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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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 经济 的 发展 ，社会的变迁，少数民族地区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或者正经历着社会与文化的巨大变迁。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社会变迁指社会各方面现象的变化，文化变迁是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改变。在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侗族婚姻习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新民中寨的婚姻习俗

新民中寨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一个侗族村寨，有关其婚姻习俗，主要是针对以前的习俗来看现在的变化，以下从四个方面来描述：

(一)婚姻形式

在新民中寨，人们的婚姻是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存在三种婚姻形式：入赘婚，姑舅表婚，不落夫家。

l、入赘婚

入赘婚，也就是常说的“上门”，指女“娶”男。男方“嫁”到女方家的一种从妻居的婚姻形式。《庄子·骈拇》中说：“附赘悬疣，出乎怪哉……”这里的“赘”指一种病理现象。《释名·释病》云：“赘，属也，横生一肉……”这里的“赘”指赘肉。男子“上门”到女方家做女婿，一般称之为“赘婿”，这里很明显含有一种贬义，通常情况下，很少男子愿意“嫁”人。2004年寨里入赘婚只有一例。对于入赘，刚开始寨中人有些议论，时间长了，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

2、姑舅表婚

姑舅表婚是指姑舅表兄妹之间的婚姻，有双向和单向之分，新民中寨的姑舅表婚是单向的，即只能是舅舅家的儿子娶姑妈家的女儿。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舅舅的“特权”。关于姑舅表婚，侗族曾经有文字规定：“姑之女必适舅之子，聘礼不能措，则取偿于子孙，倘外氏无相当子孙，抑或无子，姑有女必重赂于舅，谓之外甥钱，其女方许别配，若无钱贿赂于舅者，终生不嫁也”。从这里可以看到，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交易”的性质。姑妈家的女儿天生就是舅舅家的媳妇，如果舅舅家没有儿子或没有合适的男孩，都得向舅舅赔钱。假如赔不起钱，终生都不能嫁。“舅权”的专制是不言而喻的。

以前，寨子里姑妈家的女儿得先让舅舅家的儿子挑，假如舅舅家的儿子要娶，姑妈家的女儿一定得嫁，否则会被嘲笑。假如舅舅家的儿子不愿娶姑妈家的女儿，姑妈家的女儿在征得舅舅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外嫁，但得赔舅舅一定的钱财，赔多少钱要依据侗款的规定，多赔或者少赔别人都会议论。可见，其原因不仅有侗款的规定，也有社会舆论的左右。

建国后，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禁止近亲结婚人们逐渐认识到“表兄妹结婚不好，生的孩子不聪明”，她们朴素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们已经意识到了近亲结婚的危害。渐渐地，这种婚姻形式消失了，舅舅家儿子优先娶姑妈家女儿的特权也随之消失。

3、不落夫家

所谓的“不落夫家”，简单地说，是指男女青年结婚后，新娘不立即到婆家长居，而是回娘家居住怀孕后或者生了第一个孩子后，才到婆家与丈夫长居。对于这个习俗，寨子里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情况。据吴萨永忠(78岁)讲那时候婚后不马上住男方家，都回娘家住一两年，住娘家期间，男方家活儿忙时会叫妻子回去帮忙，如果不去，也会有人议论，所以她们通常不会在娘家住太久。吴萨卫兰(59岁)说她们那时候都是举行完婚礼，新娘就直接住男方家，没有回娘家住一段时间的习俗。吴乃瑶(25岁)，吴乃传源(23岁)，吴乃日光(30岁)讲：大家婚后都在娘家住了一年才去男方家，这一年大都出去打工，也不常在家。这期间，农忙季节，丈夫会带着礼物来接妻子回去，但活儿一做完，妻子晚上又赶回娘家。

可见，“不落夫家”现象并不存在于所有已婚妇女中。从年龄上看，20世纪2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有“不落夫家”的习俗，4o年代出生的人没有这一习俗，60—70年代出生的人又有这一习俗。从时间上看，“不落夫家”存在一个断层。但从相关资料看，这种现象不是习俗本身发展的必然，而是当时政府干预的结果。当时政府有文件禁止这种习俗：民国22年2月1日省政府委员会七十三次会议决议规则第二十二条“女子嫁后不落夫家者，处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罚金，家长纵容者，并罚其家长。”民国21年l1月的《三江县改良风俗委员会补充规则》第六条“女子到男家三朝后，新郎偕新妇归宁一宵，应即回男家久住，若外家无特殊事故，不得任意接回。”民国31年6月24日的《三江县改良风俗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女子嫁后不落夫家者，处十五日以下之拘留，或十五元以下的罚金，仍限期令回夫家”。依据其规则，2o世纪30—40年代三江县应该存在“不落夫家”的婚俗。但在新民中寨，当地人可能迫于政府的压力，暂时没有了这一习俗，所以出现这个时问上的断层。新

(四)订婚和结婚的礼物

订婚时，男方家人一般带鹅、鸭、猪肉和酒(自家做的米酒)，女方同意的话，会回送亲手绣的鞋垫或做的布鞋。现在男方除了带“三牲”和自家做的酒外，通常买一些包装酒、饮料之类的。女方也会回送一些买的鞋之类的。

结婚时，男方的聘礼都是吃的东西，以前主要有猪、鸭、烟叶、酸鱼、鱼(必须三条)、黑米熟饭、粑粑、生米、米酒，各种礼物加起来大概要有二十担。现在除了以上那些东两，还增加了儿条包装烟，几盒或几件包装酒和饮料，加起来约有四十担，条件好的还可以多送。女方的陪嫁以前有侗布、围裙、布鞋之类的，都是手丁做的，这些东两男方的家人和亲戚都可以用。现在增加了柜子、缝纫机、被子、布鞋、解放鞋，皮鞋一定要有，而且鞋类要有约30双，其他的如电视、风扇、沙发、影碟机等视条件而定。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订婚和结婚的礼物都增加了许多，但有的始终没变，如订婚时的“三牲”必不可少，聘礼的活鱼始终是三条，他们认为‘3’是吉利数字，可以带来好运。黑米饭、粑粑、米酒甚至生米等始终都有，这是他们的辛苦劳动所得，也是生活的必备品，送这类东西表示对女方的尊重，同时，新郎也通过送这些礼物来取得女方家人及亲友对其身份的认同。陪嫁里布鞋必不可少，没有的话，别人会认为女方手不巧，人很笨。

