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论文篇1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经济史研究论文篇2

我想谈的有：(1)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2)历史唯物主义；(3)经济计量学方法；(4)发展经济学方法:(5)区域论和周期论:(6)社会学方法，(7)系统论方法。所谈或详简，或我所不知而举疑，故日杂谈。

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

我国史学一向重视文献学的方法。这方法的精神就是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征；用现代话说就是“论从史出”。治史必自史料始，以占有史料为第一义，这是个好传统，初学者尤然。文献学方法包括校勘、辨伪功夫。又所论多宏观，故重典章制度。同时，它包含归纳法，广征博引，力戒孤证。在表达上，“让史料自己说话”，质朴、简洁、有力。

“多问阙疑”，史料既多，考据学随之而兴。考据学至清代极盛。清代考据学之大功在于它抵制了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推论，追求历史信息(文献)的本来面貌，故梁启超称其有实证主义精神;又因清人逃避政治，能钩稽沉隐，无所避讳，即顾炎武所倡“实事求是”。但清代学者考据的出发点不是事物，而是文字音义。又所论多属微观，视野狭隘，流于繁琐。或为文而文，示计实效。盖原用于经学，治史反成缺点。

不过，文献学、考据学都是不断发展的。至近代，受西方实证科学影响，己日益光大而重实效。若陈寅恪，固考据学大师，其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文史考据之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金明馆丛稿》)

我国历也文献至为丰富，史籍、地志之外，笔记、诗文、报刊等早已入史。近又致力于档案、碑刻、民间文书之发掘。历史档案浩若烟海，近年开发清刑部题本，已美不胜收，而其他尚少系统整理。民间文书更是无穷宝藏。若徽州档案、孔府档案、盛宣怀档案刚在利用，而散在各地的文契、租约、账册、书簿等都有待征集。文献学、考据学内容日广，大有可为。方法本身也将改进，资料库和电子计算机的利用即其一例。总之，前途广阔。

单靠文献学、考据学方法亦有其弊。正如列宁所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①这就不是论从史出，而是史随论走了。因此，史料愈多，愈简要有科学的驾驭史料的方法。这方法，首先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其他方法之得失都要用它来衡量。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包括一系列原则和规律，不只是方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写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即研究一个未知领域或未决问题，不如把它看作方法。这是因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规律虽是客观存在，但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别的学科来说，可用作逻辑论证，如评某文学作品，可说它不符合历史规律。但对研究历史本身来说，却不能这样。如五种生产方式，可称为社会发展规律，但具体研究某民族历史时，缺奴隶社会者有之，缺封建社会者有之，缺资本主义社会者更有之。这些“缺”正是研究的目的。

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足教义，而是方法”①。“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也没有企附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提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②

这种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以为，其核心，也是我们在实践中用得最多的，就是历史辩证法。辩证法思想来自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总结，即自然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应用于研究社会川史”。这本是恩格斯的意思，由斯大林明确说出③。因而，钱学森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社会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相并列，这是很有见地的。

附带说，许多科学的方法部是来源于对自然界的观察。十八世纪培根、笛卡儿的实证主义和归纳逻辑，近代的计量学方法、系统论方法，都是首先应用于自然科学，然后移植于社会科学。它们的科学地位也在这里。辩证法也是这样，当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将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发展。

但是，过去我们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却很少讲辩证法，而把国家、阶级、阶级斗争当作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我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分成两门课(这也作俑于斯大林)，前者讲辩证法，后者就不讲了。也因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是在民主革命战争中开始的，继之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很自然地突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这是1879年马克思发出的一个指挥革命行动的通告中说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的发展，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

这个“本意”也招致不少误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成“线性因果关系”，僵化了的公式。恩格斯晚年，在1893年给弗·梅林的信中说，马克思和他当初是着重从经济基础中“探索出”政治、法权等观念的，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当时是批判黑格尔等唯心主义。但也因此犯了个错误，即忽视各种思想领域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并在历史上起作用。因而他提出“归根到底是经济”的修正。次年，在给符·博尔乌斯的信中全面发挥了这一点:首先，经济基础不仅是经济关系，而是包括全部技术装备和地理环境。其次，“并不只有经济状况才足原因”，政治和意识形态都互相影响。同时，经济并不是白发起作用，而是经过人的决策，“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原来，1890年他就提出历史是由人们的意志“合力”创造的理论，而人们的意志是由生活条件决定的④。

照恩格斯的说法，各领域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离经济愈远的领域，如纯思想领域，其曲线愈曲折。但如划出各曲线的中轴线，则“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跟后者平行而进”。这就是“归根到底”之义。我们不妨试画如图I。文学艺术的曲线起伏很大，几百年未必出一个诗圣。科学发展则到卡八世纪才突飞猛进。它们的中轴线则几乎平行了。

我想，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第一，要承认各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从这一点说，本来可以分别研究，如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等。第二，又要有整体观、系统观。它们是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史也要看到政治、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更不能摆出一副“我是基础、我决定你”的架势。“归根到底”是经济，但在一事一物上却未必。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是这样，相互作用是辩证法的裴本原理，“反作用”其实就是作用。象生产和交换也“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又都互相制约和影响①。重农轻商思想不能进入史学界。总之，史学界头脑中经常保持辩证法，或可无虞。

经济计量学方法

经济计量学源于数理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已有百年历史，经济计量学也有数十年历史，我国现已用于计划和管理。但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还是六十年代以来的事。它兴于美国，目前也以美国为独盛，在欧洲和日本史学界并非主流。

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有很大局限性。原来计量学用于现实经济，目的在设定最佳模式，选出最佳方案。用于历史则不行。历史不能选择，也不能假设。美国曾有人用反拟法(Contrafactureapproach)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结果不住。又因历史不能用实验或模拟办法取得所需数据，只能用已有统计和估计，不仅研究的时间多限于近代，范围也受限制。目前所用，大多只是回归分析(Regressionanalysis)和相关分析(Correlationanalysis)二法，回归分析又多限于单元线性。

线性回归是用一直线来表达两组变量间的平均变化关系，其原理见图Ⅱ。该图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实即原来统计学中的宣线趋势方法。图中曲线是1895-1913年新设厂矿历年投资的指数(X为时间，Y为投资指数)，AB线则为历年投资变化(在此为增长)的趋势。

在计量学中，AB线的含义已不尽为趋势，它称为回归线，即变化的理论值。其方程是:Y=a+bxX是自变量，Y是因变量；b是回归系数，即回归线的斜率;a是常数，即X=0时Y的值。有若干(最好20个以上)X和Y的经验数据，即可用段小平方法(公式略》求出a和b的值。而在经济史中，时间常为重要因素，故可将上式改为时间方程，即（Y=a+bt）t为时间(如年)，b则变成速率(如年率)。

美国学者赵冈从孔府档案中得出1736－－1775年议上县梅花庄麦、豆、高架、杂粮的历年产盘，用上式(他还加上一个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e)算出这期间亩产量Y的平均变化率b：麦、豆、高梁的b均为-0.04强，即平均每年下降4%，杂粮的b达-0.09。

其他用法，如LorenBrandt计算上海粮价Ps与国际市场粮价Pi变化的关系，方程为Ps=a+blP1+b2R+e其中R是汇率(因国内粮价用银，国际市场用金)，c是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他用1876－－1930年逐年Ps、Pi、R的数值(实际计算时用对数1n)，得出b1=1.10；b2=-0.98。即上海粮价受国际粮价升降的作用和受汇率变动的作用(银价降粮价升，故为负数)都很大，以此论证上海粮价“整体化”于国际市场。

线性回归方法，计算并不困难，但其适宜性在于对资料的理解、运用，这仍有赖于定性分析。如上述新设厂矿之例，因每年之新投资并非当年消耗掉(与产量、交易量性质不同)，若用资本存鼓(前期的资本+当年投资-当年折旧)或资本集成(Capitalformation，即当年投资-当年折旧)为Y，则b值要低得多。后例国内外粮价，因未计入粮食进口量，结论尚感不足。青年学者吴柏均，同样用回归分析，发现国内外粮价与实际进口之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口岸、不同粮种(米或麦及面粉)都有所不同。这就需要从进口数量、倾销政策、市场的垄断性等方面来解释。

再如我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价格剪刀差(国外称Termsoftrade)，不乏有人研究。但同是用1866――1936年南开指数，美国学者侯继明的计算是Y=76+0.44X，速率为每十年4％强；而RalphHuenemann之计算是Y=58.32+0.94X，速率为每十年9％强。我对这问题是分阶段观察：剪刀差扩大时期中国吃亏，逆剪刀差时中国受益，两相比较才有意义。又如工业发展速度，是研究较多的问题。美国学者章长基估计1912――1936年工矿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9.4％；ThomasRawski估计同期制造业的年增长率为12.7%;因所用代表产品不同。我以为，既无全面材料，还不如分行业考察为妥。总之，计量学虽定量，却未定死，要根据条件运用，才能有用二，现在谈相关分析。相关分析是找出两系列变景之间相互关联的密切程度，其原理见图Ⅲ。该图取自RobertHartwell对明代里甲制的研究。每里户数并非按规定的110户，因非农业人口不入里。图Ⅲ是许州7个县的里数X与户数Y的相关图;从7个点的位置可见里数与户数关系颇为密切。X与Y的密切程度即相关系数，通常用r(或r2)表示。若r=1，则各点在一直线上，毋需论证。若r=0，则两者无关系。若r为负数，则为负相关《如价格愈高销量愈小之类》。上述7县里数与户数之相关系数经计算(公式略)r=0.99，即密切度达99%。而广东13个县，其r=0.96；陕西23个县，r=0.94。

