑制乡村，农村和农民在宏观决策中被忽略。那些年里，农业和农村工作虽然在“认识”上提得很高，但是，就实际工作来说，说空话多，办实事少。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不仅在整治农民负担过重方面措施不力，大量农民为地方苛政所苦，而且政策上严重歧视农村，对农民流动就业横加打压，更使得农民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政府切实重视解决农村问题，以“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为方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使农村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新一届政府的农村新政，基本着力点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给农村有力的经济支持，这种支持包括采取若干有力的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如取消农业税，直接补贴粮食生产等，也包括在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增加投入，这些措施不仅显著地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而且有效地推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协调；第二，切实保护和张扬农民的权力，包括断然废除主要针对进城农民的“收容遣送条例”，取消农民流动就业的若干歧视性政府规定，也包括采取严厉措施处理征地过程中对于农民的利益侵犯，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工资等问题。所有这些努力，都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因此，近几年不仅农村经济迅速复苏，而且农村中的若干冲突和危机因素被化解或者有效抑制。现在是八十年代初中期以来又一个农村发展的黄金时期。可以说，如果没有近几年的农村新政，农村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良好局面，相反，将会是危机四伏且局势动荡。

但是，当前农村发展的良好局面，仅仅是个开始，不可以估计过高。本文认为，现在农村发展的突出问题是：政策导向转变以后，这些好的政策路能否能被好地实施，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特别是投入增加以后，这些投入能否充分惠及农民，或者说这些钱能否真正花好。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充分张扬农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权利。应该说，好政策如何落实好，这已经不是农村工作的新困惑。前不久，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在谈到教育发展中的问题时说：“中国很多问题就是政令不通。”随后，他接受上海东方卫视《今天的中国》栏目专访，又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发了很多文件，包括国务院发的文件，包括我们教育部发的文件，大部分都没有落实。有20％、30％落实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个状况了。他们以发文件代替落实、以开会代替落实，根本就不是在‘干’上来落实，这是不行的。”（东方网2006年1月21日）。其实，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走样或者消解，以开会代替落实，以发文件代替落实，是地方政府运行的重要特色，在农村工作中表现得也许尤其突出。这样的问题，说简单了就是抓工作不得力的问题。说深刻一些，是政治家的政治承诺和政治主张，如何在政府体系运行得到体现的问题，或者反过来说，是行政体系是否与政治家的设想相一致的问题。政治家的施政路线，往往在官僚机器面前变得苍白无力，这其实不是中国的特有问题。但是，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联系农村工作的具体实际，这种政治主张与政府运行不协调的问题特别严重。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有这种不协调不合作的问题；在同一层级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也有不协调不合作的问题。从具体表现看，有的是政策精神的公开冲突，也有的是政策执行的暗中抵制，也有的是政策资源在运行中层层侵蚀。从最简单的事情来说，中央的扶贫款在传递到贫困农户的过程中，一层一层有若干流失，政府专项资金在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过程中，一层一层有若干抛冒滴漏，这些问题困扰着政府，更困扰着农民，困扰着农村发展。按照世界银行报告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的理解，这些问题都属于“治理”（GOVERNANCE）问题，特别是政府治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是一个改善治理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政治运作中的地方就显得特别重要。借用美国前众议院议长TipO’Neil的话说，就是“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AllPoliticsIsLocal”）。

现在，在农村问题研究中，治理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话题。其实在研究者的运用中，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很不一致的。本文在这里主要用世界银行专家所理解的“治理”（GOVERNANCE）概念。世界银行1992年年度报告的题目是治理与发展。世界银行的专家在工作中深刻地感受到治理对于发展的重要，特别是非洲发展中的治理问题。简单的道理在于，有了钱还有要好的“治理”，才能有理想的发展。在追求发展的时候，许多政府没法进行有效的治理，或者说存在着治理的危机，严重损害了发展。治理的问题包括了若干方面，如政府腐败，官员缺乏忠诚和民众的信任，公共服务领域的低效率，社会冲突缺乏有效管理等等。因此，要发展必须要治理，发展的过程也必然是治理的过程。在农村工作中，基层干部对于“治理”的一般理解，主要是基于农村社会经济有诸多“乱象”，需要整治、管理、解决。如在许多年前，许多基层政府设立了“综合治理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通常和“治安联防队”一起办公，有时候也以“计划生育工作队”的面目出现。这里的治理主要是加强管制、严厉整顿的意思。我们在这里采用新的理解：

“治理”根本上不同于“统治”，“统治”必须要向“治理”过渡。在统治过渡为治理的情况下，承担维持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发展的，将是多种主体，既有政府组织，也有非政府组织，有盈利组织，也有非盈利组织，既有个人，也有利益集团，既有政府动员，也有社会运动等。在这样的治理体系中，多种主体相互依存，通过“参与”，“谈判”和“协调”等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实现一种良好和谐的秩序。今天的中国农村，特别需要这样一种“治理”理念来指导农村工作。进一步说，农村发展需要治理范式的转换。

二．改善治理的关键是革除政府积弊

就中国农村而言，虽然改善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但是，治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系统。因此，我们讨论治理必须先聚焦于政府治理。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就卓著，在此过程中，政府体系的革新也相当可观，首先必须充分肯定。本文认为，这种肯定大致可以集中在两方面：第一，中国的发展是政府主导型的，因此发展的成绩里政府自然功不可没；第二，在中国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自身也在变革前进，正在从旧的管制型政府体制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如减少审批、增加透明、精简人员等，有若干不俗的表现。但也必须承认，政府的改革已经明显地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进程。本文认为，政府改革滞后主要表现为政府的治理能力下降。治理能力下降的主要表现有：政治信任弱，政府效率低，公共服务短缺，问责系统短路，社会紧张加剧。农村治理危机的主要矛盾是，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匮乏的矛盾。公共服务匮乏的原因，有政府财力不够问题，但主要是政府治理问题。

本文认为，在农村工作中，政府治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从日常运行看，基层政府自身定位不准。突出问题是做的事情过多，特别是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做了很多没有实际效果的事。政府花在“做秀”方面的功夫太大，成本太高。其实任何政府都需要“做秀”，问题是现在的基层做秀已经泛滥成灾。以上级领导下来“视察”“调查”为例，基层每每大动干戈，全面动员，精心包装，反复演练，甚至不惜偷梁换柱和瞒天过海，上演了很多出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闹剧。许多心思平常就花费在打造典型、包装经验上边，而对于那些为农民所需要，但是就政绩而言难以显山露水的事情，则很少兴趣。汇报工作的时候，往往强调开了多少次、发了多少个文件、成立了什么样的领导小组，应付的主要是“嘴皮上的活儿”““场面上的活儿”。与此同时，许多应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兴趣做，或者没有认真做。在公共服务领域，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到生产信息技术服务，从教育到卫生，农民的服务需求很广泛也很强烈，但是，基层干部的主要兴趣和精力很难集中到这些事情上。有些事情确实应该抓，但是，抓的办法不对，比如要求为农民做实事，建立工作责任制，这些事情本身是应该做的，但是，方法依然是行政命令，发文件，搞会议，搞了许多考核检查，大搞形式主义，往往把实事办成了虚事，把为农民服务搞成了给农民添乱。

其二，从上下关系来看，上级政府集权程度太高，权力和利益主要被上级操控，下级苦不堪言。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日常运行问题的直接动因，因为上级过于集权，在各个上边拿捏了下级的命运，所以下级主要上级而活，大量工作是做给上级看。总的来看，在市场经济迅速推进过程中，政府权力正在退出越来越多领域，社会本身的自主运行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就政府体系的权力运行本身看，上级集权程度太高。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比，这种上级集权越来越不适应；与改革中期比较，这种上级集权也在许多方面趋于强化。许多基层干部认为，现在上级政府集权比八十年代中后期还严重。集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在财政分配格局中，乡镇被县级拥挤压盘剥，县被地市挤压盘剥，基层政府承担了许多责任，没有相匹配的财政支持。上级政府手里集中了多过的项目资金，这些项目在安排上的随意性又很大，没有一个公开公正的程序，暗箱操作，幕后交易，用内部的话说，是“这些钱给谁都是给，就看谁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基层领导干部的很大精力是用在向上级领导部门跑关系上。（2）在政府权力配置方面，近些年来越来越多部门被垂直管理，作为基层政府的乡镇已经徒有其表，人员机构庞大但是行政能力羸弱，根本上不具备一级政府的管理职权。但是，在上级的行政压力下，许多事情还必须完成，又没有合法手段，那就只有作假或者硬来。（3）在人事管理方面，虽然近几年在某些地方有直接选举、公开选拔、全委会票决等改革措施出台，但是总体而言，干部任命的权力主要集中于主要领导个人。越来越多的下级政府领导是由上一级机构下派人员来充任，下级机关成为上级机构安排干部的出口。如县的党政领导越来越多来自地市机关，乡镇领导越来越多来自市县机关，县委书记的秘书可以直接派下来担任乡镇的主要领导。从实际效果来说，负面影响很大，一方面，上级派下来的干部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往往难以做好工作，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长期在乡镇直接做农村工作的干部是一个很大打击，压抑挫伤了当地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人们通常看到，就弄虚作假、贪污腐化、贪赃枉法的一般情况而言，基层干部似乎更放肆更裸，但是，调查发现，基层干部坚定地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上边。本文也认为，根本上是这种集权产生了形形的政府腐败，也导致了政府运行的低效率。

其三，从激励结构看，政府部门的自利性成为“诸恶之源”。这种以自利性为特征的激励结构，则可以解释严重的上级集权现象，即上级处于自利而集权。传统理论认为，政府作为阶级统治工具，本身没有自己的利益，但现实不是这样。我们只承认政府“不应该”有自己利益的话，但是，我们不能无视他们确实有自身利益。组织学领域的大量研究已经证明，科层组织的行为常常是非理性的。造成这种非理性的原因，一方面是组织本身有信息加工能力和组织结构的局限，另一方面因为

组织首先是一个政治联合体，其决策是各种利益力量相互冲突、相互妥协的解决，因此必然偏离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化目标。在政府运行体系中，我们发现，从上层政府部门就开始冲突，所谓“文件打架”，各有各的文件，到基层，则往往是对于上级文件各取所需地理解和执行，根据本部门利益的考量各行其“是”。政府内部约束软弱，外部约束又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许多农村“政策”被传导到部门以后，成了政府部门自己的“收获”，对于农民则可望而不可及。比如培训农民的专项投入被用于政府部门自己改善办公条件，扶持贫困农户的专项资金被发了干部工资，修路的款项被挪用了还欠下的招待费，等等，此类现象在农村可谓俯拾皆是。

