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论文篇1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全球化挑战是总体性而非局部性的。全球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党一方面面临着许多内部难题，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合作应对机制远未形成。这不仅需要各国社会主义在基本理论上做出创新性回应。而且还应就这种回应达成共识而不是分歧。

一、生态社会主义

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生态运动产生了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其中的核心。

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属于政治生态学，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它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一，自然是客观自然与历史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存在地位，认为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必将走向与自然的和谐。第二，人是自然存在属性与社会存在属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的社会存在属性与积极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在此思想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形成如下观点：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环境的问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公平。

社会生态论文篇2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全球化挑战是总体性而非局部性的。全球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党一方面面临着许多内部难题，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合作应对机制远未形成。这不仅需要各国社会主义在基本理论上做出创新性回应。而且还应就这种回应达成共识而不是分歧。

一、生态社会主义

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生态运动产生了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其中的核心。

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属于政治生态学，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它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一，自然是客观自然与历史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存在地位，认为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必将走向与自然的和谐。第二，人是自然存在属性与社会存在属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的社会存在属性与积极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在此思想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形成如下观点：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环境的问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公平。

第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只会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变成机器；只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只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四，对未来社会的解释。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这个社会必将是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采用生态经济的模式。表面看来。发达国家显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物质条件建立一个绿色社会，但在主要发达国家，绿色变革的要求与动力并不是社会政治的主流。而发展中国家正在拼命向发达国家学习，沿袭西方传统生产消费模式，这样整个世界几乎注定不可能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场社会变革。

第五，变革力量的选择。传统社会主义一直强调变革的力量是工人阶级。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酋先应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中间阶层”，然后才是工人。工人阶级虽然缺乏足够的“生态意识”，但他们毕竟是遭受环境污染最直接的阶级，仍蕴藏着最终革命性，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

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有三个，第一是可持续发展，第二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第三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新的阐述。从另一个视角大大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几年前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意义。有不少人都把科学发展观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甚至把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降低到一个技术层面。这是非常片面的。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变革，包括思想与制度。

在全球化背景下，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的生态运动。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污染，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资源衰竭。要解决全球环境资源困境。就要全球协商，全球共识，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有计划地放弃西方传统工业文明模式。

今天的生态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极大补充。生态社会主义期待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共同开展对现行资本主义的斗争。因为西方产业资本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全球流动而导致绝对过剩，在生态与就业上，大多数工人选择后者。生态社会主义今天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即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它必须领导全世界从工业文明向新型文明的伟大转型。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文明的开始，这就是生态文明。

二、生态文明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rl然的能力产生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址工业文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

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明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

首先是伦理价值观的转变。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生态文明认为，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都说明生态文明是一个人性与生态性全面统一的社会形态。这种统一是以人为本的生态和谐原则即是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

其次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从原料到产品到废弃物，是一个非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物质主义为原则，以高消费为特征，认为更多地消费资源就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生态文明却致力于构造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人的生活方式就应主动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

三、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

文明的转型决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农业文明带动了封建主义的产生，工业文明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而生态文明将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恩格斯说：“人们会重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生态文明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另外，在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公正方面，生态文明也与当代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一致。

社会生态论文篇3

2研究方法

2.1研究点的选择

在高黎贡山东坡，根据村落分布格局，综合民族组成、人口规模、分布海拔、与自然保护区距离及交通状况等因素，完成了高黎贡山部级自然保护区周边区域社会经济的初步调查，并选取保山市隆阳区芒宽乡白花林行政村的汉龙、芒岗、芒晃3个自然村作为研究“局域社会生态系统”的对象。研究点在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具一定代表性。选取的3个自然村户数为35～106户，人口规模131～420人，代表了该区域内自然村的规模类型;民族以傈僳族和汉族为主，是该区域内人口比例最大的两个民族;村落海拔分别为1500m、1200m、1000m，在高黎贡山东坡形成了一定的海拔梯度;同时，村落与自然保护区的直线距离分别是0．6km、1．0km、2．2km，形成村落与保护区的距离梯度。

2.2调查方法与数据处理

在全面进行人口统计(汉龙村50户206人，芒岗村106户420人，芒晃村35户131人)的基础上，按26%的比例抽取农户(汉龙13户、芒岗27户、芒晃10户)，共抽得50户作为作用者样本。2011年5月至2013年1月，完成社会学田野调查和生态学生物多样性调查，通过定性分析，确定V－SES基础组分及其构成;同时，采用精细测量、逐户统计和半结构访谈等方法，获得村落位置、受教育程度、土地利用方式、农林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详细数据;采用SPSS16．0完成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影像数据来源于2007年SPOT－5遥感影像，其分辨率为2．5m。应用ARCGIS9．3软件并结合实地勾绘得到的土地利用图对遥感影像进行逐块校对，矢量化生成土地利用现状图，建立拓扑关系。在空间分析模块支持下，将土地利用矢量数据转换为栅格数据。根据景观格局指数所反映的不同的生态意义，结合研究目的，选用景观水平上的边缘密度(ED)、斑块平均大小(MPS)、散布与并列指数(IJI)、面积加权的平均斑块分形指数(AWMPFD)和斑块类型水平上的斑块结合度指数(COHESION)、斑块类型面积(CA)、斑块所占景观面积比例(%LAND)共7个指数，采用Fragstats3．3分析3个自然村的景观格局和空间结构特征。

3结果与分析

3.1V－SES的空间组分及其差异

根据遥感数据2．5m的可解译精度以及实地调研所得土地利用状况，参照《云南植被》和《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GB/T21010－2007)，构建了村级土地覆被类型分类系统，并制作土地覆被一级和四级分类示意图。土地覆被类型分为5大类。按构建的村级土地覆被类型系统，高黎贡山东坡V－SES的土地覆被类型包括耕地、植被、建筑、水域和裸地5大类型。其中，耕地又分为水田、旱地和水浇地，植被包括自然植被和人工栽培植被，建筑主要有住宅、学校、教堂、寺庙和农村道路，划分的水域指河流水面，裸地包括矿场、荒山荒地以及滑坡地。自然植被是景观基质和主要组分类型。从景观组成分析V－SES系统的组分构成，地处高海拔的汉龙村，其自然植被斑块面积占到该村总面积的49．00%，地处低海拔的芒晃村，其自然植被斑块面积占到该村总面积的44．00%，均为V－SES系统中面积占比最大的组分类型，表明这两个V－SES的整体景观均以自然植被为基质。地处中海拔的芒岗村，其自然植被仅占总面积的1．20%，但栽培植被高达总面积的91．20%，表明该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历史上的景观基质自然植被已被转化为当前的人工植被。V－SES的组分构成存在差异。比较3个V－SES的组分构成，其一、二级组分类型基本一致，均含有耕地、建筑、水域、自然植被和栽培植被等;不同点主要表现在:高海拔的汉龙和低海拔的芒晃有裸地，而中海拔的芒岗无裸地类型。V－SES组分构成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四级组分类型上，除咖啡在3个村均有栽培外，汉龙村的人工栽培植被包括核桃、板栗、桑树、竹林、草果5种，芒岗村包括暖温性针叶林(云南松林和杉木林)、核桃、板栗、桃树、荔枝、柑橘和竹林7种，芒晃村包括芒果和柑橘2种。从斑块面积上看，芒晃村的耕地斑块面积占比在3个村中最大，达到该村总面积的11．20%，汉龙村的裸地斑块占比面积最大，达2．50%。

3.2V－SES的空间结构及其差异

采用景观结构分析软件Fragstats3．3，选取7个景观格局指数，分别对3个V－SES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并比较其空间结构的差异，得到如下结果:景观形状的复杂性:面积加权的平均斑块分形指数AWMPFD运用分维理论来测量斑块和景观的空间形状复杂性。AWMPFD=1表示形状最简单的正方形或圆形，AWMPFD=2表示边界形状最复杂的斑块类型，通常其值的可能上限为1．5。研究点3个V－SES的空间分数维值均大于1，且小于1．5，表明其边界形状均较为简单;相较而言，汉龙村分数维值最低(1．11)，景观斑块形状最简单，芒岗的分数维值最高(1．21)，景观斑块形状最复杂，芒晃则居于汉龙和芒岗之间。总体散布与并列状况:散布与并列指数IJI在景观尺度上计算不同斑块类型间的相邻程度来分析景观的空间排列和布局特征。IJI值越大，表明某斑块类型与多种其他类型相邻接，景观的异质性越大。3个V－SES中，汉龙村的IJI最大，为69．36%，表明汉龙村的斑块类型与多种其他类型斑块相邻，景观空间排列和分布不规则，异质性高;相反，芒岗村的IJI最小，表明斑块类型仅与少数其他斑块相邻，景观空间分布最规则，异质性低;芒晃村介于上述两村子之间。景观斑块聚集度和连接性:用斑块平均大小MPS、边缘密度ED和斑块结合度COHESION等3个指数，共同表征景观的连接性和斑块类型的聚集度。MPS值越小景观越破碎;ED值越大，斑块形状越复杂;COHESION值越大，说明斑块越紧凑。3个V－SES各类型斑块的COHESION平均值都高于93．50%，说明各村斑块类型分布十分紧凑，景观斑块的聚集度较高;芒岗村的MPS值最小，ED值最大，说明芒岗村景观最破碎，连接性最低;汉龙村的ED最小，MPS最大，说明其整体连接性最好，破碎度最低;芒晃村居于汉龙和芒岗之间。

