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博士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223-02

一、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在原子论上的重大差异

一直以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都被认为是古希腊最简明，在现在看来也是最科学的一种关于世界构成的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人类开始脱离幼年时期对于“神”的依赖，并逐渐开启了理性的大门。

德谟克利特的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充实而不可分的物质微粒，作为万物构成的基本原料；“虚空”是“原子”存在和运动的场所，其性质是“原子”“充实而不可分”性质的对立面—“空虚和疏松”，足以让“原子”的运动完全不受影响。最初“原子”在“虚空”中“不规则地分布”并作着不规则的运动，随着这种不规则运动导致的“原子”间碰撞而逐渐形成了“涡旋运动”。在“涡旋运动”中各种不同的原子按照不同的组合形式结合起来，从而复合为世间万物。

“原子”、“虚空”、“涡旋运动”都是客观、必然的，那么由“原子”在“虚空”中“涡旋运动”而形成的万物的产生必然都是有原因的。现在看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虽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天才思考“合理地”设定了世界构成的一种形式，但实际上使人类对万物构成有了一种新的思考，而不仅仅将其归结为“神”的主观创造。由于他的世界观是以“必然”为开端的，所以也就很自然地在哲学上得出结论：一切事物都有着必然的相互联系，并都受这种因果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制约。德谟克利特在自己的这种思想指导下，选择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正如他在家乡阿布德拉被以“挥霍财产罪”指控时的自我辩护说言：“在我同辈的人当中，我漫游了地球的绝大部分，我探索了最遥远的东西；在我同辈的人当中，我看见了最多的土地和国家，我听见了最多的有学问的人的讲演；在我同辈的人当中，勾画几何图形并加以证明，没有人能超得过我，就是埃及所为丈量土地得人也未必能超得过我……”

但德谟克利特并没有就“涡旋运动”产生的前提——“原子”的不规则运动做出说明，为何这些性质一致的“原子”不是相安无事地依照着它们所有成员都遵守的规律运动而却有相互之间的碰撞和挤压呢？

很大程度上，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同意西塞罗的观点：“由于伊壁鸠鲁看见了，如果原子通过它们自己的重力被迫往下坠，我们没有力量可以转移它，因为原子的运动是被决定了的、是必然的，于是为了逃避必然性，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而这个办法是德谟克利特所没有想到的。伊壁鸠鲁说，虽然原子由于它们的重量和重力被迫而从上往下坠，不过原子的运动仍然稍微有些偏斜。”

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大框架下，以“原子”的不规则运动这一“涡旋运动”的成因为突破口，提出如果一切都是像德谟克利特所认为的那样被必然规律所支配，那么所有“原子”的存在和运动都应该是无差别的，“原子”没有理由会在一个为规律所支配的宇宙中不规则地分布和运动。从而也没有理由存在“涡旋运动”，更谈不上万物由“原子”通过“涡旋运动”所引发的碰撞和挤压来实现组合。所以，伊壁鸠鲁认为如果原子论要能自圆其说，那么“原子”之间必然需要一些细微的差异，通过这些细微差异导致的运动上的差异，从而实现“原子”间的碰撞以及“涡旋运动”。而这些差异的存在又指向新的问题——这些差异是什么造成的、有差异的“原子”还是“原子”吗？于是，伊壁鸠鲁把“原子”的这些差异归结为其微弱的、自主的意识，从而通过对原子论的“细微”修改消除了在“原子”的“涡旋运动”上的疑点。

伊壁鸠鲁对原子论的修改虽然看似细小，却指向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正因为“原子”在运动时存在着偏向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无法用完全的必然来解释，只能或多或少地归于“原子”的偶然运动），而这种“自由”在其空间观中同样与德谟克利特对“原子”及其运动的“必然”假设一样，都是“终极必然”的——“自由”与“必然”同样是终极的。所以每一事物和认识无论其理性与否，都具有其存在的无上“自由”，因此争论一种观点是否真理是没有意义的，真理是潜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共鸣。伊壁鸠鲁在人生的选择上与德谟克利特截然相反，他将享受人生和追求内心快乐正如其名言所说：“作为目标死亡同神一样不足惧，因为死亡只是人的感觉的丧失，当人活着时，死亡还没有到来；当死亡到来时，人已经不存在。因此，死亡与人生不相干，人应当通过哲学认识自然和人生，从对神和死亡的恐惧中解放出来，用理性规划自己的生活。”

看似细微的修改却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得原本充斥着宿命必然性的原子论变得带有二元论色彩，“原子”得到了自由，由它们构成的万物也有了摆脱宿命的契机。以原子论为起点对比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上的不同，马克思找到了他们都信仰着原子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追求的原因。

二、“原子”坠落的偏向点拨了意识与规律的关系

相对于德谟克利特朴素唯物主义原子论的崇高地位，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上的成果则更多地受着批判和讥讽。在马克思创作博士论文的时代，哲学史上大部分人把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相等同，并将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修改认为是随意臆造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类似于西塞罗：“并非伊壁鸠鲁是没有学士的人，而是那些以为到了老年还得学习对少年人来说不知是可耻的东西的人，才是无知的人。”对伊壁鸠鲁及其学说客观评判的声音显得极为弱小。通过对伊壁鸠鲁的时空观的重新阐释，实现在哲学史上对伊壁鸠鲁及其自然哲学地位和作用予以正名。正如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认为在这篇论文里我已经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闪耀着一元唯物主义的光芒，认为万物皆由虚空中不可分的“原子”在“漩涡运动”和相互排斥和吸引的过程中构成，万物的存在和运动皆由这一规律决定。从这一观点延伸，得出万物的的命运皆由这一形而上的规律所引申出的其他规律所决定。作为“万物”中一部分的人类只能接受规律的控制和安排，德谟克利特自己则以毕生的精力探求着世间无穷无尽的的规律，以期触碰那形而上的真理，“真正讲来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因为真理潜藏在无底的深渊里”。

但是，这种对宇宙构成规律的规定使得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变得神秘化，其中暗示了人类在万物规律面前被完全掌控的宿命，人类只能不断地去认识各种表象后的因果联系而无法对事物和自身的命运有所作为，“他（德谟克利特）提出把原子的相互排斥和冲击而产生的漩涡作为必然性的实体。可见他在斥力中只注意到物质的方面，即分裂、变化，而没有注意到观念的方面；按照观念方面，在斥力里，一切与他物的关系都被否定了，而运动被设定为自我规定。”它表现了无神论倾向，但是却把类人的神变成了无情感的规律——神被进一步神化，人的价值依然虚无。

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评价突破了前人普遍批判的藩篱，认为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对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继承具有扬弃意义，并超越了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抬高自然规律而忽视人类精神的问题，将人从被规律完全掌控的宿命中解放出来，使得人的价值和地位拥有了“神性”（或者说将形而上的规律世俗化了）——“所以卢克莱修很正确地断言，偏离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并且像他立即把这个思想应用到意识方面那样，同样，关于原子也可以说，偏离运动实在它的胸怀中的某种东西，这东西是可以对外力作斗争并和它对抗的。”

三、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萌芽显现

马克思并没有通过博士论文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空间观和自然哲学，而是以一种看似折中的方式提出了自然对于世界构成的思考——既沿着前人的道路继续尊重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又突破前人评论的藩篱，给予伊壁鸠鲁对原子论的修改以客观评价。

历史博士论文篇2

从华中师大港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到香港浸会大学“疑难为本学习”教学与研究计划执行总监，再到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院友会主席，及至国际创新解难学会会长，他从来没有间断过为社会服务。

他就是久享盛誉的著名教育工作者――叶国洪博士。

书香门第，爱国世家

“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这句话出自古龙笔下。大抵家世显赫、望族名门，皆不出于此。叶国洪博士一家亦如是，父亲和母亲均是国立中山大学毕业，曾执教于国立中山大学，因抗日战争而往返香港与大陆之间任教。而他自己本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现在成就斐然，可以说，叶博士出自书香门第，礼仪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刚开始美国不插手战争，却大发战争横财，同时，吸纳世界各国的人才为己用。叶国洪博士的母亲从国立中山大学生物学系毕业后，一度收到美国方面的邀请，希望她可以在美国发展。当时，由于叶国洪博士的父亲不愿接受美国方面的邀请，而母亲向着父亲，同父亲一样，都想为自己的华人社区作贡献，所以，也毅然回绝。此后，他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香港的教育事业上，培养了许多人才。

很小的时候，叶国洪博士就随父母来到香港，在香港读完小学，中学。人生往往面临很多选择，如同父母亲一样，因为爱国，在大学的专业选择上，叶国洪博士毅然选择了强调发扬中华历史文化的历史系。这是一生的选择，正如同他的初衷一样，此后的一生，他都在“历史”里奔走，以“历史”为引，将自己的爱国思想灌输到每一个学生的心里。

叶国洪博士自己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香港，但是他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以后的国籍只有外国籍，因此放弃了这些机会。现在，孩子因应自己的兴趣，也秉承了其父的志愿，在香港大学攻读完电子工程后，留在了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进修机械翻译课程，并从事相关文教活动。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2004年9月16日，在香港这片土地上，飘出了叶国洪博士的声音，香港电台《家家有教》节目邀请叶国洪博士做客。这一天，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学习方法――“疑难为本学习”法。

“疑难为本学习”即是让小朋友学习寻求解决疑难的方法，并且判断各种解决办法的可行性。许多教师都习惯一个问题只为小朋友提供一个标准答案，而叶国洪博士相信要训练学生的解难能力，必须培养小朋友的扩散性思维。他建议老师在设计问题的时候能针对现实的处境，紧扣学校的课程，贴近生活，好让学生能将所学应用到解决实际生活所面对的困难中。

叶国洪博士无疑是很成功的。他在历史的教育上，也系统地用到了“疑难为本学习”方法。历史往往凝聚着深厚的爱国情感，只有弄清自己的历史，才能够知道自己的源，知道自己是华夏子孙。因此，在历史教育上，叶国洪博士主张爱国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的表面。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叶国洪博士让学生自己回去查自己的族谱，并且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了解自己的祖先；第二，问自己是什么人，什么国籍的人；第三，如果你的亲戚不愿意做中国人，你怎么对他说话呢？在三十几所中小学里，围绕这几个问题的比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样，就让学生明白了，为什么要爱国，为什么要重视自己的国家。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那么，怎么样更好地传道、授业，为学生解除疑惑？2005年11月10日，叶国洪博士再次走进《家家有教》节目，这一次，他带给学生们的学习方法，是“专题研习”学习方法。