其四，从政府和社会的互动过程来看，主要问题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社会力量过于弱小，两种力量失去了平衡。政府行为的诸多问题，当然与政府自身监督监察系统的软弱无力有关，或者说，这种监督检查系统的运作机制本身就不合理不科学。但是，如果放在大的社会环境来看，社会的“软弱”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借用公司治理的理念来说，社会是作为政府的“客户”，或者说是“消费者”，这个消费者群体的能力较弱，利益表达的机制不健全，就会导致政府比较多的恣意妄为，如同老百姓说的“店大欺客”。如果消费者的维权能力比较强，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力，厂商的服务意识会增强，服务能力也会提高。这就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在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基层政治的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双赢”机制已经有重要分析。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王旭日关于中国村民自治的研究发现，基层民主实践在一些成功的地区产生了国家和社会权力互强的效果，即它同时加强了村民的民主自治能力和国家在农村地区贯彻其政策的能力。这就表明，对于新的社会力量的授权并不必然削弱国家管理社会的能力，国家与社会并不总是处于零和搏弈的竞争之中。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教授Lilyl.Tsai关于中国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个道理。Lilyl.Tsai在中国几个地方的村庄实地调查，既有若干案例研究，也有一定规模的抽样调查，她发现，在各种村民自发组织比较有能力，并且这些自发组织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好的村庄，村委会、党支部等正式组织的问责性也明显增强。在积极互动过程中，彼此间的约束制衡机制自动生成，这两种组织对于村民都更加负责，村庄公共事务处理得更让村民满意。本人在给国际机构做农村发展项目顾问的时候，则受到过另外角度的启发。在一次项目评估考察中，一位世界银行官员闲聊工作体会，说：在中国做项目比较好做，因为中国政府比较强大，可以把一切搞定，很少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找麻烦”。在有的国家就不一样，项目刚开始可行性研究，就会有一些民间组织出来挑毛病，提要求，申诉到本国政府，甚至投诉到世界银行最高层；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这些组织经常来进入项目执行考察批评，很麻烦。我想，这件事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中国的民间的制约很软弱，政府有更多为所欲为的成分。民间力量弱，从提高政府的责任性和服务性的角度看，并不是好的事情。目前的社会管理体制，对于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力量的限制比较多，这些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制度空间狭小，其实不利于建立和谐社会。

对于农村发展来说，政府治理不善已经成为重要约束。如果政府创新不能有实质性突破，好政策和大投入将难以收到预期效果。如果没有好的政府治理改革配合，政治家的政治承诺和政策主张无论如何英明，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也可能被弊端深重的官僚机器所扭曲。

三．推进政府治理不能走老路

现在看来，乡村社会管理中的政府集权，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相应减退，相反，由于政府体制改革的迟滞，倒是有蔓延扩张的势头。基层政府的大量工作主要是在漫无边际地忽悠，一天到晚又是开会又是发文件，电视上报纸上忙得不亦乐乎，号召这个工作部署哪个工作，看上去是忙得不得了，重要得不得了。但是，如果仔细考察政府的这些所作所为，真正有效的并不多。整个政府系统的工作，其实有相当部分是“空转”，仅仅是赚了个茫茫碌碌、耗时费力。不仅如此，有些工作的效果甚至是南辕北辙，企图控制的东西反而蓬勃发展，企图发展的东西反而萎靡不振。改革前的“四清”“社教”、“普及大寨式大队”等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改革后农村的“村村上项目”、“普及小康村”、“普九达标”以及其他形形的升级达标运动，在动员方式和工作手法上，在政府运行的内在机制上，与旧体制没有什么根本改变。可以说，现在的政府运作与计划经济时代，确有异曲而同工之妙。这就是通常所说政府改革停滞后。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这套办法是越来越难以奏效。农民不听招呼了，干部也不当真事了。在许多情况下，那些隆重严肃的活动变得轻佻，那些言之谆谆的训导变得滑稽，逢场作戏已经成为若干活动的基本色调。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政府运行方式的危机，是政府本身过度集权的危机。但是，这并不是农村发展本身的危机。经济自由条件下的村庄一片勃勃生机，农民在孜孜不倦地创业，只是老式的政府运作越来越不灵光了。问题在于，如果政府运行如果不改革，不仅达不到政治家的执政目标，而且将进一步损害农村的发展。所以，现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建设新农村运动，应该包含政府运行的变革，新农村建设不应该是村庄“建设”过程，也应该是一个政府学会怎样用新的理念和手法“治理”农村的过程。

怎样推进政府治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考察目前一些地方的做法，旧的集权式思维依然很强势。这种思维的主要特征是，试图用强化集权的方式，来革除解决集权造成的弊端。具体来说，就是试图用政府管得更多的办法，来解决政府管得过多造成的问题；用上级集中更多权力的办法，来解决上级集权过多造成的问题。在若干的工作中，一说到解决某些问题，就想到了加强政府领导，就想到了扩充政府机构，增加专门人力，就想到了怎样增加政府部门权力。这样，权力就继续向上级集中，继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在当前农村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这种集权思路很容易得到支持。如乡镇改革，因为需要精简干部，就进一步削减乡镇政府职权，有的地方连计划生育部门、司法所、结婚登记搞按照条条管理，乡镇本身的行政权力越来越空虚，但是规模依然庞大，越来越不象一级政府；税费改革以后，不少乡镇更依靠上级转移支付，有的地方就直接实行乡镇财政由县级来管理，乡里连可怜的一点财政自也没有了。姑且不说乡镇政府是否已经撤消的问题，用政府权力配置的现实看，其实乡镇政府已经基本上被撤消了，问题恰恰出在“政府”实质已经虚幻，但是庞大的“官员”队伍依旧存在。

推进政府治理需要“有破有立”。在政府系统内部，要破解上级集权过多，在政府系统外部，要破解政府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过多。“破”有两种逻辑，一种是政府自己顺应潮流，

主动改革，一种是时势演变，在社会变迁推动下集权逐步消解。中国改革中的政府放权过程，往往不是政府部门觉悟提高而主动放权，而是情况的变化已经无能为力，不得不放。对于农村发展来说，破解乡村社会的行政管制过多，

虽然需要与整个政府体系革新相呼应，但是若干方面可以在基层率先有所作为。就目前的基层组织建设来说，有两个问题首先要调整思路。

第一，谁来管理乡村事务？农村社区管理主要是社区自身的事情，政府没有必要采用大一统的行政控制。我们的研究发现，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呈现反方向的运行逻辑：一方面，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正在生成发展，农民的自治冲动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乡镇对于村庄的控制性运作并没有相应消解，某些环节比的行政控制还强劲。在村庄活动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自主化的同时，村庄内部的公共权力组织却被政府更多地作为科层制组织来管理了。形式上，乡镇对于村庄的控制日益强化，实际上，基层政府与村庄社会不断脱节。在行政控制和物质激励下，有些村庄干部还在围绕乡镇政府指令转，但是，更多的村庄干部则不然，村庄里的农民则更不然。在上级看来那些娓娓动听的工作，其实仅仅是基层政府“自己陪着自己玩”，与农民无涉。从上层听汇报，基层对于各种部署号召可以说是闻风而动，亦步亦趋，但事实上是貌合神离，渐行渐远。从政府的角度说，许多工作变成自说自话，对于乡村社会失去实际影响力，不能说是好事；从农民角度说，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干预逐渐式微，社会正在自主运行，不能说是坏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农村工作应该首先考虑如何顺势而为，理清两者的关系边界，让农民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真正主体。现在的问题是，拟潮流而动的政府行为还有很多。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大规模地派遣政府人员到农村，有的甚至直接取代了当地干部，有各种名目的“宣讲团”、“工作组”、“小分队”等等。这些干部有的来自县乡，有的来自市省。一些地方正在作为经验推广，不断地大规模地下派，一次派出上千上万名机构干部包村驻点。从政府系统自身的总结来看，这个办法很成功。但是，从基层反应看，实际效果并不好。他们认为，这些来自上层机关的干部下到乡村，除了少量有钱有权的部门带来一定的项目或资金以外，大多数可以说百无一用，既帮不了农民的忙，也帮不了乡镇政府的忙，相反，基层干部还得小心翼翼地侍侯着，总结的时候还得向上汇报说这些干部解决了很多农村问题，工作很有成效。有的乡镇领导人不客气地说：“如果上边有钱有项目，可以直接给我们，派下这么多老爷来净是添乱。”

如果政府希望有更多的外部精英进入乡村，也许采取倡导志愿者的办法会更好。政府不必直接组织，可以支持资助一些志愿者下乡，或者通过直接支持社区，让社区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志愿者加入到本社区的公共事务中来。

第二，谁来养活乡村管理者？虽然村干部的基本身份是村民，但是，在改革以来的农村工作中，基层政府对于他们的激励安排，基本上采取了政府内部的管理办法，或者说是把他们作为政府官员来管理了。乡镇普遍对村干部实行目标责任制考核，村级干部的工资标准，由乡镇政府核定。我们的调查发现，与前几年相比，目标责任制的工作内容越来越多，而且指标越来越细，激励手段中依靠物质奖励的比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普遍反映这套办法越来越不管用。取消农业税以后，许多地方依靠转移支付维持基层组织，村干部的工资补贴不仅有政府确定，而且由政府直接支付。从供养的角度看，村级干部已经完全成为“政府的雇员”。从干部本人来说，能拿政府的薪水当然求之不得，但是，从乡村治理大局来看，起码有三个问题：第一，政府是否有必要直接养活这个庞大的村庄干部群体；第二，政府是否养得起这些庞大的村庄干部群体；第三，即便养得起，或者在部分地方养得起，如果养下去的话，这些干部会成为真正为村民着想、为村民服务的人群吗？显然，政府“包养”村干部的做法是有问题的。最大的可能是，这样包养下去，也许将包养出一个脱离村民和乡村社会的“特殊的民间官僚集团”。在政府看来，这些是为农民做事的人，在农民看来，则是为政府做事的人，而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政府的事情和农民的事情都不做，因为政府和农民都管理不了他们。现在，这种包养思路的弊端不仅没有被认识到，相反，在有的地方却越走越远。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地方以乡镇政府挪用挤占为理由，把村干部报酬集中到县里发，直接由县委组织部管理控制，由县里每月往村支部书记、村主任两个人的存折上划款。对于这些村干部来说，村民直接了解他们，乡镇大致了解他们，但是，对于他们却无从激励；县里对于他们一无所知，却在掌管他们的补贴工资。其实，放在全国几万个乡镇、几十万个村庄的具体条件下，村干部拿不拿报酬，都可以灵活处理分散解决。如果村干部应该拿，那么拿多少，或者那个人拿，哪个人不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拿，都可以结合本村本人情况，由社区或者基层政府具体处理。现在由上级“集中支付”，看上去是统一了行动，其实是制造了矛盾。在“集中支付”的管理下，一些不做事情的村干部照常拿报酬，但是村民没有任何办法，甚至乡镇也没有办法；一些不在工资册上的村干部热心为村里做事情，却得不到任何报酬。从根本上说，自治基础上的社区工作者是不应该拿工资的，或者应该完全由社区组织内部决定。一个村的干部拿不拿工资，应该根据村里的情况，由村民来决定。根据我在北方一些地方的调查，民国时期农村实行保甲制度，通常情况下保长是没有报酬的，甲长更没有报酬，有的人就因为当保长耽误了自己种地，被迫卖地或者请辞。应该让村民和村庄自己来解决村庄干部的报酬问题，这不仅是基层自治的内在要义，也是解决农村若干矛盾冲突的可行思路。

