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风险敏感性分析篇1

[DOI]10.13939/ki.zgsc.2016.24.102

1 研究背景

自2005年汇改后我国汇率变动更加富有弹性，人民币总体呈升值趋势，近两年来，人民银行又上调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短期内人民币汇率波动更加频繁，双向波动趋于常态化。多年来我国的商业银行已习惯固定汇率制度，在复杂化的汇率波动下，汇率风险控制问题变得十分严峻。

2 浦发银行外汇经营现状

浦发银行的全称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发银行的主要外汇业务有外汇存、贷款、汇款、兑换，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结汇、售汇，买卖和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外汇买卖，代客外汇买卖等。2014年公司累计完成离岸、在岸国际结算量3978.19亿美元，比2013年增加34.52%。外汇交易方面，银行间外汇市场自营交易的总交易量约5892亿美元。截至2015年年中，浦发硅谷银行总资产规模达3.16亿美元，营业收入660万美元，净利润64.5万美元；存款余额为14609万美元，较去年年底增长31%；贷款余额达到9553万美元，较去年年底增长17%。2015年浦银国际在香港正式开业，上半年实现业务收入1806.71万港元，实现净利润357.78万港元。由此可见，浦发银行的外汇业务呈上升趋势，并且由以前为主要以美元为主的外汇业务储备向美元为主港元为辅转变，因此面临的外汇风险也不断增加。

据浦发银行2014―2015年上半年的报表数据显示，浦发银行在外汇业务增长的同时，2013年汇兑损益为767万元，而2014年由于汇率波动汇兑损益为-57万元，2015年上半年由于不适应市场汇率的波动，汇兑损失达-466万元。可以看出，在市场汇率波动的强烈的情况下，浦发银行并未能及时控制好风险，伴随而来的是损益的大幅波动。因此对于浦发银行来讲，必须及时加强外汇风险管理，其中风险管理的前提和核心就是汇率风险的度量分析及评估。

3 浦发银行汇率风险度量现状及存在问题

3.1 浦发银行汇率风险度量现状

浦发银行的外币业务主要以美元为主，港币为辅，其他外币占比约只占到0.5%，其汇率风险度量方法主要为风险敞口分析和敏感性分析。

风险敞口分析方法主要包括三种：净汇总敞口（NAP计量方法）、总汇总敞口（GAP计量方法）、汇总短敞口（BAP计量方法）。由于浦发银行的外汇主要种类只有美元和港币，因此只是简单地对单一货币进行敞口计算，银行根据计算所得的外汇风险敞口来对外汇交易种类、交易权限、交易金额以及止损金额等加以限定和控制。表1是以2014年浦发银行的外汇数据进行的风险敞口计算。

敏感性分析是对汇率风险的线性度量，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研究单个市场风险因子的变化对外汇证券组合的收益或经济价值产生的影响。浦发银行利用敏感性分析衡量汇率变化对本集团净利润的可能影响，表2是2013年和2014年资产负债表日按当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进行汇率敏感性分析的结果。

以上敏感性分析是基于资产和负债具有静态的汇率风险结构，计算了当其他因素不变时，外币对人民币的合理可能变动对净利润的影响，有关的分析基于以下假设：一是各种汇率敏感度是指各币种对人民币于报告日当天收盘（中间价）汇率绝对值波动1%造成的汇兑损益；二是其他外币汇率变动是指其他外币对人民币汇率同时同向波动；三是计算外汇敞口时，包含了即期外汇敞口和远期外汇敞口。

3.2 浦发银行汇率风险度量方法存在的问题

由表1可以看出，外汇风险敞口分析计算简单且便于理解，可以直接看出外汇储备的头寸短寸，以便直接对外汇交易进行控制，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敞口分析忽视了币种之间汇率变动的相关性，难以解释由各种汇率波动的相关性引起的汇率风险；其次，风险敞口模型是一种静态模型，对于外部市场汇率、银行内部负债结构以及汇率变动与银行股价的关系并没有考虑到；最后，用此分析方法时，要求商业银行具备较高的汇率预测能力，必须很准确地判断汇率变动趋势和汇率变动拐点。否则，很可能会因为敞口和时间选择不当而引起更大的损失。由表2的敏感性分析可以直接看出，汇率每变动1%，银行的利润随之变化多少，但这种分析也是基于资产和负债具有静态的汇率风险结构，利用敏感性分析只是简单设定了交易权限和交易额度，没有一套对外汇风险资产进行风险评估的系统，所得的交易限制额是亏损的最大额，没有考虑到外汇风险的不恒定性。

4 浦发银行引进VaR的可行性

度量风险的方法除了浦发银行应用的风险敞口法、敏感性分析法，还包括情景模拟法、压力测试法、VaR等，其中VaR模型已经成为度量风险的主流方法。

4.1 VaR简介

VaR（Value at Risk）按字面解释就是“风险价值”，指在一定概率水平（置信度）下，某一金融资产或证券组合价值在未来特定时期内的最大可能损失。可表示为：

VaR方法最早由JP摩根发明，1995年12月美国的金融机构正式将它作为银行汇率风险计量和管理工具，之后国外的其他商业银行业也纷纷效仿。以美国的菲利普・乔瑞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对VaR方法的理论作了大量的研究，从Risk Metric法到现在的VaR半参数法，已经发展起来的VaR模型种类繁多。同时国外的学者也将VaR模型的各自的特征、适用性、优势以及缺陷做了大量的研究。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的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将VaR模型运用到各大金融领域，如股票市场、期货期权市场、外汇市场等，验证各VaR模型的度量风险的实用性和精确性。与此同时，国内的众多学者也对VaR模型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股票市场。简而言之，目前应用VaR模型衡量汇率风险的技术已经发展得比较科学、规范和客观，能够比较准确、全面地反映商业银行面临的汇率风险状况，是现今国际银行界汇率风险评估主流方法。

4.2 国内银行应用VaR实例

国内部分银行已经引进了VaR来度量风险。例如，中国银行选取置信水平为99%，持有期为1天的历史模拟法来计算在险价值，并每天进行事后检验。建设银行则利用历史模拟法每周计算在置信水平为99%下，持有期为1天的人民币投资组合的风险价值。工商银行进行风险度量的主要方法是每季度对汇率风险进行敏感性分析和压力测试。从2008年开始，工商银行利用历史模拟法作为汇率风险度量的辅助方法对交易账户计量风险值，选取的置信水平为99%，持有期为1天，历史数据采用250天的。招商银行也是从2008年开始选取置信水平为99%，持有期为10个交易日的历史模拟法计算交易账户的汇率风险值。中信银行在2009年年报中指出外汇风险敞口和敏感性分析是其汇率风险度量的主要工具，VaR作为辅助计量工具，并选取的置信水平为99%，持有期为10个交易日的历史模拟法。

总体来说，我国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度量主要以敞口分析和敏感性分析为主，只是简单地应用了历史模拟法来计量风险值，并没有具体结合我国的汇率变化特征选取更为合适的VaR模型。但相对于过去来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证明了VaR在我国商业银行风险度量上可以采用，只是有待进一步改善。浦发银行可以通过模仿其他大型银行，再结合自己的实际运行情况，选用适合自己的VaR风险度量模型。

5 小 结

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常态化，外汇经营将面临更大的风险。浦发银行作为一家向着经营国际化方向发展的上市银行，要想在如此复杂多变的汇率环境中壮大自己的外汇业务，保持利润，就必须有效控制汇率风险。然而控制风险至为关键的一环就是风险度量，浦发银行现采用的风险敞口和敏感性分析度量法虽然简单易用，但已经不能满足浦发银行日益增加的外汇业务及复杂多变的金融环境。目前，金融界主流的风险度量方法是利用VaR模型来计算风险，理论上，对于VaR的各种模型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探索出了适合不同币种汇率变动规律的不同模型；实际上，国外银行早就率先应用VaR来度量风险，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国内银行虽然引进较晚，应用还不成熟，但也为其他银行应用VaR提供了借鉴意义。因此，浦发银行完全可以借鉴国内外银行引进VaR的经验，结合自己的实际经营状况，选取适合自己的VaR模型，以更加准确地度量外汇风险，预防巨额损失的发生，提高风险监管效率和水平。

参考文献：

[1]周浩.中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9.

外汇风险敏感性分析篇2

二、产融型企业集团外汇市场风险传导的路径分析

产融型企业集团的外汇市场风险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容易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其金融资产价值会随汇率变化而变化;二是如果其汇率敏感性资产和负债的结构不合理，汇率的变化也会产生风险。由此可见，产融型企业集团的资产价值受到汇率变化的影响。针对第二种情况，将产融型企业集团的资产划分为汇率敏感性资产和非敏感资产，分别用A1和A2表示，同样地，负债也可以分为汇率敏感型负债L1和非敏感负债L2，令资产和负债的报酬率分别为R1a与R2a，以及R1l与R2l。由此可知，产融型企业集团的资产和负债受到汇率的影响，如果敏感型资产和负债的结构不合理，产融型企业集团极易由于资产负债价值不匹配而产生流动性风险，而这种流动性风险也很容易传导至集团公司的各个部门。

三、产融型企业集团外汇市场风险传导模型构建

分别针对以上两个方面的影响，构建两类不同的实证模型来分析外汇市场风险对产融型企业集团的影响。对于金融资产价值渠道的外汇市场风险传导，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进行风险传导的度量。在进行产融型企业集团金融资产价值对其他变量(包括自身的过去值)的回归时，如果把汇率变化的滞后值包括在内能显著地改进对产融型企业集团金融资产价值的预测，我们就说X是Y的(格兰杰)原因。对于第二种类型的风险传导，本文设计汇率敏感性资产与负债模型如下:对式(14)和(15)进行联立求解，可以得到联立方程的回归系数，通过回归系数可以推导一定时期内产融型企业集团的外汇风险状态。参数及其经济含义如表1所示。

四、产融型企业集团外汇市场风险传导的实证研究

(一)实证研究样本

考虑到数据收集的可行性，本文采用已参股金融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具体包括雅戈尔、东方集团、泛海建设、新希望、广船国际、洪都航空、金融街、中粮地产、中孚实业、中集集团、两面针、皖能电力、皖维高新、吉林敖东、辽宁成大、东方创业、兰生股份、申能股份、厦门国贸、东方创业、首钢股份、湖北金环、锦江股份、武钢股份、华茂股份、宝钢股份、长江电力、南京高科、杉杉股份、闽福发A、中金岭南、航空动力、华新水泥、美菱电器、新华制药、友利控股、亚泰集团、葛洲坝、海欣股份及其参股的金融企业。样本数据的期限为2000～2012年。数据来源于金融统计年鉴以及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二)外汇风险度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定义汇率收益率(Rer)为:Rer=lnERt=－lnERt－1(16)其中，ERt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水平值。在样本期内，汇率收益率序列有一定的波动集聚性，其汇率风险在某一段时间可能会集中释放。从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来看，宏源证券和东北证券等少数金融企业的资产价值受到汇率变化的影响，对应地，其参股企业如华茂股份、亚泰集团等企业的股权资产价值也受到汇率变化的影响，因此，这些企业在管理过程中，需要更多地关注汇率的变化，对金融资产进行更合理的配置，同时，其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也要关注汇率变化，防范因汇率变化而带来的投资损失。