“专题研习”务求全方位引导小朋友学习一个跨学科题目。“专题研习”的目的是训练学生独立思考、掌握资料、提出个人见解。叶国洪博士曾到过五所学校作环保考察，其中一间学校把污水问题写成硕士论文般深入。对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教育的弊病。学校究竟需要小朋友做什么呢？他认为“专题研习”的学习重点不只是解释某个专题，不是上网找资料，而是注重启发小朋友的创新思维、高阶思维和解难能力。家长应鼓励小朋友以自己的角度来推理他的理论，因为童真往往是最难得的。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意即是不会教的人要首先学会教，会教的人要学会不教。这是叶国洪博士综合前人成果在教育方面提倡的又一个著名的观点，理论界称之为“鹰架理论”。它提供了一套如何诱导学习高阶思维的构架，它建议引导学习者从已知的领域走进未知的范畴，以及将个人的能力提升至潜在发展的层次。在此过程中父母亲及老师只担当辅助者的角色，给予提示让孩子自行探索如何解决问题。

虽然在很早的时候，苏俄心理学家维果斯基就提出了“鹰架”的概念，认为人的认知发展分成实际的发展层次以及潜在的发展层次，但是这个概念对于指导学习方面依然很模糊。叶国洪博士更注重理论在实践当中的应用，他潜心研究，在“鹰架”概念的基础上，更上一层，“鹰架理论”得以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在教育领域，叶国洪博士永远行得比别人先，永远行得比别人远。他从来没有满足现有的成绩，没有在耀眼的光环面前停下脚步，接受观众的喝彩，而是澹然的开始另外的研究。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正是因为这种心境，叶国洪博士返璞归真，意识到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他说：“青少年问题，不能等到上了中学才教，应该在幼儿园、小学的时候就要教他纪律的问题、道德的问题，不能等他上到中学、大学才学，那样会很费力。”

因为历史研究，叶国洪博士的眼光总是放在全世界。他在研究韩国、日本、德国等许多国家的时候，发现这些国家很早就有胎教，但是在香港却很少。“德国有很多神童，他们都是胎教的。”叶国洪博士说。胎教的秘密在他的研究下逐渐解开，很多儿童杂志争先访问叶国洪博士。有几家杂志的读者运用叶国洪博士的方法胎教，现在孩子很聪明。

历史的推动者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早在大学求学的时候，叶国洪博士就表现出了对历史、对时局、对国家的深深关注。上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在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为事情争执不下。在这样的时局下，当时尚在大学读书的叶国洪博士发起了保卫的文明合法运动，为祖国领土完整奉献着自己的热情。

叶国洪博士同时也是当时“反贪污运动”的领袖人之一（香港天主教大专联合《曙辉》月刊总编辑）。因为反贪污学生运动，港英政府后来成立了独立的廉政公署，他可以说是改变了一段历史。叶国洪博士坦言：“当时的运动冒着随时可能被抓捕的危险，实际上我几乎被当时的港英政府秘密的拘捕。只是我们坚持的是守法、文明的运动，是支持政府而不是让政府感到为难的学生运动。”

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之后，叶国洪博士开始了历史的教学工作。当时港英政府想把中国历史合并在社会科学里，很显然，这一番举动就是想让学生减少对中国历史的学习，从而减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叶国洪博士坚决的发出了反对的声音，最后港英政府放弃了合并。叶国洪博士对历史的影响，可见一斑。

我的字典里没有退休

前苏联伊凡•巴甫诺夫是经典性条件反射的提出者，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生理学家。巴甫诺夫说：“科学需要一个人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假定每个人有两次生命，这也还是不够的。”叶国洪博士甚为推崇，他笑言：“假如给我多一次（生命），我也要多一次。”

叶国洪博士一生从事教育研究，把教育当成了一辈子的事业。他说：“我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两个字。有工作才有成就感，如果没有追求的目标，我会很快死掉。”叶国洪博士这一生都在不断的进步与奉献中，当真自强不息，不枉此生。

历史博士论文篇3

最近，收到上海师范大学张会超博士惠赠大作《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12月出版），拜读后颇有感想。

张会超是我的大学同窗。他自大学本科、硕士直到博士，专攻历史档案学，对历史档案编研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宋朝架阁库、少数民族文书档案、简牍档案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张博士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档案学系副教授，兼任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国档案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一书是作者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研究成果，也是历史档案学研究方面的力作。著作通过史料的挖掘与梳理，还原了明清档案抢救、保护和整理这一复杂过程，展现了具体翔实的细节，对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等机构及其人士先后参与明清档案的保管和整理作了细致的探讨和阐述；并在史实构建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意义阐释，剖析了整理方法的运用与变化，揭示了档案思想的积淀和升华，阐明了档案整理的经验与教训。明清档案整理的影响逐渐深入人心，而其作用也日益突出，并成为中国档案学形成的推进因素和重要内容。纵观全书，主要特点体现如下：

1 构建历史事实，史论相佑

为还原当时明清档案整理的真相，不至于使过去的景象埋没于历史的烟尘中，作者构建史实廓清了当时整理明清档案的状况。从“八千麻袋”事件入手，详述故宫内的明清档案厄运和悲惨状态，展示了当时众多人员在历史档案方面表演的一幕情景剧。以重笔叙述了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等机构及其人士先后参与明清档案抢救、保护和整理这一复杂过程。

著作在写作过程中十分重视理论与史料的结合。在论述明清档案整理实践过程时，多引用当事人的记述、往来信件、文书资料等印证当时的档案流转、档案整理过程。在论述档案整理理论凝结时，遵循“从史料中来，到史料中去”的原则，从史实中引出理论，用史实说明理论，用理论分析历史事实。如，在论述档案分类、档案编目等问题时，多节录当时的相关规定，由规定得出各个整理单位的档案分类、编目思想，再引用当时人记述的史实印证理论。在论述明清档案整理意义时，作者说：“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为论述这“光辉灿烂”的成就，文章引用了大量史实，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作者也说：“对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这一事实作一还原，‘论从史出’，从获取的史料中得出结论。”

2 提炼理论方法，辩证论述

档案整理的实际需要，推动了档案工作研究。作者在档案整理的大量史实中提炼出档案整理一些理论和方法。在整理档案的原则上，作者指出：不同的机构和人士在对档案进行整理时，各有原则。北京大学视如珍宝，妥善保管，并及时整理；故宫博物院设置机构保管档案，由专职人员来整理，按系统保管，尊重档案的形成规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集中精力，按重要程度、紧急程度进行分工协作，尊重原有的整理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未雨绸缪，整理之前即制定规则，整理过程中注重联合，携手文献馆一起编制出目录，并且，整理与刊布并重；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珍视明清档案，积极参与抢救和整理档案。同时指出：各个机构整理档案的原则不完全一样，但对档案的重视是一样的；不同的原则恰恰是各个机构基于不同情况而作出的选择，既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结果，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

在档案分类上，作者指出：民国时期对明清档案的整理采取了相对科学的分类方法。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档案的整理重在形式整理，最初，将档案分为题本、誊黄、贺表、报销和杂件五种，后来，对整理方法作了修改和完善，但分类方法基本没有大的改变，仍是按照档案的文种和名称进行分类。故宫博物院对档案的整理初期是先分大类，多采用形式和文种的分类方法，而后，再进行具体的类别。1934年以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确立了普遍整理的原则，同时，尊重来源，按照机关、程式、来源、名称、时间、地域和人物的类别进行档案整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的整理档案根据档案的具体情况采取了机关、事由和文种等不同的方法。同时，作者还指出：无论哪个进行历史档案分类工作的文化学术单位，都特别强调档案分类法的实用性，都把实施验证作为评价和修正档案分类法的重要依据。

历史博士论文篇4

1983年5月27日，中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新中国第一批博、硕学位授予大会，有18位来自不同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生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这新中国首批18位博士中，就有新中国第一女博士学位获得者徐功巧，她同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生物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和理学女博士学位获得者。徐功巧成为我国自行培养并授予的第一个女博士，从此开始，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渐渐增多。她们之中，有的成为我国实施学位制度后各个学科的“第一女博士”。

由于资料分散的缘故，加上不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领域，长期来一直没有得到详细的研究和考证，存在很多疏漏和错误的说法。笔者依据我国实施博士学位授予制度的学科分类来梳理和考证，查缺补漏，修正误传。

一、新中国的“第一女博士”

继徐功巧获得中国第一位理学博士学位之后，1983年12月27日，倪以信在清华获得博士学位。当时清华大学参加答辩的只有两个，而倪以信又是第一位答辩，所以她是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第一位博士，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位工学女博士。

第一批医学女博士是由北京医学院1984年12月授予的，她们是第一位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女博士曹承敬，首批生理学女博士谢翠微、李思嘉（1）。

第一位经济学女博士刘桂苏（2）的专业是财政学，依学科分类，她也是经济学科门类第一位女博士，获得学位时间比世界经济专业第一位女博士赵涛要早半年。

第一位法学女博士梅小侃（3）的专业为国际法，她于1986年7月7日获得学位。她是北京大学著名法学家王铁崖的第一位博士生，同时也是北京大学第一位法学博士。

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学位获得者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杨若薇，她于1986年7月7日获得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学科专业为中国古代史，导师是邓广铭教授，博士论文是《辽朝军政制度考察》。（4）由于杨若薇为人低调，加上对她关注不够多，所以多年来人们一直把历史学的第一位女博士的头衔戴在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黄爱平头上。黄爱平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科的第一位女博士，她于“1988年5月获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学科专业为中国古代史”。她于1985年7月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学位之后又继续攻读博士，成为人大录取的第二位女博士。关于“第一名”的头衔，她并不在意：“不少人，包括我导师，都说我是我国第一个历史学女博士，这是一头撞上的，纯属偶然”，“不止一家媒体提过，甚至一些学生报考我的博士生，也是专门奔此而来的，特别是女生。但我对过程中的排名并不在意，对巧遇到的‘第一’、‘首位’也不看重。回想起来，我是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的第二批博士。当时第一批博士人数很少，其中的历史学博士，好象没有女性。在第二批博士中，女姓也寥寥无几。”（5）可见她自己和导师也没弄清楚，殊不知这第一位其实并不是她，可谓当局者迷。其实若除去杨若薇，这第二位也不是她，而是于1987年9月获云南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的方慧（6）。

