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论文篇1

1“湿地农业”的提出

“湿地农业”的概念是在“湿地”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水(包括地下水、地表水)是湿地的基本特征。国际上提出湿地的概念,主要是鉴于该类自然资源对调节自然环境和保护生物物种的绝对重要性,即所谓“大地之肾”的特点提出来的,其核心是要加强对湿地的保护[6~7]。但对我国江汉平原乃至长江流域来讲,近600年来,已有大片的湿地被开垦成了以水稻田为主的人工湿地,该湿地的主要功能已转变成农业经营的基础条件、生产农产品的功能上来。在该地区农业经营中,除要保护好依然存在的部分自然湿地、发挥湿地的生物和生态功能外,农业的经营本身还或多或少受到本区湿地特征的影响,如何根据其特点进行农业经营、处理好湿地开发、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是湿地农业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很早以前,我国劳动人民针对南方多雨的特点,在有效排水和农业利用上就创造了一套成功的方法,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了着名的“桑基鱼塘”系统,在长江下游地区则有所谓“圩田”利用方式。而在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则是以湖垸形式的土地利用方式占优势。而且这部分地区在我国农产品生产上的地位十分突出。相对于我国北方干旱地区的干旱农业而言,我国南方湿地季风气候条件下湖泊湿地地区的湿地农业,还面临着一系列特有的问题与挑战。开展湿地农业研究意义十分重大[8~13]。

2江汉平原湿地农业的特点

在低湿地上之所以短期内发展了出色的农业,固然与人口压力密切相关,但也与其具有独特的优点息息相关。江汉平原地势平坦 本文来自 ,转载请保留此标记。 ,土地肥沃;光热水资源丰富,雨热同季,宜于农作;交通发达,综合经济实力雄厚,湖北省综合经济实力百强县大都位于江汉平原地区之内。但是在20世纪50~80年代期间,江汉湖泊数量和面积急剧减少,耕地面积骤增,生态环境日益脆弱化。农业灾害,包括洪、涝、渍、干旱、病虫、冷热等日益严重,农业耕作和生活的设施水平与条件十分恶劣,农业的结构单一,劳动生产力与土地生产力徘徊不前,农业资源浪费严重,比较效益低下。形成了江汉平原湿地农业的基本背景[10,12]。江汉平原的湿地农业还具有一些具体特点。

2.1垸田特征

江汉平原湿地垦殖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大量垸田的产生。所谓垸田,就是人为地由湖边向湖心通过建立堤坝、排干湖水,建立相应的水利设施,即所谓“围湖造田”形成的农田。最后在地貌上就自然形成了一个个由人工开挖形成的水系相对独立的垸落。从大的方面来看,垸田由于开垦历史不同,所属各异,因而垸落与垸落之间形成各种人为的隔离和阻碍,道路和水系混乱,不利于农田作业以及灌溉、排水与行洪。每逢5~10年一遇的大雨,往往形成大面积内渍[1,14]。

垸田的另一特征是土壤长期接纳河流冲积物和湖渍物,因而表现为土体深厚、有机物丰富、土壤潜在肥力高但有效肥力低。由于其土地平整与水利设施大都不充分,因而排水不良。春季土壤升温慢,形成所谓“冷渍田”。此外,还有一部分低湖田表现为土壤粘粒成分含量高、土壤结构不良。从土壤营养上来看,该地区土壤严重缺磷和缺锌[4,15]。

2.2地貌和生态上的分异特征

江汉平原的农田多由湖泊开垦形成,在地貌和生态上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王克林等在对洞庭湖湿地进行探讨时指出了洞庭湖区具有碟形盆地圈带状立体景观结构的特点。并将该湿地归纳成3个圈次,即1)内环敞水带;2)中环季节性淹没带;3)外环渍水性淹没带[2,8]。蔡述明等在江汉平原四湖地区监利新兴垸进行的研究阐明了四湖地区“湖垸同体”,从湖边到湖心可分为9种农业利用地貌类型的规律[4]。我们通过对典型碟形洼地——高场示范区的剖析,观察到一个没有彻底完成垦殖过程的低湖地在多个土壤特征上(地下水位、土壤剖面结构、土壤机械构成、土壤营养、土壤温度和综合土地质量)存在明显的梯级递变,因而其适宜的农业利用价值也是不同的。

2.3灾害加剧与生态脆弱化特征

由于本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特点,近几十年来自然灾害的频率和程度日益加剧。主要灾害有洪灾、涝渍、干旱和病虫灾害等[16~18]。叶柏年等在分析湖北省旱涝发生情况时,论述了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灾害日益加重,如1980、1982、1983、1991、1993、1995、1996、1998年均为特大洪涝年,每年因洪涝使农田成灾面积均超过66.7万hm的标准,平均两年就遇一次,其中1991年农作物受灾174.97万hm,农业损失55亿元。80年代与50年代相比,旱灾面积增加1.28倍,涝渍面积增加1.67倍。

王学雷等对江汉平原的生态脆弱性进行过专题论述[19]。除上述以洪涝为主体形成的各种自然灾害外,江汉平原还面临严重的生态脆弱化问题。包括,1)耕地面积日减,人口骤增,土地的承载压力越来越大;2)土壤有机质含量逐年下降,物理结构劣化,生产性能下降;3)生物多样性下降,时有暴发性或毁灭性病虫害发生;4)水体面积减小,湖水水质下降,渔农矛盾日渐突出;5)农业内部结构单一,农业经营比较效益低,农业经济再生产难以完成;6)农业设施老化,基本建设严重落后,农民生活得不到应有保障,等等,应该说湿地地区的农业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3湿地农业技术体系探讨

局部性、季节性水环境恶 化是南方低湿地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位于该地区的以湖泊为主体的自然湿地既是当地农业的重要环境,又在该地区整体的水资源调度和控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必须从整体上来认识南方低湿地区存在的各种问题,大力开展湿地农业技术研究(图1)。

附图

图1“湿地农业”构成图

3.1湿地农业关键技术的探讨

“九五”期间,我们对农业湿地中的主体——涝渍地合理开发利用技术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关键技术包括:

(1)涝渍地农业小区综合整治开发规划与实施研究建立了两个分别代表典型“湖积地”和“冲积地”的涝渍地改良综合开发示范区,在示范区的综合整治与开发规划中提出了以“单元水系”为基本单位整治涝渍地的观点,将农田基本建设作为整治涝渍地的先决手段。规划中还引入了日本区域排水规划的数理模型与土地分析的“数量化理论ⅰ”,实践证明上述两种方法对江汉平原湿地地区微地域特点的分析具有较好的适用性。研究还将高场示范区的开发模式总结为“农田整备 梯级开发”,岑河示范区的开发模式为“农田整备 优化模式”[22~24]。

(2)涝渍地排水改良技术

湿地农业中农田的排水是一项关键技术[25~27]。研究开发和引进了适合于湿地农业小区排水的数学模型以及农道、沟渠、土地平整的工程技术参数。深入探讨了农田涝渍相随的作用过程和主要作物棉花、大豆、油菜在关键生育期的排渍标准和涝渍排水综合控制指标[28]。

(3)涝渍地土壤肥力特征及改良技术

选择典型地域对近20年来大范围的江汉平原湿地农田土壤肥力动态演替进行了分析和评价,采用土壤系统分类法,对涝渍地的土壤类型进行了重新划分,找出了不同类型涝渍土壤的特征与利用方法。探讨了涝渍地土壤的分布与肥力演变规律。

(4)适生生物种质资源的发现、引进与鉴定

对多种水生经济植物莲藕、芡实等的适宜特性进行了鉴定。发掘并开发了新鱼种——月鳢,继续扩大了对适宜于湿地的早熟西、甜瓜品种的筛选,选出适合于大面积推广的新品种“黄宝石”、甜瓜“丰甜1号”。引进筛选出“两优培九”和“丰两优1号”等品种作为湿地高产优质水稻换代“组合”。

(5)主要作物抗涝渍的机理及抗渍高产栽培

重点对水稻、油菜等作物不同抗(耐)性品种间差别产生的机理进行了探讨,并总结出一套本地区水稻的抗渍栽培技术体系。研究认为栽培上应重点抓好品种筛选和育苗技术两个环节[29]。

(6)涝渍地作物病虫草害的发生规律及综合防治技术

重点对涝渍地上易发生的稻飞虱、稻螟和纹枯病、白叶枯病的发生特点进行跟踪调查,以有效排水和节水灌溉为出发点,探讨了病虫草害综合防除策略。

(7)涝渍地生态环境异化评价及生态恢复技术

湿地环境异化程度在日益加重,环境异化的根源在于人类对湿地资源的过度和不合理的利用。环境治理策略既要注重缓解环境压力,也要注意照顾当前经济发展,要做到二者的良性互动。

(8)涝渍地高效农业模式研究

湿地良好的土壤潜在肥力和充裕的光、温、水等自然资源为本地区农业的主体产品开发和农田多熟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自然条件[5,30~32]。以“麦—瓜—稻”模式为基础,面对新的农村形势,新创了4种高效农业模式。这4种模式是系统针对本地区爽水型高产水田、旱田、农牧肥结合以及保护地栽培方式分别形成的,在生产中已得到迅速推广。

3.2湿地农业综合开发典型模式探讨

湿地农业模式总体上可分成农田高效农业模式,农林间(混)作模式,水体养殖模式,种养加一体化模式和碟形地域梯级开发模式等5类。每一类有若干种形式的模式。主要模式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种:

(1)适宜于中小水面的分层混养模式;

(2)适宜于连片池塘的鱼、猪—禽复合混养模式;

(3)适宜于大中型水面的网箱养鱼与流水围栏精养模式;

(4)野生水生植物人工种植园模式;

(5)适宜于河滩湖滩季节性淹水带的耐渍经济植物模式;

(6)低湖田鱼—稻—藕共生模式;

(7)湖区生态公园观光农业模式;

(8)适宜于大面积低湖田的一季中稻模式;

(9)适宜于典型碟形洼地的梯级开发模式;

(10)适宜于高产爽水区的多种农田高效种植模式,包括:麦—瓜—豆—稻模式;油—瓜—稻模式;菜—甜瓜—杂交棉模式;大麦=玉米 绿豆—晚稻—畜禽模式。

优化模式的实施产生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其中经济效益尤为显着[3,5,33~36]。

3.3湿地农业的若干技术难题

纵观江汉平原过去几十年来的研究,湿地农业的技术研究多集中在点、区或者局部技术环节上,成绩很大但有所偏颇。今后应加强如下重大关键问题的研究。

(1)关于湿地农作区国土综合整治,即生产、泄洪和湖区水面面积的合理比例及其规划建设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湖泊面积还在继续减少,减少的部分主要用来作渔业养殖用。与低湖农田的利用方式相比,渔业养殖兼顾了蓄水、生产和调节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功能,生态与经济效益显着,因而显示出较大的优越性。但江汉平原全域内土地面积如何在生产、泄洪和湖区水面之间分配出一个合理的比例,并通过具体地规划、布局(该布局还应该与相关的水利、农业设施相匹配),是今后湿地农业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应该学习日本“土地改良区”的做法,大范围统一规划,整体分区建设;通过立法, 本文来自 ,转载请保留此标记。 集中来自于国家、地方和农业经营者的有效投资;规划与建设必须遵循统一的技术规范,做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开发、保护的有机结合。