二、新民中寨婚姻习俗呈现的特点

从新民中寨婚姻习俗以前与现在的对比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有些习俗传承下来，没有非常大的改变，如订婚、结婚、婚姻中的礼物等。虽然订婚和结婚时送的礼物多了一倍甚至数倍，但有些礼物始终是必须要有的，如订婚中的“三牲”等等。而且订婚和结婚的时间和程序安排jl乎都一样。礼物方面，男方送吃的东西，女方送用的物品，这种形式也一直未变。

(二)有的习俗在传承中发生变异，从而呈现出新的面貌，如适婚对象的范围，婚约和婚姻关系的解除，婚后的居住方式等。寨里的青年找对象由本寨或附近寨的侗人扩大到寨外甚至更远的汉壮，甚至苗瑶等民族。在解除婚姻关系中，女人有了一定的话语权，男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 历史 不复存在。

(三)有的习俗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和社会的 发展 ，逐渐消失，如姑表婚，这种习俗的消失使青年女子们有了自由恋爱自由选择伴侣的权力。

(四)有的习俗与市场 经济 的关系日益密切了，婚姻习俗中送的礼物，迎娶新娘时放的爆竹，吃的喝的等等，都从以前自给自足的 自然 经济的封闭中走了出来。

(五)当地村民意识到并相信 法律 的作用。一直以来，在寨子里，只要订了婚或举行过婚礼，大家都相互承认彼此的身份，以致于在解除婚约或婚姻的时候都是男子说了算。后来，人们知道了合法的婚姻可以受法律的保护而开始去办理能证明合法婚姻的结婚证书。

三、婚姻习俗发生变化的原因

    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传统的形成、传承和发展变化与其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各个方面是相适应的。依据的观点，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也必不可少。以下就这两方面来分析其发生变化的原因。

(一)内因

这里的内因主要指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变化，当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当地的自然环境。

新民中寨是个侗族村寨，都柳江把寨子与外界隔离开来。居民住房以干栏式建筑为主。

长期以来寨子居民以农业为主，种植水稻、小麦、红薯，也种烟叶、油菜、棉花、大豆、衫树、竹子等经济作物，每家每户都养鸡、鸭、鹅，养猪、牛，在稻田套养鱼，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他们的主要经济形式。

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落后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寨里的人不再满足于仅仅吃饱穿暖，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很多人外出打工，渐渐地，外出务工成了他们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经济实力的增强带来了物质文明和思想观念的更新，一些 现代 化的物质文明如彩电、冰箱、影碟机等涌入村寨。另外，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不再唱而且也不会唱侗族大歌了，而转向流行歌曲。

    由依靠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大潮，表面上看只是他们谋生手段的变化，实际上，在他们为生计奔波的同时，会在潜移默化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当他们回到家乡，就会不自觉地表现出异文化来，渐渐地，就会使一些原有的文化发生改变。

(二)外因

篇2

吉登斯在评价他早期最重要著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时指出：“从早年学术生涯开始，我就把这一著作的写作看做是一个由众多部分构成的整体工程的一部分，我想通过对‘古典’的研究为我的另一相关研究提供跳板。”…这里的“另一相关研究”，就是现代社会及其变迁。在评价自己的结构化理论时，他说：“我仅仅把结构化理论作为我完整著作体系的一部分，它只是我提出的一个研究人类社会行动的本体性框架”“结构化理论并非对世界的普遍性概括，它只是一系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科学基本逻辑和分析人类行为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在吉登斯思想发展的前后两个阶段中，前一阶段主要反思经典社会思想和当代主要社会思潮，提出了结构化理论；后一阶段主要研究现代社会及其变迁，对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前者即结构化理论为后者即现代社会变迁提供理论框架，正如格雷戈里所说的，“结构化理论的发展整体上呈现出某种螺旋式的轨迹：它的一般原理融会贯通地具体体现在一系列有关现代社会的构成的实质命题之中，而这些实质命题又反过来充实、推动了结构化理论更为抽象的主张的发展”。

一、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正如他所说的，“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我们只有在理解结构化理论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才能对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有更深入的理解。所谓结构化(structuration)，是指社会关系凭借结构二重性，跨越时空不断形成结构的过程。这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是社会系统再生产的条件。在吉登斯那里，结构化就是在绵延的行动流中，结构(规则和资源)反复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结构(规则和资源)就是行动的条件，同时又是行动的后果。正是通过结构化的过程，社会的宏大结构才于人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建构。

在吉登斯看来，结构二重性是作为行动与结构的二元论的替代物而提出来的。通俗地讲，所谓“二元论”，是把行动与结构当作外在的两种东西；所谓“二重性”，是指二者是同一个物体的两个不同侧面。吉登斯认为，“结构二重性原理是结构化理念的关键”。因为结构二重性原理旨在具体诠释行动与结构的对立如何被消解于实践之中，而这正是结构化理论的主题。

结构二重性原理的内容是什么?吉登斯提出：“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来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总体来看，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原理包含如下要点：

第一，概括起来讲，结构二重性是指，社会结构既是社会实践建构的结果，又是社会实践得以进行的条件与中介，这要求人们从社会实践的不断展开和持续过程中动态地理解结构。吉登斯提出：“人类的社会活动与自然界里某些自我再生的物种一样，都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也就是说，它们虽然不是由社会行动者一手塑成，但却持续不断地由他们一再创造出来。社会行动者正是通过这种反复创造社会实践的途径，来表现作为行动者的自身；同时，行动者们还借助这些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再生产出使它们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