相关分析的应用拖围很广。一般说，凡作回归分析，同时即可得出相关系数，不能作回归分析者，亦常可作相关分析。问题是要有大量的连续性数据。因而目前所见，以用于人口、外贸、物价之研究者最多，以及研究铁路运输与贸易的关系，农场规模与产量的关系，均有成例。但应用最多的是拿它检验已有的论点或设想是否正确，亦以这种用法最为有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国棉纺业颇为发达，利润亦优。T.Rawski估计出1913――1936年历年纱厂利润，与同时期棉纺业的发展(以纱锭数代表)作相关分析，而r值仅为0.15――0.17。说明纱厂的利润大半并未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棉纺业的新投资主要来自业外。

反之，欲用相关分析推导出新的结论，则须慎重。如上述纱厂利润之变化与钢铁、水泥、机器三业之发展相关系数达0.86-0.91，非有文献证明，不能遽认为纱厂利润，投入比三业。又如按粮食运销路线常可得经过各地的价格关系。有人研究清代陕西粮价，按最大r值应是从陕西最南部向最北部运销;又米市中心苏州，与其米价相关最密切的地方竟是济南。类此情况，若迷信数字，必致失误。

图论为数学方法之一，但在经济史中尚难应用。不过，有时简单之图解也有助于研究。如R.Huenemann研究中国铁路的经济效益简式如图Ⅳ。AB是铁路边际运输成本。OT是运量(吨公里)。OP是传统运输平均运价，op’是铁路平均运价(均为元/吨公里)。则铁路的经济效益为三角形PCP“。从图可知：PCP’=1/2(OP-OP’)OT

1930年代，传统运输(大车驮运等，因铁路为南北线)运价平均按0.1元计，铁路平均运价为0.02元;1933年6条国有铁路的运最为2，896百万吨公里。代入上式，经济效益为116百万元。

我在论清代同内市场一文中，将市场商品按其相互交换关系分成三类，因各估出数值(万两)，并估出城市消费额C=2，195万两，因而可利用框图(图Ⅴ)得出下列不等式：

Ⅰ>Ⅱ>Ⅲ

Ⅰ-C≈Ⅱ

再从不等式中推导出结论。①

总之，用计量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有其局限性。国外所用，多限于研究生产力；国内有用于研究生产关系者，尚待开发。而其最大缺点是只见量变，不见质变，不往往为追求数据，连续性，忽视以至否定突变。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其方法本身是科学的，用以检验、纠正已有之定性分析，最为有效。这种检验也可用统计学方法，做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可避免概念模糊、夸大、以局部作总结等弊病。因此我主张，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定量的，都应定量，不能定量的，也尽可能找出相对的数量概念。

发展经济学方法

发展经济学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近已衰落。然而，它是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又注重长期趋势，它的方法以至一些论点，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都能有所借鉴。

发展经济学学派众多，方法各异，但有一点共同的，即注重比较方法，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倡行的。

六十年代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多是与英美等国的工业化过程相比较，一如过去史学界的西欧中心论。不过因学派不同，重点不同。如新凯恩斯学派注重投资效果，故常用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式(增长率G=S/Y，S为储蓄率，V为资本与产出比率)。新古典学派注意劳动力，故常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Y=rKaLB，K为资本，L为劳力)推导出各种增长模式。二元经济论者认为不发达国家存在着两种经济——传统农业经济和从西方输入的现代化工业经济，发展程度就是两者的消长。曾有人用这个观点研究中国经济史，致有口岸经济和内地经济之分。二元经济论集中到“无限剩余劳动”，即Lewis模式:传统农业中存在着一种生产效率极低的剩余劳动，其作，用等于0，他们转移到工业部门，经济就发展了。

用这些模式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自然不得要领。不过，我们过去的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对资本、劳动注意不够，在这方面与外国工业化过程作对比研究，仍是有益的。青年学者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经济，与十六至十八世纪中期的英国对比，以及近来一些与日本德川时代和明治时代经济的比较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六十年代以后，拉美经济学者在发展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研究方法也变成南北对比。同时，提出结构主义、依附论、不等价交换等理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已形成一种世界性经济结构，后者依附于前者，处于前者的边陪或卫星国地位。经济剩余被中心国榨取去，即使按照李嘉图比较成本说，也是处于不等价交换地位。他们运用大最资料和计最学方法作对比分析，这一点是十分可取的。显然，我们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能只研究本国，而需要研究对方。我想，至少在某个方面或某些商品市场，确是形成一种国际经济结构。比较经济学方法不是比较两个孤立的国家，而是要研究两者的相互类系，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要点。

发展经济学中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和方法，如不均衡发展、发展阶段论、周期论等，将于下面分述。这些理论不只是从不发达国家出发，而是从整个经济史立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是七十年代兴起的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学派，创始人当推WiiliamSkinner和RobertHartwell，近年来极为盛行，并流行于日本、法国的中国史学者。这方法又称为“空间时间研究法”(Spacialand，temporalstudy)。其把中国分为经济区，清以后加七东北成九大区。每区都有一两个核心区(Core)，经济发展是由核心区向边缘区（Periphery)推广。大区内由各级市场和资本、劳动力的转移相联系，形成多级性体系(Hierarchicsystem)。各大区的发展都有周期性。周期二般有四个阶段z边区(未开发)阶段，大发展阶段，衰落阶段和平衡阶段。如东南大区在唐开元前还处于边区状态，开元末到宋孝宗时大发展，此后处于平衡状态，商宋到元一度衰落，明洪武后又大发展。大发展时边缘区速于核心区，衰落时也是边缘区先衰落，两者之相关程度可用计量学方法算出等等。

日本著名史学家斯波义信最近采用这种方法研究江南农业和商业，得出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周期律：

980－－1030中度发展

1030－－1279大发展

1279－－1368衰落

1368－－1421恢复发展

1421－－1550平衡状态

这种研究方法虽是新兴的，但区域论和周期论却都源远流长。

区域论源于古老的地缘政治学。十九世纪初德国H.vonThuen发表《土地经济与国民经济》，随后有资源配置的理论。二十世纪美国出现传播论，研究美国经济由东向西、自南向北的发展。接着美国刊德国都有区位经济学，以至出现Losehchristalle的中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也就是区域论中核心区和边缘区的来源。以中国之大，分区研究很有必要。我国有地方志传统，为此提供了便利。不过按行政区划又不如接经济区域为宜。近年来大陆和台湾学者研究城市和镇市经济史，即多按经济区，并多少受中地理论影响。但是象W.Skinner的强调各区域发展的非同步性和封闭性(Autarkic)，则属过分。

地区特性和区域间共性是对立的统一。中国自古就是大一统为主的国家，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等基本上是统一的，很早就有全国性市场。这一点和欧洲很不相同。美国籍学者王业键的清代粮价研究，用计量学方法说明各大区物价长期趋势的同步性，是个有力的证明。

周期论思想更早，我国春秋战国时即有范蠡、白圭的农业循环说。西方周期论有多家，我觉得最有贡献的是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的创新论，道出周期的根源。1934年他吸收苏联学者NikolaiKondratieff的大循环理论，提出康德拉捷夫周期。其第一期自工业革命到1842年，恰是鸦片战争；第二期断至1897年，恰临甲午之战;第三期终于1950年，恰是中国解放。当然这不过是巧合，但他是说西方经历了纺织工业钢铁工业、电化工业三个时代。其次当推罗斯托(Walt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提出主导经济部门和“起飞”的理论。我觉得“阶段”比“周期”的提法更好。

历史发展非直线，有盛有衰就是周期。事物发展出量变到质变，就自成阶段。我觉得应当这样去研究经济史，比用断代史的方法好，因经济发展往往是朝代断不开的。不过，西方的周期论一般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如照托夫勒(AlvinToffler)的说法，人类历史就变成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至信息社会，而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都不见了。美国学者用周期论研究中国经济，实际上找不出生产力盛衰的指标，只好用人口估计以及税赋、贸易等数字代替，因而所得结论并不确切。其实，如果不拘泥于计量学方法，还有更多的资料可用。

社会学方法

社会学内容广泛，其中有的部门如人口、劳动等己独立成专门学科，同时又有新部门出现，我这里以涉及经济史者为限，采取广义，把结构学派、功能和行为学说等也放入，实际它们已成经济学的分支了。

社会学就方法论说有其基本特点。第一，它认为每个民族或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其发展也非同一道路。这就摆脱了“西欧中心论”，不去套西方工业化模式，而注意各民族、地区特点的比较研究，因而有“空间史学”之称。第二，它重视“底层”即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作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扩大了方法的领域。第三，它非常重视社会调查，积累了一套科学调查方法。历史虽属往事，但经验证明，社会调查还是很有用的。

在三十年代以前，西方对中国史的认识长期受韦伯(MaxWeber)学说的支配，即中国是个儒教国家，缺乏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社会学方面研究中国活跃起来，而主要集中于家族制度、绅士阶层、科举制度等。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多些，他们还有人注意基层组织，提出“村落共同体”的理论，井大量利用原来满铁等机构的“中国惯行调查”。而研究民间组织、行会、商会者也不乏人。近年来，从传统文化和伦理思想研究历史的倾向又有抬头，其有力论证是:同受西方资本主义和经济侵略的冲击，而各民族、地区的反应和后果不同，重要原因即在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和适应性。因而有人称之为韦伯主义复兴。

我国早就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五四以后，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旧学”遭到否定，而最近两年，又重新注意传统文化以及孔学的研究了。这是个好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决定于内部力量，传统力量的继承和演变，应是经济史的一个课题。事实上，中国传统的政治以至伦理观点，都非一成不变，十八世纪以来演变尤大。我想，研究这种演变;如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有同等意义。

结构学派在经济学上是个新学派。其中心思想是，经济的发展不仅是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在于结构的合理，否则比例失调，产生危机。在经济史上，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它因1929年创刊《经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从方法论上说，最重要的就是“整体历史”论，反对描述个别部门、事件，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利”，而历史是一系列“互相连锁”的机制。即使研究一国一地区历史，也是先研究地理、气候、交通等，即人与环境的历史，然后是人口、劳动、贸易、家庭、文化等，即群体的历史，最后才是政治、军事、外交等历史，有点上层建筑的味道。同时，他们主张研究质，不注意计是分析，而代之以结构分析。尊重传统，讲究平衡。我觉得，重视经济结构，以及人口、劳动、地理环境等研究，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所需的。不过这派学者提及中国时，强调了传统平衡的作用，并不恰当。

