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维论文篇1

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疾病谱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外感类传染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的今天，复杂性内伤类疑难病慢性病和老年病又成为了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用西医线性思维还原论方法物质检查和单靶点治疗手段进行防治，不仅临床防治乏术且费用高昂，当现代西医学认识达到细胞水平，基因水平的今天，仍不能解决内伤类自身损伤性医学难题，也在向系统医学、整体医学回归。中医学是用象思维构建的且诞生于生产力极其落后的远古农耕时代，从理论到临床均具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大道至简、简便廉验的学科价值观，笔者根据二十多年对中西医诊疗体系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哲学基础、科研路径、价值取向、认知方法和防治手段的系统研究，结合我国国情民情、现时代复杂性内伤类疑难重症及慢性病老年病防治乏术和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问题，特提出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理性维护人类健康，本文谨从1、中医哲学思维智慧概念诠释2、提出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的概念诠释时代背景与内涵阐述3、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必然4、结论等层面展开阐述。

主题词：中医哲学思维智慧；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理性维护人类健康；方法学研究；

中医药学是用象思维科学构建的，其指导哲学是实象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哲学的意义再于指导实践；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一般特性和规律性的一种概括的、间接的反映过程；象”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象思维是东方思维的典型代表，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面对同一个研究对象,中西医学分别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在科学家看来，“方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1] ，中医学是沿着唯象的、整体的、直观的、定性的、医哲交融的形象思维路径进行研究的医学理论[2]，是唯物立象尽意求道思维模式的科研成果，是中国象数文化的智慧结晶，是整体观、运动观、属性观和辩证观的集中体现。只有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医学文化特质、思维特征、哲学特性、学术特色、诊疗特点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感知它博大与至简的学科魅力[3]，在实象论哲学象思维科学指导下和笔者撰著的《阴阳证治学》中医药创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大胆提出：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系统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理性维护人类健康。

1、中医哲学思维智慧概念诠释 中医、哲学与思维都是独立的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范围和相应的概念体系，现在把哲学与思维同中医一起组成一个集合概念是因为自然科学研究离不开哲学指导，离不开科学的思维方法，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己的文化特质、思维特征、哲学特性、学术特色、诊疗特点，可以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进行概括。

1、 1、 中医药学的概念与内涵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中医哲学思维智慧，首先要弄清楚中医的概念和内涵。中医即中国传统医学，是相对于西医而言的。是在实象论哲学思想指导下用象思维方法来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防治和养生长寿治未病的一门学科，以形下之器为体，以形上之道为用，是东方以时间文化为逻辑开端所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象思维科学的典型代表，是在中国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诞生形成和发展起来学科；具有文化哲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多重属性，具有天人合一整体观和辨证论治运动观两大特点，具有道法自然、大道至简、简便廉验的学科价值观，具有绿色天然、节能低碳、生态环保、承载文化等多维功能，具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司外揣内的方法论、大道至简的四诊技术、就地取材的治疗手段、见微知著的治未病策略、平调阴阳的养生智慧和简便廉验的价值追求[3]；中医对世界的认识也属于一种建构，但这种建构是用“象”完成的，中医的“象”是对世界本质特征的抽提，用“象”建构的世界比西方用要素建构的世界更能反映世界的综合本质特性，因此，在描述复杂系统的规律和指导对复杂事物的应用方面常常显示出更好的效果。对中医“象”的深入研究将是中医理论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4]，更是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的智慧源泉。

1、2、哲学概念及其中医哲学内涵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哲学是人类的自我理解、自我反思、自我意识的一种理论形态。适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切领域及其一切科学。哲学是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哲学的精髓、意义和作用在于指导实践；哲学是具体科学的灯塔，哲学的成功无不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而自然科学的创新发展又必须用哲学引领方向，因为哲学可以为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自然科学是以自然界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以发现各种自然规定和自然规律作为己任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揭示最一般的最本质的最普遍的规律。哲学为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家才不至于在研究活动中迷失方向，医学家们才不会被医学的功利性所左右，使价值观直指医学的目的、意义和根本任务，从而研究出时代需要和人类需求的、大道至简、简便验廉的低成本创新理论方法与技术来服务人类贡献社会；中医学是用古代的气、阴阳、五行等哲学概念来解释和说明生命、健康与疾病问题。是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辩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属智慧医学是中国创造。构建实象论是中医哲学的本质特征，低成本医学智慧是实象论哲学的价值追求，象思维是产生实象论哲学的理论基础，是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的科学路径，是创造出低成本最优化绿色节能环保高效普适符合卫生经济发展要求的全新医学范式的智慧源泉[3]。中医哲学思维智慧可以突破狭隘的思维疆域进入无限的宇宙，直面永恒的生命本质，通过中医哲学思维智慧的超验反思涌动和领悟实现了人的灵魂和肉体（形神）的统一，创造出了生命科学研究的完美境界并充分展示了低成本医学智慧特色与魅力[5]。

1、3、思维概念及其中医思维内涵 思维是人类大脑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过程，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一般特性和规律性的一种概括的、间接的反映过程。中医学是唯物立象尽意求道思维模式的科研成果，是中国象数文化的智慧结晶，是整体观、运动观、属性观和辩证观的集中体现。恩格斯曾经说

过:“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因为他们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要思维就必须有思维规定,”《自然辩证法》。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中医学是形象思维的结果，属象思维科学体系。一、用“象”建构的中医理论更能容纳、解释和说明生命健康与疾病的相关问题。二、实象论哲学思维造就了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两大独特学科特点。三、用实象论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能反映复杂性疾病问题的本质与规律。四、用实象论哲学方法解决预防保健养生治未病方面的问题无可替代。五、实象论哲学指导下的象思维科学体系及其诊疗技术具有大道至简、简便廉验的学科价值观。中医学在实象论哲学思维指导下，把人放在自然社会这个整体大环境中进行研究，并站在哲学的高度，从物质能量信息，现象状态本质以及形态结构功能等高层级多维度入手，对生命、健康与疾病的运动变化规律从自然、社会、人文等宏观整体上进行把握，用哲学的抽象思维和理论概括的方法成功孕育了中医药科学体系，为护佑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突出贡献，经两千多年的时间历史与实践检验而历久弥新，在中医发展史上所取得的医学成就更令世界瞩目[3]。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医药学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认知模式充满着对生命科学的理性思考和研究智慧，中医哲学突出了对生命科学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客观规律的概括和总结，中医思维即形象思维，属象思维科学范畴，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形神一体、以人为本、大道至简、简便廉验、节能环保、绿色天然的发展理念和学科价值观，走的是低成本医学研究路径，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为指导系统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是历史的必然。

2、提出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的概念诠释时代背景与内涵阐述

2、1、提出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的概念诠释 为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特撰著了《阴阳证治学》中医药创新理论，书中系统阐述了科学假说、理论框架、认知模式、概念体系、病因特点、病机特性、辨证模型和治疗方药。从20__年开始，求证《阴阳证治学》创新著作的理论与临床研究性论文陆续发表并应邀参加每年一届的国际络病学大会，与国内外同行一起研讨疑难病对策，为建立低成本医学范式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低成本医学范式即用最可能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获得更高的健康维护效率与效益的思维与行为模式。最大的健康问题用最少的钱解决，小病不花钱，大病少花钱，花同样的钱能显著提高疗效并解决一体多病，一次性投入多维获效，寓防于治，治调防养，少用治病，多用养生，在治病的同时更赢得健康长寿。

2、2、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的时代背景 近百年来由于西学东渐，西医学的构成论和致病学医学范式成为了医学界的主流医学模式，他的单靶点对抗性的诊疗手段，在外感病盛行的时代可谓大显身手一枝独秀，然而在复杂性内伤类疾病成为了人类健康主要威胁的今天，则明显暴露出西医学诊疗思维的局限，加之利益博弈、过度市场化和过度追求医学功利，使得卫生事业的福利性和公益性逐渐淡化，天价医药费屡见报端，民众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重要民生问题，加之以药养医引发过度医疗，不仅造成医源性疾病更使医药资源浪费惊人，环境污染严重，性价比严重失衡，公民的健康维护成本过高，远远超出了收入增长水平和支付预期，世界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科技进步本来应该使就医成本大幅度削减，然而实践证明：西医学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属高成本医学，对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显现其局限性。随着医学模式转变、疾病谱变化、社会老龄化、疾病防治重心前移等卫生主题转换，对那些复杂性内伤类疑难病、慢性病和老年病的集中涌现，特别是面对那些病因不明、靶点不清、多因素致病、多系统发病、多病位损伤和一体多病的复杂性内伤类患者更显力不从心，而中医用象思维构建的天人合一、医药合一、形神统一、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医学体系处理此类问题却得心应手优势凸显效验全面价格低廉，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努力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理性维护人类健康推动节约型社会建设与发展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2、3、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的内涵阐述 认识世界是为了更好的改造世界。纵观2千多年的中医学发展史，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疾病谱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现代医学的成熟与发展，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外感类伤寒与温病等传染病已得到有效控制，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人类社会的经济变革和物质生活的空前丰富，使伤于七情、饮食居处和阴阳喜怒等内伤类疾病成为了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面对老年病、生活方式病、富贵病、代谢综合征、骨骼退行性病变及心脑血管病等复杂性内伤类疾病的集中涌现，用西医的线性思维、还原论方法、物质检查和单靶点治疗手段进行防治，不仅临床乏术且防治费用高昂。当西医学认识达到细胞水平，基因水平的今天，仍不能解决内伤类复杂性医学难题，也在向整体医学、系统医学回归。笔者根据二十多年的中西医内伤病理论与临床研究，结合现时代内伤类疑难重症及慢性病、老年病防治乏术和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问题，提出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理性维护人类健康。

2、3、1、中医学的认识论为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提供了可能 《现代医学概论》指出：“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现代医学科学不能适应人体和疾病的复杂系统，生命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涌现，不仅生命体本身病理过程复杂，而且心理、社会、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病理过程，在保障全民健康中过于偏重单一病种的诊治和局部医疗技术的发展而忽略了生命整体，过分依赖仪器设备、药物和手术，而忽视了病人的主诉和医生的智慧，医疗技术发展失控，医疗费用大幅度提高并浪费惊人，且好多疾病由于理论滞后临床乏术而进行着无效医疗，超过了社会经济和个人收入的承受能力加重社会不公。治疗学的第一原则是自然痊愈力的利用”。人是以物质为基础的精神本体。人体作为整体存在的复杂开放巨系统，面对复杂性内伤病防治，理应遵从整体性、动态性、交叉性、非线性、最优化原则，从中医的象思维科学入手，从《内经》的四时五脏阴阳整体观切入，发挥中医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中医学思维模型优势，彰显中医药学理论智慧。中医学以气一元论整体观和阴阳互化辩证观为认知途径，从宇宙生成学和疾病发生学角度切入，把人体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用中药之偏性调整人体之偏颇大道至简，所用方法与药物医药合一就地取材节能环保自然天成，中医学的认识论为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提供了可能。

