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市场论文篇1

(二)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研究国外大量研究表明商品期货市场具有国民经济预警器的功能，期货是现货市场走势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Adams和Ichino(1995)的文章认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当前的价格包含了所有可得信息，因此它可以预测未来的价格。Gorton和Rouwenhorst(2004)证明了商品期货收益率与通货膨胀具有正相关关系，投资商品可以保护市场参与者的实际购买力。Cheung(2009)检验了商品价格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结果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商品价格可以作为通货膨胀变化的显著信号。Browne和Cronin(2010)指出研究商品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货币总量的因素，认为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国内也有关于期货市场与宏观经济的相关研究。比如，周勇(2006)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系统分析期货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期货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部分实证研究，如曾秋根(2005)认为通货膨胀预期会引发商品指数基金大规模买入以原油为代表的一揽子大宗商品，从而导致价格大幅上涨，而商品价格上涨反过来又会增强通货膨胀预期，最终形成一种循环关系。李敬辉和范志勇(2005)利用世代交叠的理性预期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现，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改变了可储存商品的收益率，从而导致经济主体存货行为的改变，进而对大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张树忠等(2006)计算了我国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通过检验其与CPI的实证关系，论证了我国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对CPI的先行指示作用。部慧和汪寿阳(2010)通过研究商品期货与通货膨胀关系发现，我国商品期货具有显著的通胀保护功能。郑尊信和熊晓光(2012)基于上海期货交易所铜和铝期货的库存变化研究了货币政策与商品价格的动态关系。综上，目前关于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主要利用商品价格或收益率层研究商品价格变动对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其中一些文献也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商品价格的逆向作用。但是，针对商品市场便利收益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研究相对欠缺，而能够反映商品市场供需情况的便利收益可能包含更多决定未来宏观经济变量走势的信息。本文从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具有代表性的11个品种出发，研究商品市场的基本面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变量影响。本文借鉴Gospodinov和Ng(2013)对便利收益与商品价格关系的研究，并结合Fisher(1930)对资产名义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分析，研究便利收益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功能，以期揭示大宗商品基本面信息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设计

(一)商品价格模型St和Ft，n分别表示时刻t的现货和距到期还有n时间的期货价格，rt，n表示时刻t到t+n的利率。定义Ft，n－St为期货与现货的基差。首先，根据期货存储模型，认为期货与现货的基差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为放弃借入现金买入现货的机会成本，另一部分即为持有现货的仓储成本等，即为便利收益(Ct，n)。

(二)通货膨胀与资产收益率根据Fisher(1930)可知，同种货币计价的资产预期名义收益率会收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而资产的实际收益率应该由资本的生产力等因素决定，与通货膨胀不相关。

(三)实证模型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利用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分别对商品现货加权收益率、预期通货膨胀和非预期通货膨胀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如。

三、数据及变量

本文研究商品期货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利率数据采用WIND数据库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交易平台6个月期国债利率，价格指数等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综合数据的时间段匹配以及样本量的大小等问题，选取2005年1月至2012年2月期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商品期货市场数据为日度数据，国债利率也为日度数据，为了进一步与阅读数据价格指数匹配，我们采用月内平均的方法处理商品期货与国债收益率数据。我们采用临近到期的当月期货价格代表相应商品的现货价格，采用次临近到期的次月期货价格组成期货价格序列。进一步，由于各商品之间的特质因素等影响，各商品的便利收益率的变动情况各不相同。为了提取各个品种便利收益率的共同驱动因素，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便利收益率的主成分，然后进行分析。另外，文中通货膨胀率数据根据经过季节调整的价格指数计算得到，并利用HP滤波分解得到通货膨胀率的长期部分和冲击部分，分别表示可预期成分和未预期成分。

四、实证分析

(一)便利收益率主成分与商品现货加权收益率利用模型一研究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对未来一段时间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由表1可以看出，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对现货加权收益率的影响随着持有期限逐渐发生变化:便利收益与1、2、3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之间显著负相关，与6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而与12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仓储理论认为市场参与者通过持有现货可以有效快速应对供给和需求冲击，从而获得便利收益。较高的便利收益能提高市场参与者对现货的需求，降低持有期货的意愿，导致现货价格较高，期货价格相对较低，从而导致现货收益率降低;但是从长期来看，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具有相同走势。这就决定了便利收益与期货加权收益率在短期内显著负相关，随着现货持有期限的增加，负相关关系强度逐渐减弱，而长期内则显著正相关。便利收益第二主成分对现货加权收益率的影响与第一主成分类似，但相对第一主成分来说其影响力相对较弱，这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原理相一致。另外，实证结论显示国债利率对现货加权收益率具有显著负影响，商品现货作为一种资产，国债可以视为它的投资替代品，国债收益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对现货投资需求降低，从而导致价格降低。

(二)便利收益主成分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由图1可知，便利收益率第一主成分和月度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反，并且第一主成分的变动比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变动提前一段时间。另外，从二者的相关系数分析也可以发现，二者同期的相关系数为－0.17，显著负相关。而当期的价格指数变化率与上一期的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的相关系数为－0.27，亦十分显著。所以可以直观的发现，商品市场便利收益率的主要变动因素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十分密切。进而分析便利收益第二主成分与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关系，发现亦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并没有第一主成分与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关系显著。所以，可以初步判定，便利收益与通货膨胀率同期和跨期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接下来，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便利收益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利用模型二和模型三研究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对未来一段时间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可知，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与预期通货膨胀和非预期通货膨胀之间均为负向关系，显著性随着时间逐渐减弱，即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含有有效信息用来预测未来3个月内(包括3个月)的通货膨胀率。根据已有研究，便利收益是由需求因素、供给因素以及存货策略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它综合反映了市场参与者行为背后的各种信息，第一主成分则更是涵盖了影响整个商品市场价格变化的共同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商品市场的价格走势。显然，供需失衡导致的较高便利收益可以提高市场参与者对现货的需求，降低持有期货的意愿，从而导致未来价格水平相对较低，通货膨胀率降低。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的显著程度降低，这说明便利收益所包含的信息对商品市场具有短期冲击，不具有决定长期趋势的能力。本文认为这和我国商品市场的成熟度有关，尤其是现货市场交易，回顾现货市场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我国现货市场发生过很多乱象，投机氛围比较浓厚。为了规范商品现货市场交易活动，维护市场秩序，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13年11月联合了《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确立了三部门对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的联合监管机制，明确了监管职责。毋庸置疑，新规定的出台将会为现货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随着现货交易行为的规范，综合反映供需情况的便利收益所包含的信息将具有更长久的影响。在我国，国债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动态，因此利率增加可以视为紧缩性政策，对通货膨胀具有抑制作用。由于本文使用的是6个月国债利率，所以利率对6个月后的通货膨胀率有显著负影响。

商品市场论文篇2

我国的房地产业进入宏观调控时期已经有数年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和措施的颁布实施，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笔者拟以安徽省商品房的供需市场为研究对象，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对安徽省的房地产业进行一些探讨。

安徽省商品房需求市场的分析

（一）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测定

根据国家建设部《2005年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安徽省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是22.56平方米，低于全国26.11平方米的平均水平，在内地31个省市中处于倒数第八的地位，从这个指标看，安徽省的房地产业相对欠发达。

统计数据显示，“十五”期间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平均每年增加1.146平方米，年均增长速度为6.035%，增量和增速指标都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以增量指标1.146平方米来计算，2010年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将达到28.29平方米（低于云南省2005年28.59平方米的水平）；如果依据年均增长速度6.035%计算，则2010年安徽省的该项指标为30.24平方米（低于重庆市2005年30.68平方米的水平）。因此，安徽省在“十一五”规划中将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目标定位于28平方米，应该是客观实际的，同时也是保守的，没有过旺的追求。

（二）城镇住房需求量的测定

安徽省2005年总人口为6516万人，城镇化率为35.5%(全国平均水平为40%)，城镇居民2313万人。若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8平方米，产生的主动住房需求为12582.72万平方米；根据安徽省“十一五”规划，2010年总人口应当约束在6750万人以内，城镇化率达到42%，由此计算该省五年的新增城镇人口为522万人，从以往的惯例看，城镇新增人口中约65%需要购置住房，即应该产生的自动住房需求为9500.4万平方米；另外，在“十一五”期间安徽省每年安排的城镇住房拆迁安置约为600万平方米，五年总共需要拆迁安置的被动住房需求为3000万平方米。上述三项需求的合计是25083.12万平方米。

考虑到按城镇化水平计算的城镇人口中包含部分非当地户籍的外来常住人口（安徽省外来常住人口约占15%），而现有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是按城镇户籍人口计算的，如果按照城镇化口径人口数计算，则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有所降低。因此，“十一五”期间安徽省城镇住房的需求量应该是25083.12万平方米的85%，即21320.65万平方米。

（三）商品房需求市场的分析

商品房需求量由商品住房需求量、非居住类商品房需求量、配套公共建筑需求量三个方面构成。首先，从商品住房需求量来看，随着住房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安徽省城镇住房中商品住房的比重已经达到70%，用这个比重测定，“十一五”期间安徽省城镇商品住房需求量是14924.46万平方米。其次，在正常情况下，各类商品房结构中，商业用房、办公楼、厂房等非居住商品房一般占25%左右，由于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与住房水平都比较低，在1995年至2005年的十一年中，商品住房的面积占商品房面积的比重超过了84%，住房所占比重过大，所以，可以考虑选择16%的比例来测算，即“十一五”期间安徽省非居住类商品房的需求量是2387.91万平方米。第三，配套公共建筑面积一般占住房面积的5%，14924.46万平方米的5%是746.22万平方米。三者合计，十一五期间安徽省商品房需求总量不低于18000万平方米。

应当注意的是，上述“十一五”期间安徽省商品房需求总量的分析是建立相对保守的基础上，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商品住房占城镇住房比重、非居住类商品房标准都选择了最低的水平，由此计算的安徽省商品房需求总量应该是满足需求的下限值。

安徽商品房供给市场分析

（一）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测定

自从1998年全面实行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安徽省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保持了年均增长35%的高速度，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关性高达0.996，经测算，1998年至2006年期间，安徽省房地产开发投资每增加1亿元，能够促使该省的生产总值增加5.85亿元，房地产业的带动性效能较高，支柱性作用明显（相关数据见表1）。

考虑到地区经济的增长要求房地产开发投资产生联动作用，因此以安徽省历年的生产总值作为自变量x，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作为因变量y，使用Excel工具建立有回归模型A：，有=-433.644+

0.169458GDPi（表示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回归值，置信度α=0.05）。

回归模型中F检验统计值等于813.45，t检验统计值等于28.52，查表有：F0.025（1，7）=5.59，t0.025（7）=2.3646，F与t检验统计值都大于各自检验的临界值，表明回归模型具备显著性。

按照安徽省“十一五”规划，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10000亿元，从“十一五”开局之年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个规划目标极有可能提前实现。现在假设安徽省提前一年实现10000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即放大自变量的取值，则2007年至2010年各年的生产总值分别为7226、8500、10000、11764亿元，由这个放大的自变量预测出来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分别为790.85、1006.75、1260.94、1559.86亿元。五年累计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达到5255.80亿元。

（二）商品房竣工面积的供给量

房地产开发投资形成的增量供给直接通过商品房竣工面积这个指标反映出来的，根据1998年以来安徽省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与商品房竣工面积的数据（表1），以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作为x变量，商品房竣工面积作为y变量，可以建立回归模型B：（表示商品房竣工面积的回归值，置信度α=0.05）

表2、表3表明回归模型B可以通过显著性检验。以回归模型A预测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作为自变量，则2007年至2010年安徽省商品房竣工面积分别为2696.13、3272.52、3951.17、4749.24万平方米。“十一五”期间可以供给的商品房的竣工总面积为16736万平方米。

结论及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按照人均住房面积、城镇化率等指标，站在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基础上，可以确定“十一五”期间安徽省商品房新增需求总量为18000万平方米；而根据1998年以来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势态去推导，“十一五”期间安徽省商品房竣工面积供给总量不足16740万平方米，即使商品房竣工总面积可以实现100%销售，供给市场达到最大值，此时距离商品房需求市场的下限值仍然有1260多万平方米的供需缺口，供需缺口的矛盾在“十一五”期间不可能解决。因此可以认为：安徽省房地产业总体上不存在需求过旺、投资过快、发展过热的问题。