第一位语言文字学女博士是1987年7月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石定果（7），依学科分类，她同时也是文学类第一个女博士。

第一位农学女博士是李晓方，她于1987年12月在华中农业大学获得农学博士学位，专业为作物遗传育种（8）。

第一位哲学女博士是1988年5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周穗明（9），她所学专业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位教育学女博士由史静寰于1990年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她所学专业为中国近代教育史（10）。与史静寰同时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还有年仅25岁，于1990年初获得华东师范大学普通心理学专业博士学位的宋美娥，她是我国心理学第一位女博士同时也是最年轻的一位博士（11）。因心理学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故笔者以目前执有的资料很难判断史静寰与宋美娥谁是“第一位教育学博士”。

第一位军事学女博士姚云竹（12），她于1998年毕业于军事科学院战略学专业，获得军事学博士学位。曾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三八工红旗手”、“中国十大女杰”等荣誉称号。

管理学博士学位是1997年新的学位授予学科目录中从经济学分离出来的，1999年共授予331人管理学博士学位，因此，谁是第一位管理学女博士很难考证。

艺术学是2012年新学位授予学科目录中从文学独立出来的，因此目前还没有授予艺术学博士学位的历史。

以上是按大学科目录分类区分的，如果以学科细化来分，有中国“第一女博士”头衔的人更多，如：第一位经济学女博士赵涛13；第一位书法女博士解小青；第一位轮椅女博士侯晶晶；第一位聋人女博士郑璇；第一位舞蹈学女博士袁禾；第一位体育学女博士陈小蓉；（14）第一位美术学女博士王可平（15）；第一位统计学女博士蒋萍；第一位会计学女博士曲晓辉；第一位词学女博士王筱芸；第一位外科女博士周晓霞；第一位生殖医学女博士司远征；第一位农业动物工程学女博士夏平（16）；第一位女中医博士陈光新（17）；第一位词学女博士王筱云；第一位整形外科女博士乔群等等。

二、新中国女博士授予情况分析

随着20世纪20年代开始提倡在教育上的男女平等，便开始有女性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有的甚至出国留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但囿于当时的条件，很难实现男女在教育上的平等。在那年代，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寥寥无几，而且都是在中国的教会大学或者外国大学获得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教育上实现真正上的男女平等原则。在研究生教育中，女性也占到一定的比例，但人数极少，获得突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81年授予的首批硕士中，就有近一成的女性：“首批授予的8665名硕士中，男7835人，占90.4%；女830人，占9.6%。”（18）从1981～1993年，我国共授予了女博士学位1149人，而同期共授予12095名博士，女性博士只占其中的9.5%。（19）与男博士相比，1994年以前我国的女博士人数不多。但从当时我国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女性受教育权利的传统来看，取得这些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目前关于博士学位授予的男女性别分析资料甚缺，本文试以《中国博士发展报告》给出的1995～2008年的毕业生性别比例来分析中国女博士学位的授予情况。虽然本书中的许多数据的可靠性还有待详核，而且毕业生人数与学位授予人数有一定差别，但以毕业生的性别比例来分析学位授予的性别比例，基本上还是可行的。通过分析，中国的女博士数量和所占的比例是逐年增加的，从1995年的约12%增长到2008年的35%，男女博士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85：120。

2009年、2010年中国博士学位授予的性别比例基本维持在1.85：1的水平上。2009年授予男博士占64.31%，女博士占35.69%21；2010年授予男博士占64.6%，女博士35.4%，其中各个学科的授予男女比例分别是哲学61.3：38.7，经济学66.3：33.7，教育学53.9：46.1，文学46.0：54.0，历史学61.3：38.7，理学63.3：36.7，工学74.1：25.9，农学59.2：40.8，医学52.5：47.5，管理学62.9：37.1，专业学位56.1：43.922，在文学上出现了女博士比例高于男博士的状况，表现出非常积极的信号，男女博士比例趋于平衡的方向有望。

女博士学位授予成就有三点：一是授予学科覆盖范围广，从1983年开始授予工学学位，到1997年12月授予军事学学位，再到1999年授予新划分出来的管理学学位，12个学科门类全部有女博士获得学位的授予；二是获得博士学位者日趋年轻化，从近年授予的女博士的年龄上看，比以前更加年轻，平均年龄普遍降低，这给她们在工作、生活上带来了红利，如今的女博士不论是在学业上、工作上、家庭生活上都能获得丰收；三是女博士在科研、教学、技术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她们活跃在祖国的各行各业中，担当起自己独特的角色，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并为国家培养下一代人才做出了很大贡献。

注释：

（1）《北京研究生教育》编审委员会编写组编：《北京研究生教育1949―1989》，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89年12月版，附录部分，第488页。

（2）周木：《我国第一位财政学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在京举行》，载《中国财政》，1986年06期，第48页。

（3）《北京研究生教育》编审委员会编写组编：《北京研究生教育1949―1989》，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89年12月版，附录部分，第467页。

（4）《北京研究生教育》编审委员会编写组编：《北京研究生教育1949～1989》，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89年12月版，附录部分，第468页。

（5）阚红柳：《谈泊明志宁静致远――黄爱平教授访谈录》，2004年5月7日，载于《历史教学》编辑部编：《新生代历史学者（第一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257页

（6）文精主编：《蒙古族大辞典》，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188页。

（7）《北京研究生教育》编审委员会编写组编：《北京研究生教育1949～1989》，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89年12月版，附录部分，第468页。

（8）梁桂芝主编：《中国博士人名辞典》，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262页。

（9）梁桂芝主编：《中国博士人名辞典》，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4页。

（10）梁桂芝主编：《中国博士人名辞典》，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18页。

（11）周有恒：《中国女博士“第一人”》，载《中华英才》1993年05期，第29页。

（12）包国俊：《姚云竹：第一位军事学女博士》，载《报》，2002年9月11日。

（13）李海鸥：《新中国第一位经济学女博士――赵涛》，纪念“巾帼建功”20周年有奖征文活动：http：//219.238.228.244/newsfl/jinguoji

angong/zhengwen/3j.jsp？news_id=851。

（14）注：张汇兰的博士学位是在美国获得的，陈小蓉为中国自己培养授予的第一位体育学女博士。

（15）李润芝：《新中国帼国博士第一人》，载《河南税务》1998年第3期，第45页。由于“第一位电子学女博士韦钰”是在德国获得学位，“第一位军办女博士蔡文琴”是在英国获得的，“第一位海洋化学女博士洪华生”是在美国获得的，“第一位护理学女博士林菊英”是由美国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另外第一位中医女博士不是周珉，故不列入，以下几位的注释均与此处相同。

（16）张守强、于华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百科之最大辞典》，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417页。

（17）周有恒：《中国女博士“第一人”》，载《中华英才》1993年03期第30页，以下几位均同。

（18）《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646页。

（19）原载《中国教育年鉴（1994）》和《中国妇女报》1994年1月12日。转引自《社科信息文荟》，1994年第5期，第8页。

历史博士论文篇5

举办什么样的国学院的问题在于理解和把握国学，对此，纪宝成校长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呼唤国学、重建国学，首要的前提，是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认识国学、理解国学，对国学的内涵、性质作出准确的把握，对国学的价值、意义作出科学的总结。”其所作具体阐述是：“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南方周末2005-05-26）简而言之，人民大学国学院所谓的国学，“是指近代以来借鉴西方学术、理论、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内容以经史子集等科目为主，重在对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研究与传承。”（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纪校长上论，就现有的体制而言，是应当理解的，非此不能得到意识形态的认可，以顺理成章的举办国学院；但是，就学理而言，却是存在问题的。

众所周知，“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恰恰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的西化式进路，而这种研究和阐释的最大成就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毁，使之中国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使儒学成为历史的罪人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参照西方学术”是一个悖论式推论，是一个两难困境。而要走出这一困境，首先要对“参照西方学术”的思想理路进行正本清源。否则，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上，难以对国学进行自恰的理性的推定，必然步入误区。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就“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而言，只有儒学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但是，以取得当代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推定儒学，其结果只能是更大的悖论，从而无从谈起对儒学的“抽象继承、积极弘扬”了，所以，人民大学只能任用一个红学家为国学院的院长而不能任用现代新儒家，就成为可以理解的必然了。显然，没有儒学作为主流和没有儒家为之主持的国学院，其国学的份量将大打折扣。但是，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在当代的体制下，对于纪宝成校长及人大举办国学院的举措应当给以充分的同情和理解，是不应苛求的，其毕竟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同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目前，期望国学院能推动儒学复兴并能够参与国家政治建设，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的主要障碍是存在着儒学与现代中国政治之间的道统、政统、学统的合法性与统一性问题，而这已成为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以明确我们所处于的历史及其内在的逻辑，把我们的学术研究，做的更加深入扎实。

对应于本文的论题，首先要明确的是，国学和国学院是不同的定义。

“国学”一说，虽为现代所争论，但古代中国已使用国学作为概念范畴了。所以，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推定国学的本质性，有利于对国学给出明析的定义，更有利于今天规范国学，以复兴中国文化。

从中国古代国学的内容与形式、内涵和外延而论，以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的统一性推定之，应当认为，国学者，是以经邦济世、化成天下为目的，具有道统与学统统一性的国家立国的根本之学。中国古代的国学虽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主，道学为辅。所以，以国学定义国学院，国学院是由国家所成立的以培养具有道统与学统统一性的经邦济世人才为目的的最高学府。

可见，二十世纪初北大、清华用国学指称的仅仅是学术内容，因离开了国学的本质性，自然也就不能以国学取胜了；所培养出的学者，如顾颉刚等人的大相径廷、反国学之道而行之，也就不足以为怪了。