(2)关于拳头产业的选择与培育。要在减轻涝渍为害的同时,充分发挥湿地地区多水与土地肥沃的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建立相应的优质、名牌商品基地。而这一方面恰好是江汉平原湿地农业过去的薄弱环节。具体来讲,需水较多的水稻、油菜,水生动物(鱼、鸭、鹅等)养殖,水生经济植物产品是本地区农业发展的潜在优势,但一直以来未形成相应的产业和产品优势,今后应重点研究其从基地化生产到加工、包装和销售一体化的技术,形成湿地农业的特色。

(3)关于恢复优美环境与确保食物安全。江汉平原的地理特点决定了该地区各种用水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多次循环使用,而且人畜饮水、农业灌溉用水与生活排水之间极易相互混杂。以水作媒介,农药、化肥及有机污染物容易得到迅速传播与分布,从而导致对环境的大面积污染,进而导致对农产品的污染。在江汉平原这个传统的农业集约区和国家农产品生产基地,如何保证农村广大土地以及农产品免遭污染,改善农业从业者的生产与生活环境,将是今后湿地农业技术体系中的一个难点。

【参考文献】

[1]陈世俭,蔡述明,罗志强.生态工程在湖垸湿地农业持续发展中的应用[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1997,6(3):253~258.

[2]王克林.洞庭湖区湿地生态功能退化与避洪、耐涝高效农业建设[j].热带地理,1999,19(2): 130~136.

[3]孟宪民,崔保山,邓伟,等.松嫩流域特大洪灾的醒示:湿地功能的再认识[j].自然资源学报,1999,14(1):14~20.

[4]蔡述明,王学雷,黄进良,等.江汉平原四湖地区区域开发与持续农业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5]黄jǐng@①,雷海章,黄智敏.论我国江汉平原湿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1,(3):34~36.

[6]吕宪国,黄锡畴.我国湿地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1998,18(4):293~299.

[7]朱建国,姜文来,李应中.我国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出路[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0,(4):50~53.

[8]王克林,刘新平.洞庭湖湿地抗逆型农业开发模式研究[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1995,(3):18~22.

[9]李晓青,程伟民,谢炳庚.江南丘陵稻田湿地景观生态系统功能与效益研究——以攸县为例[j].应用生态学报,1995,6(su.):112~118.

[10]金伯欣,邓兆仁,李新民.江汉湖群综合研究[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11]徐琪.湿地农田生态系统的特点及其调节[j].生态学杂志.1989,8(3):8~13.

[12]黄进良.洞庭湖湿地的面积变化与演替[j].地理研究,1999,18(3):297~304.

[13]丁疆华,温琰茂,舒强,等.鄱阳湖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j].环境与开发,1999,14(3):42~44.

[14]李劲峰,李蓉蓉,李仁东.四湖地区湖泊水域萎缩及其洪涝灾害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0,9(2):265~268.

[15]向万胜,古汉虎.湖北江汉平原四湖地区湿地农田土壤的养分状况及主要障碍因子[j].土壤通报,1997,28(3):119~120.

[16]叶柏年,陈正洪.湖北省旱涝若干问题及其防灾减灾对策[j].气象科技,1998,(3):12~16.

[17]傅云新,邓先瑞.江汉平原旱涝时空分布特征[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1997,6(4):379~383.

[18]金卫斌,雷慰慈.湖北四湖流域的洪涝灾害与生态减灾对策[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0,11(3):38~41.

[19]王学雷.江汉平原湿地生态脆弱性评估与生态恢复[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35(2):237~240.

[20]王洋,齐晓宁.吉林省中西部平原区低湿耕地整治及综合开发模式[j].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0,16:105~107.

[21]张明祥,严承高,王建春,等.中国湿地资源的退化及其原因分析[j].林业资源管理,2001,(3):23~26.

[22]高绣纺,李方敏,谢红.日本的农村整备事业及启示[j].科技进步与对策,1998(特刊),15:112~116.

[23]黄永平,田小海.数量化理论ⅰ在农地分级中的应用[j].湖北农学院学报,1999,19(2):148~153.

[24]朱建强,潘传柏,章贤东,等.中日专项技术合作项目岑河示范区排水规划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1998(特刊),15:69~77.

[25]刘祖贵,郭国双.渍害稻田合理排灌技术的研究[j].灌溉排水,1994,13(3):1~6.

[26]李振华,管光生.改造湖区低产田的研究[j].灌溉排水,1996,15(4):38~40.

[27]朱建强,欧光华,黄发新.四湖流域农田排水有关问题研究[j].灌溉排水,2002,21(3):39~43.

[28]朱建强,张文英,潘传柏,等.几种作物对涝渍胁迫的敏感性试验研究[j].灌溉排水,2000,19(3):42~46.

[29]田小海,龚信文,工藤哲夫.水稻在涝渍条件下的产量形成试验初报[j].湖北农学院学报,2000,20(4):289~291.

[30]黄智敏,田小海,鄢圣芝.四湖涝渍地区主要种植制度的气候评价[j].湖北气象,2000,(2):18~20.

[31]江苏省种植制度研究课题组.江苏沿江经济发达区高产高效持续多熟种植制度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1997,(1):1~4.

[32]李晓储,刘贵阳,黄利斌,等.扬州市珙江低湿江滩地林农复合构建模式早期经济效益研究[j].江苏林业科技,2001,28(5):6~10.

[33]邓德源,李开伦,向德楷.湿地资源开发模式[j].自然资源,1991,(5):18~20.

农业技术论文篇2

农业高新技术主要是指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自动化工程技术、海洋技术和生态技术等在农业上的应用［1］。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是指运用高度密集的技术、资金和知识，按照科研、开发、生产、经营一体化，开展农业产业生产。一般认为当高技术组合按国际科技产业园区的规范超过70％以上时，传统技术才被创新为高新技术。靠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提高产值的“技术生产率”在60％～80％以上，则实现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2］。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不仅需要资金、技术、人才，还需要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和手段，多元化的产业体系，先进的管理体系和健全的市场体系配合。

（二）安徽省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现状

截至2012年，安徽建成各级农业示范园区101个，培育省级以上龙头企业895家，其中农业高新技术企业92家，企业年产值248亿元，建成省级以上农业科技平台345个，企业技术中心56个①。从总体上看，安徽省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较低：全省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数仅占农业龙头企业的10％，占全省高新技术企业的5．2％；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产值仅占农产品加工产值的4．1％，占高新技术企业产值的2．4％；全年完成农业科研290人年，应用研究为10人年，试验284人年，全年获批农业科研专利申请29项，但无一项完成应用转化。

（三）影响安徽省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原因

1、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起步较晚。我国的农业高新技术是借鉴美国的经验而兴起的，从上世纪90年代提出，到如今也就20年左右的时间，各地区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认识还不到位。目前还处于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试验阶段。2、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投入不足。目前，我国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主要依赖政府投入，为政府主导型产业。安徽作为中部农业大省，经济欠发达，对农业投入较少。2012年，安徽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入为302亿元，人均不到1000元，全省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为19．5亿元，仅占GDP的1．1％②，用于农业科研的经费仅有3亿元，用于农业高新技术的研发则更少。研发经费投入不足，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企业研发的积极性，全年农业科技专利申请数只占到全省的0．09％。3、农业高新技术人才不足。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对人才的需求较高，特别需要开拓型的高层次人才和高科技人才。据统计，我省每3万人中才有1名农业科技人员，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仅高于，居第30位。2012年全省已建或在建的农业科研机构不足百所，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研发的人员只有1000余人。4、劳动力产业素养和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产业发展支撑力不够。安徽作为国家粮食生产基地，担负着国家粮食生产重任，区域内粮食播种面积大，常年遭受自然灾害，农业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农业人口比重大，农民文化程度、产业素养低，生产方式落后，农业产业化水平低。2012年，向市场提供的农产品中，60％为初加工产品，深加工产品仅占20％多。现实的生产条件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起不到支撑作用。微观层面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农业科研技术平台分布不均，科研成果应用能力差。全省具有科研能力的农业科技平台中，一半以上集中于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企业技术中心只占到16％，平均每两个高新技术企业才有一个技术中心。在农业科研成果中，80％为基础研究和试验发展，应用研究不到10％，2012年无一项农业专利成功转化。二是市场体系不健全。目前，我省市场上还没有一家农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介实体，承担把科学技术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职能。农业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主要依靠技术交易所举办的高新技术产品交易会，但其服务功能过于单一，缺乏连续，加之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致使农业高新技术鱼目混珠、真假难辨［3］。三是企业产业化动力不足。农业产业的特点是投资大、周期长、回报慢，导致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风险大，农业企业和农民在缺乏有效的制度激励情况下，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内生动力不足，以至于消极应对［4］。诸多原因影响着安徽农业的发展，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依托资源优势，发挥要素的作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二、安徽省农业生产要素禀赋及其差异

（一）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生产要素及其禀赋反映指标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属于知识、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合传统生产要素理论，技术、劳动、资本、资源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决定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要素禀赋是农业生产活动中所需要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和投入要素［5］，是决定地区农业生产的基础因素，直接影响着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地区差异。各要素禀赋反映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条件。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生产要素禀赋情况分别用不同的可衡量相关指标进行反映。1、技术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核心。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的质量，提高市场竞争力，确立产业优势，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源动力，直接决定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现。其要素禀赋反映指标为农业科技贡献率。2、劳动力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中最具最主观能动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素质，包括文化程度、市场意识、经营理念等，决定了劳动者能否接受和掌握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新技术、新工艺，甚至新生产方式和管理方法，而这些决定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效果。其要素禀赋反映指标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农业劳动生产率3、资本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重要构成。资本的投入可以促进科技进步，改扩建生产基础设施，购买先进生产设备，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而这些决定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条件。其要素禀赋反映指标为：人均劳动资本＝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农业投资（地区农业投资／农业从业人口）4、自然资源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对象，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提供原材料，决定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资源条件。农业生产要素禀赋既是决定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基础因素，也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条件的反映，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影响较大。其要素禀赋反映指标为：人均耕地面积＝地区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口。

（二）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比较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对资本、劳动、资源的投入数量和比例要求并不明确，因此，我们选取国内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较高的北京、同处于中部的湖北、生产条件相似的河南以及相对落后的重庆，截取各地2012年农业发展的数据和“十一五”末期公布的农业科技贡献率，采用横向比较的方法，综合比较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要素禀赋（表1）。从表1可以看出，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生产要素禀赋不足，4个要素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具体概述为农业产业整体水平较低，劳动力产业素养低，经济欠发达，对农业投入少，农业收入低，农业科技水平较低，这些都制约了安徽农业产业化发展。通过横向比较可以看出：北京则是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依托资本投入和农业科技创造了领先全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近于安徽的2倍。借鉴北京的发展经验［6］，构建差异化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模式，是推动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要素禀赋地区差异