在吉登斯看来，人的实践活动不是片断式的，而是一种持续的流动，社会生活川流不息，循环往复。因此，社会实践具有循环的特性，而结构二重性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循环特性。

第二，结构与行动是相互联系、彼此依赖而共存的。结构不能被看做是外在于行动之物，结构只能透过行动在时空里展现出来，它存在于时空之外。结构(规则和资源)被不断纳入行动者的行动过程中，并跨越时空限制，通过循环往复的实践而不断再生产出来；考察社会系统的结构化过程，意味着探讨规则和资源如何在行动者的行为互动当中实现再生产。另外，从行动的角度来看，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也利用了社会情境中包含的丰富多样的规则和资源，使他们的行动成为可能。

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社会的构成》等书中，吉登斯还将结构二重性与语言(1anguage)和言语(speech)的关系作了一个类比。他说：“结构可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但不是具体实践的外显模式，而是一些记忆中的原则。结构本身也不是具体的存在，它没有时空的边界，它必须以知识的延续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结构对于实践，如同语言规则(语法)对于说话行为的差异。结构，恰似某种抽象的规则，它是能使某种构造性行为成为可能的虚幻的存在。”语言的结构存在于并通过言语行为而存在，并且使言语有了条理，而离开言语的抽象的语言结构是不存在的。与此类似，结构也是在社会互动中得以实现并使互动过程具有秩序。吉登斯的这一论述，明确了行动是如何在日常的环境条件之下被结构化的，同时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是如何由于行动本身的作用而被再生产出来的，深刻地揭示了结构的特性以及结构与实践的内在关联。

第三，结构既具有制约性又具有能动性。吉登斯指出：“我想再次明确地提出这条原理：社会系统的所有结构性特征，都兼具制约性和使动性。”¨这就是说，结构在构成行动媒介的同时，同时也构成对行动的制约，而且这种媒介和制约关系还通过行动者的实践反复被再生产出来。具体而言，从结构中的规则来看，它不是冷冰冰的否定性的禁令或限制，而是可资利用的建构性因素。从结构中的资源来看，它也不仅仅是对主体的自由创造产生某种制约，还能为人的行动提供活动的可能空间，充当主体活动的媒介和工具。

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提供了思维范式

所谓“思维范式”，主要指思维的方式和方法。按照库恩的理解，“范式”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范式就是团体承诺的集合，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范式就是共有的范例，即方法，在整体中，它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他认为，后一种意义上的范式是更深层次的范式。本文在这里所讲的思维范式也是侧重于后一意义来使用的。在一定程度上，吉登斯是吸收和继承了马克思的思维范式，即实践的思维范式。这一思维范式也被解读为生成性思维范式。吉登斯认为，社会与自然不同，人类虽然社会性地改造自然界，但自然界不是人类生产出来，不是人类行动的创造；社会尽管也不是由任何单个个人创造，但是它由每一个社会参与者创造并重新再创造出来，它“并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pre—given)客体世界，而是一个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所构造或创造的世界”。就是说，人类社会不是预成性的、前定性的存在，而是在历史的、具体的人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并且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变迁而转变。

实践的思维范式或生成性思维范式，是对古代实体性思维范式和近代主体性思维范式的扬弃。在古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依赖自然性的关系靠天去生存。这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也是低下的，人们认为，外在的神秘的客观力量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这便产生了以追求绝对真理、永恒本质为目标的前定论的思维方式，即实体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未能正确处理主体(现实的人)与客体(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环境)的辩证关系。人们热衷于探寻事物的先在本质，从先在本质出发去演绎、推论事物的现在和未来。所谓主体性思维范式，是将主体作为其理论的最终的支撑点，人的理性成为支撑全部存在者存在的“阿基米德点”，这一思维范式是与近代以来人类的实践方式相适应的。近代以来，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的主体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展示，人文精神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人类不断扩展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深度与广度。在人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张扬的同时，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也走向了极端——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征服者、压迫者，人类可以摆脱自然与社会的任何限制。如培根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拷打出自然的奥妙”，对待自然必须“在她漫步时紧追不舍”，使她成为“奴隶”，“强制令她提供服务”。实质上，近代哲学所高扬的主体性，只是一种抽象的关于人类存在的观点，即将人类存在视为一种抽象的主体性存在，一种抽象的自我意识。在这里，理性被视为人的本质，人们将主体作用于客体过程中凸现的主体力量加以抽象化、绝对化，顶礼膜拜，使之成为一种先验的外在的权威力量，成为另一种“先在的本质”。

在一定程度上，吉登斯的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正是以实践的思维范式或生成性思维范式为指导的。正是基于此，他坚决反对社会进化论忽视人的实践活动对社会的构成性作用，把人类社会看做是基于先验的动力、按照既定的方向不断前进的过程。在他看来，自然的变迁与社会的变迁是有区别的。自然界的发展是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发的力量在起作用，是完全不自觉的过程，根本无需人的参与，如四季更替、天体运行、地震海啸、花开花落等等，都没有预期目的，只表现为有一定规律的客观过程。社会历史则离不开人，人类实践活动构成社会的基础，而实践活动具有反思性。因而，社会变迁具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从最基本和最一般的意义而言，任何社会变迁都是极其随机性的。”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而得以制度化、例行化，“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被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现代社会变迁更加显示出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他说：“也许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今天，我们才刚刚开始全面地意识到这种前景是多么地不确定。当理性的欲求替代了传统的欲求时，它们似乎提供了某种比先前的教条更具有确定性的知识。但是，只有我们无视现代性的反思性实际上破坏着获取某种确定性知识的理性，上述这种观点才显得具有说服力”。所以，吉登斯的现代社会变迁思想与其结构化理论所蕴涵的实践的思维范式或生成性思维范式，具有本质性的关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体现。