3.3导致V－SES差异的原因

3．3．1自然因素

气候条件是导致V－SES空间组分类型差异的主要原因。芒晃、芒岗和汉龙的海拔分别是1000m、1200m和1500m，在高黎贡山东坡形成了一定的海拔梯度，导致气候垂直分异明显，年平均气温分别为20．3℃、19．2℃和17．6℃，年降水量为862mm、1016mm和1261mm;气温和水分条件的差异，导致各村土壤和植被的相应变化。这些自然因素共同决定了:1.汉龙的人工植被以核桃、板栗和草果等亚热带经济植物为主;2.芒晃的人工植被以芒果、柑橘和咖啡等热带经济植物为主;3.地处中海拔的芒岗则处于上述二者的过渡地带，人工植被兼具亚热带成分(板栗、核桃和桃树)和热带成分(荔枝、柑橘和咖啡)。地貌对V－SES的组分构成有影响，但对空间结构影响不大。高黎贡山东坡具有高海拔地带地势较陡、中海拔地带地势相对平缓、低海拔地带受河流切割而地形破碎的地貌特征。相应地，地处高海拔的汉龙村和低海拔的芒晃村，其系统组分中均出现以滑坡地为主的裸地斑块。然而，反映景观空间结构的景观形状复杂性、景观空间格局和连接性等指标，均呈现出汉龙和芒岗位于两端、芒晃居于二者之间的状态，与V－SES的地形地貌特征不一致。表明地形地貌不是影响V－SES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需要探究其他方面原因。

3．3．2社会经济因素

人口压力对V－SES的空间组分和结构影响显著。地势相对平缓的中海拔地带是高黎贡山东坡人口集中分布区，也是村落历史较为久远的区域;且发展形成了高度依赖于种植业的典型农耕社会生态系统。3个V－SES中，中海拔的芒岗村人口最多，是高海拔汉龙村的2．04倍和低海拔芒晃村的3．21倍;人均土地面积芒岗为0．38hm2，汉龙为0．88hm2，芒晃为2．61hm2;人口压力是导致3个V－SES空间组分不同的主要原因，人工植被在芒岗、汉龙和芒晃分别占总面积的91．20%、43．50%和42．61%，而自然植被分别占1．23%、49．04%和44．04%，芒岗村的绝大部分自然植被已被人工景观取代。同时，芒岗村的人口压力和村落发展历史，共同导致其景观斑块形状最复杂、景观空间分布最为规则、景观异质性最低的V－SES空间结构。市场需求是驱动V－SES空间组分和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1996年3个V－SES中仅芒岗和芒晃有四旁零星种植的咖啡;至2013年，汉龙、芒岗和芒晃的咖啡种植面积已分别占到本村总面积10．43%、60．68%和41．21%;期间，国内外咖啡市场的变化，是导致当地大面积种植咖啡的主要驱动因素。此外，相对稳定的粮食产量和价格，使芒晃村的耕地面积始终保持在总面积10%以上;同样为迎合市场需求，芒岗村的景观组分中出现了以杉木为主的暖温性针叶林斑块(约占总面积的4%)。因此，受市场驱动的经济植物及其种植规模的变化，深刻影响着V－SES的空间组分和结构。外部政策对V－SES空间组分和结构存在影响。近年来，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等工程的实施，以及自然保护区管理和生态环境意识教育的加强，距离保护区仅0．6km的汉龙村充分发挥地理位置优势，发展了与生态旅游和观鸟相关的服务业，涵盖交通、旅店、餐饮和导游等。由于劳动力的转移和经济条件的改善，汉龙村不断增加的丢荒裸地景观，表明其社会子系统对自然子系统的压力正逐步下降或转移;同时表明其空间组分和结构的变化仍在延续。

3．3．3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因素

社会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是自然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前所述，高海拔地带地势较陡、中海拔地带地势平缓、低海拔地带地形破碎，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这3个地带上的V－SES的空间结构，与地形地貌特征并不完全一致。地势平缓的芒岗村由于长期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导致其景观斑块形状最复杂、景观的空间分布最规则、景观最破碎而异质性最低的空间结构，相反，地形破碎的芒晃村由于干扰强度低，其空间结构在斑块形状复杂性和景观破碎度上都低于芒岗，而地势陡峭的汉龙村在人类作用影响下，呈现出斑块形状最简单、连接性最好而异质性最高的空间结构特征。社会经济对V－SES空间组分和结构的影响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地处高海拔的汉龙村在产业选择上受到气候条件的约束，尽管受国际咖啡市场影响，汉龙村种植咖啡的愿望强烈，但由于热量不足，仅在该村海拔较低的地段出现咖啡种植斑块。相反，亚热带季风气候和荫蔽的常绿阔叶林为其草果种植提供了条件;自然保护区保存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不仅为鸟类提供良好的栖息地，也为该村发展以观鸟为主的生态旅游产业奠定了基础。地处低海拔的芒晃村虽然热量充足但降水少，属干暖河谷气候，仅能发展咖啡、芒果和柑橘为主的热带经济植物种植业，而无法种植亚热带经济植物。地处中海拔的芒岗村则受自然条件约束相对较小，兼具热带和亚热带的多种经济植物。

社会生态论文篇4

生态社会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不但吸收了生态中心主义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即对环境、自然的尊重和保护。同时，在考虑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时，又没有像生态中心主义那样完全抛弃“人的尺度”，而是主张以“人类尺度”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把“人放在物之上”，把人类利益和自然利益统一起来。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人和自然都是生物性存在，具有共同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是社会化的自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互作用才构分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在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需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关系。

2.资本主义制度

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马克思曾说，“资本来到这个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绿色的社会，才能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就决定了它过度扩大生产规模，为此就需要不断地掠夺自然资源，从而造成了资源的枯竭与环境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恶化生产方式本身就决定了其环境、生态问题不可能真正解决。更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移这种负担和压力，或者把这种生产方式带到其他国家，或者直接就把其他国家变成原料产地和垃圾填埋场，由此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行径形象的称之为“生态殖民主义”，深刻透视了资本主义与自然环境恶化的内在本质联系。

3.绿色社会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

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个绿色社会。这个社会将克服人与自然的对立，物质与社会的自由能够充分实现，社会能得以全面发展。他们强调，生态高于一切，人类的一切都应顺应自然和自然法则。建设未来生态社会主义要符合“生态原则”，按照社会“生态重建”标准进行变革，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要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只有致力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的统一，才是人类获得解放的唯一出路。社会主义的生态现代化将克服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利润最大化与生态的矛盾，继续坚持经济效率，但要尽可能使经济的理性服从于社会生态的合理性，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杜绝经济总体的浪费、劳动的异化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保证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合理性的目标。

4.强调民主和平，反对暴力霸权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仅就近代历史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已经无论从自然环境上，还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上，都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这种灾难不仅是心灵上的，更重要的是对整个自然界的一种漠视。生态社会主义者极力反对战争，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掀起各种反战运动，主张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各类国际争端，同时，生态社会主义怀着一种普世情怀，对第三世界、不发达国际与社会给予极大的关注，主张消除贫困与不平等，用全球生态平衡的观点来处理国际矛盾。此外，基层民主政治思想也是生态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他们反对精英政治，各种政府的决策必须充分表达民意，不能将政治决策集中在少数政治精英手中。他们认为未来社会应该是个“基层民主充分发展的社会，认为基层民主的充分发展源于生产者以联合的形式实现对社会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只有基层民主才是符合社会和生态环境要求的合理的行政体制。”

二、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作为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对社会思潮，突出的表现了西方国家民众意识的初步觉醒，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些主张及在社会实践层面上的成果对于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指导及实践意义。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和谐是一个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运动过程。生态社会主义将生态哲学作为其政治哲学的基础，以人的解放、自然的解放为目标，确立了一种新的社会会解放发展观，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启示。

1.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其他方面和谐发展的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大要义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环境是人类发展生产的物质基础，人与自然和谐了，生态系统保持在良性循环水平，生产的发展才能获得永续的空间。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是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上，因此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已经相当严重，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人对自然界滥用和破坏到什么程度，自然界对人的惩罚和报复就会达到什么程度。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如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为此，我们必须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使我国社会真正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和谐发展道路。

2.大力发展公平正义及基层民主

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当前，我国贫富差距大，城乡发展不平衡，人民享有的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这些都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维护和实现社会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质，更是贯穿于和谐社会各个层面的核心价值理念。公平正义的贯彻和实现，有利于社会整体全面和谐的实现，也是在经济、法律、道德等层面维护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协调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人们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保障。其次，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发展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意。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基层民主，以此培养公民的民主生活习惯，增强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使基层人民群众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够更好地发挥，促进党和人民群众以及、中央和地方、各阶层之间、各民族之间等方执政党和参政党面关系的和谐，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社会生态论文篇5

笔者认为，以上几种内涵界定都是从某一特定的角度来阐述生态文明，都不能从全局上精准地涵盖生态文明的深刻内涵。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理论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可见，生态文明是人类历经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等方面成果的总和。一般而言，生态文明包含三个相互区别而又联系的层面:其一，物质生产层面，主要包括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绿色产业等，核心是维护生态农业这一基础产业，以维持“自然———社会———经济”这一大的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其二，社会制度层面，即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社会形态。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私有制对社会性质具有决定性，对生态文明的建设也至关重要。历史发展不断证明，基于私有制必然带来的“公地悲剧”，生态文明一定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否则这个文明就不能成体系地建立并发挥实际的效用;其三，思想观念层面，其核心要素是生态化了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当然生态文明还包括其他更丰富的内容，其中，笔者认为最有决定意义的依然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社会制度层面。

