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市场论文合集12篇

时间:2023-03-30 11:42:39

商品市场论文

商品市场论文篇1

(二)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研究国外大量研究表明商品期货市场具有国民经济预警器的功能,期货是现货市场走势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Adams和Ichino(1995)的文章认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当前的价格包含了所有可得信息,因此它可以预测未来的价格。Gorton和Rouwenhorst(2004)证明了商品期货收益率与通货膨胀具有正相关关系,投资商品可以保护市场参与者的实际购买力。Cheung(2009)检验了商品价格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结果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商品价格可以作为通货膨胀变化的显著信号。Browne和Cronin(2010)指出研究商品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货币总量的因素,认为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国内也有关于期货市场与宏观经济的相关研究。比如,周勇(2006)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系统分析期货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期货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部分实证研究,如曾秋根(2005)认为通货膨胀预期会引发商品指数基金大规模买入以原油为代表的一揽子大宗商品,从而导致价格大幅上涨,而商品价格上涨反过来又会增强通货膨胀预期,最终形成一种循环关系。李敬辉和范志勇(2005)利用世代交叠的理性预期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现,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改变了可储存商品的收益率,从而导致经济主体存货行为的改变,进而对大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张树忠等(2006)计算了我国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通过检验其与CPI的实证关系,论证了我国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对CPI的先行指示作用。部慧和汪寿阳(2010)通过研究商品期货与通货膨胀关系发现,我国商品期货具有显著的通胀保护功能。郑尊信和熊晓光(2012)基于上海期货交易所铜和铝期货的库存变化研究了货币政策与商品价格的动态关系。综上,目前关于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主要利用商品价格或收益率层研究商品价格变动对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其中一些文献也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商品价格的逆向作用。但是,针对商品市场便利收益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研究相对欠缺,而能够反映商品市场供需情况的便利收益可能包含更多决定未来宏观经济变量走势的信息。本文从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具有代表性的11个品种出发,研究商品市场的基本面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变量影响。本文借鉴Gospodinov和Ng(2013)对便利收益与商品价格关系的研究,并结合Fisher(1930)对资产名义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分析,研究便利收益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功能,以期揭示大宗商品基本面信息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设计

(一)商品价格模型St和Ft,n分别表示时刻t的现货和距到期还有n时间的期货价格,rt,n表示时刻t到t+n的利率。定义Ft,n-St为期货与现货的基差。首先,根据期货存储模型,认为期货与现货的基差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为放弃借入现金买入现货的机会成本,另一部分即为持有现货的仓储成本等,即为便利收益(Ct,n)。

(二)通货膨胀与资产收益率根据Fisher(1930)可知,同种货币计价的资产预期名义收益率会收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而资产的实际收益率应该由资本的生产力等因素决定,与通货膨胀不相关。

(三)实证模型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利用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分别对商品现货加权收益率、预期通货膨胀和非预期通货膨胀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如。

三、数据及变量

本文研究商品期货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利率数据采用WIND数据库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交易平台6个月期国债利率,价格指数等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综合数据的时间段匹配以及样本量的大小等问题,选取2005年1月至2012年2月期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商品期货市场数据为日度数据,国债利率也为日度数据,为了进一步与阅读数据价格指数匹配,我们采用月内平均的方法处理商品期货与国债收益率数据。我们采用临近到期的当月期货价格代表相应商品的现货价格,采用次临近到期的次月期货价格组成期货价格序列。进一步,由于各商品之间的特质因素等影响,各商品的便利收益率的变动情况各不相同。为了提取各个品种便利收益率的共同驱动因素,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便利收益率的主成分,然后进行分析。另外,文中通货膨胀率数据根据经过季节调整的价格指数计算得到,并利用HP滤波分解得到通货膨胀率的长期部分和冲击部分,分别表示可预期成分和未预期成分。

四、实证分析

(一)便利收益率主成分与商品现货加权收益率利用模型一研究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对未来一段时间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由表1可以看出,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对现货加权收益率的影响随着持有期限逐渐发生变化:便利收益与1、2、3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之间显著负相关,与6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而与12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仓储理论认为市场参与者通过持有现货可以有效快速应对供给和需求冲击,从而获得便利收益。较高的便利收益能提高市场参与者对现货的需求,降低持有期货的意愿,导致现货价格较高,期货价格相对较低,从而导致现货收益率降低;但是从长期来看,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具有相同走势。这就决定了便利收益与期货加权收益率在短期内显著负相关,随着现货持有期限的增加,负相关关系强度逐渐减弱,而长期内则显著正相关。便利收益第二主成分对现货加权收益率的影响与第一主成分类似,但相对第一主成分来说其影响力相对较弱,这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原理相一致。另外,实证结论显示国债利率对现货加权收益率具有显著负影响,商品现货作为一种资产,国债可以视为它的投资替代品,国债收益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对现货投资需求降低,从而导致价格降低。

(二)便利收益主成分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由图1可知,便利收益率第一主成分和月度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反,并且第一主成分的变动比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变动提前一段时间。另外,从二者的相关系数分析也可以发现,二者同期的相关系数为-0.17,显著负相关。而当期的价格指数变化率与上一期的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的相关系数为-0.27,亦十分显著。所以可以直观的发现,商品市场便利收益率的主要变动因素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十分密切。进而分析便利收益第二主成分与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关系,发现亦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并没有第一主成分与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关系显著。所以,可以初步判定,便利收益与通货膨胀率同期和跨期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接下来,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便利收益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利用模型二和模型三研究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对未来一段时间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可知,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与预期通货膨胀和非预期通货膨胀之间均为负向关系,显著性随着时间逐渐减弱,即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含有有效信息用来预测未来3个月内(包括3个月)的通货膨胀率。根据已有研究,便利收益是由需求因素、供给因素以及存货策略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它综合反映了市场参与者行为背后的各种信息,第一主成分则更是涵盖了影响整个商品市场价格变化的共同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商品市场的价格走势。显然,供需失衡导致的较高便利收益可以提高市场参与者对现货的需求,降低持有期货的意愿,从而导致未来价格水平相对较低,通货膨胀率降低。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的显著程度降低,这说明便利收益所包含的信息对商品市场具有短期冲击,不具有决定长期趋势的能力。本文认为这和我国商品市场的成熟度有关,尤其是现货市场交易,回顾现货市场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我国现货市场发生过很多乱象,投机氛围比较浓厚。为了规范商品现货市场交易活动,维护市场秩序,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13年11月联合了《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确立了三部门对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的联合监管机制,明确了监管职责。毋庸置疑,新规定的出台将会为现货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随着现货交易行为的规范,综合反映供需情况的便利收益所包含的信息将具有更长久的影响。在我国,国债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动态,因此利率增加可以视为紧缩性政策,对通货膨胀具有抑制作用。由于本文使用的是6个月国债利率,所以利率对6个月后的通货膨胀率有显著负影响。

商品市场论文篇2

我国的房地产业进入宏观调控时期已经有数年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和措施的颁布实施,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笔者拟以安徽省商品房的供需市场为研究对象,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对安徽省的房地产业进行一些探讨。

安徽省商品房需求市场的分析

(一)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测定

根据国家建设部《2005年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安徽省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是22.56平方米,低于全国26.11平方米的平均水平,在内地31个省市中处于倒数第八的地位,从这个指标看,安徽省的房地产业相对欠发达。

统计数据显示,“十五”期间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平均每年增加1.146平方米,年均增长速度为6.035%,增量和增速指标都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以增量指标1.146平方米来计算,2010年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将达到28.29平方米(低于云南省2005年28.59平方米的水平);如果依据年均增长速度6.035%计算,则2010年安徽省的该项指标为30.24平方米(低于重庆市2005年30.68平方米的水平)。因此,安徽省在“十一五”规划中将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目标定位于28平方米,应该是客观实际的,同时也是保守的,没有过旺的追求。

(二)城镇住房需求量的测定

安徽省2005年总人口为6516万人,城镇化率为35.5%(全国平均水平为40%),城镇居民2313万人。若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8平方米,产生的主动住房需求为12582.72万平方米;根据安徽省“十一五”规划,2010年总人口应当约束在6750万人以内,城镇化率达到42%,由此计算该省五年的新增城镇人口为522万人,从以往的惯例看,城镇新增人口中约65%需要购置住房,即应该产生的自动住房需求为9500.4万平方米;另外,在“十一五”期间安徽省每年安排的城镇住房拆迁安置约为600万平方米,五年总共需要拆迁安置的被动住房需求为3000万平方米。上述三项需求的合计是25083.12万平方米。

考虑到按城镇化水平计算的城镇人口中包含部分非当地户籍的外来常住人口(安徽省外来常住人口约占15%),而现有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是按城镇户籍人口计算的,如果按照城镇化口径人口数计算,则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有所降低。因此,“十一五”期间安徽省城镇住房的需求量应该是25083.12万平方米的85%,即21320.65万平方米。

(三)商品房需求市场的分析

商品房需求量由商品住房需求量、非居住类商品房需求量、配套公共建筑需求量三个方面构成。首先,从商品住房需求量来看,随着住房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安徽省城镇住房中商品住房的比重已经达到70%,用这个比重测定,“十一五”期间安徽省城镇商品住房需求量是14924.46万平方米。其次,在正常情况下,各类商品房结构中,商业用房、办公楼、厂房等非居住商品房一般占25%左右,由于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与住房水平都比较低,在1995年至2005年的十一年中,商品住房的面积占商品房面积的比重超过了84%,住房所占比重过大,所以,可以考虑选择16%的比例来测算,即“十一五”期间安徽省非居住类商品房的需求量是2387.91万平方米。第三,配套公共建筑面积一般占住房面积的5%,14924.46万平方米的5%是746.22万平方米。三者合计,十一五期间安徽省商品房需求总量不低于18000万平方米。

应当注意的是,上述“十一五”期间安徽省商品房需求总量的分析是建立相对保守的基础上,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商品住房占城镇住房比重、非居住类商品房标准都选择了最低的水平,由此计算的安徽省商品房需求总量应该是满足需求的下限值。

安徽商品房供给市场分析

(一)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测定

自从1998年全面实行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安徽省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保持了年均增长35%的高速度,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关性高达0.996,经测算,1998年至2006年期间,安徽省房地产开发投资每增加1亿元,能够促使该省的生产总值增加5.85亿元,房地产业的带动性效能较高,支柱性作用明显(相关数据见表1)。

考虑到地区经济的增长要求房地产开发投资产生联动作用,因此以安徽省历年的生产总值作为自变量x,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作为因变量y,使用Excel工具建立有回归模型A:,有=-433.644+

0.169458GDPi(表示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回归值,置信度α=0.05)。

回归模型中F检验统计值等于813.45,t检验统计值等于28.52,查表有:F0.025(1,7)=5.59,t0.025(7)=2.3646,F与t检验统计值都大于各自检验的临界值,表明回归模型具备显著性。

按照安徽省“十一五”规划,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10000亿元,从“十一五”开局之年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个规划目标极有可能提前实现。现在假设安徽省提前一年实现10000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即放大自变量的取值,则2007年至2010年各年的生产总值分别为7226、8500、10000、11764亿元,由这个放大的自变量预测出来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分别为790.85、1006.75、1260.94、1559.86亿元。五年累计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达到5255.80亿元。

(二)商品房竣工面积的供给量

房地产开发投资形成的增量供给直接通过商品房竣工面积这个指标反映出来的,根据1998年以来安徽省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与商品房竣工面积的数据(表1),以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作为x变量,商品房竣工面积作为y变量,可以建立回归模型B:(表示商品房竣工面积的回归值,置信度α=0.05)

表2、表3表明回归模型B可以通过显著性检验。以回归模型A预测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作为自变量,则2007年至2010年安徽省商品房竣工面积分别为2696.13、3272.52、3951.17、4749.24万平方米。“十一五”期间可以供给的商品房的竣工总面积为16736万平方米。

结论及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按照人均住房面积、城镇化率等指标,站在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基础上,可以确定“十一五”期间安徽省商品房新增需求总量为18000万平方米;而根据1998年以来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势态去推导,“十一五”期间安徽省商品房竣工面积供给总量不足16740万平方米,即使商品房竣工总面积可以实现100%销售,供给市场达到最大值,此时距离商品房需求市场的下限值仍然有1260多万平方米的供需缺口,供需缺口的矛盾在“十一五”期间不可能解决。因此可以认为:安徽省房地产业总体上不存在需求过旺、投资过快、发展过热的问题。

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安徽省的经济增长虽然处于高位,劳动者收入增长也较快,但是由于底子薄弱,城市化水平比较低,广大的消费者寻求更大的居住空间还缺乏物质基础,目前寻求的目标是基本的居住空间,所以,安徽省房地产需求在今后若干年中都应该是总需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进入“十一五”之后,为保证总体规划目标的实现,安徽省房地产业必须坚定发展的信心,不能左顾右盼,不能盲目随从,不能出现“拐点”。

为此本文就安徽省商品房发展现状提出如下建议:安徽省应该把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作为发展的准绳,坚决贯彻节约使用土地资源的基本国策,严格执行土地开发建设的总体规划,把握好土地供应结构、土地供应方式及土地供应时间,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不宜像发达地区那样紧缩发展的源头;省内各市要尽快全面推行廉租房制度,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借鉴新加坡政府建设“组屋”的经验,切实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防止发达地区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向省内蔓延;大力发展节能省地型建筑,加快高耗能建材的淘汰步伐,重视节能建材的研发与推广,在全省制定节能标准体系,加强住宅产业化的研究,结合地域特征,全面推广低耗高效的商品房,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综合运用规划、土地、信贷、税收等调控手段,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积极调动房地产企业的积极性,保障房地产市场供给与需求的总体平衡,提高房地产业对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化建设的贡献程度;积极研究符合地域特点的发展房地产业的制度,走制度创新之路,比如在省会与个别中心城市试行“一户一房”制度,保障城镇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打击购房投机行为等。只有把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作为大海航行中的灯塔,而不是禁行的红灯,安徽省的房地产业才能更加安全、快速地向前进,经济欠发达与房地产业欠发达的局面才会得到改观。

商品市场论文篇3

二、重庆商品交易市场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商品交易市场总体规划

当前重庆商品交易市场总体建设规模偏大,投资速度过快,这与商品交易市场缺少总体规划不相协调。在协调如此庞大的建设规模,与日益稀缺紧张,成本不断攀升的土地供应、市场经营主体的形成和培育、以及消费需求的增长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