行为和功能学说都源于社会学。行为学说是早期比拟于生物学的研究而来。功能学说则是认为社会现象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去解释，时常是种瓜得豆，因而要研究先于结果(或目的)的东西，即功能。其理论用于经济学，形成制度学派。其制度(Institution)有制度和机构二义。如银行、交易所是一种制度，也是执行某种功能的机构。经济发展与否，就看这些机构执行其功能是否得当，以及各种功能配合得好坏，这种配合也就是结构(制度)。在方法论上，就是研究各种制度的功能效率。如钱庄的功能不如银行，漕运的功能不如商运。在研究中又特别重视服务性的功能，如商业、运输、资金融通、政府管理和税制等。有人把这些转化为交换成本，交换成本低，经济就有发展。国外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很多，一般把中国近代经济的不发展归之于运输落后，商业机构不健全、利息率高等，也用这种观点研究宋以后的市场、行会、商税和币制、票号、钱庄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政府作用的问题。我国经济史学者一向注意历代统治者的作用，而多强调赋税剥削、官田、官工商业、抑商和等消极作用。国外学者相反，一般认为，和欧洲封建社会相比，中国政府敛聚较轻，维持社会安定和经济秩序较有效率，对于水利、粮仓、救灾等大为赞扬。近年来，特别对于清政府的经济政策深为赞许，原因之一是中国在乾隆时就能养活三倍于过去人口。

系统论方法

这里所说系统论，包括控制论和信息论。它是五十年展起来的科学研究方法，目前已用于系统工程、系统管理、资源开发、经济预测、决策等。我国亦已逐步运用在运筹学、优选法等方面，并属先进。但是，用系统论方法研究历史，我尚未见国外此类著作，在中国却有不少论述，已形成一个学派。

系统论在中国，尤其是青年史学家中受到欢迎，大约因为它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许多原理本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提到过的。在我国的一些论述中，有些是讲系统论的一些原则，如整体观、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互作用、功能、行为等，探讨这些原则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有些，如金观涛、刘青峰、李桂海、陈平诸家，则是把系统论用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其中金、刘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起结构》(1984年)可称代表作。

诸家研究的结论有个共同点，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统，两千年来内部的振荡只引起王朝的更替，结果是封建模式的复制，重归于稳定。也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封闭系统，不能容纳外来因索输入，因而停留在稳定状态。我是不同意这种结论的。我曾批评过老的“停滞论”，包括根据亚细生产方式的研究而来的停滞论；以及近年来外国研究中国中提出的“传统平衡”、“高度平衡机括”等理论，认为它们是老停滞论的翻版。同时，中南从来不是个封闭国家，不仅汉唐如鲁迅所说采取“拿来主义”，直到明清海禁，许多重要农作物还是从国外引进的。不过，这里不是谈结论，那是可以各抒己见的，这里是谈方法。系统论的方法能否用于研究中国历史？

我的看法是，要看怎样应用。如果说，应用系统论一些原则作为观察、研究历史上某些问题的方法，那是完全可以的。事实上，象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关分析以至功能;行为等学说，早已应用于历史研究了。但现在讨论的是，用系统论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这就发生两个问题：一是大系统问题，一是计量问题。

目前我国的研究者大都是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三个子系统(也有分成四个的)，即权力(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思想)系统，可谓包罗万象。还要研究系统与外部环境(地理、气候、邻国)的关系，再加上上下两千年，研究的范围就庞大无比。如此大范围研究必很难深入。如果是抓要领，找共性和规律性，那就根本违反系统论原则，因为系统论不是抽象研究方法。如果只是租线条的研究，那就不易看出变化，以至不分南北，难辨汉唐。目前系统论用于现实问题，还都是小系统，如一项工程、一项预测、一项计划。系统工程之大者如阿波罗登月工程，涉及42万人。已知最大者是1967-1971年南朝鲜的国民经济模型，涉及全国3，900万人，但只限于经济，不包括政治、文化。更大范围的系统研究，目前还没有经验。

系统论的精神，也是其精华，就在于计量。由于精密计量，才能洞悉些微变化和偏差。为说明这点，举二个简例。一个系统的功能，是由它的输入和输出决定的，如图Ⅵ。一个经济系统(如工厂)的输入，有劳动、物资、能源、资金、信息(计划、图纸)五种，即u；其输出有产品、服务、能量、信息，即y。这些都是向量，都要计量(信息的计量单位是bit)。而总输入U和总输出Y都构成一个向量空间，其计量用范数。这就得出该系统的功能Z：

一个系统内部有若干元素，如图Ⅵ。各元素是互相联系的，但和一般概念不同，其联系有方向，有时序。如e1联系e4，即向e4输出，e4也向e1输出，但两者不同质，也不等价(否则就无意义了)。e3与各元素都有联系，但是单向输出。e2不与任何元素联系，但它向系统外输出。这些输出都是不等价的，可以构成一个矩阵方程，计算出α值，又因输出有劳动、有物资、有能量等，所以系统内形成五种流，即R，构成五个矩阵，即α。这就是该系统的结构，R说明结构的质，α说明结构的量。

再推下去，各元素内部又有不同状态(如有的车间机器多，有的车间技术强)，状态由多维向量计值。每个维的运动即行为，行为是它在空间的轨迹，用函数模型计值。此外，控制论、信息论中各项因子和效果也都要计值。

目前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的，除一些年代、人口数字外，都不计量，没有一个数学模型，这就失去了系统论的光辉。系统论方法中在数据不足时，也可不建立数学模型，先建立物理模型，作定性分析，但目的是为将来进入定量分析。在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时，连物理模型也难建立。因而所谓相互关系、功能、结构等，还是一放概念，看不出方向、时序、质和量。在论各种力量时，只能用集中、分散、增强、减弱等来表示。

系统论方法既是计量，前面谈经济计量学方法的一些缺点它也都存在。另外，系统论是不注意内部矛盾的，因为目前应用的都是人造系统(工程、计划、预测模型等)，不去人为地制造矛盾。系统论模型中，除按预定的输入变动外，其不稳、振荡都是来自外部干扰。控制论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不稳，使系统保持原有状态。这些都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原则的。

但我并不认为系统论方法不能用于研究历史。说：“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①我想，目前用大系统研究全社会历史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如就一些经济史的专题，进行小系统研究，象系统工程那样，一项一项去做。因为经济史究竟还有点数据，有些从物理模型开始，还是可以的。系统论的方法，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方法论的进步，比我们经济史的研究更快。例如现在我们说的还是“老三论”，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已经出世了。

总结

我以为，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就方法论来说，应当扩大眼界，博采众家之长。这包括三层意思：

—－根据不同对象和现有条件，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同一问题，用不同方法去求解，以期得到更完备的论证；

—－用某种你最信任的方法，进行多题研究(这结果会形成一个学派)。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以文献学方法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中国经济史，直到今天，我们的研究还很不够。恩格斯说，要先认识事物，然后才可以认识它的过程。今天我们对历史上的许多事物还不清楚，或不很清楚，还需要一事一物、一个个专题，进行研究。在这种定性研究中，传统的方法，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的方法，仍是第一要义。至于研究其发展变化，即动态的研究，也要以史料为基础，不能单靠逻辑思维或计算机给出答案，即使给出，最好也要有文献学的证明。

经济史研究论文篇3

【关键词】宏观治国学/微观治生学/“人和”/市场营销

现代市场营销学有了强烈的“管理导向”，即从管理决策的角度研究营销者（企业）的市场营销问题。我们把市场营销从微观（企业）、宏观两个方面的管理来研究分析，借用中国传统的市场管理思想“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两方面的思想分析，以实现古为今用的现实意义。

一、宏观管理的治国学

（一）“顺道”

宏观管理的治国学，“顺道”一词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意思是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这是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须顺应客观规律。现代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发展自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国家要宏观调控，保护地球，保护大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发展。

（二）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先必为谋利。《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因此，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管子·五辅》），“人以德使”（《管子·枢言》）。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需要的是人才，因此，我国大中型企业对人才的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必须做到“求贤若渴”，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企业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

（三）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该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因此，企业的发展，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必须从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一个“信”字。我国历来有提倡“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企业形象的塑造，知名度、美誉度的提高，唯一的途径，就是对顾客负责，诚实守信，使“顾客让渡价值”最大化，最终才能提高顾客满意程度。

（四）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是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的兵力和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乘马》）。对于企业而言，参与市场竞争，要制定适应环境变化的战略。（1）创新制胜。即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以赢得市场竞争的胜利。（2）优质制胜。即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在质量上应当优于竞争对手，以赢得市场竞争的胜利。（3）廉价制胜。企业对于同档次产品应当比竞争对手更便宜。（4）技术制胜。企业应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实现技术领先，开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占领制高点。（5）服务制胜。企业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完善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谁能提供更周到的服务，谁就能占领市场，赢得顾客。（6）速度制胜。企业应当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推出新产品和新的营销战略，抢先占领市场，迅速扩大市场，不但壮大了实力，而且能在顾客中形成先入为主的“正宗”、“正牌”概念。（7）宣传制胜。企业应当运用广告、公共关系、人员推销和销售促进等方式大力宣传企业和产品，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树立良好形象。

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

“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形成的理论，它反映国家的管理和企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竞争，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人群关系参与”论，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人和：人和中的“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发展市场经济讲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国家的政策，允许企业大胆想大胆干大胆地创新；地利讲的是环境人口密度，人口的流通量，交通环境的发展；人和讲的是公共关系、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企业与政府、社区与公众、消费者之间的信誉关系。企业具备以上因素是成功的关键。

从微观环境来讲，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具体讲，企业法人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法法》）。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残害民生的“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

经济史研究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三）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参考文献：

[1][13]严清华，邹进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2]郑剑顺.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J].史学月刊，2002，（5）.