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安徽省的经济增长虽然处于高位，劳动者收入增长也较快，但是由于底子薄弱，城市化水平比较低，广大的消费者寻求更大的居住空间还缺乏物质基础，目前寻求的目标是基本的居住空间，所以，安徽省房地产需求在今后若干年中都应该是总需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进入“十一五”之后，为保证总体规划目标的实现，安徽省房地产业必须坚定发展的信心，不能左顾右盼，不能盲目随从，不能出现“拐点”。

为此本文就安徽省商品房发展现状提出如下建议：安徽省应该把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作为发展的准绳，坚决贯彻节约使用土地资源的基本国策，严格执行土地开发建设的总体规划，把握好土地供应结构、土地供应方式及土地供应时间，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不宜像发达地区那样紧缩发展的源头；省内各市要尽快全面推行廉租房制度，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借鉴新加坡政府建设“组屋”的经验，切实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防止发达地区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向省内蔓延；大力发展节能省地型建筑，加快高耗能建材的淘汰步伐，重视节能建材的研发与推广，在全省制定节能标准体系，加强住宅产业化的研究，结合地域特征，全面推广低耗高效的商品房，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综合运用规划、土地、信贷、税收等调控手段，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积极调动房地产企业的积极性，保障房地产市场供给与需求的总体平衡，提高房地产业对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化建设的贡献程度；积极研究符合地域特点的发展房地产业的制度，走制度创新之路，比如在省会与个别中心城市试行“一户一房”制度，保障城镇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打击购房投机行为等。只有把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作为大海航行中的灯塔，而不是禁行的红灯，安徽省的房地产业才能更加安全、快速地向前进，经济欠发达与房地产业欠发达的局面才会得到改观。

商品市场论文篇3

(＿)市场主体混乱

市场主体混乱表现为形形的经营主体进入了市场，或者是主体身份资格不合格，或者是进入行为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一是无证、无照经营.经营者不经过进入资质审查而直接进入市场，成为经济户口中的“黑户”。他们不仅逃避登记注册，而且不缴纳税费，不接受市场监管。二是进入资格不合格。这类伪劣企业通过寻租或者欺瞒行为进入市场后，由于自身经营能力不足，经营方式不规范，自觉不自觉地扰乱了市场秩序。三是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这种逆改革而行的企业会在市场中形成“官商”勾结，利用自身的特殊地位和拥有的特权，侵蚀公平竞争的原则，恶化市场竞争环境。四是个体、私营业主以“挂靠”为名进入市场。这类不合格企业往往“借牌子”挂靠在正规企事业单位或行政机关，但企业主体身份十分模糊，财产收益也大多归私人所得，最多给所挂靠单位﹁些“管理费”了事。

(二)市场交易行为混乱

在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特殊时期，不规范的交易行为层出不穷、形式多样、活动猖獗、影响恶劣。首先是假冒伪劣，据有关方面测算，近年来，我国年均假冒伪劣产品的产值在1300亿元左右，国家因此年均损失税收250多亿元。据有关专家称，清除假冒伪劣，不用额外劳动就可以为百姓创造上千亿元的财富，这个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大社会公害。其次是价格欺诈，交易过程中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等欺骗性价格销售商品，特别是在一些新兴消费领域，如商品房、汽车、医疗、电信服务等行业，价格缺乏标准和透明度，名义上是明码实价，实质是漫天要价，价格歧视和虚假定价行为相当普遍。第三是走私贩私，为逃避关税以牟取暴利，近年来一些沿海地区的成品油、化工纺织原料、香烟、汽车等走私问题较为突出，一些已经取缔的私货市场又死灰复燃，新的私货集散地和交易市场也有增加。第四是非法传销，经各地工商部门的严厉打击，近年来大规模、公开化的传销活动已被有效遏制，但非法传销变得更为隐蔽，变相传销则更具欺骗性，而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优势，发展网上传销，给市场稳定造成极大的潜在危害。

(三)市场管理混乱

市场管理混乱突出表现为以下三种现象：第一，“维法者违法”。在有法可依的条件下，市场监管的公正、公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然而在我国的市场监管队伍中还存在为数不少的低素质者，有的廉政意识淡薄、不廉洁执法；有的、徇私枉法；有的粗暴管理、野蛮执法。甚至一些管理部门也会做出违法规定，如为了创收而下达硬性罚款指标，严重损害了执法主体的声誉和形象。第二，多头管理。管理学上讲“权不两错，政无二门”，然而目前市场上存在对商品流通的多头领导和分散管理问题，市场秩序混乱与这种政出多门的管理体制有很大关系。现在管市场的部门很多，原国家经贸委管、国家发改委管、工商总局管、商务部管、质量技术监督局和进出口商品检验局等也都要管。这种多头管理作为过渡措施是可以的，但显然不是最终模式。要进一步科学设置管理机构，同时要转换职能，收缩权力，管理的重点是管资格、管行为、管环境，而不是管企业。第三，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而当前真正的可怕在于，现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已进一步沦落为违法犯罪行为的保护伞，有的甚至与官员腐败成一体。可以断言，哪一个地区的假冒伪劣商品横行，肯定与地方保护主义有关，是得到某些地方官员默许或纵容的，或者同时也直接与那里的官员腐败相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地方税收，为了所谓“政绩”，可以对区内的制假贩假熟视无睹甚至变相支持，有的同时对本地市场上的外地名优产品围追堵截、而且越是落后的地区，保护主义的手段就越是层出不穷，有的区县甚至设有“市场保护办公室”这样的机构。这种市场封锁行为损害了当地消费者的利益，损害了部分域外生产者的利益，更损害了整个国家的利益。

(四)市场理念混乱

市场混乱首先有认识上的偏差，以为市场经济的多元化特点势必带来无序、自发、盲目的市场行为，保持市场活跃就难免有市场混乱。这种认识不能说毫无根据，但若有意无意地成为一种工作上的指导思想，就会形成实际上的纵容甚或姑息养奸。事实上多元化与规范化是可以统一的，搞活市场绝不意味着买卖行为可以不受任何约束。遗憾的是，我们以往只注意了强调开放、搞活的一面，却忽视了甚至反对同时也要改革、加强、完善调控、管理的另一面，以至形成了今天这种市场秩序混乱局面。一些地方的基层领导在抓经济工作时，似乎没有了是非观念，在价值取向与价值判断上有严重偏差，把治理假冒伪劣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担心打假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或干脆将其作为“区域特色经济”保护起来，这时地方政府就充当了市场秩序混乱的始作俑者，这是一个大问题。国务院在最近提出的整顿要求中多方面涉及到了政府责任人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敢于破坏市场秩序的人中往往不乏“州官”，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既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也要追究地方政府部门领导人的责

二、商品市场有序运行的约束条件

市场运行需要一定的条件，只有各方条件都趋于完备才能构筑良好的市场秩序，但市场不可能先建立秩序而后开始运作，而只能在运行中逐步建立规则、完善秩序。商品市场有序运行的约束条件主要应包括下述几方面：

(一)供略大于求的买方市场

在供给不足的市场态势下，商品不存在销不出去的风险，这时的流通主导权在卖者手中，而买者处于劣势地位，因而不能享有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利益会受到侵害。在过剩经济条件下，严重的供过于求会恶化市场竞争环境，卖方有可能采取不道德或非法手段谋取利益，诱发秩序混乱。而绝对的供求均衡又只能是一种理想状况，所以供略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既能保证消费者拥有流通主导权，又能保证厂家和商家在正常生产经营条件下，通过适度竞争获得自身合理利益，从而为市场有序运行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条件。

(二)流通主体的独立、分散决策

“市场‘秩序’只有在市场的各个个人参与者之间自愿交换的过程中才能产生”，等价交换、自愿让渡、自由流通、公平竞争这些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是必须被遵循的，而保证流通主体独立、分散决策的充要条件是产权清晰和契约自由，而企业有了明晰的产权，契约自由.也就有了保障。对消费者而言，产权清晰不成问题，关键是契约自由，包括消费选择自由、交易自由等。买方市场条件下的契约自由会自动引导商品市场的运行围绕市场需求而展开，需求的数量、水平决定供给的规模、结构，从而奠定市场有序运行的基本条件。

(三)流通渠道组织完善成熟

商品在市场上的流转是以渠道载体为依托的，渠道混乱势必引发市场混乱。目前国内市场多渠道流通的局面虽已形成，但渠道在“多”了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地“乱”了，突出问题就是自组织渠道发展过快，工业自销比例过大，而具备规模效益的组织化渠道发展不足，尤其是公司渠道系统的组建严重滞后，除零星例证外，至今未见规模。为保证市场的有序运行，要按照自组织渠道和组织化渠道相结合、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相结合、产销分离渠道与产销结合渠道相结合的原则，优化渠道网络，建立起形式多样、长短适中、宽窄适度、组织有序的商品流通渠道体系。

(四)流通基础设施保障有力

流通渠道是商流的载体，而流通基础设施则是物流的载体，商流与物流的有机结合才能形成商品的有序流转。现在工业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工作做的比较好，而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这个问题现在不重视，到一定时期就会成为流通发展的“瓶颈”，沃尔玛登陆中国市场之前先兴建大型配送中心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当大一部分带有公共设施的性质，应当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参与进行。应该在省一级、地市一级建立一些大中型的现代化商务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商品集散中心，当然也包括覆盖全国的电子商务网络系统。

(五)市场监管制度完备有效

市场的有序运行离不开市场的有效管理，完备有效的商品市场管理制度主要应包括：1.市场准入。以市场准入制度给市场设置一个较严厉的“进入壁垒”，通过准入制度来确认市场主体资质、规范行业规模、调整商业布局，避免过度竞争。2.交易管理。市场交易需要有完备的组织章程和交易制度，包括交易规则、保证条件、结算制度、主体行为管理等。3.商品质量管理。从商品进入市场到退出流通到达消费者手中，整个流通过程要有对商品质量标准的监测和反馈系统，应使每一个流转环节都成为假冒伪劣产品的“过滤器”。4.价格管理。价格市场化不等于放弃对价格的管制，价格管理要转为合理确定商品利润率，控制流通环节商品的产销差率，防止价格垄断，必要时实施合理的限价等。5.行业管理。建立行业自律组织，通过商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行业组织建立完善的自我保护和利益协调体系。

三、商品市场秩序治理对策思考

(一)创新商品市场制度，优化市场运行环境

秩序是靠制度来维护的，制度要在博弈后才能产生，而博弈活动已进行多年，制度却始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当前一方面急需运用行政手段规范和整治市场秩序，另一方面要加快制度建设，而后者才是治本的工作。这里主要从一般性管理制度的角度探讨如何优化市场运行环境。

1.市场进入制度。许可证制度是商品市场当前普遍采用的一种准入制度。以一个跨乡镇经营的小百货店为例，就要办理经营许可证、卫生许可证、健康证等十几种证件，类型复杂且手续繁琐。而在一些行业推行备案制，主体进入市场时向相关部门登记备案，则可减少许可证的滥发，并使市场主体处于管理部门的监管中。在一些需要增强国家调控的领域，如粮库、大型物流中心的建设，则要强化审批制。对专卖、专营、统配商品和国家合同订购的商品，要严格进入管理，使其在国家规定的渠道或范围内进行交易。

2.交易监管制度。市场交易分为有形市场(如批发市场、农贸市场)交易和无形市场交易。有形市场交易重在事中监管。应普遍完善“巡查制”和“驻场制”，可借鉴交通部门约束司机的“违规记分制”，推行市场主体不良行为记录制度。对有形市场以外的商品交易行为则重在事前监管，建立健全服务承诺、商品索证、质量保证、销货凭证、消费者索赔和违法违章档案等交易监管制度。

3.市场信用制度。信用制度建设的目的，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商业氛围。可通过建立经济户口、诚信档案、信用披露机制、企业不良行为记录，以及统一信用代码和集中上网公示等形式，对市场主体的信用情况进行跟踪监督。以专门的权威评级机构，对商贸企业的信用资质予以统一评定，并定期向市场。通过建立准确、完整和动态的信用档案和信用查询系统，为社会信用机制的建立提供统一的信息平台。

