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1

[作者简介]韩岩，河北大学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0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河北保定071002；张绍云，保定学院政法管理系讲师，法学硕士，河北保定071000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4―0036―03

孔子是人类文化轴心时代东方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对我国的影响长达两千余年。伴随着全球整体化进程的推进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孔子的义利思想开始被重新审视和定位，根据时展不断扬弃孔子义利思想，对于实现整个人类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拟从孔子义利观的内涵人手，结合现时代的发展情况，进一步分析其道德正义价值对于利益平衡的调节作用，以求能够发掘出更多有益于我们时代科学发展的价值。

一、思想的定位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正值诸侯为了各自的私利相互征伐、民不聊生的时代。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用于奔走各国，宣扬以“仁”为本体的道德哲学思想，想用道德正义来匡世济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孔子的义利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语》中。

孔子的义利思想是在承认人们正当欲望和追求合理利益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才强调“义”的重要性的。可是，孔子的义利思想往往被认为是重义轻利，义利的对立大于义利的统一。孔子说过“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周急不济富”(《雍也》)、“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义以为质”、“君子固穷”(《卫灵公》)，因此孔子常被认为是主张仁义道德、完全忽视个人利益的义利观的代表。实际上，孔子认为“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所恶也”(《里仁》)，追求富贵、厌恶贫贱是人的本能，说明他肯定了人的欲求的存在，承认了人追求一己之私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只不过是由于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是一个“放于利而行”(《里仁》)的社会，统治者们为了追求个人的私利，根本不顾百姓的死活，劳动人民的怨声载道，使孔子不得不罕言“利”、多言“义”。因此，孔子的义利思想提倡用“义”来矫正“利”。

孔子的义利思想是仁、义、利统一的民生义利观。“仁”贯穿于孔子思想的始终，不仅是孔子道德哲学的本体，而且是孔子思想的终极价值。孔子援“仁”入“义”，认为“对国家、百姓的根本利益的追求乃是最大的义，实现了这个义，也就达到了仁”。因此，天下的大仁大义，就在于黎民百姓的富足。孔子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卫灵公》)天下的百姓们对于“仁”的依赖程度，超过了他们对于水和火的需要。如果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就是尧舜一样的圣人。实现天下百姓富足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两则对话中寻得根据。一则是由于鲁国收成不好，鲁哀公问有若能否通过增加百姓的赋税来满足国家的用度，有若请哀公施行“彻”，即什一税。哀公认为“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此，有若回答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卫灵公》)另一则是当子贡向孔子问如何才能治理好天下时，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卫灵公》)为了实现天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孔子终生为“仁”而奋斗，“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里仁》)

二、思想的内涵

面对义与利的取舍时，孔子认为应在“仁”的原则下，以“礼”为“义”，合“义”取“利”。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导致“社会分配矛盾尖锐，如何处理礼、义、利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当时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以及经济思想的主要特色”。“放于利而行”，还是“克己复礼”、合“礼”取“利”?孔子的回答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认为管仲是“仁”者，给人民带来了很多的实惠，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可是，对管仲违“礼”的行为还是给予了批评，他认为“管仲之器小哉!”(《八佾》)因为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树塞门”、“有反坫”(《宪问》)，和国君享有的待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孔子说：“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可见，孔子对于僭越“礼”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在，“仁”与“礼”的关系上，孔子认为“仁”者不一定懂“礼”，但懂“礼”的一定是“仁”者，他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在“礼”和“义”的问题上，孔子认为礼是人们行为的标准，符合礼的行为就是义，《左传》文公七年记载：“义而行之，谓之德礼。”不难看出，礼规范着义的性质、内涵和特征。孔子对于“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在做人方面，都必须受到礼的节制，“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学生子贡问孔子治理天下时，达到贫穷的不因贫困而卑屈，富有的不因富足而骄傲的状态，是不是就可以了?孔子的回答是可以了，但是还是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因此，孔子对于统治者和人民都要求用“礼”来规范。君主必须要做到襟怀坦荡、礼贤下士，倘若“居上不宽，为礼不敬”，孔子是不屑一顾的。君主在对人民的引导方面，必须以德服人、依礼行事，才能使百姓“有耻且格”(《为政》)。因此，孔子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孔子对于不合乎“礼”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他看到学生冉求为比周王还富有的季氏敛财的时候，孔子不仅和冉求断绝了师徒关系，还命令其他的学生“鸣鼓而攻之”(《先进》)。

在选择是否取得利益时，孔子认为应合“义”取“利”。在面对利的时候，孔子提出“见得思义”(《季氏》)、“见利思义”(《宪问》)、“义然后取”(《宪问》)的主张。虽然每个人都不想生活在贫贱之中，都想过上富贵的生活，但是摆脱贫贱、实现富贵却不能不择手段，必须有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义”，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只有做到了“见得思义”(《季氏》)、“见利思义”(《宪问》)、“义然后取”

(《宪问》)，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利益，达到获利的持久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孔子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宪问》)孔子在处理个人名利得失的时候，也是以“义”为标准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他为成名划定了年龄的界限，认为“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可见，孔子一生是很看重功名的。可是，在功名唾手可得的时候，孔子首先要考虑的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然后才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爱徒颜渊死后，颜路(颜渊的弟弟)请求卖掉象征孔子士大夫后代身份的车驾，给颜渊买棺材，孔子没答应。因为孔子认为失掉自身的身份来满足别人的需要，也是不符合“义”。

三、现时代价值

伴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势头的迅猛增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导致了竞争日趋升温，义利问题也逐渐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面对着日益增加的义利的选择、取舍，有的人禁不住利益的诱惑，开始弃“义”从“利”，坑蒙拐骗、制假贩假、吸毒贩毒，给广大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孔子的义利思想是仁、义、利统一的民生义利观，要求我们在面对义利的时候，须在“仁”的原则的指导下，以“礼”为“义”，合“义”取“利”。这种道德正义价值对于利益平衡的调节作用，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修养和人际关系处理上，更表现在企业经营和政府管理方面。根据时展不断扬弃孔子义利思想，对于实现整个人类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面对义利的冲突时，孔子指出君子和小人处世原则、方式的不同，积极倡导君子的休养和处世方式。这不仅对树立我们正确的人生观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而且有利于提升个人修养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在获取个人私利的时候，君子和小人看重的东西是不同的，君子先要看获取私利本身是否符合“义”；而小人则不然，他们看重的只是“利”的大小和多少，根本就不考虑获取本身是否合乎情理的问题。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于是，君子和小人的内心世界就是截然不同的，君子始终会考虑获取私利的合理、合法性，而小人的眼中只有利益，为了私利可以不惜践踏世间的伦理和法律。对此，孔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对于合情合法的私利的获取途径可以是多方面的，只要是通过个人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取得，虽然是做“执鞭之士”，孔子“亦为之”(《述而》)。因此，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今天，面对利益的诱惑，树立、保持“君子坦荡荡”(《述而》)的胸怀，有助于减轻社会竞争带来的压力，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2

关键词：经济伦理 富而好礼 节用

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伦理思想是核心组成部分，孔子的伦理思想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经济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的封建社会能够保持相对长时间的稳定与达到高度繁荣，与孔子的伦理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孔子伦理思想中经济伦理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特征隐含在世俗伦理思想中，通过调整社会阶层与民众的义利关系，建构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实现社会基本公平与正义。

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中国封建社会建立了严格的等级秩序，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等诸多社会活动都按既有的等级秩序展开。经济伦理关系与社会等级秩序有内在关联，社会等级秩序的建立又受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诸多思想家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此即通常所谓“天人合一”的观念，如老子、孟子、庄子等。孔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也是如此，虽然孔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论述不是很广泛，但深入而理性，采取一种朴素的唯物论。这种朴素的唯物论已经为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的建立奠定了正确的哲学基础。

自古至今，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秩序的建立受对人性认识的影响。儒家对人性的认识就存在明显分歧，孟子是典型的性善论者，而荀子则是典型的性恶论者。人性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者对待被统治者的态度与方式，影响了政治制度与社会治理方式。其实人性是复杂的，善与恶是人性的两极，无论用哪一极来描述人性恐怕都是不确切的。孔子对人性的认识则很中庸与辨证，“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里的“性”是指人最初的自然属性，相近而不相同，“习”则指人的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无善恶之分，但人的社会属性就相去甚远了，出现了善与恶的两极分化。孔子的“性相近”的人性论，没有简单判定人性的善与恶，从某些角度看，与现代的复杂人假设理论接近。这种人性观，有利于认知与理解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的复杂行为。

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内涵

（一）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富而好礼

古往今来，人们生产劳动的目的就是满足生活的需要，过富足安定的生活也是人们自古及今的追求。孔子认识到富贵是人们的追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可以说，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使然。孔子的生活也离不开经济作为基础。在仕鲁之前，孔子主要靠兴办私学维持生存，“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并且为了扩大招生人数，采取“有教无类”的招生策略，一方面说明孔子好为人师，另一方面也说明孔子为生计所迫。在鲁从政期间，俸禄比较优厚，据匡亚明先生考证，孔子在鲁国为政时的薪水为“俸粟六万”，即领取实物薪水粮约二千石。其后，开始了前往诸侯各国求官问学长达十四年的羁旅生涯，一方面收取微薄的象征礼仪性的学费，一方面获得一些官府的俸禄，维持教学与生计，但也曾困于陈蔡之间，甚至连粥都快喝不上了。所以孔子是希望人民生活富足的，因为民众富足了，才能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孔子积极鼓励人们通过努力获取富贵。