四．建设新农村需要多中心治理

在经济制度上，应该说中国农村已经走上了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之路，但是，在社会管理上，采用什么样的范式，走什么样的道路，似乎并不清晰。村民自治在理论上所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村庄内部关系，而政府体系的运作如何对接，还在摸索讨论之中。因此，需要用新的治理范式来理顺农村内外诸多方面的关系，这就是多中心治理。在这样的治理原则下，治理活动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而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主要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来管理公共事务。在这个过程中，权力的中心是多元的，分层次的，多种类型、不同层面的社会力量在协同合作基础上实现共治。政府领导农村的方略应该更改，应该顺应时势变化，走多中心治理的道路。

多中心治理的基本点，是改变政府对于乡村社会的行政性管理和控制，让乡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在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秩序维系、冲突矛盾化解等多种领域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样以来，既降低政府直接控制乡村导致的成本，减少政府管不胜管所带来的失败，也使得乡村社会内部充满了活力。这种新的治理范式，基本目标是让乡村问题尽可能地内部化和社会化。这里的“乡村问题内部化”是指，让基层化解自己衍生出的问题，乡村社会的问题尽量在乡村内部解决，而不是一有问题就首先成为政府直接面对的问题。这里的“乡村问题社会化”是指，让农民的问题尽量不要成为政治性问题，而是要尽可能地多地把这些问题社会化，成为社会性问题。

现在的突出现象是，当农民遇到问题的是，首先是通过向政府施加政治压力的方式解决，如出个交通事故、遇到伪劣化肥、劳资纠纷问题之类的事情，采取的反应是到政府上访、示威、冲击政府机关等，普通的社会生活冲突一开始成了政治性事件。并不是说农民采取这些办法不对，这是农民在体制面前的一个必然的反应。因为政府把社会生活控制如此严密，客观上是在诱导暗示农民有问题的时候只能针对政府，采取政治化的解决方式。事实上，不论对于农民来说还是政府来说，都有更好的解决途径和解决办法，那就是尽可能地通过市场经济的规则途径，或者通过社会组织的互动，或者通过利益团体的协商，总之是通过正常的社会性渠道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施加政治压力的方式来解决。现在的政府运行方式，其实是将许多问题政治化了。让农村问题市场化，让农民问题社会化，减少普通问题被政治化的过程，这是改善乡村治理的着力点。

走向多中心治理格局，实现乡村问题的非政治化，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本文认为，从当前农村工作的具体情况，应该在以下方面有所建树。这也就是所谓乡村治理要“有破有立”的“立”。

第一，在理念上，把“没有政府的乡村治理”作为探索方向。在治理理论中，“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WITHOUTGOVERNMENT）是一个重要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内容并不是说不要政府，而是说在治理过程中，许多领域可以没有政府直接操办控制。这个理念与欧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经验可以共通。在新公共管理看来，并不是所有公共品都要政府来当供给主体，诸多公共品可以有非政府组织甚至私营部门来提供，或者，在公共物品的提供过程中，起码可以让非政府部门和政府部门展开竞争，既提高公共物品的质量，也提高政府的问责性和工作效率，比如在教育、卫生、环境建设等领域，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就非常突出。在新农村建设中，有许多事情，是可以充分调动民间力量的，而不必什么事情都有政府来操办。民间组织出面，让农民自己操办，成本低而且效率高。如果

“没有政府的治理”可以作为乡村治理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那么，在现在的农村工作中，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对于农村的直接操控，避免动辄政府就发动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寄希望于依靠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让农村在俯仰之间面貌巨变。

第二，在基层组织建设中，不追求“组织的健全”。现在的农村工作中，建立健全基层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占去基层政府很多精力。一个村子必须有“两委”，“两委”必得有规定数量的成员；两委之下，得有若干专门委员会，若干群众组织，这些组织还要有若干成员。在各项工作的考核中，建立健全组织成为首当其冲的项目。其实，在一个村庄的公共活动中，如果真正能发挥作用，也就是一两个人。或者说，如果真正有那么一两个人在为村子里的事情奔忙，这个村子的事务基本上就可以“搞定”。村庄里的办事机构，大可不必追求所谓“组织健全”。能健全固然好，不健全也无不可，关键是有人办事，并且能秉公办事。现在的问题是，追求“健全”本身成为重要工作，但是“健全”之后也是形同虚设。在不少地方，这个健全的组织基本上是摆设。为了这个“健全”的摆设，需要花费很多成本，要一本正经地几“推”几“选”，要有模有样地学习培训，要开一些莫名其妙的会议，要发报酬补贴，要诸多统计报表，要逐级工作汇报，凭空多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按部就班地搞下来，村里很烦，乡镇也很烦。问题还在于，健全了以后往往有负作用，如不健全的时候不扯皮，健全以后增加了扯皮。本文认为，在农村工作中，不妨尝试松散的组织形式，有组织可以，没有组织也可以，只要有人张罗村庄里的事情就可以。政府的作用，主要依据法律监视乡村社会运行，按照法律规制乡村公共活动。

第三，让村庄选举变成“村民自己的游戏”。现在，组织村级组织的换届选举，成为基层政府工作的重要负担。选举本身已经复杂艰难，更难的是上级党委政府还提出种种“高难”要求，如经常见到的“双保”（保证选举按程序进行，也保证上级内定的候选人当选），还有的提出“一肩挑必须百分之八十”。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上级要求，更加重了选举的难度。在这样的指挥下，一些本来按正常程序可以顺利完成的选举，反而选举不成功了。正是这样的政府领导方式，造就了若干没有组织的村子。其实，个别村子没有健全的班子，或者若干村子的村主任不是党员，都不是什么大不了事情。现在基层工作中的许多麻烦，其实是政府自己造成的。如果放手让农民自己选，选上谁算谁，选上以后不满意，那就由农民自己再选下去或者罢免。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政府只要监督把握住选举的游戏规则，让农民尽情地在这个规则里“游戏”，出了问题，让农民自己按规则处理。当选举真正变成村庄自己内部村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村庄内部治理的诸多麻烦对于政府对来说就不复存在了。或者，让这些政府的麻烦变成农民自己的麻烦，由农民自己来处理。

第四，让民间力量策应“中南海的政令”。“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已经成为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的感慨和无奈。其实，在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之间都有同样的问题，省里的指令市里不听，县里的指令乡镇也不听。不仅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有不通的问题，即便在同一层级政府内部，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也存在政令不通的问题。我们在调查中，经常听到地方官员的此类抱怨，如：县长好不容易招引来外商，被县里几个部门的乱收费滥罚款整跑了；山区遭受了旱灾，农民进城做小生意的增多，县长要求有关部门关照，但是，罚款收费依然变本加厉。这样的事事例在地方随处可见，让那些看上去前呼后拥、威风八面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叫苦不迭。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思路。一种是强化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检查，如政府系统增加了纠风办、督察室等诸如此类的机构。政府有了机构，便要扩招人员，添置设备，甚至购买汽车。这个机构要抓工作，于是开会发文件，下去检查，上去汇报，从此政府运转的大机器又有了一套新系统。这是我们多少年来习惯的思维和做法。但是还有一种思路，其实是更可以做的，就是强化民间监督，特别是让非政府组织起来监督政府的行为。民间力量是广泛而有作用的力量，也不需要政府化钱来供养。政令悬空不落实，农民期盼而不可得，是因为民间力量的呼应不够有力。如果乡村民间力量比较强势，积极主动地与政府体系互动，就会真正成为政策的监督执行者。让千千万万的政策收益者成为政策执行的积极监督者，政令就变得比较容易落实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制度空间不够，表达渠道不通畅。因此，应该进一步放活民间组织发育发展的制度空间，让这些组织尽快成长，使得这些组织在建立良好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XueguangZhou:UnorganizedInterestsandCollectiveactioninCommunistChina,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ume58,Issue1,Feb,1993ElizabethJ.Perry:TrendsintheStudyofChinese

Politics:State-SocietyRelations,TheChinaQuarterly,No.139,Sep,1994

LilyL.Tsai:TheStruggleforVillagePublicGoodsProvision:InformalInstitutionsandAccountabilityinRuralChina。PaperattheConferenceonGrassrootsPoliticalReforminChina,

2004，October29-31,Harvard

三农发展论文篇4

H粮食产业化联合体由H种业公司牵头组建，2012年7月成立，9月纳人首批试点之一。发展到今天，已吸纳13家专业合作社，27家家庭农场、6家种植大户，拥有各类农机装备230台(套)，流转土地面积1. 6万亩，托管土地面积生万亩，小麦良种繁育面积生万亩。2015年，联合体经营的1. 6万亩小麦亩产达到575公斤、玉米亩产达到600. 5公斤，亩均年总利润1701元、净利润621元，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此外，还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面积3万亩，辐射带动农户650。户，亩均增收230元。

联合体龙头—H种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年12月，注册资本518万元，现有员工50人，主要经营农作物种子(选育、生产、销售)、农药、饲料、微肥、皮棉、化肥、农副产品购销等，其前身是由本地种苗公司改制而来。

联合体纽带—农民合作社主要有H种业公司牵头成立的H农机、H种植植保合作社，吸纳加人的n农机、K农机、R水利等11家专业合作社，为联合体成员提供技术指导和全程生产服务，也为周边农户提供农业生产服务。

联合体基础—27家家庭农场、6家种植大户，通过土地流转面积大的达到230。亩，面积小的200亩左右。家庭农场普遍采用了统一的绿色增产模式，经营效益显著好于普通农户。如Y家庭农场，规模经营760亩，主要从事小麦良种繁育和高产玉米种植，拥有职工36人(固定生人、季节32人)，年产值180万元，年收人20多万元。目前，Y家庭农场拥有固定资产90万元，仓储库房60。立方米，机械设备库房20。平米，晒场20。平米，联合收割机2台、大型拖拉机生台、小型农机具12套。

H联合体主动应用先进技术，加强物质装备，改善基础设施。现有办公和库棚面积2212平方米，水泥晒场10。()()多平米，库容1万吨的种子成品库，占地125。平方米的农机维修车间，日烘干能力100万斤的烘干设备，200。平方米鲜食玉米低温库，小麦田间“四情”监测系统和水肥一体化系统。在科技创新和应用方面，与科研单位合作建立鲜食玉米育种基地、大豆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应用示范基地，合作建立玉米教学试验基地、建设2000亩农业灌溉示范田，还计划引进玉米秸秆青储饲料项目、高效鲜食玉米种植加工项目等。

二、案例剖析

根据前述理论阐释，联合体经营模式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在于，构建了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契约安排，降低了交易成本，达成了理性集体行动，诱致了新型农村经营体系的形成。