(二)重塑商品流通组织，规范市场运行秩序

重塑和优化商品流通的组织结构。首先，要按照“抓大放小”、“有进有退”原则，调整国有商业资本在流通领域的布局，应保留国有商业的领域是：实行专营专卖制度的商品批发；重要商品批发的一定国有比重；大型批发市场、大型零售商业、大型物流配送中心的国有控股或参股；承担国家储备任务和指令性计划的国有内贸企业。与此同时，国有商业要从效益低下的行业中退出。其次，推进国有大型流通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转化企业经营机制，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相互参股等形式，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实力和较高市场占有率的母子公司体制的流通企业集团。再有，要把在“抓大放小”中已经放掉的中小企业按连锁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坚定不移地实施《全国连锁经营发展规划》，在全国培养十几个或几十个流通主导型的大型连锁企业，使我国流通业的组织化程度有一个根本的改观。

1.大力推进批发业和零售业改革。批发和零售是商品流通的重要环节，在商品市场运行中承担着集散商品、调节供求、沟通信息、承担风险等重要职能，是商品市场有序运行的必要保障。在目前批发业的两端，一端是大规模的工业自销，另一端是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相比之下，原有的三级批发体系已不复存在，而新的批发网络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批发业的重整迫在眉睫，改革的方向是：(1)批发经营一体化。制造商的自营销售、零售商的连锁化趋势促使批发业要尽快壮大规模，走联合、协作、购并、连锁的一体化道路，这不仅可扭转批发企业规模较小的现状，更重要的是实现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2)多种经济成分。鉴于目前国有中小批发企业陷于半瘫痪状态的事实，应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批发行业，并适度增加外商投资批发业的比重，以所有制结构的调整重塑批发企业主体。(3)向零售领域渗透。批发企业应利用自身的渠道优势和规模优势同零售商建立密切的联销网络甚至可以自办零售。(4)向生产领域渗透。批发商可与厂商合作，充当生产企业的总、总经销。有条件的批发企业还可以通过参股、合资等资本运作方式与生产企业建立更为紧密的产权关系。(5)调整批发市场布局。批发市场的建立应与整个产业发展规划、商品市场发展格局相适应，根据交易品种、商品流向、批零比例等建立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批发市场。

相对于批发而言，零售业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市场竞争较充分，企业有较强的活力，但仍存在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低水平过度竞争等缺陷。为彻底改变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但规模始终壮大不起来的现状，要加快培育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商业企业集团。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实现“三跨”：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其中跨地区最为关键。我国目前商业网点的跨地区设置、商业企业的跨地区经营障碍重重。我们可以把沃尔玛请进来，但上海的百货公司却很难到北京来经营，对外可以开放，对内却不能开放。为什么不可以把北京的、上海的乃至全国的百货大楼组建成一个百货大楼公司，跨地区组织商品流通呢?零售行业可以组建很多这样的公司。同样，也应允许私营商业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或以连锁形式进行发展。此外，还要注意各种业态的合理分布，在保留百货业这一传统业态的同时，应大力发展专卖店、超市、购物中心等新兴业态，避免因业态的过度竞争引发秩序混乱。

2.积极发展流通的先进经营方式。先进的经营方式是流通组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行效率、规范流通秩序的重要手段，当前要大力发展物流配送、连锁经营和电子商务等先进经营方式。商流引起物流，现代物流的高速度、多层次、大范围运行对物流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流通企业采用先进物流技术，运用品类管理、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系统，整合流通渠道，减少商品存货，发展多式联运，在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的同时，积极倡导第四方物流，大力推进社会化物流配送。

对中小商业企业来讲，连锁经营可以从运行层面上优化企业经营方式。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商业网点的连锁化程度平均为5%，连锁业最发达的上海也只有10%，而发达国家的连锁度超过20%，日本的比重为40%，美国更高达60%。倘若能使超级市场、购物中心、专卖店、便民店等以连锁经营为特征的现代业态在我国得到较快发展，实现经营行为规范化、经营作业标准化，将有利于从根本上规范商品市场经营秩序。

IT技术要求流通组织借鉴、推广电子商务，在粮食、棉花、食糖、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批发市场中建立包括POS系统、EDI系统、EOS系统和商业智能分析系统(BI)等在内的专业营销管理系统，探索有形市场与电子商务相结合的模式，使商品流通中的商流、物流、信息流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形成高效益的流通组织体系。

(三)完善市场法律规则，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完善的法律规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制订上的完善即有法可依，二是事实上的完善即有法必依，在现实中体现为立法和执法的完善。目前维护商品市场秩序的法律框架已初步形成，建立了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产品质量法》、《商标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保护、鼓励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还建立了《市场监督管理条例》、《期货市场管理暂行条例》、《商品市场登记管理办法》、《批发市场管理办法》、《拍卖市场管理办法》、《连锁店经营管理规范意见》等有关市场准入、市场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但现行法律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如为了维护市场自由竞争，需制订反对行政垄断的《反垄断法》；应出台一部对规范商品流通秩序有重要作用的《商业法》；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出台规范网上交易秩序的法律也显得十分必要。此外，要规范商业部门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制订，但在制定过程中要防止部门、地方保护主义。在完善立法的同时，更要提高执法水平，保证执法者公正廉明，依法行事。

当前，我国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已屡见不鲜，根据对各地消协的统计汇总(港澳台未包括在内)，2002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690062件，投诉情况按性质分析，质量问题占65.6%，安全问题占1.7%，价格问题占7.6%，计量问题占4.9%，广告问题占1.8%，，假冒问题占3.7%，虚假品质表示问题占1.3%，营销合同问题占1.6%，人格尊严问题占0.2%，其他问题占11.6%。“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商品市场中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西方国家把顾客看作“上帝”，我们不苛求这样的尊称，但至少要把生产者与消费者平等看待，切实尊重和维护消费者权益。这就需要政府、中介组织和消费者个人的共同努力。

商品市场论文篇4

二、重庆商品交易市场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商品交易市场总体规划

当前重庆商品交易市场总体建设规模偏大,投资速度过快,这与商品交易市场缺少总体规划不相协调。在协调如此庞大的建设规模,与日益稀缺紧张,成本不断攀升的土地供应、市场经营主体的形成和培育、以及消费需求的增长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

(二)市场定位不清晰,专业程度相对较低

重庆商品交易市场类型以专业市场为主,但是专业市场比重相对较小,专业市场作用发挥有限。2006年,重庆专业市场52个,占总数的68.42%;到2012年重庆专业商品交易市场占商品交易市场总数的68.42%,与2006年相比没有相对变动。同时商品交易市场专业细分化程度不高,尤其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市场不多,经营商品雷同化现象比较普遍。部分地区追求大而全的综合商品交易市场,相应地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商品交易市场,原来的市场正在被占地更大的市场所替代,这些市场投资忽视了市场细分,给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风险。通过计算重庆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指数发现,重庆市场专业化指数远低于商品交易市场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等直辖市。

(三)市场建设以硬件为主,软实力建设不足

1、加工冷藏技术落后。

农副产品市场一直在重庆商品交易市场中占据着比较大的份额,市场发展不仅要完成从规模和数量扩张到质量转变,食品加工技术也应该同步提升。

2、网络技术建设滞后。

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在流通领域的广泛应用而形成的流通信息网络,渗透到流通的各个环节,直到企业营销环境,营销手段,交易方式等。而重庆商品交易市场在网络技术建设方面仍发展滞后。

三、重庆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府规划与政策扶持,促进市场外迁进程

重庆商品交易市场区域发展不均衡,这就需要各地政府部门的参与,加强宏观调控与整个地区的统一规划,加快重庆商品交易市场的建设步伐。通过政府统一规划,争取打破行政区划上的界限,合理布局规划,避免商品市场的重复建设,以免造成资源空间的浪费,提高摊位的利用率等等。运用科技手段来提升商品市场的质量,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实现商品市场功能的最大化。

(二)推动市场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提高专业市场贡献率

商品交易市场中工业品市场最薄弱的环节是专业批发,由于重庆的轻工业发展水平不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低,质地,款式,价格缺乏竞争力,加上经营主体的经济实力,资金条件有限,引进外埠产品批发有困难等,其专业化程度普遍不高,从而提高了商品批发市场的集中采购成本。这就是需要加快轻工业生产的发展,创名优产品,创拳头产品,不断开发新产品,提供越来越好的产品投放批发市场,在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通信业,仓储业,餐饮业的基础上,为专业批发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鼓励个体,私营,集体从事专业批发产业,并在信贷方面给予适当的扶持。

商品市场论文篇5

文化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特殊的市场。分析、研究文化市场的基本特征，对于文化市场的管理、发展、繁荣，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思考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作用。本文结合笔者个人近年来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具体实践与理性思辨，对文化市场特征这一重要命题，发表几点拙见，以期引起关注与讨论。

一、文化市场的特殊性

文化市场的第一大特征，就是它的特殊性。

总所周知，所谓“市场”，是商品买卖的场所，是一定地区内商品或劳务等的供给和有支付能力需求之间的关系。按地区范围划分，有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按商品种类划分，则有粮食市场、蔬菜市场、黄金市场等；按商品性质划分，又有金融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等。从本质上考量，所有的市场都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与商品经济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市场具有交换商品、交流信息、融通资金等重要作用。

而商品经济则是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经济形式，它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都必须借助商品货币关系来进行的经济形式。人类社会的商品经济，大致经历了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三大阶段。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征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它对于促进生产专业化、技术现代化、人民生活富裕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可见，我国文化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文化市场的特殊性，又集中体现在文化商品的特殊性上面。

所谓“商品”，是指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它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两大要素。一般的商品，其使用价值与价值都是通过经济价值得以具体体现的，而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则通过经济价值与社会值得以具体体现。也就是说，文化商品具有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属性，是商品领域中的“交叉商品”或“边缘商品”。

因此，作为文化商品流通市场的文化市场，便具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性。也就是说，文化市场不能为了单纯盈利赚钱，而同时要注重人民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与和谐社会的总体构建。而这，正是文化市场特殊性之所在。

二、文化市场的复杂性

文化市场的特殊性，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复杂性。因为涉及到精神领域与文化层面，所以文化市场便凸显出它自身复杂性特征。文化是一个内涵相当广泛的大概念，“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泰勒：《原始文化》）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掌握并传承，构成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文化是历史上经过选择的价值体系，它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的因素。

文化市场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文化市场具有提供人们文化娱乐，审美愉悦、陶冶情操、美化心灵、完善人格等正面效用；另一方面，文化市场又存在着黄、赌、毒、网祸等负面效用。

面对此种复杂性，我们就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使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三、文化市场的综合性

商品市场论文篇6

一、营销诊断：查清病因，辩证施治。

2005年初，笔者以品牌总监的身份被集团公司选派着手华山论剑整体营销策划之际，华山论剑正处于销售和管理的低谷。

2004年8月份，华山论剑就已经上市了。当时，由于产品独特的卖点和产品特性，加之公司对于经销商的政策也很宽松，首次招商非常成功，市场迅速打开。然而，发展速度过快，领导层忽视了内部管理和制度的细化。加之当时，公司几个职业经理人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拉帮结派，无心于产品的销售。金秋十月，大侠金庸来华山论剑，本来借此机会，进行一次周密的媒体策划，对华山论剑上市应该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但由于资金和思路问题，虽然做了些工作，但却没有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2004年底，市场由于政策不统一，导致市场管理混乱，经理人胡乱给经销商承诺，市场价格混乱，窜货现象严重，这使许多经销商失去了信心，甚至有些经销商到公司要求赔偿损失，华山论剑市场急剧萎缩，营销队伍人心涣散。在这种情况下，集团公司决定重新选派领导班子，调整销售队伍，整顿市场，全面兑现对经销商的承诺，以挽回经销商对华山论剑的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对华山论剑的市场现状进行了摸底调查，发现华山论剑之所以还可以在市场生存，仅仅是因为其母品牌西凤酒的影响和其独特的瓶型。而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严重混乱：

1、品牌诉求混乱，品牌形象模糊不清。

过去由于公司领导层对认识模糊不清，造成产品策划弱，产品概念模糊，产品诉求对象不明确，给市场推广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如过去广告语为“英雄所鉴略同”，跟风“古井贡”，到后来的“咱老百姓的好酒”等，没有自己独特定位，更使品牌的高贵身份一落千仗。

