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文化论文篇1

第一，发挥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服务功能，为开展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提供物质保障。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以上决议，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力度，保障中央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配套落实到位。加强对“农村书屋”“基层文化工作站”等公共文化设施的日常管理，真正发挥其文化教化的功能。加强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完善面向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要以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为重点，加强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设，深入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全民健身活动，推动文化活动经常化。创新服务供给机制，采取政府购买、委托、补贴等方式，鼓励和支持文化企业生产质优价廉的公共文化产品，对高雅艺术演出活动进行补贴，免费向低收入困难群体提供文化服务，切实保障广大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第二，发挥大众传媒信息传递的功能，创新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方法和路径。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书报、广播、电视等传统的传播媒介在群众文化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广泛的作用。但是，随着宽带网络和家用电脑在广大农村和社区得到普及，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就显得尤为迫切，这就需要各级文化宣传部门要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唱响网络思想文化主旋律。文化宣传可以通过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市场企业积极参与主旋律文化作品的创作和研发。基层可通过开展社区文明网站创建和评比活动，充分发挥网站、论坛、贴吧、集群、微信公众服务号等网络平台传播信息、互动交流的功能，来进行群众性文化教育宣传，文化活动信息，组织群众为文化活动开展建言献策。只有文化建设与时俱进，真正开展一些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才能永葆群众性文化活动的生命力和活力。

第三，发挥基层组织文化创新的载体功能，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基层党组织是凝聚党员、凝聚人心的主阵地，是思想建设的主阵地。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村委会、居委会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是基层文化活动开展的主要组织者。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广大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提供广阔舞台。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提高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建设水平，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积极搭建公益性文化活动平台，依托重大节庆和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组织开展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支持群众依法兴办文化团体，精心培育植根群众、服务群众的文化载体和文化样式。及时总结来自群众、生动鲜活的文化创新经验，推广大众文化优秀成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文化创造的良好氛围，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通过开展群众性文化创意征集活动，集中民智，发动民力，为基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开展挖掘深厚的资源和人力禀赋。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支撑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承载着文化强国战略的重大使命。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在广大群众中弘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培育文明风尚意义深远。文化强国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深入挖掘当地自然与历史文化资源，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文化创新的高度热情，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培养对走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的责任担当，坚定不移的走出一条基层文化建设的创新之路。

作者：赵金彪单位：河北省迁西县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基层文化论文篇2

在基层档案工作中，各种陈列馆对档案的保护和开发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前基层陈列馆在档案的开发利用中却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之处。有一部分的陈列馆工作人员缺少能够适应当前形势必备的知识结构，陈列馆中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并不是专业的档案专业中毕业的人员。这就会使得当前的档案队伍的文化知识结构难以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对基层档案工作进行创新性的开展，不利于陈列馆的继续发展。同时还有很多老一辈的工作人员，思想过于保守，没有足够的创新精神，在开展“城市记忆工程”时，虽然能够为这项工作提供很多宝贵的资料，却难以开拓创新。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已经跨入“信息时代”，各种信息技术以及融入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之中，因此而产生的电子文件也变得更多。这代表了人类在信息的记录、传达以及保存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自从纸张发明以及近代档案理论的建立以来，在档案领域中发生的中的变革，其影响深远。

档案资源共建和共享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在当前阶段，各陈列馆在积极的收集与自己陈列馆主题相关的档案时，还需要注重将自己已收集的档案与其他各种档案部门进行资料共享。但是当前陈列馆很容易满足于传统的档案收集观念，并且当前很多陈列馆工作人员都拥有这种心理。

二、陈列馆档案文化建设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陈列馆对各种档案进行陈列展示，是将档案来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特别是“城市记忆工程”的开展，因此来构建档案文化，让广大的基层人民群众能够对当地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例如杭州市城区河道陈列馆，通过对各种档案的利用和展示，对杭州因水而生、因水而亡的灵性和风采进行了高度的浓缩，在宣传水环境整治及弘扬水文化方面都发挥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陈列馆加强对档案的开发和利用，构建自己独特的档案文化是为了能够满足当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构建和谐社会在基层的一种体现。陈列馆的档案工作因为其独特的特殊性，在开展档案工作时更有针对性。陈列馆工作人员需要做到与时俱进，努力的在工作中创新，将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的立足点与着眼点都放到促进当地群众的整体发展的根本利益上来，要尽可能的满足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及社会各界对档案文化以及档案信息的需求。陈列馆工作人员需要发挥出档案文化的社会效用，积极的提供优质的档案文化服务。同时要积极的利用自己的工作来让更多的人爱档案、关心档案事业的发展，让档案事业能够在为和谐社会提供更多优质服务的同时，进一步的发展、壮大。

三、开展民生档案工作，服务和谐社会，档案文化建设

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民生问题涉及到了多个社会领域，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民生问题不仅仅是在内涵方面有了全新的发展，同时其构成要素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仅仅有政治的、经济方面的变化，同时还有精神的、物质的等许多方面的改变。在民生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档案工作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一）创新机制是陈列馆民生档案工作开展的重要手段

陈列馆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必须要注意保持“常展常新”的态势。陈列馆的建设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挖掘、保护档案文化遗产，对历史进行重现，对传统进行延续，对知识进行继承，对散落在民间的档案文化遗产进行集中。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积极的对档案工作的开展机制进行创新，在工作的开展中要做到“问情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而在工作开展之后还必须要做到“问绩于民”。将“以民为本”作为陈列馆档案工作开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档案工作方面也积极的遵循相关的原则，让规范民生档案管理成为了中心的档案工作的重要任务。

（二）坚持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陈列馆的建设必须要着眼于当地人民群众所关注的各种热点问题。对各种档案的陈列和展览如果不能够引起群众的关注，那么陈列馆也就难以发挥出自身的作用。在陈列馆的档案工作开展过程中，必须要积极的深入群众当真中开展各种档案的展览，为市民百姓展示陈列馆的档案收集和开发工作的成果，使市民百姓真正理解、支持并参与到陈列馆的建设以及档案管理工作中来。同时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健全完善科学民主决策制度的规定》来积极的构建出完善的民主决策体系，使得陈列馆的档案工作能够做的更好。

（三）必须要能够跟上时代步伐

随着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化建设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而信息化档案文化建设的成果也不容忽视，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进行完善。陈列馆在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将信息化考虑到位，利用各种信息化手段促进陈列馆的档案工作的开展。陈列馆的建设宣传十分重要，因此，需要积极的利用各种媒体来对陈列馆进行多方面的宣传，扩大陈列馆的知名度，为陈列馆的发展打下基础。

（四）加强对现行公开文件的利用，积极为群众宣传单与国家的最新政策方针

基层文化论文篇3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题中之义，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基础，也是在基层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基层党建工作既有原则规定和要求，又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更有广阔的发展和创新空间。因此，对于萍乡长运来说，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基层党建工作是当前必须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尽管企业工作刚刚纳入了正轨，但党的组织建设还没有进一步完善，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党的组织，把党建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同时，要重点围绕企业文化建设来抓，以党建工作促企业文化发展，抓企业文化建设促党建工作落实，使之互为发展，互为促进，走出一条具有运输行业特色的发展之路。

二、企业基层党建工作同企业文化的视角密切相关，相互渗透，它们有许多共同点，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一）工作目标相同。企业文化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强化管理、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从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从各个环节调动企业发展的积极因素，不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核心竟争力，提高经济效益。基层党建工作和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党的基本路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遵纪守法和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广大员工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而企业文化建设的目的，是通过推行企业理念，价值观等使员工对企业的发展愿景和人员管理的依存，从而达到提高整体士气，最终达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二）工作对象相同。企业文化和基层党建工作研究的对象都是人，都是以人为本的科学，都是做人的工作。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基层党建工作强调是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对基层党建工作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对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务工作者实践经验的提炼与总结。它们都是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激励人为共同出发点，都强调协调的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都重视培养人的集体意识和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都把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积极性和主动性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其着力点都是在以人为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企业提高效益，发展生产力上下功夫。因此，要使企业做到以人为本，充分体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激励人上不产生偏离，解决唯经济效益的误区，加强党务工作以及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力度，对保障经济效益的稳定和提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忽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或认为可有可无，可以不引起高度重视，其结果适得其反，达不到预期目的。

（三）工作方向一致。无论是企业文化还是基层党建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企业文化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文化，它必然受社会主义思想原则、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不仅与基层党建工作方向是一致的，而且发挥基层党建工作优势又能保证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因此，在企业文化建设和基层党建工作方面，企业应当打破过去那种老套套旧框框的管理模式和混乱局面，严格把握好正确的发展方向，逐步将企业的各项工作纳入健康的轨道上。

三、企业文化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主动参与市场竞争，发展企业和经营活动是必须的重要工作。而思想政治工作又是社会主义国有（控股）企业生产经营工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动员、教育员工完成各项生产任务的重要手段。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保障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实现企业的稳定发展。我国的企业文化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文化，它必然要受社会主义思想原则、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指导。因此，如何认识和把握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两者在内涵上交叉重合的规律以及内在统一性，有必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市场的竞争，不仅体现在企业产品间的竞争，同时还包括企业形象和企业综合实力的较量。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就必须用一种带有企业自身特色的、被广大员工所认同的精神力量凝聚人心，因此，企业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党的十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肯定了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论断。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也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90年代，同志指出：“逾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就逾要加强和改进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当前，总书记更是说：“在当今深入改革、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虽然在性质、内容、方式上有所不同，但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当把企业文化建设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重点抓好，努力造就以最佳经营管理为目标，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氛围，建立连结企业与员工的命运共同体，激发员工为企业争创一流的工作和一流的经济、社会效益。

四、要把企业文化建设纳入党建工作，要从以下几方面认识

（一）企业文化建设的特点及作用。

企业文化建设是一种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它实质是强调以人为本和团队精神，要求企业管理者（包括党的基层组织）把员工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作为企业管理体系的措施，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的推动，促进企业的全面发展。

1、企业文化建设的特点。

（1）坚持“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发展的根本”的观念，注重发挥员工参与管理的作用，强调在生产中要关心人、尊重人、信任人，主张营造员工施展才华的宽松企业环境，让员工有足够的机会实现自身价值，激发他们的内在潜力的献身精神。

（2）强调统一的集体观念，注重发挥团队精神。通过企业精神的培育，用统一的集体价值观念凝聚员工队伍，倡导企业集体利益至高无上。全体员工团结协作，爱岗敬业，为“促进企业快速发展”统一的目标而奋斗。

（3）强调育人为本，注重提高员工的素质，实施人才战略。把员工教育培训和造就企业所需人才作为企业的首要任务和长期战略来抓。

（4）强调企业管理者要以人格的力量感染员工，注重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主张企业管理者必须关心员工生活，了解员工疾苦，热心为员工解决实际问题。同时，规章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以理、以德服人，以身作则，以人格力量感染员工，同他们打成一片，形成亲密的人际关系。

（5）高度重视企业资信的提升，注重培育良好的企业作风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6）把企业目标转化为每个员工的理想，并鼓励为之奋斗。

2、企业文化建设作用

（1）能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精神支柱和恒定的源动力，具有导向作用。

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者是最活跃、最基本、起主导作用的要素。企业文化管理者根据自己确定的经营目标、经营策略，并通过长期的倡导、渲染，使这些观念、目标、战略贯彻到员工中去，使之成为广大员工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这种深深扎根于员工中并受到员工的认同和价值取向，从根本上驱使广大员工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无穷智慧投入企业生产与经营管理，大力推进企业的各项工作的发展。

（2）能够从根本上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激励作用。

在重视员工物质需要的同时，更注重对员工精神需要的满足，把这种精神激励与企业进步和发展紧紧地联在一起，坚持以人为本，努力营造员工充分施展才华，发挥聪明才智并实现自身价值良好环境。因此，必须会逐渐形成以员工为中心，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的机制和催人奋进的文化氛围。从思想上去激发员工内在的正确工作动机，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始终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3）能够把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及全体员工团结成一个整体，具有凝聚的作用。

要把一个群体的成员凝聚起来，形成统一的整体，思想统一是关键。企业文化管理倡导以人为本，强调把企业的经营策略和管理理念转化为全体员工共同追求的目标，并形成全体员工的共同理想、目标、志向和期望，使企业员工在精神上寄托于企业，在情感上依恋企业，在行动上忠于企业，与企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把自己的命运与企业紧紧地联在一起。毫无疑问，推行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大大地增强企业的吸引力、向心力，具有较强凝聚作用。

3、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党建有机结合

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为了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一定要把党建工作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中，通过文化的辐射和渗透作用，把党的理想信念铭刻在每个员工的头脑里，融化到每个员工的血液中，按照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发展要求，基层党组织必须当好企业先进文化的倡导者。首先，把党倡导的价值观，转变为先进的企业理念。其次，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亲和力，通过轻松活泼的形式，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五、企业党组织要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力量

基层文化论文篇4

众所周知，乡镇文化中心是贫困山区的主要的基本的文化服务的主体，负责提供基层文化功能。但是当前乡镇文化中心由于资金缺乏，发展较为困难，办公的环境也不好，一些文化中心已经名存实亡，变成了没有工作人员，没有地位，没有资金，没有活动“四”的文化中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地方领导的思想意识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侧重对于经济发展的拉进，没有对于文化给予重视，也就是说重视物质利益，重视文化收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资金的缺乏导致了地方政府对于文化建设的能力缺乏，导致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力。

（二）贫困山区基层文化建设资金短缺

资金缺乏一直是基层文化建设的一个拦路虎，所以很多的文化建设的建筑以及工具都很陈旧，设施破烂不堪，存在很大的安全问题，所以也就无法正常的工作。书籍，阅读教室由于缺乏用于购买书籍的资金，科技和教育不能需求。大多数当前的各种文化活动仅限于城镇，农民在偏远地区难以享受到文化服务，一直存在着“重镇位置，轻偏远山区，重视大型晚会，但是轻视了日常的活动这一现象的出现。

二、加快促进贫困山区基层文化建设更好发展的措施

本文认为，当前只有加快对于先进文化的传播，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的任务。只有思想重视了，才可以加快贫困山区的基层文化的建设。

（一）拓宽投资渠道

贫困山区只有发掘出自己地方的优势，才能构建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融资的体系，才能加快对于基层文化建设的步子。此外，还需要积极向上级政府以及财政部门争取资金的支持，进一步落实每年对于地方的精神文化的补贴。建立一个基层文化的融资体系，才能促进贫困山区的基层文化建设的发展，吸引企业界的投资，同时大力的依靠特色引进国外的投资，形成一个多途径的基层文化建设的融资的体系，这样才可以为基层文化建设给予强大的物质上面的支持。