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提供了研究方法

吉登斯认为，以往现代社会变迁思想之所以陷入认识误区，与其研究方法的弊端有直接的关系。客体主义者所使用的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这一方法源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方法，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首先提出和使用。孔德认为，社会现象虽然比自然现象复杂，但在本质上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服从普遍的因果规律，所以，应该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吉登斯批评指出，人类社会毕竟不能等同于自然界，实证主义方法所理解的社会规律只是社会现象的外在联系，而不是社会现象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与客体主义者不同，主体主义者使用的则是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他们强调的是社会与自然的差异性，认为社会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文化世界”。他们主张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作如下区分：自然科学是关于“是什么”的事实知识，而人文科学则是关于“应该是什么”的价值知识。价值知识是指导人们行动“应该如此”的普遍性规范原则，它在人们行动中起着导向作用。吉登斯认为，人文主义方法看到了自然与社会的异质性，强调人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因素，反对把人当做非人格的社会存在物，这是可取的。但它过分夸大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把结构对行动、客体对主体的制约完全抹杀了。

吉登斯则以实践的思维范式为指导，扬弃了上述方法，提出了“双向阐释”(doublehermennutic)的研究方法。“双向阐释”是指，一方面，社会知识的发展有赖于作为大众的人们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那些在社会科学的抽象化语言中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又不断地重新反馈到、嵌入到它们最初由之提取出来的活动范围即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去，社会的知识或明或暗地、或强或弱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范围，在这个“反馈”过程中，它既重构着社会知识自身，也重构着人们的实践活动、社会生活本身。这些知识、概念和理论，对它们力求分析的社会产生了改变的效应。现代社会是知识社会、信息社会，人们根据这些知识对自身行动进行改造和调整(反思)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这些知识不断卷入现代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的过程。但因为人类行动的反思性“实际上破坏着获取某种确定性知识的理性”，所以，吉登斯指出，我们却永远也不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这些知识的任何一种特定要素不会被修正。在现代社会，再没有什么知识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了，在“原来”的意义上，“知道”就是能确定。¨这些不可靠的知识不断嵌入到社会中去，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着现代社会，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从而使现代社会成为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难以驾驭的风险社会。

篇3

Abstract：Metro as a technical synthesis of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ublic transport travel tools in modern cities， changing people's basic way of traveling， as well as integrating fully into urban life. Hence， influence of subway on city’s time， space and culture were investigated from the aspect of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metro and urban social changes.

Key words：space-time metro ； city life style ； social changes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4-44（6）

导论

1863年，英国为了解决首都伦敦的交通拥堵问题，建设了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它标志着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的诞生，给城市居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交通出行方式。截止2015年，全世界共有120多个城市开通了地铁，城市地铁通车里程公里数前二十名总和达到5500多公里，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莫斯科地铁担负了该市客运交通总量的44%，巴黎地铁日客运量超过1000万人次，纽约地铁营运线路总长居世界第五，日客运总量达到2000万人次，占该市各种交通工具运量的60%，香港地铁总长虽然只有43.2公里，但其日客运量高达220万人次，最高时达到280万人次。据《2014年-2020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发展模式与未来前景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中国累计有19个城市建成运营城轨线路87条，运营里程2539公里，其中地铁2074公里，占总里程的81.7%。

地铁为解决城市扩张所带来的交通拥堵、出行不便等问题而出现，它充分反映了人类利用科学技术解决出行困难、满足出行诉求的渴望。与其他交通工具相比，除了能避免城市地面的拥挤和充分利用空间外，还具有运量大、速度快、无污染、准时、方便、舒适等优点。对于这种交通方式，城市居民给予了极大的欢迎。因为它不仅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还改变了一座城市发展布局，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作为一种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相融合的技术综合体，地铁已经与城市居民的生活出行紧密相连，除了改变人们基本的出行方式之外，所带来的社会性已经充分融入城市生活之中。仔细体味，较为显现的就是“时间”、“空间”在这种新的交通方式之下被重新建构，同时伴随地铁出现的文化元素正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城市发展。因此，如果抛开地铁所带来的技术性贡献，从社会学视角进行审视，我们会发现地铁给城市社会带来的社会性改变更值得去思考。

1 地铁与城市社会变迁的相互促进

地铁是城市社会变迁的产物之一，同时地铁也是城市社会变迁的催化剂之一。

城市社会变迁的动力很多，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特点，城市化是重要的动力因之一。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城市化的过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连续实现了温饱和整体小康以后，推进城市化成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进程。城市化之所以能够以特有的社会变迁带动社会发展，其本质是形成了一系列新机制，如生活压力竞争机制、文化积累进化机制、科学技术创新机制、分工深化创造机制、个体差异需求机制、交换互动依存机制，等等。这些机制就成了城市社会变迁的强大动力，同时也给城市创造许多创新事物。当然，地铁就是众多创新事物的其中之一。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城市化，城市面积不会扩张、城市居民交换关系不会愈加复杂、不会造成交通拥堵引发社会成本的浪费等，那么地铁就不会莫名的出现。因此，城市社会变迁是地铁诞生的宏观背景，而城市化是地铁这种快速交通发展的现实土壤。

技术因素一直是驱动社会时代变化的主要力量之一。丹尼尔・贝尔指出，“技术改变了社会关系和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我们可以随意列出技术促成这些变化的五种方式：一是通过较少成本生产较多商品，技术成为提高全世界生活水平的‘火车头’；二是技术产生新阶级，如工程师等；三是技术为合理性创造了新的定义；四是运输和通讯革命，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产生新影响；五是技术使世界的时空发生了变化”。[1]丹尼尔・贝尔的观点表明了现代技术是城市社会变迁的催化剂。那么地铁作为改变城市交通出行方式的典型技术，为人们交往互动提供了新的形式，使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发生了创造性变迁。