2、3、2、中医学的方法论为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提供了保障 方法是科学的灵魂。是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选取的手段途径或活动方式。方法论则是对方法的理论研究和哲学反思，关注的是从抽象层面来把握方法的性质发展规律及其价值。方法与方法论包括哲学观念、人文思想、科学理论、诊疗行为、人际交往技艺以及科学实验的设计与具体操作等不同层面，是客观存在着的，活生生的，无处不在发挥其作用。中医学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司外踹内的方法论和象思维科学研究路径，在深刻理解和把握生命健康与疾病内在运动规律、形态结构功能生理病理转化规律和物质能量信息变化规律的基础上，用哲学的反思和思维的抽象，将人放在自然社会环境等大背景下整体考虑，源于客观实在又高于客观实在，注重发挥医学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对人体自然愈病力的利用，努力调动生命自身自适应、自组织、自调节、自修复、自稳态、自愈病的生物学机能，最终达到阴阳平衡而愈病疗疾治未病并赢得健康长寿，方法科学至简。

2、3、 3、中医学的价值观为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指引了方向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价值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中医学具有厚古薄今、重道轻器、重神轻形、以人为本、物以天成等价值追求和大医精诚、求真崇善尚美达圣的精神道德追求。无形的精神本体一直据于世界文明毋庸置疑的高度和中心地位，医学是人学，因有其精神本体而免遭失落，因有其形而上而达到应有的高度。中医学以其大道无形，以象会意、用象释道、道器合一的认识路径和思维高度，通过中医哲学的超验思维、经验反思、创新涌动、意象感悟和主客一体、体用合一特点及其探索性、多维性、中介性、开放性、批判性和可接受性思维特征为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指引了方向。

2、3、4、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是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本质要求

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国家做出的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决策。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事关现代化建设事业，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卫生行业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要组成力量，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和实现好行业功能，是体现卫生行业先进性解放和发展医学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是卫生战线干部职工实现人生与社会价值必须思考和回答的课题；战略影响格局。从国家战略高度行业客观现实和卫生发展需要出发，笔者在系统研究中西医诊疗体系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哲学基础、科学路径、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民情提出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推动节约型社会建设与发展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2、3、5、用《阴阳证治学》创新理论方法与技术系统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 笔者在《阴阳证治学》一书中系统阐述了阴阳证治的学科概念、内涵与外延，提出了“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失衡、疾病丛生、阴阳可调、疾病可治、调平阴阳、长寿健康”的科学假说、“一元两极三维全息实象中医理论思维模型”理论框架和“一元两极三维四时五脏生命功能律动体”生命运动规律概括；系统阐述了人体生命阴阳“和合生命，失和生病”重要学术概念；发现了‘阴阳失衡——内伤病属性病机’和‘阴阳证治---调和治平’科学规律；概括出了复杂性内伤类难愈性疾病“久、慢、杂、难、缠”的发病特点；提出了“阴阳—体病因机脉证治药”创新辩证模型和“整合效应--阴阳承制调平”防治原则，总结出了“属性方药--治调防养”多维获效的用药规律，创制了‘全息实象诊疗法’和‘属性方药调治法’系统建立了阴阳证治体系并创立了河北博雅中医--阴阳证治学科远程诊疗网，通过使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息实象诊疗技术系统实现复杂性疑难重症的网上异地诊疗并向全球开放，通过中医药创新技术与互联网整合实现了无障碍跨时空随时随地异地诊疗梦想，既节约并充分利用国家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又使患者省心省事省力省钱。其价值目标是：追求低成本高疗效愈病同时更赢得健康长寿；《阴阳证治学》充分体现了中医学实象、全息、多维、内求、整体、系统、辩证、恒动的理论特点和“简便廉验”的学科特色，对探讨阴阳证治属性组方的效应规律和防治复杂性内伤类疑难病慢性病和老年病及提高临床疗效方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只有用科学思维和正确思想为指导并大胆实践，才能更快的走向真理；只有思维创新才可能有学术创新，所谓创新就是超越原来的规则。《阴阳证治学》是在传承传统中医理论的基础上为适应时展而创立的诊疗与防治内伤病的低成本临床新范式，是适应疾病谱变化，医学模式转变，疾病防治重心前移，社会老龄化，生活方式病大量涌现的现实需要的创新理论，是应对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方式改变后所出现的内伤类代谢性疾病、富贵病、难治性疑难重症及老年病创新的防治方法和诊疗技术。符合中医学自身运动特点和医学发展规律，符合生物医学特征与美学要求，符合国家倡导的自然、绿色、节能、环保政策要求，符合卫生经济发展要求与医学发展方式转变。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充分调动人体自身生物学机能和自然愈病力的利用，绿色低碳环保高效节能。

2、4、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

何为哲学思维智慧？哲学思维智慧其实就是理性思考的方式，指的是人们认识、改造客观世界时所运用的具有哲学特征的思维方法。哲学思维具有抽象性、辩证性、批判性、超经验性和实践第一性等特征；哲学思维的意义在于教导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哲学和世界，从而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法。中医学是象思维科学的结晶，《黄帝内经》是象思维运用于医学理论研究的典型代表，从理论方法到技术手段都是以象思维方式建构的，用象思维方法创立适合时展与社会要求的低成本医学范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医学难题的有效途径，《阴阳证治学》创新理论方法与技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医学是什么？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科学体系，属自然科学范畴。医学首先是人学。医学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及其人际关系与交往的过程。人是万物之灵，是有思想有文化的高级动物，所以医学是科学的更是人文的。医学人文指关于医学的文化现象。患者需要医学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美国特鲁多语)，所以医学应该为可为之事。唯科学技术至上有时往往让普通百姓病未治愈却因高昂的诊疗费用让家庭生存出现危机。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库恩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 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象, 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范式概念是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而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库恩指出：“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范式的特点是：（1）范式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公认性；（2）范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一个整体，它的存在给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3）范式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可以看出，在库恩的范式论里，范式归根到底是一种理论体系，范式的突破导致科学革命，从而使科学获得一个全新的面貌。如果非要简单概括的话，它的内涵有两层意思：一是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承诺集合；二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范例。再进一步，一、可以简化为一种约定，二、就是范例。学术范式不是别的，就是看待研究对象的方式和视角，它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对象、把对象看成什么、在对象中看到什么、忽视什么。范式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观念和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担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百度文库）。

3、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高投入、高消耗与低产出、低效率的情况也显现出来。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我国政府面临着服务社会的目标与资源供给有限两者之间的突出矛盾,自身存在着合理利用多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的需求,市场经济的进—步完善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促使我国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目标要求，这必然引起医学体系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时空进入21世纪，面对复杂性内伤类疑难病、慢性病、老年病集中涌现和多系统发病、多病位损伤、一体多病的现实问题使西医诊疗陷入了窘境，医药费用的飞涨并未与解决医学问题同步，更多内伤病患者因不能达到消费预期而在遗憾和无奈中煎熬带病生存。而用象思维建构的中医药学可以充分的给与解释和说明。正如张维波教授所说：“中医的“象”是对世界本质特征的抽提，用“象”建构的世界比西方用要素建构的世界更能反映世界的综合本质特性，因此，在描述复杂系统的规律和指导对复杂事物的应用方面常常显示出更好的效果”[4]。笔者用《阴阳证治学》中医药创新理论方法与技术所建立的低成本医学范式，在积极应对复杂性内伤类疑难病、慢性病、老年病、癌症与妇科杂症等疾病方面，可有效降低卫生经济运作成本并明显提高临床疗效，且节约资源，节能环保，属中医象思维科学创新成果，是研究复杂性内伤病共性发病规律、病治异同规律、属性方药效应规律和保健养生规律等理论及其临床应用的学科。用《阴阳证治学》创新理论方法与技术系统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4、结论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哲学成长的沃土，哲学是思维的摇篮，思维是客观现实的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规律性的联系，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中医学是用象思维构建的，属象思维科学体系。象思维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反映，也是对东方思维方式的概括，中医药学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我国远古农耕时代，中国古人在尊重客观事实和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当时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极其有限的条件下，集中文化思维哲学医学智慧和其他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以象思维科学为研究路径，以思维模型为研究方法，以人--自然—社会—环境—七情为医学模式，道器合一且精于气化而略于形质，通过观察演绎推理与综合而创立的中医药理论体系。以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四外踹内的方法论、四诊合参的诊疗技术、就地取材的防治手段、简便廉验的价值观、见微知著的治未病策略、平调阴阳的养生智慧和低成本健康维护理念，经两千多年的历史时间与实践检验而历久弥新，在人类医学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渗透力、象思维科学影响力、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感召力、中医药学自身特色与魅力和解决复杂性医学难题的超凡能力，借鉴和利用天人合一、道器合一、主客合一、体用合一、形神合一、医药合一、以人为本、大道至简、简便廉验、节能环保、绿色天然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结合现代医学认识和其它自然科学发展成果，为推动节约型社会发展降低人类健康维护成本，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系统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理性维护人类健康。

参考文献

[1]、巴甫洛夫巴甫洛夫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39.