（二）根据实际情况，构建目标策略

对于贫困山区基层文化的建设来说，地方政府部门应该依据当地的特色的情况，同时征求当地群众的需求，针对每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的情况以及经济发展的差距，因地制宜，一步一步的发展，同时也需要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最后，就是需要有一个统筹规划的思想，站在高处看问题。在基层文化的建设方面也是一样的，只有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才可以发展基层文化的建设是一个长期收益的事情，不能鼠目寸光，片面的看待问题，不能有短期的行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发展。

（三）加强贫困山区基层公共文化队伍人员的素质的培养

对于乡镇文化站来说，人力资源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大力培养基层文化队伍，才可以使得基层文化的人员的思想观念更新，提高自己的文化的技能，最大限度的发展自己的素质。可以引入竞争机制，人员选拔都要经过细选，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是可行的，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文化队伍中去建设。

基层文化论文篇5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是在信息化不断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创新工程。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动文化基础工程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成果的民/心工程。近年来，随着工程建设在基层的实施，文化信息资源服务体系已基本建立，那么，其服务功能到底如何呢?笔者结合工作实践作如下探讨:

1共享工程建设在甚层的实践

澄城县作为全省第一批建成县级支中心的县市之一，图书馆作为工程实施单位，深感责任之重大。2008年10月，在陕西省确定了澄城县为第一批6个县级支中心之一的建设县后，在时间紧、任务重、资金缺乏的情况下，澄城县图书馆克难攻关，创造条件，以确保项目建设顺利实施。一是抓好基础实施建设。面对千疮百孔、年久失修的图书馆大楼，多方筹资12万元，对整个大楼实施维修改造工程，更换安装铝合金门窗269平方米，防盗网160平方米，处理危漏屋面240平方米，内外粉刷2300平方米。二是根据共享工程支中心对电力线路的负荷要求，投资6000元，对原有10千瓦负荷的线路进行了更新，使电力线路负荷能力达到了6o千瓦，确保了动力先行。三是投资4000元，配备了防火、防盗等安防设施。四是投资8000元采购8套办公桌椅，2套公文柜，一套数码打印及扫描设备，使图书馆的基础设施达到实施共享工程的基本要求。

2008年11月上旬工程设备到位后，在陕西省中心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下，通过20多天的紧张施工、安装、调试，一座投资70余方元，拥有37台计算机的电子阅览系统、书目检索系统、全省联机编目系统、影视播放系统正式为读者提供现代化条件下的信息服务，并于12月28日通过了文化部的验收。

2共享工程的服务在基层的探索

面对现代化的设备，崭新的机房，全体职工的兴奋溢于言表，兴奋之余也感到压力之巨大。面对一项全新的工作任务，一支与现代化服务不相适应的专业技术队伍，一个相对薄弱的经费保障环境，如何使共享工程在地域经济建设、改善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以体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真实意义和内在价值。为此，我们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把拓展共享工程服务领域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在工作实践中作了有益的探索。

2.1共享工程的影响力关健在宣传

为了扩大共享工程的影响力，拓展工程的服务领域，2009年3月，澄城县图书馆结合“全县科技之春宣传服务月活动卜，使文化共享工程走出“闺房”走上街头，深人乡村，先后印发宣传资料10000余份，悬挂横幅8条，喷绘宣传板面6块。并与澄城县政府网站、澄城县电视台通力合作，推出消息和介绍共享工程的文章6篇，并结合“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力，把宣传工作的纵深推向农村。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和5月份的图书馆宣传服务周期间，澄城县图书馆把共享工程的宣传再次推向高潮。6月份，澄城县政府督办室在主管县长的带领下，就2008年为民所办十件大事之一的共享工程县级支中心及基层服务点建设进展情况进行了督导和检查，现场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部分政协委员来到县支中心视察;7月份，澄城县人大常委会把文化共享工程的建设作为专题进行调研，组织部分常委、教科文卫委员，先后来到县支中心和雷家洼柏门村、里庄村等工程覆盖的乡村，就工程建设的进展、设备运行、服务效能等情况进行现场调研。在肯定了工作成绩的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需要加强的环节，并就县级支中心日常运转经费的落实问题向县政府提出建议。

作为一项创新工程，通过宣传，共享工程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也同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观注，无疑对工程在全县范围内的实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2共享工程生命力的关健在服务

共享工程实施的根本宗旨是服务老百姓，这是澄城县图书馆开展一切工作的一条主线。群众普遍欢迎，老百姓感到满意，是我们工作应该追求的境界。县支中心建成投运半年来，我们在专业技术力量、日常运行经费紧缺的情况下，结合澄城县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和全县产业发展大局开展服务。

一是将澄城县委、县政府确定的百万头生猪大县建设及苹果产业发展两大目标作为服务的切人点，在基层服务网络、设备配备不足的情况下，根据两大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特色资源，把省中心下传的《猪病的防治技术》、《怎样办好一个养猪场》、《高致病性猪耳病的防治》、《高产母猪与仔猪的饲养技术》、《奶牛饲养技术》等下载到移动储存设备，再配送到全县10个文化示范村，其他村以光盘刻录形式配送，配以投影巡回播放等方式进行技术支援，并从中、省中心下载了苹果栽培、大棚疏菜等科教片配送到产业发展的重点村组，为提高这些文化信息在全县的覆盖面，为两大产业发展作好技术支撑，有力地促进了两大产业的发展。截止6月底，以移动储存、光盘等形式为基层配送科教片讲座16部(集)，电影38部，电视剧4部，戏曲6部，资源总量达到276GB。

二是以电子阅览室为阵地，为群众提供全方位的公益文化服务。图书馆电子阅鉴室作为共享工程为群众提供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以其免费开放、公益服务的开放制度受到了广大群众特别是中小学生的欢迎。自开放以来，几乎天天人员爆满，到了周末经常出现排队现象。因为是免费开放，就连以前从未接触过计算机和网络的六七十岁的老人、打工族、农民阶层也成了电子阅览室的常客。这些人群因为初次使用现代信息设备，往往打不开机子，找不到自己想浏览的界面，工作人员就向他们介绍如何使用文化共享工程系列网站，如何查看电子书籍和电子期刊，如何利用共享工程设备欣赏影视戏曲，如何利用共享工程的文化资源学习更多的知识，手把手的教他们使用设备。6月份高、中考来临，我们又开辟服务专区，腾出8台计算机为萃萃学子提供高考志愿填报、成绩查询、录取结果查询等服务。一些家长深有感触的说:“往年查成绩，拿钱在街上排队，往往需要半天，现在共享工程不但提供了快捷方便的途径，而且免费，政府真的为群众办了一件大实事”。截目六月底，电子阅览室共免费接纳读者共计7000余人次。

三是开展广场文化服务，满足各阶层的文化需求。过去城市流动人口、打工族的文化生活往往是被人们遗忘的，他们不是没有精神文化需求，而是没有满足他们需求的场所。现今共享工程开展的广场文化服务，不但为他们提供了最基本的文化权益保障，而且为盛夏中的城里人提供了户外活动的好去处。半年来，澄城县图书馆利用移动储存设备和投影设备先后开展广场文化服务活动32场次，播放电影、电视剧60多部(集)，受益的人口超过6000人次。

2.3共享工程的服务能力关健在队伍

文化共享工程是一项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创新工程。建立一支与共享工程建设相适应的人才队伍，是文化共享工程成败的关键。一个支中心、一个基层服务点的设备使用率如何，资源建设如何，服务功能如何，都要靠人才，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在开展活动之前，常常有较好的想法和策划，但有时却因对设备性能不了解，不掌握操作方法，缺少技术而半途而废。这一问题在基层服务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有些地方，一些工程设备仅仅成为村部的摆设，发挥不了原有的效率，归根结底，这是人才的问题。县支中心的技术人员虽然参加了几次省上的技术培训和远程培训，又对基层服务点的管理人员做了好几次培训，但也只是缓解了一些矛盾，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直接影响到了各级服务点的服务能力。

2.4共享工程的魅力在特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

文化共享工程虽然讲的是全国范围的共建共享，但各地的文化传统有所不同，欣赏的角度和需求也有所不同，要做到当地群众喜闻乐见，才能体现工程的价值。所谓喜闻乐见，也就是你的服务的的确确为老百姓解决了生活、生产、工作、学习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他们才会欢迎。这就要求我们结合当地的实际，在特色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下功夫。根据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层提供相适应的资源服务。特别是在保障农业生产的技术服务上，要根据各地不同的种植、养殖传统和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开发和配送信息资源，使符合当地特色的文化信息资源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共享工程实施的根本目地在于服务于基层，因此，在资源建设上要充分体现“三贴近”的原则，把着力点、着眼点放在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普通百姓上。要深人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基层群众需要什么，急需什么。在这一点上，县(市)中心首当其冲。因为他们是最接近基层群众的服务中心，要在科学的、客观的调查基础上，为国家中心和省中心起好参谋作用。目前要加强农业科技知识、农村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资源建设，因为它是能给农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东西的，帮助他们生产生活的，也是他们喜闻乐见的资源。要根据全省农村产业发展的实际，重点支持各地的支柱产业。要增强大众性和实用性。使我们的文化共享工程切实体现出民心工程的内涵。

3文化共享工程在基层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文化共享工程作为新时期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在各地不同程度的取得了进展。特别是试点县、乡、村的群众得到了实惠。但从西部地区看，工程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各地重视程度不同，进展不同，效果各异，在工程建设、管理和服务方面还存着不少困难。

3.1一些地方对工程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未将工程建设列人重要议事日程，有效机制尚未形式。由于受地方经济状况的影响，对工程建设缺乏必要的信心。特别是在基层服务点建设中提出的与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与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与有线或数字电视普及工作，与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电话村村通，与农村信息等方面的结合尚处在纸上谈兵的阶段，没有形成统一协调的机制，基层中心处于有所为而不能为的尴尬境地。

3.2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许多支中心、基层服务点运行维护经费缺乏保障，直接影响了服务工作的正常开展。在工作的实践中，我们深深的认识到文化共享工程为广大人民群众可作的事很多，但都因地方财政状况等因素，得不到正常的经费保障而搁置。就县级支中心的运行经费，省上曾经在工程实施时与有关县市签订了责任书，但至今不少县市的运行经费还是没有着落，致使支中心的运行到了面临停机关门的境地。

3.3人员编制与专业技术队伍的现状堪忧

共享工程支中心一般依托县市公共图书馆而建，而各县市公共图书馆的人员编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应似的，那就是大家过去常讲的“图书馆是姨老姨少的避风港，轻松领取工资的后花园”。社会普遍认为图书馆的工作就是借书还书，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因此，达官贵人们就想方设法把子女硬是塞了进去。以澄城图书馆为例，1987年建馆时，下达事业编制4人，现在实有人员13人，而其中仅有本科学历的1人，大专学历(后取)2人，中专学历1人，高中学历1人，其余全为初中学历。这样的人才结构在原来意义上的图书馆工作尚能凑合，但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从事服务工作，无疑远远不够。在现有人员中，学过计算机专业的人数为0，虽然通过继续教育途径取得计算机一级证书的不少，但基本都是“二把刀”，通过培训，基本能适应支中心开机、关机、资源下载、配送等工作，但网络维护、资源建设与开发的人才就无从谈起了。县支中心担负着基层服务网点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任务，自身都是“半桶水”，如何培养基层人员呢?所以，县级支中心专业技术队伍的建设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是关系到文化共享工程建设成败的一项紧迫任务。

基层文化论文篇6

军队基层文化工作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在部队建设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军队基层文化体育活动，是陶冶思想情操、学习科学文化、磨砺意志、强壮体魄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基层全面进步、全面发展的需要[1]。我们要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和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高度，深刻认识基层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切实把这项工作摆到重要议程。要始终保持军营文化的高格调、高品位，提高基层文化活动的质量，努力使军队基层文化建设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相适应，与官兵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适应，与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和基层全面建设的要求相适应。

1.2基层的文化活动存在的问题

目前一些基层单位文化活动工作没有做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大量文化活动的时间被挤占。有的基层单位为了提高军事训练水平大量占用文化活动的时间，把文化活动时间放在次要位置上来对待。第二，把基层文化工作的内容简单化、庸俗化。简单地把看录相、打球、唱歌当成是军营文化工作的全部，使得文化活动工作变得单一、庸俗，而且还大大降低了军营文化工作在部队建设中的作用。研究在新时期如何加强丰富文化活动，首先就要深刻理解基层文化在军队建设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全面加强部队警营文化建设，营造一种特殊的文化气氛和健康向上的精神氛围，创造一个构建军人精神支柱，体现当代军人崇高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的文化环境对于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第二章、丰富基层的物质文化生活

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将会一年比一年提高，部队基层建设也会随着“社会小康化”的各种机遇不断得到改善和加强，官兵也必然越来越多地得到小康社会带来的优待和实惠。但是，部队特殊的性质、职能、使命和任务，决定了部队管理不仅要抓住小康建设带来的机遇，更要应对好小康建设给予部队的挑战，甚至要牺牲优越的条件、优厚的待遇和应有的享受，确保“打得赢、不变质”。丰富基层物质文化过程中部队军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2]：

2.1丰富的物资生活容易淡化忧患意识，必须做到居安思危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旗帜下，军队如果被盛世情绪所左右，就会产生太平麻痹思想，就会在歌舞升平中丧失战斗力，就不能为小康建设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因此，必须在分享太平的同时强化忧患意识，时刻做好战争准备。为小康而战，做到常常忧患、时时思危，时刻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2.2期望物质享受，但容易淡化艰苦意识，必须坚持艰苦奋斗

军人即使在物质高度文明的条件下，也必须远离享受，始终面对实战环境的残酷性，增强官兵对艰苦、紧张、恐惧、恶劣、震撼等方面持久的适应性[3]。提倡和鼓励刻苦钻研高科技知识，潜心掌握新的武器装备，不惜代价研究新的战法等与时俱进的艰苦和艰苦条件下的奋斗效益。在战斗力上求发展，在精神文化上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在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第三章、丰富基层的精神文化生活