(三)汇率敏感性资产与负债模型参数估计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由于自变量中包括有因变量的滞后项，所以先对模型进行D－W检验来判定模型是否存在自相关情况。分别对各个模型进行D－W检验，发现D－W值在2附近，因此运用最小二乘法对式(14)和(15)进行参数估计是合适的，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从以上模型可知，汇率风险缺口管理模型系数并不显著，这反映出汇率的变化和波动率的变化对产融型企业集团在金融市场进行资本运营尚无显著的影响。

外汇风险敏感性分析篇3

一、FSAP的提出及其目标

1.FSAP的提出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的脆弱和不稳定同样能够严重阻碍经济增长。有研究表明,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平均为GDP的8%。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损失分别占到其GDP的比重高达60%和80%。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高度重视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国际上对金融体系的优点和脆弱性的系统性评估的关注日益增多,其最终目的是形成促进金融稳定并刺激金融部门发展的适当政策。

金融部门稳健性及其表现与宏观经济和实体部门的发展之间存在紧密双向联系,在制定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时要考虑到这一点。而且,尽管金融体系的发展及其国际一体化有利于吸引外国资本并促进经济增长,但一国金融体系的波动也会产生跨国溢出效应。对一国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以及加强核心金融政策的国际协调与趋同,有助于将这类风险最小化,并促进金融体系更加有序地发展。由此可见,对金融稳定的关注和金融部门发展政策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

因此,制定旨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促进金融发展的政策已成为世界各国政策制订者关注的核心领域。认识到维护金融稳定和促进金融发展需要更强有力的政策,一些机构―包括各国当局、多边开发机构、地区开发机构和各种标准制定机构―致力于开发金融稳定部门分析与评估的工具和方法。使用这些工具的目的是监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和发展,分析金融部门和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评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各个方面的有效性,并促进核心金融政策领域的协调与国际合作。

世界银行(World Bank,简称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于1999年联合发起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me,简称FSAP)就代表了对这种系统性评估的需求做出的反映。1999年5月WB和IMF推出并进行FSAP试点,9月对试点项目进行中期讨论。IMF在其公报中对该项目表示支持。2000年3月,全面总结试点工作经验教训,两董事会同意继续开展项目并扩大范围,并提出指导意见。2000年9月,项目进展汇报。2000年12月(IMF)和2001年1月(WB)对FSAP进行第一次评估。认为是“加强IMF双边监测体制下对金融体系进行监督的首选工具”。2001年3月起,向成员国推广。2003年进行第二次评估,2005年进行第三次评估。FSAP目的是在基金组织的双边监测和世界银行的金融部门发展工作中帮助成员国强化金融体系,全面评估和监测成员国和其他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和脆弱性。

2.FSAP的目标、评估框架及分析工具

FSAP的目标是对稳定和发展问题进行一体化的分析和评估,主要内容包括金融部门总体稳定性评估;金融部门执行和遵守有关标准、准则和良好实践情况的评估;金融部门改革和发展及必要性评估。

FSAP提出的金融体系稳定性评估框架包括三个方面:宏观审慎监管、金融体系监管效率的评估、金融基础设施健全与否的分析。

FSAP的评估方法主要包括:(1)标准和准则评估。根据国际标准和准则,评估一国金融部门执行标准和准则的情况。FSAP项下涉及的标准和准则目前最多涉及9个领域。(2)金融稳健指标。金融稳健指标是基金组织为监测一个经济体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稳健程度,以及金融机构客户(包括公司部门和居民部门)的稳健程度而编制的一系列指标。它包括核心指标和鼓励指标两大类,用以分析和评价金融体系的实力和脆弱性。(3)压力测试。压力测试是通过分析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可能对金融体系稳健性带来的影响,来对金融部门的风险和脆弱性进行评估。FSAP评估的风险主要来源于利率、汇率、信贷、流动性以及资产价格的变动。压力测试是FSAP中主要的分析工具之一,通过定量分析测试金融机构甚至整个金融体系抗击冲击的能力,从而判断、监测金融机构出现风险的可能性。

二、压力测试及其在FSAP中的运用

1.压力测试的概念

压力测试是FSAP中主要的分析工具,是指用各种技术评估金融机构或体系对特殊事件的脆弱程度的分析过程的总称。

压力测试结果是一个粗略估计,即如果大幅度改变资产组合的某些风险因素(例如资产价格),组合价值将发生多大变化。对压力测试的最好描述是,这是一个发现脆弱性以及粗略地估计资产负债状况对各种冲击的敏感程度的过程。侧重于体系的压力测试旨在制定出前瞻性的宏观情景,然后评估一系列机构对于经济和金融环境中的重大变化的敏感程度。

2.压力测试的基本步骤

在FSAP过程中,压力测试一般包括如下步骤:

一是确认数据的完整性、正确性及实时性,衡量判断风险类型:市场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信用风险以及其他风险。

二是建立合适的压力情景,由于真实的压力情境是未知的,因此尽可能的多建立几个压力情景进行分析。

三是选择执行压力测试的方法。进行压力测试的方法,一般有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以及其他分析等。

四是依照新压力情景重新进行资产组合评估。有了影响资产组合的风险因子及其变动大小后,便可依此数据重新对资产组合的各标的进行评价程序,计算出各种不同情景下资产的价值,再与资产组合原先价值比较,便可得出当目前资产组合面临此类压力情景下,无法立刻调整资产组合所会发生的最大损失。

3.压力测试的分析方法

根据冲击因素的多少分为:敏感性分析(单因素)、情景分析(多因素)、资产组合压力测试以及加总的压力测试

(1)敏感性分析

此方法是利用某一特定风险因子或一组风险因子,将因子在所认定的极端变动的范围中逐渐变动,以分析其对于资产组合的影响效果。敏感性压力测试最简单直接的形式是观察当某个风险参数瞬间变化一个单位量,如下跌10个百分点或上涨50个基点的情况下,机构投资组合市场价值的变化。敏感性测试仅需指定风险参数变化,而无需确定冲击的来源,因此运行相对简单快速,而且经常是即时的测试。

(2)情景分析

情景分析是在假设多种风险因素(如股价、利率、汇率、信用等)同时变化时,投资组合、金融机构、金融系统出现的脆弱性情况。情景划分为历史情景和假定情景。

①历史情景分析是指根据特定历史事件判断其所引发的冲击结果。例如考虑1987年美国股市大崩盘,计算当时历史变动幅度,并依此基础分析评估对资产组合之影响。此方法具有两大优点:一是具有客观性,利用历史事件及其实际风险因子波动情形,在建立结构化的风险值计算上较有说服力,且风险因子间的相关变化情形也可以用历史数据作为依据。二是测试结果易于理解。但是,这种依赖于“历史会重演”的方法也存在一定缺陷,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商品的不断创新都会使新风险层出不穷。因此,只能将历史极端事件作为构造未来极端情境的一个基准,而不能完全用其替代。

②假定情景分析是指根据某种可预知的、发生概率极小的事件来判断其引发的冲击结果。此类分析方法可自行设计可能的各种价格、波动及相关系数等的情景,但这种技术需要相当多的主观判断,故在实践操作中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

情景设计是压力测试中难度最大、争议最多的一个环节。实际上,历史情景和假定情景常常被同时使用,如用过去的市场波动数据作为参考但是又不必然与某一特定历史危机事件相联系的假定情景。理想的压力测试应当与被测试资产组合(或机构)相关、包含了有关市场利率的变动、考虑到潜在的体制变化和市场流动性,考虑到不同风险(如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的相互影响。这些要求大大增加资源成本,涉及到参与各方的大量的实际专业知识和判断。但实际上,压力测试往往由于计算复杂且数据不足而难以达到这样理想状况。

(3)资产组合压力测试

就某一资产组合而言,最简单的压力测试是一种根据一套不同的假设来为资产组合重新估值的方法。目的是了解该资产组合对各种风险因素所发生变化的敏感度。可以对组合中的资产和负债进行压力测试。可针对资产组合在几乎任何方面特殊变化进行压力测试。压力测试的结果通常是资产组合变化的估计数。这种变化经常表示为某种尺度衡量的资本所受到的影响,以了解所涉及机构的净值对有关风险的敏感程度。

(4)加总的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既可针对投资组合进行,也可针对一组金融机构进行,即加总的压力测试。加总压力测试的目的是,帮助监管者识别金融体系中可能引发市场混乱的结构性脆弱性及总的风险暴露情况。加总的方法:一是自上而下(使用汇总数据或宏观数据来估计冲击的影响);二是自下而上(以具体的投资组合数据为基础进行估计,然后汇总)。

4.压力测试所测算的风险类型

压力测试所测算的风险类型包括: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其他风险及第二轮影响。

(1)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交易对手或债务人无法履行合同责任的风险。它指一项资产的现金流无法根据合同协议完全得到支付的风险。

通常情况下,信用风险压力测试从收集信贷资产质量开始,如监管部门将其分为正常贷款和不良贷款

具体方法:(1)准备金法:预期信用损失,新的CAR=(原资本-增提拨备)/(原资产-增提拨备);(2)不良贷款法:未预期信用损失,将NPL对一些宏观经济变量回归;(3)合并:调整后的CAR=(原资本-增提拨备-未预期损失)/(原资产-增提拨备-未预期损失)

(2)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利率变动可能影响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及表外项目价值的风险。

利率风险可用重定价缺口模型、到期日缺口模型和久期模型进行研究。

重定价缺口模型:资产的利息收入和负债的利息支出的差异,即净利息收入=GAPi*Ri

到期日缺口模型:到期日缺口=资产的加权平均到期日(MA)-负债的加权平均到期日(ML)

如果利率上升同时金融机构的到期日缺口为正(MA>ML),那么该机构资产价值下降幅度将大于负债的下降幅度,从而减少其权益或净财富。可见,加权平均到期日可以提供利率风险暴露方面的有用信息。

加权平均到期日也不是衡量利率风险的最佳方法。一家银行的资产与负债的到期日是匹配的,但如果它的资产和负债的现金流的产生时间是不一样的,仍有可能面临利率风险。

久期模型:久期缺口=资产久期-负债久期

久期是衡量资产的利率敏感性的指标,它既考虑到了资产的到期日,同时也考虑到了现金流的产生时间(即,以现金流的现值为权重,对到期日进行加权平均)。

(3)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是指汇率变动可能影响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及表外项目价值的风险。

汇率风险可能是直接的(金融机构买入或持有外汇头寸),也可能是间接的(金融机构债务人或交易对手持有的外汇头寸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信誉)。甚至,汇率风险还有可能来自于本币头寸(如果该本币头寸与汇率有关)。