[3]刘甲朋，魏悦.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5）.

[4]程霖.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4）.

[5]付志宇，缪德刚.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J].上海经济研究，2008，（10）.

[6]张亚光.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A].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会议论文[C]，2008.

[7]朱鸿翔，孙.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4）.

[8]苏全有.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学术探索，2010，（3）.

[9]严清华.中国百年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J].经济评论，1998，（3）.

[10]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J].学术月刊，1986，（3）.

经济史研究论文篇5

一、从传统经济史学到现代经济史学

中国很早就有系统的经济史记述，并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它主要有两大首尾相续的系列：一是历代正史《食货志》系列，二是《十通》中的尤其是“四《通典》”中的“食货门”系列。它们不但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史的基干性资料，同时，从这些记述的系统性和连续性看，其本身已经构成了“经济史”。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记述军事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史的记述只是它的附属部分。而且它所记述的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此种反映的自觉性，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可称为传统经济史学。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经济史的产生，中国和和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学发展为系统的，19世纪以后，人们用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的理论来解释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经济史遂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经济理论，因此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用这种系统的理论经济过程的独立的经济史；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随着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才得以形成的，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出现又相对晩后。

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进化史观改造传统史学；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梁氏本人也尝试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现象，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

不过直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才比较全面地开展起来，出现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人们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研究工作，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各个环节，并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都是过去的“食货”式的记述所不可比拟的。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刊物。例如，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时，经济史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陶氏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建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南方，中山大学法学院也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在《现代史学》杂志中开辟了“社会、经济史”专栏。从这种种情况看，可以认为这次高潮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二、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

这次高潮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而直接启动这次高潮的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

瞿林东先生曾经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当是历史观的进步，即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梁启超等人鼓吹史学革命、创建近代史学时，主要的思想武器是近代的进化论。作为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经济史学，其起步相对晚后，但正因为它起步较晚，当它临产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并获得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唯物史观是在五四之后才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的努力，在当时烈火干柴的革命形势下传播相当迅速，到北伐战争时期已有风靡思想界之势，大革命的失败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一发展的势头。这种情况，当时的学者有着深切的感受。顾颉刚曾用“风靡一世”（1932年）[1] 、“像怒涛一样奔腾而入”（1935年）[2] 来形容唯物史观对三十年代的学术界的影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齐思和后来也指出，从五四到北伐短短几年，中国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解放时期，“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3] 。在中国经济史学孕育和诞生时期，曾经面临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理论，但是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样对它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所决定它十分重视经济史研究，同时又给这种研究提供最锐利的理论武器。中国经济史学的诞生适逢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时，应该说是中国经济史学之幸。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而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形势，又使这种关注具有了空前的迫切性。因为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关系到如何确定革命的性质和战略策略这样与革命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又不能不作社会经济的分析和历史的研究，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如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都是与社会经济形态有关的问题。当时论战的各方，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基本上都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和名词术语。主持《读书杂志》并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的王锡礼，曾经比较了人生观论战与社会史论战的异同，指出前者是科学与玄学之争，后者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前者是唯物和唯心之争，后者是唯物的内部斗争，都以唯物辩证法作武器[4] 。积极参加论战的胡秋原也说过，这次论战表示唯物一元论的历史观已经取得中国思想界的霸权[5] 。事实上，参加论战的并非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政治上属于托派的，有政治上拥护国民党的，有后来离开了唯物史观的阵线的，但他们在主观上或在表面上都信奉唯物史观，这是唯物史观风靡思想界形势下所出现的独特现象。论战的实质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历史。这次论战相当激烈，不同观点的辩难，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争，也有如何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歧。由于讨论的内容是围绕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展开的，所以它属于经济史的范畴，而且是关系社会经济历史总体性的重大问题。或认为这些问题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关系不大，是属于历史的范畴。其实不然。这些问题诚然不能代替经济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但是，提出和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把具体的经济史问题统帅起来，才有整体的经济史。

热烈的论战在三十年代初告一段落，但经济史研究并没有随之而消寂，而是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因为社会史论战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深入研究经济史的愿望。论战牵涉社会经济的广泛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但论战中的文章往往是鸟瞰式的通论，比较空疏，而且论战各方往往带着激烈的情绪。要解决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就不能满足于那种上下几千年的笼统论述，而需要沉静下来，在充分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后经济史研究持续性的热潮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进步史学家嵇文甫1935年为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作序，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概说阶段，论战时期和搜讨时期。他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肇始追溯到大革命时期，“许多突然袭来的事变，使当时参加这幕历史活剧的人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于是乎他们不得不来个自我批判，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究竟是个什么社会呢？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发展来的？现在又将要往那里去呢？这不是课堂上书本上随便谈谈的问题，而是实际战斗中生死存亡的问题。为着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于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引起热烈的兴味了。”他所说的“概说阶段”和“论战时期”实际上是社会史论战的两个阶段：自拉自唱的阶段和相互交锋的阶段。他批评了论战中空疏的缺点，又指出，通过论战，“有些以前极为模糊的观念，现在已甚明了，有些在从前不觉得成问题的，现在居然成为问题了。”例如，“从前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很不一致，有的根据交换关系，有的根据政治形态，随手拈来，并没有确定见解。到现在，不论真正的理解程度如何，总都知道拿出生产方法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了。最重要的还是这次论战使人认识了许多问题，使人知道自己之无知……”因此，在论战以后的“搜讨时期”，“返回头来，重新做起。郭沫若先生自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专向甲骨金石方向下工夫。如《卜辞汇纂》、《金文丛考》……为古史添了许多新材料。吕振羽的《史前中国社会研究》尽量利用神话和考古学上的知识，对于殷以前的社会作了大胆的试探。至最近，南有《中国经济》，出了两本“中国经济史专号”；北有《食货》，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和从前《读书杂志》上剑拔弩张的气象迥乎不同了。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 嵇文甫的这些论述，大体上说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出现的动因和发展的轨迹，说明了社会史论战在这次高潮的启动作用；所谓“拿出生产方法（按，即我们现在说的‘生产方式’）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正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它已在论战中和论战后成为社会经济史界的共识。

三、唯物史观与史第一次高潮中的各派学者

在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有三股活跃在经济史坛上的力量最值得注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及其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他们接受唯物史观的先后、程度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对此作些分觯部梢源又锌吹轿ㄎ锸饭塾胫泄檬费Э品⑸⒄沟墓叵怠?BR>

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来研究中国的阶段，不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郭沫若把他1928年以来发表的有关论文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和具体结论上都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影响是巨大的。齐思和指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才走上科学的轨道。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郭沫若继续钻研卜辞和彝铭，继续完善和发展他的学术体系。他的观点，开始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自1935年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郭沫若的中国古史观，好像复活起来。六七年来为思想界所集中抨击的观点，忽然变成了大家共同信仰的真知灼见，甚至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6] 郭沫若开创了一条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路，一些著名的学者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道路，或者在研究中受到他的启发。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是在三十年代初社会史论战正酣时走进史坛的，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设社会科学概论、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等课程。1933年编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以后陆续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史的发展阶段》（《文史》1934）、《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殷周的中国社会》（1936）等论文和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例如，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系统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继郭沫若、吕振羽之后，侯外庐、翦伯赞、邓拓等人也做了许多工作。侯外庐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指出“亚细亚”和“古典古代”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在遵循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理论的前提下，开辟了一条认识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途径；他还努力把社会史的研究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邓拓对“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和对中国救荒史的研究，都很有影响。总之，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举起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且在论战的热潮过去后继续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成绩斐然。这些工作，有的是直接与经济史有关的，有的则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思路。与此同时，在社会史论战中一些人提出的违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实际的“特殊亚细亚社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理论受到了批判，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已基本上在中国史坛销声匿迹。另一些人在社会史论战中鼓噪了一阵以后也趋于消寂。这样作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的古史分期讨论，形成了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围绕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界开展讨论的局面，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建国以后。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些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前进的步伐。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它筹建于1927年，1934年与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1945年年改称社会研究所该所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地下党员陈翰笙的主持下，从事社会经济调查。陈翰笙的活动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被迫离开中研院以后，继续组织农村经济研究会，继续从事此项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不是直接的经济史研究，却为近代农村经济史的研究积累了资料，提供了基础。而农村经济研究会积极参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并行和密切相连的。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所务时，经济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刊物的背后在一个学术群体在活动，这就是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等学者组成的“史学研究会”。他们当中有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有的并不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但都积极参加了《集刊》的编辑和有关问题的讨论研究，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史界的台柱。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参加社会史论战等活动，他们研究的路数也不同于那种史论式的写作，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证研究，他们多数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有比较进步的史观。他们反对颂扬帝王将相和少数英雄人物，主张历史研究以“整个民族和民族的发展为主体”，“叙述社会变迁、经济变化和文化的进步”，与唯物史观是相通或接近的。他们后来也先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染。他们当中最知名的经济史学家梁方仲，1939年访问了陕甘宁边区[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其前身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工作成为经济史界一代宗师的严中平，1936年就是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中学时代就通过阅读鲁迅、郭沫若的作品进而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坚信经济是社会发展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大学期间自学《资本论》等著作，并终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经济史。[8] 稍后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知名学者李文治，三十年代就发表过经济史的文章，他早年曾参加共产党，参与过农民暴动的领导，进入史学界以后，一直钟情于农民运动史的研究，并由此进入到农民运动的经济背景、土地制度和地主制经济的研究[9] 。还应提及的是吴晗等人的“史学研究会”抗战时在昆明恢复活动，增添了新的成员，仍然关注经济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参加“史学研究会”的李埏后来回忆说：“昆明和重庆成为当时全国两大文化中心。就昆明而言，由于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气氛相对宽松，许多革命人士纷纷宣传马克思主义。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还开出《资本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经济史，加之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迁入，带来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观点，所以经济史研究气氛较为浓厚。西南联大及主要研究机构都有人从事经济史研究。”[10]