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化，并波及到军营文化建设。军人的思想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腐蚀和淡化，新时期丰富基层文化建设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明确树立军营文化的思想性，旗帜鲜明地同一切反动的、迷信的思想作彻底斗争，净化军营文化环境，增强军营文化的纯洁性和思想性[3]。部队所处地域不同，官兵文化层次不同，接受事物的能力出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对文化的选择需求，表现出很强的时效性和流行性。受社会影响，国内外港台歌影星成为官兵追求的偶像；思想性、趣味性低下的歌曲为官兵所效仿流行。这些糜靡之音代替了军营原有的健康高昂的振奋催人奋进的歌曲，部队生龙活虎的场面也随之悄然远去。因此，在文化在追求上，不能仅限于满足而盲目地放弃思想性，使军营文化品味跌落，产生负面效应[4]。军营文化要以提高其品味为基础，着重处理好禁与疏的关系；对社会上出现存在的一些新生事物和一些不良现象，要加强对官兵的正确引导；对有些品味低下的东西要采取一些行政手段予以制止、查禁，力争做到有禁有疏，以疏为主，因势利导，兴利除弊。要充分认识新时期官兵审美情趣的变化，因人施教，改善军营文化环境，尊重官兵个性选择，积极引导，使他们在求知、求美、求乐中增强身心健康，提高军营文化品味。要引导官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格调高雅、健康向上的军营文化占领官兵的思想阵地，就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3.1丰富基层的文化活动建设必须把提高部队战斗力和战士的心理素质放在首要位置上

军营文化建设作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形势下部队官兵的思想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大多部队驻地艰苦，任务繁重特殊，再加上部队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单调，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有助于充分调动官兵的积极性，促进部队思想政治建设。

3.1.1加强军营文化的思想性

我国的文化领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化，并波及到军营文化建设。图书音像等文化市场的放开，社会上一些宣扬恐怖暴力、言情武侠、宗教迷信等内容不健康的书刊、音像制品也悄然流入军营，腐蚀了官兵的思想，淡化了军营文化的思想性、政治性[5]。军营文化要以对部队建设高度负责的精神，明确树立军营文化的思想性，旗帜鲜明地同一切反动的、迷信的思想作彻底斗争，净化军营文化环境，增强军营文化的纯洁性和思想性。

3.1.2加强战士的独立生活能力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军的任务、成员、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活动工作作为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其地位和作用却从未动摇，始终为提高部队战斗力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且随着军队建设的发展，显得更加重要。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由于“独生子女兵”、“小龄兵”、“学生兵”的数量增加，使得部队战士的心理素质不高，独立生活能力差，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等问题也伴随而生。军营文化工作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形式，必须针对这一情况来开展工作。

3.1.3重视部队战斗力和战士的心理素质

只有重视部队战斗力和战士的心理素质，才能提高军队的整体素质。素质工程不仅提高了军队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拉动了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现代文明意识的树立，造就了一代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军人。在这个科技发达、社会日新月异的时代，要丰富基层文化建设，要发展基层军队的战斗力，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先进文化、加强军队心里素质的培养是必经之路。

3.1.4加强思想引导，提高官兵拒腐防变能力

加强军营文化建设的目的，就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合格军人[3]。通过加强思想引导，打牢官兵的思想基础，要从培养官兵审美观念入手，采取向官兵提供推荐好歌、好书、好影评，开展读书、演讲、歌咏比赛等活动，培养官兵的思想情操，坚持用昂扬的革命精神激励官兵；要大力弘扬“五种革命精神”、“64字创业精神”和伟大的抗洪精神，深入开展向雷锋[6]、苏宁、李向群等英模学习的活动，通过学习英模人物的先进事迹，使官兵从英模的先进事迹中受到启发，培养良好的语言、仪表、心灵；采取正反两方面典型事例的剖析，一事一议，帮助官兵分清美丑，弃恶扬善，通过正面引导，帮助官兵辨别美丑，同一些良莠不辨的行为做彻底斗争，陶冶官兵思想情操，增强官兵高品味、高标准的鉴别力和拒腐防变的能力。

3.2丰富基层的文化活动建设必须根据部队特点，铸就特色、高品位的部队文化[4]

3.2.1因地制宜，开展各种联谊交流活动

因地制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重在参与，是搞好军队文化生活的基本原则。如读书看报，声乐、器乐、棋牌比赛，书法、绘画、摄影、工艺美术作品展览等，图书馆、文化馆、体育场馆、影剧院等为军人开放[7]，其目的是愉悦、康复身心，提高军人文化素质和生活水平，使得广大军人朋友因为相同的兴趣爱好自发自愿地一起成长，以文会友，以画会友，以琴会友，以棋会友等，开展各种联谊交流活动。

3.2.2丰富军队节日文化活动

结合部队正在开展的以“四个教育”为重要内容的专题政治教育，抓好文娱活动的开展；结合部队特点和所进行的专题政治教育，以及“八一”、“十一”等重大节日，积极开展“话改革、谈未来”演讲、歌咏比赛，组织游艺、参观见学、军民联谊会等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既配合了政治教育，又活跃了官兵节日文化生活。

节日文化活动的开展更需要精心计划和细心组织。活动内容也需要提前获取各方面信息，从而做到有的放矢。与此同时，干部要首当其冲，贴身参与，而不能只顾自己独断独行，把战士放在一边。这样既脱离了主体，又从这个关键时刻考验了“官是不是真爱兵，兵是不是真尊干”。在节假日别忘了真正下心思开展一些丰富有趣的文化活动，使大家都成为文化活动的建设者和受益者。

3.2.3发挥文艺骨干的作用，开展文艺演唱活动

文艺文体骨干队伍是开展多种活动的基础。业余文艺演唱队要端正为兵服务方向，坚持兵演兵、兵唱兵的军队文艺方针，经常深入基层一线，创作和排练反映部队战斗风貌的文艺作品，并通过弘扬主旋律，宣扬部队建设中的先进人物和部队的丰硕成果，激励广大官兵热爱边疆、立足本职、顽强拼搏、勤于奉献的工作热情，为部队建设做贡献。

3.3丰富基层的文化活动建设必须突出官兵特点，拓宽活动领域，提高军营文化活动质量

结合当前部队官兵健身、强体、求知欲望强烈等特点，在继承部队传统活动项目之余，安排一些深受官兵欢迎的节目。如卡拉OK演唱、军装系列表演、吉它演唱比赛、台球及棋类的比赛等；赏析文学、影视、音乐、美术、戏剧、曲艺、舞蹈等对广大官兵来说求之若渴的内容。这些章节的设置，虽然言简意赅，但它就像入门的向导，把人们引进了艺术鉴赏的天地。这些内容阐述的知识，应该是一支具有现代化水平的部队的军人所必备的。利用现有的健身器材，开展有益的强身健体活动，领导要带头参与，增强文化活动的参与意识和吸引力。定期开放活动场所，充分发挥文化设施在活动中的积极作用，要注意克服解决在开展活动中走过场、图形式的做法，坚决杜绝把文化活动场所仅仅作为上级参观的样本，却不经常开放的错误做法[8]。

3.3.1丰富、活跃官兵业余生活

活跃部队官兵业余生活，陶冶官兵思想情操，保持部队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的有力保证。新形势下，随着人们观念的更新转变，在部队的军营文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既要保留，又要扬弃，传统适应性强的内容要保留，作用不大的活动项目要去掉。结合部队官兵特点，要开展一些新时期官兵喜闻乐见的活动，丰富军营文化生活。

3.3.2结合官兵特点，开展文娱活动

在制定文娱活动计划前，要组织人员积极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广泛征求广大官兵对活动开展的内容、形式的可行性意见，进行全局部署。结合当前部队官兵健身、强体、求知欲望强烈等特点，在继承部队传统活动项目之余，安排一些深受官兵欢迎的节目。如卡拉OK演唱、军装系列表演、吉它演唱比赛、台球及棋类的比赛等。利用现有的健身器材，开展有益的强身健体活动，领导要带头参与，增强文化活动的参与意识和吸引力。定期开放活动场所，充分发挥文化设施在活动中的积极作用，要注意克服解决在开展活动中走过场、图形式的做法，坚决杜绝把文化活动场所仅仅作为上级参观的样本，却不经常开放的错误做法。

3.4丰富基层的文化活动必须注重周末育才，增强实效，丰富军营文化

周末育才，既是广大官兵的迫切愿望，也是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需要。立足实际需要，全盘统筹，合理计划安排，积极开展一些高科技知识技术的学习和运用，使官兵学一门掌握一门，学以致用，贡献于部队当前的现代化建设上。部队根据战士成才的要求，可开展烹饪、电脑等项目，调动官兵学习的积极性。各单位举办的高科技知识和两用人才培训，要切实结合部队实际，从官兵成才的迫切需要出发，开设官兵喜爱、实用价值大的项目，以增强育才工作的有效性。根据部队编制实际，逐级制定实施计划，分阶段、分步骤采取大单位统一组织，各基层小单位分头按计划组织实施进行的办法，逐级、逐段、逐门地落实周末育才的工作；建立人员考勤制度，保证人员的落实[9]。以督促和激励官兵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调动他们发挥自身聪明才智、安心本职、顽强拼搏的精神，以及为部队建设做贡献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3.5丰富基层的文化活动要注重修正军队的文化理念系统

军队理念系统是指根据军队长期形成的优良文化传统、未来发展要求，充分考虑军队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变化趋势，找准军队文化的原点、特点和生长点，长期形成的军队战士价值观、道德观、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理念是一个军队的旗帜、方向和灵魂。一个理念的形成，是过去科学实践和文化积淀的凝结提炼，也是今后行为规范和文化研究的引领。

3.5.1注重修正战士的理念系统

近年来，通过总结凝炼寓意深刻、发人深省的警句格言，形成了军队的理念系统。在军队建设中，价值观、哲学、责任、信条、自律、心理、管理等理念的形成正不断鼓舞战士们的斗志，如在诚信等理念形成中，提炼出了任务虽艰必不能省事等理念。从实际出发与积极创新相结合，理念体系化建设不能脱离实际，只有与军队内外环境、官兵现有的素质及心态相适应，体现我国军人的优良传统，才能被国人和社会所认同和接受，才能逐渐扎根于群众之中。

3.5.2注重修正战士的行为系统

行为是理念的表现和实践。通过官兵的行为规范，不断培育和形成官兵按章作业、遵规守纪的安全素养，确保各项指令和措施落实到位。根据官兵位置不同，制定了相应的行为标准，并与军营表现考核挂钩。注重文明礼仪规范，重大节日、重大活动，都要统一服装、整齐列队，两人成伍，三人成行，总结了“您好、谢谢、再见”等30句文明用语。通过这些礼仪规范，不断提高官兵的文明素养，促进了文化理念系统的养成。

3.5.3重修正战士的视听系统

在军营的文化广场、文化走廊、道路两旁等地，都悬挂了形式新颖独特的文化牌板。黑板报和宣传栏及时宣传文化知识，通过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已将文化态度、文化意识及当前文化建设的净化渗透到了每名官兵心底，有效地激发了广大官兵爱祖国、爱家园、执行到位的劳动热情和工作积极性[10]。通过视觉的冲击，听觉的灌输，形象的感染，使官兵在耳濡目染中受到文化熏陶。

3.5.4修正战士的组织系统

明确当前文化建设重点，制定企业月、季、年度文化建设发展规划，建立文明礼仪小分队、文化帮教委员会等文化组织系统，从而使文化建设真正的落实到位。文化建设的系统性、科学性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相结合，使得优秀的军营文化理念体系建立，成为军队成长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体系，对官兵和社会公众具有理性感染力和亲和力。使得文化理念要能延展和细化，派生出具体可操作可执行的任务、标准和规范等，使上下军心一致，形成先进的文化理念系统，从而促进军队官兵更加积极的去丰富自身的精神文化建设。

3.6丰富基层的文化活动要注重建设军队的核心价值体系

现代军事实践活动的每一个细节，都渗透着文化元素。新形势下，大力推进军营文化建设，显然不是可有可无，不是一般性活动，而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条件下，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既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军队战斗力的构成要素，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6]。大力推进军营文化建设，有利于构建当代中国军人核心价值观，筑牢思想防线，应对“西化”、“分化”和社会上腐朽文化的挑战；有利于提升官兵科技文化素质，促进官兵全面发展；有利于培育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激励官兵为忠实履行我军新的历史使命而英勇战斗；有利于发挥军营文化的示范效应，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我军军营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是今天进一步加强军营文化建设、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财富。

3.6.1持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性相结合

弘扬主旋律，坚持高格调、高品位，是军营文化建设的显著特色。在当今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的新形势下，加强军营文化建设，弘扬主旋律，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凝聚军心，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部队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不断打牢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根基。在强调弘扬主旋律的同时，又要提倡多样化。因为军营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文化需求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官兵得到教育和启迪，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文化活动中有所反映，都应当得到支持和鼓励。

3.6.2坚持教育与娱乐相结合

教育性和娱乐性是军营文化的两个主要功能。没有教育性，军营文化建设就会失去灵魂和方向；没有娱乐性，教育也会显得枯燥乏味，很难引人入胜，深入人心。因此，军营文化建设要“寓教于乐”、“寓乐于教”，把娱乐性、趣味性和思想性、知识性有机结合起来，为官兵学习成长服务，为“打得赢、不变质”服务。军营文化建设只有牢牢把握时展趋势，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才能使广大官兵在思想政治、科学文化、军事专业和身体心理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3.6.3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

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具有继承性。军营文化建设也应坚持继承和发展具有自己民族的、传统的、军营特色的优秀文化。同时要不断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继承的基础上搞好创新，善于借鉴吸收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在创新中求活力、求发展。面对网络文化的兴起和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我们要积极引进形式新颖的活动项目，不断拓展军营文化的新领域，大力开展各具特色的“舰艇文化”、“导弹文化”、“蓝天文化”等活动，不断推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军事题材精品力作，增强军营文化建设的生机和活力，提高军营文化的质量和品位，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出新贡献。

基层文化论文篇7

检察文化建设是检察机关的价值观、道德观的集中反映，是检察精神、检察形象的全面展示，主要是由干警的知识、精神、信仰、追求等组成的观念形态。同时，建设检察文化是检察机关由注重思想建设、业务建设到“德、智、体、美、乐”全面发展的必要途径，是提升检察机关整体素质的有力支撑，是不断开创检察工作新局面的有力保障。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基层建设纲要》中重点提到了基层检察院的检察文化建设，并把它作为基层检察院建设的主要内容要求各级检察院贯彻落实。如何发展好检察文化，不断加强对检察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执法观念建设，从而培育一支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检察队伍，以此推动各项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是当前各级检察机关，尤其是基层检察院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检察文化是以检察官为主体的检察机关群体在长期的法律监督工作实践和内部管理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检察机关特点、并得到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物质载体的总和。它既传承了中华文化"修身、自律、刚正"的历史性，又体现了"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时代性。先进的检察文化反映法律的精神本质，是检察从业人员优秀品质长期深厚的积淀。同志曾经生动而又深刻地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任何敌人的。”引而言之，作为检察机关，只有大力发展检察文化，通过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政治信仰等激发广大干警的创造力，规范干警的行为，凝聚干警的力量，才能真正加快检察事业的发展步伐。　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立足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检察事业发展的新要求，把检察文化建设作为提高检察人员素质和推动检察工作发展的新动力，不断探索、创新检察文化建设的途径与方法，充分发挥先进检察文化的引导、教育、凝聚、塑造等功能，有效促进了检察工作的健康持续发展。

