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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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科技与文化产业融合的现实路径

2.1传统产业升级和转移的路径

随着经济发展，一方面开发成本逐步的提高，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城市的产业结构要不断的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有一些传统的工业，由于成本上升产生转移的需求。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产业是垂直逐步升级的过程，横向转移的例子就如同传统制造业从日本转到韩国，再转到我国沿海的地区，再转到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过程，产业转移的进程中也带来了地方的发展。制造业的生产转移将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客观上给城市的整体升级带了了机会，同时由于产业升级的影响，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形态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机遇，也进一步压迫劳动力密集、高污染、高消耗的制造业逐渐退出经济主导地位，让文化产业成为地区的主导产业提供了机会。文化创意产业的成长通常意味着老式产业的更新换代，在传统产业的衰落或者转移下，其产业原来的资源将得到分化，或者被整合到新型产业内部，或者成为上游的设计，下游的有效策划和品牌建设，在科技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下，形成附加值高，知识密集型的新型产业。另一方面，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新兴技术得到了最好的推动和发展，由于原有的产业生态体系被推倒重建，新技术的发展使用得到了全新的推广，而文化创意产业通常是对新型科技接纳最高的行业，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有着天然优势，也在推动产业升级上发挥着卓越的贡献。在创意产业的发展汇总，还需要人才全新升级的相应的支持，在科技力量带动下，新生的产业不再依靠粗放式经营的工业生产模式，而是通过智力集聚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采用这种方式也同时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创新升级。随着当前各个产业发展的交集日益增多，创意产业也不断展现和生产行业、服务行业相互融合的现象，这也体现了创意文化产业最为核心的特点，它所蕴含的推动企业创意可以为相关产业提升自身的产业链地位，在技术的更新换代之外进一步提升行业创造的利润价值。

2.2“秀”和“聚”开启文化全新演绎形式

在当前，文化产业要更好的诠释自身的地位，需要采用全新的演绎形式。由于时代的进步和科技水平的提升，文化的载体日益增多，在当前受众面对的各种内容资源极大丰富的时代，一些传统的文化产业的应用资源会发生变化。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科技资源的发展，文化的载体也要随之而改变。借用当前多维的展现方式，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得以最大程度的展现在受众面前，例如历史、民俗、地方文化等等，都可以运用最新的媒介或者载体让这些文化表现形式更为丰富，在当前国际交往增多，民族文化国际影响日益增大的时代背景下，运用全新的表现形式来承载本国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语言，可以达到全新的展现效果。在历史文化积淀的利用上，欧洲国家有一些非常典型的例子。比如哥德堡号帆船文化的开发运用，它作为瑞典航海时代文化的象征，有着厚重的历史韵味。瑞典通过仿制这艘古帆船，再以环球巡游的方式来进行展示，一方面对本国文化进行了宣扬，同时也推广了相关产业。“秀”作为对文化效果展现的一种说法，即是说运用科技手法，结合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全新演绎，特别是将这种表现手法运用在旅游业、展览业、表演行业等行业当中，而这些“秀”的表现形式，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又实现了创新，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应之外，同时还可以对创新文化进行发扬。“聚”是指将多种文化展现形式融合在一个项目当中，对受众进行集中表现，在目前文化创意产业中，有主题公园、中央文化区、文化艺术节等各种“聚”的内容，而多种模式的展现，也给文化的展现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模式也可以称为一种文化。

2.3文化旗舰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文化旗舰项目是指一个地区最能体现该地方文化特点，展现地区文化核心特征的建设项目，它以都市文化的凝聚力为发展先导，同时促进多个产业协调发展，提供文化工作者工作机会，连带促进其他消费产业的提升。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借助旗舰项目的带动力量，以多个文化设施的建立，以及文化活动建设和开展，带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文化旗舰项目的功能是将文化活动和不动产计划、商业功能整合在一起，促进市场的交互作用，打造成功的市场效益。在时代创新技术发展推动下，文化创意产业以其富于吸引力的表现形式带来全新的文化展示形式，与众多产业产生交集，当前以文化创意为主导建设动漫和创意文化产业园等热潮在众多地区兴起，但是如果能确实理解文化产业融合的内涵，打造文化旗舰，可以在更高层次展现地方文化的魅力，在推动产业集聚上也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3科技与创意的融合发展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向

