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并购论文篇1

知识是企业存在的重要理由。在企业的整个资源体系中，知识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战略性资源，由于知识存在的模糊性及强大的组织路经依赖，知识是竞争对手短期无法复制与模仿的，这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深层根源。企业的发展就是知识创新、复制与转移的过程。随着企业的发展，走向全球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随着我国企业实力的壮大，我国企业也开始大规模走向世界，但由于其特殊性，我国企业的国际化主要是采用并购这一方式。

在实践中，一些大型的垄断行业的企业并购案中，政治及国家安全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我们在此不作讨论，为了便于讨论，本文中所讨论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是指面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的并购行为，而这种并购行为的行业局限于国内已有充分竞争，有望在世界占重要地位的家电、IT等竞争性行业。

1知识的分类

按照获取的方式及被转移的难易程度，知识可以分为显形知识和隐性知识。显形知识从文献、图表、文件、统计资料等渠道获得，可以编码，易于传播。隐性知识多存在于个人和组织的经验中，也涉及个人的价值观、背景和组织的建构、文化中，通常无法以编码化的方式存在，它的传递只能依靠个人的交流与沟通，因此获取困难，转移的难度也很大。

2并购中的知识转移

2.1并购目标选择中的知识转移

我国企业并购的对象一般为具有良好声誉的大型组织中的业务部门，知名的品牌和良好的渠道是收购目标的共同特征。通过并购，不仅能使企扩大知名度，开拓海外市场，还能在短期内迅速掌握核心技术，赢得核心竞争力。如明基对西门子手机业务的收购，可以使它完全获得西门子在手机领域拥有的1000多项专利，覆盖范围包括2G、2.5G和3G，仅核心专利就有几十个；真正使明基成为拥有核心技术的全球手机顶尖生产厂商。

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核心技术，提高市场竞争力，并借此契机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品牌以打开国际市场，迅速实现国际化战略，因此并购目标的选择主要围绕技术与渠道两个层面。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首要特点就是我方虽掌握了控股权，但技术与管理却处在落后的一方，同国外大企业对我国进行的知识转移相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知识转移方向却是一个逆向的过程。因此，相对于渠道来说，技术的转移是第一位的，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知识转移对象即并购目标的选择就应突出这一点。

而我国不少企业海外并购选择目标时却往往只考虑到品牌及渠道，对其选择的企业的知识准备考虑较少。我国企业作为知识转移的接受者，本应接受的最重要的知识却无法从知识转移的发送者——并购企业中获得，这为企业并购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2.2并购后整合过程中的知识转移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针对80年代美国的并购热曾指出“公司兼并不仅仅是一种财务活动，只有在兼并后公司能进行整合发展，在业务上取得成功，才是一个成功的兼并”。企业并购的完成仅仅是一个开始，是否成功，要看企业能否成功整合，即要看知识转移是否成功。知识转移包括将知识传递给接收者和接受者加以吸收利用两个方面，因此成功的知识转移应是知识发送者高效率的把知识传递给接受者，而接受者充分的接受、理解、吸收、利用并创新所接收到的知识。如果知识没有被真正的吸收，知识转移就是失败的。企业并购方式的实施就是企业并购后的知识转移过程。企业并购后的知识转移是全方位的，因此决定了并购目的达成需要多种方式，在具体过程中需要多种手段进行保障。下面我们从知识转移的不同层面和转移阶段分别进行论述。

2.2.1知识转移的层面

根据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目的，我们可以把知识转移分为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即技术知识的转移和企业其他非技术知识的转移，两个层面知识的转移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我们将在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中分别对两个层面进行具体探讨。知识转移的不同层面决定了并购中的不同方式的运用

2.2.1.1技术层面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核心技术，我们可以把这种海外并购看作技术并购，因此我们将着重从技术层面进行探讨。

技术并购是以获取目标方技术资源为目标的并购活动，技术并购后收购方获得了目标方的控制权，可以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对目标方的技术资源重新整合，是技术转移的最彻底形式，通过技术并购，将组织外部的技术资源转化为组织内部的技术资源。技术层面的知识转移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重要方面，其成功与否关系着并购的成败。

我国企业得到的多为图纸，数据等可编码化、用书面表达出来的显形知识，却忽略了隐性知识的转移。由于缺乏有效的交流与沟通，在个人层次，并购目标的员工个人的知识、经验没有转移到并购后的企业中，甚至出现了并购后员工大量流失的情况；在组织层次，新的技术只是被机械的应用，没有被充分吸收并加以创新。最重要的技术并购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目标。

2.2.1.2管理层面

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一个特点是收购目标均为有很高声誉的知名企业，可见我国企业比较重视并购目标的现有渠道、良好品牌和管理经验。我们把这些非技术的方面定义为管理层面。管理层面的知识包括组织建构、组织文化、组织运作等所有非技术的知识。管理层面虽然不是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最主要部分，但管理层面的知识转移对技术层面的技术转移有重要作用。由于管理层面的知识转移不顺畅也导致了技术层面知识转移难度的加大。

在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中，文化背景不同，组织文化也有很大差距，因此管理方面临极大困难。TCL的主管曾公开抱怨说，在欧洲让工人加班加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此外，中外在企业管理方式上也有差别，如中国企业讲究灵活性，此路不通就另寻他途，但西方企业讲究老规矩，往往是“一根筋”。双方在管理方面容易发生冲撞。

2.2.2知识转移的阶段

Gilbert和Cordey-Hayes将知识转移过程分为取得、沟通、应用、接受、同化五个阶段，如图1所示：

在知识转移前必须先取得知识，知识的取得可以来自组织内部的实践和创新，也可以来自外部的知识转移，知识的取得是多途径的。知识转移过程中需要高效的沟通，同时知识的取得也是一个沟通成功的过程。知识取得的目的是应用，只有在应用中检验所取得的知识，才能实现对知识的接受和同化。组织对知识的接受应是全方面的，只有组织的每个成员都认识到所接受知识的重要性，并加以消化，才能认为组织已接受了知识。若只有组织的少数成员能够加以理解，即使所取得的知识被应用到组织中，也不能视为组织已吸收了知识。同化相当于“创新”的过程，是知识转移中最关键也最难的环节，可将取得的知识加以应用和吸收后，将其融入到组织的常规与日常工作，使其完全变为组织知识的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能够进行创新已获得新的知识。

Gilbert和Cordey-Hayes认为知识的转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达到目标。而大多数组织停留在知识的应用和吸收层面上，无法使其成为组织的日常惯例，这样的知识转移是不完整的，可以说是失败的。

从知识转移的过程来看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实施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此环节上的失误导致了并购行为的不尽如人意。

首先，知识的获取失败，这是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失败的根本原因。以TCL并购汤姆逊为例，据外电说，对海外市场操作经验的空白甚至让这些进驻法国的中国人一时间不知所措，“中国方面的管理人员对于美国零售商的强劲需求感到吃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同后者直接开展过合作”。我国企业虽掌握了并购企业的控制权，但却处于知识转移中的接受者地位，因此国内的已有知识无法转移到海外，与此同时，本应从所并购企业获得的知识也因种种原因没有得到相应的转移，这直接导致了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后实际并没有掌握足够的知识，在知识转移的第一阶段——知识的获得就是失败的。

其次，沟通的缺乏。由于语言不通、组织建构不同、组织内部和中外文化差异等，并购后的企业普遍缺乏沟通，这导致了知识获取的失败，同时获得的有限知识也无法顺利转移。

技术的接受和应用是知识转移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沟通的缺乏，企业虽掌握了并购后企业的控制权，却并没有实现知识的完全转移，因此接受和应用的程度是有限的。这也导致了并购后企业在市场上并没有获得认可。联想并购了IBM的PC业务，虽并购目标本身是该行业的佼佼者，但消费者却普遍不看好，这就是因为企业对技术的接受和应用是有限的。

在此基础上的同化就更是无从谈起，并购目标的知识并没有变为企业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成为新企业的常规与日常工作。TCL并购汤姆逊后的巨额亏损就在于没有能在技术和市场转变时做出有效的调整和管理。

2.2.3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

Simonin指出组织差异程度、文化距离、知识传送者保守心态、知识接受者经验及信息技术运用程度等因素，会影响知识的转移与接收。Child(1998)认为企业间知识流动的影响因素有知识本身的转移能力、接受者对新知识的理解与吸收能力、合作成员的经验总结能力以及在组织间学习上存在的认知与情感障碍、机制障碍和沟通障碍等；而柔性组织结构、所有权特征、文化冲突以及母公司的积极参与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知识的获取。

对于影响知识转移的因素，结合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实践经验，大致有以下主要因素。

2.2.3.1被转移知识的特征

知识可以分为显形知识和隐性知识。上文提到的两个层面中绝大部分的知识都属于隐性知识。由于显形知识易于转移，因此本文主要探讨隐性知识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前面已对两个层面进行了具体的的分析。

2.2.3.2组织的学习能力

知识的转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组织的学习能力非常重要。陈菲琼提到，“容纳力”是指组织阶层学习他们的合作伙伴的能力，是在学习过程中的一种基本信条，包括学习的愿望以及学习的机遇。重要的是指组织阶层的能力，资源的适用性，以及人力资源配置。组织的学习能力有三大障碍，即认知和情感障碍、机制障碍、沟通障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后，与并购目标方往往存在着认知和情感上的隔阂，组织建构的不同和沟通中的障碍使得沟通渠道不畅，因此新企业无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2.2.3.3接受者的经验总结能力

知识接收者是知识转移的重要环节，在海外并购中，知识接受者的经验总结能力异常重要。我国企业虽在国内已经过了充分的竞争，但对国际市场相对陌生，目前进行的并购为其实现国际化战略的开端，因此海外经验十分匮乏，这也是影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知识转移的重要因素。

2.2.3.4组织的所有权特征

通常的理论中，并购后的国内企业作为母公司在知识转移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从我国企业在世界所处的地位及并购的目的上说，又是知识转移的接受者，这种错位正是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活动的特殊处所在。

我国企业拥有并购后企业的所用权，因此易于以我为主，忽视了来自于被并购方的知识转移，造成了知识转移的障碍。实践中，中国企业往往急于要将新兼并的海外企业变成一家中国企业，让企业领导层的一个小圈子决定一切，这既造成了知识转移的失败，又使习惯于自己承担责任的西方经理们大为恼火，破坏双方关系。

3有效进行知识转移的对策

(1)选择适当的知识获取对象。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首要目的是获得核心技术，因此必须选择满足这一目的的知识获取对象。否则，企业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知识转移，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不掌握丰富的知识，最终只能归于失败。

海外并购论文篇2

构建完善海外并购贷款业务流程和组织体

(一)规范业务流程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应加快提升并购贷款的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为企业海外并购提供贷款之前,首先应对自身并购贷款风险管理能力进行评估,建立健全并购贷款风险管理制度,完善风险管理流程,从并购贷款业务的受理、风险评估、贷款方法、贷后管理等方面建立一套完善的机制(见图1)。