孔子反对的是富贵“不以其道得之”，提出了“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也就是获取富贵的道德性与正当性。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了财富与地位，也有人拥有财富与地位后为富不仁。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认识到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比物质利益需要更高的，并因此也更为根本的人类需要，即道德需要，所以民众富裕后要进行教育，使其知仁懂礼。孔子到卫国，看到卫国人口众多，弟子冉有问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曰：“富之”。冉有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富之”反映了孔子经济伦理的价值核心，实现富裕并非最终追求，终极目标是“富而好礼”。“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如何实现“富而好礼”？教育。孔子意识到，一个人在富裕之后，如果不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就会产生一种“富而骄奢”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不良道德状态，而这一状态反过来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富之”实现了经济活动的初级价值追求，“好礼”才能保证这种富裕在道德的约束之下，保证社会的稳定与经济伦理的有序，并使这种富贵向更高尚的层面升华。

（二）经济伦理的关系调整：重义以制利

经济伦理关系不是抽象的关系，是经济行为中的客观实在，经济伦理的实现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与手段。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论语・里仁》），意即君子对天下的事情，没规定可以做什么，也没规定不可以做什么，行为的标准是要依从“义”。那什么是“义”呢？众所周知，在《论语》中，“利”是与“义”相对应的概念，“义”的对立面就是“利”，要了解“义”首先要清楚“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从如何对待“义”和“利”的关系上来区别“君子”与“小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深明大义，善于从整体和全局看问题，不自私自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德行差或卑鄙的小人，不明大义，只晓得个人的私利，甚至损人利己。因此在孔子看来，“利”更多带有私利的成分，“义”则带有道义的成分。落实到经济伦理关系上，孔子更重视“利”获得的道德性与正当性。

“义”与“利”是不可分割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把“义”与“利”割裂开来是不现实的。孔子其实是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与获取利益的，因为孔子在率领弟子周游列国时饱受缺钱少粮的困顿。孔子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获得利益的道德性与正义性，孔子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可见，孔子并非毫无原则地反对“利”，孔子只反对在获得物质利益时所采取的不道德手段，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焉”（《论语・述而》）。儒家思想另一个集大成者荀子对于“义”“利”的关系有更清晰的认识，认为“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篇》）。不加分析就说儒家只讲义不讲利，是片面的。事实上，儒家的义利观是用来调节社会集团与集团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思想武器。儒家认为，在“义”与“利”发生矛盾的时候，要着重考虑“义”，不要“见利忘义”，要以“义”为重。

（三）经济发展的成果分享：均之与节用

孔子的“富民”之道把经济发展看作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但是，仅此是不够的。因为影响一个社会稳定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从经济关系方面来看，分配问题似乎显得更为重要。《论语・季氏》载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关于“均无贫”，很多人把“均”理解为“平均”，此并非孔子的本意，唐凯麟等人（2004）研究认为，“‘均无贫’之‘均’，依朱子所注，乃‘各得其分’之意。而这个‘分’也就是依照封建等级制度所规定的权利之‘分’，这就意味着孔子所说的‘均无贫’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平均主义”。他们认为孔子忧虑的不是“相对贫困”（寡），而是分配不均，不是“绝对贫困”（贫），而是由此导致的社会不安宁。由此看来，孔子此说并非要求财富分配的绝对平均，近乎其意的解释是说无论财富的多或少，分配公平才能得人心，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孔子认识到人的财富要求是无限的，社会财富也不可能无限增加，另外，富与贫永远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以孔子提倡节俭，即“节用”。于个人生活，“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于整个国家，“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从个体与国家两个层面提出了勤俭节约的要求。孔子对贫而乐的精神极为赞赏，孔子赞扬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正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内在要求在消费问题上的体现。孔子还大力提倡节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即他赞同大家节俭。“均无贫”是保障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消除相对贫困，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而“节用”则控制人的欲望的无限膨胀，使有限的社会财富发挥最大功效，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

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为主旨，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注重维系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追求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关系协同发展，以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如果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资源、能源、清洁的空气和水等要素，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就会失去载体和基础，进而整个人类文明都会受到威胁。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对于我国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的生态观，已经朴素地认识到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并且敬畏自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当然，孔子并不消极地停留在对自然的敬畏上，而主张积极地去了解自然及其规律；认为不了解自然及其规律的人，配不上称君子。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孔子不仅敬畏自然，还尊重一切自然与生物。孔子对自然界的山与水非常热爱。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山与水是自然界的象征，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和载体。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二）倡导勤俭节约，建设节约型社会

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而提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中央明确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就是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兴衰，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决策。当前我国一部分人追求物质享受，“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人们应该像孔子说的那样，做个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论语・学而》），积极认真地工作，勤奋好学，增加个人修养，丰富精神世界。从国家层面讲，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初级阶段，财富还相对贫乏。孔子的“节用”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遵循其内涵，在防治挥霍、奢侈、腐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更对构建节约型社会有着积极意义。

（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社会

同志曾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在当前社会各个领域，普遍存在公平与正义缺失的现象，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隐患。孔子已经注意到分配正义、社会公正问题，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为政》）？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想目标，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公平正义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不仅涉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问题，还直接关系到全体人民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不断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使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才能使政府的工作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社会才能真正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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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姚电，涂平荣.孔子经济伦理思想探微[J].江西社会科学，2007（2）

3.董小龙.中国儒家经济伦理思想探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3

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如何搞好教育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西方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一次巢会后发表的宜言中认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回首二千五百年前孔子的道德智惫。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伦理思想乃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对当今世界教育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理念

孔子十分重视教育的教化作用，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推动力。在他看来，要使人民富庶，国家强大，社会安居乐业，就必须对人们进行教育，反之，“使民不教，则民不足，民不足则无信，民无信则国不立，国不立，则仁义礼智否矣。”他还认为教育是改造和再造社会道德规范体系的有效途径，只有通过有目的的教育，把仁义道德的一系列规范和要求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一种自觉的道德意识，才能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家质，从而为‘德治”创造前提。因此，他提倡并率先实行了一种新的教育形式—私学，把教育的大门向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的开放。

孔子认为“人皆可以通过教育成才成德”，因此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理念。‘有教无类”指的是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人人都可以人学受教育。孔子的弟子来自诸侯各国，分布地区较广。他不但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人学，还欲居“九夷”施教，这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孔子的弟子还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如南官敬叔、司马牛等是来自贵族阶层;颜回、曾参等是来自平民家庭;子路原是不知礼的“野人”，子贡是个商人，仲弓之父为“贱人”，“子张，鲁之鄙家也;颜琢聚，梁父之大盗也……”颜回等人不仅非贵族子弟，而且也非士人，出身很卑残，孔子都肯接受为自己的学生。此外，孔子也十分注重给别人以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例如:有一个名为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门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只要人愿意进步，不管其曾经怎样，现在洁身自好，以求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就不应该放弃他，谁也不能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

孔子的“有教无类”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人应受教育的主张，充分体现了教育的民主性、平等性，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中的贵践界限，对于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素质、普及教育、传播先进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因材施教的教育科学方法

孔子所采用的教育方法，主要是’‘因材施教”。孔子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也就是说，每个人先天的案赋是很相近的，但是每个人的习性(习惯和性格)却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由于每个人后天学习成效有很大差异的缘故。孔子还指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对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也就是说，人的智力有智、愚、中之分，人的性格有鲁、哆之异，人的心理状态有勇进与退缩之别，而且每个人的才能有不同的发展趋势(例如有的适合文学，有的适合从政，有的适合军事，有的适合经商等)，因此教学中必须根据这些人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才能获得理想的效果，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

若说孔子所推行的“有教无类”，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教育相对公正。那么，他所实践的“因材施教，，方法，则是对这种教育公正的进一步深化。“因材施教”的前提条件，是承认学生的个别差异、先天智力的不同，并且要有教师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孔子就通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深刻了解其弟子的道德面貌、性格特征，且能准确扼要的作出鉴定评价，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哮”(《论语·先进》)，等等;并由此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针对学生特点进行差异教学，面对子路和冉有请教的同一个问题:“闻斯行诸?”(听说了一件事，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对前者，孔子约束其“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对后者，孔子则鼓励其“闻斯行之。”(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论语·先进》)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

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科学方法不仅满足了当时社会对各类人才的历史需求，而且从现代教育学的观点看，也轰梦一种追求高效率教学原则的科学教育方法。