篇2

随着经济发展，一方面开发成本逐步的提高，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城市的产业结构要不断的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有一些传统的工业，由于成本上升产生转移的需求。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产业是垂直逐步升级的过程，横向转移的例子就如同传统制造业从日本转到韩国，再转到我国沿海的地区，再转到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过程，产业转移的进程中也带来了地方的发展。制造业的生产转移将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客观上给城市的整体升级带了了机会，同时由于产业升级的影响，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形态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机遇，也进一步压迫劳动力密集、高污染、高消耗的制造业逐渐退出经济主导地位，让文化产业成为地区的主导产业提供了机会。文化创意产业的成长通常意味着老式产业的更新换代，在传统产业的衰落或者转移下，其产业原来的资源将得到分化，或者被整合到新型产业内部，或者成为上游的设计，下游的有效策划和品牌建设，在科技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下，形成附加值高，知识密集型的新型产业。另一方面，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新兴技术得到了最好的推动和发展，由于原有的产业生态体系被推倒重建，新技术的发展使用得到了全新的推广，而文化创意产业通常是对新型科技接纳最高的行业，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有着天然优势，也在推动产业升级上发挥着卓越的贡献。在创意产业的发展汇总，还需要人才全新升级的相应的支持，在科技力量带动下，新生的产业不再依靠粗放式经营的工业生产模式，而是通过智力集聚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采用这种方式也同时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创新升级。随着当前各个产业发展的交集日益增多，创意产业也不断展现和生产行业、服务行业相互融合的现象，这也体现了创意文化产业最为核心的特点，它所蕴含的推动企业创意可以为相关产业提升自身的产业链地位，在技术的更新换代之外进一步提升行业创造的利润价值。

1.2“秀”和“聚”开启文化全新演绎形式

在当前，文化产业要更好的诠释自身的地位，需要采用全新的演绎形式。由于时代的进步和科技水平的提升，文化的载体日益增多，在当前受众面对的各种内容资源极大丰富的时代，一些传统的文化产业的应用资源会发生变化。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科技资源的发展，文化的载体也要随之而改变。借用当前多维的展现方式，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得以最大程度的展现在受众面前，例如历史、民俗、地方文化等等，都可以运用最新的媒介或者载体让这些文化表现形式更为丰富，在当前国际交往增多，民族文化国际影响日益增大的时代背景下，运用全新的表现形式来承载本国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语言，可以达到全新的展现效果。在历史文化积淀的利用上，欧洲国家有一些非常典型的例子。比如哥德堡号帆船文化的开发运用，它作为瑞典航海时代文化的象征，有着厚重的历史韵味。瑞典通过仿制这艘古帆船，再以环球巡游的方式来进行展示，一方面对本国文化进行了宣扬，同时也推广了相关产业。“秀”作为对文化效果展现的一种说法，即是说运用科技手法，结合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全新演绎，特别是将这种表现手法运用在旅游业、展览业、表演行业等行业当中，而这些“秀”的表现形式，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又实现了创新，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应之外，同时还可以对创新文化进行发扬。“聚”是指将多种文化展现形式融合在一个项目当中，对受众进行集中表现，在目前文化创意产业中，有主题公园、中央文化区、文化艺术节等各种“聚”的内容，而多种模式的展现，也给文化的展现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模式也可以称为一种文化。

1.3文化旗舰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文化旗舰项目是指一个地区最能体现该地方文化特点，展现地区文化核心特征的建设项目，它以都市文化的凝聚力为发展先导，同时促进多个产业协调发展，提供文化工作者工作机会，连带促进其他消费产业的提升。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借助旗舰项目的带动力量，以多个文化设施的建立，以及文化活动建设和开展，带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文化旗舰项目的功能是将文化活动和不动产计划、商业功能整合在一起，促进市场的交互作用，打造成功的市场效益。在时代创新技术发展推动下，文化创意产业以其富于吸引力的表现形式带来全新的文化展示形式，与众多产业产生交集，当前以文化创意为主导建设动漫和创意文化产业园等热潮在众多地区兴起，但是如果能确实理解文化产业融合的内涵，打造文化旗舰，可以在更高层次展现地方文化的魅力，在推动产业集聚上也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2科技与创意的融合发展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向