实践证明，加强检察文化建设，对于提升检察人员的综合素质，促进各项检察工作的健康发展具有基础性、长期性的推动作用。

检察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当前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业务建设和机制建设必不可少的发展动力之源。但是，从实践情况来看，当前检察文化建设在基层检察院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思想上重视程度不够，缺乏正确认识。有些基层检察院由于对检察文化内涵理解不够深入，缺乏正确的认识，片面的认为检察机关只要能在思想上保持与党委高度一致，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就可以了；还有一些人认为开展检察文化建设活动就是所谓的不务正业，是对正常检察工作的干扰，是不切合工作实际，搞花架子，搞奢侈。

（二）重点不突出，缺乏精神内涵。在检察文化建设过程中，物质文化只是检察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才是检察文化的核心内涵。检察机关的物质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为检察文化建设提供基础，并使它成为承担精神文化的载体，物质文化的建设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但是，有的基层检察院把检察文化建设的意义等同于机关环境的美化和丰富全体干警的业务生活，一味强调发展机关环境和娱乐文化，离开了检察机关的精神文化建设，这样，单纯的物质文化建设就失去文化建设的意义。

（三）形式单一，载体不够。有的基层检察院把检察文化建设附属于工作安排和人事管理，着重强调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以及改善工作，生活、学习条件的物质功能，只把检察文化建设看作法律监督活动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有的把检察文化建设等同于对全体干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业务学习和业务活动的开展，并没有把检察文化建设放在整体检察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来实施，有的把检察文化建设与检察干警在年龄结构、文化背景、心理因素、业务能力、工作投入、思想认识政治素养等方面割裂开来，限制了检察文化功能的发挥。

（四）照搬模式，缺乏地方特色。 检察文化既有共性一面，也应有其鲜明的个性，这正是检察文化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对检察干警具有巨大的号召力、感召力的根源所在。。部分基层检察院在推进检察文化建设，尤其是促进检察文化理念的形成中，尚未注重体现各自检察院、检察干警的自身特点、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势，而是趋于一般化，个性不明显，这不利于创造以人为本的人文氛围，不利于激励全体干警努力工作，更不利于提高检察机关和检察干警在社会上的良好形象。

基层检察院干警占全国检察机关比例近80%，虽然工作在最基层、在第一线，但却承担了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任务，它所具有的广泛性和工作的具体性，决定了它是承担检察文化建设的主要载体。因此，要加强基层检察院的检察文化建设，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提高对检察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加强检察文化建设是检察机关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提升干警素质，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必然要求。各地基层检察院要充分认识到检察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自觉把检察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不断发挥检察文化在凝聚力量、激励斗志、陶冶情操等方面的功能作用，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加强检察文化建设对于促进文化育检、保障“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提高检察机关的整体素质和工作效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确定检察文化建设发展思路和目标。检察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目标，坚持“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基本观念，以提高检察队伍整体素质，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职业化建设为核心。以培育检察精神、强化检察职业道德、营造团结向上的良好氛围为着力点、全面

规划，逐步实施，整体推进。基层检察院要以倡导检察精神为契机，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精诚团结、勤于工作、乐于奉献、敢为人先的工作氛围；要以强化检察职业道德为切入点，确立共同行为准则，推动检察机关规范化建设；要以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核心，强化检察官的责任意识和角色意识。（三）突出基层检察特色和地方特色。检察文化建设不能流于表面化，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各项文体活动。基层检察院构建检察文化突出地方特色，对坚定信念、贴近群众、提高凝集力和战斗力、激发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的作用明显。在检察文化建设中，基层检察院要结合本地实际，突出地方特色，不断强化“文化育检”的理念，突出检察特色和地方特色，构筑和完善以“以人为本、和谐创新、公平正义、廉洁高效”为核心的检察文化内涵。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开阔广大干警的视野、充实文化育检的内涵；开展一专多能文化活动，鼓励干警发展多方面的才能，引导干警在专业知识上下功夫。

（四）注重塑造检察机关的形象。检察文化建设要以队伍建设为载体，注重塑造检察机关的形象、彰显检察权的法律权威。要立足于加强干警的检察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干警的思想道德水平。充分调动干警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挖掘干警潜能，坚持以公正执法为核心，开展敬业、勤业、精业的“三业”教育，使干警明确自己身上的责、权、利，从而确立检察文化建设的道德基础和价值观念。要注重对内营造文化氛围，树立文化建设理念，高唱文化建设调子，进一步加大硬件建设，不断创新活动内涵，调动干警积极性，对外要重视培养宣传骨干分子，建设文化阵地，树立形象，树立旗帜。

（五）走科技强检之路，推进检察文化建设现代化。检察文化是检察机关精神与物质文化的高度概括，它同时体现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就和标准。当前全国基层检察院"两房"建设已经基本落实，办公自动化日趋完善，三级网络的开通，将更有利于检察文化建的信息化和现代化管理，在这一良好背景下，基层检察院着要加强"软件"建设，提高干警的思想文化素质，干警不仅是通晓法律的办案能手，更应在计算机局域网、多媒体示证、侦查技术装备维护使用等方面能够驾轻就熟，对此检察文化建设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充分利用网上论坛的功能，开辟丰富多彩的法律热点、社会焦点、文化思想等网页，传播有关检察文化的信息，发挥先进科技文化对干警的正确导向作用，使正气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歪风邪气没有生存的环境。

参考文献：

基层文化论文篇8

二、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紧迫性与重要意义

（一）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紧迫性

基层党组织是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党组织的基石。因为基层工作的特殊性、多样性，所以基层党组织担负着日常繁琐重要的任务，党员靠基层党组织去聚合，群众靠基层党组织去引领。基层党组织是群众认识我党的窗口。基层党组织得力，工作做的好就能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拥戴。反之，就会给党抹黑，让群众失望。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但在当前社会复杂的环境中，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出现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重视。2002年有关部门对山东省6571名党员进行抽样调查的资料显示，40.07%的人认为党员理想信念弱化，25.4%的人认为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13.88%的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什么区别。有的党员党性观念淡薄，干工作怕吃苦，对好处斤斤计较；对错误、对歪风邪气不敢抵制和斗争；有的党员文化水平低、观念落后、无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不但不能带领群众致富，而且对致富的人眼红；有的党员价值观念畸变，把党和人民给的权利用于谋取私利等等。这不仅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带来了损失，而且在社会上还造成了极坏影响。面对新形势和出现的新问题，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已经迫在眉睫。

（二）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意义

（1）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很好的贯彻实施，要靠基层党组织的积极参与；党的群众基础的扩大，要靠党的基层党组织卓有成效地工作；党的良好形象，也要靠基层党组织去树立、去维护。所以只有基础强了，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我们要不断地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激励基层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巩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

（2）是解决基层党组织存在问题的需要

市场经济形势下，我们部分基层党员出现了理想信念动摇、宗旨观念淡薄、奉献精神丧失问题。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我党在基层广大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这和我们面临的形势和应承担的责任极不相符。所以我们要加强基层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定共产党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心系群众，奋发进取、立足岗位，做一名新时代的合格党员。

（3）推动基层工作的需要

我们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就是带领我们的排头兵。面对新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我们要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应对风险，迎接考验，艰苦努力，化解矛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而共同奋斗。

二、如何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一）加强基层党员的思想道德建设

要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首先就要加强基层党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基层党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加强基层党员的思想道德建设是搞好全社会道德建设的关键；加强基层党员的思想道德建设是克服党员干部不良倾向的需要。我们基层党员要保持先进性，要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前进的方向，就必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要以共产主义道德来要求自己，使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成为高尚道德的示范体。加强党员对党的现行政策执行，发挥高尚道德，在有利益冲突时，党员就应该先人后己，必要时放弃自己的利益；同时要求党员既要讲党性，又要讲良心，要使广大党员以最纯洁的良心、爱心、同情心支配自己的道德行为。

（二）建立基层学习性党组织

（1）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基层党员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上。要深刻认识到党的各项工作与学习的密切关系，深刻认识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能力，养成勤奋学习和深入思考的习惯，要破除“要我学习”的旧观念，树立“我要学习”的新理念；破除“少小求学，老大图闲”的旧观念，树立终身学习的新理念；破除学习会影响工作的偏见，树立“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的新理念；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

（2）把学习运用到实践中去，不断丰富拓展学习内容

提高基层党员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使广大基层党员能紧跟时代的科技前沿、最新文化的发展步伐，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善于将学习成果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益成果。既要向书本学习，又要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不仅在总结成功经验中获得提高，而且在汲取失败教训中获得进步，要着眼于优化知识结构，学习哲学、历史，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国际关系、现代管理等方面知识，不断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创造性地提出有切实依据的新观点、新认识，形成改进工作的新思路、新办法。

（3）加强学习管理，使学习的制度化、规范化

建立完善学习考勤、学习档案、学习通报等各项制度，努力使党员的学习形成长效机制；制定学习计划要符合实际，有针对性地确定学习内容，列出必读书目，明确具体要求，保证时间、提高质量；完善各种学习形式，如日常学习、脱产学习、短期集中培训等。同时，利用各种载体和阵地，营造创建学习型党组织的浓厚学习氛围，使创建学习型党组织的活动常盛不衰，取得预期的效果。要加强对学习过程的管理，强化督促检查和考核，把考核结果纳入党员干部综合评价体系。

（三）树立高度的组织观念，创造优异的岗位业绩

基层文化论文篇9

1.建设具有人文关怀的企业文化企业的主体是什么？是人，即企业员工。企业管理者在带领员工创造价值的同时，使员工得到相应的关怀和帮助，让员工感受到企业对于自身的关心和爱护，其中核心的部分就是贴心、细节和理解。所谓贴心，就是从小处着手，利用贴心的关怀，了解员工真正的需求，懂得员工的所思所想。让员工对企业产生感激之情，从而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建立起对企业的忠诚度。当员工在企业既得到切实的收入，又感受到企业对其的重视和关怀的时候，就会产生感恩的心理，将企业的关怀，转化为自身努力工作的动力。细节存在于员工工作和生活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各种表现中。在实际工作中，员工会因为各种原因出现工作失误，或者出现工作情绪低落等问题。了解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出现的各种小问题，并进行及时的沟通和帮助，能够增加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只有这样，员工才会为企业毫无保留的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领导，在坚持工作原则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避免由于无意识的一句话，造成员工的心理负担，从而对员工的工作造成很大影响。所谓理解，就是对于员工的不足给予谅解，对于工作中发生的失误不要一味的批评和处罚，更多的是了解事情的经过。在按照规定处理的同时，予以安慰。如，员工有自己的家庭，也有自己的私事，《石油教育》双月刊2014.06虽然制度要求不允许因为私事而影响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又难以避免。

2.建设安全第一的企业文化凡涉及产品生产的企业，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不论是工厂设备故障，还是员工的日常工作疏漏，都可能造成安全事故，给企业和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重大损失。安全管理要从制度建设入手，避免员工习惯性违章，将违章操作纳入员工处罚规定中去，用制度约束员工，采取处罚和宣传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让员工和企业得到安全的保障，使“人人讲安全、人人为安全”的思想铭刻在员工的头脑中。

3.建设规范化的企业文化企业工作目标的实现和工作任务的完成，需要规范化的企业文化的支持。规范化的企业文化的实施，决定着企业能不能“高端大气上档次”，能不能给人以标准化现代企业的印象，能不能让企业的员工有良好的工作面貌。规范化就是在企业管理等各项工作中，对重复性工作，通过制定、实施标准(规范、规程和制度等)达到行动上的统一，以获得最佳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当然规范化并不是要求员工丧失个性，而是允许员工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个性化活动，还要符合公司规范化要求这个大方针。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规范化的管理要求有较为正式、严肃的办公环境，用环境去影响员工的心理，使员工的行为得体。同时，规范化也要求工作的开展，以及任务的落实形成一个模式。要让员工知道在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应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使员工不至于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乱了阵脚。如，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采取项目管理（PM）模式。在实施之前，选拔人员进行项目立项，形成策划书后遵循策划书开展工作。形成固定流程，让工作的开展有条不紊。

4.建设具有执行力的企业文化执行力就是对于工作和活动开展过程中执行情况的概述，表现出了企业的管理能力。执行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企业政令的落实情况。培养具有执行力的企业文化，就是要做到令行禁止，让员工能够主动的、圆满的、踏实的落实好每一项工作要求。而执行力的培养，就是要让员工认识到工作任务的落实对企业和个体的影响，采取的行政手段就是考核。培养执行力的实质，是通过严肃合理的考核制度的实施实现的。对于没有正当原因执行不彻底、不及时的予以惩处。

5.企业产品服务的文化塑造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是盈利，盈利的方式是出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那么如何让自己的商品得到消费者的青睐，产品服务的文化塑造相当重要。联通的广告“让世界自由联通”，可以说是联通公司的服务理念，让顾客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享受联通公司的服务。移动公司的电话客服语音提示，“我们百分努力，只为您十分满意”是移动公司顾客至上，为顾客做好服务的理念。当然，产品的文化塑造不仅仅在广告上，但广告却是主要的展现和传播油田基层方式，利用广告可以将公司的主旨、思想传达给顾客。同时产品和服务文化不能仅停留在广告中，在产品和服务中也应得到真实体现，让员工在工作中对其认同，并为之努力。

6.建设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文化创新能力是企业科技革新、管理进步的唯一出路。只有坚持不断创新的企业，才能不断的发展，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如何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文化呢？对于研发单位来说，创新本来就是其生命所在。对于生产企业来说，没有创新只可以短暂的维持“生命”，但最终会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被淘汰。要培养有创新意识的企业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奖励制度，对于具有创新性、可操作性，能给企业带来实际效益的思考、方案和方法给予一定的奖励，激励员工的创新积极性。

二、企业文化的传播

企业文化的传播油田基层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而言，是企业的管理文化和工作氛围的塑造；对外而言，是产品和服务所遵循的理念。

1.企业文化的对内传播企业文化的对内传播，主要是员工对企业文化理解、认同并且执行的过程。企业文化的培养和传播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根据企业的实际，进行合理的塑造和引导。

2.制度是企业文化培养传播油田依靠的手段企业文化是无形的，存在于企业全体成员的习惯和工作之中。一个习惯、一个制度都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建立合理的管理制度，能够从根本上规范企业和员工的行为，从而实现约束员工远离不好的习惯和错误的行为的目的。同时利用鼓励措施，激励员工向好的方向发展。