无论从经济、地理、文化、制度等哪一方面比较，安徽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要对安徽各地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生产要素禀赋进行分析。可以假定区域内技术共享，只选择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3种要素，沿用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农业人均劳动资本和农业人均耕地面积3个指标，截取安徽各地区2012年农业生产数据，进行要素禀赋差异比较（表2）。依据表2数据，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将安徽分为4大农业生产区域：城市及郊区现代农业区，这一区域以合肥为代表，大体还包括芜湖和马鞍山2市。该区域特点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人均劳动资本全省领先，区位优势明显，交通发达，人才聚集。两淮粮食主产区，这一区域大体包括淮北（淮北、亳州、宿州、阜阳）和淮南（蚌埠、淮南和滁州）2个粮食主产区，7个地市。该区域的特点是粮食产量大，耕地资源相对较多，但常年遭受自然灾害，生产方式落后，农业人口比重大，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普遍较低。沿江优势农业区，这一区域大体包括铜陵、池州、安庆和宣城4市。该区域特点是地域特点突出，水域面积大，交通发达，农业生产基础较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普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人均劳动资本较多，土地资源相对较少。山区特色农业区，这一区域大体包括六安和黄山2市。该区域的特点是山多地少，区域内土特产品物产丰富，土地资源稀少，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

（四）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不同区域模式选择与重点确定

在经济欠发达、农业投入少、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要素禀赋不足的情况下，依据要素禀赋差异进行区域划分［7］，针对不同区域，选择适用的产业化模式［8］和确定发展重点，可以为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快速、准确地找到发力点。1、城市及郊区现代农业区该区域农业投入比重较大，科研机构和人才集中，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劳动者产业素养高。该区域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适宜采用政府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发展模式，一方面集中科研力量，开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建设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集中一批农业生产龙头企业，通过政策、资金引导企业进行农业高新技术应用开发与生产。重点进行生物工程、基因工程、材料技术研究，着力发展生物技术产业、设施农业，力争在生物制药、有机农药、农产品的精加工、绿色蔬菜、乳制品、观光农业等方面实现产业化。2、两淮粮食主产区该区域为典型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土地资源丰富，粮食生产面积大，农业投入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该区域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适宜采用政府主导型，集中科研力量进行农产品品种优化研发，建设一批农业科技生产园区，培养农业生产、加工龙头企业，着力发展农产品加工、畜牧养殖业，力争在强筋和弱筋小麦、专用棉花、花生、大豆、玉米的种植与深加工，猪牛羊养殖与加工等方面，推进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3、沿江优势农业区该区域为传统粮食生产区，区域内水系发达，物产丰富，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劳动力产业素养整体较高。该区域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适宜采用混合模式和“纺锤形”发展模式，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进行农产品品种优化与种养殖适用技术研发，培养农业生产、加工龙头企业，着力发展农产品、水产品加工业，力争在水稻的种植与深加工，油菜适用栽培技术与精加工，水产品良种与无公害生产技术等方面，实现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4、山区特色农业区该区域山多地少，农业生产现实资源相对稀缺，但区域内土特产品品种丰富，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该区域适宜采用科研机构主导型和“纺锤形”发展模式。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对山区特色品种优化、栽培技术与产业化生产进行研发，着力发展土特产品生产与加工，力争在土特产良种和无公害、有机生产技术，提高单产和质量等方面，进行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除以上区域外，以亳州为重心的中药材生产也是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点之一，其适宜采用科研机构主导型和“纺锤形”发展模式。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对中药材品种优化、栽培技术、药用性质进行研发，着力发展制药工程，力争在中药生产与提炼方面形成产业化经营。

农业技术论文篇3

2现代农业技术推广人才的选拔与培养

2.1现代烟草农业技术推广人才选拔人才是行业发展的重要动力，选拔优秀的综合性农业技术推广人才是推动烟草事业发展的重点。现代农业技术推广人才的选拔需要德才兼备，注重德育品质是保证人才持续性发展的重点。烟草事业属于特殊性行业，因此，在人才的选拔上要突出作风原则，能够敢于坚持。针对人才德行的考察需要综合各方面的信息，观察表现，同时还要注重学历与实践能力的综合性。突出烟草农业技术推广人才的理论研究能力，指导解决实际能力，是现代烟草农业技术推广人才选拔的标准。现代烟草农业技术推广人才主要经由高等院校进行选拔，工作能力强，能够吃苦耐劳的优秀毕业生是选拔的重点。经过一阶段实际工作锻炼，培养成为烟草农业技术推广人才。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提升，带动了烟草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开展，对现代烟草农业技术推广人才的要求也在进一步提高。熟练掌握专业烟草知识，能够有效进行烟草管理操作将是推广烟草农业技术的主要动力，这样才能够胜任烟草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选拔烟草推广人员要重视事业心的培养，在专业知识的引导下进行烟草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将更好地展现推广工作成效。

2.2现代烟草农业技术推广人才培训根据烟草市场的变化，针对现代烟草农业技术要求进行推广人才的培训工作。从事烟草农业技术推广的工作人员应该明确烟草教学的主要内容，熟知烟草各个领域的基础知识。能够辨别烟草的等级、病理等，并且能够依据烟草的特点进行化学分析。专业的课程教学能够提升烟草农业技术推广人才专业知识的储备。完善推广人才的服务意识建设，使其能够在基层农村中进行工作，完成推广工作的目的，认真履行推广人才的职责。烟草农业技术推广人才需要掌握专业教学方式，强化技能应用能力。通过试验对比推广方式的优缺点，这样才能够选择合适的工作方法。制定全面的推广计划，根据组织建设需求认真进行专业知识宣传工作。烟草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应该示范工作，掌握现代的技术手段对烟草农业技术进行功能性完善。推广人员要熟悉当地环境民俗特点，能够对乡村进行组织建设，建立社会组织与当地文化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推动人才的培养。

农业技术论文篇4

现代生物技术是一门集多项顶尖技术与工程原理、信息科学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一般来说现代生物技术主要包括以下七项技术：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蛋白质工程、分子标记技术、生物芯片技术。上述七项技术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其中基因工程是核心技术，它能带动其他技术的发展。因此本研究以基因工程在农业中具体应用为例进行系统研究。

（1）基因工程在植物遗传改良中的应用

我国基因工程在植物遗传改良中的应用现状主要包括抗逆作物育种、品质改良育种和固氮育种等。例如在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培育、转基因玉米新品种培育和转基因棉花的研究与产业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我国每年植物因病毒、细菌及真菌、害虫、杂草、旱寒盐、高温等因素给粮食作物、园艺作物及经济作物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随着我国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以上问题也正在一步步解决之中。目前我国已相续培育并成功推广种植了一些转基因抗病毒作物、转基因抗细菌及真菌作物、转基因抗虫作物、抗除草剂作物、抗盐碱作物、抗旱作物、抗寒作物、抗高温作物等。例如在抗盐碱作物方面，刘岩、玉慧中等将抗逆基因mtlD和gutD基因转入植物，获得了烟草、玉米、水稻等植物的耐盐碱转基因株系；在抗旱作物方面，我国科学家把美洲拟碟抗冻蛋白基因转入番茄，得到转基因抗寒番茄。此外我国还成功培育了烟草、马铃薯、黄瓜、番茄等抗病毒作物和将Bt杀虫剂晶体蛋白基因与豇豆胰蛋白酶抑制剂基因复合在一起的双价抗虫棉。在抗逆作物的培育和推广方面，可以说我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基因工程在利用农作物生产食品中的应用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作用于农作物生产食品和食品添加剂主要包括三方面：改进食品原料的品质、改善果蔬采收后的贮藏保鲜性能和开发新型功能性食品。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可对植物的蛋白质、油脂、淀粉、糖类、维生素等品质性状进行改良，也可延长果实储存期和改良食品风味。

2、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1）生物技术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首先，基础研究比较薄弱。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基础研究的直接性和可见性成果不是很显著，所以很多科研人员不愿意扎深根认真从事基础理论的研究；二是由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基础性和长远性，所以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更是微乎其微。由此可知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无论是其重视程度还是资金投入和相关政策体制都存在很多问题。其次，应用研究还很欠缺。一方面是由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决定了基础应用研究的缓慢发展。同时基础应用研究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植物基因工程育种方面存在如下问题：分离植物目的基因困难，导入外源基因的过程及其控制较为复杂。还有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蛋白质工程、分子标记技术和生物芯片等现代生物技术各分支领域的结合度不高。第三，某些前沿领域的研究相对滞后。虽然我国在转基因抗虫棉、转基因水稻及家蚕基因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也参与了一些国际重大的基因组破译计划。但是我国所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项领域还是比较少的。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生物技术前沿领域研究较美欧等发达国家相对滞后。比如说在生物固氮领域研究得不够深入，影响转基因效率的各种因素、植物光合作用机理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尚未突破，特别是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神经科学等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2）生物技术应用所导致的一些问题

首先，对生态的负面影响。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为我们解决了许多重大的环保问题，同时也研发出了不少的新型高效环保产品。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其技术本身的发展历程和科学技术在大自然面前的卑微，生物技术的应用也可能引发一些新的环境问题。此外随着全球未来人口数量的继续增加，利用抗逆作物转基因品种扩大农业耕地面积的同时，氮素等农业资源的使用量也随之加大，造成氮素等矿质营养物质生物化学循环的改变，对水体的富营养化可能具有潜在的促进效应，产生不利于人类和动植物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后果。可见，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也可能引起降低生物多样性程度、改变土壤结构、污染环境等导致生态失衡的一系列问题。其次，对食物安全的影响。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是潜在性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转基因食品的毒性问题。在这方面，目前只有一些相关的试验报道，尚无人体的研究报告。研究者用转基因食物喂养大鼠，结果有的试验显示大鼠的免疫系统受到破坏，有的试验显示对大鼠没有影响。二是转基因食品的过敏反应问题。假如供体基因的作物具有使某一部分人产生过敏的过敏源，那么将此作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作物，这种转基因作物便具有引发过敏的能力。三是转基因食品中的标记基因对抗生素的抵抗作用问题。在这方面，相关研究显示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们也不容忽视。

（3）人才紧缺

根据孟弘等人在《对我国生物技术人才问题的几点思考》一文中介绍据2012年统计，我国设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三大专业的高校已从2011年的978所上升至1058所，招生人数在2011年就超过8万人。目前估计我国生物专业在校生总人数不低于45万，每年毕业的人数5—7万。估计到2020年，我国培养的生物专业大学毕业生总数不少于40万，我国生物技术发展已经具有了很好的技术人才储备。可知我国生物技术方面人才的储备还是很充足。可是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人才培养的速度远远跟不上人才的需求量；另一方面从国外引进的农业生物技术高端人才更是稀缺。还有我们国家派出到国外学习借鉴的人才也显得不足。同时在我国，培养既懂科研技术，也知道生产和市场动向的复合型人才体系尚未建立。此外食品安全评估体系人才的培养方案和模式的构建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再者虽然我国生物技术人才的储备已经很充足了，但是这些从高校培养出来的生物技术人才其毕业后从事农业生物技术方面工作的人占整个生物技术领域的比重比较小。