陶希圣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是相当活跃的，他创办的《食货》半月刊联系了一百多位作者，在两年多时间内发表了约300篇文章，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食货》作者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很不一致，从所发表的文章看，许多作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陶希圣本人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曾跟着汪精卫走到了汉奸的边缘，后来又成为蒋介石的笔杆子。他的学术思想比较驳杂，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文亦以唯物史观相标榜。他在社会史论战中提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三十年代初，他对自己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认为战国到东汉是奴隶社会，魏晋进入封建社会。在《食货》半月刊中，陶希圣和他的弟子花不少力气构建魏晋中古（封建）说。陶希圣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但他企图把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整体中剥离出来，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到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应该承认他和他的弟子构建的魏晋中古（封建）说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而且这些工作对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一个坚决反对马列主义指导的人民革命的人也讲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似乎不可理解。但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是充满矛盾的，我们只能按照事物本来的矛盾来认识它。这一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唯物史观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发展的巨大影响。陶希圣弟子的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也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的，实际上魏晋封建说的具体论证工作主要是他们做的。这些弟子们后来发生了分化，有的堕落为汉奸，这与陶希圣政治上的误导有关。也有一直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经济史学界耆宿的。如何兹全先生，学生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基本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比较注意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社会发展和趋势的宏观的把握，同时把它和具体问题微观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自己资质、能力都不高，唯一稍为比同辈高的地方，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较早用它来进行研究。他虽然由于与《食货》的关系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他仍然为有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由衷的高兴。

除了上面谈到的三方面的力量外，中国经济史界许多老一辈的知名学者，都在不同程度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例如经济史界的南北二傅（傅衣凌和傅筑夫），在回忆他们治史经历时，都谈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们的影响[11] 。

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的密切关系，一些不是搞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看得很清楚。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多次以肯定的口气谈到当时唯物史观的迅速传播，表示他的考辨工作与用唯物史观指导的研究并不矛盾，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某些基础和方便。抗战时期，由他主编的《文史杂志》出版了“中国经济史专号”，并发表了题为《略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社论。社论说：

依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经济史研究乃全部历史研究的重心，一切历史上所发生的分歧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而且必须向当时经济实况中求得其所以然的原因；如果不把历史上各时代的经济情形予以究明，那一切历史事实绝不能得到正确而合理的解释。关于这一派学者的主张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在历史学界，经济史的研究是如何为人所重视。并且经济史研究也确实不应忽视，因为人类的物质生活的重要固不在精神生活之下，精神生活虽有时影响到物质生活，但物质生活也正不断地影响着精神生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进步的历史学者是绝不容忽视历史的经济因素的。[12]

社论所说的“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正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广泛影响及与此相联系经济史研究所受到的重视。

四、唯物史观与“史”的传统

由于经济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或下形成和起来的，所以它一开始就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这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传统。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这几个名词的含义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可以相互替换使用。例如，在《食货》半月刊的封面上，“社会史专攻刊物”的字样赫然入目，而创刊号《编辑的话》申述其出版意图是把“正在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力量集合起来，该刊刊登的经济史论文索引，则或称“经济社会史”，或称“社会经济史”。这说明这三个名称是通用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出版的集刊，称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而侯外庐称其将社会史与思想史一担挑，把思想史研究置于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他的所谓“社会史”，就是“社会经济史”。再往上溯，所谓“社会史论战”，就是“社会经济史论战”。现在，人们已经不把经济史称作“社会史”，也很少用“经济社会史”这个词，但仍然广泛使用“社会经济史”这个名称。[13]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社会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力，又要研究生产关系，既要研究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又要研究各种阶级关系、社会组织等等的发展。不但如此，它还把社会当作一个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规定的有机整体来进行研究。三十年代的经济史论著，其兼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不少是围绕着社会形态（当时称为“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当时称为“生产”）展开的。以《食货》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为例，其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据我的粗略统计，主要涉及生产力的约占18%，主要涉及生产关系的约占57%，其中有关社会形态的讨论和研究文章超过该刊文章总数的1/4。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经济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同时也明显地体现了它作为社会经济史的特点。人们不是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把握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说“经济史”的时候，是指与社会有机体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史，人们说“社会史”的时候，是指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史；两者是一致的。

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这种传统，显然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把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视为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基础。

中国经济史学的这种传统，使它区别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并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上面说过，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主要记述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现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虽不忽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但更关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广义的社会虽然包括国家在内，但社会和国家是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系统：国家是上层的统治的系统，社会是下层的基础的系统。传统经济史学注重前者，现代经济史学注重后者。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解和这种“社会”系统提供了最锐利的工具。只有在这种的指导下，经济史学才能真正超越只重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的传统经济史学，走上科学的轨道。

把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研究，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组织为社会的。在西方，也有把经济与社会的联系在一起研究的，例如，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旗帜上。但西方也有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追求纯粹的经济分析的。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批评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赞扬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这是研究经济史见物不见人的典型。陈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与社会史家密切合作。其实，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正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好传统。在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发扬这种好传统

注释

[1] 《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2]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附言。

[3]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4] 王锡礼：《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载《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第6页，神州国光社1931年出版。

[5] 胡秋原：《社会学观中国文学史专号刊言》，载《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第1—2页，神州国光社1933年6月20日出版。

[6]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

[7] 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贡献——追忆梁先生的思想情操和学术成就》，《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 经君健：《严中平先生传》，载《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9] 本刊编辑：《从钟情农民运动到探研地主制经济——李文治教授谈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0] 龙登高：《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教授治学专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经济史研究论文篇6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哲学、历史，又及社会、文化诸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著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著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著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著《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著、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著《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基

————————

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

：《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著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内容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著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影响》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著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著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著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著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

①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著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时代而有较大发展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著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

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著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方法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著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著述，可以认

————————

① 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台湾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著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著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著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教育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著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英文版著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著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著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著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著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著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著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著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著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著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著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有发展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理论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研究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教育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目前，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社会科学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参考。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经济史研究论文篇7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

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哲学、历史,又及社会、文化诸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着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着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着、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着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着《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着、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着《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基

————————

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

:《1920 —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着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着《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着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着。……着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着《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内容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着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着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影响》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着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着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着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佑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着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着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着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着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着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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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着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时代而有较大发展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着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着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着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 、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着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着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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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着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着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方法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着述文献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着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着述,可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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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 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着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台湾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着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着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着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着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教育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着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英文版着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乃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着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着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 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着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着);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着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着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着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着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着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着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着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着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着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着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着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着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有发展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理论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研究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教育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目前,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社会科学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参考。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 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经济史研究论文篇8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发端的中心时期(2)，这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在这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这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大量问世，同时在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都是没有的。如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自序》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3)又如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未续下卷）就是作为大学教本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4)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再如侯外庐自述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上参加论战。”(5)据上可知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已普遍开设。

当时，在西方的学者则主要进行典籍如《盐铁论》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书，似乎直到1936年才有S.Y.李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大纲》，这在J.A.熊彼特（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本编的计划”中提到，同时也提到了陈书，但认为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又说“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观，何况其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这比后来美国人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6）已是进步了。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是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年）、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1935年）和小岛佑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年）等专著的问世。尤值重视的是，田岛锦治先生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并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专著即后学整理汇编之讲义。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于东洋史学或经济史学等学科之中。不过，其后学本庄荣治郎等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的开拓者。

这一时期国人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陆续问世，主要如熊梦《墨子经济思想》（1925年）、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年初版）、李福星《孟子经济思想》（1926年）、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年）、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年初版）、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年初版）、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年）、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说》（1935年初版）、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年初版）、黄汉《管子经济思想》（1936年）、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1939年）等等，这在此前未见；1949年以前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问世的。(7)

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其自序为学目的是“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 “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的努力。该书有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任，“固舍君莫属也。”(8)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9)

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西方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10）。日本著名经济史家泷本诚一1931年出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11）当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唐庆增本人即是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的。那时，国人不满足仅仅“引进”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创始的重要基础。（12）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此研究的中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而非历史学，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我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主要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研究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振兴中华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材料中爬梳、收集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但到3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破坏等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前期的系统性代表成果（发展后期的代表就是《通史》），就是胡寄窗先生的专著《中国经济思想史》3卷本，从1962年至1981年出齐，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1984年另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出版。此外，1964至1966年间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3卷本陆续出版，作为高校的授课教材（此后多次再版）。与此配套的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3卷本，因“”而停顿，到1982年才面世。“”后系统性的著作如叶世昌等《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也是3卷本，同样作为高校教材自1978年至1983年出齐，研究时段拓展至“”前（此书近年也在修订再版）。到此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很大发展，成果中专题性、类别性、断代性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资料的发掘也有很大发展，如巫宝三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从先秦至明清共分5卷先后出版，配套的系列专著已出版“先秦卷”70余万字，其余待续。另外许多成果问世，汇聚而成1980至9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后期的高峰。（13）

更为重要的是，多所大学逐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本科教育以外，从60年代起北京大学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到70年代末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是最早设有博士学位的学科点之一。全国有4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学术堡垒”，即以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为主要学科带头人的学科点，他们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全国四大博士点的开山人（胡、巫两位均以九旬有余的高龄回归道山）。1980年代即已培养出了一批本学科最早的硕士和博士，此后更有大发展。近年，在教育系统中国经济思想史又与外国经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合并为经济思想史，成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多所大学具有经济思想史博士点。

上述四个学科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又形成了各自的学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颇有成就）；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复旦大学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着简明扼要突出重点，个人专史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贯通。