[2]、张宗明：中医方法论的一个研究框架[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__年第3期

哲学思维论文篇2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哲学思维论文篇3

一

马克思确立了实践观点的哲学思维方式，取代了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在马克思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得以集中表述，并渗透、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所谓实践思维方式，简要说，就是按照人的实践活动本性及其方式去思考、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哲学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的产生，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创立，推进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发展。

实践思维方式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实践，从而第一次还人们的实践活动以本来面目。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钥匙。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必须理解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实践范畴的发展沿两条路线前进。一条是突出经验，突出科学实践的特点;另一条是沿突出理性，突出自主创造性的发展方向。马克思形成科学的实践观是实践范畴在一次次冲突中不断展现自身的结果，同时又建立在直接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实践观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是物质和精神.、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感性和理性、目的和结果、必然和自由在相互规定和转化中的现实统一。然而，实践作为一种活动只能解决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认识论问题.，只具备实践意义，缺乏理论意义，不能解决哲学最高层次—思维方式的问题。并且实践活动只是哲学考察的一部分，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将这种对“实践活动”的认识，形成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即实践思维方式，重新审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实践思维方式得以体现。因而实践范畴不能仅仅停留于活动、观念层面，必须上升为思维方式的层面。只有这样，实践才能解决贯穿整个哲学理论之中，并且具有科学解决思维和存在关系的能力，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实践思维方式以实践为起点，以唯物的辩证思维方法为手段去解释人、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第一次正确地揭示了人的本质、人与世界关系的本质。首先，从实践出发去解释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家的最高成就，是把人性、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平等、爱、追求幸福、理性等。这些思想对于反抗封建专制和神学对人的束缚与禁锢，无疑是进步的、革命的。但他们所说的只是一般的、抽象的人，因而关于人的自由、平等、爱等等，也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其根本特征在于把自由、平等、爱说成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的“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实践的思维方式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人的本质，从而使人的本质理论立足于坚实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劳动是古猿进化为人的决定性环节，劳动又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因此，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本身。劳动从来不是单个人的活动，它一开始就是社会活动。因此，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不能存在于人的社会关系之外，只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才有人的真正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川其次，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旧唯物主义不懂实践，不能从实践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旧唯物主义不能正确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在实践活动中，人把自身之外的一切存在都变成了自己活动的对象，变成了自己的客体，与此同时，也就使自己成为主体性的存在。从人的实践活动去考察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就出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力求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和把握客体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客体世界并不依主体的需要和意志而运动，决不会主动满足人的需要。主体只有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工具、增强自身的改造能力，才能使客体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使自身不断完善。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主体是中心。因为从客体的生成来看，客体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是由主体的对象的活动所不断生成的。从本质上看，客体只不过是主体自身的一种存在的形态，是渗透着主体的目的、需要、兴趣诸因素，为主体的实践活动所改造、所作用的人化自然;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中，主体处于主导、能动和创造的地位，客体处于从属、被动、被创造对象的地位。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以主体为核心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实质，是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和主体需要的满足，即主体将客体同化，纳入自身的存在体系，并充实和扩大自身的力量。

实践思维方式不满足于正确的解释世界，而着眼于能动地改造世界，从而超越了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狭隘范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他们的解释总是以超历史、超现实的方式提出问题，并追究终极之真、至上之善和最高之美，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神性”或亘古不变的“人性”或“理性”。因此，他们对世界的解释总体上是不科学的。而且，他们不了解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不懂得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要回到实践中去为实践服务。他们中的有些人虽然也提出过变革社会的主张，但却反对通过革命实践来实现自己的革命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方式的指向，首先是科学地解释世界。它立足于人的实践，即“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来看世界。一方面，它从现实生活本身抽象出世界的本质;另一方面，因为实践具有历史相对性。实践唯物主义放弃了旧哲学那种对世界本质绝对终极解释的企图，把对世界本质的解释作为一种相对的绝对—自己时代的绝对和历史过程的相对，从而使自己对世界的解释具有了科学性。实践思维方式的指向更重要的是“在于改变世界”。实践思维方式这种“改变世界”的思维指向，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指导和回答“人类解放”的问题作为自己的首要的任务，把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紧密结合，把解释世界作为改造世界的手段，把改造世界作为解释世界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他们依据实践思维方式，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总结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和设想。但他们毕竟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所以他们的预测和设想不可能是具体的。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特别是其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研究和解决俄国革命实际问题，并在坚决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俄国经验批判主义等错误思潮中，形成了“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思维，并且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思维方式。列宁将其称为“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列宁贯彻和应用了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深刻解剖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社会矛盾，胜利领导了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从而标志着人类社会历史的重大转折。列宁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就在于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统一于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因此，我们把它概括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哲学思维方式。

二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之所以必须不断发展，是因为它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客观实际的反映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客观实际及人们的实际活动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旧理论与新实践之间的矛盾，在客观上要求理论本身必须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除了客观条件等因素外，最根本的主观条件就是其本身的实践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总是要求从现实出发，在现实中发现矛盾，提出现实解决办法，现实的解决问题，使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断获得解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永具活力、不断发展、代代相承。实践思维方式，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创立的思维逻辑，也是这一利，学体系不断发展的根本方法。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毛泽东思维方式是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维方式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既表现在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中，也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实践性。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践风格，表现在他的哲学专著中。在《实践论》这部伟大著作中，毛泽东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随着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论对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他同时指出，人的认识运动，首先经历了由实践到认识的辩证过程，即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经过实践得到的理性认识，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第二次飞跃更重要，因为只有这次飞跃，才能实现认识的目的—能动地改造世界，并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把知行统一观运用于革命实践，指出革命队伍内部的许多错误思想的认识论根源都在于认识和实践即知和行相脱离。走俄国人的路，这是毛泽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出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其中就包括要走被十月革命证明是正确的暴力革命道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都是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中国在北伐战争时期走过这条道路，但没有获得成功。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坚信“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道路，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总路线，从而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所引导和开辟的这条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典范例。他既继承了列宁关于暴力革命和工农联盟的思想，又考虑到了中国的具体实情。这条显然不同于西方及苏联国家的革命道路，体现了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些特色。可见，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侧重于认识方式的深化和发展，通过认识方式来表现思维方式，是物质与精神相转化、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思维方式。

哲学思维论文篇4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

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哲学思维论文篇5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善于为学生寻找哲理思维的途径，拓展哲理思维圈，比如集中寓言教学、进行比喻教学、编写哲学小故事、开展对辩演讲、进行看图作文、搞专题调查、搜集名言格言等，这些是拓展学生哲理思维圈的行之有效的手段。通过教师精心编织的这张哲理思维网络，可把学生逐步引进议论文的大观园，从而让他们掌握辩证分析问题和写议论文的钥匙。

集中寓言教学是扩展学生哲理思维的有效形式。寓言是一种古老的文学体裁。一种带有劝喻或讽刺的故事文学。它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小喻大，借古喻今，寓深奥的道理于其中，把难懂的道理形象化。理应是我们对学生进行哲理思维教学的好教材。我们不妨将现有教材的寓言集中起来进行语寓言专题教学，并对这些寓言逐个进行归类分析，让学生领悟这些寓言所隐含的哲理。殊不知一个寓言即可打开一扇思维的门窗，而把众多的寓言汇集起来，便可收到“洞天石扉，訇然中开”的效果。

进行寓言专题教学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明确寓言在论证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一文中，作者巧妙的运用了“滥竽充数”这个寓言故事，论证了要善于当实干家的道理。作者选用这个论据，从反面加强了文章的论证力，这里可以让学生设想，如不选用这则寓言，文章就会显得索然寡味；相反则会让人们从南郭先生的结局中领悟出正确的生活准则。

教会学生打比方，进行比喻教学，也可增强学生的哲理思维能力，说得更透彻些，打比方是一种辩证说理的艺术。

议论文常常用到比喻论证。鲁迅先生的《在文学和出汗》一文中运用“出汗”比喻人的阶级性。在《拿来主义》中，运用“大宅子”比喻文化遗产。以“孱头”比喻拒绝借鉴的逃避主义者、以“昏蛋”比喻虚无主义和左派幼稚病患者、以“废物”比喻主张“全盘西化”的投降主义者，再以“鱼翅”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以“鸦片”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与糟粕互见，以“烟枪和烟灯”比喻文化遗产中的旧形式（如八股文、骈体文），以“一群姨太太”比喻腐朽糜烂的色情文化之类。鲁迅先生在这里一连运用了九出比喻，极其形象而明白地论证了拿来主义的正确主张。

编写哲学小故事，可以激发学生进行哲理思维的兴趣。这种教学形式是通过学生的哲理思维实践去增强学生的哲理思维能力。学生可以将他平时的观察体验通过某一火花而爆发出来，以表达他对客观事物的形象化认识。可以让学生创作新的寓言、生活小品等，蕴含哲理、意在言外，这种教学形式可以促使学生的想象力进一步向哲理思维高度升华。即是说他不仅要创作故事，而且同时还要思考他的创作究竟要说明何种道理。

学生编写了哲学小故事，还要让学生运用他所编写的故事作论据写议论文。这种编和写的连环法，即可使“编”能更好地为“写”服务。这较之那种单打一的“编”法，肯定略胜一筹。

看图作文是深化学生哲理思维的新形式。它是近年来高考作文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形象化手段，对照画面写文章，触景生情，浮想联翩。横看成岭侧成峰，多少哲理尽自画面而来，简练的一幅画可谓无声的文学，有些竟是蕴涵极深的幽默文学，寓庄于谐，寓哲于内，令人一咏三叹，可以唤起学生无尽的遐思，曾有这样一幅漫画：鲁迅先生面容清瘦，穿着旧布衣衫，而站在面前的阿Q却穿着笔挺的西装，挺着大肚皮，夹着鼓囊囊的皮包，并傲气十足地对鲁迅先生道：“老鲁，我赞助一万元，你把这传重写一下！”诙谐的画面令人深思：今天的“鲁迅”依旧清贫；今天的阿Q却大为变化。画面含蓄地批评了当前脑力劳动者与部分体力劳动者在经济上的反差，以及说明了这种反差亟待改变。学生面对这幅画面曾产生几种议论：有的认为钱能改变一切；有的认为这是讽刺赞助……经过评讲，最后才帮助学生推论到前面的本质（主题）上来。

哲学思维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49-0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英籍奥地利哲学家、语言学家、语言哲学的开路人。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初罗素对于《逻辑哲学论》的高度赞扬并对其哲学天赋的肯定[1]，由此开始了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大讨论。在国外，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视角丰富多样。正如王路教授所说，维氏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通常分为两大阵营：前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及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的阵营和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及其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的阵营。①两大阵营或以《逻辑哲学论》为重心避而不谈《哲学研究》，或以《哲学研究》为重心避而不谈《逻辑哲学论》。大多数研究将维氏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割裂开来，认为其语哲思想的前期和后期是截然不同的，因为维氏自己在《哲学研究》序中所说“前期著作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他们摒弃和否定前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的语言哲学思想，更有甚者否定前期思想对后期思想的影响[2]。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DavidStern.VonWright.NormanMalcolm.PeterHacker.GordenBaker等等，他们都试图找到一种阐释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标准。但是，对于所谓的标准阐释不乏挑战，以CocaDiamond为首的新维特根斯坦学派、PhillipR.Shields、MarieMcGinnandBrainMcGinness以及TimLabron等从不同的视角对语言界限及可说不可说理论进行阐释，从宗教的视角寻找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联系，这给语言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在国内，对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虽说20世纪20年代张申府已介绍并翻译了《逻辑哲学论》开启了国内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研究，但在直到80年代之后研究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形成规模，期间主要以介绍性的传记或译著居多，这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国外一样，国内也曾分为两大阵营研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但近年来不少学者江怡、陈嘉映、王寅等不仅关注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后期的差异性，而且更加关注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后期的统一性和延续性。《逻辑哲学论》并非是个错误，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在前期提出的以语言界限划分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在界定完不可说的界限之后，开始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转而说可说的，即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研究》的研究重点———作为生活形式的真实语言。正是这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把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联系起来，换言之，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证明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延续性。此外，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序中也说到他觉得那些旧的思想应该与那些新的思想一起发表，并且说新的思想是以旧的思路为背景的，只有理解前期的思想才能正确理解后期的思想。”[3]