最常用的外汇风险暴露测度指标是机构净敞口外汇头寸(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推荐,应包括净即期头寸、净远期头寸、确定会被要求履行且可能无法撤销的担保、尚未记入但已全部进行套期保值的未来收入/费用、以外币计算利润或损失的其他任何项目等 )。

由于外汇风险暴露变化频率高且幅度大,因此压力测试的结果很容易过时,尤其是当压力测试基于监管报告或金融机构的年报时。为及时掌握汇率风险的新情况,必须用金融机构提供的新数据,同时补充以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历史数据。

(4)其他风险

流动性风险:资产流动性风险是指无法按照当前市场价格变现资产的风险(如减价出售)。筹资流动性风险是指无法获得足够资金来及时履行支付责任的风险(缺乏筹资流动性经常被看作银行面临严重财务困难的关键信号)。

商品风险:因商品价格变化而产生的银行资产、负债及表外项目的市场价格变化所导致的潜在损失。

股票价格风险:指股票价格变动影响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以及表外项目价值的风险。

(5)第二轮影响

如果某个假设情景或冲击的时间较长(如超过一年),资产组合的行为将会发生变化,组合结构也会重新调整。

第二轮影响可能表现为交易对手违约所造成的直接信贷损失、受冲击银行的更高融资成本、以及对总需求产生影响的资产组合调整。

5.压力测试的运用范围

(1)测量异常但是可能发生的巨大损失事件对于投资组合的冲击。

(2)评估机构的风险承受特性,即风险容忍度。机构可以使用敏感性测试来计算其投资组合对于风险因素变化的敏感性水平。一些机构还使用压力测试来验证其VAR模型假设的概率分布是否适当。

(3)优化并检验经济资本配置,检验公司各类别投资组合所分配的资本是否充足以及相应的资本配置的限制是否合理。

(4)评估业务风险。压力测试的创新用途之一是应用于长期经营计划。一些机构不仅考虑压力事件对其资产负债表内及表外各项目价值变化的影响,而且还考虑到压力事件发生的随后几年收益来源所受到的影响。据此管理层能够了解这种类型的压力事件对其长期经营是否是潜在的严重威胁,进而判断其支撑长期业务经营的资本配置是否合理。

三、FSAP以及压力测试在中国的实践

2004年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成立了FSAP自评估小组,评估小组对银行业、证券业及保险业分别开展了压力测试。自评是正式参加FSAP的第一步。

1.银行业压力测试

在银行业方面,从两个层面上评估假设的宏观经济变量变动对于银行体系稳健性的影响。这两个层面为:(1)在微观层面上由单家机构各自进行压力测试;(2)在宏观层面上由银监会进行整体的银行体系的压力测试。

目前,对银行业进行的压力测试主要采用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具体冲击因素包括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2.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压力测试

在目前的经营环境下,我国证券机构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政策法律风险等。我国对证券业的压力测试主要考虑了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选择对证券经营机构资本、盈亏和流动性有较大影响的情形进行压力测试,即股票价格下降、市场交易量下降和客户交易保证金下降。

保险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由于保险公司可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收益的波动也会直接影响到保险公司的稳健性。我国对保险机构的压力测试情境主要是假设上证基金指数下跌,从而分析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变化。

四、FSAP及压力测试的应用前景

经过几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FSAP目前已经成为被广泛接收的金融稳定评估框架,它也成为基金组织加强对成员国监督的重要工具。截至目前,有115个IMF成员国和地区(含香港特区)已完成了FSAP评估(62%),10个国家正在进行评估,14个国家承诺将参加。总数占成员国和地区的74.6%。

基于我国维护金融稳定的客观需要、FSAP框架的应用价值以及IMF不断推广FSAP的现实,我国于2003年～2005年开展了首轮FSAP自评估工作。

面对经济金融全球的日益融合,加入FSAP并运用压力测试技术来监测和评估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已成当务之急。尽管存在各种困难和挑战,我国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开展了压力测试的探索和实践,这必将大大推动我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水平和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相信通过对FSAP和相关评估方法的学习和实践,能为我国尽早加入FSAP奠定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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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风险敏感性分析篇4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2-0014-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2.03

一、引言

2005年7月我国启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不再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采取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近十年来，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并曾在2014年1月份达到6.0930的峰值。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加大人民币汇率双边移动幅度，扩大为2%。随着央行逐渐淡出外汇市场，我国企业外汇风险也逐渐暴露。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国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体制发展了根本性的变化，逐渐适应了市场经济。随着国有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业务范围不断拓宽，境外营业收入在国企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国企面临的外汇风险管理问题因而也更加突出。外汇风险对冲是外汇风险管理中用来规避外汇风险的工具，包括经营对冲和金融对冲即外汇衍生工具。外汇头寸较大的上市公司往往采取后者。

通过前期调研发现，尽管有着规模不小的事业部发展海外市场，但国有企业外汇风险管理意识不强、外汇风险规避手段单一。公司价值可以反映出企业盈利能力、管理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外汇风险对冲对国有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从理论上为国有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和经营对冲手段来对冲汇率风险这一现象提供依据，探讨国有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手段及重要性，促进我国外汇市场发展;在实践上提高国有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加大国企外汇衍生品使用力度，增强外汇衍生品开发力度，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国外对外汇风险对冲对公司价值影响的研究较多。Modigliani和Miller（1958）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即在完美市场的假设下，投资决策一旦确定，公司资本结构不会对公司价值产生影响[1]。此时，公司的融资决策是无关紧要的。这是目前所有对冲与公司价值关系研究的基石。20世纪90年代以来，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使得研究者获取数据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从而促进了学术界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公司对冲决策的影响因素。DeMarzo和Duffie（1995），Breeden和Vishwanathan（1998）认为管理层之所以运用对冲手段是为了消除收入作为传导管理能力的信号中的噪音，使得股东对管理层为公司创造利润能力的判断更为准确[2-3];Nain（2004）发现在外汇衍生品广泛使用的行业中，不使用衍生品的公司其公司价值约降低5%[4];Bartram et al.（2009）发现衍生工具使用对公司价值有积极作用，但这一关系对内生性和遗漏变量很敏感[5]。

国内方面对外汇风险对冲和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尚属起步阶段，但研究成果可观。在该领域以郭飞和斯文的研究成果居多。阳和赵阳（2007）对衍生产品、风险对冲与公司价值的关系作了系统综述[6]。郭飞（2012）通过对使用外汇衍生品对冲外汇风险是否增加公司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外汇衍生品使用带来了约10%的价值溢价[7];斯文（2013）通过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分析，得出对冲汇率风险能够给企业价值带来平均约19%的溢价规模[8];郭飞、王晓宁和马瑞（2013）发现，尽管跨国公司同时使用金融对冲和经营对冲，但经营对冲的价值效果更为突出[9]。

目前，我国外汇风险对冲与公司价值的效应研究是以国外研究为基础，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建立单方程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外汇风险对冲对公司价值溢价程度的结论，且对国有上市跨国公司的研究较少。本文将对国有上市跨国公司数据进行筛选，以现有研究为基础，从企业性质的角度对外汇风险对冲与公司价值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二、样本选取、变量选择及模型构建

（一）国有跨国上市公司样本选取及筛选

为了保障数据完整性，本文的研究对象为2009―2013年年报的国有上市公司，在样本选取过程中遵循以下几个原则。首先，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决定了企业性质。国泰安数据库（CSMAR）提供了各年度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详细信息，结合中国上市公司股东研究数据库《使用指南》中对实际控制人的分类结果后得到初步的样本数据;其次，剔除影响统计数据质量的观测值。由于金融、保险类国企的外汇风险对冲目的与普通国有上市公司不同，将该类企业列入总样本中可能会影响国有跨国上市公司样本统计质量;同样，ST国企业绩较差，上市公司将主要精力放在提升公司业绩上，该类企业会可能会降低国有上市公司外汇风险对冲比例，从而影响统计数据质量;最后，当外汇头寸低于某一临界值时，考虑到成本效益原则，上市公司必然不会使用外汇金融工具对冲外汇风险。因此，根据已有研究，本文在初始样本数据中选择出口收入占总营业收入10% 以上的公司。通过对以上几个主要因素的分析，本文共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国有上市跨国公司959家，2009―2013年分别为185、163、215、227、169家。由于各截面观测数据不同，本文将建立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

（二）模型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选择

以国有跨国上市公司是否使用了某一种外汇风险对冲工具这一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由于国有上市跨国公司年报除了披露使用何种外汇对冲工具之外，极少有披露外汇衍生品详细信息的，这对深入研究提供了难度。国内此前的研究也大多采用该虚拟变量。此外，国有上市公司还采取了经营性对冲来规避外汇风险。由于现有数据库没有相关数据，本文将通过关键词搜索（外汇远期、外汇套期、外汇期权、币种结算、NDF、缩短汇兑周期等）的方法来获得国有上市跨国公司是否使用了外汇对冲工具方面的统计数据。

以托宾Q作为反映被解释变量公司价值的指标。自托宾在1969年提出托宾q理论后，该指标就被国外学者作为描述公司价值的重要指标，并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应用。托宾q为公司市场价值与资产重置成本之比。本文选取国泰安数据库提供的托宾Q值作为上市公司价值指标的替代变量。

本文在国内外研究影响公司价值因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特点，拟选取以下控制变量（数据来源：国泰安数据库）：

资本规模（S）。王攀娜（2009）以2000―2002 年EVA值排名前100名和后100名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验证了EVA 指标体系衡量中国上市公司价值的有效性[10]。并指出资本规模与公司价值呈负相关关系。本文选取总资产（百万元）作为资本规模的替代变量并作自然对数处理，同时将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进行敏感性测试。

盈利能力（ROA）。早在2005年，张晖、倪桂萍（2005）就提出盈利能力是构成企业价值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11]。他们通过构建企业价值增长指标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关于企业价值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 对影响我国企业价值增长的相关假说进行检验。结果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企业价值增长与企业规模、企业规模增长率以及企业盈利能力正相关。本文选择总资产收益率作为盈利能力的替代指标。同时用净资产收益率进行敏感性测试。

股利政策（Di）。罗进辉（2013）基于2005―2010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7159 个年度观察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当且仅当上市公司（连续）发放（较高）现金股利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才能显著提升公司的市场价值，而且此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还必须达到较高的水平[12]。本文使用虚拟变量作为股利政策的替代变量。

偿债能力（Liq）。苏国强（2012）结合国外研究债务比率影响公司价值方面的研究，得出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比例的变化必然影响其偿债能力，而偿债能力的变化必然影响市场对上市公司价值评价的结论[13] 。本文选择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作为偿债能力的替代变了。同时将速动比率（扣除存货后的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作为敏感性测试变量。