透过本学科长年的研究历程和学理分析，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以抽象概括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也要求“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中国学”（亦称“汉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对“中国学”有着特殊意义。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在世界经济史学中独具优势，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跨学科性质，且更年轻、更有理论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或文化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是颇受广泛重视的问题），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将成为新世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总结和提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的基础性质，在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并有总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作用。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经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代化发展起著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上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奠定理论基础，也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历史和经验借鉴。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约80年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也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而中华文明的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之长，不仅有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价值，而且有着诸多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以作用于深化企业改革、创新企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14）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的努力；尽管基础研究工作在现今确有很大压力，但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将越来越得到证实。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色与发展前景的学科，企盼更多的学者投身本学科的学习与研究，共同推进本学科及中国经济史学以至理论经济学的新发展。

注释：

（1）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页。

（2）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等。

(3)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4)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5)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6)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巫宝三、胡寄窗、赵靖等人的著作中对此都有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成果予以有力回击，《通史》就是最好的证据。

(7)据我统计解放前相关论文约五百余篇，多为1925年以后问世。

(8)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赵序》、《李序》。

(9)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第362页。

（1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11）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应当说明，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认为“那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经济史研究论文篇9

中国经济史论坛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为中心,由京内外学者自行结合、自由讨论的开放式的研讨方式。它的肇始可以追溯到1993年。“”结束后史学界一度把经济史作为史学发展的突破口,经济史受到空前的重视。建国以来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但这些问题的讨论在热闹了一阵子以后,八十年代后期趋于沉寂。为了推动讨论的继续深入,《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其他研究和教学单位合作,从1993年开始,以“中国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为总主题,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小型学术研讨会。1997年,在林甘泉、方行、宁可等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正式组成“中国经济史论坛”。论坛规模不大,但议题比较集中,准备比较充分,参加会议的有不同断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大都有较好的研究基础,也很投入,因而能够比较深入地探讨一些长时段的、全局性问题,使得研讨会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对推动学科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是中国经济史论坛的中心议题之一,论坛已经分别于2001年12月、2002年9月和2004年5月召开以此为主题的三次学术研讨会。实际上,与此有关的讨论还可以追溯到1993年对黄宗智学术理论的讨论和1997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经济发展比较的讨论。可以说,这是论坛历时最长、涉及面最宽、探讨有关理论问题最多的一个讨论系列。

这一讨论具有以下特点:

1、这是在对既往研究的“反思”尤其是对西欧中心论批评中产生的不同认识的争论。

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曾经长期发生着重大的影响。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后者是站在以近代西欧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和剪裁中国历史而形成的偏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甚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借口和依据之一。二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在日本和欧美都受到了批判。中国学者也对中国停滞论及其形形的变种提出批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承明首先掲出了彻底发展论的旗帜,批评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沉沦观”。1993年6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了关于“中国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的学术研讨会,整理了一个相当详细的有关讨论的述评,述评中有“‘增长’论与发展论”一节,介绍了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是否有所发展问题的不同观点[1]。时值黄宗智发表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的中译本[2],这个问题遂成为讨论中的热点。又由此引出对黄宗智有关理论的两次讨论:1993年7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召集经济所部分学者讨论黄宗智的小农经济理论;同年12月,《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联合举办的关于黄宗智学术理论的研讨会。黄宗智在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中西学界的中国史研究虽然存在不同的以至对立的理论模式,如中国的“封建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西方的“传统中国”模式(“冲击—反应”模式)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但实际上却共同默认某种“不言自明”的规范认识,例如,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这些规范认识是建立在西欧经验的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史却出现了一系列与之相悖的现象,如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糊口农业长期并存,有增长而无发展,城市工业化和农村不发展并存等等,对这种规范认识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对商品化理论本身进行反思,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对黄宗智上述学术理论的讨论实际上揭开了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的序幕。在讨论中存在各种不同意见,但论辩的各方都对西欧中心论持批评态度,都力图找出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和自身发展的轨迹。

2、国内和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相互激荡和相互呼应。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掲幕是由国内外有关研究相互激荡所引起的。而在整个讨论中,中西有两股学术潮流最为引人注目,成为这次讨论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国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为中心的一些学者,认为清代经济的发展比原来的估计要高,不但没有走下坡路,反而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1997年夏天,在方行提议下论坛召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经济发展比较”学术研讨会,主要批评对象就是“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论”[3]。方行等人的观点是在长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综合性成果是《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三册)[4]。该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李伯重在他的关于明清江南农业的专着中着重批判了明清停滞论。他又发表了关于宋末明初江南农业发展的系列文章,否定“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在这基础上撰文从方法论高度批判“宋代经济革命”论[5]。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高峰”这一轴心展开的。在国外,“加州学派”最为活跃,他们相继问世的一系列着作很快介绍到中国,如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6]、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7]、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8]、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9]等。这些着作对中国前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相反的高度评价。例如,弗兰克认为中国直到1800年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明清在世界贸易中曾吸引了世界生产的白银的一半。彭慕兰认为西欧在19世纪以前并不具有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中国的江南在许多方面甚至优于西欧;西欧经济发展拉开与中国的差距(“分流”或“分岔”)是在1800年以后,原因是煤矿离经济核心地区较近和开拓了海外殖民地这两个偶然的因素。在以上两股学术潮流中,虽然各人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样,但显然是相互呼应的。加州学派大量引用了吴承明、方行、李伯重等人的研究成果;有人甚至把李伯重列为加州学派的一员。论坛正式以“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为主题的第一次研讨会,重点就是由李伯重、史建云、张芝联、马克垚等人介绍了西方学者的这些新论。第一次研讨会结束以后,第二次研讨会开始以前,美国学界发生了围绕彭慕兰“分流论”的大辩论。先是《亚洲研究评论》2002年第一期刊登了黄宗智等人对彭慕兰《大分流》的批评及及李中清等人的回应文章,接着,2002年6月3日加州大学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以“大分岔?:中欧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源”为题,组织了两派不同观点的学者(分别以黄宗智和彭慕兰为代表)面对面的辩论。这次辩论的信息很快反馈到国内。张家炎发来了有关辩论情况的第一手材料[10],龙登高也根据李伯重、李中清等人提供的材料撰写了《加州学派与研究范式革命》一文[11];这两篇文章都作为“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材料印发与会代表,而对彭慕兰“分流论”和黄宗智“内卷论”的评价也就成为讨论中的重要议题。第三次研讨会前,

黄宗智发来了他对彭慕兰反批评的回应[12]。国内外研讨活动的这样紧密的联系和互动,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3、讨论以清代经济评价为中心辐射到传统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缘起与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提出的新论有关,所以讨论聚焦于对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经济发展的评估上。不过,讨论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从封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以及中西比较中探讨清代经济发展的地位和特点。同时讨论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方面。这就使得讨论具有综合性和长时段研讨的特点。

4、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与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检讨相结合。

这次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从检讨以往的研究范式开始的。经济史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理论方法,经济史学科应该如何继续发展,始终为与会学者所关注。即使是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无不与有关理论方法联系在一起。例如,评价清代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首先就弄清发展与增长的关系和衡量发展与否的标准;讨论劳动生产率高低,不能不涉及如何理解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以及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讨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涉及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特点以及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关系,等等。讨论既立足于具体的历史问题,又超越具体的历史问题,使得它带有浓厚的理论探讨的色彩,并大大增加了它的学术深度。

关于这次系列讨论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整理了一个比较详尽的综述[13],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阅。在这里,仅就讨论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评议。

[1] 叶茂、蓝鸥、柯文武:《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研究述评(上)》,《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 该文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3] 当时孙达人撰文提出,战国秦汉的“五口百亩之家”的“个体农民”,不同于明清时期“小、少、散”的“小农经济”的观点(《重评“五口百亩之家”》,《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漆侠提出中国封建经济宋代达到高峰,明清走下坡路的观点(见《宋代经济史》等),这些观点在会上成为批评的对象。

[4] 《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主编方行、经君健、魏金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5] 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6]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7] 新华出版社,1999年。

[8]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9]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 张家炎:《要点与评述——2002年6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大分岔〉讨论会简介》,“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材料。他后来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一文,刊载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经济史研究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026－02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经济思想史要提升科学品质，研究方法上必须要有范式规定”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综合各位名家及众多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从理论和操作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理论的角度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遵循的指导思想、研究体系、研究方法及服务目标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作为最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第一人，胡寄窗先生笃信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的指导意义，并应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实践，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其亲身经历验证并加深了其对这一点的认识，比如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认识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了一直困扰的问题。

而另一位名家叶世昌先生则提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

赵靖先生则具体明确地提出：“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就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研究经济思想史中的运用。”

在老一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之后近些年来也涌现了一股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思想的思潮。资本主义思想也在逐步影响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二）迥异的研究体系

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采取何种体系有两种迥异的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不要以不适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摈弃传统的受西方经济思想史影响的“商品―资本”研究模式，而采用与之相适应的“地产―地租、赋税”的研究模式；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编写经济思想史所采取的表达方式应是通过现代的经济术语来分析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

胡寄窗先生从多个方面阐述了以现代的经济术语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带来的好处。比如在正确用词方面，他提出了“必须以近代经济范畴为基础并兼顾旧有特点的体系来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即用现代语言诠释古代语言，使两个时空连接在一起。

（三）理论研究方法

1．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

胡寄窗先生指出：“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他认为各类经济范畴进行对比是可能和必要的，同时，对比分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他最终得出结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政治经济学前史》就是运用此法的实例。

叶世昌先生也指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参照西方经济学。但不要用所学得的经济学知识硬套中国的经济思想，不应对前人的经济思想做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从中国社会的特点出发，从研究对象的实际理论和主张出发，而不是从相承的某种模式出发。”

香港树仁学院宋叙五教授提出的两个时空完全不同的社会如果经济发展程度相近会产生相近似的经济思想的观点，则把中国古代某个时期的经济思想与西方某个时期的经济思想紧密联系起来。这又是一种推崇比较分析的观点。

现今又出现了通过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从中找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与西方经济学差距的文章，并且这种现象几乎成了潮流。也有学者认为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思想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2．与现代经济理论的融合

一种意见应将古人的思想停留在原有水平，用古人的语言来解释；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将古人的思想拔高到现代水平，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和分析，即“古人思想现代化”。