一、维特根斯坦前期后期语言哲学思想

多数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重要论著《逻辑哲学论》代表了其哲学道路前期的思想精髓，而生后出版的《哲学研究》则代表了其哲学道路后期的思想精髓。维特根斯坦生前出版的唯一著作《逻辑哲学论》充分体现了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思想。前期的重要语哲思想包括语言界定的可说不可说理论、图像论等。前期维特根斯坦用逻辑的眼光看待语言及语言所构建的逻辑世界。由于日常语言与逻辑语言的混淆导致了哲学研究的混乱，受“分析哲学之父”弗雷格现代形式逻辑思想的影响，维特根斯坦也寄希望于构造一套完善的理想的形式语言，以消解哲学中的混乱[4]。他强调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澄清语言的活动，澄清因误用语言引起的混乱，即说了不可说的。而维特根斯坦后期研究视角和立场发生了转变：从抽象的逻辑语言分析转到具体的日常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哲学研究》中。维氏提出了“意义在于使用”以及形象而深刻的“语言游戏学说”[5]，这是其后期思想核心和基石，并基于此提出了家族相似性。陈荣波认为维特根斯坦后期提出的“语言游戏学说”并不图像论，而是解决前期的图像论的缺点，修正了图像论。

二、语言界限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中说，“本书的全部旨义可概述如下：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此外，“本书是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确切些，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达划一条界限”并且“只能在语言中划界限”。[6]维特根斯坦主张用语言划界，划出世界的界限，划出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线，语言界定了可说和不可说的界限。语言的界限这一观点不仅有助于理解维氏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也有助于理解维氏对语言与世界的哲学观，还有助于探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联系。

三、语言划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语言与世界密不可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主张语言与世界具有同构性，语言和世界通过逻辑结构建立了对应关系，语言衍射事况，语言是对世界的反映，人们通过语言认知事态（stateoffairs）。维氏认为可说的即能够用语言明晰地表述的，如自然科学和关于世界的诸事实（facts）、诸事态（stateoffairs）、诸事况（thecase），这些都是语言可及的。除此之外，维氏还界定了很多不可说的，如对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美学、宗教等终极意义的探寻。不可说的超出了语言界限，不在世界之内，存在于世界之外。正如我们不能站在世界之外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在语言之外说语言。我们存在的世界是语言构建的世界，不可说是语言达不到的，只可通过其自身显示出来[7]。此外，维特根斯坦赋予语言界限以类似于上帝意志的力量，令人敬畏。这种力量赋予语言界限以神秘性、强制性、不可辩解性，语言界限不可逾越[8]。与海德格尔相似，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是指人生活在语言中，语言是人的世界。人生活在语言构建的世界之中。伽达默尔也主张语言本体论，他也认为语言与世界是不可分离的，人通过语言的方式认知世界并拥有世界，语言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人、语言和世界密不可分[9]。语言是理解世界最基本的媒介，理解的语言性和世界本身的语言性表明语言能划出世界的界限，即语言划界的可能性。理解的语言性和世界本身的语言性也表明并且只能由语言划出，换句话说，语言划界具有其逻辑必然性。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不仅是维氏前期语哲的核心内容和结论，更是维氏找到的解决哲学问题的疗方[10]。

四、语言界限架构维氏前后期语言哲学的桥梁

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似乎与其后期思想截然不同，但其实不然。首先，维特根斯坦在其前期哲学思想代表著作《逻辑哲学论》中指出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是维氏前期语哲的核心内容和结论。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中说，“本书的全部旨义可概述如下：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11]。他认为可说的部分在书中已经说完，但是这些可说的只是其中的小部分，更多未在书中陈述的部分是不可说的部分，不可说的部分只能显示出来。此外“，本书是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确切些，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达划一条界限”并且“只能在语言中划界限”[12]。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用语言划界，划出世界的界限，划出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线。维氏认为许多哲学家提出所谓的哲学问题实质上只是因为混淆可说不可说而出现的伪哲学命题，这些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他们说了不可说只可显示的东西。正是这些无意义的胡说才引起哲学混乱，才产生似是而非的哲学问题，故维特根斯坦认为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找到的哲学问题之疗法并终结了哲学问题。后期的哲学思想是建立在所谓哲学问题终结之基础上的。其次，在《哲学研究》中维氏自己也说到后期新的语哲思想粘着早期（已经枯萎的）思想的干瘪的残余[13]。可以说，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和后期都是站在语言哲学这一基本立场上，只不过两个时期研究的视角不同且具体问题不同而已。在《哲学研究》序言中，他还说到思考问题的题目是按照一种自然的次序而且是不间断地从一个题目到另一个题目发展。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维氏后期语哲思想是在前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与前期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完全断裂的两个语哲思想断面[14]。《哲学研究》中的语哲思想标志着维氏已走出纯粹而抽象的逻辑世界进入生动而具体的日常语言交流世界，从静态的逻辑语言哲学转到动态的语言哲学[15]。最后，从语言哲学的发展进程来看，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与后期语言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前期语言哲学思想是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修正并发展了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补充了前期语言哲学思想的不足。正如斯泰格缪勒指出逻辑的语言分析被证明是需要补充的，而这种补充有一部分是由言语行为理论提供的，并且此外还证明，一般来说迫切需要对那些构成语言表达的“自然环境”的人的活动规则进行系统研究。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正是前期逻辑分析哲学被证明所需要的补充。

五、结语

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能体现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延续性，站在语言哲学的发展进程的高度来看，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与后期语言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前期语言哲学思想是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修正并发展了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15〕雷梅英.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之路[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2〕〔8〕〔10〕雷梅英.语言的界限与世界的界限—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之宗教启示探究[D].2013.

〔14〕汤潮，范光棣.哲学研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92.3.

〔3〕〔4〕陈荣波.哲学分析的天才──维根斯坦[M].台湾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

〔5〕王寅.语言哲学研究:21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上、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11〕〔12〕Wittgenstein.Ludwig.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trans.D.F.PearsandB.B.McGuinness.TheTaylor&Francise-Library,2002.3.

〔7〕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23.

哲学思维论文篇7

オブ型挤掷嗪牛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4-0173-07

收稿日期：2008-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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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斌（1950-），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哲学系教授。

俞吾金先生发表在《哲学研究》 2005年第12期的文章《从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到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马克思哲学思想演化中的一个关节点》涉及对哲学基本问题如何理解的核心问题，值得重视。读后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向俞先生请教。

オ

一、恩格斯认同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的观点吗？

オ

俞先生的文章探讨了马克思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探索，认为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以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为前提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观点，最后达到了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异质性的观点，从而能够“退回到存在中”，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而达到唯物主义，这是学哲学的人都知道的常识。指出马克思所主张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以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为基础，而与黑格尔以思维与存在同质性为前提的观点相区别，也顺理成章。但是引人注目的是，俞先生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认为“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尽管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观念论的立场，但在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并在这种同质性的基础上谈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方面，他继承了黑格尔的基本思路”，“恩格斯一生都认同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的观点，并主张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探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充分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1］(p8)。

不知道俞先生是怎样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至少他这篇文章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以俞先生所引证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名著为例，俞先生认为，“恩格斯已经发现，黑格尔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方法是：先把存在理解为与思维同质的东西……然后再来证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恩格斯不同意黑格尔把绝对观念理解为先于世界而存在的东西”， 但是俞先生又认为，在恩格斯说“‘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的内容’这一点上，他又肯定了黑格尔。”［1］(p8)

其实，最后这句话明明是恩格斯对黑格尔的一种讽刺性批评，指出黑格尔从唯心主义出发来论证世界的可知性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紧接着恩格斯就说“同样明显的是，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 ［2］(p221)。显然，恩格斯根本没有肯定黑格尔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的观点。认真通读这本书，都找不到恩格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肯定。相反，恩格斯到处都指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谬误，指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实知识的真理性，亦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毫无疑问，恩格斯是主张可知论的，亦即主张在世界“可知”这个意义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但是恩格斯并未在任何地方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俞吾金对恩格斯的批评是缺乏根据的，不公允的。

オ

二、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两种视角

オ

如果俞先生文章存在的问题仅限于此，那写本文的意义也就不大了。恩格斯没有认同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也不等于“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这个命题就完全错误。 本文的主旨并不是为恩格斯辩诬，而是愿意指出俞吾金和另一些中国哲学家的一个重大偏向或者疏忽，它事关中国哲学发展的走向和方法问题。

首先我们要看到，即使按照俞吾金的观点，即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理解为异质的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这种转化也有两个向度。俞吾金认为 “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并不等于否认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1］ (p4)，黑格尔的“同一性”的主要含义是：“一方面，思维可以认识存在，把握存在；另一方面，思维中设想或想象的东西可以转化为实际上存在的东西” 。在这里，他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理解为两者之间的转化，这种转化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是存在变成思维，另一个是思维变成存在。然而，实际上他强调的只是把思维变成存在这一个向度，而忽略了存在如何变成思维这个向度。说他“忽略”了这个向度，因为尽管他也提到了它，却把它与思维变成存在的向度同等看待，认为它们都只是以实践为中介。

其实，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中这两个向度的转化是有区别的：固然，这两个过程都离不开实践：思维变成存在，需要以实践为中介，这毫无疑问；从存在变思维的认识过程，也需要实践，因为“实践出真知”，但是否仅靠实践就够了呢？

存在变成思维，除了也要依靠实践之外，还需要“反映”。这个反映过程，是依次包括感觉――知觉――表象――概念的复杂过程，这一直是传统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个过程到今天我们也还不是完全清楚，但是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就是哲学在研究、思考“存在”的时候，“存在”已经变成哲学中的一个观念或概念。哲学必须先把存在反映成一个概念，先让它进入思维之中，否则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思考和谈论“存在”。这样，思维和存在就取得了一种“同质性”，就是它们都经过反映而变成了思维中的概念，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也就同时变成了思维内部的一种逻辑关系。大概正是反思到这一点，才使得笛卡儿、黑格尔等人误解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仅仅把它们看做是思维内部的同质关系，以此为前提，思维和存在相互转化的“同一性”自然也不成问题。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迷误。但是这个迷误中显然包含合理的、深刻的成分。

这样，从思维与存在相互转化的两个向度也就可以推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两种含义：一是异质性的思维与存在之间外在的、间接的同一性，二是作为同质性的范畴或概念的“思维”与“存在”之间直接的、内在的同一性。