那么，地铁究竟对城市社会变迁带来了哪些影响？不妨先认识一下社会变迁的主要范畴。结合中外学者对社会变迁研究视角，主流主要集中在对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考察，譬如：默尔（Wilbert E. Moore）认为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的重要改变，包括社会规范、价值体系和文化产物等方面；劳尔（Rorbert H. Lauer）则把社会变迁看做各种层次上社会现象的改变；沃尔夫冈・查普夫认为社会变迁可借助社会结构的概念加以理解，社会变迁即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制度的变化。所谓社会结构，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的定义，就是指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2]。因此，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我们可以狭义地将社会变迁理解为人口结构变迁、职业构成变迁、行为变迁、规范变迁、制度变迁、观念变迁等重要特征的集合。那么，地铁影响城市社会地域结构变迁的重要元素，包括了人口结构、职业构成、行为方式、规范制度、观念改变等方面。地铁的时间可控性影响了城市社会人口结构以及职业构成；而空间延伸性为城市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为行为、规范、观念变迁创造了条件。

2 地铁影响下的城市时间

人们谈到地铁，首先提及的就是时间，也就是出行所花费的时间是准时、精确、可控的。私人小汽车数量的迅速增长，给城市地面交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交通拥堵成为城市居民不得不面对的头疼问题，堵车使人们的出行时间变得不可控制，这种情况下地铁的时间优势就充分的体现出来。准时、精确、可控的工业化时间形态的特点，对于地铁乘坐者而言，“可控”同时伴随着地铁对行进速度的大幅度提升，节省了人们花费在交通上的时间，这意味着自由时间的增加。自由时间的增加，则意味着有更多的业余生活时间，人们更愿意继续留在城市工作，支持城市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地铁所带来时间上的精准可控为城市发展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交通上的先决条件。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多数城市特别是特大型城市的空间进入了结构、规模迅速变化的时期。以上海为例，上海作为长三角的经济中心城市，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中心的范围不断扩张，形成了中心城、卫星城、小城镇、集镇四级城市体系；传统的城市经济空间向城市郊区扩散，大量工厂企业外迁，中心城区成为发展金融、贸易等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城市面积的日益扩大，经济活动的日益紧密带来了城市居民之间互动的日益频繁，导致交通出行的距离和频次迅速增加。设想一下，像上海这样总人口两千多万的特大城市来说，仅仅依靠普通地面交通工具是难以满足的，很大程度上地铁为人们出行提供了时间保障。城市快速交通为工作、生活提供了便利，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涌入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的比例正在改变，形成了精英阶层（高收入阶层）、中产阶级（中高收入阶层）、普通工薪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底层阶层（低收入、贫困阶层）、外来人口（流动人群）。我们不能说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因为地铁的出现，但将地铁视是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的一个催化因素毫无夸张而言。

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第三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服务产业等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城市化和后都市化的直接动力[3]。这种变化意味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城市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即农业和工业占有比例减少，而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占有比例增加。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了城市职业结构的变化，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人员比例逐渐减少，而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比例逐渐增多。地铁交通为应对城市这种职业结构的改变作出了贡献。还是以上海市为例，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原来的“二、三、一”产业发展顺序调整为“三、二、一”发展顺序。即遵照“三、二、一”的产业发展顺序，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形成了从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二、三、一”产业结构向第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的“三、二、一”产业结构的转型。这种产业结构转型导致了金融、商贸、交通、通讯、餐饮等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这部分从业人员数量急剧增加，他们穿梭在城市当中，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排除薪资较高的高端管理人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经济条件不高，相当比例为来上海工作的外地人，他们为实现自己的城市梦努力拼搏着。在他们的收入中，允许花费在交通出行上的比例是有限的，相比于私人小汽车而言乘坐地铁会便宜很多。上海工作日平均客流量超过900万人次，大量从业人员将地铁作为出行的首选，可以说地铁为庞大的城市人口流动承担了主要责任，也为整个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工业化时代人们“准时”的时间意识逐步增强。地铁对于时间的要求尤为精确，随着人们对地铁出行方式依赖程度的增加，这种以定时、精确、可控为特点的交通时刻要求，逐步地在改变居民的时间意识。

2.1 居民对时间的要求更加精确

以南京地铁为例，南京地铁的每条线路都有对应的运行时刻表，运行时刻表上对时间的标注是以“分”作为时间单位的。以地铁1号线为例，线路北起迈皋桥站，沿南京主城区中轴线一路南下，于安德门站向东南转至东山新城，进入江宁大学城，南至中国药科大学站，途径栖霞区、鼓楼区、玄武区、秦淮区、雨花台区和江宁区。线路总长38.9千米，共设置27座车站，其中地下站16座，地面及高架站11座。首班车时间为上午5点42从迈皋桥出发，平均2-3分钟一站，6点40到达南京交院站，每条地铁线路的列车均有精确的运行间隔时间表，除去由于机器故障造成的延误之外，地铁可以真正做到准时、精确、可控。而在上海几十米深的地底下，每天有上千万人次，以精确的自动控制方式，在四面八方间大跨度穿梭流动，其繁华热闹程度，不亚于地面上的上海。它给城市生活带来的便利和带动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驱动力，如何估量都不过分。[4]地铁作为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将线性时间的细分切割做到了极致。人们可根据已制定好的以分为单位的时刻表来安排自己的行程，预约、守时逐步成为公认的准则和社会美德。

2.2 促使居民生活节奏逐步加快

当居民对时间的要求越来越精确时，社会生活的节奏也随之被加速。“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等观点不断地冲击着居民，这也是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类社会活动频率加快的产物。高节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十分明显的，居民在工作中分秒必争地去争取最大的价值，在闲暇时也生怕浪费掉一丝一毫的时间，人们更加注重时间的利用价值，从而促使经济产值的增长和消费的增加。资源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出无限的价值，是当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之一。