(一)通过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完善的契约网，降低交易成本

在联合体内部，通过交易联结、要素联结和互助联结等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约网，将不同经营主体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了战略联盟或伙伴关系。首先是交易联结。联合体各方签订了生产服务合同、协议，确立了农产品、生产资料和相关服务的买卖关系，形成了三方共赢的交易联结。其次是要素联结。通过资产、资金、技术、品牌等生产要素的相互融合，形成利益联结机制。如H种业公司为家庭农场提供生产资料时，先行垫付资金，收购农产品时再行扣除，解决了家庭农场的资金难题;为家庭农场提供贷款担保，用流转土地经营权及待收获粮食提供反担保，破解农户贷款难、风险高的问题。第三，互助联结。除垫付资金、提供担保外，龙头企业还通过加价收购、免费晾晒和技术服务等，与家庭农场建立互信关系。这三种联结方式，通过合同、协议建立了清晰的市场交易关系，通过要素融合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互助互信减少了交易中的不确定性。

(二)通过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互惠共赢

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独立经营时都不能有效应对农业的自然、市场和技术风险。农业企业面临原材料供应渠道不稳、质量控制难题;农民合作社面对分散经营的农户时，缺乏稳定、规模化的服务对象;家庭农场存在技术、资金、市场、服务等的制约。但三类经营主体也有各自的优势，如龙头企业的产业链要素组织能力和市场整合能力较强，适合发挥引领作用;农民合作社组织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性服务具有优势，可以发挥“纽带”作用;家庭农场在种养环节具有优势，可以通过精细管理实现农业生产节本增效。因而，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多元利益联结方式进行整合，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就可以挖掘产业链的潜在增值空间，实现合作共赢。如在H联合体内，龙头企业承担农产品经营销售、制定生产规划和标准，以优惠价格采购农资，以高于市场价格回收农产品;农民合作社向家庭农场提供技术和作业服务，有了稳定的服务面积和集中连片作业环境，提升了作业效率，同时也在组织农资配送、产品回收中获得相应收人;家庭农场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和优惠价格，可以专注于新品种、新技术应用，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农业收人。这样通过各方主体取长补短、分工合作，解决了单独经营时存在的难题，形成了相互依赖又各自独立的盈利模式。

(三)通过风险防范和内部约束，增强彼此信任和依赖感，达成集体理性行动

通过利益联结和分工协作，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达成合作互惠关系。但还必须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联合体通过建立风险防范和内部约束机制，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如以家庭农场为核心，实行“成本+微利”的兜底价收购机制和二次利润分成机制，保证按要求生产的家庭农场既不因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而损失过重，也不因市场行情变化而丧失获利机会。联合体实行“统一品种、统一供应农资、统一技术标准、统一产品认证、统一技术服务、统一销售”，能对家庭农场生产过程有全面了解，便于指导和监督，也有利于成本核算，确定产品标准和收购价格。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内部约束机制，即对不按标准生产的不合格农产品，龙头企业有权拒绝按约定价收购，由家庭农场自行处理。不符合标准的生产行为包括使用劣质化肥、农药，节省田间管理、不服从统一操作等。联合体内的家庭农场也享有经营自主权，可以自主决定将农产品卖给谁，自主选择化肥、农药，自主决定田间管理，但销售给联合体的产品必须符合质量标准。风险防范和内部约束机制起到了双向选择作用，对参与主体的信用素质进行筛选，减少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重复博弈中建立了互信关系，形成了融合发展的向心力、凝聚力。联合体可以看成是一种相容性集团，合作共赢、集体理性是内生选择。

三农发展论文篇5

一、当前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支农合作的主要形式

（一）金融机构直接承担部分财政支农职能。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财政、金融职能相互交织，财政支配金融，金融充当“第二财政”，扮演着财政的出纳角色。近年来，随着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基本构建起了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部分商业银行承担的财政性职能相应移交给了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演变成沟通财政与金融支农合作的主要桥梁。以广饶县为例，该县1994年设立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除保留小额农户贷款、扶贫开发贷款等政策性业务，原承担的粮棉油贷款购销等政策性贷款业务均划转至农发行。支农再贷款？

（二）财政部门透过对相关“三农”经济主体的贷款贴息。为促进“三农”经济发展，增强农业龙头企业的幅射带动能力，财政部门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小额扶贫贷款等提供了部分利息补贴，以减轻农业企业财务负担，促进了金融部门对农业贷款投放的刺激性。据调查，2000年以来，东营市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贴息。2003年，广饶县委、县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县财政每年拿出30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用于支持重点龙头企业。

（三）财政部门出台鼓励金融支农有关优惠政策。为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财政部门对农村信用社直接给予财政资助，出台了减免三年营业税、所得税减半征收、承诺分红补贴等优惠政策。据调查，东营市政府为促进县区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工作的顺利开展，对利津、垦利两县农村信用社的股东承诺，如信用社2年内达不到分红比例，市财政将予股东补贴；并在政府权限范围内，尽量减免农村信用社在抵债资产接收和处置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税费。全市涉农资金和业务全部交由农村信用社办理，所有农口部门在农村信用社开设基本账户，各级预算外资金按一定比例存放农村信用社，乡镇的国库、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和各种行政收费由农村信用社，县、乡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由农村信用社，县级财政集中支付中心设在农村信用社。研究制定了做好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清收盘活工作的具体意见。对过去行政干预的贷款和协调农村信用社购买的企业债券、各级各部门在农村信用社的行政性贷款，由县、乡政府负责限期收回；对公职人员的贷款，采取纪律和行政的手段收回；采取以优质资产置换、整体“打包”等多种方式，帮助清收不良贷款。

（四）人民银行助推，政府部门主导，积极优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2005年初，周小川行长多次在重要场合论述金融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和关注。面对金融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各级人民银行积极向地方政府汇报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大意义，取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据调查，2005年，广饶县委、县政府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由分管县任组长的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领导小组，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县委、县政府的考核，加大了督查力度。开展了“金融生态示范县”创建活动，出台了《创建“金融生态示范县”建设的实施意见》，研究设计了“建设金融生态示范县”的具体指标体系，制定了《“金融生态示范县”评价标准》，形成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规范化机制。截至2005年底，全县已命名“文明信用乡镇”21个，“文明信用村”684个，“文明信用企业”61个，“文明信用户”9.9户，“文明信用工商户”2333个，2006年力争全市60%以上的村镇、农户达到文明信用标准。

二、当前合作方式中的不足

2003年以来，广饶县向“三农”累计投入财政资金69亿元，投入信贷资金85亿元。财政投入和信贷投入的不断扩大，有力的促进了该县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增强了农民收入。目前广饶县已形成以凯银集团、驰中集团、华誉集团为首的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收入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据统计，2005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4820元，同比增长14.7%。2001年-2005年，广饶县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0.1%。收入结构中，纯粹来自农林牧渔的增幅仅为5.93%，非农产业纯收入增幅高达92.45%。

（一）财政金融支持重点“不到位”与“越位”并存。近年来，为发展农村经济，地方财政不断扩大了支农资金投入，市本级财政支农支出以20%的速度递增。据调查，近四年来，我市投向“三农”的资金达50.7亿元，2003年市级财政用于扶持“三农”的资金3.8亿元，2004年达到了4.6亿元，分别占这两个年度市级财政支出的28.4％和29.6％。但是，地方财政支出在制度安排上一直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改变，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应由财政供给经费的公共产品，财政投入的力度不足。主要表现在对农村的基础设施、供水设施及环境治理等社会公益性的投入相对较少。调查中，我们设计的“当前财政和金融对当地经济的支持哪个更大一些”中，有7/8回答金融支持力度更大。

（二）支农项目管理部门庞杂，投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由于各部门职责定位不清，没能有效地建立起责、权、利相匹配的财政支农激励和约束机制。既有争项目、争资金形成的投资越位现象，也存在互相推诿导致的投资额缺位现象。因此，项目和资金多头管理，留下不少弊端:一方面，由于支农项目涉及的部门众多，部分项目交叉，有些地方出现同一类型支农项目存在多个部门重复立项、实施的情况。

（三）财权与事权分离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得乡镇、村委成为财务空壳，不能成为有效承贷载体。城乡财税体制改革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但另一方面，资金链条长，管理困难。目前财政支农资金管理采取的是分级配套、层层下达、项目单位具体实施的做法，有些专项资金从上级财政下拨到实际使用，经过多个环节。资金在途时间长，影响了资金的及时到位，又增加了资金管理成本。一个项目，分级配套，每个级次都要考察论证，都要进行检查验收，需要大量的管理费用。县级财政配套能力弱。停收乡村公益事业金，使农民人均每年减少税赋100多元。2004年降低农业税率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减负58元，今年全部取消农业税及附加，由此所减少的乡镇及村级收入全部由市财政转移支付。

四）财政补贴在流通领域消耗太多，轻生产领域。农发行贷款目前还仅局限在粮棉流通领域，虽然对解决农民“卖粮难”、“卖棉难”问题，稳定粮棉价格，保护农民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国家的补贴基本在流通领域消耗，因此农民直接受益有限。

（五）政策性与商业性关系模糊。政策性与商业性并存是当前信用社经营中的基本格局，也是改革的基本矛盾。信用社肩负金融支持“三农”的职责，这具有强烈的政策性。另一方面，信用社又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商业企业。并且，随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展，商业性业务的比重日益上升。由于当前信用社存在强烈的政策性，以至于它还不可能摆脱行政桎梏而真正成为产权清晰、政企分开、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金融企业。

（六）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供给范围“越位”与“缺位”并存。财政支农管理的领域和事务不能随农村城市化的加快而及时调整，造成很多部门和单位仍在占用财政支农资金，而应由财政资金供给的领域和事务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主要表现在：第一，随着广饶县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三产”的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县级农业服务机构仍然过多，职能没有进行较大调整，是财政资金供给范围过宽的主要原因。如：农口设有畜牧、农业、水产、农机等几个服务中心，各中心仍然是全套配置，各中心资源分散，不能整合，存在浪费现象。如：2002年财政安排几个中心事业发展经费各100万元，从财政检查的情况看，各中心事业发展的效果不明显。

三、政策建议

一方面，贫困地区公共财政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无法建立；另一方面，将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支农的工具，进一步扭曲了农村的金融体制。分析表明，只有让公共财政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制。（谢平，公共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村金融改革）

第一，健全农村公共财政体系。一是通过农村公共财政直接投资以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提高农村的技术水平和对一些经济行为给予补助。二是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变目前我国长期存在的只有城市干部职工才能享受社会保障的状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包括居民生活补助和救助、基础的生产生活设施和文化教育支出，还包括对农户个体生产及合作组织的补助。

三农发展论文篇6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发生巨大变化。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发生着变化。一般认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可以用城镇居民家庭生活费加上各种非货币收入表示，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可以用家庭人均纯收入来代替。虽然这两个指标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能大致反映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趋势。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体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改革初期有所缩小，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呈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1978年为2.36，1985年则下降到1.37，1987年扩大到2.07，1995年扩大到2.46。到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达到3.33。通过这些数据明显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日益突出，需要经济界同仁共同努力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逐步探索的过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就表现为逐渐变化的过程。同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又是分阶段实施的过程，每个阶段改革重点和难点都不同。所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会呈现一定阶段的波动。