公司治理环境（CE）。夏立军、方轶强（2005）研究发现，政府控制尤其是县级和市级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公司所处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减轻这种负面影响[14]。本文借鉴其研究方法，以王小鲁和樊纲编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下的市场化指数作为公司治理环境变量的替代变量，为了使数据更稳定，对公司治理环境作对数处理。

（三）外汇风险对冲对国有跨国上市公司影响模型构建

依据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构建如下实证模型i采用Stata12软件对该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混合回归、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分析和敏感性检验：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及变量相关性检验

与以往的调查数据相比，2009―2013年间，国有跨国上市公司对外汇风险较为重视，外汇风险对冲工具使用比例逐年攀升。自2010年来，将汇率风险纳入公司风险战略层面的国有跨国上市公司比例分别为55.5%、53.7%、52%、56.7%。每年分别有19%、25.6%、24.7%、29.5%的国有上市公司采取了外汇对冲手段，且外汇风险对冲工具灵活多样。

从表1中看出，23.36%的国有上市公司使用了外汇风险对冲手段。较郭飞（2012）对我国跨国上市公司外汇衍生品使用比例所调查的18%有了一定的提高。由于本文将经营性对冲手段也考虑在内，其在整个国有上市公司总数中占比约为3%，因此，近年内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对外汇风险监管力度并未有明显提升。

表2显示了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5，说明各变量间的相关程度较低，不存在明显的多元共线性问题。

（二）多元回归分析及敏感性检验

用Stata软件对非平衡面板进行数据分析。为了使数据更加平稳，对控制变量资本规模、公司治理环境取自然对数。

表3是非平衡面板数据的混合回归及固定效应结果。从混合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结果均显著，且否使用外汇风险对冲这一解释变量的系数为0.1397，说明使用了外汇风险对冲手段的国有上市公司为公司价值带来了约14%的溢价;从固定效应结果可以看出是否使用外汇风险对冲对国有上市公司价值影响并不显著。

表4对比了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的结果。固定效应中rho=0.89说明模型扰动项的方差主要来自个体效应的变动。F检验的p值为0.0000，故强烈拒绝无个体效应的假设，说明固定效应优于混合回归。

为了进一步说明以上结论，本文对该非平衡面板数据用虚拟变量法来考察。表5中个体虚拟变量除了几家公司不显著外，其他个体虚拟变量结果均显著。因此，对于该非平衡面板数据来说，固定效应优于混合回归。

最后，豪斯曼检验结果说明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对该模型中的其他控制变量和托宾Q进行敏感性分析后，除了资本规模的替代变量导致结果不显著外，结果仍不变。

四、结论

本文对外汇风险对冲对国有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就目前来看，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不乏论证外汇风险对冲的使用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从企业性质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本文的研究结果弥补了该领域实证研究的不足;此外，由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特殊性，从企业性质的角度来分析该问题是必要的。外汇风险对冲的使用主要通过减少预期税收、降低财务困境成本以及缓和投资不足等影响公司价值，但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外汇风险对冲工具的使用与其公司价值并没有显著的关系。而目前国内外的实证结果均表明使用外汇衍生品的上市公司，其价值提升了10%以上。该结果与以往研究大相径庭。由此可见，国有上市公司发展不成熟、国有企业改革不彻底是外汇风险对冲对其公司价值影响不显著的重要原因。

本文从以下几点为国有上市公司提出建议。首先，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持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我国的国有企业肩负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责任，而企业的唯一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国有企业目标多元化显然挫伤了其创造利润的积极性[15]。因此，必须持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将非公有资本引入到国企中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其次，借鉴国外国有企业改革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通过立法、监督等具体措施有效保障国有企业改革顺利实施;最后，有条件地破除垄断，充分释放市场活力，由市场倒逼国企，以求根本上促进国企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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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reeden， Douglas and Viswanathan.Why do Firms Hedge？ An Asymmetric Information Model[R].1998，Duk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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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阳，赵阳.衍生产品――风险对冲与公司价值――一个理论综述[J].管理世界，2007（11）：13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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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斯文.外汇衍生品对冲汇率风险的企业价值――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3）：80-87，160.

[9]郭飞，王瑞宁，马瑞.金融对冲、经营对冲和公司价值[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3）：88-93.

[10]王攀娜.基于EVA的公司价值有效性实证分析[J]. 财会通讯，2009（2）：138-140.

[11]张晖，倪桂萍.我国上市公司价值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05（11）：71-75.

[12]罗进辉.机构投资者持股、现金股利政策与公司价值[J].投资研究，2013（1）：56-74.

外汇风险敏感性分析篇5

1、项目财务风险的概念

项目财务风险强调的是一种偏离预期财务目标的不确定性，这种偏离，可以是坏的偏离，也就是投资者不希望看到的财务收益的减少；然而，这种偏离，也可以是好的偏离，也就是投资者希望看到的财务收益的增加。在工程项目投资过程中，我们经常探讨的财务风险，及存在于项目的投资活动中，有存在于项目的筹资活动、资金营运活动以及利润分配活动中，所以，我们所研究的项目财务风险是贯穿于项目整个过程中，由资金流的形式体现的风险。项目财务风险的产生，实际上是由企业的融资方式所引起的，项目的建设，一般需要的前期投入比较大，仅靠自身的积累无法完成项目的原始投资问题，这样项目就会面临通过借债融资方式进而获得资金的问题，借长期债务还是短期债务，借的债务过多还是过少，随着项目的建设运营，项目能不能偿还这些不断到期的债务利息，都是财务风险带给项目的现实问题。财务杠杆效应的存在，可以是我们通过一定的借债，进而博得较大程度的获利。然而，如果负债过多，就会由于资不抵债，而导致项目的失败，更有甚者，会导致投资人的破产倒闭。与此同时，项目的债务资本会随着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增加，具体的表现形式为信用的降低与资金成本的不断攀高，财务杠杆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旦息税前利润下滑，那么息税后利润会以更快的速度下滑，进而利润损失并且偏离预期财务目标，如果项目投资者不能按时偿还利息，那将会有更严重的后果。

2、项目财务风险的特点

项目的融资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金供应风险，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既有企业法人由于经营状况恶化无力按原定计划出资，或者股本投资者由于出资能力有限而不能兑现已承诺出资的承诺，原定发行股票债券计划不能实现等原因资金不到位而引发的工程造价上升以及建设工期延长，从而到不到预期目标使项目的经济利益蒙受损失的不确定性。二是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利率变动，导致资金成本上升进而给项目造成损失的可能性。本项目采用固定利率，原因是分析近几年利率变化情况预计未来利率呈上升趋势，三是汇率风险，是指由于汇率变动给项目造成损失的可能性。本项目外汇按人民币兑换考虑，原因是分析近几年的汇率变化情况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趋于下降。资金回收方面的风险，项目投资资金的回收，一般发生在项目的运营期，这个时期，我们面对的销售对象，他们的信誉、他们的资金偿还能力，他们的付款速度，以及我们的应收账款政策的制定，都会影响我们的资金回收速度，以及资金回收的能力。

3、项目财务风险的表现形式

项目的财务风险主要以无力偿还到期债务、再筹资困难以及利率变动三种形式体现出来。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是财务风险最常见的表现形式，项目的投资过程中，在建设期，一般自由的资金非常少，这个时期的现金流量一般是负的，这个时期的资金来源，主要以负债为主，并且大部分负债来源于银行借款，当投资者不能通过努力去实现预期收益的时候，就没有能力偿还本金及利息，形成了无法偿还银行债务的风险，这时，由于信用的降低，投资者的资金更加短缺，形成不良循环，致使项目投资失败。再筹资困难，也是项目投资过程中，财务风险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建设期，一般自由的资金非常少，这个时期的现金流量一般是负的，一次性筹集到全部资金，往往对项目投资者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大部分项目都是先筹集一部分资金，然后再经过一定阶段以后，再筹集一部分资金，不断的滚动筹集，如果项目的资本结构中，负债占得比较大，那么，再从不同渠道进行筹资的困难就会不断的增加，资金链断裂的表面现象背后，是对生存的威胁，项目投资者只有及时发现项目的财务风险才能使项目健康的运营。利率的变动，也是财务风险的一种体现，项目如果在运营过程中，发现利率的增加，那么，项目就会面临银行贷款利率也随之增加的情况，那么就会多付利息，这是项目的实际资金成本也增加了，也就是说，随着预期收益的降低，项目获得的利润，变相的减少了。而这种财务风险的表现形式，一般只能适应或者提前做好准备，不是企业单一的个体能改变的。通过进行敏感性分析，决策者可以了解在项目中哪些因素与项目的经济效益变动关系比较大，达到什么程度，进而在制定投资决策的时候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减少投资失误，减少投资风险。通过对这些敏感因素资料的收集，也增强了我们对项目的了解，提高了预测的准确性、科学性、客观性与合理性。在对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敏感性分析的方法，首先找出哪些属于这个项目的敏感因素，然后对每一个敏感因素计算出他的百分比，进而计算百分比的变动幅度，在这个基础上对项目经济效益指标的每次变动的相对影响进行计算。敏感性分析可以用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当我们的建设项目中，有一些比较关键但是往往不大确定的因素在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在以某一个幅度随同这些敏感的变动因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确定这种相关变动的敏感程度，进而预测项目为俩面临的财务风险的大致范围。我们采用了敏感性分析的方法，首先找出哪些属于这个项目的敏感因素，然后对每一个敏感因素计算出他的百分比，进而计算百分比的变动幅度，在这个基础上对项目经济效益指标的每次变动的相对影响进行计算。

参考文献：

外汇风险敏感性分析篇6

一、引言

《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要深化金融关键领域的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2012年6月8日起，央行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这是我国银行业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首次可以上浮，也是8年来我国银行业贷款基准利率下浮幅度首度扩大。

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利率变动频繁会导致较敏感的短期利率比长期利率上升快，导致资产负债重新定价有时间差异，短期负债利率已调整与之相对应的长期贷款利率还没调整，加大了期限错配风险。因此利率市场化对银行的利率风险管理能力提出较高要求。

二、利率风险度量实用方法

当前国内外关于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的研究主要为理论探讨和模型推导，包括利率期限结构、久期、凸度、缺口、隐含期权等方法，对单一利率风险的定量研究较少。目前为止，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三种利率风险度量方法，从一开始的利率敏感性分析法到久期缺口模型再到后来普遍使用的VaR方法。我国目前还没有商业银行应用VaR方法来度量利率风险。

（一）利率敏感性缺口分析

Flannery and James（1984）和Meyer Selhausen（1987）建立了早期基于缺口的利率风险分析模型，并估计和探讨了利率基差风险，以及基于风险缺口的目标规划模型。利率敏感性缺口分析的具体应用方法是指银行调整利率敏感性资产和负债规模来应对利率的变动。其中，利率敏感性资产和负债指在市场利率变化时，其利息收益和利息支出都会发生变化的资产负债。当银行预测利率会上升，那么银行调整其资产负债为"正缺口"。