2、对副品牌认识不足，缺乏与同类品牌的概念区隔。

华山论剑虽然是西凤酒的副品牌，但由于公司对副品牌认识不够，在实际宣传和招商中，将副品牌淡化，甚至不提及副品牌，认为不依赖母品牌西凤酒，产品就无法打开市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虽然有一个很好的产品概念区隔，但实际没有起到作用。从产品名称上淡化副品牌，甚至在包装盒上几乎看不见副品牌；颜色上也采用西凤酒的红色，这样一个好端端的产品就被淹没在红色的海洋中了。

3、价格混乱，经销商无操作空间。很多市场的经销商感到公司价格管控意识淡漠，并且窜货现场频频发生，不敢贸然经销。

4、营销团队薄弱，执行力差。由于公司领导层的内讧，使许多优秀的营销人员纷纷出走，导致许多市场管理和衔接严重失控。

针对以上情况，华山论剑必须迅速调整营销思路，从根本上解决市场和产品品牌问题。

二、品牌定位：深挖产品内涵，巧打文化这张牌。

品牌内涵是关键，文化底蕴是基础。以品牌营销为先导，强化终端营销，不断构筑华山论剑酒品牌文化屏障，不断丰富华山论剑酒品牌核心价值，打好文化酒这张牌，建立差异化的产品品牌形象，这将对重新树立经销商的信心，重整市场将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首先，深挖品牌的文化资源。在原西凤酒文化的基础上，对酒文化进行深度发掘。华山论剑这个名词最先是由大侠金庸提出来的，有资料为证，他一生写过的十三部小说中其中有十二部小说中提及过“华山论剑”这个词，其含义是古代侠客之间的打比拼，演绎到今天就是高人之间智慧的交流和智慧的碰撞。我们将消费者定位于成功人士。他们的应酬和交流时，华山论剑给他们了一个很好的面子。并且该产品中有个华山的造型，瓶内又是西凤酒，名字又得之于金庸，因此 我们提出了“名人、名山、名酒”的产品卖点，对消费人群进行重新定位，明确提出“华山论剑”定位于高档商务用酒，进而提出“华山论剑，谁与争锋？”，“品华山论剑，享至尊殊荣”等广告语，有力地推动了市场销售。

其次，由于华山论剑的消费对象是成功人士，笔者大胆地将产品形象色彩选为蓝色，跳出西凤酒固有的红色。因为蓝色代表智慧，突现出产品的高档典雅，并且蓝色打破了红色垄断西凤酒的局面，在众多的红色中脱颖而出，引人注目，实践证明选择蓝色是成功的。在多次招商会上，蓝色背景和宣传资料下的华山论剑引无数经销商竟折腰，取得了不俗的市场效果。

最后，由于华山论剑外观瓶型与众不同，为了强化产品视觉效果，我们将原来普通纸包升级成木盒包装，并且将包装换成透明PVC材质，使华山论剑视觉效果达到极大化。得到了经销商的肯定。

在统一卖点、统一形象、统一包装的基础上，我们完成《公司宣传画册》、《产品文化推广手册》、《白酒导购员手册》、酒业网站建设。赞助各种社会活动。为了减少广告费用，华山论剑以“文化搭台，企业唱戏”方式，赞助了部分社会公益活动，如先后赞助了“华山论剑杯全国美容大赛”、“全国相声小品大赛”、“秦之声”等，使华山论剑品牌家喻户晓。在相关专业刊物如《糖酒指南》、《食品快讯》、《糖烟酒周刊》等刊登公司广告和产品宣传软文，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广告活动，有力地提高了产品的知名度。抓住机遇，积极在 “糖酒会”上亮相。一年两度的糖酒会是产品展示的大舞台，通过这个舞台，企业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为了减少费用，华山论剑搭乘西凤酒公司这艘大船。在展会上主动出击，招到了一批理想的经销商伙伴。抓好节假日的促销活动。节假日是宣传的最佳时机，每逢节假日到来之前，精心筹划，不忽略一个细节。选派专业促销人员，在大的超市卖场如军区服务社、人人乐、开元商城、易初莲花等进行促销推广，活动拉动。使产品在终端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

三、服务营销：强化执行力。

1、如何服务好经销商，从而实现企商共赢。我们成立客户服务部，从市场信息收集、发货、经销商意见反馈、处理、情感沟通等进行全方位的服务工作，作到“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如每天给经销商发问候短信，寄发生日贺卡，开店祝福等活动，召开经销尚座谈会等各种形式的沟通和交流，及时解决问题，使经销商对公司充满信心。

2、积极协调好与西凤酒厂的关系。由于体制不同，我们要搞好与酒厂方方面面的关系，才能保证我们有过硬的产品质量。去年，我们协调好与销售公司及酒厂生产部门的关系，使生产销售工作得以顺利开展。通过我们的积极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全面销售任务。

四、整合营销：打造华山论剑强势品牌

将产品品牌思路理清后，开始着手产品的整合营销思路。

1、认清营销环境，定位差异化。

在目前产品如潮，品牌林立的消费品市场。一个品牌通吃天下的时代已经结束，消费者需求的多层次，要求企业产品线必须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没有差异化，就意味着死亡。白酒市场亦是如此。

首先是市场上其它品牌的快速发展而分割了白酒的市场蛋糕。华山论剑面临的竞争品牌首先是西凤品牌旗下的众多子品牌，还包括同价位的其他外来品牌。

其次，从消费者的角度看，白酒消费需求的多元化和消费理性，对于新品牌的选择机会因渠道及终端的机会增多分流了大量消费者。这是众多品牌都不可回避的现实。

还有近年来咄咄逼人的洋酒通过对品牌的高度的时尚品位包装，不仅占据着高端的社会主流，而且还借势关税降低正在向中低端渗透。其中还有国家对白酒的一些限制性的政策等等。

面对如此的市场，现代的白酒企业中，更多的是处于成长中的生存型白酒品牌，如何获得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呢？为此，我们将陕西的名山华山、四大名酒西凤酒和名人金庸结合到一起。并将白酒文化之魂贯穿到产品的外包装、广告宣传资料，企业文化，并落实执行力，使产品的概念定位、市场定位、广告定位、企业定位浑然一起。并加强了产品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使其他企业无法模仿.

2、战略为纲，着眼长远。

战略就是要解决三个问题：我是谁？认识自己；我到哪里去？解决方向问题？我如何去？解决手段问题。简言之，战略是决定企业能走多远的问题。方向错了，执行力越好，企业也就死的越快。目前大多企业各领风骚三五年，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目光短浅，得了企业“近视症“，难免处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渊池的尴尬境地。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一个全局性的营销战略认识，就不可能健康、有序、稳健地发展。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曾经说过：我们在各方面都一直保持着警觉，永不放松就是我们的战略。

对于很多的发展中的现代白酒企业来说甚至是有些空谈的感觉。但大多数的白酒企业却仍然为渠道和终端所困惑。企业需要反思：目前的战略定位选择正确与否？企业的发展愿景是否与自己的资源相匹配？等等。当白酒成为产业资本转化的必然时，企业的战略定位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以下几点：

一是企业的资源。包括企业的社会关系资源、资金背景、企业营销人员实力等资源。资源决定企业的起点乃至目标，上述其中任何一项资源的强势都会对企业的市场产生不同表现的市场推动效果。如良好的资金背景将使得企业在产品研发、市场推广等方面能够大胆前进，企业因此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营销团队的强势有利于企业在渠道建设和市场推广方面快速取胜，甚至弥补产品的不足；如果企业的产品拥有强势的文化背景资源，那就可以大打文化营销等等。华山论剑在既继承了西凤积淀起来的五千年酒史文化，同时有在此基础上对其酒文化进行了创新，推出“侠文化”、“剑文化”的多重文化，这在西凤众多子品牌中是决无仅有的。

二是所在的市场环境。对于企业而言，切实可行的做法，一是采取差异化策略。如在产品包装上、产品口感香型度数上、价格策略上、渠道上等以差异化的方式切入市场。

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如华山论剑在包装设计上突出“名人、名山、名酒”概念，瓶型与众不同，并将酒文化进行了深度挖掘和延伸。

在宣传定位和视觉展示上突出“智慧”之兰色，从众多品牌的“红黄”大众色中脱颖而出，吸引了消费者的眼球。

在渠道策略上，华山论剑酒以嫁接西凤酒在全国渠道优势抢先进入市场。在价格策略上，华山论剑采取跟进主流品牌策略，以目前市场看好的几个品牌为跟随对象，以最低的市场投入切入市场，且很快被市场接受而成功。

对于促销推广，华山论剑也有可圈可点之处。目前，大多数企业对于促销还停留在低层次的盲目风阶段，你今天酒里装欧元，我明天装金箔；你唱歌，我跳舞。完全忘记了自己卖什么。促销推广没有系统性，促销成了壮阳药，吃了立竿见影，停服则萎靡不正。如何使促销的效果持久，华山论剑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努力。在活动推广方面，企业立足于长远考虑，并不期望获得消费者的立即反应而是培养消费者对华山论剑品牌的长期忠诚度，以利于企业长期发展。因此，我们确定了所有活动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活动主题，而每个活动的形式都围绕塑造“华山论剑，至尊殊荣”的品牌核心主题，如通过公关赞助活动，并围绕活动展开一系列营销宣传，借助所赞助项目的良好社会效应，从而提高华山论剑的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获得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与好感，创造了有利的企业发展生存空间。如2005年人民大会糖举办的中国书法协会春节团拜会，吸引了许多政界和商界名酒；赞助2006年铁路职工全国相声大赛等活动。

在促销礼品的选择上，华山论剑也在不断转变思想，从产品定位和文化内涵本身去充分挖掘与产品内涵相对接。改变了过去落套掉牙的大众礼品，如打火机等。这些礼品本身不但与产品没有内在联系，对于定位于高端消费者的品牌不但没有拉动作用，而且是一种极大的品牌损伤。通过一段的市场运作，我们重新回归品牌，寻找华山论剑消费层次人士的消费心理，他们已从基本的物质生存上升到了精神层：追求个人价值的提升和精神的极大满足。这样我们经过充分的市场调查，推出了与华山论剑文化有关的体现文化和极具收藏价值的竹简文化，将故宫珍藏的稀世名人字画用现代工艺雕刻在竹简上，如清明上河图、八骏图、将进酒、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内容作为随酒礼品，在宣传产品的同时，无形中提升了华山论剑的品牌价值。我们每批的内容又所不同，这样我们在促销活动设计时通过不同礼品的组合，增强了活动的吸引力和效果，使促销活动高潮迭起。老瓶装新酒，我们请制作公司制作了一大批报刊架，上面加工了一个广告位：将这些促销品发放到单位、茶秀、咖啡店等地方，取得了良好的广告效应。通过这些活动，笔者深深体会到，营销创新无处不在，关键要分析自己的产品，定位好自己的产品 ，了解消费者，产品从诞生之日起就要与众不同。产品没有了个性，就会在市场竞争的汪洋大海中湮没消亡。

三是时刻关注竞争对手。对于一款已定型或欲定型某定位的产品，首先要分析同类的对手是如何生存的，时刻把对手当作一面镜子检视并自省自己。通过和对手的比较，对自身品牌的内涵的塑造及定位、形象包装、价格体系、渠道及终端方面、市场推广及服务方面等寻找差异化的市场机会点。华山论剑酒在进入陕北市场时，在同一市场定位就已有先到优势的几个年份酒。面对此情况，笔者在仔细分析了对手之后，建议华山论剑一面大打品牌西凤酒的品牌，同时大打“二十年陈酿”年份酒的概念，很快就占据了当地高端的消费市场。

因此，企业要审视自身战略的目的就是要为企业找到一条易于生存、易于企业掌控、真正符合自身资源特质的市场之道。无论是高端白酒还是低端白酒，都有其消费群体，企业的产品定位要量力而行。而当战略方向定位之后，品牌定位、产品研发、包装、价格体系、渠道建设、终端促销推广、市场推广等都顺应而出。