在建立健全并购贷款风险管理制度中,银行应在并购方案和融资方式上提出预警方案,并实施重点跟踪监管;还应建立完善的评估系统,选择好贷款品种;并严格执行贷款审批制度,强化经营风险责任,规范审批程序。同时,必须把风险的补偿原则落到实处,贯彻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原则,使信贷产品的目标收益能够适当地反映和抵补银行所承担的风险程度;要有效防范贷款定价中隐含的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确定合理的贷款定价水平和定价方式。因此,参与企业并购贷款的国有商业银行应加强信用等级评定工作,使信贷风险量化,并进一步做好对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的尽职调查,重点分析和评估并购后企业的未来收益及现金流变化,避免向风险过大的项目提供贷款。

同时,银行应增强在海外并购贷款法律结构设计和谈判的话语权,加强与国外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扩大信息来源,提高信息质量和判断分析能力;改变银行仅作为资金提供方的被动角色,积极参与交易法律结构的设计和谈判,并根据交易结构提出并购贷款结构和担保法律结构的安排意见;还应关注并研究并购方提出的并购方案或结构以及担保建议,并从贷款风险控制角度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而不应仅仅关注贷款安排本身。

(二)培育专业团队

按照中国银监会的《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的要求,商业银行对于并购贷款在业务受理、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合同签订、贷款发放、贷后管理等主要业务环节,以及内控体系中加强专业化的管理与控制。海外并购贷款是一项高度包含投资银行业务的资金融通活动,需要国有商业银行自己拥有一个很强的投资银行团队。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开展海外并购贷款业务少,没有规范的模式和规则,银行自身缺乏能够进行融资并购贷款业务的专业性人员,因此,应尽快组织并购贷款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的专门团队,积极培养具有与其并购贷款业务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足够数量的熟悉海外并购相关法律、财务、行业等知识的专业人员,他们要对并购企业的财务报表有着清醒的预期,还要对商业模式有清醒的判断,有足够的前瞻性分析。同时,由于并购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并购后的整合,银行应当优先选择有能力从事长远产业发展的企业与企业家,并与其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另外,充分利用金融风险管理师资格认证制度,加大对金融风险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

海外并购业务受理与风险评估

(一)对并购项目的评估

并购贷款通常以所并购的股权或资产作为抵押,以收购项目的利润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在受理企业海外并购贷款业务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并购企业的信用水平和偿债能力,还要对海外被收购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高层次的分析和把握,了解被并购对象的盈利能力。并购方与目标企业之间的行业关联问题,直接影响到被并购对象的盈利能力,因此,银行需要对并购贷款的投向进行行业干预。

并购贷款应优先鼓励同业并购行为,这是出于专业化发展优于多元化发展的战略考虑。鉴于我国绝大多数企业还没有达到管理大型多元化企业集团的能力,且世界上也很少有无关多元化的成功并购案例,在确定并购贷款的优先支持对象时,要求并购双方具有一定的行业关联度,即同业并购或行业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并购均可。在企业海外并购的过程中,不必完全局限于同业的狭窄领域,否则无助于实现企业的完整产业链,不利于企业做大做强。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在受理并购贷款时,应结合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确定优先支持的行业领域。根据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力、相关产业的关联度、对经济结构升级的推动等几方面因素,优先支持能源与基础设施等战略行业中的企业并购行为。并购方通过并购能够获得研发能力、关键技术与工艺、商标、特许权、供应及分销网络等战略性资源以提高其核心竞争能力,国有商业银行不去支持财务性的并购活动。

(二)对防范、化解国家风险措施的评估

近几年的海外扩张中,我国企业遭遇多次因社会敌意、政权变化、经济利益和法律冲突等因素导致的国家风险。这既有他国对我国社会制度的不理解、对市场经济不承认的原因,也有我国企业对国际惯例、规则和他国情况缺乏相应的了解等自身原因,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对并购企业防范、化解国家风险措施进行评估。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应积极与政府有关部门合作,借鉴1950年和1970年代美国和日本企业向外扩张,实施国际化战略过程中政府设立专门保障体系给本国企业服务的做法,建立为企业国际化服务的政府保障体系,为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和海外投资提供信息、市场协调、投资担保、信贷协调乃至外交协助等一系列措施,有力支持本国企业的全球化运作;此外,应为并购企业提供国际经营管理的经验和建议,防止因冒犯当地文化制度和经济利益而遭到抵制和报复。

贷款决策和指导参与

由于海外并购贷款比传统的贷款品种风险要高,结构复杂。因此,并购贷款都应根据其特点,设计不同的贷款保证体系,如选择收购资产的抵押、各主要子公司的股权的抵押、母公司的担保和安慰函、股东贷款和次级贷款的后偿、最低财务比率限制、账户的抵押和管理等等条款。在实际操作中,国外商业银行决定发放并购贷款时的做法值得借鉴:一是将并购项目与同行业的其他并购项目作比较,看该项目的并购定价是否合理,若并购方企业出价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则银行对发放并购贷款应相当谨慎;二是对被并购企业的历史经营状况进行详尽的审查,并对并购完成后企业的收益状况、企业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现金流进行全面的评估,以测算并购贷款发放的风险大小;三是看并购方企业自有资金比例,即并购杠杆的大小(杠杆收购除外),若并购方企业并购杠杆比较大,商业银行则对发放并购贷款应慎重。

当然,在贷款决策过程中,必须最大限度的规避风险,但也要注意保持企业经营的相对稳定和自由,给企业适当空间发展业务。否则,如果贷款条款将企业的自主性完全剥夺,表面上看保证了贷款资产的安全性,但往往适得其反,在此情况下,即便给予并购企业多种选择申请豁免,但如果是银团贷款,得到多数银行同意会花费很多时间,从而导致并购企业失去最佳市场机会,最终危害贷款的安全。

现金支付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最常见的支付方式和较为稳定的支付工具,其并购资金主要来自自有资金、国内银行贷款、国际银团贷款,少数企业通过到国际市场发行债券融资。单一的融资手段加重了企业的债务负担,形成高负债率,企业再融资成本加大,再加上还本付息,企业面临较大的财务压力。国有商业银行在提供贷款支持企业海外并购的过程中,可以指导并购企业创新融资支付方式以减缓融资压力:一是指导并购企业与国外企业结为联盟,共同收购。目前,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大多是独立完成的,这对企业的融资能力提出了巨大考验,并要承担很大的财务风险。我国企业可以与海外企业在业务上合作,积累与海外公司从资本到业务合作方面的经验,通过结为战略联盟来共同收购。这种联盟方式可以分散了并购资金压力、减少风险。二是利用有形资产进行产权嫁接融资。利用有形资产进行产权嫁接融资是并购公司将自己拥有的机器设备、厂房、生产线、部门等嫁接于(投入)目标公司,成为目标公司的一部分,获得相应的股权以实现对目标公司的控制。产权嫁接融资利用有形资产作为并购支付手段实现并购,为大型并购融资尤其以小并大的融资提供了新模式,对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贷后管理与风险控制

(一)通过股权参与加强项目监管

在企业海外并购中,国有商业银行在提供大量资金的同时,应当对信贷资产保持控制影响力,对企业的运作履行一定的监管职能,监督与指导企业的贷款运用和资产运作,以防范风险。为了保障债务安全,银行还可能通过股权参与的形式,对并购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进行监督,对并购实施持续的影响。

(二)企业并购后的整合

两种企业文化的融合尚且不易,海外并购中两种国家民族理念和传统文化的整合更为困难。企业文化能否成功融合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没有企业内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和融合的积极应对之策,并购就很难摆脱失败的命运,这大大提高了银行提供海外并购贷款的成本和风险。因此,并购完成后企业文化差异化的解决方案和风险化解措施是国有商业银行贷后管理的应有之义。

同时,银行应建议企业重视提升管理层的经营理念和能力。一个企业从国内企业发展为国际性企业,对管理层的素质和能力要求必然提高,实现海外并购的我国企业,往往会“水土不服”。因此,管理者如果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环境并适时调整战略,挖掘企业自身优势,必然导致经营失败。同时,海外并购往往是媒体的焦点,并购中的问题很可能被媒体评论曝光乃至放大,企业管理层也常常需要面临媒体或资本市场的疑问。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应促进管理层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和素质,适应国际惯例和法律市场环境的变化,提高市场应变能力和危机攻关能力。

(三)风险分散、抑制和规避

在贷款出现风险征兆至风险损失实际发生之前,可根据预先获得的警报信号,采取有力措施抑制和规避风险的恶化。根据贷后跟踪调查制度,银行应定期了解并购后企业经营情况,掌握还款计划执行情况,当出现风险征兆时,提前收回或部分收回贷款,追加担保方、追加资产抵押。同时,银行还可以与并购企业协商,将有相当风险的贷款转移或置换给与原并购企业相关的新借款方,起到降低贷款风险的目的,但转移风险的同时,要关注和防范新的借款方可能产生的贷款风险。针对并购完成后企业不能履行还款协议的任何情况,银行应立即找出原因。在确定贷款本息不能收回时,应立即判明原因,制定催收计划,坚决、策略地进行清收;当催收均无效时,在有效追索期内立即采取法律行动,适时接管、占有抵押物,并通过拍卖抵押物,以此收益弥补银行呆、坏账损失,但海外并购的特殊性会直接影响抵押物的有效性及变现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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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彪如.当代国际资本市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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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嵩,李昕旸.兼并与收购[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

海外并购论文篇3

在后金融危机中国企海外并购活动频繁时期，以往产业资本参与支持的海外并购已力不从心，迫切需要金融资本的加入来解决“资金瓶颈”问题，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完美结合能更好的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顺利完成。在当前跨国并购已逐步替代绿地投资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最主要形式的背景下，对于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已迫在眉睫。本文在理论上以微观企业分析和宏观金融支持相结合为视角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为海外并购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有关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研究较少，主要有Gary C.Hufbauer, Rita M. Rodriguez（2001）《21世纪的美国进出口银行―一条新途径？》收录了美国进出口银行成立65周年的相关研究文章，主要介绍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环境、对美国企业出口的支持作用及所面临的问题等。

国内学者对于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走出去”战略框架下，将政策性金融服务支持与商业性金融支持相结合宏观总体把握金融服务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严明（2005）在《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第一次全面的阐述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专著。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研究对象比较广泛，其所研究的海外投资支持问题主要指“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包含了对出口、对外工程承包、绿地投资、海外并购等“走出去”内容的总体支持探讨；第一次建立了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此专著理论上沿着钱纳里“双缺口”理论分析思路，在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建立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分析模型，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弥补了以往此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对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海外投资及金融支持风险分析和手段分析，其涵盖内容全面深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客观全面，同时介绍了国外发展情况并予以中国借鉴，提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发展与战略选择等。