3、德育为先的教育指导思想

“成人”、“成德”是孔子育人的重要目的与内容。孔子培养人才首先注重的是德育。他主张学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即把品德修养，礼义实践列于学习文化技能之前。他要求学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即把信仰政治理想，执守道德修养，遵循仁爱学说置于学习文化技艺之前，作为根本。孔子认为一个有志向、有道德、有操守的人，才能爱人、济众、济民，所以他教学生以“忠”与“信”的道德知识，培养他们的道德信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忠”是我国传统的为人的美德。孔子认为“尽己之谓忠”，作为君子要做到“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还教育学生要“主忠信”，“言忠信，行笃敬”。他认为，有了坚强的道德信念，就能够“笃信好学、守死普道”、“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而成仁”，为祟高的道德目的而献身。有了祟高的道德情感，就会对好坏行为产生一种爱与憎的情感，“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恶不仁者”，而认为“好仁者无以尚之”。有了坚定的道德意志，就能够志于道。孔子的德育是以’‘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做一个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实施德育的过程就是塑造和完善人格的过程。有无人格是区别人兽的标志，丧失人格就要沦为禽兽。所以，造就人格是德育的根本任务。

把完善人格作为做人的目标并把造就理想人格作为德育的根本任务，孔子的这一光辉思想不仅至今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来说真可谓“切中时弊”。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里，学校教育竞相追求学业佳绩，忽略品格的熏陶与培养;人们无休止地追求金钱、物资与感官享受，致使人们身心失常、心灵孤寂、人格分裂，以及由于心理不平衡所引起的精神失常、酗酒、嗜毒、杀人、自杀等，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与人类的安宁。基于此，我们必须深切地反省思考，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并认真借鉴孔子的重视德育的教育伦理思想。

4、注重人全面发展的教育培养目标

孔子十分注重培养人的全面发展。他从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技能技巧等方面去培养学生，以使其获得全面综合的发展。《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论语》也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即文化技艺，生活实践，忠诚待人，信实办事四类，从德、智、行全面关心、培养学生。孔子的教育内容可概括为“六书”和“六艺”。“六书”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偏重于文化知识;“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偏重于才能和技术的训练。他认为礼、乐、射、御、书、数是一个学生必须掌握的全面知识与技能。“礼”是人行为的准则，侧重于德育;“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感，形成人的性格，侧重于美育;“书、数”是基本知识与技能，侧重于智育;“射、御”是军事课程，侧重于“体”。很显然，孔子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既有丰富的知识与技能，又具备高尚的品质，内外兼修，全面和谐发展。

此外，孔子还认为智、仁、勇、艺、礼、乐六个方面，构成了最高标准的成人。他把这六项任务看作一个联系的整体，同时认为，这六种因素又有自己的独立性，各自有其特殊的任务。他说:“仁者不优，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等等。这比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仅仅追求在道德上的完善化的人格要全面得多。

由此可见，孔子是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要使受教育者在“仁”(德)、“知”(智)、“勇”(砌，“美”(乐)、才”等几方面都得到全面修养和发展这一教育目标的“先师”。他在教学过程中把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很好的结合起来，这一点正是我们今天的教育所需要借鉴之处。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4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创立并大力发展了儒家学说，并提出了“君子”人格。经由众多儒家学者的不断传承和修正，“君子”的人格概念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到今天，“君子”已经成为人们心中的道德典范，对建设和谐、安定、有序社会具备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但是，“君子”人格形成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是怎样的？其内涵包括哪些内容？君子人格对现代社会的价值和作用有哪些呢？

一、提出“君子”人格的历史环境

孔子所生活的年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中国处于从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局势、思想文化等领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一）社会经济条件―由奴隶制逐渐转向封建制。在原有的奴隶社会中，奴隶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其自身所具备的劳动力以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奴隶主所有，而随着封建社会的建立，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能自己支配除“交租”之外剩余的粮食。封建制社会的形成，不断驱使农民积极开垦土地。但是，与此同时，也滋生了人们“贪财”、“好富”的贪欲，这种贪欲颠覆了原有的道德和价值观念，道德风气逐渐得到破坏。

（二）政治条件―争夺土地的战争不断。封建制社会的建立，建立了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动摇了奴隶制社会的政治基础。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有了土地就意味着能够有权势。因此，争夺土地的战争此起彼伏。而在平民百姓中，父子、兄弟也相互争夺土地的继承权，甚至不少亲人因此而反目成仇。政治局势的混乱以及民间风气的破坏，使得整个社会的秩序都十分混乱。

（三）思想领域―思想学派不断出现。社会秩序的混乱以及原有道德观念和价值观的迅速衰亡，使得社会需要新的道德价值观念来统领，以建立有序、安定的新的社会秩序。而由于各个思想学派代表不同的阶级，其价值观和思想观念也有很大不同。持有不同观点的学派之间相互争论，比如，道家和墨家主张回归自然，消除争斗，发家主张用严格的法律和刑罚来治理百姓，而儒家走的是改良社会的道路。

二、“君子”的丰富思想内涵

孔子借用了原来的概念形式，赋予了其新的思想内涵，归纳起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君子的德性―仁、智、勇。 “仁、智、勇”是君子应具备最基本的品德。

（1）仁―君子要以仁为本。仁，是君子人格的根本。孔子认为，“仁”首先是“爱亲”。在家庭中，要做到“爱亲”，就必须尊家长、爱兄长。君子的道德行为都是十分高尚的，因此，君子应该自觉服从 “爱亲”之情而不需要外在规范的约束。在做到“爱亲”的基础之上，孔子将“仁”的内涵扩展到众人之爱，即“爱众”之情。实际上，这种“爱众”之情是基于一定的情感联想的，比如，人们见到老人就联想到自己的父母，这样就会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老人作出“尊敬”的举动。

（2）智―实现“仁”的条件。只有“仁”的人可以说是好人，但是并不一定能有所作为。而作为承担着社会历史责任的君子，还必须具备实现实现仁德的能力，也即“智慧”。孔子认为，君子要担负起辅佐君主、体恤民情的社会责任，就必须具备丰富、渊博的知识和各方面的能力。对于“智”的内涵，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见闻之智，获得见闻之智不只是获得客观知识的手段，也是提高道德修养的手段；性命之智，也即“知命”之智，君子所应该知道的“命”是其应承担的社会历史责任。

（3）勇―君子要勇于进取。孔子认为，“勇”是达到“仁”的重要基础。“勇”的内涵包括不惧、执着、知耻、刚毅、进取等内容。孔子认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君子都应该无所畏惧、不断进取，面对困难时能敢于正视困难，并积极克服困难，坚定不移的走向目标。

（二）中庸的处世观。孔子认为，作为君子要做到“中庸”。在孔子生活的年代，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民风不断被破坏，孔子希望能恢复和谐、安定、有序的社会状态，并因此提出“中庸”的思想，并指出，为了能达到“中庸”，君子需要不断内省，及时纠正错误思想，不断进行自我完善。

（三）重义轻利的价值观。 孔子认为，君子以“重义轻利”为根本的价值观。孔子并不反对通过合理的方式获得利，他反对的是一味追求个人私立，而不顾及甚至是损害他人的利益。孔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兼顾他人的利益，这样才能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才能有助于实现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君子人格的现实和实际价值

改革开放不断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如何构建新的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念体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现实课题。这种道德和价值观念的重新构建，既不能忽略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不能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孔子的君子理想人格对于构建和谐、安定、有序的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巨大的现实作用。

（一）君子人格的“仁爱”思想，有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建立统一的价值观念。如今，道德观念缺失的现象经常发生。而到底如何才能避免这种道德缺失的社会现象呢？归根到底，还得靠人们自觉遵守价值观念和道德。因此，从道德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入手，唤醒人们的仁爱之心，对构建和谐、安定、有序的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君子人格对利和义的价值观，有利于保障社会健康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当今社会充满了利益和权势的欲望，见利忘义、人情冷漠等丑陋、卑鄙的社会现象经常出现。而君子对利和义的价值观年，强调人们合理、合法获取利益，并且在获取利益时顾及他人和社会的权益。因此，君子理想人格的倡导有助于实现利和义的统一，有助于减慢人们追逐利益的脚步，并不断加强人们对精神需求的追求。

（三）君子人格勇于进取的态度，有助于构建积极的社会氛围。当今社会还存在很大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等，也因此容易产生仇富、敌视等消极思想。君子人格中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有助于人们积极的面对困难，并不断进取。因此，倡导君子人格思想，有助于构建积极向上、谦虚谨慎的正向思想，并鼓励人们面对困难不断进取，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费延伟，孔子的理想人格及其现代价值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2] 叶豪芳，孔子君子道德理想人格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5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11（a）-0248-02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卒于公元前479年4月11日，享年73岁。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他“述而不作”，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和“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后世尊称孔子为至圣、万世师表，认为他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语录体散文集《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而孔子的言行思想则也主要载于《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来的典籍中。与孔子思想有关的史籍文献证明孔子的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不同学科文化的发展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源，而孔子的“仁”思想是其核心，它贯穿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始终。孔子的“仁”思想具有特定的形成背景，作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个体和群体的行为、思想、价值取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也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