3.文化宣传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长期工作文化是一种思想的传播，是为了让全体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之与企业文化产生共鸣。企业文化，一方面需要利用制度来塑造。另一方面，需要文化宣传进行长期的养成教育。很多大型企业，都有自己的内部刊物和宣传部门。利用文体活动、工会活动、党课学习、励志讲座、文字刊物等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鼓励员工广泛参与，这就是利用宣传的手段对企业文化进行塑造和巩固。

4.言传身教是企业文化延续的好方式每个企业都面临着人员的更迭变化。笔者认为，要传承和发展企业文化，就要言传身教。简单的说，就是从新员工一进入企业开始，就对其进行企业文化的宣传，通过专门讲解，让其认识和了解企业文化。在这一点上，大中型企业都做得较好。通过培训，利用企业原有的文化氛围对新进员工进行熏陶，同时老员工对其进行专门的教育和指导，让其较快的接受企业文化。

5.企业文化的对外传播基层企业文化对外传播油田基层的主要方式是广告。除此之外，还包含在企业产品服务的生产、销售和售后等多个方面的工作之中。一是广告。由于广告是利用较短的时间、较小的篇幅，以及浓缩的方式来推广企业的产品和文化内涵，所以好的企业始终保持一贯的广告风格，而这种风格就是企业文化的反应。二是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售后。虽然企业文化在广告中都有所宣传，但对消费者来说，仅仅靠宣传是不够的。消费者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而这些都贯穿于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售后中。所以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售后是企业文化的载体。另外，一些企业开展100%满意客户服务承诺，开展顾客回访制度等都是对企业文化的对外传播。

三、新时代的文化传播

1.网络文化也是企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通过网络来了解世界、获取信息。通过网络媒介进行企业文化的宣传相比于传统方式来说更具有广泛、迅速、可重复等多种优势。所以很多知名企业都建立了门户网站，通过这个窗口宣传自己企业的文化和动态信息。而在企业对外宣传的同时，更应让自己的员工成为主页的浏览用户，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宣传作用。

基层文化论文篇10

就社会文化角度上说，教育、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都属于社会文化方面的范畴。它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也是人类相互交流经验和信息的重要手段。各种文化都离不开社会科学知识，也就是说科学文化是公安文化中最基础性的。某种程度上看，公安队伍这个群体的文化知识程度高低，直接关联着其政治业务素质。

公安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上说是各级公安机关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公安宣传、公安理论、公安政治思想教育等等，是宣传、弘扬公安警察精神、增强公安队伍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要载体。

一种文化理念都是为其行业的宗旨、中心工作任务而服务的，公安文化也不例外。其功能和作用具有凝聚警心、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提高公安机关的综合能力建设。从本质上是要以人为本，核心作用是提高人的素质，加强公安队伍建设，为了建设一支能够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高素质的公安队伍。

二、加强公安文化知识建设，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公安文化是公安工作不可缺少的基础，没有科学文化，就不能有效地从事打击、管理、服务等各种职能任务。任何人、任何群体的综合素质，也都是以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为基础的。在新时期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各种科学知识和技术，更加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信息社会和传媒时代，必然对加强公安文化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以适应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的需求。同时加强公安文化建设也是提高公安文化素养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建立一支知识型的公安队伍，就必须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法律知识和执法业务水平，具有较高的理论知识能力，达到精通业务，思想敏捷，反映灵活，能应对各种复杂的事件局面及环境。古人云：“文以明道”。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对于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能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使人明哲懂理，还能够有益于陶冶情操，培养多种情趣，养成良好的思想作风和高尚的道德品质。

三、当前基层现状分析

诚然，公安文化这个概念是非常丰厚的，笔者仅从一个侧面进行探讨。据调查，目前公安队伍中，特别是在基层公安队伍里，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有一半以上比例，应该说这个队伍的文化层次还是较高的。就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一个良好的条件基础。再加上经常不断地接受系统的教育，从整体上是比较优秀的。但也毋庸置疑有极少数由于缺乏学习，素质低下，不仅在工作上无所是是，而且举止不雅，出口脏话连篇，有的在同志间称兄道弟甚至于拜把子，有的在表面上似乎你好我好，但在背后你争我斗，闹不团结等等。这些都表明由于受到低级庸俗文化的冲击及影响，既削弱了队伍的整体战斗力，也严重损害了人民警察的形象。形成和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当然主要是主观不能够认真学习，注重自身修养，也有不注重公安文化建设的因素。我们在队伍建设上，历来主张政治建警、从严治警，如果不注意公安文化对队伍建设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势必也是事与愿违，欲速不达，这就是说必须兼以文化育警。众所周知，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公安工作所担负任务是相当艰巨繁重的，基层公安民警整天忙于业务性工作，在他们的生活中除了工作之外，很少有闲暇的时间进行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按照要求，基层派出所要有“五小”，可是由于经费短缺等原因，真正能够达到要求的能有多少？就连几千元钱的小阅览室都没有能力办起来，这就很难能够满足公安民警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四、加强基层公安文化建设的几点看法

（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推动公安文化建设沿着正确轨道前进，从而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铸造坚强的精神支柱。部长在全国公安文学艺术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强公安文化建设，有利于增强公安队伍的凝聚力。公安队伍作为一支拥有170多万人的纪律部队，必须有强大的精神纽带来凝聚警心，必须有共同的信念作为精神支撑”。公安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就是树立弘扬新时期的人民警察精神，那就是“忠诚可靠、秉公执法、英勇善战、纪律严明无私奉献的精神。”

（二）加强领导，深化思想认识。认识是行动的先导，思想是落实的根本。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正确引导全警尤其是领导层对公安文化建设的内涵、重大意义及作用的认识，使其认识到，要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有较高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的公安队伍，就必须大力加强公安文化建设。更要走出错误认识的束缚，不能单纯认为建设公安文化，就是搞些文艺活动、搞搞吹拉弹唱，或者认为文化建设与公安工作、与业务没有关系等等。要清醒地认识到，加强公安文化建设是保证公安队伍一往无前的源泉和动力。

（三）把文化建设作为根本性的任务，坚持长抓不懈。虽然在我们的队伍中绝大部分同志已经取得了文凭，但有些仍存在着文化素养不高的问题，决不能因有了文凭就毕其功于一役，还要从根本上下功夫。科学文化水平是提高工作能力和业务技能的基础，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犯罪出现智能化，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来应对各种犯罪行为，已经是迫在眉睫，另外也需要更新知识，拓宽知识面，加强理论研究和探讨，增长业务知识才干，使 之在工作中充满活力，就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

（四）强力灌输，采取组织学习、研讨会、培训班、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进行灌输。增强全员对公安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开展“什么是公安文化、如何建设公安文化和建设什么样的公安文化”的大讨论，通过开展讨论，使大家形成共识，明确建设公安文化的方向，树立新时期公安文化理念观。

（五）以点带面，用典型引路。乘20__年公安工作基层基础建设年的东风，结合实际，根据不同层次和不同特点，发现培养树立典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全面推进。

基层文化论文篇11

基层检察机关作为检察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全部检察工作的基础，检察机关80%的人员在基层，80%的工作量在基层，基层检察机关工作开展情况直接影响着整个检察系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是承担检察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因此，加强基层检察机关的廉政文化建设，能够更好的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关于建设廉洁政治、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精神和高检院“强化法律监督、强化自身监督、强化队伍建设”的工作总要求。

一、检察廉政文化的内涵

检察廉政文化既是检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廉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文化和廉政文化交叉延伸的结合体，因此，检察廉政文化既具有廉政文化的共性，又体现检察工作的特性。从检察文化与廉政文化的结合点出发，我们认为检察廉政文化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以党的重要理论为指导，在检察执法工作和检察管理活动中创造的、符合时展要求、具有鲜明检察特色的关于廉政的价值、观念、知识、原则规范、职业道德及其行为模式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检察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要求在于严格、公正司法，根本目标是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其载体是围绕检察权的行使而开展的教育、制度建设和监督，其作用是保障检察权的正确履行。

检察廉政文化作为廉政文化与检察文化的结合体，兼有两者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点：第一，突出廉政主题，倡导廉政奉公、弘扬清风正气，以达到廉洁从检，增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为目的；第二，具有鲜明检察特色，以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为主体，体现在检察权行使过程中，根植于检察工作实践，服务于检察工作实践；第三，担负着促进廉洁从检和廉洁从政双重职能，与检察机关反腐倡廉双重职能相适应。

二、加强基层检察机关廉政文化建设的意义

有利于树立良好的检察形象，提高检察机关的公信力，扩大检察机关的影响力。检察廉政文化推动检察机关及其检察人员在检察实践中不懈追求“忠诚、公正、清廉、为民”的价值理念，增强检察机关整体形象的认同感和说服力，提高检察机关的公信力。检察廉政文化具有辐射效应，对周围的各类主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引领社会风气形成良好风尚。

有利于增强检察人员凝聚力，激发创造力，提高检察队伍素质和水平。检察廉政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检察人员在同一类型和模式的文化氛围中得到教化、培养，形成检察人员的共同价值体系，激发检察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检察人员成为具有良好的政治修养、法律素质，具有崇高的正义感和使命感的一种职业群体。

有利于形成“廉洁从检”的良好风气，强化检察机关自身监督制约。基层检察机关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通过检察机关内部的文化氛围、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的无形规范作用，向检察人员传达什么样的行为是被许可的、什么样的行为不被许可，为检察人员反腐倡廉提供“自我约束”的思想保障，形成有效的自律内因。

三、检察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

一是对检察廉政文化建设缺乏正确认识，重视程度不够。对检察廉政文化内涵的认识不够全面、准确，有的将检察廉政文化片面理解为检察机关内部开展的相关文艺活动，对检察廉政文化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表层化的局限和误区上，没有把检察廉政文化建设放到应有的位置，作长远规划、整体部署；二是检察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片面化倾向。在检察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两种片面化的做法：一种是只重视检察廉政文化的物质外在形式，忽视检察廉政文化的精神内涵；另一种是片面强调检察廉政文化的精神约束力，不能够与制度相结合，就文化抓文化。三是检察廉政文化建设形式单一，特色不明显。对检察廉政文化建设认识不到位，只把检察廉政文化建设看作法律监督活动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把检察廉政文化建设看作对干警的思想政治教育，导致检察廉政文化建设活动不多，载体不够，形式单一。

四、检察廉政文化建设的途径

提高认识，深刻理解检察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首先，要全面理解检察廉政文化的内涵，既要加强物质文化建设，又不能忽视精神文化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其次，要正确、科学地认识检察廉政文化建设，意识到检察廉政文化建设不仅不会影响检察工作的开展，而且会提高检察队伍素质、推进检察事业的发展；第三，要深刻理解检察廉政文化建设的作用和意义，充分认识检察廉政文化建设的导向功能、凝聚功能、自律功能和激励功能等重要作用。

密切结合实际，突出基层检察特色和地方特色。首先，检察廉政文化建设要密切结合基层检察工作实际，将检察廉政文化建设与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强化诉讼监督和维护司法公正相结合，突出基层检察特色，围绕检察工作的特点、检察官的职业需求来开展。同时，检察廉政文化建设还要密切结合当地实际，吸收、借鉴地方优秀文化，使检察廉政文化与地方文化相交融，既可以借助地方文化品牌效应扩大检察廉政文化影响，又能提高当地群众的廉政文化意识，营造廉政文化氛围。

以不断创新机制、载体为动力。一方面，要加强检察廉政文化建设“四个机制”的创新。创新物质保障机制，增强检察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和载体；创新激励机制，提高检察人员的积极性；创新惩防一体监督机制，提高检察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性；创新职业道德养成机制，增强检察人员对检察廉政文化的认同感。另一方面，要加强检察廉政文化载体建设创新，力求形式多样。以“创建学习型检察机关”为载体来加强检察廉政文化学习；以开展各类活动为载体来弘扬检察廉政文化；可以以新闻媒体、网络为载体宣传、传播检察廉政文化，为检察廉政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基层文化论文篇12

本文尝试在泽兰尼（Szelenyi）的制度主义社会不平等观基础上，发展出一个用以呈现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理论框架，姑且称之为“新制度主义的阶层分析框架”。这一制度主义的新认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关于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的一组命题；（2）以上述动力基础为依据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所作的阶层划分。

笔者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呈现这一理论建构的策略、主要内容和基本解释逻辑：（1）剖析泽兰尼的制度主义分层观在解释当前中国分层机制时的局限，以寻求新的理论生长点；（2）如何将关于社会主义权威结构的分析与产权制度分析结合起来，并借助市场能力、租金概念，扩展制度主义的分层观；（3）揭示产权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经济类型里是如何决定人们的阶层地位的；（4）形成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以及分层结构的认识。

一、对泽兰尼制度主义分层论的扩展

在《制度主义不平等理论纲要》一文中，泽兰尼对自己1970年代以来就一贯坚持的社会不平等的新制度主义主张作了简明表述：

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制度主义的理论纲要，用以解释国家社会主义和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的近期历史。这一理论并不预设市场制度或再分配制度必然产生社会不平等。相反，其前提假定是，不平等是市场制度和再分配制度在既定历史条件下的结合方式的函数，是这些制度嵌入在其中的特定财产、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的函数？？要而言之，我们认为，不平等由制度来解释，而制度变迁又由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争斗来解释。（Szelenyi&Kostello，1998：305）

泽兰尼的观点是在波兰尼（Polanyi，1944，1957：243-270）的制度论基础上形成的。波兰尼（Polanyi，1957：12-26）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过程总是嵌入在既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之中的，制度将经济过程中的诸要素安排成一个统一稳定的整体。他区分了三种类型的人类经济整合方式，即互惠、再分配和交换，它们构成了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下人们经济行动的制度基础。“互惠”指对偶群体之间的交换“再分配”；指各种经济要素汇聚到一个中心然后再由中心分散开去“交换”；指在市场体制下参与者之间的交易。每一种整合方式，都分别由相应的制度来支持。互惠经济以对偶群体（如家庭）的存在为前提，再分配经济以权力中央（如国家）的存在为前提，而市场经济的存在以形成价格的市场制度为前提。

泽兰尼将波兰尼的经济整合类型概念，尤其是将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应用于转型经济的阶层分析，认为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所谓居于统治地位的整合机制，指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的是规定着主要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和资本的配置方式的整合机制；相对而言，居于补偿地位的机制指对这些要素之外的一些物品或服务进行配置的机制，它具有减小主要整合机制所产生的不平等的作用。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整合方式是阶级权力的基础。如果再分配居于统治地位，那么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就是再分配，无权的弱势者就会借助市场抵抗社会不平等；如果市场在资本和劳动配置中居于统治地位，无财产的弱势者则会依靠国家再分配增加自己的所得（Szelenyi&Kostello，1998）。