由上可知，以国学和国学院的定义推定人民大学举办的国学院，的确勉为其难。其一，人大的国学院不能代表国家的国学，而不能代表国家的国学则不能称之为国学。其二，今天的国家道统和学统由宪法所定，国学是马列主义，国学院则是中央党校，所以，人大的国学和国学院则名不正而言不顺。可见，国学在当代中国形成了二律背反，举办国学和国学院则是两难困境。所以，走出困境，卓有成效的举办国学院，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镇，培养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人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推动儒学及国学的复兴，在现存体制下，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

正因为如此，在人民大学是否应当组建国学院的问题上，来自于激烈反对者薛涌、袁伟时等西化论者的意见，应当引起反思。因为，由上述问题所决定，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他们并不担心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是另有所图，这不能为一切关心中国传统文化人士所注意。所以，从他们的行文中发现问题，把握其思想动向和价值取向，是极其必要的。

薛涌博士说：“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只有和世界文化融合才会有生命力。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把西方的传统当成一种人类的传统，当成我们自己的传统，‘要’过来就完了。”（《人大成立国学研究院：“借鉴”之后能偿还吗？》，《新京报》2005年06月04日）对此，我们不仅要问，薛涌博士为什么只看到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而看不到世界也正在走向中国？看不到中国传统文化将引领西方文化走出困境呢？薛涌博士身在西方，不可能不知道“西方的终结”、“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之深刻内涵；其作为一个历史学博士，也不会不知道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J·汤因比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研究和由此所作出的价值判断。汤因比说：“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在现代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个人活动中也都体现着这种美德”、“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继续发扬这种美德。”（阿·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5年11月北京第1版287页、288页）。所以，汤因比认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 阿·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5年11月北京第1版289页）。因此，应当认为，薛涌博士是在故意歪曲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其在《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南方周末》2005/06/10）一文中，不但更加说明了这一点，也由此暴露了其历史观和文化观的矛盾，表明其在西化的理路中妄论中国文化。

转贴于

薛涌博士站在反对中国文化的立场上，自以为是，行文不但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敌意，而且挑拨离间、顾左右而言其它，混淆是非，唯恐中国文化复兴。 薛涌博士说：“纪先生自己在讨论国学和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与风貌’时，排列了儒家、法家、墨家，甚至兵家。佛教竟然没有提及，更遑论蒙学、藏学、满学了。似乎除了汉文化，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都可以被排斥在外。”所以，薛涌博士鼓吹应“学学阿保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可见，薛涌博士竟然不知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与风貌”，却大谈其他民族的“贡献”，由此表现其历史观之混乱。对此，我们不仅要问：在薛涌大谈“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时，却为什么忘了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难道这些贡献不是恰恰表明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品质与风貌”吗？而这些“品质与风貌”难道是“阿保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之所能吗？中国文化“特有的品质与风貌”难道不是“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儒道互补之学、儒法相参之用吗？可见，薛涌博士通过他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但要对中国文化进行解构，从而以蒙学、藏学、满学做为中国文化“特有的品质与风貌”，而且要把中国文化更全面的西化直至消亡而后快。

所以，薛涌博士下论可谓道破天机：“‘国学’总是要强调内外之别，似乎有一些是我们自家的宝贝，别人无法理解和赏识，和别人的东西有决定性的不同，是我们文化认同的核心。最后，这样的国学很容易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究其所以，是薛涌害怕中国文化重新成为“我们文化认同的核心”、更害怕中国文化重新成为“政治意识形态”而化成天下。可见，不是别人无法理解和赏识，而是薛涌博士非常理解，但出于自己的历史观和文化观而不能“赏识”。是故，薛涌之道可以知也！

在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解构性否定之后，薛涌博士又大谈起“我们面临着一个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了（ 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对此，我们不仅要问，这个“人类的传统”、这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难道是薛涌博士推崇的“蒙古帝国”的“全球化”吗？难道是薛涌博士一再申论的“蒙古、满清在这方面都显示了高超得多的政治技巧和军事能力”吗？（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果如是，那可就中了薛涌博士的诡计：中国文化不应当复兴，只能把中国文化变成古董、送进博物馆。

历史博士论文篇6

随着历史教学研究的深入，学界越来越重视初中与高中教学的区别与衔接问题。许多专家和教师都主张，初中历史课要“讲故事”。对此，笔者深以为是。现行初中课标在“教学建议”中也提出了“举行历史故事会”的要求。但是，课堂教学讲故事，与课余举办故事会有所不同。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如何讲故事，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究的大课题。从笔者的听课经验来看，大多数初中历史教师都感觉历史故事好讲，但结果是能够把历史故事讲好的并不多。究其主因，历史故事的主题设计是关键。

关于历史故事主题设计的要求，台湾历史教育学家张元先生认为，历史故事不仅应当有趣，而且要有深度，把历史故事作为认识历史的例证，讲出有“深度趣味”的历史故事。无独有偶，时宗本先生也认为，教师要善于挖掘和把握历史故事的深刻主题。例如，时老师在讲《文艺复兴》一课时，从“人文主义”的故事主题出发，讲了《神曲》《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等一连串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详实或简略，但都是紧扣“人”这一故事主题的。前贤们有关历史故事主题设计的精辟论述是我们搞好历史故事教学的重要参考。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今的初中历史故事教学的主题设计还存在着“浅层求趣”甚或“偏颇求趣”的倾向。以初中历史课“秦王扫六合”为例，许多教师相沿成习地把秦始皇故事的主题简单定位于“暴虐”，既不清楚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来历，也无视史学界有关秦始皇的一些正面史实和观点，从而陷入“偏颇求趣”的窠臼。

为了有助于历史教师讲出有“深度趣味”的秦始皇故事，笔者梳理了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流变脉络，提供了秦始皇的一些正面史实和观点，分析了其“暴虐”性格与人生经历特别是与帝王专制需要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秦始皇。

一、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背后包含着后世不断累加的虚增成分，也隐含着儒学内部的正统之争。

长久以来，秦始皇的“暴君”形象根深蒂固。其间，尽管也有对秦始皇的正面之论，但很快就会被“暴君”强音所吞没。因此，许多教师把秦始皇故事的主题定位于“暴虐”是符合学界传统主流观点的，但他们对秦始皇“暴虐”形象的理解却有表面化和绝对化之嫌。

根据胜朝史观的理论，当朝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些史书往往会站在本朝的立场去批判前朝，一般会把前朝的忠臣当成本朝的逆臣。这样，作为秦朝最高统治者的秦始皇，自然就会成为代秦而起的汉朝学者批判的主要对象，贬损、歪曲乃至丑化都在所难免。因此，古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等早已指出其偏颇。又据著名“古史辨”派大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据此，笔者认为，历史时间拉得越长，虚增在秦始皇身上的“暴虐”成分就会越多，以至于今人还会出现对于秦始皇“暴虐”的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理解。

那么，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又是如何被塑造、定型乃至扩大的呢？

简言之，以汉初贾谊为代表的儒生们塑造了秦始皇的“暴君”历史形象，经司马迁父子采入《史记》而盖棺论定，后经杜牧等文学家的夸大宣扬而扩大。

秦末之时，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称秦始皇为“上”，也就是今上、皇上。（“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引自《史记・陈涉世家》）西汉高祖时，以陆贾为代表的儒生批秦时的主要对象是秦二世。（“秦二世尚刑而亡”，引自《新语・道基》）西汉文帝时，以贾谊为代表的儒生们就把批判的主要目标转向了秦始皇，从而奠定了后世秦始皇“暴虐”之原型。贾谊在《新书・过秦论》中全面而系统地批判曰：“秦王怀贪敝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司马迁父子作为汉朝官员，扬汉抑秦乃情理之中，不但把贾谊之论采入《史记》，还以“太史公曰”的史论形式予秦始皇以否定性评价。由于司马迁的《史记》在后世的信史地位，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也就成为传统史学的主流观点。及至后世，经文学家杜牧的《阿房宫赋》等文学名篇的宣扬，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看来，贾谊是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始作俑者。那么，贾谊的动机安在？概言之，贾谊是为了在汉初儒学内部派别纷争取正统地位而有意为之。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自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儒学分裂为派别（“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引自《韩非子・显学》），它们为争正统而相互攻击。其间，儒学发展的两条途径日益清晰：一条以齐学为代表，吸收了阴阳五行之说和道学主张，走的是“形而上”之路；一条以荀子后学韩非、李斯为代表，吸收了管仲、商鞅、申不害的法、术、势观点，形成了法治思想体系。此时，韩非并未自称法家，其思想基石仍不出儒学范围。例如，韩非称孔子为“圣人”。对此，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先秦和秦代并不存在“法家学派”。任继愈先生在《先秦哲学无“六家”――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也认为，先秦并没有所谓六家学派的存在。那么“法家学派”又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如前所述，儒学内部存在着齐学与荀子后学的争斗。及至汉初，齐学信徒曹参任丞相，利用政治权力拉抬齐学，压制韩非学说，其具体做法就是把速亡的暴秦与韩非学派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突出《韩非子》之法、术特征，大肆渲染其镇压儒生的劣迹，目的是把韩非学派从儒学法统中清除出去。这样，《韩非子》的内容不断被增删，逐步背离了儒学的基本立场。司马谈依据增删后的《韩非子》内容来命名法家学派，撰成《论六家要旨》。及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儒学分支齐学的官学化，也人为制造了暴秦与法家学派的一体化。

二、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包含有天性的成分，但更是其加强专制一统的政治需要。

许多教师在秦始皇“暴虐”的主题之下，具体设计了长相之暴、复仇之暴、狐疑之暴、惩谣之暴、刑罚之暴、滥用民力之暴、焚书坑儒之暴等等小故事，环环相扣，贯穿了秦始皇人生历程的各个主要阶段，给笔者留下的鲜明印象是：秦始皇乃天生的暴人和彻头彻尾的暴君，这有点“性格决定命运”的宿命味道。