(二)生态文明的系统性、整体性、渗透性、辐射性特征

学术界对于生态文明特征的论述有很多，这里不多赘述，只从内外两个层次和现实生活实践中生态危机的影响来分析生态文明的系统性、整体性、渗透性和辐射性特征。笔者认为，从内部讲，生态文明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是指生态文明内部包含三个层面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各个要素彼此独立形成子系统，子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都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关联。系统中的每一个组成要素对于整个系统来说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都担负着明确的任务并表现出整体特性。从外部讲，生态文明并不是独立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等之外的另一种无关的文明形态，相反，它实际上是作为具有辐射性和渗透性的文明因素而发挥作用的。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以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为显著特征的生态危机，我们的物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私人和公共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其一，生态危机直接危害着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对我们社会经济的性质、结构、目标以及增长或发展模式提出严峻挑战;其二，生态危机还作为公共政治事件影响到各国乃至国内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秩序，并威胁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其三，生态危机在思想观念方面引起人们对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拜物主义、占有主义、享乐主义、奢靡浪费等“欲望主义”价值观的怀疑和反思;其四，在社会的私人和公共生活领域，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之间、人与国家之间，也会因为物质利害关系而陷入剑拔弩张的冲突境地，社会不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必然导致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紧张。所有这些都说明:生态文明绝不是孤立的、抽象的意象性的文明观念，而是必须落到实处的实实在在的文明形态，必须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其他文明要素构成密切联系的整体，否则便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综上所述，生态文明具有这样的整体性、系统性，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文明，它辐射和渗透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之中，是生态化了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及其综合统一体。

(三)生态文明遵循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

生态文明既然具有如此的整体性，那么其建设路径就必然要遵循符合其整体性特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便是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在否定和超越传统的原子主义世界观和分析还原方法论基础上产生的，是近代分析科学发展到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阶段的必然产物。整体主义世界观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它事物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使得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科学实验和逻辑推理基础上建构起的整体主义的自然观和社会观，在方法论上表现为系统分析方法和系统综合方法的辩证统一。与之相应的整合建构性技术，应用到人与自然关系领域，必然导致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共生共存。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系统整体的社会观(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主义的方法论以及公有制的社会技术体系。在此基础上的民主共和制度主体是现实的社会性的个人，追求的是社会利益，并在此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在这种制度中，个人利益的实现以总体上增进社会利益为前提，在社会利益增进的同时有利于个人利益的实现，个人和社会在现实的发展中获得了内在的统一，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向自己的社会本质的复归”。显然，这样人与社会的和谐就是必然的了。所以，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应该坚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系统综合的方法论，坚持社会有机体的社会历史观和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建立符合社会历史和人性实际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从现实发展来看，在自然科学领域，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表现得更为充分，而在社会历史和人文领域，在现实的社会历史实践中遭遇到愈益复杂的传统阻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落实。实际上，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本质上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彻底唯物的世界观和历史的、实践的辩证法，生态文明的大问题如此严峻地摆在人类面前，这种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天然一致性的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理应得到充分的理解、尊重和实践应用。

二、生态文明的社会制度基础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制度

(一)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生态“环境问题虽然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但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受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制约”。资本主义对大自然的掠夺和污染，是以它对人的掠夺和污染为前提和中介的;资本主义特有的私有制及其雇佣剥削制度，是人与人的关系危机进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其物质生产方式只以不择手段地攫取无止境的剩余价值为唯一目的;无穷无尽地赚钱获利，正是这个制度、这种生产方式的唯一目的和动机。正如马克思引用一位资产阶级学者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中的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资本家)为了利润，无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即无产者)为了生存，便一个个成为“经济动物”，社会的一切———包括科技、教育、医疗、体育、文化、娱乐等等都成为资本家赚钱获利的工具。生产和消费、工作和生活都被纳入资本利润体系之中，科技也成为高效制造商品、高效消费商品、高效消耗、高效污染的工具。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经济动物”们便必然把大自然(资源和环境)也纳入资本利润的逻辑体系和生产体系之中，他们一方面精打细算，通过技术变革和扩大劳动分工不断提高生产率，使物质产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种类生产出来;另一方面又通过消费金融和商品零售体系的“创新”形成庞大的商品消费机制，进而造成巨大的资源消耗、垃圾制造和环境污染。根据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积累的规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现在又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必然导致一方面财富被极少数人肆意挥霍和浪费，另一方面穷人们为了延续生命又会不择手段地从环境中索取生存资料，这些都必然加剧人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即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愈益恶化。

(二)变革不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消除生态危机的出路

既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于这一制度不可改变的以利润为核心的经营战略，那么，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对这一制度实施变革，即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全世界的自然科学家虽然作了大量努力来警示我们人类和地球所面临的危机，但却没有足够的能力认识到问题的根源(甚或无法认识到危机的严重程度)，因为他们大都没有深入探究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问题。危机的原因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以外的因素作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来看，资源枯竭、土地沙化、森林消失、物种灭绝、气候异变，这些貌似天灾实为人祸的现实困境摆在人们面前，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遭遇到了自己的自然极限。从空间角度看，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统治了大部分地球，把人类社会和地球自然界的关系变成了单纯的物质消耗和污染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及其集团已经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局部战争，将世界的廉价资源地和“潜力股”市场瓜分完毕并强化了统治。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30多年的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运动，他们将国际经济分工体系重新洗牌，“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使得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不仅继续处于他们传统的廉价资源(包括廉价劳动力)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的地位，而且成为他们转移高消耗、高污染的所谓“夕阳产业”的首选地，甚至成为他们堆放或填埋各种科技和产业废弃物的垃圾场。如此一来，大自然既是人类社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也是人类社会“无限广阔”具有“无限容量”的垃圾场;人类文明由此得到不断的“进化”，人类也由此享受着愈益高档的物质生活，满足着自己“无边无际”的欲求。随着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地球空间越来越小，其发展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资本另一方面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人类文明的“进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欲望的满足便在时间上越来越呈现出“末日”的景象，人类文明的不可持续性越来越成为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人们的面前。莱斯和阿格尔试图通过“希望破灭的辩证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危机，奥康纳则试图通过所谓资本主义无法提供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生态条件而产生的经济危机来消除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已经解释了这两种方法的乌托邦性质，他指出，必须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者的自由联合”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人与自然的矛盾。福斯特和伯克特则最终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生态学，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共产主义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最好选择。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仅解决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而且也解决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

(三)资本主义不能成为生态文明的制度基础的方法论原因

与生态文明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相反，资本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是基于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子主义和分析还原方法论。在自然哲学、社会科学、政治领域的应用从根本上以获取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在自然科学领域，它把自然界的本质归结为原子，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原子乃至各种物质都是孤立而静止的，彼此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联系，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都是由构成它的原子所决定的。这种原子主义自然观决定了分析还原的方法论，即将一个整体中的部分或要素从它所在的整体中分离出来，孤立地进行理想化的观察和实验，从这个孤立部分或要素的性质和规律推断整个事物的性质和规律。这种分析还原的思维方法，忽视了事物的整体和要素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技术把完整的自然体系分解成不同的部分，也彼此“失去了”自然界内部固有的普遍联系，为人们“征服”和“战胜”自然提供了最有效的强大工具。而在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它把社会理解成是由一个个孤立的个人所构成的(如同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这些个人之间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彼此独立地追求各自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个体主义社会观认为，个人的最大利益机械相加就可以得到社会的最大化利益。与之相应的个人主义的分析还原方法论认为分析社会基于分析个体的人，分析个体人的性质推及整个社会的性质。把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改造社会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技术手段，这便是能够解构社会整体的私有制。私有制将社会整体分解为一个个孤立的部分，形成具有清晰区分度的利益划分，并在现实关系中形成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社会结构达到了个体主义社会观的最高的实践境界。在社会政治领域表现为充分张扬个人意志的民主制度，这种个人主义的民主制度实际上不是“人主”，更非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而是“钱主”，即单纯的物质做主，也就是作为当代私有制社会之财富象征的金钱做主。因此，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不可能平均分配，私有制所决定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也决定了这部分少数人才最具有征服和战胜社会的资格和能力。综上所述，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自然、哲学和社会科学、社会政治领域的应用主观上以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客观上实现了自然服务于人类的物质效益最大化，其结果便是给自然整体造成了空前的分解和破坏，这也是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危机和生态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三、生态文明的社会制度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

十报告别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等。之后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又进一步指出:“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在笔者看来，这些制度都属于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具体制度，而具体制度的运行则受到社会根本制度特别是根本经济制度即生产方式的支配和约束。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毫不含糊地强化了政府的作用，因为那些具体制度大多数需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操作和调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单一市场社会中无数孤立的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强大经济冲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困难才会有可能得到克服。如上所述，单一的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具备构建生态文明的内生机制，相反，它对各种危害生态的做法都起到了纵容、刺激乃至鼓励的作用。所以，只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才能成为走上生态文明康庄大道的最佳选择。

(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生态文明高度吻合

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制度，它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劳动人民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这一制度符合前述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的基本要求，是一种建设性、整合性的社会制度，因而与生态文明具有最高程度的吻合。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中，所有的劳动者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也是劳动产品的主人;而生产资料来自大自然，劳动产品是劳动者集体的创造物，劳动者简单消费、节约使用也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珍惜和尊重。恩格斯说:“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公地悲剧”只能出现在私有制主导的社会里，而在公有制主导的社会中，不仅不会出现“公地悲剧”，相反还会出现人人共有公地、人人共享公地、人人共护公地的局面，因为人人都是公地的主人，公地的生产力既是每个人的利益之所在，也是一代代人之利益所在。只有公有制才能使当代人慎用资源、珍爱环境，也才能给后人留下充足的发展空间，这也正是生态文明所追求的目标。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目的使生态文明具有现实可能性