1 孔子“仁”思想形成的背景

孔子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做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当时代表社会各阶级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周王室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形同虚设，诸侯叛乱天子，大夫叛乱诸侯。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非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伦理道德思想在该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孔子是这一时期的第一位思想家，也是上一个时期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孔子“仁”思想的确立，与孔子所诞生、成长的鲁国的社会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是当时奴隶制的文化中心，保存着丰富的宗周典籍和完整的文物制度。鲁国的文化环境陶冶了孔子对周文化传统无限敬仰的感情，他说：“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进而，孔子通过“好古，敏以求之者”的精神（《论语・述而》），饱览鲁国保存的丰富的文化历史典籍，从中获得了一种极为清晰的历史感和一种历史眼光，同时，对殷周以来由宗教而道德的传统道德进行损益，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仁”思想，为了实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社会理想，孔子身体力行、周游列国，通过“明知不可为而为”的践行方式一生致力于绵延这种后来被称为华夏民族精神的思想，即一种以共同的，一般人的“人”为根源的统一基础的“仁”的思想。最终他创建的“仁”的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这样，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主体的理论形态就形成了。

2 孔子“仁”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2.1 孔子“仁”思想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仁”思想是儒家学说的理论核心。在殷代和西周的甲骨文中，至今还未发现“仁”这个字，在《尚书》和《诗经》中也很少出现这个字，直到春秋时期才较多的被人提起，基本的含义都是爱人。基于此，西周时期的人本思想是孔子的“仁”思想的前身。根据西周时期“德”思想，孔子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德目”里的很多内容孔子都用“仁”对它们做了管辖，系统化了“仁”思想，指导儒家学说、伦理道德和中华文化的发展。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它体现了非常博大的爱心和同情心，其基本涵义是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即人们要互存、互助、互爱，同时也强调主体的自觉、自律和自控能力。孔子宣传具有崇高道德价值的“仁爱之心”，其目的是提高人的品格和精神，使个人不同于其他人和物，超脱自然，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仁”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重在强调“心性”，是一种内在的思想，其内涵很难用一句话准确概括，孔子也很少对“仁”的本质属性直接阐述，但却不乏对某人是否称得上“仁”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大多是否定性的。据此分析孔子的“仁”思想，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仁爱观，即“仁者爱人”。纵观《论语》，孔子思想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倡导“仁者爱人”的精神，这种源于周初“保民”、“敬民”思想的精神，就是强调要把人当人，要关爱和尊重他人。“忠恕之道”是孔子“仁”思想的原则，“忠恕”是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人，是“仁”的具体运用，是仁的原则，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春秋时期，“礼乐”被破坏，人的道德败坏，人性丑恶，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状况的反思，孔子提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就在于爱心和用爱心爱人，这种观点明确地把道德主体和主体追求的价值目标统一起来，将对人的关爱和尊重提高到道德本体论的高度予以关注。孔子的“仁爱”思想把血缘关系的远近作为依据，有层次地讲述仁爱观，它不是没层次、没阶级的。他的思想符合当时的社会现状，具有进步性。

（2）仁德观，即“里仁为美”。孔子认为完美的人格应当包括“仁德”品质，它能够很好地体现孔子的“仁”思想。孔子强调“里仁为美”，认为人首先要使自己的心灵安定在仁的境界中，否则就是最不明智的。君子有着崇高的道德人格、高度的道德自觉和道德修养，是孔子理想中仁德的体现者和实践者。孔子“仁”思想中的道德规范和原则均以“仁”为核心，主要是为了让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理想人格，继而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即君子要有仁德品质。孔子对君子的仁德观的价值取向作了明确的规定，即：在义和利的取舍上，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强调行义要符合礼的规定，孔子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论语・左传》）孔子同时又明显表现出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思想，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在道德内修上，孔子说道：“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如果一个人达到了这三项要求，他就可以算的上君子了；在志向上，孔子认为君子根据自己的物质欲念来制定自己的志向，要诚心诚意立定志向实行仁，把弘扬仁德作为自己的任务。这是养成理想人格―― “仁德”的内自动力和价值目标导向。孔子还认为，为了实现理想之仁，人应该自觉的去除内心的一切杂念和私欲，铸就一种刚健清新的生命意志和生活态度，从“博学于文”和“约之以礼”的角度来服从于内心所持守的仁。

（3）仁道观，即“克己复礼”的。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也就是说要实现“仁、礼”合一，就要从身心两方面着手，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能自我约束，遵循礼的原则，即为“仁”，这时，大家公认他做到了“仁”。孔子充分肯定了人的能动作用，并指出了君子的人生追求：君子所追求的精神要高尚，并且行动也要符合高尚的精神，才能实现理想目标，具备最高道德品质―― “仁”。礼做到了才能实现仁，仁具备了才不会做违礼之事，仁和礼互为因果。孔子整合“仁”，主要是为了深化“礼”，使人们头脑中“礼”的思想根深蒂固，为维护宗法制社会制度服务。

（4）仁政观，即“天下归仁”。孔子主张德治，德治的根本意义在于人治。人治的根本意义在于治人，不在于治物。从统治者的角度说，治人包括修身与治民两方面。修身是首要的，修身而后方可治民。修身与治民二者内容虽然很多，而基本的是仁与义，即处理好血亲与政治两种关系。孔子的德治主张，说到底，是“仁”思想在政治问题上的具体体现。《论语宪问》篇讲了君子必须具备某些品质之后，方可治理天下，首先君子要修养自己，保持严肃恭敬的态度，其次君子要修养自己，使周围的人安乐，最后是君子要修养自己，使所有的百姓都安乐，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使上层人物和老百姓都得到安乐，所以孔子的修身，更重要的在于治国平天下。

2.2 孔子“仁”思想的主要特点

综上所述，孔子的“仁”思想的特点有：（1）突出强调政治。从字面上看，仁学讲的是个人修养和人际关系，好像与政治没关系。但根据宗法血缘关系讲述忠恕和孝悌，实质上讲述的是君子如何治理国家，因为家是小家，国家是大家，它俩社会政治结构是一样的。“克己复礼为仁”从政治角度强调仁。只有治理好小家，才能治理好大家，即国家，在这过程中，忠恕和孝悌都具有政治功能。（2）个体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孔子主张修养自身，可以实现仁，强调人要自觉地、主动地提高自身修养，可见他十分看重人的自省。孔子的这一思想在宋代通过“慎独”得到发展。（3）抑制个体欲念。恢复周礼是孔子提出“仁”思想的根本目的，其最终目的是维护社会安定。它要求个人利益不能破坏社会安定。所以，提高自身修养，遏制不良思想和错误的行为，使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才能确保社会安定。

3 构建和谐社会中孔子“仁”思想的价值

现在，经济和科技都在快速的发展，而人的道德品质却在日益下降，还不如以前的人们好。我们要学习孔子思想，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来改变这不良现状。所以，孔子的“仁”思想并没有过时，它与时俱进，在当代也具有使用价值。

3.1 孔子“仁”思想与爱心培养和行为自律

如今，社会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淡，有的人只考虑自己，缺少对他人的关心、同情和宽容。孔子思想强调以人为本，以人心性上的改变为出发点，注重提高个人修养，指出个人修身的基本内容是要培养仁爱之心，孔子的这种教化方法，不仅适用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还适用于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现代社会。我们需要汲取历史精华，要自律和修心，知廉耻和善恶，使每个人都具备仁爱之心。

3.2 孔子“仁”思想与以德治国

当前，我国施行依法治国，各种法律法规都在不断的完善，但它不是万能的，它能强行规范人的行为却不能规范人的思想。所以，孔子主张的道德和我们今天需要的道德不可同日而语，但就其思想实质来说，孔子的“仁”思想仍是我们进行思想道德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首先，“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思想，对于推进“以德治国”的方略和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具有启迪意义。其次，就个人来说，要自觉修养和学习，要注意“克己、内自讼、学而不厌”。因此，每天都要进行自我检查，自我反省。再次，为政为官，要自觉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发展生产，取信于民。

3.3 孔子“仁”思想与世界和平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关爱他人和珍视生命，当代中国社会与维护世界和平都受到了其思想的影响。当前，战争是威胁人类最突出的问题，区域性的冲突和战争经常发生，其原因有很多，但挑起战争者的贪念和没有仁爱之心是最根本你的原因。所以，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孔子的“仁”思想具有重大意义，以期对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一定作用。

总之，孔子“仁”思想作为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对我们现代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已经是当代人的共识，相信随着对孔子“仁”思想的传承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一定能够在现时代开创出崭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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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璇，阚先学.孔子仁学思想的现代价值[J].沧桑，2013（6）：111.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6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2-0148-01

一、孔子研究的历史回顾

自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界的孔子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49年到1966年“”兴起是孔子研究的第一阶段，学习、接受、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孔子是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

第二阶段:1966年至1976年的期间，对孔子根本谈不上学术研究，孔子完全被政治化了，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延至1974年，“”发动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批孔运动。