笔者不否认人的遗传素质，但若只停留于此，未免流于表面化。据笔者理解，教师们所讲的秦始皇“暴虐”故事，除了焚书坑儒之外，其它的故事都有简单附会秦始皇“暴虐”天性之嫌。关于秦始皇的长相之暴，明显带有“以貌取人”的迷信导向。而且，把秦始皇的暴相简单地归于《史记》是不严谨的。实际上，这是司马迁转述尉缭之言，至于尉缭的话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完全可以存疑，这才是求真的史学态度。翻检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秦始皇画像，他相貌堂堂，既不丑也不暴。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杜大凯教授介绍，此张仪表堂堂的秦始皇像是现代人根据唐朝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的开国帝王画像模式而推演出来的。这表明，有关秦始皇的长相，史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恐怕难有定论。笔者不反对教师描绘秦始皇的长相，但要明确告诉学生其版本依据，免得学生误以一家之言为历史真相。

至于秦始皇其他“暴虐”故事的成因，教师们挖掘得并不深刻，容易把学生向秦始皇的天性方向误导。实际上，除了天性因素，还与其未亲政以前的特殊经历有关，更与其亲政以后加强专制一统的政治需要有直接的关联。其中，焚书坑儒之暴颇具代表性。但是，后世学者以及教师们对此的理解有许多不严谨之处。

史学界一般认为，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禁毁儒学、加强思想专制之举。受此影响，教师们认为，焚书就是“烧书”，坑儒就是“坑杀儒生”。对此，笔者认为有笼统夸大之嫌。关于焚书，导火线是博士淳于越当众非议朝廷的郡县制政策，公开与政府唱反调，扰乱舆论，造成思想混乱。深层历史原因则在于，自战国以来，在尚贤风潮下，士人所养成的随意批评政府的游学风气。对于六国的这种浮薄风气，荀子曾经予以批评，并称赞秦国的民风顺从。荀子的弟子韩非也推崇秦国的质朴耕战之风，并指出：“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李斯深受荀子与韩非思想的影响，他并不反对儒学，而是反对儒学内部不合时宜之论，随意批评政府之风。于是，李斯向秦始皇建议：“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令出一”，除官方博士馆外，禁止民间私自收藏和传习《诗》《书》等书籍，禁止借学问批评政府，倡导学习国家的法令政策。对此，翦伯赞在《秦汉史》中指出，皇家藏书即博士馆藏书没有焚毁。关于坑儒，秦始皇主要针对的是欺骗他的一小撮方士，也牵扯了少数儒生，说坑儒就是“坑杀儒生”显然是望文生义，把它与禁绝儒学联系起来更是主观臆断。实际上，焚书坑儒的实质并非禁绝儒学，而是以政府的法令政策来控制舆论，统一思想，以求政治稳定。在这里，我们要把政治思想问题与学术文化问题区别开来。翻检史料，笔者发现，焚书坑儒之后，儒学仍在传习，只不过政府提倡的是官方途径，禁止民间途径，而官方途径是通过官方博士馆来专门传习的。证据有三：第一，在焚书坑儒之后，秦朝的博士制度没有废弃。在博士制度下，儒学与许多其他学说一样，仍然设立博士，只是这些博士儒生逐渐蜕变成了秦朝文化的装饰品，《史记・叔孙通列传》就有“（秦）二世诏博士诸儒生问曰”，“博士儒生三十余人前曰”的记载。第二，纵观秦始皇在焚书坑儒前后到各地巡狩刻石的文字内容，以儒学家庭伦理为基调的宣传导向并没有发生变化。例如，焚书坑儒之前，秦始皇二十八年的琅琊刻石有“合同父子”“圣智仁义”的语句；焚书坑儒之后，秦始皇三十七年祭祀儒学圣人舜和禹，所立会稽刻石也强调“德”“义”等儒家品格。第三，汉武帝的思想专制要远甚于秦始皇，秦始皇为诸子百家中的许多学派设立博士，而汉武帝只为儒学一家设立博士。总之，笔者认为，焚书坑儒的目的是政府控制舆论，给它扣一个“思想专制”的帽子有点大。

三、秦始皇的历史行为的确有“暴虐”的一面，但也有善于纳谏、用人、勇于改过和决断果敢的一面。

秦始皇的确有“暴虐”的历史行为，但是，“暴虐”是否就是秦始皇历史行为的全部呢？历史史实表明，秦始皇也有历史的多重面相。下面略举几例。

1.纳李斯建议，撤销逐客令。战国之时，列国竞争，各国招贤纳士，客卿活跃，养士制风行，秦国的丞相吕不韦就曾大批豢养他国的门客，楚国人李斯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公元前237年，因韩国使郑国间秦，年轻气盛的秦王嬴政一怒之下下达了逐客令，秦国开始大规模地搜索、驱逐客籍人，这将意味着秦国人才的巨大流失。时为客卿的李斯，在离开秦国的途中，上《谏逐客书》，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李斯的批评不可谓不犀利，但生性暴躁的嬴政还是收回了成命，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政治失策。

2.廷议分封与郡县之利弊，采取郡县制之正确决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君主专制制度，但是，教师容易对此进行绝对化的理解，似乎古代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这种看法可能在有“暴君”之名的秦始皇身上表现得更加典型，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秦朝的廷议制度就是限制皇权的因素之一。秦朝的廷议制度有两大来源因素：一是西戎氏族部落原始民主制的遗风，二是周朝制度中的“大询于众庶之法”。这样，秦朝在进行重大政事决策之前，一般都会先履行群臣参议程序。在秦始皇主持的分封与郡县孰优孰劣的廷议上，他充分听取了两派的不同意见，既没有事先定调，也没有秋后算账，既没有盲从多数，也没有忽视少数。最后，秦始皇经过比较权衡，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置诸侯不便”。开明的政治决策带来了地方郡县政治制度的创新和承袭，“历代都行秦政法”所言不虚。

3.不拘国籍，唯才是举，用人不疑。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与制度创新，离不开一大批杰出人才的辅助，李斯、王翦、尉缭、蒙恬等群星闪耀。其中，李斯是楚国人，尉缭是大梁人，蒙恬的父亲也是自齐入秦。他们虽非秦人，但秦始皇用人不疑，皆能与之相始终。其中，秦始皇与李斯君臣共事长达三十年，其间，让秦始皇颜面扫尽的吕不韦一案也没有牵扯到门客李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尉缭，他以贿赂反间他国，颇得嬴政礼遇。但是，尉缭并不买账，私下对嬴政为人颇有微词，不辞而别又被秦国抓回，然嬴政没有将其下狱，而是执意挽留，还任命其为秦国太尉。此外，韩国派水利专家郑国来反间秦国，欲以浩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来拖垮秦国，事败之后，嬴政没有处死郑国，而是让他继续修建郑国渠。高渐离协助荆轲刺杀嬴政，结果，荆轲被杀，高渐离流亡民间，嬴政惜其才，赦免其罪，任命为宫廷乐师，足见秦始皇的容才、用才之量。

4.勇于改过，决策果断。前述撤回逐客令，乃嬴政改过之显例。此外，攻打楚国时，嬴政曾经误用年轻气盛的李信，导致战败，嬴政随即改过，任用王翦，攻楚成功。后来，嬴政重新启用李信攻打燕国，取得成功。

历史博士论文篇7

2013年8月23—27日，由中共金塔县委县政府、酒泉市文物管理局、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敦煌学学会主办，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兰州商学院敦煌文化研究所、河西学院协办，金塔县文化体育局、文物局（博物馆）、地方史志办公室、旅游局承办的“居延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甘肃省金塔县成功召开。会议代表180人，加上地方学者和文史爱好者，会议规模达200余人。

会议收到大陆、台湾、香港、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汉简界、敦煌学界的170余名学者的168篇论文，内容涉及汉简释读、简牍综论、秦汉屯戍、津关制度、秦汉经济、社会生活、制度研究、秦汉西域、民族语文、历法方术、历史地理、丝路交通、敦煌文献、石窟艺术、明清走廊、藏传佛教、语言文学、金塔历史文化、文物保护、旅游开发等方面，此外，还有近年考古新发现的介绍等多个领域。会议采用主题发言和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大会设立三个分会场，先后举行开幕式、大会主题发言、18场次分组讨论、24日晚上的大会主题发言、闭幕式、26日的全天学术考察。

参与大会主题发言的专家学者有：秦汉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肩水金关简“马禖祝”祭品用“乳”考》、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教授《金塔绿洲历史变迁考》、酒泉市文物管理局杨永生局长《居延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分析与路径选择》、日本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藤田胜久教授《肩水金关与汉代交通——传与符之用途》、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西北所出汉代簿籍册书简的排列与复原——从东汉永元兵物簿说起》、兰州商学院高启安教授《汉“居延置”所在置喙——以居延里程简E.P.T59：582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乐贤教授《肩水金关汉简所见新莽代汉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马怡研究员《汉画所见简牍时代的书写》、台湾彰化师范大学陈文豪副教授《论简帛学与简牍学》等。敦煌学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杨宝玉研究员《法藏敦煌文书P.2942作者考辨》、敦煌研究院文献所沙武田研究员《角色转换与历史记忆——莫高窟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的艺术史意义》、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冯培红教授《隋代酒泉小考》、敦煌研究院文献所赵晓星副研究员《莫高窟第361窟的艺术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寇骞《敦煌文书P.3016v〈厶乙致令公状〉相关问题考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柴冰博士《敦煌所出P.T. 818、ITJ 705及Or.8212-108〈说心性经〉对〈首楞严经〉的引用探析》、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赵晶博士《羽25v〈仓夫令狐良嗣牒〉初探——兼论〈仓库令〉宋1的唐令复原问题》、台南艺术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简佩琦博士《河西走廊萨埵太子本生叙事与图像之互文性研究》等。

历史博士论文篇8

史书，是对历史上人、事、物的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历史之所以不至中断，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文化一直在传承。萧国健博士花时数十年，在资料、档案、出土的文物中找寻历史留下来的蛛丝马，还原一个真实的香港，让世人知晓，为香港的历史传承做出贡献。

教文，是将过去的智慧向後世延续，萧国健博士手握一支笔，心中一片清明，运用史传、方志、族谱、碑铭及田野考察等数据，用断代形式，将香港厚重的历史用文字述说，整理成辑，造福学林，也为香港的历史上留下一点对过往的了解、回味和对未来的企盼。