(二)市场定位不清晰,专业程度相对较低

重庆商品交易市场类型以专业市场为主,但是专业市场比重相对较小,专业市场作用发挥有限。2006年,重庆专业市场52个,占总数的68.42%;到2012年重庆专业商品交易市场占商品交易市场总数的68.42%,与2006年相比没有相对变动。同时商品交易市场专业细分化程度不高,尤其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市场不多,经营商品雷同化现象比较普遍。部分地区追求大而全的综合商品交易市场,相应地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商品交易市场,原来的市场正在被占地更大的市场所替代,这些市场投资忽视了市场细分,给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风险。通过计算重庆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指数发现,重庆市场专业化指数远低于商品交易市场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等直辖市。

(三)市场建设以硬件为主,软实力建设不足

1、加工冷藏技术落后。

农副产品市场一直在重庆商品交易市场中占据着比较大的份额,市场发展不仅要完成从规模和数量扩张到质量转变,食品加工技术也应该同步提升。

2、网络技术建设滞后。

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在流通领域的广泛应用而形成的流通信息网络,渗透到流通的各个环节,直到企业营销环境,营销手段,交易方式等。而重庆商品交易市场在网络技术建设方面仍发展滞后。

三、重庆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府规划与政策扶持,促进市场外迁进程

重庆商品交易市场区域发展不均衡,这就需要各地政府部门的参与,加强宏观调控与整个地区的统一规划,加快重庆商品交易市场的建设步伐。通过政府统一规划,争取打破行政区划上的界限,合理布局规划,避免商品市场的重复建设,以免造成资源空间的浪费,提高摊位的利用率等等。运用科技手段来提升商品市场的质量,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实现商品市场功能的最大化。

(二)推动市场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提高专业市场贡献率

商品交易市场中工业品市场最薄弱的环节是专业批发,由于重庆的轻工业发展水平不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低,质地,款式,价格缺乏竞争力,加上经营主体的经济实力,资金条件有限,引进外埠产品批发有困难等,其专业化程度普遍不高,从而提高了商品批发市场的集中采购成本。这就是需要加快轻工业生产的发展,创名优产品,创拳头产品,不断开发新产品,提供越来越好的产品投放批发市场,在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通信业,仓储业,餐饮业的基础上,为专业批发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鼓励个体,私营,集体从事专业批发产业,并在信贷方面给予适当的扶持。

商品市场论文篇4

文化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特殊的市场。分析、研究文化市场的基本特征,对于文化市场的管理、发展、繁荣,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思考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作用。本文结合笔者个人近年来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具体实践与理性思辨,对文化市场特征这一重要命题,发表几点拙见,以期引起关注与讨论。

一、文化市场的特殊性

文化市场的第一大特征,就是它的特殊性。

总所周知,所谓“市场”,是商品买卖的场所,是一定地区内商品或劳务等的供给和有支付能力需求之间的关系。按地区范围划分,有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按商品种类划分,则有粮食市场、蔬菜市场、黄金市场等;按商品性质划分,又有金融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等。从本质上考量,所有的市场都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与商品经济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市场具有交换商品、交流信息、融通资金等重要作用。

而商品经济则是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经济形式,它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都必须借助商品货币关系来进行的经济形式。人类社会的商品经济,大致经历了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三大阶段。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征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它对于促进生产专业化、技术现代化、人民生活富裕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可见,我国文化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文化市场的特殊性,又集中体现在文化商品的特殊性上面。

所谓“商品”,是指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它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两大要素。一般的商品,其使用价值与价值都是通过经济价值得以具体体现的,而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则通过经济价值与社会值得以具体体现。也就是说,文化商品具有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属性,是商品领域中的“交叉商品”或“边缘商品”。

因此,作为文化商品流通市场的文化市场,便具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性。也就是说,文化市场不能为了单纯盈利赚钱,而同时要注重人民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与和谐社会的总体构建。而这,正是文化市场特殊性之所在。

二、文化市场的复杂性

文化市场的特殊性,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复杂性。因为涉及到精神领域与文化层面,所以文化市场便凸显出它自身复杂性特征。文化是一个内涵相当广泛的大概念,“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泰勒:《原始文化》)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掌握并传承,构成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文化是历史上经过选择的价值体系,它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的因素。

文化市场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文化市场具有提供人们文化娱乐,审美愉悦、陶冶情操、美化心灵、完善人格等正面效用;另一方面,文化市场又存在着黄、赌、毒、网祸等负面效用。

面对此种复杂性,我们就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使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三、文化市场的综合性

商品市场论文篇5

《史记・货殖列传》展示给我们一个汉朝统一后的华夏大国、天南地北的物产和风土人情,并且告诉我们其中的营销理论。所谓“货殖”,就是经营货物,以滋殖财富。在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中,营销被定义为:企业为了从顾客身上获得利益回报,创造顾客价值和建立牢固客户关系的过程。可以看出,营销之父菲利普・科特勒所下的定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货殖”有异曲同工之处,单就从定义上看两者的目标都是获得利益。若从整篇文章上看,其中的市场营销理论也值得探讨。

一、了解市场与顾客需求

了解市场与顾客需求是企业进行营销首要的步骤,要了解顾客需求的变化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史记・货殖列传》上有关范蠡的记载:“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它所强调的是企业要进行营销调研,分析市场信息。在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中,进行营销调研的过程就是确定问题和调研目标,确定调研计划已收集信息、执行调研计划、解释并报告调研结果。

越王在任用范蠡和计然时,其富国政策就提出“水则资车,旱则资舟。”(《史记・货殖列传》),也就是说,市场营销的产品不仅要考虑到满足目前的市场需要,更重要的,应从市场需求的未来发展趋势出发,制定市场营销计划,安排适应未来需要的商品供应上市。当水灾盛行时,不必以船作为主要的产品项目,而应预先作车的市场营销计划与方案,因为在水灾结束后,车将成为特别需要或缺乏的商品,其价格必将上涨。天旱时要作好船的市场营销准备工作。夏天要考虑皮毛商品的营销,冬天要准备葛麻商品的营销,都是同一道理。所谓水旱舟车,并不是具体的做法,不过用来说明这一市场营销原则而已。

另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还大量分析了宏观的营销环境,包括人口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技术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

二、市场细分、选择目标市场及市场定位

《货殖列传》中描述大货殖家白圭:“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从这方面看,白圭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他通过观察市场行情进行市场细分,并且选择他所服务的对象,即目标市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他可以进行市场定位,收购那些在未来能够满足目标市场的供给物。

在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中,目标市场营销的三个步骤为市场细分、选择目标市场以及市场定位。市场细分是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求、特征和行为,将一个市场分为几个有明显区别的消费群体,他们可能需要不同的产品和市场营销组合。然后选择目标市场,评价每个细分市场的吸引力,选择一个或多个细分市场进入。最后,使产品处于有竞争力的地位,并设计详细的市场营销组合,进行市场定位。

三、合理制定市场价格

在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中,影响定价的外部因素包括市场与需求的因素。我们都知道成本决定价格的下限,市场与需求决定了价格的上限。消费者和产业购买者都要在产品价格和产品能带来的利益之间进行比较。因此,制定价格之前,市场营销人员必须懂得价格和产品需求之间的关系。

《货殖列传》认为市场物价标准是按照“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贵上极则反贱,贵下极则反贵”的规律上下浮动的。货殖家要根据市场价格变化,随时变更自己的商业策略。《货殖列传》既注意到“薄利多销”,也注意到“经销精品”。这恰恰反映了分析价格和需求关系过程中的需求价格弹性理论,对于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产品,就进行“薄利多销”;而对于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的产品,就采用“经销精品”。

在考察诸多货殖家的经营状况以后,得出“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商得利为三,廉商得利为五)的结论。那些廉明的货殖家能够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价格低于同行,薄利多销,达到“廉贾归富”的目的。大货殖家白圭总结出“欲长钱,取下谷”的经验,坚持营销低价的谷物,而大发其财。由于他“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被誉为“治生祖”。与白圭的做法相反,子贡则坚持“贵玉而贱珉”的原则,经营昂贵的珍宝玉石。他看重的是经销精品,他要在商品的高进高出中求得利润。

当然,不论经营低档的谷物,还是高档的美玉,都必须要保证商品的质量,在这方面涉及到了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中的营销伦理,也就是《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务完物”。

四、整合营销沟通中公共关系管理

公共关系是大众促销工具之一,通过获得有利宣传与有关公众建立良好关系,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处理不利的谣言、传闻和事件。对于一个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门来说,“游说”也是其部门的工作之一,通过建立并维持与立法者和政府官员的良好关系,以影响立法和监管。另外还有执行公共事务,建立并维持与国内和当地社区的关系。

《货殖列传》记载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他追随孔子周游列国时,沿途考察了解信息,极有利于他以后的商业发展。他亦官亦商,常常“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其他的还有,南阳商人孔氏“连车骑,游诸侯”;洛阳商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孔氏“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并规划开辟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结队,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这些商人与社会上层频繁接触和交往,既与他们做了生意,又借助他们抬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商业影响,形成广泛的商业经营网络。公共关系能以低于广告的成本,对公众的认知产生更强烈影响。

除以上营销理论的分析,《货殖列传》中还记载着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应具备的品质,其介绍的商人都是善于学习、注重自身修养、勇于开拓的成功者。此外,领导者要善于用人,懂得用人之道,此即“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同时,经营者要做到“与用事俊仆同苦乐”,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通过以上我们对《货殖列传》中营销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如今的企业经营和管理中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货殖列传》主要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作传。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

参考文献

[1]菲利普・科特勒,加里・阿姆斯特朗著,郭国庆,钱明辉,陈栋,袁宏福,译.市场服务营销原理[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

[2]王兆祥.《货殖列传》的经营思想与商业谋略[J].商场现代化,2007(8).

商品市场论文篇6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Y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历史。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突破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设想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经济机制和经济规律。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影响。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来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理论体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又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1]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商品流通与市场,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和1957年在党的前后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总结“”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由于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2](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3](3)内部周转说。论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骆耕漠在1959年就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观点。[4](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5] (5、6两条是改革后的?)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6]薛暮桥也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内容正在逐步消失。”[7]

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的重要代表。卓炯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8]在1957—1964年期间,他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9] 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10],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11]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12]

在高层决策圈内,历史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3]。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在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理论的过程中,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1980’前半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3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随之趋于向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因而经济理论研究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其中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14]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15](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16] (3)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17]

4.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体。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18](3、4两段也是改革后的?)

从19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12届3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重大的。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几乎每一种新观点的提出都会引发一场论战,而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会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特别是“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14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正式宣告了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和资本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社会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19]

理论上的突破这就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流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理论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发展,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20]。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其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孙全认为,苏联消费品商业的整个体制就不是商品流通体制而是分配调拨体制,与生产资料的分配调拨体制之间,只有集中程度的差异,没有实质性区别[21]。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22]。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1985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说,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自然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23]董辅?在为《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24]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如今应当比马克思对工业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25]柳随年提出:“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6]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27]。陈文玲等通过对我国近20年的消费变化、商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商业对就业的作用等方面的数量统计分析,说明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加强,并与发达国家同类指标比较后指出,由于历史因素,我国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地位偏低,应该继续加强和发挥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的助推器作用。[28]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从而忽视流通产业的重要性。”。[29]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的讨论较为热烈,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对此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30]。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如果用“流通决定论”来加以概括,也没有什么错误[31]。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32]。

在关于生产与流通的关系的讨论中,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更广阔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33]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流通看作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现在看来,……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34]贾履让等指出,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5]刘国光提出,目前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36]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我国以往由于对流通本身的不重视,也就谈不上对于“物流”的研究。近年来建立近年来物流产业已列入日程。[37]

传统的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一句“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不能从历史实际出发作出评价。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来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将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作为恢复与开拓市场、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

(三)商品流通在经济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38]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但古典学派都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商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发展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他提出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工业的建立。因此,他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

三、资料整理的进展[3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现代经济史对商品、市场的研究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各有关部门,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历史档案资料、经济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素材。其中主要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1952年共12卷;1953-1957年共9卷;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的。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的运行和数字,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问题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s年代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价格方面的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农村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更多的研究,并进一步拓展深入。

四、若干专题研究进展情况

(一)关于新中国商品流通的体制演变[40]

在关于新中国商业史的著作中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新中国初期商业体制的建立及其逐渐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的过程。一般认为,改革前新中国的商品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商业模式,在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流通体制的特点是包括单一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形式的单一公有制,商业机构按照行政系统层层设置,将市场人为地进行按部门、地区分割,商品流通和商品价格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商品经营按是一、二、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固定的纵向进销渠道,按计划层层分配调拨,财政分配上“统收统支”等,既影响商业工作效率,也违反商品流通客观规律。从70年代末起,关于商业体制改革的讨论与争论即不断在进行。

近两年有人考察了我建国20世纪后半叶50年来的商品流通体制的演变历程。李家祥等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背景变化角度将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7年为旧流通体制形成中的探索阶段;1978-1984年为新流通体制的产生阶段;1984年末-1991年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1992年至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文章阐述了各阶段商品流通体制的状况与改革情况[41]。有关研究还有肖怡的《建国以来流通领域变革的成因与深化思路》[42]。

关于对改革前商品流通体制的评价问题,以往多是在承认其缺点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一定肯定。肯定意见从建国初期以致后来的物资匮乏角度,认为这种计划供应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保证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充实,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

近年来对改革前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基本评价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对以往较为模糊或涉及不深的一些问题开始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关于1956年完成对私营商业改造以后的单一公有制问题,万典武认为,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实行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是错误的开始,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是违背了历史的阶段性和经济规律。;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一穷二白”,正需要执行“公私兼顾”政策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商业尤其要执行这一政策,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商业来扩大商品流通,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关于“一五”时期的商业政策,万典武他认为,一般的说法是说“一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是正确的,但全面评价“一五”时期商业政策的历史功过,应同时说两句话:这是中国商业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些“左”的重大政策的开端。[43]

国有商业的地位作用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新中国国营商业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保证商品供应方面的作用,一般持肯定意见。谢洁萍考察了1953-1997年间国有商业的效益问题,以1980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为标志,分为二个阶段:1953-1979年,国有商业企业市场占有率达97%以上,纯销售增长,劳动效率提高,流通费用下降,但利润率呈下降趋势;1980-1997年,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利润率大幅下降,亏损增加,国有商业企业总体效益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问题[44]。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理论界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关于是否坚持“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直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商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商品流通体制的总体改革也正在深化。[45]