第三阶段:1976年至1989年，清算、反省、复苏、再研究、再评价成为这一时期孔子研究的主调。一时间，孔子再研究，孔子再评价成为学术界的热衷话题。

第四阶段:1989年至今，为孔子研究的第四阶段。政府关注孔子研究成为这一阶段孔子研究的一道耀眼光线。

二、孔子研究的现状

一些孔子研究的学术会议相继召开。1989年10月，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的孔子诞辰2540年盛大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1994年10月5日至8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主办的“孔子诞辰2545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1999年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举行了“99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

大批儒学经典重新问世。儒学经典的编印、诊释、解读、直解书籍及现代版的《论语》、《孟子》等已无可计数;《新刊四书五经》、《诸子集成》等均现于各地书店。谢祥皓的《中国儒学》、张岱年主编的(孔子大辞典》、刘蔚华主编的《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庞朴主编的《中国儒学》、吴龙辉的《原始儒家考述》等等。

三、孔子研究的主要议题

这一时期研究发生了重大转向:由研究孔子个人及其思想转向了他所创建的儒家思想。其转向的标志是学者们着重探讨孔子思想与儒学的关系、孔子所创儒学的逻辑结构、思想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合理走向等，进而论证儒学的未来前景。这一阶段研究主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1995年12月，中央党校科研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精神文明课题组、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联合召开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学术研讨会，召集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争论。这次争论虽然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对此议题的讨论的新一轮热潮出现，促进了人们对此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第二，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在探讨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学者们进一步认识到，不论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建设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现代化建设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关于儒学在现代化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始终围绕着两大主题，一日天人之际，一日人我之际，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和精神智慧。传统哲学的某些具体问题，将因时代推移而丧失其现实价值，这两大主题则具有改正错误和普遍的意义。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正视和恰当地解决这两个重要的问题。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传统之上，首要的问题是摒弃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认可传统。

第三，现代新儒家的难题及出路。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兴起得益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现代新儒家对立态度的转变。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方面看，20世纪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以“人”为本的实践唯物主义。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和挖掘。这与现代新儒家追求人文价值的目标不谋而合。

四、孔子研究前盼

20世纪后半期孔子研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作为20世纪后半期孔子研究的延续，儒学的未来发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孔子研究的成果来解决孔子研究至今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实现现代转换问题将是学者探讨儒学未来发展的另一个重点。儒学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运用具体原则去理解、诊释、筛选、转化儒家思想，推陈出新，供现代社会选择使用。儒学价值资源的挖掘也是儒学未来发展重点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学思想的价值资源会得到更加充分挖掘，儒学体系也会更加庞大、丰富。

参考文献：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7

在孔子的乐教思想中，“仁”是孔子文化思想的精髓，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仁”他所提到的“仁”，即具有伦理学的意义，又具有政治学的意义。孔子把“乐”的活动作为感染人情，陶醉人性以及培养“仁”的精神的最佳行为方式。他十分强调诗、乐、文在人性和人格完善中的作用，并主张把音乐的活动与人们的活动协调起来。“乐”增添了博爱的精神内容，使“乐”的情感有了心灵的附着，变得更加宏大，充实；“仁”，为礼的实施，剔除了为人处事，行为规范的要求，使“人”不因等级，地位的差异而疏远，分离。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仁”礼、乐，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乐”的实施，就是要依靠“仁”这是一种文化精神，企望通过对披着“泛爱众”情感外衣的“仁”的精神的发扬，用这种博爱的精神来教育人们，通过群体的觉悟和努力，建立思想的社会秩序。“仁”同样也体现着对个体发展的关爱。这时，“乐”的活动作为感染人情，陶冶人性，以及培养“仁”的精神的最好行为方式，便在孔子那里具有新的文化含义，在其美育实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也是孔子之所以倾心于乐教的根本原因。

二、孔子音乐美的评价标准—“尽善尽美”

在中国乐美学史上，孔子首先明确使用“善”与“美”这一对概念来区分内容美与形式美的，并提出了两者可以再矛盾中求得统一。在孔子之前，例如季礼观乐时所作的音乐评论，在对具体作品的认识上，已经用“美”这一概念来表示对艺术美的表现形式的赞赏和肯定，并且在对其内容的评价上，也相当多地使用了”德”这一概念来评价其道德内容。因此，季礼在对音乐表演内容与表演形式的评价上，实际上已经使用啦“德”与“美”的概念，但是在理论表述上，还没有明确作为理论上的一对概念来使用。

孔子对《韶》与《武》这两部经典性乐舞的精辟评价，可以认为是明确使用了“善”与“美”这一对概念进行理论表达。根据《论语》的记载，“子谓《韶》尽善矣，又尽美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孔子将乐舞的政治、道德标准（善）于艺术形式标准（美）作了明确的理论区分。并且，孔子是在肯定了“美”（形式美）的价值的前提下，提出以“善”作为评价音乐艺术作品首要的评价标准。但是，这里并没有轻看或忽视“美”的意思在内，只是表明他所追求的，是以“善”为主导的前提下的“美”与“善”的协和统一。孔子强调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中，道德力量的首要作用，因此，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具有道德律的美学思想。

三、孔子是音乐审美主张—“中和”

在音乐审美中，在音乐的变现希望达到一种什么样的要求，即体现啦一种审美主张。孔子依此审美主张，一方面评价诗乐，另一方面，也必须会对当时的“新声”一郑卫之音，提出强烈的批评甚至表达某种愤怒，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孔夫子的文化主张。在同样的审美主张下，这两种审美审美评价形成啦鲜明的对比，反映了孔子音乐思想上崇雅抑俗的审美态度。

四、孔子的乐教思想

孔子非常推崇音乐教育。他的乐教思想根源于其伦理哲学理念，以及生活世界中以人为本的艺术精神。孔子的乐教理想根源于儒家的伦理哲学理念，它不仅对于个人人格修养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政治教化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今天的世界，人类在物质生活领域已获得几乎是无所不能的知识手段，在功利欲求与技术竞争的推动下，物质极大丰富，但同时，在欲望与功利的障蔽下，人们对于终极性的价值目标诸如信念、信仰、理想等精神上的追求正在淡化，造成人类严重的精神危机。物质文明的进步并没有“顺理成章”（一种错误的判断）地促使人类向高级的精神文化形态转化。功利主义的盲目追求造成的价值垄断挤压掉越来越虚弱的人文精神，物质的发达也会因刺激物欲膨胀而急遽扩张人的负面人性，使其步入异化的歧途。人一旦陷入人文精神失落的危机，精神的价值被消解，就只能停留在生存层次，在不安全中徘徊，降低自身的素质。今天的所谓“乐教”遗忘了“人”的目标而醉心于“技”的运作，善与美的标准被功利取代，“重技轻艺”，“重艺轻道”积重难返，人的审美自由已陷入异化世界的“不自由”。面对今天人类的精神危机，如何寻求自救的出路？重新回到富有生机的传统文化中，挖掘积极向上的人文资源，整合精神生命，才是我们冲出绝境的出路。孔子伦理哲学中的真精神对解决今天人类的困境定会有所作为，继承与复兴孔子的乐教思想无疑对重塑音乐的人文精神，找回音乐育人的价值取向有积极的意义。，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和他的道德伦理观念结合起来的，他赋予音乐审美以新的内涵，提高了音乐的作用，使之不仅作为娱乐的方式和表情达意的方式，还作为传递其思想、道德、伦理主张的重要形式。道德之美与音乐之美完美融合，人生境界与艺术心情相辅相成，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在一开始就是儒家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美学的层面，孔子综合儒家各种伦理道德学说与音乐做一次交融，产生了其音乐美学的思想。音乐是孔子安放其思想的场所，思想更重要于“场所”，而运用这一“场所”孔子更好地施行了他的儒家教育。中国的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影响深远，至今为业界所认同的音乐美学原理也源于传统。但作为现代人，固守传统是无为的，只有取传统之精华，去其糟粕，适应时代的变革，才能发展、开拓出新的美学思想。

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和他的道德伦理观念结合起来的，他赋予音乐审美以新的内涵，提高了音乐的作用，让音乐不仅作为娱乐的方式和表情达意的方式，还作为传递其思想、道德、伦理主张的重要形式。道德之美与音乐之美完美融合，人生境界与艺术心情相辅相成，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在一开始就是儒家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美学的层面，孔子综合儒家各种伦理道德学说与音乐做一次交融，产生了其音乐美学的思想。音乐是孔子安放其思想的场所，思想更重要于“场所”，而运用这一“场所”孔子更好地施行了他的儒家教育。

总结：中国的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影响深远，至今为业界所认同的音乐美学原理也源于传统。但作为现代人，固守传统是无为的，只有取传统之精华结合时代的社会发展适应时代的变革，才能发展、开拓出新的美学思想。