五、细分市场，专注消费

当市场表现是供大于求之时，传统的市场操作从到一批、二批再到终端的模式就如同走独木桥。首先，传统模式中进商超及终端的大笔费用就是一大门坎；其次，随之的推广费用更加无限，面对如此的市场现状，创新成为必然。

市场博弈告诉我们，一个品牌要在市场生存两大必然因素，即市场机会和理由。而当产品处于丰富的市场同类产品陈列当中的同样市场机会时，品牌内涵及产品定位所体现出的理由就显得乏力。因此，满足大众的不同的需求而使得品牌的关注度大大降低，所以，满足大众远不如先满足小众目标般容易，这便是市场细分的来源。妄想一个品牌通吃市场的时代已风光不再，而专注某一功能市场并做透做深成为必然。

以专供酒为代表的细分化渠道模式使得市场不仅目标明确而且推广费用大大降低。华山论剑在市场初期却不走传统路线，而是专走团购渠道，并以团购为支撑。因为首先从品牌名称上“华山论剑”就是高层人士切磋较量智慧，使得成功人士对之倍感亲切。所以说，细分化的渠道创新所提供的市场机会比品牌文字游戏的理由更重要，因为，渠道机会的根本是找到快速在市场落地生根的市场机会，这才是市场切入的根本所在。

六、演绎品牌，随“我”而变。

营销无定式。现代白酒营销的环境变了，消费者的多元化消费需求也为白酒的市场推广提高了要求。一个品牌的树立就要企业品牌传播的主动性、多变性，企业要学会善于借势公关活动等以不同的营销模式推阵出新演绎品牌文化内涵，从而达到从不同角度诠释品牌的卖点达到和更多消费群体的沟通。华山论剑的品牌及概念定位也随着消费者的需求以及社会发展态势，宣传的角度和概念定位也应不同。华山论剑起初在品牌培育期，宣传定位于“华山论剑，谁与争锋？”，给众多成熟品牌一种“初生之犊不怕虎”之感，令其他品牌不敢凯觑；随着市场进一步成熟，华山论剑广告定位又改为“华山论剑，至尊殊荣”，及时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心理。

七、几点思考与建议。

华山论剑作为西凤酒副品牌的一支潜力股，品牌和市场优势日益凸显。但同时也面临以下问题，这些潜在问题的解决与否将直接决定华山论剑的做大做强。

1、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西凤酒作为中国四大名酒之一，近年来经过体制改革，企业已焕发出勃勃生机。但同时也暴露出许多弊端。如企业对副品牌的管理问题。所有经销商申请的副品牌知识产权必须归西凤酒公司所有。经销商只有经销权。这样从表面上企业明显处于优势地位，从而减少了市场风险，但留下了长久的历史隐患：由于品牌所有权不归经销商所有，这样产品就成了抱养的孩子，不给喂奶水吧，经销商市场无法开拓，喂吧，企业不知道万一有一天，孩子长大了就不认这个老娘。因为国有企业的领导层也是走马灯的换，每个领导上台就是一套新政策，所以这只包袱就永远悬在经销商心中。难怪西凤酒中出不了“金六福”这样的大品牌。真是体制害死人哪！所以华山论剑品牌同样面临体制的困惑。

商品市场论文篇7

《史记・货殖列传》展示给我们一个汉朝统一后的华夏大国、天南地北的物产和风土人情，并且告诉我们其中的营销理论。所谓“货殖”，就是经营货物，以滋殖财富。在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中，营销被定义为：企业为了从顾客身上获得利益回报，创造顾客价值和建立牢固客户关系的过程。可以看出，营销之父菲利普・科特勒所下的定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货殖”有异曲同工之处，单就从定义上看两者的目标都是获得利益。若从整篇文章上看，其中的市场营销理论也值得探讨。

一、了解市场与顾客需求

了解市场与顾客需求是企业进行营销首要的步骤，要了解顾客需求的变化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史记・货殖列传》上有关范蠡的记载：“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它所强调的是企业要进行营销调研，分析市场信息。在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中，进行营销调研的过程就是确定问题和调研目标，确定调研计划已收集信息、执行调研计划、解释并报告调研结果。

越王在任用范蠡和计然时，其富国政策就提出“水则资车，旱则资舟。”（《史记・货殖列传》），也就是说，市场营销的产品不仅要考虑到满足目前的市场需要，更重要的，应从市场需求的未来发展趋势出发，制定市场营销计划，安排适应未来需要的商品供应上市。当水灾盛行时，不必以船作为主要的产品项目，而应预先作车的市场营销计划与方案，因为在水灾结束后，车将成为特别需要或缺乏的商品，其价格必将上涨。天旱时要作好船的市场营销准备工作。夏天要考虑皮毛商品的营销，冬天要准备葛麻商品的营销，都是同一道理。所谓水旱舟车，并不是具体的做法，不过用来说明这一市场营销原则而已。

另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还大量分析了宏观的营销环境，包括人口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技术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

二、市场细分、选择目标市场及市场定位

《货殖列传》中描述大货殖家白圭：“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从这方面看，白圭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他通过观察市场行情进行市场细分，并且选择他所服务的对象，即目标市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他可以进行市场定位，收购那些在未来能够满足目标市场的供给物。

在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中，目标市场营销的三个步骤为市场细分、选择目标市场以及市场定位。市场细分是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求、特征和行为，将一个市场分为几个有明显区别的消费群体，他们可能需要不同的产品和市场营销组合。然后选择目标市场，评价每个细分市场的吸引力，选择一个或多个细分市场进入。最后，使产品处于有竞争力的地位，并设计详细的市场营销组合，进行市场定位。

三、合理制定市场价格

在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中，影响定价的外部因素包括市场与需求的因素。我们都知道成本决定价格的下限，市场与需求决定了价格的上限。消费者和产业购买者都要在产品价格和产品能带来的利益之间进行比较。因此，制定价格之前，市场营销人员必须懂得价格和产品需求之间的关系。

《货殖列传》认为市场物价标准是按照“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贵上极则反贱，贵下极则反贵”的规律上下浮动的。货殖家要根据市场价格变化，随时变更自己的商业策略。《货殖列传》既注意到“薄利多销”，也注意到“经销精品”。这恰恰反映了分析价格和需求关系过程中的需求价格弹性理论，对于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产品，就进行“薄利多销”；而对于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的产品，就采用“经销精品”。

在考察诸多货殖家的经营状况以后，得出“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商得利为三，廉商得利为五）的结论。那些廉明的货殖家能够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价格低于同行，薄利多销，达到“廉贾归富”的目的。大货殖家白圭总结出“欲长钱，取下谷”的经验，坚持营销低价的谷物，而大发其财。由于他“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被誉为“治生祖”。与白圭的做法相反，子贡则坚持“贵玉而贱珉”的原则，经营昂贵的珍宝玉石。他看重的是经销精品，他要在商品的高进高出中求得利润。

当然，不论经营低档的谷物，还是高档的美玉，都必须要保证商品的质量，在这方面涉及到了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中的营销伦理，也就是《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务完物”。

四、整合营销沟通中公共关系管理

公共关系是大众促销工具之一，通过获得有利宣传与有关公众建立良好关系，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处理不利的谣言、传闻和事件。对于一个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门来说，“游说”也是其部门的工作之一，通过建立并维持与立法者和政府官员的良好关系，以影响立法和监管。另外还有执行公共事务，建立并维持与国内和当地社区的关系。

《货殖列传》记载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他追随孔子周游列国时，沿途考察了解信息，极有利于他以后的商业发展。他亦官亦商，常常“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其他的还有，南阳商人孔氏“连车骑，游诸侯”；洛阳商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孔氏“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并规划开辟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结队，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这些商人与社会上层频繁接触和交往，既与他们做了生意，又借助他们抬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商业影响，形成广泛的商业经营网络。公共关系能以低于广告的成本，对公众的认知产生更强烈影响。

除以上营销理论的分析，《货殖列传》中还记载着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应具备的品质，其介绍的商人都是善于学习、注重自身修养、勇于开拓的成功者。此外，领导者要善于用人，懂得用人之道，此即“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同时，经营者要做到“与用事俊仆同苦乐”，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通过以上我们对《货殖列传》中营销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如今的企业经营和管理中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货殖列传》主要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作传。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

参考文献

[1]菲利普・科特勒，加里・阿姆斯特朗著，郭国庆，钱明辉，陈栋，袁宏福，译.市场服务营销原理[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

[2]王兆祥.《货殖列传》的经营思想与商业谋略[J].商场现代化，2007（8）.

商品市场论文篇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Y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历史。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突破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设想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经济机制和经济规律。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影响。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来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理论体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又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1]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商品流通与市场，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和1957年在党的前后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总结“”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由于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2]（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3]（3）内部周转说。论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骆耕漠在1959年就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观点。[4](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5] （5、6两条是改革后的？）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6]薛暮桥也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内容正在逐步消失。”[7]

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的重要代表。卓炯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8]在1957—1964年期间，他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9] 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10]，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11]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12]

在高层决策圈内，历史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3]。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在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理论的过程中，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1980’前半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3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随之趋于向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因而经济理论研究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其中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14]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15](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16] （3）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17]

4.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体。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18]（3、4两段也是改革后的？）

从19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12届3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重大的。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几乎每一种新观点的提出都会引发一场论战，而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会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特别是“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14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正式宣告了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和资本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社会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19]

理论上的突破这就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流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理论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发展，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20]。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其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孙全认为，苏联消费品商业的整个体制就不是商品流通体制而是分配调拨体制，与生产资料的分配调拨体制之间，只有集中程度的差异，没有实质性区别[21]。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22]。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1985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说，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自然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23]董辅?在为《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24]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如今应当比马克思对工业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25]柳随年提出：“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6]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27]。陈文玲等通过对我国近20年的消费变化、商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商业对就业的作用等方面的数量统计分析，说明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加强，并与发达国家同类指标比较后指出，由于历史因素，我国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地位偏低，应该继续加强和发挥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的助推器作用。[28]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从而忽视流通产业的重要性。”。[29]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的讨论较为热烈，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对此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30]。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如果用“流通决定论”来加以概括，也没有什么错误[31]。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32]。

在关于生产与流通的关系的讨论中，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更广阔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33]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流通看作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现在看来，……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34]贾履让等指出，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5]刘国光提出，目前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36]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我国以往由于对流通本身的不重视，也就谈不上对于“物流”的研究。近年来建立近年来物流产业已列入日程。[37]

传统的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一句“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不能从历史实际出发作出评价。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来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将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作为恢复与开拓市场、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

（三）商品流通在经济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38]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但古典学派都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商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发展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他提出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工业的建立。因此，他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

三、资料整理的进展[3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现代经济史对商品、市场的研究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各有关部门，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历史档案资料、经济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素材。其中主要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1952年共12卷；1953－1957年共9卷；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的。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的运行和数字，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问题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s年代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价格方面的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农村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更多的研究，并进一步拓展深入。

四、若干专题研究进展情况

（一）关于新中国商品流通的体制演变[40]

在关于新中国商业史的著作中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新中国初期商业体制的建立及其逐渐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的过程。一般认为，改革前新中国的商品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商业模式，在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流通体制的特点是包括单一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形式的单一公有制，商业机构按照行政系统层层设置，将市场人为地进行按部门、地区分割，商品流通和商品价格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商品经营按是一、二、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固定的纵向进销渠道，按计划层层分配调拨，财政分配上“统收统支”等，既影响商业工作效率，也违反商品流通客观规律。从70年代末起，关于商业体制改革的讨论与争论即不断在进行。

近两年有人考察了我建国20世纪后半叶50年来的商品流通体制的演变历程。李家祥等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背景变化角度将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7年为旧流通体制形成中的探索阶段；1978－1984年为新流通体制的产生阶段；1984年末－1991年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1992年至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文章阐述了各阶段商品流通体制的状况与改革情况[41]。有关研究还有肖怡的《建国以来流通领域变革的成因与深化思路》[42]。

关于对改革前商品流通体制的评价问题，以往多是在承认其缺点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一定肯定。肯定意见从建国初期以致后来的物资匮乏角度，认为这种计划供应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保证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充实，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