翻开历史

探索真实的香港

说起香港，有人说香港曾经是文化的沙漠，有人说香港曾经只是一条小渔村，有人说香港的文化打下了英国人殖民统治的烙印。翻开香港的历史，其实这些说法不尽然。追忆过往，百年岁月付风雨，真实的香港在历史研究学者萧国健博士的解说下浮出水面，思绪飞扬，随着他的话，回到数百年前的香港。

香港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十二世纪前，南宋时期，邓氏符公宦至宝安岑田（今日新界锦田），是邓氏迁居香港新界的始祖；十三世纪，文氏居於新田，为新田房开基祖；十四世纪，廖氏定居上水；北宋时期，侯氏居於上水地区，其後人後迁居河上乡；北宋末年，彭氏迁居广东东莞，明万历年间，复徙居粉璧岭（即粉岭）。邓、文、廖、候、彭五大家族早期来到香港，在元朗一带建立起很大的生活圈，是香港发展的开辟者，亦是香港文化的开启者。

“港人之国民身份包括土著居民、原居民、新移民。”萧国健博士娓娓道来。明代及以前，中原南迁人士，定居香港地区後，获广东省广州府新安县籍的人为“香港土著居民”，他们是香港的第一批人。满清时期，因为各种原因，香港历经八年空置，到鼓励周边城市居民来港居住，吸收了第二批人，他们是香港“原居民”。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不少人来到了香港，这些人叫做“新来的”，是香港的第三批人，他们不享有香港土著居民及原居民拥有的一些权利。抗日战时期及之後，一批人逃难到了内地，後又回到了香港，1949年之後，又有不少人来到香港，他们叫做“新移民”。“後来，不断有新移民来港，这些人逐渐地成为了香港的一部分。”萧国健博士说。如此说来，整个香港几乎都是外来的人，也可以说是外地来的中国人。

即使是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期，中国人的比重都没有改变，据着香港99%的比重，其它国家的人只据1%。1997年，香港回归，不少人移民海外，後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不少海外人移居香港，调整了中国人所的比重，下降至90%，外国人升至10%。同时香港总人数由1961年时候的320万增加至现在的700多万。

可以说在香港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历代之政治改变，及社会发展，对香港之影响甚大。萧国健博士在北京大学讲课时，提到了《香港发展与内地政治发展的相互关》，他说：“中国的政治环境影响香港，从唐代、宋代到近现代，战乱对内地带来的是动乱与不安，然而，他们逃难至香港，为香港带来了人力。内地水，许多动物尸体被冲击到香港岛，肥沃了香港的土地，内地，也为香港带来了很多人才和财力。”在内地起伏不定，夹杂着不时的战乱或天的环境中，又造就了香港深厚的历史底蕴。

厚重的历史

沉淀香港多元的文化

香港是一个优良的深水港，曾被誉为世界三大天然海港之一，英国人早年看中了这里的港口力，以鸦片战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夺得此地以便发展其远东海上贸易事业，从而展开了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从1842年开始，直到1997年6月30日，期间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香港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对於世界的影响不小，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过往也注定了她拥有独特的优势，引得世界各国、各地的人源源不断地入，这些人带来了各国、各地的文化，西方和东方的许多东西在香港汇聚、碰撞、磨合、交融，因此形成了香港文化里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就是多元化。

多元化的文化也让香港成为了一个风貌独特的城市。萧国健博士一直在研究香港的历史，包括本地史、军事史、文化史，在他看来，学术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历经时间的沉淀，要守得住这份执著。於是，在数十年的时光中，他埋头耕耘，沉心静气。运用史传、方志、族谱、碑铭及田野考察等数据，用断代形式，将香港千百年来香港在社会、经济、教育、民俗等各方面的历史图像，重现读者眼前。

香港有着一个从乡野故土到经济热土变迁的过程。从东莞、新会等地过来香港被称为“本地人”的居民以耕田为主，然而，他们的耕作方式与港英政府管辖下的耕作方式有所不同，他们曾经居住的地方山区多，因此，随着时代进程的逐步推进，他们发展了手工业，即山货的作，慢慢地，有了工业。

1911年之後，从内地来港的人他们带来了技术以及金钱，促使香港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发展工业，工厂递增，香港也逐步从农业社会转变到了工业社会。“1960年之前，香港还是以工业为主，主要工业包括塑胶、服装、小型电器等。”萧国健博士说。

服装等造业属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内地劳动力资源丰富，加上土地便宜，原料充沛，而这恰是制约香港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香港的工业地位被取代在所难免。於是，香港开始寻求适合自己的、新的发展出路。随着西方人的到来，带动了香港投资、股票等金融行业的起步，香港的主流产业逐步从工业过渡到金融业。

香港的发展历经了多个阶段的兴衰起落，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又夹杂着“矛盾”的因子。香港的经济化进程让香港获得了更好的发展，腾飞的经济，让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而从工业过渡到买空卖空、无需原料、无需实际市场、只从电脑、电话中就能进行交易金融业，也直接导致了许多人失业。香港需要内地促进消费和支持愿望促使自由行政策的开放，也因为自由行带来的强大人流量，引发了内地与香港的许多矛盾，许多论。因此今日之香港，矛盾着发展着，发展着也矛盾着。

文物的价值 在於返古复今

历史，是对过去的人、事、物的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历史之所以不曾中断，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文化一直在传承，而文物古是文化、历史最真实的证明。

“文物古之意义在於它们是前人留下的行与遗，文物古为一个地方的人的事、技术的创新及艺术的开拓之证物，从中可查寻到前人努力建设的成果，当以为荣，而保护文物古，应当身体力行。”这是萧国健博士对文物古的保护态度。

他喜欢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的兴趣和目的在於多看一些新的事、物。行走在欧洲，他最喜欢看的是欧洲那些古老的城池，看他们如何保护古，一边行走，一边思考，在古保护时，派上用场。好几处历史古在他的建议下得以保留，如海防博物馆，荃湾三栋屋等。

他曾出版一本书《居有其屋》，讲述一个古老的房子，应该怎麽看？要看什麽？对於文物古的保护方法，他建议用“点线面”保留法，将文物全部保留下来，而非只保留一部分，如一个祠堂很有历史价值，单单将其保留下来，祠堂边的屋子拆除建上高楼大厦，在萧国健博士看来此法类似於一个美女，头部很美，只将头部保留下来。

很多人同他的保留法，也有部分人反对，说明这条路行走起来，还有不少困难，萧国健博士说：“将文物全须全尾地保护起来，很难，但是也非完全不可能。这样的保护方式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想的是自己能做多少便做多少，总比什麽都不做的好。香港的文化推广已经迟了，但是不代表不能追上去，重点要看学生怎麽做。”

历史博士论文篇9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高潮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历史博士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2）04-0001-05

陶行知是近代以来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家，虽经历复杂的变迁，陶行知研究眼下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长期以来，陶行知的生平事迹和思想遗产，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而且也引起了不少海外学者的关注。

综观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尤以美日德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延续性和影响力。在兼具评介和功用价值的早期研究基础上，牧野笃、阿部洋、张国生等日本当代学者更加注重领悟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内在本质，将教育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贯穿其中，立论新颖，视角独特。陶行知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历来颇受学人重视，克伯屈、费正清、孔斐力、姚渝生等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为提升海外陶行知研究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德国也是陶行知研究的集结地。内克曼、克尔斯滕?赖希、丁伟祥、余蓓荷等研究者笔耕数年，成果显著，黄冬以其博士论文弥补了中德两国教育家比较研究的空白。分析海外博士论文的研究走向可以为我国博士论文的撰写提供新视角与新思路：选题角度更具主体的人本回归，研究思维凸显生成性的转向，间架内容与论述方式更加注重深层的文化挖掘。

一、早期的海外陶行知研究博士论文

海外最早研究陶行知的博士论文，是赵冕于194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为了民主中国的教育》。论文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做了比较研究，并列有专章引介陶行知的全民教育运动和生活教育理论，他称赞陶为“中国现代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1］文章以对中国民主教育和陶行知的评介为主要目的，代表了美国陶行知研究的初级阶段。如果联系到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背景，便可以体谅作者的意图，“介”的用意要大于“评”的用意。克伯屈在日记中也曾经提到过对这篇博士论文的看法：中国的民主教育“应当着眼于现在和未来”［2］。

20世纪50年代初，美籍华裔学者朱宕潜把陶行知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于1953年向哥伦比亚大学提交了题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共列八章，分四个时期进行探讨，作者以发展的理论和视角透视陶行知，特别提出了陶行知创办的暑期学校是中国教师教育制度史上的开端；平民教育运动是中国成人教育制度发展的真正起点；晓庄学校访问小学的田野考察实践，学校与公众和谐互助的关系都是中国教育的首创；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而言，陶行知的乡村活动与乡村改造更是把中国改造与教育发展的方向从城市重心转向乡村重心的重要因素等突破性论断。［3］朱宕潜的研究很明显将陶行知的个人影响，特别是其教育实践的价值纳入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个发展轨道历程中，看到了陶的教育改革对课程、教师专业发展和教育政策倾向的价值。

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柏拉图眼中的苏格拉底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4］对于赵冕和朱宕潜来说，一个是陶行知昔日的学生，一个是经常向陶请教的青年教师，加之两人都曾经踏着陶行知的足迹，践行陶的教育理想，他们对于陶行知的研究有着独特的内部视角，可以更加真切地反映陶行知。相比当前的研究来看，赵文和朱文重在对陶行知思想与实践内容的陈述和介绍，缺乏关键问题的分析，这是海外早期陶研博士论文的一个特点。但是不可否认，早期的博士论文对后来欧美陶行知研究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前中国研究所理事长斋藤秋男，从1951年开始出版发表《新中国教育之父――陶行知》起，几十年来历经中日两国政治风雨变幻和陶行知声名的起起落落，一直坚持不懈地研究陶行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说斋藤秋男的研究成果不是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出版，但是他开创了研究陶行知思想缘起的先河，提出“民族土壤”在杜威和陶行知改革思想之间起媒介链接作用的论断。斋藤秋男的研究，具有比较浓厚的理论色彩，确已形成一个“斋藤模式”［5］，影响着众多陶行知研究者。