参考文献：

[1]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福建教育出版社

[2]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8

在孔子的乐教思想中，“仁”是孔子文化思想的精髓，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仁”他所提到的“仁”，即具有伦理学的意义，又具有政治学的意义。孔子把“乐”的活动作为感染人情，陶醉人性以及培养“仁”的精神的最佳行为方式。他十分强调诗、乐、文在人性和人格完善中的作用，并主张把音乐的活动与人们的活动协调起来。“乐”增添了博爱的精神内容，使“乐”的情感有了心灵的附着，变得更加宏大，充实；“仁”，为礼的实施，剔除了为人处事，行为规范的要求，使“人”不因等级，地位的差异而疏远，分离。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仁”礼、乐，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乐”的实施，就是要依靠“仁”这是一种文化精神，企望通过对披着“泛爱众”情感外衣的“仁”的精神的发扬，用这种博爱的精神来教育人们，通过群体的觉悟和努力，建立思想的社会秩序。“仁”同样也体现着对个体发展的关爱。这时，“乐”的活动作为感染人情，陶冶人性，以及培养“仁”的精神的最好行为方式，便在孔子那里具有新的文化含义，在其美育实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也是孔子之所以倾心于乐教的根本原因。 

二、孔子音乐美的评价标准—“尽善尽美” 

在中国乐美学史上，孔子首先明确使用“善”与“美”这一对概念来区分内容美与形式美的，并提出了两者可以再矛盾中求得统一。在孔子之前，例如季礼观乐时所作的音乐评论，在对具体作品的认识上，已经用“美”这一概念来表示对艺术美的表现形式的赞赏和肯定，并且在对其内容的评价上，也相当多地使用了”德”这一概念来评价其道德内容。因此，季礼在对音乐表演内容与表演形式的评价上，实际上已经使用啦“德”与“美”的概念，但是在理论表述上，还没有明确作为理论上的一对概念来使用。 

孔子对《韶》与《武》这两部经典性乐舞的精辟评价，可以认为是明确使用了“善”与“美”这一对概念进行理论表达。根据《论语》的记载，“子谓《韶》尽善矣，又尽美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孔子将乐舞的政治、道德标准（善）于艺术形式标准（美）作了明确的理论区分。并且，孔子是在肯定了“美”（形式美）的价值的前提下，提出以“善”作为评价音乐艺术作品首要的评价标准。但是，这里并没有轻看或忽视“美”的意思在内，只是表明他所追求的，是以“善”为主导的前提下的“美”与“善”的协和统一。孔子强调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中，道德力量的首要作用，因此，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具有道德律的美学思想。 

三、孔子是音乐审美主张—“中和” 

在音乐审美中，在音乐的变现希望达到一种什么样的要求，即体现啦一种审美主张。孔子依此审美主张，一方面评价诗乐，另一方面，也必须会对当时的“新声”一郑卫之音，提出强烈的批评甚至表达某种愤怒，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孔夫子的文化主张。在同样的审美主张下，这两种审美审美评价形成啦鲜明的对比，反映了孔子音乐思想上崇雅抑俗的审美态度。 

四、孔子的乐教思想 

孔子非常推崇音乐教育。他的乐教思想根源于其伦理哲学理念，以及生活世界中以人为本的艺术精神。孔子的乐教理想根源于儒家的伦理哲学理念，它不仅对于个人人格修养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政治教化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今天的世界，人类在物质生活领域已获得几乎是无所不能的知识手段，在功利欲求与技术竞争的推动下，物质极大丰富，但同时，在欲望与功利的障蔽下，人们对于终极性的价值目标诸如信念、信仰、理想等精神上的追求正在淡化，造成人类严重的精神危机。物质文明的进步并没有“顺理成章”（一种错误的判断）地促使人类向高级的精神文化形态转化。功利主义的盲目追求造成的价值垄断挤压掉越来越虚弱的人文精神，物质的发达也会因刺激物欲膨胀而急遽扩张人的负面人性，使其步入异化的歧途。人一旦陷入人文精神失落的危机，精神的价值被消解，就只能停留在生存层次，在不安全中徘徊，降低自身的素质。今天的所谓“乐教”遗忘了“人”的目标而醉心于“技”的运作，善与美的标准被功利取代，“重技轻艺”，“重艺轻道”积重难返，人的审美自由已陷入异化世界的“不自由”。面对今天人类的精神危机，如何寻求自救的出路？重新回到富有生机的传统文化中，挖掘积极向上的人文资源，整合精神生命，才是我们冲出绝境的出路。孔子伦理哲学中的真精神对解决今天人类的困境定会有所作为，继承与复兴孔子的乐教思想无疑对重塑音乐的人文精神，找回音乐育人的价值取向有积极的意义。，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和他的道德伦理观念结合起来的，他赋予音乐审美以新的内涵，提高了音乐的作用，使之不仅作为娱乐的方式和表情达意的方式，还作为传递其思想、道德、伦理主张的重要形式。道德之美与音乐之美完美融合，人生境界与艺术心情相辅相成，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在一开始就是儒家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美学的层面，孔子综合儒家各种伦理道德学说与音乐做一次交融，产生了其音乐美学的思想。音乐是孔子安放其思想的场所，思想更重要于“场所”，而运用这一“场所”孔子更好地施行了他的儒家教育。中国的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影响深远，至今为业界所认同的音乐美学原理也源于传统。但作为现代人，固守传统是无为的，只有取传统之精华，去其糟粕，适应时代的变革，才能发展、开拓出新的美学思想。 

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和他的道德伦理观念结合起来的，他赋予音乐审美以新的内涵，提高了音乐的作用，让音乐不仅作为娱乐的方式和表情达意的方式，还作为传递其思想、道德、伦理主张的重要形式。道德之美与音乐之美完美融合，人生境界与艺术心情相辅相成，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在一开始就是儒家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美学的层面，孔子综合儒家各种伦理道德学说与音乐做一次交融，产生了其音乐美学的思想。音乐是孔子安放其思想的场所，思想更重要于“场所”，而运用这一“场所”孔子更好地施行了他的儒家教育。 

总结：中国的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影响深远，至今为业界所认同的音乐美学原理也源于传统。但作为现代人，固守传统是无为的，只有取传统之精华结合时代的社会发展适应时代的变革，才能发展、开拓出新的美学思想。 

参考文献：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9

关键词：孔子 礼学思想

一、孔子礼学的历史形成

关于礼之起源解说颇多，礼的起源问题一直是礼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至今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统一说法，不过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祭祀说、习俗说、制欲说。

以上三种观点基本代表了学术界对礼的起源的大部分观点。这些观点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了礼的起源问题，都能言之成理，代表了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得认识成果。礼的产生不是一时一事的事情，它的形成经历了长时间得积累和发展。同样道理，礼的起源不可能局限于一种途径，祭祀、生活习俗等都应该是礼的源头，因为对于原始部落来说，生活最基本的活动就是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发展了人与人、人与部落、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这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宗教观念和宗教仪式由此融入生活，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约定成俗的习惯。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礼的起源是多源的。但是作为宗教仪式的意义的确是礼的主要方面，也是各种礼仪形式的大宗。这反映在殷周以降的文献中，描述祭祀之礼的文章的增多，以祖先崇拜、天神地祗崇拜、鬼魂崇拜、圣王崇拜、自然崇拜等为主要内容的信仰体系确立之后，祭祀之礼也就逐渐完备。祭祀之礼的完备和确立，是礼的发展和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礼”的价值取向――“仁”

1、孝悌为仁之本

孔子认为，推行“礼”首先要从家庭开始。因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孔子提出“孝悌为仁之本”体现了人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以及对生命的赋予者――父母的敬爱和体恤。凡人之出生，必先接触父母，其情感必先指向家人。每个人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如果这一链条断裂，生命将不复存在，人类也将无法存续。

2、 克己复礼为仁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与“礼”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者相辅相成，“克己复礼为仁”。也就是说， 每个人克制住自己的欲望， 使一切言行都符合礼的要求， 即为“仁”。匡亚明先生认为， “仁”是一种人道主义思想， 它强调人们之间的仁爱、谅解、关怀、容忍， 也强调广大人民物质生活的安定和提高。

3、 忠恕以行礼

“克己复礼为仁”还是显得让人有点不知从何做起的感觉，孔子在另外篇章对“仁”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孔子“忠恕”之道的内在逻辑说明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应以“仁”为其指导原则、以内心的真情实感（“忠”）为出发点、以“推己及人”（“恕”）为具体方法、表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价值系统里，“忠恕”之道与“仁者爱人”意义相同，在行为实践中，“忠恕”之道与“推己及人”方式相通。

“礼”的价值理想――“和”

孔子以“礼”、“仁”、“中庸”为特征的思想发展体系， 奠定了儒学的基础。在《论语》中“礼”出现了75次，“仁”出现了105次， 孔子更是把中庸视为至高， 足见这三者的地位和作用。孔子倡“礼”， 是要自己、别人、社会循“礼”， 目标是“和”；孔子贵“仁”， 甚至于“杀身成仁”， 无非是“天下归仁”后的“和”；“中庸”也不过是适度， 其最大的目的还是“和”。由此可见，“礼”是改革社会的标准，“仁”是对待事物的态度和手段，“中庸”是处理问题的方法， 但其最终的理想却是“和”。无论是“礼”、“仁”， 还是”中庸”， 孔子所希望达到的都是“和”――一种和谐的状态， 和平的环境。