另一方面是单纯从政策性金融服务的角度讨论其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佟志广（1996）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实践探讨了政策性进出口金融支持功能。白钦先、徐爱田、欧建雄（2003）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及管理体制并予以比较。虞瑾（2006）从理论论证和最小二乘法实证论证外汇管制放松、国内金融深化、政策性金融支持等三大政策量化指标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影响力，并提出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黄人杰（2007）认为政策性资金的运用应当以间接模式为主，通过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改变商业性机构和社会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分布，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开发型金融和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运营机制等问题。

以上文献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定性分析“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海外投资的金融支持问题，其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务的对外输出，即对外贸易和对外承包工程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还包括资本的对外输出，即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跨国合作经营开发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对于以跨国并购方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还尚属空白。同时还发现，以往文献中定性研究居多，主要讨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功能作用，及其与其他形式的金融支持之间的关系，研究视角主要在国家战略层面和宏观政策层面。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自身而言，海外并购过程中何种形式的金融支持是其迫切需要的，如何针对企业金融支持诉求因地制宜地实施金融支持促成企业海外并购，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的应用分析

本文试图将微观企业金融实力融入宏观金融支持分析中，一方面在理论上将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中，论证政府与金融部门对企业海外并购支持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将企业自身金融优势置于OIL框架下作为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一部分，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对企业的支持通过企业财务金融实力表现出来，表明宏观金融支持有利于增强微观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以此研究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海外并购金融支持“双缺口”需求理论

本文借鉴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沿用“双缺口”理论的分析思路，对海外并购的金融支持需求进行理论分析，总结不同类型的支持需求。设在某一时点上，一国的资本数量为Ct。封闭条件下，一国资本供给来源于企业自我资本积累E、金融储蓄S和政府税收T之和。资本需求主要由企业自我资本积累的使用E、社会资本I和政府支出G组成。因此有：

Ct= E +S +T =E +I +GS +T =I +G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外国资本（仅讨论跨国并购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流动考虑在内，用Ci表示外国资本流入，Cx表示跨国并购对外资本流出，有：

Ct= E+S+T+Ci=E +I +G+CxS+T+Ci =I +G+Cx（Cx-Ci）=（S-I）+（T-G）（1）

通过变形推导得出上式（1），等式左边代表一国跨国并购资本流动情况，等式右边（S-I）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对企业资金支持（商业性金融支持），（T-G）表示该国政府部门财政支持（政府财政补贴资助及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式（1）说明一国的国际资本（跨国并购）流动与该国国内的资金供应状况和国家财政情况有关，当一国出现资本跨国流动、本国的资本存量发生变动时，本国金融部门与财政部门也相应调整，最终达到国家经济均衡。

当一国跨国并购形式的资本输出大于资本流入（Cx-Ci）>0，金融部门的融资支持与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之和必大于零，说明如果出现因企业跨国并购引起的资本输出除了有企业的内源性融资支持，必然会引起金融部门的外源性融资和政府部门的财政资助。

将外国资本流入移至等式右边，等式（1）变形：Cx=（S-I）+（T-G）+Ci（等式2）由于外国流入的资本Ci大多进入国民经济各个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领域成为生产性资本或准生产性资本来实现资本价值的增值，其以现金形式流入金融系统的量很少，转化为本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成为融资来源）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外国资本流入很难有效支持本国跨国并购，Ci趋向0，由此等式（2）可简化为：

Cx=（S-I）+（T-G）（等式3）

如等式（3），当本国进行海外并购的资本输出时，Cx>0，为保持等式平衡，相应的本国的金融支持和政府政策财政支持也增加，且跨国并购规模越大，商业性金融支持和财政金融支持需求也越大。跨国并购资本流动Cx规模受到金融部门融资支持（S-I）和政府部门财政支持(T-G)限制。当金融部门认为当时海外投资风险太大，不愿意承担融资支持而导致商业性金融支持不足时，出现“金融支持缺口”。此时为保持经济平衡，需要财政部门提供财政政策性支持来填补此缺口。相反，如果政府因财政支持力度较弱出现“财政支持缺口”时，需借助民间金融储蓄的力量，调动社会中潜在的商业性金融资源支持跨国并购。若此支持来源因高风险而意愿不强，政府可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措施免除商业性金融支持的风险问题。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企业海外并购有强烈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诉求，其规模受限于金融部门的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部门的财政金融政策性支持。

（二）OIL框架下外部金融支持与企业自身实力结合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分析

海默（1960）在垄断优势论中提到跨国公司一方面自身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借助其在国际上良好的资信顺利获得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资，而邓宁在OIL框架下概括为企业的融资信用优势和融资成本优势（1983）、金融资产优势（1993）。Jens Forssb・ck, Lars Oxelheim(2008)则将金融要素纳入企业所有权优势中论证其对促成跨国并购的重要性，其将企业金融特有变量总结为企业股票价格销售率、海外上市、负债成本、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补助、税收减让、自由现金流等。Oxelheim（2001）提出支撑所有权优势三大金融策略：获得并保持全球性成本和资本可获得性；获取财政补贴或税收减让以增加自由现金流；实施价值创造为基础的风险管理项目。

由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根据中国企业情况加入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服务的政策性支持因素，形成基于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的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资金实力是海外并购企业的金融优势的中心，企业需考虑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本进行海外并购的同时使成本最小化，其中包括资信实力、融资来源和成本、相关政策支持三大要素。企业拥有良好经营业绩形成的资信实力并能获得低成本的外源融资和政府财税政策支持的优势就是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具体而言，资信实力体现在企业控制内部现金流能力（自由现金流）和反映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的公司信用评级（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模型Z值）两方面；低成本外源融资表现在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资本性融资（市收率、海外上市）和债务性融资能力（负债成本）；政府财税政策支持是使企业获得来自政府的财税支持（税收减让、政府补助）、融资便利及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的能力（融资担保与保险）；通过内部经营和外部支持结合增强企业的金融实力形成所谓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

本文认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应盲目进行金融支持，应以企业自身实力为基础，提供针对性多形式多渠道支持，不仅可保证国家资产安全，而且可以避免由于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使一些本身实力较弱、资信较差的企业逆向选择而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支持思路如图1，对企业自身实力测评基础上，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商业性融资和海外上市融资服务以填补金融支持缺口，政府针对性政策为实力和资信不同的企业提供相应的税收补贴支持和政策性融资支持填补财政支持缺口。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将国内有关海外金融支持理论与国外学者OIL框架下对企业金融因素的研究成果研究相结合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认为应在企业内部资信实力基础上提供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财税金融支持来增强企业的金融所有权优势，从而促成海外并购。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在理论视角上为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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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并购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19-0030-05

引 言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在国有企业跨国并购态势开始下滑的背景下，日益壮大的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力军。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15年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继续领跑，较上一年增长46%，是同年国有企业交易数量的2.5倍。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目的是参与世界经济整合，获得企业所需的战略性资源，培育或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鉴于此，本文基于并购战略理论、价值创造理论与核心竞争力理论，综合构建我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能力评价体系，以期为我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经济后果作出客观评价。

一、国内外研究动态

海外并购作为企业对外投资、参与世界经济整合的主要方式，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日益兴起的发展中国家海外并购更成为学术界争相研究的热点。Nicholson，Rekha Rao（2013）运用事件研究法对2000―2010年间印度和中国公司发起的269起跨境并购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跨境并购为印度和中国公司的股东创造了显著的财富[ 1 ]。MohammadFaisal，Ahammad（2013）以美国企业发起的130起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运用李克特量表法，要求被询问的并购企业高管将收益率、销售增长率、市场占有率、资产报酬率、销售收益率、资产利用率、现金流量、每股收益和每股市价9个指标按照重要性从1―5赋值确定权重，加权平均获得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 2 ]。Min Du，Agyenim

Boateng（2014）以1998―2011年度中国企业发起的海外并购为样本，运用经市场与风险调整的事件研究法，对跨国并购公告日前后企业获得的标准化累计超额收益评价跨国并购为企业创造的价值[ 3 ]。孟然（2007）基于核心竞争力特性，从价值性、独特性、领先性和整合性四方面构建了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 4 ]。陈泽等（2012）以296个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事件为样本，分析17个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进而研究企业所有权性质与价值创造的相关关系[ 5 ]。顾海峰、谢晓晨（2013）从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股东获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五方面构建了企业海外并购绩效评价体系[ 6 ]。闫雪琴、孙晓杰（2016）以2001―2013年度中国海外并购企业为样本，构建出中国企业政治关联与海外并购绩效的相关关系评价体系，研究结果表明：当并购方政治关联度一定时，政府干预度越高，其跨国并购绩效越低[ 7 ]。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倾向于直接运用事件研究法，通过股票市场变化进而对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进行研究；虽然国内学者对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评价体系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多数学者仅从企业财务绩效方面进行体系构建，从企业海外并购战略、核心竞争力出发，且专门针对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能力体系构建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基于并购战略理论、价值创造理论与核心竞争力理论，综合构建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能力评价体系。

二、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能力评价体系的构建

（一）总体设计思想

价值创造能力是一种能为单位创造经济附加值的能力。对企业而言，要突显现在与未来发展的潜力，并通过经营效率、财务状况等显性成果间接反映隐形能力。其评价体系构建要基于现实与长远角度，从战略和战术层面实施。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发起的海外并购是从长远发展角度出发，以整合目标企业资源，培育具有异质性、不易模仿性的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而实施的一种战略。而核心竞争力理论同样强调企业价值创造来源于企业内部一系列具有独特性、价值性、难以仿制性特征的优质资源与核心技术，主要包括强调从企业外部获得竞争优势的竞争优势外生论与强调从企业内部培育竞争优势的资源基础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竞争优势外生论对民营企业通过横向或纵向海外并购扩大市场范围及提升市场地位，或是通过混合海外并购进入优势产业和分散风险的目的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资源基础理论与企业能力理论从企业内部剖析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强调企业拥有的具有价值性、异质性、不易被模仿、延展性特征的有形或无形资源可以转化为能给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核心竞争力的主旨与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目标及价值创造能力的特点不谋而合，因此，以三种理论为基础综合构建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能力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二）体系构建原则

根据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特点，结合并购战略理论、价值创造理论与核心竞争力理论，构建出一套科学全面的财务与非财务指标、动态与静态指标、长期与短期指标相结合的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评价体系，构建原则如下。

1.系统性原则

并购作为企业的一项发展战略，具有长期性特点。这就要求对企业并购价值创造能力的评价既要考虑近期利益，又要考虑长远利益。基于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相结合的特点，视企业并购为一个系统，在构建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评价体系时，一定要将企业的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使评价体系成为具有系统性和层次性的有机整体。

四、提升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能力的建议

（一）加大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一直以来民营企业都面临着审批难、融资难等资金不足问题，导致许多民营企业被迫放弃大额海外并购的投资机会。政府要加快金融体系改革，鼓励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为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提供贷款服务，以及完善国内资本市场运行机制。

（二）建立健全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法规体系

与发达国家完善的海外投资和海外风险保障法律体系相比，我国对外投资制度明显不完善。政府应结合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切实需求，汲取发达国家海外并购法律体系的精华，构建一套专门针对我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体系。

（三）制定科学合理的海外并购战略

并非所有民营企业都适合海外并购，对将进行海外并购的民营企业而言，需要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途径，要科学评估企业所处行业的前景与发展方向，慎重考虑是否需要进行海外并购，不要一时冲动，盲目跟风，充分作好并购后的协同效应预测。

（四）重视并购后的资源整合工作

并购后的双方能否完成资源整合工作，不仅是并购成功的关键，也是并购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仅仅签订并购协议只是海外并购的第一步，并购后的整合才是海外并购的主题，尤其要重视文化整合、人力资源整合和财务整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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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孟然.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2007（6）：125-131.