篇3

一．

关于“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创儒家有三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求道、为学、致用。

首先，儒家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致力于求道。《论语•学而》说：“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求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道”，主要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之道，为思孟学派以及后来的《易传》所发挥，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并且认为，“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并且明确提出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

正因为儒家讲的“道”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之道，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研究天地自然，从而形成了儒家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思孟学派的阴阳五行自然观、荀子的气论自然观和《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充分表明儒学融合自然之道。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些自然观并不能算作是科学，但是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以及阴阳八卦自然观一直是古代科技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儒家重视为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论语•雍也》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讲“博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具有知识论倾向；不仅要求学习社会文化，学习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包括学习自然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这里的“游于艺”，就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实际上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孟学派和荀子的著作以及《易传》等也广泛涉猎自然知识。

正因为儒家重学，也重视自然知识，包容科技，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科技著作的研究。他们所整理、研究以及撰写的著作中，《夏小正》、《禹贡》、《月令》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著作，《诗经》、《尧典》、《周礼》等也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先秦儒家把科技知识包容于儒学之中，而这些科技著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为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知识基础。

再次，儒家重致用。孔子重人道、重学问，最后又落实到致用上。在为政方面，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讲道德教化；同时也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讲利民。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为“仁政”。孟子认为，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而要发展农业生产，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讲“仁政”，就要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也就离不开发展农业科技。

儒家讲民本，最终又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与发展农业相关，又要研究天文学、地理学以及数学等等。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在于此。

二．

原创儒家具有的求道、为学、致用的特点，使得儒学融合科学于一体。而且，后世儒家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大体上继承了这个重要的传统，只是在各个时期，儒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儒学发展史看，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

汉代儒家确立了儒家的经学传统，较多地发挥儒家为学包括研究科技知识的特点。汉代经学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时，把包含有古代科技知识的儒家著作也确立为经典。按照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分类，《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尤其是，汉代经学家还把春秋时期的技术著作《考工记》补入《周礼》，列为儒家经典。汉代儒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注释和发挥，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研究。

汉代儒学包容科学，不仅表现为汉儒所确立的儒家经典中包含古代科技著作和科技知识，而且，汉代有不少儒家直接参与科学研究，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笔者以为，至少在汉代可以这么说。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主张浑天说，并提出“难盖天八事”。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扬雄和桓谭对于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刘歆修《三统历》，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显著的进步。

宋学确立了儒家的道学传统，较多地发挥了儒家求道包括求自然之道的特点。宋学家在当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至高峰的背景下，大都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的科技。邵雍、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都对自然现象有过研究。

朱熹的“理”一开始就具有科学的内涵，它既是形而上的“太极”，又是具体事物包括自然事物的规律，因而也包括了自然规律在内；所以，朱熹理学既是心性之学，又是自然学。这正是对原创儒学“天人合一”的发展。此外，朱熹对于儒家“格物致知”的诠释，使之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内涵，赋予了科学的意义。朱熹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可见，在朱熹广泛的格物中，也包括格自然之物。朱熹非常强调研究自然现象，把握自然之理。他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跷，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朱子语类》卷十八）“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曾无疑》）“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朱子语类》卷四十九）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还运用“理”的概念直接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领域取得重要的成就。他提出了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提出了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以及天有九重和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儒家，较多地发挥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他们或者以“格物致知”的名义融合科学、研究科学，或者打着“西学中源”的旗号学习西方科学，会通中西。清代的儒学即使在最后转变成为专注于考据训诂的经学，也依然以特殊的方式研究科学。当时的儒家对于西方科学虽有不同态度，但总体上持积极吸纳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近代化。

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黄宗羲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数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诸书共若干卷”[]；地学类著作有《今水经》、《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等；还有《律吕新义》及其它科学著作。清初儒家学者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并且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数学类著作：《勾股割圜记》、《策算》等；地学类著作：《水地记》、《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等；技术类著作：《蠃旋车记》、《自转车记》、《释车》、《考工记图》等。清代著名的汉学家焦循是与汪莱、李锐齐名的重要数学家。[]《畴人传》“续编”说：“尚之（李锐）在嘉庆间，与汪君孝婴（汪莱）、焦君里堂（焦循）齐名，时人目为谈天三友。”[]焦循的数学著作有：《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释弧》、《释轮》、《释椭》、《开方通释》等。此外，焦循还有《禹贡郑注释》、《毛诗地理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李翁医记》等科学类著作。