泽兰尼（Szelenyi&Kostello，1998）以“市场渗透”的程度，即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是否存在，区分了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三种社会经济类型：（1）存在着地方市场的再分配经济；（2）在再分配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以市场与再分配共存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3）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其明确目标是建立市场的资本主义，抛弃国家社会主义。

根据他们的划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东欧、1977-1980年代的中国，都属于存在着地方市场的再分配经济。1980-1989年的东欧以及1985年后的中国，私有经济得以合法化，商品市场日益发达，并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标志着社会主义转向了“混合经济”。1989年以后的东欧，以公有部门的全面私有化为标志，被泽兰尼看作是“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①「有关泽兰尼对这些经济类型及其分层特征的更详细的讨论，参见刘欣（2003）。

然而，当我们用泽兰尼的理论来解释当前中国社会的情形时，却遇到了两个问题：（1）他的制度主义类型学不能对1989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类型作出明确的判断。中国的市场交易已经远远不限于消费品市场；劳动力不以再分配方式分配，形成了比较发达的自由劳动力市场；虽然中国没有实行全面的私有化，但资本产权也通过股份制改造实现了多元化，资本市场日益发达。就这些特征而言，当前的中国似乎更接近“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类型，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依然是一个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实的。（2）他的理论也无法解释，在中国为什么不同类型的权力精英都是市场转型的受益者。当前中国的市场机制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计划或再分配的比重（吴敬琏，2003）。据泽兰尼的理论，在这种市场居于主导整合机制的经济里，市场应当是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再分配具有平等化的效应；企业家、技术官僚以及专业技术人员会走向社会上层，而无技术官僚是市场转型的输家。然而，已有的研究和观察（陆学艺主编，2002；孙立平，2002；李强，2004：16-41；刘欣，2005）表明，在当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无技术的权力精英还是有技术的权力精英，都依然在生活机遇方面处于优势地位。

泽兰尼的理论承自波兰尼，同样，其理论局限也源于波兰尼。泽兰尼的制度主义分层观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缺乏对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的深层制度基础的分析。波兰尼在区分“互惠经济”、“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些理想类型时，着重从交换过程考虑问题（Swedberg，2003）。“实际上是不计成本的平等交换，”互惠经济“”再分配经济“是一种由国家政治权力支配的”非市场贸易“，而”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价格机制为基础的自由交易。不同的交易方式，导致了不同的分配结果，这是泽兰尼继承和进一步发挥的重点。

然而，这些经济整合形式得以存在的深层制度基础是什么，波兰尼没能进一步分析。泽兰尼在对转型经济类型化分析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使他的理论无法解释再分配者为什么能够再分配，也无法回答再分配者分配的是什么。

泽兰尼理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将社会主义行政精英的权力看作再分配权力，而没有注意到随着制度安排的变化所衍生出的新的权力形态。这一问题的症结也是由波兰尼留下来的。波兰尼认为再分配经济以权力中央的存在为前提，而市场经济的存在以形成价格的市场制度为前提。泽兰尼承续了波兰尼的思路，着重分析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权力他所理解的权力中央所享有的权力对阶层分化的影响，以及市场制度渗透到再分配经济的不同程度下再分配权力和市场特权对阶层分化的作用。但是，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权力中央拥有权力的基础是什么，对这种权力在市场化进程不同阶段的制度安排下的表现形态，却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致使他始终把权力中央授予的国家公共权力仅仅看作再分配权力，而无法解释为什么当前中国不同类型的权力精英都仍然在生活机遇上处于优越地位。

笔者认为，在应用泽兰尼的制度主义的分层观分析当前中国的社会情形时，有必要澄清以下问题：再分配者为什么能够再分配？他们分配的是什么？国家公共权力①「在本文中，笔者使用了“国家权力”、“国家公共权力”、“国家政治权力”等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不仅管理公共事务，而且占有大量公有资产并行使产权。因此，这里使用“国家公共权力”或“公共权力”来指包括了公共事务管理和公有经济产权在内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以“国家政治权力”指其公共事务管理权力。而当指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或具有外在于私有产权特性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则使用“国家权力”。与再分配权力等同吗？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则有必要从两个方面来扩展其理论：（1）对再分配及市场的深层制度基础进行分析；（2）区分国家公共权力在不同制度安排下的表现形态，进而考察其不同的表现形态对阶层分化的影响。

[NextPage]

二、制度、产权与利益分配

社会阶层概念所反映的是生活机遇的差异（Weber，1978；Giddens，1973）。生活机遇指的是“在一既定社会里，个人分享由社会创造的经济的或文化的‘物资’的机会”（Giddens，1973：130-131）。社会阶层所描述的是人们在资源分配上所形成的阶梯式的不平等，在这些阶梯的不同水平上，处于高位的人有较多的机会分享社会财富，而处于低位的人则只有较少或没有机会分享这些财富。

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人们分享社会财富的机会呢？承袭泽兰尼的思路，笔者认为，社会分层机制作为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的再生机制，总是嵌入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并由规定着这一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的。无论是理想型的“市场经济”、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转型期的“混合经济”，其分层机制都是由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来解释的。

（一）制度

人们要获得社会财富，有两条主要的途经，一是生产，二是交换（Pejovich，1995）。而无论生产还是交换，都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使人们之间发生这些关系时具有可预见性，人们便在交往中达成了一系列行为规则。

这些规则，就是制度。制度②「与制度相关的两个概念是“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前者指在特定领域内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组行为准则，它同“制度”具有相同的含义；后者指经济社会中所有制度安排的总和（North，1981；林毅夫，2000）。指的是“对人们重复交往所作的法律的、行政的和习惯性的安排。其主要功能在于增加人类行为的可预见性”（Pejovich，1995：30）。制度作为规则，在经济活动中，对使用资源权利的预期和分割收入流的预期，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Ruttan&Hayami，1984：204）。

（二）产权

产权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所规定的是人们之间就稀有资源而发生关系时的行为规则，是“每个人就一定的物而同他人互动时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或者在不遵守规范时所必须承担的成本”（Pejovich，1995：65）；因而，产权也是对稀有资源占有、使用、收益权的排他性规定（Demsetz，1967）。然而，这些排他性权利的实施，又依赖于法律、道德和习俗的力量，在现代社会里，尤其是依赖于国家法律的力量，因而，产权又离不开国家的界定和保护（North，1981，1990）。产权具有可分割的属性，可以看作一个可分割的权利束，包括对资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Demsetz，1967）。产权不同于所有权，虽然二者都指对稀有资源的排他性的权利，但是前者强调的是由法律或社会规范所界定的拥有这些资源的排他性权利，侧重的是人与物的关系的规定；而后者强调的则是行使这些资源的有价属性的排他性权利，侧重的是对使用权的规定。就产权的所有者主体而言，我们可以划分出公有产权、私有产权和共有产权等。

一切社会制度都可以放置到产权分析的框架里进行分析，当然也适合分析社会主义的情况（Barzel，1989）。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资产权利，无论其资产是资本、土地还是劳动力，个人对资产的产权由消费“这些资产、从这些资产中获得收入和让渡这些资产的权利或权力构成”（Barzel，1989：2）。产权制度规定着资产配置的方式，界定了产权享有者的责任和权益，因而也规定着他们的财富地位（Libecap，1998：257-279）。

（三）基本制度结构

在一既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各种各样的制度都发挥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但是，各种制度的作用并非等量齐观，有些制度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居于整个制度结构的核心地位；有的则是派生的，居于次要地位。比如，宪法之于其他法律，就是更基础性的制度；而产权之于市场，也是一种更基础的制度。平乔维奇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两种理想类型的制度基础的区分，指出了三个方面的不同：

（1）产权的性质（公有或私有）；（2）产权配置的方式（市场或行政）；（3）国家权力与产权的关系（外在或内在）。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由生产性资产的私有产权、契约自由以及立宪（有限）的政府构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则由生产性资产的国家所有制、中央计划的资源配置以及一党政治垄断构成（Pejovich，1995）。

笔者进一步认为，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更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一旦确定，资源靠市场还是行政指令配置也就随之确定了。“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以及社会主义转型期的“混合经济”，各自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经济利益的分配机制，也决定了人们的阶层地位。①「显然，笔者的这种制度分析的逻辑思路，是不同于泽兰尼理论的前提设定的。他把市场和再分配看作既定的经济整合形式，看作转型经济中机械并存的两种经济成分，而没有进一步分析二者的深层制度基础。市场、再分配不过是在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的基础上派生出的制度。分析其深层制度基础，分析这些制度安排对分层机制的作用，进而揭示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是笔者在解释逻辑及其理论建构上与泽兰尼的重要区别。

[NextPage]

三、市场经济的分层机制

在理想型市场经济里，市场能力决定市场地位，进而决定阶层地位（Weber，1978；Giddens，1973）。这里笔者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扩展“市场能力”概念，以使这一韦伯—新韦伯主义的社会分层命题适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形。

韦伯的作为生活机遇的阶级概念，揭示了阶级地位与市场地位之间的关系。他断言，“阶级地位最终也就是市场地位”（Weber，1978：928）。韦伯的市场概念指人们之间为取得交换机会而进行的自由竞争，它以理性、和平的方式进行，且不受宗教禁忌等非理性因素的限制（Weber，1978：635-636）。市场地位指一交换物与货币交换的所有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是被参与者意识到的，同时，这些可能性有助于他们在价格竞争中确立地位。市场能力指物品在市场上成为交换物的可能性程度（Weber，1978：82）。韦伯的基本解释逻辑是：占有不同财产、技术、劳动力的市场参与者，在市场交换的竞争中具有不同的市场能力，因而也占有不同的市场地位，也就是阶级地位（Weber，1978；刘欣，1993）。

吉登斯发展了韦伯的市场能力概念，他把马克思的财产关系放到市场机会结构中来考察，认为市场能力是以人们所占有的财产、所拥有的教育、技术和劳动力为基础的，它“指的是个人可以带进讨价还价交涉中的任何形式的有关品性（attribute）”（Giddens，1973：103）。人们的市场能力差异，不但决定了雇主与雇工的分野，决定了人们的收入差异，还决定着人们的就业保障、晋升机会、福利等（Giddens，1973）。

笔者进一步认为，将市场能力概念奠定在产权概念的基础上，会使韦伯和吉登斯的基本观点获得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支持，也能更好地将这一概念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层机制。

市场是产权交易的规则（Coase，1988；Swedberg，2003），是各种产权为实现其价值而进行交换的制度。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想型市场里，私有产权完整且不受政府等任何外在权力的干预，是自由市场的深层制度基础，也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获得定价并得到优化配置的前提。从产权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要实现产权的自由交易，就必须清晰地界定产权，也就是对稀有资源占有、使用、收益权作出排他性的规定，与此同时，国家作为外在的角色对产权及其交易进行保护，有限的政府外在于产权交易，使产权与政治权力分离且不受政治权力的任意侵犯（Pejovich，1995）。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按要素分配，完全可以看作是按产权分配。这里，人力资本，如工人的劳动力和劳动技能，企业家的管理能力等，都属于私有产权的范畴，他们的产权同样得到国家的保护且不受政治权力的任意侵犯，在劳动力和企业家市场上有竞价和交易的自由。

基于产权的市场能力概念，可以定义为人们在市场交换中直接或间接使用产权进行交易的能力。如果说所有权强调的是人与资产的法权关系，即人在拥有这些资产上的排他性权利，产权强调的是行使这些资产的有价属性的排他性权利，侧重的是对使用权的规定；那么，基于产权的市场能力所强调的是人们把自己所能控制的产权付诸实际交易的能力，也就是韦伯所说的成为交换物的可能性（Weber，1978）。这样的市场能力概念是适于分析私有制下产权分割使用的情形的，也适于正是这样一种市场能力，在价格机制和以价格机制为基础的竞争中，在供求规律的作用下，使得众多市场参与者因其能力大小不同而占据不同的市场地位；市场能力越强的参与者，在竞价交易中越易于获得交易机会，也就是使自己所拥有的产权成为交换物，因而也有着更多的获益机会。

[NextPage]

四、中国计划经济的分层机制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里，阶层地位的高低是同再分配权力相联系的（Szelenyi，1978）。

笔者在此把产权制度分析与关于社会主义权威结构的分析结合起来，并借助基于产权的租金概念，来扩展泽兰尼的这一基本观点，从而更清晰揭示计划经济的分层机制的制度基础，以形成更为系统的理论解释。

在具体分析中国计划经济的分层机制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一下租金概念。“租金”指支付给资源所有者的款项中超出那些资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款项的那一部分（Buchanan，1980：3-5）。租金的产生，乃是由于缺乏供给弹性。而供给弹性不足，既可以由生产要素的自然性质所导致，也可以是由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所导致（Sorensen，2000）。

从微观过程来看，租金产生于产权的交易（Sorensen，2000；Barzel，1989）。人们为了使自己的资产获得最大化收益，总会在生产或服务中使用自己所控制的资产，并常常要借助自己所能够控制的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要使用他人控制的资产，有两种基本的途径，即购买或租用。而他人所控制的资产的供给因其自然属性或垄断可能是有限的，这就使要租用或购买这些资产使用权的人必须付出高于这些资产的成本价的价格；而这些资产的供给者则从垄断供给中得到了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租金是由阻止他人实现其所控制资源的最大收益中获得的利益，它取决于资产所有者对资产供给的控制能力，是资产收益中超过其市场竞争价格的那一部分收益（Sorensen，2000）。

中国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公有制经济，同时它也是一个政权、产权高度集中的社会经济统一体。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具有国家政治权力与产权合而为一的特性。像吉拉斯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国家权威支配下形成的，它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者取得政权后才建立起来的经济秩序（Djilas，1957）。如果说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尼和泽兰尼所说的权力中央是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的话，那么，新的国家政权的维护则需要一种符合统治要求的经济制度的支持。凭借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绝对权威力量，新政府和权力精英通过强制手段实现了公有化。在城镇，国家通过没收、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方式，全面实现了国有化。在农村，国家通过合作化、化实现了农村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三级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林毅夫等，2002；董辅，1999）。国有化和集体化可以看作是在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制下作出的产权制度变革。

公有化的完成标志着通过暴力建立的政权已经转变成了一个国有经济资产的实际占有者。

国家政治权力与产权的结合，转变了国家对经济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从而形成了一个集政治权、所有权、意识形态控制权于一个新的权力精英阶层之手的社会经济统一体（Djilas，1957）。