地铁作为现代工业化产物，同时作为“快节奏”商业社会的必备工具，在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同时，将这种时间认识论纳入人们的思维与观念之中，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已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的生活特点。

2.3 促进城市社会秩序的形成。

公共交通的实行一般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时间运行，并由象征国家的管理部门制定运行车次、停靠站点，是一种秩序体系。随着居民对地铁出行方式的依赖，地铁对时间的精确要求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地铁的固定班次，要求人们去等候，并精确按照时间出行。但是地铁的运营时刻表是政府制定的，民众的出行生活时间其实不能做到完全自由，也就说是处于一种安排与掌控之下。[5]居民想要运用地铁作为出行工具，则需要调整个人的生活时间表。例如，地铁部门通过节假日延长运营时间、高峰时间限流等措施，控制人们的出行时间与方式，保证社会秩序。因此，居民的出行计划将必定根据地铁的运行时刻表来安排，这从一定层面上促进了社会秩序的形成。

3 地铁影响下的城市空间

地铁是现代化技术的一种综合形态，它将城市空间从一维向二维进行延展，将城市地上交通与地下交通有机结合，丰富了人们活动的空间，弥补了地面交通的不足。因此，地铁首先给我们带来的是技术上的空间，这是我们最直观的感受。

交通运输领域的每一次进步都在增加人们的出行半径，交通工具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民用航空的出现使得一日千里成为可能，私家车的普及和高速公路的发展则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但是，乘坐火车、飞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带有公务或私人旅行性质的出行，绝大多数人的此种出行频率并不会太高。普通市民在城市内部，往返于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点之间的日常通勤才是城市日常出行的主流。通常情况下，除去一部分驾驶私家车上下班的市民，绝大多数市民往往需要借助于大众交通工具，包括公交、地铁、轻轨、轮渡等。但是，由于城市区域范围的不断扩大和交通拥堵情况的日益严重，城市居民驾驶私家车、乘坐公交车在上下班通勤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城市现有的道路面积已难以承载越来越多的汽车数量，导致城市拥堵现象频发；同时，步行或骑自行车就可以到达的路途，许多人图省力选择开车，造成汽车可乘人数的的利用率极低，但却仍然占据道路空间。而且，一些没有私家车的家庭，或没有驾驶技术和能力的人，如老人和儿童、残疾者等，在城市轨道交通出现之前，都或多或少受到出行半径小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轨道交通的普及无疑大大提升了城市居民的出行半径。[6]

3.1 地铁的开通使得人们心理距离逾越了空间距离的相对遥远

乘坐地铁，人们在相同时间内的活动空间扩大了很多，市民可以通过所在地区的公共交通主体枢纽或轨道交通站点等重要交通设施之间实现“无缝换乘”，往来于相邻地区之间变得更加容易。以南京为例，从江宁区禄口镇到新街口，若选择公交车出行，要先乘坐709路公交车在安德门站转100路公交车到新街口，全程要3小时，而选择地铁出行，则需要先乘坐地铁S1号线到达南京南站转1号线抵达新街口，全程只需1.5小时。地铁的开通拉近了周边地区与市中心的心理（相对）距离，虽然绝对距离还是很远，但给市民的感觉相对距离并不遥远，这也使得出行者的路径选择更加灵活。

3.2 地铁改变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选择地铁出行，较远的距离可以快速抵达，不仅没有障碍和拥堵，而且比地面交通更加安全。随着地铁优势的逐步显现，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选择在城郊的地铁沿线附近兴建大型住宅区，不仅房价相对较低，而且环境宽敞、空气清新，居民在选择居住地时逐步倾向于城市郊区。所以，地铁的便利为从中心城区到郊区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改变了传统的城市居住模式，使得居住区逐渐向城市边缘外移，城市规模逐步扩大。以南京为例，自地铁一号线开通以来，江宁地区的房价及居住率大幅提升。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地铁二号线、三号线等的开通，必将进一步改变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

大城市人口的增长，市中心区域人口向郊区分流，卫星城发展的根本就是要解决市区和卫星城之间的公共交通问题，而轨道交通相比于普通道路交通优势十分明显，地铁将大大拓展人们生活的地域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城市地铁的延伸，对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也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城市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地铁大大促进了相邻地区的地方交往。目前，在北京、上海、香港等轨道交通相对发达的城市，城市轨道交通与城际高速铁路逐渐对接，共同向公交化发展。江苏与浙江、上海等地的紧密联结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地铁的建设。地铁拉近的不仅仅是城市与城市的时空距离，还有城市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城市生活方式的共享，促进了城市群中各个城市共同发展。

3.3 地铁空间的存在，为城市居民互动提供了新的场所

在地铁空间当中，人们的语言、行为、意识、符号在这里相互汇聚、相互交融、相互矛盾、相互改变，于是形成了另一个空间――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可以理解为城市在社会与经济方面呈现的空间特征和状态。由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空间成为物品和产品的集聚地，并具有一定工具性和功能性，服务于人们日常的交换活动。因为空间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相关，才具有了社会性。简・雅各布斯认为，“城市最基本的特征是人的活动。”城市空间正是通过承载公共生活和市民活动获得意义，这些活动是一种受到激发而集聚的过程[7]。因此，不同于技术性的空间研究，城市社会空间的应用不局限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发现城市空间形态及其变化过程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动因，将空间生产过程和社会变迁过程结合起来[8]。地铁是城市社会变迁的产物之一，从技术空间向社会空间的转向是地铁这种技术性综合体社会化功能的体现，由于地铁空间是城市居民交往活动的开放性场所，所具有的公共属性使其担负着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其重要意义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与日俱增。作为一种存在于城市居民生活世界中的空间，对于活动于其中的人们的行为、规范、观念、符号等带来哪些影响与改变，将是研究城市地铁文化的重要范畴。