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地规定了社会的生产目的在于直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求，而不是为了攫取无止境的剩余价值。这个生产目的就使得人们不再把任何资源和环境都以金钱或价格的形式虚幻地呈现出来，并为了赚到更多的金钱而自由地交换和流通，相反，人们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有计划地、合理地调节和控制、配置和使用任何资源，使之真正做到“物流畅通”、“物尽其用”。社会产品恢复其使用价值的实物形态，直接满足人们的需要而非欲望。这时人们的需要也会回归到人性之必然性、合理性和正当性的位置上来，主观欲望受客观需要的制约，便不再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盲目野蛮的动力;欲望无涯、需要有限，人们有限的客观需要与大自然能够提供的资源完全可以保持动态的均衡，满足需要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不至于超出大自然的资源再生能力及环境自我净化和自我恢复的功能限度;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共进共荣，生态文明建设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社会生态论文篇6

然而，生态文明的提出本身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种种的不和谐。

第一，从生态理性的角度看。生态理性是和经济理性相对应，而且，一定意义上说，生态理性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传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人们要追求的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产生了劳动异化、资本异化，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覆盖着利益面纱的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消除这一类型的社会公平隐患。按照生态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然而，在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环境公平问题如何得以根本解决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而，生态文明本质是和谐，构建生态文明必须从和谐的角度人手，通过各种制度创新或制度重建消除各种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音符。

二、市民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理念

理论界认为，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存在的问题是在社会领域之中，并认为，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将无法有效运行。另有学者更是认为，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进而推动社会领域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之一。

对于市民社会的理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界定。比如，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等，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主要从私人活动这一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概念，“既是一个实体性范畴，又是一个理念性范畴”，“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与其文化特征是互为表里、相互支持的，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过程以及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结合体系”。市民社会是解决传统社会结构下矛盾的重要途径，“根本出路在于公共领域挣脱商业化和技术统治论的影响，而获得复生”。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但从总体上看，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市民社会是以对私有财产权利的充分尊重并且加以法律上的严格保护为基础的。这是市民社会特有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第二，维系市民社会的，既不是横向的血缘亲情关系，也不是纵向的行政命令关系，而是在平等自治的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契约关系。第三，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以尊重和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第四，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个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基础。第五，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社会成员的意见，在公共空间交换彼此意见，并据此以及通过社会运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形成过程。

三、市民社会对生态文明可能的贡献

如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是同一个概念，那么，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市民社会不可能对生态文明作出贡献。问题是，当我们用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时候，生态文明的贡献者却会由现代公民社会创造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质利益的协调。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因而，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管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促进并保护人们的物质利益是其存在并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人们在追求的自身的物质利益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与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矛盾。因而，生态文明在物质利益关系上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一个发育充分的市民社会，通过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保障了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为人们创造财富实现自身的物质利益奠定基础；同时，通过产权的界定，确立资源、自然环境的保护边界，通过公共空间与政府的合理互动，保障公共政策的制定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进而，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比如，排污收费问题，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只要我们知道污染带来的边际社会成本和企业本身的边际收益，就可以确定排污收费标准，但是，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是因为信息的问题，在确定边际社会成本时出现困难；其次是污染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往往不可能靠政府的简单规制就可以解决。在市民社会框架下，相关利益群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结成合法的团体，这些团体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搜集相关资料，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合理依据，在维护自身利益(比如环保要求，避免环境保护中的不公平等)的同时节约了政府政策制定的成本。

第二，精神和谐的缔造。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缔造精神和谐，市民社会通过其文化领域的作用保证人们认知自然的同时实现人们生活的非物质化。“作为文化生活的领域，市民社会拥有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区别的阐发生活意义的符号体系。”作为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是一种自主、自愿、全面发展的生活领域和关系结构，是人们普遍交往活动的空间，它渗透于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市民社会伦理精神能够促进人的个性的增长、自由的扩大和利益的满足。

弗洛姆认为：“一个人是否精神上健康，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除了满足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以外，还创造了人们的道德生活世界，为人们提供广泛的公共生活空间。人们通过社团的和传媒的沟通不仅满足了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内在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群体的认同，个体也实现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由于市场经济导致了人们心灵秩序的内在紧张，导致浮躁的心态，人格的分裂以及精神家园的丧失，市民社会特有的公共精神能够培育人们的开放意识、交互主体的人格，以及宽容的精神和理性的价值取向。“当市民社会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个合理有效的环境时，同时也就消解了因生产和权力之争给人们造成的压抑和紧张。”在市民社会的生活世界中，人们可以自主地思考、自由地表达、平等地辩论、理性地宣泄，有效地调节人们的情感和心理，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营造人们和谐的心灵和精神秩序，从而实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三，利益平衡的构建。市场的作用导致了利益的分化，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单元。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不同的利益都要有合适的利益表达途径，否则，便会形成政治上的不和谐，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危及生态文明。成熟和健康的市民社会会发展出非暴力的有序结构来进行利益表达，使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政治系统，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首先，市民社会是法治社会而不是人治社会，法治是市民社会伦理精神的现实表现。法治强调的是人民，个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与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国家也必须服从法律。马克思曾经断言，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及其社会化，构成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市民社会中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的客观和现实的体现是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在市民社会中，法律及其制度是人的需要及其行为的普遍形式，也是社会秩序的客观的和外在的表现，伦理精神必须透过法律和制度，透过法律和制度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才能获得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合理性。”其次，市民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个体伦理精神和权利伦理精神的充分展开总是以社会的开放性为必要条件，开放性表现为非权威化，非权威化则意味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一种要求权利和义务对等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它否定一切形式的特权，强调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一个充满道义关切的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全体成员能够分享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共同的社会责任。

四、结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需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是一种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建构过程，是协调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是以生态环境优化与发展为目的、促进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生态文明的构建过程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体性的重新认识过程，也是逐步推进人类全面发展的过程。因此，构建生态文明新社会不应单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手，不应仅仅从生态学的角度思考，而应从整个社会结构和人类发展的角度思考才可以看到生态文明的和谐本质。市民社会与广义的生态文明有着紧密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民社会理念为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生态文明这样的高级文明形态提供了思路。建设生态文明新社会需要社会结构的调整，即从构建市民社会人手，构造和谐社会。

社会生态论文篇7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及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一）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

联合国开发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文化贫困”（human　poverty）概念。报告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经济贫困，更深刻的是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即知识缺乏、参与不足、能力低下、素质不高、权利无法保障、健康状况差等的“文化贫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明文指出：贫困不仅表现为饥饿、寒冷、无助，远离政治生活、绝望、没有尊严同样也是贫困。2000年联合国开发署进一步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发展能力的丧失，包括文盲、营养不良、预期寿命不足、母亲健康恶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间接衡量指标包括缺乏获取维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能源、卫生、教育、通信、饮用水）的途径。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学者秦存强等人分析指出文化贫困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中国农村实事表明，女性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贫困，即我国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相对于农村男性群体的事实存在。而且从本质上看，农村女性贫困并非是单纯的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她们更多的是处于文化贫困状态。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就指这一特殊群体或个人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作为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她们的文化贫困不仅在家庭内部形成代际恶性传递，对其后代产生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而且严重延缓了农村的发展进程，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文化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总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贫困，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提升农村女性个人的文化素质，进而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1．个体微观系统自卑心理、依赖心理导致其主体意识缺失、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

个体微观系统是指个体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系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或决定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在分析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现状及成因时，需要深入分析微观系统三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许多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们受剥削的根本，也是她们无法摆脱弱势地位的症结。因为从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较之男性，肌肉生长较为细腻，骨骼较小，力气不足。由此限制农村女性多数只能留守农村，导致农村女性不仅经济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围、生活内容也十分狭窄和单一，进而致使其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狭窄、自卑心严重等心理偏差。在这样的心理系统和生理系统的互相影响下，逐渐走向自闭，拒绝社会交往，进而逐渐被限制在农村社会公共领域之外，而农村女性这种参与公共生活不足的状态又导致其对自身的社会价值认识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农村女性自我认知生理性别意识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她们缺乏自主、自立意识，缺乏独立开辟事业的精神。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事业又会导致其经济收入的有限和不足。这种物质贫困、经济贫困致使其产生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视野狭窄、缺少主体意识、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境地。

2．中观系统中婚姻家庭体制的负向影响，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贫困状态。

家庭系统和社区系统是对农村女性生存发展状态影响较大的中观系统。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农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难获得对家庭的土地、财产的支配权力，接受教育权也极易被剥夺。家庭因素对农村女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

农村家庭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较深，重男轻女依然存在，导致对女性充满了偏见和禁忌，使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调查数据显示：“文盲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占农村妇女总数的60．9％，远远高于城镇妇女22．7％的水平。农村妇女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比例分别为67．7％、67．0％、51．2％，均高于农村男性相应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专）和大专以上学历中，农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38．8％、27．3％，远低于农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农村教育的男女差异，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的欠缺，是导致农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贫困的主要原因。