2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演变

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任务，或为引导和调节经济活动，所规定的在经济生活上的行动准则和措施。在阶级社会里，经济政策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制定的。

(1)第一阶段：1978年-1984年农村经济改革破冰阶段。党中央在这一阶段农村政策主要倾向于让农民获得自主和实惠。在此期间党制定的两项政策使得农民收入实现飞速增长：首先，确立家庭联产承包制；再次，农产品收购价格有了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高速增长是本阶段最突出的特点，农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1984年的355.3元。从此农民的货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有所增加，从1978年的41.9％，增加到了1984年的58.1％。

(2)第二阶段：1985年-1990年农村经济改革的开展阶段。农村政策市场化成为这一阶段政策的主要特点。本阶段实施农村政策主要有：放开农产品市场，取消粮食统购政策，并在此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实行农产品市场调节机制，并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扶持、引导乡镇企业的发展。在这个阶段，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较大。从1985年的397.5元增长到1990年的686，31元，扣除物价影响，年均递增率为2，97％。农民货币收入的增长速度波动较大。1988增长率为24.9％，1989年反而下降为10，8％，1990年则下降为3.3％。

(3)第三阶段：1991年-2000年农村改革的深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推动农村改革全面深化，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首先，1991年-1996年农民收入开始回升。此期间主要得益于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充分调动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种粮农民的收入。再者，农民从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中得到的收入明显增加。其次，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又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在农村中实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虽然农民收入还在继续增长，但增幅逐渐放缓并且出现连续4年下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

(4)第四阶段：2001年-2007年农村经济综合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这一时期农村改革的中心。围绕“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推进税费改革试点，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力度。“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目标。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至此。农民收入增长一直处于增长的状态。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随着进城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也不断增长。

3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建议

3.1大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依靠科技进步，优化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立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政府应向农民提供市场需求信息与动态；加强生产经营指导，通过召开产品会、展示会等形式打开产品销路，扩大市场容量，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型龙头企业以带动结构调整。

3.2强化调整乡镇企业发展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充分，是收入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制定和完善激励政策，充分调动各方面发展乡镇企业的积极性，政策才是乡镇企业发展的生命线，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确保乡镇企业健康发展建立健全服务体系，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充分发挥乡镇企业在提高农民收入中的领头羊的作用。

3.3普及社会保障制度

三农发展论文篇7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农业银行“面向‘三农’、商业运作、整体改制、择机上市”的股份制改革总原则。在全行新的市场定位下，江西分行迫切需要对今后的发展战略进行重新思考和明确，尤其是如何处理好面向“三农”与商业运作的关系、如何实现城市业务与县域业务的联动效应等。本文结合江西分行实际，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今后一段时期发展战略、市场定位和具体措施的设想。

一、江西农行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转型的主要任务

根据面向“三农”、商业运作的要求，今后几年江西农行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施股份制改革为动力，紧紧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坚持加快有效发展不动摇；明确和细化市场定位，立足县域和“三农”，充分发挥县域商业金融主渠道作用，实现城乡联动；推进金融创新，构建灵活高效的双层经营体系，完善经营机制，优化业务结构；坚持商业运作原则，健全风险治理机制，实现可持续经营目标；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员工素质；全面提升我省农行综合竞争力，推动全行经营管理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江西农行主要面临以下几项战略转型任务：一是在发展战略方面，突出县域业务在总体发展战略框架中的重要地位，形成城乡两个业务领域相互促进、有机联结、协调发展的格局。

二是在组织体系方面，按照“流程银行”的理念调整组织架构，构建“一行两制、分账经营”的较为完整的城市业务和县域业务组织体系。三是在产品服务方面，针对城市和县域客户群体金融需求的差别，分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产品体系和服务体系。四是在制度建设方面，推动业务制度创新和流程再造，提升响应市场、响应客户的速度。五是在风险控制方面，构建较为完善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确保业务可持续发展。六是在内部机制方面，不断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优化资源配置。

二、江西农行业务发展的市场定位

在新形势下的市场定位要以农行股改的十六字方针作为总的原则，针对江西城市、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机遇，结合江西农行现有业务经营基础、在同业中的优势和不足，坚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细化市场，突出业务重点。

(一)区域定位

要在县域市场构建牢固的经营基础，并进一步做精做强城市业务，形成县域、城市两个市场联动发展的格局。根据江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特点，按产业链要求，服务产业关联的城乡市场和产业带布局的区域市场，并根据不同县情，明确各类县域业务发展的侧重点。从各县域看，重点拓展县城、主要集镇、工业园、农业科技园的业务。城市业务要以全省11个设区市为主战场，充分发挥农行联接城乡的网络优势，积极拓展各类优质法人、个人客户，大力提高城市业务竞争力。

坚持分类指导原则，根据各分支行的特色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城市行要紧紧抓住重点项目和重点业务，全面提升盈利能力，形成全行利润支撑点；经济强县行要加快资产业务发展，成为全行利润增长点；特色资源区域行要结合当地优势，打造特色支行和精品支行；贫困地区县支行要重点拓展负债业务和低风险业务，实现适当盈利和可持续发展。

(二)客户定位

根据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特点，分别确定江西农行在城市、县域两个市场的差异化客户定位。在县域市场，提升对各类中高端客户群体的服务层次，并引领一般农户实现金融服务需求升级。重点拓展以下法人客户：优质中小企业；农村城镇化建设项目法人或其他承贷主体；县乡两级事业单位；县域金融同业客户。重点拓展以下个人客户：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农村种养大户；相对富裕的新型农民，并采取适当的形式提高对一般农户的服务覆盖率。在城市市场，要避免与其他大型银行采取完全无差异的竞争策略，集中有限资源拓展我行具备一定基础和优势的客户。要积极拓展垄断性和系统性客户、竞争性行业及普通加工业中确具显著市场优势的企业、同业客户等优质法人客户群体，并大力营销和维护一批城市中高端个人客户群体。发挥农行联结城乡的网络优势，做好以下客户群体的金融服务：具有联接城乡特点的通讯、石化、烟草、邮政、电力等系统性客户的各级机构；实行垂直管理的事业单位；以城市为经营基地、以农村为生产基地、经营网络联结城乡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三)业务定位

在县域市场，重点加大对以下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基地建设、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各县优势资源开发、特色产业经济；对“三农”和县域经济具有显著带动作用的优势资源开发重点项目及配套设施建设；农村城镇化建设涉及的交通、电力、通讯、饮水、医疗、文化、房地产开发等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支柱产业和专业市场有机结合、具备一定规模档次和优势地位的县域及农村物流体系建设；面向“三农”、支农惠农，推出为农村一般种养殖户服务的惠农卡；商铺门面房抵押贷款、住房按揭贷款等低风险个人资产业务。同时，充分发挥县支行的人员、网点、网络优势，大力发展对县域各类法人和个人客户的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

在城市市场，实施一定程度的差异化竞争策略，重点拓展能发挥农行优势、具备较好市场基础的业务，主要是：与招商引资和工业园区建设相结合、承接沿海省份产业梯度转移和传统产业升级的优质企业，为其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零售银行业务；城市中小企业业务；能充分利用我行网络网点资源的代收代付、、资金归集、汇划清算等业务；目前已具备一定优势的银行卡、保险等中间业务。对其他优质高效的城市业务领域，也要积极参与竞争，不断提升份额。

三、对江西农行战略转型主要措施的设想

(一)构建“双层经营”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

第一，根据“一行两制”的原则，将全省农行划分为城市业务和县域业务两大体系，全省82个县域支行均纳入县域业务组织体系，各二级分行本部及所在城区支行则纳入城市业务组织体系，两大体系实行分账经营，采取不同的经营管理模式。两大体系在人员、机构、账务方面进行划分，建立相互独立的城市和县域业务统计、会计报表体系，分别单独反映城市和县域业务的经营成果，但两大体系在信贷、核算、网络、统计、风险监控、银行卡等方面仍共享全国、全省农行统一的平台。各县域支行是相对独立的核算单位和利润中心，独立反映经营成果，对其适当下放财务管理权限。条件成熟时，分别成立全省农行条线管理的城区和县域业务事业部，实行独立核算、双线经营。

第二，完善县域业务组织架构。一是设立省、市两级行县域业务部，实行准事业部制管理，专司县域业务的管理职能。二级分行县域业务部门实行省分行县域业务部和当地行双重管理。二是完善县域支行组织模式。县域支行领导职数、职能部门、网点等以等级行评价结果为依据进行配置。少数达到一定业务规模的县域支行可上收省分行直接管辖。三是完善和创新“三农”服务平台。部分大集镇网点授予小额个人贷款经办权和小企业贷后经营管理权，支行客户部门可视需要向大集镇网点派驻客户经理。在条件具备的县域由农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或向已设立的村镇银行参股，并通过其他方式加强与邮政储蓄、农村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机构的合作，延伸我行服务平台。第三，重组城市业务组织架构。加大省分行直接经营力度，将一批全省系统性、行业性客户，以及金融服务需求复杂、经营行独立营销难度大的重点客户纳入省分行直销范围或由省分行牵头营销，提升经营层次。强化二级分行前台部门配置和人员配备，积极推进前台部门准事业部制改革。

第四，健全城乡联动营销机制。充分发挥作为全国性大型银行在资金、网络、结算方面的优势，为跨越城乡的系统性、集团性客户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通过建立系统内联合贷款制度、行际间利益调整制度、代收费成本分摊制度等，整合城市行和县域行的营销资源，形成营销合力。健全和完善快捷、准确的市场信息传导机制，加强城市行和县域行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二)在加快发展中推进经营结构的调整优化

在加快有效发展的过程中，推进多元经营，优化业务结构，创新金融产品，推进业务增长方式由外延粗放型增长向内涵集约型增长转变。一是强化对大客户的营销，提升高价值客户比重。继续完善和更新营销项目库，择优锁定一批重点大客户，掌握基本情况，认真研究其金融服务需求，量身定制综合服务方案，建立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深度挖掘客户价值。加大对一批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营销力度，围绕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特点及其产业链的延伸，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二是推行零售业务战略，将个人业务发展摆上重要位置。积极发挥农行在同业中的网点、网络等优势，把江西分行打造成全省最大的零售银行。要大力拓展县域个贷市场，推出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种养大户贷款、出国务工务农贷款等品种，抢占个人生产经营贷款市场。要以卡为媒，积极为农村一般种养殖户提供存款、汇兑、信贷、理财等服务，扩大对农户的服务覆盖面。向城区和县域中高端个人客户推广个人可循环使用信用额度、个人综合消费贷款产品，积极营销住房按揭贷款等低风险个贷业务。三是积极拓展小企业业务，实施小企业优质客户建设工程。要建立适应中小企业特点的客户评价体系和准入标准，开发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针对中小企业财务信息不透明、不利于监测的特点，为中小企业就好的项目或产品办理封闭贷款业务，加快简式快速贷款、小企业自助循环贷款等产品的推广。四是适应银行收益多元化趋势，加快中间业务发展。重点发展高价值客户、高价值产品，进一步做大、做强银行卡、保险业务。要认清高端客户对中间业务产品需求的变化趋势，拓展现金管理、咨询顾问、证券承销、理财等新兴中间业务。五是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加大产品开发推广力度。有效整合客户、产品、科技等部门的产品研发力量，形成一套科学、高效的产品研发体系，开发一些具有本省特色的新产品。深入研究县域金融新需求，对现有产品进行重新组合和创新，创设县域业务“金田园”系列产品品牌，满足“三农”客户各层次的多元化金融需求。