在这样的高度集权化的计划经济里，公有经济是通过行政性的委托—方式经营的（Pejovich，1995；张维迎，1995，1999）。公有制规定了生产资料归全民或集体所有，但是，这种所有制是通过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人民来实现的，其实质是一种国家所有制（Kornai，1992）。国家作为一种规定着公共权力行使方式的制度，其自身并不能行使这些权力（North，1981，1990）。国家权力是通过一定的行动者—政府来实施的。政府作为科层组织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国家作为一个庞大的资产所有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将这些资产委托给他人来管理。于是，各级政府和官员，通过任命厂长、经理，以行政方式委托他们来管理经营国有企业（张维迎，1995，1999；林毅夫等，1999；林毅夫，2000）。

在这种行政性的委托—关系中，经营者的人力资本是以“非市场贸易”的形式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虽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情形下，也存在委托—关系，但是，私有资产的所有者即资本家，是将资本以契约方式委托给人即企业家来经营的（张维迎，1995，1999）。企业家能力以自由市场契约的方式同生产资料实现结合。在这种契约关系中，资本家依其资本特权占有相应的剩余，企业家依其市场能力（企业家能力）获得相应的回报。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情形下，所不同的是，企业家市场被行政任命制度所取代（周其仁，2002）。

为了防止企业经营者侵犯所有者的权益，国家又采取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剥夺了经营者的剩余索取权（张维迎，1995，1999），并以再分配的方式分配这些剩余，企业经营者只能通过高度集中的再分配渠道获得工资，其报酬也不是反映企业家能力的市场回报。

在这种行政性的资源配置模式下，工人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的结合也是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实现的。虽然从法权上讲，每个人都享有对由国家或集体代表人民占有的各种生产资料的相同的所有权；但是，公有制下的个人，尤其是生产和服务工人，实际上是被排斥在公有资产产权行使之外的。由于公有资产属于国家或集体的全体成员，单独的个人既没有权力决定资产如何使用，也不能索取收益（张维迎，1995）；而在几乎全部生产资料被国家占有的情形下，个人的人力资本便只能与这些被垄断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由于人力资本配置是通过行政调配实现的（Kornai，1992；Pejovich，1995），人力资本产权因户籍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口粮供给（粮油关系）制度的限制而残缺，失去了自由交易的可能性（周其仁，2002）。因而，人力资本又是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结合的。

在国家垄断占有几乎全部生产资料，人力资本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实现同生产资料结合的情形下，国家便以行政方式压低人力资本价格以获取最大化剩余。如果我们将“利润”看作是在产权独立于行政权力、在市场议价机制中形成的，是各种资产的产权的市场交易的结果，将“国家租金”看作是在国家以行政方式高度垄断生产资料的产权且人力资本产权残缺、以行政方式决定价格的情形下产生的，是各种资产的产权在行政指令配置下的非市场贸易的结果；那么，在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情形下，国家便是以“租金”而非“利润”的形式索取经营剩余的。而体现着国家政治权力、产权一体化的公有资产的行政性委托—制度所授予权力精英的公共权力，则可以看作是“国家租金权力”。①「笔者最初在博士论文（刘欣，2004）中提出“国家租金权力”概念，它指的是国家凭借对公有资产产权的垄断性占有而以租金形式索取经营剩余的特权。这些权力是由各级政府官员行使的。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再分配，实际上是对国家租金的再分配。控制着这些租金权力的行政和管理精英，不但享有再分配权力，他们还是分配这些国家租金的再分配者。这些权力精英，是有自己利益动机的人。在再分配这些租金用于生活消费时，他们利用所控制的再分配特权，通过偏向自己的分配而享有优越地位。

[NextPage]

五、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与分层机制变化

中国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可以看作由两个方面构成的渐进过程：（1）“分权让利”过程。“分权”包括“行政分权”和“经济分权”。行政性分权的实质，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对国有资产控制权限和相应收益权限的重新界定和分配（Walder，1995；Walder&Oi，1999：1-25），包括向地方政府下放财税权、投资融资权、企业管理权（吴敬琏，2003）。

经济分权的实质，是产权控制权的重组，即与行政管理权限相应的公有资产的控制权在中央、各级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重新分配。“让利”的实质则是与产权重组相应的收益权在中央、各级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重新分配。（2）市场化过程。中国的市场化是在社会主义既有权威结构下的“市场化”；是在体制外“增量改革”的诱发和推动下，体制内的“存量”经济成分由“计划轨道”经“双轨”阶段而逐渐过渡到“市场轨道”的过程（林毅夫等，2002；吴敬琏，2003；董辅，1999）。

在改革过程中，原来的公有经济的委托—模式虽发生了变化但依然延存，它演变成了一种既具有行政性又具有契约性的委托—关系；同时，在政治体制基本延续的情形下发育起来的市场，是嵌入在既有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在当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以下两方面的制度安排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1）依然占主导地位的公有资产的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多级委托—制度，它是国家公共权力以租金而非利润的形式获取生产剩余并在再分配这些剩余时继续以再分配权力展现自己的制度基础，同时它也是公共权力衍生成寻租能力①「“寻租能力”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里，权力精英凭借国家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或者阻碍他人从所控制资产中获得最大收益的能力。寻租能力越强，攫取租金的机会就越多。笔者在一些经验研究中曾尝试对这一概念进行过操作测量，研究结果表明寻租能力对生活机遇分配具有解释力（参见刘欣，2004，2005）。的一个制度条件；（2）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既是市场能力获得回报的制度基础，同时，也是国家公共权力得以衍生成寻租能力的一个制度前提。

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国家公共权力持续地但只是部分地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同时，它还衍生成了权力精英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而市场能力对生活机遇的分配产生着影响。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

（一）“分权让利”、委托—模式的演变与公共权力的持续和衍生

中国自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是以“分权让利”为基本逻辑的改革（林毅夫等，2002），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高度集政权、产权、再分配权于一身的情形。伴随着国有资产产权的分解，生产经营者获得了这些资产的使用权和相应的剩余支配权；而一旦这些生产要素被从行政配置方式中解放出来，它们便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以契约的方式寻求市场交易，实现其市场价格和利益；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愈来愈大（林毅夫等，1999），并日益成为经济运行的中心（董辅，1999）。与此同时，企业经营者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工人的劳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非市场贸易”的行政配置，并有可能以“市场交易”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结合而得到应有的市场价格的回报。①「Walder（1995）、Xie&Hannum（1996）、Bian&Logan（1996）、Zhou（2000）、Zhao&Zhou（2002）、Wu&Xie（2003）等对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贡献的研究结论，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然而，对公有企业的“分权让利”改革，是在国家在不改变国有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无论是早期的“扩大企业自”的改革，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施，乃至1993年以来旨在进一步明晰产权并通过股份制改造进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国家在改革过程中都没有放弃公有资产的所有权，也即没有放弃剩余控制权（林毅夫等1999；吴敬琏，2003）。

尽管“放权让利”的初衷在于给予企业经营自和相应的收益权，然而与经济分权并行的“行政性分权”，却使原本由中央政府控制的产权和相应的剩余控制权，在改革中转移到了国家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手中，而不是完全落实到了企业（吴敬琏，2003）。因而，在政治体制延续、国家不放弃公有经济所有权的前提下的改革，并没有改变国有资产以委托—方式经营的基本模式。与改革前的行政性的委托—关系不同的是，改革后的委托—关系既具有行政的性质，如国家对全体人民的公有资产产权的、各级政府对国家权力以及产权的等；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契约性，如政府与企业之间达成的承包（租）合同等。

这种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委托—关系，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家政治权力与产权之间的独特连接方式。

在这样的委托—模式下，中央政府通过保留对地方政府官员以及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任免权力，来保持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权，各级政府及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党的组织部门等，实际上都有着自己的理由和渠道对国有资产管理产生影响（吴敬琏，2003）。政府在改革中并没有真正放弃公有经济的占有权，国家政治权力与产权并没有实现分离，因而政府也没有放弃相应的剩余索取权。国家公共权力依然可以继续以租金权力的形式索取剩余，并表现为以再分配权力分配这些国家租金。显然，居于主导地位的公有经济成分的委托—模式，仍然是国家公共权力对阶层分化持续产生影响的制度基础。

既具有行政性又具有契约性质的委托—关系，也是国家公共权力衍生成权力精英的寻租能力的一个制度基础。这样的委托—关系，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情形下的委托—关系的。在私有制情形下，产权的所有者是人格化的，是自然人；而公有产权的所有者却难以人格化，充其量只能使公有产权的代表人格化。在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具体企业管理者这个多级委托—的等级体系里，除了最终委托人的全体人民和最终人的具体经营经理外，每一中间成员都既是委托人又是人对上级来说他是人，对下级来说他又是委托人（张维迎，1995）。在这样的委托—关系中，各级官员，包括由这些官员任命的国有资产代表和经营人员，虽然是实际的公有产权的控制者，却不是公有财产的所有者，全体人民才是真正的所有者。

于是，在每一层次的委托—关系中，都存在着“所有者缺位”的情形；而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形下，委托人并不会像私有产权的所有者那样积极监督人，因为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官员本身，并不能从监督中直接获得利益，他们缺乏对人的监督激励；同时，由于终极所有者缺位，谁来约束事实上的委托人即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也成了一个问题（张维迎，1995，1999；林毅夫，2000）。

这样一来，尽管各级行政官员作为委托人享有选择和监督人的权力，但由于终极所有权并不归这些人所有，他们并不能从监督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中直接获得与其监督权对称的利益；于是，他们在选择人和对人监督时，便因缺乏激励和监督而不负责任和漫不经心。在选择人的过程中，他们会将国有资产委托给那些愿意送租金给自己或自己所在小集体的人；而在监督人的过程中，他们也因缺乏激励而与人合谋，就地分赃原本该进入国库或地方财政收入的租金。

虽然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也存在着委托人缺位的情形，但当时国家采取的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管理制度，有效防止了租金的耗散；而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放权让利”的改革之后所形成的新的制度安排下，各级地方政府获得了对辖区内国有资产的实际所有权、资源配置权和相应的剩余索取权，尤其是在国家与地方“分灶吃饭”和实行地方政府“财政大包干”，甚至允许地方政府有“预算外收入”的财政制度下，原本由中央政府垄断占有和再分配的“国家租金”被“耗散”了。放权后的“委托—”关系赋予了地方政府强大的租金权力，无论在哪个委托—层级上，不同等级的地方政府都成了辖区内公有经济的剩余索取者和控制者。这些耗散到地方政府手中的国家租金权力，在缺乏民主监督的情形下，越是远离中央的控制和监督，便越是容易衍生成掌权者的寻租能力。

（二）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与权力衍生

作为理想型的市场，其核心是以自由交易为基础的价格机制，是一种以完整的私有产权为基础且不受政府等任何外在权力干预的自由交易。然而，这样的市场却有赖于一系列先决的制度条件，正如韦伯在描绘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时所揭示的那样：（1）企业家占有生产手段，并能够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对这些资产进行任意的支配；（2）市场自由，即在市场上对贸易没有任何非理性的限制，各种不按市场规则行事的特权都被赶出了市场体系；（3）理性的技术得到了应用，尤其是在生产和商业活动中，以各种计算手段作为会计制度的基础；（4）可靠的形式法律为经济生活的可测算性提供了保证，使人们对经济行为有可能作出可靠的判断，进行合理的决策和经营管理，从而保证预期利润的实现；（5）自由的劳动，劳动力属于劳动者，并可以自由买卖。只有在劳动力成为可以自由讨价还价的商品的条件下，资本家才有可能预算成本，理性的资本核算才有可能实现；（6）普遍使用商业化的手段表明企业和财产的所有权（Weber，1978：234-235）。

韦伯的自由市场的理想型是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概念相一致的，所不同的是，韦伯看到了自由的财产、自由的劳动力、自由的贸易，又是以一系列理性的制度安排为前提的，这包括理性的法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宗教等等。在这样的制度安排里，任何个人、企业乃至国家，都可以自由地利用市场机遇，但却不得以权力或其他非市场化的手段获取或占有他人的财产。

中国的市场化始终是在国家公共权力的支配下进行的。中国的渐进改革与苏联和东欧的激进变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始终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渐进式地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世界银行，1996）。这样的改革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信念下进行的，它所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孙立平，2002）。因而，在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里，政府并不外在于市场，它既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Walder，1995）。

当前中国的市场是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其制度基础远远偏离了韦伯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些理想的制度前提。在这样的市场经济里，虽然市场能力在一定限度内对生活机遇的分配起着作用，但它充其量也只是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之一。

这样一种嵌入在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使国家公共权力在管理非国有经济中衍生成了寻租能力。首先，从体制外非国有经济的“增量”过程来看，个体、私营、集体以及“三资”经济的市场准入规则是由行政权力决定的。这就给地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在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准入上留下了很大的寻租空间。其次，各级行政和执法机关，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相应部门，都可以根据国家的某些政策规定自行管理私营经济。在缺乏法制和民主监督不健全的情况下，有关人员的权力衍生成了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再次，民营经济在银行贷款、土地征用、税收和劳动力使用上，也在国家政策上受到不同于国有企业的不平等待遇，成为非国有企业市场进入的壁垒（董辅，1999；吴敬琏，2003）。对民营企业来说，向掌权者交纳一些租金则是打破这些壁垒的重要手段。

这样一种嵌入在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也为国家公共权力在国有企业市场化过程中衍生成了寻租能力提供了条件。首先，嵌入在行政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限制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而不完整的企业产权导致了大量租金的存在（Barzel，1989）。这些租金是有关权力精英的源泉。第二，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受限，还导致企业缺乏产品定价自；因而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全以市场制度为基础，而是受到了行政权力的干预（董辅，1999）。

扭曲的价格为有关权力精英利用差价寻租创造了机会。在“双轨制”期间，利用价格双轨制寻租的现象十分普遍（林毅夫等，2002）。第三，嵌入在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限制了企业家市场的存在，不是市场而是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经营者的人力资本的定价。

第四，在官本位的权威结构限制下，资本、土地等要素难以按照市场机制自由流动，条块分割的主管部门、政府及其干部则从对这些要素流动的行政限制中获得丰厚的租金。第五，党政权力凭借对部分行业的垄断形成市场壁垒，为这些行业的管理者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

[NextPage]

六、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与城市阶层分析框架

以上分析表明，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安排下，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是多元的，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①「对这组关于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的命题，笔者曾作过具体论述和操作化测量，参见刘欣（2004，2005）。

国家公共权力作为再分配权力对生活机遇发生影响的制度基础并没有消失，依然是阶层分化的一个动力基础；享有再分配权的人更有可能在生活机遇上处于优势地位。在“分权让利”的改革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国家公共权力衍生成了权力精英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在当前中国社会里，这样的寻租能力已经成为决定人们生活机遇差异的重要因素，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的一个新维度；拥有较多寻租权力的人，在生活机遇上越有可能处于优势地位。