二、新视野下的海外博士论文研究走向

受西方现代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等思潮的影响，海外的教育研究在选题角度、研究论证和结构思维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拟撷取当前美日德三国关于陶行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博士论文：美国罗林斯学院姚渝生教授的《教育救国：陶行知的教育激进主义》、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研究科牧野笃教授的《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展开和特质――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研究》、德国马堡大学黄冬教授的《陶行知（1891―1946）与阿道尔夫?莱希维恩（1898―1944）――两个改革教育家之比较》作为个案，冀求从中寻求新时期海外陶行知研究的发展方向，探索我国博士论文发展的新思路。

（一）还原性视角：选题角度的人本回归

在史学研究中，要求忠于史实，注重对象的还原性研究，尽量避免主观臆断定性。从这三篇博士论文的选题角度上看，研究者脱离了早期多以陶行知思想的有效性为重点的研究模式，转向了主体性研究，注重对陶行知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因素探讨。在相对一致的切入视角中又体现出不同作者在认识论上的差异。

第一，还原陶行知为主体的个人。作为美国当前陶行知研究的代表人物，姚渝生从选题角度上避开了陶行知思想和实践的专题专史研究，以“人”的全面而真实的角度探讨陶行知所寻求的自我认同和民族重建。姚渝生发现虽然近来陶行知研究越来越细致入微，但是“陶行知理论与实践的原貌比目前的众多解读更加复杂，寻求另一种思路发现真正的陶行知，极富有挑战性也是必须的。”［6］6一直以来，过多的意识形态影响了人们对于真实陶行知的解读。黄冬在论文选题的方面，也多有“人本”的还原考虑。在著作的第一章中，他提到：“中国有关陶行知的专辑、年谱、生平简介、生活故事可谓汗牛充栋”［7］149，而作者的切入点则是要使陶行知的形象更赋予本真化，通过与德国教育家莱西维恩的比较，使德国的读者了解到真正的陶行知。

虽然囿于历史的局限，做到真正的还原绝非易事。然而，当前的研究者对于陶行知思想本源的探索实际上已经在此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种尊重研究对象本体特征及生活化的实践研究，为我们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视域。

第二，回归陶行知的思想本源。要谈到陶行知教育救国的实施动机，不得不探索影响陶行知思想和实践形成的因素，甚至有必要探寻陶行知思想形成的根本渊源。

于洋：还原性视角、语境中建构与生成性思维

姚渝生的研究论证表明，陶行知思想的根本来源是其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教育实践。陶行知在儒家、墨家思想、基督教思想、杜威哲学、无政府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兼容并包、择善而从地吸收并寻求资源启迪。他并不迷信某一种思想，其是否灵验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思想。牧野笃在肯定斋藤秋男对陶行知教育思想来源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的全新观点：其一，陶行知对于杜威的学习和改造实际是其自身理论建构的一部分。其二，陶行知思想的各个阶段变化不是孤立的独自转向，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汲取还是对杜威思想的接受改造，都是其自身民族意识生发的必然过程，运用教育争取民族解放也是其内心民族意识的反映。因此，陶行知不是回归到“民族土壤”中，而是“民族土壤”始终存在于他的思想中。姚渝生与牧野笃在探寻主体思想本源方面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姚渝生认为，陶行知的思想源自他对各种思想的接纳，从中甄别出有利于中国教育改革走向的部分。牧野笃则认为陶的各种选择是他内部民族情结交感而成的必然结果。黄冬从影响两位教育家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的诸多要素中，归纳出三点最具决定性的、共同的影响因素：贫寒出身和少年乡村生活经历，亲眼所见战争的磨难以及的迫害，都使他们能够理解农民的需求，反对强权暴力，追求民主自由。该文以社会史的视角探寻陶行知和莱西维恩的思想本源，有利于读者对人物的整体把握和理解，对读者的理解的关照体现了学术视野下移的研究方向。

（二）语境中建构：研究论证的多元阐释

哈贝马斯认为，世界是由语言交往开展的、作为交往活动的背景的、前反思的生活世界。在还原性视角的基础上构建差异语境的价值体系和认同，会生成研究论证的多元解释。分析当前海外博士论文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均注意展示教育人物的隐性心理因素，差异语境中的不同话语扭错使现实感更加突出。这样的多元阐释突破了显性的教育史实的表象，剔除了单一的对于人物定性的价值论调。

姚渝生通过类比论证，驳斥了以往美国学者将陶定位于“杜威式的教育改革家”［8］和“马克思主义者”［9］的说法，在他看来陶行知的改革更加激进。首先，陶行知不是渐进的改良，而是要用“教育救国”的手段革命性地打碎社会秩序，建立一个平等互助的无阶级的社会，他在追求民族重建方面远比杜威的思想要坚决得多。其次，作者认为陶行知和中国传统及新教育都形成了一种张力和矛盾，这种张力和矛盾也促成了他力求彻底改革的激进主义。再次，20世纪30年代以后，虽然中国的社会矛盾和世界格局都发生变化，但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创造性的教育家的自我认同。［10］牧野笃批判过去日本教育学深受历史发展法则的蛊惑，没有充分认识到强烈个性支撑的历史普遍性的特点。他在论文中建构了生活教育思想与陶行知主体融结合的理论框架，认为陶行知始终执着地坚持“作为一个中国人”［11］的自我价值，积极主动地参与历史，也主动地接受历史的制约。陶行知将这个政治课题主体化为“抗战救国”的教育课题，是对开辟人类普遍性的“近代化”的摸索。黄冬认为陶行知是“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民主斗士”和爱国的“改革教育家”，［7］151在政治立场上，陶行知属于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既不依附于也不依附于共产党，而是试图立足于两大政治势力之间。这股“第三势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政权肆虐地压制民主，而日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这与姚渝生的论点是相悖的。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说强调，通过对传统进行诠释，沟通传统与现代的联系，使传统成为现代的一部分。也正如克罗齐所讲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可以通过主观解读的。当前海外的陶行知研究者们在把握相对确定的史实基础上，从不同的语境下生发，通过主观论证浸润研究对象，研究论证的结构、内容和语言均体现了特定的时代性，呈现出多元化阐释的倾向。

（三）生成性思维：结构上重关系而非实体

本质主义思维蕴藏的是“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世界观，它试图消融差异，导向权威主义。生成性思维提倡的则是“一切将成”的生活世界观，［12］主张突破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研究思维模式。体现在文章的框架结构上，则表现为不以单一的一种政策、理念为主体作用于客体，客体也并非单一的受动于主体的引导或者反作用于主体。当前海外的教育研究抛弃以往的线性研究，也没有在固有的实体存在和价值地位等附加产物的分析方面驻足。他们运用生成性思维建立关系网的结构模式，在整体的文章架构上注重分析思想与实践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既关照到了横向空间的关系，又将纵向的历史史实贯穿其中。

姚文既注重美国国内的先行研究，又与中国的陶行知研究进行横向比较。作者撷取了三部美国陶研群体的论著，发现前人研究结论变更的现实，并总结出这种变更与具体历史语境的关联性。姚渝生发现，孔斐力的研究体现了“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模式；巴雷?基南关注到了多种力量在晓庄实验过程中对陶行知思想发展的影响，但依旧认为陶行知是“杜威式的教育改革家”；受“反欧中心论”的影响，布朗则认为陶行知观念和行为的源泉是根植于自身，对中西文化的接受持模糊态度。姚渝生还发现以往中国学者的研究存在“阶级标准的简单化”［6］6的倾向，而当前中国的陶行知研究开始步入全新的阶段。综合中美两国的陶行知研究，姚渝生找到了研究突破的有利条件，“陶行知在中国的复兴中出现的大批新材料以及美国学者近期对中国激进主义的新研究都使陶研的新思路成为可能”［13］。牧野笃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日本现实的教育问题相联系：当前的日本学生生存在偏差值教育的竞争体制中，学生的自我价值感却愈发丧失，而陶行知在遭受西方文化冲击后施行的改革方案，有利于当代日本教育问题的解决。因此，他专门分析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建立同日本教育问题的比照。黄冬的研究主要结合中德两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类比陶行知和莱西维恩标新立异的教改举措，揭示了两位教育家在文化、政治生活和教育工作方面的共同之处。莱希维恩创立的“帮手制”、“意图教学法”与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教学做合一”不谋而合。

无论是谈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还是对历史史实的论证与考察，当前海外博士论文在史与论的融合方面相得益彰。行文中并没有刻意的历史渲染痕迹，也没有理论的生涩雕琢硬套。在史实的呈现中有理论模型的建构，在理性解释中又有历史的印证。

三、对我国博士论文的启示

早期的海外博士论文需要兼顾传播的效用，以思想的价值挖掘作为打通推广引介的途径，当前的研究则自主地采用还原视角，在多元论证中体现生成思维。两种切入方式可谓殊途同归，但后者的研究方式更加注重研究主体和读者的双重“人本”旨归，力图还原，同时又不排除对于文本的个性化解读。在我国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吸取国外博士论文选题、结构和研究思维的长处，可以拓宽研究视野，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第一，由实体性思维向生成性思维转变。在学术研究中，实体性解读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对于人物的引介和思想的分析研究，既能够深入体现研究对象的内涵和本质，又可以通过对其价值意义的探讨引发更多的启发性联想，并运用到实践的指导中，产生有效而实用的研究结果。实体性解读有着一定的标准化模式，这种固定的模式固然稳妥，但当研究愈发深入时，研究者可能会出现“以论带史”的倾向，即为服务于理论而反求历史，历史被碎片化，这样的研究过程和结论是为研究者的既定研究目的服务的，会失去研究对象本体的原貌。正如福柯所言：“在目的论的单线框架下，为了强调其本质特征，最终涵义或它们初始的和最终的价值，许多史实被故意简约掉了，”［14］这种偏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追求不变的本质是一种虚妄，生成性思维体现了当前学术研究的多元视角，“对唯一知识观的怀疑，实际上也是对传统的因果决定论的线性思维逻辑的怀疑”［15］。我们的研究不在于提供一幅完美的图景，而是在勾画的过程中寻找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