近年来对改革前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基本评价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对以往较为模糊或涉及不深的一些问题开始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关于1956年完成对私营商业改造以后的单一公有制问题，万典武认为，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实行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是错误的开始，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是违背了历史的阶段性和经济规律。；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一穷二白”，正需要执行“公私兼顾”政策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商业尤其要执行这一政策，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商业来扩大商品流通，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关于“一五”时期的商业政策，万典武他认为，一般的说法是说“一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是正确的，但全面评价“一五”时期商业政策的历史功过，应同时说两句话：这是中国商业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些“左”的重大政策的开端。[43]

国有商业的地位作用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新中国国营商业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保证商品供应方面的作用，一般持肯定意见。谢洁萍考察了1953－1997年间国有商业的效益问题，以1980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为标志，分为二个阶段：1953－1979年，国有商业企业市场占有率达97％以上，纯销售增长，劳动效率提高，流通费用下降，但利润率呈下降趋势；1980－1997年，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利润率大幅下降，亏损增加，国有商业企业总体效益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问题[44]。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理论界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关于是否坚持“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直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商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商品流通体制的总体改革也正在深化。[45]

（二）关于市场与市场化问题

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问题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的是研究改革开放前的一个阶段的市场状况问题，有的则贯穿通至今。近年来关于这一时期市场问题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市场与市场管理的变化过程。龚建文针对90年代初的市场疲软问题，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后出现的市场疲软及其解决措施[46]。陈廷煊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物资交流、物价政策与市场管理等[47]。董志凯的《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48]认为，“一五”时期国家既有抑制市场作用的方面，也有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物资供求，稳定物价的的方面，那种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的社会的认识是对历史的误解。赵学军考察了建国初期的金融市场，他的《建国初期的投资公司初探》[49]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建国初期投资公司的兴办过程、经营情况、停办原因，总结了历史经验。

学术界就对于50年代市场衰落的趋势消亡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赵凌云认为1949－1956年间是市场因素消亡、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他提出市场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50]。武力的《论50年代市场式微的原因和后果》[51]一文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认为50年代由计划与市场并重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其说是推行苏联理论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其后果是快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高积累下社会基本稳定，但经济运行成本增加。[52]

市场中介组织是沟通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是测度市场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商会与商人团体是时下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现代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初步的研究有：徐建青对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与城乡交流进行了研究。[53]董志凯就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5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现代经济史在的位置也会显著起来。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问题[55]

在农产品流通问题中以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的讨论最为集中，所论涉及粮食购销政策、粮食流通、粮食市场等方面。一些研究突破了以往单纯的批判方式，从实证分析出发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决策建议。崔晓黎通过分析对以往的看法提出质疑：不同意那种认为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使资金从农业流向工业，是为工业化初期积累资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不存在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决策意图，中国明确认为工农业必须同时并举，在工业化过程中始终兼顾农业，中国的统购统销没有实现为工业积累超额资金的目的，在1953－1984年间从农业积累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农村，真正从农业积累并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在此分析基础上，从工农产品交换关系、城乡市场演变等方面研究了新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56]。郑有贵等深入研究了1949年以来南北两个区域粮食流向流量的变化，分析了从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演变的阶段划分、历史成因、转变特点和启示、粮食流通政策的演变与绩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粮食区域间流动对策建议[57]。苏志平等将1949－1997年粮食流通体制变化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2年粮食自由购销阶段；1953－1984年粮食统购统销阶段；1985－1993年粮食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阶段；1994以后，宏观调控下粮食市场流通阶段，并分别考察了各个阶段特点，提出了40多年总结的经验性结论（前述《中国商业发展报告》）。徐建青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1953年到1957年间农村国家粮食市场从建立到关闭的整个过程，考察了我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过程[58]。赖睦的《我国粮食流通体制50年的历史演变》[59]将这段历史分为4个阶段，并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对策建议。

（四）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问题

近年来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是一热点问题。其中关于新中国物价史的研究也涉及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有关论著众多。这里仅略述其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的研究。剪刀差问题之争产生于前苏联，我国关于剪刀差问题的研究讨论时间最长也有很久了。近年的争论涉及剪刀差概念、问题的由来、剪刀差的变动趋势、剪刀差政策的后果、剪刀差的消灭等等。

关于剪刀差概念，历来有比价剪刀差、比值剪刀差、价格与价值背离形成剪刀差的几种认识，这一争论一直在延续。至于剪刀差问题的由来，一种看法认为，剪刀差的形成是人为的，是长期主观失误的结果，剪刀差不是促进工业化的最合乎理性的手段[60]。持相同看法的还认为，剪刀差源于“超额税”，是前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强制压低或抬高工农产品价格而产生的，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我国的剪刀差问题存在于1953－1985年期间，解放前及1949－1952年间不存在剪刀差问题[61]。另一种看法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剪刀差总是一个价格现象，不能脱离工农产品价格水平及其比价关系去认识剪刀差，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剪刀差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陪葬品[62]。

关于我国1949年以后的剪刀差及其变动趋势问题。李子超等认为，新中国的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历史上的三大差别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适当保留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是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逐步解决；从比价关系看，“一五”时期剪刀差是在缩小（前述《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关于新中国剪刀差的变动趋势，李炳坤从价格价值关系方面看1952－1977年的剪刀差变动情况，认为这一时期从价格变动关系看是缩小了，从价值变动关系看则扩大了，剪刀差扩大的结果是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不利影响[63]。严瑞珍等从剪刀差的概念及形成、计算方法、1952－1986年间的动态变化、国外发达国家剪刀差的变动情况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剪刀差问题的对策；该研究认为剪刀差现象存在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一定阶段，从历史上看，是在大工业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渐趋于消灭；1952－1985年间，1979年以前从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比值指数看，剪刀差是在逐年扩大（其中“一五”时期仅是比价剪刀差缩小，比值剪刀差实际扩大），1979年以后在逐步缩小；从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上看，剪刀差政策直接损害农业，间接损害工业，不是上策（前述《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刘素阁研究了1949－1956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认为这一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总的缩小趋势，其存在是为了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其结果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64]。前述《中国物价50年》一书认为，新中国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实际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一五”时期显著改善，以后到1978年前又多有反复，1978以后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到1998年，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接近市场水平，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提高大大低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有很大缩小。[65]看来，由于对剪刀差概念本身的不同认识，导致在剪刀差变动趋势认识上的差异。徐建青在《建国前期的市价与牌价》一文中，以粮食类和花纱布两类商品为典型，从市场运行及其成本的层面上，探讨了这一时期国内商品市场的变迁。认为，建国前期国内市场上存在着市价与牌价两种性质的价格，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了这一时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市价与牌价并行这种价格运行机制本身是一种高成本的机制。而这个时期各个利益群体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与国家计划目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在市场管理与市场交易中的成本。以较低的预期成本迅速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是这一时期国家进行制度选择的依据这可能是导致市场萎缩关闭、制度变迁的更为直接的原因。[66]武力在综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剪刀差”是统制或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比在短期内的扩大是正常的，不必人为地改变它。建国以来工农产品价格比的波动，如果说有剪刀差的存在，也是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此外，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而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和发展非农产业。[67]

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和市场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但是跨阶段的研究、系统深入的研究有些刚刚起步，有些还在酝酿之中。总的来说，还有待于深入。

近年来关于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很多，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总的看研究是在走向深入。同时，综观近年来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中国5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是我国探索走出一条适应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历程，贯穿始终的是理论“探索”与实践摸索与理论探索相辅相成“奠基”，罗螺旋式上升的进程。看来这是我们研究的主线。我国尽管学习和借鉴了苏联的理论和经济模式，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和采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计划与市场并存到计划经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经历了长期探索和曲折前进的路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探索和尝试过程还没有最终完成将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立足于对中国经济史的科学研究。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更好地总结过去，从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探讨和开创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将是经济史学界和理论界的长期使命。

注 释：

[1]参考了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光明日报1999.10.01。

[2]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l期。

[3]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4]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5]雍文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6]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发展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7]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年第10期。

[8]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

[9]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41页。

[10] 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1]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2]樊弘：《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419页。

[13] 如1964—1978年，卓炯被当作“广东孙冶方”而遭批判（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1965年再次被戴上分子的帽子，1964年下半年开始，孙冶方与顾准、一起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中被批判，中接着被批斗（见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罗银胜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64－65页。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和陈云等领导人，他们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14]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1981年12月26日 《光明日报》。

[15]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198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16]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

[17]张仁德：《现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方法沦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8]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19]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1999年10月01日光明日报。

[20] 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1] 孙全：《再论清除无流通论对商业的影响》，载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河南社科院经济所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22] 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23] 《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

[24]高涤陈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6] 《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27] 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8]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28] 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有：洪奕谋等：《必须十分重视流通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职能》，（《福建论坛》经社版，1995年第8期）；周时昌：《谈谈流通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财贸经济》1998年第1期）；童年成：《商品流通功能新说》（《中国流通经济》1998年第6期）；赵国柱：《新时期商品流通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商业经济与管理》1999年第5期）；谢洁萍：《浅论我国商业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年第4期）。

[29]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0]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1] 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

[32] 载《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

[33]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4] 《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

[35] 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6]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可参见：杨昌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流通》（《商业经济文荟》1987年第3期）；肖灼基：《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商业经济研究资料》，1988年第15期）；梁世锡：《应明确提出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观点》（《广西商业经济》1997年第1期）；丁俊发：《商品流通热点探索》（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张光忠：《21世纪??复合商业时代》（《商业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7] 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38]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9]以下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0]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1] 《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与启示》，《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2] 《商业经济文荟》，1999年第5期。

[43] 《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44] 《关于国有商业45年经济效益的基本评价》，《经济与管理研究》，1998年第3期。

[45] 参见《国有商业深化改革的途径研讨会观点综述》（《商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1998年中国商业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羊城杯” 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研讨会观点综述》（《财金贸易》1999年第7期）。

[46] 《1950年市场疲软的历史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47]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品市场与物价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8]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9]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0] 《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1] 《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52] 关于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吴育频：《50年代党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初步探索》（《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5期）；陈清林：《论建国以来党的市场改革与市场建设》（《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2期）；陈乐一等：《中国市场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1953－1990》（《湖南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53] 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4]董志凯：《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5]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56] 《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7年第4期。

[57] 《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58]胡逢祥：《剪刀差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农村经济》1991年第5期。[58] 《50年代农村国家粮食市场的建立和取消》，《当代农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9]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误区》，《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59] 《湖北财税》1999年第10期。

[62]张西营等：《新时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63]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农业出版社，1981。

商品市场论文篇9

2济南泉水景区旅游商品品牌营销现状与存在问题

2013年8月15日，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正式获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由“一河(护城河)一湖(大明湖)三泉(趵突泉、黑虎泉、五龙潭三大泉群)四园(趵突泉公园、环城公园、五龙潭风景区、大明湖风景名胜区)”组成，是集独特的自然山水景观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于一体的精品旅游景区，为中国国家重点公园和5A级旅游景区、部级风景名胜区。景区以天下第一泉趵突泉为核心，集中体现了独特的泉水水域风光和民俗文化特色。尽管济南泉水景区旅游资源丰富，但景区旅游购物上存在的短板—旅游商品的问题日益彰显，尤其表现为品牌旅游商品的匮乏与品牌营销的滞后性。2．1品种单一，缺乏特色济南泉水景区旅游商品品种单一，缺乏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问题普遍存在。以千佛山为例，山脚下或登山途中不乏小商小贩的存在，但其销售的旅游商品在其它景区或景区外随处可见，与千佛山这一景点特色毫无关系，更不会激发游客的兴趣，因而也不会增加游客对旅游商品的消费。2．2大路货横行，缺乏品牌大路货是指某个产品被视为过于基本，以致在消费者心目中无法进行实体性的区分。济南泉水景区内旅游商品无明码标价问题严重，这也是景区屡遭投诉的重要原因之一。景区内大路货横行，缺少品牌商品，更谈不上品牌营销的运用与推广。2．3盲目营销，定位不准济南泉水景区年节旅游商品消费需求上升，但旅游商品明显存在供需不对称的问题。原因在于目标市场定位不准确，未采取针对性的营销策略。景区内可供游客消费的旅游商品专营店缺少，热销旅游商品断货和冷门旅游商品积压这两种极端现象日趋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既减少了旅游回头客的数量，又错失了宣传泉水景区及泉城济南声誉和形象的良好时机。2．4思想陈旧，缺乏品牌营销观念在游客这一买方市场逐渐形成奢侈消费观念和外企品牌营销纵横的情况下，仅有大路货低价而没有品牌使济南市泉水景区越来越没有生存之地。因此泉水景区必须摈弃传统的无牌闯市场和假冒生产的思维，在贴牌生产的基础上注重培育和发展自己的品牌，将品牌营销贯穿到旅游商品开发设计、销售和售后服务的整个营销过程中，要以自己独特的旅游商品魅力来满足消费者的特定需求。泉水景区旅游商品的发展现状直接凸显了打造旅游商品品牌，实行品牌营销战略，进行旅游商品统一品牌管理的必要性。如果泉水景区单靠无牌商品或大路货来刺激游客的购物消费很难带动景区旅游收入的增加，可谓步履维艰，或者说其远不如品牌旅游商品带来的成效大，因为旅游商品品牌战略的实施对旅游商品的开发、销售以及景区的宣传具有重要作用。