1、 和而不同

“和”以肯定差别为前提。孔子曾对“和”与“同”作了区分：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从附和。小人只是盲从附和，却不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这里，“和”是儒家重要的价值原则，是品评人物，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准。可以说“和”、“同”在这里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原则性，承认差异，有差异的统一才是“和”。钱穆释为：“和者无乖决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故不能和。或说：‘和’如五味调和成食，五声调和成乐，声味不同，而能相调和。‘同’如以水济水，以火济火，所嗜好同，则必互争”。①正是因为君子心态平和中正，无乖决之心，做事公正，毫无偏执；而小人却尚利忘义，心存阿比之意，做事只会从己之利益出发，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以只有君子才是儒家的理想人格。

2、 礼之用，和为贵

以实现“制礼作乐”为自己最大的人生理想的孔子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也痛心疾首，他周游列国，宣扬周礼。他发现，要恢复社会的秩序，首先要重新认识周礼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性――和；要使社会达到“和”，必须实行“礼”。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孔子礼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礼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有其现代价值。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和万民”的目的，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总是要一定的礼仪规范为调节的，包括一定的等级秩序、礼文仪节。“礼的目的是使“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记・乐记》。礼乐教化的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化与文化相接相处的精神，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融合并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动力。孔子对礼的继承、传授，大有益于他身后两千五百年世道人心的维系和民族的大融合、文化的大融合。

结 语

礼治并不等于人们非议颇多的人治，礼治提供了一系列不同于法制的行为规范，并通过对这些规范的自觉遵守，于潜移默化中起到一种教化的作用，提高人们的道德品位和思想境界，使人们自觉地去维护社会秩序，主动地去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孔子礼学继承和发展了“礼治”思想，汉代以后，礼治就一直是历代王朝治国的主导思想，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因为它最为适合中国古代的国情。可以说，中国古代几个盛大的王朝之所以国祚绵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的礼治的维护作用，仅凭这一点，礼治思想的重大价值就是不可否认的。当然，礼治实际上是一种“贤人政治”，它虽然主张礼法互补，但过于强调人和德行的重要性，有重人轻法的倾向，须加以扬弃。（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论著类

[1]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2]赵馥洁：《价值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3]陈生玺.张居正讲评《论语》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

[4]王文锦：《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版。

[5]王德明：《孔子家语译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论文类

[1]杨向奎：《礼的起源》，《孔子研究》，1986 年第 1 期。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10

1965年12月，“终身教育”理念由法国终身教育思想家保罗•朗格郎（PaulLengrand）在国际成人教育会议上提及，自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终身教育理念得以传播和发展。2010年，主持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指出：“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3］这既是终身教育理念以政策文件形式确立的表现，也是国家在新时代对终身教育理念的认可和重视，更是个人基于自身全面发展需要对终身教育理念迫切呼唤的真实体现。至今50多年的演进历史，世界各国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推进终身教育理念，并使终身教育理念在社会不同领域得以贯彻。如：韩国终身教育立法的演进及学习账户体系的开发，日本终身教育政策的推进及学习化社会体系的构建，英国成人教育制度建设及产业大学的发展，美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推进机制及发展策略等。查尔斯•赫梅尔（CharlesE．Hummel）谈到：“终身教育可以与哥白尼学说相提并论，其是教育史上最震撼的事件之一。”［4］足以看出，终身教育理念的产生是人类教育界较有影响力的教育现象。此外，其还在经典著作《今日的教育为了明天的世界》中指出：“人类出现，终身教育也就出现了。”［5］可见，在他看来，终身教育必须肩负其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并充分体现出其在人的成长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终身教育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俱进。但是，就目前终身教育理念融入我国社会实践而言，尚存在诸多问题，如终身教育思想强调打破系统的学校体系模式，侧重社会环境下的教育而非学校内部体制下的教育，而综观当下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忽视终身教育理念在非学校环境下的贯彻与落实。终身教育理念要求教育机会均等，也就是人人可学，但由于各方面情况，如地理位置，地区经济差异等，致使终身教育思想中人人皆学的需求没有完全得到释放。终身教育思想中学习内容的广泛性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社会层面供应的学习服务是全面的；其二是个体对于终身教育内容的需求是多样的。当前社会对终身教育内容的认识过于狭隘，不能充分满足学习者对于学习内容的需求，这就导致社会层面的供应与个体广泛学习需求出现矛盾。目前，在践行终身教育理念的过程中存在功利化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终身教育理念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基于此，通过回溯孔子终身教育思想来重新审视当下终身教育理念与社会现实的融合度，以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

二、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内涵

至今，被学界广泛认可的终身教育定义当数保罗•朗格郎（PaulLengrand），他在《终身教育引论》提到：“终身教育包含教育的多个领域、各项范围，从生命开始到结束的不断发展，也包括教育过程中各要素的紧密而有机的内在联系。”［6］目前而言，不同的学者对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界定存在不同视角上的解读和诠释。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终身教育不是体系，而是建立体系的依据，这个依据贯穿体系的每个部分。”［7］孙世路教授谈到：“终身教育体系是适合于一切人从生到死的继续的受全面教育的体系。”［8］持田荣一等将其定义为：“是教育权的保障，是专业和教养的配合，是扫除文盲的方式与道路。”［9］通过不同学者对终身教育理念的解读和阐述，不难发现，其既有趋同之处，亦有各自不同的地方。在这里，主要探讨学者们对终身教育理念趋同的部分，把握其内涵的精髓和要义，深入探究终身教育理念在当代社会的真正价值，解读和诠释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内涵，为回溯孔子终身教育思想提供一定的思想基础。由此可见，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内涵之丰富，领域之宽广，构成之多样。在此，采用高志敏教授对现代终身教育理念要义的界定，即终身教育是对现行教育制度的超越和升华；终身教育是改革现行教育制度，构建未来教育体系的原则；教育贯彻人的发展的一生；教育覆盖人的发展的全部；教育必须成为有效而便捷的一体化体系；教育既作用于个人又作用于社会。［10］在此认识上，审视现代终身教育理念与孔子终身教育思想之间的关系，化孔子终身教育思想入现代终身教育理念，以期达到基于现代终身教育理念视角下重溯孔子终身教育思想的目的和意义。基于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视角，着眼于孔子对终身教育思想的论述，可以把孔子终身教育思想归结为以下五个层面：教育对象的全纳性；教育内容的广泛性；教育时间的终身性；教育活动的生活性；教育目标的价值性。

三、解读孔子终身教育思想

通过对现代终身教育理念内涵进行深入分析与解读，基于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视角，结合当代社会发展现状与规律，明确现代终身教育理念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地位，进而深入解读和剖析孔子终身教育思想。通过对孔子终身教育思想进行深度挖掘与探讨，明晰其对当今社会的价值，进而使孔子终身教育思想与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相衔接，彰显时代活力。1解读一———教育对象的全纳性全纳教育是全民教育理念得以实现有效方式。［11］教育对象的全纳性是全纳教育的根基，是每个个体不能回避的话题，与每个个体的利益息息相关。孔子关于求学者论及到：“有教无类。”［12］即对教育对象一视同仁，无所差别。［13］可见，孔子对于求学者是没有特别的门槛限制，不论其年龄大小、出身背景、学识层次等的差异，都一律同等对待，这深刻表现出其“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此外孔子还论及到：“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14］即只要求学者情愿携带十余干肉作为入学之礼，其就会孜孜不倦的给予教导。放眼当今社会，孔子这一思想是教育对象全纳性的体现，同样是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有效表达，对于现代终身教育理念而言，教育对象的全纳性是社会各领域不容忽视的一面。从一定程度上说，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对象可界定为全体公民，这是现代终身教育理念践行的基石，也是现代终身教育理念得以广泛传播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2解读二———教育内容的广泛性教育内容的广泛性是终身教育理念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个体学习内容范围的界定。教育内容包括众多领域的知识，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信息化社会快速发展，适应社会发展是个体必须面对的境遇，因此现代终身教育内容的广泛性是个体融入社会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透视孔子终身教育内容，发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任在其中矣”。［15］也即是通过教育内容的广泛性，可以不断坚定自己的志向，勤思好问，足以达成仁的境界。此外，孔子还论及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16］强调学习广泛的知识，并用礼来规范、约束自身，就不至于离经叛道。具体教育内容而言，孔子论“文”、“行”、“忠”、“信”四教，以“礼”、“乐”、“射”、“御”、“书”、“数”为课程内容，用《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17］教育内容的广泛性，对于如今复杂多变的社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理所应当成为每个个体学习所践行的基本原则，也是在当今社会最有力的生存技能。作为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社会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教育内容的广泛性是有效适应现代化日益多变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沟通个人与社会紧密联系的便捷渠道。3解读三———教育时间的终身性现代终身教育理念，源于终身教育，贵在教育时间的终身性。从全球视阈看，伴随经济、文化及生态等多元发展，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符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并对人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8］回溯孔子终身教育思想中对教育的终身性论述，其中虽然存在部分宿命论的神秘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生经验不断积累的正常规律，从中可以感知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构成了差异多样的教育内容。此外，子谓颜渊曰：“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19］旨在从颜渊的学习行为来夸赞其进取不已，进一步从侧面展现了颜渊一生坚守终身教育思想，以终身教育观作为其自身不断前进的真理。从纵向角度来审视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终身教育观必然成为一个人教育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并需要用终生去奉行。4解读四———教育活动的生活性现代终身教育理念中的终身性，即为教育与生活共存，教育与生活相互依赖，教育与生活和谐可持续发展。从生活的角度来看，教育与生活共舞，为生活的多姿多彩增添教育的智慧。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脱离学校教育的生活，是终身教育理念融入生活的体现，也是生活性学习延续学校教育，是学校教育在生活领域的展现。由此可见，教育活动的生活性既为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现代终身教育理念链接主体的载体。转而，孔子是如何描述其终身教育中教育活动具有生活性的呢？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20］“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21］这是孔子经常告诫其弟子的话语体系之一，重在强调培养生活中的自觉修养、虚心好学的人格魅力，突出学习在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即为现代终身教育理念中教育活动具有生活性。他也曾提及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22］其用自身形象来感叹即使五十岁，依然可以继续品味《周易》，学习和接受教育不是为将来的工作和生活做准备，而是一种人生态度，这种终身教育思想是满足生活需要的完美体现。5解读五———教育目的的价值性教育目的的价值性是人类学习的一种价值理念倾向与追求，不同的人持有迥然各异的价值性教育原则，这种价值性教育的概念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人生活经验的累积构成，是一个持续性、过程性的问题。现代终身教育理念中的价值性教育是人生价值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出身背景、社会层次、思想意识等不同，而在人生价值追求的路径即价值性教育上表现差异。回溯孔子终身教育思想中教育目的的价值性，“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23］即为君子要按照所谓的义来修养自身的品质，并且严格按照礼来行事，表现出谦恭的姿态，凭借信来取得成功。这是君子为人之道的路径选择，也是个体之所以成为真正之人的价值所在。孔子还论及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24］通过用一生的时间去修身养性，以此来达到恭慎从事、安抚他人及安定百姓的目的与价值追求，这是现代终身教育理念教育目的价值性的重要体现，是个体由基本的生理需求朝向满足需要、实现人生价值目标的必要途径。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11