4 地铁影响下的城市文化

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不同的文化功能构成不同的文化布局，文化的意义依它在“人类活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所关联的思想，以及所有的价值而定”。[9]在其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思想下：文化是社会结构体系的工具，文化功能的发挥受各种社会结构层次的制约，文化体系不仅决定人的价值观念，也构成人的行为准则。广义的城市文化简单地说是人们在城市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城市人群生存状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及城市风貌的总体形态。城市文化在演进过程中，常常以新的物质创造为载体不断发展变化，原有的文化特征在新的环境下调整和升华。城市地铁作为一种物质创造，不仅仅是实体空间的产生，而代表了城市文化范畴内新特征和新变化的处理。如今，城市地铁已经成为城市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乘坐地铁是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每天的出行习惯，地铁空间成为人们之间互动的新平台。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帕森斯认为，文化是人类互动系统的产物，而地体作为人们互动的一种媒介，给城市公开规范、城市观念、城市符号注入了新的内容。

公开规范是指群体、组织和社会公开宣布的规范，比如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技术操作规范以及各种规章、规则、制度等，都属于公开规范的范畴。公开规范包括公开宣布的规范、规则、制度，那些虽然没有公开宣布但内化为人们行动指导标准的道德准则，以及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行为标准。地铁是一种公共交通工具，在乘坐地铁的过程中，个人行为必须得服从公共行为。比如乘坐地铁应该按照“先下后上”的秩序乘坐，这一行为要求人们互相礼让、遵守通行秩序，虽然是一个很小的行为规范，但能培养人们相互协作、相互理解的精神风貌，也能反映出一座城市的文明素养。近几年，我国多个城市颁布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对不遵守城市公共秩序的行为做了明确禁止，例如：禁止在车厢内吸烟、吐痰、便溺、乱扔垃圾；禁止在车站、站台、站厅、出入口、通道停放车辆、堆放杂物；禁止强行上下列车；禁止携带宠物乘车等等，有的城市还禁止乘客在车厢内吃食物。地铁行为规范的产生本质上充分体现了个体行为服从公共行为准则的观念，要求人们在公共场所约束言行举止，遵守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安全，懂得替别人考虑，尊重他人感受。这将使城市居民感受到城市文明进步带来的精神享受。

时间上的精确、可控是城市地铁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当地铁进入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范畴，成为日常通勤惯用出行方式的时候，人们的时间观念也随之转变。现代城市是社会财富的创造地，工业化的时间意识使得人们的时间观念由循环变为直线、模糊变为精确、忽视变为珍视。在城市地铁站内，我们经常看到匆匆行走的人们，他们计算着下一个活动的开始时间。地铁时间特征强化了人们的时间观念，反映了现代计时技术对人们时间意识的改变。人们普遍意识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种时间观念内化成一种城市观念，它代表着进步，意味着人们向前的目标不断前移。

地铁不仅仅是城市现代化交通运输系统，更是一组符号系统，展示了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精神内涵。城市符号具有无可替代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意义，“城市精神”是城市之魂，而“城市精神”就镌写在一个个城市符号上。城市符号作为一种符号经济，它的社会意义在于：展示和传送本民族、本地域的优秀传统和文化，扩大城市知名度，抬升城市品位，塑造城市形象等。[10]世界各国城市地铁空间都有这个国家、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历史气息。我们走进法国巴黎地铁站，感受到是法兰西民族追求自由和浪漫的天性；我们走进美国纽约地铁站，感受到的是美国多元性民族文化。我国的城市地铁空间也不例外，例如南京地铁站内的墙壁设计，都根据站台所处的地理位置选择壁画主题，南京站反映南京城区总貌；玄武湖站以水为主题；中华门站壁画则是有着厚重历史感的南京明城墙，在中华门站文化墙上，可以看到了“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诗词，鼓楼站文化墙上分别用甲骨文、小篆等6种字体写了“东吴、东晋、宋、齐、梁、陈”6个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朝代名称，南京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了地铁地域特色文化，展示了南京这座古城特有的魅力。此外，在地铁空间内，我们可以看到商业宣传、公益宣传，它们传递着一座城市的信息，成为一个城市经济实力、人们生活水平及现代化、城市文化的重要标志。

结语

如果我们走进地铁，仔细观察，会发现地铁对城市带来的社会性改变就在我们周围。这个由人类生产力进步所创造的技术综合体，除了承担它应有的技术功能之外，对城市社会变迁的贡献已经远远超过它的技术价值。人们在地铁空间内互动，各种想法、行为、语言在这里汇聚，所产生的各种社会性现象将继续推动着城市社会的变迁。通过地铁这个物质载体，将有助于我们继续观察、继续思考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文明的进步、城市文化的特点，将有助于我们研究城市变迁的新的动力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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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国顺.上海地铁的风花雪月[J].新民周刊，2016，（4）.

[5] 周奥扬.地铁影响下的时空生活变迁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论文，2013.

[6]周奥扬.地铁影响下的时空生活变迁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论文，2013.

[7][丹麦]扬・盖尔，拉尔斯・吉姆松.公共空间・公共生活[M].汤羽扬，王兵，戚军，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47.