3基于STP理论的旅游商品品牌营销的路径选择

STP理论中的S、T、P分别是Segmenting、Targe-ting、Positioning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即市场细分、目标市场和市场定位的意思。STP理论的应用将有助于济南市泉水景区划分和了解各细分市场，发掘市场机会并开拓市场，从而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获得竞争优势，及时制定并调整营销组合策略。本文将按照旅游商品市场细分，选定目标市场，进行市场定位的流程，对泉水景区旅游商品品牌营销的路径选择进行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如图1)。3．1注重市场细分，使品牌商品差异化根据游客对泉水景区品牌旅游商品不同档次的需求，将景区旅游商品品牌营销市场细分为高档市场、中档市场和低档市场;根据游客的性格、爱好不同，将景区旅游商品品牌营销市场细分为传统型市场和新潮型市场;根据游客对旅游商品品牌忠诚度的不同，将品牌营销市场细分为多种品牌忠诚者市场、单一品牌忠诚者市场和无品牌者市场。针对所选择的不同细分市场，打造并销售不同的旅游商品品牌。3．2选择目标市场，使品牌营销多样化济南市泉水景区在开发旅游商品时，着重考虑教师和学生这一游客群体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方式，集中选择教师和学生等中、低档消费群体作为自己的目标市场，主要销售时间集中在寒暑假，着力打造面向他们的物美价廉的旅游商品，如书签、藏书票、明信片以及与景区文化有关的印刷品、音像制品等，并赋予具有当地文化内涵的品牌，以迎合他们的审美观，满足他们的需要。除此之外，泉水景区应该适当地进行跳跃式选择，针对不同的目标市场，采取有选择的专门化市场覆盖模式(如图2)，开发不同档次的品牌旅游商品，以便更好地满足游客的需求。针对教师和学生等中、低档消费市场实施无差异品牌营销战略，向该市场销售统一品牌、统一档次的旅游商品;针对高档消费市场，实施差异化品牌营销战略，为该市场不断创新开发并销售不同档次、不同品牌的旅游商品，以供该消费群体进行多元化选择。3．3进行品牌定位，使品牌效应最大化在目标市场顾客群中形成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即为定位。济南市泉水景区以泉水为特色，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基于旅游商品价格、质量的差别将“泉水”品牌旅游商品准确定位于目标市场中(如图3)，以增加游客对不同价格、档次品牌旅游商品的选择性，从而减少对大路货或无牌旅游商品的消费，增加旅游商品及泉水景区品牌的知名度［5］。

4济南泉水景区旅游商品品牌营销的对策与建议

4．1力求专业，创建规模化的“一站式”品牌旅游商品店所谓一站式是指在一个地方就能购买到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商品。游客购物消费弹性系数大，游客能为旅游商品花费多少钱取决于旅游商品的购物环境、地域特色、包装及购物服务水平等。因而泉水景区在激烈的营销竞争中，应转变思想，强化品牌意识，树立正确的品牌营销观念［6］。泉水景区在对现有旅游商品消费市场进行细分的基础上，为不同的目标市场提供不同的旅游商品选择，将具有泉水文化特色的品牌旅游商品准确定位于所选定的目标市场，构建泉水景区和游客共同的利益基础。同类别品牌旅游商品摆放在专业化、规模化的旅游商品店统一定价、统一销售，一方面可以减少游客选择和决定购买某类旅游商品的时间和精力;一方面提升了泉水景区旅游商品的档次，以让游客不必再担心商品的质量问题。4．2聚焦载体，打造旅游商品品牌体系聚焦现代消费大势，在旅游产业六大基本要素构成中，购物的消费支出相对较低，然而其消费弹性系数大且具有挖掘潜力，是提升旅游产业效益的主攻方向。泉水景区要瞄准淡季旅游做旺和旺季旅游做精这两大焦点，创意打造两大重点节事品牌载体，将泉水品牌连同两大节事品牌准确定位于目标市场，充分利用“黄金周”以促进泉水景区的购物消费，最终构建以“好客山东”品牌为龙头、以泉城济南旅游品牌为支撑、以泉水旅游景区和旅游商品品牌为基础的旅游品牌系统。通过品牌带动节庆经济，推进旅游景区联合，实现品牌的放大效应。4．3多方参与，形成品牌旅游商品系列济南市泉水景区旅游商品开发要以满足旅游市场需求为出发点，细分旅游商品市场，为所选的目标市场提供专门化的品牌旅游商品。因而泉水景区要依托景区建设，建立旅游商品生产加工基地，构筑旅游商品生产加工与经销网络。济南市当地政府要连同市旅游局、旅游商品研发基地及地方性旅游商品企业共商对策，成立泉水景区旅游商品研究会，征集来自地方性的旅游商品创意，研发具有泉水景区特色、富含泉水文化内涵并且能够迎合游客需求、适销对路的品牌旅游商品［7］。此外，泉水景区应不断加强创新，维持和提高品牌的竞争力。4．4联合推介，打造捆绑式区域整合营销模式捆绑营销是共生营销的一种形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品牌或公司在促销过程中进行合作，从而扩大他们的影响力。济南泉水景区品牌旅游商品应借鉴“好客山东”品牌推广经验，积极实施捆绑营销。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将分散的旅游宣传资源和资金整合起来，把“泉水”品牌旅游商品体系定位于不同的目标市场，采用团购和补贴的形式在电视、网络和户外广告等媒体上开展泉水景区旅游商品的品牌宣传［8］，全盘考虑，综合运用各种营销手段，以“好客山东”为龙头，与17个地市和几十家景区共同推介，形成群龙共舞的局面。4．5利用网络，做好旅游商品品牌营销与推广品牌营销作为企业整体营销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要贯穿市场营销的全过程，而且要与其他营销方式相结合［9］。济南市旅游局通过设立并不断完善旅游商品品牌网站专栏，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瞄准所选的目标市场，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宣传推广泉水景区的品牌旅游商品，以使旅游商品品牌效应扩大化。例如，在网上营销中要展现泉水景区旅游商品的品牌魅力，并且要通过网上营销强化品牌形象。

商品市场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5－087－05

刘诗白教授是我国享有盛誉、功勋卓著的经济学大师。他长期从事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工作，主要代表性论著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若干问题研究》、《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产权新论》、《论体制创新》、《现代财富论》等等。刘诗白教授在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理论、市场经济理论、产权理论、体制转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及现代财富理论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创新研究。

刘诗白教授的论著理论深邃系统、论述高屋建瓴、阐释植根实践。他的学术思想启发和教导了一批批中青年学子，培育了不少经济学骨干与精英。对刘诗白教授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难以用简短的文字进行归纳与凝练。我们在品读刘诗白教授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现代财富观和社会主义产权理论等学术论著的基础上，深刻地领悟到刘诗白教授无愧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产权理论与现代财富观的开拓大家。

一、刘诗白教授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创新性探索

刘诗白教授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独具特色，其创新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认同，并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所佐证。

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界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一些方面还存在较大分歧。但刘诗白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始终坚持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对商品经济的历史地位与功能进行科学解读。刘诗白教授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社会分工的存在为前提，同时，商品关系又通过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成为促进生产社会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杠杆。刘诗白教授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商品经济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息息相关。

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要发展商品经济，刘诗白教授很早就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证，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的真知灼见，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认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一，发展商品经济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刘诗白教授认为，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关系仍然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分工与促进生产社会化的重要经济杠杆，一切摒弃商品关系而在非等价的实物交换或无偿的活动交换基础上建立普遍的社会劳动的联系的做法，都是不成功的。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尚不发达，因此，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刘诗白教授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与社会主义生产力相适应的论述，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其二，对于欠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发展商品经济更为必要。欠发达国家之所以在经济发展方面还十分落后，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不发达。因此，刘诗白教授认为：需要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更大规模的商品交换；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需要通过商品关系来发展专业化协作；需要发展商品化、社会化的生活服务事业；需要通过商品关系来发展科技文卫事业；需要通过商品关系促进国际经济联系。所以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的重要保证，是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所必须历经的阶段。

在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研究中，刘诗白教授还以他敏锐而独到的眼光，创新性地提出了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起着基础性的配置作用。刘诗白教授指出，社会主义需要重视市场机制，社会主义的计划调节，不能脱离市场和市场机制。同时，他也认为，市场机制并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调节机制，不能因为强调市场而否认计划指导的作用，还必须发挥计划机制的调节作用，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他认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具有各自的特点，具有互不相同的和互不替代的功能，从而适用于不同的对象领域；人们应该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状况和要求，分别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调节形式，使计划机制的调节与市场机制的调节各得其所，互相配合，彼此补充，使二者的调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商品市场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 F0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4）01004305

一、引言

寡头垄断市场是现实中较为常见的市场结构形式之一，关于其博弈研究的经典模型则为：古诺博弈、斯坦克尔博格博弈和伯川德博弈三大博弈。古诺博弈分析了两个生产同质产品厂商如何以产量作为选择变量进行竞争的问题，而后得出了古诺纳什均衡结果；伯川德博弈则是在与古诺博弈有相同前提条件下，以价格作为选择变量进行竞争的问题。与古诺博弈及伯川德博弈同时进行选择的不同，斯坦克尔伯格博弈提出了“领导者-追随者模型”，以产量为选择变量，两厂商的决策具有先后顺序。以其均衡结果作为理论支撑，斯坦克尔博格博弈进一步提出了“先动优势”，即率先进入市场的厂商可以获得有利于自身的优势。

目前，国内无论从理论推导还是实际应用方面，对这三大博弈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黄龙生（2004）深入研究了不完全信息静态古诺博弈的求解方法[1]；魏翔（2008）用广义函数中的冲激函数和阶跃函数来刻画间断需求函数，弥补以往伯川德博弈研究缺乏数学论证的缺陷，证明了原始伯川德博弈的结论是近似的，严格意义上的纳什均衡点是双方都定价于比边际成本略微高一点的位置上，只有市场需求曲线为水平线时，均衡结果才收敛于伯川德博弈[2]；胡洁（2006）深入探讨了不完全信息维度下的斯坦克尔博格博弈模型及均衡情况，其分析结果表明，一维博弈及均衡是多维博弈及均衡的特殊情况[3]。王志刚、朱艺云（2011）以经典的斯坦克尔博格博弈模型为基础，引入成本-利润差曲线，深入考察了成本对厂商先后动的影响机理，确定了厂商先后动的临界成本点和成本区间，并确立了在不同成本结构下高成本厂商的先动和低成本厂商的后动策略理论[4]。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学者大多集中于探讨信息不完全情况下三大博弈各自的均衡状况，并应用于不同行业的现实问题分析中，鲜有从异质性产品市场的角度出发关于三大博弈的研究及对三大博弈进行对比分析的相关研究。

因此，本文从异质性产品市场的角度出发，在构建异质性产品市场的三大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三个博弈理论的均衡结果，并进一步探究在异质性产品市场下，斯坦克尔博格博弈中先动厂商的均衡利润相较于其他两个博弈的均衡利润是否存在优势。

二、异质性产品市场下的三大博弈分析

在本文中，笔者借鉴石磊、寇宗来（2003）的差异化产品下的博弈模型[5]，设定相关的前提条件。假设市场中存在厂商A和B，两厂商产品的价格分别是PA、PB，产量为qA、qB，并且没有生产能力的限制。不失一般性，假设厂商A和B成本为零，两厂商生产的异质性产品独立地选择价格或产量，但只可选择其一进行博弈竞争。