第二，注重回归主体性研究及影响因素探究的层面。海外研究的重心正逐渐移向对象主体，移向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移向主体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近年来国际学术思想的一大研究趋势。在我国的博士论文中多将形成因素的分析作为人物介绍的宏观背景，此确实为完成人物思想的传承完整性考虑，然而真正目的却是服务于功用的价值。研究模式易模式化、单一化，忽视研究对象的“人本”价值。只有确立研究对象的主体性意识，回到人物思想形成过程的本真探讨，才是对人物、对历史真切的把握。否则一旦将研究对象“英雄化”的定性，一切价值与成就就会变成“神像”式的膜拜，并不能真正深入人心，更不利于教育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实现。这也正是当前学术视野下移的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不仅要关注平民教育，也要将对待精英的视野下移到生活的层面，去探寻精英真实的、朴素的本源因素。

第三，诚然，海外博士论文在选题角度、视野范围、理论分析和方法论方面体现出相当的水平，但客观地来讲，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例如，资料不够翔实、史实考证还有所欠缺等。当然，应该考虑到海外的研究者群体在资料搜集方面，是有种种困难和不便利因素的，但他们在理论分析、模型建构、研究方法方面却要比国内研究略胜一筹。研究问题也更为具体深入，研究者不再满足于过去一般性的评介，而是试图从理论的高度加以阐发。而国内的研究者则需要发挥对国内资源的最大利用，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理论分析的视野，做更加深入、多元的研究。正如社会学家卢曼提到的“自我指涉”概念，我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只要研究和观察自己，也要不断反思自己研究的方法论，同时还要“观察‘他者’如何观察，这种对观察的观察，可以系统看到自己观察的盲点”。［16］

参考文献

［1］Chao, P.Educ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D］.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46.5.

［2］《克伯屈日记》,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3］Chu Donchean.Patterns of Education for the Developing Nations:Tao’s Work in China,1917-1946［M］. Kaochang Print. Co., 1966.［4］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92.

［5］周洪宇.陶行知研究在海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2.

［6］Yao Yusheng.National Salcation Through Education:Tao Xingzhi’s Educational Radicalism［D］.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9.

［7］Dong Huang.Tao Xingzhi(1891-1946) und Adolf Reichwein(1898-1944)：Zwei Reformpdagogen im Vergleich［M］. Hamburg:Verlag Dr.Kovaˇc,1999.

［8］Keenan, B.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81-110.

［9］Brown, H.“American Progressivism in Chinese Education:The Case of Tao Xingzhi”［M］// Ruth Hayloe an&d Marianne Bastid(eds).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dustrialized World: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New York:Sharpe.Inc.,1987:120-138.

［10］Yao Yusheng.A Model for Village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Tao Xingzhi’s Workstudy Union Movement(1932-1937)［C］//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为生活而教育――陶行知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杭州师范大学,2011:34.

［11］牧野.中国近代教育の思想的展と特：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の研究［M］.日本センタ, Tokyo: Nihon Tosho Senta,1993:68.

［12］李文阁.生成性思维：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6):48.

［13］Yao Yusheng.Rediscovering Tao Xingzhi as an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evolutionary.［J］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02,27(2).

历史博士论文篇11

在这一事件的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很多人缺乏对“国学”和“大师”的常识性认识。就此疑问，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请他谈谈“国学”和“大师”的历史渊源，以及对当下文化生态存在问题的看法。

2006年，70岁的朱维铮被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授予荣誉哲学博士学位。这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第一个荣誉博士。德国汉学家们称赞他为“低调的大师”，而他则说，“大师”不敢当，自己只是“中国史学的一名从业者”，“大师”需要时间的检验。

概念模糊的“国学”

中国有很复杂的传统。很多东西最怕“模糊”。1900年之前，中国没有“国学”一说，只有跟西学相对的中学，跟新学相对的旧学。“国学”和“国粹”的概念都来自日本。据我所知，“国学”概念最早是1902年引进的。最早被中国人所用是在1903年，梁启超、章太炎给黄遵宪写信，约他一起来办《国学报》。黄遵宪指出中国没有“国学”，原因之一是中日情况不一样。中国人开始讲“国粹”也是在1903年，出现在章太炎在上海西牢里写的《癸卯狱中自记》，意为自己担负了弘扬汉族文化精粹的使命。有一个叫宋恕的学者，看到“国粹”这个概念就批判，他说，既然有粹就有糟，就有糠，那么国糠是什么？既然讲国粹，为什么不讲国糠？这在当时有巨大的影响，后来章太炎就不讲了。中国只有一个“国故”。1910年章太炎出版《国故论衡》。“五四”以后，重新回顾传统文化就叫“国故”。

一提到“国”，很多人把历史上的“国”对等于大一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这个概念在古代是区域性的，与发展成现在的56个民族的版图概念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现在讲“国学”首先要定义。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的所有学说都是国学，而不仅是孔子和儒学。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人，包括政府官员，必须了解一点历史。现在讲“国学”，强大的舆论机器一哄而上，大家都在讲。但它的内涵、外延是什么？历史上一再争论过的东西，现在也没讲清楚。你可以坚持你的观点，但我仍然坚持一条：既然讲历史，没有根据的话不要乱说。学术需要普及，但不要帮倒忙，这对年轻人影响很大，到最后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大师”该由谁来封？

首先，我承认历史上有大师。第二，我们要知道大师在历史上有不同的概念。“大师”一词，初见于《周礼》，说是周代宫廷乐官长的职称。据清代经学家考证，它即《论语》所述教孔子学音乐并体悟天人关系的盲人艺术家。但孔子死了，鲁国衰乱，他们四散流亡异国，“大师”也成绝响。到了两汉，济南有个90多岁的老头，能背《尚书》中的20多篇篇目。凡是跟着伏生念书，能识字、能教别人的都叫“大师”，至于教得怎样是另一回事。汉武帝“独尊儒术”，他的丞相公孙弘，又将五经博士变成候补文官的师傅，读一经而应试，便可做官，禄利随之。这时，“大师”是经官方认定的。到了唐朝，三教并争。佛经翻译家玄奘在《瑜珈师地论》中把佛祖翻译成“大师”，当时影响很大。随后，活着的高僧统统都叫“大师”。唐朝之后，凡和尚均称“大师”，包括那些酒肉和尚。这就好比“博士”这个概念，汉朝通经的叫博士，是官职，宋之后这一称谓就泛滥了，卖茶的叫茶博士，卖油的叫油博士。

“大师”回归到比较严肃的地位，是在清代。汉学复兴，民间经史学家按学问分等次，各学派的继往开来人物，被公认为大师，才给这个徽号恢复了名誉。

看看现在尚在人世的“大师”们吧。有他封的，有自封的，还有故作谦退其实自我炒作的。是不是人人都可以称“大师”？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尺度，“大师”原是指人文学科的主要人物，后来扩展到教育、科学、卫生等各领域。有两种情况，第一，真正对某种学说有开风气作用的；第二，在特定领域取得卓越贡献的。简单地说，大师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

历史博士论文篇12

关键词

屈原否定论　个人因素　历史和时代背景

（一）廖平为什么会否定屈原其人，认为《楚辞》是秦始皇令秦博士所作？

廖平《楚辞讲义・第一课》：

旧说以《楚辞》为屈原作，余则以为秦博士作。文见始皇本纪三十六年。因此他认定：《秦本纪》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即《楚辞》。

廖氏被称为近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经学大师，“屈原否定论”只是廖氏庞大的经学理论建构工程中的一个小小的序章。出于其狂热的尊孔尊经宗旨，廖氏将孔子和孔经“神化”了。被“神化”了的孔子不仅为中国万世立法，为全球万世立法，更为天体立法。“屈原否定论”就是“孔子为天体立法”的一个论证――实际上是“附会”。

廖氏又说：又颛顼以下乃绝地天通，经所谓格于上下。此人帝德不及远，专为人学之事。山经实天学之专书，并非诡诞，所以《列》《庄》《楚辞》《穆传》引据如经典，则非不经可知。

秦始皇求仙问药以期长生不老，不满于“专为人学之事”，由“人学”上升到“天学”的层面，照廖氏说来就是“帝德”甚远了，而正好《秦本纪》中又有“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的记载，就可以让廖氏的这一附会更有可信度（其实不然）。显然廖氏出于牵强附会的论证不具有科学性（郭沫若撰文驳过）。“屈原否定论”看似荒诞不经，但有其特殊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二）胡适否定屈原的用意何在？

胡适《读楚辞》：

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为是这二十五篇全部的左传。但这个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跺。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当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变成了一个伦理的箭跺了。

胡适并未全部否定屈原，而是将《楚辞》的部分著作权留给了屈原，否定屈原并非他的目的所在，他只是将屈原作为“一个文学的箭垛”更主要是“一个伦理的箭垛”进行推倒。胡适开一代风气之先，他公然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支柱之一――屈原的存在提出质疑（虽然有廖平开路），体现了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勇于向权威挑战的自由和独立精神。其次，我们还应看到，胡适“屈原否定论”的提出与其实用主义哲学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

（三）何天行、卫聚贤、朱东润为什么认为《离骚》是刘安所作？

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卫聚贤《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大致说来都认为淮南王刘安是《离骚》的作者，楚辞作于汉代。不过卫聚贤认为伪造屈原的人是汉初的贾谊，他曾写有《吊屈原赋》。

从理论根源上，何天行和卫聚贤应该是受了廖平先生的影响。虽然廖氏所说的秦始皇令博士所作《仙真人诗》即《楚辞》的观点遭到了郭沫若等人的辩驳，但郭沫若只是否定了秦博士对于《楚辞》的著作权，而廖氏提出的“仙真人诗”（不专指秦博士所作《仙真人诗》）即《楚辞》和《楚辞》为秦代以后人所作的观点并没有被完全驳倒，反而给了后人继续发挥的余地。我认为何天行和卫聚贤是接受了这一思想的。

到了60年代为什么朱东润会再次点燃战火呢？就我个人观点来看，这和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学术界比较宽松和自由的风气有关，也和朱先生的一贯的治学态度和治学之道有关，朱先生无论治学和为人都傲然独立，大胆质疑，不人云亦云。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研究成果，尽管在论点上并无出陈推新，但在论据上确实下了一番功夫，足以看出他对学术孜孜不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