（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农村财产仅由男性子嗣继承，子女随父姓，婚嫁从夫居，对女性的经济状况与地位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如，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中明确要求已婚妇女退回承包地，或规定出嫁女的户口所在地进而剥夺其土地分配权。同时，从夫居的家庭体制导致了女性社会网络资源的流失和弱化，农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观系统社会资源不足、文化消费有限，体制结构不合理使农村女性处于“失权”文化贫困状态。在探讨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过程中，应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将其放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中分析。纵观农村女性生活的宏观环境，发现问题表现在：

（1）农村女性可参与分配的社会资源缺乏。

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如社会性别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从而导致了特定地区、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农村女性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体现在物质资源、受教育培训资源以及社会参与资源不足等方面。这些都表明农村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无法与男性一样享有社会资源和占有发展机会。

（2）农村女性可消费的文化资源有限。

目前大部分农村的文化设施比较落后，一些贫困地区没有科技文化图书阅览室，没有有线电视，没有广播影剧院等文化设施。更没有针对农村女性特点的农业科技教育体系来对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进行全面、系统、有效的农业技术培训。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获得。农村贫乏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氛围造成了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

（3）二元分割的体制限制了农村女性的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同一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城乡长期分设、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差别特征”。由于二元结构制的存在，尤其是现代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数农村女性无法随丈夫一起进城，不得不留守农村，长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中，没有机会接受现代文明和先进思想，消磨了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致使农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变。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的体制分割，专门针对农村妇女发展的扶持政策相对较少，农村妇女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等资源，这些都形成了强大的阻止农村女性发展的制度。加上社会性别歧视的存在，限制了农村女性个体的发展，使之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处于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文化贫困状态。

三、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治理途径

（一）微观层面：

在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激发农村女性文化自觉，培养其主体意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的问题来自个人与环境之间交流的失衡，强调从服务对象的生态环境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价值理念源于生活内容的基本观点，要改变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缺失状态，全社会应共同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为女性主体意识提升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应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为提升女性主体意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切实解决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使女性从实实在在的主人地位上产生主体价值；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使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开展竞争；通过各种社会化途径帮助农村女性进行角色塑造，从而成为主体价值发展的导向与支撑。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女性对自身价值认可与追求的理性起点和支撑，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力。女性的解放和发展关键在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文化贫困”呈正相关关系，即拥有文化自觉意识会使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够了解自身的文化处境，进而促使其主动获取和接受先进文化。反之，文化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缺乏或不足，会极大影响或制约主体文化落后状况的改变。由于历史以及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加之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女性长期以来习惯于“别人的附庸”这一畸形社会角色。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对策就是要不断提高女性自身的认识和评价水平，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积极宣传健康、文明、进步的女性性别意识，努力实现农村女性自身观念的转变，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培养反文化贫困主体的自我觉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的能力，使她们从传统角色模式中解放出来，树立良好的现代性别意识，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改变其命运的自觉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而真正帮助其从根本上实现文化脱贫。

（二）中观层面：

改变家庭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发展农村教育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鼓励弱势群体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应建立“家庭———社会”联动互动体系。研究与事实表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影响农村女性智力开发的主要障碍。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决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多数农村家庭血缘的逻辑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绵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受传统父权制思想的影响，农村女孩从小就受家庭的歧视，受教育权力被剥夺，导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较低。按照生态系统理论，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需要政府主导下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1．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

在全社会层面开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个家庭，让“男女平等”理念从村民生活层面深入村民意识。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女性的氛围，向农村女性和男性宣传社会性别意识，唤起农村家庭性别平等意识。同时，在社会性别意识推广的过程中，还需要电视、广播等媒介积极介入，形成倡导性别平等的良好社会氛围。

2．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消除文化贫困根源。

保障农村女性实现文化脱贫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鉴于中国农村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参与学习的性别差异等因素，应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重点工作：一是发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并通过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确保农村女童教育机会得到真正的实现；二是发展多样的农村社区文化，通过潜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强农村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获取经济收入的本领。

社会生态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涵

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立足中国基本国情，以自然规律为前提，以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倡导和谐观念和推进和谐生产生活方式为着眼点的一种新型文明。”

当前，中国生态危机与各种社会转型矛盾相纠结，具有极强的特殊性，没有能够照搬的直接经验，只能从当下中国的问题中寻求突破口，从中国的国情中找到根据。我国最大的国情就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逻辑地包含了生态文明，因此理解当前我们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将它置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主要矛盾和总体布局来分析，在保持生态文明一般特质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契合。

1.2生态文明的 “中国特色”

1.2.1系统性与同步性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不应该是零散的、应景式的，而应该是系统的、整体的过程。要推进生态文明发展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发展的同步和协同。

1.2.2主动性与发展性

一方面，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特殊制度背景决定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不应该是被动的，而应该是主动的；另一方面，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国内背景决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不应该是消极的、脱离发展的，而应该是积极的、发展型的。

1.2.3互利性与内生性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国际背景决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不应该是对外掠夺和转嫁的，而应该是内生的和互利的。

1.2.4科学性与实践性

中国生态文明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文明成果，具有十分鲜明的科学性，需要尊重科学精神才能实现，同时中国的生态文明需要在中国特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才能实现。

1.2.5历史性与现实性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既要充分挖掘历史文化成果，需要在吸收和借鉴已有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不断发展的中国经济社会和日新月异的国际形势新变化这个客观现实，科学合理地谋划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2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1必要性

建设生态文明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要求。人类社会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空间前提。自然界中生物群落与其所在的环境相互依赖，并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从而形成生态系统。人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员，在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人与自然需要和谐共处，这既是对人类长期发展的经验总结，又是对人类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建设生态文明是自然规律的必然要求。自然规律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的客观性和不可抗拒性。在自然规律面前，人类的任何力量都是渺小的，任何观点都是苍白。因此，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不可抗拒性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一个新的文明――生态文明。

2.2重要性

同志在十报告中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归根结底是生态建设对人和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具体说来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建设生态文明可以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态文明是建立在人类尊重自然、适应自然，科学利用自然基础之上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设从空间格局开发到能源资源利用；从生态系统维护到自然环境保护都表现出一种积极健康的发展状态，这样一种宜居、健康的生存环境，人类必然生活得健康、长寿，人类社会必然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可以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生态文明是一派天蓝山青水蓝的气象，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好状态，而这恰好是美丽中国的宗旨所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对维护中华大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环境系统的持续性上都具有深远意义。在生态文明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必定可以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自 2007 年起，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学术研究领域的高热度词。十报告对如何建设生态文明提出了具体的实践路径：

3.1合理开发利用空间格局

3.1.1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国土空间的开发和利用格局关系到国土资源利用的效率和效益。因此我国根据国家发展规划和土地的特性，制订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解决我国国土规划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具体地说，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保护、合理开发等。

3.1.2优化海洋格局，建设海洋强国

由于我国复杂的周边形势，十八报告首度将建设“海洋强国”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向世界宣示中国将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同时，这对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等有重要意义。为构建海洋强国，还需做到的是：一是做好海洋环境的监测保护工作，坚持“蓝色海洋发展”理念；二是站在国家发展高度，做好统筹规划，统一勘测，有序开发；三是培养海上渔民的国际意识和国防观念。

3.2走资源节约集约之路

3.2.1树立科学合理的发展理念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首要任务，就是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是正确处理经济与环境关系的本质要求。我党和政府把“绿色发展”明确写进“十二五”规划，并单篇论述；“十”报告中 “绿色发展”理念是“第一发展理念”。日常生活中，绿色建筑、绿色经济、绿色消费模式、绿色政府采购等成为关键词。

3.2.2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体系下的发展方式

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内使经济得到“持续健康”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就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经济发展方式。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就是在生产方法上强调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循环利用，从源头上减轻工业文明对资源环境压力的发展方式。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生产，使经济活动成为“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无废弃物”的反馈或循环过程，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体现，从而达到了“资源消耗最小化、环境损害低、经济效益大”。

3.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下的生活方式

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拒绝白色污染，灰霾空气等所有非环保的生活方式；开始学会接纳节能产品，接纳绿色出行等所有环保的生活方式即绿色生活方式，在社会上已成为共识。消费方式是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下需要改变奢侈、浪费的消费方式，提倡节俭、适度消费的观念。适度消费，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和文化质量的新型消费模式已悄然成风。

3.3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

3.3.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产品――生态产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产品――生态产品，是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等公共产品。可见，生态产品本身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它既能够满足社会的环保需求，又能满足人们追求身心健康的生态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的生态消费力迅速提高，生态消费需求呈现急剧增长趋势。

3.3.2保护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

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我国绝不能再走资本主义“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应树立马克思主义扬弃观，即主动吸取国际国内先进的建设理念和方法，摒弃消极的不利的理念和方法。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十”报告中提出“保护为先防治为重”的生态原则，就是要求人们主动选择低消耗、少污染、高效率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资源环境可承载的范围内进行社会活动。这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和原则。

3.4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规矩就是规范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也需要依靠制度的保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4结语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是一个系统理论，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一项庞大的理论工程，更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建设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积极行动起来，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者、实践者和推动者。最后，生态文明建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说还是一场质的历史性变革，将促使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体系作出重要调整，从而推动社会主义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时代，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范松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内涵的渐次解读[J].宜春学院学报，2013（8）.

[2] 朱国芬，高琳萍.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性选择[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2（3）.

[3] 赵丽君，国政浩.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2）.