二、改进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应用中采取的措施

1、加强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

（1）加强生物技术的基础研究

由于现代生物技术涉及的领域广、范围宽。所以，针对我国在农业生物技术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薄弱，我们应该继续加强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微生物学、免疫生物学、人体生理学、动物生理学、植物生理学、微生物生理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遗传学等生物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同时也要加强与生物技术紧密相关的化学、化学工程学、数学、微电子技术、计算机科学等基础理论的研究。

（2）注重生物技术的应用研究

在生物技术领域，基础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基础应用的研究。所以我们必须将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蛋白质工程、分子标记技术和生物芯片等现代生物技术的基础应用研究相结合，进行紧密而系统的研究。进而将这些基础理论与基础应用的研究同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和微电子技术等相结合而后应用于生物技术育种、生物饲料、基因工程疫苗和功能性食品的开发等农业生物技术重大领域的研发。从基因组测序的研究转向基因功能探测和蛋白质功能探测的研究。例如，在生物固氮方面，在我国农区的布局上，氮含量高的区域实行豆、禾、经济作物间套轮作，可缓解和排除氨阻遏的障碍，发挥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实现两种作物互惠和高产；在有条件的草地发展一定面积的豆、禾、牧草混播种植制度。

2、采取措施避免应用生物技术所导致的负面影响

（1）现代性与传统性相结合

除了加强生物技术本身的研究、完善相关体制与法规、加大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以解决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应用中所带来的一些不良后果、环境问题等，我们还应该把农业生物技术的应用与生态学相结合，把生物技术育种与传统育种相结合，把生物技术作物种植、养殖与传统作物种植、养殖相结合。做到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术的同时，又顺应大自然本身的发展规律。

（2）建立健全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体系

针对转基因食品对我们人体健康的影响是潜在的和隐性的，我国应建立健全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体系。为此，我们要确立科学客观的评价原则，既不能以偏概全，夸大威胁，也不能漠然视之，回避转基因产品可能存在的潜在危险。应投专款、定专人，将安全性问题设立为一项重要课题。从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着手，实事求是地个案评估，作出科学的评价，尽快制订和完善国家生物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使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评估落到实处，使老百姓对转基因食品买得放心、用得安心。一方面我们要科学合理地应用生物技术，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机构，加强转基因生物的进出口管理。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扩大科普宣传，提高全民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意识。

农业技术论文篇5

生态农业是指运用生态学原理，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起来的多层次，多功能的综合农业生产体系。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国家的农业走上了高投入，高产出的道路，也就是投入大量的能源，农业动机械、化肥和农药等，以获得农业的高产。这种做法，实现了农业高产的同时，也造成了能源和资源的大量消耗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而新型生态农业，能在有限的土地空间，创造出更具效益的农业价值，既能对农业发展起着增长作用，解决现面临的“三农”问题，又能对生态环境起着保护作用，实现农业对生态平衡的效益作用。并朝着资源多功能分配和利用，循环式发展，多种产业共同受益的方向发展。所以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新型生态农业的发展程度是个衡量尺度。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便开始了生态农业的建设，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新型生态农业还需不断深入发展，遍及各个县市。

我国生态农业经过20多年的推广历程，依然处于试点阶段，可以说生态农业在我国的推广步履缓慢，这其中既有内部因素的制约，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生态农业推广缓慢的技术创新内因。

推广学认为，影响一项创新被采用速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创新的特性。这里所讲的创新特性强调的是指潜在采用者对创新特性的认识，或者说是潜在采用者所感知到的创新特性，而非技术专家或行为变革者所理解的创新特性。要想推广我国的生态农业，必须先了解它的技术创新特性。研究表明，影响创新采用的创新特性主要相对优越性、相容性、复杂性、可实验性和可观察性。

1、生态农业的相对优越性

所谓相对优越性，是指一项创新的采用较未采用前的状况的改进程度。创新优越性与创新采用率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潜在采用者感到创新的优越性越明显，其采用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所谓生态农业的相对优越性指的是生态农业与以往其他农业（传统农业、石油农业）的相对优越程度。下面主要从效益性因素来分析。

这里所说的效益性因素包括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从我国当前的生态农业的试点来看，生态农业的三个效益是较为明显的。

我国1993年开始建立的51个生态农业示范县经过5年的实践，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首先是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51个县中实施生态农业建设的，1994～1997年平均年增长分别为8.4%、7.2%和6.8%，比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高2.2%、0.6%和1.5%。其次是显著改善了生态环境。经过5年的努力，试点期间水土流失治理率达73.4%，土地荒漠化治理率达60.5%，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高。其三是推动了农村社会的进步，拓宽了农林牧渔各业的生产领域，缓解了新的就业压力。

但是，生态农业与其他农业生产模式相比，在经济效益上的优越性并不突出。在全国2400多个生态村和生态试点中，几乎没有一个村镇经济发展水平能在当地居于首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者居多。纵观我国所有的亿元村镇，均是靠大力发展乡镇工业致富的。而追求生态建设的村镇，主要力量都放在了改土造田、林网建设、太阳能建设、沼气利用、生物链建设上了，工业往往发展不快，或者被有意加以控制。因此,在现阶段，由于各种限制，生态农业的生态效益还无法“显化”为丰厚的经济效益，它主要是综合效益明显，远期效益突出，而农民是最讲实惠的，他们只看重经济效益，而且是只看重近期的经济效益，并以此单项指标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从而大大缩小了农民对生态农业优越性的实际体验。

2、生态农业的相容性

相容性是指潜在采用者认为创新与其需要、既有的观念、以往及现在的经验等相适合的程度。从创新采用导致的不确定性而言，相容性越高，意味着采用创新的不确定性越小，从而对采用者的冲击越小，不至于受太大的抵制。一般来说，相容性往往会影响潜在采用者对创新的认可。

就目前来说，我国广大地区的农民对生态农业知识知之甚少，对常规农业存在难以割舍的恋旧情结，再加上我国农业的总体利益较低，农民们从心理上认为农业不能使自己致富，因而对生态农业持怀疑态度，没有情感上的需求。一方面是因为常规现代化农业从50年代起就开始宣传，已对农业科技人员、管理者和农民起到较深的潜移默化作用，人们一讲农业现代化就自然想起“四化”，对“四化”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不熟悉，对全球现今的新发展不了解，习惯性认识有意无意地阻碍着人们对生态农业的认同。另一方面，生态农业毕竟是一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实质内涵、它的优越性和他的技术要求，推动起来也容易被动和盲目。此外，我国生态农业研究和实践上处于起步阶段，理论上的阐述比较复杂，科技研究还不够深入，实践效果的定量分析和描述也很不够，尤其是未总结出一套让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短时间内就出效益的生态农业实用技术，这些也是影响生态农业相容性的原因。

3、生态农业的复杂性

复杂性是指一项创新被认为难以理解和使用的程度。一般说来，创新越易于理解和使用，其被采用的可能性也就较大。复杂性和采用者对自身能力的评估都是一种主观感觉。一种创新的复杂性越高，自觉可以领会和使用该创新的人就越少，因此人们采用创新的可能性也就越低从总体上讲，我国生态农业比较复杂难以理解。首先，生态农业的系统既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又是一个松散的集合体，有多重时空上的相对独立的组分组成，这些组分按一定的比例组合在一起，或构成时间上的延续，或得到空间上的互补。其次，在食物链设计上，试验的农业生物数量和种类、物质和能量投入的最佳值、生产管理条件等都要从实践中获得数据加以分析，拿出科学的依据，而这无疑是一个艰辛和复杂的过程。其三，生态农业的原理、原则过于抽象，难于为大多数农民所掌握。例如，何为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如何协调系统和组分间的关系？如何充分发挥系统的组织作用等等问题，这都是很难掌握的。最后，生态农业强调的是对现有的技术的优化组合，这是生态农业的创新之处，但过多的利用现有技术往往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生态农业同其他农业形式没有什么区别。同时，由于生态农业的技术支持系统不过硬，缺乏具体的优化组合技术，又受系统复杂多样性的影响，如何在实际生产中实现技术的有效组合仍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如农业资源保护增殖技术、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农业环境综合整治技术等都比较抽象难懂，再加上农民的知识水平有限，要真正掌握生态农业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困难。

4、生态农业的可实验性

可实验性是指用户在正式采用创新前对创新性能所能试验、考察的可能性。由于采用创新的决策过程是一个需要不断消除不确定性和风险感的过程，即使是有限度的实验或使用，也能够使用户对创新的特点和功能有一个实在的感觉，帮助消除诸多担忧和疑虑，从而有利于创新的扩散，因此，创新的可实验性越强，创新的采用率越高，它们之间有正向的相关关系。总体上讲，我国的生态农业的可实验性较差。由于生态农业是一个涉及多学科技术的生产体系，技术种类需要多而且整合起来还比较复杂，且短期内不易见效益，单靠农民现有的知识水平难以消化和掌握，更别提单独操作和实验了。特别是对生态农业的早期采纳者来说，它们对生态农业可实验性特别看重，因为它们可参考的经验不多，他们可以借鉴的通常只有从大众媒体获得的有关生态农业的一般知识。因此，他们常常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感，对采用可实验性较差的生态农业可以说是慎之又慎。从宏观上来说，对于一个生态农业示范县或省，生态农业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部门的事业，建设面广，综合性强，单纯靠某一个部门的力量是难以奏效的，生态农业必须在政府的领导下，把相关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结合起来，按照各自的业务要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统一协调，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农民采用生态农业的积极性，以弥补生态农业可实验性较差的不足。

5、生态农业的可察性

可察性是指创新的采用结果对其他人来说显而易见的程度。有些创新被采用后不易为人所知，有些创新的采用则一目了然，尽人所知，通常，对大多数创新来说，可察性是和其采用率呈正相关关系。

由于生态农业毕竟是农业，无论是生产过程或是最终产品，外观上和其他农业的区别不大，其效益具有滞后性，因而，导致其可察性在短时间内不够明显。各种生态农业类型1999年比1995年粮食产量增长幅度远没有环境效益的增幅大，单从粮食产量这种可察性方面来看，生态农业的可察性就比较低。不过，近年来，我国大力宣传和发展生态农业，特别是51个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的成功，生态农业与其他农业相比，可察性有所提高。

从当前的农业生产来看，新型生态农业已有所体现与发展。林下养殖酒是一个典型例子，将养殖业与林业种植相结合。改变了过去仅仅以林业为主或仅仅以养殖为主的单一生产结构，形成了具有多种物质循环的关系和物质多级利用的农业生态系统。首先，养殖业规模不断扩大，使得副产品在林业中得到普遍利用，这使得养殖产业而带来的环境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又开发了林业生产。