刘申燕（2005）以利率敏感性缺口方法为例分析了我国的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她认为，利率敏感性缺口模型是很适合我国商业银行实际情况的一种方法。张乐、姚兵（2008）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绝大多数商业银行都存在较大的负缺口，他们认为，应当在预测利率变动的基础上，通过不同敏感性资产之间的转换，来降低由利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二）持续期缺口分析

持续期（久期）由FR.Macaulay在1938年提出，最初是为了计量债券的实际到期时间，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演变为衡量利率风险的一个重要方法。银行在使用久期方法防范利率风险时，要构造久期零缺口，使利率的变动对商业银行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影响相加最小。上世纪80年代，久期缺口模型曾是利率风险管理研究的最前沿。

Hicks（1939）通过研究发现，债券的持续期与由利率变动引起的价格变动的百分比成正比。Samuelson（1945）认为，令商业银行资产久期等于负债久期，可以有效避免利率风险。Fisher and Weil（1971）认为，经过久期匹配的资产组合的利率风险要远远低于经过成熟期匹配的资产组合。李琪（2003）从分析传统的利率敏感性缺口方法的缺陷入手，引入了西方商业银行广泛采用的久期技术，分析了久期缺口和凸度理论在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中的应用。杜金岷，刘湘云（2007）认为传统的久期模型仅适用于利率变化较小和利率期限结构平移条件下的线性近似估计，否则就需要运用凸度进行调整。他们通过计算实例发现，利率风险较大时凸度缺口模型实用性更强。

（三）VaR方法

VaR（Value at Risk）即"在险价值"，是在一定的置信区间内，整个风险资产或组合在未来某段时间内可能出现的最大损失值。VaR方法能够以单一的数值综合变现商业银行的整体利率风险水平， 对商业银行市值因利率波动而受到的影响作出了度量， 该方法已经成为了国外很多金融机构最常使用的风险利率度量工具。

VaR模型则是对利率风险的全方位的监测，利率敏感性缺口和持续期缺口模型得出的结果都是简单直观的，但二者都忽视了利率变化带来的期权性风险，并且在分析过程中都假定未来利率变化浮动是相同的，实际上二者不等。这会影响到期权度量的准确性，而VaR模型可以有效避免前两个模型在此问题的不足， 也更好地模拟出我国现阶段利率风险的真实情况。

计算 VaR需要考虑三个因素：置信水平%Z 的大小、持有期 t的长短、未来资产组合价值的特征分布。前两个参数的选择要结合现实中的具体情况来定，参数最后计算结果也不同。为了计算某一投资组合的VaR，除了前两个参数，还必须分析给定头寸或资产组合未来收益率的分布特征。现实中，收益率一般不会准确的服从某一特定的参数分布，但大量的统计结果显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收益率会体现出正态分布的特性。

三、对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度量方法的探讨

（一）三种利率风险度量方法各有其优缺点

利率敏感性缺口分析是商业银行最早用来度量利率风险的方法，其缺点为：首先，其缺口的计算存在障碍，实践中若采用的时间跨度不同，其缺口值结果不同，若缩短时间区间，我国银行目前的电脑软件系统还达不到这种能力。其次，它的假设与实际不符，其假设未来现金流稳定，这就忽略了隐含期权的情况。最后，其得出的结果不好利用。要对缺口进行调整会受到客户的需求和意愿的制约。我国目前还不存在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银行只能在一个时期而不是每个时点都保持缺口为零，银行不能完全的通过市场操作进行缺口调整。

久期缺口分析理论目前在我国已较成熟，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也有缺陷：它对利率风险的度量精度不高，主要是没有考虑隐含期权、利率期限结构的非平行移动、利率变化和价格变化不是直线关系等。凸度模型解决了久期模型因利率变化对价格变化影响而导致利率风险预测精度下降的问题，但是依旧没有考虑隐含期权以及利率期限结构的非平行移动问题。

用VaR方法来度量利率风险时通常要选择股价、汇价为风险因子来模拟这类价格受到利率变化而遭受的波动。该方法在对国债等市场化交易品种进行度量时，价格可以通过市场直接观察到，但是对存贷款这些传统业务来看，目前是没有公开的市场定价体系来加以观测的，因此VaR方法在对存贷款资产进行利率风险度量上存在一定的缺陷。

（二）对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度量方法使用的建议

针对我国目前商业银行运行具体情况，本文提出将久期缺口分析与VaR方法相结合来控制利率风险。理由是久期缺口分析结果的运用与VaR方法结果的运用可以互补。

VaR方法的结果是以单一的数值综合体现商业银行因利率波动对其资产市值的影响，适合银行与外界沟通其风险状况，还可以看做商业银行进行经营管理活动时所必须持有的经济或产权资本，为金融监管机构监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供标准。VaR方法既能够克服利率敏感性缺口模型在期限结构上的缺点，也不需要像持续期模型需要对未来各期的现金流加以确定。但是VaR方法对于度量存贷款这些目前还没有公开市场定价的传统业务的利率风险，它还有一定的缺陷。因为它在度量利率风险的时候要选择一个风险因子来模拟这类价格（存贷款）受到利率风险变化而遭受的波动，没有公开市场定价就不能模拟其波动。针对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久期凸度模型来分析。另外，VaR方法只是得出一个结论，并没有告诉银行具体应该怎样调整资产和负债才能降低其利率风险水平。这一点通过久期凸度缺口分析可以做到。依据持续期缺口，商业银行可以通过缺口值的计算来调整自己的资产负债结构， 从而保持缺口平衡，这样就可以降低利率风险。

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建立久期凸度模型和VaR方法相结合的利率风险控制体系，从而更好地控制利率风险。

四、利率风险的简单度量

鉴于VaR模型是目前最新的商业银行度量利率风险的方法，本文利用VaR模型的参数计量法，对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浮动利率票据目前面临的利率风险进行测量。

（一）方法简介

参数法是较常用的VaR方法，它以标准正态分布为假设前提，设R为发生最低资产价值时的收益率，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因此最低资产价值可以表示为 P*等于期初资产价值P0 乘以1加R，为期初资产价值，VAR就等于资产价值P 减去最低资产价值 P*，就等于期初资产价值 P0 乘上利率风险因子波动率%l 再乘以置信水平c所对应的分位数值%Z 。在这里我们假定利率风险因子服从正态分布。

（二）利率风险因子测度

在计算利率风险VaR 值时，波动率 %l的估计是关键。由利率风险测度的VAR计算公式可以看出，当商业银行已知了利率风险与因子波动率，就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求出其在险价值（资产价值为已知，置信度可以自己定量）。因此利率风险的波动率对于利率风险的度量极为重要。在此我们测度一下2013年1月至5月的利率风险因子波动率。

本文分别选取了Shibor3M5日均值和人民币对美元的外汇汇率做为风险因子，选取了2013-1-1至2013-6-1日中有报价的117日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分别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网站获得。

将两列时间序列数据引入Eviews6.0，令Y为汇率，X为SHIBOR，分别看其数值特征。

Eviews软件求得结果如下：

由上结果可以看出，若单用外汇作为利率风险因子，那么波动率为0.046312 ，若商业银行有1，000，000元的债券，则其在99%的置信度下的在险价值为107，712.712元（分位数为2.326）。若单用SHIBOR作为利率风险因子，那么波动率为0.329277，此时商业银行1，000，000元资产99%置信度下的在险价值为765，898.302元。比较来看，这两种风险因子计算出的VAR差别很大，SHIBOR计算值是汇率的7倍多。这主要是因为外汇市场是全球性市场，其比较健全，因此稳定，而我国银行间拆借市场还不是很完善。

本文只是简单地进行了一个利率风险因子波动率的计算和比较，在实际应用中银行面临的大都是资产组合，风险因子的选取要多样化，如将汇率、同业拆借率甚至是股票的波动率等结合起来，共同形成一个风险因子。并且风险因子的波动很可能并不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即便分布是正确的，VaR方法得到的结果也还要进行检验才可。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地方。

五、总结

中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利率市场化，要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首先要管理好利率风险。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推进，利率波动将会越来越频繁，利率风险管理对中国商业银行将越来越重要，应该把利率风险管理作为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重点来把握。本文提出了将久期凸度模型和VaR模型相结合来防范利率风险，对加强商业银行对利率风险管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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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风险敏感性分析篇7

1政治制度稳定指数

政治制度稳定指数由丹·哈恩德尔（DanHaendel）、杰罗尔德·维斯特（Ger?鄄aldT.West）以及罗伯特·米都（RobertG.Meadow）提出，旨在为政治风险提供一个定量分析框架。它由三个分指数组成：国家的社会经济特征指数、社会冲突指数和政府干预指数，其中社会冲突指数有三个分量：社会不安定指数、国内暴乱指数和统治危机指数。这些指数分别根据各类共15项指标测定，如下图所示：

计算时可从年鉴、政府文件和政治资料等出版物中获得。与其他方法相比，政治制度稳定性指数方法的优点是利用客观数据而不是主观判定资料作为衡量风险的指标，包含的因素也较全面。主要缺点是没在政治制度稳定性指数与各个风险变量之间建立联系，因而不能说明制度的稳定性或不稳定性与跨国经营或投资风险的关系。也就是没有指出衡量了政治制度风险之后应该做什么以及投资决策者如何利用所评估的结论。

2失衡发展与国家实力模型

此模型由霍华德·约翰逊（HowardC.Johnson）提出。其基本前提是，政治风险(没收)是该国失衡发展与该国实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决定一个国家失衡发展的因素来自五个方面：政治发展、社会成就、技术进步、资源丰度和国内秩序。失衡发展来自它们相互之间进步程度的差异性和非持续性。而国家实力表现为该国经济、军事与外交关系的结合。这一模型将世界各国依其实力与平衡发展状况分为四类：失衡强大国家、平衡强大国家、失衡弱小国家和平衡弱小国家。四类国家中，发生没收的概率最低的为平衡强大国家和平衡弱小国家，而失衡弱小国家存在中度没收概率，失衡强大国家没收的相对概率最高。在此模型中，与政治不稳定相当的变量因素是非均衡发展。

3国家征收倾向模型

此模型由哈罗德·克鲁德森（HaroldKnudsen）拉丁美洲国家样本统计分析资料提出。其涵义是：一个国家的挫折水平和大量外国投资的相互作用能解释该国没收倾向。而一国的挫折水平形成于该国的抱负水平、福利水平和期望水平，这些水平假定为代表一国生态结构。当一个国家的福利或经济预期低于抱负水平时，该国的挫折水平就高，若此时有大量的外国投资涌入，那么这些外国投资就可能成为国家挫折的替罪羊而遭没收。在此模型中，与政治不稳定相当的变量因素是国家挫折水平。

上述两种模型虽容易理解（失衡发展与国家实力模型和国家征收倾向模型），但比较主观、片面及缺乏可操作性，失衡发展与国家实力模型只是一种理论推导，不便于判断失衡发展的程度。国家征收倾向模型的统计资料来源于拉美，不具全面性。