该结论表明，无论两厂商生产的产品是替代品还是互补品，古诺博弈的均衡价格总是小于伯川德博弈的均衡价格。而当厂商A和厂商B生产的产品为替代品时，市场上伯川德博弈比古诺博弈生产更多的产品，并且市场总利润更大。反之，当厂商A和B生产的产品为互补品时，市场上古诺博弈较伯川德博弈生产的产品更多且市场总利润更大。根据该结论我们可以知道，若厂商生产的产品是可替代的，那么厂商选择价格作为决策变量，其市场总利润更大；反之，若厂商生产的产品是互补品，那么厂商以产量作为决策变量的博弈为市场带来更多的利润和产量。

（二）古诺博弈与斯坦克尔伯格博弈比较

上述结论解释了，无论厂商A和B生产的产品是互补品还是替代品，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中先动厂商的均衡价格总是小于后动厂商及古诺博弈中的单个厂商的价格，但是其均衡产量及利润总是大于古诺博弈中单个厂商的产量及利润，而后动厂商的利润总是小于古诺博弈中的单个厂商的利润。并且，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中市场的总产量大于古诺博弈中市场的总产量。当厂商生产的产品是可替代时，后动厂商的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均小于古诺博弈中单个厂商的产量和价格，但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中市场总利润大于古诺博弈中的市场总利润。当厂商生产的产品是互补品时，后动厂商的均衡产量和价格都大于古诺博弈中单个厂商的产量和价格，且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中市场总利润小于古诺博弈中的市场总利润。

基于上述结论可知，从单个厂商来看，若厂商有条件作为领导者，那么它选择斯坦克尔博格博弈更有利于其追求“先动优势”。从整个市场来看，产品的可替代性或互补性不影响两大博弈的市场总产量，但会影响两大博弈的市场总利润及单个厂商产品的市场价格。

（三）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与伯川德博弈比较

上述结论表明，当厂商生产的产品是替代品时，先动厂商的斯坦克尔伯格博弈的均衡产量大于其在伯川德博弈中的均衡产量，但均衡价格则小于伯川德博弈中的均衡价格；后动厂商的斯坦克尔伯格博弈的均衡产量和价格均小于其在伯川德博弈中的均衡产量和价格；并且，只有当β>1.6时（即厂商对自己产品的价格敏感度大于1.6），斯坦克尔博格博弈中市场总产量大于在伯川德博弈下的市场总产量。除此之外，斯坦克尔伯格博弈的先动厂商的利润和市场总利润均大于伯川德博弈的单个厂商的利润和市场总利润，但后动厂商的均衡利润则小于伯川德博弈中单个厂商的利润。当厂商生产的产品是互补品时，从价格来看，斯坦克尔伯格博弈的先动厂商的均衡价格小于伯川德博弈中的均衡价格，小于后动厂商的均衡价格。与此同时，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下的先动厂商产量、后动厂商产量及市场总产量均大于伯川德博弈的单个厂商产量及总产量。从单个厂商的利润来看，先动厂商的斯坦克尔博格博弈均衡利润大于其伯川德博弈的均衡利润，而后动厂商的斯坦克尔博格博弈均衡利润小于其伯川德博弈的情况。就市场总体利润而言，斯坦克尔博格博弈的均衡市场总利润小于伯川德博弈的均衡市场总利润。因此我们可以得知，从单个厂商来看，作为领导者的厂商无论追求利润最大化还是产量最大化，其都将选择进行斯坦克尔博格博弈。从市场来看，产品的可替代性和互补性影响两大博弈市场总利润的比较；而两大博弈的市场总产量孰大孰小，不仅取决于产品的替代性或互补性，而且还取决于厂商对自身产品价格的敏感度。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构建异质化产品市场下的古诺博弈、斯坦克尔博格博弈和伯川德博弈，分别比较了三大博弈的均衡结果。同时，解释了产品的替代性和互补性对三大博弈均衡结果的影响，肯定了斯坦克尔博格博弈领导厂商的“先动优势”。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有如下两点：

第一，当市场的决策者进行决策时，若决策者追求市场总产量最大化，无论产品是可替代品还是互补品，选择斯坦克尔博格博弈将会得到最优结果；若决策者追求市场总利润最大化，当产品是可替代品时选择斯坦克尔博格博弈为最优策略，当产品为互补品时选择古诺博弈是最优策略。

第二，斯坦克尔博格博弈的领导厂商无论在产品是可替代品或互补品的情况下，其均衡利润都是大于古诺博弈及伯川德博弈的均衡结果，即“先动优势”对企业是有益的。因此，若厂商在市场上有作为领头企业的潜在条件，那么其选择与其他厂商进行斯坦克尔博格博弈是该厂商的占优策略。

总之，在实际情况中，也应该把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如两厂商的成本、改变博弈决策后的菜单成本及非线性生产函数等考虑在内，从而做出更合理、恰当的决策分析。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数理分析，作为我们未来继续研究的内容。

参考文献：

[1] 黄龙生.不完全信息静态古诺博弈的求解方法[J].咸宁学院学报，2004，24（6）：9-12.

[2] 魏翔.对伯川德博弈的正式数学证明与扩展运用[J].经济评论，2008，（1）：14-19.

商品市场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F0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8―0019―03

以怎样的商品价值观作为经济学的基石，是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必须透过商品交换关系的研究，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份的关系、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特别是要研究变革生产方式与促进生产力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一点就是劳动的交换、分配关系。在当前创新劳动占主导地位的知识经济条件下，仍然需要建立在“活劳动一元假设”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和发展研究，是丰富而不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研究。“丰富”在于继续“坚持”马克思对诸多价值概念的科学抽象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不是抽去价值概念这个基石，用另外一套价值概念去取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

刘诗白教授的《现代财富论》堪称是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典范。他并没有把研究的视野局限在“抠”价值名词上，而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从生产力的要求出发，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财富的特征和促进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变革要求。其主要贡献在于：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命题不变。刘教授在《论当代技术创新》一文中，诠释了高科技时代创新劳动的时代特征：(一)当代技术创新表现为高技术产业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高技术群”，而更多表现为以某一核心技术创新为主轴、带动相关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二)高新技术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性，某一项技术创新会迅速引发另一项技术创新，呈现出高技术的强联动效应。(三)高新技术研发成果不只是作为技术储备供企业未来使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投入当前生产，来实现不间断的物质手段的革新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四)技术研发成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科学劳动成为劳动的一种具体形式。高科技劳动不但是现代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劳动，而且高科技劳动将促进高附加值商品财富的生产。季正松认为：“从体力劳动价值论到脑力劳动价值论，使价值决定由劳动时间转向能动性和创新程度，不同性质的劳动交换比例由“算术级数”向“几何级数”转化。”从劳动价值的外延上，刘教授认为不但包括生产商品的劳动，还包括管理劳动、商业劳动、服务劳动。这就是劳动价值的时代特征。

在使用价值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上，刘教授对现代财富的论述更是极富有创造性的发展。其贡献可以概括为：(一)现代财富本质是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是高附加值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从而满足以现代人需求变化为特征。(二)认为现代财富具有商品特征，也具有非商品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商品性财富的生产，也要促进非商品性财富的生产。(三)认为现代财富不但是具有实物形态、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商品(或产品)，而且包括无实物形态、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产品、服务产品。因此，基于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的要求，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拓宽公共品等非商品性财富生产的同时，大力促进现代财富的商品性生产。不但要促进物质财富的商品性生产，而且要促进文化、音乐、艺术品等精神财富的商品性生产和服务业的劳务生产。

刘教授在论现代文化生产中，更体现了拓宽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认识的精妙之处。文化作为商品化生产的前提是近代“在社会分工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一个由多种专业组成的自由职业者阶层，他们或者是从事独立生产的‘自由撰稿人’，或者是受雇于文化企业，自由职业者的形成和壮大，是文化商品发展的重要前提”。随着高科技嵌入到文化品生产中，形成了庞大的文化品产业市场。“文化品作为商品，它由此获得价值性，商品性文化生产的最重要经济功能，如像创造与实现产品价值和资本增值，进行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等，均是立足于文化品的价值性的基础上”。在论述文化品商品性或价值性时，更是经典地论述了文化品价格与价值的经常背离性。认为一个充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会使商品价格通过不断波动，趋向和定位于某一个价格轴心，这个价格轴心水准决定于生产中的社会劳动耗费，即价值。因此，也出现了价格背离价值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基于对价值与价格范畴内涵的科学理解，人们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中多种多样的价格与价值相背离模式。例如：(一)有价格无价值。张亚认为：“以商品零价值参与商品交换”。(二)以价值为轴心的市场价格。(三)垄断价格。总之，科学认识价值与价格这一对范畴的内涵，用之于分析当达市场经济中更加复杂的商品结构和多种多样市场价格模式，人们并不难以劳动价值论原理来对文物、文化品及其它知识产品等的价值决定做出科学阐明。

从刘诗白教授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原理分析现代财富的特征、表现形式、内涵、外延、交换和消费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对于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分析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这对矛盾运动时，把使用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地位，从而撇开商品使用价值多样性的研究，专心研究商品价值规律，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的研究中，商品价值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商品使用价值居于从属地位。基于这一把握，才得以完成资本运动规律的研究。而刘诗白教授的《现代财富论》则相反，基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出发，把研究视野集中在商品使用价值上，认为在当代社会中的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矛盾运动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形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使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现代生产方式。这就进一步从驾驭市场的高度(而不是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均衡价格的适应市场论或是商品效用价值的消费心理论)说明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必要性，说明生产方式的变革仍然是当前社会经济中的主要矛盾。灼见《现代财富论》是《资本论》的时代深化，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诠释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矛盾运动的认识论。可见《资本论》与《现代财富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上，不但互相补充，而且分析方法上互逆思维，抓住了时代特征。《资本论》立足于18世纪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研究商品价值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家剥削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揭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现代财富论》则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先进生产方式如何促进多样性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实现了当前高科技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现代财富论》的创新，还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劳动生产力的高科技创新优越性上。刘教授并没有囫囵于亚当・斯密的自利经济人假设的“市场万能论”上。根据劳动价值交换要求，工业革命时期，

资本主义生产也是千方百计节约活劳动的消耗，使商品生产的个别时间低于社会必要时间，从而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在当代高科技飞速发展时期，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要不断地调整生产方式促进科技创新，提高劳动价值中的创新劳动含量。进而刘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驾驭市场中可以发挥“集中资金”办大事的优势，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激励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自觉调控，引导和促进商品性财富的生产。同志深刻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最近，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同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我们改革和建设中必须坚持的方向。刘诗白教授从现代财富的使用价值人手，从价值概念的运用分析推导出社会主义制度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社会制度优越性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刘诗白教授还诠释了在当代高科技革命下的复杂劳动的内涵。他认为，即使是后工业时代机器的不断革新、不断地把劳动简化成“站”在机器旁边的替代劳动，但是，不论机器对人的劳动替代到什么程度，生产要素的结合，仍然是“在劳动启动、粘合、调控等功能下，非劳动要素才能真正发挥出使用价值形成的功能，即使在当代高技术经济中，任何产品始终是劳动产品，是对象化的劳动体现，可见，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学原理并未失效”。这就批驳了刘有源所谓“如果该劳动资料只需要人进行简单的启动或关闭，调控或遥控，或完全控制，那么它就形成了对人及其劳动的一种替代，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价值功能的一种替代，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创造价值功能的一种替代”。换言之，资本家拥有机器，则机器对活劳动的替代价值也只能归资本家占有。

的确，在工业时代的后续阶段，机器革命更是高科技劳动的创新活动并成为现代企业总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生产工具的改良实际是高科技劳动价值对象化为机器形态。与其说机器替代活劳动，不如说高科技创新劳动替代生产过程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而使简单劳动成几何级数倍增。事实证明刘教授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参考文献：

[1]刘诗白，现代财富的性质、源泉及其生产机制[J]，经济学动态，2005，(11)：5―10。

[2]刘诗白，论当代技术创新[J]，经济学动态，2006，(7)。

[3]季正松，从体力劳动价值论到脑力劳动价值论[J]经济学家，2005，(2)：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