纵观儒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并撰写科技著作，把科学与儒学融合在一起。

三．

儒学融合科学，然而在儒学体系中，科学只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儒家也需要研究天地自然，但是，这种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儒家最终把握“形而上之道”的手段。对于儒家来说，科学既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最为重要。儒家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将科学摆在首要的位置上。尤其是当科学与儒学发生矛盾时，当需要对科学与儒学的重要性作出比较和权衡时，科学往往处在次于儒学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儒家对于科学的态度往往会受到今天推崇科学的人们的误解。甚至李约瑟也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和推广。”[]并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加以说明。其实，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否可以用来证明儒家反对科技，则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然而，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只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义的价值要高于利，道德的价值要高于实际的技能；只是就义与利、道德与实际技能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不要利，不要实际技能，而是不要只讲利，只讲技能。因此，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存在反对科技、鄙视科技的问题。

从古代科技尤其是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看，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影响。北魏时期的重要农学家贾思勰撰重要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其中说道：“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按照贾思勰的理解，孔子因自以为在农业生产上不如老农，所以才无法教授樊迟学稼；而且，连孔子都不如老农，那么凡庸者就更是如此，所以应当学习农业科技。唐代重要的农学家陆龟蒙著《耒耜经》，其在“序”中说：“孔子谓：‘吾不如老农’，信也。因书为《耒耜经》以备遗忘，且无愧于食。”[]陆龟蒙认为，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这是实话，所以应当要研究农学。宋代重要的农学家陈旉著《农书》，有洪兴祖作“后序”，其中引陈旉所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先圣之言，吾志也；樊迟之学，吾事也；是或一道也。”[]显然，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障碍。无论对农学家们的解释作如何评价，无论他们的解释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是多么的“不符合”逻辑，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没有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他们研究农业科技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朱熹也曾说过：“格物之论，伊川意虽谓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陈齐仲》）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这段文字只是讲研究自然当在“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之后，不可“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并没有反对研究自然之意。但是，他用“炊沙而欲其成饭”之词，似有轻视科学之嫌。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据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熹的此段文字写成于“丙戌冬”（1166年，朱熹36岁），[]当为朱熹早期言论，在他后来的著述中，类似的言论几乎不复出现。

朱熹于47岁（1177年）写成的《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进行注释时说：“游者，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论语集注•述而》）后据周谟“己亥（1179年，朱熹49岁）以后所闻”，朱熹曾经在比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者的轻重时说：“‘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朱子语类》卷三十四）从朱熹此时对于程门弟子谢良佐的批评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儒家的“六艺”“皆至理之所寓”，绝不是可有可无。

另据陈淳“庚戌（1190年，朱熹60岁）、己未（1199年，朱熹69岁）所闻”，朱熹晚年明确指出：“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朱子语类》卷四十九）可见，朱熹晚年对于学习农圃医卜之类的“小道”明确持肯定态度。

从朱熹对待研究自然、学习“六艺”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朱熹同样也是重视“小道”、重视“六艺”的，根本没有反对、鄙视之意，只是有先后、缓急之别而已。

由此可见，儒家视科技为“小道”，这只是与儒家形而上之“大道”相比较而言的，只是大小的“小”。与此相类似，有关“丧志”、“雕虫小技”之类的说法，也都只是表明儒家视道德更重于科技。应当说，儒家并不反对学习科技知识，而只是反对轻视道德一味地沉迷于科技之中。