(二)关于市场与市场化问题

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问题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的是研究改革开放前的一个阶段的市场状况问题,有的则贯穿通至今。近年来关于这一时期市场问题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市场与市场管理的变化过程。龚建文针对90年代初的市场疲软问题,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后出现的市场疲软及其解决措施[46]。陈廷煊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物资交流、物价政策与市场管理等[47]。董志凯的《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48]认为,“一五”时期国家既有抑制市场作用的方面,也有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物资供求,稳定物价的的方面,那种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的社会的认识是对历史的误解。赵学军考察了建国初期的金融市场,他的《建国初期的投资公司初探》[49]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建国初期投资公司的兴办过程、经营情况、停办原因,总结了历史经验。

学术界就对于50年代市场衰落的趋势消亡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赵凌云认为1949-1956年间是市场因素消亡、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他提出市场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50]。武力的《论50年代市场式微的原因和后果》[51]一文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认为50年代由计划与市场并重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其说是推行苏联理论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其后果是快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高积累下社会基本稳定,但经济运行成本增加。[52]

市场中介组织是沟通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是测度市场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商会与商人团体是时下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现代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初步的研究有:徐建青对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与城乡交流进行了研究。[53]董志凯就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5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现代经济史在的位置也会显著起来。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问题[55]

在农产品流通问题中以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的讨论最为集中,所论涉及粮食购销政策、粮食流通、粮食市场等方面。一些研究突破了以往单纯的批判方式,从实证分析出发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决策建议。崔晓黎通过分析对以往的看法提出质疑:不同意那种认为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使资金从农业流向工业,是为工业化初期积累资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不存在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决策意图,中国明确认为工农业必须同时并举,在工业化过程中始终兼顾农业,中国的统购统销没有实现为工业积累超额资金的目的,在1953-1984年间从农业积累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农村,真正从农业积累并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在此分析基础上,从工农产品交换关系、城乡市场演变等方面研究了新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56]。郑有贵等深入研究了1949年以来南北两个区域粮食流向流量的变化,分析了从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演变的阶段划分、历史成因、转变特点和启示、粮食流通政策的演变与绩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粮食区域间流动对策建议[57]。苏志平等将1949-1997年粮食流通体制变化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2年粮食自由购销阶段;1953-1984年粮食统购统销阶段;1985-1993年粮食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阶段;1994以后,宏观调控下粮食市场流通阶段,并分别考察了各个阶段特点,提出了40多年总结的经验性结论(前述《中国商业发展报告》)。徐建青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1953年到1957年间农村国家粮食市场从建立到关闭的整个过程,考察了我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过程[58]。赖睦的《我国粮食流通体制50年的历史演变》[59]将这段历史分为4个阶段,并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对策建议。

(四)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问题

近年来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是一热点问题。其中关于新中国物价史的研究也涉及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有关论著众多。这里仅略述其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的研究。剪刀差问题之争产生于前苏联,我国关于剪刀差问题的研究讨论时间最长也有很久了。近年的争论涉及剪刀差概念、问题的由来、剪刀差的变动趋势、剪刀差政策的后果、剪刀差的消灭等等。

关于剪刀差概念,历来有比价剪刀差、比值剪刀差、价格与价值背离形成剪刀差的几种认识,这一争论一直在延续。至于剪刀差问题的由来,一种看法认为,剪刀差的形成是人为的,是长期主观失误的结果,剪刀差不是促进工业化的最合乎理性的手段[60]。持相同看法的还认为,剪刀差源于“超额税”,是前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强制压低或抬高工农产品价格而产生的,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我国的剪刀差问题存在于1953-1985年期间,解放前及1949-1952年间不存在剪刀差问题[61]。另一种看法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剪刀差总是一个价格现象,不能脱离工农产品价格水平及其比价关系去认识剪刀差,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剪刀差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陪葬品[62]。

关于我国1949年以后的剪刀差及其变动趋势问题。李子超等认为,新中国的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历史上的三大差别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适当保留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是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逐步解决;从比价关系看,“一五”时期剪刀差是在缩小(前述《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关于新中国剪刀差的变动趋势,李炳坤从价格价值关系方面看1952-1977年的剪刀差变动情况,认为这一时期从价格变动关系看是缩小了,从价值变动关系看则扩大了,剪刀差扩大的结果是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不利影响[63]。严瑞珍等从剪刀差的概念及形成、计算方法、1952-1986年间的动态变化、国外发达国家剪刀差的变动情况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剪刀差问题的对策;该研究认为剪刀差现象存在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一定阶段,从历史上看,是在大工业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渐趋于消灭;1952-1985年间,1979年以前从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比值指数看,剪刀差是在逐年扩大(其中“一五”时期仅是比价剪刀差缩小,比值剪刀差实际扩大),1979年以后在逐步缩小;从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上看,剪刀差政策直接损害农业,间接损害工业,不是上策(前述《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刘素阁研究了1949-1956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认为这一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总的缩小趋势,其存在是为了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其结果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64]。前述《中国物价50年》一书认为,新中国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实际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一五”时期显著改善,以后到1978年前又多有反复,1978以后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到1998年,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接近市场水平,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提高大大低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有很大缩小。[65]看来,由于对剪刀差概念本身的不同认识,导致在剪刀差变动趋势认识上的差异。徐建青在《建国前期的市价与牌价》一文中,以粮食类和花纱布两类商品为典型,从市场运行及其成本的层面上,探讨了这一时期国内商品市场的变迁。认为,建国前期国内市场上存在着市价与牌价两种性质的价格,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了这一时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市价与牌价并行这种价格运行机制本身是一种高成本的机制。而这个时期各个利益群体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与国家计划目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在市场管理与市场交易中的成本。以较低的预期成本迅速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是这一时期国家进行制度选择的依据这可能是导致市场萎缩关闭、制度变迁的更为直接的原因。[66]武力在综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剪刀差”是统制或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比在短期内的扩大是正常的,不必人为地改变它。建国以来工农产品价格比的波动,如果说有剪刀差的存在,也是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此外,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而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和发展非农产业。[67]

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和市场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但是跨阶段的研究、系统深入的研究有些刚刚起步,有些还在酝酿之中。总的来说,还有待于深入。

近年来关于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很多,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总的看研究是在走向深入。同时,综观近年来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中国5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是我国探索走出一条适应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历程,贯穿始终的是理论“探索”与实践摸索与理论探索相辅相成“奠基”,罗螺旋式上升的进程。看来这是我们研究的主线。我国尽管学习和借鉴了苏联的理论和经济模式,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和采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计划与市场并存到计划经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经历了长期探索和曲折前进的路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探索和尝试过程还没有最终完成将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立足于对中国经济史的科学研究。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更好地总结过去,从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探讨和开创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将是经济史学界和理论界的长期使命。

注 释:

[1]参考了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光明日报1999.10.01。

[2]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l期。

[3]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4]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5]雍文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6]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发展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7]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年第10期。

[8]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

[9]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41页。

[10] 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1]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2]樊弘:《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419页。

[13] 如1964—1978年,卓炯被当作“广东孙冶方”而遭批判(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1965年再次被戴上分子的帽子,1964年下半年开始,孙冶方与顾准、一起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中被批判,中接着被批斗(见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罗银胜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64-65页。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和陈云等领导人,他们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14]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1981年12月26日 《光明日报》。

[15]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198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16]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

[17]张仁德:《现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方法沦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8]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19]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1999年10月01日光明日报。

[20] 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1] 孙全:《再论清除无流通论对商业的影响》,载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河南社科院经济所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22] 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23] 《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

[24]高涤陈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6] 《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27] 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8]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28] 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有:洪奕谋等:《必须十分重视流通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职能》,(《福建论坛》经社版,1995年第8期);周时昌:《谈谈流通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财贸经济》1998年第1期);童年成:《商品流通功能新说》(《中国流通经济》1998年第6期);赵国柱:《新时期商品流通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商业经济与管理》1999年第5期);谢洁萍:《浅论我国商业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年第4期)。

[29]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0]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1] 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

[32] 载《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

[33]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4] 《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

[35] 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6]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可参见:杨昌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流通》(《商业经济文荟》1987年第3期);肖灼基:《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商业经济研究资料》,1988年第15期);梁世锡:《应明确提出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观点》(《广西商业经济》1997年第1期);丁俊发:《商品流通热点探索》(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张光忠:《21世纪??复合商业时代》(《商业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7] 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38]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9]以下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0]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1] 《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与启示》,《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2] 《商业经济文荟》,1999年第5期。

[43] 《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44] 《关于国有商业45年经济效益的基本评价》,《经济与管理研究》,1998年第3期。

[45] 参见《国有商业深化改革的途径研讨会观点综述》(《商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1998年中国商业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羊城杯” 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研讨会观点综述》(《财金贸易》1999年第7期)。

[46] 《1950年市场疲软的历史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47]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品市场与物价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8]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9]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0] 《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1] 《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52] 关于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吴育频:《50年代党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初步探索》(《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5期);陈清林:《论建国以来党的市场改革与市场建设》(《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2期);陈乐一等:《中国市场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1953-1990》(《湖南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53] 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4]董志凯:《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5]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56] 《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7年第4期。

[57] 《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58]胡逢祥:《剪刀差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农村经济》1991年第5期。[58] 《50年代农村国家粮食市场的建立和取消》,《当代农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9]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误区》,《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59] 《湖北财税》1999年第10期。

[62]张西营等:《新时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63]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农业出版社,1981。

商品市场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5-087-05

刘诗白教授是我国享有盛誉、功勋卓著的经济学大师。他长期从事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工作,主要代表性论著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若干问题研究》、《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产权新论》、《论体制创新》、《现代财富论》等等。刘诗白教授在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理论、市场经济理论、产权理论、体制转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及现代财富理论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创新研究。

刘诗白教授的论著理论深邃系统、论述高屋建瓴、阐释植根实践。他的学术思想启发和教导了一批批中青年学子,培育了不少经济学骨干与精英。对刘诗白教授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难以用简短的文字进行归纳与凝练。我们在品读刘诗白教授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现代财富观和社会主义产权理论等学术论著的基础上,深刻地领悟到刘诗白教授无愧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产权理论与现代财富观的开拓大家。

一、刘诗白教授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创新性探索

刘诗白教授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独具特色,其创新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认同,并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所佐证。

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界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一些方面还存在较大分歧。但刘诗白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始终坚持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对商品经济的历史地位与功能进行科学解读。刘诗白教授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社会分工的存在为前提,同时,商品关系又通过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成为促进生产社会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杠杆。刘诗白教授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商品经济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息息相关。

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要发展商品经济,刘诗白教授很早就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证,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的真知灼见,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认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一,发展商品经济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刘诗白教授认为,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关系仍然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分工与促进生产社会化的重要经济杠杆,一切摒弃商品关系而在非等价的实物交换或无偿的活动交换基础上建立普遍的社会劳动的联系的做法,都是不成功的。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尚不发达,因此,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刘诗白教授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与社会主义生产力相适应的论述,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其二,对于欠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发展商品经济更为必要。欠发达国家之所以在经济发展方面还十分落后,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不发达。因此,刘诗白教授认为:需要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更大规模的商品交换;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需要通过商品关系来发展专业化协作;需要发展商品化、社会化的生活服务事业;需要通过商品关系来发展科技文卫事业;需要通过商品关系促进国际经济联系。所以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的重要保证,是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所必须历经的阶段。

在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研究中,刘诗白教授还以他敏锐而独到的眼光,创新性地提出了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起着基础性的配置作用。刘诗白教授指出,社会主义需要重视市场机制,社会主义的计划调节,不能脱离市场和市场机制。同时,他也认为,市场机制并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调节机制,不能因为强调市场而否认计划指导的作用,还必须发挥计划机制的调节作用,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他认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具有各自的特点,具有互不相同的和互不替代的功能,从而适用于不同的对象领域;人们应该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状况和要求,分别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调节形式,使计划机制的调节与市场机制的调节各得其所,互相配合,彼此补充,使二者的调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商品市场论文篇8

关键词:电子商务;交易成本;义乌小商品市场;义乌购

中图分类号:F71336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12-21

作者简介:李靖华(1970-),男,山西五寨人,浙江工商大学技术与服务管理研究中心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服务创新;马丽亚(1990-),女,杭州人,浙江工商大学技术与服务管理研究中心研究生,研究方向:服务创新;张孝娅(1991-),女,浙江金华人,浙江工商大学技术与服务管理研究中心学生,研究方向:服务创新。电子商务使交易形式从实体市场转向虚拟市场,必将导致交易成本的变化。作为大型的专业小商品批发市场,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义乌小商品市场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本文通过分析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变化,旨在比较传统市场交易与电子商务模式的交易成本问题。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模型

(一)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是由科斯(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Williamson(1975)在科斯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交易成本的三重维度,即交易的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程度、交易发生的频率;并且将交易成本归结到制度范畴,与制度经济学相结合,以制度的差别来衡量交易成本。彭正银(2003)在Williamson的交易维度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了任务复杂性,结合网络条件建立了四重维度,以适应网络的市场治理。在科斯和威廉姆森的基础上,张五常在《论新制度经济学》中给予交易费用最具外延的定义,指出交易成本的产生归因于人们理性的无知、对于信息的缺乏以及普遍存在的追求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刘锡田(2006)认为制度创新所带来的获利可能是节约了交易成本,也可能是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增值大于交易成本增加所造成的,或者是增值和节约交易成本两种原因都有影响。此外,魏明侠(2010)结合交易成本理论与能力理论双重视角,构建了企业边界的二维分析框架,提出在电子商务环境下,资源密集型企业的规模边界扩大,能力边界也扩大;知识密集型企业的规模边界缩小,能力边界也扩大;对于介于市场与企业中间的网络组织,规模边界趋于模糊,能力边界也扩大。

从各种商务模式下的交易成本的研究来看,基于电子商务所产生的交易成本,段钊(2007)将电子商务模式分为双方规制、三方规制和契约自我旅行机制;同时,将寻求“合适”电子商务模型问题转化为寻求不同类型电子商务交易,与不同规制结构之间的有效匹配问题,并对电子商务模式进行了设计。吕洪良(2010)比较了B2B、B2C、C2C电子商务模式下交易成本的差异,认为不同商业模式下的交易成本产生原因和构成各有不同。刘彦平(2005) 将交易成本理论应用在物流之中,根据交易成本判定企业应该物流外包还是进行纵向一体化。另外,张红历、王成璋(2006)指出虽然电子商务可能节约了一般传统交易模式下发生的成本,但是基于虚拟网络交易和分工网络效应特性,往往会产生新的交易成本,比如网络协调风险等,尽管合理的制度创新可以降低这些新成本。