(三)推动制度创新和流程再造

一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重建信贷制度体系。要重点改进“三农”和县域信贷业务相关制度。在准入和评级方面，针对县域小企业客户制订专门的评级办法；下调县域部分信贷产品的准入门槛；放宽县域个人经营性客户准入范围，简化不必要的材料要求。在授信管理方面，要结合客户有效资产情况和经营特点，采取更为科学、简捷、可行的办法核定授信额度，适当放宽授信有效期。在转授权方面，以“法人业务集中决策、个人业务分散审批；授信审批权限上收、单笔信用权限下放”为原则，完善对县级支行的信贷授权。在贷款担保方面，积极创新工作思路，采用股东个人资产抵押、企业产权质押、林产权抵押、多户联保、用益物权质押、担保机构担保等多种方式，缓解县域信贷客户担保难的问题。二是积极推进业务流程再造。按照国际先进商业银行普遍采用的“流程银行”经营管理模式，以及城乡双层经营、风险垂直管理的要求，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优化信贷业务流程，以流程优势拓展市场。省分行按区域派驻由专职审批官负责的贷款审查审批中心，组建专职审贷队伍。三是改革和完善内部经营机制。要区分城市业务和县域业务两大体系，分别配置信贷计划、经济资本、工资、费用、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等内部资源。省分行制定年度业务经营计划时，分别确定城市业务、县域业务体系各类资源分配的总盘子，再将各类内部资源直接分解配置到二级分行和县域支行。资源配置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考虑服务“三农”需要的原则。一方面，要以等级行评价、综合绩效考核结果作为各类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通过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鼓励高等级行优先加快有效发展。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低等级县域支行、欠发达县域支行承担“三农”和县域公共金融服务职能的需要，保证其必要的信贷规模、资金、工资、费用、设施建设等。

(四)建设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三农发展论文篇8

一、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对破解“三农”难题有特殊重要意义

（一）农产品加工业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器

农产品加工业与现代农业的关联度极大，它的发展不但可以促进农业种养结构的优化，帮助农民调优种养的品种和品质，大幅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农业的整体效益，带动农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有利于促进完整的农业产业链形成，使农民更多地分享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增加农民收入。农产品加工业汇集了资金流、物资流、信息流，有利于形成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围绕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营销，带动农村地区仓储、运输等三产业的发展。这些非农产业在农村的发展，又可为农产品加工业提供必要的支撑，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推动农民向二、三产业和城镇的转移，加速城乡统筹和城乡共荣的实现。

（二）农产品加工业是不断加大财政支农扶农力度的可靠保证

农业基本属于弱质产业，在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双重约束下，整体经济效益偏低，单纯依靠自身的积累很难自我完善，迫切需要各级政府为农业夯实发展基础。而政府支农的力度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财政实力的强弱，财政实力的强弱又取决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在这种状况下，属于工业范畴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程度就具有特殊意义。农村地区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起来了，农民收入必然随之增加，地方财政也就有了基本来源；农村经济总量得到壮大，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就有了经济支柱，工业反哺农业就有了基本条件。

（三）农产品加工业是推进农村地区城镇化建设的战略支撑点

工业化与城镇化是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农产品加工业的迅速发展，必然会带来农村地区特别是县域城镇的繁荣；农产品加工业的园区化集聚，必然能增强中小城镇的活力，提升广大城镇的档次，为农村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奠定良好基础，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拓展出广阔空间。近年来大量农民工向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流动无疑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就业压力，但这种较大规模和较远距离的劳务输出，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拉力相对较小，且外出的就业成本和社会成本相对较大。而通过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不但可拓展农民的当地就业领域，加快农业富余劳动力向生产加工领域的转移，还可为城镇富余劳动力和下岗人员提供再就业机会，确保社会大局的稳定。

（四）农产品加工业是发展循环经济、创造农村新环境的重要载体

深度发展产业化和企业化的农产品加工，通过加工过程中对高科技、新工艺和信息化手段的不断运用，特别是通过加强标准化管理、精深开发和综合利用，以及零废弃物生产体系的建设，可有效提高农业投入物的利用效率，逐步实现农业投入物的减量化，节约加工资源，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村环境，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促进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高效率的可持续农业体系的形成。

二、湖南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较快，但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一）农产品加工业形势喜人

近年来，在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指引下，湖南依托农业大省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农产品加工业现已初步形成粮食加工、竹木加工、油脂加工、果蔬加工、肉类加工、茶叶加工和特种养植加工等7大行业，2006年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达1700多家，其中部级和省级龙头企业116家，涌现出了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园区和一大批起点高、成长快、规模大的领军企业。2007上半年，农产品加工企业总数又增长到367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近2000家，部级和省级龙头企业达220家，销售收入等经济指标也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为激活全省农村经济、加速新型工业化进程起了巨大作用。

（二）问题与矛盾比较突出

1、资源利用率相对低下，产品加工率不高。例如，湖南食品工业产值还不到农业总产值的1/10，而全国这一比例将近1/3，发达国家则通常是农业总产值的1.5-2倍。目前湖南农业初级产品与加工品的产值比例仅为1︰0.92，而我国这一比例为1︰1，发达国家则高达1︰3左右。调查资料还显示，湖南每年出栏生猪约6600万头左右，可加工率还不到5%；湖南的油茶产量长期居全国之首，油菜籽产量也在全国排名前五，但由于加工水平不高和加工能力不足，湖南的相关品牌在全国难以称雄。

2、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偏小，集约化率偏低，辐射和带动力有限。在湖南现有的3万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中，年销售收入超过30亿的只有2家，超过10亿的也只有10家，平均的资产规模仅为几十万元，且总体上设备比较陈旧，工艺流程和技术水平也较落后，产品加工质量和科技含量不高，产出率也较低。即使是全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其收购省内农副产品原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仅为14.1%，制约了丰富农产品的转化增值及本地农业传统优势的充分发挥，影响了农业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3、产品结构不合理，名优产品较少。在全省3万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中，目前仅有唐人神、正虹科技、金健米业、隆平高科、加加酱油等10多家企业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仅有益鑫泰等8家企业获得“中国名牌”；获得“湖南省著名商标”和“湖南名牌”的企业总共不到300家。

4、质量和食品安全还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饲料添加剂的不合理使用，在加工过程中存在一些工业污染，一些加工企业或加工环节的节能减排工作不到位，致使部分农产品及其加工品残留物经常超标。这种状况如不彻底改变，必将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消费安全，也将严重影响湖南农产品加工的市场竞争力。

三、深度发展湖南农产品加工业的思路和对策

（一）牢牢把握重大发展机遇

湖南是我国著名的农业大省，诸多农产品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特别是稻谷、猪肉、麻类产量历年排在全国的前一、二位，烤烟、柑桔、茶叶、油菜籽等产量也榜上有名，农产品加工资源极为丰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也已初具规模，特别是新型工业化的推进已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发展的历史轨迹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之后，恩格尔系数降到40%左右之时，将是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期，此后农产品需求将由追求数量向营养、多样、便捷和安全转变，增速一般将保持在10%以上，并可能持续20-30年。当前，我国及湖南就正是处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期。2002年以来湖南人均GDP已达800美元以上，并且城乡恩格尔系数也降为40%-50%之间，发展机遇难得。

（二）全力实施深度加工战略

今后必须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进一步在全省实施农产品加工战略，努力实现由粗加工向精加工、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低科技含量向高科技含量的转变，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及食品工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总的思路应当是以推进新型工业化和破解“三农”难题为目标，以新农村建设和结构战略性调整为契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推进农产品的综合利用、加工转化增值为方向，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途径，以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安全质量标准及检验检测体系为保障，立足当地资源，发挥区域优势，放眼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利用，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重点建好一批农产品加工及农产品原料生产基地，培育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开辟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示范园区，依靠技术、体制、管理和服务的创新，提高农产品综合加工能力和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使之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和全省产业经济的强力支柱。

（三）突出抓好五项重点工作

1、抓好农产品加工骨干企业的培育，充分发挥龙头作用。要牢固确立积极应对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意识，从产出规模、加工水平和外向型经济三方面入手，在财税政策、信贷政策、投资政策、科技政策和外经外贸政策上给予扶持、鼓励，为龙头企业创造条件，使其不断做强、做大，特别是要注意积极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理念，鼓励国外和省外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者来湘发展，共同开发名牌产品，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战略，带动其他农产品加工关联企业的发展和农产品资源基地的配套建设，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工业化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2、抓好农产品加工业的商品基地建设，满足农产品生产加工需要。要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按照基地专业化、布局区域化、产品商品化、加工配套化的思路和要求，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农业种养结构，建立一大批有规模、有特色的农产品精深加工业的优质原料基地。要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根据国内外市场和农产品加工业的需要，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建立高度专业化、优质化的大型原料基地和健全的储藏流通体系。同时还要注意积极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农产品加工园区和小城镇集中，促进优势农产品加工产业带的形成并与优质原料商品基地协调配套，以原料基地和加工业基地所形成的优势产业带推动小城镇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

3、加强农产品加工业的技术创新，努力提高整体素质。要进一步推行科教兴省战略，不断加大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科技投入和资金投入力度，引导大中型农产品骨干加工企业建立技术开发机构，并搞好“产学研”结合，组织有关专家和科研单位对制约全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进行攻关，研究开发农产品精深加工及食品新产品、加工新设备和新工艺技术等。还要有针对性地积极引进国际先进设备、技术及工艺流程，依靠科技创新和标准化生产，进一步提高湖南农产品精深加工及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产出率，减少农业和农产品资源的浪费。

4、努力增加对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资金投入，完善落实金融扶持政策。要进一步用足已有的财政贴息、投资参股、税收、土地使用、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并积极参考借鉴国内外先进地区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相关政策，特别是要将农产品加工业列入财政专项，逐年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业资金支持力度。对于目前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改及工艺技术研发能力不强、经济实力和自我积累能力较弱、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资金缺口较大这一突出问题，金融机构应积极提供信贷支持，重点解决好优势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资金需求，并尽量简化抵押和担保手续。