至于“奇技巧”的说法，应属另外一类。“奇技巧”的说法出自《礼记•王制》。其中说：“作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尚书•泰誓》也有“作奇技巧以悦妇人”的说法。其实，这里的“奇技”、“奇器”或“奇技巧”是有所指的，主要是指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蛊惑人心或只是取悦于人的技法，并不是指所有的科技。当然，不排除有些科技的东西被历史上的某些儒家学者视作“奇技巧”，但是，同样也有一些儒家学者反对把科技视作“奇技巧”。明清之际，重要的儒家学者李光地明确反对把西方人的科技视作“奇技巧”。他说：“西洋人不可谓之奇技巧，盖皆有用之物，如仪器、佩觽、自鸣钟之类。《易经》自庖牺没，神农作；神农没，尧舜作，张大其词，却说及作舟车、耒耜、杵臼、弧矢之类，可见工之利用极大。《周官》一本《考工记》，全说车。”[]因此，笼统地说儒家视科技为“奇技巧”是不符合事实的。

所谓儒家“重道轻艺”之说，如果就比较和权衡“道”与“技艺”孰重孰轻而言，儒家的确如此；但如果以此认为儒家轻视“技艺”，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这种误解相类似，儒家还被说成是“重义轻利”。其实儒家讲“重义轻利”是有特定含义的。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显然，儒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重义轻利”。同样，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汉代的扬雄讲“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朱熹讲科技“亦是道理”；充分表明儒家并不轻视“技艺”，而是包容着“技艺”。因此，无论是“重义轻利”，还是“重道轻艺”，其中的“轻”都并非指轻视之“轻”，更多的是在对二者进行比较权衡时的轻重之“轻”，是相对而言的。

从总体上看，儒家讲求道、为学、致用都要求研究自然，都离不开学习和研究科技、运用科技，因此，儒学融科学于一体，具有科学的内涵；与此同时，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只是儒家把握“形而上之道”的一种手段，只是相对次要的方面；所以，在儒学中，科技只是“小道”，必须服从于儒家的“大道”。正因为儒学具有科学的内涵，包含有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要求，儒家自一开始就把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当作建立和发展儒学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汉代经学家、宋学家，乃至明清之际的儒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方式研究过古代科技。这一切都表明儒家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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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文化企业科技创新是指在文化企业中应用新知识、新技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产品、新服务，以创造和开发新需求的过程。其实质是科技与文化的融合，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推动双方不断发展和演进。文化企业科技创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从外生需求看，围绕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需求，培育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完善文化科技创新发展的环境，以先进技术支撑文化装备、软件、系统研制和自主发展，加强文化技术集成创新与模式创新，提高文化领域的技术装备水平，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安全监管、文化诚信评价等文化管理共性技术，提高科技服务的能力，促进传统文化产业全面优化。第二，从内生需求看，以企业技术创新中心、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为核心，加强文化领域战略性前沿技术和核心技术研究，开展文化内容创作、生产、管理、传播与消费等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不仅有利于提升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提高投入产出比，还有助于增强文化企业的竞争力，加快文化的传播与输出。

1．2文化科技创新的动因

1．2．1实现文化与科技的互动发展

现代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但需要资源和资本，更需要大量的现代知识和技术要素，作为知识经济的产物，文化产业更突出了对要素的拓展与整合。新兴文化产业与高科技的融合，不仅提升文化产品的价值，带动文化产业的技术升级和结构重组，而且也推动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应用。20世纪90年代，美国图书出版公司、音像出版公司开始利用网络技术创立新的销售渠道和运行模式，推动了图书和音像出版业的发展，同样百老汇音乐剧、好莱坞影视都依赖于现代科技实现了传统文化科技化的发展。科技创新成为文化企业不断追求的目标，文化底蕴通过科技手段得到了完美的展现、挖掘与传播。

1．2．2实现产业与市场的升级改造

文化产业具有多样化、区域化、低碳、附加值高、就业率高等特点，通过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交互，可以优化传统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开发需求市场与消费潜力，推动文化特色化、产业化、集聚化发展，有助于培育新兴数字文化业态，孵化科技型文化企业，提升国家文化实力和竞争力。2003年，日本颁布了《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等一系列政策，挖掘日本传统文化，积极提升数字技术和载体创新，逐步将文化产业和发达的电子科技产业融合，促进了传统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升级，拓宽了新兴文化的消费市场，成就了全球知名的索尼、任天堂等超大型科技文化型跨国企业，实现了从一个传统的技术产品制造大国向一个文化产业生产和输出大国的转变。文化科技创新的目标就是通过现代科技不断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演变，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1．2．3实现产品与服务的价值增值