农业技术论文篇6

1.1提高农业市场信息的传播范围和速度

农业市场信息包括农产品市场信息和农业生产资料信息。通过及时了解各类农产品信息，农产品生产者不但可以清楚地知道市场的实际需求，而且还能使潜在的需求明朗化。根据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避免盲目生产销售，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增加了农业产值，即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效率。通过及时了解各类农业生产资料的市场信息，农户和农业企业能在“信息对称”的生产资料市场上选择质量可靠、价格合适的农资产品，节约了农业生产成本，在农业产值一定的情况下减少了投入，也意味着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

1.2提高政府政策信息的传播范围和速度

传统上我国农户只能通过村广播或村干部召集开会的形式了解国家的政策，信息传播速度相对较慢，甚至还会产生“信息失真”。电视、无线电话、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及时准确的将国家最新的农业政策传递到广大农村和农户中，使得农业生产者能在有关政策的指引下合理调整农业生产方式与结构，科学安排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

1.3提高农业技术信息的传播范围和速度

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如科学防治病虫害、精准灌溉等，本身就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技术手段。但是由于以往信息手段落后，不能有效的推广和应用。“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将现代农业技术信息迅速传递到农村，加快了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速度，从而提高我国整体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

1.4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

农田信息管理系统、遥感系统、墒情监测系统等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数字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农作物、土壤从宏观到微观的实时监测，以实现对农作物生长、发育状况、病虫害、水肥状况以及相应的环境进行定期信息获取，生成动态空间信息系统，对农业生产中的现象、过程进行模拟，达到合理利用农业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态环境，提供农作物产品和质量的目的。数字农业技术是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实现集约化农业生产的必要手段。

1.5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科技文化水平

劳动力是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投入要素，农业部门工作人员和农民素质高低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水平。现代信息技术加快科技文化知识的普及度，使农民能较快地学习到更多有用的知识，促使其技能和素质的提升。农民素质越高，观念就转变得越快，越能接受新生事物和信息意识，对信息和市场的把握能力和运用新技术能力越强，从而劳动生产率越高，对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促进作用越大。

2省际农业信息化水平测定

实证研究农业信息化对于农业技术效率问题首先面临的就是农业信息化水平的评价。我国多位学者根据对农业信息化的理解及数据的可得性建立了相应的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如卢丽娜（2010）参照国家信息化六要素构建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对我国农业信息化水平进行实际测度。结果表明，2000~2004年间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增长了2.3倍。刘利永、李道亮（2013）基于层次分析法对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指数进行了计算，测度结果显示我国农业信息化2001~2005年为起步发展期，2005~2010年为快速发展期。我国农业信息化理论和实践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关农业信息化的评价指标尚没有统一标准。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具体指标的选择也有待商榷。本文在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和参考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构建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4个一级指标分别为：“农业信息技术应用”、“农业信息化人才和人口素质”、“农业信息化效用”、“农业信息化发展政策”。其中“农业信息技术应用”主要反映农村居民占有信息设备和网络建设的情况，四项指标分别反映计算机、电视、电话等的基础建设状况和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状况；“农业信息化人才和人口素质”主要关注农村的信息化人才培养状况；“农业信息化效用”反映的是农业信息化的投入产出基本情况，其中，农业专利的批准数量反映的是农业科技的进步水平；“农业信息消费指数”指的是个人消费中出去衣食住、杂费外的比率，反映的是信息消费的能力；“农业信息化发展政策”主要反映的是政府对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投入情况。以上数据分别在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科技进步统计监测》中获得。由于各个指标的计量单位不同，需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首先对农业信息化水平的11个具体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出农业信息化各分类的指数值。四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则通过变异系数法来进行确定。得到相应的权重系数分别为：农业信息技术应用0.384，农业信息化人才和人口素质0.277，农业信息化效用0.183，农业信息化发展政策0.156。依据上述权重指标体系，本文计算出我国31个省份（直辖市）2002~2012年的农业信息化指数。截止2012年农业信息化指数得分最高的前三名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得分最低的后三位分别是、云南、青海。在2002~2012年间农业信息化指数增幅最快的地区是（95%），最慢的地区是北京（28%）。2012年东部11个省份、中部8个省份、西部12个省份的农业信息化指数均值分别为0.7652、0.653、0.6236，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局面。但是西部与中部地区的农业信息化指数相差并不大，反映出农业信息化正呈现各地区同步协调发展的趋势。东中西部在2002~2012年间的农业信息化指数增幅分别为44%、45%、47%。由此可见，在过去的十年间我国农业信息化取得明显进步，西部增长速度超过东、中部地区，中部增长速度又超过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农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东中西部发展差距缩小，这主要是因为：①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使得西部地区发展速度加快；②部分农业信息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因起点低、基数低，因而发展速度比较快，最典型的就是地区。

3农业信息化促进农业技术效率实证研究

3.1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考察我国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同时了解各地区效率水平的高低。据此，本文采用Battese和Coelli(1995)提出的技术效率外生性模型（B-C模型）。简单的C-D生产函数里没有要素的交互项，也就没有考虑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生产函数的技术结构是线性齐次形式，没有考虑技术的变化的非线性特征。对于我国农业生产而言，农业投入要素可能存在替代效应，如农业机械的使用大量替代了人力劳动。同时，农业中的技术进步会渗透到生产要素中，从而呈现技术非中性特点。如我国不断加大对从事农业生产人员的培训以及农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说明农业人才也是技术的源泉。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模型的函数形式设为超对数生产函数。

3.2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全国31个省市2002~2012年的数据对模型通过FRONTIER4.1软件进行了参数估计。σ2项表示组合误差项vit和uit的变异数之和，其值在1％置信水平是显著的。一方面说明使用技术效率模型估计是可靠的，我国农业生产存在显著的技术效率损失；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农业生产中复合误差项的变异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损失，随机误差项的影响仅有4.33%。由表2可见，随机前沿生产模型中二次项的参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表明了我国农业生产在2002~2012年间存在着技术进步，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时间与要素的交互项的参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呈现非中性特征。由此可知，本文使用超对数生产函数形式是可行的。本文主要关注技术效率估计模型的参数估计值。δ1的参数估计值在1%的显著水平为负，其值为-0.7731，表明在西部地区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提高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δ3、δ5的参数估计值在1%的显著水平为负，说明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异于西部地区，其中东部的系数为-1.9993，中部的系数为-0.9819。实证结果表明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信息化均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提高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借助Mastromarco和Woitek(2006)提出衡量影响因素对技术效率边际影响的公式：dTE=-TE*δi/(dzi/zi)，取我国2002~2012年间全国的平均效率值0.7937，可求得当我国东中西部农业信息化指数每上升1%，可分别导致我国东中西部的农业技术效率提高1.58%、0.78%、0.61%。可见，农业信息化对我国农业生产技术效率边际影响最大的地区是东部，其次为中部，最小的为西部。注意到δ2的参数估计值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正，δ4的参数估计值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δ6的参数估计值为正也不显著，说明在我国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并没有表现出随时间逐步提高的趋势。随机前沿模型估计出来的技术效率值也证明了此点结论。考察期间全国农业生产的平均技术效率值0.7937，东中西部的平均效率值分别为0.9331、0.7662、0.6859。东部11省份（直辖市）的农业技术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的农业技术效率相差不大。2002~2012年间我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呈现出“先低后高再低”变动轨迹。结合农业信息化促进农业技术效率提高，而与此同时农业技术效率不升反降的实证结果，推断：在我国还有制约农业技术效率提高的深层次原因存在，有待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农业技术论文篇7

1.2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效益不断彰显目前为止，建德市已在钦堂、航头、杨村桥、三都、莲花、下涯、乾潭等乡镇建立农业物联网示范基地7个，总投资350余万元，带来直接经济效益1200余万元，间接效益3000余万元，且成功创建具有典型信息化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杭州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5家，如浙江秋梅食品有限公司、杭州艾利斯玫瑰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江南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浙江瑞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其智慧农业示范园集约化育苗中心安装视频设备，为当地瓜菜种业发展培育种苗;建德市三都西红花专业合作社以园区西红花研发中心的种质资源库、室内育种基地、标准化栽培示范基地为依托，运用物联网技术的信息采集和数据分析系统，建设完备的生产信息采集监控设施;杭州九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铁皮石斛示范基地建设智能网络化监控管理设施，包括保温降温设施、灌溉设施、基础配套附属设施等;建德市红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新建3000m3立体草莓物联网信息与自动化系统;杨村桥草莓智慧园建成电脑智能灌溉、施肥、控温、控湿及远程自控管理系统;杭州国茂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养猪场安装应用视频监控系统，使配种监控、分娩监控、员工监控、防盗监控、电子商务等更为高效;建德市建坤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其粮食生产功能区熟练应用“智慧农业”技术。上述案例的共性在于，大多数有自营基地的农业龙头企业通过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实现“足不出户、远程控制的高效高产、集中管理的理想”，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产业化水平，提升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2当前技术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建德市在农业物联网等设施智能技术应用上虽取得一定成绩，但在推广应用、产业升级、产品开发、体系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2.1投入成本高，应用不广泛建德地处山区，生产条件可控性差，农业整体比较效益低，各产业以小农户分散经营为主，且农业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一次性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很多物联网设备因价格偏高很难大面积推广。据了解，一套物联网设备，因其核心传感器的不同，价格从1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如果不是从事规模经营或者高效种养殖业，普通种植大田的农民是无力承担的。建德市财政薄弱，尽管近年来政策上对设施农业基地、农产品加工技改、农产品流通等扶持力度不断加大，但毕竟额度有限，只能是倾向性的鼓励支持。因而该市的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仍不够广泛，其应用主体多为一些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大部分农户仍采用传统农业技术，浇水、施肥、打药等仍凭经验、靠感觉。

2.2重视程度低，发展不平衡目前，建德农业的基本面还是以村户为主要单位的分散经营式小农经济，不适合物联网应用的大规模推广，个体农户要部署诸如土壤养分检测和配方施肥的应用只能自购设备，这样单体使用的方式成本高、风险大，且效益不明显。而真正农业生产应用应该是面向大面积的室外田地，而非大棚。室外大田缺乏统一的大面积的规划和管理，这是阻碍农业物联网应用大范围推广的根本问题。总体而言，政府、产业化主体、广大农民等对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均表现出重视态度和程度上的不足，政府重点着力于农业产业的布局调整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做强做大;产业化主体重点着力于如何统筹运用好政府政策资源，扩规模、强实力、打品牌;广大农民依然摆脱不了传统经营管理的模式，与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机制尚不紧密，实际增收致富的难度没有根本性转变。