总第445期李靖华:实体市场向电子商务模式转型的成本比较••••商 业 研 究2014/05从交易成本实证研究来看,康磊(2006)对交易成本中的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消费者网上购物对不同特征的产品具有不同的接受程度,感知交易成本越低越容易被消费者接受;不信任是消费者不进行网上购物的重要原因之一,购买频率越高表明接受程度越高。因此,需要降低网上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李琪、于珊珊(2010)对网络购物的感知风险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消费者感知的各种交易成本对感知风险和购买意愿影响的研究假设,通过实地收集资料证实消费者网络购物感知的学习成本、搜索成本、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和风险成本影响感知风险以及最终购买意愿,企业可以通过降低消费者感知的各种交易成本降低感知风险。

(二)电子商务的交易成本

在网络经济下,娄经纬(2006)介绍了两种基本的电子商务交易成本分析模型,第一种是按电子商务的运营过程来分析,可将交易成本分为技术成本、安全成本、配送成本、客户成本、风险成本;第二种是按照电子商务契约达成的过程来分析,可分为信息成本、订约成本和履约成本。杨栋(2009)认为交易成本的主导因素有安全因素、电子支付的服务成本、物流成本、客户收集信息成本。张立刚(2007)提出在缺少外部信用约束力量的情况下,我国零售市场信用缺失的环境和 B2C模式的特点,使得较高的交易成本投入成为企业守信的重要保障。

从电子商务的运营过程来看,王钟庄、石文兵、吴婷(2007)认为可以将交易成本分为交易前成本、交易中成本和交易后成本,具体将电子商务下交易成本分成了八类,分别是商品或服务成本、设备配置与维护成本、员工成本、通讯成本、安全成本、风险成本、电子支付成本和配送成本,提出降低交易成本需要进行五种制度创新,分别是企业制度创新、市场制度创新、环境制度创新、安全制度创新和法律制度创新。刘杰、李丽(2007)从交易流程和交易成本视角进行了分析,通过对B2B模式特点下各因素对交易成本影响的分析,提出了以下的交易成本: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实施成本和其他因素(如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与交易量)。

(三)文献综述及研究模型

由以上文献可以看出目前中外有关电子商务交易成本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以科斯、威廉姆森、张五常等人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经济模型对电子商务的交易成本进行实证研究。目前,从管理学角度切入分析交易成本问题的文献还是十分缺乏,仅有的对电子商务交易成本的管理学领域研究,主要是针对电子商务成本分类及成本控制两个方面进行定性研究,针对以实体市场为依托,拓展成电子商务和实体市场并行的商业模式,并对其中发生交易成本变化比较研究的文献较少。通过研究义乌小商品市场案例,基于对现有电子商务交易成本的文献成果,本文比较了实体市场与虚拟市场交易成本的变化,逐步分析交易前的准备阶段、合同磋商签订阶段、合同履行阶段,那些细类成本影响着交易成本的变化。研究模型见图1。

图1本文研究模型

二、方法论和案例背景

(一)方法论

本文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来收集资料。第一,文献搜索,通过阅读义乌商城集团网站,浏览相关新闻,并查阅相关期刊文献等收集背景理论资料。第二,在对文献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得到初步的理论框架,针对研究方向设计了访谈提纲,再对案例企业中相关人员进行一对多、面对面的半结构式的访谈。

(二)案例背景

义乌小商品市场从产生到现在的发展过程如表1所示,随着电子商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2002年义乌商城集团建立了中国义乌小商品网,2012年中国义乌小商品网正式更名为“义乌购”。相对于阿里巴巴等B2B电子商务平台而言,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电子商务优势是有强大的实体市场,平台上的商铺具有实体地址,拥有更高的市场信用。这种基于实体市场的电子商务可以提升市场价值,实现电子商务和市场的同步提升。但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电子商务平台中的商铺大部分还处于一个信息的状态,在线上进行商品交易的经营者较少,且交易量往往是小批量的,那些大的订单还是由实体市场进行。

表1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情况时间名称规模20世纪70年代地摊不被政府允许1982-1984胡清门第一代马路市场水泥板的露天市场, 设摊位700个。1984-1986

新马路棚架市场

投资57万元,占地35万平方米,有钢架玻璃瓦棚顶, 设有固定摊位1 800个。1986-1992

城中路棚架市场

投资440 万元,占地44 000平方米,设有固定摊位4 096个,第三代市场之后,设有固定摊位8 503个,临时摊位1 500多个的全国最大的小商品专业批发市场。1992-2002

大型室内柜台式市场

第一阶段为篁园市场、宾王市场共同组合的规模化发展,设摊位7 100个;二期工程交付,市场经营面积增加到46万平方米,经营商位达到3.2万个。2002-至今

大型现代室内市场

2002年国际商贸城一区市场,总投资7亿元,占地28万平方米, 商位10 000余个;

2005年二区市场,占地32.2万平方米,商位8 000余个,三区市场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

2008年四区市场, 建筑面积达108万平方米,商位16 000个;

五区市场占地17.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总投资14.2亿元, 商位7 000个;

2011年篁园服装市场投入使用, 总投资14亿,总占地7.8万平方米,设商位5 000余个。

三、案例分析

(一)义乌小商品实体市场交易成本分析

1.交易前的准备阶段,交易在实体市场中进行,买者要获取市场信息就要来到义乌小商品市场,而要在众多产品中选择最有的产品,需一家家商铺依次询问、确定交易对象。另外,实体市场的价格制定是由商铺本身决定的,了解越多的商铺价格,所获得的价格会更低,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2.贸易磋商、合同签订阶段,小批量的订单可以当场敲定,而有些订单需要经过多次的协商和签订,协商过程会比较漫长。当然,当面进行贸易磋商能够更好地进行沟通,合同签订较为快捷。在讨价还价方面,面对面的交流以及在市场上的货比三家都能够很好进行。市场价格也是面对面的交流,主要是面对面的谈判。

3.合同履行阶段,实体市场物流主要是商铺经营者自己经常合作的物流公司,或者为了对方的需要改用其他物流。在售后服务方面,由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业务有很大一部分的外贸订单,若产品出现问题可以找到这家店铺,或向商城集团的相关部门进行反映;同时,商城集团对市场有一个市场信誉评价系统,但在实体市场当中对方无法获知。

(二)“义乌购”交易成本的分析

1.交易前的准备阶段。在 “义乌购”上进行交易具有很大的便利优势,大大节省了交易成本,主要涉及到信息成本、通讯成本、技术成本、维护成本等,信息成本相比传统的交易方式更小。因此,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实体市场商铺提供的不仅是交易平台,还是一个信息平台、服务平台,采购商可以在网络上获取市场信息,从而使得信息成本大大降低。但是,义乌小商品市场仍然面临着信息不完全、平台不完善、平台的维护、软硬件设备的更新等问题,商铺店家和消费者在转变过程中的学习成本,对义乌小商品市场由实体向虚拟市场转化也产生了影响。

寻找合适的交易对象往往是整个过程中产生的主要交易成本,采购商在义乌购网站上看到商铺信息,确定这些是可供选择的商家,然后到这边来采购。在了解交易价格方面,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电子商务系统可以通过QQ与商家进行交流,产品的价格在网站上一般不公布,否则可能会导致恶性竞争。因此,要了解产品价格还是需要跟商家沟通。除了QQ这种网络工具外,义乌小商品市场电子商务在网站上还公布了商铺的电话号码,采购商也可以通过电话进行价格询问。

2.贸易磋商、合同签订阶段。“义乌购”是采用QQ沟通软件进行交流的,合同签订只要进行一个网上的订单即可。在契约签订过程中,电子商务交易过程较为简单。在网上一般就是下订单,采购者省去了很多采购成本及交通成本。“义乌购”拥有第三方支付中心,但是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商家总会延迟才能收到货款,对于薄利多销的小商品来说,资金运转出现问题会严重阻碍进一步地发展,这就带来了资金周转成本问题,义乌小商品市场也在努力解决这类问题。由于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不统一价格的,大部分交易要获取价格都必须通过与商家交流才能达成。从这一点来看,与淘宝网相比,“义乌购”无法实现价格的市场公开化。

3.在合同履行阶段,电子商务交易成本与实体市场的交易相差不大,主要还是以实体市场为主,在合同签订之后的相关义务履行阶段。义乌小商品市场没有专门的物流系统为整个市场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物流成本和仓储成本。在售后服务方面,电子商务推出了“投诉与处理”板块,采购商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进行网上申诉。售后监管平台是整个“义乌购”有效进行的保证,这方面的维护建设程度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交易决策。因此,在电子商务模式下,售后监管成本、服务平台维护成本以及纠纷处理成本,相比实体市场大幅度地增加了。在商铺评价方面,由于义乌小商品市场电子商务是依托实体市场而存在的,网站上那些商铺都是真实可信的,减少了交易的不确定性。“义乌购”推出诚信购的标识,在企业名称前显示由“义乌购”独家授予的“诚信购”荣誉标志的即为诚信购商铺,代表了价格诚信、品质诚信、服务诚信三大购物保障。这一举措完善了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售后纠纷发生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义乌小商品市场电子商务交易在准备阶段、合同签订阶段,以及售后阶段发生的交易成本如图2所示。

(三)实体市场与电子商务交易成本比较

基于上面的分析整理得出表2,即实体市场和电子商务市场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差异的比较。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电子商务实际运行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与仅仅实体市场进行交易的最大区别还是在交易前的准备阶段。义乌小商品市场在这一阶段引进网络这一媒介,为买家进行信息搜寻提供了一个很好信息展示平台中心。由此可知电子商务网上市场交易突破了时空的限制,降低了交易双方的交易费用;减少了信息搜寻时间,省略了一些中间环节,提高了市场效率,拓宽了市场销售渠道。由于义乌购网站上的商铺全部都是存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买方对卖方的信息不确定性更低,交易成本费用也会降低。因此,电子商务的运用可以使义乌小商品市场得到更好发展。但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电子商务发展还不够完善,实体市场与虚拟市场要互惠互利,形成市场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还需要一段时间。图2“义乌购”电子商务交易三个阶段的交易成本

表2 实体市场与电子商务市场交易成本情况比较阶段/特点比较电子商务市场实体市场交易的准备阶段

1.通过网络搜寻,点击网站即可获得产品、市场信息;

2.通过网站上的商家介绍,了解商家情况,确定几家交易对象;

3.通过电话、QQ或者到实体市场询问了解产品价格。1.派商务人员到实体市场进行采购,了解产品信息;

2.需要到市场一家一家询问,了解商家情况;

3.面对面交流,了解产品价格。

贸易磋商、合同

签订阶段

1.交易谈判通过QQ进行,一部分到实体市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还有一小部分通过电话沟通;

2.通过网站下订单,点击网站电子订单即可,支付是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

3.价格基本是未知的,零售产品将在网站上挂出产品价格。1.直接进行面对面的交易谈判;

2.在谈判完成后基本就可以下订单或者签订合同,支付方式可以是现金支付或是汇款支付,不通过第三方;

3.价格自定,可以讨价还价,与电子商务相似。

合同履行阶段

1.物流根据实体市场中商铺原有的物流运送情况;

2.通过网页上“投诉与处理”板块可以进行网上申诉;

3.依托实体市场,并会进行评价,评出诚信购商铺。1.物流配送由商家自己解决;

2.在商城里有专门的部门处理相关纠纷事件,可以电话或者直接到部门投诉;

3.若出现欺诈行为,行为严重会收回摊位。

四、对策与建议

经过多年的发展,义乌小商品市场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电子商务与实体市场相互结合有利于整个市场的发展。现阶段可以继续完善电子商务,将电子商务配合实体市场,以实体市场为依托,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第一,完善电子商务软件和硬件等基础建设。第二,网上商品交易的选择要有差异性,义乌小商品市场中的商品并非所有都能够适用于电子商务模式,如原材料或配件的销售,就不适合电子商务模式。所以,要根据自身存在的环境和产品的特点进行相应的转变。第三,注重信息中心的建设,只有将义乌小商品市场打造成信息集散中心,才能很好地应对信息化的挑战。第四,提升市场经营户的整个素质。首先是技术上的掌握,要熟练掌握电子商务整个运作流程,了解电子商务的用处;其次是要将实体商铺和网上商铺进行良好的衔接。第五,实体市场与虚拟市场相结合,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尤其是物流配送。

参考文献:

[1]R.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1937,4:386-405.

[2]Williamson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1,87(3):548-577.

[3]段钊.电子商务模式交易成本的经济学分析[J].情报科学,2007(9):1419-1422.

[4]康磊.基于交易成本模型的消费者网上商品接受程度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5]刘杰,李丽.面向B2B电子商务销售方解决方案的交易成本优化分析[J].物流技术, 2007(11):103-106.

[6]娄经纬. 电子商务的交易成本分析模型及其启示[J].电子商务与政务,2006(2):40-41.

[7]陆立军,于斌斌.论电子商务与专业市场的转型、提升――基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实地调查与问卷分析[J].情报杂志,2009(7):37-42.

[8]吕洪良.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及交易成本比较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0(7):76-77.

[9]齐美杰.论无形市场网上市场与有形专业市场的替代性与互补性[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10.

[10]王钟庄,石文兵,吴婷.电子商务交易成本构成分析及制度创新思考[J].价格月刊,2007(8):73-76.

[11]魏明侠,程梦来. 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边界变化的研究――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与能力理论的双重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10(5):96-98.

[12]杨栋.浅议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成本[J].科技广场,2009(8):152-153.

[13]张红历,王成璋. 论电子商务中的交易成本[J].求索,2006(4):35-37.

[14]张立刚,傅铅生,朱海荣. 交易成本对B2C市场主体信用行为的影响分析[J].商业时代,2007(8):85-86.