5、建立健全农产品加工业的质量安全监测和保障体系。必须认真贯彻执行《食品卫生法》和国家有关粮食及食品卫生等各项标准，鼓励生产加工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环保食品。尽快完善农产品精深加工及食品工业产品检验检测、安全监测、技术规程、质量认证和管理体系，特别是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质量技术监督和卫生防疫部门要全过程把关，搞好农产品加工的动植物检疫、农药、兽药、渔药残留检测、环境质量检测和产品质量控制，严禁生产、销售和消费高残留农药等污染加工产品，确保消费安全。

参考文献：

三农发展论文篇9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三农发展论文篇10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三农发展论文篇11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实践在全国蓬勃发展，理论探讨也不断深入。由于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结构、文化和民族特点等因素，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呈现出与中东部不同的特点，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探讨也逐渐形成独特的体系，学者们或者是针对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或者是从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的角度出发，发表对新农村建设的看法。提出对策和建议。经过两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是很有必要的，也必将有助于今后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有论者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践行党的性质宗旨的需要，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有论者进一步指出加快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之所以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点，原因在于全国和谐的薄弱之处是西部地区，城乡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村，社会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民。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改变西部农村的面貌，改善西部地区农民的生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所在，也是着力点所在，是突出的抓手。有论者还指出，西部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预期作用。大多数论者一致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为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首先。在政策方针层面，新农村建设端正和明确了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思路，改变了过去单纯追求GDP的观念，更注重农村中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协调、全面发展。其次，在经济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打破二元结构，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为统筹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总抓手，还可以促进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再次，在社会政治层面，西部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与和谐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使农民群众通过新农村建设增进对党组织的亲近和信任。最后，在思想观念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激发农民发展生产、增收致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内在动力。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内涵和关键

(一)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贯彻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方略，逐步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繁荣。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二元结构得到改观，达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目的。

(二)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有论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集中概括。与传统农村相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其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城乡统筹良性互动的新农村；其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现代化水平、科技贡献率高，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的新农村；其三，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的新农村；其四，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设施良好的新农村；其五，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根据西部农村的特点，将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或突破点放在哪里，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对策设计和实践成效。在此问题上，众说纷纭，争议颇大。有论者认为，要进一步提高西部农村生产力、创造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应该着重研究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农民组织化和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型农民培养造就以及村镇建设和环境整治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有的论者更重视人的因素，认为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运用自己的双手创建美好家园，前提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有的论者更重视生态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充分利用农业的可再生资源，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农村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并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加快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的论者更重视经济发展，认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建设重点。最后，有的论者认为，应该将改善农民生活作为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关键环节，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障碍

(一)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资源条件。所有论者都指出，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以山脉、高原、沙漠、戈壁为主，交通信息闭塞，气候恶劣。土质贫瘠，耕地面积小，生产和生活用水短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是西部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巨大障碍。比如，贵州喀斯特地区山高林密，坡度陡峭，道路崎岖，岩多土少，石漠化严重，机械化程度低。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区，地形复杂多样。自然环境恶劣，森林覆盖率低，农业生态脆弱，土地沙化，干旱、大风、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发。

(二)劳动力素质、结构和思想观念等人力资源条件。所有论者一致指出，西部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文盲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劳动生产率很低。在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偏低，对市场的认识粗浅、模糊，对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缺乏思想准备，保守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和魄力，大多数人缺乏一技之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难以推广。在劳动力结构方面，有论者指出，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农业生产主要依赖老、弱、妇、幼群体，使西部农业劳动力素质日趋低下的状况更加严重。在消费观念方面，有论者指出，西北地区农民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物质生活方面，文化生活消费显得相对滞后。在文化消费方面，先进文化、高雅文化消费不足，而低级庸俗文化消费仍有较大市场。在道德文明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一方面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另一方面，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重新泛起，、封建迷信等思想有抬头趋势，从而导致勤劳节俭、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正在丧失，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等集体主义观念正在淡化，民主法治观念依然淡薄。

(三)发展总量、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等经济发展条件。就总的情况来说，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2000年西部大开发之前，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较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相继萎缩，新兴产业发育迟滞，产业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就二、三产业发展状况而言，有论者指出，西北五省二、三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缺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持的能力，并且其产业结构侧重于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等类型，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不明显，对区域就业、城镇化以及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贡献相对较小，也没有形成明显的区域分工，不易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不足以提供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就农业而言，人均耕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生产性基础设施、服务性基础设施和流动性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业产业化的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进一步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的低水平、产业结构的低层次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偏离。成为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就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来看，西部地区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并存，农村贫困程度深。

(四)农村党支部、基层组织和管理等政治条件。一些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发挥难。一是执行政策无力，二是加快发展无门，三是服务群众无钱，四是化解矛盾无法，五是自身致富无能。西部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农村基层管理乏力，部分干部法制意识淡薄、思想观念陈旧和自身能力欠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严重，无法担负起新农村建设的重任。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存在“等靠要”的臣属型政治文化；一些村干部缺乏平等意识，以狭隘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处理民族关系；一些少数民族村干部受宗教的影响，以宗教价值观判断是非曲直，甚至影响政策；一些村委会主任，缺乏民主意识，在决策时一手遮天；一些村干部缺乏村民自治所必需的政治经验、政治技巧。广大农民对自己依法享有的政治、民主权利不熟悉，更谈不上行使，村委会选举常常是走过场，阻碍了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五)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条件。在文化教育方面，有论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策方面的原因，教育资源在城乡分配不公直接导致了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同时，农民注重物质消费，对子女教育、农业科技投入、农民自身精神文化消费的投入明显不足。西部地区“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有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体系不健全，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广大农民的需要。

四、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一)需要处理的矛盾和关系。有论者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需要处理和化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村对人才的需要与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的矛盾、西部资源开发的控制与农民生活基本需要的矛盾、以及分散经营与市场化经济格格不入的矛盾。另有论者指出，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处理好民族地区以下各种关系：一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不同地区具体实施战略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发展；三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建设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人文环境保护的关系，将文化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完整统一的工程，实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五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与个体差异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农牧民自己的选择权利。正确处理鼓励个体积极性与合作组织协调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关系，引导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论者指出，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新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宗教文化、宗教信仰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和机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及其与其他各种力量的关系，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有论者认为，构建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平台，必须以政府为主体，而且是中央政府的投入为主体，国家通过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支持力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成具有一定水平的新农村发展平台之后，才能带动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实体的广泛参与。相反。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不应该成为政府代替农民包办的新农村建设，而应是农民自主的新农村建设；同时，也不能站在政府和城市的角度来建设新农村。农民是农村和农业的主体，农民也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了解农民的切身需求。发动农民主动参与，组织农民共同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也很难取得成功。最后，有论者对主体和主导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三农”问题首先是体制性问题，新农村建设必须突破二元结构的束缚，通过“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从而决定了政府既是启动者，又是组织者和出资者，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三农”问题又是发展性问题，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常态，“三农”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而农民是发展的主体，他们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也是新农村建设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只有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引导农民积极响应、参与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才能顺利完成。此外，新农村建设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机制就是，通过政府的帮助、支持和引导，培育农村和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在农村形成各种发展力量的合力，形成政府、农民和各种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有论者提出，西北新农村建设应更加注重长远性，坚持规划优先、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的原则；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推进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与退耕还草相结合，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时注重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论者也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新农村建设，不照搬、不强求统一的建设模式，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基础保障，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寅吃卯粮”式的急功近利行为，转变农民观念，培养新经济时代农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2¨。有论者提出，分类指导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原则。还有论者提出，坚持新农村建设的长远目标与渐进发展相结合，坚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坚持内涵的新农村建设与外延的新农村建设同时并举。 转贴于

五、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反哺农业”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大多数论者都强调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是要争取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二是要用好政策，加大引资力度，整合各方面的资金；三是要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首先，加强公共投资向农业基础设施的倾斜，优先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以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其次，加强道路交通和电网改造等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最后，加强村内道路、自来水工程以及电视、电话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二)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有论者指出，县域经济是我国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经济单元，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关键性层次。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途径，是实现“以城带乡”的重要支撑。是建设新农村的强大引擎。具体来讲，发展县域经济，一是要发挥资源优势，培育支柱产业；二是要鼓励和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三是要着力发展县城和在建制的重点镇，为小城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四是要发展劳务经济，把劳务输出作为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五是发展非公经济，引导企业要素聚集，改善金融服务。

(三)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

1　促进农业产业化。一些论者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指出了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内容。首先。以工业化的理念推动农业产业化，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优势产品产业带，让农民从低水平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其次，推进一村一品，发展特色产业。根据地域特点。大力开发最具特色和个性的产品。最后，发展农业合作组织。鼓励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生产。探索“市场+基地+农户”的模式，实现大面积市场化、组织化；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民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生产，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还要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的素质。

2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农业。一些论者指出，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西部地区，要着力解决水土流失、荒漠化防治问题；做好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和植被恢复工作；加强西部地区减灾、防灾、病虫害综合防治；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建立生态农业的激励机制和保障体系，实现西部地区农业以及其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　加大科技支农力度，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有论者指出，一是充分发挥农技站的作用；二是加强与科技部门、高等院校的联系与协作；三是制度化、规范化，甚至强制性地对农民进行农村实用科技培训；四是建立激励机制，留住本地科技人才，提供优惠政策，尽可能引进人才。

(四)发展基础教育和培训，造就新型农民。首先，有论者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切断“穷根”。在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同时，还应从西部地区农村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鼓励教师资源向西部农村倾斜，应着重强调非物质性、有长远效益的激励。其次，有论者指出，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从基础教育人手，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二是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向农民传授现代农业技术和标准化生产知识，以及富余劳动力转移所需的专业技术；三是突出政治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农民的人文素质，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将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克服小农意识和陈规陋习。最后，还有论者指出，要引导西部地区农民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鼓励农民扩大文化教育投资，克服封建迷信、铺张浪费和等陋习。

(五)巩固基层党支部，加强基层社会组织。如何大力培养年轻、有知识、有能力的村支书和村干部，并组织好外出务工农民积极参与家乡新农村建设，是西部劳务输出大省急需解决的问题。关于建立一支具有较高执政能力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有论者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首先，拓宽用人渠道，积极选拔人才；其次，加大对现有干部的培训力度；最后，有计划地培育和选拔后备干部队伍…。有论者提出，要转变基层党组织的职能，改革村党组织设置，突出党员分类管理，建立、规范村级组织保障机制；推行“两推一选”、“公推竞选”，建立健全村委班子。还有论者提出，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健全村民自治机制，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三农发展论文篇12