2.3成熟产品少，体系不健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现有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的服务还不够全面，为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科技驱动和品牌创建也不够完整。且当前的农业物联网设备主要产自高校院所的实验室，概念性产品多，实际产业化率不高，而实验室理论研究与农业实际应用差异较大。所以农业物联网实际应用的一些设备性能远低于应用预期，应用环境也不及预期的优越。如土壤养分传感器、叶表面分析仪等技术都不够成熟，一些国内产品在应用过程中甚至会经常出现故障，这都造成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上的普及难和推广难。此外，产业体系也不够健全，如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物联网技术应用上各自为政，应用标准不一、公益服务较少、服务功能较弱等问题均阻碍着整个信息产业的发展。

3有效推进技术应用的对策与建议

党的十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部署，而“四化同步”的难点正是农业现代化这块短板。建德市近年来的农业产业化进程证明，推进农业信息化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推进农业物联网建设是推进农业信息化的重要手段。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与推广，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由经验型、定性化向知识型、定量化以及农业生产管理方式由粗放式向精细化的转变，使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

3.1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要加快制定和完善新一轮信息支农政策意见，重点关注和大力扶持农业物联网示范基地、智慧农业示范园区、产业化经营主体电商平台等项目建设，加快引进和培育涉农科技、信息、文创等类型产业，全方位推动建德市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在强化政府统筹的同时，要从乡镇区块、产业龙头、生产经营等多个层面，全面推进物联网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渗透，充分调动电信运营商、IT企业、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高校科研院所等各方力量，搭建起一张真正有助于建德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端农业物联网。

农业技术论文篇8

2生产要素的投入弹性

首先，从全国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弹性来看，技术进步(θ)为正值，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得到有效的转化，能有效的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β1)、农业机械总投入(β2)、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β3)、化肥及农药总投入(β4)和水电及灌溉总投入(β5)也为正值，说明这些生产投入要素的增加亦能提高我国的农业生产效率，其中化肥及农药总投入的增加对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效果最显著。其次，从10个省区农业生产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来看，各省区农业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差别性显著，说明我国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要素结构及区位因素等条件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并非同质结构体。具体来讲，(1)辽宁、吉林、河南等7个省区农业技术进步的投入弹性θ均为正值，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在农业生产中得到了有效的转化，对提升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有着积极的作用;而湖北、甘肃、新疆由于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生产函数没有通过假设检验，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在农业生产中没有得到有效的转化，对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贡献不明显。(2)辽宁、吉林、河南等4个省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产出弹性β1为正值，说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增加对农业生产效率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耕地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农作物播种面积不可能持续增长，这就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提高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而山东、江苏、福建等6个省区β1为负值，说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增加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负的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限制该地区农作物播种面积，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和质量。(3)河南、江苏、福建等8个省区农业机械总投入的产出弹性β2为正值，说明增加农业机械总投入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政府和农户应该在该地区增加农业投入，提升农业机械化生产水平;而辽宁和吉林2个省区β2为负值，这可能是由于该地区农业生产机械的拥有量存在过剩，导致其不能充分发挥出生产效率。(4)辽宁、吉林、山东等6个省区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的产出弹性β3为正值，说明增加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能进一步提升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而河南、四川、湖北等4个省区β3为负值，说明增加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会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下降，这可能是由该地区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引起。(5)河南、江苏、福建等5个省区化肥及农药总投入的产出弹性β4为正值，说明增加化肥及农药总投入对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提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可以提升农业产出水平;而辽宁、吉林、山东等5个省区β4为负值，说明在农业生产中该地区化肥及农药的总投入过多，已超出了土地的承载能力，因此，在日后的农业生产中应该控制化肥及农药总投入的增长。(6)除了辽宁、吉林、江苏等3个省区水电及灌溉总投入的产出弹性β5为负值外，河南、山东、福建等其他6个省区β5为正值，说明增加水电及灌溉总投入会带来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3农业技术效率

通过表3我们不难发现，2003－2009年间全国农业平均技术效率为0.70，说明我国农业技术效率水平并不高，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具体来讲，辽宁、吉林、河南、山东、江苏和福建农业技术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川、湖北、甘肃和新疆农业技术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从农业技术效率变动的趋势来看，除了四川农业技术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外，全国及其他9个省区农业技术效率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河南增幅最快，由2003年的0.69上升到2009年的0.81。

4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

首先，基于全国层面的模型测算得出，2003－2009年间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和农户自有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分别为－0.31、－0.38，说明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和农户自有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农业信贷资金和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分别为0.10、0.04，说明农业信贷资金和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其次，从10个省区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影响看，各省区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影响各不相同。具体来讲，(1)辽宁和吉林2个省区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1为正值，说明在该地区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河南、山东、江苏等8个省区δ1为负值，说明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能够有效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水平。(2)辽宁、吉林、四川等6个省区农业信贷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2为正值，说明农户农业信贷资金的增加在该地区不会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而河南、山东、江苏等4个省区δ2为负值，说明农户农业信贷资金的增加可以提升农业技术效率水平。(3)辽宁、吉林、福建等5个省区农户自有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3为正值，说明增加农户持有自有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不能够在该地区对农业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而河南、山东、江苏等其他5个省区δ3为负值，说明增加农业持有自有资金对农业的投入能够对农业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4)辽宁、吉林、山东等7个省区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4为正值，说明增加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不能够有效提升该地区农业技术效率水平，而河南、四川、新疆3个省区δ4为负值，说明增加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的投入能够有效提升农业技术效率水平。

农业技术论文篇9

二、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性

1.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的农业发展正在朝着现代化的农业转变，发展现代化的农业，必然少不了科学技术的支持，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是农业技术传播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农业技术传播的效率。我国农业生产在整体上一直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可长期持续当前的农业发展模式很难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发展的进程必然会受到阻碍。

2.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实力

强化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可以快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农业技术的应用和更新，农业技术的大面积应用，可以将科学技术转化成农业生产的动力，提高农业的粮食的产量和生产效率，提高畜牧、水产等综合生产的实力。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提升农业生产力，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三、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1.技术推广人员队伍建设存在缺陷

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特别是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中，工作人员的数量明显不足，无法满足大面积技术推广的需求，同时，推广人员的综合素质较低，缺乏专业的技术管理人才，高新科技的掌握程度也偏低，技术推广人员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数量上的缺乏，使农业技术推广的效率无法达到要求的标准，加上推广人员技术水平的限制，使得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的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实际推广的效果不明显。而且基层技术推广人员在思想意识上没有对技术推广工作给予相应的重视，使得推广工作无法得到快速有效的落实，许多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作用的农业技术不能第一时间推广到基层农民手中。

2.推广对象技术基础较低

基层农业技术主要是在农村进行推广，推广的对象也是以农民为主，目前我国农民的受教育程度都很低，大多数农民是在小学毕业之后就回家务农，文化水平和素质有限，对于高新技术和知识的掌握较慢。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需要对象对技术进行快速、熟练的掌握，但是由于农民普遍素质较低，在较短的时间内无法对高新技术进行理解和掌握，使用方法和操作上也不是很熟练，在生产的过程中会由于这种不熟练而放弃使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这为基层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四、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的路径选择

我国农业技术的推广方式主要采取的是组织传播的模式，在农业技术的推广过程中，农民只能很被动的对技术信息进行接受，技术传播的效果较差。推广的技术信息中缺少实用的农业技术信息，与农村的生产实践无法进行紧密的结合，有时会对农民造成一定程度的误导，使农业生产蒙受损失，这种技术推广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必须采取新的方式进行农业技术推广。针对农民文化素质与技术水平较低的现状，可以在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时选择体验传播的方式，使农民亲眼看到农业技术产生的效益，才能提高农民对农业技术的认识。单纯的技术信息宣传很难达到技术推广的理想效果，可以在农村选取科技示范户，在他们的土地中首先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其生产力，在取得较高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后，农民自然看到了农业技术带来的实惠，激发其对农业技术学习的兴趣和信心，改善农业技术推广的效果。

1.加大对农业技术的研发力度

在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过程中，国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加大对农业科研技术的开发，提高农业技术的水平，逐渐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提升我国农业技术生产的总体实力。

2.加强技术推广团队建设

在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过程中，要时刻注重技术推广的团队建设，增加技术推广人员的数量，提高技术推广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技术技能，不断提升其业务水平。加强技术推广人员对推广工作的重视，才能使其在推广工作中更加的认真负责，提高基层技术推广的效果。

3.技术推广理论要联系实际

在基层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时，要充分考虑推广地区的实际情况，所推广的技术是否适合当地的农业生产需要，以及农民的实际需求。要在进行技术推广之前对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对农民的具体需求进行及时了解，才能使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为农民带来真正的实惠。

农业技术论文篇10

馆藏档案中文书档案所占比例偏重，而科技类档案比例偏小，农业技术类档案更是偏少，尤其是经济普查、土地普查等信息偏少，资料更新缓慢，不利于档案信息的开发利用。

（二）档案质量不高

农村特色的资料比较少，有的不完整，也不利于档案信息的开发利用。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对农村档案工作的不重视，对档案工作的要求、规定不了解，专职档案人员配备不齐，档案硬件条件差等，使得农村档案信息反映地方特色经济、地方独特风情的资料少。

（三）利用方式单一

农村档案保管条件差，保管工作也不规范，且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其他用户对档案的内容和结构、对档案的查询方式不了解，对利用档案的意识不强。

二、开发利用现代农业生产档案的意义

一是利用科技档案为农村生产决策提供支撑。农业技术档案是科技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以往应对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本地土壤情况、种植作物的生产情况、农业技术的试验和推广情况等，可以及时向有关领导、科技人员提供符合本地特点和实际的信息，指导决策。

二是利用科技档案有利于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在进行农村科研、技术推广时，需要充分了解和掌握过去科研情况，因此离不开对科技档案信息的了解和研究。研究和利用已有的科研成果、科技应用信息，有助于开阔视野，减少不必要重复劳动，提高科研成果推广速度和效率。

三是开发档案可以促进农村科技传播和交流。农村科学技术研究是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手段，利用农业技术档案进行科技传播和交流，可以减少重复劳动，加速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提高农科人员的科技素质和农民的科学种田水平。

三、加强农业技术档案开发利用的有效对策

（一）牢固树立档案利用意识

要树立做好档案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从组织机构、资金设备、存档规范等方面入手，并且保持对农村技术档案信息的敏感性，保存准确、系统的农业技术档案，才能谈如何开发利用的问题。

（二）不断拓展主动服务措施

档案部门及档案工作人员应当注重向农村档案用户提供利用方面的宣传和指导，提高他们查档利用的能力。一是要重点介绍馆藏档案的内容、价值。要让农村各部门了解农业档案尤其是技术档案的内容，有哪些是可以利用的，哪些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要能够给使用者提供档案的来源和线索。二是要重点介绍利用档案的方式和方法。要大力宣传档案利用的方式和方法，包括：如何利用检索工具，利用档案的制度规定是什么，哪些内容是可以复印带走、哪些是只供内部查阅等等。三是要主动指导用户利用和查阅档案信息。可以采取设立开放日、举办展览、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让用户知晓如何利用档案，在查阅档案过程中，主动介绍和指导各个检索工具的用法，提供档案的信息。