A Comparison of Transaction Costs in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Market

to Electronic Commerce LI Jing-hua,MA Li-ya, ZHANG Xiao-ya

(Research Centre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ervice Management,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商品市场论文篇9

以怎样的商品价值观作为经济学的基石,是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必须透过商品交换关系的研究,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份的关系、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特别是要研究变革生产方式与促进生产力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一点就是劳动的交换、分配关系。在当前创新劳动占主导地位的知识经济条件下,仍然需要建立在“活劳动一元假设”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和发展研究,是丰富而不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研究。“丰富”在于继续“坚持”马克思对诸多价值概念的科学抽象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不是抽去价值概念这个基石,用另外一套价值概念去取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

刘诗白教授的《现代财富论》堪称是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典范。他并没有把研究的视野局限在“抠”价值名词上,而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从生产力的要求出发,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财富的特征和促进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变革要求。其主要贡献在于: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命题不变。刘教授在《论当代技术创新》一文中,诠释了高科技时代创新劳动的时代特征:(一)当代技术创新表现为高技术产业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高技术群”,而更多表现为以某一核心技术创新为主轴、带动相关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二)高新技术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性,某一项技术创新会迅速引发另一项技术创新,呈现出高技术的强联动效应。(三)高新技术研发成果不只是作为技术储备供企业未来使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投入当前生产,来实现不间断的物质手段的革新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四)技术研发成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科学劳动成为劳动的一种具体形式。高科技劳动不但是现代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劳动,而且高科技劳动将促进高附加值商品财富的生产。季正松认为:“从体力劳动价值论到脑力劳动价值论,使价值决定由劳动时间转向能动性和创新程度,不同性质的劳动交换比例由“算术级数”向“几何级数”转化。”从劳动价值的外延上,刘教授认为不但包括生产商品的劳动,还包括管理劳动、商业劳动、服务劳动。这就是劳动价值的时代特征。

在使用价值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上,刘教授对现代财富的论述更是极富有创造性的发展。其贡献可以概括为:(一)现代财富本质是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是高附加值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从而满足以现代人需求变化为特征。(二)认为现代财富具有商品特征,也具有非商品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商品性财富的生产,也要促进非商品性财富的生产。(三)认为现代财富不但是具有实物形态、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商品(或产品),而且包括无实物形态、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产品、服务产品。因此,基于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的要求,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拓宽公共品等非商品性财富生产的同时,大力促进现代财富的商品性生产。不但要促进物质财富的商品性生产,而且要促进文化、音乐、艺术品等精神财富的商品性生产和服务业的劳务生产。

刘教授在论现代文化生产中,更体现了拓宽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认识的精妙之处。文化作为商品化生产的前提是近代“在社会分工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一个由多种专业组成的自由职业者阶层,他们或者是从事独立生产的‘自由撰稿人’,或者是受雇于文化企业,自由职业者的形成和壮大,是文化商品发展的重要前提”。随着高科技嵌入到文化品生产中,形成了庞大的文化品产业市场。“文化品作为商品,它由此获得价值性,商品性文化生产的最重要经济功能,如像创造与实现产品价值和资本增值,进行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等,均是立足于文化品的价值性的基础上”。在论述文化品商品性或价值性时,更是经典地论述了文化品价格与价值的经常背离性。认为一个充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会使商品价格通过不断波动,趋向和定位于某一个价格轴心,这个价格轴心水准决定于生产中的社会劳动耗费,即价值。因此,也出现了价格背离价值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基于对价值与价格范畴内涵的科学理解,人们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中多种多样的价格与价值相背离模式。例如:(一)有价格无价值。张亚认为:“以商品零价值参与商品交换”。(二)以价值为轴心的市场价格。(三)垄断价格。总之,科学认识价值与价格这一对范畴的内涵,用之于分析当达市场经济中更加复杂的商品结构和多种多样市场价格模式,人们并不难以劳动价值论原理来对文物、文化品及其它知识产品等的价值决定做出科学阐明。

从刘诗白教授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原理分析现代财富的特征、表现形式、内涵、外延、交换和消费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对于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分析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这对矛盾运动时,把使用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地位,从而撇开商品使用价值多样性的研究,专心研究商品价值规律,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的研究中,商品价值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商品使用价值居于从属地位。基于这一把握,才得以完成资本运动规律的研究。而刘诗白教授的《现代财富论》则相反,基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出发,把研究视野集中在商品使用价值上,认为在当代社会中的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矛盾运动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形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使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现代生产方式。这就进一步从驾驭市场的高度(而不是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均衡价格的适应市场论或是商品效用价值的消费心理论)说明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必要性,说明生产方式的变革仍然是当前社会经济中的主要矛盾。灼见《现代财富论》是《资本论》的时代深化,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诠释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矛盾运动的认识论。可见《资本论》与《现代财富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上,不但互相补充,而且分析方法上互逆思维,抓住了时代特征。《资本论》立足于18世纪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研究商品价值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家剥削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揭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现代财富论》则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先进生产方式如何促进多样性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实现了当前高科技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现代财富论》的创新,还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劳动生产力的高科技创新优越性上。刘教授并没有囫囵于亚当·斯密的自利经济人假设的“市场万能论”上。根据劳动价值交换要求,工业革命时期,

资本主义生产也是千方百计节约活劳动的消耗,使商品生产的个别时间低于社会必要时间,从而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在当代高科技飞速发展时期,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要不断地调整生产方式促进科技创新,提高劳动价值中的创新劳动含量。进而刘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驾驭市场中可以发挥“集中资金”办大事的优势,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激励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自觉调控,引导和促进商品性财富的生产。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同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我们改革和建设中必须坚持的方向。刘诗白教授从现代财富的使用价值人手,从价值概念的运用分析推导出社会主义制度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社会制度优越性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刘诗白教授还诠释了在当代高科技革命下的复杂劳动的内涵。他认为,即使是后工业时代机器的不断革新、不断地把劳动简化成“站”在机器旁边的替代劳动,但是,不论机器对人的劳动替代到什么程度,生产要素的结合,仍然是“在劳动启动、粘合、调控等功能下,非劳动要素才能真正发挥出使用价值形成的功能,即使在当代高技术经济中,任何产品始终是劳动产品,是对象化的劳动体现,可见,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学原理并未失效”。这就批驳了刘有源所谓“如果该劳动资料只需要人进行简单的启动或关闭,调控或遥控,或完全控制,那么它就形成了对人及其劳动的一种替代,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价值功能的一种替代,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创造价值功能的一种替代”。换言之,资本家拥有机器,则机器对活劳动的替代价值也只能归资本家占有。

的确,在工业时代的后续阶段,机器革命更是高科技劳动的创新活动并成为现代企业总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生产工具的改良实际是高科技劳动价值对象化为机器形态。与其说机器替代活劳动,不如说高科技创新劳动替代生产过程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而使简单劳动成几何级数倍增。事实证明刘教授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参考文献:

[1]刘诗白,现代财富的性质、源泉及其生产机制[j],经济学动态,2005,(11):5—10。

[2]刘诗白,论当代技术创新[j],经济学动态,2006,(7)。

[3]季正松,从体力劳动价值论到脑力劳动价值论[j]经济学家,2005,(2):21-25。

商品市场论文篇10

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价格竞争已成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一种商战手段。产品的差异性是成为现代企业竞争核心能力的重要部分,用产品的差异性作为主要的竞争战略是企业竞争战略的重要手段。这种情况下,不同消费者对相似产品有着不同的偏好,除价格外,空间也是差异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石河子市A、B超市为例,以博弈论中豪泰林模型为工具,讨论区位不同引起的价格竞争机制。

一、博弈主体简介

石河子市位于新疆北坡经济带中部,是依托于农垦经济基础上建立的一座新型城市。石河子市A超市建立于2007年,位于石河子最主要商业区,是一所全国型连锁企业,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石河子最大的超市,主要以百货商品为主,负一层是金银首饰、箱包饰品的店面群。周边有包括地下街在内的众多商场,价格竞争较激烈,竞争环境相对完善。B超市于2010年建立,处于生活区,其价格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而产生较大波动。其面对的主要目标对象与A有所不同。

二、博弈模型——豪泰林模型的建立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及决策的均衡问题。通过对目前市场中价格竞争激烈的状况及对每一个竞争主体进行分析,基于博弈模型,提出达到“均衡”的主要对策——差异化策略。

垄断竞争厂商生产的是具有差别但又能相互替代的产品,正是由于产品的差别化,消费者对不同企业的产品有着不同的偏好,价格不再是唯一变量。豪泰林提出了一个空间选址模型来解释厂商的定价行为。

在该模型中,消费者认为每家企业的产品在地理空间具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不同消费者定位于不同的地方,即消费者具有不同的偏好。两种商品在地理或空间上越接近,它们就越接近替代品。

基于上述考虑,豪泰林模型假定有一个长度为1的线性城市消费者均匀地分布在城市的(0,1)区间内,分布密度为1。假定有两个商店分别位于城市两端,商店1在x=0,商店2在x=1,它们出售物质性能相同的产品。每个商店提供单位产品的成本为c,消费者购买商品的行路成本与距离商店的路程成比例,单位距离的成本为t。空间位置上的差异决定了各厂商的产品是有差别的,但产品本身物质性能上的相同又决定了产品是能够相互替代的,而且消费者距离各厂商的远近实际上也代表了消费者对厂商产品偏好程度的高低。住在x的消费者如果在商店1采购,要花费tx的旅行成本;如果在商店2采购,要花费t(1-x)。假定消费者具有单位需求,即消费1或0个单位。两个商店同时选择自己的销售价格,令pi为商店i的价格,Di(p1,p2)为需求函数,i=1,2。如果住在x的消费者在两个商店之间购买是无差异的,那么,所有住在x左边的消费者都将在商店1购买,而x右边的人将在2购买,需求分别为D1=x,D2=1-x。该x满足:p1+tx=p2+t(1-x)。

可以求得需求函数分别为:

利润函数分别为:

使商店的利润达到最大化的价格为:

p*1=p*2=c+t

每个企业的均衡利润为:

可见,行路成本越高产品的差异性越大,厂商对市场就越有操纵力,不同厂商出售的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就会降低,由此厂商可以制定较高的市场价格,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当行路成本为零时,不同商店的产品之间具有完全的替代性,即同质产品,消费者就会购买价格低的产品。这个结论也表明:产品无差别就会引起激烈的价格竞争,而产品差别化会弱化价格竞争。

三、模型分析与应用

通过模型可以了解到位于商业区的A超市与位于居住区的B超市,虽然在规模和企业发展方面,A超市都拥有着明显的优势,然而,B超市却拥有着对于周围居民突出的区位优势——行路成本。基于此,超市对市场的操纵力也更强,表1是随机从两超市选出的一些商品价格。

通过比较,B超市的商品不论是日用品还是食品,都比A超市高,其主要原因即豪泰林模型中的行路成本。由于B超市建立在居民区,其市场定位的主要目标群体是小区的居民;A超市在石河子最大的商业区,市场竞争较为激烈,相应的价格机制也更加健全,价格相对低廉。两超市商品价格差距主要源自于以下方面:

(一)旅行成本差异

从模型中可以发现,旅行成本越高,产品差异就越大,均衡价格从而均衡利润也越高。随着旅行成本上升,A超市和B超市出售的商品之间的替代性下降,每个商店对自己商场附近消费者垄断力增强,两超市之间竞争减弱,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下降,从而每个超市商品的价格更趋近于垄断价格。正是基于豪泰林模型,由于超市所在区域不同,对相应区域的消费者有着不同的控制力,从而制定价格。

(二)目标顾客不同

豪泰林模型中已经推断出超市所在的区域不同会导致对不同地区的消费者产生不同的控制力。A超市所在的商业区区位决定了其面对了更为广阔的顾客群体,更为广阔的市场竞争,因此,其价格相对较平稳、低廉。B超市则是于居民区附近,有着相对较固定的顾客群体,整体上看,由于B超市周围小区居民生活水平在石河子属于较高水平,其消费者剩余要高于石河子市整体水平,比较能够接受较高的物价。

(三)经营成本不同

由于超市的性质决定了它们会将自己的经营成本转嫁到其消费者身上,相对于A超市,地处开发区的B超市的地价是石河子最高的,东临市政府,周围餐饮、洗浴等服务业云集。超市的经营成本最终将以商品的价格转移到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物价上。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豪泰林模型为工具,分析了博弈论观点下超市的定价原理,得出包括企业区位在内的产品同质化必然会引起激烈的价格竞争。因为消费者唯一可以用来区别产品的特征就是价格,企业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保证市场份额不被蚕食,只能持续降价,最终导致全行业没有利润。如果生产厂商能够从产品差异化入手,着力于改变模型中的t值,即交易成本,就能够更为有效地控制产品价格,获得更多的垄断利润。

参考文献

1、苏东水.产业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褚淑贞.从博弈论看价格竞争及对策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8).

商品市场论文篇11

【作者简介】杨曾宪,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价值学、美学、文化批评等方面研究。近期主要从事价值经济学研究,重点是系统重释劳动价值论及《资本论》中的基本理论。

商品的家族非常庞大。马克思《资本论》中研究的商品及拙论讨论商品价值规律时涉及的,主要是劳动产品商品;前面几章讨论的,多是非劳动产品商品。但这两大类并没涵盖所有商品,因为“劳动产品商品”中的“劳动”,主要指“物质劳动”,并未完全包括“精神劳动”,即付出高素质创造力、生产精神产品或提供相应服务产品的劳动[2],以及与生产劳动相关的监督行为或道德行为[3]。精神劳动产品(以下简称精神产品)一旦被交换,便也会获得商品属性,这就是“精神产品商品”,或“精神劳动商品”[4]。“精神劳动商品”的外延很宽,其中涵盖着“文化商品”,但也涵盖法律、医疗、管理等精神劳动商品。从事精神劳动的主体,就是通常所谓的“人才”或“白领”[5],精神劳动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价格,有时就是指白领的报酬。

在现代社会中,精神劳动或可能商品化,或不应商品化,须区别对待。一些不应属于商品的精神劳动,要褪祛其商品属性。精神劳动商品,作为重要的商品大类,虽然也依循两大商品价值规律,但其规律皆较为简单,并根据其质级的高、中、低呈现出差异性来。精神劳动的商品化有利有弊,如何存利去弊,也是须讨论的问题。本章的预设前提仍是市场基本规范,虽有违法交易,但交易本身不存在欺诈现象。

关于精神劳动商品化的几种情况

物质劳动、物质产品不一定是商品,这是常识,像公益劳动、馈赠礼品和各种物质公共品等等都不是商品。精神劳动、精神产品同样不一定是商品,这也符合常理。但是,在商品社会中,当众多精神产品都获得商品形式或属性时,要辨析其中那些属于商品、那些属于非商品,有时却并不容易。因此,我们须先对属于或不属于商品的精神劳动略加归类。

1.“不能”或“不应”商品化的精神劳动

这里的“不能”或“不应”商品化,是指两种性质不同的精神劳动。

先说前者。客体要作为商品交换,必须要有需要这些客体的利己主体。但是,许多精神产品,像自然与社会科学、人文学术的基础性研究成果,虽能满足人类认识真理、把握真相、感悟生命的需要,却不可能被个别主体独占独享、不可能作为商品交换。社会有需要,却不能成为商品,便只能靠科学家或学者的无私奉献,或靠国家及民间财力的支持[6],使他们的精神产品像道路、街灯、绿地等公共品一样,无偿地提供给社会。这就意味着,科学或学术研究成果一旦公开,就可为人类共有、共享。