海外并购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24-0006-04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持续活跃，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战略意图就是要获得国外的优势无形资源[1]，以期尽快地摆脱自身在专利、技术与品牌等无形资源方面处于弱势的状态，促进自身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是在走出去步伐加快的同时，中国企业在征战海外的过程中却屡屡受挫，在中国企业出海并购热情高涨的背后，伴随的却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较低的成功率。

针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屡屡受挫的现状，学术界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风险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有的学者根据并购所处的不同阶段，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分为管理经验不足的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与整合风险[2]，有的学者则按照风险的性质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风险归纳为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3]，有的学者则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风险分为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两种，并根据海外并购所处的不同阶段对相关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进行了具体的细化[4]。

以往学者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风险的研究，既没有考虑到海外并购不同于国内并购的特点，也未能充分结合中国企业获取海外优势无形资源，促进自身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战略意图，所提出的防范与化解并购风险的对策与建议也难免缺乏必要的针对性。本文则基于无形资源的视角，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不同于国内并购的特有风险进行剖析与研究，以期为通过出海并购促进自身无形资源优化升级的中国企业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迪。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特有风险

与国内并购相比，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会涉及到中外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并容易引发双方国家从宏观层面上基于国家利益对并购行为的审视与考量；中外双方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价值取向与风土人情，并购双方企业在并购整合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较大的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差异。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中国企业在征战海外的过程中面临特有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与文化风险。这些风险的诱发因素是无形资源，同时这些特有的风险也会对中国企业获取海外优势无形资源、促进无形资源的优化升级产生严重的影响与制约，并最终构成决定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败的关键因素。

（一）政治风险

海外并购中的政治风险，就是由于东道国政治力量而引起的宏观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变化，使跨国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预期收益受到负面影响的可能性[5-6]。尽管母国的某些政治因素也会使海外并购的企业遭受政治风险，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一直持鼓励与支持的态度，来自我国的政治因素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影响较小，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东道国的某些政治因素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政治风险通常包括由于战争、内乱、国有化征用征收以及汇兑等政治因素所造成的风险。在近年来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海外并购中，中国企业所遇到的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并购前遭受苛刻的政治审查或被否决，以及在并购交易完成后被迫剥离原来所收购的资产等。

政治风险一般来说会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企业应尽量规避政治风险[7]。但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分析发现，中国企业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却有着向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实施海外并购的倾向[8]，近期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仍然不够敏感[9]。在征战海外寻求战略资源，获取专利、技术等优势无形资源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着较高的政治风险。

（二）法律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法律风险是指，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过程，违反中外双方国家对并购进行监管等的相关法律法规，使中国企业遭受经济损失甚至并购失败的可能性[10]。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整个过程中都会面临法律风险，并购之前在对目标企业进行尽职调查时，中国企业如果对目标企业被查封、冻结的资产以及悬而未决的诉讼了解不清，那么就可能会支付过高的对价；在并购交易实施的过程中，在交易结构的设计以及并购双方权利与义务的界定上，如果存在疏忽或遗漏而使契约不完善，则可能会给并购后的整合埋下隐患；在整合过程中，对人员精简、经营模式的设计以及业务流程的梳理等，也可能会遇到东道国关于劳工、环保以及反垄断等相关法律的制约与影响。

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主要目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应着重关注的法律风险主要有三种：一是市场准入型法律风险，这主要是我国企业在对目标企业进行并购前所遇到的东道国法律法规的限制与制约。二是劳工纠纷型法律风险，指我国企业在东道国与目标企业员工之间发生的劳资纠纷。三是知识产权保护型法律风险，中国企业以获取海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并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知识产权的跨国转移与扩散，在此过程中很可能出现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对国际贸易往来中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联合国曾明确规定东道国政府有权对跨国公司进行相应的处理，而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一旦由东道国政府进行处理，中国企业一般会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三）文化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文化风险是指，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由于并购双方国家文化与企业文化差异，而使企业的经营受到影响，未来收益可能偏离预期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11]。跨国并购中的文化风险具有以下方面的特征：一是客观存在性，文化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中外双方在并购整合的过程中在文化方面发生碰撞、摩擦与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二是根源性，在海外并购中企业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以及财务风险等，都可以从中外双方文化的不相兼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分歧等方面追溯到根源，这些风险都源于双方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行为规范的差异。三是双效性，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和由此造成的风险，可能会加大企业并购整合的成本，给优势无形资源的跨国转移扩散造成障碍，但同时也给并购双方提供相互借鉴与吸收对方优秀文化元素的机遇。四是可控性，并购双方可以通过分析文化差异对文化风险进行识别与判断，然后制定有效的文化融合策略，对文化风险进行控制与防范。

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特有风险的成因

（一）政治风险的成因分析

从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的角度来看，首先，我国最先出海并购的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这些走出去的先行者往往肩负寻求能源、矿产资源的使命，并倾向于向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国家进行投资，而这些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却普遍不高。其次，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海外并购的主力军，从过去并购交易的金额来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大手笔多出自国有企业之手，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权与政府背景很容易使东道国政府联想到其并购背后的政治意图，进而引起东道国政府警觉及社会舆论的质疑。再者，从近年来并购的动机来看，中国企业出海并购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能源与矿产资源、专利技术，这些与国民经济命脉紧密相联的战略资源、涉及科技领先领域的优势无形资源极易触动东道国敏感的政治神经。

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引起了西方一些国家政客的担忧，他们散布所谓的“中国”，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怀有戒备心理。中国企业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主要动机的海外并购，往往以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以及在高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为主要目的地，能源与矿产资源都是稀缺的战略资源，往往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同时，发达经济体也有借助高、精、尖技术保持领先或垄断地位的思想倾向。因此，东道国出于保护本国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对中国企业获取优势无形资源的并购活动设置各种形式的政治壁垒，并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严格的审查。

（二）法律风险的成因分析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律体系尤其是关于企业海外并购投资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关于加强国际贸易双边、多边担保的互惠法律法规也不够健全，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不能有效地对海外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风险进行有效的法律保护。中国企业的法制观念不强，对东道国的法律法规了解得不透彻，对国际上通行的商业规则与惯例不熟悉，极易在并购交易及整合过程中触犯东道国的劳工法、知识产权保护法以及反垄断法，采取有悖于国际商业惯例与规则的举措。宏观层面的客观条件与微观层面的主观因素，都容易使中国企业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海外并购遭受法律法规的制约与影响。

世界各国都会出于维护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来自国外的投资在投资的领域、行业等方面进行限制，以便对本国的某些产业或行业进行保护。西方先进发达国家还存在着利用其拥有的优势无形资源保持自身在国际上竞争地位的思想倾向，因此他们往往会对中国企业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海外并购设置一定的法律障碍。

（三）文化风险的成因分析

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面临着民族文化、商业文化与企业文化三种类型文化的差异，三重文化差异尽管有利于中外双方对彼此的民族文化、商业文化与组织文化互相借鉴并取长补短，促进学习效应的显现，但是也会影响到中外双方的沟通交流，而且也容易使双方在交往过程发生误解进而产生摩擦与冲突，如果对并购中出现的摩擦与冲突处理不当，中国企业对海外目标企业的整合就会步履维艰，难以取得有效进展。

在以获取专利技术和管理知识等无形资源方面为目的的海外并购中，中国企业往往以发达经济体作为对外投资的目的地。然而这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其民族文化中往往会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情绪，对自身的企业文化也比较认同。中国企业在对这些目标企业进行整合的过程中，东道国的社会舆论及目标企业的员工可能会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及企业文化不予认可，甚至进行排斥与抵制，进而影响到并购双方的合作与互信。合作与互信是优势无形资源实现跨国转移扩散的基础，如果并购双方缺乏互信，那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目的就难以实现。

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特有风险的防范策略

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有的政治、法律与文化风险是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其中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来自于东道国国家力量的干预与影响，在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环境中面临国家力量的干预，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同时不论是民族文化还是企业的组织文化，都是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的，中外双方的文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统一。因此，要想有效地防范与化解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有风险，单靠中国企业微观层面个体的力量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只有在宏观与微观层面通过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与相互配合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宏观层面上的中国政府风险防范策略

1.加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信息服务

在海外并购中，中外双方地理距离较远，并且在沟通交流方面存在着语言文化的障碍，中国企业要全面了解目标企业无形资源的真实情况，熟悉东道国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以及民族文化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因此，中国政府可利用自身在长期的国际经济交往中所拥有的信息优势，建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信息服务平台，专门搜集整理海外东道国关于政治、法律、文化以及无形资源等方面的信息，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综合的信息化服务，以降低单个企业获取东道国以及目标企业所在行业等的信息搜集成本，帮助中国企业熟悉东道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民族文化特点，在并购之前对目标企业的优势无形资源进行合理的评估，为中国企业更好地开展海外并购整合以及并购风险的防控在信息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搭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平台

针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日益活跃的趋势，为了更好地帮助中国企业防范与化解海外并购的特有风险，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与东道国尤其是在无形资源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一方面以平等互惠为原则，与东道国建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以降低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遇到的国有化征收、政策不稳定以及汇兑限制等风险的概率，尽量避免东道国政府把中国企业微观层面海外并购的经济行为政治化；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可度，并在帮助东道国政府在促进就业、保护环境、改善公共服务等方面做出努力，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在国际上树立中国以及中国企业良好的形象，逐步消除所谓的“中国”给中国企业走出去造成的负面影响。

3.构建多管齐下的海外并购风险防范机制

首先，中国政府应搞好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顶层设计，对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统筹规划，在鼓励民营及股份制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促进出海并购的国有企业加强与海外投资机构的合作，尽可能弱化“国有”身份给海外并购带来的不利政治影响。其次，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的法律法规，构建系统完善的海外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法规体系，合理简化对海外并购的审批程序，并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在法律方面的衔接，在法律层面上优化并购双方争端解决机制。再者，针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所面临的三种特有风险，我国可设立政策性的对外投资保险公司，建立海外并购投资的保险制度，在对传统的内乱、种族冲突以及国有化征收征用等海外并购风险进行承保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设相应的险种，覆盖海外并购因政治审查以及东道国临时出台针对性法律所造成的风险，通过政策保险机制建立与完善增强中国企业防范海外并购特有风险的能力。最后，出台相关的政策，培育我国海外并购中介服务机构，促进专业性中介服务机构逐步发展与壮大，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会计、法律、咨询与投融资等方面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有针对性地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特有风险进行防范与化解。