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对教育理念的深化，它具有导向性、前瞻性和示范性的作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在我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这其中就包括孔孟思想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在不断创新，但是这种创新并不是无限尽的创造，所以，传统文化其必然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1.树立个体正确价值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个人价值观的形成，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应该在教育中起到主导作用，他们要帮助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个人价值观念，要认真学习思想政治的教学内容，多阅读思想政治课外材料，并阅读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家的材料，尤其是孔孟思想，吸取其包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弘扬孔孟思想的民族精神。把孔孟思想与现代思想进行整合，培养个人优秀的思想政治观念。

在孔孟思想中，有一部分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十分有借鉴意义，那就是孔孟思想中的个人道德修养。孔孟思想中，把“仁义”看成是个人修养的重要指标，并把此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最终目标，并把这种目标看成是很容易实现的目标。此外，成为“仁义”之人还要采取一定的方法，要学习、要修身养性。孔子在这方面克服自己的惰性，以礼让成为仁义之人，而孟子则讲究从内心进行修养，他还说商纣这样的人是因为放弃了修心的缘故而造成的。

2.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

孔子和孟子在对待自然资源方面强调合理开发，尊重自然。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世界万物是有规律地生长和客观存在的。孔子对待天是非常尊重的，他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孔子还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这充分说明孔子尊重客观规律的事实。而对待客观规律上，孟子也提出了非常经典的语录，“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可见孟子对于客观规律的尊重。

科学发展观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要遵从受教育者的个性发展规律，在吸收孔孟思想精华和内涵的基础上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的时候要吸收孔孟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还要发展现代思想教育中优秀的材料，构建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协助学习者形成尊重自然规律的理念，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孔孟思想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的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结构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大框架，指明每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也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思想政治作用的发挥。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思想政治教育结构大致可分为三种：基本结构、目标结构和内容结构。本文着重探讨孔孟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结构的启示。

1.个体生存目标层次，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孔子和孟子都有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把君子比作是义的化身，把小人说成利。孟子也说：“身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身而取义者也”。孔孟思想都把义放在第一位，同时也不否认利在个体生存中的巨大作用。从孔孟的义利观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所说的义利之间的对立是大义公义和小利、私利之间的对立。在利的获得手段上，孔孟有“取之有道”的观点，赞同和支持用正当的方法取得利益。换句话说，孔孟对于义利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当与不当、可与不可的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教人用什么样的手段生存，而且还教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什么样的义利观是符合个体生存的义利观，如何在生存的基础上把握当、可的尺度。

2.个体发展目标层次，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

孔孟的成人成才之道不仅仅局限在个体长大成人的意义上，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的个性和专长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和发挥，而是说个体人性的全面发展，有全面的、完善的人格。孔孟中对“仁”的表述体现了孔孟思想对个体全面发展的目标，孔子主要阐述个体“仁”的实现方面，孟子主要表明个体“仁”的内在修养和获得方面。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借鉴了孔孟思想中“仁”的个体发展目标，树立了把人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文有化、有知识”的“四有”新人，树立了个体发展中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一目标的确立，使人们懂得怎样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

3.个体享用目标层次，促进个体享用功能的获得

个体享用是孔孟思想中不可避免、客观存在的，它贯穿在孔孟“仁者爱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始终，是其思想的必然体现。个体在经过并完成上两个层次后，成为身心全面发展的个体，这时，他在为别人排忧解难的同时也使自己更加快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助人为乐”，是“自我实现”需求的体现。这是一种移情的体验，身心处于超越自我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们能获得满足、幸福的体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目标就是在培养个体健康的心理品质和崇高的精神境界的基础上，让个体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以达到个体享用的目标层次。

三、孔孟思想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启示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12

要说清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究竟是怎样形成和建立起来的，牵涉到早期儒学的四个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他们的学术思想活动带有许多原创性，在中国思想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其影响深远而巨大。这四个人的时间跨度达三四百年，在这段时间当中，中国历史的发展既是波澜壮阔的，又是复杂曲折的。下面我们分别说明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对中华民族核心传统价值观的形成和建立所起的历史作用。

孔子：第一位私学教师

说到孔子，我们要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他对中国文化作出了怎样的贡献。综合前人的观点，再加上个人认识，我提出如下几点看法：

中国第一位私学教师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讲到孔子时以“孔子：第一教师”为标题，突出了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的贡献。孔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是殷商王族微子的后人。到了孔子的曾祖父辈，为躲避政治迫害迁居鲁国。父亲叔梁纥老年时娶年轻女子颜征在为妻。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抚养他长大成人。在穷困的家境中，孔子从少年时开始艰苦求学，到了三十岁时，已被人视为知识渊博的学者。西周时期的教育是“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资格，一般平民子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到了春秋时期，官学没落，学术下移，原来许多从事“王官之学”的人才流落民间，比如司马迁就曾说，他的先祖世代做周朝的史官，进入春秋时期以后，流散到各国。这种情况使得民间有了接受“王官之学”的机会。相传孔子曾问礼于老聃，问官于郯子，问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等。孔子学成“王官之学”，便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有教无类”，即不问出身，不分阶级，实施平民教育。所以说，孔子是中国第一位私学教师。

第一个自觉对经典进行创造性诠释的人 孔子曾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此语颇为人诟病，被看作保守、复古。这恐怕是一种误解。依孔子的思路，“述”是述其历史，“信”是珍视历史中内含的价值。历史中自有价值，所以要“述而不作”;现实中价值失落，所以才“信而好古”。

经过历史上的风风雨雨，今天的人们对价值观的概念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价值观是民族文化心理中深层次的东西，只能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去发现和发掘，从而来彰显它，继承它。如果一个社会共同体不能从自身的历史文化中去发掘它，而要用现当代某家某派的理念强加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之上，其结果多半是以失败而告终。我们现在反思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理解到其中是有深刻含义的。

第一个建立中国道德哲学体系的人 孔子建立了一个以“仁”为最高理念的道德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包含了孝、忠、恕、礼、义、智、勇、恭、宽、信、敏、惠等许多内容。统治者的责任是要通过教化的手段将其落实在社会共同体成员的身上，使之成为共同体成员的内在品德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从而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儒家推崇和弘扬“道德”，认为道德教化是一种最为人性化和社会成本最小的社会管理方式。朱熹称“道德”为“规矩禁防”，意思是道德有如堤防，当洪水不发时，堤防看似无用且占用土地，可是若无堤防，一旦洪水肆虐，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都将受到严重威胁。“道德”平时看似一种束缚、一种令人生厌的说教，但一旦道德的堤防垮掉，就会人心蛊坏，物欲横流，互相侵害，而要重建道德堤防，非数十年不能奏功也。正因为孔子建构了这样一种道德思想体系，中国古代社会才能在一段时期里获得稳定与发展。

孟子：将孔子奉为“教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