4政治风险指数

美国BERI公司定期在《经营环境风险资料》上公布世界各国的政治风险指数，动态考察不同国家经营环境的现状以及未来5年后和10年后的情况。它先选定一套能够灵活加权的关键因素，再由专长于政治科学而不是商务的常设专家组对评估国家多项因素以国际企业的角度评分，汇总各因素的评分即得该国政治风险指数。予以评估的因素有3类10项：如表1。

评分采用百分制，70分以上为低风险，表示政治变化不会严重影响企业，也不会出现重大社会政治动乱；55-69分为中度风险，表明己发生对企业严重不利的政治变化，某些动乱将要发生；40-54分为高风险，表明已存在或在不久的将来发生严重影响企业的政治发展态势，正周期性地出现重大社会政治动乱；39分以下为极度风险，表明政治条件严重限制企业经营，财产损失可能出现，已不能接受为投资的国家。

另外，美国纽约国际报告集团制定的ICRC—国家风险国际指南也较为实用。该指标体系每月公布一次，其构成因素及各自权重如下所示，

ICRC=0.5*政治指标+0.25*金融指标+0.25*经济综合指数

其中：政治指标包括领导权，法律，社会秩序传统，官僚化程度等13个指标。

金融指标包括：外汇管制，停止偿付，融资条件，政府撕毁合同等5个指标。

经济综合指数包括物价上涨，偿付外债比率，国际清偿力等6个指标。

不论政治风险指数还是国家国际指标，都采用定量的方式，方便实用。虽然结果由于评估人的观点和立场不同不宜照搬，但风险指数的设置却具有参考意义，经修改便可自成体系。

5政治风险评估总框架

政治风险评估总框架由杰夫雷.西蒙提出，他从东道国和跨国公司自身情况出发，将政治风险归纳为类50余种，见表2。

该评估方法的多维分类更加明确了政治风险的概念，有助于跨国企业认识风险事件及其可能带来的冲击，故能将风险分析更好融入投资决策分析当中。

6丁氏渐逝需求模型

该模型属于微观政治风险评估方法，丁氏（WenleeTing）的“渐逝需求模型”的基本命题是：在经济民族主义竞争迅速上升、粗暴的社会政治风险不断下降的条件下，外国投资项目的政治风险与该项目对东道国(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看中价值”呈反向关系。此模型考虑了渐逝协议现象以及非工业化国家发展工业经济趋势。这种趋势为：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加速工业化并致力于经济发展时，对没收和国有化这类暴力风险将逐渐变得罕见。而这里的“看中价值”表现为该项目为东道国所需要的程度，动态的看，它随技术领先程度的降低和其他国际企业竞争的加强而逐渐下降。

决定投资项目看重价值的主要因素如表3：

表3中，1-7项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着投资项目的“看中价值”随时间推进而下降的状况，而8-11项因素则间接影响同一时间“看中价值”的大小。如果公司在项目实施中，正面因素作用加强，则该项目的看中价值上升，反之则下降。

7产品政治敏感性测定

外汇风险敏感性分析篇8

1数据分类与财务分析

通过以上的数据准备、参数估计，可以对本项目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下面将通过具体的财务分析指标对项目进行相关的财务评价。盈利能力分析此项分析包括时间、现金、收益率三项指标。时间类指标。投资回收期分析：这一周期是企业用于投资项目所得的净现金流量来回收项目初始投资所需的年限，反映的是初始投资回收的快慢。通常情况是，当实际投资回收期大于企业要求的期限时，项目被拒绝，反之当回收期小于或等于企业要求的期限时，项目可接受。本项目中，中国企业要求的基准回收期限是10年（因国内银行贷款的还款期是10年）。该中国企业财务人员就此进行计算。根据编制的项目全投资现金流量表，发现所得税后的累计回收项目初始全部投资的年份在项目计算期的第7年末和第8年末之间。第7年末净现金流量为-446万美元，第8年末为1201万元，所以投资回收期是7.27年，即小于本项目给定的基准回收年限10年。故本项目在投资回收期指标上是可以接受的。现金类指标。这个指标要求进行财务净现值分析。财务净现值是指按行业的基准收益率，将项目计算期内各年净现金流量折现到建设期初的现值之和。本项目中采用投资人设定的10%的基准折现率，经计算本项目的财务净现值为1061万美元（所得税前），因此本项目在财务净现值指标中是可行的。收益率指标。这项指标需要分析财务内部收益率。财务内部收益率是指项目在计算期内各年净现金流量现值累计等于0时的折现率，即要求财务内部收益率大于或等于基准折现率。本项目中经计算，基准折现率为10%，财务内部收益率为12.19%，后者大于前者，因此本项目是可行的。偿债能力分析此项计算包括利息、偿债、资产负债率这三部分。利息备付率指标（又叫已获利息倍数），是指项目在借款偿还期内的税息前利润与当期应付利息费用的比值，需分年计算。利息备付率参数敏感性分析高，说明利息偿付的保障程度高，应大于1，并结合债权人的要求确定。实际计算结果，偿还期内利息备付率均大于2，故项目可行。偿债备付率指标：偿债备付率是指在借款偿还期内，用于计算还本付息的资金（EBITDA-TAX）与应还本付息金额（PD）的比值，它从还本付息资金来源的充裕性角度反映偿付债务本息的保障程度和支付能力。按正式计算偿债备付率应大于1。分析表明，该项目在整个借款偿还期内，偿债备付率均大于1.3，说明该风电项目具备较强的贷款偿还能力。资产负债率指标：此项指标是指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从长期偿债能力角度看,该指标越低，对债权人的保障程度越高，偿债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测算结果，项目在建设期资产负债率较高，最高为70.56%；之后随着工程投入运行，还款计划逐年实施，资产负债率逐步下降。该项目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敏感性分析此项分析是考察项目的主要因素发生变化时，对项目经效益的影响程度。其是从众多不确定性因素中找出对投资项目经济效益指标有重要影响的敏感性因素，然后分析、测算其对项目经济效益指标的影响程度和敏感性程度，进而判断项目承受风险能力的一种不确定性分析方法。单因素敏感性分析是对单一不确定因素变化的影响进行分析，即假定各不确定性因素之间相互独立，每次只考察一个因素，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以分析这个可变因素对经济评价指标的影响程度和敏感程度。单因素敏感性分析是敏感性分析的基本方法。本项目敏感性分析主要以参数分析为主，并以基本方案为基础，具体分析了工程建设投资、汇率等不确定因素单独变化（变化范围±10%）对财务内部收益率等财务指标的影响程度。附表显示，在建设投资和汇率两个变量中，最敏感的是建设投资，汇率的敏感性略低于建设投资。工程建设投资是该项目最敏感的因素，当工程建设投资增加10%时，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降低到10.02%，但仍能超过投资人设定的基准收益率10%，并大于国内风电行业的基准收益率5%，说明项目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从临界点分析得出，只有当工程建设投资增加10.12%时，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才会低于10%。由于该电场的发电收入均为固定的美元收益，为了规避汇率风险，融资方案推荐，项目总投资70%的债务资金拟向银行申请中长期的美元贷款。汇率的变化只影响建设期从国内采购的机电、金属结构设备部分和设计院的设计费部分，敏感度系数为1.35左右。对汇率做临界点分析可看出，只有当人民币升值11.7%时，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才会低于10%。

2项目可行性结论

根据项目经济评价的相关理论，对某境外风电工程项目进行了系统的财务评价，深入考察了该项目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及抵御风险的能力。总结全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本项目的财务内部收益率大于规定的10%的基准收益率，且其财务净现值远远大于0，投资回收期也短于行业平均的投资回收期，项目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其次，项目的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第三，通过对项目的敏感性分析可以看出，本项目整体风险程度较低，具有较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综上所述，该项目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作者：詹平原

外汇风险敏感性分析篇9

交易风险管理方法种类繁多，跨国公司在交易时需要在众多方法中选择其一种或几种最优方法。有些方法可单独使用，也可以配套使用。跨国公司应结合交易性质，分析各种方法的适宜性，比较各种方法的防范成本，争取用最小的成本消除交易风险，减少损失。

1　调整发票币种。跨国公司可通过选择应收款和应付款的币种管理交易风险。EVERBE INT CO香港分公司向欧洲出口日用品，一直用美元作为应收款发票的货币，应付款也固定使用美元。港币与美元是联系汇率，经营收益确定，规避了交易风险。调整发票币种的操作有一定局限性。通常应收和应付外汇的金额很难完全冲销，冲销时间也难以完全匹配。用调整发票币种进行交易风险管理比较困难。

2　期货规避。期货规避，是指跨国公司针对应收和应付外汇账款金额和时间，做一笔外汇买卖交易，锁定本币兑换外汇的成本，消减相应的风险。当跨国公司预测应付外汇升值时，应对应付外汇做期货规避。外汇期货可以减少交易风险，但如果支付时外汇贬值就会带来损失。相反，为了防止应收外汇贬值，需要做一笔金额和日期与应收外汇相同的外汇销售交易，通过锁定外币与本币的远期汇率，确定本币收益。同样，如果收汇时外汇升值就会出现损失。针对远期汇率的不确定，主动地进行风险管理要比任其发展的经营更加理性。

3　远期规避。跨国公司可采取远期交易合同规避交易风险。例如，祥威公司广东分公司于2006年从美国肯萨斯州进口氙灯及配件设备，进口合同的支付条款是到货后90天电汇美元85万元。该公司按人民币与美元90天的远期汇率向中国银行买A85万美元，锁定了90天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这就是远期交易风险管理。跨国公司应该对未来期限较长的现金流使用期限较长的远期合同进行风险管理。有些大银行专门为信用好的优质客户设定远期汇率，以稳定其现金流。

4　资本市场规避。资本市场规避是指跨国公司利用资本市场资金管理应付或应收外汇的交易风险，包括使用本公司自有的剩余资金规避应付外汇的风险。香港诚昌公司2007下半年从日本进口一批化工原料，30天后应付100万日元，该公司利用自有剩余资金港币兑换成日元，开立30天的银行账户，月息为0.5％，港币与日元的即期汇率为1.00日元=0.078港元，在开户时将港元77611.95(港币0.078×日元99025)兑成日元存入银行，30天后，日元升值为1.00日元=0.080港元，记息后账户内金额为100万日元[日元995025×(1+0.5％)]，用于支付应付货款，规避了交易风险。该公司另一笔交易是，首先从资本市场上借入77611.95港元进行操作，30天后支付了一笔借款利息。利用资本市场的资金进行风险管理。跨国公司应该尽量考虑利用资本市场的资金进行风险管理。

5　货币期权。应收外汇升值或者应付外汇贬值，使用远期合同和资本市场进行风险管理会带来损失。外汇期权交易既可进行交易风险管理，又可在汇率波动时受益，但操作中要注意期权费用这笔成本。