胡寄窗先生提出“古人思想现代化”，一方面遵循严格的历史性，另一方面要运用现代科学观点、概念、术语和语言准确论述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应有的思想和行动，而不能无中生有、牵强附会。他指出，真正正确而恰当地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个必需的过程：一是“转译”；二是“对口径”；三是“加工”。他的这一观点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研究的总指导方向。

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界的许多学者在努力使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融入现代经济理论之中，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历史基础。比如，北京大学的石世奇教授提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概念欲望和稀缺与先秦各家的经济思想的基础相联系，山西财经大学的毕世宏认为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产业经济思想促进中国目前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等。

（四）服务目标

经济思想史研究必须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服务，这是中国思想史界的共识。

武汉大学的郭笑撰博士主张引进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数量分析、边际分析等方法以及运用最新的研究手段特别是网络资源。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应该本着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成为宏观经济的理论支持，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以史为鉴。

安徽师范大学戴家龙副教授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文章中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本质上是不断对中国经济思想典籍进行的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要真正融入现代经济科学之中、在现代经济理论之林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取决于其对今天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的影响能力。”

当前将古代经济思想与现实经济结合起来考察的“古为今用”之作不断涌现。

二、从操作的角度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具体方法

（一）以人物来编排

编撰经济思想史的通常方法是根据时间、年代顺序整理研究人物思想，据此编排章节结构，另外附以点评。在分析人物时可结合多种因素，如人物的其他思想、观点，其所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其经济思想的源泉与影响等。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了解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但也有一些缺点：首先，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比如理论的延续性、观点的持续变化、结论未完结、经济学者有待历史考验；其次，由于人物数量、思想素材很少，经济理论发展的面貌难以全面反映；再次，由于能够建立完整理论体系的经济学者、学派数量极少，历史的完整性难以依靠此方法获得。

（二）根据热点（或重点）问题编排

即按时间顺序以某些热点（或重点）问题为专题，然后归纳综合与此相关的探讨观点，据此编排章节结构。

其优点是由于不受时空的限制，信息量大，较为客观。但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从庞杂的思想素材中梳理出有价值的理论与科学研究成果。

（三）因循发展的线索，展现发展的过程

“写经济思想史，不能偏重于技术性的观点综述，而应着重梳理有价值的思想形成和演变的轨迹。”我们要从浩渺的思想资料中按照历史发展进程整理、合理表现出理论史的线索，并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作理论分析和评判。

赵靖先生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分期，必须也只能按照自身的特殊矛盾性来划分，而不能机械地搬用其他历史学科的分析方法。”按照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特殊矛盾性和具体历史特点，他认为可以把中国经济思想史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三大阶段。其中，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阶段可分为中国封建经济思想形成的时期、中国封建经济思想支配的时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又可分为近代初期带有某些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思想和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没落两个时期。

这种方法要把握两点：一要“还原历史”，而非“制造历史”。即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客观地反映考察对象的历史内容，而不能主观臆断；其二，要史、论结合。不能仅仅限于整理历史资料和描述发展流程，还需要进行理论分析、评价阐释。

“历史的方法是通过总体考察、归纳和类比分析，从诸多复杂的现象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范性。如果从这一方法论要求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材料和研究内容就有一定的限制，思想材料必须能够提炼出理论要素，可以归入一种理论线索或理论体系。”

总之，虽然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界长期存在着众多研究者及相应数目的理论和观点，但在这个领域，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显示着蓬勃的生命力，研究领域在不断延伸，愈加呈现出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多学科交叉和其他学科融会贯通的特征。我们深信，作为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研究方法、理论范式、学术体裁等方面会有更大的飞跃。

参考文献：

[1] 程霖，刘甲朋．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思想[J]．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7）．

[2] 叶世昌．谈谈学习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J]．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1）．

[3] 赵晓雷．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论纲[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2）．

经济史研究论文篇11

二、中国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状况

在中国，就笔者所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名称的最早采用是在1936年，比韦伯《社会经济史》采用这一名称晚十四年。是年，王亚南署名王渔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王亚南于1928年赴日本留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该书以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讨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据作者自述，自第二编以下大体根据日本学者森谷克乇所著《中国社会经济史》编译而成。继王亚南之后，汪洪法著《中国经济社会概论》一书于1940年由四川曲江新建设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势概说、国人的观念与习性、国人的生活动态与劳动效率、历代货币、交通问题、商业组织、商业清算与度量衡等。汪洪法系民国晚期较为著名的经济学家，1930年前后留学日本，1937年曾出版《国民经济建设概要》一书。傅衣凌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公认的社会经济史专家。他从1940年代开始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1942年出版《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此后又相继出版《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44年)、《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年)。他主要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以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阶级斗争为研究路径。他还于1960年在厦门大学建立了中国首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社会经济史研究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即已出现，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对其学科概念的认识并不清楚，研究所涉内容也主要限于生产关系、商帮、行会、阶级之类。汪洪法著作虽涉及面稍宽一点，但仍显单薄。19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史开始受到重视，认同面逐渐扩大，有日益增多的学者开始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自1990年以来，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陆续增加。除了傅衣凌这样承前启后的专家继续出版著作之外，一些新学者的著作相继出版。如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1991年)，显恩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2年)，范金民等编《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1993年)，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6年)，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1997年)，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2000年)，张晓辉《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2005年)，以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2006年)等。这些著作显示了两个研究状态:一是以区域的明清时期的研究为多。即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大多是区域性的，涉及全国性范围的唯有《民国社会经济史》一种;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大多是明清时期，明确以近代为界的只有三种。二是在研究内容上，虽然仍以经济状况、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为主体，但有的亦兼及商帮、行会，还有涉及其他方面者，如人口、土地因素，这与此前的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显然拥有较大的完整性。在普通经济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朝着社会经济史的方向迈进。如汪敬虞主编、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三册)，与以前严中平、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相比，社会经济史的内容已有明显的增加和加强，其中能够体现这一特色的内容主要有:农业经济中租佃关系、雇佣状况、生产力及其改革，政府政策中的税收、财政、公债、工商政策和法规等，这反映了普通经济史学科内容体系向社会经济史扩展的新动向。此外，在专题研究中，具有社会经济史特色的内容和领域已有众多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法规;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生产技术;商会、农会、经济协会、同业公会等经济团体;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及其现代化改造等方面;还有一些论著着力于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或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社会，或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经济，等等。

三、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

经济史概念和研究体系的讨论迄今为止，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对于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范畴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尚处于混沌状态，有关的研究者只是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因自己的研究内容超出纯经济的范围，故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因此社会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待作进一步深入探讨。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有的学者亦在探讨这一学科的概念含义和研究体系等问题。对此较早进行探讨的是西方学者，如成立于1956年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社会史系于2001年提出了“什么是经济社会史”的命题，并认为经济社会史有三大特点:一是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即通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理解历史过程在长时段如何发生变化;二是整体的历史，即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三是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即人民日常生活史，也可以说是由下至上的历史。在中国，有原本从事普通经济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个人见解。最早对社会经济史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进行设计的是陆仰渊，他在《民国社会经济史·绪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中提出:“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两者之间适合或不适合，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就是社会经济史的全部内容。”所研究的内容，则“必须兼顾重视”影响经济变化的“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因素”以及政府的决策、政策，民族资本与官僚、商人和买办的关系。2001年，著名经济史研究学者吴承明在谈论经济史研究方法时也涉及了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问题。他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重视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并明确表示“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吴承明所说的第一学派也可以与第三学派归纳在一起，统称为社会经济史。关于研究方法，他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言下之意，经济史研究不仅要考察经济发展的现象，更要考察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以及考察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方法已不同于普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而应该说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除了经济史学家之外，社会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行龙《经济史与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即专门探讨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时隔四年，行龙又在其著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中谈及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体系。他指出，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并强调“首先从区域史的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此外，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对社会经济史学科有所采用。例如，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1992年)一书，虽为专题性研究，但视角颇为新颖。徐泓和邱澎生1998年编制的“明清社会经济史专题”课程，虽未成著作，但亦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经济史构成体系的一种理解，不乏值得借鉴之处。其课程的内容构成包括:人口与耕地、田赋与徭役、政府的经济管制、农业生产力与土地经营制度、资本主义萌芽与传统工商业、市场扩展与商业制度、都市化的发展、人群的分野、家族制度与乡绅社会、民间社会的发展、政府政策与民间社会的互动等。体会和总结上述相关学者对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阐释，以及众多学者的各种专题研究，笔者觉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体系包含六个层面:一是思想观念层面，以能够影响国家经济决策的思想观念为主体，包括经济方针决策者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等社会群体的集体性经济主张;二是经济决策层面，以政府为主体，包括决策者的经济诉求、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制定;三是环境层面，以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及经济影响为主体，包括国际关系与经济、外贸和投资状况，国内的制度变革和时局状况;四是经济活动承载层面，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包括他们的参与国家商政活动、组织状况、经济外交活动以及与政府的互动渠道;五是技术层面，以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为主体，包括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及创造、新产品的发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六是经济运行层面，即各部门经济的发展和变迁状态。

经济史研究论文篇12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继承传统学术，接受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为起点的。它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以梁方仲（1908—1970）和傅衣凌（1911—1988）为杰出代表，都以明清社会经济史为园地，探讨建立本土的学术意识。1996年11月，我在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班上课时，在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之后，曾说：

梁方仲和傅衣凌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经历，具有一些共同点，即

（一）都有很深的国学造诣，学术功底深厚，掌握史料丰富，常能发人所未言，起发凡起例的效应。

（二）和传统史学的治史者不同，都受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练，思路比较开阔，故能注意相关学科的移植和整合。

梁方仲的研究特色，是把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察，他对田赋制度的研究，注意名物术语、史料考订，又做到本末兼备，源流兼探，既继承了传统制度史的成果，又具社会经济史的特色。

傅衣凌的研究特色，是注重私经济的研究，发掘大量前人所不重视的契约、族谱、墓志铭、乡规民约等资料，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

这两种研究路径不同，由殊途同归。现在看起来，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傅先生在成名作《福建佃农经济史论丛》（邵武，协和大学，1944）的题记中说：

我常想十数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当是由于史料的贫困。……因此，大家尽管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惟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畴内的问题，每不能掩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所以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积极地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以为总的体系的鲜明的基础。本书即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考察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的一个尝试。这一块园地，目前虽尚在试作期间，不过我相信当不会使大家感到完全失望的。

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是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特点的指明的责任。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残余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史所发生的作用这一些问题，从来论者都缺少具体的说明，故本书特搜集此项有关资料颇多……其中所论，虽不敢说有什么创见，但为提醒国人的研究，亦不无些微意义。……

谁都知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燃?K?越??芳叶杂谒匚?怂?坏赖纳痰暾什尽⒚窦淦踉嫉榷颊渲氐乇4妗⒗?茫?┪?芯康乃夭摹T谕夤?矣行矶嗟淖?叛д撸?袷子诖讼钭柿系乃鸭?驼?恚?瓿善涿?蟮闹?鳎??谖夜?蚍秸??济妊俊1臼槎杂诖说阋蔡丶幼⒁狻??庖桓鍪妨纤鸭?ǎ??平?泄?缁峋?檬返难芯克坪跎兄堤岢?