（二）微观层面上的中国企业风险防范策略

1.增强对海外并购特有风险的识别能力

在走出去之前，中国企业就应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与文化进行全面的了解，尽量降低海外并购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风险。三种特有的风险都有许多分量指标，比如政治风险就包括社会动乱、政府稳定度、种族冲突、外部冲突、民主稳健度、恐怖主义等指标；文化风险方面，中外双方也存在着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长期取向/短期取向等维度方面的差异；中外双方立法的法理基础也不尽相同。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应详细地了解中外双方在这些分量指标方面存在的差异，认真分析与识别可能诱发风险的因素，判断其发生的可能性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并制定相应的风险防控预案尽可能地将这些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2.灵活采用多种策略防范化解风险

在对影响海外并购的关键风险元素进行识别的基础上，中国企业应进一步提高海外并购的风险防范化解技能，采取多种策略防范与化解海外并购中所面临的特有风险：一是可借鉴利用证券投资组合分散风险的思路来规避政治法律风险，在投资区位上可选择政治风险相关性极小或者根本不相关的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散化组合投资[12]。二是在融资来源的安排方面，可与东道国或其他先进发达国家的投资银行等机构共同发起海外并购，借助国际投资机构熟悉东道国政治法律与文化环境的优势，在海外并购整合的过程中有效地防范与化解风险。三是中国企业应充分利用分布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等人脉资源，向国际上以及东道国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寻求帮助，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当地社区以及目标企业的沟通与交流，增进双方之间的理解与互信合作，并以互惠互利的实际行动在东道国及国际社会树立中国企业良好的形象。通过加强中外双方的沟通交流解决海外并购过程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互信合作机制的建立为促进优势无形资源从海外向中国企业转移扩散营造良好的氛围，进而降低三种特有风险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整合产生的影响。

3.创新中外企业双方的文化融合模式

在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海外并购过程中，中国企业应针对海外企业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强势的特点，采取渐进式的动态融合模式以促进中外双方文化彼此相互借鉴、吸收与交融，最终实现两种企业文化的和谐与兼容。在并购交易完成后的开始阶段，可对目标企业采取分离式的文化整合模式，避免两种差异性较大的文化出现碰撞与摩擦；之后再采取相互渗透的共生文化整合模式，促进双方互相借鉴、吸收彼此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剔除中国企业文化中的消极因素，通过中外双方文化的融合创新最终形成一种有利于创新能力增强和运营效率提升的新文化。

五、结语

近年来，中国企业持续活跃的海外并购活动都显现出中国企业对海外知识、品牌等优势无形资源的渴求，在寻求海外优势无形资源尽快促进自身创新能力提升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在宏观层面面临着政治、法律与文化三种类型的特有系统性风险。政治与法律风险主要来自东道国国家力量的干预与影响，而文化风险则主要源于中外双方巨大的文化差异与文化不兼容。为了顺利地实现并购目的，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应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通过努力降低海外并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强中外双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并购双方之间的互信，提高风险识别的能力和防范化解风险的技能等多种策略，来防范与化解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有风险，使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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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并购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1

一、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

1.垄断优势

垄断优势理论是指当企业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在某一方面拥有优势并将其适当发挥来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在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过程中，垄断优势是重要的并购动机，体现了企业在扩大市场和增加利润中显示出的优势资源。

2.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理论是指企业生产规模越大，其单位生产成本越低的经济现象。民营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增加、效益提高，则会选择并购来扩大生产能力，来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

3.价值低估

价值低估理论是指当目标公司的市场价值被市场所低估，从而不能体现其实际价值，此时就会引起并购活动的产生，这是海外并购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

4.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理论是指当两个企业并购之后，通过资源整合和企业内部结构优化，其生产总值要高于两个企业单独运营的产值总和。这一效应被称为“2+2>4”的理论命题。协同效应理论包括财务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和营运协同效应等。

二、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分析

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财务风险分析如表1所示：

三、民营企业海外并购风险应对的建议措施

1.根据并购双方财务状况选择最优整合模式。

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的过程中应该对参与并购的双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细致严密的审查：主并企业审查财务管理能力，目标企业审查其资产负债表等情况。经过全面分析目标企业和本企业的财务管理能力，并据此选择最能提升整合效率的方式。例如，当并购双方的财务管理以及偿债能力都处于较弱水平，且资本运营状况较差，则应寻求新颖的财务运营策略来规避财务风险。

2.制定有利于完善风险管理的经营方针

本企业在并购整合过程中为了规避财务风险，可以分析并购双方的经营管理状况，进而制定一套详尽有效的经营方针，据此撤出企业不良业务，大力发展有利于企业提升效益的核心业务。此外，根方针的指导再列出细致的研发、营销、市场开拓以及未来投资等发展计划，从而调整企业并购后的发展方向。

3.培养有专业素养的财务人员并对其加强绩效考核

我国民营企业在海外并购活动完成后，应该对其进行后续的有效监督，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绩效考核机制，从制度上加强投资各阶段的管理规范。此外，大力培养高素质的财务人员，加强对财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使其具备专业的财务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从而来与国际接轨，从容应对海外并购的财务整合。

四、结语

我国民营企业区别于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资源型海外并购活动，更多的侧重于获取核心技术，以及通过海外并购来规避贸易壁垒和扩大市场规模。但由于我国民营企业起步较晚、规模较小、资金有限并且融资渠道单一，其并购的对象多为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而另一方面，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条件较为苛刻。这使得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的过程中承担了融资支付、价值估值和财务整合的风险。据此应该根据并购双方财务状况选择最优整合模式，制定有利于完善风险管理的经营方针，培养有专业素养的财务人员并对其加强绩效考核。

参考文献：

[1]杨生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分析及控制[J].经济研究导刊，2015，26：161-163.

[2]冯银波，刘雨佳.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财务绩效分析――以吉利并购沃尔沃为例[J].现代管理科学，2016，3：97-99.

[3]王箫滢.浅析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问题的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6，21：98.

[4]姚俊宇.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规避案例研究[J].金融经济，2017，2：141-142.

海外并购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A

一、企业海外并购相关概述

（一）海外并购的相关概念。

海外并购就是进行跨国兼并和收购，是指一国企业为了达到某种目标，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支付手段，将另一国企业的所有资产或足以行使运营活动的股份收买下来，从而对另一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施实际的或完全的控制行为。

二、我国进行海外并购的理论基础

海外并购是一种对外投资，所以相应的理论基础应该包括对外投资理论和并购理论。下面将对这两个理论分别进行介绍。

（一）对外投资理论。

1、垄断理论。这是最早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理论。经济学家海默在1960年发表的文章《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投资的研究》中，系统的阐述了该理论。由于现在的市场是不完全市场，即任何企业都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生产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市场份额，经营好的企业可以取得垄断地位，获得竞争优势。因此，海默在不完全市场的基础上提出，企业进行海外并购主要有两种目的：一个是寻求最小风险最大收益；另一个是为了形成垄断优势。这种垄断优势来自各个方面，例如规模经济，，营销能力，生产工艺，市场份额等。垄断优势给企业带来的利益可想而知，特别是这种跨国垄断，所以企业会为了形成垄断而进行跨国并购。

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费农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一文中提出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动与产品生命周期有关。文章提出，美国对外投资的竞争比较优势会随着企业产品的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而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决定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间和流向。产品生命周期包括产品的引入期、产品成长期、产品成熟期以及产品的衰退期，产品所处的不同阶段，其对供给和需求，对资源和市场，以及生产技术有不同的要求，这样就对应着不同的对外投资模式，同时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所以相同的产品在各国的所处的生命周期也会不一样，这样也为跨国投资提供了机会。例如美国经济发展最快，当该产品在美国属于产品的成熟期时，美国就会进行标准化生产，降低成本和节约运输费用，同时该产品可能在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处于产品的引入期或成长期，需要大量的投资，这样美国就可能在该国并购一家公司并对其进行投资，这样对美国公司而言，可以达到规模经济和节约成本的效果。

3、国际投资利益分配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麦克杜格尔在1960年提出了“国际投资利益分配模型”，该模型在不断完善之后，成为用来分析资本在国际之间流动而引起利益分配的主要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边际生产力在国际上要达到一致就必须要使资本在国际之间进行流动，这样这样的横向流动，可以使各国的资本使用成本趋同，同时提高各国的资源利用率，促进各国的生产和发展。因此，这样的跨国并购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推动作用。

对外投资的理论还包括市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等，都能很好的解释对外投资，本文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二）并购理论。

1、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认为是否进行企业并购取决于交易费用的高低。市场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反映资源的稀缺性，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价格机制被认为是“无形的手”，是进行资源配置最好的工具。但是企业时对市场价格机制的一种替代，企业的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都是企业内部的组织对市场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企业进行并购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说，当交易成本大于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时，并购就产生了。

2、市场势力理论。市场势力理论认为企业进行并购就是为了提高市场的占有率，并购，特别是横向并购可以使竞争对手减少，提高企业的市场份额以及市场控制力，实现规模经济，同时该理论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大会扩大企业势力。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企业要想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国外市场，提高市场份额，通过并购的确是最好最快的办法，在以前的学者研究中也证实了，在跨国并购中，扩大势力范围的并购比例很高。

3、协同效应理论。协同效应主要指营销与销售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和管理协同效应。即该理论认为并购可以达到1+1>2的效应，在并购前两个公司的水平可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通过并购将公司的潜力发挥出来。例如，一家企业知识生产衬衣，那么意味着冬天的时候企业的机器，厂房等都是闲置的，但是还是有折旧成本，如果通过并购一家生产羽绒服的企业。这样企业的设备就可以一年都运转，降低了企业的固定成本。这就是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也是并购的动因，并购后企业实力增强，在与银行借款时更有利于追求优惠的利率。

并购理论远不止这三个，还有残品供给理论，机会主义行为理论和风险分散理论等等。

（作者：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10级本科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企业管理）

参考文献：

[1]张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2.