这两种同一性反映出哲学思维的两种视角：一个是直观的、把思维与存在的分离亦即异质性当作前提的观察视角，可简称为“本体论的视角”；另一个是反思的、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当作思维内部具有同质性的范畴或概念之间的关系的视角，可简称为“观念论的视角”。前一种视角能够得出朴素的唯物论的结论，但是由于其直观性而造成了其逻辑论证的缺失，难免陷入不可知论，或成为一种独断的唯物论；后一种视角反思到了思维和存在的观念统一性或“同质性”，因而能够承认和论证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但是如果把这种视角绝对化，却会颠倒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走向唯心主义，这同样会歪曲思维的逻辑。只有把两种视角统一起来，我们才能正确地看清世界。

简言之，以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为前提的本体论视角，并不是观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唯一视角，被俞吾金所否定的以“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为前提的“黑格尔的观念论”的视角，也有其相对的合理性。所谓“观念论”的视角，其实是认识论和逻辑学的视角，它应当和本体论的视角相统一，但又有其相对独立性。

应当看到，作为人类的自觉性实践（不是动物的盲目生存活动），“存在思维”的转化是“思维存在”的转化的前提，人们只有通过认识活动来把握客观规律，才能使思维变成存在的实践获得成功。人的认识是不能脱离实践的，然而认识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否则，一般不从事实践活动的哲学家、理论家们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哲学思维有其相对独立性，“思维和存在的同质性”也就有了其相对的合理性。

俞吾金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主要含义之一是：“思维可以认识存在，把握存在的东西。”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思维可以认识存在，把握存在？实践的成功可以部分地证明这一点。但是认识发展史告诉我们，除了实践证明之外，我们还需要逻辑证明，而且逻辑证明常常是比实践证明更有普遍性、更有说服力的证明。

哲学家们大谈什么是“存在”、“物质”、“实践”等等，但他们常常没有反思到，他们只不过是在口头论道或纸上谈兵，在哲学讨论中，“存在”、“物质”、“实践”都只是一些哲学概念。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理论思维活动，不是实践，它不可能把存在、物质、实践等包含在自身之中。在哲学里，“思维”、“存在”、“实践”等有一种同质性，即它们都只是哲学思维的观念或概念。哲学的这种纸上谈兵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就已经假定了思维与存在的某种同质性和同一性。没有这种同质性和同一性，我们就根本不能谈论，也根本不能理解“存在”、“物质”、“实践”等等是什么意思，哲学也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

总之，作为概念的“思维”和“存在”在哲学思维中已经有一种同质性。当我们不对哲学思维本身进行反思，而是直观地面对思维和存在的时候，我们认为它们是异质性的。这是在同质性的哲学思维或观念的平台上所看到的异质性。采用直观思维方法的哲学家们的失误就在于忘记了这个观念的平台。

维特根斯坦说“观念如同架在我们鼻梁上的眼镜，我们正是透过它去观察的，我们决然不可生出把它摘下来的念头。”［3］ (p116)。直观唯物主义的误区就是以为我们可以摘掉这付观念论的眼镜。

俞先生说：“还须辨明的是，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中，是应该以思维作为出发点去解释存在，还是应该以存在作为出发点去解释思维”［1］ (p4) ？他的意思是说当然应该主张后者，只是他没有看到，他已经从思维出发了。

俞先生问：“人们在谈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时，往往把这种同一性理解为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直接关系，但思维可能与存在直接发生关系吗？如果这种关系必定是间接的，那么，思维与存在之间最重要的媒介是什么？” ［1］ (p4)我们可以说，在哲学里，思维与存在已经发生了一种直接的关系。而且，思维以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为物质基础，这不也是一种直接的关系吗？

哲学思维的困境就在于，它一开始就已经有一个默默包含的前提，就是它可以思考和谈论存在，它已经把思维和存在当作同质性的东西即当作哲学概念来处理了。我们可以反思到那把“思维”和“存在”都当作概念来处理的哲学思维，并不同于那作为其思考对象的“思维”。这样在思维中就必须区分出不同的“阶”或“层次”来。我们对哲学思维的逻辑的认识也就深化了。但是俞先生没有想这么多。我们只能说，他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看法是直观的、简单化的。

哲学思维方式与科学思维或普通思维方式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反思的思维，后者是直观的思维。反思的思维是双重视角的、立体的思维，它反思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从而认识到作为对象的存在和作为它的反映的思维之间形成了两个系列，这两个系列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思维能否认识存在是成问题的。直观的思维是单一视角的、平面的思维，它只是面对客观的存在（如同自然科学只是面对客观的自然界一样），它无意识地把思维（和语言）当作透明的中介，把可知论当作了不言而喻的前提。

哲学家们早已反思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存在。俞吾金指出“从哲学史上看，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乃是一个古老的课题……然而，这个问题得到真正的重视则是在近代”［1］ (p3)。为什么呢？俞吾金认为这是由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缘故。“法国启蒙思想转化为法国革命的过程，也就是思维转化为存在的过程”，也就是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和解”即同一性［1］ (p3)。这是十分牵强的。因为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笛卡儿、康德等哲学家早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开创了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得到普遍重视其实是整个哲学认识史发展的结果，而由恩格斯做了总结，明确为哲学基本问题。俞吾金的这种说法表明他重视的只是“思维存在”的转化这个向度，而忽视了“存在思维”的转化这个向度。这必然导致他对思维如何认识存在的方法论的忽视，对“观念论”视角的忽视。

认识到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还不等于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意义。把哲学的反思贯彻到底，就要认识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在哲学反思中也成了思维和语言内部的逻辑关系，从而有观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两个视角：直观的视角和反思的视角，或本体论的视角和观念论的视角。这两种视角各有其作用和价值。

从本体论上说，我们应当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存在是本体，思维是存在的属性，思维和存在具有异质性；另一方面，从“观念论”或思维逻辑上说，我们又必须反思到，哲学本身是从思维出发的，在哲学思维中，“思维”和“存在”又具有同质性。

“观念论”的视角本身并不是错误的，它能为本体论的视角提供逻辑的支撑。唯心主义者的错误不在于他们看到了观念论的视角，而在于把观念论的视角绝对化，把观念封闭起来，这既会歪曲思维的逻辑，又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唯物主义本体论的视角当然更不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它只知道这一视角，就必然陷入直观的方法论和独断论，从而缺少逻辑的说服力。这是近代费尔巴哈等人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缺失。

俞吾金的文章，只强调思维和存在的异质性，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看做一种相互外在的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这种转化必须依靠实践为中介来联结。这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直观的视角，因为它一开始就设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分离，没有反思到“思维”和“存在”在哲学思维内部的同质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逻辑同一性，也就不可能提出哲学思维本身的逻辑问题。这是一种不彻底的、片面的反思。

三、哲学发展史的启示オ

忽视观察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不同视角，轻视以同质性为基础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必然造成对近、现代哲学发展史的忽视。

在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异质性的基础上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可以而且必须引入实践为中介。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是对认识论发展的一大贡献，但是它没有封闭认识论发展的其他路径。

我们知道，从近代到现代的西方哲学的发展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近、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两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一次是以笛卡儿、康德为代表的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变，另一次是以罗素、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等为代表的进一步向语言逻辑分析的转变，从而产生了现代的语言逻辑哲学或“分析哲学”。

这两次转变的实质，是人们在研究传统本体论哲学的过程中，发现了研究认识论和语言逻辑的重要性。因为哲学说到底是一种认识、思维活动，如果不解决认识和思维活动的工具和方法问题，那么对本体论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正确的，这样才促使人们转向从认识论，并进一步从语言逻辑的角度去研究哲学问题。

当代分析哲学开创者之一的罗素说“以前我一直认为语言是透明的……那就是说，语言是一种中介物，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中介物，而不注意它。是数理逻辑中发生的矛盾迫使我不能不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4］ (p9)

哲学本身是一种通过语言来表达的理论思维活动，它如何能够谈到那与它异质的存在和实践？不假思索地谈论“存在”，没有反思到我们正是在思维和语言中来谈论它的，是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近代直观唯物论哲学的方法论缺陷。这样的哲学不可能有一种逻辑上的统一性，因而被许多近、现代哲学家，特别是现代分析哲学家们所批判。正是由于如此，才导致了近、现代哲学两次“哥白尼式的革命”。

不同的哲学家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解决，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笛卡儿的研究结果是他得出哲学的出发点应当是“我思故我在”，他的解决方案是把逻辑放在优先的地位，遵循的是从“思维”推出“存在”的路子，这种路子实际上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同质性为前提的。黑格尔也是如此，他的“逻辑学”自认为是本体论哲学，但实际上主要是一套认识和逻辑的理论。这种方法使他们的理论获得了一种逻辑上的统一性。他们的错误，在于把这种逻辑学或观念论的视角绝对化，用它来代替了本体论。我们完全有理由批评他们走的是唯心主义道路。

康德的思考结果是他的先验唯心论的哲学体系和不可知论的结论。康德看到了“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异质性，但是他无法克服这种异质性，得出了不可知论的消极结论。费尔巴哈也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但是陷入直观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同样不能科学地论证思维如何认识存在的问题。我们在肯定康德和费尔巴哈的积极作用的时候，不能忽略他们所产生的消极后果。

而现代分析哲学家们则认为“全部哲学即是‘语言批判’”［5］ (p31)，他们的成果则是一套语言逻辑的分析方法。

在以上的哲学家中，俞吾金只对康德和费尔巴哈给予青睐，认为“在马克思之前，康德和费尔巴哈在肯定和张扬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p4)。而对黑格尔则贬谪有加，说“尽管当代中国理论界有不少人在论著中宣称自己超越了黑格尔，但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黑格尔仍然是谋生的手段。一旦离开黑格尔，他们就不知道如何进行思维了……当代中国理论界如果真想解放自己的思想，那么最需要的恐怕就是像《反黑格尔》这样的著作了” ［1］(p10)

俞吾金这些说法并不公允。我倒觉得，中国哲学界能真正像黑格尔那样辩证思维的人恐怕还很少。 我们应当批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他的辩证逻辑。 我更赞成恩格斯的观点，黑格尔哲学是一座藏满珍宝的大厦，“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的价值。”［2］ (p215)。

黑格尔哲学的价值就在于反思到哲学是一种观念或精神活动，反思到哲学需要逻辑的统一性。笛卡儿、费希特、谢林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从其积极方面看，都是这样一种寻求哲学的逻辑统一性的努力。他们为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反对他们的唯心主义，还要主张唯物主义呢？

简单说来，本体论和“观念论”（逻辑学）两种视角是相互需要，相互论证的，是互为思维平台的。只有正确的思维逻辑方法，才能论证正确的本体论立场；反过来说，只有以正确的本体论为基础，才能建立正确的思维逻辑学。

我们认识到，在哲学思维中，“思维”和“存在”都同样是概念，从而具有一种形式上的“同质性”，然而它们所反映的对象或内容又是“异质”的。如何在同质的思维中来反映异质的思维与存在，是一个深刻的逻辑和哲学问题。这也是进行两次“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所努力要解决的问题。