6　货币掉换。货币掉换可在两个对远期货币需求不同的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美国某石油公司英国分公司预计5年后收到一笔英镑，而英国的某汽油公司美国分公司预计5年后将收到一笔美元。于是两个跨国公司用商定的汇率进行一笔货币掉换交易。通过这一交易，美国石油公司锁定了其5年后应收美元金额，英国汽油公司也锁定了其5年后应收英镑金额。

货币掉换交易通常由金融中介机构操作。许多大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雇请专业经纪人，在掌握更多信息的情况下进行操作，收取一定手续费，满足跨国公司远期货币需求，管理交易风险。为了避免到期末发生违约现象，通常是分期进行部分掉换。

跨国公司应理性地分析现金流，比较成本与收益，选择最合适的管理方法进行操作。如果汇率波动可能使经营受益，应考虑使用货币期权进行风险管理。金融市场有不同协议价格的货币期权可供选择。管理应收外汇交易风险，应选择较高的看涨期权协议价格，尽量减少期权费用。管理应付外汇交易风险，应选择较低的看跌期权协议价格，并且要尽量减少期权费用。以出口为主的跨国公司往往在期末才能确定应收外汇金额，难以完全规避交易风险，还有可能做出过度的规避。此时，跨国公司应该对交易金额的最小值进行规避，以免产生额外费用。

有些国家政府不顾对市场信号的扭曲，不顾巨大的管理和融资成本，对投资和借贷设置重重障碍，严格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对外汇交易施行过度管制，使跨国公司难以准确预测现金流，风险管理成本较高，甚至不能有效地进行管理操作。在这种金融压抑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应该交叉使用货币和使用多种货币进行风险管理，如果其中任何一种货币汇率波动，只会影响部分现金流，对冲效应有效地控制交易风险。另外，还可以提前或推迟交易时间。

经济风险管理

对交易风险的管理是侧重于对短期现金流的管理，而对经济风险的管理则是侧重于对长期现金流的管理。经济风险涉及到跨国公司的投入、产出、销售区域选择、行业进出等经营管理的诸多方面，要比对交易风险管理更加困难。经济风险的防范往往需要董事长、总经理、高级主管等直接策划，通常采用调整经营结构及财务多样化进行经济风险管理。

1　调整经营结构。交易风险管理是短期风险管理，而经济风险管理则是长期风险管理。经济风险管理比较复杂。调整经营结构首先要进行销售和成本等项目的调整。任何一项调整都可能要付出代价，跨国公司应该在进行调整之前分析潜在的成本和收益。当成本的汇率敏感性比收益的汇率敏感性强时，要通过增加收益的汇率敏感性和减少成本的汇率敏感性进行经济风险管理。当销售收入和采购材料都使用外汇，外汇贬值影响现金流时，要适度增加使用外汇采购材料。外汇升值影响现金流时，要增加销售外汇收入，减少采购材料所需外汇。

调整经营结构还要实行经营多样化。经营多样化是指在国际范围内分散其销售、生产地点和原材料来源地。这种经营方针对减轻经济风险的作用体现在：第一，管理部门由于实行国际经营多样化，势必在汇率出现意外变化。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生产、销售和成本的变化，趋利避害，迅速调整其经营策略，改善竞争条件，因而会增加一些分支机构的生产，并减少另一些分支机构的生产，使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变得更有竞争力：第二，即使管理部门不积极地因意外汇率的变动而灵活调整其经营活动，经济风险也会

因经营多样化而降低。汇率出现意外变动后，公司的竞争力可能在某些市场下降，也可能在另一些市场上提高，由此公司现金流量所受到的影响也会互相抵消。例如，本田汽车公司早期在我国销售日本生产的汽车，日元升值会使销量下降。该公司在广州设厂之后，减少了需求对日元汇率的弹性，通过生产地点多样化消减了经济风险。

2　财务管理多样化。财务管理多样化是指跨国公司在多个金融市场，以多种货币寻求资金来源和资金去向，就是实行筹资多样化和投资多样化。筹资方面须从汇率和利率两方面考虑。理想的状况是从货币趋于贬值的国家借款，另外就是从多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借入多种货币，前者是一种进取性姿态，如果跨国公司预测正确，就可以从中获得好处：后者是比较保守的姿态，多种货币中有的升值，有的贬值，互相抵消，使汇率风险有所下降。投资方面，跨国公司同样应该向各个国家投资，创造多种货币的现金流。这样汇率变动时，所收入的外汇有的升值，有的贬值，互相抵消，降低汇率风险。另外，多种货币计值的债务与投资之间也可以互相匹配，避免可能遭受的汇率风险。

换算风险管理

由于换算风险是由汇率变动造成的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和负债发生变化的风险，要消除或减少换算风险，关键是做好资产负债管理。主要是做好确定资产负债表上各账户表示的货币与数量，并根据风险头寸的性质来确定受险资产或受险负债的调整方向，确保资产负债表上资产的受险部分与负债的受险部分数额相近或相等，从而使其换算风险头寸即受险资产和受险负债之间的差额为零。这样，汇率变动才不会带来任何换算上的损失。如果以某种外币表示的受险资产大于受险负债，就需要减少受险资产，或者是增加受险负债，或是同时进行。相反，如果以某种外币表示的受险资产小于受险负债，就要增加受险资产减少受险负债。

外汇风险敏感性分析篇10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金融危机的到来，人民币升值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经济形势，也开始影响到我国经济形势，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这使得人民币升值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重点。2011年4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入新一轮提速升值，打破了2005年“汇改”以来兑美元最长的连续升值纪录。4月29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出6.4990，突破6.5的标志性关口，进入6.40元区间。短短一个月时间，人民币接连升破从6.55到6.50这6道关口。2011年4月以来人民币汇率在升值轨道上突然“发力”、频频“破关”，给我国外贸企业造成不小的冲击。来自第109届广交会的信息显示，外贸企业普遍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正在进入升值大周期下的频繁变动期，应对人民币汇率变化的能力已经成为考验企业生存的“高压线”，不少企业正在苦觅良策，希望在新一轮的升值周期中获得足够空间。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我国外贸企业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上，具体而说，人民币升值的汇率变动必将对外贸企业盈利大小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可能是企业的生存境遇；在另一方面，为应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外贸企业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市场经济战略抉择和财务管理技术选择必然会产生巨大改革，企业财务管理自然首当其冲，新的挑战和业务水平要求无可避免。

一、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贸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变动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作为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对国内企业尤其是我国的外贸企业的生存发展和财务管理上突显出巨大影响。企业的发展生存环境的改变，会促使企业在企业财务投资等相关决策上产生变化，必然也会对企业自身的财务管理活动产生变革。

（一）对外贸企业收入影响简析

人民币汇率变动主要在企业的进口出口收益体现上比较明显和直接。总体概况，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会造成我国企业出口的产品的价格上升，其竞争力和价格优势弱化，其他国家进口收购我国企业产品成本增加，导致我国企业产品份额降低，对外销售额下降；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进口成本降低，会使得我国大量进口外国企业产品，对我国企业产品产生产生抑制效应，导致我国企业产品销售进一步削弱。

（二）对外贸企业成本费用影响简析

人民币升值对于某些进口原料以及利用机器设备进行生产的企业存在潜在利益的。人民币的升值意味着相等的金额上对外的购买力增加了，而原材料和机器设备所需的原价是不变的，所以变相的实现了减少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同时，在人民币的升值下，外资企业如果以外币的方式支付成本费用的时期，支付对等的外国货币所需的人民币金额自然会降低，对于企业来讲，这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三）吸收外资进行国外投资分析

在人民币的强势升值环境下，对于我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是有所抑制的，企业的投资利益必然会被人民币的升值抵消部分。但对于吸收外资企业的投资是利大于弊的，汇率风险的危害会得到适当的减少和降低。尤其是在这种人民币升值增强情势下，一定会我国企业带来更广的市场和更多的机会，但同时也得注意到外来企业挑战的强度加深，将汇率因素反映于并购合同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二、我国外贸企业财务管理应对汇率变动存在的问题

（一）外汇资金管理机制不完善，结算业务分散

一方面，在企业银行管理上水平相对落后，银行的专业信息管理明显准备不充分，缺乏必要的账户信息记录，各个企业的资金累积沉淀现象较严重，再加上银行要先考虑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必然会不同程度影响到了外汇资金的集中力度；同时我国外资企业普遍的结算业务分散问题严重，而其中结算业务决定着资金的流向。经济日益发展，各种原来的管理制度已不适应，结算方式以及随之改变，更加的专业和细化了，资金的表现形式也日趋多元化。但是本国的技术水平相对不足，结算业务管理一直没有得到必要程度上的重视，基本上无力在根本上确定资金的走向，因此在对待控制外汇风险上困难重重。

（二）未建立汇率风险监控体系和预警机制

目前，我国外贸企业在外汇风险认知程度不高，意识上相对薄弱，而且专业的相关人才缺乏及其相关法律措施不健全导致了不能建立汇率风险的监控体系和预警机制。风险监控体系及预警机制的缺失，使得企业无法预测风险的大小和剧烈程度，而只能在相关重要的决策下，盲目判断，无法通过合理的科学水平进行检验，只能根据企业高层的感觉和经验，缺乏合理理性的分析，从而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三）避险工具有限，使用不当

合理的选择运用企业金融工具能规避汇率风险。目前来说，我国企业这方面这对方面比较薄弱，存在着许多重大问题，一方面是我国的知识水平不够，在避险工具方面上局限性较大，创新能力不足，只能袭用老式的避险工具，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外资企业规模有限，专业精通的人才欠缺，均会影响到运用避险工具使用率。但是也应注意到，由于经验不足，而过度的崇拜国外的管理经验，导致了我国企业乱用和错用使用避险工具，不仅没起到预想的效果，反而增加了其他风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外汇风险敏感性分析篇11

一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新兴市场的国家爆发了数次影响较大的货币危机，很多学者开始探究这些国家货币危机爆发根源，他们通过分析这些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的资产与负债情况，研究表明在危机爆发前夕或爆发时，这些国都普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货币错配现象，于是对货币错配问题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最有影响力的货币错配定义是Goldstein和Turner(2005)，他们提出在权益的净值或者净收入(或者兼而有之)对汇率的变动非常敏感时，就会出现了货币错配。从存量来看，货币错配指的是资产负债表(即净值)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从流量来看，货币错配则是指损益表(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净值／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越高，货币错配的程度也就会越严重。

近些年来，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货币错配问题也开始引起了国内部分学者的关注。王广谦(2004)认为中国经受过货币错配问题的困扰，过去和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不能避免。李扬(2005)指出我国已属货币错配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一旦汇率水平或汇率制度变动便会立刻痛切地感受到。倘若解决不好便会对国内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带来巨大不利冲击。

二　货币错配产生的原因

原罪这一概念最初是由Eichengreen和Hausmann(1999)在解释发展中国家无法真正放手让汇率自由浮动的原因时提出来的，他们认为这些国家货币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由原罪引起的。“原罪”是指出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和国内金融市场上不能以本币进行借贷和长期借贷而形成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关于货币错配的原因，国内学者们从发展中国家内外两个环境角度进行了分析，并各自提出自己的观点。