海外并购论文篇8

企业并购是一项充满风险的投资行为，海外并购与国内并购相比，操作程序更复杂，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更大，因此风险也更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和我国国力的增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跨国并购成为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方式。海外并购为中国企业加快国际化进程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要看到海外并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海外并购风险分析

（一）战略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一般都是以增强核心竞争力为内在动因的战略性并购。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往往是先发现海外并购的机会，然后进行可行性分析，时间相对仓促，往往未能对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进行全面分析便做出并购决策匆匆投标，如果缺乏对自身管理能力的评估和对企业长远战略的规划，盲目进行扩张，并购后很可能因规模过大而产生规模不经济，反而使企业背上沉重包袱。如李东生在分析TCL跨国并购遭受挫折时承认，战略准备不足是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

（二）政治、法律、社会风险

中国企业在整个并购的全过程及并购完成后都可能会面临政治、法律、社会风险。在并购实施阶段，往往需要经过双方政府部门的批准，其中涉及许多政策与法律条文。如果并购不符合有关政策或法律的规定，就会被否决；另外，并购方案在此阶段一般已公之于众，对一些敏感的并购往往会造成较大的舆论压力，对舆论应对不当，也可能会给并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澳大利亚的政治、社会因素的阻碍是中铝收购力拓失利的主要因素。中国企业在并购完成后同样会遭受政治、法律、社会风险。例如：上汽收购韩国双龙之前，缺乏对韩国工会风险的充分评估，在收购过程中及收购后，双龙工会组织了多起罢工事件，逼迫上汽提高员工工资和福利待遇，并且坚决抵制裁员，这导致双龙汽车的生产成本比竞争对手高出许多。

（三）财务风险

海外并购在并购过程中通常需要支付大量资金，整合过程中可能也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巨额的资金需求可能会导致企业的债务负担过重。另外，如果未能发现目标企业隐藏的问题，如目标企业隐瞒了大量债务或存在未决诉讼、担保事项等，并购后将使中国企业债务压力加大，增加财务风险。

（四）目标企业客户流失风险

海外目标公司被并购后，目标企业的客户可能会对一家中国企业控制下的企业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提供值得信赖的产品产生怀疑。另外，目标企业的竞争对手也可能会趁机采取措施争取拉走目标企业原来的客户。例如：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后，原IBM的大客户转向戴尔。原IBM的竞争对手惠普宣称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对惠普而言是巨大的商机，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IBM的客户转投惠普旗下。

（五）并购后整合风险

中国企业普遍缺乏国际性经营管理人才，国际化管理经验不足，加之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加大了整合风险。海外并购的整合过程中，不仅会存在并购企业与被收购企业之间的企业文化冲突，还常常伴随着更深层次的国家文化冲突。海外并购的并购双方在价值观、思维方式、领导作风、工作风格等企业文化方面存在的碰撞和冲突，将影响核心能力的转移和运用。许多跨国并购的失败都与文化冲突有关，企业文化的冲突常常导致高层管理人员、核心员工的流失，使得中国企业无法实现当初并购的目标。

海外并购风险防范措施

（一）正确认识自身实力

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前必须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跨国经营战略，要对企业自身的跨国经营能力有正确的认识，对并购后的经营策略制定明确的规划。进行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应该具有以人为本的优秀企业文化、出色的国际化经营管理及重组整合理念。

海外并购的过程也是资金不断投入的过程，企业应对并购各环节的资金需要量及支出时间进行预算，对于自身的资金是否充分、筹资能力及相应的能够承受的财务风险的程度具有正确的认识。

（二）充分认识目标企业及其所处环境

要对目标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企业文化、管理人员的背景、员工状况、战略性资产、重要合同等做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对并购能否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制定出一套完整可行的整合方案，另外要在交易方案中加入如发现交易信息出现失真或隐瞒，需进行赔偿的条款。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要对当地的运作模式，以及法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环境非常了解和熟悉并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中国企业应聘请具有丰富国际并购操作经验且熟悉目标企业及其所在国环境的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降低海外并购的风险。

（三）引进与培养国际化人才

中国企业应高度重视战略人才储备，尽早培养和网罗国际化人才。引进熟悉东道国法律、财务、经营管理的国际化高端人才。同时在企业内部积极培养既熟悉本企业情况又熟悉国际化管理、法律、财务等的高端人才，并参与到跨国并购的全过程，这样既可以降低并购风险，同时也可以积累海外并购经验为企业今后的跨国经营战略储备有经验的高端人才。

（四）引入国际股权投资基金

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更多的还是依靠本国银行的债务融资。对于实施海外并购的企业而言，国际股权融资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企业对开展海外并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掌控能力还很有限，借助股权基金融资，合作方与中国企业共担风险，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加强与目标企业的沟通，尽快熟悉当地市场，克服各种困难，而且容易获得被收购企业相关利益方的认可。中国企业不仅要获得所需要的资金，而且还要有效利用国际股权基金管理团队中的当地管理者和投资者获取除资金之外的各方面资源。例如：收购意大利的CIFA，对于首次迈出国门进行收购的来说，意大利当地的政策法规环境、中意文化差异等都是此次海外并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引入中意双方参与的曼达林股权基金则成为与并购有关各方无障碍沟通的桥梁。

参考文献：

1.周勇.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风险控制[J].中国流通经济，2007（8）

2.闻学.我国媒介并购的战略风险与应对策略[J].管理世界，2007（8）

海外并购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14-0139-03

1 概述

近年来，学界关于企业并购中人力资本整合的研究逐步增多，但目前关于企业海外并购中人力资本整合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复制国内并购整合经验的阶段，并没有将企业海外并购的特点与人力资本整合相结合。本文结合整合阶段和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分析了企业海外并购后不同阶段人力资本整合策略的选择问题，为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市场的开拓与并购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的指导。

2 企业海外并购后的人力资本整合

2.1 企业海外并购后人力资本整合面临的问题

结合文献整理和案例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将企业海外并购后人力资本整合面临的问题归纳如下：

2.1.1 企业及管理者缺乏海外并购及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经验。企业海外并购后面临的第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在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制度环境下经营以及如何根据东道国员工特点建立合适的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体系。

2.1.2 “管理继承”问题。在并购后的管理实务中，管理者和员工经常受到原有管理风格、价值观的制约，导致很难根据特定的外部环境来完并购及整合的特定目标。“这会导致内部交易成本上升，从而影响并购绩效。

2.1.3 被并购企业人力资源配置问题。

（1）核心管理人员的选派。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如果认为可以‘买’管理，这是一个基本的谬误。买家必须为可能失去被收购公司的高层任职人员而做出

准备。”

并购企业在获得目标企业的控制权后，一般会向被并购企业派出核心管理人员，以便直接输入企业文化，重新塑造被并购企业，以保证经营决策的有效执行和并购战略目标的实现。

（2）人才与客户资源的流失。东道国员工中的一部分优秀人才会因为并购产生负面的心理压力。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大量高级经理、专业技术人员等关键人才离职。这不仅会造成人力资本的损失，而且会在影响剩余员工的工作和心理，甚至会造成客户资源的损失。因此，企业并购后进行人力资本的整合，具有安定人心和保留客户的双重意义。

2.1.4 跨文化冲突问题及沟通障碍。海外并购后人力资本整合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文化冲突。来自不同国家的管理者和员工面临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冲突，这主要来源于社会文化的差异和工会文化的差异。

此外，当海外并购发生时，企业内部的沟通会受到许多负面影响。一是由于并购后模糊状态的存在，组织机构复杂、分工不明带来信息的失真和损耗；二是由于管理者面临较大的压力，沟通渠道被压缩，导致信息传输的失真和不完整；三是由于人员间的文化和心理差异造成对信息理解的失真；四是由于内部缺乏信息沟通的控制机制，大量不确定的信息使员工感到无法适应。

2.2 企业海外并购后人力资本整合的原则

2.2.1 系统性原则。海外并购后的人力资本整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性原则一方面要求全面识别可能造成人力资本动荡的关键因素并加以解决，另一方面要把握这些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联动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模块解决问题，实现协同效应。

2.2.2 快速高效原则。企业在海外并购后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裁员和人员重新配置，这会使员工对自己的前途和职业规划提出质疑，如果不能快速解决这一问题，势必会影响整合工作的效果。因此，企业加快公布人力资本整合方案的速度，可以缩短员工的心理焦虑期，减少员工流失的可能性。另外，也要注意高效合理地展开工作，不能为了追求速度而降低整合的质量和标准。

2.2.3 全面优化配置原则。为了实现双方企业资源的优势互补，人力资本整合工作一定要坚持人尽其才、人岗匹配的原则。一方面要求依据员工的能力、岗位的需要并考虑文化背景等因素，将合适的员工配置到最佳岗位上；另一方面要求优化配置贯彻整合的全过程，各阶段人力资本整合措施要相互协调配合，不能前后矛盾，以保证人力资本整合预期效果的实现。

2.2.4 与文化整合密切配合原则。在海外并购整合工作中，应将人力资本的整合与企业文化的整合密切配合起来。在进行人力资本整合时，只有充分认识员工作为文化主体的特性，通过开发组织与员工间共同的精神文化，将企业文化的要求贯穿与员工培训中，培养员工对新企业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才能更有效地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并提升工作绩效。

3 企业海外并购不同阶段人力资本整合策略的选择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将企业海外并购后的整合阶段划分为整合前阶段、动荡整合阶段和平稳发展阶段。结合企业海外并购及海外并购后人力资本整合的特点，我们针对企业海外并购后整合的各个阶段，分析了整合目标、整合任务、控制机制等维度，提出了各有侧重的人力资本整合策略，这对我国企业积极参与海外市场竞争，提高企业海外并购绩效，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3.1 整合前阶段

在企业海外并购的准备和实施阶段，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选择合适的并购对象。这一目标的达成需要有两方面的行动来支持，一是完善的尽职调查，二是建立匹配性评价模型。作为人力资本整合的前期准备阶段，此时需要对目标企业的人力资本价值及组织效力进行调查和评估，还要采用模糊综合分析法等工具建立匹配模型对两家企业的人力资本的互补性、替代性进行评估。由于这些内容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故不在此进行赘述。

3.2 动荡整合阶段

在企业完成海外并购，进入到动荡整合阶段，目标企业员工因得知企业被收购而产生巨大的压力和“震惊”的心理反应，因此保持企业经营稳定，完成资源的整合是此时的首要目标。将目标分解至人力资本整合层面，即进行合理的人力资源规划和降低员工流动率。从控制论的角度看，由于企业面临文化冲突和组织动荡的压力，其更倾向于采用文化控制和行为控制来进行缓冲。

要实现上述目的，人力资本整合需要注意以下两个关键点：

3.2.1 建立信任与缓解压力。首先，要做好信息的传递和沟通工作，有效的沟通可以减少员工对于政策和发展前景的模糊感，进而减少员工内心的焦虑与不安，而有效沟通时和谐坦诚的工作氛围可以提升员工对组织的依赖感和忠诚度；其次，要及时明确组织架构，完成岗位说明书的编制，以及时确定管理者和员工的角色、责任和上下级关系；最后，应该鼓励员工参与并购整合工作，给予员工更多的参与机会。

3.2.2 采用合理的员工任用策略。首先企业需要对在任者进行评估，以区分核心员工和冗余员工，并了解在任者的去留倾向，发现人员安排中的不合理之处，编制人事档案以保证管理团队的连续性。其次，企业需要与核心员工重新建立契约关系。在此过程中需要用合适的方式打破旧的契约，通过提供合理的理由，清晰地发出改变的信号，以消除员工关于公平问题的疑虑，并让员工认清自己的行为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最后，针对在之前的员工评价中发现的冗余员工、阻扰改革的员工和不胜任的员工需要作出相应的裁员措施。但要避免野蛮裁员和一刀切等损害部门绩效，给在职员工造成不良心理影响且不利于稳定经营的方法。