尽管科学或学术成果也会受到著作权的保护,但这主要体现在对作者署名权、原创性的保护上,他人只要尊重原创者的劳动,便可无偿地引用或应用这些成果[7]。这与技术专利的商品属性形成了鲜明对照。譬如,假设甲自然科学家发现了新星系星球,乙社会科学家提出了新货币理论,丙学者找到了重估鲁迅、郭沫若、茅盾关系的新史料等等,这些成果发表后若被广泛关注、频繁引用,三人会非常高兴。当然,甲乙丙的相应著作若受读者欢迎,也可进入市场,获得商品属性,但这与其成果本身的非商品性是两回事。即便庚不购买他们的著作,也可引用其成果,但假设庚不购买丁的发明专利却拿来应用,便会被告上法庭。这也佐证了科学、学术成果的非商品性。

再说后者。关于不应成为商品的精神劳动,主要指党、政、军、公、检、法及各种公共服务机构,如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宫、农技站等领域中的公职人员类似“精神劳动”的“工作”。尽管作为公职人员,他们的“工作”付出也会按贡献、职务获得薪酬,具有商品形式,但它们却不是商品。因为,公职人员供奉的公务机关或军队,是捍卫国家尊严、社会秩序、公民利益的神圣公器,并不是以盈利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公职人员的工作,旨在服务国家、社会、公民,他们不能按酬付劳,有时还需有某种奉献精神。因此,这些工作的利公性质与商品交换的利己性质本质上是对立的。

2.可能但不应完全商品化的精神劳动

这类精神劳动主要指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精神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这几类精神产品可满足人们的需要,消费者愿掏钱购买,它们自然便可能成为商品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普遍商品化。现代国家中,通常会将其一分为二:国家主办或购买一部分教育、医疗资源,作为公共品供给,以维护社会公平;同时,允许部分教育、医疗资源作为精神劳动商品在竞争中生存,以提高劳动效率和服务质量。眼下中国,实际上是一分为三:完全作为公共品供给的有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民防疫保健等;具有商品形式但非商品化的高中、大学教育和公办医院;完全商品化的民办学校和私立医院。须提请注意的是,尽管作为公共品供给的精神产品不是商品,但其中从业者的劳动却仍具有商品属性,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公务员。

3.可能且应当商品化的精神劳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凡与公益性无直接关联的精神劳动,则可完全具有商品属性,由市场配置资源、满足社会需要。如社会文化领域中的法律、新闻、出版、影视、艺术、体育,如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发明、技术、管理、创意、广告、公关、会展,如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婚庆、调查、咨询、形象设计、心理辅导、健康顾问等专业的精神劳动。

社会文化领域中的精神劳动内容,人们皆已熟知。须略加说明的是,其中的“新闻”“出版”,不限于传统形态:如个人微搏一旦做强、做大,同样是新闻产品;网上个人发表作品产生反响,同样是出版。现代电视中兴起的各类真人秀、社会访谈类非传统娱乐节目,也是“节目”、是精神劳动商品。而“艺术”“体育”都指专业人员的专业劳动,自娱自乐的“艺术”和全民健身的“体育”,不在此列,因为它们没有市场。当然,“可完全具有”商品属性不一定就“具有”,国家出于政治和文化需要,也可使某些精神劳动非商品化。譬如,少数出版社、报纸、剧团、运动项目可以不进市场,少数濒临灭绝的艺术门类和“传人”,国家要出资保护等等。但是,这种情况是例外,不是通例,它与公立教育、医疗单位非商品化不是同一问题。

社会经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精神劳动内容,同样无须繁复阐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明、技术、管理和创意、广告、公关、会展等领域的精神劳动,以及监督活动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商品生产,其自身当然也获得了商品属性,而且是更重要的商品,因为离开它们,企业就无法在竞争中存续。而婚庆、调查、咨询、形象设计、心理辅导、健康顾问等等则是满足现代人社会生活需要、提升生存质量的重要职业。除企业或个人之外,甚至现代政府活动也需要由专门企业和专家提供公关、会展、调查、咨询等等服务。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种类的精神劳动都已充分商品化了,有些本身就已经属于经济活动了。当然,充分商品化也不一定完全商品化,像非盈利组织的公关、调查、咨询活动,就不是商品。

精神劳动商品价值的两条获取路径

精神劳动是内含高创造力的劳动。但精神劳动创造的,只是文化产品,包括科技文化、教育文化、艺术文化产品等等;精神劳动产品,具有的只是文化使用功能。只是在商品社会中,当精神产品的使用功能能满换对方的需要时,才会获得商品属性,同时获得商品交换价值,即精神劳动商品的市场价格。这其中的过程和原理与获得商品属性的物质产品是完全一样的。精神劳动的创造,表现在两条途径上:一是参与物质产品的创造,在创造过程中,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形成集成劳动;二是独立创造精神产品,在创造过程中,劳动者或个体或集体劳动。由于精神劳动在这两条路径中获得商品价值的过程是有区别的,我们其下分别加以讨论。

1.通过物质产品获得商品价值的精神劳动

在人类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中,精神劳动起着关键和决定性的作用。现代工业生产中,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发明、技术、管理等精神劳动者,通过发明新机器、创造新技术、推行先进管理模式,不断促成并提高工人超质劳动的质级、提高生产效率、增创产品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设计、创意、广告等精神劳动者,通过形象设计、品牌创意、广告传播、会展推介、公益善举,不断提升产品美誉度、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增加产品固有或附加使用价值。正由于这两方面的精神劳动可大幅增创或增加产品使用价值,从而使其作为商品可获得更多交换价值,也使资本家获得了巨大盈利甚至剥削的空间。资本家深谙此理,所以愿出钱像购买机器、原料、雇佣劳动一样购买这些精神劳动,这些精神劳动自然便获得了商品属性和商品价值。

既然此类精神劳动的商品价值体现在它们对物质产品生产的贡献上,所以,它们的商品价值归根结底要以物质产品商品价值为中介体现出来。只有当各类白领的精神劳动能增创或增加产品使用价值、使产品增获商品交换价值时,其精神劳动才能被资本家购买,才能获得商品交换价值。如果甲应聘从事技术研发工作,但一年下来,没有任何发明创造,不能给企业增加任何盈利,他便可能被资本家解雇或转到“蓝领”岗位工作了。如果乙擅长高科技企业管理,屡次使濒临破产企业重新崛起,其精神劳动的商品价值便会大幅升值,他可能会被其他资本家以更高年薪挖走。由于此类精神劳动的商品价值主要体现在物质产品商品的盈利上,这样从理论上讲,当某类商品暴涨或暴跌时,相关的精神劳动商品价格,或相关白领的工资也会跟着暴涨或暴跌,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除极少数专司服务某类产品生产的精神劳动――如乙独家拥有指导雕花椅生产技术,此外身无长计――的情况外,多数精神劳动都会形成相对独立的行业市场,其薪酬只能按其精神劳动的高、中、低水平,依循下文将讨论的精神劳动商品价值规律变化。

上述精神劳动的相对独立性,还表现在它所创造的文化价值与其可获得的商品价值的“不等值”上。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譬如,甲的高水平的专利技术发明,尽管其科学文化价值非常高,但或因其过于超前而无法转化为实用产品、或因其转化成本太高无法使企业盈利,其商品价值便却可能很低,甚至无人问津。反之,丙的低水平专利技术发明,尽管其科学价值很不高,却因其能大幅提高产品性能、增加企业盈利,其商品价值却可能非常高[8],被人高价购买。

在物质产品生产和资本增值过程中,超质劳动的作用无疑更为关键,所以有关支持超质劳动的技术、管理等劳动的重要性拙论已经并将反复阐述。但与此同时,能提高商品附加值的设计、创意等精神劳动也很重要,它们增创产品价值、增加资本盈利的功能与技术、管理劳动是一样的。后文为讨论简化起见,将不多涉及这类精神劳动的作用,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此类劳动的意义却越来越凸显出来,所以这里集中做些讨论。

市场经济中,最典型的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精神劳动创造,就是品牌的打造了。在这里,我们首先须划清现代“品牌”与传统“老字号”的区别。任何名牌商品,都必须建立在诚信经营、产品可靠的基础上。如我们前文已论及的:“著名品牌比一般品牌、一般品牌比无品牌商品的售价高,究其原因,除品牌的文化增值因素外,便包含着诚信级差因素在内。”重视商品信誉的商家,在中国就是所谓“老字号”。老字号商家要几十年、上百年地持续诚信经营,才能获得市场口碑,使其商品获得相对高售价。但是,这种老字号的相对高价,源自产品的保真保质,在其诚信的背后,从生产原料、工艺到成品上柜,商家都需付出相对高成本,商品本身并不存在增值问题。传统经商中所谓的“货真价实”“一分钱、一分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而现代的品牌打造则不同了。同样质量可靠的一双鞋子,贴上国际名牌商标,就可卖数百上千元;贴上国内杂牌商标,则只能卖数十上百元。而同样可靠质量的女包,世界顶尖品牌真品价格竞比仿品贵了上百倍!如此使用价值几乎相同、相仿的商品却会产生十倍、百倍的差价,传统的劳动创造理论似乎很难解释。但是,如果把精神劳动创造因素考虑进来,这种现象便很好解释了,因为名牌与杂牌、真品与仿品,其使用价值或内含的劳动质级、量值,仅仅是表面“几乎”相同,其背后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一双普通的鞋子或女包,无论制作多么精致,所满足只是人们对鞋或包固有使用功能的需要;而一双名鞋、一只名包,所满足的却是人们显示其高贵身份、身价的需要;如此能显示高贵身价的商品,当然只能高价而不能低价了。

但如果谁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只要商品敢卖高价,就可使之“高贵”、获得高附加值,那就大错了[9]。若此法有效,商品交换价值规律便失效了。必须认识到,名牌的高附加值,是源自其能满足消费者特定精神需要的文化附加功能,除了“显示高贵”之外,它还可“表达爱情”“体现健康”等等;而要使普通产品获得这些功能,企业需聘用数百、上千高水准的创意、策划、设计、公关人员,持续从事高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以形成并确保市场对这些附加功能的认同。如果在名牌创意设计或持续维护过程中,一不小心出了问题,便可能前功尽弃,使名牌声誉及其附加功能丧失殆尽。

换个角度可能解释得更清楚一些:名牌商品除自身使用功能外,它还是一种价值符号,无论是女包、腰带,还是鞋子,都变成了一种“能指”,其内涵丰富的“所指”,才是真正满足高端消费者需要的使用功能所在。但这种“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联,靠商家的强加不行,靠个别消费者的认可也不行,它就像造词一样,必须让受众普遍识记、认同、传播才能成功。问题是,要让受众把原本无关的“能指”与“所指”,譬如将一只“女包”与“高贵”身份条件反射地联系在一起,或是将原本普通的生活用品视同为金银般的奢侈品[10],这谈何容易!坦率地讲,这甚至比一般的技术发明都难,商家为此付出的精神劳动是难以计量的。否则,世界上便不会仅有少数顶尖品牌在竞争中胜出并被消费者认同了。正因为品牌打造者成功地将诸多文化功能附加在品牌上,满足了高端消费者的精神需要[11],使之愿高价购买,所以才使其相对非名牌商品获得了一块高附加值。反过来说,名牌的高附加值正是对商品中所积淀的高质精神劳动的肯定;名牌商品可置换十倍、百倍的非名牌商品,本质上也是符合等劳交换原则的,只不过名牌商品中的“劳”,更多是“精神劳动”而已。

为保持其垄断性的高价位,一些顶尖名牌商品,往往会自觉采取限量生产、饥饿销售的策略,以凸显其稀缺与珍贵品格――因为这些商品一旦批量生产、大幅降价,便丧失了自己存在的根据。这就使此等内含精神劳动比重甚大的名牌商品,几乎可归属为顶端精神劳动商品[12]了,这使它们甚至不再依循物质产品商品价值规律,而是依循下文讨论的顶端精神劳动商品价值规律了。譬如,其价格不会随商品生产效率提高而逐步降低,也不会随供求关系变化而浮动。

2.通过精神产品获得商品价值的精神劳动

人类的精神劳动,在服务于物质生产的同时,也独立创造精神产品;当这些精神产品满足消费者需要被交换时,精神劳动也获得了商品属性。人类的精神产品,又可分为个体创造、集体创造两种,我们分别进行讨论。

个体精神产品,就是劳动者个体独自从业创造的精神产品。如个体创作的画家、作家、歌唱家,个体经营的医生、律师、教师等等,当他们的精神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如画作满足收藏家的需要、医疗满足患者的需要、法律诉讼满足原被告的需要――具有使用价值时,便可通过交换获得商品属性及商品交换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创造者的精神劳动,便自然变成了精神产品。像画家,他出卖的画作无疑是精神产品,而歌唱家出卖的“歌唱”,其过程固然是“精神劳动”,但听众所享用消费的,却只能是“精神产品”,是歌唱家精神劳动“成果”。而从商品交换角度讲,彼此交换的也只能是可计量的精神劳动“产品”。譬如,像法律服务、家教服务,通常便是以“时间”为单位,把连续性的精神劳动切割成“产品”出售。这些个体精神劳动商品的价格,由于与物质产品商品无关,都只能在与客户、与消费者的谈判中直接形成,即完全由市场、由供求关系决定。

集体精神劳动,就是劳动者集体从业[13]的精神劳动。譬如,私立医院、学校提供的医疗、教育服务等等,民营剧团、影视公司创作上演的剧作、影视作品等等。当这些精神劳动进入市场后,便是集体精神劳动商品。在集体精神劳动方式中,有集合型的,也有集成型的。前者像医院的医生、学校的教师,他们多数情况下仍是个体劳动,但要接受统一领导,彼此要相互协作;后者像影视艺术团队中的导演、演员、舞美、音乐及管理、策划等主创或辅助人员,他们都是在统一指挥下,汇智合力为完成总目标从事精神劳动。这种集成精神劳动方式,与企业中的集成生产方式完全相同,只是所生产的是精神产品而已。

无论以怎样劳动方式进行,当集体精神劳动成为商品时,其个体成员从事的精神劳动便同样获得了商品属性,只是这些商品的买方,是相关投资人而已。这之中的道理与物质商品生产也完全相同:只有当各类人才付出的精神劳动直接或通过集体创作间接满足消费者需要时,投资人才会购买这些精神劳动。集体精神劳动商品及其成员的个体精神劳动商品,其交换价值的高下,归根结底仍是由市场说了算,由交换双方决定。