（三）丰富完善馆藏内容

从内容上看，要充实完善科技档案、历史档案或农村技术开发专门档案，突出地方特色，对农村技术推广中的试验结论、研究过程等内容进行充实和完善，给充分利用农业技术档案信息打下基础。

（四）创新开发档案信息

对农村档案中的农业生产、经济建设、自然科学调查与考察数据等方面的记录进行分门别类，超前服务，编写档案汇编，系统介绍档案资料成果，浓缩农业科技信息，以书面或电子形式揭示馆藏档案的内容、价值，并且通过宣传、提供电子查阅等方式将这些资料送到广大农业科技站或农业科技人员手中，便于他们利用。

农业技术论文篇11

农村的经济收入来源单一，自然条件的恶化、生产生活的变化和不定的市场前景导致农民在生产经营方式中采取稳抓稳打、稳中求胜的心理。他们承担不起失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在接受新技术的时候瞻前顾后，谨言慎行，而这种求稳心理也束缚了农村发展的脚步。

1.2跟随心理明显

从众心理通俗来说就是随大流，大家一起做一件事会减轻内心的不安全感。比如一项新技术在推广时，明明很感兴趣，但是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内心孤立无援，很难下定决心去采用。相反，如果大家都去接受并采用，即使自己没有条件也愿意一起尝试。

1.3现实心理

由于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一项新技术是否可行仅仅靠以往的经验或是其他家的实践来判断可行与否，而一次的失败就可能被永远的否定。这种所谓的现实心理影响了农民的决定，只考虑短期利益，对于推广具有长期效益的技术非常不利。

2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农民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2.1农民自身素质

2.1.1文化素质因素。

农民的文化素质反映了农民科技水平的高低，既与增收相联系也影响着农民对农业技术推广所产生的兴趣。现在，我国的农民文化水平处于整体偏低的状态，与西方国家甚至是城市的差距都很大，不同区域的分布也不平衡。

2.1.2科技素质因素。

科技素质是指农民对科学知识、技术、经验所达到的程度，是农民素质的重要部分。随着国家“科技兴农”的发展战略的推出，农民的科技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基础较差，与我国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标准仍然具有一定的差距。

2.1.3思想道德素质因素。

思想道德即是农民自身的思想、理念和道德方面的统称，制约了农村的经济的发展。农民普遍法律意识淡薄、生态意识差、思想守旧、小农思想占据上风，常常会表现出消极的负面的情绪。

2.2农村社会环境

2.2.1经济环境因素。

在历史的发展变革浪潮下，小农意识在我国农村始终是深刻的存在，并且在相当长时间的时间内占有统治地位。加上采用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生产方式，传统的民族劣性比如散漫、拖拉、缺少责任心和改革创新的勇气在小农经济的土壤中成为发展新农村经济的束缚。

2.2.2政治环境因素。

中国是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而这种、特权文化对今天的经济发展影响至今。刚刚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在初期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农民没有民主意识，因此具有这种消极的、封闭的、怀疑的态度。

2.2.3文化环境因素。

农村的文化环境受到长期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加之经济发展的制约，形成了固定传统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小农文化、家族观念占据主导。大多数的农民都处于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生活状态。

2.2.4教育环境因素。

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间的不平衡，中国的教育发展也不为平衡，导致农民素质较低，城乡差异逐渐加大，农村的教育资源匮乏，农民的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文盲也都集中在农村。

3调适农民心理，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效率

首先根据对农民心理分析，依据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的相关原理，对农民在接受新技术推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分阶段研究，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调适。首先要根据市场的要求和农民的需要选择好容易被农民所认同的推广项目。其次，通过多种形式加大科技宣传的力度，使农民对新技术逐渐的了解并能够接受新知识的教育。再次，采用互动性强的推广手段，以切实的感受打动农民，从内心接受新技术的推广，提高推广的效率。最后，通过建立完善的结构和推广机制，充分发挥示范区示范产业的功能，以真正可实现的效益增加农民的收入。

农业技术论文篇12

6．脱粒加工技术

人类最早的脱粒技术，难以从考古发掘中获得实物证据，但从民族学的材料中可以得到启示。先民们最早的脱粒方法是用手搓，如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大多是用手搓的方法对采集来的植物穗子进行脱粒。相信在原始农业萌芽时期，人们也是这样做的。稍后则用脚踩的方法进行脱粒。我国西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就是用手搓脚踩的办法使谷穗脱粒的。如云南的布朗族人把收割回来的谷穗曝晒几日，然后在地上铺一篾笆，把晒干了的谷穗置于其上，旁栽一木桩，男女手扶木桩，双脚搓踩脱粒。墨脱县门巴族则是把谷穗放在石板上脚踩手搓。云南西盟佤族所用脚踩手搓的脱粒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此外，云南的独龙族、怒族和傈僳族，的珞巴族等都是用脚踩或手搓来脱粒的。稍后，人们用木棍来敲打谷穗，使之脱粒。如怒族、傈僳族、西盟佤族和门巴族等，解放前都是脚踩和棍打同时使用的。门巴族还敲打水稻。这种方法可以说是连枷脱粒的前身。怒族在收获玉米后，在地上挖一浅坑，铺上麻布毯，放上玉米穗，周围用麻布毯子围起，然后用木棍敲打。如收获量少，可放在有眼的箩筐里，围上衣服或麻布毯，用棍子来舂。这又可说是杵臼的前身了。由于木棍易于腐朽，难以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实物，即使有木棍出土，也无法断定就一定是用来脱粒的。同样，连枷的使用已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其发明年代应当更早，也因为竹木不易保存，难以从考古发掘中取得证明。

目前考古发掘中能够确认的脱粒加工农具是杵臼和磨盘。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杵和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石磨盘都有七八千年的历史。石磨盘是谷物去壳碎粒的工具，杵臼则兼有脱粒和去壳碎粒的功能，因而杵臼的历史似乎应该更早一些。有些少数民族历史上甚至没有使用过石磨盘，而一直是用杵舂。最原始的就是地臼。如苦聪族人在屋角地上挖一个坑，以兽皮或旧布作垫，用木杵舂砸采集来的谷物。西盟佤族原先并没有木碓，只是在地上挖一个坑用麻布或兽皮垫上，用木棍舂打。也有用布将谷物包起来后用木棍敲打的。海南岛的黎族，解放初期还有不少人把带穗的旱稻放进木臼中，手持木杵舂打，脱粒与去壳同时进行。独龙族人和苦聪族人脱粒小米和稗子时，也是带穗舂的。《续修台湾府志》记载清代高山族加工谷物的情况是：“番无碾米之具，以大木为臼，直木为杵，带穗舂。”可见，将谷物脱粒与加工合而为一的“带穗舂”，是一种相当原始的加工方法。继木臼之后，至少大约在7000年前出现了石杵臼。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都出土了不少石杵臼，其加工谷物的工效当较木杵臼要高。商周时期，石杵臼仍然是主要的加工农具。杵臼一直使用到西汉才有了突破性创造，即发明了利用杠杆原理的踏碓和利用畜力、水力驱动的畜力碓和水碓。但是手工操作的杵臼并未消失，而是长期在农村使用，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专门用来去壳碎粒的工具是石磨盘，其历史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集经济时代。原始的石磨盘只是两块大小不同的天然石块。它的使用方法应该和一些少数民族使用石磨盘的方法相同。如云南独龙族的原始石磨谷器叫作“色达”，它由两块未经加工的天然石块组成，一块较大，一般长约50厘米，宽约30多厘米，厚约7厘米。另一块较小，是直径10厘米左右的椭圆形或圆形的鹅卵石。使用时，下置簸箕，大石块放在簸箕上，一端用小木墩或石头垫起，使之倾斜，人跪在簸箕前，把谷粒放在石块上，双手执鹅卵石碾磨，利用石板的倾斜度，使磨碎的谷粒自行落在簸箕上。澳大利亚土著妇女们把采集来的少量种子收拾干净后，就放在由一块大而扁的石头和一块小而圆的石头组成的“碾谷器”上去壳、碾碎，然后再加工成饼子一类食物[147]。从考古材料看，至少在8000年前，石磨盘就已经制作得相当精致了(如裴李岗遗址的石磨盘)，其加工谷物的技术和功效当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石磨盘的去壳和碎粒功能以后向两个方面发展。去壳功能发展为砻和碾，专门用于谷物脱壳。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淮南子·说林训》：“舌之与齿，孰先砻也。”《说文解字》：“砻，*[石+靡]也。从石龙声。”砻的形状如石磨，亦由上下两扇组成。砻盘工作面排有密齿，用于破谷取米。砻有木砻和土砻两种。木砻用木材制成，土砻砻盘是在竹篾或柳条编成的筐中填以黏土，并镶以竹、木齿。稻谷从上扇的孔眼中倒入，转动上扇的砻盘即可破谷而不损米。考古发现中有关砻的最早资料是江苏省泗洪县重岗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石“粮食加工图”，上面有妇女推砻的场面。另一种去壳的农具就是碾，目前文献记载最早见于《魏书·崔亮传》，考古实物最早见于隋墓出土的陶碾模型。碾盛行于唐宋，并出现水碾的加工机械。继承了石磨盘的碎粒功能的旋转型石磨出现于战国时期，在汉代得到很大的发展。它可将谷物磨成粉末，将小麦磨成面粉，将大豆磨成豆浆，使得中国谷物食用方式由粒食转变为面食，也促进了小麦和大豆的广泛种植。旋转型石磨一直是我国广大农村最重要的加工农具，长期盛行不衰。

谷物在脱粒和去壳之后，需要扬弃谷壳糠秕杂物。最原始的办法当是用手捧口吹，而后才懂得借助风力。云南省西盟佤族在用脚踩手搓脱粒之后，不用簸箕簸扬，而是由一人把谷物从上向下慢慢倾倒，另一人执笋叶扎成的“扇子”左右反复扇动，把秕谷和灰尘扬走[148]。用簸箕来簸扬可能较晚，但《诗经》已有“或舂或揄，或簸或扬”(《大雅·生民》)、“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大雅·大东》)等诗句。《说文解字》：“簸，扬米去糠也。”说明商周时期已普遍使用，也许其前身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如江南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些竹编器，其中说不定就有原始簸箕的残骸。但簸箕簸扬的谷物数量有限，对堆积在晒谷场上的大量谷物就需使用如木锨、木杈、飏篮之类的扬场器具。西汉史游《急就篇》提到：“碓、硙、扇、隤、舂、簸、扬。”已指明簸与扬是两种净谷方法，其使用的器具当也不同。木锨类似木制的铲子，只是更为轻巧(也有用竹制成，称之为竹扬锨)。木杈是一种木制的多齿杈。飏篮则是用竹子编制的，形如簸箕而小一些，前有木舌，后有木柄。庄稼收获之后，在场圃脱粒晒干，再用这些工具铲起谷物迎风掷之，借风力吹走糠秕杂物，可得净谷。我们在甘肃省嘉峪关市魏晋墓的壁画上可以看到持木杈扬场的情景(图六五)。在甘肃省安西县榆林窟20窟壁画中也可看到用飏篮扬谷的情景。至于使用风扇车来净谷的历史，从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出土的汉代风扇车模型判断，当不会晚于西汉时期。风扇车的发明，标志扬弃糠秕杂物的作业已不再仅凭手工，而是开始采用结构较为复杂的农机具，比之箕播杈扬，“其功多倍”，是一突破性的成就。