随着商品市场、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能力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情形下也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机遇，同样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的一个维度；市场能力越强的人，越有可能在生活机遇上处于优势地位。（刘欣，2005）

以上述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为依据，笔者勾画了一个用以分析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框架。它不但反映了人们所分享的国家公共权力（再分配权力与寻租能力）的差异，也体现了人们的市场能力的区别。图1是对这一分析框架的简要概括（见图1）。

笔者以阶层享有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和市场能力的差异，排列成了一个由高到低的分层框架，并对阶层特征作简要描述。

1.有技术的权力精英，包括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的拥有专业技术职称并担任领导或管理职务的干部。这类人同无技术的权力精英的不同之处，是他们除了党政领导职务外，还评定了专业技术职称。因而，他们除拥有再分配权力和寻租机会外，还拥有较高技术资本。

2.无技术的权力精英，包括党政机构、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以及国有企业单位专司党务的党务工作者。这些人享有干部身份，担任一定的领导或管理职务，但都没有专业技术职称。这些人比非权力精英有更大的可能性拥有再分配权力和有着更多的寻租机会，但比有技术的权力精英的技术资本要少。

3.国有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他们享有对国有资产的直接使用权和相应的剩余控制权。其权力一方面体现着企业家能力或企业家的市场能力，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寻租能力。他们凭借自己所控制的国有资产和就业机会等，有着比职员办事人员和工人更多的寻租机会。

4.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他们是私有经济产权的所有者和控制者，他们的资本特权体现为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资本利润的市场能力；但他们并不享有国家公共权力，因而也没有再分配权力，也很少有寻租机会。

5.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既不享有再分配权力，也很少有凭借国家公共权力的寻租机会。他们有着更丰富的人力资本，表现为比低级专业技术人员、工人更强的市场能力。

6.低级专业技术人员，与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不同的是，他们的市场能力要弱一些。

7.职员办事人员，他们主要是公有部门的一般工作人员，与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相比较，他们很少有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也很微弱；但比工人有可能通过接近权力精英而有更大的可能性接近再分配权力，也有可能获得有限的寻租机会。

8.自雇者，他们既没有再分配权力也没有寻租机会，所能凭借的是有限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即市场能力而在市场竞争中生存。

9.技术工人，他们既不享有国家公共权力，也没有经济资本特权，所能凭借的是自己的人力资本即市场能力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但是他们比非技术工人有着更多的人力资本。

10.非技术工人，他们与技术工人一样，所能凭借的是人力资本，但比技术工人的人力资本要少一些。

[NextPage]

七、总结与讨论

本文揭示了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并尝试对中国当前市场经济以及过去计划经济的分层机制，作出新的逻辑解释。

笔者认为，社会分层机制总是嵌入于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并由规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的。在中国计划经济里，国家垄断生产资料，并以行政性的委托—方式经营，人力资本产权残缺。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人力资本只能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结合，经营剩余以国家租金的形式存在。

国家公共权力不但表现为索取剩余的租金权力，也表现为分配这些租金的再分配权力。再分配者在再分配过程中偏向自己和政治忠诚者而导致阶层分化。

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公有资产的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委托—制度，以及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这样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公共权力持续地但只是部分地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国家公共权力衍生成了权力精英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对生活机遇的分配产生着影响。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

以这些动力基础为分类依据，笔者提出了一个用以呈现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结构整体轮廓的“新制度主义的阶层分析框架”。它由十个阶层构成，由高到低分别是：有技术的权力精英、无技术的权力精英、国有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经理、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低级专业技术人员、职员办事人员、自雇者、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这一框架背后的分类原则，涉及了国家政治权力、基于经济资产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的市场能力。

在上述理论建构中，笔者的基本策略是把吉拉斯关于社会主义权威结构的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制度分析结合起来，并采用了索伦森（Sorensen）基于产权交易的租金概念，以扩展泽兰尼的制度主义不平等理论。笔者分析指出了泽兰尼理论在解释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现象时的缺陷，更强调并重视分析再分配制度和市场制度背后的深层制度基础，以求对中国当前的社会情形更具适用性的新的理论建构。

在理论建构中，笔者还扩展了市场能力概念，把这一概念奠定在产权分析之上，不但使它获得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支持，而且还使之适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公有资产产权分解使用的情形。

不少学者都探讨了制度因素对中国分层结构的影响（比如，Nee，1989；Zhao&Zhou，2002；Walder，1992，1995；Bian&Logan，1996；李强，1993，1997；李路路、王奋宇，1992；张宛丽，1996；等等），他们或者从资源配置制度（计划或市场）的作用，或者从单位、户籍、劳动人事等这样一些由国家基本制度派生的制度，来考虑经济或政治权力的作用。

所不同的是，笔者的制度分析，深究了这些派生制度的深层制度基础，并将其奠基于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政治权力关系的基础之上。在笔者看来，计划经济的单位制不过是这种基本制度安排的逻辑结果，而户籍和劳动人事制度则可以看作是国家对人力资本产权的约束。

用一些基本制度安排将庞杂的次级制度合乎逻辑地串联起来，不但简约了阶层分化基础分析的维度，使得理论解释的线索更加清晰；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阶层分化的实质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尤其是对再分配者何以能够再分配、他们分配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总能停留在社会上层这样一些问题，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认识。但在本文中，限于篇幅，笔者对基础制度安排与各种派生制度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展开讨论。而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梳理基础制度安排与次级制度之间的联系，进而弄清它们影响阶层分化的机制，却是十分重要的。

学术界关于中国市场转型与分层机制变化的研究文献十分丰富，但学者们对建立适用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整体的理论框架的尝试却不多见。虽然不少国外学者的研究都涉及了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问题，但他们大都是从阶层构型（formation）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他们对阶层结构的划分，有的以新阶级理论为背景，着重区分的是权力精英、知识精英与非精英；有的则从制度分析的背景出发，考虑经济资产的作用，在精英模型的基础上增加民营企业家类型。这些着重考虑阶层分化机制的研究思路，难以形成一个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整体轮廓。国内学术界虽有一些学者尝试勾画这样一个整体轮廓（李路路、王奋宇，1992；王汉生、张新祥，1993；李培林，1995）；但是，一个将阶层分析奠定在若干动力基础之上的阶层分析的理论框架，却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的（陆学艺主编，2002）。之前的研究，有的是将韦伯—新韦伯主义者关于西方社会的分层指标套用于中国社会，有的采用中国政策性划分中的分类方法（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农民），有的则是对收入、职业的统计性归类。

本文所建构的关于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分析的框架，不是所谓新阶级理论的翻版，也不是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框架的运用，更不是对韦伯—新韦伯理论的套用。它结合了产权制度分析和权威结构分析，并吸取了基于产权的租金概念和发展性地运用了韦伯—新韦伯理论的市场能力概念，是对制度主义分层观的发展。与已有的阶层分析框架相比较，它不但区分了社会主义情形下的有权者与无权者，也区分了基于不同资产产权（公有或私有）的市场能力的高低，同时它还将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和技术）整合进一个更有解释力的市场能力概念之中。因此，这一框架适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情形，也能更好地解释有技术的权力精英与无技术的权力精英之间生活机遇的差异，从而揭示国家权力在市场转型中对阶层分化的作用的变化。

虽然这一框架的解释力仍有待由经验研究来检验，但就笔者（刘欣，2004，2005）已做的经验研究的结果来看，它还是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的。比如，对住房面积不平等的方差的解释力，比以往许多学者所使用的分层框架所解释的都要大（刘欣，2004）。然而，进一步以经验研究来检验这一分析框架的解释力，比较它与其他分层框架在解释收入、消费、阶层意识乃至社会态度上的优劣，对修正、完善这一框架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在构建这一理论框架时，把“寻租能力”看作一些制度安排的结果，看做阶层分化的一个内在机制，而不是像一些学者那样把“寻租”现象看作“非制度因素”的结果（张宛丽，1996）。这种作法阐明了制度安排对利益分配产生影响的一种机制，是对新制度主义分层论的新贡献。但如何从理论和经验研究上更缜密地论证“寻租能力”在中国现实社会里主要是制度安排的结果，而不是非制度化的随机现象，仍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此外，像笔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刘欣，2005），尽管在一些经验研究中对“寻租能力”进行了测量并具有一定的效度，但所使用的指标还比较单一。如何设计出更有效的指标来测量寻租能力，确实是一个十分有挑战性的问题；而如何测量在当前中国社会里广泛存在于集体组织层面上的寻租能力，并衡量它对分层结构的影响，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NextPage]

参考文献：

边燕杰，1999，《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涂肇庆、林益民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董辅，1999，《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里贝凯普（Libecap，GrayD.），1998，《产权合同中的分配问题》，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孙经纬译，《新制度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李路路，1999，《论社会分层》，《社会学研究》第3期。

李路路、王奋宇，1992，《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李培林，1995，《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李强，1993，《当代社会分层与流动》，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第4期。

——，2002，《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李培林等著，《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林毅夫，2000，《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林毅夫、蔡、李周，1999，《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2，《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

刘欣，1993，《阶级地位与市场机遇：韦伯的阶级理论》，《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

——，2003，《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理论争辩的焦点和有待探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2004，《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与生活机遇：对中国转型期分层机制的权力衍生论解释》（博士论文），香港中文大学。

——，2005，《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一种权力衍生论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陆学艺主编，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克斯·维贝尔，1981，《世界经济通史》，姚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世界银行，1996，《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

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1999，《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经济体制的理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孙立平，2002，《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王汉生、张新祥，1993，《解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层次分化》，《社会学研究》第6期。

吴敬琏，2003，《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张宛丽，1996，《非制度因素与地位获得——兼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社会学研究》第1期。

——，2000，《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第1期。

——，2004，《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及其研究综述》，《中国社会学年鉴（1999-200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维迎，1995，《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人关系：理论分析和政策含义》，《经济研究》第4期。

——，1999，《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周其仁，2002，《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Barzel，Yoram1989，EconomicAnalysisofPropertyRight.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Bian，Yanjie&JohnLogan1996，"MarketTransitionandthePersistenceofPower."AmericanSociologyReview61.

Bian，Yanjie2002，"ChineseSocialStratificationandSocialMobility."AnnualReviewofSociology28.

Buchanan，JamesM.1980，"RentSeekingandProfitSeeking."inTowardaTheoryoftheRent2SeekingSociety，（eds.）byJamesM.Buchanan，RobertD.Tollison&GordonTullock.Texas：TexasA&MUniversityPress.

Coase，Ronald1988，TheFirm，TheMarketandtheLaw.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Demsetz，Harold1967，"TowardaTheoryofPropertyRights."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57.

Djilas，Milovan1957，TheNewClass.NewYork：FredrickA.Praeger.

Eyal，Gil，IvanSzelenyi&EleanorTownsley1998，MakingCapitalismWithoutCapitalists：ClassFormationandEliteStrugglesinPost2CommunistCentralEurope.London：Verso.

Giddens，Anthony1973，TheClassStructureoftheAdvancedSociety.London：Hutchinson&Co（Publishers）Ltd.

Konrad，George&IvanSzelenyi1979，IntellectualsontheRoadtoClassPower.New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

Kornai，Janos1992，SocialistSystem：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sm.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Nee，Victor1989，"ATheoryofMarketTransition：FromRedistributiontoMarketsinStateSocialism."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54.

——2002，"Post2SocialistInequalities：TheCausesofContinuityandDiscontinuity."ResearchonStratificationandMobility19.

Nee，Victor&RebeccaMatthews1996，"MarketTransitionandSocietalTransformationinReformingStateSocialism."AnnualReviewofSociology22.

North，DouglasC.1981，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NewYork：Norton.

——1990，Institions，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Parish，WilliamL.&EthanMichelson1996，"PoliticsandMarkets：DualTransformation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01.

Pejovich，Svetozar1995，TheEconomicAnalysisofInstitutionsandSystems.Boston：KluwerAcademicPublishers.

Polanyi，Karl1944，TheGreatTransformation.Boston：Beacon.

——1957，"TheEconomyasInstitutedProcess.""MarketlessTradinginHammurabi''''sTime."inTradeandMarketinEarlyEmpires，（eds.）byK.Polanyi，C.Arensberg&H.Pearson.NewYork：TheFreePress.

Ruttan，VernonW.&YujiroHayami1984，"TowardaTheoryofInducedInstitutionalInnovation."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20.

Sorensen，AageB.2000，"TowardaSounderBasisforClassAnalysi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05.

Swedberg，Richard2003，PrinciplesofEconomicSociology.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Szelenyi，Ivan1978，"SocialInequalitiesinStateSocialistRedistributiveEconomies."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parativeSociology1-2.

——1983，UrbanInequalitiesUnderStatesSocialis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1988，SocialistEntrepreneurs.Madison：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

Szelenyi，Ivan&BillMartin1988，"TheThreeWavesofNewClassTheories."TheoryandSociety17.

Szelenyi，Ivan&EricKostello1998，"OutlineofanInstitutionalistTheoryofInequality：TheCaseofSocialistandPost2communistEasternEurope."inTheNewInstitutionalisminSociology，（eds.）byMaryC.Brinton&Cictor.Nee.NewYork：RussellSageFoundation.

——1996，"TheMarketTransitionDebate：TowardaSynthesi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01.Szelenyi，Ivan&SzonjaSzelenyi1995，"CirculationorReproductionofElitesDuringthePost2CommunistTransformationofEastEurope."TheoryandSociety24.

Szelenyi，Ivan&RobertManchin1987，"SocialPolicyUnderStateSocialism."inStagnationandRenewalinSocialPolicy，（eds.）byG.Esping2Anderson，L.Rainwater&M.Rein.NewYork：M.E.Sharpe.

Walder，AndrewG.1986，CommunistNeo2Traditionalism：WorkandAuthorityinChineseIndust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1992，"PropertyRightsandStratificationinSocialistRedistributiveEconomies."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57.

——1995，"LocalGovernmentsasIndustrialFirms：AnOrganizationalAnalysisofChina''''sTransformationEconomy."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01.

——1996，"MarketsandInequalityinTransitionalEconomies：TowardTestableTheorie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01.

——2002，"MarketsandIncomeInequalityinRuralChina：PoliticalAdvantageinanExpandingEconomy."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67.

Walder，AndrewG.&JeanC.Oi1999，"PropertyRightsintheChineseEconomy：ContoursoftheProcessofChange."inPropertyRightsandEconomicReforminChina.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

Weber，Max1978，Economyand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Wu，Xiaogang&YuXie2003，"DoestheMarketPayoff？EarningsReturnstoEducationinUrbanChina."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