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精神劳动商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皆存在品牌打造或维护的问题。鉴于这种品牌的价值增值规律与物质产品商品几乎相同,无须重复讨论。但是,当集体精神劳动单位中的个体独自从业时,却可能产生某种对集体品牌价值的损益问题,值得一论。譬如,当名牌大学教授或名牌医院医生个人外出授课或医疗时,他们的身价便可能远远高于同等水平的普通大学教授或普通医院医生。现实中人们最熟悉的例子是家教:只要打着名校旗号,不仅容易招生,且可以高收费。这相对的高收费,未必反映该教授、医生的精神劳动价值,同样属于品牌的附加增值,它理应归集体所有(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反之,假设该教授或医生水平超高,为提升学校或医院品牌美誉度做出了贡献,则理应从集体那里获得相应奖励(当然这也是不可能的)。不过,像教授和医生这种私下“走穴”的情况未必合法,因它会影响其本职工作,但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借光”合法增值的精神劳动商品却是现实中常见的。譬如,凡参加过奥运会开闭幕式团队的创作人员,或者是出席过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员,其身价都会成倍增加。当然,“借光”总是难以持久的。

这里还须提及的是某些特殊的以个体方式存在的集体精神劳动商品。譬如那些灿烂升空的歌星,表面上是个体从业,其实在他或她的背后,都有一个创作团队,其中还包括与歌唱无关的创意、策划、广告、公关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歌星本身更像是一著名品牌,其团队的任务,就是让这一品牌最大化地保值、升值。正因如此,当红歌星与歌唱家的出场费相差数十、上百倍便不足为奇了,因为这些歌星满足的不仅仅是听众欣赏歌曲的需要,更是狂热粉丝追星捧星的需要。而真正个体劳动的歌唱家,不具有这种附加功能,自然无法与团队打造的明星竞争了。个中道理和普通女包无法与顶尖名包竞争是完全一样的。

精神劳动商品价值规律

精神劳动不同于一般物质劳动:劳动者通常需有高学识、高技能,有时还需要高天赋;其产品往往也有原创性、独特性,通常还不可批量生产[14]。这就使精神劳动商品即便供求平衡,也难像物质产品商品那样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等劳交换,形成合理价格。譬如,一个天才发明家思考数分钟迸发出的创意,是庸才们一辈子也想不出来的。但是,现象复杂,不一定规律复杂。恰好相反,正因为精神产品无法批量生产,其价格便不会像物质产品商品那样随“量变”而急剧涨跌,这就使精神劳动商品价值规律像自然、机会类商品一样,也表现得较为简单。当然,简单中也有差异,这种差异与精神劳动的质级高下直接相关。其下,我们便将精神劳动商品分“顶端”“中端”“低端”三大级差档次,分别讨论其价值规律。

1.顶端精神劳动商品价值规律

所谓“顶端精神劳动商品”,是指各领域中处于顶尖位置的精神劳动商品。这类精神劳动商品,因其不可超越性、不可替代性,常会独霸或垄断市场。譬如,像苹果的乔布斯、微软的比尔・盖茨,他们的发明与管理,便属于全球顶尖的精神劳动商品。譬如,像著名律师、著名导演、国际巨星的精神劳动及书画巨匠的作品等等,也都属于这种顶端商品。当然,这里的“顶端”绝不是“评选”或被“认证”出来的,而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由于顶端精神劳动常依存于天赋,不可复制,又由于市场或公众能高度认知、认同的精神劳动者永远是少数,所以,顶端精神劳动商品必然是极度稀缺的,会像茅台、五粮液、冬虫夏草一样,价高而量不增。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金之下却未必出天才,像乔布斯、比尔・盖茨,绝不会因有重赏,便能大批涌现的。正因为量不增,所以它们便常会创出令人咋舌的天价来。天价,也是顶端精神劳动商品的特征。

价格高下存在于比较中。称顶端精神劳动商品价格为“天价”,也是因为它与中、低端精神劳动商品之间的价差太大。顶端精神劳动商品如此之高价,或者说,与普通精神劳动商品的差价如此之大,是否合理?站在市场之外,回答可能是否定的;但站在市场立场上,回答则是肯定的。市场经济中,即便再不可思议的价格,也是利己主体给出的,也是有根据的。这里,我们以演艺巨星出场费和大师书画价格为例,讨论一下各自天价的形成规律。

其实,关于前者的天价形成,我们在讨论名人广告代言费时已阐述了,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巨星们的天价出场费,表面看是炒上去的、是制片方或主办方抬上去的,实际上却是他们精心算计出来的。常有制片人或组织方“抱怨”:某大片投资、某演出收入的一半或三分之二被某巨星“卷走”了。但人们心知肚明,这些所谓“抱怨”,不过是在借题发挥、宣传造势而已。因为巨星是他们自己邀请的,如一律选用新人,新人们很可能按潜规则倒贴呢!但他们知道,假如某部影片或某场演出少了特邀主演或闪亮登场的巨星,即便投资减半,却依然要大亏其本;反之,一部大片、一场演出,即便巨星“卷走”大半,因最终票房飘红,投资人依然可赚得盆满钵满。

如此天价买来的顶端精神劳动商品之所以还能赚钱盈利,就是因为巨星拥有超众魅力、超高水平,他们的精神劳动能满足观众的审美需要、娱乐需要和追星需要;其作为商品,具有极高文化使用(享用)价值,所以能换回超高商品交换价值[15]。假如某巨星已被市场抛弃,商演或大片投资方谁请谁赔钱,他便会变成明日黄花,自动跌价了。当然,精神劳动商品的“天价”究竟高到什么程度,最终还要取决于喜好观众的购买力。假设“粉丝”们心有余而力不足,票房上不去,即便巨星仍是“天价”,却也要降一个档次了;又假设观众普遍缺少高购买力,囊中羞涩,演艺界就不存在顶端精神劳动商品了――这和人们没钱打官司,也就不存在大律师是同样的道理。这一规律,适用于所有以物质产品商品、集体精神劳动商品为中介,获得商品价值的顶端精神劳动。

关于后者的天价形成,则与我们讨论过的奇石天价形成的道理一样,它都是由买家追捧上去的。这之中,有看中大师作品升值潜力的投资商,也有真心喜欢大师作品的收藏家。尽管他们作为买家的身份是共同的,但其购买原则却是不同的。投资商同样要算计大师作品的升值潜力,根据升值预期确定其最高报价[16];收藏家则要根据自家情况确定其专项购买资金,并由此限定其最高报价。假定某大师作品升值潜力很大,收藏家的购买力有限,其价格自然要取决于投资商的最高出价;反之,假定某大师作品市场前景不明,投资商不愿追高,其价格则要取决于收藏家的最高出价。假如某大师作品市场前景极好、收藏家又都是巨富,这时大师作品的市场价便会由两者中的最高出价决定,从而创出新的天价。当然,大多数顶端精神劳动商品是没有投资价值的,它们的价格便只由消费者的最高专项购买力决定。譬如,名医、著名创意设计师等等的高收费,便属于这种情况。

从如上分析可以看出,顶端精神劳动商品所适用的,其实是简单、单一的市场供求价值规律。即:顶端精神劳动商品的最高价,由其可给投资者带来的最大预期收益或需要者的最大专项购买力决定。在最高价限度内,其价格生成有很大随机性,最终经常由买方的最高出价决定。这里不涉及“最低价”,是因为对顶端精神劳动商品而言,其价格只有“高”或“更高”,一旦考虑到“最低价”了,也就意味着它可能丧失顶端资格了。这里提到了“随机性”,是因为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市场上,精神劳动商品的投资者或消费者不同,价格自然会有所波动,这是很正常的。

2.中端精神劳动商品价值规律

这里的“中端精神劳动商品”,是指各领域中处于顶端、低端之间的精神劳动商品。这类精神劳动商品虽不属于顶端、数量较多,却都是合格或优秀的、能满足市场相关需要的。只是因其数量相对较多,必然面临市场竞争;又因其合格或优秀,又能在竞争中存续,维持其市场地位。假设有极少数出类拔萃的精神劳动商品因受追捧而供不应求,便意味着这些商品可能已跻身“顶端”之列了;假设有一些水平相对低的精神劳动商品因竞争乏力而供大于求,便意味着这些商品可能已降级到“低端”之列了。实际上,凡属于中端的人才,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们绝不会与顶端人才攀比,但也不会放弃与买方讨价还价的机会。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端精神劳动商品会形成大体接近的市场价。我们要讨论的,便是这种价格形成的规律。

通常情况下,市场对各类中端精神劳动商品的需要数量或能要水平是大体稳定的,而各类中端精神劳动商品的供给数量或能给水平也是大体稳定的,它们都不会在短期内剧烈增减变化的。在这一前提下,经买卖双方的竞争博弈,中端精神劳动商品必然会形成其合理的市场价格。以电影表演市场为例:每年全国投拍电影数量、电影制作成本、电影市场购买力应当是有数的,不会一年一大变;相应地,能满足拍摄需要的一线知名电影演员,也会形成相对稳定的队伍,供求处于相对平衡状态――那些窜红的知名演员会进入巨星行列;那些片约太少的演员则会退出一线。在这种情况下,知名演员的出场费,便自然会在竞争中形成大体一致的标准并稳定下来。

这个道理从理论上讲非常简单:如果知名演员们出场费要求过高,制片人测算下来无利可图,会拒绝投资拍电影;如果制片人集体压低演员出场费,自己预留盈利空间太大,知名演员们会拒绝签约。这样,双方基于各自利益,必然会找到一个均衡利益的分配点,把演员的出场费确定下来。实际上,美国NBA劳资双方便是这样谈判的。现实中,即便集体谈判机制不存在,这个博弈过程同样是存在的。譬如,知名演员甲如果开价过高,制片人乙便会另找他人。如果乙不懂行情,同意了甲的高价,那么其他演员纷纷效仿提价,必然会超出制片人的承受限度,制片人丙等便不再投资;由于供求双方处于平衡状态,丙等不投资,丁等知名演员必然失业,他们便会把要价降下来,甲的价格便失效了。反之,如果制片人丙开价过低,知名演员丁也会另找其他制片人。如果丁不懂行情,接受了丙的低价,那么其他制片人纷纷效仿降价,必然会突破知名演员可接受的价格底线,演员甲等便会拒绝签约;由于供求双方处于平衡状态,甲等拒绝签约,乙等的影片便无法拍摄,他们也会把开价涨上去,丙的价格便也失效了。当然,假如甲的高价就是降不下来,或者丁甘愿接受低报价,这或者表明他们已升级、降级了,或者意味着一线演员市场供求关系已失衡,双方只能在博弈中寻找新的平衡点、“发现”新的稳定价格了。

即便像技术、管理等精神劳动,虽然与物质劳动产品紧密相连,但其作为精神劳动商品的价值规律同样独立存在。假设甲、乙、丙等白领服务的丑企业产品供不应求、盈利巨增,这却并不等于甲、乙、丙等出售的中端精神劳动商品也供不应求、可获得高薪酬。实际上,除去做出关键贡献的高端精神劳动者之外,企业中的大多数人才,其薪酬并不能远高出市场上的人才报价。因为一旦甲、乙、丙提出高薪要求,丑便会招聘新人顶替他们,从而遏制其提薪诉求。反之,当丑的企业亏损严重时,也并不等于甲、乙、丙等人才也供大于求,只能像过剩商品那样被低价甩卖。因为一旦丑大幅压低薪酬,甲、乙、丙也会转岗到其他企业中谋职,依然保持其合理薪酬水平。

那么,如此制约或促使中端精神劳动商品形成合理价位的规律是什么?就是已讨论过的市场均平价值规律。在这里是指:中端精神劳动商品市场在供求相对平衡的条件下,自动平抑过高、平衡过低价格,等劳等酬,形成相对统一价格的规律。这一规律告诉我们:尽管中端精神劳动商品看似定价难,但只要该类商品形成市场且供求相对平衡,其合理价位便会由市场客观地给出,并制约相同精神劳动商品价格的形成。当然,中端人才价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遇经济过热,整个人才市场匮乏,其均平价格也会普遍上调;如遇经济危机,整个人才市场过剩,其均平价格也会普遍下调。但无论怎样,都不会出现像某些实物商品那样暴涨或暴跌的情况。同时,中端精神劳动本身,也是可能有级差的;这些存在级差的中端精神劳动商品,也会依循与自然类商品相同的“质级差价”规律,即不同级次的中端精神劳动商品之间,会存在某种价格差距,并在市场价格变化中动态保持这种价差。个中道理与自然类商品完全相同,不再重复例释了。

我们的讨论没涉及不同种类精神劳动商品的价格均平问题。这是因为,精神劳动的行业门坎相对较高,隔行如隔山,人才的职业选择往往是终身性的,不同行业间的收入是很难均平的。譬如,即便演艺界中端演员收入是中端工程师的数倍,工程师也不能改行去做演员,这与房介萧条了,员工可去做婚介甚至去做饭店服务员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但这不等于说市场规律在宏观上便完全不起作用了,只是它所起作用的周期较长而已。其道理在于:尽管现有人才难以“跳槽”,但新的人才却会“选槽”。譬如,当社会上律师人才匮乏价格高起时,大学的法律专业便会成为热门;当市场中外贸人才过剩时,大学的经贸专业便会成为冷门。这个过程中,市场价格信号同样起着导向和调节作用。但若缺少必要的前瞻性的计划指导,单凭市场调节也会产生滞后负面效应,这和今年猪肉价格暴涨,明年猪养多了会暴跌是同样的道理[17]。

3.低端精神劳动商品价值规律

所谓“低端精神劳动商品”,是指各领域中处于最低档次的精神劳动商品。这类精神劳动商品,因其相对质级较低、缺少竞争实力,在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譬如,一线知名演员能与制片人讨价还价,而众多二三线演员大多只能接受制片人给出的价格,他们所出售的就是典型的低端精神劳动商品。价格相对低廉,也是低端精神劳动商品的特征。

低端精神劳动商品的“过剩”,在不同领域中的存在情况是不同的,它主要体现在供求关系失衡上,不能简单用数量尺度衡量。譬如像医师、律师等执业资格要求很高的职业,“低端”就未必是数量众多。即便低端的医生、律师数量不多,但因其术业不精,鲜有人向其求医、找其辩护,便同样处于严重过剩甚至失业状态。当然,更多的情况下,低端精神劳动者是数量过剩的,像一般的技术、会计、管理或公关、广告、形象设计人员等等,像普通画家、歌唱家、舞蹈家、作曲家、摄影家等等。这类人才非常明白自己的地位和身价,通常只要能维持其体面的生存、能使其继续从事专业劳动,他们便可接受对方的报价。而且,为了生计,他们彼此还会竞相降价。这样,资本家或投资人支付的薪酬便可能极低,使他们和雇佣工人一样受到剥削。低端人才如果遭遇这种情况,只有靠法律的武器、靠工会的力量,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后文讨论有关剥削的问题时,将会论及这些措施。