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家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在一开始就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认为过去哲学家们所谈论的本体论问题都是无意义的伪问题，从而在实际上否定了哲学基本问题对于语言逻辑分析的基础性意义。这使得他们对哲学问题的语言逻辑分析必然要走弯路，产生出许多解决不了的难题。

他们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们抹杀了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从而取消了如何在同质的思维（和语言）中来反映异质的思维和存在的问题。最典型的是卡尔纳普，他试图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争论变成一个仅仅是一个语词使用的问题。而最高明的当属维特根斯坦（他并未明确主张“拒斥形而上学”），他以著名的“不可说”的主张来显示了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异质性。

维特根斯坦的门徒、逻辑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石里克说：“过去时代最严重错误之一，是认为哲学命题的真正意义和最后内容可以再用陈述来表述，即可以用知识来阐明：这就是‘形而上学’的错误。形而上学者的努力一向集中在这一荒谬的目标上，要用知识来表达纯粹性质的内容（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要说那不可说的东西”［6］(p9-10)。

这里，石里克解释了“不可说”的含义，并把它作为“拒斥形而上学”的理由。这既体现了逻辑实证主义者观察的深刻之处，又显示了他们的局限性。可以说他们认识到了语言（和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并认为“同质性”的语言不可能说出那异质性的东西，所以要拒绝形而上学即本体论。这与康德的“不可知”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他没有反思到，当他们主张存在“不可说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说出了一种“形而上学”。本体论其实是拒绝不了的。问题的关键是要研究怎样用同质性的语言说出异质性的东西的逻辑。哥德尔关于形式系统的不完全性定理，实际上用形式证明的方法显示出观念的形式统一性的限度，可以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

总体说来，分析哲学由于“拒斥形而上学”的立场，不懂得思维的辩证法，对哲学问题的解决是不成功的。但是他们所开启的研究方向和取得的一些阶段性、局部性成果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归根结底，我们要认识到人类所处的世界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本体论具有终极的意义，观念的逻辑统一性只是相对的。而唯心主义的观念论和“唯语言论”把自己封闭起来，以之来代替或取消正确的本体论，必然会歪曲思维和语言的逻辑，必然自己否定自己，是不可能真正贯彻到底的。

然而，我们又不能否认观念世界的相对独立性和统一性，不能否认研究哲学的语言逻辑工具的重要性。否则也会导致对哲学的简单化理解，导致思维方法的简单化，降低哲学的说服力和方法论价值。马克思为了要解决现实的社会革命问题，为了创立历史唯物论，而“毅然决然地退回到存在中” ［1］ (p9)，是完全正确的。社会历史本来是属于现实存在的领域，它必须以唯物主义的本体论为基础来进行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哲学的观念论和逻辑学视角的否定。而在这方面，恩格斯作了较多的论述。马、恩两人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但在哲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上没有原则区别。

四、哲学基本问题与中国哲学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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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事关中国哲学的走向问题，中国哲学的思维方法问题。

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大缺点，就是它在总体上还停留在直观的方法论的基础上，还没有来得及正确吸收近、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发展所获得的成果。这是中国哲学难以取得重大创新和突破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难以取得重大突破的重要原因，因为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各门科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所谓直观的思维方法，就是把哲学的概念、范畴等等只当作工具来使用，而没有反思一下使用这些概念、范畴本身的逻辑问题。这样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种直观的、平面的思维，它没有认识到哲学思维所特有的立体性，从而把哲学思维方式与其他科学的思维方式混为一谈。这样的思维方式必然要遇到它的界限。整个哲学史，就是人们不断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过程，这就是两次“哥白尼式革命”的原因，也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所在。

恩格斯看到和指出了哲学基本问题的重大意义，但由于当时哲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具体展开它的丰富内容。西方分析哲学实际上是不自觉地照恩格斯所指出的方向前进，深化了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但是由于它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错误主张，没有立足于正确的本体论立场上，虽然能取得一些阶段性、局部性的成果，但不能从根本上完成它的任务。

中国当代哲学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接受了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和唯物主义的立场，但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就主要只是在绪论部分谈到哲学基本问题，而不能将它贯彻到全部哲学理论的论述中去。究其主要原因，不能说与我们不太重视思维逻辑的研究、不太懂得分析哲学无关。

在中国哲学还没有来得及吸收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成果的时候，当代西方哲学又发生了新的转向。由于西方分析哲学不能解决它所面临的许多难题，诱发了相反倾向的形成。在20世纪下半叶，以奎因的文章《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为代表，在分析哲学内部产生了所谓“形而上学的复兴”，在以后又促成了西方哲学重点的又一次转向，即所谓从认识论哲学向“存在论”或“实践论”哲学的转向。

“进入新世纪，‘本体论’复兴连同‘生存论转向’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的一大主题……本体论就成了一个展示哲学‘转向’的平台，各种承诺纷纷上台：实践、生产、生存、社会存在、文化精神甚至人学等等”［7］(p13)

“马克思哲学就是‘人学’”； “‘实践唯物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形态”；“马克思是现代西方哲学‘生存论’转向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学会生存、学会做人’的‘生存哲学’是现代哲学的一种恰当的表述”［8］ (p3-4)。

相对而言，西方哲学家比较有资格来进行这样一次转向，因为他们毕竟有多年分析哲学的浸润和语言逻辑的修养，即使是大陆哲学家实际上也吸收了分析哲学的方法（如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分析）。分析哲学在西方也并没有完全失去它的地位和发展势头。这种转向主要是研究兴趣和重点的转向，不是对以前的转向的完全否定。但是这种转向如果不能正确吸收以往的转向所取得的成果，也将隐藏着哲学发展的又一次弯路。

直观的唯物论不能论证自己的合理性，在逻辑说服力上输给了唯心主义，所以在哲学发展的一段时间中只有让位给唯心主义倾向的哲学。反过来，唯心主义哲学把自己封闭在观念之中，也必然既歪曲思维的逻辑，不能解释现实问题，又会在一段时间让位给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哲学发展史就成为两种倾向来来往往，相互交替，曲折发展的过程。

而中国哲学家还没有来得及吸收和消化西方分析哲学的成果，如果盲目追随西方哲学的转向，则有可能造成中国哲学发展的又一个大弯路，即造成对哲学的思维逻辑方法研究的轻视，使中国哲学停留在直观的方法论基础上，延误中国哲学思维水平的提高。

俞吾金先生的文章明确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既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又是对实证主义“拒绝形而上学”的观点的否定，是唯物主义的主张，在本体论立场上是正确的。然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却忽视了如何在同质的思维中来反映异质的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他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办法，就是简单地主张以实践为媒介，认为这样就能把思维变成存在。而对如何把存在变成思维，如何在思维中把握非思维的东西，则一笔带过。这实际上是对哲学所特有的思维方法和语言逻辑问题的漠视，也是对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道路和成果的漠视，这势必把我们的哲学思维降低到直观唯物主义的水平。

俞吾金认为上个世纪的“”中出现的“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到”的口号，体现的是典型的思维与存在同质性的观念。这种把某种哲学观念与某种现实的社会口号直接联系起来的批判未免太简单化了。当时人们未必懂得什么叫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这个口号中区分了“想”和“做”，并没有把它们看做是同质的东西，只是把“想”到“做”的转变看得太容易了。因此，与其说“”体现的是一种错误的哲学观念，不如说它体现的是轻视理论研究和盲目实践的冲动，来得更加确切。

哲学对社会的作用可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它作为普遍的思维方法，通过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为其他各种科学提供方法论指导，这种作用是间接的，这应当是哲学发挥其作用的正确途径；另一种是它的某些观念所产生的直接的宣传效果，一种口号式的流行哲学观念可能对人们产生普遍导向的作用，这种作用常常与哲学理论本身内容的正确与错误无关，而且容易对人们的思想产生误导。如“一分为二”、“斗争性的绝对性”等等，如果加以正确解释都不算错，但是却往往变成了为某种错误的社会实践辩护的工具。不幸的是，后者常常是哲学在中国起作用的主要方式。

“”和“”都不能说不是实践。其中虽然也包含了错误理论观念的影响，但总体来说是理论准备不足的，实际上体现的是对理论研究的轻视和对盲目实践的推崇，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因此，姑且不论理论内容上的是与非，单就宣传效果而言，盲目夸大“实践”作用的“实践哲学”转向，其影响也是不好的。盲目的实践所造成的损失，绝不比错误的理论所造成的损失更小。

把某种哲学观念与某种社会现象简单、直接地联系起来，而不去深究其中间接的、复杂的逻辑联系，这也是中国哲学界一段时间以来形成的一种简单化的思维习惯。也到了应当改变的时候了。而这些都有待于中国哲学思维水平的提高，有待于克服直观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因此，重新深刻地认识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

ゲ慰嘉南祝邯

［1 ］ 俞吾金．从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到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马克思哲学思想演化中的一个关节点［J］．哲学研究,2005,(12) ．

ィ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ィ3］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ィ4］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ィ5］维特根斯坦．名理论（逻辑哲学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哲学思维论文篇8

一、中国传统哲学强调从整体上来考虑问题，侧重综合性，具有辩证性；西方哲学传统思维则更侧重个体式的思维方式，侧重分析，具有逻辑性

中国古代先哲们强调“一体”这个观念，“一体”这一词最早出现于惠施的文章中，惠施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随后庄子在自己的学说中也说道，“生死存亡，是为一体”。“一体”这种思维方式是对中国哲学思维中整体论的一个很好的体现。整体论思维方式侧重从整个系统的层面来考虑问题，但是它缺乏对客观事物的逻辑化、细致化的分析。例如，在老子哲学中，世界万物产生的总根源是阴阳之间的调和，将“道”看做是天地万物运行发展的规律。在动静观上，中国先哲们则认为静为动之本，动必复归于静，对立面相互斗争的结果，不是使事物超前产生新的发展，产生新的质，而是最终要归复于一个统一体中。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一个整体的基础上调和差异与矛盾。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所推崇的中庸之道被视为最高道德。

西方传统的哲学思维中则注重把握个体，注重把握事物之中的差别与对抗性的成分。从最早的古希腊哲学讲世界的本原是水，由水组成了世间万物到毕达哥拉提出万物的本源是“数”，再到德谟克利特提出万物的本源是“原子”，世间万物呈现不同的形态是因为他们内在的原子在排列方式上有区别。对细致的单体进行分析，西方传统的哲学思维专注于寻找整体性中的差异性。把客观整体的世界区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分门别类地加以进行深入的分析，展示出世界的多层次性和差异性，并从这些差异和对立中揭示出事物内在的规律性。