社会生态论文篇9

（一）突发性和应激性并重

网络民族主义的发生往往是毫无征兆的，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传统的传播媒体无论在传播速度上还是在传播内容上较之网络信息传播方式都难以望其项背，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在某一地方发生的民族主义事件，消息一旦被传到网络上就会铺天盖地地传播开来，形成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的传播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就不言而喻了。与此同时，网络民族主义的这种突发性又导致了政府相关部门在处理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时的应激性特点。尤其是影响较大的一些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由于其容易转化成网络民族主义事件，引发网民的诸多反应，因而，一旦发生这类事件，为避免事态朝着不良方向发展，政府部门就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灵敏性和反应性，注意疏导网民的不良情绪，从而引导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朝着良性健康的轨道发展。

（二）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

从语言表达上看，网络民族主义的相关言论表达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特点。有些网络民族主义言论的表达，尤其是那些逻辑严谨、文笔流畅、观点深刻、篇幅较长的上乘之作，很可能是出自学界的学者或带有官方背景的研究者之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被各大网站、论坛、博客甚至平面媒体频繁转载，这类文章较多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前景的担忧，体现了作者关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理性反思，“彰显着理性的光辉”。另一方面，有些网络民族主义言论的表达表现出很强烈的情绪化特征，许多网民大量使用暴力性语言，失之于极端和偏激，存在极端化倾向。这类言论表达者往往缺乏理性思考，其话语表达没有经过系统化理论化的构建，一时冲动只顾自己不良情绪的宣泄，而不考虑其言论所引起的严重后果。这足以证明，我国网络民族主义还处于初级的不成熟的发展阶段。

（三）大众化与体制外并行

从参与者的身份视角和人数多寡来看，网络民族主义具有大众化和体制外的特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尤其是原来不掌握话语权的草根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借助英特网在公共场合来表达他们自己对社会上发生的某些事件的见解，以及发表对政府如何处理这些事件的观点进而对政府施压，并且逐步把网络视为他们表达观点的意见渠道和唯一认同的政治社会。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大多数网民往往倾向于以虚拟符号出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所依托的网络空间具有不可察觉的时空位置和形态，其网上交往活动不具有实体性和可触摸性”。即便如此，网络民意的表达依然会对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和整个国内舆论造成深刻的影响。这又使得网络民族主义呈现出体制外的特征。

（四）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

从网络民族主义者的言行来看，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衬托出网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通过对大多数网民的言行进行分析得知，不管他们的言行是否客观、理性，他们的初衷都是基于朴素而又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对本民族的热爱，出于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干涉我国内政、损害我国利益的愤慨，出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意愿，“其指向也多是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和污蔑中国国家形象的言行，表达着对国家发展前景和生存发展空间的忧虑。”此外，由于网络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特点，部分网络民族主义者可能只在网络上发表其爱国言论，而不参与现实的行动，当然也不排除某些网民的极端偏激的不负责任的非理性观点，因此，不能将网络民族主义完全等同于网络爱国主义，虽然在很多情况下二者是可以划等号的。但是，即使是一些网民的比较极端的情绪化的由于一时感情冲动而发出的言论，在其背后深藏着的仍然是对国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毋庸置疑，爱国主义也是网络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生态环境分析

以社会生态学的视角来考察和分析网络民族主义，我们认为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社会生态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产物。

（一）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经济生态环境分析

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经济生态因素是影响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决定性因子，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网络民族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除了与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之外，还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所造成的全球化与本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息息相关。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三十余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举世瞩目，更为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层面的需求也随之得到改善和提升。此外，不容忽视的是，由于我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使得我国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系列的碰撞和利益冲突。这一切因素都推动了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持续发展，全球化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难以避免，加之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必然要求在一些涉及到我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大量涉外言论中，无一不体现着这种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初衷，“而其论证的前提无不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其次，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我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辉煌成就促使我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日渐复苏，民族自豪感日益增强。伴随着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民众的国家利益意识也随之觉醒，在与国际社会的一些利益冲突中，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不可忽视的网络舆论力量。再次，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多的中国民众开始接触到网络，使用网络的人群日益增多，更多的网民出于爱国意识开始加入到网络大军中发表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和意见，甚至被呼吁加入到网络行动中。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经济生态环境下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二）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政治生态环境分析

网络民族主义现象的产生与我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切对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我们都可以将其视作政治生态环境的范畴。把网络民族主义现象放到生态环境中去考察，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其能够在社会生态环境中获得良性发展。整体来看，影响网络民族主义现象产生的政治生态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总体上讲，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大为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较之以往有了较大进步，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政治文明程度大大提高。相应地，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政治风气大为好转，社会民主、包容程度不断加强，我国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高涨，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增强。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它也是我国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民主的政治制度为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网络活动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他们网络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素质不断加强，这都对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2.在涉内方面，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的关键节点，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频发，问题层出不穷，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对政府和社会都产生了不满情绪。

这是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诱因。处于转型加剧期的当代中国，正处在爬坡过坎、攻坚闯关的关键时刻，社会矛盾和问题丛生，诸如住房问题、教育公平问题、腐败问题、就业问题、弱势群体利益维护问题等事关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引发网络上的舆论大战，激发人们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情。其中不乏一些网民的极端言论，他们对政府怨声载道，对社会充满了仇恨心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党的执政形象，也不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构建，更会误导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理性健康发展。因此，为消除人们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情绪，引导网络民族主义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党和政府就要认真努力解决好这些事关民生和自身发展的社会问题。

3.在涉外方面，当有损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重大国际政治问题出现时，我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就会被激发出来。

这也是当前我国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秉性、精神纽带和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民族精神反映在思想学说上就是民族主义，民族精神是内核，民族主义是外在表现形式。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的认同、归宿、忠诚的强烈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是思想、学说、运动的统一。”毋庸置疑，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利益的认同和捍卫。解读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网络民族主义，不难发现，针对一些国际争端事件的发生，无论是中日间、中美间，还是中韩间发生的一系列摩擦事件等，我国网民所发起的旨在维护我国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网络抗议运动，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凡是涉及到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一些国际争端和摩擦事件，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就会显现出其无比强大的威力和对外震慑作用。

（三）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文化生态环境分析

文化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种软实力，在当今这个时代，对一国社会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渗透于社会的各个要素之中。当前我国风起云涌的网络民族主义，与我国社会特定的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反思推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我国的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曾一度认为就是这种传统文化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国家落后和民族屈辱的最深刻和最根本的原因”，主张摒弃传统文化、实行全盘西化。由此导致了一部分人对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持虚无态度，甚至形成了民族虚无主义和。这两种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极为不正常的，也是有害的，因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知识界对这两种社会思潮进行了批判，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复兴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家园，力图找到民族复兴与民族文化复兴的结合点”。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强大的民族主义潮流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形成，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网络民族主义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

2.当前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是网络民族主义勃兴的一个重要推手。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因此，十七大报告明文规定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报告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当前中国社会，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都非常重视文化的繁荣发展问题。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勃兴就是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一种体现。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发展，文化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过程当中，由于不同文化的碰撞，形成了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其中的一种。文化的繁荣发展助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高涨。而如何有效利用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为我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服务，则是我们要认真思索的问题。

3.广大网民自身民主素质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高涨。

这也是我国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随着我国公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自身民主素质得到显著提高，政治参与的热情与日俱增。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现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人们很容易就能接触到网络，加之现在手机的普遍流行，大多数民众基本上都是人手一机，与手机形影不离，他们即使不使用计算机，也可以使用手机上网，这就更增加了人们接触网络的机会，为他们的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无疑这会进一步推动网络民族主义的不断发展。无论是哪个领域的问题，不管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社会的，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只要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他们都可以利用自媒体在网络上各抒己见，自由发言、讨论，甚至有时会将网络上的言论化为现实当中的实际行动，凸显网络民族主义的巨大威力。但是我们要注意引导网络民族主义朝着理性健康的轨道发展，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社会生态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037-05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发展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的挑战和威胁，生态危机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深重灾难，使得人类不得不重新认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精髓，并用新的视角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环境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东京议定书》等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制定，标志着生态文明理念已经在全球各国引起广泛重视，并达成共识。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1］并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2009年9月22日，国家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要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重大战略任务”由此可见，走以社会和谐为核心的生态文明之路已经成为全球各国面临的紧迫任务和重大课题。

一、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范式

范式概念是指“一种在新的或更严格的条件下有待进一步澄清和明确的对象”［2］（P22）是一个公认的模式。范式是人们实践过程中所遵从的行为规范，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思想理论前提。当旧范式无法通过调整解决矛盾消除危机时，新范式就会日益凸显，继而取代旧范式，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我国生态文明基于现实问题而提出，所倡导的是建立一个生态和谐与经济发展、社会公正相统一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现实状况相结合，是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更高境界的文明形态，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更高级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范式。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统一关系，阐述了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涵。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其一，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曾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P374）恩格斯也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4］（P159）可见人类的产生、生存和发展与自然界息息相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是人与人关系存在发展的基础。因此，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5］（P384）人类只有正确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把人类需要和自然规律相结合,才能使人类社会得以健康和谐地发展。

其二，关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人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从事改造自然的活动，人类的生产方式影响、制约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P32）因此可以说只有变革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才能从根本上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其三，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旦发展起来,就会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因为人类生存在社会关系中，正如马克思曾指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7］（P322）“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8］（P83）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势必要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必须处理好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维持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统一的关系。

（二）生态文明彰显出自然的内在价值和人的自我价值对等性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在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近现代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基础上提出的，既尊重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又突出了人的自我价值。自然具有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自然界为满足人类生活生产提供各种资源，这是自然界的外在价值。同时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指的是自然得以维持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方面。人类在与自然的交往中，并不应凌驾于自然之上，把自然纯粹看做为人类所利用的对象，因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9］（P517）而是应该在不破坏自然本身运行的规则内，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为人类提供的丰富资源，从而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这样既满足了人类自身生存生活的需要，又尊重了自然的发展规律。生态文明理论正是人们基于对自身的需要进行理性思考之后，对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作出的科学认识。“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10］（P43）