3.3 平稳发展阶段

当企业渡过了海外并购整合的动荡阶段，管理者需要尽力提升公司利润，以实现企业并购的战略目标。人力资源开发就是一个通过员工的能力不断提高组织绩效的过程，因此，这个阶段对于人力资本的整合仍然至关重要。

3.3.1 激励机制是影响个人、部门和组织绩效的重要因素。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励员工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员工价值和组织战略目标的统一，并达到资源的最优组合，这也是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之一。在激励的形式上，不仅可以采用物质形式，还可以采用成就激励、感情激励、分享激励等无形的激励途径。

3.3.2 员工培训是不可忽视的整合手段之一。企业应该针对目标企业员工的文化背景、需求层次和不同岗位的胜任力要求制定不同的培训方案。此外，学习型组织有助于企业在进行了海外并购之后培养学习氛围和自我创新机制，通过不同形式的互动增强员工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达到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目标。

4 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整合的建议

由于相对缺乏海外并购整合经验和跨国经营管理的能力，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结合我国特殊的体制和企业发展的需要，在此对企业海外并购整合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4.1 认真进行尽职调查和选择并购对象

企业在并购前应该通过详细的尽职调查充分了解目标企业的资源价值和发展潜力，并结合自身的战略需要进行选择。由于我国企业的整体实力还比较弱，应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出理性选择，避免因缺乏相应的资源整合能力而导致并购失败。

4.2 理解文化差异在企业经营和并购整合中的重要性

中国文化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存在极大的差异。在海外并购中，中国企业必须进行文化分析与评估，找出双方的异同之处，善于发现可能产生的冲突点，以便采用相应的整合策略进行应对。

4.3 明确战略目标，及时进行并购整合

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应从长远战略发展角度进行决策，而非过分注重短期内规模的扩大。

4.4 实现经营管理和用人系统的开放化和本土化

由于我国改革开放较晚，企业对人才的培养还未能与世界良好接轨，所以跨国经营人才的缺乏是制约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并购实现后，我们应该充分挖掘东道国当地的优秀人才资源，利用其文化背景、社会关系、工作经验、语言等优势降低整合成本，赢得当地消费者的认同。

参考文献

[1] P.普里切特，D.鲁滨逊，R.克拉克森.并购之后：如何整合并收购公司[M].北京：中信出版社，1999.

[2] 潘爱玲.企业跨国并购后的整合管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 周路路，赵曙明，王埏.企业跨国并购后不同整合阶段控制机制选择——以北京四维-约翰逊公司为例

海外并购论文篇10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地参与到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之中，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企业明显加快了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一方面，外资对我国企业的并购风起云涌；另一方面，我国一批优秀的企业也主动出击，尝试着通过海外并购的方式进行对外投资。本文先对相关定义进行界定，然后对关于海外并购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最后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小结。

1.相关概念的界定

本文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定义为，在中国注册的企业或者以其在目标国所拥有的的子公司，通过现金支付、从金融机构贷款、发行债券、收购股份或者是以股换股等其它方式，将海外另一个企业的整个资产或者足以行使经营控制权的股份收买下来。

2.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综述

2.1国家层面

关于汇率因素的讨论。Froot和Stein（1989）通过建立模型得到结论：收购企业在货币上的相对强势将使其在对目标企业的收购中更具有优势。Harris和Rravenscraft（1991）用实证的方法验证了海外并购中的收益与汇率影响系统相关，并且发现美元越强势，则那些把美国企业作为目标企业进行跨国收购的收益就越高。Kang（1993）对日本企业收购美国企业的研究发现，日本企业的超额收益与美元的弱势呈正相关关系。

关于法律因素的讨论。Fan等（2009）以我国沪深两市的2765家上市企业为样本，发现，地区法律制度质量越差，地方政府干预越强，该地区的公司在并购纵并购的可能性就越高。现实中，新兴经济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还处于交易尚不发达、市场制度尚未成熟的发展阶段，不健全的法律和司法体系、较弱的市场监督力量及社会信任度是的交易双方间难以实施正是契约（Khanna等1997，2000；张维迎、柯荣住2002；Allen等，2005；Fan等，2009；Murrell和Paun，2010）

2.2行业层面

关于行业相关性的研究。相关性的概念始于Rumelt（1974）的研究，其将相关性定义为，相似的分销渠道服务于相似的市场，采用相似的生产技术以及相似的科学研究活动。并且相关性着眼于公司的内部经营活动，关注的是双方是否能够共享某些流程及是否存在技能转移的可能性。尽管Salter和Weinhold（1978）、Singh和Montgomery（1987）、Seth（1990）等都从理论上指出，相关性并购同时能获取共谋性协同效应（collusive synergies）、经营性协同效应（operational synergies）和财务性协同效应（financial synergies），非相关性并购只能获取经营性协同效应以及财务性协同效应，显然相关性并购比非相关性并购更能创造大量的股东财富，但是实证的结果并非如此。后来，Fan和Goyal（2000，2006）、Kedia等（2008）、Shenoy（2009）等根据进入的新经营领域与原有经营领域在产业链中的相互关系又将其细分为纵向并购、横向并购、混合并购。尽管公司多元化的研究焦点是多元化战略是否能创造股东财富（Martin和Sayrak，2003），但是实证检验公司纵向并购的经济后果，如利润、成本和产品价格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公共政策含义（Lafontaine和Slade，2007）。由于公司纵向并购封闭市场和提高竞争对手成本动机引起了反垄断当局和行业管制部门的高度关注，导致了大量的相应实证检验（Riordan，2008；Church，2008；Hortacsu和Syverson，2009；Pieri和Zaninotto，2010；Jain等，2011）。

2.3企业层面

关于支付方式因素的研究。海外并购有两种基本的支付方式：现金支付和股份（资产）支付。Travlos（1987）指出，并购企业的经理寻求最盈利的支付方式。如果认为企业的股票被低估，经理就会用现金支付并购；如果股票被高估，经理就会用资产支付并购。Pettway等人（1992）研究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并购发现：收购中用现金支付比用资产支付对并购着有更高的回报。Harris和Rravenscraft（1991）在跨国并购的研究中得出：用现金支付对目标企业也有更高的回报。可是，Eckbo等（1990）发现在加拿大的收购，混合支付（现金和股票）比单一支付可获得更高的超额收益。

关于先前的国际化经历和并购经历的研究。收购企业先前的国际化经历会影响海外并购中的价值创造。Fatemi（1984）认为首次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会获得正的超额收益，不过其后来的一项研究（Fatemi和Furtado，1988）否定了这种观点，但是认为，如果收购企业在某些特定的国家首次投资，则会获得超额收益。Doukas和Travlos（1988）发现当企业多样化进入一个新的国家时会获得一定得超额收益，但是若首次走出国门并购海外的企业，超额收益则不显著。Han（2002）通过对91家在中国投资的韩国企业的研究发现，有着足够多的并购经验的投资者比有着有限国际化经验的投资者能够获得更好的业绩。不过，Haleblian和Finkelstein（1999）认为组织先前的并购经验与并购绩效的关系呈倒U型：短期内企业的并购经历与并购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如果仍沿用以前的并购经验，则企业绩效将不升反降。

3.小结

国外学者对海外并购绩效的研究结论主要立足于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才二十余年，许多方面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因此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可能不适合我国的国际情况。特别是交易经济学和产权理论都强调契约不完全性，但现有的实证研究都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即使契约是不完全的，也能得到较好的实施（Du等，2009）。然而，契约实施作用于法庭正是程序之外，即所谓的"法律阴影"之下，且，处于转轨阶段的我国目前交易尚不发达、市场制度尚未成熟，不健全的法律与司法体系、较弱的市场监管力量和社会信任度更使得交易双方难以实施正式契约（Allen等，2005）。即便如此，西方学者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检验模型，为我国学者围绕海外并购企业特征和经济后果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张仁华等（1997）、李映东和李继红（2005）、高维和（2006）、陈玉罡和李善民（2007）、李琼和游春（2008）等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对海外并购的概念、内容以及并购经济后果都做了许多有一的拓展和细化，但是他们都是单方面而未系统性地进行定性研究，且，所用样本量偏小，大多数都是对海外并购事件的案例分析，还不足以代表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1]Han Kim.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s Around the World and Cross-

海外并购论文篇11

一、引言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开始站在向经济强国迈进的新起点上。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困难。随着中国社会加速老龄化，“刘易斯转折点”加速到来，要素资源约束加剧。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同时，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当前中国市场化的进程并未彻底完成，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对中国提出更高的标准。中国经济正进入新常态。

面对中国经济面对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及时作出反应。2015年11月10日，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在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在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个方面。供给侧改革概念的提出给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路，对各行各业如何应对风险，把握机遇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阶段，家电企业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国内家电市场低迷，“根据奥维云网（AVC）统计，2005年到2015年10年间，中国家电零售规模走势近五年与前五年相比，复合年均增长率从9.1%降低到2.3%。销售额方面，2008年到2011年逐年增长，而此后数年至今，一直与上年保持持平状态”[2]可以看出，家电企业的国内市场已经很难实现高速增长。家电分析师梁振鹏指出中国市场盘子在变小，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导致利润急剧下滑。相比较而言，海外市场竞争更加温和。在此种情形下，很多家电企业纷纷到海外寻求更大的市场。海外并购成为众多品牌海外认可度不高的家电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路径。2015年，海信集团以2370万美元收购夏普墨西哥工厂全部股权和资产；2016年1月海尔宣布拟以54亿美元现金收购通用家电业务及其相关资产。2016年3月30日美的与|芝签署协议，美的以4.73亿人民币收购东芝80.1%的股份。家电巨头大手笔海外收购的背后，也留给我们一系列问题：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海外并购究竟效果如何？是否增加了家电企业的价值？是否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时期的海外并购有哪些特点？有哪些经验和教训？是否值得全行业推广？

美的集团是一家以家电制造业为主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2015年实现收入1384.4亿元，同比增长21%。美的集团在中国家电业处于领先地位，2015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美的排名第32位，位于家电业第一。美的集团有着很强代表性，作为国内家电业的三大巨头之一，美的集团拥有国内最为齐全的家电产业链。美的集团同时是一家民营家族企业，其海外并购经验也能为民营企业将来的发展提供借鉴。本文以问题为导向，拟选取近期美的收购东芝的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围绕美的并购东芝是否增加了企业价值和竞争力，总结家电企业海外并购和应对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的经验。

二、文献综述

纵观国内外文献，并购的分析研究中，存在企业并购的“成功悖论”（赵息，2013）。并购行为有时并不总能给公司创造价值。Singh（197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并购使得公司价值创造能力降低。Mueller（1985）研究了近百家大规模并购的公司，发现其市场份额均大幅度减少。李善民、曾昭灶等（2004）以84家境内上市公司企业的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发现并购行为并没有给公司带来业绩增长。

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Healy（1992）以50起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发现并购和企业的价值增长有显著关联性。刘笑萍（2009）选取了749个并购样本，实证检验发现并购为股东创造了价值。