他所指的“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其意应包涵年鉴学派及受其影响的史家，但傅先生并非直接取法于年鉴学派，而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土壤，学习和吸收苏联和日本学术界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而作出的反思。本土的学术渊源，则有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胡适的历史考证文章、顾颉刚的《古史辨•序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他在《治史琐谈》中提到从中得到的启示和影响。他把重视历史的共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关注自下而上的群众史和区域研究，利用草根社会的史料，用中国的历史语境来表述，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成为本土一学术动源，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正因为如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抗日战争中所作的论著，在战后成为日本、美国重建中国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这一时期研究成果后来修订为《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7）、《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成了五六十年代日、美汉学家和研究生的案头必备之书。记得有一次，傅先生和我谈及，五十年代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和他谈到傅衣凌的研究贡献，打听傅先生的研究近况。八十年代，我在日美英等 国访问时，认为学者都提到他。由此可见他在国际上学术威望之隆。

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梁方仲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傅衣凌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建立中国社会史研究基地，培养了一批人才。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以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为契机，出现繁荣的学术局面。傅先生是主张十六七世纪前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代表。

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存在许多议论和评价。我无意对此说三道四，只想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作点说明。

近来有一种说法称中国社会史是1986年前后重建的。林甘泉先生有一个中肯的批评：

有的人批评说，解放以后把社会史的研究砍掉了，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什么是社会史？应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等等。这里面如社会生活（包括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解放后确实注意不够，但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如阶级结构、宗法势力等就不能说都被砍掉了。傅衣凌先生在解放后一直很注意农村宗法势力和乡规民约的研究，而且作了不少成绩，他和他的学生可以说就是社会史的学派，怎么能说解放后没有社会史的研究呢？[1]

大家都知道，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从社会史方面看，他研究乡族势力——地缘与血缘联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江南市民运动——即今所谓“第三领域”，村社制和奴隶制残余在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地位和作用，领主制在秦汉以后地主制封建社会中的复兴和余绪，从社会结构探讨社会变革的动乱，从李贽、郑成功、顾炎武的思想看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从《红楼梦》看清代社会的性质，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从各个角度反复论证、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并长期迟滞问题，是他一贯的研究中心。他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弹性论”、“早熟又不成熟论”、“公私体系论”，都是从研究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关注经济的变迁、社会制度的变迁、群众运动的变迁、社会生活和习俗的变迁、思想文化的变迁所作出决定的理论升华。他和年鉴学派一样，都是“社会学化的历史学家”（），拷问的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他们研究的具体领域完全不同，研究方法由是相似的。杰克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一书中介绍说：

费弗尔坚持认为，新历史学必须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必须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语言、符号、农村的证据、土地制度、项圈、手镯——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资料。简言之，他必须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2]

傅先生则多次申明：

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记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谱、帐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我们为什么不可从中利用呢？古代史家掌握的史料，有不少是从个人的耳闻目见，实地调查得出的，这就教导我必须深入社会，处处留心，广收博采，到处皆是学问。

我一向以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循此推之，我们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人，对于现存实物的调查，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此外，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所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

我总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单纯的从历史谈历史，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大量史料，广泛的应用史学以外的其他科学知识，参考外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的研究。[3]

借助其他人文科学的知识，扩大历史学的视野，傅先生在这一时期进行总体性研究的成果，是对中国社会史的一大贡献。吴承明先生指出：

这个总体性研究是自梁启超提出“近世”这个概念以来对近世（16世纪以来）史最精辟的观点，这种博大精深的历史观是前无古人的。[4]

因此，尽管和年鉴学派在欧洲史学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显得沉寂，和外国人也缺少交流，但上述事实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似乎可以这样说，以1982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创刊为标志，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在中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史界占有了应有的位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两大中心。

林有能先生说：

80年代，活跃的经济史研究曾孕育出一个“闽粤学派”（有此一说），指的就是福建和广东两地的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所以会被冠以“学派”的雅名，主要原因就是前辈学者——福建的傅衣凌先生和广东的梁方仲先生分别在两地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弟子，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风范得以传承和弘扬。[5]

更确切地说，梁方仲先生逝世以后，以福建广东学者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是在傅衣凌的旗帜下集结的。林甘泉先生把它称为傅衣凌学派：

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是学术界的共同财富，不管是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不管是否属于他的学派，都会从他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中得到教益。[6]

傅衣凌先生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带头人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建全国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博士点，作为该学派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1988年厦门大学专门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被评为首批部级重点学科。

二、创办新中国第一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迄今已连续出版了77期。

三、改革开放后，最先走出国门，把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介绍给世界，抢运中外同行的交流和互动。

四、组织和完成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取得创新性成果。

关于傅先生晚年主持科研项目的成果，外国人所知不详。我协助傅先生主持工作，故有些稍作介绍：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六五”、“七五”社科规划的重点项目），从1983年起，课题?成员和研究生在闽南、闽西、闽北展开大量的社会调查，获取了许多民间资料。在史料整理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至1988年第3期连载），《闽南土地文书综录》（杨国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在在论著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傅衣凌、杨国桢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和文化》（陈支平，上海三联书店，1991）、《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杨国桢、陈支平，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郑振满，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福建手工业发展史》（曾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则是作者参加调查研究后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教委“六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傅衣凌，人民出版社，1989）、《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杨国桢，人民出版社，1988）。

《明清东南区域山区与沿海经济的比较研究》（国家教委“七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东南区域的平原与山区经济专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这些科研项目凝聚和锻炼了厦门大学的学术群体，也是傅先生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得以传承和宏扬的重要原因。

傅先生逝世后，分散各地的学生继承他的遗志，光大他的学术，并有新的发现和跨越。近十余年来，他们走在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前沿，出现如下可喜的新动向：

思维方式的转换和研究方向的多样化。在学术史回顾和对自身学派的反思中，发挥傅先生的学术勇气，改变固有的研究模式，实现从陆地史观到陆海互动史观的转换，从中国视角到世界视角的转换。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借助和应用更加熟练和深化，由于“科际整合”的方式不同，形成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分支发展与向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历史人类学综合发展并存的多元化局面。

参预国际学术合作和学术思想的对话和互动。一批傅先生的学生和再传弟子走出国门，传播傅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把国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带回中国，应用在学术实践中。其中有李伯重借鉴国际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反思资本主义萌芽，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出色研究；在我和博士生们借鉴国际海洋史观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开拓；有?支平、郑振满的福建社会文化史研究，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与人类学的合作与互动。1989年起，经国家教委批准，以武雅士（Arthur P. Wolf）、庄英章和我为主持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研究所和厦门大学的历史和人类学者联手开展闽台社会文化研究。我们用三年时间在福建省的12个县做田野调查，搜集了32个村的民族志资料，并在台北举行了3次“闽台社会文化研究工作研讨会”，出版了3本《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4—1996）。1994年起，又增加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历史和社会学者参预，开展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在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四省市调查了14县16个村的民族志材料，举办了了一次工作研讨会，出版了《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8）。郑振满又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合作，开展“仪式、地方文化和中国近代化”研究在莆田建立了“莆仙文化研究中心”，对莆田地域社会与文化作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出版了《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郑振满、[美]丁荷生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山大学与英国、美国、香港的历史与人类学者联手开展华南地域社会研究计划，在福建、江西学者的参与下，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从闽粤赣地域研究入手，探讨宏观的文化中国创造过程。建立华南研究资料中心，1996年起，在香港科技大学出版《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至今已出版24期。在学术实践过程中，开始从区域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的转变，并于今年成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是傅先生和我指导的陈春声博士。

在国际学术界，“科际整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边界更加模糊，在互相渗透和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生长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这一变化，受到人类学的影响，也可以说受到年鉴学派从经济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转向的影响；而人类学、特别是美、加和港台的一些人类学家，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影响，注重民间文献的解读和阐释。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新动向，反映了分化与重组的新格局。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我以为，无论偏重于经济史或社会史、文化史，还是历史人类学，只要坚持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这“似乎是对经济史的背离，窿对经济史的发展是有好处的”[7] 。

在中国学术界，参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已远远超出历史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范围，扩大为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法学、地理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专家参与的领域，他们都从不同的方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对他们抱有深深的敬意和钦佩。因论题所限，恕不一一介绍。

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面临诸多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我相信，当新一代学者接过接力棒后，一定有一个更广阔、光明的未来！

注释

[1] 邹兆辰、江湄：《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访林甘泉研究员》，《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

[2] 杰克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55页。

[3] 《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33、34、43、44、50页。

[4] 引自刘秀生《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