（三）生态文明体现出社会运行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只有在与外部自然界进行正常的物质变换关系中才能存在和发展。”［11］（P236）可见社会得以平稳运行需要合理的结构以及和谐的关系，这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自身的和谐。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和谐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如果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和谐，就会影响社会的和谐。正如同志指出的，“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12］因此可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保持和谐的重要条件，只有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才能维持社会自身运行。生态文明理论是对目前生态环境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的积极回应，其落脚点在于通过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最终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生态文明看到了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它必将深刻地改变着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这也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四）生态文明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人类活动的目的就是在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在此目标的导向下，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路径来进行实践活动。不同的发展途径会导致相异的效果和结果。以往的工业文明偏重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甚至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寻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生态文明与此有明显区别。其一，生态文明以人类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注重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推动社会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一个属于新世纪所面临的问题，如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在《费孝通九十新语》一书中写道：“用传统的观念和方法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恐怕要有一个新的方法和新的思维才行。”［13］（P144）生态文明理论反思了工业文明发展的环境代价，强调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主张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物质生产生活需要，而且要不影响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二，生态文明理论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方式。生态文明理论突破了以往发展观只注重生产力发展的狭隘性，它将发展观与生态观相结合，主张既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同时也要尊重自然规律，力求达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效果，实现促进社会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两者的统一，追求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

二、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诉求

生态文明是指导人们科学地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新的价值取向，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基础性的地位和重要的价值功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重要载体和强大动力，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树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走生态文明之路。

（一）生态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从哲学的角度看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过程，遵循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原始文明阶段，由于人类自身物质条件以及认识能力的限制，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之心，甚至以自然的意愿来规范自身的行为，人与自然和平相处。农业文明阶段，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方式，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破坏不是很大，从整体上看，农业文明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比较和谐的。进入工业文明阶段，伴随着巨大科技进步，机械化大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快速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类欲望的过度膨胀。一切以人的需求的满足为核心的价值取向，是人类忽视了自然系统的承受能力，生态系统的平衡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随着生态危机的不断加剧，人类开始对自身价值取向和行为进行深刻反思，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价值理念，引起人类的广泛关注。生态文明以公平、公正为基本理念准则，反思了人与自然关系中不和谐的代价，要求人类既发展自身又善待自然，把人类自身看做是自然界中平等的一员，与自然界互利共生，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生态文明“就是指人类不仅应当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界作为朋友，而且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社会‘合一’、和谐”。［14］由此我们可以说，生态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二）生态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载体

根据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和层次性原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广义角度讲，构建和谐社会要把握社会系统的整体性，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四个系统进行考虑，注重四个系统的有机结合。四个系统都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载体，其中，物质文明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载体，精神文明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载体，政治文明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载体，而生态文明建设，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自然基础载体。从狭义角度讲，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社会各个子系统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系统，是正确处理各种关系的重要枢纽，不但直接制约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健康，而且还关系到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的和谐和稳定，而所有这些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因此，生态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载体。

（三）生态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动力

先进的文明理念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力助推器，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文明最新的理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动力。首先，生态文明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过程实现的基本要素包括人和自然，自然作为生产力的要素，通过人与自然的双向变换，具有一定的生产力功能。自然环境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人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建设原料，没有自然资源与能源，物质文明就失去发展之源。其次，生态文明推动了精神文明的进步。生态文明确立了新的文明观，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建设中优先考虑的重点工作，并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再次，生态文明制约着政治文明的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建立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法规制度，需有全体社会成员的广泛的参与，因而生态文明推动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同时，生态与环境问题也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国际上很多生态环境问题最终会演绎成战争，严重影响着和平与发展。可见，生态文明建设对其他三个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对其他三个文明的制约和促进成为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强大动力。

三、基于生态文明维度的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思考

在人类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生态危机问题已经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绊脚石，必须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以解决。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从加强生态价值观教育，发展低碳经济，营造和谐生态文化环境，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出发，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之路。

（一）加强生态价值观教育，提高全民族的和谐生态意识

生态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充分体现了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选择标准，它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支撑和道德约束。生态价值观的确立是以良好的生态伦理为基础的，并且需要生态实践来支持和维护，而生态理论的掌握和实践的践行需要通过生态价值观教育实现。此外，生态价值观教育的使命不仅在于促进人的个性品格的完善，同时更在于通过对个体生态价值取向的培养来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因此，加强人们的生态价值观教育，提高人们的和谐生态意识成为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在全社会深入地开展生态价值观教育，增强全民的和谐生态意识，首先就是要把生态危机感教育纳入全民社会教育系统，作为全面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增强全民忧患意识，强化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加强对生态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以及合理的开发和保护能力。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开展生态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坚决履行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保护自然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维护生态和平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要大力宣传环境法规和环境保护知识，积极倡导绿色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树立以人为本的自然观，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等。

（二）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积极开发和谐生态产业

2010年6月5日在卢旺达基加利联合国环境署提出了当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多样的物种，唯一的地球，共同的未来。”中国在响应这一主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低碳减排•绿色生活”的世界环境日主题，号召公众从自身做起，推进节能减排，崇尚绿色生活，为建设生态文明、创建低碳社会贡献力量。为积极响应时展的呼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我们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积极开发和谐生态产业，第一，大力发展现代和谐生态农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业，走农产品的生态品牌化战略，不断完善农产品安全体系，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系数。第二，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开发和谐生态产业，探索建立新型的绿色GDP评价体系，在提高生产的同时，将资源和环境问题纳入核算体系，实现产业优化组合，经济效益最大化，促进工业绿色生态化发展。第三，大力发展和谐生态旅游产业，科学开发旅游资源，调整旅游布局，牢固树立“环保第一”意识。遵循“科学开发、合理保护、永续利用”的原则，在引进和建设旅游项目时，要严格贯彻严把环保关，杜绝引进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项目的规定。

（三）营造生态文化环境，促建和谐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讲，促建和谐生态文化是继承和发展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从思想理论渊源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着生态文化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描述未来理想社会时指出，未来理想社会“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15］（P120）这里，马克思所强调的“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也就是和谐生态文化的解决之道。因而，构建和谐生态文化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题中之意。从社会实践来看，营造生态文化环境，促建和谐生态文化，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保护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造福于子孙后代。因此，我们要努力弘扬文明的生态理念，营造生态文化环境，促建和谐生态文化，以此来唤醒和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意识。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弘扬先进的生态文化，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介努力营造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环境，使先进的生态文化深入人心，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文化素质。另一方面，大力宣传低碳减排、绿色消费等生产生活方式的理念，引导人们更深入、更广泛地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使我国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从而有力地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四）健全生态文明法制，营造和谐生态环境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道德力量和法制力量双重制约和保障，因此，在加强道德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注重法制建设。法律制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法制保障，其作用在于规范和制约人们的文明行为。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通过法律来规范和约束经济活动，使其不突破自然资源的支撑限度，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因此，建设生态文明要建立和完善生态立法和执法监督机制及相关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一方面，立法机关必须加快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立法工作。要建立健全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如污染治理、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等有关规章制度，做到处理环境问题时有法可依。另一方面，要加强执法监督力度，加重违法成本，使违法者代价惨重。要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对违反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无一遗漏地追究其法律责任，切实维护法律尊严。同时还要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加强人大法律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的作用，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

（五）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确立全球化的和谐生态理念

生态危机具有全球性，是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困境，要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必须坚持全球合作，即解决生态问题要具有“世界眼光”。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各个国家的发展和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立地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树立全民参与、全球参与的和谐生态理念，我们应在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内达成全球共识，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第一，发达国家要有责任感。由于发达国家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因此，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作用要比发展中国家大得多，理所当然地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发达国家应该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反思历史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第二，发展中国家也要认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发展中国家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具有很重要的环境保护责任和任务，发展中国家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合理开发资源，加强环境保护，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第三，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对等交流与合作。应对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因此，要倡导各国之间在处理生态问题上的相互包容、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和有效沟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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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在省部级主要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13］费孝通.费孝通九十新语［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14］杨奏茂.“天人合一”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N］.中国教育报，2006-2-14.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CHEN Shu-wen

社会生态论文篇11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政治、经济、文化等是其主要成分，这些成分以一定的社会形态表征着社会发展。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就是指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的提升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以及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提高。社会发展要求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基础上，但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却出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生态问题，生态哲学因此应运而生，它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支持：“生态哲学是一种生态学世界观，它是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观察现实事物和解释现实世界的一种理论框架。”[1]生态哲学以生态学世界观的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审视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具有人和自然双重尺度的参照系统。社会生态学家布克钦深刻地指出：“把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分开，或贬低或象征性地承认它们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将会使人们完全曲解日益加重的环境危机的原因。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相互交往方式对于解决生态危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断言：“决定未来地球生态状况的真正战场无疑在我们的社会之中。”[2]因此，我们应该重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中的“反生态化”因素，进而更好地协调社会发展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生态化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政治生态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表现。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政治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逐渐生态化的过程。从表面上看，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于生态环境发生了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变化引起的，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政治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表现为一种社会现象，二者似乎联系不大，但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各种环境问题，就会发现环境问题与政治是紧密相联的。而且，人类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随着社会发展而愈益增强，人类系统对其环境系统的作用是其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人类利用环境所提供的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的过程是一个消耗自然资源、排放和产生废弃物、改变生态环境的过程，人类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生态环境的改变有直接关系，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就有什么样的环境影响，可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需依靠政治的支持才能建成。