篇4

引 言

2010年3月笔者开始有关在日华侨华人的研究。笔者是自费留学生，有关在日自费留学生的相关事宜非常了解。但是，对在日公费留学生的情况一概不知，比如，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公费留学生？留日公费留学生有何特征？享受什么待遇？在日生活、学习情况和自费留学生有何差异以及学成之后的就业情况等。为了弄清以上问题，笔者开始以“在日中国公费留学生的异文化适应”为题目的调研工作。2012年3月笔者以该题目完成了硕士论文。

2013年笔者又把目标转向了在日中国人的劳动问题，以田野调查为中心，开始以从中国福建去日本留学或工作，在东京筑地市场工作的中国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的研究。2014年3月在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上发表了“日本新华侨生活状况的考察：以东京筑地市场为例”的文章。近来，笔者又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国内的归国留学生的研究。

回顾在日华侨华人研究，游仲勋说“战后日本华侨研究主要是以华侨社会经济为中心（游仲勋1996：90）。” 80年代以后，在日华侨华人研究有了明显的变化。门永美保认为“从1980年初开始，在日华侨华人研究不仅在经济方面，在华侨华人对日本社会适应类型方面和文化摩擦方面也有了很大进展。同时在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变化、组织形态和华侨华人重新构造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门永2013：74）。” 本稿主要通过文献分析日本华侨华人研究概况以及研究动向。

一、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研究

有关在日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研究代表作品有过放（1999）的《在日华侨的自我意识的变化》。过放把在日华侨华人分为三个层次进行了分析。第一层是表层。主要阐述在日华侨华人的历史。第二层是中层。主要从婚姻方面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的社会构造。第三层是深层。主要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变化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日华侨华人和日本人结婚以及取得日本国籍的华侨华人越来越多，促进了在日华侨华人化的迅速发展。但是，在日华侨华人化的进展不等于否定中华文化而获得日本文化（门美2013：78）。”

除此之外，还有朱慧玲（2013）的《日本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以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为中心》。朱慧玲的硕士论文是以在日老华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问题。之后在硕士论文和王津的硕士论文成果的基础之上，分析了1972年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完成了博士论文。朱慧玲认为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和日本社会的社会距离在不断缩小，随着在日华侨华人的世代交接，在日华侨华人在不断的被日本社会同化。

二、教育、职业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在日华侨华人学校和教育问题也被学术界所关注。台湾学者杜国辉可称之为在日华侨华人学校和教育研究的先驱者。杜国辉（1991）以《多文化社会华侨华人的对应：日本？台湾的华侨学校毕业生动向分析研究》为题，主要是华侨学校对在日华侨华人有着重要意义为基础，针对在日华侨学校毕业生进行了意识性调查。杜（1991）的研究表明日本华侨华人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日常生活、行动、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等方面已经被日本社会所同化。此结论和周慧玲（2003）的结论相吻合。

除此之外，裘晓m（2007）以《有关日本华侨华人教育之研究：面向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的教育的再构造和课题》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裘晓m主要通过以下三个视点对在日华侨华人教育进行了分析考察。“第一，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作为民族教育发展起来的华侨华人教育发展的沿革和面貌。第二，从动态的视角，阐述了1990年代以后在日华侨华人的实际转换状况。第三，从多文化教育的视角，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教育意义和所承担的责任和任务（裘2007：11）。”但是，裘（2009）有以下三点不足之处。第一，没有把日中两国政策变化和此论文关系相结合。第二，近代华侨华人教育形成过程的分析应该和新华侨华人教育的形态分开作以分析。第三，应该把华侨华人教育以外的教育实践列入分析行列。

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在日学成后回国创业的中国留学生不断增多。因此，以回国留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加。其代表研究有安部康久、徐亚文（2011）的《从日本留学回国学生就业状况和留学经验的评价：以研究生为例》。为了完成此论文的调查，安部康久和徐亚文针对中国辽宁省大连市和山东省济南市的相关学校研究生以及具有专业知识、持高学历的回国留学人员为中心，进行了研究调查。其结果是：“留学者对自己的留学有较高评价（安部康久、徐亚文2011：189）。”

奈仓京子针对从日本留学回国的留学生进行了研究调查。其代表作品是2009年发表的《从日本留学回国留学生的自我实现和制约的考察》。奈仓京子从回国留学生的视角，以中国福建省厦门市和广东省为中心对回国留学生进行了采访调查。随着回国留学生和中国国内博士研究生的增多，“对中国的大学来说，“海龟”不再向以前那样珍贵。

三、地域方面的研究

有关华侨华人在日地域分布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以在横滨、神户、长崎居住的华侨华人为研究对象。近来，以东京、名古屋和冲绳等地区为对象的华侨华人研究也增加了。代表研究有山下清海（2007）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京再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山下主要通过“东京都统计年鉴”第6次（1954年）到第56次（2004年）的“外国人登陆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京都在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的特征。山下把东京华侨华人的人口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称之为“停止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到1978年）。这一时期在日中国人人口变化不是很大。第二时期称之为“急增期”（1979年到1988年）。这一时期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日中国人急剧增加。第三时期称之为“安定期”（1989年至今）。这一时期在日华侨华人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中国东北三省出生的中国人明显增加（山下2009：107-109）。

四、其他相关华侨华人研究

中国最著名的“侨乡”有江门、泉州、潮汕和梅州。近年来，相关学者开始了以“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为对象的调查研究。“侨乡” 研究的代表作品有稻泽努（2016）的《侨乡：华侨故乡的观念和实像》；长沼さやか（2015）的《广东省珠江达美侨乡的起源：以华侨的村和无华侨村为例》；兼城系绘（2012）的《“移民”支持的神社：福建省福州市的侨乡为例》等。

全球“华侨华人博物馆”包括正在筹建的有7个国家50家左右。其中中国国内有近30家，海外近20家，分布在亚洲、美洲、大洋洲等。2015年11月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与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华侨博物馆与华侨华人研究”学术研讨会。此会对华侨华人对华侨博物馆研究有着重要意思。此外，玉置充子（2012）也对《广东省的华侨华人博物馆》进行介绍等。“侨乡”是华侨华人的故乡；“华侨华人博物馆”具有对华侨历史文物、文献资料等进行保存、研究等功能，因此，推动“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结束语

以上总结了日本华侨华人研究的情况。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开始于经济方面，之后发展到华侨华人的意识的变化、学校教育、地域分布、归国中国留学的就业等方面。近来又出现了以“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为研究课题。本文通过整理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了解了日本华侨华人的研究动向，为今后新课题研究“中日国家关系的变化对在日华侨华人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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