总之，理论界对于并购能否给企业创造价值观点不一。不同的实证检验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除了并购能否给企业创造价值，哪些因素影响着企业并购对公司价值的作用也是一个热点问题。Weston（2004）认为，横向并购能带来规模经济，纵向并购降低了交易费用。这些是并购价值的创造原因。Shimizu（2004）则认为并购可以较快占领市场。张新（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动机可以解释并购减少公司价值的现象。赵息（2013）等以153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内部控制与并购价值创造正相关，高管权力与并购价值负相关。

高良谋认为，并购分为两个过程。一个是并购的交易过程，一个是并购后的整合管理过程。对于并购后的整合，Bert（2003）发现整合程度越深，并购创造价值越大。李善民（2010）选取了2000～2006年间的43个并购样本，发现整合速度越快，越有利于企业发展。

前人研究主要集中于大样本方法，很少有案例性的分析。在家电领域少有的案例分析中，仅有少数如唐旭辉（2013）以海尔并购三洋为例，研究家电行业跨国并购的案例。国内以定量的方法研究供给侧结构改革背景下家电企业海外并购的案例研究暂时是空白，本文试图从定量方法的引入和联系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两方面推陈出新，总结经验。为以后企业尤其是家电企业的并购提供借鉴，为其供给侧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三、案例介绍

美的集团是一家以家电制造业为主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2015年实现收入1384.4亿元，同比增长21%。美的集团在中国家电业处于领先地位，2015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美的排名第32位，位于家电业第一。美的集团有着很强代表性，作为国内家电业的三大巨头之一，美的集团拥有国内最为齐全的家电产业链。在国内建设有14个生产基地，位列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第38位，美的集团以行业领先的压缩机、电控、磁控管等技术为支撑，形成了家喻户晓的领先家电品牌。

东芝是日本的半导体制造商，也是日本第二大综合电机制造商，率属于三井集团旗下。1875年东芝开创至今，已经经历了140多年，在20世纪90年代，东芝在数字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等领域突飞猛进，成功从家电行业的巨人转变为IT行业的先锋。另外，东芝从二战至今为日本政府生产各类军用设备。

2016年3月17日晚，美的集团公告称，已与东芝株式会社就收购其白色家电业务达成协议，美的集团同时表示，收购东芝是实现其全球经营战略的一部分，进一步夯实美的全球经营基础，有助于其实现建立全球领先企业的目标，提升其全球竞争力。

3个月后，美的收购东芝尘埃落定。6月30日下午，美的集团宣布收购东芝家电业务的股权交易已经完成，美的集团所得到的股权占东芝家电业务的80.1%，美的集团付出的对价为33.2亿元。美的公告显示，截至6月30日，美的集团已经获得包括日本反垄断监管机构在内的监管机构的审批，合并后的美的与东芝期待彼此实现利益最大化。

四、理论基础与制度背景

理论层面，不少学者对并购能否推升企业价值展开了不少研究，提出了各种学说。归纳起来，有些理论主张并购可以推升企业价值；有些理论主张并购会降低企业价值。如协同理论和市场势力理论认为并购会提高企业价值，而理论和自大假说理论认为并购会降低企业价值。

协同理论认为，并购会使得并购双方互相利用彼此优势资源、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共享平台，实现1+1>2的效应。协同效应进一步又划分为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和管理协同效应。

市场势力理论认为，并购会提高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大幅提高企业竞争力，将其他竞争企业挤出市场。跨国并购一方面可以跨国东道国壁垒，进入东道国市场，获得核心技术和销售网络。另一方面，通过兼并，形成强大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将竞争对手挤出市场，获得高于正常利润水平的利润，从而带来并购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

理论认为，在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管理者容易背离股东的目标进行公司经营。公司并购可以增添管理者的业绩，提高管理者的政治成就感和位保障。因此，管理者可能不遗余力的推进企业的并购，而不顾并购对于企业的经营绩效和价值是否有实质的提升，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并购不但不能提高企业价值的，反而会降低企业的绩效和价值。中国的上市公司很大程度上存在内部人控制的现象，这种情况下，问题更加突出，上市公司并购或难以提升企业价值。

自大假说认为，管理者基于自己的知识水平和获取的信息，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和经验水平进行过高的估计，盲目自信于自己的并购决策。在这种情形下，公司可能会付出更高的并购对价，进而损害公司的绩效和价值。

五、海外并购的短期经济后果

运用事件研究法计算短期超额收益率和短期累计超额收益率来研究美的集团海外并购的短期经济后果。

具体来讲，取并购公告日为第0天，界定估计窗口为[-150，-31]，事件窗口为[-30，30]，对美的集团的股价进行分析。选取深圳成指作为市场指数。

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计算市场模型的参数，公式如下：

Ri，t=αi+βi*Rm，t+εit （1）

其中，Ri，t表示第t天，第i只股票的收益率；Rm，t代表第t天大盘指数的收益率。

计算美的集团的短期超额收益率

即求出 ARi，t=εi，t

计算美的集团的短期累计超额收益率

CARt1=Σt1t=-30ARt （2）

如图1，美的集团CAR在宣布并购前后，CAR累计逐渐上升，但上升幅度变化不大，说明并购行为并未引起明显的短期经济后果。

六、海外并购的长期经济后果

本小节我们采用会计研究法研究美的集团并购的长期经济后果。

首先从盈利能力来看，以资产报酬率作为指标，2015年12月31日美的集团资产报酬率为0.10，自并购开始的2016年3月30日，美的集团资产报酬率为0.026，2016年6月30日为0.056，2016年9月30日为0.079，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并购使得美的集团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其次从经营能力来看，以资产周转率作为指标，2015年12月31日美的集团资产报酬率为1.07，自并购开始的2016年3月30日，美的集团资产报酬率为0.26，2016年6月30日为0.46，2016年9月30日为0.71，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并购使得美的集团经营能力显著提升。

因此，无论从经营能力还是盈利能力来看，美的集团的相应指标在并购后都呈上升和改善状态。总体来看美的并购东芝，提升了美的的竞争力。

七、小结

综上所述，美的并购东芝，提升了美的的竞争力，在供给侧改革和经济下行压力下，美的的并购决策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益启示，有条件的企业应该捕捉合适的时机，结合企业实际，选取合适的并购对象，提升企业竞争力。

海外并购论文篇12

[DOI]1013939/jcnkizgsc201550223

1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布局调整、产权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为并购重组带来巨大的推动力，中国在14年以后并购再次进入强势和爆发阶段崛起。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企业共发生了1929起并购，同比增长566%；并购交易金额为11849亿美元，同比增长271%。其中，国内并购、海外并购和外资并购的案例数分别为1737起、152起和40起，并购金额分别约为8132亿美元、324亿美元和47亿美元。

总体来看，中国的并购重组已经经历过两次浪潮，资源类的并购一直是重头戏。新的并购浪潮中如何让资源类的海外并购更加顺利，哪些因素会显著影响其并购绩效，这些问题仍然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必须要正视的问题，国内的学者也对此有诸多研究探讨，但多以并购动机、并购方式为切入点，定量研究较少，且至今未有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将对2009―2011年发生的资源型并购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以期能为解决上述问题尽绵薄之力。

2文献综述及假设

对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绩效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分别对应企业规模、并购交易规模、自由现金流。

万丛颖、郭进（2009）认为，企业规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短期内，并且这种影响是负向的，长期来看却并不存在显著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规模企业能得到的额外收益将逐渐降低。因此，进一步验证企业规模与并购绩效的关系是有必要的，得出假设H1。

H1：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企业自身规模与企业并购绩效呈正相关。

赫纳特和里德（Hennart，Reddy 1997）认为，随着被并购规模的扩大，并购方希望通过海外并购获取的资源越难以剥离和吸收，并购后的整合难度越高，从而不利于并购企业绩效的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H2。

H2：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并购交易规模与企业并购绩效呈负相关。

在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时需要考虑到这一重要因素，并购企业的流动资金越多，进行跨国并购后的绩效提高也就越大（吴晓梅，2012），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H3。

H3：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企业自由现金流与并购绩效呈正相关。

3研究设计

3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探究相关关系，本文选取2009―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中国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同时剔除金融类企业，ST与*ST企业，数据缺失及明显异常企业，按此方法，最终挑选出30 家样本公司，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并经过手工整理与计算汇总得到。研究中使用Eviews60以及Excel作为统计软件。

32变量设计

将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ROE）设定为因变量，取并购当年的净资产收益率，解释变量企业规模（Size）、自由现金流（FCF）、交易价格（Price）分别取并购当年年初的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自由现金流与总资产的比值、并购交易价格的自然对数。控制变量为资本结构（Lev）和控制权主体（Wedge），Wedge为虚拟变量，当企业为国有企业时取1，否则取0；Lev取当年年初的资产负债率。

33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

本次研究以盈利能力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代表企业的财务绩效，据此建立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ROE=α+β1 Size+β2 Price+β3 FCF+β4 Lev+β5+Wedge+β6Size*Price+ε。其中，α、β1-β7 为常数项，ε为自由扰动项。

4实证结果分析

41描述性统计分析

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ROE的平均值为0124427，表明样本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244%。size的最大值为1167717。其他各个变量的标准误差都不大，表明样本数据比较集中，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但由于版面有限，此结果不详细列示。

42相关性检验

用Eviews60对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从表2中，可以发现企业自身规模size的t值显著大于1703，系数为负这说明呈显著负相关。并购交易价格都达到了001的显著性水平（自由度为27，t值等于2473时显著性水平为001），这说明并购绩效的提高与交易价格两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5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指引下，得到相关结论：对海外并购财务绩效影响比较显著的财务因素是交易价格、企业规模以及二者的交叉乘积（即共同影响），交易价格越高，花费的公司资金也就越多，越不利于提高并购绩效。企业规模越大，在短期内不利于并购方与被并购方的整体融合，以致并购当年绩效下降。自由现金流对并购绩效有正的影响，但影响不显著。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资源型企业在海外并购活动中应该注意：①选择合理的融资渠道。企业应当在不影响国内正常运营的前提下，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在获得国家与社会支持的同时积极寻求国外资金的帮助，从而减轻国内企业资金周转的压力，为企业顺利开展海外并购打下基础；②做好并购的整合工作。企业并购前一定要认真思考自己是否真的具备对目标企业的整合能力，并购后要努力促进多元文化融合，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企业制度和文化的求同存异，稳住员工的心态，实现平稳过渡以获得协同效应。

参考文献：

[1]吴晓梅我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D].济南：山东财经大学，2012

[2]余燕妮企业并购绩效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D].长春：吉林大学，2012

[3]蓝庆新近年来我国资源类企业海外并购问题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1（8）：154-165

[4]顾露露，Robert Reed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了吗[J].经济研究，2011（7）：116-129

[5]周新军，王敏石油企业海外并购绩效评价及并购新趋势[J].当代经济管理，2010（9）：5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