1 休闲观光农业产业特征

休闲观光农业概念国内至今尚未有统一定义,综合学者研究,我们认为休闲观光农业是一种以农业生产经营为基础,合理利用和配置农村自然、地理、社会和生态资源,以提高农业收益、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为目标,以科技化、市场化、企业化为经营手段,以吸引城乡居民进行乡村休闲消费为目的,以发挥农业生产、生态、生活综合功能为宗旨,实现农业和农村文化、教育、旅游服务等产业有机结合的新型产业。因此,可以看出,多功能性是休闲观光农业的一个重要产业特性,休闲观光农业除了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基本功能外,还兼备经济、 社会、生态、生活、文化、教育、休闲、健身、娱乐、社会服务等多种功能。休闲观光农业还具有另外2个重要产业特性:(1)具有服务业的商品特性,即休闲观光农业所提供的休闲产品和休闲服务具有服务业的商品特性[1]。也就是说,休闲观光农业可以提供新服务、创造社会新价值。(2)农业作为社会公共部门的产品属性明显增强,它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发展补偿机制,以发挥最佳社会、生态和环境效益;同时,休闲观光农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它与社会各个部门或产业联系更加密切,具有关联产业多、产业链长等许多特点,需要多部门配合。分析休闲观光农业诸多功能特性,有利于重新认识和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2 休闲观光农业原理和发展意义

马克思休闲论、现代休闲经济理论、体验经济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农业多功能发展理论等是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的基本理论。

2.1 马克思休闲论是现代休闲理论的基石,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符合马克思休闲理论思想

马克思认为,休闲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生存状态追求的目标。马克思还认为,发展生产力是增加自由时间的根本途径。休闲观光农业不仅可以提供人们休闲观光场所,同时还可以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和综合经营效益,发展生产力,因此,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符合马克思休闲理论的重要思想。

2.2 休闲经济理论是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的基本理论

休闲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休闲可以创造价值、产生经济,休闲经济理论的核心是休闲与经济密不可分,休闲可以产生服务、创造价值,形成并产生经济。这里,休闲经济是指由休闲产业活动所衍生出的休闲需求、休闲消费、休闲产品、休闲服务等汇集成的经济,统称之为休闲经济。正是由于休闲产业“再创造性”,使得休闲变成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式。休闲不仅可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还可以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休闲消费活动还可以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降低贫富梯度等。休闲观光农业是现代农业与旅游业等相结合的新兴产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形态,它可以提供休闲、创造价值、产生经济。

2.3 体验农业理论从人们的体验需求发展角度说明体验产生经济的必然性

如果说马克思休闲论和休闲经济理论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的话,那么体验经济理论、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就可以回答我们应该如何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体验经济的概念在1940年代已经萌芽,20世纪后叶以来,体验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价值取向。Norris(1941)提出[2],消费者的真正需求在于物品所附加的服务,物品本身并非促成消费的关键。Alderson(1957)认为,顾客所注重的价值是在于消费体验。Toffler(1970)在《未来的冲击》[4]一书中提出,差异多元化的消费体验是未来重要的消费趋势。Abbott(1995)认为,人们真正渴望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满意从体验产品中获得想要的感觉。台湾农业转型的成功经验是发展体验农业,研究表明,目前,台湾几乎100%的休闲农场都主要设有各种各样的农业体验项目和内容。因此,体验农业是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之一。

2.4 农业多功能性发展理论从农业功能需求变化角度说明休闲观光农业产生的必然性

20世纪中后期,农业多功能性和可持续发展需求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农业多功能性的概念较早地出现在1999年日本颁布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中,当时,为了保护其“稻米文化”,日本政府认为,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可以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农业的地位,放弃农业以换取经济总量的增长,可能给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带来不利影响。 此后,韩国及欧盟一些国家相继支持这一论断,并加入这一集团。之后,农业多功能性概念相继出现在联合国的文献决议之中,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罗马宣言和行动计划》。由于农业对保护遗产、确保粮食安全、保持空间上的平衡发展、保护地面景观与环境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促进农业多功能性发展,有助于重新审视和认识农业这一古老产业,从而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制定21世纪农业发展战略,以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体验经济理论、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可以回答我们应该如何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3 休闲观光农业与新农村建设发展的关系

3.1 把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作为新时期促进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符合新时期中央农村工作的主题思想

进入21世纪,中央在农村发展上先后提出了三大主题:(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3)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三大主题都是解决好“三农”问题。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既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一条大思路,更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当前,全国正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推进新农村建设,关键是发展农村经济,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 新时期,福建省新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五中全会和省委七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按照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以及省委提出的建设有海峡西岸区域特色的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的要求,力争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在全国前列这一目标。休闲农业正是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农业来说,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拓宽农业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发挥农业在生态保障、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特殊功能,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农业体系;对于农村来说,有利于吸引城市的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促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以旅助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培育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对于农民来说,则有利于开阔视野、更新观念、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实现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3.2 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思想的具体行动,可以有效促进“三农”结合、“三产”结合和“三生”农业结合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内容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方法是统筹兼顾,具体办法就是坚持统筹城乡。休闲观光农业,它以满足人们对休闲、体验和回归自然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载体,以整合联合农村要素资源、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为重要抓手 ,以促进农村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因此,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同时,党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注重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重点包括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健全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这些都为现代农业发展指明了新思路。

关注 “三农”、协调“三产”、 发展“三生”农业,是21世纪我国及世界各国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可以促进“三农”结合,即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农民为主体、以新农村建设为载体实现了“三农”相结合;可以促进“三产”结合,即实现农村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合,把农业同旅游服务业、商业、农村体育、文化等产业有效结合起来;可以促进“三生”结合,即实现农业生产、生态和满足城乡居民生活需求发展三方面进行结合。实践证明,休闲观光农业是促进“三农”、连接“三产”、带动“三生”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实现“三农”、“三产”、“三生”农业有效结合也是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的核心和灵魂思想。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载体,是提升农业产业层次的重要形式,是整合联合农村资源和要素的重要抓手 。

3.3 休闲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价值取向,休闲观光农业将成为未来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

休闲在促进未来社会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生活发展过程中,将产生更重要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在将来社会里,休闲服务将从标准化和集中化转为个性化服务,休闲教育、休闲健康、休闲娱乐将为休闲产业发展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休闲经济也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新的价值取向。著名的美国休闲学专家杰弗瑞•戈比教授认为,在稍后的几年里,美国休闲产业的从业人员将占整个社会劳动力的80%~85%。目前,美国休闲业已经成为第一位的经济活动产业。未来学家预测,到2015年美国的休闲产业收入将占GDP的一半份额。到2030年,全世界80%以上人员将视休闲旅游为生活的必需品,而乡村休闲则更具广阔的市场。

随着未来社会进入休闲经济时代,休闲观光农业发展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休闲观光农业的价值越来越得到体现。休闲观光农业由农业经济时代的提品,到工业经济时代的提供商品,再到信息经济时代的提供服务,以及到休闲经济时代的享受产品与服务,其表现出来的附加值也最高。

3.4 休闲观光农业是多功能农业发展的重要形态,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流模式

休闲观光农业的内涵、特性决定了它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流模式。休闲观光农业是一个现代大农业的概念,它包涵现代农业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产业业态。休闲观光农业又是一个大产业概念,它以农业生产经营为基础,并融入农业生态、科技、教育、文化、旅游、休闲、体验、服务等经营思想和内涵。与传统农业产业相比,休闲观光农业更加注重农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合,更加重视拓展农业的生态和社会生活服务功能,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更加重视发挥现代科技、信息、管理等要素资源的作用,更加强调农业企业化、市场化、科技化、体验化和服务化等现代生产经营模式的转变。与传统农业相比,它的市场目标和功能定位更加明确,是以满足人们消费需求变化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标,可以极大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效率,最大地发挥农业生产、生态和社会综合服务功能。2007年中共中央及国务院1号文件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注重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重点包括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健全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因此,休闲观光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流方向,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

3.5 休闲观光农业内涵丰富、形态多样、产业链长,它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新增长点,并表现出强劲的产业带动发展能力

休闲观光农业的快速发展,是农业的功能和地位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的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休闲活动已被认为是一种高层次、高品位的休闲形式。在我国,各式各样的农村休闲需求、消费、产品和服务不断发展完善,休闲观光农渔场、森林人家、水乡渔村、农家乐、休闲农庄、农业观光园、农业科普园区等发展迅速,不少地区已经成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它不仅带动新兴产业及其产业链发展,还可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发展现代多功能休闲观光农业已经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促进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思路,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一次历史性新机遇。据笔者调查统计,2007年福建全省农业旅游示范点的直接旅游收入3亿多元,带动农产品销售收入10亿多元,直接吸纳劳动就业1000人以上,间接解决劳动就业数万人。乡村旅游成为我省旅游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06年,全省旅游接待游客1000万人次,增加产值5亿多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产值20亿元以上,涌现了一批乡村旅游的典型,其中三都澳海上渔排农业休闲旅游示范点、天福茶博院、龙佳生态温泉农庄、福清天生林艺园、武夷山星村镇和泰宁县水际村等是全省发展乡村休闲旅游的典型。三都澳海上渔排已经发展成为闽东旅游的主要品牌之一,目前,三都澳海上渔排年接待游客20多万人,旅游收入达2000多万元,成为蕉城区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的龙头项目。泰宁水际村122户、501个人口、236个劳动力,2006年有2/3的户数和4/5的劳动力专业从事休闲旅游业,全村旅游固定资产总投入达到3000多万元,旅游年总收入达650万元,旅游人均年纯收入达8000元,是1983年的21.6倍,5户年纯收入超10万元,46户建有别墅式庭院。昔日省定贫困村,今日变成福建省闻名的旅游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村。

4 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有利于构建海峡经济区一体化乡村休闲产业

4.1 有利于促进两岸休闲农业产业对接,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海峡两岸之间,特别是闽台之间,由于农业和农村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层次也不同,促进产业对接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台湾休闲农业发展起步早,水平高,产业发展迅速。根据段兆麟、郑健雄统计,2005年台湾地区休闲农场 1102 家,民宿1466 家(类似成都“农家乐”形式),休闲农渔园区超过300个,观光果园385场,教育农园141 场,市民农园 66处,森林游乐区17处。然而,近年来,台湾休闲观光农业发展也面临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压力,表现在产业发展过热、休闲企业规模偏小、国际化项目不多,项目单一、经营效益下降等问题。福建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虽然起步晚、水平低,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并具备了对接台湾产业转移发展条件。目前,两岸农业合作已由单纯投资种、养、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拓展到投资观光休闲农业领域,不少台商已经开始投资休闲观光农业。据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落地福州的台资观光休闲项目注册资本达1500万美元,利用台资达700万美元,台资投资开发福建休闲观光农业已经表现出强劲的产业发展带动能力。

4.2 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构建海峡经济区一体化的乡村休闲产业体系

福建自然及农业生态环境优美,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具有巨大的优势和潜力。一是资源环境优势。与台湾一样,福建拥有丰富的自然、地理、气候、人文、农村民俗文化等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二是区位优势。闽台之间一水之隔,有紧密的地缘、血缘、文缘、俗缘、情缘、神缘关系,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具有优势区域地理条件;同时,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南邻珠江三角洲,北临长江三角洲,西是华中、西北、西南的主要出海通道之一,海峡西岸正处在中国东南部最主要的海内外旅游交通“十字路口”。三是产业对接优势。从空间分布来看,台湾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真可谓全台各地“遍地开花型”。但由于其空间有限以及政治、经济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海峡东岸(台湾)的乡村休闲产业急需拓展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