在人类早期社会的政治形态里，生态环境问题大多是政治的附庸，它没有引起统治者应有的重视，这期间自然灾害、频繁的战争以及不合理的政治决策都极大地破坏了原本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而社会成员也没有形成保护环境的生态意识。满足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欲望是政治系统基本的价值目标，政治的发展意味着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在传统社会，社会成员中只有少部分能够参与政治过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能是消极被动的被统治者。

随着社会政治的不断发展，参与政治过程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多，参与步伐日益加快，政治系统逐渐发达，参与程度也更为深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以绿党为核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的一场广泛的“绿色政治运动”，它试图走一条不同于或者说超越“左派”和“”的中间道路。“绿色政治运动”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它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了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进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1971年，一群加拿大及美国人组成一支抗议队伍，乘坐一艘名为“彩虹勇士”的渔船，试图阻止美国在阿拉斯加进行的核试验。自此之后，亲临现场成为这个后称“绿色和平”组织抗议破坏环境行为的重要方式。今天，他们仍深信，虽然个人力量微小，但仍可坐言起行，由此唤起世人对环境问题的高度警觉。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公众已经行动起来，利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力，通过社会政治活动迫使政府和社会采取措施，维护公民应有的环境权。

生态与政治的关联日趋紧密，“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对现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环境和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3]可以说，当今世界范围的环境危机主要是由不恰当的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人口生产方式引起的，是与政府的政治决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确信，整个地球的环境问题仅靠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已经无济于事，要保护地球家园，解决生态问题必须积极参与和关注政治，这意味着局限于技术和科学视野的生态思维遭到了政治的挑战。人们逐渐发现，生态问题离开政治的参与，不纳入政治框架内，问题本身就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可见，政治生态化是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措施之一，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生态化

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基础之上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在保证自然再生产的前提下扩大经济的再生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局面，建立经济、社会、自然良性循环的复合型生态系统。按照生态学的观点，人类、人类的技术、经济和社会都属于地球这个大生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其发展的本质就是能量的流动，发展的表现是物质的流动、信息的传递，发展的追求是朝向有序[4]。经济所创造的财富，其实质就是自然界中有序的能量流入社会，在这个过程中遵循着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熵定律。经济发展只能在这些自然规律的约束下运行，如果违背这些规律，经济就会由盛转衰，江河日下，终致崩溃。

环境问题导致大规模的经济灾害，常常引发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在社会发展史上记载着很多这样的史实。例如，中国两晋之际，“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入汉川者数成家……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5]宋孝宗乾道二年，“两浙江东大饥，淮民流徙江南者数十万。”[6]明宣宗宣德四年，“山西饥民流徙南阳诸郡不下十余万。”[7]秦汉以至宋元，移民运动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而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其主因之一。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也有因环境灾变所引起的大规模移民运动。19世纪40年代末期，许多爱尔兰人迁往美国，就是由于长时期降雨过多，涝灾使马铃薯收成大减，造成成了严重的饥荒，成千上万的农户不得不弃家出走。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历了世纪最强的一次大干旱，影响了美国几乎三分之二的土地以及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部分地区，导致许多人畜和动物死亡，大批农民不得不逃离这块干涸的土地。社会经济问题的出现可以促使具有历史自觉意识的政府清醒地认识环境危机问题，发现新情况，从而改进管理，防微杜渐，寻求生态与社会发展的新和谐。

近代以来，产业革命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人类开始利用先进的工具和技术，尽情地享受大自然赋予的各种资源，但却没有意识到大自然的报复：能源紧张、生态失衡、温室效应、水质恶化、土地荒漠化……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正随着生态系统的全面崩溃而面临消亡的危险。从经济学角度看，产业革命是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进步；但从生态哲学角度看，工业文明对自然界的掠夺不过是人类为了摆脱贫穷的饮鸩止渴行为。历经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阵痛，人类已经意识到，生物圈既不允许现代工业的无止境侵袭，也无法让以消耗大量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的社会存续下去，时代在急切呼唤新的社会发展方式和新的经济增长形式。残酷的现实要求我们将经济转变为一种生态经济，它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以自然资源的节约为手段，通过开发生态经济技术实现农业、工业和生产消费品的“绿色化”，降低和遏制生产过程和产品对环境的污染，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生态性

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生存方式，人类只有借助文化才能在自然界中生存和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表现形态之一。中华民族在人与自然冲突、融合中积累了深厚而丰富的文化资源，至今仍有其光辉的价值，对建构现代生态文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强烈的生态观念，这与当今世界的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是相通的。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主张人类与自然虽具有差异性，但二者是“合为一体”的，它们相依相存，合而不同，达到一种共生状态，儒家因此要求人们善待自然，顺应自然，人类与自然要和谐相处。道家主张“知足”、“知止”地开发自然、利用自然：“知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长足矣。”[8]“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9]“知足”、“知止”就是遵循生态系统自身的规律，控制无限膨胀的人欲，人的需求应适可而止，为了维护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必须控制自己的贪欲。墨家从小农自然经济的现实经验出发，提出独到的“节用节葬非乐”的观点，认为人的衣食住行等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就可以了，房子能遮雨，衣服能避寒，没有必要奢侈腐化。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样一些内容虽然带有旧的时代特征，却反映了民族性和人类性的普遍内容，代表着整个人类的发展方向，并在现代潮流的冲击下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结构，东方有机整体自然观对人的思维、行为具有较为直接和深层的影响，也为当代社会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生态哲学以生态学的生物多样性肯定每一个体在系统中的独特地位，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明和文化，都有不同于其他地区、民族的特殊性，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这是在长期社会发展中形成的社会生态多样性。文化的生态多样性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如中国古代大多数哲学家都坚持运用阴阳五行阐释宇宙的起源、生存和演化以及王朝的更替等，具有独特的生态性。阴阳家邹衍以《尚书・洪范》为基础创设了一套“五德始终说”，“五德”即水、火、木、金、土五行，这五德依次与自黄帝以来的朝代相匹配，认为每一朝代都有自己当属的一德，如黄帝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将来代周的朝代为水德，水德之后的朝代为土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按此说，五德相胜的次序为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历史就是这样，按五德相胜的次序周而复始，循环往复。通过阴阳五行异质同感的神秘观念，把属于自然现象的天地四时五方，同王朝更替和社会伦理的“五德”联系起来，将自然现象社会化、伦理化，把社会现象自然化。这是我国古代人有意识地把文化生态化的极好例证，为我们树立了正确的生态观。

现代文化首先从西方开始，今日的全球性危机也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所引发的。西方主客对立及自然与人类绝然分离的思维方式，使人类在世界观上具有突出的分裂倾向，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待自然的分裂，将主体的能动性无条件地赋予了人类，将客体的被动性赋予了自然，自然处于被征服、被利用的境地，为生态灾难的发生提供了社会文化条件，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中国传统文化站在“天人合一”的高度，从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出发，消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必将在解困全球性危机中发挥指导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内容将有助于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沟通和互相认同，有助于构建多元文化之间的和谐和共同繁荣的格局。人类需要生态文化，需要走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对既往文明的反思，也是对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整合与重塑。生态文明下的生态文化，更提倡尊重自然、认知自然价值，建立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与氛围，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物欲的过分强调与追求。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的超越，它将引领人类放弃以往形成的重功利、重物欲的享乐主义，摆脱生态与人类两败俱伤的悲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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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世雁.发展过程的科学解读――“生态纪”的科学基础[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6(4).

[5]房玄龄.晋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355.

[6]脱脱.宋史.孝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5.639.

[7]张廷玉.通鉴纲目：三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9.

[8]老子.老子：四十四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1.

社会生态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001-02

2012年11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报告中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社会发展的新规划，这就意味着我党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不但丰富了科学发展观，也标志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进一步成熟，这也必将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生态文明，是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它的出现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进行的一次新选择，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人类要重新考虑、探索新的社会形态以至解决生态危机所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弊端。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基于人类对传统工业与现有发展模式不足进行反思的产物。

生态文明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广义的角度上讲，生态文明是从古至今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自人类社会以来，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态。它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立起健康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狭义的角度上讲，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同日而语。

生态文明是一种更为优越的文明形态。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做出积极响应，提出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等理念。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坚持人与自然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明确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进一步提出“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这表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荣，都是极其重要的。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选择

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来看，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比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更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经济增长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发展问题，例如：中国存在着由社会剧烈转型所带来的人欲膨胀与共识信仰瓦解的矛盾问题，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以及沿海和中西部的发展矛盾与差异问题，行政权力无限扩张所引起的腐败问题，特别是人口膨胀、经济增长与有限的生态资源的矛盾问题。由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应当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始终遵循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在古代，我国就已经有了丰富的生态思想。中国古代哲学家早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孔子《易传》说：“立天之道，曰阴阳；立地之道，曰仁义。”由此建立了天地人的世界观，并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老子也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强调人来源于自然界，离开自然界人类是不能够生存的。因此，在生产实践中，也要把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界规律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由此可知，古朴的生态思想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导着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

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马克思恩格斯也非常重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马克思早就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同样也存在着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恩格斯也指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他们多次强调想要让自然界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人们就必须要以认识自然和掌握自然的规律为前提，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反而言之，就像马克思所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所以，我们必须树立这样一种观念，遵循自然规律就会创造奇迹，违反自然规律就会受到自然冷酷无情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