1　从发展中国家外部环境角度分析产生货币错配

Ize和Yeyati(1998)认为货币错配是全球贸易国际化、金融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贸易国际化、金融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实际部门美元化，出现了货币替代和资产替代的情况，从而导致金融美元化(financial dollarization)，货币错配正是这一过程的产物。

Dooly(2001)提出“复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观点，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了以美元、欧元与日元为“关键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把美、欧、日之外所有其他国家的货币都“边缘化”了，因此本币不是“关键货币”的国家都面临着程度不同的货币错配风险。

2　从发展中国家自身内部环境角度分析产生货币错配

Eiehengrren，Hausmann和Panizza(2003)认为原罪就是造成货币错配的直接原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则是产生货币错配的根本原因。他们经过实证研究发现，货币错配与国家信用等级高度相关，货币错配程度与国家大小有关。

Goldstein和Turner(2005)研究表明货币错配主要起因于新兴市场国家本身在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缺陷，而不是因为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完善。

李扬(2005)结合内外因来分析货币错配，从外因来看，货币错配是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自然结果；从内因来看，一方面是企业不能在发展滞后的国内资本市场借到资金，不得不到国际市场借来外币资金；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大多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贸易顺差意味着外币定值债权的积累，货币错配不可避免。

三　货币错配风险和影响

货币错配可以影响一国金融体系稳定、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经济运行安全，甚至会引发货币金融危机，因此货币错配在国际金融界备受关注。

1　货币错配会引发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

Foreman和sciglitz(1998)在分析短期外币债务敞口和1997―1998年危机的关联时，大胆断言：“光从这个变量就可以预计1997年的危机，必然是相当严重的。

Allen(2002)在分析了新兴市场国家20世纪90年代危机中的资产负债敞口后得出结论：近年来，几乎所有的危机都伴随着严重的货币错配问题。

维霍尔德、卡普泰恩(2001)在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之后认为，“R／STED(即外汇储备比经过调整的短期外债)比率低的国家中，绝大部分在最后都爆发了金融危机”。

2　货币错配会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Hausmann(2000)认为货币错配严重的国家不愿意让本币大幅贬值以免影响国内银行或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净值，可以避免破产风潮和经济衰退。固定汇率制使发展中国家丧失了浮动汇率制可能带来的一切好处，放弃了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Mishkin和Savastano(2001)认为，债务的美元化使那些以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国家更加关注汇率的变动，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它们甚至不惜以牺牲货币政策的目标为代价。

Bussiereetal(2004)实证检验30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结果表明货币错配程度严重的国家，当其面临偿付力约束时一般会产生或激化期限错配的程度，通常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两者是交错影响的，这进一步导致一国产出的不稳定，会对其经济政策产生较大的影响。

裴平、孙兆彬(2006)研究表明货币错配增加了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的风险，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阻碍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3　货币错配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加大国民经济运行风险

Hawkins和Turner(1999)认为有少数国家银行部门的货币错配规模以及货币贬值幅度都很大，但产出却没有很明显下降的现象。这因为这些国家的银行部门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较小，或者是把货币错配由私人部门转给公共部门，由政府承担货币错配所带来的全部损失。

Calvo和Reinhart(2000)认为货币错配会对新兴市场国家浮动汇率制度的运行产生严重的影响，使得它们产生“浮动恐惧”。他们声称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在实践中这些国家并不真正让本币自由浮动，而是频繁地通过外汇市场干预或利率调整来使其本币汇率稳定。

唐伟霞、朱超(2007)提出我国银行业整体上有着非常严重的货币错配，由于银行业对汇率非常敏感。这会给银行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风险，部分银行还存在发生较大危机的可能性。

陈建波(2007)认为中国的货币错配风险主要通过结售汇制度集中在中央银行，造成了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产生了不利影响。

四　货币错配风险的管理

国内外金融学者们根据货币错配的风险原因，结合各自研究的领域，提出了对货币错配风险进行管理的政策建议。

1　国际社会研究货币错配风险

ArmeKrueger(2000)提出两种方法：一种是规定新兴市场国家国内经济主体的外币债务不由其国内司法来管辖实施，另一种是要求七国集团立法，让其他金融机构只向新兴市场国家发放以贷款国货计值的贷款。

Eichengreen和Hausmarm(2003)建议构造一个由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子，并鼓励国际金融机构和十国集团政府发放以该篮子货币计值的债券。

Yeyati(2003)认为一国要想解决由美元化导致的货币错配问题，那么必须降低美元化，但是要降低美元化，不能以汇率稳定为目标，而要应以通货膨胀稳定为目标。通过对金融中介机构的本外币征收不同税收和实施管制政策可以有效降低美元化。但是可能产生资本外逃和金融脱媒的巨大代价。

Cowanetal.Goldstein和Tumer(2005)认为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可以通过消除隐含的汇率保险和迫使企业将汇率风险内在化而降低敞口风险，从而将货币错配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2　我国货币错配风险管理

我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外向型经济，国际收支双顺差，官方积累大量外汇储备，货币错配风险不断积累加剧，国内学者针对中国债权行货币错配风险管理，给出了政策建议。

李扬(2006)认为尽早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浮动，积极发展国内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是解决货币错配问题的积极态度。

夏建伟、曹广喜(2007)认为加强区域货币合作，推动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国际化对于解决我国的货币错配问题具有根本性意义。

外汇风险敏感性分析篇12

表1显示了截止2012年6月末四大行总体盈利情况。其中，净利润指标最为直观地展示了四大行的经营业绩，净利润同比增长率指标通过与去年同期利润相比来表现四大行经营业绩变化方向及幅度，总资产回报率指标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分别体现了四大行运用总资产及自有资本的效率和水平，而银行利润率则说明四大行的营业效率，体现了营业收入到净利润的转化能力。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银行在2012年上半年内遭遇最为沉重的打击，净利润增长率远远低于其他三大行，尴尬地跌入个位数增长。农业银行与之相反，表现出极为强劲的增长势头，净利润增长率独领，但不如人意的是其营业收入向净利润的转化率最低，体现了其营业成本相对高企，需后续进一步研究降低。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则各项指标均处于中等水平，表现了稳定而强劲的增长态势，并且在营业成本方面做到了较高的控制水平。

整理自2009年以来四大行的净利润增长率数据可得 图2，从图中可知，自农业银行上市以来，其每年6月末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均特别突出，这部分得益于其前期净利润相对较低，为后续大幅增长埋下空间，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地展示了该行近年来的非凡经营业绩。2009年的次贷危机和2012年的欧债危机等恶劣经济金融背景时期，银行业明显受到冲击，四大行净利润同比增长率相比2010年及2011年时期大幅萎缩。

1.2 结构分析

表 3中各项指标反映出，尽管近年来银行服务费收入等非利息收入占全部银行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但非利息成本通常仍然高于非利息收入，对四大行来说，净非利息收益率均为负，体现了银行经营管理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非利息收入占比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体现银行的成熟度，非传统贷存业务的发展情况，从表中可知工商银行在这方面走在最前列，该值相对靠近50%，其次是中国银行，达到30%以上，剩余两银行均以不到30%排列其后。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上半年的平均利差在四大行中均较低，分析其原因，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第一，人民币进入降息周期，利率市场化进程加速，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客户存款呈长期化趋势，人民币付息负债成本上升快于生息资产收益。第二，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弱，国内企业和居民持有外汇意愿增强，外币存款增长较快，但外汇贷款需求减弱，同时，主要发达经济体下调利率或维持低利率政策，外币资金利差收窄。其中，中国银行以2.1%最低利差垫底，说明其融资和资产运用成本较高，存在较大进步空间。

2 风险管理能力分析

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企业，风险管理能力是稳健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国内外金融监管组织或机构也尤为注重对各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监督和管理。面对恶劣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一向稳健的国内四大银行在2012年上半年中仍然体现了较好的风险管理能力和结果。下面从偿债风险（含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以及市场风险（主要包括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等主要风险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2.1 偿债风险（含流动性风险）

表 4显示四大行具有极低的偿债风险，资本充足率均远超监管要求的8%最低限。资产负债率和权益乘数表明四大行具有优秀的长期偿债能力，而现金资产比率和流动比率则表明四大行具有充分的短期偿债能力。其中，农业银行具有极高的外币流动比率，一方面表明具有极强的外币短期清偿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源于其相对较少的海外业务和海外存款。

2.2 信用风险

表 5展示了四大行极低的不良贷款率和充足的拨备覆盖率，这充分表明了四大行极低的信用风险。其中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稍高，为遏制信用风险，该行也为其配备了高额的拨备，使得拨备覆盖率同样较其他行更高。

2.3 市场风险（汇率、利率风险）

从表 6可以看出，四大行均具有较大的利率风险缺口和外汇敞口，利率敏感系数也较高。面对着包含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在内的金融市场化的提速以及各行海外布局的深入，各行应加强市场风险管理，进一步完善资产负债配置，更关注防范市场风险。建设银行尤以26.89的利率敏感系数较之其他行面临着大得多的利率风险，急需研究改善。

3 结论

基于我国四大上市银行2012年半年报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综合资产负债、盈利能力以及风险管理能力等多方面情况，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1）在盈利能力方面，中国银行净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而农业银行的银行利润率相对较低，说明前者在对自有资金的运用上欠佳，而后者则未能较好地控制住营业支出等，需加强成本管理。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对利息收入的依赖相对较低，展示了良好的非存贷的其他业务发展能力。建设银行具有相对较高的净营业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表明其较有成效的运营管理能力和较好的获利能力，其股票投资价值较高。

（2）考虑风险情况，四大行均有较强的抵抗能力，但具有不同特色。农业银行具有极高的外币流动比率，一方面表明具有极强的外币短期清偿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源于其相对较少的海外业务和海外存款。同时，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相对较多，对资产运用造成较大不利影响，但其相对较低的外汇和利率风险缺口使得其市场风险较小。建设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利率敏感系数上均相对较高，预示将占用较多拨备和面临较大市场风险。与上述两行不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贷款质量较优，中国银行的资产负债配置相对较好使得其利率敏感系数较低。

总之，当前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给四大行的经营管理带来了挑战和困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大银行的快速发展，四大行的经营业绩同样也如实和详尽地体现了客观现实。但相关数据表明，我国四大行仍然依靠庞大的资产负债规模较快扩张，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仍然优秀。由于历史、业务特点等原因，四大行在经营特色、各项财务数据构成上各有不同，2012年上半年的发展势头不尽相似，相关管理者很有必要认真分析对比同业和自身的异同，从数据中从经验教训中总结，以符合自身和环境特点的战略及思维，及时调整改进，以便使得各自银行在后续的发展中变被动为主动，换挑战为机遇，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历年年报及半年报（2009-2012）