科技创新不仅拓宽了文化服务网络与平台，提升了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内涵与价值，增加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使得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输出与传播更贴近市场、贴近需求。1999年，韩国通过《文化产业促进法》，成立“文化产业基金”，依托IT产业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加快文化与技术的融合，明确了将数字文化作为国家的战略产业，推动了动画、音乐、卡通、游戏产业的发展，2013年韩国数字游戏等文化产品的产值达101．1亿美元，占当年文化产业产值的11．82％，游戏相关产品和服务输出额占据了世界游戏市场5％以上的份额，是世界公认的以技术力量保障文化创新和产品创造的文化产品生产强国。科技赋予了文化新的发展动力和形式，而文化又成就了科技的价值和意义，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价值要素。

2文化企业科技创新的模式与类型

2．1“服务＋科技”型

将传统文化与科技创新结合是国内外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举措，其目的是通过将新技术、新方法向文化产业的渗透，整合文化与技术资源，实现文化企业与技术型企业全方位的合作，提高文化产品内涵，拓宽文化服务市场，从而提升产业的竞争力。以美国迪士尼公司为例，作为全球最大的集电影、书籍、乐园、玩具于一身的文化企业，该公司的创新包括两类，第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创新，迪士尼依靠其庞大的制作团队和媒体网络，开发和推广全年龄段喜闻乐见的作品，始终走在文化创新的前沿；第二是文化科技创新，迪士尼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2维和3维动画制作技术与团队，1992年，其电脑辅助制作系统（CAPS）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科学工程金像奖，科技的领先助推了迪士尼全媒体的发展与创新。“服务＋科技”的文化创新模式，不仅提升了迪士尼传统影视媒体的业绩，也促进了新兴业务的发展，2013年迪士尼公司总收入450．4亿美元，传统的媒体收入占总收入的58．47％，新兴的网络业务达到10．6亿美元，年均增长8．15％。采以同样科技创新策略的还有美国时代华纳公司、德国Bertelsmann集团等。

2．2“平台＋研发”型

现代的文化产业更多是服务的现代化与智能化，将现代科技融合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与推广，实现技术研发与文化服务的同步发展，拓展服务价值的内涵与外延，形成以现代科技与虚拟网络为基础的文化服务创新。盛大网络有限公司是集游戏、文学、传媒、手机、动漫、音乐等业务，向广大用户提供多元化的在线互动娱乐内容和服务。作为新兴的文化企业，以网络为载体，通过参股NokiaSymbianOS、J2ME平台，收购美国ZONA公司、韩国Actoz公司，推出了ROM手机操作系统、完善游戏服务平台、构建软件开发网络，实现了从一个游戏服务运行商向中国首屈一指的网络文化服务商的华丽转身。“平台＋研发”的文化创新模式不仅依靠信息网络拓宽了公司业务范围，而且通过研发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精耕细作，提升了公司及产品的竞争力，2013年盛大游戏的研发费用达到1．86亿元人民币，占营业总收入的18．08％，占税前利润的42．46％，研发费用年增长超过8％。采用同样科技创新策略的还有日本SONY娱乐公司、韩国NCsoft公司等。

2．3“软件＋硬件”型

文化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软件与硬件的支持，软件包括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的设计、制作、研发、培训、咨询等，硬件包括为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技术支持的系统、设施、园区等，软件与硬件的共同发展，是推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环球数码创意公司致力于发展以数码内容为主的3D数字影视动画培训、3D数字影视动画制作、数字影院系统设备生产及应用方案、动漫影视剧发行以及国际大型文化创意园区等相关高科技文化产业，是目前业务范围较广、科技含量较高的典型的文化企业。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1．6亿港币，比上年增长44．76％，其中，电脑图像创作及制作收入8753．2万元，占总收入的54．46％，培训收入1574万元，占总收的10％，园区及硬件租赁收入占总收入的35．54％。以数码科技为基础，硬件与软件的同步发展，使环球数码成为科技型文化企业发展的楷模。采用同样科技创新策略的还有韩国Nexon公司、日本GAINAX公司等。