我们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与西方传统的注重个别与分析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似乎中国的哲学思维方式抽象而不够严谨，但其实中国哲学思维中“一体”的思想体现了一种系统论或者说整体论的思想，这种思想相比西方传统的注重个别的思维方式来说具有一定的优势。比如一些融贯几门学科的科目就需要中国哲学的整体论的思想方式予以指导，在众多不同科学之间发现他们中的共性成分，通过这些共性成分可以将不同学科结合起来促进科学研究的效率。西方哲学的分析的方式虽然可以将个别的问题研究的很细，但是由于其缺少整体论的宏观视角因此当将具体科学研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很难继续研究下去了。在现代由于知识量的不断增大，各门学科研究的程度也日益加深，许多的问题是需要跨学科之间的合作来进行的，比如人工智能就需要涉及到认知心理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一起进行综合研究。中国哲学的传统思维的整体论观点在这里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虽然中国哲学的这种整体论具有其益处但是它也存在着自己的不足之处，它的不足之处体现在对客观事物的个体性认识不足，对事物的考察和分析不够细致入微。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维方式中形式逻辑和实证分析不足，从而桎梏了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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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发展。正如爱因斯坦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西方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二、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视主观出发的体悟性与西方哲学思维的注重研究客观事物的理性思辨性

中国的哲学家大都侧重论文联盟与对人伦和政治的研究，他们一般讨论一些具有现实性的问题，而对客观事物的规律则是存而不论。例如，孔子“罕言天道”，以“天何言哉”之类的言语明显注重对于主体精神的研究，而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研究存而不论。道家学派则更是否定客体与主体的区别，通过“类与不类，相与为类”的命题，力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的哲学家们以主体的自我精神为一切的出发点，通过主体的冥思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并在这种体悟中通达对于客体事物的认识。在先秦以后的哲学思想中，这种通过主体以通达对于客体的认识的思维方式则更为的明显。例如，张载肯定在人们的“天地之性”中有“不萌于见闻”而能“合内外于耳目之外”的“天德良知”;黄宗羲将知识分为“丽物之知”(即见闻之知)和“湛然之知”(即德性之知)，并认为“丽物之知，有知有不知;湛然之知，则无乎不知也”。可见，中国传统哲学不仅讲究从主体出发去认识客体，同时也提出了按照客体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的观点。但所有这些都脱离不了主体性思维这个基础，因此也就没有超出用内心去体验的思维方式。

西方哲学家们与中国的哲学家们不同，他们讲究实证和思辨。他们所针对的对象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时期，哲学家们的著作中大多都以讨论自然的本源性作为其主题，都提出了带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世界观。例如，泰勒士说道“水是万物的本源”，毕达哥拉斯提出世界的本源是“数”，德谟克利特则提出万物的本源是“原子”。度过了中世纪黑暗的统治之后，使得西方的自然科学得到了新生，西方哲学家们借助理性之手，使哲学冲破了中世纪神学这扇压抑的“大门”。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以弗朗西斯培根和休谟等为代表的经验论一派和以笛卡尔和斯宾若莎等代表的唯理论一派，经验论注重经验归纳性，讲究逻辑性，而唯理论则更注重先天的思辨性，他们之间论战的理论成果为后世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随后孕育出的德国古典哲学则将人类的思辨和认识的能力推向了顶峰。康德在其经典的三大批判中将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融入其理论中，全面探索了科学以及形而上学能够成立和存在的条件。他认为，“哲学的对象，乃是寻求理性用来获得关于事物的真正知识的种种原理”。黑格尔则在扬弃康德认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主体与客体在精神和现实中同一的思想，并使辩证法思想在其理性思维中得到充分弘扬。

西方哲学家注重理性和思辨性，他们关注的对象是客体世界，并且形成了注重逻辑性和思辨性的思维方式，对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在思维方式上过于拘泥于理性思维，则显的死板，缺乏灵活性。同时对于客观世界的研究则强调了人对于客观事物的征服、改造和利用。而中国哲学传统思维重视主体，这导致了中国的科学得不到发展，技术得不到进步。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中国的主体体悟式的思维方式比起抽象的思辨方式来说能更好的启发人的灵感，激发人的创造力。转贴于论文联盟

三、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强调循环式的思维，而西方哲学思维则注重思辨性具有线性逻辑的思维

一般来说，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认为世间的事物是生生不息，循环变化的，并认为这种规律是符合天地间运行的规律论文联盟的。中国成语“否极泰来”“满招损，谦得益”都是对这种循环思维的体现，《吕氏春秋》中写道“物动而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在《易经》中这种循环往复的思维则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六十四卦可以相互沟通，互相转换，形成整体大循环，表现出客观世界万物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过程。而西方哲学思维注重于逻辑分析，逻辑学强调因果关系，认为世界上每一样事物都有其原因，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果之间的关系不能颠倒。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三段论推理就是这种思辨性逻辑思维的最直接的体现。近展出来的数理逻辑则是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更深入的发展。

哲学思维论文篇9

所谓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危机，是指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丧失。

回顾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建立和延续的历史，我们可以把从胡适至今的学科范式归结为二：其一是胡适本人奠定的学科范式，它的特点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建立中国哲学史的结构框架，如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哲学部门，以汉学功夫来甄别史料，以平实的语言来诠释史料。其二是冯友兰和牟宗三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学科范式，特点是不仅参照西方哲学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框架，而且大量套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术语来剪裁和附会中国哲学史料。例如前者套用柏拉图的“理念”来解释朱熹的“理”，以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理气关系。后者主要依据康德哲学来诠释和改造儒学，尤其是陆王心学。相对于胡适，冯、牟二人的范式对以后的中国哲学研究影响更大，成为中国哲学学科的主流。

然而，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内这种“汉话胡说”的模式，虽然取得了看似辉煌的学术成就，却导致了一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后果：经过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中国哲学史被诠释为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意志主义、唯物史观、现象学，直至后现代主义，惟独成为不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国人对于中国传统不是更易于理解和更加亲近了，而是更加不解、更加疏远了。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只是使这门学科成为“哲学在中国”，而始终无法做到使其成为“中国底哲学”。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已没有能力用我们自己的本土哲学进行现代性的思考——当诺贝尔文学奖数次颁发给那些“用本民族的语言述说本民族的历史”而获得成功的作家时，我们却发现我们的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已丧失了用带有本民族语言特点的方式来述说或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的能力。一句话，回过头反思为时不短的学科实践，我们忽然发觉，这种“汉话胡说”的中国哲学史，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以西方哲学为标本的比较哲学研究而已。

二、合法性危机问题的根源

这种危机局面的产生，是可以依着学科史的线索追寻其文化史根源的。我们知道，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而言，东方哲学这一概念乃是西方文化全球化的产物，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遇的一个后果，甚至可能是一个“错误性”的后果。虽然中国古代不乏理论思维，但中国本无“哲学”这一学科，所谓“中国哲学史”也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整理中国传统学术的结果。在国人大规模移植西方文化的早期阶段，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一批学人，他们会通中西学术的主要特点，体现为以中学来附会西学，以期达到对于新鲜的异域文化的理解。其后的胡适、冯友兰等学者，有前人移植西学的文化基础，又受到良好的西学训练，他们在会通中西学术上则表现出明显的以西学附会中学的特点。众所周知，此时会通中西的追求，是以中国近代的严重挫折为时代背景的。

由于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依傍西方哲学来建立的，这样便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而无疑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传统的“汉宋兼宗”，已让位于“汉西兼宗”；宋学或义理之学，失去了作为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依据。相对于以往的“身土不二”——以本土思维来理解和诠释本土思维，已转换为“华人洋魂”——以西化思维来理解和诠释本土思维。作为前辈学人辛勤拓荒成果的受惠者，为欧风美雨所洗脑的我们，已经失去以本土思维来理解本土的理论思维的能力。于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使自己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借鉴西方哲学，就不能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借鉴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史又不成其为中国哲学史。这种困难再次使我们反思：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何在？

三、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克服

面对着作为西方文化全球化的“错误性”文化后果，我们是否还有选择？我们又当如何选择？“生存还是毁灭”？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的，只能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以及未来继续寻求这个学科庇护的学术研究和丰富成果。

哲学思维论文篇10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 糯д咭谎庖谎芯渴且浴兑拙纷栽诘恼苎嘉某信岛屯贫ú⒁酝饣男问讲椭幸窖У恼苎嘉摹?/P>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 皇常上Я舜砉舜松H辉蛞讲豢梢晕抟祝撞豢梢晕抟剑枘芗蚨兄蛞字浠龊跆欤街擞糜珊跷摇！?/P> 

哲学思维论文篇11

概念教学法是现在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采用的基本教学方法。概念教学法，是指哲学教学从概念定义开始，从概念到概念推演，最多是中间穿插一些例子来说明哲学概念和理论。概念教学法从概念到概念讲解加上一些例子解释，很容易让人产生如下理解：“哲学就是理论的推演，学哲学就是学习概念定义的方法，就是清晰地定义一个一个的概念，学习理论推演的技巧，用生活现实解释哲学理论，把握哲学理论。”这种理解是有道理的因为概念教学法确实是把概念的清晰定义和概念推演作为哲学的学科特征，把概念体系的把握作为哲学学习的目的但这种理解和概念教学法都是错误的。

一、 概念教学法误解了哲学、哲学思维方法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概念教学法否定了一般的哲学理论产生的过程和结论的区别，在一般的意义上误解了哲学理论的性质，把哲学等同于哲学概念体系，把哲学思维等同于纯概念思维。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概念教学法仅仅看到了作为哲学思维结论的概念体系，没有看到哲学概念体系所解决的哲学问题是从现实生活问题来的 ，没有看到人类正是从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具体思维上升到理论思维才逐步形成哲学概念体系的，哲学概念体系形成之前还有更为重要的具体思维过程和理论思维过程。哲学的思维不是一开始就是纯概念思维，而是先从现实生活中社会的重大问题、科学的问题、个人生存的问题的具体思维等开始 ，后来才开始对具体思维的观念前提和预设进行思维，对思维的主体、规则和语言进行思考。对传统哲学理论的思考必须容纳现实生活的新经验，才能形成新的视域 ，从传统哲学理论中提出有价值的哲学新问题。

哲学思维虽然不是纯概念思维，但哲学思维必须运用概念进行思维，而且在理论思维阶段主要是通过概念辨析进行思维，所以就要进行必要的概念定义和概念推演；但哲学思维又不是纯粹 的概念思维 ，而是概念思维和经验、哲学传统之间的互动，是为解决现实问题和哲学理论问题而进行的问题思维；哲学概念的提出、区分及概念定义的清晰和概念推演本身都不是 目的，只是为解决现实问题和相关哲学理论问题的需要而展开的。哲学思考是从问题思维到概念辨析，而不是从概念辨析到建构理论体系，如果把概念的定义、清晰性和概念推演当作是哲学的学科特征显然是把手段当成了目的。