注释

[1]森本和男：《农耕起源论谱系》(续)，《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2]陈淳：《稻作、旱地农业与中华远古文明发展轨迹》，《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3]见《农业考古》2000年第l期。

[4]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l979年。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3页，人民出版社，l972年。

[6]李根蟠、黄崇岳、卢勋：《试论我国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占代社会经济史论丛》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7]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再论我国原始农业的起源》，《中国农业》1981年第1期。

[8]童恩正：《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农业考古》l989年第2期。

[9]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的起源》，《农业考古》l989年第2期。

[10]陈淳：《稻作、旱地农业与中华远古文明发展轨迹》，《农业考古》l997年第3期。

[11]童恩正：《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农业考古》l989年第2期。

[12]丁颖：《中国稻作的起源》，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专刊》l949年第七号。

[13]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农业学报》1957年8卷第3期。

[14]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l984年第2期。

[15]李润权：《试论我国稻作的起源》，《农史研究》第五辑，农业出版社，l985年。按：在李润权先生文章发表l0年之后，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了距今1万年左右的水稻植硅石。在靠近广西边境的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l万年左右的稻谷标本。在广东省英德市牛栏洞也发现了l万年前的水稻植硅石。这些新的考古资料证实了李润权先生当年的预测是颇有远见的。

[16]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l989年第2期。

[17]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再探》，《农业考古》1998年第l期。

[18]渡部忠世：《稻米之路》第八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19]见张德慈致《农业考古》编辑部的信，刊登于《农业考占》l983年第2期342页。

[20]游修龄先生的观点见于《太湖地区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载《太湖地区农史论文集》第一辑(1985年)。汪宁生先生观点见于《远古时期的云南稻谷栽培》，载《思想战线》l977年第l期。李昆声先生的观点见于《云南在亚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载《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21]闵宗殿：《水稻考古》，《遗传与育种》l978年第5期；《我国栽培稻起源的探讨》，《江苏农业科学》l979年第l期。

[22]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l982年第l、2期。

[23]杨式梃：《从考古发现试探我国栽培稻的起源演变及其传播》，《农史研究》第2辑，农业出版社，l982年。

[24]分别见向安强：《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农业》，《农业考古》1991年第l期；刘志一：《关于稻作起源的通讯》，《农业考古》l994年第3期；卫斯：《关于中国稻作起源地问题的再探讨一一兼论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中国农史》l996年第3期。

[25]李江浙：《大费育稻考》，《农业考古》l986年第2期。

[26]王象坤：《中国栽培稻起源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农业考古》l998年第l期。

[27]游修龄：《农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中国农史》l988年第l期。

[28]游修龄：《太湖地区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太湖地区农史论文集》第一辑，l985年。

[29]冈彦一：《水稻进化遗传学》，《中国水稻研究所丛刊之四》，中国水稻研究所，l985年。

[30]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l982年第l、2期。

[31]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

[32]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l989年第2期。

[33]见《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187页。

[34]谷建祥、邹厚本等：《对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初步认识》，《东南文化》l998年第3期。

[35]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l997--1998年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36]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原始畜牧业起源和发展若干问题的探索》，《农史研究》第五辑，农业出版社，l985年；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农业出版社，1987年。

[37]安志敏：《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和东传》，《文物》1999年第2期。

[38]同注[37]。

[39]林春等：《城背溪·彭头山文化和中国早期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93年第1期。

[40]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41]张居中等：《舞阳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42]何介钧：《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再论》，《湖南先秦考古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

[43]同注[42]。又见《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

[44]玉蟾岩的年代另一说为距今22000年至18000年，见《文物》1999年第2期66页。

[45]赵志军：《稻谷起源的新证据》，《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简·利比：《跨学科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46]英德市博物馆等：《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英德史前考古报告》9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47]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27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48]见《师大月刊》1935年第3期，兼见《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57页。

[49]见《燕京学报》1949年，36卷263～311页；《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2卷36～53页。

[50]见《考古》1960年第3期9～12页，《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1～8页。

[51]见《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15页，《考古》1959年第2期73页。

[52]见《考古》1962年第6期292～295页，《考古》1961年第4期175～178页，《考古》1961年第11期609～610页。

[53]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54]见《考古》1983年12期1065页，《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45页。

[55]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29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56]同注[55]28页。

[57]何双全：《甘肃先秦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

[58]同注[55]36页。

[59]条田统：《五谷的起源》，日本《自然和文化》1955年第2号。

[60]陈恩志：《中国六倍体普通小麦独立起源说》，《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61]安志敏：《中国史前时期之农业》，《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第257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62]杨建芳：《安徽钓鱼台出土小麦年代商榷》，《考古》1963年第11期。

[63]巴里坤小麦见《考古》1963年第1期122页，孔雀河小麦见《农业考古》1983年1期10页、122页，哈密五堡大麦见《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王炳华等人的文章：《新疆哈密五堡古墓出土大麦研究》。

[64]李璠：《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遗址古农业遗存新发现》，《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65]见张华：《博物志》。

[66]李长年：《农业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李毓芳：《浅谈我国高粱的栽培时代》，《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67]缪启愉：《‘粱’是什么》，《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68]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69]黄其煦：《“灰像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1982年第4期。

[70](日本)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第23页，1979年。

[71]滕州的野大豆粒见《考古》1999年第7期60页；案板豆粒见《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第213页；其余见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55、56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72]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134页，农业出版社，1963年。

[73]同注[55]56页。

[74]见《考古》1984年第7期654页。

[75]胡家屋场的莲实见《考古学报》l993年第2期197页。八十垱的菱角、莲子和芡实见《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其余见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94页、96页、111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7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图版56，文物出版社，1963年。

[77]见《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2页。

[78]同注[55]87页。

[79]分别见《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85页，《文物》1990年第7期第23页。

[80]同注[55]99页。

[81]同注[55]102页。

[82]见《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243页。

[83]同注[55]104页。

[84]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下册221页，文物出版社，1973年。

[85]《嵩高山记》。

[86]周注[55]107页。

[87]水泉枣核见《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70页，其余同注[55]108页。

[88]同注[55]108页。

[89]同注[84]。

[90]同注[55]113～121页。

[91]见《考古》1976年第3期197页，《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81页。

[92]见《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105页。

[93]藁城县台西的商代麻布见《文物》1979年第6期37～44页、《农业考古》1982年1期82页。崇安县武夷山的商周大麻布和贵溪仙岩的春秋战国大麻布参见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63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94]见《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73页。

[95]同注[55]63页。

[96]见《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4页，文物出版社。

[97]高汉玉：《崇安武夷山船棺出土的纺织品》，《福建文博》1980年第2期。

[98]见《文物》1975年第6期55页。

[99]《元史·食货志》。

[100]邱浚：《大学衍义补》。

[101]同注[55]67页。

[102]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清华大学研究院第三种，1927年。

[103]见《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73页。

[104]见《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105]见《文物》1980年第5期1页。

[106]分别见于《文物》1989年第8期7页，《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302页，《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242页，《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322、370页。

[107]同注[55]78、79页。

[108]嘉峪关市文物工作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图版四六～四八，文物出版社，1985年。

[109]同注[55]427页。

[110]李有恒等：《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6卷4期247、248页；覃圣敏：《从桂林甑皮岩猪骨看家猪的起源》，《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339页。

[111]同注[55]445～448页。

[112]瓦窑嘴牛骨见《中原文物》1997年第1期49页，城背溪水牛头骨见《江汉考古》，其余见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473页。

[113]同注[55]441页、475～479页。

[114]见《文汇报》1998年12月25日4版。

[115]见《考古》1992年第11期964页，《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12日3版。

[116]华县南沙村马骨架见《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12日3版，其余见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491、492页。

[117]见《考古》1987年第12期1063页。

[118]见《文物》1984年第9期16页。

[119]洛阳西工区铜马见《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118页，安徽寿县铜马见《文物》1958年第10期65页，祥云大波拿铜马见《考古》1964年第12期612页。

[120]灵石县旌介村的铜簋见《文物》1986年第11期4页；沣西铜雕饰见《考古》1959年第10期527页、《沣西发掘报告》139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

[121]同注[55]514、515页。

[122]见《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71页。

[123]同注[55]517～519页。

[124]同注[55]526、527页。

[125]同注[55]536、537页。

[126]见《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31页。

[127]三星堆铜鸡见《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0日，蟒张玉鸡见《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9页。

[128]见《考古》1979年第2期113页。

[129]石家庄市庄村的鸡蛋(壳)见《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91页；广东增城县陶鸡见《考古》1964年第3期图版十；云南省祥云县铜鸡见《考古》1964年第12期612页。

[130]石家河陶鸭见《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11页、12页；马家窑鸭形尊见《青海彩陶》，文物出版社，1980年；岩石门丘山的陶鸭是采集品，见《考古》1961年第4期179～184页。

[131]河南省辉县琉璃阁出土过商代铜鸭，见《辉县发掘报告》26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和郭家庄出土过玉鸭，分别见《考占学报》1979年第1期100页、《考古》1988年第10期878页；河南省安阳市妇好墓出土过石鸭，见《考古》1976年第4期269页。

[132]辽宁省喀左县小转山子出土过西周铜鸭形尊，为辽宁省博物馆藏品；辽宁省凌原县营子村出土过西周铜鸭形尊，见《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27页；江苏省句容县浮山出土过西周鸭蛋，见《考古》1979年第2期113页。

[133]妇好墓玉鹅见《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87页；刘台子玉鹅见《文物》1981年第8期20页。

[13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4、195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135]“破木为耜”见《逸周书》，“斫木为耜”见《周易·系辞下》。

[136]见《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147、148页。

[137]见《考古》1992年第1期41页。

[138]见《文物》1999年第6期11页。

[139]宋兆麟、周国兴：《原始掘土棒上的穿孔重石》，《农史研究》第五辑，农业出版社，1985年。

[14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141]胡厚宣：《说贵田》，《历史研究》1957年第7期。

[142]李京华：《河南古代铁农具》，《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1985年第1期。

[143]草鞋山水田考古队：《草鞋山遗址1992年～1995年发掘概要》，日本文化财科学会“稻作起源的探索”，1996年11月。

[144]谷建祥：《草鞋山遗址水田考古学的初步实践与收获》，日本文化财科学会“稻作起源的探索”，1996年11月。

[14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