可见低端精神劳动商品所适用的,也是非常简单、单一的市场供求价值规律。即:低端精神劳动商品的最低价,由其可继续从事精神劳动的生存成本决定。在最低价之上,其价格生成也有很大随机性,最终经常由卖方的最低报价决定。这里不涉及“最高价”,是因为对低端精神劳动商品而言,其价格只有“低”或“更低”,一旦考虑到最高价,也就意味着存在竞价购买者,它们便可能不属于低端了。须指出的是,有些挣不到足够钱维持体面生存的精神劳动者,像长期接不到案子的律师,可能会转业从事其他劳动了。但有些低端精神劳动者,像那些在街头画画、演唱的艺人,却会依然从事他们所喜爱的职业,而且,这些人才未必是贫困一族。一些中端优秀画家,高价卖画,一年卖不出几幅,照样清贫;一些低端普通画家,不图虚名,廉价卖画,一年下来照样很富。这种贫富反差,也是合乎市场经济规律――他们属于走低端路线的经营方式,和低端商品廉价多销同样盈利同理。但这种情况只适用于个体精神劳动者,像服务于物质生产的精神劳动者,会计、技术员等等,失业就是失业,几乎不存在独立生存的可能性了。

正确对待精神劳动商品化问题

我们已阐述过,并不是所有的精神劳动都能够或应当成为商品的,即便能够或应当成为商品的精神劳动,其仍具有人文属性。这样,商品化对于精神劳动及精神产品创造而言,同样是利弊共存,须审慎辨析、正确对待。其下,我们按第一节的分类,分别进行讨论。

1.“不能”或“不应”商品化的精神劳动

对于像科学、人文研究等精神劳动,不能成为商品,是因为没有买家,理应政府和社会支持。问题是这种支持应采取什么方式。像社会科学应用性研究,像所谓的智库,是完全可能市场化的,政府直接买成果比养人、养众多研究院所合算得多,且有效得多[18]。但是,对于科学基础理论、人文学术研究情况则不同了。政府的支持,应通过高工资方式,给少数有能力、有天赋的专家学者创造良好研究环境,而不能像现在这样主要靠课题、靠评奖来支持[19]。这种类似商品化的激励做法,效果适得其反,因为金钱投入与思想产出不可能是正相关。

支持如上结论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如此把基础研究项目化、工程化的模式实行许多年了,但以文科研究为例,当代几十万学术大军的成果及拔尖人才水平,却远不及当年西南联大百余名教授。在那样艰难的岁月中,联大教授们能获得令今人自愧不如的成果,就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出自为科学、为学术献身的精神,甘愿在清苦中享受精神创造的快乐。而当代学者,前有基金刺激,后有奖金诱惑,已鲜有为学术献身的精神了,更何谈真正的精神创造!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买不来思想、买不来创造力、更买不来诺贝尔奖。反而,天才的思想家或理论家,却可能被这种世俗名利的诱惑所扼杀。中国当代学者,离社会所期待的理论创新目标,正南辕北辙、渐行渐远。因此,遵循科学、人文研究规律,给少数有献身精神的教授们创造一个良好环境,使他们能心无旁鹜、宁静致远、沉思长考,才是真正繁荣学术研究的正道。

对于“不应”具有商品属性的精神劳动,则绝不能允许其商品化,或不能按商品化原则待之。关于公职人员不能进行任何权钱交易的道理看似无须强调了,但人们特别是公职人员的认识却未必到位。且不说升官发财的传统观念了,一直以来,人们甚至习惯于把金钱作为衡量各类劳动价值的唯一尺度了。许多贪官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就是“心理不平衡”:凭什么我出力不比资本家少,他们却锦衣玉食,我却非常寒酸?这理由当然不成立。贪官们失去了权力,还有多大能耐暂且不论,即便他的能力果真超强,一旦进入公务员队伍,也就不能再与资本家攀比了。为公民服务,是本分,也是职责。同样的道理,国企的公派人员,其薪酬也是不能与职业经理人攀比的。所谓“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的道理,还需经常讲,要把道理讲透。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健全公务员的退出机制,不能姑息养奸,等到行为不端者变成贪官再把他送进监狱。

2.可能但不应完全商品化的精神劳动

对这类精神劳动,关键要把性质明晰区分,该商品化的就商品化,该公益性的就坚持公益性。中国目前的问题是,一方面公立学校、医院改革不到位,往往暗中进行市场化运作,变相高收费(如择校费、高药费等等),背离其公益属性;一方面是私立学校、医院,特别是私立大学、私立或合资大型医院数量太少,既不足以让公立学校、医院感受到竞争压力,促使其内部机制改革,也远不能满足社会对高档教育、医疗商品的需要。因此,在确保公立教育、医疗主导的前提下,应大力支持私立教育[20]、医疗事业发展。譬如,当私立学校或医院能满足某些家长或患者对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的需要时,眼下这种给公立教师、医生送红包的现象就会大幅减少。

3.可能且应当商品化的精神劳动

这几类精神劳动之所以可完全商品化,是因为它们不直接关涉国民的福利,不存在社会均等化享用的问题;商品化的结果可更好地满足民众的需要,实现最优化的社会效果。其中,便涉及到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中的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容。把这部分文化,特别是艺术院团产业化、推向市场,是否会影响其发展?答案是否定的。国内许多大城市,都供养着一支上千人的艺术院团队伍,年投入超亿,结果却是百姓每年看不到几场演出。连演出都没有,还谈什么艺术发展!如果政府用这笔钱来贴补或购买一流演出,市民则天天有好戏看!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由走穴开始,顶端艺术家大多已进入市场了。现在的改革,只是把中端艺术家推向市场、刺激其创作的积极性,让部分低端艺术家转行,最终实现优存劣汰,既繁荣了艺术市场,也满足了群众需要。与用重金刺激学术研究的情况相反,这确是促进艺术发展的正道。

最后须再强调的是,无论属那一种情况,精神劳动即便成为“商品”,本质上依然是“精神”;商品只是其获得性属性,是精神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等劳交换的社会方式。精神产品的商品价值,不能与其固有的文化价值划等号。作为精神劳动者,更应重视后者,不能为了“金钱”丧失“精神”。如同物质产品市场不允许有伪劣假冒一样,文化产品市场同样不允许有色情低俗存在。文化产品商品化,也不等于不讲主流价值。做到这一点,须靠法律约束,更要靠精神劳动者的自觉、自律。实际上,史上一些著名大画家,生前贫困潦倒,死后其画作才价值连城的。如果这些画家生前逐利媚俗,什么赚钱画什么,他们可能成为富翁,死后其画作却可能一文不值了。如果不明白这些道理,硬把商品价值作为衡量人类一切精神劳动的尺度,必将瓦解人类的政治、社会、文化生存基础,导致“类”的异化。以上这些问题,实际上早已超出经济学范畴,所以,这里不再深入讨论了。

注释:

[1]系列研究文章分别见:《试论雇佣劳动与剥削的非必然关联》见《社会科学论坛》(其下只注明期数)2008年第7期(该文发表后作者又做了若干重要修改,网上可用“百度”搜索到);《消除剥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2009年第5期;《资本剥削现象生成原因与剩余价值理论重构》2010年第10期;《论资本获取相对盈余价值的手段与规律》2010年第12期;《马克思的剥削与剩余价值理论解构》2010年第15期;《“可变资本”、“不变资本”重组与重释》2010年第18期;《解构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2010年第20期;《从马克思的观点论及资本家的劳动、监督与剥削行为》2010年第21期;《资本家决策劳动对资本增值的意义》2010年第22期;《论商品的社会系统属性及其科学定义》2011年第1期;《从价值一般到商品价值二重性》2011年第3期;《劳动创造价值论》2011年第4期;《科学对待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缺憾》2011年第5期;《论商品交换动机、效果及可能的双赢结果》2011年第6期;《商品交换价值规律》2011年第7期;《市场供求价值规律》2011年第8期;《自然类商品价值规律》2011年第10期;《机会商品价值规律》2011年第11期;《权力类商品价值规律》2011年第12期。

[2]笔者在《劳动创造价值论》一文中对“精神劳动”的解释欠准确,应以此处的定义为准。这里之所以没采用“脑力劳动”概念,是因为它欠准确:现代工人劳动,也需要智力。而“精神劳动”,只是指“创造力素质”高的劳动,并未机械地把脑力和体力割裂开来,所以较科学。

[3]因为这些行为通常同样体现出主体的高素质。

[4]“精神产品商品”与“精神劳动商品”,“精神劳动”与“精神产品”,之所以可通用,下文将会论及。

[5]注意,“人才”本身不是商品,就像“工人”本身不是商品一样。通常“人才市场”所交易的实际上不是“人才”,而是“精神劳动”,这和“劳动市场”交易的不是“工人”,而是“雇佣劳动”是同样道理。

[6]马克思的研究,得到了恩格斯的无私支持,便是典型例子;如果没有恩格斯的财力援助,马克思可能早已破产了。即便这样,为了《资本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还是牺牲了自己的健康,这同样是一种奉献精神。如果马克思放弃《资本论》研究,专职去做报纸撰稿人,根本不可避免陷入生活困境。

[7]当然,这里的“引用成果”,是指引用其主要观点,不包括大段的照抄原文;大段地照抄原文,超出一定限度,即便注明,若不经原作者同意,也属于抄袭,两者绝不能混淆。

[8]这也是技术发明创新体制应以企业为核心的道理所在。靠各种课题资助的学院式的技术创新,最后往往开花不结果,就因为它们脱离市场。

[9]当然,这一点并不是绝对的。在当下中国,一些商品只要敢标高价,反而会好卖――那些炫富的人,“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但这种情况不能长期存在,因为当众多商家都用这一手时,它便失效了。

[10]现代的奢侈品的概念中,实际上已包含了这些高价的名牌商品,如几千元一件的内衣。但严格讲起来,真正的奢侈品,只能是金银珠宝之类稀缺、珍稀且具保值功能的商品。诸多人为打造的名牌奢侈品,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将一文不值。

[11]须要指出的是,对中国消费者来说,购买发达国家的名牌商品,还能满足其崇洋的精神需要,因为在这些人眼中,“洋”本身就是高贵的代名词。许多在中国生产出售的“美国商品”之所以比在美国本土还贵,就在于它要在中国维护其“高贵”形象,以便让中国消费者追捧。如果这些商品在中国卖的比在美国便宜,反倒会掉价,丧失其“高贵”形象了。显然,这种高价策略,同样属于名牌打造的内容。许多“专家”不懂这个道理,常以此作为要求对进口名牌商品减税的依据,是完全不成立的。

[12]当然,这并不等于顶尖名牌商品就是顶端精神劳动商品。在顶尖名牌商品背后,是巨大的精神劳动的付出,而在顶端精神劳动商品的背后,却往往是天才的创造。

[13]注意,某些由个体劳动者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如某些律师事务所,只是律师的挂靠单位而已,不从事实质性的合作活动――便不是真正的集体精神劳动单位。

[14]某些可批量化生产或拷贝的精神劳动商品,如报纸、杂志的印刷出版或电影的拷贝发行,只是同一商品满足市场消费需要的方式,这不意味着此类商品可不断重复出版。

[15]当然,这里要排除公款买单(埋单)的情况。公款举办晚会,一掷千金请明星捧场,不是市场行为,也不形成真实的市场价格。

[16]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与投机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其中的高价难免有炒作因素。但如果画作本身低劣,其高价完全是投机商炒上去的,不反映其真实市场价值,则不属于这里讨论的情况。

[17]譬如,因艺术专业热门,中国许多高校都创办了艺术院系,结果许多只会画画的学生毕业后不仅失业,还难以转行,真正是误人子弟。

商品市场论文篇12

1978年,我们党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而经济改革,可以说一开始就是朝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走的。但从最开始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经历了一个曲折演变、不断突破和深化发展的认识过程。

经典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列宁和斯大林开始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因片面理解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和受前苏联的影响,也一度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只有利用、限制、排斥和消灭商品经济,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统的过多、管的过死,难以做到资源配置优化的弊端日趋明显。在50年代中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已有所觉察,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批评了斯大林模式。之后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和“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重要论断,并号召全党学习尊重价值规律。但由于对当时中国经济性质认识上的局限性以及受传统理论的影响,对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存在着深刻的偏见,使这一思想没能坚持下去。1966-1976年“”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及其理论的发展再一次被粗暴地压制和推迟了。真正从经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中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前,突破大一统的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观念,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谈话时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指出,必须通过政策建立起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党的十二大更加明确指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承认了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必要性和有益性,从过去计划经济完全排斥市场经济转向容许市场经济存在,并试图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引入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上的一次大突破。

第二个阶段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一九九0年,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市场取向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并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备条件”。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联系在一起,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石破天惊的大突破。邓小平多次高度评价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又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邓小平高兴地称这个文件是个“纲领性文件”。说“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认识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具体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突破了把商品经济排除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外的陈旧观念,第一次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把商品经济当作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属性。二是突破了把指令性计划当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根本特征的传统观念,肯定了指导性计划也是计划的一种形式。但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只承认商品经济而不承认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1987年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为什么一谈到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十三大报告放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明确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特别是明确提出深化改革的任务主要是“……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这种新的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进一步接近,使我们对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再认识又推进了一步。

第三个阶段从一九九0年到十六大前,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三大以后,我国改革加快了步伐。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改革目标,等等。当然,在那个时期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还是存在不少不同看法与观点,争论的关键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的问题。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及时总结改革开放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和理论探索成果,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1990年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一系列科学论断,纠正了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消除了人们对计划和市场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顾虑,打开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思路,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市场与计划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以及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有了新的重大突破。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正式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从原则上指明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和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解决了一个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经济体制全面向市场并轨,改革举措由过去的小步推进、单项实施变为整体推进、综合配套改革,改革的重心开始由“破”而“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了全面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宪法》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写进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所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和系统化,进一步构画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蓝图和基本框架。1997年9月年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理论,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回答了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具有突破性的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四个阶段主要是党的十六大以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如果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基本框架和基本要求,那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主要重点在于我们要实现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方面面。《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在充分总结改革开放25年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国内外形势后反复酝酿制定的,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又一突破和创新。

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不断丰富和完善进程,可以看出,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突破了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创造性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科学思想,从理论上非常明确地回答了长期困惑人们的一个重大问题,即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由此也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一段话的丰富内涵,更加坚定了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83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91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08页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