3国内文化企业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

3．1文化资源类型多样，科技创新需求不同

中国幅原辽阔、历史悠久，民俗风情、宗教文化差异较大，导致文化资源类型太多。从形式上分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文化资源，从类别上分为民族性、地域性、功能性文化资源，从内容上分为历史、宗教、艺术等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的复杂性和差异化以及文化资源对于科技创新需求的独特性和多样化，为开展文化资源公共服务与社会化运营增加了难度。相对于传统文化资源，新兴文化借助于科技与网络，得到迅速传播与发展，科技创新对于文化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提升作用明显。因此，文化资源与科技创新的结合方式、文化创新与市场需求的对接模式成为文化企业科技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3．2文化企业业务复杂，科技创新能力不一

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标准，文化及相关产业被分为新闻出版发行、广播电视电影文化艺术、文化信息传输、文化创意和设计等10大类，50小类。各类别差异较大，科技创新程度不一，再加上企业业务复杂，涉及行业太多，导致文化企业科技创新的标准不一，无法准确地衡量和比较文化企业科技能力。此外，由于文化资源的差异性、文化产品和服务创新的难度不一、技术创新的成本和收益差异较大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3．3文化消费市场巨大，科技创新服务太少

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的文化消费呈现出主流化、高科技化、大众化、全球化的特征。但是，国内科技创新体系、创新服务网络还不完善，尤其是投融资、担保、技术合作、产权交易机制还不健全，无法满足文化消费市场和企业创新发展的需求。目前，中国文化消费需求和供给的缺口近5600亿元人民币，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速度及消费潜力与当前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形成巨大的落差，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服务已经成为文化产品与服务开发与制作的重要途径，也是扩大文化市场、满足消费需求的关键载体之一。

4国内文化企业科技创新的综合发展策略

4．1完善市场导向的文化科技创新扶持政策

文化科技创新扶持政策是促进文化与科技有机融合、相互作用，推动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和机制形成的重要举措。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和文化市场提供财政、税收、金融、就业、人才等一系列的优惠和鼓励政策，激发文化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支持多种形式的横向和纵向科技技术成果向文化企业转移，提升文化企业科技研发和技术集成应用与创新能力。2004年文化部设计“文化部创新奖”，对立足时代前沿、弘扬科学精神、运用现代科技、普及广大群众的文化项目予以表彰。2009年文化部推动“国家文化创新工程”，旨在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路径，完善国家文化科技创新扶持政策，建立健全文化科技投融资体系，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更好更快发展。政策的完善与细化，对促进传统文化产业的调整和优化、文化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4．2建立功能导向的文化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根据文化产业类型，依托有关的政府部门、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建立统一的文化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整合科技创新服务功能，完善科技创新服务内容，提供技术支持、项目合作、培训管理、融资投资、风险管理、产权交易、法律咨询等各方面服务，以满足文化产业科技创新、成果孵化的需求。加强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构建以技术创新型企业、文化综合服务运营商及骨干文化企业为主体的文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对于加快文化创新关键技术与装备的研发，推动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2014年由科技部发起建立的“文化科技创新服务联盟”在成都成立，是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跨行业整合文化、科技、金融等多方资源的公共服务平台，具有完善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创新与人才培养功能，为文化科技的创新体系的探索走了重要的一步。

4．3推广需求导向的文化科技创新资助模式

文化产业的科技创新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与财政资助，2010年6月，文化部印发《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管理办法》，提出了文化产业重大战略导向项目、前沿项目、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等培育计划。2013年中央财政投入2．97亿元资助了网络、旅游、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文化科技服务等领域97项文化科技创新工程，在“十二五”期间，文化部将资助575个文化科技创新项目。但是，单纯依靠政府预算内拨款只能解决一部分资金需求，无法满足文化产业各个行业发展所需的投入，因此，必须建立以需求导向的文化创新资助模式，完善政府补助、贴息贷款、奖励、消费性、专项性资助等形式，加快资助资金的市场化运作与管理，加速文化产权交易与融资市场的建设，形成政府指导、行业主管、企业主导的文化产业创新资助体系。1994年起，法国电影产业资助基金，采用自主性资助和选择性资助两种形式，将影视作品的税款按照特定条件分配和返还给生产、发行和放映三个环节的参与者，用途严格限定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作与创新，既体现了企业资助的差异性和针对性，又体现了产业政策的导向性和市场化，为我国文化科技资助形式的改革提供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