第二，概念教学法把哲学等同于理论哲学，以理论哲学的范式解读所有的哲学理论，忽视了实践哲学的存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也仅仅把理论体系的逻辑关系的把握当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目的。概念教学法实质上把哲学思考限定在理论世界之内，进行纯概念的推演，把现实生活归属到抽象的理论世界中，不关心现实生活世界的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而这正是理论哲学的范式特征。所以概念教学法是以理论哲学的范式解读所有的哲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而不是理论哲学，是分析说明和解答现实生活的武器，是行动的指南 ，而不是僵死的概念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要有生命力，一定要关注现实生活的问题 ，为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最根本的理论支持。这就应该采用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从具体的现实生活问题开始谈起，逐步上升到哲学分析，在这种分析中向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让学生领会其哲学精神。

二、哲学教师对哲学教学语言的观念误区

哲学教师把哲学教学语言和哲学理论表述的语言相混淆。哲学理论主流表述方式是概念化的 (虽然有些哲学家采用形象的表达方式)。一般不采取感性形象的方式，哲学教材也采取了概念化的叙述方式，哲学教师把哲学教学的表达方式等同于哲学理论的主流表达方式，把哲学教学的语言等同于哲学理论的主流表述语言，这是采用概念定义和概念推演的方式讲哲学课的重要原因；概念教学法也与对哲学本性的误解有关 ，它没有看到在抽象的概念定义和概念推演的背后是感性具奉的现实生活。笔者认为，应该把哲学教学语言和哲学理论表述的语言区别开来，哲学教学的语言不一定要和哲学理论表述的形式相同；即使哲学教学的语言要和哲学理论表达的方式相符合，也Ⅵ以有感性形象和理性抽象两种方式， 为哲学理论的表达有感性形象和理性抽象两种方式，黑格尔的表达方式是哲学的，萨特和加缪的表达方式也是哲学的，所以哲学教学的语言表述包括课堂讲授也可以不采取严格的概念定义和概念推演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使教学语言呆板，使教学缺乏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为改善哲学教学，必须充分发挥学生学习主体的作用，充分利用学生的感性兴趣 、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 素，使学生愿意学喜欢学、能够轻松地学下去，使哲学教学语言生动形象。必须放弃传统的慨念教学法，采取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使学生在现实生活具体问题的描述、分析和讨论过程中，去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背后的精神和德性。

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只要哲学讲授和引导的基本思路清晰，只要不面面俱到，通过形象的描述、趣味的语言和多变的句式，要传达的不是烦琐的概念体系，而是理论本身的核心——哲学的精神和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 ，完全可以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通过大量形象的语言表达和高效的理性抽象提炼的结合，实现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理论思维能力的目的。

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师抓主干、略枝叶，在复杂的概念之网的背后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核心和精神实质，把握它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然后 (自己或引导学生)对具体的现实生活问题进行描述、分析、讨论和总结。

三、哲学教师对学生的误解

一是教师认为学生是没有哲学思维能力和哲学自学能力的人 不少哲学教师认为，学生是没有哲学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的人，每一个哲学概念都要讲，每～个哲学理论都要讲，所以哲学教学就只能由老师作概念定义和概念推演，从头讲到尾，理所当然。实际上，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哲学思维不是先定义概念再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和哲学问题去进行必要的概念定义，所以必须采取其他的符合哲学本性和符合学生认识规律的教学法。

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是符合哲学本性和学生认识规律的教学方法。真正的哲学永远不能满足于现成的结论，而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出发，追问具体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方法的观念前提，乃至于追问整个时代精神的观念前提，进行相关的哲学思考，寻求哲学理论的根据和理由，追寻更好的道理来推进理论的创新和现实的改造，为此，就要不断地和现实、和哲学传统进行对话，在不同的人之间、不同的哲学理论之间进行对话，通过对话进行更好的批判。伽达默尔说： “根本不存在比开放谈话更高的原则。要预先承认谈语对方的可能权利 ，甚而他们的优势。我认为我们能从一位哲学教授那里所能要求的就只是这种说话的方式。”

哲学教学的开放谈话形式 (对话)符合哲学的本性，更是符合实践哲学本性的，而单纯的 (或主要是)老师讲授是很难体现哲学的批判精冲的，因为老师和学生的感受、思维、知识 、价值观和世界观等都是有局限的，惟有通过师生对话、生生对话，才能充分展示各 自关心的问题和观点，在不同观点的交流、比较和交锋中，充分地进行质疑、追问、求证、反驳等，才能比单纯的自我批判进行更好的批判，使学生学习如何进行哲学思考，理解和学习哲学的批判精神和马克思丰义哲学的彻底批判精神，也才能更好地满足学生作为平等的人被尊重和自我表达的心理需求，参与的积极性更高。而且虽然学生对哲学所知甚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可以从具体问题的思考开始上升到哲学思考，不妨碍他们可以和老师及同学进行有效的哲学对话和批判，学生可以更多地通过师生对话、学生分组讨论、课堂辩论 (后两种形式包含教师分析总结引导)等形式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去。因为学生是有哲学思维能力的人，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符合学生的思维能力。

二是哲学教师对学生感兴趣的问题的轻视。因为概念教学法关心的不是现实问题的解决，而是仅仅用现实生活实例解释哲学概念体系，所以教师用 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替代学生感兴趣的问题，认为只要自己的素材和问题能说明哲学理论就行，不管学生是否感兴趣，或者认为学生感兴趣的现实问题不值一谈，太小家子气。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哲学必须关注生活现实，那么关注大学生的人生现实问题，解答大学生的疑惑就是题中应有之意。大学阶段人生问题和大学生感兴趣的其他问题是大学生而临的必须解决或回答的问题，哲学教学的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可以从大学生关心的问题如学习、就业失业、校园消费攀比、网聊、恋爱、追星、人生成功、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问题人手开始分析，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感性到理性使学生的认识逐渐提升到哲学理论层次，再由一种哲学观点到几种哲学观点的比较，自觉地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符合学生的心理需要和认识发展的规律 ，能把解答学生的疑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的目的自然地结合起来，实现渗透教育。实践证明，讲学生感兴趣的现实问题是增强哲学原理教学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有效手段。

三是概念教学法也把学生整体的人格等同于单纯的理性人格，这是教师忽视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和排斥学生感兴趣的语言的重要原因。

哲学思维论文篇12

二、马克思实践思维范式的确立

真正帮助马克思确立起实践思维范式的重要人物是黑格尔和他的著名的思辨思维范式。怎么说呢，这也算是一种反向推动吧。正是在马克思发动革命之前，他对黑戈尔和他的理论的批判甚至是对整个哲学世界的批判成就了他，他开启了一个哲学史上的新的时代[3]，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全新理论-存在论视域。事后证明这个理论引起了一系列的哲学界的大地震，也让马克思成为了哲学界最具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哲学家。

三、马克思实践思维范式的最终确立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成功标志着马克思真正意义上的开始了哲学革命[4]。马克思对各方面不同于之前哲学的思维方式开始渐渐崭露头角。之后又一部巨著-《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爆炸式的亮相成了他实现哲学革命的标志，马克思成功通过这本巨著让自己的实践思维范式逐渐让世人信服，他也将因此在哲学界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马克思之后又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深入展开，得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5]，这本书是其实践思维范式的最全面的论述，可以说这本书代表了实践思维范式的正式确立。

19世纪中页马克思的那本巨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后人称之为马克思改变思维范式的巅峰之作[6]，也是对旧哲学的思维范式的批判和摒弃，是其实践思维范式确立的最重要的标志。这本书开篇就对旧唯物主义路线，唯心主义路线和实践唯物主义路线进行了分析和对比，但是这三条之间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前两条不过是旧哲学和传统思维方式的表现形式，而只有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和前两条完全不一样，特立独行独树一帜，自此正真的哲学革命也是最彻底的哲学革命算是正式完成了。

四、实践思维范式是马克思哲学理论的最核心支撑

从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来看，他不仅仅针对的是个别的理论个别的观点，个别的旧哲学观念，他要改变的是整个哲学界研究问题思考问题理解问题的方式，他想通过哲学革命超越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开启属于自己的新的哲学时代的大幕[7]。许多名人称赞马克思时说，马克思不仅仅是颠覆了之前的哲学体系，他还开辟了另一条阳光大道，在关闭一扇窗的同时开启了一个时代的大门，这种独创性和开拓性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他将哲学这个领域彻底改变，彻底颠覆，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新哲学领域。马克思的哲学告诉我们，如果一直守旧，我们将无法前进，研究的东西再多也比不上一个先进的，创新的研究方法，如果那些守旧的方式（研究方式，思维方式）不被摒弃的话，纵然我们有时能发现一些新东西但用原来的方式去研究去思考那最终还是会一无所获的[8]。马克思将自己的实践思维范式代替本体论思维范式实现了哲学范式的转换。哲学范式不仅仅单独指的是个体的方法，它面向的是整个哲学界的研究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它涉及到哲学的各个方面。前文就讲过，思维范式是哲学的理论上的硬核，不同的哲学思维范式与不同的哲学理论相对应，一旦思维范式发生改变，其理论硬核就必然随之改变，随之而来的表现形式就是核心理念、哲学方法和理论主题的变化[9]。

五、总结

上述就是马克思如何将自己的创新性想法付诸实践再通过结合历史经验自身挖掘，来形成自己的哲学，并大胆地写出好多部巨作来掀起哲学界的改革大风暴，并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地将以往守旧的哲学界完全颠覆，将自己新颖的思维方式灌输到了整个哲学界，让原本没有丝毫生气的哲学界彻底焕然一新，生机勃勃，也为后人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光明大道，为哲学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出现无疑是哲学界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大事件”，马克思的伟大不用赘述，但他的实践哲学论作为他的代表作也是巅峰作之一实在是让后人礼顶膜拜。

参考文献

[1]刘社欣，罗希明.论马克思的实践合理性[J].求实，2014，03：26-29.

[2]邹诗鹏.“哲学的终结”与实践的哲学人类学基础[J].学习与探索，2014，04：1-5.

[3]牛小侠.实践哲学视域下的实践智慧思想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4，04：6-10.

[4]雷荣.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实践本体论[J].东南学术，2014，02：15-19.

[5]胡纯华.从实践概念看康德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J].学理论，2014，04：78-79.

[6]张科，杨敬.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的解读及其现实意义[J].经济研究导刊，2014，09：7-8.

[7]董园园.浅论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4，02：14-16.

[8]张明.从哲学思辨到现实矛盾：马克思实践概念革命性维度的再思考——历史唯物主义范式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解读[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1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